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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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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古史材料

第三章 民族原始

第四章 古史年代

第五章 开辟传说

第六章 三皇事迹

第一节 纬书、三皇之说

第二节 巢、燧、羲、农事迹

第七章 五帝事迹

第一节 炎黄之争

第二节 黄帝之族与共工之争

第三节 禹治水

第四节 尧舜禅让

第五节 尧、舜、禹与三苗之争

第八章 夏、殷、西周事迹

第一节 夏后氏事迹

第二节 殷先世事迹

第三节 夏殷兴亡

第四节 殷代事迹

第五节 周先世事迹

第六节 殷周兴亡（上）

第七节 殷周兴亡（下）

第八节 西周事迹

第九章 春秋战国事迹

第一节 东周列国形势

第二节 齐、晋、秦、楚之强

第三节 五霸事迹（上）

第四节 五霸事迹（下）

第五节 齐顷灵庄、晋厉悼、楚共灵之争

第六节 吴、越之强

第七节 楚、吴、越之争

第八节 战国形势

第九节 楚悼、魏惠、齐威宣、秦献孝之强

第十节 齐湣王之强

第十一节 秦灭六国

第十章 民族疆域

第一节 先秦时诸民族

第二节 先秦疆域

第十一章 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人 口

第四节 等 级

第十二章 农工商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泉 币

第十三章 衣食住行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衣 服

第三节 宫 室

第四节 交 通

第十四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封 建

第二节 官 制

第三节 选 举

第四节 租 税

第五节 兵 制

第六节 刑 法

第十五章 宗教学术

第一节 文 字

第二节 古代宗教学术（上）

第三节 古代宗教学术（下）

第四节 宦 学

第五节 先秦诸子

第十六章 结 论

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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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秦代事迹

第一节 始皇治法

第二节 始皇拓土

第三节 秦之失政

第四节 二世之立

第三章 秦汉兴亡

第一节 陈涉首事

第二节 刘、项亡秦

第三节 诸侯相王

第四节 楚汉兴亡

第四章 汉初事迹

第一节 高祖初政

第二节 高祖翦除功臣

第三节 高祖和匈奴

第四节 汉初功臣、外戚相诛

第五节 汉初休养生息之治

第六节 封建制度变迁

第五章 汉中叶事迹

第一节 汉代社会情形

第二节 儒术之兴

第三节 武帝事四夷（一）

第四节 武帝事四夷（二）

第五节 武帝事四夷（三）

第六节 武帝事四夷（四）

第七节 武帝事四夷（五）

第八节 论武帝用兵得失

第九节 武帝求神仙

第十节 武帝刻剥之政

第十一节 巫蛊之祸

第十二节 昭、宣时政治情形

第十三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一)

第十四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二)

第十五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三)

第十六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四）

第六章 汉末事迹

第一节 元帝宽弛

第二节 成帝荒淫

第三节 哀帝纵恣

第七章 新室始末

第一节 新莽得政

第二节 新室政治(上)

第三节 新室政治(下)

第四节 新莽事四夷

第五节 新莽败亡

第八章 后汉之兴

第一节 更始、刘盆子之败

第二节 光武定河北自立

第三节 光武平关中

第四节 光武平群雄(上)

第五节 光武平群雄(下)

第九章 后汉盛世

第一节 光武、明、章之治

第二节 匈奴分裂降附

第三节 后汉定西域

第四节 汉与西南洋交通

第五节 后汉平西羌

第六节 后汉开拓西南

第七节 后汉时东北诸族

第十章 后汉衰乱

第一节 后汉外戚、宦官之祸（上）

第二节 后汉外戚、宦官之祸（下）

第三节 后汉羌乱

第四节 党锢之祸

第五节 灵帝荒淫

第六节 后汉中叶后外患

第七节 后汉中叶后内乱

第十一章 后汉乱亡

第一节 何进之败

第二节 董卓之乱

第三节 李傕、郭汜之乱

第四节 东诸侯相攻

第五节 曹操平定北方（上）

第六节 曹操平定北方（下）

第七节 孙氏据江东

第八节 赤壁之战

第九节 刘备入蜀

第十节 曹操平关陇、汉中

第十一节 刘备取汉中

第十二节 孙权取荆州

第十二章 三国始末

第一节 三国分立

第二节 三国初年和战

第三节 诸葛亮伐魏

第四节 魏氏衰乱

第五节 魏平辽东

第六节 司马氏专魏政

第七节 蜀、魏之亡

第八节 孙吴盛衰

第九节 孙吴之亡

第十节 三国时四裔情形

第十三章 秦汉时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户口增减

第四节 人民移徙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第十四章 秦汉时社会等级

第一节 豪 强

第二节 奴、客、门生、部曲

第三节 游 侠

第四节 秦汉时君臣之义

第五节 士大夫风气变迁

第十五章 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

第一节 秦汉人赀产蠡测

第二节 秦汉时豪富人

第三节 秦汉时地权不均情形

第四节 汉世禁奢之政

第五节 汉世官私振贷

第十六章 秦汉时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钱 币

第十七章 秦汉时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第三节 衣 服

第四节 宫 室

第五节 葬 埋

第六节 交 通

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第二节 封 建

第三节 官 制

第四节 选 举

第五节 赋 税

第六节 兵 制

第七节 刑 法

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第二节 文 字

第三节 儒家之学

第四节 百家之学

第五节 史 学

第六节 文学美术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第八节 经 籍

第二十章 秦汉宗教

第一节 祠祭之礼

第二节 诸家方术

第三节 五德终始之说

第四节 图 谶

第五节 神仙家

第六节 道教之原

第七节 佛教东来

两晋南北朝史：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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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晋初情势

第一节 政俗之敝

第二节 戎狄之患

第三节 封建之制

第三章 西晋乱亡

第一节 齐献王争立

第二节 八王之乱（上）

第三节 八王之乱（下）

第四节 洛阳沦陷

第五节 长安倾覆

第六节 巴氐据蜀

第七节 张氏据河西

第八节 鲜卑之兴

第九节 荆扬丧乱

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一节 元帝东渡

第二节 北方陷没

第三节 东晋初年内乱

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第一节 刘、石兴亡

第二节 后赵盛衰

第三节 冉闵诛胡

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

第五节 桓温灭蜀

第六节 殷浩、桓温北伐

第七节 桓温废立

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第一节 秦灭前燕

第二节 秦平凉州、仇池

第三节 秦平铁弗氏、拓跋氏

第四节 肥水之战

第五节 后燕、后秦之兴

第六节 秦、凉分裂

第七节 拓跋氏再兴

第八节 后燕分裂灭亡

第九节 秦、夏相攻

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第一节 道子乱政

第二节 孙恩之乱

第三节 桓玄篡逆

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第五节 宋武平卢循、谯纵

第六节 宋武翦除异己

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第八节 魏并北方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一节 宋初内衅

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第七节 魏太武南寇

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一节 元凶弑逆

第二节 孝武世诸王之祸

第三节 前废帝之败

第四节 子勋败亡

第五节 宋失淮北

第六节 明帝诛戮宗室大臣

第七节 宋治盛衰

第八节 后废帝之败

第九节 齐高篡宋

第十章 齐、梁兴亡

第一节 齐武、文惠猜忌杀戮

第二节 郁林王之败

第三节 明帝诛翦高、武子孙

第四节 齐治盛衰

第五节 东昏时内外叛乱

第六节 梁武代齐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第一节 冯后专朝

第二节 孝文迁洛

第三节 齐魏兵争

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

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第一节 魏政荒乱（上）

第二节 魏政荒乱（下）

第三节 北方丧乱

第四节 尔朱荣入洛

第五节 梁武政治废弛

第六节 梁纳元颢

第七节 孝庄帝杀尔朱荣

第八节 齐神武起兵

第九节 魏分东西

第十节 东西魏争战

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

第一节 侯景乱梁（上）

第二节 侯景乱梁（中）

第三节 侯景乱梁（下）

第四节 江陵之变

第五节 陈武帝却齐师

第六节 陈平内乱（上）

第七节 陈平内乱（中）

第八节 陈平内乱（下）

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第一节 齐篡东魏

第二节 文宣淫暴

第三节 孝昭、武成篡夺

第四节 武成、后主荒淫

第五节 周篡西魏

第六节 周、齐兵事

第七节 陈取淮南

第八节 周灭北齐

第九节 陈失淮南

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第二节 陈后主荒淫

第三节 隋并梁、陈

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方诸国

第二节 南方诸异族之同化

第三节 林邑建国

第四节 海南诸国

第五节 海道交通

第六节 北方诸异族之同化

第七节 羌、浑诸国

第八节 西域诸国

第九节 柔然、突厥兴亡

第十节 东北诸国

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户口增减

第四节 人民移徙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阀之制（上）

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第三节 豪右、游侠

第四节 奴、客、部曲、门生

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资、赀产

第二节 豪贵侈靡

第三节 地权不均情形

第四节 侈靡之禁

第五节 借贷、振施

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钱 币（上）

第五节 钱 币（下）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第三节 衣 服

第四节 宫 室

第五节 葬 埋

第六节 交 通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第二节 封 建

第三节 官 制

第四节 选 举

第五节 赋 税

第六节 兵 制

第七节 刑 法

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第二节 文 字

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第五节 史 学

第六节 文学美术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第八节 经 籍

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

第二节 佛教流通

第三节 道教建立

隋唐五代史：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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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隋室兴亡

第一节 文帝内治

第二节 文帝外攘

第三节 炀帝夺宗

第四节 炀帝荒淫

第五节 炀帝事四夷

第六节 隋末之乱（上）

第七节 隋末之乱（下）

第三章 唐之初盛

第一节 高祖、太宗之治

第二节 唐初武功（一）

第三节 唐初武功（二）

第四节 唐初武功（三）

第五节 唐初武功（四）

第六节 唐初武功（五）

第七节 唐初武功（六）

第四章 武、韦之乱

第一节 高宗之立

第二节 武后得政代唐

第三节 武后政治

第四节 高宗、武后时外患

第五节 中宗复位

第六节 韦后乱政

第七节 玄宗之立

第五章 开元、天宝治乱

第一节 玄宗政治

第二节 开、天边事（一）

第三节 开、天边事（二）

第四节 开、天边事（三）

第五节 开、天边事（四）

第六节 开、天边事（五）

第七节 安史之乱（上）

第八节 安史之乱（下）

第六章 安史乱后形势

第一节 代宗之立

第二节 吐蕃、回纥之患

第三节 藩镇及内乱

第四节 代宗政治

第七章 德宗事迹

第一节 德宗初政

第二节 东方藩镇之变

第三节 泾师之变

第四节 兴元后藩镇起伏

第五节 贞元后边患

第六节 贞元朝局

第八章 顺、宪、穆、敬四朝事迹

第一节 顺宗谋诛宦官

第二节 宪宗时藩镇叛服

第三节 元和朝局

第四节 穆宗时藩镇叛服

第五节 穆、敬荒淫

第九章 文、武、宣三朝事迹

第一节 甘露之变

第二节 武、宣朝局

第三节 文、武、宣三朝藩镇叛服

第四节 回纥之亡

第五节 吐蕃衰乱

第十章 唐室乱亡（上）

第一节 懿、僖荒淫

第二节 中叶后南蛮之患

第三节 懿、僖时之内乱（上）

第四节 懿、僖时之内乱（中）

第五节 懿、僖时之内乱（下）

第六节 僖宗再播迁

第十一章 唐室乱亡（下）

第一节 昭宗征河东

第二节 河东与、岐、华之争

第三节 岐、汴之争

第四节 梁太祖代唐

第五节 唐末割据（上）

第六节 唐末割据（下）

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始末（上）

第一节 梁、唐盛衰

第二节 梁室之亡

第三节 后唐庄宗乱政

第四节 唐灭前蜀

第五节 后唐庄宗之亡

第六节 后唐明宗时内外形势

第七节 从荣、从厚败亡

第十三章 五代十国始末（中）

第一节 唐、晋兴亡

第二节 晋高祖时内外形势

第三节 石晋之亡

第四节 契丹北去

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始末（下）

第一节 郭威代汉

第二节 南方诸国形势（上）

第三节 南方诸国形势（中）

第四节 南方诸国形势（下）

第五节 周世宗征伐

第六节 宋平定海内

第十五章 唐中叶后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北诸国

第二节 南方诸国

第三节 西北诸国

第十六章 隋唐五代社会组织

第一节 婚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人 口

第四节 人民移徙

第五节 风 俗

第十七章 隋唐五代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 阀

第二节 豪强、游侠

第三节 奴 婢

第十八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资、赀产

第二节 地 权

第三节 侈靡之俗

第四节 官私振贷

第十九章 隋唐五代时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钱 币（上）

第五节 钱 币（下）

第二十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食储、漕运、籴粜

第三节 服 饰

第四节 宫 室

第五节 葬 埋

第六节 交 通

第二十一章 隋唐五代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第二节 封 建

第三节 官 制（上）

第四节 官 制（下）

第五节 选 举（上）

第六节 选 举（下）

第七节 赋 税（上）

第八节 赋 税（下）

第九节 兵 制

第十节 刑 制

第二十二章 隋唐五代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第二节 文 字

第三节 儒、玄、佛思想转移

第四节 史 学

第五节 文学美术

第六节 自然科学

第七节 经 籍

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宗教

第一节 诸教情状

第二节 限制宗教政令

第三节 杂迷信

宋辽金夏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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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夏元史

宋世系

辽世系

金世系

夏世系

元世系

（一）宋之统一

（二）宋之疆域

（三）宋之制度

（1）官 制

（2）兵 制

（3）刑 法

（4）学 校

（5）科 举

（四）宋初之政治

（1）削夺藩镇兵权

（2）优礼士大夫

（3）台 之横

（五）王安石之变法

（1）变法之起因

（2）变法之实行

（六）党争之误国

（1）新旧党之分张

（2）新旧党之倾轧

（3）宣和之衰败

（七）宋之边患

（1）辽之建国

（2）夏之兴起

（3）金之兴起

（八）北宋之灭亡

（1）宋、金之和战

（2）宋、金之战争

（九）南宋之建国

（1）宋、金之战争

（2）宋、金之和

（3）南宋初年之兵费

（十）南宋与金之对峙

（1）金之立国规模

（2）南宋与金之和战

（3）南宋之不振

（十一）南宋之灭亡

（1）蒙古之兴起

（2）西夏之灭亡

（3）金之灭亡

（4）南宋之亡

（十二）元之建国

（1）元初之武功

（2）元之疆域

（3）元之制度

（十三）元之衰亡

（1）帝位之纷争

（2）政治之不良

（3）治河之役

（4）人民之反抗

（5）元对义师与内讧

宋辽金元之社会

（一）民生状况

（1）田 赋

（2）职 役

（3）官卖品

（4）杂 税

（5）币 制

（6）江浙官田

（7）物 产

（二）学术思想

（1）理 学

（2）史 学

（3）文 学

（4）通俗文学

（5）书 画

（6）印 刷

（三）工艺制造

（1）纺 织

（2）雕 漆

（3）瓷 器

（4）塑 像

（5）建 筑

（6）器 用

（四）风 俗

（1）饮 食

（2）衣 饰

（3）嫁 娶

（4）丧 葬

（5）令 节

（6）戏 玩

明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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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总 论

第一章 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第二章 明史体例附明代系统表

附 明代系统表

第二编各 论

第一章 开 国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附群雄系统表说

附 群雄系统表说

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

第四节 洪武年中诸大事

第二章 靖 难

第一节 建文朝事之得失

第二节 靖难兵起之事实

第三节 靖难后杀戮之惨

第四节 靖难以后明运之隆替

第五节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

第三章 夺 门

第一节 正统初政

第二节 土木之变

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

第四节 景泰在位日之功过

第五节 夺 门

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

第八节 英、宪、孝三朝之学术

第四章 议 礼

第一节 武宗之失道

第二节 议 礼

第三节 议礼前后之影响

第四节 隆庆朝政治

第五节 正、嘉、隆三朝之学术

第五章 万历之荒怠

第一节 冲幼之期

第二节 醉梦之期

第三节 决裂之期

第四节 光宗一月之附赘

第六章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第一节 天启初门户之害

第二节 天启朝之阉祸

第三节 崇祯致亡之症结

第四节 专辩正袁崇焕之诬枉

第五节 崇祯朝之用人

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

第七章 南明之颠沛

第一节 弘光朝事

第二节 隆武朝事附绍武建号

第三节 永历朝事

第四节 鲁监国事

清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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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总 论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第二章 清史体例

第三章 清代种族及世系

第四章 八旗制度考实

第二编各 论

第一章 开 国

第一节 太 祖

第二节 太 宗

第三节 世 祖

第二章 巩固国基

第一节 圣祖嗣立至亲政

第二节 撤 藩

第三节 取台湾

第四节 治 河

第五节 绥服蒙古

第六节 定西藏

第七节 移风俗

第八节 兴文教

第九节 盛明之缺失

第三章 全 盛

第一节 世宗初政

第二节 雍正朝特定之制

第三节 武功之继续（一）——收青海及喀木

第四节 武功之继续（二）——再定西藏

第五节 武功之继续（三）——取准噶尔

第六节 武功之继续（四）——取回疆

第七节 世宗兄弟间之惨祸

第八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

第九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

第四章 嘉、道守文

第一节 内 禅

第二节 嘉庆间兵事（一）——三省苗

第三节 嘉庆间兵事（二）——三省教匪

第四节 嘉庆间兵事（三）——海患

第五节 嘉庆间兵事（四）——畿辅教匪

第六节 道光朝士习之转移

第七节 鸦片案

第八节 鸦片案究竟

第五章 咸、同之转危为安

第一节 太平军（上）

第二节 太平军（中）

第三节 太平军（下）

第四节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第五节 平 捻

第六节 平 回

附：俄还伊犁始末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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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序

总 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琦善与鸦片战争

1.引 言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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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636号

先秦史 / 吕思勉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1-1

Ⅰ.①先… Ⅱ.①吕… Ⅲ.①中国历史－先秦时代 Ⅳ.①K22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010）68914775（总编室）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字　　数／363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第一章 总 论

历史果何等学问？治之果有何用耶？自浅者言之，则曰：史也者，前车之鉴也。昔人若何而得，则我可从而放效之；若何而失，则我可引为鉴戒，斯言似是，而实不然。何则？大化之迁流，转瞬而已非其故，世事岂有真相同者？见为相同，皆察之未精者耳。执古方以药今病，安往而不贻误？近世西人东来，我之交涉，所以败绩失据者，正坐是也。然则史学果何用耶？

曰：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宇宙间物，莫不有其所由成，社会亦何独不然？中国之社会，何以不同于欧洲？欧洲之社会，何以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异；苟深思之，则知其原因极为深远，虽极研索之功，犹未易窥其万一也。因又有因，欲明世事之所由来，固非推之邃初不可。此近世史家，所以记载务求其详，年代务求其远；虽在鸿荒之世，而其视之之亲切，仍与目前之局等也。

史事既极繁赜，而各时代之事势，又不能无变异，治史者自不能不画为段落。昔日史家多依朝代为起讫。一姓之兴亡，诚与国势之盛衰，群治之升降，皆有关系，然二者究非同物，此近世史家，所以不依朝代，而随时势以分期也。分期之法，各家不同，而画周以前为一期，则殆无二致。是何哉？论者必曰：封建易为郡县，实为史事一大界，斯固然也。然封建、郡县之递嬗，其关系何以若是其大？则能言之者寡矣。盖世运恒自塞而趋于通，而其演进也，地理若为之限。以交通之阻隔，乃将世界文化分为若干区；区自有其中心，而传播于其邻近；久之，则各区域之文化，更互相接而终合为一焉。

此前世之行事，可以共征；亦今后之局势，可以豫烛者也。中国地处亚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地东南滨海；西则青海、西藏，号称世界第一高原；北则蒙古、新疆，实为往古一大内海，山岭重叠，沙碛绵延，实非昔时人力，所能逾越；东北兴安岭之麓，虽土壤腴沃，而气候苦寒，开拓且非旦夕可期，更无论逾岭而北矣。职是故，中国今日之封域，实自成为一文化区。抟结此区域内之人民而一之，而诞敷其文化，则中国民族在世界上所尽之责任也。此一区域之中，事势亦自分难易。内地之诸省及辽宁，久抟结为一体，吉、黑及蒙、新、海、藏，则不免时有离合焉。此等皆以大势言之，勿泥。 封建废而郡县兴，则我民族抟结内地及辽宁之告成，而其经营吉、黑及蒙、新、海、藏之发轫也。其为史事一界画，不亦宜乎？

复次：史材之同异，亦为治史者分画界线之大原因。今之言史材者，固不专恃文字，究以依据文字者为多，科学未兴之时则尤甚。西儒或分书籍为三种：一曰属于理智者，言学之书是也。二曰属于情感者，文辞是也。三曰属于记忆者，史籍是也。吾国旧分书籍为四部：经、子二部，略与其所谓属于理智者相当；集与其所谓属于情感者相当；集部后来，庞杂至不可名状，然其初，则专收文辞，实上承《七略》之《诗赋略》，说见《文史通义·文集篇》。史与其所谓属于记忆者相当；虽不密合，以大致言之固如是。然此乃后世事，非所语于古初。《汉志·太史公书》，尚附《春秋》之末，更微论秦以前也。吾国史官，设立甚早，然其所记，与后世史官所记者，实非同物。参看下章。况经秦火，尽为煨烬，谓古书亡于秦火，实诬罔之辞。自汉以后，更无祖龙，汉、隋诸志著录之书，什九安在？况古代学术之传，多在口耳，不专恃竹帛乎？然史经秦火而亡，则非虚语，以史在当时为官书也。《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人家”之“人当”作民，此唐人避讳字未经改正者。周室二字，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周室能尽藏列国之史。其仅存者，皆附经、子以传，则仍为言学术之书；而私家所称述，更无论矣。史以记载为主，古代之记载缺乏如是，治古史之法，安得不与治后世之史异？治之之法异，斯其所成就者亦不同矣，此又古今史家所以不期而同，于周、秦之间皆若有一界画在者也。

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梁任公谓治国史者，或以不分期为善，见中华书局刻本《国史研究》附录《地理年代篇》。其说亦未必然。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言周以前之史，而率约定俗成之义，以求称名，自以先秦二字为最当。今故径称是编为《先秦史》焉。太古、中古等名，自昔即无定义，见《诗·甫田疏》。

第二章 古史材料

今之所谓科学者，与前此之学问，果何以异乎？一言蔽之曰：方法较密而已。方法之疏密，于何判之？曰：方法愈密，则其使用材料愈善而已。信如是也。古史之材料，既以难治闻，当讲述之先，固不得不一为料检也。

近世史家，大别史材为二：一曰记载，二曰非记载。记载之中，又分为四：一曰以其事为有关系，而记识之以遗后人者，史官若私家所作之史是也。二曰本人若与有关系之人，记识事迹，以遗后人者，碑铭传状之属是也。此等记载，恒不免夸张掩饰，然其大体必无误，年月日、人地名等尤为可据，以其出于身亲其事者之手也。且夸张掩饰，亦终不可以欺人，善读者正可于此而得其情焉。三曰其意非欲以遗后人，然其事确为记载者，凡随意写录，自备省览之作皆是也。四曰意不在于记载，然后人读之，可知当时情事，其用与记载无异者，前章所言属于理知、情感两类之书是也。记载大都用文字，然文字、语言本为同物，故凡口相传述之语，亦当视与简策同科焉。非记载之物，亦分为三：一曰人，二曰物，三曰法俗。人类遗骸，可以辨种族，识文化之由来。物指凡有形者言，又可分为实物及模型、图画两端。法俗指无形者言，有意创设，用为规范者为法；无意所成，率由不越者为俗。法俗非旦夕可变，故观于今则可以知古也。法俗二字，为往史所常用，如《后汉书·东夷传》谓“倭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珠崖、儋耳相类，故其法俗多同”是也。史家材料汗牛充栋，然按其性质言之则不过如此。

史家有所谓先史时代(Prehistory)者，非谓在史之先，又别有其时代也。先史之史，即指以文字记事言之亦可该口传言先史，犹言未有文字记载之时云尔。人类业力，至为繁赜，往史所记，曾不能及其千万分之一。抑史家之意，虽欲有所记识，以遗后人，而其执笔之时，恒系对当时之人立说，此实无可如何之事。日用寻常之事，在当时自为人所共知，不烦记述，然阅一时焉，即有待于考索矣。非记载之物，虽不能以古事诏后人，然综合观之，实足见一时之情状。今之史家，求情状尤重于求事实，故研求非记载之物，其所得或转浮于记载也。如观近岁殷墟发掘所得，可略知殷代社会情状，不徒非读《史记·殷本纪》所能知，并非徒治甲骨文者所能悉也。非记载之物，足以补记载之缺而正其讹，实通古今皆然，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时，尤为重要。我国发掘之业，近甫萌芽，而其知宝古物，则由来已久。大抵初由宝爱重器而起。重器为古贵族所通好，其物既贵而又古，其可爱自弥甚。如周、秦人之侈言九鼎，梁孝王之欲保雷尊是也。见《汉书·文三王传》。此等风气，虽与考古无关，然一入有学问者之手，自能用以考古，如许慎《说文解字序》，言 “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则考文字学之始也。郑玄注经，时举古器为证，则考器物之始也。《汉书·郊祀志》，载张敞案美阳鼎铭，知其为谁所造，则考史事之始也。此等风气，历代不绝，而赵宋及亡清之世为尤盛。其所珍视者，仍以鼎彝之属为最，亦及于刀剑、钱币、权量、简策、印章、陶瓷器诸端，所考索者，则遍及经学、史学、小学、美术等门。或观其形制，或辨其文字，或稽其事迹。其所考释，亦多有可称。惜物多出土后得，即有当时发现者，亦不知留意其在地下及其与他物并存之情形，因之伪器杂出，就见有之古器物论之，伪者盖不止居半焉。又其考释之旨，多取与书籍相证，而不能注重于书籍所未纪。此其所以用力虽勤，卒不足以语于今之所谓考古也。发掘之业，初盖借资外人。近二十年来，国人亦有从事于此者。又有未遑发掘，但据今世考古之法，加以考察者。其事，略见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两书，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得虽微，已有出于文字纪载之外者矣。其略，于第三、第四两章述之，兹不赘。

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英儒吴理氏(Charles Leonard Woolley)有言：薛里曼(Schliemann)发见迈锡尼(Mycenae)之藏，而知荷马(Homer)史诗，无一字之诬罔见《考古发掘方法论·引论》。彼岂不知荷马史诗，乃吾国盲词之类哉？而其称之如此，可知古书自有其读法矣。书籍在今日，仍为史料之大宗，今故不惮烦碎，略举其要者及其读法如下：

先秦之书，有经、子、集三部而无史，前已言之。然经、子实亦同类之物。吾国最早之书目为《七略》。除《辑略》为群书总要外，凡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别六艺于诸子，乃古学既兴后之缪见，语其实，则六艺之书皆儒家所传，儒家亦诸子之一耳。兵书、数术、方技，其当列为诸子，更无可疑。《汉志》所以别为一略者，盖因校雠者之异其人，非别有当分立之故也。然则《七略》之书，实惟诸子、诗赋两类而已。儒家虽本诸子之一，而自汉以后，其学专行，故其书之传者特多，后人之训释亦较备。传书多则可资互证，训释备则易于了解，故治古史而谋取材，群经实较诸子为尤要。经学专行二千余年，又自有其条理。治史虽与治经异业，然不通经学之条理，亦必不能取材于经。故经学之条理，亦为治古史者所宜知也。经学之条理如之何？曰：首当知汉、宋及汉人所谓今古学之别。古代学术之传，多在口耳，汉初之传经犹然。及其既久，乃或著之竹帛，即以当时通行之文字书之。此本自然之理，无庸特立名目。西京之季，乃有自谓得古书为据，而訾前此经师所传为有阙误者。人称其学为古文，因称前此经师之学为今文焉。今古文之别，昧者多以为在文字。其实古文家自称多得之经，今已不传；看下文论《尚书》处。此外如《诗· 都人士》多出一章之类，其细已甚。其传者，文字异同，寥寥可数，且皆无关意指。郑注《仪礼》，备列今古文异字，如古文位作立，义作谊，仪作义之类，皆与意指无关，其有关系者，如《尚书·盘庚》“今予其敷心腹肾肠”，今文作“今我其敷优贤扬历”之类，然极少。使今古文之异而止于此，亦复何烦争辨？今古文之异，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经本古书，而孔子取以立教。古书本无深义，儒家所重，乃在孔子之说。说之著于竹帛者谓之传；其存于口耳者，仍谓之说；古书与经，或异或同，足资参证，且补经所不备者，则谓之记。今古文之经，本无甚异同，而说则互异，读许慎之《五经异义》可见。今文家之传说，盖皆传之自古，古文家则出己见。故今文诸家，虽有小异，必归大同；不独一经然，群经皆然，读《白虎通义》可见，此书乃今文家言之总集也。古文则人自为说。又今文家所言制度较古，古文则较新，观封建之制，古文封地较大；兵制，古文人数较多；可知。以今文口说，传自春秋，古文则或据战国时书也。两汉立于学官者，本皆今文之学。西汉末年，古文有数种立学，至东汉时乃废。然东京古文之学转盛。至魏、晋之世，则又有所谓伪古文者出焉。于《尚书》，则伪造若干篇，并全造一《伪孔安国传》。一切经说，亦多与当时盛行之古说有异同。并造《孔子家语》及《孔丛子》两书，托于孔氏子孙以为证。此案据清儒考校，谓由王肃与郑玄争胜而起，见丁晏《尚书余论》。今亦未敢遽定，然要必治肃之学者所为。自此以后，今文之学衰息，而古文之中，郑、王之争起焉。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皆不过为东汉诸儒作主奴而已。宋儒出，乃以己意求之于经，其说多与汉人异，经学遂分汉、宋二派。以义理论，本无所轩轾，宋学或且较胜；然以治古史而治经，求真实其首，务以求真论，汉人去古近，所说自较宋

人为优，故取材当以汉人为主。同是汉人，则今文家之说，传之自古，虽有讹误，易于推寻，非如以意立说者之无所质正，故又当以今文为主也。此特谓事实如此，非谓意存偏重，更非主于墨守也。不可误会。

六经之名，见于《礼记·经解》，曰《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人所传，则为五经，以《乐》本无经也。后世举汉人所谓传记者，皆列之于经，于是有九经、《春秋》并列三传，加《周官》《礼记》。十三经于九经外，再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之目。此殊非汉人之意。然因治古史而取材，则一切古书，皆无分别，更不必辨其孰当称经，孰不当称经矣。

诗分风、雅、颂三体：风者，民间歌谣，读之可见民情风俗，故古有采诗及陈诗之举。《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礼记·王制》：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雅则关涉政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意在自夸其功烈，读之，亦可见古代之史实焉。风本无作义可言，三家间有言之者，其说必传之自古，然亦不能指为作者之意。歌谣多互相袭，或并无作者可指。雅、颂当有本事。今今文说阙佚已甚，古文依据《小序》，诗诗皆能得其作义，已不可信，又无不与政治有关。如此，则风雅何别乎？故《诗序》必不足据。然后人以意推测，则更为非是。何则？诗本文辞，与质言其事者有异，虽在并世，作者之意犹或不可窥，况于百世之下乎？故以诗为史材，用之须极矜慎也。

《尚书》：今文家所传，凡二十八篇。《尧典》一，合今本《舜典》，而无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二，合今本《益稷》。《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范》十一。《金滕》十二。《大诰》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无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合今本《康王之诰》。《费誓》二十五。《吕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古文家称孔壁得书百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古文家以无师说，亦不传授。是为《逸十六篇》，其目见于《书疏》。曰《舜典》。曰《汨作》。曰《九共》。曰《大禹谟》。曰《益稷》。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汤诰》。曰《咸有一德》。曰《典宝》。曰《伊训》。曰《肆命》。曰《原命》。曰《武成》。曰《旅獒》。曰《冏命》。今亦已亡。今所行者，乃东晋时梅赜所献之伪古文本也。真书二十八篇，亦附之以传矣。书之较古者，如《尧典》《禹贡》等，决为后人所作，然亦可见其时之人所谓尧、舜、禹者如何，究有用也。而类乎当时史官，或虽出追述，而年代相去不远者，更无论矣。

今之《仪礼》本称《礼经》。后儒尊信古文，以《周官》为经礼，此书为曲礼，乃生“仪礼”之名。其实《周官》之所陈，与此书之所述，绝非同物也。此书凡十七篇。为冠、昏、《士冠礼》《士昏礼》。丧、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丧服》。朝、聘、《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射、乡《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之礼，可考古代亲族关系、宗教思想、内政外交情形；并可见宫室、车马、衣服、饮食之制，实治史者所必资。

《易》为卜筮之书，与宗教、哲学，皆有关系。二者在古代，本混而不分也。哲学可分两派：偏重社会现象者，为古人所谓理；偏重自然现象者，为古人所谓数。《易》为古代宗教、哲学之府，自可兼苞此二者。后之治《易》者，自亦因其性之所近，而别为两派矣。途辙所趋，亦因风会。大抵今文主于理，今文《易》说，今皆不传。

然《汉志》易家有《淮南道训》二篇。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盖即今《淮南子》之《原道训》。然则《淮南书》中，凡类乎《原道训》之言，皆今文《易》说也。不宁惟是，诸古书中，有类乎《原道训》之言，亦皆今文《易》说也。盖《易》说本古哲学家之公言，非孔门之私言也。知此，则今文《易》说，亡而不亡矣。古文主于数。魏晋人主于理，宋人主于数。言数者多主《上下经》，言理者多主《系辞传》，今本所谓《系辞》者，王肃本作《系辞传》，见《经典释文》。案《史记·自序》引今《系辞》之文，谓之《易大传》，则王肃本是也。足征今文之学，为孔门嫡传也。然古文及宋人之说，虽非孔门《易》说，要为古代哲学之遗。宋人《太极图》及《先后天图》之学，原出道家，更无可疑。观胡渭《易图明辨》可知。然道家之学，亦有所受之，非杜撰也。以治史取材言，正无所轻重矣。

《春秋》本纪事之书，治史取材，实为最要。然亦有当留意者。盖孔子之修《春秋》，本以明义，故于元文已有删定，非复鲁史之旧也。不修《春秋》，与孔子所修《春秋》异辞，见《公羊》庄公七年。案《春秋》所记会盟征伐之国，隐、桓之世少，定、哀之世多，非必二百四十年之中，诸侯之交往，果后盛于前也。僖公八年（前652年）葵丘之盟，《公羊》曰“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而经所记国，曾不逮九。盖据乱之世，所治国少，太平之世，所治国多，鲁史元文，有为孔子所删者矣。又《春秋》有时月日例。设其事而不月者，则二月中事，一似即在正月。观此两端，即知径据经文，不可以为信史也。《春秋》本文，极为简略。欲知其详，宜看三传。《谷梁》几无记事；《公羊》间有之，仅取说明《经》意而止；皆不如《左氏》之详。然《左氏》记事，亦有须参看《公羊》，乃能得其真者。如邲之战，据《公羊》，楚庄王几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据《左氏》，则始以和诳晋，终乃乘夜袭之，实不免于谲诈。《公羊》所言，盖取明与楚之意，非其实矣。然《左氏》云：“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交战之际，而教敌人以遁逃，以致反为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训惎为毒，以惎之，又惎之断句者。然如此，则顾曰之语，不可解矣。必知《公羊》还师佚寇之说，乃知庄王既胜之后，不主多杀，故其下得教敌人以遁逃。然则《左氏》所谓“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者”，盖亦见庄王之宽大。《杜注》谓讥晋师多而将不能用，殆非也。举此一端，余可类推。又《左氏》解《经》处，固为伪作；《汉书·楚元王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此为《左氏》解经处出于刘歆之明证。今《左氏》解经处寥寥，盖造而未及成也。其记事处亦多非经意；如泓之战，《公羊》褒宋襄，《左氏》非之。《左氏》所采盖兵家言，非儒家语也。此亦不可以不知也。古人经传，本合为一书，故引传文者亦皆称为经。如诸书引“差之毫厘，缪以千里”者，多称《易》曰，今其辞仅见《易纬》，盖亦传文也。《公羊》与《春秋》，实当合为一书，故汉人引《公羊》者，皆称为《春秋》。至《左》《谷》则皆非《春秋》之传。《谷梁》昔人以为今文，近崔适考定其亦为古文，其说甚确。见所著《春秋复始》。惟治史与治经异，意在考古事，而非求《春秋》之义，则三传固当无所岐视耳。

《礼记》合群经之传、如冠、昏、乡、射、燕、聘之义，即《仪礼》之传。又如《王制》言巡守之礼，即《尚书·尧典》之传。儒家诸子如《乐记》为《公孙尼子》，《中庸》为《子思子》。及逸礼如《奔丧》、《投壶》 皆逸礼，见疏。而成。义疏家言，谓“凡记皆补经所不备”。盖所谓经者，原不过数种古书，孔子偶取以为教，并不能该典籍之全。故凡与经相出入者，皆可取资参证也。《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体例相同。昔人以其无传授，或不之信。然其书确为先秦、西汉古文，治史取材，正不让《小戴》也。

《周官》为古代政典。唐《六典》、明清《会典》，皆规放焉。古书所述政制，率多一鳞一爪，惟此书编次虽或错乱，犹足见古代政制之全。日本织田万称为世界最古之行政法典，见所著《清国行政法》。信有由也。此书盖战国时学者所述。故所言制度，均较今文家所传为晚。以此淆乱经义固非，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益诬矣。然先秦政制，率因儒家之书而传。儒家诵法孔子，所言皆《春秋》以前之制。欲考战国时制者，独赖此书之存。《管子》所述制度，间与《周官》相合，然远不如《周官》之详。此其所以可宝，正不必附诸周公也。此书在儒家亦可厕于记之列，而不当以乱经说。

《论语》《孝经》，汉人引用，皆称为传。盖传有专释一经者，如《礼》之《丧服传》，《易》之《系辞传》是也。有通乎群经者，则如《论语》《孝经》等是也。《论语》记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与《史记·孔子世家》相出入，极可信据。崔述撰《考信录》力攻之。近人盛称其善。其实年月日，人地名之不谛，古书类然。以此而疑其不可信，古书将无一可信者矣。崔氏之学，袭用汉学家考据之法，而其宗旨实与宋同。故其所谓考据者，多似是而非。夫古书抵牾矛盾处，苟其深曲隐晦，或为读者所忽。崔氏所考，皆显而易见，岂有讲考据之汉学家，皆不知之之理？然而莫或措意于此者，以此为古书之通例，不待言也。近人自谓能发古人所未发而其所言者，实皆古人所以为不必言，弊正同此。

《孝经》在儒家书中，并无精义，然汉时传授甚盛者，以其时社会，犹重宗法而其书又浅近易解故也。如后汉章帝令期门羽林之士，皆通《孝经》，即取其浅近易解。《孟子》为儒家诸子之一，后人特列之于经。其书颇可考见史事，又多足补经义之阙。如《万章上》所言尧、舜、禹禅让事，即《尚书》之大义也。设无此篇，孔门官天下之大义，必不如今日之明白矣。《尔雅》为古代辞典，言训诂名物特详，尤治古史者所必资也。

《孟子》既特列于经，其余儒家诸子，又多入《二戴记》，今仍存于子部者，仅《荀子》耳。此书言礼，多与法家相出入，足考礼家之流变，又多存古制，其要正不下于《孟子》也。《家语》《孔丛子》虽为伪物，然古书无全伪者，除以私意窜入处外，仍多取古籍为资，实足与他书相校勘也。此凡伪书皆然，故伪书仍有其用。《晏子春秋》，昔人或列之墨家，然除外篇不合经术者若干条外，仍皆儒家言。盖齐、鲁学者，各以所闻附诸晏子。以考晏子之行事未必信，以考儒、墨子学说则真矣。

道家之书，最古者为《老子》。此书上下篇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盖女系时代之传，而老子著之竹帛者。在各种古书中，时代可谓最早者矣。女系固非即女权，然女系时代，女权总较男系时代为优，此社会学家之公言也。《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郑注》谓《殷易》首坤。案凡女系社会，多行兄终弟及之制，殷制实然，盖犹未脱女系社会之习。《坤乾易》及《老子》书，皆其时女权昌盛之征也。《老子》一书，观其文辞，亦可知其时代之早。如全书皆三四言韵语，又书中无男女字，只有雌雄、牝牡字是也。梁任公以书中有偏将军、上将军之语，谓为战国时书，然安知此两语非后人所改乎？执偏端而抹杀全局，此近人论学之通病也。《庄子》书已非完帙，《经典释文》云：“《汉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本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郭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案今郭象注本，仅有三十三篇。盖所删者几三之一矣，以史材言之，实可惜也。其言哲学之义，最为超绝。至论人所以自处之道，则皆社会组织业经崩溃以后之说，可以觇世变矣。《列子》乃晋人伪书，然亦多有古书为据，善用之，固仍有裨史材，而尤可与《庄子》相参证也。《管子》一书，昔人或列之道家，或列之法家，盖从其所重。其实此书所苞甚广，儒、道、名、法、兵、农、纵横家言，无不有焉。辞义既古，涉及制度处尤多，实治古史者之鸿宝也。

《淮南要略》，谓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吕览·当染》，谓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古清庙明堂合一，实为庶政所自出。墨子所称虽未必尽为夏制，然其道必有原于夏者。儒家所称多周制，周以前制，实藉墨家而有传，诚治古史者所宜措心矣。又墨子初学于孔子，故后虽背之，而其言仍有与儒家相出入者。《亲士》《修身》《所染》三篇，人所易见。此外多引《诗》《书》之辞亦足与经传相校勘，或补其阙佚也。

名与墨并称，亦与法并称。今《墨子》书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六篇，实为名家言。盖古哲学之传，墨子得之史角者。古哲学宗教恒相合，明堂为古宗教之府，固宜有此幽深玄远之言。其引而致诸实用，则控名责实，以御众事，乃法家所取资也。名家之书，今存者惟一《公孙龙子》。此书《汉志》不载，而《隋志》有之。或疑其晚出近伪，然其说似有所本。名家玄远之论，仅存于《荀子·不苟》《庄子·天下》《列子·仲尼》三篇中，读之亦可考古代纯理哲学焉。近人多好以先秦诸子与希腊哲学相比附，以偏端论，固亦有相会处。以全体论则非其伦。章炳麟谓诸子皆重实用，非言空理，其说是也。惟名家之言，如此三篇所述者，不甚与人事相涉。

法家宗旨有二：一曰法，二曰术。法以治民，术以治骄奢淫佚之贵族。其说具见于《韩非》之《定法篇》。可见晚周时政治情形。法家之意主于富国强兵，故独重农战；其时剥削农民者为商人，故多崇本抑末之论，又可见其时生计情形也。其书存者，有《韩非子》及《商君书》。《韩非》多言理，《商君》多言事。《管子》书中，所存名法之论，多穷源竟委之言，尤足见原本道德之意。

纵横家之书，传于今者有《鬼谷子》。辞义浅薄，决为伪物。《战国策》却系纵横家言，此书所述行事，意皆主于表章说术，大事或粗存轮廓，小事则全非实在，甚或竟系寓言，列之史部则缪矣。

阴阳家、农家、小说家之言，今皆无存者，仅散见他家书中。杂家存者，惟一《吕览》。此书中所存故事及古说甚多，亦为史家鸿宝。

《汉志》分兵书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其书之最盛行者为《孙子》。多权谋家言，间涉形势，而于阴阳、技巧阙焉。盖权谋之道，通乎古今；形势亦有相类者；阴阳多涉迷信，寡裨实用；技巧非器不传，亦且随时而异，故皆无传于后也。《墨子》书《备城门》以下诸篇，多技巧家言，亦间涉阴阳，然殊不易解。《吴子》《司马法》，皆篇卷寥寥，罕存精义。然其辞不似伪为，又多见他书征引。盖古人辑佚之法，与后世异。后人辑佚，必著出处，任其辞意不完，散无友纪，逐条排列。古人则必随义类聚，以意联缀，又不著其所自来，遂成此似真非真、似伪非伪之作，致启后人之疑也。《六韬》一书，后人以其题齐太公而诋其伪，此亦犹言医者托之黄帝、言药者寓之神农耳。其书多言制度，且多存古义，必非可以伪作也。

数术之书，今亦无一存者。《汉志》形法家之《山海经》，非今之《山海经》也，说见下。方技之书，存者有《素问》《灵枢》，皇甫谧谓即《汉志》之《黄帝内经》，信否难决，要为古医经家言。《神农本草》，淆乱已甚，真面目殆不可见。清代辑本，以孙星衍《问经堂丛书》本为最善，然所存亦仅矣。医药非专家不能解，就其可知者观之，可略见古代自然科学之情况。又医经所论，多涉阴阳五行，又多方士怪说；本草亦有轻身延年等语；又可略见古代宗教哲学及神仙家言之面目也。

诗赋之属，诗即存五经中，赋则《汉志》所著录者，今存屈原、荀卿二家。屈原赋即《楚辞》，多传古事，且皆系神话，与邹鲁之传仅言人事，虽若可信，而实失古说之真者不同，尤为可宝。荀子赋即存其书中，亦有可考古事处。

以上皆先秦之书。汉人所述，辞义古者，实亦与先秦之书不相上下。盖古人大都不自著书，有所称述，率本前人，故书虽成于汉世，说实本于先秦；又先秦人书，率至汉世，始著竹帛，其辞亦未必非汉人所为，或有所润饰也。汉世诸子，辞义俱古者，首推《贾子》及《淮南王书》。伏生之《尚书大传》，董生之《春秋繁露》，虽隶经部，亦可作儒家诸子读。韩傅之《诗外传》，则本系推广诗人之意，非规规于说《诗》。其书多引古事，与各种古书相出入，足资参证。刘向之《新序》《说苑》《列女传》，专于称述行事，取资处更多矣。

古书之稍近于史者，当首推《周书》。此书盖即《汉志·六艺略》书家所著录。综全体观之，实为兵家言，然其中确有若干篇，体制同符《尚书》。盖古右史之遗，为兵家所存录者也。后世或称为《逸周书》，盖以非儒家所传云然，义亦可通。或称《汲冢周书》，则非其实矣。次之者为《国语》。此书与《左氏》极相似，故自古有《外传》之称。清儒信今文者，谓《左氏》即据此书编成，虽未敢遽断，然二书确为同类，则无可疑也。二书之意，皆主记当时士大夫之言行。盖由记言而推及记行，由嘉言懿行而推及于莠言乱行，实仍右史之遗规也。次则《吴越春秋》及《越绝书》。二书虽出汉代，其说实传之自古。古书之传于后者，北方多，南方少。此二书为楚、吴、越三国之传，尤可宝矣。《华阳国志》，其书尤晚，然其言古蜀事，亦二书之伦也。尤可贵者为《山海经》，《汉志·数术略》虽有是书之名，然非今书。《汉志》所著录，盖所谓“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官舍”者，乃司空度地居民之法。此书则方士之遗。其言某地有某神，及其祠祀之礼，盖古列国之巫，各有所主；其言域外地理，则方士求仙采药者之所为也。古各地方各有其传说，盖多存于地理书中。古地理书巨籍亦甚多，今皆亡佚。其仅存者，当以郦道元《水经注》所裒录为最富矣。又古代神话，多存纬书中，然其物既与谶相杂，真伪极不易辨，用之尤宜谨慎也。古所谓谶即今所谓豫言也。纬为对经之称。孔子所据以立教之书称经，其说则存于传，本无所谓纬也。西汉之末，古学既兴，欲排摈今文旧传，乃谓孔子作六经，别有所谓纬者，阴书于策，与经相辅，于是刺取经说以造之，而即以所造之谶间厕其中。其造谶也，实欲为新室作符命故又取古帝王之行事，以相附会。其物虽妖妄不经，然其中实有经说及古史存焉，弃之可惜。然其物既经造作者私意改窜，非复原文。又其原既开，其流难塞，继此而造者，遂不绝于世。其时代弥近，则其说亦逾速于古矣。故其用之须极谨慎也。

自立条理，编纂古史者，当首推《世本》。此书久佚，观诸家所称引，则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又有居篇、作篇，居篇记帝王都邑，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原，即后世所谓典志。盖《史记》八书所本。其体例，实为《太史公书》所沿袭。故洪饴孙撰《史表》，冠诸正史之首也。《太史公书》：《汉志》著录之名如是。此为此书之专名。“史记”二字犹今言历史，乃一类书之公名，非一书之私名也。以此书在史记中为首出，遂冒全类之总名耳。本纪，世家，世表，年表，盖合《春秋》系世而成，间亦采及《尚书》。如《五帝本纪》述尧、舜事，皆据《尚书》；其述黄帝、颛顼、帝喾之事，则据《大戴记·五帝德》。《五帝德》亦《尚书》之类也。其列传则纯出于语，故在他篇中提及，仍称为语也。如《秦本纪》述商君说孝公，曰“其事在《商君语》中”。《礼书》述晁错事，曰“事在《袁盎语》中”皆是。稍后于太史公而述古史者，亦不乏人。如周长生有《洞历》，见《论衡·超奇篇》。韦昭有《洞纪》，见《三国志》本传。其通行最广，诸家称引最多，虽已亡佚，仍时可见其遗文者，以皇甫谧《帝王世纪》为最，谯周《古史考》次之。《帝王世纪》，搜辑颇博。《古史考》则因不满于《太史公书》而作。然《太史公书》，谨守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法。见《谷梁》桓公五年。存录古书，不加窜易，多足见古事之真。看似疏漏，实可信据。谯氏、皇甫氏意存考证，而其考证之法实未精。其说未必可据，而古说之为其所乱者转多矣。

晚出无征，而颇为后人所信者，有两书焉：一曰《竹书纪年》，此书传出汲冢。世所通行之本，为明人所造，已无可疑。然所谓古本，经后人辑出者，实亦伪物。盖汲冢书实无传于后也。参看第四章。《穆天子传》，本名《周王游行》，见王隐所撰《晋书》。书中所述穆王经行之路，皆在葱岭以西，必西域既通后伪作，更了无疑义也。参看第八章第八节。

后世学者，专精古史者，亦非无人。赵宋之世尤甚。其书之传于后者，亦尚有数家，而以罗泌之《路史》为最有用。刘恕《通鉴外纪》次之。盖古史本多荒诞，惟此乃足见古史之真，而后世之纂辑者，多以为不足信而删之，则买椟还珠矣。惟泌之书，广行搜采，故其体例虽或可议，其材料实极有用。且此书论断，亦多有识，非空疏迂腐者比也。清马骕之《绎史》，网罗颇备，体例亦精，最为后人所称道，然删怪说亦嫌太多。又引书不著篇卷，引佚书不著所出，亦美犹有憾者也。马书用纪事本末体，专存录元文。又有李锴《尚史》，用正史体，以己意撰为纪传，则又不如马书之善。

古代史料，传于后者，当分官私二种。官家之书，又可分为四：《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曰：“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亦云。《汉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误。见《玉藻疏》。其说当有所本。《周官》小史，奠系世，今《大戴记》之《帝系姓》盖其物。《吕览》云：“夏之亡也，太史终古抱其图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挚抱其图法以奔周。”《先识览》。荀子亦云：“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荣辱》。此古之所谓礼，即后世之所谓典志也。其私家著述，则概称为语。有述远古之事，杂以荒唐之言者，如太史公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本纪》。而百家之书，通称为百家语是也。有记国家大事者，如孔子告宾牟贾，述商、周之际，谓之《牧野之语》是也。《礼记·乐记》。案《管子》之《大中小匡篇》，亦当属此类。有记名人言行者，则《国语》《论语》是。国者对野之辞。论同伦，类也，犹言孔子若孔门弟子之言行，以类纂辑者耳。《尚书》所录，皆当时大事。《春秋》所记尤详。小史所奠，虽若为一姓作谱牒，然当时之强族，因兹而略可考见；即其年代，亦因其传世之远近而略有可推焉。至于典礼一门，则上关国故朝章，下及民生日用，其所涉尤广矣。然系世既多残脱。舜禅于禹，其年辈当在禹之前。然舜为黄帝八世孙，禹为黄帝之孙，则无此理。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谓古书所谓某某生某某者，率非父子，盖其世系实多阙夺也。典礼所存亦仅。又古者礼不下庶人，所述皆士以上制，民间情形，可考者甚少。《春秋》体例，盖沿自古初，故其辞既简略，又多杂日食灾变等无关政俗之事。《尚书》亦当时官话耳。据此而欲知其时社会之真，盖亦难矣。

民间传说，自非史官载笔，拘于成例者比。然传述信否，亦视其人之知识程度以为衡。咸丘蒙谓“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斥为齐东野人言。《万章上》。然颜率谓齐王“周伐殷得九鼎，一鼎而九万人之，九九八十一万人”，《战国·东周策》。此固当时所谓君子之言也，与齐东野人亦何以异？此等离奇之说，今世亦非无之，苟与野老纵谈，便可知其情况。惟在今日，则真为齐东野人之言，在古代，则所谓君子之言者，实亦如是耳。其知识程度如此，其所传尚可信乎？夷考古人治史，用意不越两端：一如《诗》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者。《大雅· 荡》。推而广之，则《汉志》论道家，所谓“历记古今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者也。一如《易》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大畜·象辞》。孟子所以欲尚论古人也。《告子下》。此可谓之政治学，谓之哲学耳，皆不可谓之史学也。职是故，古人于史事信否，绝不重视，遂流为“轻事重言”之弊。见《史通·疑古篇》。此义于读古史最要，必须常目在之。不但时地人名，绝不审谛，甚或杂以寓言。如《庄子·盗跖篇》是。又其传授皆资口耳，既无形迹可凭，遂致淆讹无定。兴会所寄，任情增饰；阙误之处，以意弥缝。其传愈久，其讹愈甚。信有如今人所言，由层累造成者。然观其反面，则亦知其事迹之真者之逐渐剥落也。此读古书单辞只义之所以要。因有等事，传之未久业已不能举其详，然犹能言其概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诚不失为矜慎。然史事之传讹者实因此不能订正。间有加以考辨，如《孟子·万章上》所论，《吕览·察传篇》之所言，亦皆以意言之耳，不知注意事实也。而其不加考辨，甚或以意饰说者，更无论矣。古代之史材如此，治之之法，又安可不讲哉？

古人既无记事之作，则凡读古书，皆当因其议论，以億度其所据之事势。至其所述之事，则当通考古书增减讹变之例，以求其本来。此非一言可尽，亦非仓卒可明。要在读古书多，从事于考索者久，乃能善用之而寡过也。辨古书真伪，古事信否之法，梁任公《中国史学研究法》《史料搜集》一章，言之颇详，可资参考。惟其书为求初学了解起见，言之过于确凿。一似有定法可循，执此若干条，便可驾驭一切者，则不免俗所谓“说杀”之弊耳。大抵所谓辨伪者，伪字之界说，先须确定，而今人多不能然。其所谓伪者，忽而指其书非古物，忽而泥于用作标题之人，谓其语非其人之所能出，遂概断为伪物。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而指为伪作之类。其实由前之说，古书之伪者并不多。以伪书仍各有其用也。如前所述，《鬼谷子》全为伪书，无用。《列子》《孔子家语》，则仍各有其用。由后之说，则古本有一家之学，而无一人之言，凡书皆荟萃众说而成，而取一著名之人以为标题耳；而辗转流传，又不免有异家之书羼入。此古书之所以多错乱。然编次之错乱是一事，书之真伪又是一事，二者固不容相混也。

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盖在财产私有之世，事无不为稻粱之谋。而轻脱自憙，有意作伪，以为游戏者，亦非无之。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央研究院派员访察，则作伪者确有主名；而市肆所流行，真者且几于绝迹。见《安阳发掘报告书》第一期《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晚近众目昭彰之事如此，况于年久而事暗昧者乎？古物真伪，若能据科学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如殷墟甲骨，其刻文虽伪，而其所用甲骨则真。无已，惟有取其发见流传，确实有据者。次则物巨功艰，为牟利者所不肯为，游戏者所不愿为者。又次则古物不直钱之地，较之直钱之地为可信；不直钱之世，与直钱之世较亦然。过此以往，则惟有各抒所见，以俟公评而已。至今世所谓发掘，自无作伪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获太少。亦且发掘之物，陈列以供众览者少，报告率出一二人，亦又未可专恃。藉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矣。

第三章 民族原始

中国民族缘起，昔时无言及者。此不足怪也。民族缘起，必在有史之前。十口相传，厥惟神话。此本非信史，亦且久而亡佚。世界民族，有能自言其缘起者，率由邻族为之记述。吾国开化最早，则又无之。亦且昔时之人，暗于域外地理。既即以国为天下，复安知族自何来？其以为振古如斯，亦其势耳。自瀛海大通，国人始知世界之大，吾国不过居其若干分之一；而近世诸民族，其初所依止者，亦多非今所栖息之乡，而目光乃一变矣。

凡一大民族，必合诸小民族而成。后来所同化者虽多，而其初则必以一族为之主。同化之后，血统实已淆杂，而此一族之名，与其文化之骨干，则巍然独存。此不易之理也。为吾国民族之主者谁乎？必曰汉族。

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无改。如唐有“汉、蕃”之称，近世亦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近之论者，或谓汉为朝号，不宜用为民族之称。吾族正名，当云华夏。然夏为朝号，与汉无殊。华族二字，旧无此辞；日人用之，义同贵胄。中国今日称名，往往借资东土，设使用此二字，两义并行，亦有混淆之虞。又似合中华全国之民，而称为一族者，则对满、蒙、回、藏诸族，又将无以为称。夫称名不能屡更，涵义则随时而变。通行之语，靡不皆然。若执一辞之初诂訾今义为不安，则矢口陈辞，悉将触禁，固哉之诮，在所难辞矣。

研究吾族缘起者，始于欧洲之教士，而东西各国之学者继之。其说，略见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刊清末之《新民丛报》中，后上海亦有单行本。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新神话》中。见《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期。多无确据，且有离奇不可思议者。国人罕读外籍，初亦不之省也。清末，译事渐起。时则有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者，著《支那文明史》。东新译社译行之。易名《中国文明发达史》。说主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谓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仑。以两族古代文化，曲相附会，绝不足信。国人以其新奇可喜也，颇有称述之者。又或以其说为蓝本，而自创新说，其引据杂乱，虽少愈于外人，实亦一丘之貉耳。如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以西王母为华夏宗国，谓在小亚西亚。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谓西史之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称为大夏，而《吕览·古乐》，谓黄帝命伶伦作律，伶伦取竹于大夏之西，其地实为汉族故国等是。甚有以《列子·黄帝》华胥之国相附会者。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所举证据：为《周官·春官·大宗伯·典瑞》《郑注》，谓地祇有神州之神，与昆仑之神之别。入神州后仍祀昆仑，可见昆仑实为汉族故国。昆仑所在，则初信《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之说，谓汉代去古未远，武帝所案，必非无据，昆仑必今于阗河源之山。既又疑重源之说，于古无征，谓《禹贡》黑水，即今长江上源，故此水古名泸水，黑水西河惟雍州者，雍州西南界，抵今青海木鲁乌苏。华阳黑水惟梁州者，梁州西界，抵今西康金沙江也。然则古之昆仑，必即今黄河上源之山矣。自谓所据，皆为雅言。由今思之，河出昆仑墟，盖古代谬悠之说。实与阆风、县圃等，同为想象之辞，未容凿求所在。即黑水亦然。作《禹贡》者，于西南地理，初不审谛，根据传说，率尔书之耳。《郑注》据《疏》本于《括地象》。纬候之作，伪起哀、平，则正西域既通后之所造也。夫民族缘起，必远在有史之前，而诸说皆以故书为据，且多不可信据之书，其无足采，不俟言矣。今故不更广征，以免繁冗。

民国以来，发掘之业稍盛。乃有据考古之学，以言吾族缘起者。发掘所得，以河北房山县周口店之遗迹为最古。其事实始于民国纪元前九年。先是有德医家哈白勒(Dr.K.A.Haberer)者，尝在北平买得龙骨，以寄其国明星大学教授舒罗塞(Prof.Max Schlosser)。是年，舒氏于其中得一臼齿，谓为人类或类人猿之遗。因谓人类元始，或可于中国求之。以其物得自药肆，来历不明，人不之重也。入民国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兼考古生物。十二（1923年）、十三年（1924年）间，师丹师基(Dr.O.Zdansky)在周口店得化石。以寄瑞典阿不萨拉大学教授韦满(Prof.C.Wiman)。十五年(1926年)，又得前臼齿、臼齿各一。研究之后，断其出于人类。是年，瑞典大子来游北平，世界考古学会会长也。北平学术团体，开会欢迎。安特生(Dr.J.G.Andersson)即席宣布其事，名之为北京齿(Peking tooth)，而名生是齿者为北京人(Peking man)。十六年，步林(Dr.B.B.Bohlin)又得下臼齿一。步达生(Dr.Davidson Black)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亦断为人齿，而名生是齿者曰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案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后又续得牙床、头骨等。事遂明白无疑，为科学家所共信矣。案人类遗骨之最古者，当推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西元千八百九十一二年间，发见于爪哇之突林尼(Trinil）。次则皮尔当之曙人(Eoanthropus Dawsoni)。北京人之形体，据科学家说，当在猿人之后、曙人之前，距今约四十万年，自不能谓与中国人有关系。然真人(Homo sapiens)之出现，约在距今二万五千年前。其时有所谓克罗麦曩人(Cro Magnon race)者，似系白种之祖；格林马底人(Grimaldi race)者，似系黑种之祖。而黄种之祖，则无所见。林惠祥云：有史时代，黄种率在亚洲之东。自新疆以西，即为白人。然则有史之先，非有极大迁徙，黄种即当生于东方。人类学家有所谓“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者，谓文化传播，苟不受阻阂，向四方之发展必均；而其缘起之地，则在其中点。文化与种族相连，亦可借以论种族。新疆为黄种西界，而美洲土人，亦为黄种，则其东界实在美洲。黄种发祥，当在二者之中，即亚洲东境。见所撰《中国民族史》第三章。此说颇有见地。北京人之发见，虽与中国民族无涉，仍可资以讨论黄种之缘起矣。然人种缘起是一事，民族缘起又是一事，要与中国民族无关也。

美国人类学家，或谓：一百万年前，北极一带气候甚暖，哺乳动物皆原于是。其后气候稍变，动物南迁。时则中亚地尚低平，为半热带林木所覆蔽。猿类仍依榛莽，人类渐入平地。人、猿之分，实由于此。夫动物既由北而南，则原人亦或初居于北。北说陆懋德主之，见所撰《文化史》，载《学衡杂志》第四十一期。因之，迩来美国探险队，屡游蒙古，探索甚殷，得大动物遗骸甚多，亦有各时代及极古器物。然人类遗骸，卒无所得。则证据究尚不足。抑即有所得，亦为荒古之事。以论人类缘起则可，以论中国民族原起，仍渺不相涉也。

近岁发掘之业，使中国民族原起更生新说者，莫如民国十年（1921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十二（1923年）、十三年（1924年）甘肃临夏、旧导河县。宁定、民勤，旧镇番县。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之役。皆地质调查所所掘。此诸地方，皆得有采色陶器。与俄属土耳其斯单及欧俄、意、希、东欧诸国相似，与安诺(Anau)、在俄属土耳其斯单阿思嘉巴（Askabad）附近。苏萨(Susa)波斯旧都。在西南境，近海。两处尤酷似。安特生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南北两山间而抵皋兰。见所著《甘肃考古记》，及《地质丛报》中《中华远古之文化》。曾友松《中国原始社会探究》主之。谓邃古中亚，温暖宜人。后直冰期，为所掩抑，民乃迁移。西南行者，经小亚细亚入非洲。东北行者，入外蒙古、西伯利亚、美洲，南行者入印度、南洋群岛。东南行者入中国以及日本。冰期既逝，气候稍复。远出者或复归，或遂散播。时当旧石器之高期。久之，还归者复四出。或适北欧，或由里海至两河间，阿母、锡尔。或至非洲，或走蒙古、西伯利亚。其居巴勒哈什湖、伊犁河畔者，则中国民族也。其时西北山岭，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人以田猎为业。迨入塔里木河流域而知渔。时当新石器初期。及其中期，则入甘、青、宁夏。至末期，乃向绥远、陕西，东至山西、河南，西南至西康。此时渐事农牧，其文化中心在甘肃。及石铜兼用之世，则进入湖北、安徽、山东，而其文化中心在河南。故甘、青遗址，为新石器、紫铜器两期，仰韶村、沙锅屯略同，而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则在青铜器之世也。《甘肃考古记》，综诸遗址，分为六期，见下章。是说也，论者称为新西来说。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缪凤林、金兆梓驳之。谓安特生以仰韶采陶与欧洲及土耳其相似，而疑其同出一原，尝以其说质施米特(H.Schmidt)，德国考古学家，尝在安诺研究者。施米特不以为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考古新疆，得汉、唐遗物甚多，先秦物则一无所有。采陶之术，起于巴比伦，事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其传至小亚西亚，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传至希腊，则在二千年至一千年间。阅时皆在千年以上。河南、甘肃，初期皆无铜器，度其时必早于西元前二千五百年，何以传播反速？且安诺、苏萨，皆有铜器，筢金之术，何不与制陶之技并传乎？夫文化果自西来，则必愈东而愈薄。甘肃陶器，安特生固谓其采色、图案皆胜河南，然又谓陶质之薄而坚，及其设色琢磨，皆在河南之下，因此不敢坚执二者之相同，则谓其来自西方，似无确据。吴金鼎《高井台子三种陶器概论》，谓甘、青陶器，实与河南、山西不同，载《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又中国文化，苟与西方关系甚深，则种族之间亦必有关系，何以仰韶村、沙锅屯人骨，步达生又谓与今华北人相同乎？缪氏文曰《中国民族由来论》，见《史学杂志》二卷二、三、四期。金氏文曰《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二十六

卷二期。步达生之说，见所著《奉天沙锅屯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然则新西来说，似亦未足据也。

近数年来，又有主张中国民族起自东南者。其原，由于江、浙、山东古物之发见。民国十九年（1930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在栖霞山西北甘夏镇，发掘六朝陵墓。卫聚贤主其事。得新石器时代石器数事。是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历城城子崖；二十二年（1933年），又与中央研究院合掘滕县安上村；皆得有黑色陶器。其甲骨则类殷墟。二十四、五（1935、1936年）两年，江苏武进之奄城，金山之戚家墩，吴县之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之古荡良渚，吴兴之钱山漾，嘉兴之双桥，平湖之乍浦，海盐之澉浦，屡得新石器时代之石器及陶器。杭县有黑陶，与山东所得绝相类。于是东南与西北之文化，得一沟通之迹。南京、江、浙陶器，文理皆为几何形，山东邹县及二十六年（1937年）福建武平所发现者亦然，与河域陶器为条文、席文者，迥不相同，而与香港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陈列。及辽宁金县貔子窝民国十六年（1927年），日本滨田耕作所发掘。所得，转若相类。台湾畲族陶器文理，虽与此殊科，服饰犹极相似。西南苗族，制器之技殊拙，其制几何形图案则工。滨田耕作云：山东、辽宁，皆有有孔石斧。陕西亦有之。朝鲜、日本及太平洋沿岸，则有有孔石厨刀。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或与中国铜器相类。北美阿拉斯加土器，亦有似中国者。见所著《东亚文化之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出版。松元广信谓印度支那及日本远州、武圆，皆有有肩石斧，古代铜鼓或绘其形。见《人类学杂志》。又太平洋沿岸及南洋群岛，皆有有沟石斧，而二十年（1931年）林惠祥在厦门，二十六年（1937年）梁惠溥在武平拾得石锛，背亦有沟。见陈志良《福建武平石器》。则古代文化，与东南洋之关系，殊为深切。中央研究院自十七年（1928年）以后，迭在河南发掘。濬县之辛村，巩县之塌坡，皆获有黑陶。安阳侯家庄，浚县大赍店，则黑陶采陶并有。而其时代，黑陶在后，采陶在先，可见东西两文化交会之迹。卫聚贤云：河域陶器，皆为条文、席文，惟殷墟兼有几何文。江、浙石器时代，有戈矛，有钺南洋土人亦有钺。河域皆无之，殷墟独有。见所著《殷人自江浙徙河南》。予案《诗·商颂·长发》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即《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所本也。可见殷人用钺甚旧。

又云：今世所谓采陶者，以红色为地，饰以黑文，即《韩非子·十过篇》所谓“禹之祭器，朱染其内，黑画其外”者。甘肃所出，地为浅红色，间有深红，则类于紫。所画黑色既浅，笔画亦粗。仰韶村及山西夏县西阴村十五年（1926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所发掘。所出，则红色分深浅两种，较甘肃为鲜明。所画黑色较深，笔画亦细。又有画白色者，为甘肃所无。《史记·五帝本纪》言舜陶河滨，《左氏》襄公二十五年，谓虞阏父为周陶正，则虞人善陶。虞即吴，殷人起于东南，盖亦善陶。河南、山西陶器，盖参以殷人之技，故其制益精。见所著《中国古文化自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及《浙江石器年代讨论》，皆载《吴越文化论丛》中。罗香林云：日本畿内、北陆、山阴、山阳、四国、九州岛，皆有铜铎，安艺则与铜剑并出。此物中国古代亦有之，《淮南子·缪称》谓“吴铎以声自破”，《盐铁论·利议》谓“吴铎以舌自破”是也。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晋陵今武进尝得之。见所著《古代越族文化》。予案此物传入河域，盖即木铎之祖。河域少金，乃改用木。东南用青铜器，早于河域，见下章。卫聚贤云：河域无锡，江苏之无锡县，旧说谓周、秦间产锡，古语云：有锡争，无锡平，汉乃以无锡名县。古南方所用锡，盖在于是。见所著《殷人自江浙徙河南》。亦见《吴越文化论丛》。予案卫说是也。无盖语辞，谓无锡平有锡争，则后人附会之语。良渚陶器之形，或为商、周铜器之祖。金祖同谓古器之回文，实自水浪而渐变，见所著《金山访古记》。秀州学会景印本。水浪文固当起于缘海之地。今河南发掘，既多贝类，有以为饰者。有以为币者。其大者或以为饮食器。又有水牛遗骸；又甲骨文中，已有米麦字；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皆足征其原起东南。滨田耕作云：甘、青、仰韶村、沙锅屯采陶，所绘皆动物形；所用颜色，同于中西亚。貔子窝亦有采陶，所绘皆几何形，颜色较劣，易剥落。此采陶亦石器时代物，可上推至公元前数千年。陈志良在南京，曾得一采色陶球。卫聚贤在镇江大谷山，亦曾得采色陶片，询诸土人，谓类此者尚多。见卫聚贤《江苏古文化时期新估定》。附刊《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探报告》后。吴越史地研究会本。则东南亦有采陶，不待西方之传播，安特生之论，自未可偏据也。

谓西方文化，曾传播于东方，亦非无征不信之论。然其时代，则有可商榷者。当西元前数世纪至后一世纪之间，有所谓斯西亚文化者。其原出于斯西亚民族(Sytuirn)。地在黑海北之草原，东暨叶尼塞河上流。亦或称斯西亚西伯利亚文化，属于青铜器时期。今绥远一带，有其遗迹。故又或称为斯西亚蒙古文化焉。其前乎此者，则为新石器时代，甘、青采陶，与之相似者也。商、周铜器，文理或原于动物形，如螭龙饕餮之类。或谓实本于斯西亚。然此等文化，盛行于西伯利亚，其年代尚后于周，而我国铜器之饰，殷时业已盛行矣。况斯西亚所绘皆大动物，其形生动猛鸷，我国古铜器，则殊不然乎？李济《殷商陶器初论》。朔垂文化，现经中外人士，累加勘察，大体已可概见。自长城以北，可分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三种。打制石器，西至新疆，东至东三省，遗迹环绕沙漠。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其时代遗物，或类西伯利亚及北欧，亦有类西南亚及中欧者。此两种石器，皆猎牧民族所为。惟磨制石器，出于河域之农耕民族。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之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者极相似，可以知其所由来。打制石器，多在西辽河、松花江以北。辽河下流及老哈河流域，则打制、磨制二者并存。磨制石器，北抵黑龙江之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可见此三种文化之分野。西南亚之文化，尝西至甘、青，东至绥远，自系事实，然其时代，必不能早于东南方，亦非中国文化之骨干也。民国十七年（1928年），洛阳东北金村，因大水发见古墓，其钟之文理，近于安徽寿县之铜器。铜器则错以金银，并嵌以水银像。其像颧骨甚高，日本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皆断为胡人。此亦一东西文化交会之迹也。其墓，论者谓属战国时，未知信否。即如所言，自考古学言之，为时亦已晚矣。滨田耕作云：鬲为中国所独有，盖鼎之所自出。辽东甚多，仰韶亦有，甘、青前三期无之，第四期乃有，至第五期则多矣。此可见东方文化，传播于西方之迹，并可略考其时代也。

中国文化，原于东南湿热之区，江海之会，书史所载，可为证据者本甚多。如食之主于鱼与植物也；衣之用麻丝，且其制宽博也；人所聚处曰州；其宫室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也；币之多用贝也；宗教之敬畏龙蛇也皆是。西洋文化，始于埃及，继以巴比仑，更继以波斯，又继以叙利亚、希腊、迦太基，盖事同一律矣。然泛言东南，则将与马来人混，是亦不可无辨也。马来即古越人，亦为吾族分支之一，然与汉族自有区别。有史以来，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其俗执之甚固，度非一朝一夕之故，一也。黥额文身，本系一事。五刑之黥，盖起于以异族为奴隶，其后则本族之有罪者，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亦黥其额以为识。以此为异族之识，则吾族本无此俗可知，二也。马来之俗，最重铜鼓，吾族则无此物，三也。殷墟有柱础人，文身，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此可谓殷人起自东南，效越人瑑刻之技以为饰耳，不可谓殷人有文身之俗也。梁任公谓今福建人骨骼肤色，皆与诸夏异；见所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林惠祥谓闽人体质，颇类马来；见《中国民族史》第六章。则后世自不能无混合，此且恐不止闽人。然在古代自各异，清野谦次谓貔子窝人骨类今华北人，与仰韶村、沙锅屯亦极相似。可见汉族自为一支，东西两种文化，并为其所吸受也。

《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曰：“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可见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故《释地》又云：“中有岱岳。”《礼运》谓“因名山以升中于天”，此古封禅告成功者之所以必于是也。齐州即后世齐国之地，于《禹贡》为青州，在九州岛中偏于东北。然《尧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之说，则北有幽，西北有并，东北有营；古代西南封，必不如《禹贡》之恢廓，其地固略居封域之中矣。李济谓城子崖之黑陶，实起自缘海。《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何天行谓城子崖及杭县黑陶，皆不及日照所出。见所著《杭县良渚镇石器与黑陶》，《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本。施昕更亦谓杭县黑陶传自山东，时代较后。见所著《杭县第二区遗址文化试掘简录》，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可见汉族缘起，必在震方也。

第四章 古史年代

历史之有年代，犹地理之有经纬线也。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在何时。举一事而不知其时，即全不能知其事之关系矣。然历史年代，有难言者。今设地球之有人类为五十万年，而列国史实，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实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则事之有时可记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况于开化晚者，所记年代，尚不及此；又况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纪年之法者邪？

吾国史籍，纪年始于共和，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早于西人通用之纪元八百四十一年，不可谓不早。纪年虽可逆计，究以顺计为便。国史确实年代，既早于西元近千年，苟无公用更善之法，自以率旧为是。以孔子生年纪元，后于共和二百九十年。若以黄帝纪元，则其年代绝不确实矣。乃近人震于欧、美一时之盛强，欲弃其所固有者而从之，称彼所用者为世界公历。夫东西文化，各占世界之半，彼之所记者，亦一隅之事耳，何公之有？近数百年来，西洋文化，固较东洋为发皇，然此乃一时之事，安知数十百年后，我之文化，不更优于彼？况于中西历法不同，舍旧谋新，旧籍月日，无一不须换算，其烦重为何如？又况旧史有只记年月而不记日者，并有只记年而不记月日者，又将何从换算邪？

《韩非·说难》云：“《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宣王元年（前827年），后于共和纪元十有四年。《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具。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春秋》托始鲁隐公元年（前722），实周平王四十九年，后于共和元年（前841年）百十有九年。足征古史纪年，起于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古史年代，见于《尚书》者：尧在位七十载而咨四岳，四岳举舜，后二十八载而殂落。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尧典》今本《舜典》。殷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今文以为太甲。三十有三年。其后嗣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无逸》。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诰》。穆王享国百年。《吕刑》。盖所谓“或颇有”者也。案古人言数，多不审谛。《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荣伊之言，固已荒诞，孔子之言，虽稍近理，亦岂得实？又《小戴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果如其言，文王死时，武王年已八十七；周公为武王同母弟，极小亦当七十；而犹能诛纣、伐奄，有是理乎？盖古人好举成数。此在今人，亦有此习。特今人所举成数，至十而止，古人则并及于百耳。明乎此，则知《尚书》所举尧、舜之年，皆适得百岁，亦举成数之习则然，非事实也。《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则尧年九十八。若言七十实七十二，则适百岁矣。《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

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此即《尧典》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之说。古者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强仕，过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尧亦历一世，中苞居丧二年，则践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计，至百岁，在位适三十九年也。舜相尧历一世，则尧之举舜，不得不在年七十时矣。然则《尚书》之言尧舜，盖先亿定其年为百岁，然后以其事分隶之耳。《文王世子》之言，亦以文王为本百岁。盖凡运祚非短促者，皆以百岁言之也。

昔人言君主年岁，于其在位之年，及其年寿，似亦不甚分别。《周书·度邑》载武王之言曰：“惟天不享于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此言似自文王时起计，以文王受命称王也。然则享国五十，乃以年寿言之。文王之生武王，假在既冠之后，则文王死时，武王年三十余，周公当不满三十。《无逸》历举殷、周贤王，享国长久者，以歆动成王，而不及厥考，明武王年寿不长。《中庸》言武王未受命，盖以其克殷后未久而殂，非谓其受命在耄耋时也。高宗享国，《汉石经残碑》作百年，《史记·鲁世家》作五十五年。盖当以《石经》为是。《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而《史记·周本纪》谓“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事同一律。今之《尚书》，必后人所億改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年数巧合，当无讹谬。刘歆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从之。见《诗·文王疏》。盖以《周书·文传》有文王受命九年，在鄗，召太子发之文，九年犹在，明其七年未崩。案《史记》谓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年代与刘歆异，而谓再期在大祥而东伐同。《伯夷列传》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岂有再期而犹未葬者？《楚辞·天问》曰：“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淮南·齐俗》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一，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然则武王当日，盖秘丧以伐纣，后周人自讳其事，谓在再期大祥之后。然文王死即东兵，犹为后人所能忆，其事终不可讳。作《周书》者，遂误将文王之死，移后二年也。此等零星材料亦非无有。然前后不相衔接，无从整齐排比，孔子之所以弗论次也。

然共和以前，年代虽不可具知，其大略，儒家固犹能言之。《孟子·公孙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韩非子·显学篇》言：“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昭王之功曰“收八百岁之畜积”。其说皆略相符会，盖必有所受之。刘歆作《世经》，推校前世年岁，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后人虽多议其疏，后汉安帝时，尚书令忠，訾歆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记》，差缪数百。杜预、何承天亦皆讥之。见《续汉书·律历志》及注。然其大体，相去固不甚远。由其略以古人之言为据也。若张寿王、李信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前78年）汉昭帝年号。六千余岁；宝长安、单安国、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皆见《汉书 ·律历志》。则大相径庭矣。《汉志》言寿王移帝王年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盖所谓言不雅驯者，固不当骛异而疑习见之说也。

共和以前年岁，亦间有可考者。如《史记·晋世家》云“靖侯以来，年纪可推”；《汉书·律历志》言“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又《史记·周本纪》，载厉王立三十年而用荣夷公；三十四年，告召公能弭谤；三年而国相与叛袭王是也。然此等必断续不完具；亦且诸说相校，必有龃龉而不可通者；如《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纪秦诸君在位年数，即有异同。一国如是，众国可知矣。此史公所以不为之表也。

言上古年代者，至纬候而始侈，盖汉人据历法所造也。《广雅·释天》云：“天地辟设，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曰九头、五龙、摄提、合雒、连通、序命、循蜚、因提、禅通、流记。”王念孙校改为疏讫，《书序疏》引《广雅》作流讫。《校勘记》云：“流记，王本改疏讫。”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云：“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当作纪卅二万七千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二说十纪之名相同，循蜚、修飞，因提、回提，流记、流讫之不同，当系字误，惟无由知孰正孰误耳。而年数互异。案《续汉书·历志》，载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议历法，谓《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诗·文王疏》引《乾凿度》，谓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文王》以西伯受命；则《广雅》实据《元命苞》《乾凿度》以立言。《路史余论》引《命历序》，谓自开辟至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则《三皇本纪》所本也。《汉书·王莽传》：“莽改元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三统历以十九年为章，四章七十六年为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为纪，三纪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与六百十三相因之数；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者，三万六千与九十一相因之数也。盖其所本者如此。

汉人言古帝王世数，亦有甚侈者。《礼记·祭法正义》云：“《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校勘记》云：“《监》《毛》本同。《闽本》二千作一千。惠栋校《宋本》同。”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案《诗·生民疏》引《命历序》云“颛顼传九世”，未知孰是。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又标题下《疏》引《易纬·通卦验》云：“燧皇始出握机矩。”《注》云：“燧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艺论》云：“燧王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羲。”方叔玑《注》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雒纪、连通纪、序命纪。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雒三，连通六，序命四。”《疏》云：“谯周《古史考》，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其文不同。”《曲礼疏》引谯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亦纬候既兴后之说也。

《书疏》引《雒师谋注》云：“数文王受命，至鲁公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岁。”又云：“本惟云三百六十耳，学者多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误而加。遍校诸本，则无五字也。”案《乾凿度》谓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而文王受命，今益三百六十岁，更益春秋二百四十一年，凡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二年，较二百七十六万年，尚少十八，则《乾凿度》与《雒师谋》不同。依《乾凿度》，文王受命，当在春秋前四百七十有八岁。若依《世经》，则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七年；其明年，为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鲁；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文王受命，在春秋前四百十三年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集解》引徐广曰：“自共和元年（前841年），岁在庚申，讫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又《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自周乙巳至元鼎四年（前113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汉之九十四年也。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封周后也。”案《六国表》：起周元王，讫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前475年），至赧王五十九年（前259年）乙巳，凡二百二十一年。依《史记》年表，共和至赧王，凡五百八十六年；至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则七百四十五年也。《正义·论史例》云：“大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张氏此言，自共和以后，当以《史记》本书为据。共和以前，除舜三十九年见于本书外，《集解》引皇甫谧：黄帝百，颛顼七十八，喾七十，《御览·皇王部》引作七十五。挚九，尧九十八；《世纪》古帝王年数，伏牺百，神农百二十，少昊百，亦皆成数。惟颛顼、帝喾不然，未知何故。然《御览》又引陶弘景，谓帝喾在位六十三年，《路史》同。六十三加七十八，加九，凡百五十，则亦成数矣。此等亦必有其由，惜无可考也。又引《竹书纪年》，谓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汤灭夏以至于受，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正义》引《竹书》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七百之七，当系误字。周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正义》皆无异说，亦未尝别有征引，似当同之。依此计算，自黄帝至周幽王，合一千六百十八年。东周以下，依《史记》本书计，至天汉四年（前97年），合六百七十四年。两数合计，凡二千二百九十二年。较二千四百一十三，尚少百二十一。未知张氏何所依据也。又《水经·瓠子河注》，谓成阳尧妃祠，有汉建宁五年（172年）成阳令管遵所立碑，记尧即位至永嘉三年（309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北史·张彝传》，言彝上《列帝图》，起元庖牺，终于晋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十一年。亦未知其何据。

《路史》引《易纬稽览图》云“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此造《竹书》者所据也。造《竹书》者，盖以为羿、浞之乱，历四十年，故益四百三十一为四百七十一。此书真本，盖亦未尝有传于后，唐人所据，其伪亦与明人所造等耳。夫魏史必出于晋，晋史于靖侯以上已不能具其年数，安能详夏、殷以前？况晋又何所受之欤？受之周欤？周何为秘之，虽鲁号秉周礼者，亦不得闻，而独畀之唐叔？且韩亦三晋之一，何以韩非言唐、虞以来年数，其不审谛，亦与孟子同？即魏人亦未有能详言古代年数者。岂又之生人，而独藏诸王之冢中欤？于情于理，无一可通。故《竹书》而有共和以前之纪年，即知其不足信，更不必问其所纪者如何也。

以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又有讹误；故其所推，卒不尽可据也。刘歆而后，宋邵雍又有《皇极经世书》，推尧元年为甲辰，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西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亦未知其何据。金履祥作《通鉴纲目前编》用之，元、明以降，《纲目》盛行，流俗言古史者遂多沿焉。

先史之世，无年可纪，史家乃以时代代纪年。年代愈古，则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时代愈长。看似粗略，然愈古则演进愈迟，变异亦愈少，据其器物，固亦可想见其大略也。分画先史时期，大别为旧石器(Palaeolithic Age)、新石器(Neolithic Age)、青铜器(Bronze Age)、铁器(Iron Age)四期。旧石器中，又分前后。前期三：曰芝良期(Chellean)，其所用器，只有石斧，略别于未经制造者而已。曰曷朱良期(Acheulean)，则兼有石刀。芝良期及曷朱良期，皆仅能以石击石，去其碎片，用其中心而已。其时代，约距今七万年至四十五万年。曰墨斯梯灵期(Mousterian)，始能用石片，故其锋较锐。初有骨器，而为数甚少。其时代，约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后期亦三：曰阿里诺新期(Aurignacian)，骨器稍多。始知雕塑，其艺颇为后人所称道。曰苏鲁脱灵期(Solutrean)，石器两面有锋。骨器益多，制亦益善。曰马特兰宁期(Magdalenian)，此期之用石器，非复以石击石，而有似钻之物，介于其间，故其大小可以自如。此三期，约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五万年。六期之后，别有所谓阿奇林期者(Azilian)，骨器既衰，石器亦小，考古者名之曰小石器（Microlith）。考古者億想其时，或为用土器之萌芽焉。然陶器之迹无存，故称之曰尾旧石器时期(Epipalaedithic)。新旧石器之别，非仅以其精粗，亦视其有无弓矢等物以为断，而陶器之有无，尤为考古家所重。有陶器，则视为新石器之始；无陶器，则视为旧石器之终。旧石器时代，大抵恃搜集为生。新石器时代，始知渔猎，多能用火。其末期，且有进于农牧，知用铜者。然紫铜之器，不坚而易坏，故仍列石器期中。至能合铜锡为青铜，乃别为铜器时代也。铜器时代，人以农牧为生。有氏族，新石器时代行图腾制。宗教亦有统系，前此行杂乱之拜物教。人群之规制稍备矣。文字之兴，实在新石器时代之后。故石器时代，适为先史时代，铜器铁器时代，适为有史时代也。以上所论，皆据欧洲考古学家之说，吾国发掘之业，方在权舆，自不能不借助他山，以资推论。然人群进化，异地同符，铢铢而较之，一若不胜其异。苟略其细而观其大，自有一致百虑，同归殊涂者。观其会通，与曲说附会，相似而实不同，固不可以不辨也。

吾国发掘所获遗迹，当列旧石器时代者有五：曰周口店，略视墨斯灵梯期；曰河套,民国十二年（1923年），德日进（Pere Teilhard de Chardin）、桑志华（Pere E. Licent）所发掘，一为无定河，一为宁夏南之水洞沟。案此外甘肃东境，山西、陕西北境，亦有零星旧石器。曰周口店之上洞,皆在旧石器后期。河套遗迹较古，盖在后期之始。上洞骨器制作颇精，饰物技艺亦优，当在后期之终，于黑龙江呼伦之达赖湖为近。亦德日进、桑志华所掘。达赖湖及广西桂林武鸣遗迹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杨钟健、裴文中与德日进同掘。皆在尾旧石器时期。然武鸣有一石器步日耶(H.Breuil)以为系属重制，则其前，尚当有更古之旧石器时期也。新石器时代，甘、青及河南遗迹，安特生分为六期：曰齐家期，约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曰仰韶期，自三千二百年至二千九百年。曰马厂期，自二千九百年至二千六百年，为新石器及石铜过渡时期。曰新店期，自二千六百年至二千三百年。曰寺洼期，自二千三百年至一千年。曰沙井期，自二千年至一千七百年，则入铜器时期矣。铜器时期，南方似较北方为早。良渚、钱山漾皆有粗制石器、钱山漾尤多。而古荡有孔石斧，似用铁器旋转而入。又多石英器，其质甚坚，非金属不能穿凿，则已在石铜兼用之期。可见南方文化，历时甚长。惜乎发掘不多，时代尚难推断。然北方之知用铜，系由南方传授，则似无可疑者。殷人起于东南，已如上章所述。殷墟铜器，据地质调查所所化验，含锡逾百分之五；中央研究院所化验，含锡逾百分之十；其为青铜器无疑。日本道野松鹤分析其若干种，以其中不含锡，指为纯铜器时期(copper age)。梅原末治则云：其中虽不含锡，而含铅、铁、砒素颇多，兵器则仍含锡。然则他器之不含锡，盖由中原锡少而然。抑铜锡器之始，必用为兵，久之乃以为他器。殷墟之兵，文理悉类鼎彝，盖非以资实用，则其进于铜器时代久矣。见所著《中国青铜器时代考》。胡厚宣译，商务印书馆本。予案《越绝书》载风胡子之言，谓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又载薛烛之言，称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见《外传·宝剑篇》。则石铜二器之递嬗，昔人早已知之。南方所用者，确系镕合铜锡，亦无疑义。《史记·李斯列传》：斯上书谏逐客，云“江南金锡不为用”。亦可见南方制器，兼用铜锡。古书皆言蚩尤制兵，虽不审谛，要非绝无根据。然则南方之知用铜，尚在黄帝之先。夏以后，其技乃稍传于北，故有铸鼎象物之说。《左氏》宣公三年。黄帝与禹，年代皆略有可考，则南方之知用铜，其年代亦可微窥也。今安阳之小屯村，十七年（1928年）后，中央研究院陆续发掘。地质凡分三层：下层为石器，中层为石铜过渡之期，上层为铜器。历城之城子崖，地质亦分二层：下层为新石器，上层为铜器。小屯殷墟，城子崖为谭国故址，则铜器之传布于河域，年代又略可推矣。

第五章 开辟传说

传说中最早之帝王，莫如盘古。其说见于《三五历记》者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曰：“元气鸿蒙，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皆据《绎史》卷一引。《述异记》则曰：“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又云：“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案此诸说，显有不同。《述异记》首两说，与《五运历年记》之说，原本是一。此说与《三五历记》之说，并已窃印度传说，加以附会。《述异记》所谓先儒说者，与此似同实异，而与其所谓古说者，所本相同，盖中国之旧说也。至所谓吴、楚间说者，则又颇含史实，非尽神话。何以言之？

案印度古籍，有所谓《厄泰梨雅优婆尼沙昙》（Aitareya Upanishad)者。其说云：太古有阿德摩（Atman)先造世界。世界既成，后造人。此人有口，始有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有息乃有风。此人有目，始有视，有视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听，有听乃有空。此人有肤，始有毛发，有毛发，乃有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此人有脐，始有出气，有出气，乃有死。此人有阴阳，始有精，有精，乃有水。又《外道小乘涅盘论》云：“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时大安荼生，形如鸡子。周匝金色。时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摩登伽经》云：“自在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为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为海。”《三五历记》《五运历年记》及《述异记》第一二说，其为窃此等说，加以文饰而成，形迹显然，无待辞费。至其所谓先儒说者，虽若与此是一，然以盘古氏为生存，而不谓其已死，则显与其所谓古说者，同出一原，而与其第一二说，迥不相侔也。《路史·初三皇记》，谓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阴晴，此即《述异记》所谓古说，尚存于宋时者。《山海经·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 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大荒北经》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此即一事而两传，与《述异记》所谓先儒说及古说相似，足见其为中国旧说。吴、楚间说，明言盘古氏有夫妻二人，且南海有其墓；南海中有其国，其人犹以盘古为姓；则人而非神矣。古氏族酋长，往往见尊为神，然不害于实有其人。故所谓吴、楚间说者，与所谓先儒说、古说，并不相悖。所谓先儒说古说者，虽涉荒怪，亦不能以此而疑吴、楚间说之凿空，不含史实也。然则所谓盘古氏者，必南方民族所共尊之古帝；南海中之盘古国，后虽僻处遐方，在古代，或实为南方民族之大宗矣。

《后汉书·南蛮传》，有所谓盘瓠者，以为高辛氏之畜狗，长沙武陵蛮之祖，此与盘古本渺不相涉，夏曾佑始谓与盘古是一，谓吾族误袭苗族神话为己有。见所著《古代史》。予昔亦信其说，今乃知其非是而不可以不辩也。夫夏氏之疑，乃谓吾族古帝，踪迹多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耳。吾族开化，实始于南，不始于北，已如第三章所述。然则古代神话，留遗岭表，又何怪焉！抑《后汉书》盘瓠之说，实仅指武陵一隅，尤显而易见者也。其说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王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其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此说依据蛮人地理、风俗、言语、服饰、居处及中国待之之宽典，其为秦、汉间人所文饰，显然不疑。《注》云：“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案石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路史·发挥》云：“有自辰、沅来者，云卢溪县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谓盘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里有盘瓠祠，栋宇宏壮。信天下之有奇迹也。”《注》云：“《辰州图经》云：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盘瓠之像。今其中种有四：一曰七村归明户，起居饮食类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归明蛮人。三曰山燥。四曰仡僚。虽自为区别，而衣服趋向，大略相似。土俗以岁七月二十五日，种类四集，扶老携幼，宿于庙下，五日，祠以牛彘酒

，椎鼓踏歌，谓之样。样，蛮语祭也。”卢溪，今湖南泸溪县。自唐至宋，遗迹犹存，种落可指，可见《后汉书》所云，乃一种落之故事，今乃以此推诸凡南蛮，并谓吾族称说，谓他人父，可谓重诬矣。干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皆谓蛮族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见《文献通考·四裔考》。《路史》谓会昌今江西会昌县。有盘古山，湘乡今湖南湘乡县。有盘古堡，雩都今江西雩都县。有盘古祠，成都、今四川成都县。淮安、今江苏淮安县。京兆今陕西长安县。皆有庙祀。又引《元丰九域志》，谓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有盘古冢庙。固与盘瓠绝不相干。今广西岩峒中，亦有盘古庙，兼祀天皇、地皇、人皇。此盖又受吾族传说改变。俗以旧历六月二日为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与《路史》所述荆湖南北及《辰州图经》所述辰州土俗相类。而闽、浙畲民，亦有奉盘瓠为祖者，其画像仍作狗形。他种落传说，亦有自称狗种者。二者犹绝不相蒙，安得据音读相近，牵合为一哉？

第六章 三皇事迹

第一节 纬书、三皇之说

盘古之后为三皇、五帝，亦为言古史者所习知。三皇、五帝之名，昉见《周官》外史，未知其意果何指。《风俗通义》引《礼纬含文嘉》云：“燧人以火纪，火太阳，阳尊，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此盖今文旧说，《白虎通》《甄燿度》、谯周《古史考》并同。见《礼记·曲礼疏》。《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博士议帝号，谓“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与太同音，太字亦象人形，见《说文》。疑泰为太之音借，太为人之形讹，二说实一说也。《白虎通》别列一说，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运斗枢》郑注《中候敕省图》引之，见《曲礼疏》。《元命苞》《文选·东都赋注》引。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案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述女娲氏，谓“当其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云云。上云祝融，下云女娲，则祝融、女娲一人，此说殊未谛，然小司马自有所本，则《白虎通》与《运斗枢》《元命苞》，实一说也。五帝之名，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者，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史记·五帝本纪》依之，谯周、应劭、宋均皆同。见《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乃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谓德合五帝座星者为帝，故实六人而为五。见《曲礼疏》。案《后汉书·贾逵传》，载逵奏《左氏》大义长于二传者曰：“五经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案汉人言五德终始有二说：一以为从所不胜，周为火德，秦以水德胜之。汉承秦，故为土德。此说承自嬴秦，一主相生，刘向父子衍之。汉以火德，承周之木，而以秦为闰位。汉自以为尧后。黄帝号为黄，其为土德，无可移易。黄帝以后，颛顼以金德承之，则喾为水德，尧为木德矣。故必于黄帝后增一少昊为金德，而颛顼以水德，喾以木德承之，尧乃得为火德也。此为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实六人而为五，于理终有未安。造《伪古文尚书》者出，乃去燧人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伪孔安国传序》。如是，则少昊虽增，五帝仍为五人矣。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案《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注》云：“都或有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礼记·王制》云“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而《春秋繁露》，有九皇、六十四民；《三代改制质文篇》。此《郑注》之所本也。九皇、六十四民者，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与己并称三王。其前为五帝，封以小国。又其前为九皇，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六十四代，则无爵土，故称民。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合八十一代。古以九为数之究，八十一则数之究之究者也。《史记·封禅书》载管子说：今《管子》之《封禅篇》，乃取《史记》此书所补。谓古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七十二益三皇、五帝，更益以本朝，亦八十一。窃疑三皇、五帝，使外史氏掌其书；自此以往，则方策不存，徒于因国无主及登封之时祭之；实前代之旧制。孔子作《春秋》，存二王以通三统，《白虎通义·三正篇》曰：“王者存二王之后者，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谨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礼乐。”案服其正色者，夏以孟春月为正，色尚黑。殷以季冬月为正，色尚白。周

以仲冬月为正，色尚赤。王者受命，有可得与民变革者，有不可得变革者。正朔为可得变革之一端，举此以概一朝所独有之制度也。《三教篇》谓夏之教忠，忠之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之教敬，敬之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之教文，文之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盖儒家谓治天下，当三种制度迭行，故二王之成法，不可不保守也，立五帝以昭五端，《公羊》隐公元年《解诂》：“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而于《书》，则仍存前代之三皇、五帝，以明三才、五常之义，《古今注》：“程稚问于董生曰：古何以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才为天、地、人，与《含文嘉》说合。五常可以配五行，则儒家言五帝者之公言也。实六经之大义也。儒家三皇、五帝之说，其源流如此，与流俗所谓三皇者，实不相合也。

流俗三皇之说，出于谶纬。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姓上当有夺字。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注》云：“出《河图》《三五历》。”新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统历以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已见第四章。两“万八千”合为三万六千，四万五千六百年，则一元十倍之数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始学篇》，谓天皇、地皇各十二头，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人各百岁。《洞纪》：天皇、地皇，亦各十二头。《帝系谱》：天皇、地皇，亦各万八千岁。于人皇皆无说。《路史》引《真源赋》，则天皇十三人，地皇十一人，各万八千余岁。人皇九人，四万五千六百年。案《御览》又引《春秋纬》，谓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为九州岛，长天下；《河图括地象》，谓天皇九翼；则纬书旧说，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其年亦仅百岁。《始学篇》所采。自三万六千岁之历出，乃改天皇、地皇之年，各为万八千，而又增其人数为十二也。《补三皇本纪》之说，自谓出《河图》《三五历》，而《御览》引《河图》：天皇九翼，与《补三皇本纪》之说异，则《三皇本纪》天皇、地皇之说出《三五历》，人皇之说出《河图》也。天皇十三人之说，未知所本，地皇十一人之说，则决为天皇十三人之说既出后，乃减一人以就之者，要皆以意造作而已矣。《御览》又引《遁甲开山图》荣氏《注》，谓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兄弟十人，人皇兄弟九人。十人盖十二人之夺。《御览》又引《遁甲开山图》曰：“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水经·渭水注》：“故虢县今陕西宝鸡县东。有杜阳山。山北有杜阳谷。地穴北入，不知所极。在天柱山南。”赵一清云：“《寰宇记》：凤翔府岐山县下云：岐山，亦名天柱山。《河图括地象》曰：岐山在昆仑山东南，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鸣于山上。时人亦谓此山为凤皇堆。《注》：《水经》云：天柱山有凤皇祠。或云：其峰高峻，回出诸山，状若柱，因以为名。《御览》及程克斋《春秋分记》并引之，今缺失矣。”岐山，今陕西岐山县。熊耳，在今河南卢氏县南。龙门，在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县之间。《水经·渭水注》：伯阳谷水、苗谷水并出刑马山。孙星衍校本云：当在今清水县界。然则《遁甲开山图》谓三皇兴于陕、甘、晋、豫之境也。案《御览》引《春秋命历序》，谓“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路史》引云：“出旸谷，分九河。”九河不可分，必九州之误。谷口之谷，系指旸谷则无疑。《三国·蜀志·秦宓传》：宓对夏侯纂，

谓三皇乘祇车出谷口，即斜谷，在今陕西郡县西南。乃夸张本州之言，不足信也。《遁甲开山图》，专将帝王都邑，自东移西，尤不足据。《路史注》引《遁甲开山图》：人皇出于刑马山提地之国。又引《雒书》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国。以《御览》之文校之，上提地之国四字当衍，此语当出《雒书》也。《说文·示部》：“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提地”二字，似因此附会，未必有地可实指也。

《礼记》标题下《正义》云：《易纬通卦验》云：“天皇之先与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辅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代王，代字从今本通卦验增。亦有五期。辅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燧皇始出握机矩。”注云：“燧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则郑以天皇为上帝，五期之君为五帝，继天立治，实始人皇；而其所谓人皇者，则为燧人，此犹是《含文嘉》之说。《广雅》十纪，始自人皇，纪名九头，见上章。亦相符合。足见天皇、地皇之说为后起也。

第二节 巢、燧、羲、农事迹

服虔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礼记·月令疏》引。案古地名与氏族之名，不甚分别。以地为号者，可略知其地与族，以德为号，斯不然矣。然十口相传，必其时之大事，社会开化之迹，却因之而可征也。

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韩非子·五蠹篇》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庄子·盗跖篇》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所述实为同物。知哲相通，炀亦用火，其指发明用火之族言之可知也。发明用火，实为人类一大事。韩子主熟食言之，庄子主取暖言之，其用皆极切。《古史考》曰：“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说，号曰燧人。”《太平御览· 皇王部》引。其辞盖隐栝古籍而成。铸金亦为火之一大用。故《礼记·礼运》论修火之利，以范金合土并言。合土指为陶器。然神农尚斫木为耜，揉木为耒；黄帝亦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见《易· 系辞传》。则前乎炎、黄之燧人，似未必能知铸金。谯氏盖综合古籍而失之者也。

《易·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经典释文》云：“包，本又作庖。郑云：取也。孟、京作“伏”。牺，郑云：鸟兽全具曰牺。孟、京作“戏”，云服也。化也。”《白虎通义·号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风俗通义》引《含文嘉》云：“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戏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戏。”盖今文旧说，孟、京所用。郑说则本于刘歆。《汉书·律历志》载《世经》曰：“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可证。《易》但言佃渔，歆妄益“取牺牲”三字，实非也。《礼记·月令疏》引《帝王世纪》曰：“取牺牲以共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则又以庖字之义附会庖厨，失之弥远矣。今人或以伏羲为游牧时代之酋长，观此自知其非。《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虙牺

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亦谓其以田渔为业也。

神农亦德号。《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又曰：“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此神农必不能释为人名也。《易·系辞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案《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明堂位》曰：“土豉，蒉桴，苇，伊耆氏之乐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为蜡。”蜡为田祭，故熊安生谓伊耆氏即神农。见《礼记》标题下《疏》。综观三文，其说是也。《郊特牲》又云：“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盖因蜡祭之时，行交易之事，与《易传》之文，亦相符会也。

《御览》引《遁甲开山图》云：“石楼山，在琅邪。汉郡，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县。后汉为国，徙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县。昔有巢氏治此山南。”《开山图》言帝王都邑皆在西，此独在东。《御览》又引云：“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吴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凡十五代，袭包牺之号。此说系据《帝王世纪》，见《易·系辞传疏》。惟《世纪》朱襄氏在葛天氏之前。案《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云云。《世纪》及《开山图》本之，而又小有改易也。自无怀氏已上，经史不载，莫知都之所在。”则其言又自相矛盾。窃疑治石楼山南之说，不出《开山图》，而《御览》误引也。韩子谓“民食果蓏蚌蛤，不胜禽兽虫蛇”；庄子谓“昼食橡栗，暮栖木上”，又谓“民不知衣”；则巢、燧二氏，必居榛莽湿热之区，从可知尔。

《御览》又引《诗纬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曰：“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按《淮南子·地形训》曰：“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作：“鼓其腹则雷。”在吴西。”《鲁灵光殿赋》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李善《注》引《列子》曰：“伏羲、女娲，蛇身而人面。”又引《玄中记》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古者工用高曾之规矩，殿壁画象，亦必有所受之。然则伏羲在沼泽之区，又不疑也。《管子·轻重戊》曰：“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八卦益以中宫，是为九宫。明堂九室，取象于是。明堂之制，四面环水，盖湖居之遗制。伏羲之社会，从可推想矣。雷泽，盖即《五帝本纪》舜之所渔。《山海经》谓在吴西，吴即虞，二说亦相符合。《汉志》谓在城阳，地在今山东濮县。《左氏》太皞之后，有任、今山东济宁县。宿、今山东东平县东。须句、今东平县东南。颛臾，今山东费县。见僖公二十一年。虽不中，当不远。《帝王世纪》谓伏羲氏都陈，见下。盖以《左氏》昭公十七年，梓慎言“陈，太皞之虚”云然。然梓慎此言，与宋太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卫颛顼之虚并举，太辰必不能释为国名，则梓慎所言，盖天帝，非人帝。《御览》又引《开山图》曰：“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盖即仇池山。在今甘肃成县。荣氏《注》，因谓伏羲生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县。见《水经·渭水注》。《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亦云：包牺长于成纪。则去之弥远矣。

《礼记·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国语·鲁语》作烈山氏。《郑注》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韦注》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郑氏犹为两可之辞，韦氏则断以烈为山名矣。烈山之地，即后世之赖国，地在今湖北随县。盖徒据音读附会。其实烈山即孟子“益烈山泽而焚之”《滕文公上》。之烈山，乃农耕之民，开拓时之所有事。《左氏》昭公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库。《注》云：“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疏》云：“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诗谱序》及《礼记》标题下《疏》，均谓郑玄以大庭是神农之别号。《月令疏》引《春秋说》云“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谷，曰神农”，盖诸儒之说所本。《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帝王世纪》曰：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之丘，于《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北，西射之南是也。”炎帝居陈，盖以其继太昊言之，与云颛顼徙商丘，均不足据，说已见前。《左氏》定公四年，祝 言伯禽封于少皞之虚；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谓少 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则穷桑地确近鲁。《封禅书》载管子之言：谓“古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正义》引《韩诗外传》曰：“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今本无，然《书序疏》亦引之，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亦有此语，乃今本佚夺，非《正义》误引也。万数固侈言之，然古封泰山者甚多，则必非虚语。封禅后世为告成功之祭，古或每帝常行。千里升封，必非小国寡民所克举，则古泰山之下，名国之多可知。谓自炎帝至颛顼，都邑皆近于鲁，则可信也。《国语·晋语》谓炎帝以姜水成。《水经·渭水注》云：“岐水东径姜氏城南，姜氏城，在今陕西岐山县东。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母女登游华阳，感

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帝王世纪》又谓神农崩葬长沙。《御览·皇王部》引。《路史》引作葬茶陵。长沙、茶陵皆湖南今县。此盖姜氏之族，后世西迁雍州；后稷生于姜嫄，太王妃曰太姜，武王妃曰邑姜。齐太公姜姓。虽或云避纣东海，或云隐屠朝歌，然《礼记· 檀弓》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则太公之先，实居西方。云在东方，乃因其后来受封于东而附会也。又楚为祝融之后踪迹在南；故传说随之而散布，非其朔也。

《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纬候之言，本不足据。《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谈。《校勘记》：《钱本》《宋本》《闽本》同。《监》《毛》本作詙。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则其说弥妄矣。古系世之传，盖始于黄帝之族，《大戴记·帝系》即如此，谧安所得神农氏之世系邪？《吕览·慎势》云“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或当得其实也。《御览》引《尸子》作七十世，盖十七字倒误。

第七章 五帝事迹

第一节 炎黄之争

《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业，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盗跖篇》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篇》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战国· 赵策》曰：“宓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篇》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所谓义者，何世之君也？则答之以神农。”若是乎，自古相传，咸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之一大变也。案《战国·秦策》：苏秦言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苑·政理篇》同。则神农之时，亦已有征诛之事。盖神农氏传世甚久，故其初年与末年，事势迥不相同也。然此等争战，尚不甚剧，至炎黄之际，而其变益亟。

炎、黄二帝，实为同族。《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贾子· 益壤》曰：“黄帝者，炎帝之兄。”《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说虽不同，必有所本。《史记·五帝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也。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 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既云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其事弗类。《史记》此文，略同《大戴礼记·五帝德》。而《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然则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史记》自“炎帝欲侵陵诸侯”，至“三战然后得其志”，凡五十六字，殆别采一说，而夺一曰二字；抑或后人记识，与元文相混也。《周书·尝麦篇》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四疑当作西。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命之曰绝辔之野。”《史记篇》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盐铁论·结和篇》曰：“轩辕战涿鹿，杀两、蚩尤而为帝。”褚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然则《周书》之赤帝，即《史记》之神农氏，为炎、黄二帝之共主。炎帝盖即蚩尤，初居阪泉，故号阪泉氏。后与赤帝

争于涿鹿之阿，亦即独鹿，盖逐赤帝而攘其地。其后又为黄帝所灭。蚩尤初为少昊，为两之一。两者，《礼记·月令疏》曰：“东方生养，元气盛大；西方收敛，元气便小；故东方之帝，谓之太；西方之帝，谓之少皡。”其说当有所本。两又一，当为太。赤帝时不知谁为之，蚩尤既代赤帝，当别以人为两，涿鹿之战，与之俱死，《盐铁论》所云者是也。据田千秋之说，蚩尤似即赤帝之子，然则赤帝岂即少典乎？书缺有间，难以质言，然炎、黄之必为同族，则似无可疑也。

予昔尝谓神农为河南农耕之族，黄帝为河北游牧之族，阪泉、涿鹿之战，乃河北游牧之族侵略河南农耕之族。由今思之，殊不其然。昔所以持是说者，乃因信阪泉、涿鹿在涿郡；又《史记》言黄帝教熊 貔貅 虎，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类于游牧之族故也。其实迁徙往来无常处，好战之主类然，初不必其为游牧之族。若齐桓公，其征伐所至之地，即甚广矣，又可谓齐为行国乎？教熊貔貅 虎，乃形容之辞，非实有其事，《史记》固亦云黄帝艺五种，时播百谷草木矣，亦可据其文而断黄帝为耕农之族也。《易·系辞传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谓神农人身牛首。《述异记》云：“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淮南子·原道》《天文》，皆云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津溪。”蚩尤、共工与神农俱姜姓。予昔因此，谓神农之族农耕，故重牛；黄帝之族游牧，游牧之民，必兼事田猎，故有教熊罴貔貅虎之说。然古无牛耕；农耕之族，亦并不斗牛；此说亦殊牵强也。阪泉，《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自因汉世县名附会。汉涿鹿县属上谷，即今察哈尔涿鹿县。服虔谓阪泉地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自较谓在上

谷者为近情。然以古代征战之迹言之，仍嫌太远。《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今江苏铜山县。实最为近之。《战国·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巨野，汉县，今山东巨野县。亦距彭城不远也。

《史记》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丸山，《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凡。”《汉书·地理志》作凡，在琅邪朱虚县。今山东临朐县。岱宗即泰山。空桐，《集解》引应劭曰：“山名”，韦昭曰：在“陇右。”鸡头，《索隐》曰：“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引《括地志》曰：“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今甘肃固原县。又曰：“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今甘肃高台县。熊、湘：《集解》引《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召陵，今河南郾城县。《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今湖南益阳县。《正义》引《括地志》，谓“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今陕西商县。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今湖南岳阳县。釜山，《括地志》谓在怀戎县北三里。今察哈尔怀来县。泰山本古代登封之处。琅邪自非黄帝所不能至。陇右、巴陵，则相距大远矣。《路史》云：“空同山，在汝之梁县西南四十里。今河南临汝县。有广成泽及庙，近南阳雉衡山。在今河南南召县东。故马融《广成赞》云：“面据衡阴。”其说是也。《殷本纪》，殷后有空桐氏。古所谓江，不必指今长江。熊、湘虽不能指为何地，要不能西抵上洛，南至巴陵。釜山之在怀戎，则又因涿鹿在上谷而附会，其所在亦不可考。然三代封略，北不尽恒山，则其地必在恒山之南也。邑涿鹿之阿，则仍蚩尤之旧居耳。此可见黄帝经略所及，不过今河南、山东；其本据，则仍在兖、徐之间也。

《史记》又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黄帝曰有熊。”《白虎通义·号篇》亦曰：“黄帝号有熊。”《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今河南郑县。案郑为陆终之后，、郐人之所居。陆终之先曰吴回，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后裔孙曰鬻熊。鬻熊之后熊丽、熊狂等，咸以熊为氏。鬻熊盖仍祝融异文，单呼则曰熊。黄帝之称有熊，似不应以此附会也。《史记》又云：“黄帝崩，葬桥山。”陕西亦非黄帝所能至。《封禅书》载公孙卿之言曰：“黄帝郊雍上帝，雍，汉县，今陕西凤翔县。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今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所谓寒门者，谷口也。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黄帝采首山铜，今河南襄城县南。铸鼎于荆山下。今河南阌乡县南。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明明极不经之语，偏能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开河者也。《遁甲开山图》等，将帝王都邑任意迁移，皆此等伎俩。《史记》之文，不知果为史公元文与否。然《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今陕西安定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王莽自谓黄帝后，使治园位于桥山，谓之桥畤。见《汉书· 王莽传》。悠悠之说，遂成故实矣。史事之不实，可胜慨乎？

《易·系辞传》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疏》言此九事者，皆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此难遽信。《疏》云：“《帝王世纪》载此九事，皆为黄帝之功。”《书序疏》则云：“垂衣裳而天下治，是黄帝、尧、舜之事。舟楫，服牛，重门，臼杵，弧矢，时无所系，在黄帝、尧、舜时以否皆可通。至于宫室、葬与书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后世圣人易之，则别起事之端，不指黄帝、尧、舜。”《书疏》此说，乃为强伸《伪序》文籍起于伏羲时，虽不足论，然就《系辞传》文义论之，自为平允也。然黄帝以降，文物日臻美备，则可知矣。此史事之传者，所以至黄帝而较详也。

《吕览·荡兵》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始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亦剥林木以战之一端。《越绝书》言“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外传记宝剑》。玉亦石。盖未知用铜之时，兼用木石为兵，肃慎氏楛矢石砮其征也。《管子·地数》曰：“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五行篇》言黄帝得六相，蚩尤为其一。盖蚩尤之后，有服属于黄帝者也。南方之知用铜，早于北方，已见第三章。蚩尤之技，盖亦受之于南，观五刑始于蚩尤可知。北方铜与锡皆少于南方，故穆王及管子，皆有赎刑之制。《尚书·吕刑》、《管子·中小匡》。管子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 夷锯斸，盖以铜为兵器，以铁为农器也。《左氏》僖公十八年，“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吴越春秋》《越绝书》皆盛称南方兵甲之利，可见北方之用铜，至东周时，尚远在南方之后。然《管子》已有盐铁之篇，则北方之农器，已甚精利矣。此河域生业之所由日盛与？

第二节 黄帝之族与共工之争

黄帝之后，依今文家旧说，继位者为颛顼，依古文家言，则其间多一少昊，已见第六章第一节。古本无后世所谓共主。古书所谓某帝崩、某帝立者，皆后人追述之辞，不徒不必身相接，并不必其在当时有王天下之实也。故黄帝、颛顼间，果有少昊与否，实无甚关系，而少昊、颛顼等事迹如何，乃为言古史者所必究焉。《史记·五帝本纪》，略本《大戴礼记·五帝德》，于颛顼、帝喾两代，皆仅虚辞称美，无甚实迹可指。综各种古书观之，则其时与共工之争极烈，至尧、舜、禹之世而犹未已。又黄帝灭蚩尤后，不久，二族似仍通昏媾。故颛顼、帝喾，皆与姜姓之族有关，此则其时之事颇有关系者也。

少昊事迹，见于《左氏》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郯子来朝。公与晏。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二十九年（前513年），蔡墨言：“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穷桑近鲁，已见第六章第二节。郯为今山东郯城县。郯子言少昊、挚之立，爽鸠氏为司寇，而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晏子对齐景公，谓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则古代，今山东省，确有一少昊其人，谓为子虚乌有者，武断之论也。然古学家牵合黄帝之子青阳，则非是。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史记》此文，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合，乃古系世之遗。古未必有后世之共主，然君位相袭，在一部落间，仍是分明。如忽都剌殁，蒙兀无共主，然也速该仍为尼伦全部之主是也。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亦如此。自太康至相，不过不为天下王，其为夏之君自若也。参看第八章第一节自明。少昊与太昊相对，乃东西二卿之名，已见第一节。《汉书·律历志》，引刘歆所撰《世经》，据郯子之言，谓炮牺、共工、炎帝、黄帝、少昊相继，由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又曰：“《考德》曰：少昊曰清。清，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颜师古《注》曰：“《考德》，考五帝之德也。”盖即歆等所造。《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注》举其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案《周书》此语，见于《尝麦解》。其文曰：“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此文疑有夺误。指清为少昊之名，实属附会。而质、挚同音，盖又古学之家据此而定少昊之名为挚者。郯子于黄、炎、共工、太

，皆不言其名，独于少称其名曰挚，疑挚字乃治左氏者所旁注，而后误入正文也。要之少昊确有其人，居东方之地，亦为当时名国，然谓其曾继黄帝而为其部落之长，且为一时共主，则羌无故实也。

自颛顼以至于禹，皆与共工剧争。《淮南子·天文训》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兵略训》曰：“颛顼尝与共工争为帝矣。”《史记·律书》曰：“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淮南子·原道训》曰：“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周书·史记》曰：“昔者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书·尧典》言舜“流共工于幽州”。《淮南子·本经训》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荀子·议兵篇》曰：“禹伐共工。”《战国·秦策》载苏秦之言同。《成相篇》曰：“禹劳心力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可见其争斗之烈。《管子·揆度篇》言：“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礼记·祭法篇》言：“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故祀以为社。”王霸为后人分别之辞，在当时实无以异，然则共工后虽败亡，其初固为一强族也。

共工究何族乎？曰：共工者，炎帝之支派也。《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补三皇本纪》曰：“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跋为妃。”《注》曰：“见《帝王世纪》及《古史考》。”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曰：“二书盖亦本此经为说，其名字不同，今无可考矣。”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诚荒怪，然世系为古人所重，虽与神话相杂，不得全虚。云炎帝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可见其实为炎帝之族。而云鲧为祝融所杀，其后禹又攻共工，亦隐见二族相仇之迹也。《大荒北经》有禹攻共工国山。又云：“禹杀共工之臣相繇。”《海内北经》云：“禹杀共工之臣相柳。”此系一事两传。又《大荒北经》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此一事两说并载。后土，据《海内经》生于共工，应龙则《大荒北经》谓黄帝使攻蚩尤于冀州之野者也。亦隐见二族相争之迹。

古有所谓女娲者，盖创造万物之女神？《楚辞·天问》曰：“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说文·女部》：“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天问》之意，盖谓万物皆女娲所造，女娲谁所造邪？犹今诘基督教者，言天主造物，天主又谁所造也？《御览·皇王部》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 人也。亦此一类神话。既可以造万物，遂可以补天地，而其说，遂与共工、颛顼之争相牵合焉。《淮南子·天文训》言：“共工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言共工而不及女娲。《览冥训》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言女娲而不及共工，可见其各为一说。《论衡·谈天》《顺鼓》二篇，始将二事牵合为一，然犹云共工与颛顼争。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乃谓，女娲氏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云云。云与祝融战者？古书言三皇，一说以为伏羲、神农、祝融，撰集古记者或以为女娲即祝融，乃改共工与颛顼争为与祝融战，而司马氏杂采之也。《注》云“按其事出《淮南子》”，乃溯其本原之辞，非谓其文全据《淮南》。古神人本不分，人固可以附会为神，神亦可以降列于人，于是诸书遂列女娲于古帝王，附会为伏羲之妹，《风俗通义》。甚或谓其陵在任城，又或谓其治平利之中皇山矣。见《路史》引《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案任城，今山东济宁县，地近雷泽。平利，今陕西平利县。《遁甲开山图注》谓伏羲生于成纪，徙治陈仓，地与平利相近，盖因此而附会也。《路史》又引《长安志》，谓骊山有女娲治处，案《汉书·律历志》，载张寿王之言，谓骊山女为天子，在殷、周间，《长安志》之说，盖又因此附会。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帝王世纪》谓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商丘，乃因《左氏》卫颛顼之虚而云然，说不足信。见第六章第二节。《吕览·古乐》曰：“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此言颛顼都邑最可信据者。《山海经·海内经》曰：“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楚辞·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说文·桑部》：“ ，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叒，木也。”王筠曰：“《石鼓文》有 字。盖

本作。若字盖亦作，即 之重文。加 者，如楍字之象根形。《说文》之叒木，他书作若木，盖汉人犹多作，是以八分书桑字作桒。《集韵·类篇》云：桑古作。《说文》收若字于草部，从草，右声，似误。”此说甚精。若水实当作桑水。《东山经》曰：“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又曰：“《东山经》之首曰樕 之山。北临

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空桑即穷桑，其地当近东海。《史记·殷本纪》载《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则古谓江在东方。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其地皆当在东。后人误蜀山氏之蜀为巴蜀之蜀，《水经》乃谓若水出旄牛徼外，至朱提为泸江矣。旄牛、朱提，皆汉县。旄牛，在今四川汉源县南。朱提，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周书》谓阪泉氏徙居至于独鹿，独从蜀声，独蜀一字，蜀山实独鹿之山，亦即涿鹿之山。黄帝破蚩尤后，至颛顼时，二族盖复通婚媾，故《大荒西经》谓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固炎帝之族；《大荒北经》谓颛顼生欢头，欢头生苗民，苗民黎姓；《潜夫论·五德志》，谓颛顼身号高阳，世号共工，苗民即蚩尤之后，共工亦姜姓也。《吕览》言颛顼实处空桑，而《淮南》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则共工、颛顼之争，仍在东方，必不能在河北也。

第三节 禹治水

帝喾之后，继之者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不善”，《索隐》曰：“古本作不著，犹不著明，不善谓微弱，”又引卫宏曰：“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引《帝王世纪》曰：“帝挚之母，于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帝于高辛。”《御览·皇王部》引略同，末云：“事不经见，汉故议郎东海卫宏之传尔。”经传所无之说，卫宏何由知之？其妄不待言矣。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故自尧以后，史事传者较详。然《尧典》等实亦后人追述，非当时实录也。综观古书，此时代之大事，一为禹之治水，一为尧、舜、禹之禅让，今先述治水之事如下。

洪水之患，盖远起于炎、黄之际，《管子》言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礼记》言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山海经》亦言共工生术器，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已见第二节。而《国语·周语》载太子晋之言，谓“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氏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云云。知自共工至禹，水患一线相承。共工与颛顼争，其距黄帝，当不甚远。而《管子·揆度》言“黄帝之王，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又《轻重戊》言“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此即“益烈山泽而焚之”之事，知当黄帝时，业以水为患矣，《禹贡》述禹所治水，遍及江、河两流域，诸子书言禹事者亦皆极意敷张；其实皆非真相。孔子言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尚书·皋陶谟》今本分为《益稷》。载禹自道之言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川特言其多，四海者，中国之外；中国无定境，则四海亦无定在。《国语》“封崇九山，决汨九川”云云，与《禹贡》篇末，所谓“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者，同为泛言无实之辞。知禹之治水，亦仅限于一隅；上文道山道水及九州情形，皆后人所附益也。《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为州字本义。古无岛字，洲即岛也。州、洲二字，异文同语，尤为易见，盖吾族古本泽居，故以水中可居之地，为人所聚处之称。古以三为多数，盖亦以三为单位。三三而九，故井田以方里之地，画为九区；明堂亦有九室。九州，初盖小聚落中度地居民之法，后乃移以区画其时所知之天下耳。《孟子》述水患情形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滕文公上》。又曰：“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下》。正《说文》所谓居水中高土者。兖州本吾族兴起之地，《禹贡》于此独有“降丘宅土”之文。《禹贡》固后人所文饰，然其中单辞只义，亦未必无古代史实之存也。尧时所谓洪水者，断可识矣。

《吕览·爱类》云：“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孟门，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淮南·本经训》亦云：“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江、淮流通，四海溟涬。”《人间训》则云：“禹凿龙门，辟伊阙。”龙门，已见前。第六章第一节。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见《水经·泗水注》。后人或以陕西韩城县之梁山说之。孟门近太行。《左氏》襄公廿二年，齐侯伐晋，取朝歌，入孟门，登太行。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县。地皆在河南、山、陕之间。夏都本在河、洛；后人又谓唐、虞、夏之都，皆在河东；因谓禹所施功，黄河为大，而河工之艰巨者，实在龙门、砥柱在今山西平陆县东。之间。此惑于传说，而不察其实者也。言尧、舜、禹都邑最古者，莫如《左氏》。《左氏》载子产之言曰：高辛氏有二子。实沈迁于大夏，唐人是因，至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昭公元年。又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昭公七年。又祝谓唐叔，命以唐诰，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定公四年。则尧、禹旧都，必在晋境。顾其所在，异说纷如。《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今山西太原县。故《诗》唐国，《左氏杜注》因之，谓大夏、夏虚皆晋阳。服虔则云：大夏在汾、浍之间，《诗·唐风郑谱疏》。郑氏《诗谱》，谓尧都晋阳，唐叔所封。南有晋水。子燮，改称晋侯。尧后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近晋之曲沃。今山西闻喜县。又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皇甫谧谓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舜所营都，或云蒲阪。今山西永济县。禹受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诗·唐风郑谱疏》。臣瓒则谓尧都永安，《汉书·地理志注》。今山西霍县异说虽多，要不外河、汾下流及霍山以北两地。顾炎武《日知录》谓：霍山以北，悼公以后，始开县邑。《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齐桓公伐晋，仅及高梁，今临汾东北。而《史记·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则大夏必在河、汾下流。近人钱穆申其说。谓《封禅书》述桓公之言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管子·小匡篇》则曰：“逾太行与卑耳之溪，拘泰夏。今本讹作秦夏，此系据戴望《校正》改。西服流沙、西虞。”卑耳，《索隐》云山名，在河东大阳。今山西平陆县。《水经·河水注》：“河水东过大阳县南，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有虞城。”虞山，盖即卑耳之山。沙涧水，本或作流沙水，即齐桓所涉。《史记·吴太伯世家》：虞仲封于周之北，故夏虚，即西虞，亦即大夏。《汉志》临晋县，今陕西大荔县。应劭谓以临晋水得名。《史记·魏世家》：秦拔我晋阳。《括地志》谓在虞乡县西，今山西虞乡县。《水经》涑水所径，有晋兴泽，亦在虞乡。则涑水古名晋水。《注》又谓涑亦称洮，则子产谓金天氏之裔台骀，宣汾、洮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者。亦见昭公元年。所宣亦即涑水。《汉志》谓晋武公自晋阳迁曲沃，以太原晋阳说之，虽误，其语自有所本。武公旧邑，实即虞乡之晋阳也。又云：《尚书》言禹娶涂山，《皋陶谟》，今本《益稷》。《左氏》言禹会诸侯于涂山，哀公七年。世皆谓在今寿县。考《水经·伊水注》：伊水出陆浑县今河南嵩县。西南，王母涧之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涂山。《方舆纪要》：三

涂山，在嵩县南十里，即古所谓涂山者，王母即涂山氏女也。《山海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水经注》：禅渚在陆浑县东。则涂山、羽渊，地甚相近。鲧称崇伯，崇即嵩也。又古书言禹葬会稽，世皆谓在今绍兴。其实会稽为《吕览·有始览》九山之一，八山皆在北，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太山，即霍太山。不得会稽独在南。《吴越春秋》《越绝书》皆谓禹上茅山，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水经注》：会稽之山，古称防山，亦曰茅山。防即舜封丹朱于房之房，亦即陟方乃死之方。以茅津、茅城推之。《左氏》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水经·河水注》：河水东过陕县北，河北有茅城，故茅亭，为茅戎邑。陕县今属河南。地望正在大阳。然则禹之治水，当在蒲、今永济县，旧蒲州。解之间。其地三面俱高，惟南最下。河水环带，自蒲、潼达于陕津、砥柱，上有激湍，下有阏流；又涑水骤悍，无可容游；唐、虞故都，正在于此，此其所以为大患也。钱说见所著《西周地理考》。 予谓钱氏之说辩矣。然谓古有所谓唐、夏者，在河、汾下流，不在永安、晋阳之地，则可，谓尧、禹故都即在河、汾下流则不可。《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记》，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离娄下》。《世本》《孟子》皆古书，可信，诸冯、负夏，诸家皆无确说，姑勿论。鸣条则实有古据，其地，当在山东。见第八章第三节。涿鹿为黄帝旧都，唐尧是因，虞舜稍迁而北，殊近事理。孟子、史公，言尧、舜、禹事，同本《书》说，以《书传》对勘可知。《史记》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五帝本纪》。《管》《版法解》。《墨》《尚贤中下》。《尸子》《御览·皇王部》引《吕览》《慎人》。《淮南王书》皆同，必非无据。诸家说此诸地，亦皆谓在兖豫之域。历山，《淮南》高注谓在济阴城阳，即《汉志》尧冢所在，今山东濮县也。雷泽，郑玄谓即《禹贡》兖州雷夏泽。陶河滨，皇甫谧谓济阴定陶有陶丘亭。定陶，山东今县。寿丘在鲁东门北，见第六章第二节。负夏，郑玄云：卫地。皆见《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史记》谓舜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亦本《大戴记·五帝德》。《汉志》谓在东海祝其，今江苏赣榆县。虽不中，固当不远。然则自舜以前，都邑固皆在东方也。《周书·度邑解》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盖尧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虽勤，而深灾实未能澹。自禹以后，我族乃渐次西迁。自伊、洛渡河，即为汾、沧之域。唐、虞、夏支庶，盖有分徙于是者。《周书·史记》解有唐氏、有虞氏、西夏则其国。《史记·晋世家》谓唐叔封于河、汾之东。《集解》引《世本》，谓叔虞居鄂即大夏，《括地志》：鄂在慈州昌宁县。唐昌宁，今山西乡宁县。盖即《周书》所谓西夏，见灭于唐氏者。故其地既称唐，又称夏。《管子》所谓西虞，则《周书》之有虞氏也。虞夏皆别称西，明其国故在东。然则谓禹治水遍及江、河两域者，固非，即谓仅在蒲、解之间者，亦尚非其实矣。

《禹贡》云：“禹敷土”；《诗·商颂·长发》亦云：“禹敷下土方”；此即《山海经》所谓术器复土壤；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也。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者。见第二节。《淮南· 地形训》，谓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时则训》亦谓禹以息壤湮洪水之州。庄逵吉曰：“《御览》引此，下有注曰：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中国九州。州，水中可居者。”此语非后人所能造，必沿之自古。然则古人视禹之治水，亦与术器、鲧等耳。治水诚贱湮防，贵疏泄，然此乃后世事。于古则湮防本最易知之法，亦且疆域狭小，无从知水之源流，安有“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等见解。其所习知者，沟洫疏治之法耳。即《皋陶谟》所谓“浚畎浍距川”者也。其或决溢，非防则湮。湮则《禹贡》所谓敷土，《国语》所谓“湮卑崇薮”也。防则《史记》所谓“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五帝本纪》。后世疆域渐广，治水之法亦渐精，乃以其所善者附诸禹，所恶者附诸鲧与共工。其实《书》称禹之功曰：“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鲜食艰食”，《皋陶谟》。今本《益稷》。亦正犹《礼记》《祭法》。《国语》，《鲁语》。以句龙、后土并称耳。《禹贡》九州，盖后人就所知地理，为之敷衍。凿龙门，辟伊阙等说，则西迁后所见奇迹，以天工为人事，附之于禹也。禹治水之功，非后人侈陈失实，则深灾久而自澹。抑东方本文化之区，而逮乎商、周之间，转落西方之后，水患未除，农功不进，似为其大原因。然则谓水灾实未尝除，特因西迁之后，纪载阙如，后人遂兴微禹其鱼之叹，似尤近于实矣。

第四节 尧舜禅让

世所传尧、舜禅让之说，出于儒家。儒家此义，盖孔门《书》说，而孟子、史公同祖之。今之《尚书》，既非汉初经师所传，亦非后来之古文本，实东晋之伪古文本也。今文所有诸篇虽真，其字句，则亦未必尽可信矣。《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多袭《尚书》，而字句时有异同。句之异同，由古人经文与经说不分。见第二章。字之异同，大率《尚书》古而《史记》则为汉时通用之语。论者多谓史公以今易古，以求易晓，其实直录古书，不加删改，乃古人行文通例。今古之异，不徒训诂，亦在语法。史公果求易晓，何不并《书》语而改之，而惟易其字也？然则今《尚书》与《史记》之异正未必《尚书》是而《史记》非矣。故今于儒家所传尧、舜禅让之事，即引《史记》之文如下。

《五帝本纪》曰：“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又曰：“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谌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又曰：“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之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夏本纪》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集解》：“徐广曰：‘《史记》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索隐》：“《地理志》：‘六安国六县，咎繇后偃姓所封国。英地阙，不知所在。’”《正义》：“英盖蓼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县，本春秋时蓼国，偃姓，皋陶之后也。’《大康地志》云：‘蓼国先在南阳故县，今豫州郾县界故胡城是。后徙于此。’”六，今安徽六安县。固始，今河南固始县。郾，今河南郾城县。或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集解》：“《孟子》阳字作阴。”《正义》：“按阴即阳城也。《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

北十三里。’”案唐阳城县，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此儒家所传尧、舜、禹禅继之大略也。

禅让之事，自昔即有疑之者。《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曰：“《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鄄城，在今山东濮县东。《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晋书·束晳传》曰：“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二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前257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谓：“《纪年》称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汲冢得书，当实有其事，然其书实无传于后。《晋书》所云，乃误据后人伪造之语，《杜序》则为伪物。盖魏、晋之际，篡窃频仍；又其时之人，疾两汉儒者之拘虚，好为非尧舜、薄汤武之论。造此等说者，其见解盖正与魏文帝同，适有汲冢得书之事，遂附托之以见意也。唐刘知幾据之，《史通·疑古篇》引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又引《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 案《琐语》，《束晳传》云“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安得有舜放尧事？唐人所谓汲冢书者，其不足信，概可见矣。又刺取古书中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事可疑者，以作《疑古》之篇。其说诚为卓绝。然《竹书》非可信之书；而知几所疑，亦有未尽。予昔尝作《广疑古》之篇自谓足以羽翼古人，由今思之，其说亦殊未允也。今先述旧说，更以今所见者，辩之如下：

其(一)《书·皋陶谟》今本《益稷》。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雒雒。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 曰：“傲字又作奡。”《说文·夰部》奡下引《虞书》曰：“若丹朱奡。”又引 《论语》“奡荡舟。”俞正燮《癸巳类稿·奡证》，谓《庄子·盗跖篇》曰：“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曰：“记云：尧诛丹朱。”《书》称“胤子朱”，史称“嗣子丹朱”，案谓《尧典》及《史记·五帝本纪》。则尧未诛丹朱。然《吕氏春秋·去私篇》云：“尧有子十人”；《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而《孟子》止言九男；《万章上篇》：“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淮南·泰族训》亦云：“尧属舜以九子”；《书》云“殄厥世”；是尧十子必失其一，而又必非丹朱。《管子·宙合篇》云：“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即若丹朱敖之敖，与朱各为一人。罔水行舟，则《论语》云 “奡荡舟”。朋淫于家，则《汉书·邹阳传》曰：“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已。”乃朱与奡以傲虐朋淫相恶。殄厥世，则《论语》云“不得其死也”。予昔据此，疑奡实为舜所杀，然罔水行舟非荡舟，朋淫非骨肉为仇敌，殄厥世亦非不得其死。敖乃嶅之借。《说文·山部》：嶅，山多小石也。《尔雅》释山作磝。尧，高也。敖在尧，犹言小石在高山。以之牵合人名，更无当矣。《韩子》之文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楚语》作汤。有太甲，武王《楚语》作文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子兄弟之亲也。”《楚语》曰：“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 邹阳之说本之，而易商均为象。朱、均与象，古书皆未传其有争夺相杀之事，如五观、管、蔡者；太甲更终陟帝位；然则谓五王诛父子兄弟之亲，所谓诛者，亦责问之意而已。以此疑尧之子为舜所杀，则见卵而求时夜矣。

其(二)《史记·伯夷列传》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宋翔凤《尚书略说》曰：“《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案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 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羲、和四子，为四伯。其后共、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左氏》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

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元注本《庄子》。正傅会咨四岳逊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太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夷一人也。案《书·尧典》言舜摄政：“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如宋氏说，则四岳之三，即在四罪之中。且共工、三苗皆姜姓，既见流窜，而许由亦卒不得在位，则四凶之流放，又甚似姬、姜之争矣。此亦余昔所据以疑尧、舜禅让之事者也，然郑以兜等四人为四岳，实億说无确据；而四罪中有鲧，亦黄帝子孙也。又安能指为姬、姜之争乎？

其(三)：《史记》言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各书皆同，惟《孟子》谓舜卒于鸣条。予谓孟子、史公同用《书》说，《史记》此语必遭后人窜改，此说是也。然昔时以鸣条近南巢，南巢即今安徽巢县。霍山实古南岳，后人移之衡山，乃并舜之葬地而移之零陵。汤居亳在陕西商县，其放桀于南巢；周起丰镐，王业之成，由成王之定淮徐；秦之并天下，楚亦迁于寿春，以为自秦以前，有天下者，皆自西北向东南，如出一辙也。今知中国民族，实起东南，而鸣条亦在古兖域，则昔之所疑，全无根据矣。《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淮南·修务》：“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均未言苍梧所在。即《史记》亦未言苍梧、九疑究在何地。《续汉书·郡国志》，乃谓九疑在营道，其地为今湖南宁远县。舜之葬处，乃移至湘边。案《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则所谓湘水者，不过环绕舜陵，决非如今日之源流千里。《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山在渊中，亦洲渚之类耳，决非今之九疑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浮江至

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此为今洞庭中山无疑。《檀弓》言舜葬苍梧，三妃不从，三妃盖二妃之误。曰不从，正以其死在一地。若舜死营道，二女死今洞庭中，则相去千里，古本无辇柩从葬之法也。然则苍梧、九疑，秦、汉间说，犹不谓在今洞庭中也。钱穆有《战国时洞庭在江北辩》，谓《史记·苏秦传》言秦之攻楚曰：“汉中之甲，乘船下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战国策·秦策》，张仪说秦王，言秦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史记集解》引其辞，五都亦作五渚。《索隐》引刘伯庄，谓五渚在宛、邓之间，临汉水，则洞庭在江北明矣。此说甚辨。然则传说之初，并在北方而不在今之洞庭也。然鸣条果在兖域，则荆、豫间之传说，犹为后起矣。

其(四)《史记·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孙上疑有夺字。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正义》曰：“《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索隐》曰：“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世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耶？抑亦缪误耳？” 案《陈杞世家》叙唐虞之际有功德之臣十一人：曰舜，曰禹，曰契，曰后稷，曰皋陶，曰伯夷，曰伯翳，曰垂、益、夔、龙。《五帝本纪》则曰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次记命十二牧，次载命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之辞；而终之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明二十二人，即指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及十二牧。翳、益即为一人；《陈杞世家》，伯翳与益衍其一；而《五帝本纪》又佚命彭祖之辞；遂令后人滋疑耳。予昔据此，谓皋陶卒而禹举益，既行禅让，何以所禅者反父子相继？然此实更不足疑也。

其(五)《淮南子·齐俗训》云：“有扈氏为义而亡。”高《注》曰：“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予昔据此，谓启之继世，亦有兵争。然《周书·史记篇》曰：“弱小在强大之间，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则有扈为义，乃徐偃、宋襄之流，与禅继之争无涉，《高注》实億说也。

先秦诸子之文，言尧、舜禅让，有类于后世争夺相杀之事者甚多。然皆为寓言。如《韩非子·说疑篇》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忠孝篇》曰：“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又曰：“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为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为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其视尧、舜、禹、汤、文、武，直卓、懿之不若。然《五蠹篇》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则立说迥异矣，何也？一以著奸劫弒臣之戒，一以明争让原于羡不足之情，皆借以明义，非说史实也。儒家言尧、舜、禹之事者，莫备于《孟子·万章上篇》。此篇又辩伊尹、百里奚、孔子之事，亦皆可作如是观。夫以后世事拟古事者，必不如以古事拟古事之切。后世但有董卓、司马懿之伦，而谓古独有天下为公之尧、舜，诚觉其不近于情。然秦、汉后之事势，与古迥殊，谓据卓、懿之所为，可以测尧、舜、禹、汤、文、武，则亦缪矣。古让国者固多，如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鲁隐公、《春秋》隐公元年、十一年。宋宣公、隐公三年。曹公子喜时、成公十六年。吴季札、襄公二十九年。邾娄叔术、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启哀公八年。之伦皆是。固非若迂儒之所云，亦非如造《竹书》者之所测也。《论衡》圣人重疑之言，《奇怪篇》。《史通》轻事重言之论，《疑古篇》。可谓最得其实矣。

《五帝本纪》云：“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左氏》昭公九年。史赵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国语·鲁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郑语》云：“夫能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言舜之先，名号不同，贵贱亦异。《三国·蜀志·秦宓传》，谓“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说虽不可得闻，窃疑即本于此。传言谯允南少时，数往咨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谯氏尊信古文，窃疑宓亦当信《左》《国》也。《左氏》《国语》之文，幕必舜之先世，而贾逵、韦昭咸以幕为虞思，盖亦取与《帝系》相调和，贾说见《史记·陈杞世家集解》。《集解》又引郑众说，则以幕为舜之先。然古人名号不同者甚多，古事传者亦互异，古君民相去无几，耕稼陶渔之事，本未必不可躬亲。况舜又失爱于父，又安保其不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乎？此实与微为庶人不同，然自后世言之，则以为微为庶人，且并穷蝉以下，亦皆曰微为庶人矣。《夏本纪》云：“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为人臣与微为庶人不同，然古之传者，未必知致谨于是。自穷蝉至帝舜，或皆为人臣，而后乃误为庶人，亦事所可有者也。要之古事传者，多非其真；古人措辞，又不甚审谛；观其大体则可，斤斤较计于片言只字之间，必无当也。似不必曲为调停，更不应以此而疑《帝系》之不实也。《世本》舜姓姚。《左氏疏》引。《左氏》哀公元年，述夏少康事，亦云虞思妻之以二姚，而《史记·陈杞世家》言舜居妫汭，其后因姓妫氏。《左氏杜注》，谓武王乃赐胡公姓曰妫。《疏》因诋马迁为妄。然古人多从母姓。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史记·五帝本纪》。即其一证。又安知舜后无姚、妫二姓乎？舜、禹同事尧，而《夏本纪》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一为颛顼孙，一为颛顼七世孙，相去未免太远。《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皇甫谧，并与《本纪》同。《墨子·尚贤中》云“昔者伯鲧，帝之元子”，似亦以为颛顼子。《汉书·律历志》《淮南·原道训高注》则以鲧为颛顼五世孙。《离骚》王逸《注》引《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则《帝系》本有异同也。遂，《春秋》庄公十三年（前681年），为齐所灭。《杜注》云：“遂国在济北蛇丘县东北。”蛇丘，在今山东肥城县南。此亦舜居东方之一证。《左氏》昭公三年，晏子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齐矣。”此以四人并举，并未言其世次，亦未及其受封之事。《昭公九年·杜注》云“遂，舜后，盖殷之兴，存舜之后而封遂”，已近億度。《陈杞世家索隐》引宋忠云“虞思之后箕伯、直柄中衰，殷汤封遂于陈以为舜后”，则弥为穿凿矣。遂封于陈，何时更徙蛇丘邪？

第五节 尧、舜、禹与三苗之争

尧、舜、禹虽以禅让闻，然其时各族之间，相争颇烈。《史记·五帝本纪》述舜摄政后事曰：“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一月北巡守。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又曰：“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云归言于帝，乃承上文巡守言之。可知四族为当时强国。共工与鲧，均已见前。兜古书言者较少，似其势较弱。其为尧、舜、禹之劲敌者，则三苗也。

三苗之事，见于《书》之《吕刑》。《吕刑》曰：“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案《国语·楚语》：“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此言实与《尚书》合。然则郑玄谓“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说颛顼之事；皇帝清问以下，乃说尧事”；见《疏》。其说是也。《礼记·缁衣疏》引《甫刑郑注》曰：“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者疑当作之，或为字当在者字下。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亦櫽栝《尚书》《国语》为说。可见此族与颛顼、尧、舜，相争之烈也。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所出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山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即《楚语》所谓“重寔上天，黎寔下地”者，可见此语实自古相传，非司马氏之自神其祖也。《经》又云：“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又云：“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案《史记·楚世家》，“谓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火正，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卷章疑老童形讹。《史记》之世系，实多称一世。“下地是生噎”句当有讹。《海内经》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见第七章第二节。噎鸣似即噎。炎帝者，祝融之异名，非神农。《大荒北经》又谓颛顼生苗民，苗民黎姓，则三苗九黎，实颛顼之后矣。盖古代或从母姓，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颛顼，蜀山即涿鹿之山，实蚩尤氏故国，蚩尤姜姓，故颛顼之后，亦为姜姓也。

三苗之国，世皆以为在南方。以《国策》《史记》并谓其在洞庭、彭蠡之间也。近人钱穆撰《古三苗疆域考》曰：《魏策》云：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以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例之，左当在西，右当在东。《史记》作左洞庭，右彭蠡，无汶山、衡山之文；《韩诗外传》则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显有改易之迹。《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衡山者，《汉志》南阳郡雉县有衡山，雉县，在今河南南召县南。《水经》谓之雉衡山，在《禹贡》荆州之北，故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太伯、仲雍，托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亦即此。汶山者，《齐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管子·小匡》《霸形》同。《淮南子·地形训》：汝水出猛山。猛或即汶之声转。钱氏谓《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之蒙山，亦即此。然则洞庭、彭蠡，殆非今之洞庭、鄱阳。彭蠡为水湍回之称，《吕览·爱类》谓禹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是也。《淮南子·人间训》云：修彭蠡之防。洞则通达之称。《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也。在长沙巴陵。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为地脉。《水经·沔水注》云：太湖有苞山。《春秋》谓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潜行，北通琅邪东武县，今山东诸城县。俗谓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潜通洞庭。《尔雅》《说文》皆云：荣，桐木。《说文》又云：桐，荣也。东冬与庚青通转，桐即洞，荣即荥。《禹贡》：

济入于河，溢为荥，潜行复出，与洞庭地穴意类。盖古大河两岸，水泉伏涌，随地成泽，皆称洞庭。故《淮南》谓尧使羿射修蛇于洞庭，《本经训》。《庄子》亦谓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也。《天运》。《书·牧誓》有髳，《春秋》河东有茅戎，盖三苗之族。”予案钱说甚辩。然《史记》先言三苗在江、淮、荆州，继言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则其族似初在南，后乃徙于西。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其初固当在东南。后来姜姓之族，多在西方，钱穆《西周地理考》云：“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箕山，《方舆纪要》在平陆县东北，《左氏·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围我箕郜”，是其地。其后许封河南，箕山之名，乃南迁颍阳。《水经·阴沟水注》引《世本》：‘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左氏·隐公十一年》：“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有向、州。”《杜注》：“属河内。”《庄子·让王》：‘尧以天下让许由，又让子州支父。’即此州。《逍遥游》：‘尧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四子亦指四岳。霍太山，亦曰太岳。《崧高》之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吕，其后吕尚封于东方，泰山因之亦得岳称。而晋仍有吕甥，其后有吕相。”盖亦因洪水而西迁，未必尽舜、禹之所窜逐也。

三危之名，见于《禹贡》。《禹贡》雍州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道川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雍州之界，为黑水、西河；梁州之界，为华阳、黑水。说黑水者，自当以《山海经》为最古，然不易求其所在。《南山经》曰：“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史记·夏本纪集解》，郑玄引《地说》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又云：“郑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禹贡疏》云：“郑云：今中国无也。”《地记》云：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左氏》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注》云：“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今甘肃敦煌县。此两说，后人多祖述之。《水经》：“江水东过江阳县，今四川泸县。洛水从三危山，东过广魏洛县南，今四川广汉县。东南注之。”《注》曰：“《山海经》曰：三危山在敦煌南，与岷山相接，南带黑水。”《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云：“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山海经》云：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圆百里，在鸟鼠山西。《尚书》所谓窜三苗于三危者也。”皆是也。然黑水所在，卒不可得。昔人或以金沙江当之，此江古称泸水，泸即黑；又《汉志》所谓黑水祠，即在此江流域；其说自古，然无解于入于南海之文。又或以澜沧江、怒江当之，以解入于南海则得矣，然此两江，安能为雍州西界？若谓怒江蕃名哈喇乌苏，哈喇译言黑，则此为蒙古语，恐系明代蒙古人居青海后始有，不可以释《禹贡》也。又有谓雍州黑水，梁州黑水，当分为二者，则无解于《禹贡》本文，绝无可分为二之迹。予昔亦主金沙江之说。释入于南海之海，为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之海，谓雍州西南界，抵今青海之江北岸，梁州西界，抵今西康之江东岸；三危则为江、河上源间之山，正在鸟鼠之西南，与岷山相接。揆之于理，似颇可通。然作《禹贡》者，所知必不能如是之远，况欲以释《尧典》邪？且《汉志》犍为南广今四川珙县西南。自有黑水，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入江。滇池黑水祠，所祠恐即此水，未必为今金沙江，如是，则徒据泸水之名以相附会，证佐亦未免太孤矣。《御览》引《张掖记》云：“黑水出县界鸡山，亦名玄圃。昔有娀氏女简狄，浴于玄邱之水，即黑水也。”移《南山经》之鸡山于张掖，灭裂自不待言。然简狄浴于玄邱，其说当有所本。《楚辞·天问》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则黑水、三危，亦神话中地名。古言地理者，多杂以荒唐之辞，未易凿求所在，读《山经》《吕览》《淮南》等书可知。作《禹贡》者，于西南地理，盖亦初不审谛，即据此等不经之说，姑为编次耳。《尧典》之三危，自系实有其地，今既未易凿求，则姑顺迁于四裔之文，谓在尧、舜都邑之西可也。《后汉书·羌传》

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亦 说无据。汉河关县，在今甘肃导河县西南。

《史记·五帝本纪》云：“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 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无凶人也。”《左氏》文公十八年略同。《史记》上文云：“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下文云：“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盖《书》“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之传。《大戴记·四代》谓舜取相十有六人，盖亦据《书》说也。古者官人以族，八恺必禹之族，八元必契之族矣。四凶亦必即四罪。惟诸儒以浑沌当 兜，穷奇当共工，梼杌当鲧，饕餮当三苗，《书疏》引郑玄，《释文》引马融、王肃，《史记集解》引贾逵、服虔及《左氏杜预注》皆同。殊无确据。《淮南子·修务训高注》以浑敦、穷奇、饕餮为三苗，则更必不然耳。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曰：“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只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王鸣盛《尚书后案》曰：“禹奉舜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修政。舞干羽，三苗自服，古书所载甚多。就予所见：在《战国策》卷二十二《魏策》一篇，又卷二十三《魏策》二篇，《墨子》卷四《兼爱下篇》，又卷五《非攻下篇》，《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篇》，《荀子》卷十《议兵篇》，又卷十八《成相篇》，《贾子新书》卷四《匈奴篇》，《淮南子》卷十《缪称训》，又卷十一《齐俗训》，又卷十三《氾论训》，桓宽《盐铁论》卷九《论功篇》，刘向《说苑》卷一《君道篇》，《古文苑》卷十五扬雄《博士箴》。此事散见群书，晋人掇入《大禹谟》，以己意润饰之。”案此事传者之众如此，可见当时争竞之烈也。

三苗之苗系国名，后世所谓苗族，则系蛮字之转音，此本极易见之事。近世或混二者为一，因谓苗族先入中国，后为汉族所逐，此真不值一噱，然予昔者亦沿其误。予说谓三苗系国名，九黎则民族之名，故《郑注甫刑》谓苗民为九黎之君；《淮南子高注》亦别列一说云：“放三苗国民于三危。”《修务训》。《郭注山海经》亦曰：“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海外南经》。其实苗民二字，郑解极确，高诱、郭璞皆附会不通之说也。予又引《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其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曰：“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谓里、俚皆即黎。其实九真与古三苗，相去数千里也。黎盖即重黎之黎。《左氏·昭公二十九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异文同语。其族盖分九派，故曰九黎。《尧典》之“黎民于变时雍”亦即此。援秦人黔首之义以释之，已非其实，况更牵合后世之黎族邪？

第八章 夏、殷、西周事迹

第一节 夏后氏事迹

夏后氏事迹，略见《史记·夏本纪》。《夏本纪》曰：“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索隐》曰：“《系本》云：‘季佇作甲者也。’《左传》曰：‘杼灭豷于戈。’《国语》云：‘杼能师禹者也。’”案见《鲁语》。帝予崩，子帝槐立。《索隐》曰：“《系本》作帝芬。”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索隐》曰：“《系本》作帝降。”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厪立。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索隐》：“《系本》：‘帝皋生发及桀。’此以发生桀，皇甫谧同也。”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此文，盖据《尚书》及《帝系》，其中“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诸语，崔适《史记探源》谓后人据《书序》窜入，其说是也。五观、羿、浞之乱，《尚书》无文，《系世》但记人君生卒统绪，故《史记》于此，亦不之及。《大戴礼记·少间篇》“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国语·周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世数皆与《史记》合。

有扈之事，已见第七章第四节引《周书》及《淮南子》。又《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注》曰：“该，苞也。秉，持也。父，谓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汤能苞持先人之末德，修其祖父之善业，故天佑之，以为民主也。有扈，浇国名也。浇灭夏后相，相之遗腹子少康，后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杀浇，灭有扈。”又曰：“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注》曰：“言有扈氏本牧竖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为诸侯乎？启攻有扈之时，亲于其床上击而杀之，其先人失国之原，何所从出乎？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汤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猎得大牛之瑞也。”其说恐非。该与恒当俱是人名。该为有扈所毙，为牧牛羊，其后曰恒，转大，逢大也。得朴牛之瑞也。《史记·秦本纪》：襄公二十七年（前739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集解》引徐广曰：“今武都故道今甘肃成县。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木，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正义》引《括地志》曰：“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又引《录异传》曰：“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邪？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案《后汉书·羌传》，言其“被发覆面”。则《录异传》之说，当出羌中。《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鄠，即今陕西鄠县。禹之都，郑玄以为在魏，皇甫谧谓或在平阳，皆不足据。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今河南禹县。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汲郡古文》亦云居之，《礼记·缁衣疏》，谓《世本》及《汲郡古文》皆云禹都咸阳，咸阳乃阳城字误。不居阳翟也。”《世本》古书，较可信据。《汲郡古文》，则依《世本》伪造。禹都当在河、洛之间，鄠县非其兵力所及。《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斟寻氏，《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斟氏、寻氏。”《索隐》曰：“《系本》男作南，寻作，费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斟戈氏《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盖即《左氏》昭公二十三年“郊 溃”之，《杜注》云：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 中，《水经·洛水注》：洛水北径偃师城东北历 中者也。羌即姜，本东方之族。窃疑是时，姜姓、姒姓，皆因水患西迁河、洛之间，后乃更西向而入陕西。甘，当即《左氏》王子带邑，见僖公二 十四年。在今洛阳东南。《甘誓·伪孔传》云：“有扈与夏同姓。”《疏》云：“孔与郑，王与皇甫谧等，皆言有扈与夏同姓，并依《世本》之文。”皆无为启庶兄之说。高诱之云，未知何据。《甘誓》之文，《墨子·明鬼》引之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云：“禹攻有扈。”《吕览·召类》亦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先己》则云：“夏后柏启与有扈战于甘。”窃疑禹先灭有扈，以封其同姓，至启时复叛也。自伊、洛之域，渡河而北，则入河东；更渡河而西，即达雍、梁之境；此皆地理自然之势。禹之遗迹，在西方者甚多，盖皆褒、扈等西迁时，传说随之而散布者也。褒，今陕西褒城县。《史记·六国表》云：

“禹兴于西羌。”《夏本纪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又引《括地志》，谓其地在茂州汶川县。此说亦见《水经·沫水注》。广柔，汉县，唐时为汶川，故城在今四川汶川县西北。《河水注》云：“洮水东径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又云：“大夏川水，东北径大夏故城。王莽之顺夏。《晋书·地道记》，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江水注》云：“江州县，江之北岸，有涂山，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临洮，今甘肃岷县。大夏，今甘肃临夏县。江州，今四川江北县。

五观之乱，与羿代夏政相因，然非一事也。《楚语》曰：“启有五观。”韦《注》曰：“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亦曰：“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为五观。”《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则并太康而六矣。《墨子·非乐》曰：“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楚辞·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天问》曰：“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又曰：“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扬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时，太康不共。有仍二女，五子家降。”综观诸文，则失德自启，而乱成于太康。盖始荒于饮食歌舞，又有嬖妾蛊惑，诸子争立之事。终至潜踪家巷、夷于氓庶。与荒于游田，了无干涉也。《左氏·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杜注》云：“观国，今顿丘卫县。”卫本汉东郡观县。观与畔系两县。《汉书》刻本，误以畔观二字连书，中未空格，后人遂误畔观为一县，非也。后汉光武更名。晋属顿丘。后魏曰卫国县。今山东观城县。《汉志注》引应劭曰：“夏有观、扈。”《水经·河水注》“浮水故渎，东南经卫国邑城北。又东，经卫国县故城南”，亦引应说。又《淇水注》：“径顿丘北，又屈径顿丘故城西，顿丘，汉县。晋为郡。故城在今河北清丰县西南。《古文尚书》以为观地矣。”应劭、杜预，盖并用古文书说也。此说似即因汉世县名附会，无确据。《周书·尝麦》曰：“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殷，朱右曾《集训校释》改为启，云形近而讹，其实启、殷形并不近；且下文明言忘伯禹之命，讹为夏则可矣，何由讹为殷乎？殷，盖即后来之亳殷，五观据之以作乱。《左氏》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贾、服、孙、杜，皆以为指夏桀。惟王肃云太康时。见《疏》。《伪书》与肃说多同，盖亦谓夏都河东，故云太康畋于洛表，羿距于河。盖谓太康渡河而南，而羿据河拒之，阻其北返，非其实也。

羿代夏政之事，见于《左氏》。《左氏》襄公四年，载魏绛之言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哀公元年，载伍员之言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史记·吴世家》载伍员之言略同。《楚辞·离骚》曰：“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揆吞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注》：“言浇无义，淫佚其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因与行淫乱也。”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注》：“言夏少康因田猎放犬逐兽，遂袭杀浇而断其头。”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注》：“女岐，浇嫂也。言女岐与浇淫佚，为之缝裳，于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注》：“言少康夜袭，得女岐头，以为浇，因断之。”案此注恐误。伍员、屈原皆楚人，故所言颇相会，女岐盖即女艾也。

《左氏》杜《注》曰：“羿代相，号曰有穷。，羿本国名。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今山东德县。乐安寿光县有灌亭。今山东寿光县。北海平寿县南有斟亭。今山东潍县。东莱掖县北有过乡。今山东掖县。戈在宋、郑之间。案据《左氏·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曰戈为说。梁国有虞县。”今河南虞城县。《疏》曰“杜地名言有者，皆是疑辞”，则杜亦本不自信。然后之言地理者多因之。遂若羿、浞之乱，绵延青、兖，喋血千里矣。此决非其实。《左氏》谓羿因夏民，又谓其不恢于夏家；即《楚辞》亦谓其射河伯，妻雒嫔；则羿都必在河、洛之域。《汉志》：北海郡平寿，应劭曰：“故 寻。禹后，今 城是也。”臣瓒曰：“寻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 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所居为近洛也。又吴起对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南城为近之。又《周书·度邑篇》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书序》及《汲郡古文》，虽不足信，《周书》《国策》，自可据依。斟 说已见前。斟戈，《索隐》云“《左氏》《世本》皆作斟灌”，则戈、灌一地。窃疑戈即斟灌，过即斟，寒浞灭二国后，以分处其二子，地亦在河、洛之域也。《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谓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案《御览·州郡部》引《世纪》云：“少康中兴，复还旧都，故《春秋传》曰‘复禹之绩，不失旧物’是也。”故禹城，在洛州密县界。今河南密县。故 城，在滑州卫南县东。今河南滑县。故 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今河南巩县。又引《晋地记》云：“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固亦以为在河、洛之域。《路史·国名纪》亦以 在卫南，谓即《左氏》襄公十一年城柤之柤，又谓安丰有穷谷、穷水，今安徽霍丘县境。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楚师救潜，与吴师遇处，实羿之故国。其说殊较《杜注》为胜。《水经·河水注》：“大河故渎，西流经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皋陶后。”《路史·国名纪》云“羿，偃姓。《世纪》云不闻其姓，失之”，盖本诸此。谓穷在平原不足据，云偃姓，当有所受之。鬲盖羿同姓国，故羿亡而靡奔之，藉其力为羿报仇。其立少康，则以羿身死世殄，无可扶翼之故。靡盖有穷之忠臣，非夏后氏之遗老也。《史记》谓禹初授政皋陶，皋陶卒，复以授其子益。《楚辞·天问》曰：“启代益作

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注》曰：“离，遭也。孽，忧也。言天下皆去益而归启，益卒不得立，故曰遭忧也。”《汉书· 律历志》：“张寿王言伯益为天子，代禹。”则禹、益二族，权力实相颉颃。穷、潜地近英、六，盖偃姓聚居之所。以此为羿之故国，揆以事理，殊为近之。河南之穷，卫南之柤，或其代夏时之遗迹也。《说文·羽部》：“，羽之 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部》：“，帝喾射官，夏少康灭之。《论语》曰：善射。”二字实即一字。《淮南·本经》谓：“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并为民害。尧乃使羿杀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则羿之族特长于射，自喾至尧皆当征讨之任，宜其强不可御。五观之乱，彭寿是戡。彭寿，疑即舜时之彭祖，因其寿考，乃以是称之。彭城实尧、禹之旧都，然则夏室西迁之初，东方诸侯声势固犹甚盛也。

羿、浞之事，《夏本纪》一语不及，而后相见灭，少康流离中兴，《纪》亦但云“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一似其安常处顺者，《正义》以此议其疏，其实非也。古人著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所据不同，初不以之相订补，亦不使之相羼杂。《夏本纪》之所据，盖《系世》之伦，《吴世家》之所据，则《国语》之类，其文本各不相涉也。或谓《系世》虽但记统绪，然于君身祸变，亦不能略。如《秦始皇本纪》后，重录秦君生卒、葬处，然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亦无所讳饰是也。后相见灭，安得云崩？岂如孔子修《春秋》，内大恶讳与？殊不知口说流传，多非实在。《左氏》之女艾，即《楚辞》之女岐。《天问》又曰：“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注》曰“女岐，神女，无夫而生九子。”以此推之，则《左氏》之二姚，亦即《离骚》所云“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者，因皆神话中人物也。不宁惟是，后缗逃出自窦，亦显见其为齐东野人之言矣。夏史之传，盖本皆神话传说。魏绛、伍员，檃栝而为之辞，虽似雅驯，仍不掩其荒陋之迹。然则其所言者，又安能尽据为信史乎？君位与王位不同，魏绛言羿代夏政，王符谓太康不堪帝事，所失者王位而已，其为夏邑之君，固自若也。《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谓氐虽都统郡国，然亦自有王侯在其墟落间。则外臣于人，固无妨内君其众。少康虽为牧正于仍，为庖正于虞，自夏人言之，固可云君位迄未尝旷。又曷怪系世之书，谓其继父而立也？况夫伍员之言，亦未必尽信邪？

第二节 殷先世事迹

《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曹圉，《索隐》曰：“《系本》作粮圉。”《祭法疏》引《世本》作“遭圉”。且云：“遭圉生根圉，根圉生冥。”则较《本纪》多一世。案《国语·周语》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生天乙是成汤。”与《国语》合，则《世本》似误也。《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又言：“冥勤其官而水死。”《礼记·祭法》同。此外事迹无考。

《殷本纪》又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书序》同。“作《帝诰》”三字，盖后人所窜，造《书序》者即据《史记》以为资也。《伪孔传》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疏》曰：“《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汤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云：今上洛商是也。今陕西商县。襄九年《左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预云：今梁国睢阳，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无言，不知所在。”又曰：“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今河南偃师县。《汉书音义》臣瓒者云：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今亳有汤冢，巳氏有伊尹冢。亳，今安徽亳县。巳氏，在今山东曹县东南。杜预云：梁国蒙县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又有伊尹冢。蒙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葛即梁国宁陵之葛乡也。宁陵今河南宁陵县。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谷熟县是也。谷熟，在今河南商丘县。诸说不同，未知孰是。”案经传之文，皆出后人追叙。其称谓略有一定。古书从无称五帝为王，三王为帝者。帝喾亦五帝之一安得忽称先王？伪传之非，不言可喻。《水经·谷水注》：“阳渠水又东径亳殷南，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始此也。班固曰：尸乡，故殷汤所都者也，故亦曰汤亭。薛瓒《汉书注》，皇甫谧《帝王世纪》并以为非，以为帝喾都矣。”案《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帝喾氏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或言在梁，非也。”又云：“《世本》言夏后在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以大梁为古都，于逐渐西迁之迹颇相合。至郑玄之说，则本于《汉志》。王鸣盛《尚书后案》申之曰：薄县，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分其地置蒙、谷熟二县，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者，即其所谓在山阳薄县者也。案《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注》引臣瓒曰：“汤所都。”其“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之说：见河南郡偃师县下。亦即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续汉书· 郡国志》。杜预所谓在蒙县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谧所分属于蒙、谷熟者也。本一说也，孔颖达《书诗疏》，案指《诗·商颂疏》。皆认为异说，其误已甚。又《书·立政》：三亳阪尹。《疏》云：郑玄以三亳阪尹，共为一事。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汉县，今河南汜水县。南 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西降谷也。”王鸣盛云：降谷，即《续汉书·地理志》：谷城县之函谷。案谷城，在今河南洛阳县西北。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王氏亦力斥之，谓其巧于立说，其说是矣。然于偃师去宁陵八百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之难，不能解也。又《诗·商颂谱疏》，谓郑以汤取契之所封，以为代号。服虔、王肃则不然。襄九年《左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曰：“汤以为号。”又《书序》王肃《注》云：“契孙相土居商丘，故汤因以为国号。”《左氏》襄公九年《疏》引《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伪孔》、杜预，多同王肃，然则《汤誓伪传》谓“契始封商，汤遂以为天下号”者，意亦不谓其在太华之阳，乃《疏》强分商与商丘为两地，转谓《伪传》、杜预之说，同于郑玄。又阏伯居商丘之语，亦见于《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贾逵曰：“在漳南。”《水经·瓠子河注》：“河水旧东决，径濮阳城东北，故卫也，今河北濮阳县。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邦，相土因之。”盖依贾说。则杜以商丘、帝丘为二，贾自以商丘、帝丘为一也。《义疏》于此，亦无所疏通证明，支离灭裂甚矣。

欲明成汤先世事迹，必先明其所谓八迁者，《义疏》仅数其四，既为不具。且数契居商为一迁。夫契本封商，不可云迁也。今案扬雄《兖州牧箴》云：“成汤五徙，卒都于亳。”然则汤身凡五迁，自此以前，共得三耳。三者？《水经·渭水注》引《世本》曰：“契居蕃”，盖自商丘而迁，一也。《荀子·成相篇》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云居于砥石，与《书疏》引《世本》合，二也。居于商，盖即相土事，《成相》皆三七言句，为言数所限，故言之不具，三也。成汤五徙者？汤始居亳，盖自商丘而迁，一也。《吕览·慎大览》曰：“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亲 如夏。”《具备篇》曰：“汤尝约于 薄矣。”即韦。《诗·商颂·长发》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盖汤伐韦之后，尝徙居其地，二也。《周书·殷祝》曰：“汤将放桀，于中野。《尚书大传》作“居中野”，案“居”字是也。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国所以为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家，无人矣。“无人矣”上，当夺“家”字。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君之有也上，亦当夺国字。汤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灭道残政，士民惑矣，吾为王明之。士民复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济民之残，何必君更？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复请汤：言君之有也。汤曰：否。我为君明之。士民复重请之。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又曰：国，君之有也。吾则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将为之。汤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汤不能止桀。汤曰：欲从者从之。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此以汤之放桀，文致为禅让之事，言汤三让然后取桀之国也。文致为禅让非，云取桀之国则实矣。是三迁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此盖灭桀后所作新邑。既作之，必尝居之，是四迁也。《风俗通·三王篇》曰：“汤者，攘也，言其攘除不轨，改亳为商，成就王道，天下炽昌。”改亳为商，即扬雄所谓卒都于亳，乃汤最后定居之事也。是五迁也。

八迁之可考者如此，而商先世之地，亦有可得而言者。契之本封，郑玄、皇甫谧之言，盖因后世地名而误。汤之所居，《管子·地数》《轻重甲》《荀子·议兵》《吕览·具备》《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非命上篇》及《孟子》书作亳。《说文》亳字下不言汤所都，然《史记·六国表》，以“汤起于亳”，与“禹兴于西羌，周以丰镐伐殷，秦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并言，则汉人久混薄、亳为一。故纬候有“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之文。《诗·商颂·玄鸟疏》引《中候雒予命》。以吾族原起东南言之，自以谓在东方为是。商丘、帝丘，贾逵合为一，杜预析为二。案《左氏》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即昭公十七年所云卫颛顼之虚者。而《太平御览》引《世本》曰：“相徙商丘，颛顼之虚”，则亦以商丘、帝丘为一。《世本》古书，较可信据，贾说自优于杜也。蕃，《水经注》以郑西之峦都城当之，此郑谓西郑，今陕西华县。恐非。王国维谓为鲁国之蕃县，见《观堂集林·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蕃，今山东滕县。其地近亳，当是。王氏又谓《左氏》庄公十一年“公子御说奔亳”之亳，即汉之薄县。案古书传于今者，多出春秋、战国人手，必以其时之地名述古事。《史记·货殖列传》言：“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说颇古，其地固与蕃县密迩也。惟砥石不可考，近人丁山云：“汉常山郡薄吾县，今河北平山县。战国时谓之番吾，即蕃。《史记·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大戴记·帝系》作泜水。《山海经·北山经》：敦与之山，泯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彭水。《郭注》云：今泜水出中丘县西穷泉谷，东注于堂阳县，入漳。《汉志》：常山郡元氏县，沮水首受中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横河。又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至廮陶入泜，

中邱，今河北内邱县。堂阳，今河北新河县。元氏，今河北元氏县。房子，今河北高邑县。廮陶，今河北宁晋县。以互摄通称之例言之，颇疑泜与石济下游，古有泜石之名，即昭明所居。”见所著《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案此说稍嫌凿空。且纣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台在沙丘，今河北平乡县。而《孟子》言纣之罪曰：“坏宫室以为污池，弃田以为园囿；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则纣之世，朝歌以往，尚为旷废之区，昭明安得建国其地？窃疑砥石亦当去商不远也。

王国维《说亳》曰：“昆吾之墟，地在卫国。案见下节。《左传》《世本》说当可据。韦国，《郑笺》以为豕韦。《续志》：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有韦乡白马之津，在滑县北。《史记·曹相国世家》谓之围泽。是韦与昆吾，实为邻国。”案此所举证亦颇古，汤所居，盖即其地。桀都别见下节，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盖即偃师之地，其卒归于亳，则疑即汉之薄县，故应劭云改亳为商也。

第三节 夏殷兴亡

殷汤代夏之事，《史记·殷本纪》述之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桀败于有娀之墟。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还亳。”《孟子·滕文公下篇》曰：“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注》曰：“载始也。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一征，言汤再征十一国，凡征二十二国也。”案《梁惠王下篇》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则一说非也。十一征不可考。《诗·商颂·长发》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汤用兵之事可考者，如此而已。

葛为汉宁陵县葛乡，韦为汉白马县韦乡，已见上节。顾地无考。王国维《说亳》曰：“顾，《汉书·古今人表》作鼓。与昆吾《郑语》均以为己姓之国。帝丘有戎州己氏，而梁国蒙薄之北，汉亦置己氏县。疑当在昆吾之南，蒙薄之北。”其说亦颇近之。昆吾有二：一《左氏》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为今河南许昌县。一《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杜《注》曰：“卫有观，在古昆吾之墟，今濮阳城中。”则今河北濮阳县也。《国语·郑语》韦《注》曰：“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故说者多以此时之昆吾在今许昌。然观上节引《吕览》之言，则汤居韦颇久，濮阳地与韦近，韦说恐未必然也。桀之居，吴起对魏武侯曰：“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见《战国·魏策》《史记·吴起列传》。伊阙，见第七章第三节。羊肠阪，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又幽王三年（前779），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见《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则仍在河、洛之境。《续汉书·郡国志》：上党郡高都，今晋城县。《注》曰：《前志》曰：有天井关。《战国策》曰：桀居天井，即天门也。案《礼记·缁衣》引尹吉曰“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似即指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事言之。见《孟子·告子下篇》。《殷本纪》亦曰：“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郑《注》释为尹之先祖见夏先君臣，殊迂曲。《吕览·慎大览》曰：末喜言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墨子·非攻下篇》，言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隅。皆汤都在桀东，用兵顾出桀西之证。汤居于韦，可渡河绕出桀西，若桀居天井，则当时太行以北，尚为未开辟之地，汤无从更出其西矣。故桀都必当在河、洛也。《商颂》郑《笺》曰：“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案《礼记·檀弓下篇》曰：“子卯不乐。”郑《注》曰：“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释文》引贾逵说同。盖旧有此说。《左氏》昭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郑《笺》盖本于此。然殊億说无据也。又《左氏》昭公四年，椒举曰：“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亦有是语。仍作娀，盖声之转。伍员言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杜《注》云：“后缗，有仍氏女。”盖仍其国名，缗其君姓。上云有仍，下云有缗，名虽异，仍是一国。古人文法，往往如此。仍故夏婚姻之国，然是时叛之，或亦桀致败之由也。梁履绳《左通补释》云：“《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续书·地理志》：“东平国任城县，故任国，汉任城，今山东济宁县。案仍、任即是一国，自夏至周，亦未必无迁徙。娀即戎，《春秋》鲁西固多戎。《吕览·简选篇》曰：“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战于郕，登自鸣条，似与《史记》之“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相当。郕或即有娀所在也。郕，见《春秋·隐公五年》。《公羊》作成。今山东宁阳县。鸣条为舜卒处，已见第七章第四节。《书序》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书序》虽伪物，亦当有所本。陑盖鸣条近旁高地，故《吕览》亦云登也。《伪孔传》曰：“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又曰：“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疏》引皇甫谧曰：“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左氏》以为昆吾与桀，同以乙卯日亡，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可谓善于凿空矣。《淮南子·修务训》曰：“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荀子·解蔽篇》曰：“桀死于亭山。”巢门者，南巢之门。亭、历声之转。后人以春秋时地名释之，乃谓南巢为今巢县，历山在今和县。窃疑历山即舜耕处，仍在今山东境内也。三，《书序伪孔传》曰：“今定陶。”今山东定陶县。泰卷陶，《书序》作大坰。《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此陶字。”《索隐》曰：“邹诞生卷作饷又作坰，则卷当为坰，与《尚书》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解《尚书》者，以大垌今定陶，旧本或旁记其地名，后人传写，遂衍斯字也。”

案《书序疏》曰“云今定陶者，相传为然”，则亦无确据。然定陶确当自鸣条归亳之途，则旧说或当不误也。桀都实在亳西，然其败亡反向东走，殊不可解。《史记·殷本纪》载《汤诰》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亦汤用兵在东之证。《左氏》昭公十一年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岂力征经营于东，汤顾自西袭其后欤？《周书》谓桀之败，南徙千里，至于不齐，又南徙至于鲁。不齐傥即齐，则汤与桀之战，乃在齐之北千里，深入今河北境矣。岂二国尝剧战于此，桀乃败逋东南走欤？书阙有间，难以质言矣。

第四节 殷代事迹

《史记·殷本纪》曰：“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嫡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帝太甲称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汉书·古今人表》同。《三代世表》太庚弟。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三代世表》：太戊，小甲弟。伊陟为相，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中宗崩，子帝中丁立。《三代世表》同。《古今人表》：太戊弟。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三代世表》同。《古今人表》河亶甲弟。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索隐》曰：“《系本》作开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弟小辛立，《三代世表》同。《古今人表》：盘庚子。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道复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集解》：“徐广曰：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洲。”《索隐》：“旧本作险，亦作岩也。”案岩、险同字。古都邑恒筑于山险之地。下文云“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则其地名傅也。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帝甲崩，子帝廪辛立。《索隐》曰：“《汉书·古今人表》及《帝王代纪》皆作冯辛。”案“代纪”即“世纪”，唐人避讳改。帝廪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

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以上自汤至纣，凡三十王。《大戴记·少间篇》言：“成汤卒崩，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国语·周语》言：“帝甲乱之，七世而亡”；世数皆相合。惟《晋语》谓“商之享国三十一王”，多一世。《大戴记·保傅》亦谓“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盖并武庚数之。武庚继纣而立，固犹可云未失位也。《孟子》言“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公孙丑上》。《史记》太甲、太戊、祖乙、盘庚皆贤君，并汤与武丁而六，说亦相合。《书·无逸》：“周公曰：乌乎！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谅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依，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宗享国，《汉石经残碑》作百年，《史记·鲁世家》作五十五年。已见第四章。祖甲，《伪孔传》谓即太甲，王肃同。《疏》引郑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人间，故云旧为小人”。案不义惟王，旧为小人，实与太甲事合；而祖甲，《史记》《国语》，皆以为乱君，安能保惠庶民？《疏》引此以驳郑是也。太甲不应次中宗、高宗后，郑玄盖因此而以祖庚弟释之。《伪传》云“以德优劣，立年多少为先后”，亦属牵强。皮锡瑞云：“《无逸石经》，肆高宗之飨国百年，下接自时厥后，则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为太甲，在周公曰乌乎下。后乃曰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书》前失太宗，后增祖甲也。”《书经通论》。

殷代事迹最异者，为其君位承袭之法。自五帝以前君位承袭之法，实不可知。史所传五帝之序，盖后人就当时强部，能号令诸侯者言之，犹齐桓、宋襄、晋文之继霸，非一国之内，君位相承之序也。自夏以来，君位承袭，乃有可考；周家特重嫡长，明白无疑。夏后氏：据《史记本纪》所载，惟太康、仲康兄弟相及。又扃以弟继不降，扃卒，子廑立，廑卒，还立不降子孔甲，亦颇类有殷。然此乃承袭之法，偶失其常，不能谓夏弟兄相及也。殷三十王，弟兄相及者十四外丙、仲壬、太庚、雍己、太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若兼据《三代世表》及《古今人表》，则小甲、中丁、祖乙亦皆兄弟相及，凡十七。春秋时吴诸樊、余祭、余昧相及。季弟札让不肯立，立余昧之子僚。诸樊子光，以为不传季子，光当立，卒弑僚而代之。可见弟兄相及者，季弟死，当还立长兄之子。殷代亦然。太甲之继仲壬、祖丁之继沃甲，皆如此。其不然者，盖弟兄相及，年代孔长长兄之子或先季弟死，又或在位者用私；诸弟子争立，不能尽如法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主天者法商而王，立嗣予子，笃母弟；《公羊·隐公七年》何《注》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主地者法夏而王，立嗣予孙，笃世子。”必非虚语矣。母系之族，兄弟为一家，父子则否，故多行相及之法。兄弟尽，还立长兄之子，亦诸族类然。《史记》言“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所谓嫡者，实兼弟言之，如太丁死后之外丙，仲壬死后之太甲；所谓诸弟子，则太丁死时之仲壬、太甲也。后世行此法者惟吴，而鲁自桓公以前，亦一生一及，见《公羊·庄公三十二年》，《史记·鲁世家》作一继一及。盖东南之俗故如此，此可考见殷人之所起矣。

《论语·宪问篇》：“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盖居丧之时，不自为政，实殷代之成法也。《史记》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两云三年，明先后凡六年。《伪古文尚书·太甲篇》曰：“王徂桐宫居忧。”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伪孔传》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服阕。”又释《书序》之“太甲元年”为“汤殁而太甲立，称元年”。释《伪伊训》之“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曰：“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于是中失外丙、仲壬两君；而太甲居丧，伊尹摄政，先后凡六年者，亦只得三年矣。观《大戴礼记》《国语》言殷代世数，皆与《史记》合，即知其作伪之不雠矣。《帝王世纪》亦仍有二君，见《伊训肆命徂后序疏》。《太甲下疏》引《纪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于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田宅而中分之。”杜预《春秋后序》说同，已见第七章第四节。又《御览》引《璅语》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此等伪书，皆一鼻孔出气，然皆以为太甲之见放，在谅阴之后也。又《沃丁序疏》引皇甫谧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余岁，。大雾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礼。葬，祀以太牢，亲临丧，以报大德。”案此说出汉张霸之《百两篇》，见《论衡·感类篇》。然谅阴总己之制，后似不能常行，观《礼记·丧服四制》言高宗之时，礼废而复起可知。此亦可见君权之日扩也。

《史记》仲丁迁于隞，《书序》作嚣。河亶甲居相，《书序》同。祖乙迁于邢，《书序》作圯于耿。《书·盘庚篇》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释文》引马云：“五邦，谓商丘、亳、嚣、相、耿也。”《疏》引郑亦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案《经》言于今，则当并盘庚所居言之。五迁盖当数亳、嚣、相、耿，暨盘庚所治之亳也。《书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伪孔传》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疏》曰：“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并数汤为八，此言盘庚五迁，又并数汤为五，故班固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其实正十二也。此序云盘庚将治亳殷，下《传》云：殷，亳之别名，则亳、殷即是一都。《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束皙云：《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旧说以为在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书》云：将始宅殷，是与古文不同。《汉书·项羽传》云：洹水南殷虚上。今安阳西有殷。束皙以殷在河北，与亳异也。孔子壁内之书，安国先得其本，亳字磨灭，容或为宅，治皆作乱，与治不类，无缘误作始字，知束皙不见壁内之书，妄为说也。”案《竹书》传于后者尽是伪物，此《疏》所引，亦未必真出束皙，然作伪者之用心，则可见矣。《太平御览·皇王部》引《竹书》：“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盖不满五迁之并数汤，故益一南庚；又欲以殷墟为殷，故谓盘庚所迁为北蒙也。河、洛之地，实名为殷，已见第一节。《盘庚上篇》：“盘庚迁于殷。”《疏》引郑玄曰“商家自徙而号曰殷”，谓“郑以此前未有殷名”，郑说当有所本。仲丁迁于嚣，《书疏》曰：“李颙云：嚣在陈留浚仪县。”今河南开封县北。皇甫谧云：仲丁自亳徙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今河南荥阳县北。二说未知孰是也。”以殷代都邑，多在河北言之，皇甫谧嚣在河北之说，似较得当。《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转引《世本》曰：“太甲迁上司马，在邺之南。”《世纪》果有此语，不得又谓仲丁自亳徙嚣。《吕览·音初篇》曰：“殷整甲徙宅

西河，犹思故土，实始作为西音。”近人钱穆《子夏居西河辩》引此；又引《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索隐》曰：此西河在卫地，非魏之西河也。《艺文类聚》卷六十四，《文选》左太冲《招隐诗注》引《尚书大传》：“子夏对夫子云：退而穷居河、济之间。”以证子夏居西河，不在龙门汾州。汾州，今山西汾阳县。其说甚确。然则《世本》之太甲，乃整甲或河亶甲之误，相正后世之相州也。今河南安阳县。《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怀。”此即春秋时之邢国。今河北邢台县。《史记·殷本纪》言纣广沙丘苑台，又言其最乐戏于沙丘，沙丘固邢分，《书序》作“圯于耿”，皇甫谧以河东皮氏县耿乡当之，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误矣。《伪传释书序》曰“圯于相，迁于耿”，此大不辞。《疏》引郑玄曰：“祖乙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御之，不复徙也。录此篇者，善其国圯毁，改政而不徙。”亦近亿说。《书序》即杂采古书为之，非有异闻，窃疑本亦作迁于耿，迁既讹为圯，郑玄、伪孔等，乃从而为之辞也。扬雄《兖州牧箴》曰“盘庚北迁，牧野是宅”，盖指其未涉河以前。造《竹书》者，盖因此亿盘庚徙居河北，乃億改牧野之名为北蒙以当之。《国语·楚语》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盖谓其自外藩入居大位，即《书》所谓“旧劳于外”。足征武丁犹在亳殷，《史记》武乙去亳徙河北之说甚确。《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云：“武丁徙朝歌，于周为卫，今河内县也。”《水经·淇水注》引《晋书·地道记》曰：“朝歌本沫邑也，殷王武丁始迁居之。”盖皆误解《楚语》。造竹书者，既谓盘庚已居河北，不得再有武乙之徙，乃谓“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其不雠又甚矣。洹水之南殷墟，近岁发掘，虽有所得，为古都邑无疑，然安能决殷王室之必居于是耶？

殷墟甲骨，出于清末，未几，即有以其太多而疑之者。至中央研究院派人查勘，则伪物充塞市肆，作伪者且确有主名。见第二章。案甲骨文之出土，事在光绪戊戌（1898年）、己亥（1899年）间。贾人携至北平，为福山王懿荣所得。庚子（1900年）秋，懿荣殉难。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鹗。小屯土人，农隙掘地，岁有所得，亦归焉。光、宣间所出，大半归上虞罗叔言振玉。王氏所藏，凡千余片。刘氏所藏，三千余片。罗氏所藏，二三万片。其余散在诸家者，亦当以万计。驻安阳之某国牧师，所藏亦近万片。见近人自署亢父者所撰《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志》。又有自署老圃者，于十四年四月九日《时报》论其事曰：“光绪间，安阳掘得龟甲兽骨。或刻有篆文，而无文者尤累累。好事者购之百文辄得一大裹。然皆碎块，块不过数字，不能详其文义。其可辨者，以干支字为多。间有大片，字亦寥寥。其后购求者踵至，而续出者亦愈多。价亦飞腾，或一片索一金矣。无文之骨，亦不知何往，盖一变而为有文矣。藏者以多字为贵。遂有连篇累牍者，夸示于众，而真伪益不可究诘矣。”董作宾《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言尝晤钟楼巷遵古斋肆主王姓，告以伪造甲骨者，以蓝葆光为最工。其人本善刻玉雕骨。号称小屯出土之物，是人所造为多。又有王姓者，亦能放制，而远不如蓝。遵古斋壁间累累者，皆新出土无字之甲骨也。其《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篇》，谓十七年（1928年）以后，真字骨几绝迹，大都蓝、王二人所造。又吴县国学会所出《国学论衡》，载章炳麟之言，谓伪造甲骨文者，即收藏最有名之士夫，则有不忍言者矣。故此物最近发掘，众目昭彰者，自可据为研究之资。其前此所有者，则为矜慎起见，不如弗用之为愈也。乃近人多好据之以言古史。其魁桀当推王国维。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据甲骨文，以王亥为殷之先王；谓天乙为太乙之讹；中宗实为祖乙；疑《史记》报丁、报乙、报丙之次为误。其所得先公之次，适与十干之次同，明系作伪者不闲殷代掌故，亦曲说为诸公生卒之日，汤定祀典时已不可知，即用十日之次追名之。又作《殷周制度论》，谓周人言殷礼，已多失实；

甚至谓殷人祭无定制，或九世，或廿世，或八世，或三世，或二世，或五世，或四世，而不顾其事理之不可通也。章炳麟《理惑篇》谓言古物者，首贵其人之贞信。见《国故论衡》。民国以来，有矢忠清室者，大抵愚暗无识之人。王氏蚤岁治叔本华之学，议论精辟无伦，断非愚暗无识者，而晚岁亦以清室遗老自居，立言是否由衷？令人不能无惑。此编于近世据殷墟甲骨以言殷事者，皆不之取，盖其慎也。

第五节 周先世事迹

《史记·周本纪》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集解》：“《世本》作榆。”《索隐》：“《世本》作伪榆。”毁隃卒，子公非立。《索隐》：“《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谧云：‘公非，字辟方也。’”公非卒，子高圉立。《索隐》：“《世本》云：‘高圉侯侔。’” 高圉卒，子亚圉立。《集解》：“《系本》云：‘亚圉云都。’皇甫谧云：‘云都，亚圉字。’”《索隐》：“《汉书·古今表》曰：‘云都，亚圉弟。’按如此说，则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实未能详。”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索隐》：“《世本》云：‘太公组绀诸盩。’”《三代世表》称叔类，凡四名。皇甫谧云：“公祖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曰太公也。”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吾。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案《史记》述殷周先世，皆据《诗》《书》之说。周先代事迹，见于《诗》者较多，故其传亦较详。然周世系不如殷之完具。自“封弃于邰”至“不窋立”三十四字之间，后稷二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苞弃以后不窋以前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国语·周语》太子晋谓“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卫彪傒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世数皆与《史记》合。《汉书·古今人表》，以辟方为公非子，高圉为辟方子，侯侔、亚圉皆高

圉弟，云都为亚圉弟，则多辟方、侯侔、云都三代。故杜氏《释例》，以高圉为不窋九世孙。《路史发挥》引。然《酒诰疏》引《世本》世数悉与《史记》合；惟鞠作鞠陶，差弗作羌弗，公非作公飞，公叔祖类作组绀。《吴越春秋》亦云：公刘卒，子庆节立，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父；《吴太伯传》。此八世系除本计，亦与《史记》《世本》同，《汉书》殆非也。

《史记·刘敬传》：敬言公刘避桀居豳。《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同。《史记·匈奴列传》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虽不言何时，然下文云“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太王亶父”，则亦以为在夏末也。韦《注》《国语》，谓不窋当太康时；郑氏《诗谱》，以公刘当太康时；缪矣。此盖由误解后稷卒之后稷为弃之故。《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亦同此误。姞为后稷元妃，见《左氏·宣公三年》，《史记·郑世家》同。谯周谓“《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亦见《索隐》。 其说是矣。商自汤至纣三十王，不窋在夏末，至文王十五世，由商兄弟相及，而周父子相继也。其年代实略相当，可见系世之传不尽诬也。

周之兴，盖自公刘始。《诗·公刘》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案《史记》言庆节立，国于豳，则公刘尚未居豳，《刘敬》及《匈奴列传》皆言公刘居豳者，乃约略之辞，毛《传》盖亦如此。诸侯从者十八国，《疏》云“不知出何书”，疑即《史记》所谓“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者，诸侯，谓邑落君长也。邰旧说谓今陕西武功县，豳为今豳县，岐为今岐山县，钱穆《西周地理考》谓邰即台骀之地。《左氏》昭公元年，言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水经·涑水注》：“涑水兼称洮水。是台骀居汾、涑之域也。”《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御览》引《隋图经》：“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 后稷播百谷于此。”《水经注》：“山西去介山五十里。介山，在今山西万泉县东。 汉武帝尝用事介山。见本纪。《封禅书》：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后汉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汾阴，汉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周书·度邑》：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亦即豳。然则公刘旧邑，实在山西；太王逾梁山，当在今韩城；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也。予案虞、夏之间，吾族以避水患，西迁河、洛，更渡河而入河东，说已见前。山西之地，三面皆山，惟自蒲津渡河入渭域为平坦，钱氏之言，衡以地理情势，固无不合矣。庆节而后，贤君当推高圉、亚圉，故《鲁语》谓高圉、太王能帅稷，而《左氏》昭公十七年载王命卫侯之辞，亦曰“余敢忘高圉、亚圉也？”古公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宫室，事盖与公刘同。以农耕之族，介居戎狄之间，而迄未为其所同化，亦可谓难矣。

第六节 殷周兴亡（上）

《史记·周本纪》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正义》：“《括地志》云：‘古 国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案《诗·大雅·大明》曰：“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笺》曰“莘国之长女太姒，则配文王”，乃周昏姻之国也。唐河西，今陕西朝邑县。骊戎之文马，《正义》：“《括地志》云：‘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案今陕西临潼县新丰镇，有熊九驷，《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案今河南郑县。此释恐未确。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集解》：“《地理志》：虞在河东大阳县，芮在冯翊临晋县。”案大阳，今山西平陆县。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集解》：“应劭曰：密须氏，姞姓之国。瓒曰：安定阴密县是。”案今甘肃灵台县。钱穆《西周地理考》曰：《国语》：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其地当在泾水下流。明年，败耆国。《集解》：“徐广曰：一作”案《殷本纪》作饥，《集解》引徐广曰“饥一作，又作耆”，《宋微子世家》作。《集解》引徐广曰：“，音耆。今《尚书》作黎。《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案唐黎城，今山西黎城县。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集解》：“徐广曰：‘邘城，在野王县西北。’”案今河南沁阳县。明年，伐崇侯虎。《正义》：“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而作丰邑，《集解》：“徐广曰：‘丰在京兆鄂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九年而崩，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

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案《孟子》言：“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离娄下篇》。《周书·大匡解》曰：“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大开武解》曰：“天降寤于程。”程即郢，是文王又尝居于郢也。《诗·大雅·皇矣》之篇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毛《传》以侵阮徂共为“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文义似顺。然释“以按徂旅”之旅为地名。《疏》曰：“盖自共复往侵旅。”又以侵自阮疆为密人侵周，则殊为不辞。郑《笺》以阮、徂、共为三国名，释以按徂旅为却止徂国之兵众，侵自阮疆为往侵阮国之疆，实于义为协。《疏》谓《鲁诗》之说如此。盖郑君初治《韩诗》，《韩》《鲁》说同。汉初经师，皆自有传授，不专恃简策，未可以阮、徂、共为三国不见古书而疑之也。《疏》引皇甫谧，亦有侵阮、徂、共而伐密须之说。谧虽好附会，然此言不能凭空造作；况谧非佞郑者，其学术多同王肃，而肃则申毛难郑者也。故知谧此言必有所据。其所据，或即三家遗说也。钱穆《西周地理考》云：《左氏》文公四年（前623年），晋侯伐秦，围邧新城。《史记·魏世家》：‘文侯十六年（前623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元里即邧，亦即阮，地当近临晋。共，即齐王建入秦所处也。”《笺》云：“文王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往侵阮国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无敢当其陵及阿者。又无敢饮食于其泉及池水者，文王见侵阮而兵不见敌，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迁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谋居善原广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侧，为万国之所乡，作下民之君。后竟徙都于丰。”《疏》曰：“太王初迁，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阳。《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谧云：文王徙宅于程，盖谓此也。”案《疏》以文王所居之岐阳，非即太王之所迁是也。至谓其地即程则非。伐密须为文王受命后事，而《程典》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盖即《论语》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太伯篇》。《左氏》所谓“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者”。襄公三十 一年。七年五伐，《诗·大雅·文王序疏》引《书传》，谓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与《史记》异，盖当以《史记》为是。犬戎、密须皆近患，故先伐之。耆在上党，邘在野王，则所以图崇。崇盖纣党最大者，故最后伐之。用兵先后，次序井然，不得如《书传》所云。殷、周《本纪》，多据《书传》，此事亦不得有异同，盖《书传》本同《史记》，后乃倒乱失次也。羑里之囚，郑注《书序》以为在三伐之后，伐耆之前。《疏》据《殷传》，“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大传》“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之文，曲为之说。殊不知《书传》此文，乃以献宝伐耆，为文王大事而偏举之，非谓其事必相衔接。以情理论之，文王既三伐皆胜，安能复为纣所囚？故不如襄三十一年《左疏》之说，以被囚在虞、芮质狱之前为当也。《韩非·难二》：“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似亦谓文王被囚，在三伐之后，然此乃约略之辞，且误谓克丰在前，更不足据矣。而郑注纬候，以文王称王在受命六年后，见《文王序疏》。更无当矣。夫知被囚在受命之前，则知《程典》必不能作于伐密须之岁。《周书·史记》曰：“昔有毕程氏，损禄增爵，群臣貌匮，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毕程盖古国，文王灭之而居其地，其事尚在作《大匡》之前。至于《皇矣》之诗，所谓居岐之阳者，则即《史记》所谓“自岐下而徙居丰”之岐下；其地亦名鲜原，《周书·和寤解》所谓“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者也。文王虽作丰邑，而卒于郢，葬于毕；武王图商，仍在鲜原；盖丰为新都，营建初就，尚未定居故耳。《吕览·具备》：“武王尝

穷于毕程矣。”则武王亦尝居郢。《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唐万年，今陕西长安县。郑《笺·皇矣》初不据《史记》，而其说密合如此，则以其原本《鲁诗》，而《史记》亦据诗人之言故也。亦可见汉初经师之学，自有真传矣。

《殷本纪》曰：“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集解》：“徐广曰：‘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索隐》：“九亦依字读，邹诞生音仇也。”案邺，今河南临漳县。鄂侯《集解》：“徐广曰：‘一作邘，音于。野王县有邘城。’”案此恐以纣都河北，谓鄂地在今湖北，疑其太远而改之。古书述纣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事者甚多，无作邘者。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春秋繁露·王道篇》：“纣刑九侯之女而取其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羡里。《集解》：“《地理志》曰：‘河内汤阴有羑里城。’”案《北堂书钞》引《白虎通》曰：“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意林》引《风俗通》同，则但以为狱名耳，不必求其地以实之。汤阴，今河南汤阴县。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正义》：“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谓洛西及丹、坊等州也。”案唐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坊州，今陕西中部县。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仲为政。费仲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

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以此益疏”上，疑当重“诸侯”字。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今河南孟津南。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集解》：“郑玄曰：牧野，纣南郊地名也。”案见《诗·大雅·大明笺》。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

《周本纪》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萌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乃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奉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正义》：“《地理志》云：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二说各异，未详也。”案《书·大诰序伪孔传》云三监，管、蔡、商，说同《汉志》。《诗·邶鄘卫谱》云：“邶、鄘、卫者，商纣畿内之地。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之子武庚为殷后。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疏》谓：“王肃、服虔，以为鄘在纣都之西。”是谧言三监本郑，言鄘所在，则依服、王也。三监为古监察之制，不可并所监之人计入；况《尚书大传》明言“禄父及三监叛”，禄父在三监之外明矣。然《书传》亦但云：

“武王使管叔、蔡叔监禄父。”《卫康叔世家》云：“武王令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管蔡世家》云：“武王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之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亦皆不及霍叔。《左氏》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言，亦但曰二叔不咸而已，是何哉？案《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又曰“俾禄父守于殷，俾仲旄父宇于东”，则霍叔实从蔡叔，故古人多不之及。《管蔡世家》言：“周公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疑康叔所受武庚地，微子所受，则管叔、中旄父之所宇也。三监但为监察之制之名，其人不必定三，三人之权力，尤必有高下，不容相侔，故古多以管、蔡并称。亦有但举管叔者，如《孟子·公孙丑下》，陈贾谓“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是也。明乎此，则知必画三监之地为三，已为无据，而鄘之在南在西，更不必论矣。《汉志》谓周公诛三监，尽以其地封康叔。服虔及孔、贾、马相同，见《诗谱》及《左氏》襄公二十九年疏，惟郑谓卫后世始兼邶、鄘，亦皆以意言之耳。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广曰：保一作宝。”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集解》：“《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案陕，今河南陕县。黄帝之后于祝，《正义》：“《左传》云：祝其实夹谷。杜预云：夹谷即祝其也。服虔云：东海郡祝其县也。”案今江苏赣榆县。帝尧之后于蓟，《集解》：“《地理志》燕国有蓟县。”案今河北蓟县。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今山东昌乐县。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今山东曲阜县。 封召公奭于燕。《正义》：“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观其文，稍似重也。《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案唐渔阳郡，治蓟。封叔鲜于管；今河南郑县。弟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县。余各以次受封。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狱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今潼关、函谷间之地。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史记》武王胜殷之事，略同《周书·克殷解》。足见《周书》虽非孔子所传，实与《尚书》同类，为古之遗书，颇可信据也。《周书·世俘解》亦述武王伐殷之事。又有命太公望御方来，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百韦命伐厉，则《史记》皆未之及。《世俘解》又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朱有曾《集训校释》改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或作磿或作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其言似诞，然即《史记》所谓“行狩”，亦即《孟子》所谓“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也。《滕文公下篇》。《孟子》又言纣之罪曰：“壤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今按《汉书·地理志》，以朝歌为纣所都。又曰：“纣所作沙丘台，在巨鹿东北七十里。”汉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则纣之苑囿绵地甚广。当时沙丘附近，盖皆荒芜之区，故多禽兽沛泽也。

然而周之先，虽云世后稷，公刘、古公仍世以农业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书·无逸》。而其不脱野人好猎之习，亦可见矣。不特此也。《史记》殷、周本纪皆言纣衣宝玉赴火死，纣何所衣以死，则何足记？然而斤斤记之者？《周书·世俘》又曰：“商王纣取天智玉琰 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億有百万。”《史记》曰：“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克殷解》曰：“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孔《注》“三巫，地名。”此即《左氏》桓公二年，臧哀伯所谓“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者。周之所求可见。而亲戮敌国帝后之尸，则又暴秦之所不为，更无论齐桓、晋文也。周之为德，亦可见矣。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国言暴君，必数桀纣，犹之言圣君，必数尧、舜、汤、武也。今案各书引桀、纣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会。盖既亡之后，兴者必极言前王之恶，而后己之伐暴为有名，天下之戴己为甚当，不如此不得也。今比而观之：桀宠妺嬉，元注：《晋语》。纣宠妲己，元注：《晋语》。一也。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元注：刘向《新序》。纣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元注：《史记· 殷本纪》。二也。桀为琼台瑶室，以临云雨。元注：刘向《列女传》。纣造琼宫瑶台，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仞。元注:《太平御览》八十四引《帝王世纪》。三也。桀杀关龙逄，元注：《太平御览》八十二引《尚书·帝命验》。纣杀比干，元注：《史记· 殷本纪》。 四也。桀囚汤于夏台，元注：《史记·殷本纪》。汤行赂，桀释之。元注：太公《金匮》。纣囚文王于羑里，西伯之徒，献美女、奇物、善马，纣乃赦西伯。元注：《史记·殷本纪》。五也。桀曰：时日曷丧。元注：“《孟子》。时日，言生之时日，即命也。与纣称有命在天同意。前人以天上之日不丧解之，又讹为桀失日，恐非。”案时日与命异。失日见《韩非子》，亦与此无关。夏说恐非。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元注：《尚书》。六也。故一为内宠，二为沈湎，三为土木，四为拒谏，五为贿赂，六为信命，而桀、纣之符合若此，天下有为善而相师者矣，未有为恶而相师者也，故知必有附会也。”案谓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兴者极言前王之恶，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億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就桀、纣言之，则纣之世近，而事之传者较详，桀之世远，而事之传者较略，故以纣之恶附诸桀者必多，以桀之恶附诸纣者必少。《史记·周本纪》载《大誓》之辞曰：“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逖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又载《牧誓》之辞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之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二誓所言实同。数其罪：则用妇言一，弃祠祀二，作淫乐三，疏亲族四也。《左氏》昭公七年，陈无宇谓武王数纣之罪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与《牧誓》所谓“遗其王父母弟”者，只是一事，所谓弃亲用羁也。《酒诰》曰：“在今后嗣王酣身。”《无逸》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诗·大雅·荡》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观《酒诰》所言，沫邦沈湎之习，盖久而未改，则纣之迷乱，决非虚语也。《荀子·成相》曰：“飞廉知政任恶来，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此即《孟子》所谓“弃田以为园囿”者。倾宫琼台，固非其时

所能有，台与园囿，则非其所不能为矣。褚先生《补龟策列传》曰：“纣有谀臣，名为左强。夸而目巧，教为象廊。将至于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又曰：“桀为瓦室，纣为象廊。”《鲁颂》言元龟象齿，则鲁之南有象，夸张之辞，非尽无据。《补龟策列传》又言：“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逄。左右恐死，偷谀于旁。国危于累卵，皆曰无伤。称乐万岁，或曰未央。蔽其耳目，与之诈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云《春秋》著之，则赵梁、左强之名决非亿造。《史记解》曰：“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以行。夏后氏以亡。”又曰：“严兵而不仁者其臣慑，其臣慑而不敢忠，不敢忠则民不亲其吏。刑始于亲，远者寒心。殷商以亡。”《史记》乃取遂事为要戒，必无故毁前人之理。则谓桀、纣拒谏好贿，亦非虚语也。要之古代传述之辞，多不审谛，亦无绝无根据者。要在细心读之，不可一笔抹杀，尤不可妄以后世之情形度古事也。《史记解》又曰：“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日。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此有洛氏亦即桀，与夏后氏分言者，意主列举遂事，以为要戒，故随其恶而列举之。变夏后氏为有洛氏者，行文避复，亦古人文例也。

《史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东观兵，十一年伐纣，十二年克之。《周书》则文王受命九年，犹在镐召太子发。刘歆因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二年。致误之由实由周人自讳文王死时，武王秘丧伐纣，而事为众所习知，讳之卒不能尽之故，已见第四章。文王受命惟中身，似当解为年五十岁。《补龟策列传》言：纣“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则季历实未即位，其见杀尚在大王时，更无论文王也。纣囚文王七年，文王受命后亦七年而崩，则其受命之岁，适当在位年数之中，故曰受命惟中身。《周书·酆保》“惟二十三祀，九州之侯，咸格于周”，似为文王即位之岁。《小开》作于三十五祀，意在谋开后嗣。下继以《文儆》《文传》，则文王将殁时事。若其事在作《小开》之明年，则自二十三祀至三十六祀，固适得十四年也。《史记》言王瑞自太王兴。《大匡》言三州之侯咸率。《程典》合六州之侯。《酆保》则九州咸格。古言九州，犹云天下。三州咸率，谓三分天下有其一，合六州有其二，九州格则天下服矣。然犹王季见杀，文王被囚，武王且传有王门之辱。《吕览·首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韩非·喻老》：“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禽纣于牧野。”《难四》：“武身受詈。”《战国·赵策》：“昔者文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则纣在当日，兵力犹强。楚庄称纣之百克，非无由也。《左氏》宣公十二年。又十五年，伯宗曰：“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殷纣由之，故灭。”九侯，旧说在邺，似因其近纣都而附会。宋翔凤谓即《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亦即《诗》“我征自西，至于艽野”之艽野。见《过庭录·艽野即鬼方条》。其说颇长，九鬼同声，《书传》之二年伐邘，《礼记·文王世子疏》引作伐鬼方，九侯之在西方，隐约可见。《易》言高宗伐鬼方，《既济》。则武丁似尝用兵于西。武乙去亳徙河北，而暴雷震死于河、渭之间，不知其果震死欤？抑亦如周昭王之南征，名陨于江，实覆于敌也。然武乙踪迹，曾至河西，则可见矣。鄂似即《左氏》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之鄂。其地当在河、汾下流。然则见脯、见杀、见囚者，固皆西方之诸侯也。《秦本纪》言：蜚廉为纣石北方，为坛霍太山而报，遂葬于霍太山，则纣时声教又尝远暨河东。《礼记·乐记》言武之乐曰：“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洛西之地，《正义》以丹、坊等州当之，其地

距殷太远，恐非纣所能有。洛、雒二字，相淆已久。河、洛固有夏之居，成汤作官邑焉，盘庚又徙居之；窃疑周之初图，实在于此，迨为纣所迫而献洛西，乃改途而戡耆，出上党以临河内，所谓始而北出也。纣虽曰不有天命乎，然于是时，亦当稍严河内之防，武王乃复出其不意，济孟津而临牧野，所谓再成而灭商也。灭商之后，亟营洛邑，自此声威浸及于南，则所谓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者。其后周、召分陕，而周南之地，实在南阳、南郡之间，《水经·江水注》引韩婴叙《诗》。则周之重南，固过于其重北。以东北之地，自沙丘以往，多为禽兽沛泽之区，而河洛则自夏以来之都邑也。椒举谓“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左氏》昭公四年。叔向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昭公十一年。所谓东夷，盖即沙丘以往之地。纣之为此，盖徒以肆其苑囿田猎之乐，不图力竭于东而敝于西，周人遂乘其后也。淫乐而重之以武，固罔不丧其邦欤？

第七节 殷周兴亡（下）

武王之克殷，奄尚未灭，然《史记》述周封诸侯，已有封周公于鲁之文。又帝尧之后，与召公奭封地相同，《正义》虽曲为之说，究属牵强。《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所在不可知，然必近于燕。此燕为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亳盖殷人旧都，观春秋时宋之社犹称亳社可知，哀公四年，《公羊》作蒲社，案《礼记·郊特牲》亦作亳社。则亦隞、相、邢、朝歌等处耳。此时周之兵力，实未逾殷之旧境。《史记》述周初封国，盖杂后来之事言之，非当时实录也。《周书·大匡》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文政》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盖管为东方重镇，周初兵力所极。纣地既未能有，仍以封其子武庚；淮夷、徐戎等，又为力所未及；则武王时，周之王业，所成者亦仅矣。故殷、周之兴亡，实至武庚败亡而后定。《国语》言商代列王，并武庚数之，非偶然也。

《史记·周本纪》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今河南商邱县。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鲁周公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诒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书·大诰》：“王若曰。”《疏》云：“郑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案《周书·度邑》：武王谓周公曰：“乃今我兄弟相后。”则武王曾欲传位于周公。此其所以为管、蔡所疑也。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初，成王少时病，乃自 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以褒周公之德也。”史公此文，所用者亦系《书》说。《周书·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略，或作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左氏》定公四年，祝佗曰：“王于是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诗·豳风·破斧疏》云：“据《书传》，禄父、管叔皆

见杀。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言放之何处。”疏家盖未考《周书》。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案此九，疑即九侯之国。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同室克追《初学记》引作“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其说亦与《史记》合。《礼记·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说亦与《史记》合。书家、礼家，无异说也。《疏》曰：周公制礼摄政，孔、郑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摄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时成王年十四，即位，摄政之元年。周公东征管蔡。后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除往年，时成王年十六，摄政之三年也。故《诗序》云：周公东征，三年而归。摄政七年，营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时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诰》，以时成王年二十是也。郑则以为武王崩，成王年十岁。《周书》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丧毕，成王将即位，称己小，求摄。周公将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惧之，辟居东都。故《金滕》云：武王既丧，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既丧，谓丧服除，辟谓辟居东都。时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尽执拘周公属党。故《金縢》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罪人，谓周公属党也。时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风之异。故郑注《金縢》云：秋，大熟，谓二年之后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则居摄之元年。时成王年十五。《书传》所谓一年救乱。明年，诛武庚、管、蔡等，《书传》所谓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还，《书传》所谓三年践奄。四年封康叔，《书传》所谓四年建侯卫，时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诰》云孟侯。《书传》云：天子太子十八称孟侯。明年，营洛邑，故《书传》云：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时年二十二也。”

《时·豳谱疏》引郑《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崩时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摄。四年作康诰。五年作《召诰》。七年作《洛诰》。伐纣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洛诰》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也。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也。”又引王肃《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终，时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纣。明年有疾，时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克殷，杀管、蔡，三年而归，制礼作乐，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营洛邑，作《康诰》《召诰》《洛诰》，致政成王。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而后有成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二家说虽不同，然《大戴礼记·文王世子》“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 《小戴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则其所同据也。此说殊不足信。若将《无逸》之“厥享国五十年”解作年五十岁，则文王崩时，武王当三十左右，周公当更小也。《史记》言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说本《书传》，见《诗·斯干疏》。《贾子·修政语下》谓成王年二十岁即位，亦以弱冠当亲政言之耳，非能确知其年也。二说皆不与《书传》合，而郑说乖异尤甚。《书传》云一年救乱者，即《周书》所谓“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也。其云二年克殷者，即《周书》所谓“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也。践奄，建侯卫，营成周，《周书》不言其年，然其叙次与《书传》悉合。制礼作乐，致政成王，具于《明堂解》，亦与《礼记》之《明堂位》合。盖周公制礼摄政之事，古无异言如此。安得其前忽多出三年？且谓成王居丧时能自为政欤？不应即位而反求摄。谓谅阴不言，不待摄，周公自然知政欤？何孔子于子张之间，不曰殷、周皆然，乃曰古之人皆然也？当武王既崩，成王初立，主少国疑之际，管、蔡、武庚，不以此时叛，顾待诸丧毕之后；而周公块然辟居东都，管、蔡、武庚亦不以此时进攻，顾待其再奠镐京，养成气力，有是理乎？王肃以居东之东，为洛邑，见《疏》。《史记·卫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成王既疑周公，执其属党，安能听其复入？谓此乃史家饰辞，周公实挟兵力而入，又何能略无后顾之忧，而明年即出兵以诛武庚、管、蔡也？郑之所言，无一与情理合者，而其解“武王既丧”，“我之不解”，“罪人斯得”，文义之牵强，更不俟论也。《左氏》昭公七年：“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则周公适楚，确有其事，然俞正燮引此，谓奔楚即居东，《癸巳类稿·周公奔楚义》。则非。《史记·蒙恬列传》：“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与《鲁世家》合。此事与周公欲代武王，相似太甚，恐即一事之传讹。《书传》以雷风之变，在周公死后，《白虎通·丧服篇》同。盖郑所谓辟居东都，实为奔楚之误。成王执拘周公属党，当在此时。其后不知何缘得反。后人求其故而不得，乃即以金縢之事说之，而又讹武王为成王。于是一事而分为两。其实雷风之变，自在周公死后，成王因此改葬周公，赐鲁以天子礼乐，初未因此迎周公而反。今《尚书·金縢》，不记周公奔楚及死事，郑遂以其奔楚时事，

误系之居摄之前也。从今文说则路路皆通，从郑说则路路皆窒。亦足见口说之真，而说经者不当执贵传记之偏见矣。《越绝书·吴内传》云：“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谗之成王，周公乃辞位，出巡狩于边。一年，天暴风雨，日夜不休，五谷不出，树木尽偃。成王大恐，乃发金縢之匮，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国，天应之福。五谷皆生，树木皆起，天下皆实。”此说与郑同。盖当时自有此传讹之说也。

《周书》言武王殁后，叛者为殷、东、徐、奄及熊、盈。殷即武庚，东盖管叔及中旄父所宇，已见上节。徐、奄，《世本》云：皆嬴姓国。”《左氏》昭公元年疏。孟子言周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縢文公下》。当即此时事。《史记·秦本纪》谓飞廉葬于霍太山，则其族讳饰之辞也。或飞廉虽见戮而未死，后复归于西方。熊即祝融，说见第七章第一节。熊、盈，盖当日东方之族助殷者。殷、东、徐、奄为大国，《多方》所谓四国，或即指此。其余十有七国，则小国也。奄，《说文》作，云：在鲁。《左氏》定公四年，祝佗谓周公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皞之墟，《注》云：“商奄，国名也。”《疏》云：“杜《土地名》：奄、商奄共为一国。《诗》称四国流言，《毛传》以四国为管、蔡、商、奄，则商、奄各自为国。”案《墨子·耕柱》云：“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韩非子·说林上》云：“周公旦既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孙诒让《墨子闲诂》引段玉裁云：《尔雅》：弇，盖也。故商奄亦呼商盖。又引王念孙曰：盖字古与盍通，盍奄草书相似，故奄讹作盍，又讹作盖。二说皆通。商奄自以说为二国为是。商盖即《周书》所谓东。《左氏》但言因商奄之民，其地则曰少皞之墟，则以奄在鲁似非是。然在鲁非必即鲁之都。杜预谓“奄阙不知所在”，郑玄云“奄盖淮夷之地”，《书· 将蒲姑序疏》《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要当距鲁不远也。《书·费誓》云：“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史记·鲁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淮夷、徐戎，亦自是两国。贾逵、杜预谓徐即淮夷，恐亦非是。见《昭公元年注疏》。《疏》又引服虔云：“一曰鲁公所伐徐戎也。”则其说正亦同贾、杜。《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前254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今山东滕县。《索隐》云：“《说文》：，邾之下邑，在鲁东。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或当时之徐所在邪？《尚书大传》曰：“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注》云：“玄或疑焉，薄姑齐地，非奄君也。”据陈寿祺《辑校本》引。案人名与地名相同，古所时有，况古人地名多无正字，又安知奄君之名，果与齐地名相同欤？《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景公，言“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书序》云：“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盖即据此造作。《史记·周本纪》云“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则又后人据《书序》窜入。其实践奄，伐淮夷，皆周公事，非成王所为也。郑《多方注》亦如此，见《豳谱疏》。要之：周初兵力，仅及东北。武王殁后，东南诸族，并起抗周。自经周公戡定，殷遗臣民分隶鲁、卫，祝佗又言周分卫以殷民七族。又迁九、毕，殷乃不能复振，而周之王业大成矣。

第八节 西周事迹

《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崩，太子钊立，是为康王。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诫大仆国之政，作《臩命》，复宁。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索隐》：“《系本》作伊扈。”共王崩，子懿王艰立。《索隐》：“《系本》作坚。”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大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集解》：“韦昭曰：彘，晋地。汉为县，属河东，今曰永安。”案今山西霍县。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共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索隐》：“地名也，在西河介休县。”案今山西介休县。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四十六年（前782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集解》：“徐广曰：一作生。”案《吕览·当染高注》，幽王名官皇。《毕校》云：“梁伯子云：当从刘恕《外纪》，子由《古史》作宫涅。《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生。惟名涅，故又作生也。”三年，幽王嬖爱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

寇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索隐》：“在新丰县南，故骊戎国也。”新丰，见第六节。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避戎寇。”

周之衰，盖自昭王始？南巡狩不返之事：《正义》引《帝王世纪》曰：“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殁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齐世家》：桓公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集解》引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讳之不以赴，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为辞，责问楚也。”《索隐》引宋衷曰：“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此事在《春秋》僖公四年，《左氏》杜《注》亦曰：“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疏》曰：“《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反振祭公。高诱《注》引此《传》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由此言之，昭王为没于汉，辛余靡焉得振王北济也？振王为虚，诚如高诱之注。又称梁败，复非船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书？”案胶船之说，服虔与皇甫谧同之。杜预虽未明言，然称船坏而溺，其意亦无以异。当有所本，特疏家不知耳。《吕览》云征荆蛮，宋忠云伐楚，则是役盖伐楚而败。《左氏》记楚屈完之辞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杜《注》曰：“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然据宋翔凤说：楚初封丹阳，实在丹、淅之地。《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则是时汉正楚竟也。古天子造舟为梁，梁败船坏，实非二事。诸书皆言陨于汉，《史记》独称卒于江者？南方之水，通称为江，古人于此等处，本不审谛也。周起关中，关中之地，东出函谷即武王伐纣之路，东南出武关则走丹、淅。观周公奔楚，鬻熊受封，知周初业已服属。此亦周之所以强。至昭王南征不复，而声威始陵替矣。然至穆王，似即复振。

穆王之申诫太仆，盖所以肃军政？其作修刑辟，意在令疑罪入金以赎，亦所以足兵也。征犬戎之役，《史记》载祭公谏辞，谓自是荒服者不至，《国语·周语》同。意颇不满于王。然自文王时即以犬戎为患，至幽王卒亡于犬戎，实周之大敌，穆王能征之，固周之雄主也。而其尤难者，则为征徐偃王一事。

《史记·秦本纪》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集解》：徐广曰：“温一作盗。”《索隐》：“邹诞生本作马兆。”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赵世家》曰：“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二文所本者同。《赵世家》辞较完具，云骥之乘匹，犹言父母皆善种。桃林即武王放牛处，放牧有其地，孳育有其方，辞虽稍荒，非子虚也。乃《正义》曰：“《古史考》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矣。”夫日行千里，自是形容之语，岂可拘牵文义？若谓伐徐者，楚文王必实，周穆王必虚，则文王伐徐，又见何雅记乎？《后汉书·东夷传》曰：“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后汉书》此文，未知所本，然系括旧文而成。《礼记·檀弓下篇》载徐容居之言曰“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即《后汉书》所谓伐宗周西至河上也。《后汉书注》引《博物志》，谓偃王“沟通陈、蔡之间”，其事与吴之沟通江、淮颇相类。斯言而确，则楚、汉分界之鸿沟，或即肇端于此，又在邗沟前数百年矣。《大雅》有《江汉》《常武》二诗，并言周征淮夷之事。《江汉》之诗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常武》之诗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并其有涉于楚之证。窃疑《小序》以此二诗属宣王实误。宣王虽号中兴而兵败于姜戎，师丧于南国，安能远略至于江、淮？《诗》所咏者，实穆王命楚伐徐之事也。

世所以称宣王盛强者，以《诗》有《车攻》之篇，说者谓宣王“复会诸侯于东都”也。此说亦不足信。《墨子·明鬼下篇》云：“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田车之田，《国语注》《文选注》《史记索隐》引俱无，颜师古注《汉书》有。俞樾云：“圃田，地名，《诗·车攻篇》：‘东有甫草，驾言行狩。’《郑笺》以郑有甫田说之。《尔雅》释地作郑有圃田，即其地也。毕读圃字绝句，非是。”孙诣让《闲诂》曰：“案《周语》云：‘杜伯射王于鄗。’《韦注》云鄗，鄗京也。以周地理言之，鄗在西都，圃田在东都，相去殊远。又韦引《周春秋》：‘宣王会诸侯，田于圃。’《明道本》圃作囿。《史记·封禅书索隐》，《周本纪正义》所引，并与韦同。《论衡·死伪篇》云：‘宣王将田于圃。’则汉、唐旧读，并于圃字断句，皆不以圃为圃田。《荀子·王霸篇杨注》引《随巢子》云：‘杜伯射宣王于亩田。’亩与牧声转字通，疑即鄗京远郊之牧田，亦与圃田异。但《随巢子》以圃田为亩田，似可为俞读左证。近胡承珙亦谓此

即圃田，而谓《国语》鄗即敖鄗，庠韦以为鄗京之误，说亦可通。”按杨倞注《荀子》，不甚可据，自以于圃字断句为是。宣王复会诸侯于东都，实子虚乌有之谈也。昭王南巡狩不返，楚人之桀骛可知，而是时竟能命以伐徐，则周之威行江、汉，又可知矣。穆王诚雄主矣哉！《管子·小匡》曰：“昔我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以昭王、穆王并举，则昭王虽丧败，亦雄主，视后之仅能自守者，犹不可同日语也。《左氏》昭公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以穆王与三代盛王及桓、文并举，亦足见其盛强。涂山，《杜注》云：在寿春东北。寿春，今安徽寿县也。以此释禹会诸侯，诚为未当，谓穆王会诸侯于此，则无可疑矣。窃疑禹会诸侯于涂山，正因穆王之事而附会也。潢池，《后汉书注》引《水经注》曰：“潢水一名汪水，与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阳以东，海陵以北，其地当之也。”案山阳，今江苏淮安县。海陵，今江苏泰县。武原，《后汉书注》曰：“武原县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北。徐山在其东。”案下邳，今江苏邳县也。《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今安徽盱眙县。又曰：“徐城在越州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州上有徐偃王城。’《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 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县为今浙江之鄞县。徐人立国东南，当善舟楫，败逋入海，理所可有。沟通陈蔡之间，又不足为怪矣。

《左氏》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祭公谋父，即《国语》《史记》载其谏征犬戎者，隐见子革所言，实为一事。灵王固勤征伐之君，非乐盘游之主也。《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述穆王事，所本者同，极为易见，而《秦本纪》无见西王母之语，则此四字为《史记》元文，抑后人增窜，尚属可疑。即谓系《史记》之文，而西王母为《尔雅》四荒之一，不过西方远国，乃国名非人名，初无荒怪之迹也。《山海经》虽有西王母梯几载胜，三青鸟为之取食之语，见《海内北经·郭注》：“梯，冯也。”然此乃古之神话，确有可征之人物、部落，傅会为神者多矣。若举以为信史，将炎、黄、尧、舜，悉成天上之神；河、雒、江、淮，非复人间之土，史事尚何一可信乎？乃晋张湛伪造《列子》，既有《周穆王》之篇，以汉后西域之事，妄加附会。其后又有所谓《周王游行》者，即今之《穆天子传》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皙传》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读此，即可知世间流行汲冢诸书，均系赝鼎矣。杂取古书及汉以后所知西域地理，妄造穆王游行之事，支离灭裂，全不可通，而世犹有视为信史者，岂不异哉？此书述穆王行迹，起蠲山，绝漳，至钘山，循滹沱。北历犬戎，绝隃，西至河宗。济河至积石，登昆仑，观黄帝之宫。北征，舍于珠泽。升舂山。东还至群玉之山。又西，至于西王母之邦。遂驱，升于弇山。北畋于旷原，自此东归。绝沙衍，经黑水，三苗氏之地，再历钘山，逾太行，入宗周。钎钘盖即井陉，钎、钘同声也。隃即先俞，与河宗并见《史记·赵世家》，地在雁门之北。昆仑，盖指于阗河源之山，其地固产玉，而珠亦为西域名产，故有群玉之山及珠泽焉。舂山盖即葱岭。《汉书·西域传》谓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后汉书》则谓在大秦之西，当时流俗，盖习指极西之地，为西王母所在，造此书者，亦同此见，故西王母之西有弇山，附会古崦嵫之山，为日入处也。今古杂糅，

首尾衡决，真不直一噱。

《索隐》引宋忠曰：“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此语本于《汉志》。《汉志》：“右扶风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前204年）更名。”案今陕西兴平县。《汉书·匈奴列传》曰：“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狁之故。岂不日戒，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案此所引者，为《小雅·采薇·六月之诗》，《小序》曰：“《釆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于《六月》之诗，则说为“宣王北伐”。今案《出车》之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六月》之诗曰：“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则二诗所咏，实一时事。镐、方，《郑笺》但云“北方地名”。窃疑方即丰之转音。懿王时，丰镐实曾沦陷，故暂居犬丘也。《秦本纪》言：非子居犬丘，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而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孝王乃分土为附庸，邑非子于秦，而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其后周厉王无道，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宣王使非子后秦仲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宣王复召其子庄公昆弟，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观此，知犬丘实西方重镇，懿王所以移居于此；而申与犬戎，世为婚姻，则又骊山之祸所由肇也。《汉志》：京兆郑县，周宣王母弟郑桓公邑。臣瓒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郐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郐，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也。”案《水经·洧水注》引《纪年》云：“晋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郑，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为桓公。”盖臣瓒之所本。然此说与《国语》、《史记》《世本》皆不合，郦氏《渭水注》已自驳之矣。《穆天子传》有“天子入于南郑”之文，《郭注》引《纪年》，谓“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盖又因《左氏》而伪造者。《穆天子传》未必出于郭氏以前，其注亦不足信也。

厉王召祸，盖由好利？《周书·芮良夫解》，记芮良夫戒王及群臣之辞曰：“下民胥怨，财殚竭。”古所谓财者，多指山泽之利言之。山泽之利，本皆公有，后乃稍加障管。疑厉王当日，实有此等事也。古国人与野人，本分两级。国人服戎役，野人则否。故野人被虐，止于逃亡，国人则不然矣。参看后论等级、兵制处自明。

共和行政:《索隐》曰：“共音如字，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正义》曰：“共音巨用反。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案《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诸侯曰：“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不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间、干同声，《纪年》盖因此伪造。《吕览·慎人篇》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注》：“共，国；伯，爵也。弃其国，隐于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书也。”《开春论》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注》：“共国，伯爵，夏时诸侯也。”《庄子·让王篇》“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文与《吕览·慎人》同，皆不云共伯和；而《开春论》之《注》亦但云共国伯爵；则正文中之和字，或系后人窜入，亦未可知，乃《庄子释文》云：“司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太平御览》引《史记》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厉王死，宣王立。”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引云：“《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案史记为古史籍通名，犹今言历史，《周官》都宗人《疏》曰：“史记，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此史记二字，亦犹言史籍，非指《太史公书》也。共丘山，今在河南共县西。今河南辉县。案《水经·清水注》曰：“共县故城，即共和之故国也。共伯既归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山在国北，所谓共北山也。”《鲁连子》云：共伯后归于国，得意共山之首。《纪年》云：共伯和即干王位。孟康注《汉书·古今人表》以为入为三公。本或作丘首。”共伯和，《人表》在中上等，今本佚孟康《注》，惟载师古曰：“共，国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迁史以为周召二公行政，号曰共和，无所据也。”意亦以《纪年》《鲁连子》之说为然。然古代君出而大臣持国者甚多，如卫献公、鲁昭公皆是。丧君有君，转为敌国挟以为质时之变局。君暂出而位未替，而必求一人以尸之，则初未闻其事

也。造《纪年》《鲁连子》等书者，不悟《左氏》之诸侯释位，即指周、召等言之，而别求一共伯和以充其选，适见其论古之无识耳。

《史记》幽王之事，全系神话传说，不足为据。以情事揆之：申为南阳之国，《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故申伯国”。今河南南阳县。逼近武关。缯，《正义》引《括地志》云：“缯县在沂州承县，古侯国，禹后。”此盖误以春秋时之鄫说之。承为今山东峄县，安得与申、犬戎攻周？缯当亦荆、雍间国也。《国语·晋语》：史苏曰：“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郑语》：史伯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大子，亦必可知也。”《韦注》但云鄫姒姓，而不言其地。王子朝告诸侯之辞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杜注》曰：“携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疏》曰：“刘炫云：如《国语》《史记》之文，幽王止立伯服为太子耳。既虏褒姒，必废其子，未立为王，而得呼为携王者？或幽王死后，褒姒之党，立之为王也。《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疏》上文曰：“《鲁语》云：幽王灭于戏。戏，骊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谧云：今京兆新丰东二十里戏亭是也。”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束皙云：案《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其事或当然。”刘炫说臆度无据，《纪年》、束皙，则伪造史实而已矣。申侯苟与缯、犬戎共杀幽王，则为叛逆之国，诸侯安得即之而立平王？疑幽王之死，实非尽由于申，而与所谓携王者大有关系焉。至《史记》所传，乃属褒姒故事，既专述褒姒，乃亦臆度杀幽王者必为申后母家，而于携王遂不之及。此据《左氏》本文，似可如此推测，惟不应妄说携王为何人耳。《左氏》昭公四年，椒举曰：“周幽为太室之盟，诸侯叛之。”太室，即嵩山，是幽王并尝经略东方矣。

第九章 春秋战国事迹

第一节 东周列国形势

《管子·霸言》曰：“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攻大以图王。”此言实能道出东周以后，与西周以前形势之异。盖强国少，则服一强，即可号令当时之所谓天下，此为古人之所谓王。强国多，则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即称雄一时者，亦仅能使彼不与我争，而不能使之臣服于我，此为古人之所谓霸。春秋之世，所谓五霸迭兴者，只是就中原之局言之。当时强国所争，亦即在此。至于各霸一方，如秦长西垂，楚雄南服，则虽当他国称霸之时，情势亦迄未尝变，即由是也。观此，知王降为霸，实乃事势使然，初非由于德力之优劣。而事势之转变，则社会之演进实为之。盖文化之发舒，恒自小而渐扩于大。其初只中心之地，有一强国者，其后则各区域中，各自有其强国，遂成此地丑德齐之局也。西周以前，史事几惟所谓天子之国为可知，东周以后，则诸大国所传皆详，天子之国，或反不逮，即由于此。

《史记·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盖殷以前，列国存灭，已无可考矣。然周代列国，史公所表，亦止十二诸侯，后人考证，率据《春秋》及《左氏春秋》国数，仅五十余，见《公羊疏》。若并《左氏》所载记之，则旧说云：百七十国，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尽亡其处。《晋书·地理志序》。苏轼《春秋列国图说》云百二十四。二说皆云夷蛮戎狄不在其内，然孰为夷蛮戎狄极难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并古国列之，凡二百有九。《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四裔别为表。亦未见其裔夏分别之得当也。又国与邑亦难辨，古所谓国者，义亦与今异。其存亡，以有采地以奉祭祀与否为断，而不以土地主权之得丧为衡。忽灭忽复史既不具，僻陋之国不见载籍者又多。据故籍所载，而云某时国有若干，其去实在情形，必甚远矣。惟国数必降而愈少，而不见经传之国，其与大局关系亦必较浅，是则可断言者耳。

《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曰：“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此言亦颇能道出有史以来部族兴替形势，是四姓，盖古部族中较大而文明程度较高者也。今试本此语，以观东周列国之形势。

周初，诸部族中自以姬姓为最得势。此当与封建有关。盖封建行，则其族之散布各地者多，既易因形便而振兴，亦且不易覆灭也。《左氏》昭公二十八年，载成 之言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则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二者数略相合，必非无稽，《荀子》说少二人，疑去管、蔡。可见周封同姓之盛。《左氏》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今河南郑县。后其地属郐。郐灭，属于郑。蔡、今河南上蔡县。平侯迁新蔡，今河南新蔡县。昭侯迁州来，今安徽寿县。郕、今山东汶上县。霍、今山西霍县。鲁、今山东曲阜县。卫、今河南淇县。戴公庐于曹，文公居楚丘，皆在今河南滑县。成公迁帝丘，今河北濮阳县。毛、未详。或曰在今河南宜阳县境。聃、今湖北荆门县。郜、今山东城武县。雍、今河南修武县。曹、今山东定陶县。滕、今山东滕县。毕、今陕西咸阳县。原、今河南济源县。酆、今陕西鄠县。郇，今山西临晋县。文之昭也。邘、今河南怀庆县。晋、见第二节。应、《杜注》：“在襄阳城父县。”案城父当作父城，转写之误。父城，在今河南宝丰县。韩，今陕西韩城县。 武之穆也。凡、今河南辉县。蒋、今河南固始县。 邢、今河北邢台县。后迁于夷仪，今山东聊城县。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灭于卫。茅、今山东金乡县。 胙、今河南汲县。祭，今河南郑县。周公之胤也。”此诸国中，入春秋后，晋称霸；鲁、卫、曹、蔡，皆可称二等国；而滕以小国仅存。此外可考者：虞，封于北方，旋亡，而其在南方者转大。见第六节。燕，春秋时无所表见，入战国则列为七雄之一焉。见第八节。郑初封在今陕西华县。后迁河南新郑县。与虢，《左氏》僖公五年，宫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杜氏以河南陕县东南之虢城，为仲所封，是为上阳。山西平陆之下阳，为其别都。河南氾水，即隐公元年（前722年），郑庄公所谓制岩邑者，为虢叔所封。贾逵云：制为东虢，仲所封。叔封西虢，即春秋所谓虢公。”马融云：仲封上阳，叔封下阳。要无明证，各以意说而已。窃疑虢仲、虢叔，乃一国之二君，弟兄相及。郑庄公所谓死于制者，与宫之奇所云虢叔，各是一人。《汉书·地理志》：右扶风虢县，为虢之旧封，地在今陕西宝鸡县。河南之上阳，为其东迁后之新都。而《史记·秦本纪》，武公灭小虢，则其支庶之留居西方者也。初封西方，后东迁。虢旋灭而郑久存。在西方者，又有魏、今山西芮城县。耿、今山西河津县。芮，今陕西大荔县。在南方者，有息、今河南息县。春秋庄公十四年（前680年），灭于楚。顿、今河南商水县。春秋定公十四年（前496年）灭于楚。沈，今河南汝南县。皆无足称述。而“汉东之国随为大”，语见《左氏》桓公六年。今湖北随县。“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语见《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又定公四年，吴人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则并其名而无可考矣。要之自文、武以来，姬姓以今陕西为根据，广布其同族于河南北、山东西及湖北，而江苏则其展扩之极也。

姜姓为神农之后，其根据地本在山东。及唐、虞之际，著绩者为四岳，则其地移于河南。《史记·齐大公世家》曰：“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周初太公封于营丘，其势力乃又东渐焉。申、在今河南南阳县北。吕、在南阳县。齐、见第二节。许今河南许昌县。灵公迁叶，今河南叶县。悼公迁夷，实城父，今安徽亳县。后迁叶，又迁于析，实白羽，今河南内乡县。许男斯迁容城，或曰：在叶县西。同为西周名国，申、吕皆亡于楚。许见迫于郑，而依楚以自存。惟齐表东海，称大风焉。又有纪今山东寿光县。春秋庄公四年（前690年）灭于齐。与向、今安徽怀远县。州、国于淳于，今山东安邱县东北。后入杞，为杞都。莱夷，今山东黄县。皆微末不足道。

嬴姓为皋陶之后，其根据地本在安徽，英、六为其初封，已见第七章第一节。在其附近者，又有江、今河南正阳县。黄今河南潢川县。及蓼，今安徽霍邱县。亦微末不足称。群舒居吴、楚间，舒蓼、舒庸、舒鸠、宗，在今安徽舒城、庐江二县间。所系较重，而徐尤强。今安徽泗县。《春秋》昭公十三年（前529年）灭于吴。在西方者，梁为小国，今陕西韩城县。赵至战国始列为诸侯，见第八节。 惟秦袭周之旧，最大。见第二节。

史伯论祝融曰：“其后八姓，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见第八章第四节。大彭、见第八章第一节。豕韦见第八章第二节。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已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左氏》：苏子国于温，在今河南温县。顾见第八章第三节。《左氏》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舜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飂，《汉书·古今人表》作廖，当即蓼。鬷川，梁履绳《左通补释》云：当即三朡，《潜夫论·志氏姓》鬷川、鬷夷并作朡，其证。案三嵏，见第八章第三节。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当即《左氏》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劳、邘之田于郑”之邬，在今河南偃师县。郐、今河南密县。路、逼阳，今山东峄县。曹姓邹、即邾。《公羊》《礼记·檀弓》皆作邾娄，今山东邹县。文公迁于绎，在邹县南。又有小邾，国于郳，在今山东滕县。莒，都介根，今山东胶县。春秋初徙莒，今山东莒县。邹、莒皆战国时灭于楚。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韦《注》曰：夔越，芈姓别国，楚熊绎六世孙熊挚。案参看第二章第六节。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史伯曰：“荆子熊严，生子四人，叔熊逃难于濮而蛮。”韦《注》谓即指此。参看第二节。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盖祝融之后，本居今河南、山东、江苏三省问，其后皆滋异族，而湖北西境，南郡、南阳之间，古所谓周南之地者，乃转为其发荣滋长之区也。

春秋列国可考见者，又有任、今山东济宁县。宿、今山东东平县。须句、今东平县东南。颛臾，今山东费县。为太昊后。郯为少昊后。今山东郯城县。薛今山东滕县南。与南燕今河南汲县。为黄帝后。唐为尧后。今湖北随县西北。春秋定公五年（前505年）灭于楚。陈今河南淮阳县。与遂今山东宁阳县。为舜后。杞、今河南杞县。成公迁缘陵，今山东昌乐县。文公迁淳于，即州，地见前。战国时灭于楚。郐今山东峄县东。春秋襄公六年（前567年）灭于邾。及越见第六节。为禹后。宋今河南商丘县。与谭、今山东历城县。萧今江苏萧县。为殷后。越为南方大国，宋、陈二等国，余皆小国也。以上释地，略本《春秋大事表》。

春秋大国，时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为吴、越，至战国而河北之燕亦强，皆当日缘边之地也。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太行以南，淮水以北，为古所谓中原之地，鲁、卫、宋、郑、陈、蔡、曹、许，错处其间，皆不过二等国。余则自郐无讥矣。是何哉？梁任公谓诸大国皆逼异族，以竞争淬厉而强，见所著《中国之武士道序》。 可谓得其一端。居边垂，拓土易广，当为其又一端。而文化新旧，适剂其中，尤为原因之大者。盖社会之所以昌盛，一由其役物之力之强，一亦由于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野蛮之族，人与人之相处，实较文明之族为优，然役物之力太弱，往往不胜天灾人祸而亡。文明之族，役物之力优矣，而人与人之相处，或失其宜，则又不能享役物之福，而转受其祸。惟能模放上国之文明，而又居僻陋之地，社会组织病态未深者，为能合二者之长，而浸昌浸炽焉。此晋、楚、齐、秦诸国所由大乎？此义也，他日尚当详言之，今先于此发其凡。

第二节 齐、晋、秦、楚之强

《史记·周本纪》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十二诸侯年表》云：“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霸王，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东周之世，实以此四国为最强也。春秋之末，吴、越暂盛而旋亡。战国时，燕亦称七雄之一，然“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史记·燕世家》语。则攸关大局者，仍是齐、秦、楚及晋所分之赵、韩、魏耳。今述四国兴起之事如下。

《史记·齐世家》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案齐太公，古书或言其居东海之滨，《孟子·离娄下》《吕览·首时》。或言其屠牛朝歌，卖食棘津，见《战国策》《尉缭子》《韩诗外传》《说苑》等书。《史记索隐》引谯周亦曰：“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饭于孟津。”棘津，徐广谓在广川，服虔谓即孟津，见《水经·河水注》。谯周径作孟津，则其意亦同服虔也。广川，今河北枣强县。盖皆后来附会之说。《礼记·檀弓》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则太公确为西方人，谓其本出于吕，当不诬也。太公封营丘，六世胡公徙薄姑，七世献公徙临淄。《正义》：“营邱，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又引《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案唐临淄，即今山东临淄县。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也。《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县，师尚父所封。”应劭曰：“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谓临淄即营邱。”《诗·齐谱疏》引孙炎说同。《烝民毛传》亦谓齐去薄姑徙临淄，则应劭说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则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又以营邱与薄姑为一，盖城邑虽殊，区域是一，故古人浑言之也。《齐世家》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又曰：“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集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隐》：“旧说穆陵在会稽，非也。案今淮南有故穆陵门，是楚之境。无棣在辽西孤竹。服虔以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盖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案此文见《左氏》僖公四年。杜《注》曰：“穆陵、无棣，皆齐境也。”则亦不以为征伐之所至。《注》但言齐竟，《疏》亦无说，其地盖难质言。后世说者，多谓穆陵即山东临朐县南之穆陵关，或又以湖北麻城县西北之穆陵关当之。无棣，或从在孤竹之说，谓在今河北卢龙县。或又据《水经注》：“清河又东北，无棣沟出焉，乃东径南皮县故城”之文，谓近今河北南皮县，皆无确据也。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货殖列传》曰：“太公望封于营邱，地 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说亦与《世家》合。盖齐工商之业既盛，海利复饶，富强之基久立，

故得管仲以用之，而桓公遂为五霸之首也。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说见第七章第三节。故曰唐叔虞。唐叔子燮，是为晋侯。《诗谱》曰：“南有晋水，至于燮，改为晋侯。”九世穆侯，娶齐女姜氏为夫人。生太子仇、少子成师。穆侯卒，弟殇叔自立，仇出奔。四年，率其徒袭殇叔而自立，是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元年（前745年），周东迁后二十六年也，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汉书·地理志》：河东郡闻喜，故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绛邑有翼城。今山西翼城县。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昭侯后六世，遂为桓叔孙曲沃武公所并，更号曰晋武公。犹言改称晋君。时周釐王三年（前679年），入春秋后四十四年也。釐王五年（前677年），入春秋后四十六年。武公卒，子献公诡诸立。惠王八年（前669年），入春秋后五十四年。士 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案《史记》武公始都晋国，谓迁都于翼也。又谓城聚而都之，命曰绛，则聚即绛可知。《左氏》庄公二十五年：“晋士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二十六年（前668年），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以深其宫。”说亦同，《汉志》河东郡绛县，《注》云：“晋武公自曲沃徙此”，误矣。《诗谱》谓穆侯始都绛，《疏》遂曲说为昭侯以下徙翼，至武公又徙绛。问其何以知穆侯徙？则曰相传为然而已。可谓遁辞，知其所穷矣。晋后更徙新田，亦称为绛，而称此绛为故绛。新故绛，《左氏》杜《注》皆云在绛邑县。绛邑县，即绛县，后汉改名者也，今山西曲沃县。晋群公子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六年（前661年），入春秋后六十二年。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伐灭霍、魏、耿。十九年（前658年），入春秋后六十五年。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阳，以归。二十二年（前655年），入春秋后六十八年。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其冬，灭虢，还，袭灭虞。《史记》称：“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竟，北边翟，东至河内。”盖河、汾本沃土，晋始封于是，亦已植富强之基，特以翼与曲沃相争，未能向外开拓。武公时，内争既定，献公雄主，继其后而用之，而形势遂一变矣。《韩非·难三》言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二胜。

秦之先大费，即柏翳，亦即伯益，已见第七章第四节。舜赐太费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正义》：“《地理志》云：西河郡皋狼县也。按孟增居皋狼而生衡父。”按皋狼，今山西离石县。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缪王以赵城封造父。今山西赵城县。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以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丘。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而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嫡。申侯言孝王，孝王乃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清水县。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仲立三年，西戎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参看第八章第八节。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周幽王四年（前778年）。太子襄公代立。元年（前777年），周幽王五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疑西戎居丰邑者。二年，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正义》引《括地志》谓庄公为西垂大夫，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西县是也。又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前776年）徙都汧，即此城。”案《史记》云：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又云：戎围犬丘世父。似是时犬丘有二。世父所居者，即非子所居之犬丘，而庄公所居者，则秦之旧封此时亦名为犬丘，而以西别之也。汉西县，在今天水县西南。唐沂县，今甘肃陇县。七年，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 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由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周平王五年（前766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周平王六年（前766年）。居西垂宫。《正义》：“即上西县是也。”三年，周平王八年（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周平王九年（前762年）。至沂、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正义》：“《括地志》云：郡县故城，在岐州郡县东北五十里。秦文公营邑即此城。”案今陕西郡县。十六年，周平王二十一年（前

750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二十七年，周平王三十二年（前739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集解》引徐广，《正义》引《括地志》，已见第八章第一节。此丰疑仍系丰邑，秦此时尚未能复其地也。四十八年，周桓王二年（前718年），入春秋后五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公之长子为太子。五十年，周桓王四年（前716年），入春秋后七年。文公卒，竫公子立，是为宁公。《秦始皇本纪》作宪公。二年，周桓王六年（前716年），入春秋后九年。徙居平阳。《集解》：徐广曰：“郿之平阳亭。”《正义》：“岐山县有阳平乡，乡内有平阳聚。《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案今陕西岐山县。遣兵伐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正义》：“《括地志》云：雍州三原县有汤陵，又有汤台，在始平县西北八里。按其国，盖在三原始平之界矣。”案三原，今陕西三原县。始平，今陕西兴平县。三年，周桓王七年（前715年），入春秋后十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皇甫谧曰：‘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案《封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杜亳。且据文，列于下皆是地邑，则杜是县。案秦宁公与亳王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社。甫谧亦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案谓杜、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统观两注，徐广虽以汤音荡，初未谓即成汤之汤，皇甫谧云非殷，则亦不以亳王号汤为与成汤有关系。《索隐》云盖成汤之胤，似误。《史记》下文云“雍菅庙亦有杜主”亦者，亦上社亳，则不特社亳之社当作杜，即三社主亦当作三杜主也。汤都薄非亳，汉人混薄、亳为一，已见第八章第二节。十二年，周桓王十六年（前704年），入春秋后十九年。伐荡氏，取之。宁公立十二年卒，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正义》：“德公母号鲁姬子。”案似当于同母绝句。武公与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周桓王二十二年（前698年），入春秋后二十五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秦始皇本纪》：“出子居西陵。”《索隐》云：“一云居西陂。”三父等复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入春秋后二十六年。伐彭戏氏，《正义》：“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案今陕西白水县。至于华山下，《正义》：“即华岳之下也。”案秦兵力时似未能至此。居平阳封宫。三年，周庄王二年（前695年），入春秋后二十八年。诛三父等，夷三族。十年（前688年）周庄王九年，入春秋后三十五年，伐邦冀戎，初县之。《集解·地理志》：陇西有上邽县。应劭曰：即邽戎邑也。冀县、属天水郡。”案上邽，今甘肃天水县。冀，今甘肃甘谷县。十一年，周庄王十年（前687年），入春秋后三十六年。初县杜、郑。《集解》：“《地理志》京兆有郑县、杜县也。”案郑，今陕西华县。杜，今陕西长安县。灭小虢。二十年，周釐王四年（前678年），入春秋后四十五年。武公卒。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周釐王五年（前677年），入春秋后四十六年。初居雍。《集解》：“徐广曰：今县，在扶风。”案今陕西凤翔县。梁伯、芮伯来朝。德公立二年卒。周惠王元年（前676年），入春秋后四十七年。生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于缪公。宣公立，四年，周惠王五年（前672年），入春秋后五十一年。与晋战河阳，胜之。十二年，卒。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入春秋后五十九年。《秦始皇本纪》：“宣公居阳宫，成公居雍之宫。”《集解》：“徐广曰：之，一作走。”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周惠王十四年（前663年），入春秋后六十年。梁伯、芮伯来朝。四年，卒。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入春秋后六十三年。立其弟缪公。缪公任好元年，周幽王十八年（前659年），入春秋后六十四年。《索隐》云：“秦自宣公已上，史失其名。今按《世本》《古史考》，得穆公名任好。”据此，则《史记》之“缪公

任好元年”句，任好二字，似系后人所加。《春秋》则以罃为穆公。文公十八年（前609年），秦伯罃卒，《解诂》曰：“秦穆公也。”自将伐茅津，《正义》：“刘伯庄云：戎号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案河北县后改为平陆，今山西平陆县。胜之。四年，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入春秋后六十七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五年，周惠王二十二年（前655年），入春秋后六十八年。晋献公灭虞，虏百里傒，以为缪公夫人媵。百里傒亡秦，走宛。今河南南阳县。缪公以五羖羊皮赎之，授之国政。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穆公使迎蹇叔，以为上大夫。是时之秦，可谓已袭周之旧业矣。

《楚世家》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集解》引徐广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又引谯周曰：“老童即卷章。”《大戴礼记·帝系篇》亦曰：“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纲氏，产重黎及吴回。”古系世之书，年代远者，往往不能详其世次。窃疑《世本》《大戴》，皆夺称一代，《史记》独完具也。《大戴记》又曰：“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 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笺，《索隐》引《世本》作篯铿。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索隐》引《世本》作求言。是为云郐人。《索隐》引《世本》无云字。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氏也。《集解》《索隐》引《世本》氏作是，下同。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集解》《索隐》引皆作彭城。云郐人者，《集解》《索隐》引皆无云字。郑氏也。郑，或云当作郐。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集解》《索隐》引《世本》略同，则较《史记》为完具。《国语·郑语》，史伯论祝融之后八姓，已见上节。韦昭云：“董姓，己姓之别，秃姓、彭祖之别，斟姓、曹姓之别；《史记索隐》引宋忠则云：参胡斟姓，无后；未知孰是也。《楚世家》又曰：“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左氏》桓公二年《疏》引《世本》，鬻融居丹阳。熊绎生熊文，熊文生熊，熊 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索隐》：“《系本》康作庸，亶作袒。”中子红为鄂王，《索隐》：“有本作艺经二字，音挚红，从下文熊挚红读也。《古史考》及邹氏、刘氏等音无艺经，恐非也。”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索隐》：“《系本》无执字，越作就。” 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案汉丹阳，在今安徽当涂县境，距楚后来之地太远，故世多从杜预枝江故城之说，谓在今之秭归。然秭归在当时，实非周之封略所及。宋翔凤谓在丹、淅二水入汉处，《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元文略曰：《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十三年（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楚世家》亦言与秦战丹阳。《屈原传》作大破楚师于丹、淅。《索隐》曰：丹、淅，二水名。《汉志》：弘农县，丹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水经注》：析水至于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是战国之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

丹水、析水入汉之处。鬻子所封，正在其地。”案商州，今陕西商县。与《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以楚、邓今河南邓县。并举者相合，其说是也。《左氏》昭公十二年，楚子革言“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荆山，杜《注》云在新城沶乡县南。沶乡为今湖北保康县境。则当受封之始，业已向南开拓，至熊渠而抵长江。句亶，《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今湖北江陵县。鄂，《正义》引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今湖北武昌县。《正义》又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向城，今河南南召县。越章，《索隐》引《世本》越作就。《大戴礼记·帝系》曰：“季连产付祖氏，付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鲧，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戚章王。”戚章，即就章，亦即《史记》所谓越章也。据宋翔凤说，其地当在由淮上溯，舍舟遵陆之处，今安徽、湖北界上。同上。《左氏》：“定公二年，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桐今桐城，舒今舒城，巢今巢县，其地并在江北，与汉豫章郡在江南者，相去六七百里。定公四年（前506年），吴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则豫章实当由淮上溯，舍舟遵陆之处也。其后南移，乃为汉之豫章郡也。今江西南昌县。《楚世家》又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集解》：“徐广曰：即渠之长子。”案即《大戴记》之无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索隐》：“如此，史意即上鄂王红也。谯周以为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挚红卒，其弟弑而自立，曰熊延。欲会此代系，则翔亦毋康之弟，元嗣熊渠者。毋康既早亡，挚红立而被延杀，故史考言挚有疾，而此言弑也。”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正义》：“宋均注《乐纬》云：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厉王出奔彘。十年，卒。共和四年（前838年）。 弟熊严为后。熊严十年卒。共和十四年（前828年）。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伯霜代立，是为熊霜。六年卒，周宣王六年（前822年）。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集解》：“杜预曰：建宁郡南有濮夷。”建宁，今湖北石首县。季徇立，是为熊徇。二十二年，周宣王二十八年（前800年）。卒。子熊咢立，九年周宣王三十七年（前791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二十七年，周平王七年（前770年）。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六年，周平王十二年（前759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十七年，周平王三十年（前741年）。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周桓王十四年（前706年），入春秋后十七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三十七年，周桓王十六年（前704年），入春秋后十九年。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庄王七年（前690年），入春秋后三十三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今湖北江陵县。文王二年，周庄王九年（前688年），入春秋后三十五年。伐申，过邓。六年，周庄王十三年（前684年），入春秋后三十九年。伐蔡。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周釐王三年（前679年），入春秋后四十四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周釐王四年（前678年），入春秋后四十五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周釐王五年（前677年），入春秋后四十六年。卒，子熊囏立，是为庄敖。《十二诸侯年表》作堵敖。庄敖五年，周惠王五年（前672年），入春秋后五十一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元年，周惠王六年（前671年），入春秋后五十二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

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案《左氏》昭公二十三年，沈尹戌谓“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则楚当东西周间，地尚未甚大。然宣公十二年，栾武子谓楚庄王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哀公十七年，楚子谷曰：“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则此四代之尽力开拓者至矣。《国语》：“史伯言：“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是立。”叔熊即《史记》之叔堪，季 即《史记》之季徇。楚开濮地，未必不由叔熊。史伯又曰：“芈姓夔、越不足命。” 案《左氏》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此即《索隐》引谯周，以之当熊挚红者也。则楚枝庶所开拓之地，亦不少矣。其雄于南服，宜哉！

第三节 五霸事迹（上）

《史记·齐世家》云：“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诗谱序》云：“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按《史记》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当周夷王时。”《诗谱》此语，似即据此推测，别无确据。《楚世家》云：“周厉王时，熊渠畏其伐楚，去其王号。”见上节。《鲁世家》：懿公为其兄子伯御所弑，周宣王伐杀伯御，而立其弟孝公。则当西周之末，王室之威令似尚颇行于诸侯。然至东周之世而大不然者，则遭犬戎破败之余，又西畿沦陷，疆域促小故也。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入春秋后三年。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左氏》载周桓公之言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隐公六年（前717年）。《史记》以为富辰语。《周本纪》。未知孰是。要之周当东迁之初，邻近之国以此二国为较强，则不诬也。然是时之王室，似与虢尤亲。《左氏》云：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见第一节。又取成周之禾。《公羊》云：“成周者何？东周也。王城者何？西周也。”见宣公十六、昭公二十二、二十六年。今河南洛阳县。其后周人终用虢公，据《左氏》，事在隐公八年（前715年），即周桓王五年，入春秋后八年。而夺郑伯政。郑伯不朝。十三年（前707年），入春秋后十六年。王率陈、蔡、虢、卫伐郑，为郑所败。然是后，晋与曲沃相争，王尚时命虢伐曲沃。见《史记·晋世家》。王室之威灵，尚未尽替也。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崩，入春秋后二十六年。子庄王佗立。十五年（前682年）崩，入春秋后四十一年。子釐王胡齐立。釐王三年（前679年），入春秋后四十四年。曲沃武公灭翼，王命为晋侯。此为王室自失其威柄。釐王五年崩（前677年），入春秋后四十六年。子惠王阆立。《索隐》：“《系本》名无凉。”二年，入春秋后四十八年。大夫边伯等作乱，王奔温。已居郑之栎。今河南阳翟县。边伯等立庄王宠子。四年（前673年），入春秋后五十年。郑与虢伐子，复入惠王。惠王二十二年（前655年），入春秋后六十八年。 晋灭虢。是为东周盛衰一大关键。盖周合东西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一大国。秦文公之伐戎至岐，事在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岐以东仍献之周。周桓王十二年（前708年），入春秋后十五年。王师尝与秦围魏；其十七年（前703年），入春秋后五十年。虢仲又与芮伯、梁伯伐曲沃；则河西与周，尚未全绝，有雄主出，丰、镐之地可复也。至虢灭而桃林之塞旧函谷关至潼关间之隘地。为晋所扼，西畿不可复，局促东畿数百里间，虽欲不夷于鲁、卫而不可得矣。王室既不能复振，而中原之地，

会盟征伐，不可无主，于是所谓霸主者出焉。

五霸，《白虎通义》凡列三说：曰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应劭《风俗通义》《吕览·先己》《高注》《左氏》成公二年杜《注》及《诗谱序疏》引服虔说从之。曰齐桓、晋文、秦缪、楚庄、吴阖庐，无从之者。曰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孟子·告子》赵《注》《吕览·当务》《高注》从之。《荀子·王霸篇》，则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为霸。《议兵篇》亦以此五人并举，又《成相篇》谓秦缪强配五霸，则亦以为在五霸之外也。案皇、帝、王、霸之说，盖取明世运之变迁。故五帝不兴于三皇之时，三王不兴于五帝之世。安得五霸之三，错出于汤、武之间？盖《左氏》《国语》，皆许晋悼公为复霸；见《左氏》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国语》又明有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之文，见上节。古文家乃立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为五霸之说。《白虎通义》大体为今文，然间有异说羼入，且其书颇有为后人窜乱处。其实《孟子》言五霸桓公为盛，乃与晋文以下诸君比较言之。若夏、殷则文献无征，何由知昆吾、大彭、豕韦之不逮桓公乎？《太史公自序》云“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力政，五伯更盛衰”，明旧说谓五霸皆在东周之世，以一匡天下之义言之。《白虎通》第二、三说，及《荀子》之说，皆可从也。此自以霸限于五云然。若论曾长诸侯，则晋悼、楚灵、齐景、吴夫差，亦未尝不可为霸。下逮战国之世，楚悼、魏惠、齐威、宣、湣王，亦可谓其时之霸主也。今仍循通行之说，以齐桓、晋文、宋襄、秦缪、楚庄为五霸。

春秋时霸主之首出者为齐桓公，事在周釐王三年（前679年）。入春秋后四十四年。先是齐襄公诛杀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其次弟纠，母鲁女也，奔鲁。次弟小白奔莒。庄王十三年（前684年），入春秋后三十七年。襄公为同母弟公孙无知所弑。无知又为雍林人所杀。此依《史记》。《左氏》作雍廪，齐邑名。鲁发兵送公子纠。齐二卿高氏、国氏阴召小白。小白先入立，是为桓公。发兵距败鲁，胁鲁杀公子纠，而用其傅管仲，修国政，齐国遂强。釐王元年（前681年），入春秋后四十二年。齐伐鲁，鲁师败绩，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和。今山东肥城县。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今山东长清县。鲁将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不可。”遂与沫三败所亡地于鲁。鲁庄公死，子般弑，闵公死。比三君死，旷年无君。齐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周惠王十七年（前660年），入春秋后六十三年。《孟子·告子下》：“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注》：“山南曰阳。岱山之南，谓之南阳也。”狄灭邢、卫，桓公迁邢于夷仪，周惠王十八年（前659年），入春秋后六十四年。封卫于楚丘。周惠王十九年（前658年），入春秋后六十五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山戎伐燕，桓公为燕伐山戎。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入春秋后五十九年。周惠王立，二十五年（前652年）崩。入春秋后七十一年。子襄王郑立。襄王母早死。后母曰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三年（前649年），入春秋后七十四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齐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八年（前645年），入春秋后七十九年。 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会诸侯，各发卒戍周。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管子·大匡》曰：“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谷梁》庄公二十七年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又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同上。《孟子》曰：“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告

子下》。盖齐桓之长诸侯，犹颇能遵旧典，守信义，非后来霸者所及也。《荀子·仲尼》谓桓公诈袭邾、莒，并国三十五，事无考。

春秋时，中原诸国所夷狄视之，而能与上国争衡者莫如楚。《春秋》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左氏》云：“始惧楚也。”时为周桓王之十年（前710年），入春秋后之十三年也。其后三十三年而齐称霸。齐称霸之明年，楚伐郑。惠王十一年（前666年）、入春秋后五十七年。 十九年（前658年）、入春秋后六十五年。二十年（前657年）入春秋后六十六年。又屡伐郑。是秋，齐会诸侯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明年，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陉、召陵，皆在今河南郾城县。屈完及诸侯盟。案后来晋与楚争，文公、厉公虽再败其师，然卒不能合诸侯而履其境，致其盟，而桓公独能之，此孟子所以称五霸桓公为盛欤？既伐郑，陈辕涛涂谓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桓公曰：“诺。”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顾而执涛涂。《公羊》僖公四年。是役盖略东夷而败。其所以欲略东夷，则以东夷为楚之与，未必尽由涛涂之教也。明年，齐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郑伯逃归。《左氏》云：“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汝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是时，周未必有慊于齐，盖仍胁于楚也。是年，楚人灭弦。今河南潢川县。《左氏》曰：“于是江、黄、道、今河南确山县。柏今河南西平县。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盖亦齐楚之争。惠王二十三年（前654年），入春秋后六十九年。齐以诸侯伐郑。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明年齐复伐郑，又合诸侯于宁母今山东鱼台县。 以谋之，郑伯乃使请盟于齐。二十五年（前652年），入春秋后七十一年。诸侯盟于洮。今山东濮县。郑伯乞盟。襄王元年（前651年），入春秋后七十二年。盟于葵丘，今河南考城县。是为齐霸之极盛。《公羊》云：“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左氏》云：“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晋侯乃还。”然未几，献公卒，国乱，桓公仍以诸侯之师伐之，见下。则其威棱，亦未遽替也。襄王四年（前649年），入春秋后七十五年。楚人灭黄，齐不能救。五年（前648年），入春秋后七十六年。齐会诸侯于咸。今河北濮阳县。《左氏》云：“淮夷病杞故。”六年（前647年），入春秋后七十七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七年（前646年），入春秋后七十八年。楚人伐徐。《左氏》云：“徐即诸夏故也。”齐会诸侯救徐。齐师、曹师伐厉。今湖北随县。《左氏》云“以救徐也”，楚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左氏》云：“徐恃救也。”八年（前645年），入春秋后七十九年。齐会诸侯于淮。今安徽盱眙县。《左氏》云：“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九年（前644年），入春秋后八十年。齐人、徐人伐英氏。当即皋陶后封于英、六之英，见第七章第四节。《左氏》云：“以报娄林之役也。”齐是时，盖仍专于东略。《诗·鲁颂》盛夸僖公经略淮夷之功，盖亦齐所命也。是年，桓公卒。诸子争立，国乱，而齐霸遽讫矣。

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此从《史记》。《左氏》作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左氏》作无亏。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刁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周惠王七年（前670年），入春秋后七十八年。管仲、隰朋皆卒，易牙、开方、竖刁专权。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而立无诡。太子昭奔宋。明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太子昭伐齐，齐人恐，杀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败其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

齐桓既殁，晋文未兴，北方无复一等国；楚虽盛，中原诸国尚未甘服；宋襄乃乘机图霸。宋襄之起，似始与齐争，后与楚争。齐桓公及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其事羌无证据；即诚有之，亦非正法；盖乘乱伐齐之口实耳。是时诸侯，似有党宋，亦有党齐者。故宋之伐齐，曹、卫、邾娄与偕，鲁与狄皆救之，而邢人、狄人伐卫。明年，宋人执滕子婴齐。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邾人执鄫子用之。滕与鄫，盖皆不服宋者。宋人围曹，盖以其叛故。鲁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距宋者始与楚合。又明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其明年，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入春秋后八十四年也。狄侵卫，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今安徽太和县。《左氏》云：“以求诸侯于楚。”盖齐为旧盟主，而楚则是时与宋争者。使是盟而成，则宋可以霸。而楚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归守国。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会于薄，此即汉之薄县，见第八章第二节。释宋公。是冬，鲁伐邾。明年，再伐邾。盖所以伐宋之与。宋、卫、滕、许伐郑，楚伐许以救郑。宋公及楚人战于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县。宋师败绩，公伤股。明年，竟以是卒。鹿上之盟，《公羊》谓公子目夷请以兵车往，宋公不可。泓之战，《公羊》与《左》《谷》皆谓襄公不肯乘楚师未毕济、未毕阵而击之，是以致败。盖是时欲图霸者，犹必假仁义以服诸侯，宋襄亦有为为之，而惜乎其力之不足也。襄公卒之岁，齐侯伐宋，围缗。今山东金乡县。襄王十七年（前635年），入春秋后八十八年。卫灭邢。时鲁、卫忽复合，盟于洮。今山东泗水县。十八年（前634年），入春秋后八十九年。复盟于向，今山东莒县。而齐师再伐鲁。卫人伐齐。鲁如楚乞师，伐齐，取谷，今山东东阿县。置桓公子雍焉。桓公七子皆奔楚，楚以为大夫。楚又伐宋。明年，遂围之。于是齐、宋皆与晋合，而城濮之战起矣。

周惠王五年（前672年），入春秋后五十一年。晋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十二年（前665年），入春秋后五十八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隰县。公子夷吾居屈。今山西吉县。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此据《史记·晋世家》。《左氏》云：“晋献公取于贾，无子。烝于夷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云：“夷姜，武公妾。”二十一年（前656年），入春秋后六十七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釐于君。”太子上其祭胙，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太子闻之，奔新城，《集解》：“韦昭曰：曲沃也，新为太子城。”自杀。骊姬因谮二公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二十二年（前655年），入春秋后六十八年。献公使兵伐蒲，重耳奔翟。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前654年），入春秋后六十九年。发贾华等伐屈，屈溃。夷吾将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强，吾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遂奔梁。周襄王元年（前651年），入春秋后七十二年。晋献公病，属夷齐于荀息。献公卒，里克、邳郑以三公子之徒作乱，杀夷齐于丧次。荀息立悼子骊姬弟所生。《公羊》《左氏》作卓子。《秦本纪》亦作卓子。徐广曰：一作倬。而葬献公。里克弒悼子于朝，荀息死之。使迎重耳于翟。重耳谢。还报，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吕省、《左氏》作瑕吕饴甥。杜《注》曰：“姓瑕吕，名饴甥，字子金。”郤芮曰：“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计非之秦，辅强国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及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秦穆公乃发兵送夷吾。齐桓公闻晋乱，亦率诸侯如晋。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是为惠公。明年，使邳郑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邳郑闻里克诛，乃说秦穆公曰：“吕省、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赂与谋，出晋君，入重耳，事必就。”《秦本纪》曰：“愿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则更入重耳。”秦穆公许之。使人与归报晋，厚赂三子，《秦本纪》曰：使人与邳郑归召吕、郄。三子曰：“币重言甘，必邳郑卖我于秦。”遂杀邳郑及里克、邳郑之党七舆大夫。邳郑子豹奔秦，言伐晋。缪公弗听，而阴用豹。五年（前647年），入春秋后七十六年。晋饥，乞籴于秦。邳豹说缪公弗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明年，秦饥，请籴于晋。惠公用虢射谋，不与，而发兵且伐秦。又明年，秦缪公伐晋，《秦本纪》：“使邳豹将，自往击之。”合战韩原，今陕西韩城县。 虏晋君以归，将以祠上帝。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姊，为穆公夫人，衰绖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缪公乃归晋侯。晋侯至国，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于翟。重耳闻之，如齐。九年（前643年），入春秋后八十年。使太子圉质于秦。《秦本纪》曰：“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十一年（前641年），入春秋后八十二年。秦灭梁。《秦本纪》曰：“秦灭梁、芮。”事在明年。十四年，入春秋后八十五年。晋惠公内有数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君即不起，大夫轻更立他公子。”遂亡归。明年，惠公卒，太子圉立，是为怀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纳之。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秦缪公乃发兵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即咎犯，文公舅。贾佗、先轸、魏武子。奔翟时，年四十三岁，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惠公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翟，非以为可用兴，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愿徙之大国。夫

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于是遂行。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今河南濮阳县。 饥，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左氏》云：“野人与之块。”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齐，齐桓公厚礼，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二岁，桓公卒。竖刁等为乱。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齐。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无去心。赵衰、咎犯谋行。齐女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引戈欲杀咎犯。过曹，曹共公不礼，大夫釐负羁谏，不从。负羁乃私遗重耳食，置璧其下。去，过宋。宋襄公新困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曰：“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人。更之大国。”乃去。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适诸侯礼待之。居楚数月，秦召之，成王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集解》：“服虔曰：胥臣臼季也。”曰：“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遂受。子圉立，晋国大夫栾、郤等闻重耳在秦，皆阴求劝重耳、赵衰等返国，为内应甚众。秦穆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惟惠公故贵臣吕、郤之属不欲立重耳。十六年（前636年），入春秋后八十七年。秦送重耳至河，咎犯与秦、晋大夫盟。重耳入于晋师。入曲沃。是为文公。出亡凡十九岁，时年六十二矣。群臣皆往，怀公奔高梁。在今山西洪洞县之南。使人杀怀公。吕省、郤芮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乃为微行，会秦缪公于王城。今陕西朝邑县。吕、郤等烧公宫，不得文公，欲奔秦。缪公诱杀之河上。文公归，迎夫人于秦。秦所与文公妻者，卒为夫人。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初，叔带以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复归于周。入春秋后八十五年，此据《十二诸侯年表》。《左氏》同。《周本纪》在十二年（前640年）。先二年，郑入滑，今河南偃师县南。滑听命。已而反与卫。郑伐滑。王使伯犕如郑请滑。此据《郑世家》。《周本纪》作游孙伯服，《左氏》作伯服、游孙伯。郑文公怨惠王亡在栎，文公父厉公入之，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犕。十五年（前637年），入春秋后八十六年。 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德翟人，以其女为后。十六年（前636年），入春秋后八十七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惠后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氾。今河南襄城县。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十七年（前635年），襄王告急于晋。秦军河上，将入王。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无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此据《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咎犯曰：“求霸莫如内王。”《左氏》亦以为咎犯之谋。晋乃发兵至阳樊，今河南济源县。围温，入襄王于周，杀王弟带。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左氏》曰：“与之阳樊、温、原、横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杜《注》曰：“在晋山南河北，故曰南阳。”原亦在今济源县。横茅，在今河南修武县。十九年（前633年），入春秋后九十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定霸，于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于是晋作三军。二十年（前632年），入春秋后九十一年。晋文公欲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渡，侵曹。伐卫，取五鹿。晋侯、齐侯盟于敛盂。今河南濮阳县南。卫侯请盟，晋人不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晋。楚救卫，不胜。晋侯入曹，令军毋入釐负羁宗家以报德。楚围宋，宋复告急晋。文公欲救则攻楚，为楚尝有德，不欲伐也；欲释宋，宋又尝有德于晋；患之。先轸曰：“执曹伯，分曹、卫地以与宋，楚急曹、卫，其势宜释宋。”《左氏》：“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文公从之。楚成王乃引兵归。将军子玉固请战。楚王怒，少与之兵。子玉使宛春告晋：“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咎犯曰：“子玉无礼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许。”先轸曰：“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不许，是弃宋也。不如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侯乃囚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得臣即子玉。怒，击晋师。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次城濮，今河南陈留县。与楚兵合战。楚兵败，得臣收余兵去。晋师还，至衡雍，今河南原武县。 作王宫于践土。今河南荥泽县初，郑助楚，楚败，惧，使人请盟晋侯。晋侯与郑伯盟。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晋人复入卫侯。《卫世家》：“晋欲假道于卫救宋，成公不许。晋更从南河度，救宋。征师于卫。卫大夫欲许，成公不肯。大夫元晅攻成公。成公出奔。晋文公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成公遂出奔陈。二岁，如周求入，与晋文公会。晋使人鸩卫成公。成公私于周主鸩者，令薄，得不死。已而周为请晋文公，卒入之卫，而诛元晅。卫君瑕出奔。”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遂率诸侯朝于践土。诸侯围许。曹伯臣或说晋侯曰：“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今君为位而灭同姓。曹叔振铎之后，晋唐叔之后，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晋侯说，复曹伯。二十二年（前630年），入春秋后九十三年。晋文公、秦缪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欲得叔詹为僇。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间令使谓

秦缪公曰：“亡郑厚晋，于晋得矣，而秦未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秦伯说，罢兵。二十四年（前628年），入春秋后九十五年。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

晋文之伯，与齐桓大异。齐桓之存邢、卫，救燕，伐楚，虽曰霸者假之，究犹有一匡天下之志也。晋之破楚，全以阴谋致胜，而其待曹、卫诸邦尤酷，“谲而不正”之评，非虚语矣。然其时之事势，亦有迫之不得不然者。当时列国之间，纯以捭阖取利，而国内亦多不宁。试观秦缪公及晋诸臣之所为可知。无怪惠公非倚秦援不敢入，既入而又背之，且杀里克，又欲杀文公也。文公之获成，惠公之卒败，盖亦由一先入而异党孔多，一后入而反侧者多已夷灭；又一倚秦援，一与秦构怨之故；非必其才之果有高下也。文公之霸业，始于勤王，成于破楚。其勤王，盖欲以抑秦；破楚则成于徼幸，何以言之？曰：韩原之败，河东入秦，《左氏》曰：“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韩非·难二》谓惠公时，秦侵去绛十七里。晋之势盖甚岌岌。晋文之去狄，不过欲求仕于齐。虽齐内争乱，诸侯之兵数至，犹溺于晏安而不去，其非有雄图可知。谓其以六十之年，崎岖返国，而遽欲取威定霸，无是理也。其与秦争纳王，盖特欲少抑其东出之势。至其侵曹，伐卫，救宋，围郑，则全以亡过时恩怨之私。当时风气，视此等事盖甚重。观齐桓之灭谭，亦以是故可知。见《左氏》庄公十年，《史记·齐世家》同。既救宋，势不得不敌楚。适直楚成暮气不振，又与子玉不和，遂成城濮之功。此乃事势相激使然，固非其始愿所及。然文公及诸臣之才，固有可取，而晋之国势，亦有使之成功者。《左氏》记惠公之见获于秦也，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豸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左氏》僖公十五年。文公始入，而作三军。城濮战后，又作三行。《左氏》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生。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见《左氏》十八年。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礼，未安其居。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盖晋甲兵素多，而文公又有以用之，故因缘事势，遂成霸业于数年之间也。不然，列国相争，机会之傥来者何限？而何以有等国终不能乘，且随之辗转播荡，而终至于覆亡哉？

第四节 五霸事迹（下）

晋文公之卒也，郑人有卖郑于秦，此据《秦本纪》。《郑世家》云：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左氏》谓秦听郑之说，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似乎不近情理。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缪公问蹇叔、百里傒，对曰：“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缪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年），入春秋后九十六年。兵至滑，郑贩卖贾人弦高持十二牛将卖之周。见秦兵，恐死虏，因献其牛，曰：“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三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觉之，往无及已。”灭滑。滑，晋之边邑也。时晋文公丧尚未葬，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众心，此可击。”栾枝曰：“未报先君施，击之，不可。”先轸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报？”此据《晋世家》。《秦本纪》：“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遂墨衰绖，发兵，遮秦兵于殽。《正义》：“《括地志》云：三殽山，在洛州永宁县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殽道也。”永宁，今河南永宁县。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文公夫人，秦女也，为请。晋君许之，归秦三将。三将至，缪公素服郊迎，复三人官秩如故，厚待之。二十七年（前625年），入春秋后六十八年。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秦不利，引兵归。此据《十二诸侯年表》。《秦本纪》在其前一年，盖漏书年代。又《晋世家》云：“秦使孟明视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索隐》云：“按《左传》：文二年（前625年），秦孟明视伐晋，报殽之役，无取晋汪之事。又其年冬，晋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还。则汪是秦邑，止可晋伐秦取之，岂得秦伐晋而取汪也？或者晋先取之；秦今伐晋而收汪，是汪从晋来，故云取晋汪而归也。汪不知所在。”案《十二诸侯年表》：“秦穆公三十五年（前625年），伐晋，报殽，败我于汪。”《郑世家》：“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于汪。”则《史记》亦与《左氏》合。疑《晋世家》之取晋汪，乃晋取汪之倒，而其间又有夺文也。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弒，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穆公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

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二十九年（前623年），入春秋后百年。穆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集解》：“徐广曰：《左传》作郊。”《正义》：“《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县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县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左传》云：文公三年（前624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也。《括地志》云蒲州猗氏县南二里，又有王官故城，亦秦伯取者。”案澄城，今为县，属陕西。猗氏，今为县，属山西。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明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三十二年（前620年），入春秋后百有三年。缪公卒。秦之开化，远后东方。战国时，论者犹谓秦杂戎狄之俗，况在春秋之世？越国鄙远，古代固非绝无，俞正燮《癸巳类稿》，有《越国鄙远义》，谓越国鄙远，为古恒有之事。然必往来便易，中无强国阻隔者。秦之不能有郑，形势显然，缪公岂不之知？其潜师侵袭，盖徒利其虏获。观其得晋惠公欲以祠上帝，与三良饮酒乐，则为死共此哀之约，《秦本纪》：“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黄鸟》之诗。”《正义》：“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盖三家诗说。其杂戎狄之俗可知，慕效中国之不暇，安知礼乐法度之弊？由余之对，其为后人依托，不待言也。缪公之成霸业，一由能广用异国之材，一由其能悔过，不尚血气之勇。其大功，则不在于胜晋，而实在于伐戎，以伐晋不过报怨，伐戎实有辟土之益也。然非殽战丧败，或亦不克致此，祸福倚伏，事之利害，诚有难言者矣。

周襄王三十年（前623年），入春秋后百有一年。 晋赵成子、衰。栾贞子、枝。咎季子、犯。霍伯先且居。皆卒，赵盾代赵衰执政。明年，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本纪》曰：“秦出也。”秦故好也。”贾季曰：“不如其弟乐。”赵盾使士会如秦逆雍，贾季亦使召乐于陈。《左氏》云：“赵孟使杀诸郫。”赵盾废贾季，贾季奔狄。是岁，秦穆公亦卒。明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患。”乃多与公子雍卫。太子母缪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嗣而外求君，将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盾所。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是为灵公。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击秦。败之令狐。今山西猗氏县。 先蔑、随会亡奔秦。晋是时内外粗安，安用废嫡立庶？且穆嬴秦女，公子乐母辰嬴，亦称怀嬴。 即始归子圉，继归文公者，亦秦女也。欲结秦援，安用立公子雍？盾之以私废立，亦可见矣。晋自是与秦连兵。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20年），入春秋后百有二年，秦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顷王二年（前617年），入春秋后百有六年，晋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晋之郩。四年（前615年），入春秋后百有八年，春，康公伐晋，取羁马。晋侯怒，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明年，晋六卿患随会在秦，常为晋乱，乃佯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以上皆据《晋世家》。武城，《正义》引《括地志》云：“在华州郑县东北。”郑，今陕西华县。少梁，杜《注》云：“冯翊夏阳县。”夏阳，在今陕西韩城县南。郩，《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北征也。”《索隐》曰：“徐云《年表》曰征，然按《左传》，文十年，晋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晋，取北征。北征即《年表》之征，今云郩者，字误也。征音惩，亦冯翊之县名。”案如《索隐》言，则《年表》及《集解》引徐广皆当仅云征，然今皆作北征，恐后人据《左氏》改之。《年表索隐》“征音澄”，云：“盖今之澄城也。”案澄城，今为县，属陕西。羁马，《秦本纪集解》引服虔云：“晋邑也。”盖未能知其所在。灵公长，又与赵盾不协。周匡王六年（前607年），入春秋后百十六年。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盾得脱，出奔。未出竟，盾昆弟将军赵穿弒灵公，迎盾。盾复位，使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晋内相乖离，遂不克与楚争矣。

楚自城濮败后，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年），入春秋后九十六年。始出兵，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泜，今滍水。已而各罢归。二十六年（前626年），入春秋后九十七年。楚成王欲废太子商臣而立其弟职，商臣弑王代立，是为穆王。二十八年（前624年），入春秋后九十九年。晋伐沈，沈溃。楚人围江，晋伐楚以救江。明年，江卒为楚所灭。三十年（前622年），入春秋后百有一年。又灭六、蓼。顷王元年（前618年），入春秋后百有五年。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今河南许昌县。以伐郑。晋人救之，不及。又侵陈。陈及楚平。二年（前617年），入春秋后百有六年。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地名，杜《注》 阙。将以伐宋。宋逆楚子，劳且听命。五年（前614年），入春秋后百有九年。楚穆王卒，子庄王旅立。《公羊》《左氏》作旅。《谷梁》《史记》作侣。六年（前613年），入春秋后百十一年。晋会陈、郑、许于新城。今河南商邱县西南。 蔡人不与。匡王元年（前612年），入春秋后百十一年。 晋师入蔡。二年（前611年），入春秋后百十二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杜《注》：“楚险地。”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楚子乘驿会师，分为二队，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遂灭庸。以上为庄王即位后三年中事，盖因内忧，未遑外务，故史有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之说也。见《史记·楚世家》。案古书言此事者甚多。五年（前608年），入春秋后百十五年。陈受盟于晋。楚、郑侵陈，遂侵宋。晋赵盾救陈，又会诸侯伐郑。六年（前607年），入春秋后百十六年。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战于大棘，今河南宁陵县。宋师败绩，获宋华元。赵盾及宋、卫侵郑，楚斗椒救之。赵盾还。是岁，晋灵公见弑。定王元年（前606年），入春秋后百十七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晋侯伐郑。郑及晋平。楚人侵郑。二年（前605年）、入春秋后百十八年。三年（前604年）入春秋后百十九年。又伐之。是岁，三年（前604年）。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四年（前603年），入春秋后百二十年。晋赵盾侵陈。楚人伐郑，取成而去。五年（前602年），入春秋后百二十一年。郑及晋平。六年（前601年），入春秋后百二十二年。陈及晋平。楚师伐陈，亦取成焉。七年（前600年），入春秋后百二十三年。晋荀林父伐陈。是岁，晋成公卒，子景公据立。楚子伐郑，晋郤缺救郑。八年（前599年），入春秋后百二十四年。郑及楚平。晋人伐郑，亦取成而还。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是岁，陈征舒杀其君。明年，楚庄王帅诸侯伐陈，诛征舒。因县陈而有之。申叔时谏，乃复陈。是岁，郑与楚盟辰陵，杜《注》：“颍川长平县东南有辰陵。”今河南淮阳县。《史记》云“郑与晋盟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又徼事于晋。十年（前597年），入春秋后百二十六年。春，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退三十里，与之平。六月，晋师救郑。其来也，持两端，故迟。语见《史记 ·郑世家》。至河，楚兵已去。中军将荀林父欲还，佐先縠不可。师遂济。

庄王还击晋。郑反助楚。大败晋军河上。此据《史记》。《春秋》作“战于邲”，地在今河南郑县。是岁，楚子灭萧。明年，伐宋，以其救萧也。十二年（前595年），入春秋后百二十八年。晋侯伐郑。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汝，我伐之。”见犀而行。犀，申舟子。及宋，宋人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寝门阙。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宋人使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使解扬绐为救宋。明年五月，宋及楚平。是时楚势可谓极盛。十六年（前591年），入春秋后百三十二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幼，而形势复一变。共王临殁时，自言生十年而丧先君，见《左氏》襄公十三年。

春秋五霸，齐桓而外，当以楚庄之兵力为最强，其为人亦最正。惟兵力强，故不藉诡道以取胜也。邲之战，《左氏》载士会之言，谓其“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又曰：“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栾书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可见其政事军备之整饬。是战也，据《左氏》，似始以和误晋，终乃乘其不备而袭之，此乃临敌决胜，不得不然，其不肯避强陵弱，则《公羊》《史记》二说符会，决非虚语。《公羊》谓其既胜之后，还师而佚晋寇。《左氏》又载其不肯收晋尸为京观。伐宋之役，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可谓危急已极。然华元以情告，亦遽释之。见《公羊》《左氏》宣公十二、十三年。皆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视晋文之谲、秦穆之暴，不可同年而语矣。

第五节 齐顷灵庄、晋厉悼、楚共灵之争

春秋大国，本称晋、楚、齐、秦，五霸尤以桓公为盛，然桓公一死，霸业遽荒，则齐之内乱为之也。齐孝公以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卒。入春秋后九十年。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是为昭公。顷王六年（前613年）卒。入春秋后百年，此据《十二诸侯年表》，与《春秋》合。《世家》早一岁。子舍立。舍之母无宠，国人莫畏。昭公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百姓说。与众即墓上弑舍自立，是为懿公。匡王四年（前609年），入春秋后百十四年。为其下所弑。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立之，是为惠公。桓公十有余子，要其后立者五人，皆以争。时正宋襄图霸，至楚庄初立时也。定王元年（前607年），入春秋后百十七年。为楚庄王观兵周郊之岁，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颇有意于振作。然晋势已成，顷公又有勇无谋，遂致转遭挫折矣。

定王十五年（前592年），入春秋后百三十一年，此从《表》及《晋世家》，与《左氏》合。《齐世家》先一年。晋使郤克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此从《齐世家》。《晋世家》云：“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如之以导客。”与《公》《谷》略同。齐顷公有意挑衅，庸或不顾一切。当时最重使命，尤重人之仪表，晋、鲁、卫岂有使偻者、蹇者、眇者出使之理？古代贵族，有恶疾不得继嗣，郤克果偻，鲁使果蹇，卫使果眇，又岂得为卿大夫乎？且当时亦未必有楼也。此皆所谓东野人之言也。度当日郤克偶失仪，而为妇人所笑，则有之尔。《左氏》亦但云郤子登，妇人笑于房。杜《注》反据《公》《谷》，谓其跛而登阶，实非也。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晋世家》：“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 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四人河内，杀之。明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强质晋，晋兵去。十八年（前589年），入春秋后百三十四年。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以救鲁、卫，伐齐。与顷公战于鞌，《集解》：“服虔曰：齐地名。”齐师败走。晋军追齐，至马陵。《集解》：“徐广曰：一作陉。骃案贾逵曰：马陉，齐地。”案《晋世家》作“追北至齐”，盖近齐都。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晋世家》作萧桐姪子。令齐东亩。对曰：“叔子，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后，其可乎？”于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明年，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顷公卒在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一年。观顷公欲尊王晋景，可知鞌战受创之深。虽以恤民获安，然终不能复与晋竞矣。

鞌之战，在楚共王及鲁成公二年（前589年）。《左氏》云：“宣公使求好于楚。庄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晋，会晋伐齐。卫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令尹子重公子婴齐。为阳桥之役以救齐。”盖庄王在时，威棱远憺，鲁、卫皆有折而入之之势。齐顷公之齮晋，未必不与之声势相倚；而庄王之死，适丁其时，此实晋、楚强弱一转捩也。阳桥之役，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师众而后可。”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侵卫。遂侵鲁，及阳桥。鲁请盟。与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人盟于蜀。是行也，晋辟楚，畏其众也。然鲁、卫既睦，齐师新挫，吴亦渐强，楚不能无后顾之忧，而晋遂有复振之势。鞌战之明年，晋与鲁、卫、曹、宋伐郑，以讨邲之役。时许恃楚而不事郑。定王十九（前588年）、入春秋后百三十五年。二十年（前587年），入春秋后百三十六年。郑再伐之。二十一年（前586年），入春秋后百三十七年。郑悼公使弟睔与许讼于楚。此据《郑世家》，《楚世家》云“郑悼公来讼”，与《左氏》同。不直，楚囚睔。郑与晋平。睔私于楚子反。公子侧。子反言之，乃归睔。简王元年（前585年），入春秋后百三十八年。悼公卒，睔立，是为成公。是岁，楚伐郑。明年，又伐郑，皆不克。四年（前582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一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于郑，郑与之盟。此据《郑世家》，《左氏》云：“楚人以重赂求郑。”成公如晋。晋人执之。又使栾书伐郑。五年（前581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二年。郑立成公庶兄。晋乃归成公。是岁，晋景公卒，子州蒲立，《史记》作寿曼。是为厉公。《左氏》云邲之役，荀首为下军大夫，其子罃为楚所囚。首以其族反之。射楚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谷臣，囚之；以二者还。定王十九年（前588年），入春秋后百三十五年。晋归谷臣及襄老之尸，以求罃于楚。楚人许之。简王二年（前584年），入春秋后百三十九年。楚伐郑。郑囚楚郧公钟仪，献之晋。四年（前582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一年。晋使钟仪归求成，楚公子辰报使。五年（前581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二年。晋籴茷如楚报使。六年（前580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二年。宋华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晋栾武子。书。闻楚许籴茷成，如晋，遂如楚。七年（前579年），入春秋后百四十四年。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西门之外。晋郤至如楚，楚公子罢如晋莅盟。此事《史记·晋楚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皆不载。惟《宋世家》云“共公元年（前588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其事似相符会。然宋共公元年，为周定王十九年，入春秋后百三十五年。前后相差九年。崔适谓《左氏》涉弭兵之盟而误，见所著《春秋复始》。其说盖是。《宋世家》之文，乃谓宋既与晋盟，又与楚盟，非谓其合晋、楚之成也。十年（前576年），

入春秋后百四十七年。楚伐郑，不克。宋鱼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孙。十一年（前575年），入春秋后百四十八年。楚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与楚盟。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乃发兵，厉公自将。楚兵来救。与战，射共王中目，楚兵败于鄢陵。见第三节。然郑仍不服。初，厉公多外嬖。自鄢陵归，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胥童，尝与郤至有怨。栾书又怨郤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集解》：“《左传》曰：栾书欲待楚师退而击之，郤至云：楚有六间，不可失也。”乃使人间谢楚。楚来诈厉公曰：鄢陵之战，实至召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会与国不具，是以事不成。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愿公试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于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郤至。厉公验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杀之。十三年（前573年），入春秋后百五十年。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郤。《集解》：“贾逵曰：三郤，郤锜、郤犨、郤至也。”胥童因劫栾书、中行偃于朝，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弗听。公使胥童为卿。公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囚之。杀胥童，使迎公子周于周。十四年（前572年），入春秋后百五十一年。弑厉公。《公羊》成公十六年《解诂》云：“晋厉公见饿杀。”《疏》引《春秋说》云：“厉公猥杀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见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周至绛，立之，是为悼公，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也，号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年十四矣。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惠德，收文公入时功臣后。前一年，楚纳鱼石于彭城。及是，晋以诸侯围之。彭城降。明年，为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入春秋后百五十二年。郑成公卒，子恽立，是为僖公。成公之疾也，子驷公子。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是冬，诸侯城郑虎牢。今河南汜水县。郑人乃成。明年，盟于鸡泽。今河北永年县。楚子辛公子任夫。为令尹，侵欲小国，陈人亦来乞盟。楚比岁侵陈。六年（前566年），入春秋后百五十七年。遂围之。诸侯弗能救。陈复入楚。郑相子驷弑僖公，立其子嘉，年五岁。子驷当国。七年（前565年），入春秋后百五十八年。诸公子欲诛子驷。子驷觉之，尽诛诸公子。八年（前564年），入春秋后百五十九年。诸侯伐郑，郑行成。楚来伐，郑又从之。时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也。九年（前563年），入春秋后百六十年。子驷欲自立，子孔公子嘉。杀而代之。诸侯之师戍郑虎牢。郑及晋平。楚子囊救郑，郑又窃与之盟。十年（前562年），入春秋后百六十一年。诸侯伐郑，郑成。楚来伐，郑又逆之，与之伐宋。诸侯悉师以复伐郑。楚师不能复出，郑乃与诸侯盟。明年，会于萧鱼。战国时之修鱼，今河南许昌县。悼公于是称复霸焉。十二年（前560年），入春秋后百六十三年。楚共王卒，子康王昭立。十四年（前558年），入春秋后百六十五年。晋悼公亦卒，子平公彪立。明年，许男请迁于晋，诸大夫不可。晋会诸侯伐许。晋师遂侵楚，败其师于湛阪。今河南叶县。侵方城之外而还。方城，山名，在今河南方城县。十七年（前555年），入春秋后百六十八年。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叛晋而起楚师。楚公子午伐郑，子展、公孙舍之。 子西公孙夏。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明年，二子伐杀子孔。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公孙侨。为卿。十九年（前553年），入春秋后百七十年。公孙舍之入陈。公孙夏又伐之，陈及郑平。明年，许灵公如楚，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与陈、蔡伐郑，而后葬许灵公。然亦不能得志也。

自赵盾背秦立灵公后，秦、晋遂失好。周匡王四年（前609年），入春秋后百十四年。秦康公卒，子共公立。定王三年（前604年），入春秋后百十九年。卒，子桓公立。简王六年（前580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三年。秦、晋夹河而盟。归而秦背盟，与翟合谋伐晋。八年（前578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五年。晋与诸侯伐秦，秦军败，追至泾而还。明年，秦桓公卒，子景公立。《秦始皇本纪》作哀公。灵王八年（前564年），入春秋后百五十九年。秦乞师于楚。楚子师于武城，今河南南阳县。以为秦援。秦侵晋。明年，晋伐秦。又明年，楚乞旅于秦。秦右夫詹从楚子伐郑。晋既为萧鱼之会，秦救郑，败晋师于栎。事在《左氏》襄公十一年。《左氏》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先入晋地，士鲂御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辅氏，又见宣公十五年，为秦桓公伐晋所次，地当濒河。栎当距辅氏不远。《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洛州阳翟县古梁邑以释之，非也。阳翟，今河南禹县。十一年（前561年），入春秋后百六十二年。秦、楚又伐宋，以报晋之取郑。盖成秦、楚合以谋晋之局矣。十三年（前559年），入春秋后百六十四年。晋荀偃会诸侯伐秦。济泾，师于棫林，以心力不齐而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二十二年（前550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三年。景公如晋，与平公盟，已而背之。此据《秦本纪》，为景公二十七年（前550年），即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十二诸侯年表》，在景公二十九年（前548年）。云：“公如晋盟，不结。”《左氏》则在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云：“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成而不结。”至二十六年（前548年），乃云：“秦伯之弟 如晋修成。”即伯车。景王八年（前537年），入春秋后百八十六年。景公卒，子哀公立。《秦始皇本纪》作毕公。《秦本纪》云：“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秦、晋久不相攻。”二国之干戈始戢矣。

齐顷公以周简王四年（前582年）卒，入春秋后百四十一年。子灵公环立。十四年（前572年），入春秋后百五十一年。齐不会救郑。晋伐齐.齐令公子光为质。灵王十七年（前555年），入春秋后百六十八年。齐与邾数攻鲁，晋合诸侯围齐。是年为鲁襄公十八年，齐灵公二十七年，晋平公三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齐云：“晋围临淄，晏婴大破之。”于晋云：“率鲁、宋、卫、郑围齐，大破之。”《公

羊》襄公十九年：“公至自伐齐。此同围齐也，何以致伐？未围齐也。”

则此役晋盖未大得志。《左氏》之言，乃偏据晋史，不足信也。《齐世家》谓“临淄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与《左氏》合。《晋世家》误是役于平公元年（前557年）。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姪鬷声姬，生光，以为太子。诸子仲子、戎子。《史记》作仲姬、戎姬。戎子嬖。仲子生牙，属诸戎子。戎子请以为太子，公许之。遂东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十八年（前554年），入春秋后百六十九年。灵公疾。崔杼迎立光，是为庄公。杀戎姬及牙，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今山东禹城县。闻齐侯卒，乃还。齐与晋平。十九年（前553年），入春秋后百七十年。盟于澶渊。二十年（前522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书之孙。《晋世家》作栾逞。明年，自楚适齐。庄公厚客待之。二十二年（前550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舒。以入绛。绛不戒。平公欲自杀，范献子鞅。止之。时晋卿赵氏、中行氏皆怨栾氏，韩、赵方睦，知氏听于中行氏，惟魏氏与七舆大夫睦于栾氏。范献子劫魏献子，赂之以曲沃。栾盈败，奔曲沃，晋人围之，尽灭其宗。齐既纳栾盈，随以兵，上太行，入孟门。闻盈败，乃取朝歌而还。遂以晏子之谋通楚。据《十二诸侯年表》。二十三年（前549年），入春秋后百七十四年。晋会诸侯于夷仪，见第三节。将以伐齐。水，不克。楚伐郑以救齐，诸侯还救郑。明年，庄公为崔杼所弒，晋复会诸侯于夷仪，伐齐。齐人以庄公说，乃平。

齐顷公、灵公、庄公，三世皆与晋竞，然迄无成。秦本不问中原之事。平公立后，晋公室日卑，楚亦不能遽振，于是弭兵之盟起矣。时宋向戌善于晋赵文子，武。又善于楚令尹子木，屈建。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乃先如晋告赵孟，晋许之；如楚，楚亦许之。次告齐、秦及诸小国。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七年。盟于宋。晋赵武、楚屈建及鲁、卫、陈、蔡、郑、许皆与焉。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左师向戌。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驲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故齐、秦不会。将盟，晋、楚争先。楚人裹甲，卒先楚。明年，宋、鲁之君，皆如楚。是岁，楚康王卒，子员立，此从《史记》，《左氏》作麇。是为郏敖。景王四年（前541年），入春秋后百八十二年。晋、楚复会于虢，以寻宋之盟。齐亦与焉。楚共王宠弟四人：曰公子围、子比、子皙、公子黑肱。弃疾。围为令尹，主兵事。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入问王疾，绞而杀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子比奔晋。子皙奔郑。围立，是为灵王。七年（前538年），入春秋后百八十五年。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人许之。乃会诸侯于申。晋、宋、鲁、卫、曹、邾不与。十年（前535年），入春秋后百八十八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鲁昭公如楚。先是蔡景侯为其太子般《表》作班。所弑。景王二年，入春秋后百八十年。十一年（前534年），入春秋后百八十九年。陈哀公弟招作乱，哀公自杀。从《表》，与《春秋》合，《世家》先一年。楚公子弃疾灭陈。十四年（前531年），入春秋后百九十二年。楚子诱蔡侯般，杀之，使弃疾灭蔡。遂大城陈、蔡、叶、不羹，欲以威晋，而致北方之诸侯。《左氏》昭公十二年，灵王谓子革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春秋地名》云：襄城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国语· 楚语》作三国。《韦解》亦云：“定陵有不羹城。襄城有不羹亭。”《贾子·大都篇》，则作陈、蔡、叶、不羹。案《左氏》昭公十三年，亦云：“弃疾等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以入楚。”《左氏》盖夺叶字。《国语》疑后人億改。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定陵，

今河南舞阳县。案弭兵之盟，楚既先晋，北方诸侯，乡之事晋者，又皆奔走于楚；楚在是时，实可谓称霸中原。然灵王侈而虐用其民，国内又多觊觎，遂至身弑师熸。平王立，不复能事诸侯，而吴、越盛矣。

第六节 吴、越之强

古代开化，实始东南，观第三章所述，已可概见。然至后世，其文化转落北方之后者，则地理实为之。盖东南之地，火耕水耨，鱼鳖饶给，故其民多呰窳偷生。《汉书·地理志》论楚地语，此江域皆然，不独楚也。西北则天然之利较薄，非勤治沟洫，无以冀收成；而能殚力耕耘，亦不虑无丰登之报。水功勤则人事修，刈获丰则资生厚；而其地平坦，便往来，利驰突，又使诸部族之交通盛而竞争亦烈焉。此则其富厚文明，所以转非故国所及也。古帝传说，在南方者甚多。如乌程有颛顼陵，见《路史》。乌程，今浙江吴兴县。舜、禹旧迹，或在浙中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会稽旧记》曰：“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水经·河水注》引周处《风土记》曰：“旧说舜葬上虞。又记云：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坜，故曰历山。’”又《渐水注》：“江水东径上虞县南，王莽之会稽也。地名虞宾。《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知孰是。”案上虞，今浙江县。始宁在其东南。剡，今浙江嵊县。此恐正因吴、越之南迁而起。《国语·鲁语》：“商人禘舜。”《礼记·祭法》云：“禘喾。”韦《解》云：“舜当为喾。”然初无确据也。《越绝书》谓巫咸出于虞山。《外传记·吴地传》。《史记·殷本纪正义》曰：“巫咸及子贤冢，皆在苏州常熟县西海虞山上，盖家本吴人也。”案常熟，今江苏省。今观殷事，绝无在江东之迹，则亦出后来附会。北方部族之南迁，疑始商周之际。《越绝书·吴地传》云：“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奄城为今江苏武进县地，近年曾获有古迹。已见第三章。奄城之东，又有留城。《公羊》桓公十一年，曰：“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君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则留亦北方国。《越绝书》又有蒲姑大冢，在余杭县。今浙江余杭县。蒲姑，奄君，见第八章第七节。《尚书大传》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据陈寿祺《辑校》本。案《礼记·檀弓》云：“邾娄定公之时，有弒其父者。公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污其宫而潴焉。”盖本东夷治叛逆之刑，周公特循其法。鲁一生一及，自庄公以前皆然；吴寿梦四子，亦兄弟相及；其俗绝类有殷。《鲁颂》言“元龟象齿”，而古称纣为象箸，《史记·宋微子世家》。又谓纣为象廊。《龟策列传补》。《吕览·古乐》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可见商、奄之族，与东南实有渊源。谓北迁部族，以其文化返哺东南，实始于是，当非虚诬。然此时文身翦发之邦，尚未能跻于上国冠裳之列。及春秋末叶，吴、越相继强盛，而榛狉之习乃一变焉。

《吴太伯世家》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见第三章第三节。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吴越春秋》：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强鸠夷立。强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索隐》：“谯周《古史考》云柯转。”转卒，子颇高立。《索隐》：《古史考》作颇梦。颇高卒，子句卑立。《索隐》：《古史考》云：毕轸。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蛮夷。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蛮夷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王寿梦二年（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案《史记》之虞、吴，当本同字，故以中国夷蛮别之。若如今本，字形本相别异，即不须如此措辞矣。《集解》引宋忠曰：“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隐》曰：“此言自号句吴，吴名起于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宋忠以为地名者，《系本·居篇》：孰哉居藩篱，孰姑徙句吴。宋氏见《史记》有太伯自号句吴之文，遂弥缝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义。藩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真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则《系本》之文或难依信。”下文又引《世本》云：“吴孰姑徙句吴。宋忠曰：孰姑，寿梦也，代谓祝梦乘诸也。寿、孰音相近，姑之言诸也，《毛诗传》读姑为诸。知孰姑、寿梦是一人，又名乘也。”《集解》又引《世本》云：“诸樊徙吴。”案古国名、氏族名、部落名恒相混；而国都屡徙，亦多沿袭旧名。句为发声，《索隐》已言之，则吴即句吴。乘与寿梦一人，事甚明白。《左氏》襄公十年，杜《注》云：“寿梦吴子乘。”《疏》云：“服虔云：寿梦，发声。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也。经言乘，传言寿梦，欲使学者知之。然寿梦与乘，声不相涉，

服以经传之异，即欲使同之，然则余蔡戴吴，岂复同声也。当是名字之异，故未言之。”按乘果为寿梦合音与否，姑措勿论，其为一人则无疑也。孰姑、寿梦一人，说傥不误，则诸樊寿梦所居，皆与泰伯同号，惟孰哉所迁为异。然邑名虽同，初不得断为一地。《韩诗外传》云：“太王将死，谓季历曰：我死，女往让两兄。彼即不来，女有义而安。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吴越春秋·吴王太伯传》曰：“古公病将卒，命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虽未必实然，然观虞仲封于夏虚，则泰伯、仲雍所逃，去周必不甚远。岂尝依有虞旧部，亦如函普入生女真，以完颜为氏，故号为句吴乎？《正义》：“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索隐》引《吴地记》曰：“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又曰：“仲雍冢，在吴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集解》引《皇览》曰：“太伯冢，在吴县梅里聚，去城十里。”案无锡，今为县，属江苏。苏州，今江苏吴县。此等皆南迁后附会之辞耳。《索隐》又引《世本》曰：“吴孰哉居藩离。”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藩离，今吴之余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解仲雍字殊穿凿。余暨，今浙江萧山县，亦非仲雍所能至。《越绝外传·记地传》云：“自无余初封于越以来，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则又以梅里为越地矣。传说固难尽信也。丹阳，汉郡，治今安徽宣城县。梅里，今为镇，属无锡。吴人之南徙江东，已无可考。疑或楚拓地时，被迫东南徙。巫臣窃夏姬之事，详见《左氏》，说甚诙诡，疑非实录。见《左氏》成公二年、七年，又见襄公二十六年声子说子木之辞。案不经之说，往往以一妇人为之经纬，如《蒙古源流考》之洪郭斡拜济是。《左氏》所采间有类《战国策》者，如昭公七年，蓬启疆为楚说昭公复得大屈，其最显者也。声子说子木之辞，亦此类，非信史也。史称吴至寿梦益大，《吴越春秋》云：“吴益强称王。”明其大非始寿梦。乘车射御，岂待巫臣教而后能？特其通晋，或当以巫臣为介耳。

越事所传，更不如吴之备，观其世系之夺佚可知。《史记·越世家》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正义》引《舆地志》曰：“越侯传国三十余世，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地始大，称王。”自夏中叶至春秋，仅历二三十世，殊不可信。《汉书·地理志》曰：“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夏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臣瓒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按《世本》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故《国语》曰芈姓夔、越。然则越非禹后明矣。又芈姓之越，亦勾践之后，不谓南越也。”案《汉志》所谓其君禹后者，自指封于会稽之越言之，不该百越。臣瓒实误驳。至谓越为芈姓，则《左氏》宣公十二年《正义》，亦据《外传》而疑越非夏后。《国语·吴语韦解》亦云：“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引《郑语》及《世本》为证。《墨子·非攻下篇》：“越王紧亏，卢校改为翳亏。毕、孙二氏并从之。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孙诒让《闲诂》疑有遽即熊渠，其证似古。然《吴越春秋》谓勾践寝疾，谓太子曰：“吾自禹之后，承元常之德。”允常，《吴越春秋》作元常。《史记·陈杞世家》谓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则自古皆以越为禹后。古或从母姓，疑越实禹后，而与楚通昏姻者。吴通晋而越常助楚，固由远交近攻之策使然，或亦以同姓之亲也。《吴越春秋》云：“禹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可葬我会稽之山。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指天向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众民说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瑞，以为百姓请命。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壬生无。专心守国，不失上天之命。无 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元常。常立，当吴王寿梦、诸樊、阖庐之时。越之兴霸，自元常矣。”《越王无余外传》。古有、或二字通。或为夫谭，犹言有名夫谭者，即《舆地志》有越侯夫谭之语所本。明无、夫谭之间世系又有阙佚。然名号亡佚，而世数大略可知，亦古系世之常。《史记》所谓二十余世，《舆地志》所谓三十余世者，疑自无壬计之。又疑《舆地志》实本《史记》，讹二为三；又或《史记》本作三而讹为二也。《越绝书》言自余始封，至余善，越国空灭，凡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则未必可据。越世系夺佚如此，安有年岁可稽耶？

禹封会稽，非今之会稽。已见第七章第三节。其如何播迁而入浙江，亦不可考，《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勾践徙治山北。”《水经·浙江水注》：“浙江径会稽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县。又径越王允常冢北。又东北，得长湖口。秦望山在城西南，山南有樵岘，岘里有大城，越王夫余之旧都也。故《吴越春秋》云：勾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此亦与以禹墓在会稽者同一无稽耳。

第七节 楚、吴、越之争

楚居南服，与东夷关系颇深，盖江、淮之开化，实先于荆楚，其与大局，亦颇有关系也。楚与齐桓之争，已见第三节。穆王之将图北方也，先之以灭六、灭蓼。周襄王三十年（前622年），入春秋后百有一年。群舒叛楚，楚又执舒子与宗子，遂围巢，顷王四年（前615年），入春秋后百有八年。至庄王而灭舒蓼，《世家》但作舒，表作舒蓼，与《春秋》同。《左氏》云：“楚子疆之，及滑汭，杜《注》：滑水名。盟吴、越而还。”定王六年（前601年），入春秋后百二十二年。盖前此惟淮夷、徐戎为雄张，此时则江东之吴、越亦稍稍见头角已。巫臣之入吴，《左氏》记其事于成公七年，周简王二年（前584年），入春秋百三十九年。实吴寿梦之二年。是年也，吴伐郯，又入州来。今安徽寿县。岂有甫学射御战阵，即能驰驱千里之外者？吴之强，不由巫臣之教，弥可见也。简王三年（前583年），入春秋后百四十年。 晋会齐、鲁、邾伐郯。《左氏》曰：“以其事吴故。”四年（前582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一年。晋合诸侯于蒲，杜《注》：“卫地，在长垣县西南。”案长垣，今为县，属河北。《左氏》云：“将始会吴，吴人不至。”楚公子婴齐伐莒，《左氏》记巫臣通吴过莒，则此役似亦与吴争也。十年（前576年），入春秋后百四十七年。晋、齐、鲁、宋、卫、郑、邾会吴于钟离，杜《注》：“淮南县。”今安徽凤阳县。《左氏》云：“始通吴也。”明年，舒庸道吴人围巢，伐驾，围釐、虺。杜《注》：“楚四邑。”遂恃吴而不设备，楚人袭灭之。十三年（前573年），入春秋后百五十年。楚纳鱼石于彭城。《左氏》载宋西 吾之言曰：“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诸侯而惧吴、晋。”《注》曰：“夷庚，吴、晋之要道。”则吴、晋之相结弥深，吴、楚之相争益烈矣。灵王二年（前570年），入春秋后百五十三年。楚子重公子婴齐。 伐吴，克鸠兹，杜《注》：“在丹阳芜湖县。”案今安徽芜湖县。至于衡山。杜《注》：“在吴兴乌程县南。”案今浙江吴兴县。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子重归，既饮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将也；君子谓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皆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是岁，诸侯会吴于鸡泽。晋侯使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明年，使如晋，辞不会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使鲁、卫先会吴于善道。杜《注》：地阙。然后为合诸侯于戚。杜《注》：“卫邑，在今顿丘卫县。”案今河南濮阳县。九年（前563年），入春秋后百六十年。诸侯又会吴于，杜《注》：楚地。遂灭偪阳。偪阳，妘姓，与楚同出祝融，盖亦晋、楚之争也。十一年（前561年），入春秋后百六十二年。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此据《史记·吴世家》。《公羊》作谒，《左氏》作遏。次曰余祭，次曰余昧，《公羊》作夷末，《左氏》作戴吴。次曰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十三年（前559年），入春秋后百六十四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吴人固立，弃其家而耕。乃舍之。此从《十二诸侯年表》。《世家》先一年。先一岁，楚共王卒。吴乘丧伐楚，败于庸浦。杜《注》：楚地。吴告败于晋。是岁，会于向。杜《注》：郑地。范宣子匄。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盖晋当是时，既无意于诸侯，亦不能勤吴矣。二十三年（前549年），入春秋后百七十四年。楚子康王。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还。吴召舒鸠。舒鸠叛楚。明年，楚灭舒鸠。吴救之，大败。又明年，诸樊伐楚。迫巢门，伤射而薨。此从《十二诸侯年表》，与《公羊》《左》《谷》皆合，《吴世家》但云王诸樊卒。诸樊命授弟余祭，传以次，必致国于季子而止。二十六年（前546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七年。楚人、秦人侵吴，及雩娄，杜《注》：“今属安丰郡。”案今安徽霍丘县。闻吴有

备而还。二十七年（前545年），入春秋后百七十八年。齐庆封有罪，奔吴。吴与之朱方之县。《集解》：“《吴地记》曰：朱方，秦改为丹徒。”今江苏镇江县。景王七年（前538年），入春秋后百八十五年。楚灵王合诸侯于申。执徐子，以其吴出，以为贰于吴也。遂以诸侯伐吴。执庆封，杀之，灭其族。吴伐楚，入棘、栎、麻。杜《注》：“皆楚东鄙邑。谯国酇县东北有棘亭。汝阴新蔡县东北有栎亭。”按酇，今河南永城县。新蔡，今河南新蔡县。明年，楚以诸侯伐吴。以吴早设备，无功而还。又明年，楚伐徐。吴人救之。楚令尹子简伐吴，吴人败诸房钟。杜《注》：吴地。十五年（前530年），入春秋后百九十三年。楚子遣兵围徐，次于亁，杜《注》：在谯国城父县南，今安徽亳县。以为之援。乱作后，五帅皆为吴所获。时国人苦役，而申之会，灵王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之子从，亡在吴，劝吴伐楚，为间常寿过而作乱。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欲与吴、越兵袭蔡。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入，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观从从师于乾，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宅，后者迁之。”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王乘舟将入鄢。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求王，奉以归。王死申亥家。楚国虽已立比，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初王及子皙遂自杀。弃疾即位，改名熊居。案名居，熊其姓。是为平王。施惠百姓，复陈、蔡，《左氏》云：“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归郑侵，存恤国中，修政教。楚获暂安，然益不能制吴矣。

楚灵王见弒之岁，晋为平丘之会，杜《注》：“平丘，在陈留长垣县西南。”按长垣，今为县，属河北。告于吴。晋侯昭公。会吴子于良。杜《注》：“下邳有良城县。”案下邳，今江苏邳县。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是岁，吴灭州来。楚令尹子旗请伐吴，王不许。先是吴王余祭，以周景王元年（前538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九年。为阍人所弑，弟余昧立。十八年（前527年），入春秋后百九十六年。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余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昧之子僚为王。《索隐》：“此文以为余昧子，《公羊传》以为寿梦庶子。”案《公羊》云：“僚者，长庶也。”非谓为寿梦庶子。二十年（前525年），入春秋后百九十八年。楚人及吴人战于长岸，杜《注》：楚地。太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吴复败楚，取余皇去。二十二年（前523年），入春秋后二百年。楚人城州来。二十三年（前522年），入春秋后二百有一年。初，平王使费无忌《左氏》作费无极。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妇好，无忌说王自取。王听之。生熊珍。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之。是年，使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太子建奔宋。伍尚归，伍员出奔吴。楚遂杀奢及尚。员之奔吴也，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子也。《索隐》曰：《系本》以为夷昧子。常以为季子不受国，光父先立，光当立。敬王元年（前519年），入春秋后二百有四年。光伐楚，败楚师，迎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此据《吴世家》。《楚世家》同。《左氏》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郥，召吴人而启之。吴太子诸樊入郥，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杜《注》云：“郥阳也，蔡邑。”遂北伐，败陈、蔡之师。明年，光伐楚，取居巢、钟离。伍子胥之初奔吴，说王僚以伐楚。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僇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左氏》作设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四年（前516年），入春秋后二百有七年。楚平王卒，子珍立，是为昭王。五年（前515年），入春秋后二百有八年。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左氏》作掩余。烛庸《集解》：“贾逵曰王僚弟。”以兵围楚之六、潜。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

吴兵不得还。公子光使专诸弑王僚，代立，是为阖闾。此从《十二诸侯年表》，与《春秋》合。《世家》与楚平王之卒，皆误后一年。掩余奔徐。烛庸奔钟吾。《汉书·地理志》：东海郡司吾，应劭曰：即钟吾。今江苏宿迁县。昭王之立也，费无忌又谗郤宛于令尹子常。囊瓦。其宗姓伯氏子嚭奔吴。此据《左氏》。《史记·吴世家》云：“楚诛伯州犂，其孙伯嚭亡奔吴。”阖闾以为大夫，举伍子胥为行人。八年（前512年），入春秋后二百十一年。吴子使徐人执掩余，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居养。此从《左氏》。《吴世家》云：“烛庸、盖余降楚，楚封之于舒。吴拔舒，杀亡将二。”吴子执钟吾子，遂灭徐。徐子章禹奔楚。楚城夷，杜《注》：夷，城父也。使处之。吴子问伐楚之策于伍员。伍员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九年（前511年），入春秋后二百十二年。吴伐楚，取六与潜。据《吴世家》。十二年（前508年），入春秋后百十五年。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见第二节。吴人败之。遂围巢，克之。据《春秋》，《吴世家》误前一年。初，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子常欲之，弗与，亦三年止之。唐人窃马而献之子常，子常归唐侯。蔡人闻之，固请而献佩于子常。蔡侯归，如晋，请伐楚。十四年（前506年），入春秋后二百十七年。晋为之合诸侯于召陵。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乃辞蔡侯。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蔡灭沈。楚人围蔡。蔡侯因伍员、伯嚭请兵于吴。吴悉兴师，与唐、蔡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沈尹戌，沈诸梁之父。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杜《注》：“三者汉东之隘道。”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克之。”既谋而行。史皇谓子常曰：“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阵于柏举。《水经注》：“江北岸烽火洲，即举洲也。北对举口。《春秋》定公四年，吴、楚阵于柏举。京相璠曰：汉东地矣。”《元和郡县志》：“龟头山，在黄州麻城县东南八十里，举水所出。《春秋》吴、楚战于柏举，即此地。”案麻城，今为县，属湖北。阖闾之弟夫概王，以其属三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五战及郢，昭王奔随。吴遂入郢，然不能定楚国。楚使申包胥请救于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十五年（前505年），入春秋后百十八年。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亡归，自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溪。楚昭王灭唐，归入郢。十六年（前504年），入春秋后二百十九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徙鄀。《左氏》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杜《注》曰：“夫差兄。”都，杜《注》曰：“本在商密，后迁南郡都县。”今湖北宜城县。周敬王十年（前510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三年。吴伐越。《左氏》曰：“始用兵于越也。”十五年（前505年），入春秋后二百十八年。吴兵犹在楚，越入吴。允常卒，子勾践立。二十四年（前496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七年。吴闻允常死，兴师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于檇李，败之姑苏。《集解》：“杜预曰：吴郡嘉兴县南，有檇李城。”《索隐》：“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嘉兴，今为县，属浙江。吴，今为县，属江苏。案《国语·越语》，谓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韦《注》云：“诸暨有句无亭，嘉兴有御儿乡，鄞为鄞县，姑蔑为太湖。”《越绝外传·记地传》云：“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即檇李也。”然《论衡·书虚篇》，以钱唐江为吴、越之界，余暨以南属越，余暨今萧山，则越界不得至嘉兴。《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明日，徙军于郊。明日，徙军于境。后三日，徙军于檇李。后三日，旋军于江南。则 李在江北越境

外，度其道里，尚不得至嘉兴也。北至萧山，南至诸暨，东至鄞，略与广运百里相合，惟以姑蔑为太湖，《左氏》哀公十三年杜注，又以为东阳大末县；其地为今浙江之龙游，恐皆失之太远也。阖闾伤指，遂病伤而死。《越世家》：“射伤吴王阖闾。”阖闾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忘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左氏》：“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二十六年（前494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九年。勾践闻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不听。吴王闻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杜《注》云：“吴郡吴县西南太湖中椒山。”案此释恐亦未确。《越绝书·记地传》云：“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越师溃，栖于会稽之山：”其地当滨江，近会稽也。越王以余兵五千人保于会稽，《集解》：“贾逵曰：山名。”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以行成。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不听。盟而去。勾践返国，乃苦心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索隐》：“《国语》作诸暨郢。”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吴败越之岁，楚围蔡，蔡请迁于吴。初，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以疾谢。敬王十八年（前502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一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吴立其子越，是为湣公。及夫差克越，乃侵陈，修先君之怨。此事在陈湣公八年（前494年），表不误。《陈杞世家》在六年（前496年），则误在阖闾伤死之岁矣。二十七年（前493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年。蔡迁于州来。吴复伐陈。楚昭王救之，军于城父。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仇，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子西。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子期。亦不可。则命公子启，子闾。五辞而后许。将战，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闾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是为惠王。是时越既败，楚亦未能遽振，吴之兵锋，遂转向北方矣。

自晋霸之衰，齐景公颇有代兴之志。景公名杵臼，为庄公异母弟。庄公弑，崔杼立之。杼为左相，庆封为右相。庆封与崔杼有卻，乘其内乱，尽灭其家，崔杼自杀。庆封益骄。嗜酒好猎，又为田、鲍、栾、高氏所谋，奔鲁。复奔吴。后为楚灵王所杀。自崔、庆之亡，齐国粗定，然终不能有为者，则以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厚赋重刑也。初，周自襄王后，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崩，为入春秋后之百有四年。传顷王、襄王子，名壬臣。在位六年，自入春秋后百有五年至百十年。匡王、顷王子，名班。在位六年，自入春秋后百十一年至百十六年。定王、匡王弟，名瑜。在位二十一年，自入春秋后百十七年至百三十七年。简王、定王子，名夷。在位十四年，自入春秋后百三十八年至百五十一年。灵王简王子，名泄心。在位二十七年，自入春秋后百五十一年至百七十八年。至景王。灵王子，名贵。在位二十五年，自入春秋后百七十九年至二百有三年。景王太子晋早卒，爱子朝，欲立之。及崩，子丐之党与之争立。国人立长子猛，是为悼王。子朝攻杀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左氏》杜《注》云：王子猛母弟。《疏》云：“《本纪》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传说耳。”是为敬王。子朝奔楚。敬王十六年（前504年），入春秋后二百十九年。子朝之徒复作乱。王奔晋。晋定公入之。是乱也，《左氏》谓子朝之徒，实因郑人，而郑伐周之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周六邑。滑见第三节。杜《注》云：“阳城县西南有负黍亭。”今河南登封县境。鲁为晋讨，侵郑，不假道于卫。明年，齐侯、郑伯盟于咸，杜《注》：“卫地。”征会于卫。卫侯灵公。欲叛晋，诸大夫不可。乃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齐从之，乃盟于沙。杜《注》：“阳平元城县东北有沙亭。”案元城，今为县属河北。又明年，齐伐鲁。晋赵鞅救之，侵郑。遂侵卫，将盟卫侯于郭泽。杜《注》：“卫地。”简子鞅。曰：“谁敢盟卫君？”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卫人请执牛耳。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将歃，涉佗拨卫侯之手及捥。卫侯怒，遂叛晋，与郑盟于曲濮。杜《注》：卫地。十九年（前501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二年。与齐伐晋夷仪。二十年（前500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三年。鲁与齐平。赵鞅围卫。反役，又执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许。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二十一年（前499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四年。鲁及郑平。《左氏》云：“始叛晋也。”盖齐、郑久贰于晋，适因王室之乱，以挑起衅端，中原遂至多事也。二十三年（前497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六年。齐侯、卫侯次于垂葭，《左氏》云：“实郑氏。”杜《注》云：“高平巨野县西南有郥亭。”巨野，今山东县。以伐晋之河内。时赵猛杀其邯郸大夫午。今河北邯郸县。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于是范、中行氏伐赵氏。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而韩简子不信。与中行文子，荀寅。魏襄子曼多。与范昭子范吉射。相恶，知文子荀跞。亦欲以其嬖梁婴父为帅，三家奉公以伐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伐公，不克，入于朝歌以叛。赵鞅顾以韩魏之请见赦。齐合鲁、卫、宋、郑、鲜虞以救范、中行氏。二十七年（前493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年。卫灵公卒。灵公太子蒯瞆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怨，欲杀南子，不克，出奔。卫立蒯瞆子辄，是为出公。赵鞅纳蒯瞆于戚。今河南濮阳县。二十八年（前492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一年。荀寅、范吉射奔邯郸。明年，邯郸叛，奔鲜虞。齐会鲜虞，纳诸柏人。今河北唐山县。三十年（前490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三年。柏人陷。荀寅、范吉射奔齐。是岁，齐景公卒。四十一年（前479年）入战国后二年。此据《左氏》《史记世家》与《表》皆先二年。蒯瞆自戚入于卫，是为庄公。出公辄奔鲁。明年，庄公与赵鞅有违言。鞅

围卫，齐人救之。鞅还，晋复伐卫。卫人出庄公，与晋平。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襄公，灵公父。般师，《史记》作班师。庄公入，般师复出。庄公旋为其下所弑，卫人复般师。齐人伐卫，执般师以归，立公子起。起复为其下所逐，出公复归。盖齐、晋之力，皆不足以定北方，而吴、越遂称霸中原矣。

吴、越起东南，中原之国，与之相近者莫如鲁；而与鲁密迩，世相齮龁者莫如齐；故鲁之内忧，及其与齐之争衡，遂为吴、越问鼎中原之先道。鲁君位承袭之法，本一生一及。自庄公以前皆然。见《史记· 鲁世家》。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日叔牙，次日季友。庄公娶齐女曰哀姜，无子。其弟叔姜，生子开。庄公筑台临党氏。《集解》：“贾逵曰：鲁大夫任姓。” 见孟女，《左氏》作孟任。说之，许立为夫人，生子斑。《左氏》作般。庄公病，叔牙欲立庆父，季友使鸩杀叔牙。庄公卒，立子斑为君。庆父使杀之。季友奔陈。立子开，是为闵公。庆父又杀之。季友与闵公弟申如邾，请鲁求纳之。鲁人欲诛庆父。庆父奔莒。季友奉申入立，是为僖公。以赂求庆父于莒。庆父自杀。季友之后为季孙氏。世为鲁正卿，而庆父、叔牙之后，亦并立为孟孙、叔孙氏，是为三桓。僖公卒，子文公兴立。文公卒，襄仲庄公子遂，居东门为东门氏。杀子恶及视，而立宣公俀。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之。会卒。传成公黑肱、襄公午至昭公稠。敬王三年（前517年），入春秋后二百有六年。昭公伐季氏。叔孙氏救之，三家遂共伐公。公奔齐，后又如晋，求入，皆不克。十年（前510年），入春秋后二百十三年。昭公卒于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县，晋境内邑。”案斥丘，今河北成安县。鲁人立其弟宋，是为定公。定公时，孔子秉政，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伐之，不克。齐人归女乐，季桓子斯。受之，孔子遂行。二十五年（前495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八年。定公卒，子哀公蒋立。三十二年（前488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五年。公会吴于鄫。吴因留，略地于鲁之南。鲁伐邾，入之，俘邾子益。明年，吴伐鲁，盟而还。初，齐景公嫡子死，有宠妾曰芮子，生子荼，欲立之，而年少，其母贱，无行，惮发之。及病，乃命其相国惠子、夏。高昭子张。立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荼立，是为晏孺子。群公子畏诛，皆出亡。景公他子阳生，与田乞攻杀高昭子。国惠子奔莒。立阳生，是为悼公。敬王三十一年（前489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四年。悼公之奔鲁，季康子肥。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鲂侯通焉。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与也。齐侯怒，使鲍牧伐鲁，且使如吴请师。鲁乃归邾子而及齐平。齐侯使辞师于吴。吴子曰：“昔岁寡人闻命，今又革之，不知所从，将进受命于君。”于是吴城邗，沟通江、淮。三十五年（前485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八年。鲁哀公会吴伐齐。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明年，齐国书伐鲁，鲁复会吴伐齐。战于艾陵，杜《注》：“齐地。”《史记·孟尝君列传正义》：“艾陵，在兖州博县。”博县，今山东泰安县。齐师败绩，获齐国书。三十七年（前483年），入春秋后二百四十年。鲁会吴于橐皋。杜《注》：“在淮南浚遒县东南。”浚遒，今安徽合肥县。吴征会于卫，卫侯会吴于郧。杜《注》：卫地。其来缓，吴人藩其舍。子贡往说，乃舍卫侯。三十八年（前482年），入春秋后二百四十一年。吴、晋会于黄池。杜《注》：“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封丘，今河南封邱县。勾践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以伐吴。战，虏太子友，遂入吴。吴人告败于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左氏》曰：“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注》曰：“以绝口。”及盟，争长。《左氏》云长晋，《公羊》《国语》云长吴，《史记·晋世家》《赵世家》云长吴，《吴世家》云长晋，疑当以长吴之说为确。晋自弭兵之盟，即已不竞于楚，是时吴方强横，安能与争？且史材传自北方者多，必无饰长晋为长吴者。《左氏》多

采晋史，昔人久有定论，其言必不免讳饰也。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大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亡太子，王居外久，内空，士皆罢敝，乃使厚币以与越平。越亦自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四十二年（前478年），入战国第一年。越益强。勾践伐吴，败吴师于笠泽。《左氏》云：“夹水而阵。”《国语·吴语》云：“吴王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则以为太湖者非。韦昭云：“江，松江，去吴五十里。”元王元年（前476年），入战国后六年。十一月，越围吴。四年，入战国后八年。十一月，吴师败。吴王栖于姑苏之山，使公孙雄请成。勾践欲许之，范蠡谏，乃栖吴王于甬东。杜《注》云：“会稽句章县东海中洲。”即今浙江定海县。《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秦余杭山者，越王栖吴夫差山也。去县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案《越绝》之说似是。予百家居之。吴王自刭死。《韩诗外传》曰：“太伯反吴，吴以为君，二十八世至夫差而灭。”然据《史记》，则太伯至夫差，只二十五世。

《左氏》：哀公二十一年（前474年），夏，五月，越人始来。哀公二十一年，为周元王三年，乃入战国后七年，盖越人至是始通于上国也。然使译甫通，而征伐之端旋起。初，鲁之归邾子益也，邾子又无道，吴子使讨之，囚诸楼台，洊之以棘，使大夫奉太子革以为政。敬王三十五年（前485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八年。邾隐公奔鲁。齐甥也，故遂奔齐。元王四年（前473年），入战国后八年。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太子革奔越。六年（前471年），入战国后十年。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是岁，鲁哀公如越。得太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季孙惧，因太宰嚭而纳赂焉，乃止。《注》：“嚭，故吴臣也。”七年（前470年），入战国后十一年。卫侯辄奔宋，使如越请师。鲁叔孙舒会越皋如、后庸、宋乐筏纳卫侯，不克。九年（前468年），入战国后十三年。越子使后庸聘鲁，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疏》：“高平南有平阳县。”案在今邹县西南。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三桓攻公。公奔卫，去如邹，邾。遂如越，然其后越卒不克纳公。以上皆据《左氏》。《史记·越世家》云：“勾践既灭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略同。勾践已去渡淮南，作“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吴越春秋·勾践灭吴外传》云：“二十五年（前472年），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使人如木客山在会稽山阴县，见《水经·渐江水注》。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琊。三穿元常之墓，中生熛风，飞沙石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命，勾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遂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说乐。二十六年（前471年），元王六年，入战国后十年。越王以邾子无道而执以归，立其子何。冬，鲁哀公以三桓之逼来奔。越王欲为伐三桓，以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二十七年（前470年），元王七年，入战国后十一年。冬，勾践卒。”案越欲伐三桓，诸侯大夫尚不用命，安能选将士西攻秦？又安能令齐、楚、秦、晋？可知号称霸王之语，不免侈大。惟越既徙都琅琊，去山东之国，较吴弥近，其声威一时或更震荡，亦未可知。而既徙都琅琊，则虽干与邹、鲁之事，亦不如吴之劳师于远，此其所以克久存与？

自阖庐伤死以来，吴、越构兵，不复以西侵为事，楚本可乘机自强，然又遭白公之难。初，太子建之在郑也，与晋谋袭郑。郑人杀之，其子胜奔吴。《郑世家》在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年），为入春秋后二百有三年。《表》后一年。周敬王三十三年（前487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六年。子西召之，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怨郑，欲伐之。子西许之，而未为发兵。三十九年（前481年），入春秋后二百四十二年。晋伐郑，郑告急楚，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怒。四十一年（前479年），入战国后二年。与死士石乞等袭杀子西、子期，因劫惠王。叶公沈诸梁。来救。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得复位。艾陵之役，吴召陈怀公。怀公恐，如吴。楚伐陈。四十二年（前478年），入战国后三年。灭之。贞定王二十二年（前447年），入战国后三十四年。 灭蔡。二十四年（前445年），入战国后三十六年。又灭杞。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遂为灭越之基。

第八节 战国形势

春秋以后，又二百六十年，而天下始归于统一。周敬王四十年（前480年）至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当是时也，海内分为战国七。曩所谓二等国者，日益陵夷，不复足为诸大国间之缓冲。诸大国则争战益烈，终至由争霸之局易为并吞之局焉。此盖事势之自然，非人力所能为也。列国形势之变迁，以晋之分，关系为最大。盖齐、秦地皆较偏，力亦较弱，春秋时，持南北分霸之局者，实以晋、楚为较久。晋分而弱，不足御秦，则中原之势，折而入秦，齐、楚皆为之弱，而燕无论矣。晋之分，亦出事势之自然。盖统一必以渐臻，春秋时之大国，地兼数圻，本非开拓之力所及，遂有尾大不掉之势。其分也，非分也，前此本非真合也。分裂以后，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治理既专，开发弥易，则其四竟之内，风同道一，或反有过曩时矣。田氏篡齐，事与三家分晋一律，惟齐之疆域，视晋为狭，故为田氏一家控驭之力所及，而晋则不然耳。燕之强，亦与晋、楚、齐、秦及吴、越之强同道，特为时较迟而已。

晋大夫之渐强，盖自厉公之见弑，说本《史记 ·赵世家》。至平公以后而益甚。其时韩、赵、魏、范、中行及知氏，并称六卿。范、中行氏先亡，知氏又以过刚而折，而业遂集于三家焉。今略述三家缘起，及其分晋之事如下。

赵之先曰造父，已见第九章第二节。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千亩之战，奄父脱宣王。奄父生叔带。叔带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生赵夙。晋献公伐霍、魏、耿，赵夙为将。献公赐赵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赵衰，事重耳。重耳奔翟，赵衰从。翟伐廧咎如，得二女，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生盾。初，重耳在晋时，衰妻亦生同、括、婴齐。反国，赵衰为原大夫。晋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为嫡嗣。晋襄公之六年，周襄王三十年（前622年），入春秋后百有一年。衰卒，谥为成季。盾任国政。灵公立，益专，灵公欲杀盾，盾亡。未出境，赵穿弑灵公，立成公。盾复反，任国政。景公时，盾卒，谧为宣孟。子朔嗣。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晋景公三年，周定王十年（前597年），入春秋后百二十六年。大夫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至景公为司寇，乃治灵公之贼。与诸将攻赵氏，杀朔、同、括、婴齐，皆灭其族。朔妻有遗腹，走公宫匿，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朔客公孙杵臼及程婴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缪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军皆喜，许之。发师随婴攻杵臼，遂杀杵臼与孤儿。然赵氏真孤乃反在。居十五年，晋景公十七年，周简王三年（前583年），入春秋后百四十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于是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以上据《史记》。《左氏》：赵婴通于赵朔妻庄姬，同、括放之。庄姬谮同、括曰：将为乱。晋杀同、括。武从庄姬育于公宫，以韩厥言复立。无屠岸贾事。婴亦前死，非与同、括同谋。见成公五年、八年。婴，盾弟。庄姬，杜预以为成公女，贾、服同，见《疏》。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周灵王十五年（前555年），入春秋后百六十六年。平公十二年，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入春秋后百七十七年。武死，谥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隐》：“《系本》云：名成。”景叔生鞅，是为简子。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索隐》：“《左传》富辰说文王之子十六国，有毕、原、丰、郇，言毕公是文王之子。此云与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说。”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献公之十六年，周惠王十六年（前661年），入春秋后六十二年。以魏封毕万为大夫。生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列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徙治霍。生魏绛，事晋悼公。徙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献子。献子事晋昭公。生侈。《索隐》：“《系本》：献子生简子取，取生襄子侈，而《左传》云魏曼多是也，则侈是襄子，中间少简子一代。”魏侈之孙曰魏桓子。《索隐》：“《系本》云：襄子生桓子驹。”

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索隐》：“按《左氏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则韩是武王之子。然《诗》称韩侯出祖，则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裔事晋，封于原，曰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侯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然按《系本》及《左传》旧说，皆谓韩万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晋之支庶。又《国语》：叔向谓韩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谢曰：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亦言桓叔是韩之祖也。今以韩侯之后，别有桓叔，非关曲沃之桓叔，如此，则与太史公意，亦有违耳。”武子后三世有韩厥。

《索隐》：“《系本》云：万生赇伯，赇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

《左氏》宣公十二年《正义》云：“《韩世家》云：韩之先事晋，得封韩原，曰韩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世本》云：桓叔生子万。万生求伯，求伯生子舆，子舆生献子厥。《史记》所云武子，盖韩万也。如彼二文，厥是万之曾孙，而服虔、杜预，皆言厥韩万玄孙，不知何所据也。”案如《索隐》所引，厥实为万之玄孙，不知《义疏》引《世本》何以少一代。晋作六卿，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隐》：“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内是也。”《正义》：“《括地志》云：怀州武德县，本周司寇苏忿生之州邑也。”周武德，今河南沁阳县。卒，子贞子代。贞子徙居平阳。《索隐》：“《系本》作平子，名顷，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阳。”卒，子简子代。卒，子庄子代。《集解》：“徐广曰：《史记》多无简子、庄子，而云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隐》：“按《系本》有简子，名不信，庄子名庚，《赵系家》亦有简子，名不佞也。”卒，子康子代。《索隐》：“康子名虎。”

晋平公以周景王十三年（前532年）卒。入春秋后百九十一年。子昭公夷立。十九年（前526年），入春秋后百九十七年。卒，子顷公去疾立。敬王六年（前514年），入春秋后二百有九年。晋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弟为之大夫。八年（前512年），入春秋后二百十一年。顷公卒，子定公午立。二十三年（前497年），入春秋后二百二十六年。赵氏与范、中行氏相攻，至三十年（前490年），入春秋后二百三十三年。而范、中行氏败奔齐，已见前。元王二年（前477年），入战国后六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表》作错。《索隐》：“《系本》作凿。”贞定王五年（前464年），入战国后十七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恤，毋恤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恤。简子不听，毋恤由此怨知伯。十一年（前458年），入战国后二十三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知伯立昭公曾孙骄，是为哀公。《索隐》：“按《赵系家》云：骄是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骄，十七年。”《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集解》：“徐广曰：《世奉》作相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索隐》：“《系本》：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骄。”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知伯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奔保晋阳。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没者三版。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同，《战国策》作谈。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三国反灭知氏，分其地。时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入战国后二十八年也。考王二年（前439年），入战国后四十二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威烈王五年（前421年），入战国后六十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索隐》：“《系本》云：幽公生烈公止。又《年表》云：魏诛幽公而立其弟止。”二十三年（前403年），入战国后七十八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三晋之侯。《史记·六国表》在是年。《周本纪》《魏》《赵》《韩》《燕世家》同。惟《楚世家》在简王八年，为周烈王二年（前424年）。安王七年（前395年），入战国后八十六年。烈公卒，子孝公硕立。《索隐》：“《系本》云：孝公倾”二十四年（前378年），入战国后百有三年。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立。《索隐》：“《系本》云静公俱。”二十六年（前376年），入战国后百有五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索隐》：“《赵系家》：烈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肃侯元

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案烈侯十六年，为周显王十年（前359年），入战国后百二十二年。肃侯元年，为显王二十年（前349年），入战国后百三十二年也。端氏，今山西沁水县。屯留，今山西屯留县。

陈完者，陈厉公佗之子也。厉公，文公少子，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佗异母。桓公病，蔡人杀桓公及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左氏》：“佗立未逾年，无谥。”厉公既立，取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令蔡人诱厉公杀之。自立，是为庄公。以上据《田敬仲完世家》。《陈杞世家》云：桓公太子免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左氏》厉公名跃。庄公卒，立少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十一年，周惠王五年（前677年），入春秋后五十一年也，宣公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与完相爱，完恐祸及己，奔齐，桓公使为工正。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稚孟夷。《索隐》：“《系本》作夷孟思。盖稚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集解》：“徐广曰：应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隐》：“据史此文，敬仲奔齐，以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为田氏。”《正义》：“按敬仲既奔齐，不欲称本故国号，故改陈字为田氏。”案古陈、田一字。田稚孟夷生湣孟庄。《集解》：“徐广曰：一作芷。”《索隐》：“《系本》作闽孟克。”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文子生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生武子开及釐子乞。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以小斗，其粟与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周景王十三年（前532年），入春秋后百九十一年。陈、鲍氏伐栾、高氏，齐同姓。分其室。穆姬景公母。为之请高唐，今山东禹城县。陈氏始大。景公卒，田乞、鲍牧与大夫攻高国，立悼公，已见前。悼公立，乞为相，专国政，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鲍牧杀悼公。齐人立其子壬，是为简公。初，简公与父俱在鲁，监止有宠焉。《左氏》作阚止。《集解》：“贾逵曰：阚止，子我也。”《仲尼弟子列传》：“宰予，字子我，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案宰我盖欲为齐强公室，诛权臣，无所谓与田常作乱也。《列传》之文，盖传言之误。及即位，使为政。此据《齐世家》。《田敬仲世家》云：成子与监止为左右相。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小斗收。田常杀监止，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之徐州。遂弒之，而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时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获麟之岁也。平公即位，田常为相，专齐政。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有。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集解》：“徐广曰：盘一作暨。”《索隐》：“《系本》作班。”使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卒，子庄子白立。《索隐》：“《系本》名伯。”庄子卒，子太公和立。齐平公卒于周贞定王十三年（前456年），入战国后二十五年。子宣公积立。威烈王二十一年（前405年），卒，入战国后七十六年。子康公贷立，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安王十年（前392年），入战国后八十九年。太公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三年（前389年），入战国后九十二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见第九节。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周天子许之。十六年（前386年），入战国后九十五年。田和立为齐侯，迁康公海滨。二十三年（前379年），入战国后百有二年。康公卒，吕氏遂绝不祀。

《燕召公世家》曰：“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诗·甘棠笺》云：“召伯姬姓。”《释文》云：“《燕世家》云：与周同姓。孔安国及郑皆云尔。皇甫谧云：文王之庶子。案《左传》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国，无燕也。”案《论衡·气寿篇》云“周公兄”，说与谧合。《谷梁》庄公三十二年，“燕，周之分子也。”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陕，今河南陕县。案北燕封地，与《周本纪》帝尧之后封地同，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史记》于燕事甚略。自召公九世至惠侯，世次不具。惠侯以下，亦仅具世次而已。第十六世桓侯，《集解》引《世本》云：“桓侯徙临易。”宋忠曰：“今河间易县是也。”今河北雄县。子庄公，与宋、卫共伐周惠王。郑执燕仲父，而纳惠王于周。山戎来侵，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集解》引谯周曰：“按《春秋传》，与子颓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为北燕，失之。”《索隐》驳之，以为伐周与为山戎所侵者，是北燕不疑，訾杜预以仲父是南燕伯为妄说。然北燕与宋、卫，势不相及。故《左氏》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杜《注》亦说为南燕。衡以事势，说自不误。侵燕而齐桓伐之者，亦不得在蓟、易。窃疑二燕初本相去不远，北燕后乃逐渐北徙，至易、至蓟也。二十五世惠公，多宠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索隐》：“宋其名也。或作宗。刘氏云：其父兄为执政，故诸大夫共灭之。”惠公惧，奔齐，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之。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周景王十八年（前564年），入春秋后百八十八年。三十世献公。献公十二年（前481年），为鲁西狩获麟之岁，出春秋。三十六世文公，始与六国合从摈秦，见后。

春秋时，楚本独雄南服。及其末叶，吴、越相继起，而楚始衰。然吴之亡既忽焉，越称霸未几，亦稍即陵夷，而楚仍独雄南服，则吴、越演进皆浅，其根柢不如楚之深厚也。考王九年（前432年），入战国后四十九年。 楚惠王卒，子简王中立。明年，灭莒。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入战国后七十三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二十四年（前402年），入战国后七十九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安王二十一年（前381年），卒，入战国后百年。子肃王臧立。六年（前375年）卒，入战国后百十一年。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入战国后百四十一年。 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七年（前333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徐州。《表》亦云围齐于徐州。《集解》云：“徐广曰：时已灭越而伐齐也。齐说越令攻楚，故云齐欺楚。”案楚威王七年，为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入战国后百四十八年。《越世家》云：“勾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强立。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破越，杀王无强，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集解》引徐广，又谓其事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入战国后百五十八年。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为楚怀王槐六年，威王以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卒，入战国后百五十二年。魏间楚丧以伐楚，取陉山。《正义》：“《括地志》云：陉山，在郑州新郑县西南三十里。”唐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是年，楚使柱国昭阳攻破之于襄陵，今山西襄陵县。得八邑。又移兵攻齐，以陈轸说引兵去。《表》亦记是年败魏襄陵，而不云攻齐，则伐齐之役盖未果。《越世家集解》所引徐广说，四十六疑三十六之误也。《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勾践二十七年卒，太子兴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扬。不扬卒，子无强。无强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亲。自勾践至于亲，其立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曰：“越王夫镡以上至夫余，世久远，不可纪也。夫镡子允常。允常子勾践，大霸，称王，徙琅邪。勾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子翁时霸。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强时霸。伐楚。威王灭无强。无强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勾践，凡

八君，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岁。无强以上霸，称王。之侯以下微弱，称君长。”与《史记》互有异同。要之自勾践殁后，越与大局，已无甚关系矣。

第九节 楚悼、魏惠、齐威宣、秦献孝之强

论战国事，自当以秦为主。然秦自献、孝以后，乃“稍以蚕食六国”。《史记·六国表》语。献公元年，为周元王十八年（前384年），入战国已九十七年；孝公元年，为周显王九年（前360年），则入战国百二十年矣。自此以前，秦固为西方僻陋之国。自此以后，魏惠王、齐威、宣、湣王，称霸东方者，尚垂百年，秦亦未能独雄也。秦之变蚕食为鲸吞，实在战国末数十年中，此乃事势际会使然，谓一入战国，而秦即举足为大局重轻，则误矣。

入战国后，首起称霸者为楚悼王。悼王之立，在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402年），入战国后七十九年也。安王二年（前400年），入战国后八十一年。三晋来伐，至乘丘。今山东滋阳县。四年（前398年），入战国后八十三年。楚伐周，败郑师，围郑。九年（前393年），入战国后八十八年。伐韩，取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十一年（前391年），入战国后九十年。三晋伐楚，败楚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榆关。《索隐》：“此榆关当在大梁之西。”楚厚赂秦，与之平。案《史记·吴起列传》，言起见疑于魏而奔楚，“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以为相。起乃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观其侵韩，围郑，可见其兵锋所至甚远。虽大梁、榆关，一见挫折，固犹远在敌境也。然楚贵戚尽欲害起。二十年（前382年），入战国后百年。悼王卒，宗室大臣作乱，攻起杀之。于是楚势衰，而魏继起矣。

三晋形势，本以赵为最强。《史记·赵世家》，襄子“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案襄子灭代，在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年），入战国后二十四年也。然敬侯颇荒淫；见《韩非子·说疑》。而当继嗣之间，又屡有争乱；襄子兄伯鲁不立。襄子欲传位于伯鲁子代成君周，而代成君先死：乃立代成君子浣为太子。威烈王元年（前425年），入战国后五十六年也，襄子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明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复迎立献侯。十七年（前409年），入战国后七十二年，卒，子烈侯籍立；安王二年（前400年），入战国后八十一年，卒，弟武公立。十五年（前387年），入战国后九十四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明年，赵始都邯郸。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败而去。烈王元年（前375年），入战国后百有六年，卒，子成侯种立。显王十九年（前350年），入战国后百三十一年，卒，公子与太子肃侯争立。败，奔韩。案桓子，《索隐》云：“《系本》云：襄子子。”武公之立，《索隐》云：“谯周云：《系本》及说《赵语》者，并无其事，盖别有所据。”肃侯，《索隐》云：“名语。”中牟，《集解》云：“《地理志》云：河南中牟县，赵献侯自耿徙此。瓒曰：中牟在春秋时，是郑之疆内，及三卿分晋，则在魏邦。赵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传》曰：卫侯如晋，过中牟。中牟非卫适晋之次也。”《正义》云：“相州汤阴县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南。”中牟、汤阴，今皆为县，属河南。所引《春秋传》，见《左氏》定公九年。故入战国后百年，势颇弱。韩世与郑争，至周烈王元年（前375年），入战国后百有六年。灭之。盖乘楚之衰，然亦仅足自守而已。韩康子卒，子武子立。其元年，魏文侯元年（前424年）也。伐郑，杀其君幽公。威烈王十七年（前409年），入战国后七十二年，卒，子景侯立。《索隐》云：“《世本》作景子，名虔。”十八年（前408年），入战国后七十三年，伐

郑，取雍丘。明年，郑败我负黍。安王二年（前400年），入战国后八十一年，郑围我阳翟。是岁，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隐》云：“《世本》作武侯。”十五年（前387年），入战国后九十四年，卒，子文侯立。十七年（前385年），入战国后九十六年，卒，子哀侯立。灭郑，因徙都郑。雍丘，今河南杞县。阳翟，今河南禹县。惟魏文侯、武侯两世皆贤君，魏文侯：《史记》云：名都，桓子孙。《集解》引：“徐广曰：《世本》名斯。”《索隐》曰：“《世表》桓子生文侯斯。其《传》云：孺子，是魏驹之子。”立于威烈王二年（前424年），即入战国后五十七年。至安王十五年（前400年），即入战国后九十五年，乃卒。子武侯击立。烈王五年（前371年），即入战国后百十年卒。子罃立，是为惠王。席履颇厚，故魏惠王继楚悼王之后，而欲图霸焉。按《孟子书》称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梁惠王上》。而《史记》等书，亦屡称魏为晋，盖魏都安邑，与绛密迩，实袭晋之旧业。惟然，故秦与魏最相逼近，武侯用吴起守西河，侵秦颇亟。吴起去，秦献公起，魏已颇受挫折，而惠王仍务于东而忽于西，遂使秦如虎兕之出柙，此实战国事势之一转捩，而秦雄张之始也。初，秦哀公以周敬王十九年（前501年）卒，入春秋后二百二十二年。太子夷公早死，立其子，是为惠公。二十九年（前491年）卒。入春秋后二百三十二年。子悼公立，四十三年（前477年）卒。入战国后四年。在位十四年，《秦始皇本纪》云十五年。子厉共公立，《秦始皇本纪》作剌龚公。《正义》云：“剌一作利。”二十六年（前443年）卒。入战国后三十八年。子躁公立。考王十二年（前428年）卒。入战国后五十二年。立其弟怀公。威烈王元年（前425年），入战国后五十六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立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秦始皇本纪》作肃灵公。《索隐》云：《系本》无肃字。七年（前419年），入战国后六十二年。魏城少梁，今陕西韩城县。秦击之。此据《秦本纪》。《表》与魏战少梁在明年。十一年（前415年），入战国后六十六年。补庞，城籍姑。此从表。《本纪》城籍姑在十四年（前412年），不云补庞。《索隐》云：“庞及籍姑，皆城邑之名。补者，修也。谓修庞而城籍姑也。”《正义》云：“《括地志》云：籍姑故城，在韩城县北三十五里。”是岁，灵公卒。在位十一年。此从《表》。《秦始皇本纪》同。《秦本纪》在位十三年。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表》同。是为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始皇本纪》云：“灵公生简公。”十三年（前413年），入战国后六十八年。与晋战，败郑下。今陕西华县。十四年（前412年），入战国后六十九年。魏文侯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十七年（前409年），入战国后七十二年。魏伐秦，筑临晋、今陕西大荔县。元里。今陕西澄城县。秦堑洛，城重泉。今陕西蒲城县。十八年（前408年），入战国后七十三年。魏伐秦，至郑，筑雒阴、在大荔县西。合阳。今陕西合阳县。安王元年（前401年），入战国后八十年。秦伐魏，至阳狐。二年（前400年），入战国后八十一年。卒，从《表》。《秦始皇本纪》同。《秦本纪》多一年。子惠公立。十一年（前391年），入战国后九十年。伐韩宜阳，今河南宜阳县。取六邑。十二年（前390年），入战国后九十一年。与晋战武城。今陕西华县。县陕。今河南陕县。十三年（前389年），入战国后九十二年。侵魏阴晋。今陕西华阴县。十五年（前387年），入战国后九十四年。魏伐秦，败于武下。是岁，秦惠公卒，子出子立。十七年（前385年），入战国后九十六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索隐》：“名师隰。《世本》作元献公。”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史记》云：“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案孝公令言河西见夺，由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自厉共公至此几百年，则秦为晋弱旧矣。献公立，秦事始有转机。十八年（前384年），入战国后九十八年。城栎阳。《集解》：“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县也。”案万年，今陕西长安县。徙都系据孝公令为说，然未必在是年也。烈王二年（前374年），入战国后百有七年。县

之。显王三年（前366年），入战国后百十五年。败韩、魏雒阴。五年（前371年），入战国后百十七年。与晋战于石门。今陕西泾阳县。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七年（前369年），入战国后百十九年。与魏战少梁，此依《表》，《本纪》作魏晋。盖本作晋，后人侧注魏字，混入本字也。虏其将公孙痤。明年，卒。依《表》，在位二十四年。《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皆二十三年。《索隐》云：《系本》二十二年。子孝公立。孝公元年（前361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秦上郡，治今陕西绥德县。楚自汉中秦汉中郡，治今陕西南郑县。南有巴、秦巴郡，治今四川江北县。黔中。秦黔中郡，治今湖南沅陵县。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竟，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十年（前352年），入战国后百二十二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秦势益张，只在待时而动矣。而魏又授之以隙。

魏武侯之卒，惠王与公中缓争立。韩懿侯与赵成侯伐之，战于浊泽，此据《魏世家》。《赵世家》《六国表》皆作涿泽。《集解》：“徐广曰：长社有浊泽。”案长社，今河南长葛县。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韩曰：“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乃得身不死，国不分。然魏是时本富强，惠王盖亦有为之主，故无几即复振。显王十三年（前359年），入战国后百二十五年。鲁、卫、宋、郑之君，皆朝于魏。可见魏在东方形势甚张。十五年（前354年），入战国后百二十七年。魏遂举兵以围邯郸。明年，拔之。邯郸之围也，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太公田和，以周安王十八年（前384年），即入战国后九十七年卒。子桓公午立。二十三年（前379年），即入战国后百有二年，卒，子威王因齐立。用段干朋策，使田忌南攻襄陵。今河南睢县。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今山东菏泽县。魏围邯郸之岁，秦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十七年（前352年），入战国后百二十九年。卫鞅围魏安邑，降之。诸侯亦围魏襄陵。十八年（前351年），入战国后百三十年。魏乃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十九年（前350年），入战国后百三十一年。秦作咸阳，今陕西长安县东。筑冀阙，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此从《本纪》。《表》及《商君列传》皆作三十一。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二十一年（前348年），入战国后百三十三年。初为赋。二十六年（前343年），入战国后百三十八年。天子致霸。是岁，齐威王卒，子宣王辟强立。明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集解》：“徐广曰：开封东北有逢泽。”《正义》：“《括地志》云：在汴州浚仪县东南四十里。”唐浚仪，在今河南开封县西北。朝天子。案《战国·秦策》言魏伐邯郸，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齐策》言魏拔邯郸，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则逢泽之会，犹是魏为主而秦从之。然秦在是时，已非摈不得与于中国会盟者矣。二十八年（前341年），入战国后百四十年。魏复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不利。韩请救于齐。齐宣王用孙膑计，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起兵救韩、赵。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太子申为大将军。盖倾国以求一决。然大败于马陵，《集解》引徐广云：“在元城。”《正义》引虞喜《志林》云：“在鄄城。”案元城，今河北大名县。鄄城，今山东濮

县。庞涓死，太子申虏。明年，秦、赵、齐共伐魏。卫鞅虏魏公子卬，东地至河。齐、赵亦数破梁。梁以安邑去秦近，徙都大梁。此文据《魏世家》。若据《秦本纪》，则卫鞅先已降魏安邑，惠王不得至是始徙都。然《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又云“魏献安邑。”《六国表》同。昭襄王二十一年，为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入战国已百九十五年矣。疆场之役；一彼一此，史亦不能尽纪也。三十一年（前338年），入战国后百四十三年。秦破魏雁门，《索隐》：“《纪年》云：与魏战岸门。此云雁门，恐声误也。下云败韩岸门，盖一地也。寻秦与韩、魏战，不当远至雁门也。”《正义》：“《括地志》云：岸门，在许州长社县西北二十八里。”案长社为今河南许昌县地。当时秦、魏之战，似亦未必在此也。虏其将魏错。魏遂不能复振。三十三年（前336年），入战国后百四十五年。与齐会平阿南。今安徽怀远县。明年，复会于甄。今山东濮县。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明年，齐、魏会于徐州。《秦策》言魏为逢泽之遇，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史记·孟尝君列传》言：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乃有东阿之盟。盖自马陵之战以来，齐已执东方牛耳矣。徐州之会，《世家》及《表》皆云相王。《魏世家》又云：追尊父惠王为王。而《田敬仲世家》，于桂陵战后，又云：“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则虽交有称王之名，梁实非齐敌也。三十七年（前332年），入战国后百四十九年。齐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兵乃罢。盖是时赵反不服齐，然亦未足为齐之劲敌也。

第十节 齐湣王之强

魏惠王图霸之时，兵锋专向于赵，遂至力尽而俱敝。时韩昭侯在位，用申不害为相。史称其“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韩哀侯以周烈王五年（前371年），即入战国后百十年，为其下所弑。子懿侯立。《表》作庄侯。显王十二年（前357年），即入战国后百二十四年，卒。子昭侯立。十八年（前351年），即入战国后百三十年，以申不害为相。申不害至显王三十二年（前336年），即入战国后百四十四年，乃卒，见《六国表》。然亦仅足自保而已。东方之地，乃成为齐、楚争霸之局。齐、魏会于徐州之岁，楚威王伐齐，已见第八节。是役也，《楚世家》云由田婴欺楚。徐广云：齐说越攻楚，故云欺楚。然《孟尝君传》谓楚闻徐州之会而怒，则实非由越起也。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入战国后百五十二年。楚威王卒，子怀王槐立。四十五年（前324年），入战国后百五十七年。齐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隐》云：“《系本》名遂。”明年，楚破魏襄陵。欲移兵攻齐，以陈轸说而止。亦见第八节。然怀王之为人，似无能为，遂为齐、秦所挫折。

秦孝公以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7年）卒，入战国后百四十三年。子惠文君立，诛商鞅。然秦富强之基已立，故国势初不因是而损。三十五年（前334年），入战国后百四十七年。苏秦始说六国合从以摈秦。案秦之说始于燕，而其后身归于赵。盖是时，与秦逼近者莫若三晋，而赵、魏皆当累战之余，国尤疲敝。秦之策，盖欲合三晋以自完，云合六国者，侈辞也。《秦传》云：“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年。”案《燕世家》，苏秦之说燕文公，在其二十八年（前334年）。明年，文公卒，子易王立。凡十二年（前321年）而子王哙立。《秦传》叙齐大夫使人刺秦，事在燕哙立后。若在燕哙元年（前320年），则自秦说文公至此，适十五年也。秦兵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年，乃策士夸张苏秦之语，本非实录。后更习为口头禅。《范雎、蔡泽列传》，雎说秦昭王曰：“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驰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雎之说，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即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年），入战国二百十五年，苏秦之死，已五十余年矣。古书之辞不审谛，不可轻信如此。然其策殊无验。三十七年（前332年），入战国后百四十九年。魏即纳阴晋于秦。明年，秦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三十九年（前330年），入战国后百五十一年。魏纳河西地。四十年（前329年），入战国后百五十二年。秦渡河，取汾阴、今山西荣河县。皮氏。今山西河津县。围焦，今河南陕县南。降之。四十一年（前328年），入战国后百五十三年。张仪说魏，魏入上郡、少梁于秦。秦以仪为相。是岁，秦又降蒲阳。即蒲阪。败赵，取蔺、离石。皆今山西离石县地。四十二年（前327年），入战国后百五十四年。归魏焦、曲沃。四十四年（前325年），入战国后百五十六年。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四十六年（前323年），入战国后百五十八年。张仪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听。明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今山西介休县。慎靓王二年（前319年），入战国后百六十二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秦伐魏，败之鄢。《表》云取鄢。三年（前318年），入战国后百六十三年。为秦惠王后元七年，楚怀王十一年。《秦本纪》云：“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楚世家》云：“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六国表》于秦云：“五国兵击秦，不胜而还。”于魏、韩、赵、楚、燕，皆云“击秦不胜”，于齐独无文，疑是役齐实持两端，《秦本纪》之

“齐”字，乃“楚”字之误也。明年，赵、韩、魏攻秦。秦庶长疾与韩战修鱼，春秋时萧鱼，见第五节。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而齐亦以是时败魏于观津，一似与秦声势相倚者。于是魏哀王不复能支，听张仪说，请成于秦。秦兵乃转向韩、赵。五年（前316年），入战国后百六十五年。伐取赵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阳。今离石县西。六年（前315年），入战国后百六十六年。伐取韩石章。《正义》：“韩地名也。”伐败赵将泥。《表》作将军英。赧王元年（前314年），入战国后百六十七年。魏复倍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樗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二年（前313年），入战国后百六十八年。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赵世家》作赵庄。魏复事秦。四年（前311年），入战国后百七十年。惠王卒，在位十四年。《秦始皇本纪》云：惠文君享国二十七年。子武王立，逐张仪。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相。七年（前308年），入战国后百七十三年。使甘茂伐宜阳。明年，拔之，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武王有力，好戏，与力士孟说举鼎，绝膑死。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九年（前306年），入战国后百七十五年。复与韩武遂。十二年（前303年），入战国后百七十八年。复取之。遂攻魏，拔蒲阴、今山西永济县北。阳晋、今山西虞乡县西。封陵。永济南。明年，魏与秦会临晋。秦复与魏蒲阪。时齐湣王尚东与楚竞，未暇合三晋西摈秦也。

六国之攻秦，楚为从长，可见是时楚势之强。故齐湣王首欲挫之。《楚世家》云：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惠王患之，乃使张仪南见楚王，说以绝齐，予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怀王说。陈轸谏，弗听。使一将军西受封。张仪至秦，阳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乎？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归报，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王不听，发兵西攻秦。时周赧王二年（前319年）也。入战国后百六十八年。明年，秦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见第八章第八节。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韩世家》：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匄，斩首八万于丹阳。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怀王大怒，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大败。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之，乃引兵归。四年（前311年），入战国后百七十年。秦伐楚，取召陵。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仪使楚，私于左右靳尚。靳尚为请，又因夫人郑袖，言张仪而出之。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昏姻。是岁，惠王卒，武王立。韩、魏、齐、楚、越《集解》徐广曰：一作赵。案作赵是也。皆宾从。八年（前307年），入战国后百七十四年。武王卒，昭襄王立。时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使使遗楚王书。怀王许之。十年（前305年），入战国后百七十六年。复倍齐而合秦。秦厚赂，迎妇于楚。楚亦迎妇于秦。十一年（前304年），入战国后百七十七年。怀王与秦昭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秦复与楚上庸。春秋时庸国地，今湖北竹山县。十二年（前303年），入战国后百七十八年。齐、韩、魏伐楚，楚使太子质秦，秦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十三年（前302年），入战国后百七十九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十四年（前301年），入战国后百八十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方城，杀其将唐昧。十五年（前300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一年。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杀其将景缺。怀王恐，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十六年（前299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二年。秦遗楚王书：愿会武关，今陕西商县东。面相约结盟。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要以割巫、今四川巫山县。 黔中之郡。楚王不许，秦因留之。楚诈赴于齐，齐归楚太子。大子横至，

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十七年（前298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三年。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取析十五城而去。《表》作十六城。析，今河南内乡县。是岁，齐、韩、魏共击秦，败其军函谷。十八年（前297年），入战国后百八十四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赵主父居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至秦。怀王遂发病。十九年（前296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五年。卒于秦。是岁，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今山西安邑县。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表》云：“与魏封陵，与韩武遂。”魏哀王卒，子昭王立。二十年（前294年），入战国后百八十六年。秦拔魏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二十一年（前293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七年。向寿伐韩，取武始。今河北邯郸县。左更白起攻新城。今河南洛阳县南。二十二年（前292年），入战国后百八十八年。周与韩、魏攻秦。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洛阳县南。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顷襄王患之。二十三年（前291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九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史所传楚怀王事，本于《战国策》。《战国策》乃纵横家之书，诞妄几类平话，绝不足信。盖其时三晋皆衰，惟楚承威王之后，声势与齐、秦埒，故齐、秦皆欲破坏之。适会楚怀王之愚暗，遂至为所播弄。其时楚受秦欺，不可谓不深，然卒仍合于秦，则齐湣王之不可亲殆有甚于秦者，特其事无可考耳。齐再合诸侯以攻秦，使之割地，其声势不可谓不盛。然既不能终助韩、魏，又败楚以开秦南出之路，而又敝其力于燕、宋，卒至身死国亡，诸侯遂更无足与秦抗者。此则事势之迁流，有以为秦驱除难者也。

燕文王以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卒。入战国后百四十八年。子易王立。四十六年（前323年），入战国后百五十八年。始称王。四十八年（前321年），入战国后百六十年。卒，子哙立。属国于相子之。三年（前318年），国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齐王令人谓太子平：“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构难数月，死者数万。齐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子之亡。时周赧王元年（前314年）也。入战国后百六十七年。三年（前312年），入战国后百六十九年。燕人乃共立太子平，是为昭王。《燕世家》言攻子之者为太子平，《六国表》则云：“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燕人共立公子平。”疑平实非太子也。又《赵世家》：武灵王十一年，即慎靓王六年（前315年），入战国后百六十六年，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则燕之争立者不止一人，诸侯干涉燕事者，亦不止一国，特齐兵力较盛，故能有成耳。

宋王偃，以慎靓王六年（前315年）自立为王。入战国后百六十三年。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与齐、魏为敌国。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五年。案宋王偃元年，为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即入战国后百五十三年，《宋世家》云：立四十七年乃亡，则为赧王三十三年（前282年），乃入战国后百九十九年，为齐襄王法章二年矣，误。乃为齐、楚、魏所灭。案《淮南子·人间训》，言“燕子哙行仁而亡”。《韩非子·说疑》，谓“燕君子哙，地方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污池台榭，外不毕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则子哙实贤君，齐湣亡之，可谓除东方之逼。宋自称王至亡，凡三十三年，其非偶然，尤为易见。钱穆《宋元王兒说考》云：“《吕览·君守》：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庄子·外物》，有宋元君得神龟事。《史记·龟策传》作元王。考《赵策》：李兑谓齐王曰：宋置太子以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今太子走，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复攻之，其国必有乱，而太子在外，此亦举宋之时也。王偃置太子为王，疑即元君。齐先已攻宋而无利，其后太子去国，乃乘隙残之耳。”《宋世家》谓齐、魏、楚灭宋而三分其地。《田敬仲世家》谓宋亡后，“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案近人钱穆，谓《韩世家》：文侯二年，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入战国后九十六年。伐宋，到彭城，执其君。则战国时宋实都彭城。《宋策》谓康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史记·宋世家索隐》云：“《战国策》《吕氏春秋》皆以偃谥康王。”可见其疆域之恢张，而于楚尤逼。楚之助齐，所求盖正在淮北。乐毅《报燕惠王书》曰：“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六国表》：燕破齐之岁，楚、赵取齐淮北。而其地仍为齐有，楚安得而不仇齐？先灭宋二年，齐称东帝，秦称西帝，虽旋去之，然实有陵驾诸侯之意，则谓其灭宋之后，西侵三晋，欲并周室，称天子，亦在情理之中。灭宋之明年，秦蒙武伐齐，拔列城九。齐是时声威方盛，韩、魏方睦，秦安能越之而东侵。疑宋亡之后，齐与三晋之间，衅端已启，三晋乃开秦以伐齐也。燕兵之起于是时，盖有由矣。

燕昭王之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乃使乐毅约赵，别使连楚、魏。令赵啖秦以伐齐之利。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七年。燕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并护赵、楚、韩、魏之兵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掠。淖齿已去莒。莒中人及齐亡臣求湣王子法章立之，是为襄王。齐城之不下者，独聊、莒、即墨，此据《燕世家》。《索隐》云：“余篇及《战国策》并无聊字。”案聊，今山东聊城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余皆属燕。三十六年（前279年），入战国后二 百有二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及即位，使骑劫代将，乐毅亡走赵。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自威王败魏桂陵，至湣王之见破于燕，凡七十年。

是时三晋之君最有雄略者，为赵武灵王。《索隐》云：名雍。武灵王者，肃侯子，以周显王四十三年（前326年）立。入战国后百五十五年。赵之遗策，为取胡地中山。中山者，春秋时之鲜虞。《史记·赵世家》：献侯十年，周威烈王十二年（前414年），入战国后六十七年。中山武公初立。《集解》引徐广曰：“西周桓公之子。”《索隐》曰：“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今河北灵寿县。 为武灵王所灭，不言谁之子孙。徐广云：西周桓公之子，亦无所据。盖未得其实。”案中山武公为周桓公子，见《汉书·古今人表》。是时西周桓公，何以忽封其子于中山？事殊可疑。《魏世家》：文侯十七年，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年），入战国后七十三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六国表》亦云：魏是年击中山。事在中山武公立后六年。然《世家》《年表》，年代均多舛误，不足为据。窃疑中山武公、桓公实魏后。沈钦韩谓《汉书·人表》文有讹夺，徐广误据之之说是也。见所著《汉书疏证》。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年），入战国后百有四年。赵敬侯与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高邑县。明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今河北定县。烈王七年（前369年），入战国后百十二年。中山筑长城。可见中山是时形势颇强，然实与魏声势相倚，故《魏策》谓“中山恃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焉。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入战国后百七十四年。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正义》：“盖西河侧之山名。”遂胡服招骑射。初，武灵王取韩女为夫人。后吴广内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赧王十四年（前301年），入战国后百八十年。 惠后卒。王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惠后吴娃子也。十六年（前299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二年。传位何。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略地形，观秦王之为人。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

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十九年（前269年），入战国后百八十五年。灭中山，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明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而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章以其徒作乱。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章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章死。成、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主父饿死。案秦之险在东方，直北而入，则平夷无阻，又出不意，此或足以破秦。然亦徒能一破坏之而已，谓以是弱秦则不足。何者？主父欲攻秦，所用者不过胡貉之众。汉时之匈奴，远强于是时之胡貉，亦未能大破关中也。武灵王虽有开拓之勋，实违举国之心，公子成者赵宗室尊属，胡服时不肯听命，王自往请，然后勉从者也。其遂围主父之宫，必非徒以曾围主父，苟求免祸，明矣。齐既亡，赵又内相乖离如此，遂无足牵掣秦者，而秦并六国之势以成。

第十一节 秦灭六国

秦之灭六国，盖始基于魏冉，而后成于吕不韦、李斯。魏冉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也。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入战国后百八十六年。为相。举白起，有伊阙之捷，因胁楚与秦平。已见上节。二十四年（前292年）。入战国后百九十年。韩与秦武遂地二百里。明年，魏入河东地四百里。又明年，客卿错击魏，至轵，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取城大小六十一。二十七年（前288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三年。攻魏，拔垣。今山西垣曲县。二十九年（前286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五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是时，韩、魏方睦于齐，而其为秦弱如此，齐霸之渐成弩末可见矣。三十一年（前284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七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破齐，秦遂独强于天下。明年，伐魏，拔安城，在今河南原武县东南。兵到大梁。燕、赵救之，乃去。三十三年（前282年），入战国后百九十九年。拔赵五城。明年，楚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又明年，错攻楚。楚军败，割上庸、春秋时庸国地。汉北予秦。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正义》：“《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高平，今山西高平县。三十六年（前279年），入战国后二百有二年。白起攻楚，取鄢、邓、西陵。今湖北宜昌县西北。明年，起复攻楚。取郢，烧先王墓夷陵。今宜昌。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秦以郢为南郡。三十八年（前277年），入战国后二百有四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明年，楚襄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为郡，以距秦。是岁，白起伐魏，取两城。四十年（前275年），入战国二百有六年。穰侯攻魏，至大梁。韩使暴鸢救魏，为秦所败。魏入三县请和。明年，客卿胡阳攻魏卷、今河南原武县。 蔡阳、今河南汝南县。长社，今河南长葛县。取之。赵、魏攻华阳，白起击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秦与赵观津，今山东观城县。欲以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遗穰侯书，穰侯乃引兵归。四十三年（前272年），入战国后二百有九年。置南阳郡。令白起与韩、魏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至，上书说昭王，昭王许之。楚入太子为质，黄歇侍。四十四年（前271年），入战国后二百十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今山东东平县。予穰侯。是时韩、魏、楚皆服，乃出兵攻齐，正合用兵之次第。《史记》谓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天下皆西乡者，乃穰侯之功，实为平情之论。而是岁范雎见秦王，秦王用其言，免穰侯相，令泾阳君之属皆出关之封邑。宣太后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

君。同母弟高陵君名显，泾阳君名悝。史传雎主远交近攻，訾穰侯越韩、魏而攻齐为非计，乃策士相倾之言，非其实也。《韩非子·定法》亦言之。盖当时策士，自有此等议论。四十六年（前269年），入战国后二百十二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在今山西和顺县西北。赵奢击破之。明年，攻魏，拔怀。今河南武陟县。此从《魏世家》。《秦本纪》与取邢丘同年。《范雎传》言秦拜雎为客卿，听其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邱，则《魏世家》是也。四十九年（前266年），入战国后二百十五年。攻魏，取邢丘。今河南温县。《魏世家》作邓丘。徐广曰：“一作廪丘，又作邢丘。”赵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秦攻之，赵求救于齐。齐师出，秦乃罢。是岁，宣太后薨，穰侯出之陶，秦拜范雎为相，封以应，号为应侯。五十一年（前264年），入战国后二百十七年。白起攻韩，拔陉城今山西曲沃县西北。汾旁，因城河上广武。在河南河阴县北。明年，攻韩南阳，取之。从《表》。《纪》作南郡。《白起传》：攻南阳大行道，绝之。楚顷襄王病，黄歇说应侯归太子，应侯以闻。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病，反而后图之。”歇为楚大子计，变服亡归。歇为守舍，度太子已远，乃自言。应侯言秦，因遣歇。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以歇为相，封以吴，号为春申君。五十三年（前262年），入战国后二百十九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五十五年（前260年），入战国后二百二十一年。白起伐韩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野王降。王龁攻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使廉颇军长平。今山西高平县。颇坚壁拒秦。秦行间，赵以赵括代将。括至，则出兵击秦。秦军佯败走，张奇兵绝其后。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秦王闻，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五十六年（前259年），入战国后二百二十二年。秦军分为二：王龁将伐赵武安、今河南武安县。皮牢，今山西翼城县。 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兵罢，复守上党。十月，五大夫王陵攻邯郸。时武安君病不任行。五十七年（前258年），入战国后二百二十三年。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秦王使王龁代将，攻邯郸，不能拔，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今甘肃灵台县。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使使者赐之剑自裁。魏公子无忌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今河南临漳县。初，王所幸如姬，父为人所杀，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乃因如姬盗晋鄙兵符，与屠朱亥俱，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将其军救赵。王龁还奔汾城旁军。围遂解。秦是时力实未足取邯郸，而秦王及应侯，违武安君之言，丧师于外。《范雎传》言雎与武安君有隙，言而杀之；任郑安平，使将击赵，而安平以兵二万人降赵；其非穰侯之伦审矣。后二年，入战国后二百二十六年。应侯遂谢病。蔡泽相，数月，亦免。秦并诸侯之画一挫。而周顾以是时亡于秦。

周敬王立四十三年（前477年）崩，据《表》：是年为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本纪》作四十二年。《左氏》：哀公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释文》云：“按《传》，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尔也。《世族谱》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传终矣。据此，则敬王崩当在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史记·周本纪》及《十二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则敬王是鲁哀十八年（前477年）崩也。《六国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纪》皆云元王八年（前468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前468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与杜预《世族谱》为异。又《世本》云：鲁哀公二十年（前475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则定王之崩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也。众说不同，未详其正也。”子元王仁立。《集解》：徐广曰：“《世本》云：贞王介也。”元王八年崩（前468年）。入战国后十二年。子定王介立。《集解》：“《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谧曰：元王二十八年崩，三子争立，立应为贞定王。”《索隐》：“《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谧云贞定王，考据二文，则是元有两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记》，则元王为定王父，定王即贞王也。依《世本》，则元王是贞王子，必有一乖误。然此定当为贞，字误耳。岂周家有两定王，代数又非远乎？皇甫谧见此，疑而不决，遂弥缝《史记》《世本》之错缪，因谓为贞定王，未为得也。”定王二十八年崩（前441年），入战国后四十年。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考王十五年（前426年）崩，入战国后五十五年。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索隐》：“《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案《赵世家》：成侯七年（前366年），与韩攻周，八年（前367年），与韩分周以为南。《六国表》：成侯八年，为周显王二年（前367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前402年）崩，入战国后七十九年。子安王骄立。安王二十六年（前376年）崩，入战国后百有五年。 子烈王喜立。烈王七年（前369年）崩，入战国后百十二年。此依《表》。《本纪》作十

年。弟显王扁立。显王四十八年（前321年）崩，入战国后百六十年。子慎靓王定立。慎靓王六年崩（前315年），入战国后百六十六年。

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东西周见第三节。五十九年（前256年），入战国后二百二十五年也，秦将军樛攻韩，取阳城、负黍，今河南登封县西南。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西周恐，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樛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君于狐。今河南临汝县西。后七岁，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二年。秦庄襄王取东、西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据《周本纪》。《秦本纪》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断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阳人聚，在临汝县西。

周赧王亡后五年（前251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年。秦昭襄王薨，子孝文王立。明年卒。初，昭王太子死，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即孝文王也。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有所甚爱姬，立以为夫人，号曰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无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家累千金。贾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以五百金置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皆以献华阳夫人。使夫人姊说夫人，言于安国君，立子楚为嗣子。安国君许之。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其有身，献之子楚。至大期中，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王龁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不韦谋，以金六百斤与守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孝文王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孝文王卒，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二年。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表》云取成皋、荥阳。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前248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三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前247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四年。蒙骜攻魏高都、今山西晋城县东北。汲，今河南汲县。拔之。攻赵榆次、今山西榆次县。新城、《正义》引《括地志》云：“一名小平城，在朔州善阳县西南四十七里。”地在今朔县境。按此殊可疑。狼孟，《正义》引《括地志》云：“在并州阳曲县东北二十六里。”取三十七城。四年（前246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五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初，魏公子无忌既却邯郸之围，使将将其军归而留赵。及是，复归魏。率五国兵，《正义》云：燕、赵、韩、楚、魏。败蒙骛于河外。秦东封之势复小挫。是岁，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年十三。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骛、王、《集解》：徐广曰一作龁。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晋阳反。元年（前246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五年。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前245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六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是岁，赵孝成王卒，子偃立，是为悼襄王。三年（前244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七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 死。将军蒙骜攻魏、有诡。四年（前243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八年。拔之。是岁，信陵君无忌卒。五年（前242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九年。将军蒙骜攻魏，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六年（前241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正义》：“徐广云：在常山。按本赵邑也。”秦出兵，五国兵罢。《赵世家》云：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春申君列传》云：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而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

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秦攻魏，拔朝歌。楚去陈，徙寿春，命曰郢。七年（前240年），入战国后二百四十一年。拔魏汲。八年（前239年），入战国后二百四十二年。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今河南修武县北。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九年（前238年），王冠。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宫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在雍。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发卒攻毐。战咸阳。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今湖北房县。楚考烈王无子，赵人李园事春申君为舍人，进其女弟，知其有身；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进己楚王，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恐春申君语泄，阴养死士。考烈王卒，园先入，伏死士刺春申君，斩其头，尽灭春申君之宗。园女弟所生子立，是为楚幽王。十年（前237年），入战国后二百四十四年。秦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宫，复居甘泉宫。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而李斯用事。十一年（前236年），入战国后二百四十五年。王翦、桓龁、杨端攻邺，取九城，拔阏与。赵悼襄王卒，子幽缪王迁立。其母，倡也，嬖于赵襄王。襄王废嫡子嘉而立迁。十二年（前225年），入战国后二百四十六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不韦传》云：庄襄王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始皇帝益壮大，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诈腐为宦者，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始皇九年（前238年），有告缪毐实非宦者，尝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焉。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案史所传不韦之事，与春申君相类太甚，而楚幽王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则考烈王实非无子，传言之不必信久矣。嫪毐事果与不韦有连，而犹迟至期年，始免其相，听其从容就国；而诸侯宾客使者，仍相望于道；文信侯既不为遁逃苟免之计，亦不为养晦自全之谋，岂理也哉？钱穆云：“《战国·秦策》无不韦纳姬之事。《魏策》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因以嫪毐。王以国赞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德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据此，则吕之与嫪，邪正判然，未见嫪之必为不韦所进也。”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吕不韦著书考》《春申君见杀考》。其说韪矣。不韦相秦，实非碌碌，孝文王立而施德布惠，庄襄王诛周而不绝其祀，此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者，参看第十四章第一节。皆不韦之所为。观其招致宾客著书，俨有兴起大平之意。史称其欲以并天下，说盖不诬。李斯固不韦舍人，不韦废而斯用事，所奉行者，亦未必非不韦之遗策也。富强之基，树于商君；蚕食之形，成于穰侯；囊括之谋，肇于不韦；三人者，实秦并天下之首功矣。

不韦虽废，秦之事并吞如故。是时，楚已益弱；韩、魏皆自顾不暇；燕、齐少宽，然二国仍岁相攻，又与赵相攻；齐襄王复国后，赵数与秦攻之。《赵世家》言苏厉为齐遗赵惠文王书，赵乃辍谢秦，不击齐。时在周赧王三十二年（前283年），入战国后百九十八年也。然是岁王仍与燕王遇，使廉颇将而攻齐，则特不与秦而已。此后十余年间，赵数使赵奢、廉颇、燕周、蔺相如等攻齐。至惠文王卒，孝成王立，秦急攻之，以齐救而罢。事已见前。是岁，田单乃以赵师攻燕。盖齐、赵之交，至此而合，而燕、赵之衅启。赧王亡后五年（前251年），燕王喜命相栗腹约欢赵。还报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乃起二军。栗腹将而攻鄗，卿秦攻代，自将偏军随之。赵使廉颇将，杀栗腹，虏卿秦，逐之五百余里。明年，围其国，燕人请和。其明年，赵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围之。又明年，又使延陵君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廉颇助魏攻燕。秦始皇帝四年（前243年），赵使李牧攻燕。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明年（前255年），取燕军二万，杀剧辛。齐襄王卒，周赧王亡之明年，入战国后二百二十六年。子建立，君王后用事，襄王后。仅图自保；《齐世家》称其事秦谨，与诸侯信。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秦遂得择肥而噬。始皇十三年（前234年），入战国后二百四十七年。桓 攻赵平阳，今河南临漳县西。杀赵将扈辄。《李牧传》云：破杀扈辄于武遂。明年，取宜安。今河北藁城县西南。李牧与战肥下，春秋时肥子国，今藁城县。却之，封牧为武安君。十五年（前232年），入战国后二百四十九年。秦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大原，取狼孟。秦攻番吾，李牧却之。十六年（前231年），入战国后二百五十年。发卒受韩南阳。十七年（前230 ），入战国后二百五十一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为颍川郡。韩自昭侯后，传宣惠王、襄王仓、釐王咎、桓惠王四世。十八年（前229年），入战国后二百五十二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赵王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执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大破，杀赵葱。明年，王翦、羌瘣尽定赵地。虏王迁及其将颜聚，引兵欲攻燕屯。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楚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二十年（前227年），入战国后二百五十四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前226年），入战国后二百五十五年。王贲攻蓟。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燕大子丹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二十二年（前225年），入战国后二百五十六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假请降。尽取其地。魏自哀王后，传昭王、安釐王、景湣王增、王假四世。《世本》云：昭王名遨，安釐王名圉，景湣王名午。见《索隐》。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荆人大破李信军。始皇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二十四年（前223年），入战国后二百五十八年。虏其王负刍。《秦本纪》误前一年。 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集解》：徐广曰“一作江。”二十五年（前222年），入战国后二百五十九年。大兴兵，使王贲攻燕辽东，得燕王喜。燕自惠王后传武成王、孝王、王喜三世。还

攻代，虏代王嘉。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二十六年（前221年），入战国后二百六十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六国皆亡。余国较大者，陈、蔡、郑、宋之亡，已见前。鲁以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入战国后二百三十二年。亡于楚。惟卫仅存，至秦二世时乃废绝，然微不足数，天下遂统一。

秦之克并六国，其原因盖有数端。地势形便，攻人易而人之攻之也难，一也。关中形势，西北平夷无大险，故易受侵略。南经汉中至蜀，出入皆难。惟东凭函谷、武关，则诚有一夫当关之势也。春秋大国，时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吴、越文明程度大低，未足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其兵，则实甚强悍，故项氏卒用之以破秦。四国风气，秦、晋本较齐、楚为强，兵亦然，读《汉书·地理志》《荀子·议兵篇》可知。二也。三晋地狭人稠，生事至觳。楚受天惠厚，民又呰窳偷生。齐工商之业特盛，殷富殆冠海内。然工商盛者，农民未有不受剥削而益贫者也。惟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观李斯谏逐客，历数侈靡之事，秦无一焉可知。其上又有重农之政。齐民生计之舒，盖莫秦若矣。三也。参看第十一章第三节。此皆秦之凭藉，优于六国者也。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盖惟用法家，乃能一民于农战，其兵强而且多。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亦惟用法家，故能进法术之士，而汰淫靡骄悍之贵族，政事乃克修举也。《荀子·强国》曰：“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川林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竟，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可谓尽之矣。秦取天下多暴，《史记·六国表》语。固也，然世岂有专行无道，而可以取天下者哉？

第十章 民族疆域

第一节 先秦时诸民族

中国以第一大民族，称于世界，然非振古如兹也。在数千年前，我族亦东方一部族耳。其克保世滋大，盖实由其同化力之强。今试略述先秦之世与我错处诸族，如下：

汉族，起自东南。诸民族中与我密迩者莫如越。越亦作粤，今所谓马来人也。此族特异之俗有二：一曰断发文身，一曰食人。征诸后世史乘，地理学家所谓亚洲大陆之真缘边者，无不皆然。而在古代，我国缘海之地亦如是。《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文身雕题，异名同实，无待辞费。被发则髲发之借也。发可保温，故北族居苦寒之地编发，中国居温和之地冠笄，南族居炎热之地断发也。东夷与南蛮，方位不同，而同不火食，可知其始必同居热地矣。《墨子》言：“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鲁问·节葬下》，作“越东有沐之国”。而《韩非子》言：齐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十过》。《二柄》《难一》二篇同，而作“子首”，误也。《淮南·主术》《精神》两篇高《注》，亦皆作首子。《左氏》言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僖公十九年。杜《注》谓睢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唐蒙《博物记》谓在临沂县。可见汉、晋之世，俗犹未泯。临沂，今山东临沂县。鲁伐莒，取郠，献俘，亦用人于亳社。昭公十年。可见自楚之南，至于齐、鲁，风俗皆同也。此族在江以北者，古皆称夷，《禹贡》冀州、扬州之鸟夷、莱夷，徐州之淮夷是也。在江以南者则称越，今绍兴之于越，永嘉之瓯越，福建之闽越，两广、越南之南越是也。又有深入长江中游者，《楚世家》言熊渠伐扬粤至鄂是也。见第九章第二节。鸟夷，今《尚书》作岛夷，《正义》谓伪孔读为岛，则其经文亦作鸟，今本乃字误也。古无岛字，洲即今岛字。洲、鸟虽亦同音，然古称中国人所居为州，不称异族所居为洲，则伪孔说实误。郑释冀州之鸟夷曰搏食鸟兽者，《书正义》。颜师古释扬州之鸟夷曰善捕鸟者，《汉书·地理志注》。颜说当有所本。差为近之。盖渔猎之族，程度极低者，作《禹贡》时犹有其部落，后遂为汉族所同化，其事无可考矣。嵎夷，当即《尧典》“宅嵎夷曰阳谷”之嵎夷。《史记·夏本纪索隐》，谓《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嵎，在辽西。案《说文·土部》云：“堣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山部》云：“崵山在辽西，一曰嵎铁、崵谷也。”既别以一曰，明为两说，则《今文尚书》实不谓嵎铁在辽西。冀州为中国通称，《尚书大传》曰：“元祀岱泰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谷华山，幽都弘山祀。”注曰：“弘山，恒山也。”然则羲和四子之所宅，即四时巡守之所至。泰岱为汉族所居，故称其地为冀州矣。嵎夷，《史记·五帝本纪》作郁夷，而《毛诗》之周道倭迟，《韩诗》作郁夷，故有谓倭即嵎夷者。自山东至辽东，辽东经朝鲜至日本，往来本最便，而亦甚早。谓古之嵎夷，渡海而至日本，或日本之民与古嵎夷同族，皆无不可通也。莱夷，据《汉书·地理志》，地在今山东黄县，入春秋后百五十六年，周灵王五年（前567年），《春秋》襄公六年。为齐所灭。淮夷最称强悍。《后汉书·东夷传》谓秦有天下，淮、泗夷乃悉散为人户，其说当有所本也。于越事已见前。闽越、南越及瓯越，则至秦、汉之世，始列为郡县焉。越人居热地，故开化较早。其能用金，实先于汉族，古代兵器及刑法，皆取资焉。然亦以居热地故，

生事饶而四体不勤，故其文明旋落汉人之后。《论衡》言：“夏禹裸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即贯头，后世南方民族，犹多衣贯头衣，见诸史四裔传。今皆夏服，褒衣履舃。”《恢国》。可知秦、汉之世，全与汉族同化矣。

洞庭以南，沅、湘、澧、资之域，为今所谓苗族之故居。苗，前史皆作蛮，元以后乃多作苗，盖音转而字异。或以牵合古三苗之国，则大缪矣。见第七章第五节。蛮与越异。古书多称荆蛮、扬越，无曰荆越、扬蛮者，知蛮自在长江中游，越自在东南缘海也。《淮南子·齐俗训》曰“三苗髽首”“越人鬋发”，可知其饰首之习各别。古民族视处置其发之法颇重，如中国每以冠带之国自夸，子路至于结缨而死是也。《左氏》哀公十五年。蛮与越，所以处置其发者既不同，其必为两族无疑矣。此族神话，已见第五章。其地之开辟，盖始于楚。《史记·吴起列传》所谓“南平百越”是也。《后书》云：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盖楚人抚绥之之法。

濮，《周书·王会篇》作卜，《说文》作僰，南北朝、隋、唐之两爨蛮，今之猓猡也。猓猡地在云南、四川，古之濮族，则远在其北。楚武王始启濮，已见第九章第二节。抑犹不止此。《书·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微、卢、彭、濮，注家罕能言其所在，其实按之故记，皆有迹象可求也。《左氏》：桓公十二年（前700年），楚师伐绞，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十三年（前699年），楚屈瑕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彭水，杜《注》云：在新城昌魏县，今湖北之房县也。卢，据《释文》本作庐。文公十六年（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自庐以往，振廪同食。使庐戢黎侵庸。杜《注》：庐，今襄阳中庐县，今湖北之南漳县也。先五年，楚潘崇伐麇，至于钖穴。《释文》云：钖或作锡。《御览·州郡部》引《十道志》云：郧乡，本汉锡县，古麋国，今湖北之郧乡县也。麇、麋形近易讹，《左氏》哀公十四年，“逢泽有介麋焉”，《释文》谓麇又作麋其证。庄公二十八年（前666年）筑麋，《谷梁》作筑微，则潘崇所伐，实当作麋，即《牧誓》之微也。地与庸皆密迩。又其北即为楚、邓。故昭公九年（前537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谓巴、濮、楚、邓吾南土；而庸与麇之叛，申、息之北门不启也。此等当春秋时，悉已服属于楚。更西南，则沿黔江、金沙江、大渡河两侧，直抵今云、贵四川。《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今贵州桐梓县。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今云南昆明县。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今四川西昌县。者也。“皆 结，耕田，有邑聚。”与《左氏》所谓“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 者合，文公十六年。可见其为同族矣。《史记》云：“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循江，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而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后汉书·西南夷传》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西南夷国名，汉置故且兰县。晋改曰且兰，今贵州平越县。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可见今云、贵之地，当战国时，悉已开辟矣。庄豪即庄蹻。秦取楚黔中郡事在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则《史记》作威王误。时为周赧王三十八年，入战国后二百有四年也。

庸与微、卢、彭、濮，既皆在今楚、豫间，则牧野所誓之蜀，及克商后列于南土之巴，亦必不得在今四川境。巴蜀古事，因有《华阳国志》一书，颇可考见崖略。然此书所载，未必即西周时之巴、蜀也。志称巴、蜀肇自人皇，特以古籍言人皇肇分九州，测梁州始建于是。云蜀为黄帝之后，则沿昌意取蜀山氏女为后世巴、蜀之蜀之误，已见第七章第二节。又云：武王封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亦无以明其即战国时秦所灭之巴也。又云：周失纪纲，蜀侯蚕丛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田于湔山，得仙。次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今四川郫县。或治瞿上，今四川双流县。号曰望帝。其相开明，决玉垒山，在今四川理番县东南。遂禅位焉。开明号曰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攻青衣。今四川雅安县。雄张獠、僰。又九世，徙治成都。有褒、汉之地。时当周显王之世。因猎，与秦惠王遇。惠王作石牛五头，写金其后，曰牛便金。蜀使使请，惠王许之。乃遣五丁力士迎石牛。既不便金，怒而还之。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以五女。蜀又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今四川梓潼县。见一大蛇入穴。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压杀五人及五女。蜀王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前汉葭明县。后汉曰葭萌。今四川昭化县。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伐苴。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秦惠文王后九年，入战国后百六十五年。案常璩言蜀事，虽据传说，然年代地理等，必多兼采古书，非二者暗合也。秦使大夫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灭蜀。因取巴，执巴王以归。案巴之众为氐，汉世数从征伐。其后北出，为五胡之一，而留居渝水之獠大昌。蜀，汉世亦称叟。魏、晋、南北朝皆叟蜀并称，亦曰賨。近人谓暹罗本族称氐(Tai)，其分族则曰暹(Sham)，曰獠(Lao)。暹与蜀及賨、叟同音，獠即汉之骆，后汉之哀牢，南北朝、隋、唐之獠，今之犵狫。暹罗之族，本自北而南；《明史》谓其本分暹与罗斛二国。后罗斛强，并暹地，称暹罗斛，亦即蜀与獠也。《华阳国志》谓巴治江州，今四川江北县。后徙阆中。今四川阆中县。案《左氏》：桓公九年（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庄公九年（前685年），楚与巴共伐申。文公十六年（前611年），巴人从楚灭庸。哀公十八年（前477年），巴人伐楚，败于郑。盖其国在楚、邓间，去武关甚近。故《史

记·商君列传》赵良称五羖大夫“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也。此岂剑外之国？《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言：“蜀，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索隐》云：“《系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此盖西南边徼叟人部族，中国妄称为黄帝后，为是说者之意，盖亦以昌意娶蜀山氏女，为战国时巴、蜀之蜀，可以测扬雄、常璩等致误之由。《索隐》又引《蜀王本纪》，谓朱提今四川宜宾县。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水经·江水注》引来敏《本蜀论》，则谓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时巫山峡，蜀水不流。望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遂以国禅，号曰开明。《华阳国志》则言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纳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则望帝实起岷江下流，溯江而上；开明本楚人，入篡其国，与庸及微、卢、彭、濮等何涉？而安得从武王以伐纣耶？《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厉公二年，周元王二年（前474年），入战国后六年。蜀人来赂。二十六年，周定王十八年（前451年），入战国后三十年。左庶长城南郑。躁公二年，周定王二十八年，入战国后四十年。南郑反。惠公十三年，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入战国后九十四年。伐蜀，取南郑。惠文王元年，周显王三十二年（前346年），入战国百四十四年。蜀人来朝。其间南郑属蜀者，五十余年，《华阳国志》所谓卢帝攻秦至雍者，当在是时。蜀之雄张，盖至斯而极。然往来稔，而秦觊觎之志亦于是而启。石牛之遗，盖亦犹智伯欲伐仇犹而遗之钟；至五丁力士因迎五女而亡，则又微见蜀之末君，重色而轻士也。蔡泽说范雎曰：“今君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据《史记》本传，雎相秦在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至五十二年（前225年），周赧王四十九年至其亡之明年，入战国后二百十五年至二百二十六年。乃蜀亡后之五十年也。秦与蜀之交通，盖至斯而大辟。然蜀之自南而北，非自北而南，则皎然矣。故曰：秦所灭之蜀，非从武王伐纣之蜀也。

《后汉书·南蛮传》云：“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长杨县。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夷水，今清江。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生，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又云：“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又云：“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华阳国志》说略同，而作武帝。史事非高祖所知，作武帝是也。《礼记·祭统》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疏》引皇氏云：“师说，《书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相乐，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此说而信，则巴氏之先，亦有从于牧野之师者矣。

《诗·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则氐、羌非徒从牧野之师，殷初即与于王会矣。《左氏》：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三十二年（前628年），殽之役，晋兴姜戎。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范宣子数戎子驹支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披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驹支对曰：惠公“谓我诸戎，是四岳之冑裔也，毋是翦弃”。昭公九年（前533年），晋梁丙、张趯帅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谓“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二十二年（前520年），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以纳王于王城。王城人败陆浑于社。然则陆浑之戎、姜戎、阴戎、九州之戎是一。允姓，居于瓜州，而为四岳之胄裔也。《史记》之九侯，《明堂位》作鬼侯，则《诗》称殷商“覃及鬼方”，正指纣脯九侯之事。《易》言高宗伐鬼方，《大戴记》言陆终取于鬼方氏，皆氐、羌部落矣。《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今甘肃敦煌县。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附会可发一噱。宋翔凤《过庭录》谓《诗》“我征自西，至于艽野”之艽野即鬼方，亦即《礼记·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列子》称相马者九方皋，乃以国为氏，艽野即鬼方。其说却殊精审也。

历代为中国患者莫如狄。古代之北狄，《史记》悉入之《匈奴传》中，后人遂皆视为匈奴之伦，其实非也。匈奴乃《管子》书所谓骑寇，见《小匡篇》。古代之北狄，则类南北朝之山胡。骑寇皆居原野，能合大群；其战也多骑，疾捷利侵略，常为农工商国之大害。居山地者，则不能合大群；其战也多步；以文明程度之低，戎器亦常窳劣；患止乘间钞暴而已。我国自春秋以前，实未尝与骑寇遇，即战国时，所遇者亦小部落；先秦之世，未尝以北族为患，由此也。北狄与我交涉最早者，据书传所载，当为獯鬻，《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北逐獯鬻”是也。以后来之事观之，獯鬻皆在今陕西，黄帝都在彭城，势不相及，则《史记》此文，殆不足据。周代事迹，传者较详，戎狄之事可考者亦较多。《孟子》言大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梁惠王下》。獯鬻即猃狁；昆夷即犬夷，亦即串夷；盖当时西方两大部落，其事已见第八章第五、第八两节。《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鬻，改曰匈奴。晋灼曰：尧时曰荤鬻，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曰：汉曰匈奴，荤鬻其别名。”《诗·采薇毛传》：“猃狁，北狄也。”《笺》曰：“北狄匈奴也。”《孟子·梁惠王下》赵《注》：“熏鬻，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吕览·审为高《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则以猃狁、獯鬻、匈奴为一，汉人殆无异说。《诗·皇矣》：“串夷载路。”《笺》云：“串夷即混夷。”《疏》云：“《书传》作畎夷，盖犬、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予昔以昆夷即胡字音转，谓与匈奴是一。由今思之，殊无确据，惟猃狁当西周时极强大，其后遂无闻焉，则或随中国之开拓而北走，为战国时之匈奴，未可知耳。周室东迁之后，其患遂诒诸秦。《史记》所谓自陇以西，有绵诸、汉绵诸道，在今甘肃天水县东。绲戎、《正义》：“颜师古云：混夷也。韦昭云：《春秋》以为犬戎。”翟豲之戎；汉豲造县，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北。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秦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大荔、《索隐》：“《秦本纪》：厉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后更名临晋，故《地理志》云：临晋，故大荔国也。”今陕西朝邑县。乌氏、汉乌氏县，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朐衍之戎《索隐》：“《地理志》：朐衍，县名，在北地。”《正义》：“《括地志》云：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唐盐州，今宁夏盐池县。者也。其中以义渠为最强，至昭王时，乃为秦所灭。见《史记·匈奴列传》。其余兴亡之事，不可悉考，然汉世皆列为县、道，必沿自秦代者也。在东方者，河南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见《左氏》僖公十一年。杜《注》：“扬拒、泉皋，皆戎邑。及诸杂戎居伊水、洛水之间者。今伊阙北有泉亭。”案伊洛之戎，《春秋》作雒戎，见文公八年。

《释文》云：“本或作伊洛之戎，此后人妄取传文加之耳。”又有蛮氏，杜《注》：“河南新城县东南有蛮城。”在今河南临汝县。本居茅津，亦称茅戎。《公羊》作贸戎。与陆浑密迩。蛮氏地入于晋。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地入于周。在河北者为赤狄、白狄。赤狄种落，见于《春秋》者：有潞氏、今山西潞城县。宣公十五年。甲氏、今河北鸡泽县。 留吁。今山西屯留县。宣公十六年。《左氏》多铎辰今山西艮治县。宣公十六年。及廧咎如。成公三年。《公羊》作将咎如。今山西乐平县。《左氏》云：“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刘炫谓廧咎如即赤狄之余。杜预谓晋灭潞氏，余民散入廧咎如，故讨之。又有东山皋落氏，《水经·河水注》：“清水流经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世谓之倚亳城。”地在今山西垣曲县西北。见《左氏》闵公二年，亦不云为赤狄，杜《注》谓赤狄，别种，未知何据。赤狄在今山西、河北，地皆入于晋。白狄，《左氏》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白狄及君同州。”盖即《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居圁、洛之间者，而杜氏以鲜虞、今河北定县。肥、今河北藁城县。昭公十二年（前530年）。鼓，今河北晋县。昭公二十二年。皆为白狄，亦未知其何据也。肥、鼓地亦入晋，鲜虞至战国时曰中山，灭于赵。与晋密迩者，又有无终。襄公四年（前569年），尝请成于晋。晋侯欲弗许，魏绛劝晋侯许之。昭公元年（前541年），晋又败其众于太原。杜预谓山戎、北戎、无终三者是一。案北戎之见于《左氏》者，隐公九年（前714年），侵郑，桓公六年（前705年），侵齐；其见于《春秋》者，僖公十年（前650年），齐侯、许男伐北戎；山戎，群籍皆云其病燕；则其绵地甚广，杜氏盖谓无终亦其种落之一也。《管子》言山戎，多与孤竹、令支并举。见《大小匡》《轻重甲》等篇。令支亦作离支，或云即《禹贡》之析支，与昆仑、渠搜并列者。《汉志》：朔方郡有渠搜县。今绥远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故朔方城东。右北平无终，故无终子国。今河北蓟县。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河北迁安县。又《小匡篇》言桓公破屠何。孙诒让谓“即《周书·王会篇》之不屠何。《墨子·非攻》云：且、不一著何，亡于燕、代、胡、貉之间。且当作柤。不一著何，则不屠何之衍误。后为汉辽西之徒河县。”今辽宁锦县。孙氏说见《墨子闲诂》。盖当中国开拓时，此诸部落，奔进塞外，后亦列为编户矣。屠何，《管子》以为骑寇，盖其地已偏北。至燕、赵拓土，所遇之骑寇乃益多。在代北者，以林胡、《括地志》云在朔州。今山西朔县。楼烦汉楼烦县，属雁门。在今雁门关北。为大，后皆服于赵。匈奴又在其北，但为李牧所攘斥，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未能列为编户，至秦、汉时，遂收率北方种落，为中国之大患焉。在燕北者为东胡。《史记》云：“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筑长城，自造阳在上谷。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县。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案东胡在汉初居匈奴东，冒顿袭破之。其后匈奴单于庭直代、云中，而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似即东胡旧地。然则五郡未开时，东胡当居上谷；其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则貉、朝鲜、肃慎之地也。

貉：有以为在北方者，《孟子·告子》赵《注》、《周官·职方》郑《注》、《说文·豸部》貉下说解是也。有以为在东北者，《周官·貉隶》郑《注》、《郑志·答赵商问》《诗·韩奕》及《周官疏引》。《说文·羊部》羌下说解是也。然只与夷蛮连文，《荀子·劝学》：“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诗·鲁颂》：“淮夷蛮、貉”《论语·卫灵公》：“虽蛮貉之邦，行矣。”不与戎狄并举，即可知其本在东南。《三国志·夫夫传》：“其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王之印’，国有故城名 城。”句丽、百济，皆出夫余。沃沮耆老，自谓与句丽同种诸国法俗，绝类有殷，如在国衣尚白，祭天以殷正月是也。《博物志》记徐偃王卵生，与《魏书》句丽始祖朱蒙之生绝相类。《博物志》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 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徐君国。后鹄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见狗垄。”《魏书·高句骊传》曰：“高句骊者，出自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景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案《后汉书·夫余传》，言其始祖东明事，与此亦颇相类。疑貉实江、淮间族，渐徙而北者。《韩奕》之诗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貉。”王肃、孙毓，皆以此燕为北燕，以涿郡方城县之寒号城为韩侯城。见《释文》及《水经·圣水注》。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其实《诗》明言韩姞，则此燕实为南燕。貉多与 连称，亦或单称。《续汉书·郡国志》：行唐今河北行唐县。有石臼河。《寰宇记》：平山县，“隋《图经》：房山，水出焉。亦谓之石臼河。又谓之行唐水。出行唐，东入博陵，今河北安平县。谓之木刀沟。一谓之袈裟水。南流入滹沱。”今在平山县西，仍谓之木刀沟。又《水经·浊漳水注》：“清漳径章武县故城西，故秽邑也，枝渎出焉，谓之水。”章武故城，在今河北沧县东北。地固皆与燕相近也。东北名国，莫如朝鲜。箕子初封，安得在辽东之表？谓在沙丘以北，则近之矣。《史记·赵世家》：山阳侯朱书曰：“予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燕世家》谓“燕北迫蛮貉”。《汉书·高帝纪》：四年（前203），“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史记·货殖列传》言：“燕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则 貉、朝鲜，亦随燕之开拓而东北徙无疑矣。貉族文明程度最高，南化三韩，东渐日本。缅彼震方，实资启发。而弱水旧墟，转为鲜卑所荐食。谓晋初夫余为慕容氏所破。

弱水，今松花江也。近世论者，谓其关系之大，不在中央亚细亚，自印度日耳曼人之手，转入土耳其人之手之下焉。见傅斯年《东北史纲·第四章下》。肃慎者，金源、满清之先，当周武王时，曾以楛矢石砮为贡，事见《国语》《鲁语》《史记》《孔子世家》《说苑》。《辨物》后世居松花江滨。其所贡之物如故，故知其民族必同。詹桓伯之辞晋，以之与燕亳并列，为武王克商后之北土。南北二燕，相距本不甚远，见第九章第八节。亳即商都，多在河北。已见第八章第二、第四节。其初亦内地民族也。

古又有所谓长狄者，说颇诡异，然细按之，实无甚不可解也。长狄事见《春秋》文公十一年。《经》文但云狄而已，三传则皆以为长狄。《公羊》云记异，而不言其所以异。《谷梁》谓其“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则竞类《齐谐》志怪之谈矣。然《左氏》记其兄弟五人获于宋、鲁、晋、齐、卫，而云“鄋瞒由是遂亡”，则亦当时一氏族。《国语·鲁语》：“吴伐越，堕会稽，得节专车。使问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国之君也，守封禺之山，漆姓。在虞、夏、商为汪罔氏，于周为长翟氏，今谓之大人。客又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史记·孔子世家》。《说苑》《家语·辨物篇》略同。《史记》《说苑》皆作釐姓。《说苑》云：“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说文》曰：“在夏为防风氏，殷为汪芒氏。”黄丕烈《校刊明道本国语札记》曰：“漆当为涞之讹。釐、涞声相近，于古为同字也。”然则人长三丈，乃出仲尼推论，身横九亩等说，则王充所谓语增者耳。实无足怪也。僬侥氏，林惠祥谓即黑种之尼革利罗(Negrillo)，《梁书》所载黝、歙短人是其族。见所著《中国民族史》第十八章。案此种人唐代犹有之。《唐书·卓行传》：阳城为道州刺史。“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州人感之。”白居易《新乐府》曾咏其事。《道州民》。必非虚诬。体质特异之民，前世本非无有，以中国之大，而偶有一二错居，实极寻常事也。

第二节 先秦疆域

汉族之发展，及汉族以外诸民族之情形，既已知其大略，则先秦之世之疆域，有可得而进言者。疆域有山川道里可稽，本最易晓，然古书多辞不审谛，传述又有讹误，加以虚拟之辞、附会之说，非理而董之，固无以见其真际也。

言古代地理，有数字可稽者，莫如服之里数及封建国数。然其不可信亦最甚。五服之说，见于《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周官·职方》，则有九服之说，曰：“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说《禹贡》者：今《尚书》欧阳、夏侯说，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贾逵、马融谓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许慎按：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从《古尚书》说。《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郑玄则云：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岛，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万里之界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服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诗·商颂正义》引郑《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封建国数，《王制》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周官·职方》云：“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

从《左氏》说。郑驳云：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引。其注《王制》云：“《春秋传》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灭，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郑氏之意，专欲以古今相牵合。其注《易·系辞传》阳一君而二民，阴二君而一民云：“一君二民，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亦此意也。按服制及封建之制，皆古人虚拟之辞。古本无方五千里若方万里之封，春秋、战国之世乃有之，学者欲设立制度，以治此广大之地，而郡县之制非其意想所及，乃各就封建之制，以意更张，有所假设。其发抒其说也，不曰己意如是，而以傅诸古人，则当时之人，立言大率如是。一时代自有一时代语言之法。如其法以求之，原亦不足为怪，以为实有其事则慎矣。《禹贡》时代较早，其时封域，盖尚较狭，故设为五千里之封。《周官》时代较晚，封域愈广，故其经略遂至万里也。许慎以《易》与《尚书》之文，而信古有万国；以汉代经略所及，而谓五服相距万里；已为非是。郑玄更设为黄帝、尧、舜暨三代之末盛衰广狭之说，一似古书所述，皆为实事者，则疑误后人矣。

九州之说，有山川以为疆界，似乎较易征实，然其为虚拟亦同。《禹贡》九州，除冀州不言疆界外。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约苞黄河、长江两流域。《尔雅·释地》云：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营州即青州无疑。校《禹贡》，少梁州而多幽州。《吕览·有始览》曰：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间曰冀州，晋也。河、济间曰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说与《尔雅》同。《周官·职方》云：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较《禹贡》更多并州而少徐州。窃疑幽州之增，在北燕盛强以后；并州之增，以赵拓境之广；《周官》无徐州者，鲁已并于楚也；《禹贡》而外，三说皆无梁州，则知《禹贡》之梁州，必不苞今四川境。何则？《禹贡》无幽、并，知其时燕尚未强，太原以北尚未启，其时代实早于《尔雅》《吕览》《周官》。《尔雅》《吕览》《周官》尚未及巴、蜀，况《禹贡》乎？观此，弥知为雍、梁二州之界之黑水之不可以凿求，而予谓作《禹贡》者，初亦不审黑水之所在之确也。《淮南·地形》云：“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道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弱水出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此篇述八殥、八、八极，皆自东北而东，而东南，而南，而西南，而西，而西北，而北，《禹贡》除特首冀州外，余八州之次亦然，足征其同本旧说。《淮南》弱水，必出西南，今本乃后人据《禹贡》所改，上文云：“水有六品。”又云：“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水有六品者？下文云：“山为积德，川为积刑。”“丘陵为牡，溪谷为牝。”阳数九，阴数六，故山有九而水有六也。六水盖于四水之外，益以江、淮，则辽水即弱水，黑水即洋水也。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乃方士荒怪之说，安得凿求所在乎？参看第七章第五节。则知九州之说，亦春秋、战国学者、以意区分耳。《汉书·地理志》云：“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马融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齐为营州。”《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尔雅·释文》。郭璞、《尔雅注》，李巡、《释文》引。孙炎《诗·周南·召南谱疏》。以《尔雅》所说为殷制。皆类乎梦呓也。

九州为古小部中度地居民之法。已见第七章第三节。古人笃于宗教，故知识稍进，又以天文与地理相牵合。《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此即《吕览》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之说。《有始览》。郑《注》云：“其书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此即《史记·天官书》二十八舍主十二州之说，分州之必以九或十二者以此。疆域之广狭，今古不侔，而九与十二之数不容变，则其所分必不能一致矣。《史记·孟荀列传》云：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淮南·地形》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 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所谓农土，盖即邹衍所谓赤县神州，其名亦本旧闻，非新创也。《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

《孟子》亦曰：“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梁惠王上》。而《淮南》言：“九州之大，纯方千里。”则其所谓九州者，仅当《王制》《禹贡》之一州。邹衍所谓禹所叙九州者，乃于《王制》《禹贡》等书之一州中，复分为九。今《禹贡》《尔雅》《吕览》《周官》所言之一州，已当赤县神州者九矣。衍说之异于人者，时人谓天下之大，止于《禹贡》等书所言之九州，衍则谓有如是者九，非谓当有如是者八十一也。《淮南》又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八殥之外，而有八，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八 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八极即八 之极边，非别有其地。八殥在中国之外，为泽；八 在八殥之外，又为陆。盖泽居之时，本族所居之洲以外为水，其外又为他族之地。《淮南》之八殥，即邹衍之裨海。以地理虽难征实，其缘起实可推求也。邃古中岳，系指泰山，已见第三章。所谓四渎，观第七章第二节所引《汤诰》，实就所居之地言之。正如宋代东、西、南、北四河之名，乃以汴梁为中所锡。《淮南》九州，名义虽难强求，然济水下流，似在正北，则其所谓神州，正泰山四面之地。《淮南》又曰“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故称其地为农土也。华夏邃初之疆域，可以微窥矣。《王制》

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则为春秋、战国时疆域，如《禹贡》《尔雅》《吕览》《周官》之所云者。析方三千里之地为九，固适得方千里者九也。《尔雅·释地》云：“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明堂位》云：九夷、八蛮、六戎、五狄。郑《笺诗·蓼萧序》，与今《尔雅》同。《注》《周官》职方，布宪，则同《明堂位》。《蓼萧序疏》云：数既不同，而俱云《尔雅》，则《尔雅》本有两文。又引《郑志》答赵商问云：无国别之名，故不定。四海盖当时夷狄之地，合之则成五千里之封，《周官》所云，窃疑亦不过如此。谓四面相距，为方万里者，实误也。《尔雅》之四海，盖同《淮南》之八殥；四荒即其八；四极即其八极。郭《注》云“四极，四方极远之国”，“四荒次四极”，“四海次四荒”，说固不误。予昔信朱绪曾之说，《开有益斋经》说。谓邠即公刘之邑，濮为熊通所启，见第九章第二节。祝栗即涿鹿声转，谓四极在四荒之内。由今思之，实未必然。《说文·水部》：汃，西极之水也，引《尔雅》西至于汃国，则今本邠乃误字。濮族占地甚广，《尔雅》之濮铅，断不能说为熊通所启。涿鹿即彭城，更非使译所极矣。《后汉书·西域传》言：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后汉书·西域传》则又谓在大秦之西矣。盖于其地本不审知，徒以为西方极远之国，遂以己所知极西之地当之也。《尔雅》言四荒、四极之名，亦正如此。必求其地之所在，转致误矣。《楚辞·招魂》曰：“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止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书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辞皆荒昧，而又非全无所因，殊足见古人所谓四海之外者为如何也。

古人之言地理，又有系据天象推测而得者。如《尔雅》言：“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太蒙。”《周髀》言两极之下，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是也。古盖天家言，以地为平面。北极居中央，四面皆为南，故其南方无穷。《庄子·天下》举惠施之言曰“南方无穷而有穷”，乃反乎恒情而言之也。《吕览·有始览》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管子·地数》《轻重乙》《淮南·地形》《五藏山经》篇末说皆同。出水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五藏山经》篇末同。出水者作出水之山。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又九万七千里。”《淮南·地形》：“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郭《注》：“选，万也。”亦系如此。非真目验所得，并非传闻之辞也。与《禹贡》等书所言地理，根源各别，不可混淆。

第十一章 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若是乎，社会之组织，必以夫妇为之基也。虽然，此非其朔也。社会学家言：动物群居之方有二：一如人之有家，猫、虎、熊、狐则然。牝牡同居，仅以乘匹时为限，子女长成，即与父母分离，此外更各不相涉矣。一如人之结社，犬、马、猿猴则然。父母子女，永远同居累代不涣，故其群可以极大。同居时短者，势不能有语言，而人类之首出庶物，实以语言为根干，故人必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人类以男女之事为耻，及其嫉妒之情，皆非本性。妇人之爱孩稚，亦非必己之所生。邃初男女之欲，亦男求女，女求男而已，非某男求某女，某女求某男也。又人类生活程度高，一夫妇能鞠育子女至于成长者，实无之，故无论何等，家庭必与社会相维系。顾家庭之制，在人类极为普遍者，则因古人多以游猎为生。游猎之民，率好劫略，而其时生计贫窘，可掠之物甚鲜，女子遂为劫略者所垂涎。既以劫略得之，则视为财产，必谨守护，弗许他人侵犯。然其守护之也，亦视为财产而已，故苟有所取偿，则租借、馈赠，无所不可也。《汉书·地理志》言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左氏》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与卢蒲嫳易内；昭公二十八年，晋祁胜与邬臧通室；皆此俗之遗也。不特此也，男子之压制女子，使之专属于己，只施之群以外，而不施之群以内。此尤人为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之铁证也。

昏姻之法，非所以奖励男女之交也，乃所以限制之，使其不得自由。何则？ 群而有昏姻之法，即不啻曰非依是法不得媾合，云尔。一切有为之法，悉属后起，故邃古之世，必有一男女媾合绝无限制之时，特已无可考而已。人之分其群为若干部，而各异其权利义务也，必始于年辈之不同。此乃事势之自然。大率分为老、壮、幼三级。《礼记·礼运》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论语·公冶长》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古之遗言也。男女媾合之禁，亦当始于是，社会学家所谓辈行昏也。《礼记大传》曰：“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此所言者，为宗子合族之礼。异姓来嫁者，但主于母与妇之名，而不复别其为谁某之妻，如是而男女即可云有别，此实辈行昏制，遗迹犹存者也。此外如夫兄弟、妻姊妹昏之盛行；象计谋杀舜，而云二嫂使治朕栖，见《孟子·万章上》。叔术取邾娄颜之妻，见《公羊》昭公三十一年。孟卯妻嫂，见《淮南·氾论》。皆夫兄弟昏之遗迹。妻姊妹昏，则其事甚多，不待举证，娣即其最显之证也。姊妹俱嫁一夫者，与兄弟之妻称谓之相同；《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此谓俱嫁一夫者。又曰：“长妇谓稚妇为娣妇，稚妇谓长妇为姒妇。”此谓兄弟之妻。以及叔嫂避忌之严；《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檀弓》：“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凡避忌严者，其初必多渎乱，夫兄弟昏，大抵叔可继嫂，兄不得取弟之妻也。妻之姊妹，至后来犹颇亲暱；如《硕人》之诗，言“谭公惟私。”又《左氏》庄公十年：“蔡哀侯取于陈，息侯亦取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亦皆足为左证。《白虎通义·号篇》，谓三皇之先，“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盖指此时代言之矣。古父母非专称，盖凡上一辈人皆有抚育下一辈人之责。后世父兄子弟之称犹如此。然当此时，一夫一妇之制，亦已萌蘗于其间，则内昏制稍变于外昏为之也。同姓不昏之故，昔人言之者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国语·郑语》，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此说。曰“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左氏》昭公元年。以今遗传学及昔时事实按之，皆无根据，盖非其实。如真谓亲族相昏有害，则凡亲族相昏皆当禁。然各民族，罕有兼严于父族母族者，如中国，舅之子、姑之子、从母之子相昏即极盛，且行之甚久矣，然绝未见其有害也。必求其实，则司空季子所谓“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者，《国语·晋语》庶乎近之。《礼记·郊特牲》曰：“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厚别则所以防黩，附远则后起兼致之利也。怨乱毓灾，古盖不乏其事，而男子得女子于异部族，私为己有者，其事亦数见不鲜。鉴于争色之致斗乱，稍奖彼而禁此，后遂以为大戒矣。古淫与乱有别，见《诗·雄雉序疏》。淫不为大恶，乱则曰鸟兽行，曰禽兽行，在诛绝之科也。外昏之初，始于劫掠，说已见前。其后鉴于争夺之不可为常，则稍变为卖买。女权昌盛之地，女子不乐往嫁者，亦以服务昏代之。逮社会益演进，财权皆操于男子之手，乃复变为卖买。而生计益裕，嫁女者不复计人力之损失而求偿，而礼亦益文，则又变为聘娶，古所谓六礼也。亲迎之必以昏，凡行礼皆用昕，六礼除亲迎外，亦皆用昕。昏礼之不用乐，《郊特牲》。皆劫掠之遗迹，《世本》言：“太昊制以俪皮为嫁娶之礼。”《礼记·月令疏》。《曲礼》谓：“女子许嫁缨。”缨者，颈饰，其字从贝。缨为王氏筠所谓累增字。初只作。增为婴，又增为缨。贝与皮皆古代泉币，是为卖买之遗迹，赘婿即服务之遗迹也。六礼者：曰纳采，亦曰下达，男氏求昏之使也。女氏既许昏矣，乃曰：“敢问女为谁氏。”谦，不必其为主人之女也。时曰问名。纳

采、问名共一使。既得许，归卜之于庙，时曰纳吉。卜而得吉，使告女氏，时曰纳征，亦曰纳币。纳币以玄 束帛，俪皮，两麋鹿皮，见《公羊》庄公二十二年《解诂》。即今之订昏也。订昏之后，乃诹吉日。吉日男氏定之，然必三请于女氏，女氏辞而后告之，示不敢专也。时曰请期。及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女氏之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舅姑承子以授婿。此语见《坊记》。降出，御妇车。御轮三周，先。婿下车，先行，御者代之执辔。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时曰亲迎。质明，赞妇见于舅姑。厥明，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谓之授室，以著代也。此为嫡妇之礼，与嫡子之冠于阼同，庶妇则使人醮之。以上著于礼经，《仪礼·士昏礼》。《礼记·昏义》，为《仪礼》之传。亦错见《郊特牲》篇中。为北方所行之礼。南方则颇异于是。《公羊》言楚王妻媦，桓公二年，《注》：“媦，妹也。”春秋时晋嫁女于吴，《左氏》襄公二十年。鲁亦取于吴，哀公十二年。是南方不禁同姓昏也。《礼记大传》曰：“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 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则殷以前，同姓昏之禁不甚严。《秦策》：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说苑·尊贤》作出夫。《汉书·地理志》：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以此等风俗为由于政令，自系汉人浅见。其实襄公之姑姊妹不嫁，或反系风俗使然。《齐策》有北宫婴儿子，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善父母，盖即巫儿。而淳于髡亦为齐赘婿。《史记》本传。是东南多以女为户主也。盖农业本女子所发明。初发明时，系女耕耘而男田牧。斯时田亩、屋庐，皆为女子所有，男子皆就昏女子之家。逮农事益重，所需人力益多，乃更以男子为主。南方土沃民窳，农业演进较晚，女系族制，行之较久，故其昏姻之法，亦与北方不同也。

古有两姓世为昏姻者，如春秋时之齐、鲁是也。古虽禁同姓昏，而姑舅之子，相为昏姻者反盛，以此。社会学家言，又有所谓半部族昏者（Moieries），如以甲乙二姓，各再分为两部，甲为一、二，乙为三、四，一之昏也必于三，生子属第二部，其昏也必于四，生子属第一部，其昏也又必于三。如是，则祖孙为一家人，父子非一家人矣，古昭穆之分似由此。“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礼记·曲礼》。殇与无后者，必从祖祔食而不从父，《曾子问》。实与“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理相通也。《左氏》僖公十年。

群以内，虑其以争色致斗乱也，而外昏之制，一时不能遍行，不能人人在部族之外得妇。乃于部族之中，推行一夫一妇之制，使于妃匹之外，不得媾合焉，此为辈行昏转变为对偶昏制之渐，古所谓合男女也。合男女之文，两见于《管子·幼官》。一在春时，一在秋时。《礼记· 礼运》曰：“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易》曰“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大过》爻辞。盖即合男女而不当其年者。譬诸枯杨复生，为妖孽，此对偶昏制后于辈行昏制之征也。《管子》九惠之政，五曰合独，“取鳏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入国》。《周官》媒氏之职：“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取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取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盖对偶昏之制，初本以公意干涉而成，后遂设官以理其事也，惟昏姻为公意所干涉，故昏年、昏时，亦皆有其定则焉。昏年之说：《礼记·曲礼》 《内则》及《谷梁》文公十二年。《周官》，媒氏。皆谓男年三十，女年二十。此说最为通行，儒家皆祖述之。《尚书大传》《白虎通义·嫁娶篇》《诗·摽有梅疏》引《五经异义·礼大戴说》。然大戴别有一说，谓太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而三十取、二十嫁为中古之制。《本命》。《左氏》谓国君十五而生子。《异义》引《古春秋左氏说》。按《左氏》本文，见襄公九年，《淮南·氾论》云：“礼三十而取，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墨子·节用》，谓圣王之法，男年二十，女年十五。《韩非·外储说右下》同。《越语》勾践之令，则男年二十，女年十七。《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同。盖古昏姻之法不严，男女之交不必在嫁娶以后，嫁娶或为血气已衰后事，故为时可以较迟；后世非夫妇不许同居，则为时不得不早矣。罗维（Robert Heinrich Lowie）《初民社会》，言巴西之波洛洛人（Bororo），必年长然后结昏。未昏男子，率共居一处，掠少女为淫佚。案男女同居，本为互相辅助，此必血气既衰，欲念已淡，然后可以有恒。少年时殊难责以专一。波洛洛人之法，实较合于人之本性也。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本。男三十，女二十，自系为之限极，使不可过。其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古以男八岁而龀，二八十六而精通；女七岁而龀，二七十四而精通；《大戴本命》《白虎通义·嫁娶》《素问·上古天真论》：男子八八六十四而天癸绝，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绝。故男子六十闭房，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至七十大衰，非人不暖，则复开房。《内则》所谓“夫妇之礼，惟及七十，同藏无间”也。又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盖古习俗，限制男女交际，始于毁齿之年，迄于大衰之日。自兹以往，则任为人父母。太平之世，不急急于蕃育，而聘娶鞠育，皆不能无待于资财，故限极较宽，俾得从容措办。惟贵族席丰履厚，不以乏财为虑者，其配合即在能施化之年。凶荒札丧之日，急于蕃育人民，则其限极较促，墨子、韩子所言是也。《国语》言十七者？《汉书·高帝纪》二年《注》引孟康说：“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越王之令，意盖同此。令于始化之后，得稍事措办也。昏时：《荀子·大略》曰：“霜降逆

女，冰泮杀止。”《繁露·循天之道》同。《诗》言“士如归妻，逮冰未畔”，其说是也。古者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见《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汉书·食货志》同。田牧之世，分散尤甚。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禖，皆可见嫁娶之时节。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周书·籴匡》言荒政曰“嫁娶不以时”，意正同此。郑玄以二月为昏之正，非也。昏时、昏年，今古文及毛、郑异说，详见《诗·摽有梅》《绸缪》《东门之杨》三篇及《周官·媒氏疏》。

离昏之法，儒家有七弃、五不娶、三不去之说，见于《公羊》庄公二十七年《解诂》，其说曰：“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丧妇长女不取，无教戒也。世有恶疾不取，弃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取，弃于人也。乱家女不取，类不正也。逆家女不取，废人伦也。无子弃，绝世也。淫佚弃，乱类也。不事舅姑弃，悖德也。口舌弃，离亲也。盗窃弃，反义也。嫉妒弃，乱家也。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大戴记·本命》略同。《白虎通义·嫁娶篇》，仅有五不娶之说。皆男权盛张、家族特重时之法而已。妻之于夫，必义绝乃得去。所谓义绝者，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是也。《白虎通义·嫁娶篇》。其不平等可谓已甚。然古禁止离异，初不甚严。女子再嫁，尤视为恒事。《郊特牲》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齐谓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齐或为醮。”案作醮与齐意大异，作齐，意谓不得以妻为妾，作醮则谓不得再嫁矣。古通行之语，往往并无确诂。如“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引以证横逆之来三自反，《离娄下》。《檀弓》则引以证“丧三年以为极，忘则勿之忘”是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盖本戒男子不得以妻为妾，后乃变为禁女子不得再嫁。意义既变，遂改齐为醮，并于其下增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矣。观郑《注》绝不及夫死不嫁义可知其所据本，犹无此五字，齐虽或改为醮，犹以不改者为正也。《仪礼·丧服》 《继父同居传》，谓“夫死妻稚，子无大功之亲”，则“与之适人”。此所言者，为士大夫之家，小民之不讳再嫁可知。贞妇二字，昉见《礼记·丧服四制》，观《芣》《柏舟》《大车》之序于《诗》，皆见《列女传》，刘向治鲁诗。儒家亦未尝不加以称美，然此如忠臣义士，杀身成仁，谓责人人必以是为庸行，儒家固无是说也。尤有进者：古妇人三月而后庙见。“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礼记·曾子问》。不亲迎者，亦妇入三月然后婿见。《士昏礼》。《公羊》庄公二十四年《解诂》曰：“礼：诸侯既娶，三月，然后夫人见宗庙，见宗庙然后成妇礼。父母使大夫操礼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也。”然则未三月而离异，犹可谓之未成昏，并不足以言离昏矣。《曾子问》曰：“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父丧称父，母丧称母，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世母。婿既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一造相待三年，一造反可随意废约其事殊不近情，故后人多有疑之者。然一造相待三年，一造犹可废约，则当一造遭丧之际，一造之得废约可知。所谓免丧而犹使人请，仅彼造无意废约时为然耳。此文女氏许诺而弗敢嫁之语，颇有语病，苟不以辞害意，其说实无足疑也。在行对偶昏制之日，离昏总非公意所欲，故总必略有限制。《管子·大匡》谓“士庶人毋专弃妻”，《小匡》谓“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也，然其限制，亦不过如是而已。

昏礼本意，“在于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公羊》庄公十四年《解诂》。非徒以防黩乱也，既为昏姻，则其身若其子孙，权利义务，咸有关系，故必有人焉居间以证明之。“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曲礼》。其意皆不外此而已。然此亦特仪文，配匹之际，固未尝不顾本人之愿欲。《左氏》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即其征也。哀公十一年，晋悼公子慭亡在卫，使其女仆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饮之酒，遂聘之。则男女固未尝无交际，亦未尝禁其相爱悦，特不当不用媒妁，如鲁季姬径使鄫子来请己而已。《公羊》僖公十四年。昏礼不称主人，又隐公二年。特礼之文而非其实。昏姻全不问本人之愿欲与否，乃后世之流失，非古礼本然也。

人类群居，亦有家族社群二者，而家族实为女子之敌，以其禁锢女子必甚也。《内则》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其极，遂至夫人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归矣。《公羊》庄公二十年。案《战国·赵策》：触詟谓赵太后曰：“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则此礼当时列国皆行之，非空谈也。此固惟贵族之家为然。然《管子·八观》言：“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矣。”又曰：“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无自正矣。”《汉书·地理志》，谓郑“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则民间之防闲，亦未尝不严也。所以然者，家必自私，自私者恐其种类之乱，又虑其财产之失，而二者皆非禁锢女子不可，故淫佚、盗窃，并列于七出之条也。《曾子问》曰：“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郊特牲》曰：“昏礼不贺，人之序也。”《昏义》曰：“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也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家族自私之心，昭然若揭矣。夫如是，则女子自不得不以顺为正，《孟子·滕文公下》。以三从为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见《仪礼·丧服传》、《公羊》成公九年、《谷梁》隐公二年、成公九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内则》。则既屈于其夫，又屈于其夫之家审矣。夫孰使女子屈伏于羁轭之下，而丧失其天赋之人权也？则以其不系于群而系于家。孰使之不系于群而系于家？则以其所作之事，皆非以为群，而特为男子之辅助故也。故欲张女权，必自破除家族始，欲破除家族，必自人人为其群执事始。

妾之缘起有二：一曰侄娣。此为昏姻之特异者。常人本只可取一妻，男女之数，大略相等，此为生物定律。既行对偶昏制，势必使人人有妻，故无论何族，大多数人，皆行一夫一妻制。贵者则兼及其娣，又下渔及于其侄。更推广之，则取一国二国往媵，媵又各以侄娣从，是为诸侯之一聘九女。《公羊》庄公十九年。古之酋长，盖皆止于此。其后说者以天子同于诸侯为未安，乃又益之为十二焉。见《春秋繁露·爵国篇》。《白虎通·嫁娶篇》，以此列为或说。又《公羊》成公十年《解诂》，亦谓天子娶十二女。《疏》云：《保乾图》文。大夫功成受封者，得备八妾，盖同于诸侯。不则一妻二妾，有媵而不备 娣。士一妻一妾。说见《白虎通义·嫁娶篇》。然《爵篇》云“庶人称匹夫者？匹，偶也，与其妻为偶”，而《礼器》言“匹士太牢而祭谓之攘”；又《内则》言“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大匡》言“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士庶人毋专弃妻”，则士本无妾。《国语·周语》：密康公之母，言“王御不参一族”。韦《注》：一族，父子也，取异姓以备三。管氏有三归，孔子讥其不俭，《论语·八佾》。《集解》：包曰：娶三姓女。则大夫不得取三姓。《士冠礼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五十而后娶，其为再娶可知。古者诸侯不再娶，《公羊》庄公十九年。以其一娶九女也，大夫若有妾，安得再娶？则其初亦无妾也。《盐铁论·散不足》曰：“古者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其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娣，九女而已。”则诸侯初亦无妾。此盖隆古之世，与民并耕而食，饔餐而治之君，故其昏姻之礼，初无以异于常人也。一为妾媵。此所谓媵者，与取一国二国往媵之媵异。彼当往媵之初，已有夫妇之义，此则女氏之送女者耳，犹男氏之御也。媵亦以男子为之。因男权无限，家中女子，凡所欲者，皆可奸通，于是自妻家来者，则谓之媵，家中所固有者，则谓之妾。妻以外得相交之女子，总不越此二类，故古恒以妾媵并称。后世送女之制已废，则媵之名亦废，而但称为妾也。《说文·部》：“妾，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也。”古臣妾即后世之奴婢，初盖惟以俘虏、罪人为之。其后贵贱之别渐夷，贫富之分益显，则一变而为奔，再变而为卖矣。古有所谓游女者，实与游士无异，皆民之穷无所归者也。游士之有才技者，或为贵人食客，下者乃为奴仆。女则无事可以自效，遂皆为人婢。主人欲淫其婢，法俗皆不之禁，故古婢妾无别。然其初，固求执事以自食，非来求荐寝也。民已穷无所归，而法俗尚未许卖买人口则为奔；逮其公然行之，则奔亦变为卖矣。《曲礼》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子柳曰：何以哉？ 子硕曰：请鬻庶弟之母。”《韩非子·内储说下》：“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匹布。其夫曰：何少也？ 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可见买妾之事，自贵族至庶人皆有之。《战国·秦策》：“卖仆妾雠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又曰：“去贵妻，卖爱妾。”妻妾一可卖，一不可卖，则等级之制为之也。

古文经说之丧心害理者，莫如《礼记·昏义》。末节，其说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夫六官乃古文经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则今文经说，二者绝不相蒙，今乃糅合为一。且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自来无与内官相对照者，今则凭空造作。世妇、女御之名，取诸《周官》，然《周官》不言其数。《昏义》乃《士昏礼》之传，此节所言，事既与经无涉，文亦不类传体，谓非窜附可乎？《汉书·王莽传》：莽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窜附者为何等人，又不待言而明矣。郑玄《檀弓注》云：“帝喾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为正妃，余三小者为次妃。帝尧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谓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说》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则殷人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喾，立正妃，又三二十七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嫔也，世妇也，女御也，五者相参，以定尊卑。”穿凿附会，真可发一大噱。

既有妻妾之制，则嫡庶之别，不得不严，盖妾惟贵族之家有之，而贵族继嗣之际，恒启争夺之端，不得不防其渐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谓主天者法商而王，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妾为夫人，特庙祭之，子死则废，见《公羊》隐公五年《解诂》。主地者法夏而王，立嗣与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盖古自有此两法，而《春秋》之张三世，则所以调和之者也。古所称三代异礼，实为民族之殊俗，或不容偏废，或可以相矫，故儒家并存之。《白虎通义·嫁娶篇》，谓嫡夫人死得再立，不以卑贱承宗庙；又列或说，谓嫡死不更立，明嫡无二，防篡杀；亦此二说之引伸而已。其《姓名篇》，谓嫡长称伯，庶长称孟。《左氏》襄公十二年（前561年），灵王求后于齐，齐侯问对于晏桓子，桓子述礼辞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昭公三年（前539年），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犹有先君之嫡及遗姑姊妹若而人。”则古男女，嫡庶出者，似皆异长，与蒙古人同。盖子女旧属于母，故虽当男系盛行之时，随其母为贵贱之习，犹卒不易改也。

倡伎之制，世皆谓始于齐之女闾，恐非也。女闾之说，见于《战国·东周策》，谓“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案《周官》内宰，佐后立市。《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亦谓齐“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商君书·垦令》曰：“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则古女子与市，关系颇深。《商君书》军市女子，似即后世倡伎之伦，齐桓宫中七市，则不得以此为例。《史记·货殖列传》，谓中山之女子，鼓鸣瑟，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古贵族外淫甚难，如陈佗、晋幽公皆见杀，见第九章第八节。齐桓公说宫市之女，而召之入宫则可矣，若乐宫市而过之，度亦不过如卫灵公之所为，《史记·孔子世家》：“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此乃纵游观之乐，非纵淫也。谓失人君之体则有之，遽以宫市为后世之倡伎则过矣。女闾，盖即《汉志》所谓巫儿。《东周策》之意，盖亦如《汉志》之讥襄公，而言之未悉，拟诸后世之倡伎，更非其伦也。《货殖列传》又言：“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观不择老少一语，则所接者非一人，此或与《商君书》军市之女子，同为后世倡伎之伦耳。

第二节 族 制

人类为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上章已言之。孔子言大道之行也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富辰亦曰：“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固知“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非人性之本然也。

然则人何以不合天下为一家，而家云国云，有此疆彼界之分也？曰：此由所处之境为之限。推人类之本性，其相人偶，本可以至于无穷，然情意之相通，亦必有其所凭藉。古者山无徯隧，泽无舟梁，既有以限制其往来；而语言之不同，风俗之各异，亦若为其合同之障；此其所以有国云家云之林立也。然人固无不乡大同之途而行。非必圣哲，即恒人，其所行者，虽若日争夺相杀，然其本心，未尝不有一天下为公之念，潜伏于其中。特道阻且长，非一日所能至；又其前进也，常取曲线，或不免倒行逆施耳。鸟飞准绳，固不容拘丈尺以论曲直。此识者所以深观其微，而不为一时之幻象所惑也。

人与人相亲恶乎始？ 曰：始于母子。社会一切现象，皆为后起，惟母之抚育其子不然。不如是，人固无由存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曰善推。知有母，则知有同母之人焉；又知有母之母焉；又知有与母同母之人焉。亲族关系，自兹而昉。田牧之世，男子日奔驰于外，抚育子女，皆由其母任之；又女子多有定居；故子女恒属于母。于文，女生为姓，职是故也。斯时之匹合，男子恒入居女子之家。《丧服》为舅缌，为从母小功，后人曲为之说，终属未安。若知女系氏族，夫从妇居，则何足异？ 斯时之从母，正如今之世叔父；舅之于甥，则如姑之于 耳。夫从妇居之制，人类初知农业时则然，以斯时土地屋庐率为女子所有也。及生事益进，农业之所系益重，亦以男子为之主，则财权渐入男子手中；又男子或为酋长，或为将帅，或为巫祝，权力声望，稍与人殊，不复乐以服务求昏，昏礼复变为聘娶，而女子始隶属于男子。至于田牧之族，本以劫掠、卖买为昏者，更无论矣。有财产者，率欲传之于子；职业地位，亦多父子相传；与人交者，皆当求知其父，而不必求知其母。于是始以姓表见其为某母之子者，今则以姓表见其为某父之子焉，而母姓始易为父姓。如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史记·五帝本纪》。显系各从其母，而禹之后为姒姓，契之后为子姓，稷之后为姬姓，则皆从其父是也。此女系氏族所由易为男系也。今所谓氏族，即古所谓姓。

古九族之制，见于《白虎通义》者：曰父属四：父之姓为一族，《五经异义》作五属之内。父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一族。身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一族，身女子子适人有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母为一族。母之昆弟为一族。《五经异义》作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女昆弟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为一族。妻之母为一族。此为今《戴礼》《欧阳尚书》说，亦见《五经异义》。《诗·王风葛藟疏》引。然《白虎通义》又有一说，谓尧时父、母、妻之族俱三，周乃贬妻族以附父族，则此说犹非其朔也。《异义》述古文说，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则误以九世当之矣。族类之无服者谓之党，《礼记·奔丧》郑《注》。《白虎通义·嫁娶篇》，谓《春秋传》讥娶母党今三传皆无其文，古经说传固不能尽载也。则古母姓之不通昏，正如后世之父姓也。

《白虎通义》曰：“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盖纯论情谊者也。又曰：“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为宗人之所尊。”则有督责之意矣。宗有大小之分，说见《礼记大传》。《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丧服小记》略同。《注》曰：别子为祖，“谓公子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奉以为祖”。继别为宗，“别子之世嫡也。族人尊之，以为大宗”。继祢者为小宗，“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谓之小宗”。又曰：“小宗四，与大宗凡五。”盖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故诸侯之子，惟嫡长继世为君，嫡长而外，悉不敢祢先君，其后世遂奉以为祖，是为别子。别子之世嫡，谓之大宗，百世不迁。世適而外，是为小宗。其子继之，时曰继祢小宗。其孙继之，时曰继祖小宗。其曾孙继之，时曰继曾祖小宗。其玄孙继之，时曰继高祖小宗。继祢者亲弟宗之，继祖者从父昆弟宗之，继曾祖者从祖昆弟宗之，继高祖者从曾祖昆弟宗之。更一世绝服，则不复来事、而自事其五服内继高祖已下者，所谓五世则迁也。然则一人之身，当宗与我同高、曾、祖、父四代之正嫡，及大宗之宗子，故曰：小宗四，与大宗凡五也。夫但论亲族之远近，则自六世而往，皆为路人矣。惟共宗一别子之正嫡，则虽百世而其抟结不散，此宗法之抟结，所以大而且久也。此谓公子也，而始适他国者，后世奉以为祖，其义实为尤要。何则？一族之人，终不能永远聚居于一处，如人口过多，须移居他处；新得属地须分封子弟治理。必有迁居他处者。迁居他处而无以治理之，不可也。虽有以治理之，而其与本族之关系遂绝，尤不可也。惟诸侯始受封，卿大夫初适异国者，皆为其地之大宗，而于故国旧家，大小宗之关系仍不绝，如周公在鲁为大宗，在周为小宗。三桓在其族为大宗，在鲁为小宗。则二者皆无可虑矣。《笃公刘》之诗曰：“君之宗之。”毛《传》曰：“为之君者，为之大宗也。”《板》之诗曰：“大宗维翰。”《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周时同姓之国，皆称周为宗周，此诸侯之宗天子也。公山不狃谓叔孙辄曰：“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左氏》哀公八年。此大夫之宗诸侯也。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孟子·滕文公上》。则诸侯亦相宗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以此。

古无今所谓国家，抟结之道惟在于族，故治理之权亦操诸族。族人于小宗之子，仅以本服服之，于大宗宗子，则五世而外，悉为之齐衰三月，于其母妻亦然，此庶人为君之服也。古所以特重正嫡者以此。盖但论亲情，众子相等，欲传治理之权，则众子中不得不择其一矣。继承之法，族各不同，周人则特重嫡长。正而不体，嫡孙。体而不正，庶子。正体不传重，嫡子有废疾。传重非正体，庶孙为后。皆不服三年之丧。正体传重者，则父为之斩衰三年，母为之齐衰三年。天子诸侯，以尊绝旁亲之服，大夫降一等，而于妻、长子之妻皆不降。皆于亲情之外，兼重传统也。《曲礼》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内则》曰：“嫡子庶子，只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然后敢私祭。”可以见宗子之尊矣。

《丧服传》曰：“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嫡子不得后大宗。”又曰：“何如而可为之后？ 同宗则可为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然则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嫡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否邪？《通典》引《石渠礼议》：戴圣曰：“大宗不可绝，言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耳。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闻人通汉曰：“大宗有绝，子不绝父。”宣帝制曰：“圣议是也。”又引范宁云：“《传》云：嫡子不后大宗，乃小宗不可绝之明文。”陈立曰：“《传》云大宗不可绝，不云小宗不可绝。大宗所以收族，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禘之大祖，殇与无后，莫不咸在，亦不至如宁所云生不教养，死不敬享也。天子建国，则诸侯于国为大宗，对天子言则小宗，未闻天子之统可绝，而国统不可绝也。诸侯立家，则卿于家为大宗，对诸侯则小宗，未闻诸侯之统可绝，而卿之家统不可绝也。卿置侧室，大夫贰宗，士隶子弟，皆可据而著见也。”《白虎通义·疏证论为人后》。可谓明辨晰矣。夫如是，则宗法与封建并行之理，可推见焉。何则？惇宗所以收族，收族则一族之人，所以自求口实也。古人谓鬼犹求食，其重祭祀，亦与其求口实之意同。古宗子皆有土之君，故能收恤其族人。族人实与宗子共恃封土以为生，故必翼戴其宗子。众建亲戚，以为屏藩，一族之人，互相翼卫，以便把持也。讲信修睦，戒内讧也。兴灭继绝，同族不相翦也。美其名曰亲亲者天下之达道，语其实，则一族之人，肆于民上，朘民以自肥而已。曷怪孔子以“大人世及以为礼”为小康之治哉？《礼运》。

有宗法，则必有支分派别；有支分派别，必有名焉以表之，是曰氏。《大传》曰：“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 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曰“姓，正姓也，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疏》曰：“正姓，若周姓姬，齐姓姜，宋姓子。庶姓，若鲁之三桓，郑之七穆。”三桓见第九章第七节。七穆谓郑穆公七子，子良公子去疾之后为良氏，子罕公子喜之后为罕氏，子驷公子 之后为驷氏，子国公子发之后为国氏，子游公子偃之后为游氏，子丰之后为丰氏，子印之后为印氏。穆公之子，又有子孔公子嘉、子羽、子然、士子孔，子然二子孔皆亡，子羽不为卿，故惟言七穆。《世族谱》云：子羽之后为羽氏，见《左氏》襄公二十六年。《论衡·诘术篇》云：“古者有本姓，有氏姓。”本姓即正姓，氏姓即庶姓也。《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义》言氏之类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以号，则唐、虞、夏、殷也。以谧则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国，曹、鲁、宋、卫也；以官，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园、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职，三乌、五鹿、青牛、白马也。”古命氏之道，盖略具于此矣。姓百世而不变，氏数传而可变。何也？ 姓以论昏姻，古所谓同姓不昏者，实以始祖之正姓为准。氏以表支派，非切近其关系无由明。《后汉书》言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氏为姓。羌无弋五世至研，豪健，羌中称其后为研种。十三世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民之于近己者，畏其威，怀其德，固视世辽远不可知者为切，氏之亟变，由此道也。顾亭林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无男子称姓者。《原姓》。夫男子非不称姓也，言氏而姓可知矣。女子称姓者，女无外事，不待详其为何族之子，若论昏姻，则举姓而已足也。

龚自珍云：“周之盛也，周公、康叔以宗封；其衰也，平王以宗徙，翼顷父、嘉父、戎蛮子皆以宗降；汉之实陵邑，以六国巨宗徙。”《农宗》。此古有罪者之所以必族诛也。然谓农亦有宗则非是，《丧服传》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孟子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一有宗法，一无宗法，显然可见。盖古战胜之民，移居于所征服之地，必也聚族而居，而不敢零星散处。女真移猛安谋克户入中原，必以畸零之地与民田相易，正为此也。

右所述为周制，盖北方之俗。至东南之俗，则有颇异于是者。殷兄终弟及，鲁、吴俗犹与相类，已见第九章第七节。《左氏》：文公元年，子上言：“楚国之举，恒在少者。”昭公十三年，叔向言：“芈姓有乱，必季实立。”《公羊》文公十四年，晋郤缺纳接菑于邾娄。邾娄人曰：“子以其指，则接菑也四，玃且也六；子以大国压之，则未知齐、晋孰有之也；贵则皆贵矣。”《解诂》曰：“时邾娄再取，二子母尊同体敌。”此皆与周之重嫡长有异者也。男系氏族多相继，女系氏族多相及，说已见前。产业之传授，多于少子，治理之承袭，多于长子，以少子多与父母同居，而长子于治理为便也。周人之俗，盖好战之族则然。儒者以为天经地义，翩其反矣。

南北之俗虽异，而其自氏族进于家族则同。人类抟结之方，必随其生计之情形而变。古者交易未盛，生活所资，率由一族之人，通力合作，人口愈多，生利之力愈大，故其人率能抟结。至交易之道开，则相待而生者，实为林林总总，不知谁何之人。生活既不复相资，何必集亲尽情疏之人以共处？ 且交易开，则人人皆有私财，而交易之际，己啬则人丰，己益则人损，尤为明白易见。如此切近之教育，日日受之，安有不情疏而涣者？ 氏族替而家族兴，固势所必至矣。今西人以夫妇及未成长之子女为家，过此以往，则称为大家庭，中国则多上父母一代。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率五口至八口。《孟子·滕文公上集注》引程子说。实亦相去无几。《丧服继父同居传》，谓“夫死子稚，子无大功之亲”，则“与之适人”，故说者谓古卿大夫之家，大功以下皆同财。然《传》又曰：“昆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则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人各私其父，则所谓大功同财者，亦其名焉而已。其实，亦与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者，相去无几矣。固知人所处之境同，所率之俗亦必同。

狐突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氏》僖公十年。史佚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五年。氏族之猜忌自私如此，宜乎“异姓乱族”，《周书》以为十败之一；《酆保》。虽以外孙承嗣，《春秋》犹书“莒人灭鄫也”。《公羊》襄公五年、六年，《谷梁》义同。率是道而行之，势必至于日寻干戈而后已。何则？爱其国者，势必不爱人之国；爱其家者，势必不爱人之家，先为此疆彼界之分，而望人行絜矩之道，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北辙南辕，直戏论耳。夫如是，则强宗巨族，必诒和亲康乐之忧，且为发号施令之梗，大一统之世不得不以政治之力摧毁之，固其宜矣，此又氏族所以灭亡之一道也。

既重世系，则必有以记识之，时曰谱牒。《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又：瞽蒙，“讽诵诗，世奠系”。杜子春云：“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语》曰：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案古代史迹，率由十口相传，久之乃著竹帛。瞽蒙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小史能知先世名讳忌日，其于世次之外，必能略记其生卒年月等。瞽蒙所讽，可以昭明德而废幽昏，则并能略知其行事矣。此后世家谱、家传之先河也。谱牒之作，列国盖多有之。故《史记·三代世表》，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也。《十二诸侯年表》云：“谱牒独记世谥。”《南史·王僧孺传》，载刘杳引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则其体例，尚有可微窥者矣。列国之谱牒，盖随其社稷之倾覆而散亡，自秦以来，公侯子孙，遂至失其本系。司马迁、王符等，虽竭搜集考索之功，终不能尽得其故矣。

第三节 人 口

养人者地也，而人有所施为，亦必于地，故人与地之相配，贵得其宜。《礼记·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管子·霸言》曰：“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八观》曰：“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即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之注脚也。古之重民数，其道盖有二，一以图事功，一以计口实。《周官》司民，为专掌民数之官，其职曰：“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注》：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齿。辨其国中都鄙及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祠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案此法颁于小司徒，自乡大夫以下，咸掌其事。遂亦如之以起军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贡赋。小司寇之职云：“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盖司徒之意重于役，故所稽者为夫家。小司徒之职云：“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乡师云：“以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乡大夫云：“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 族师云：“校登其族之夫家众寡。”县师云：“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遂人云：“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遂师同。遂大夫云：“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酂长云：“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惟闾师云：“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鄙师云：“以时数其众庶。”皆无夫家之文。然此诸官，所职皆系一事，虽文有异同，而意无异同也。司寇之意重于食，故所书者为生齿。《贾子·礼篇》云：“受计之礼，王所亲拜者有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谷之数则拜之。”以民数与谷数并言，可见其意在计民食。《大戴记·千乘》曰：“古者殷书，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此以气食得节，作事得时，民劝有功，是故年谷顺成，天之饥馑，道无馑者。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此以气食不节，作事不时，天之饥馑于时委，民不得以疾死。”合饩食与作事并言之，又可见其意兼在趋事赴功也。

历代史籍所记户口之数，盖无一得实者。如前后汉盛时，户数皆逾千万，而三国时合计不及百二十万，仅当后汉南阳、汝南二郡，则无此理。盖民之不著籍者甚多历代户口之数，只可以考丁税收数，不能以考户口登降也。能得实者，其在隆古之世乎？ 古之为治纤悉，君卿大夫，皆世守其地；赋役之登耗，与其禄食有关；民不易隐匿，君亦不肯听其隐匿。田里皆受诸官，民亦自不欲隐匿。又交通阻，生事简，民轻去其乡者少，既无倏忽往来、不可稽核之事，作奸犯科，踪迹诡秘，不乐人知，而人亦无从知之者，尤可谓绝无。谓是时之民数，可以得实，必非虚言也。然此时代，去今久远，民数已无可考，至于稍有可考之世，则其不实，亦与后世等矣。

《礼记·内则》述子生之礼曰：“夫告宰名，宰遍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此所言者，自系卿大夫家之礼。然《周官》乡士之职云：“各掌其乡之民数。”遂士、县士亦然。乡士职云：“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遂士职云：“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数，而纠其戒令，听其狱讼。”县士职云：“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而纠其戒令，总其狱讼。”惟方士掌都家，仅云听其狱讼之辞，不言掌其民数。《注》云：“不纯属王。”则人民于其所居之地，固各有其名籍也。《国语·周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协出，是则多少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搜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盖凡政事，无不与人民有关，故图其政，皆可以审其数也。媒氏之职，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亦其一端矣。然则古审民数之方固多矣。

此等政令，使其皆能奉行，民又何待于料？ 则知宣王之时，政令已有阙而不举者矣。不特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献公十年（前375年），为户籍相伍，见篇末《秦纪》。则秦自献公以前，未有户籍也。又始皇十六年（前231年），南阳假守腾始令男子书年，则前此男子未尝书年，至此女子犹不书年也。盖僻陋之国，户籍之法之不备如此。《国语·晋语》：“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 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则竟可意为出入矣。盖声明文物之邦，其户籍之法之紊乱又如此。民数尚何由得实哉？故曰：至民数记载，稍有可考之时，即已不足信也。

古民数悉无传于后，惟《周官》职方载有男女比率：谓扬州之民，二男五女，荆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男女比率，从未闻相差至此者，盖阴阳术数之谈，非史家之记载也。言古代民数者，有皇甫谧《帝王世纪》，见《续汉书·郡国志注》，皆凭億之谈，绝不足据，今不复征引。然古代民数，固有大略可推者。《商君书·徕民》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算地篇》云：“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盖说与此同，而有夺文。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此即《王制》所谓：“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司马法》提封万井，定出赋者六千四百井，亦以此也。此言郊野之民。《管子·乘马》云：“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下地方百二十里同。则城市之民也。古者封方百里，盖非偶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又云：“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秦制必沿自古，则古之制土分民，实以百里为一区。后虽不得尽如法，然建国若立县邑者，犹必略师其意。故其法留诒至秦。《战国·赵策》言韩、魏各致万家之邑于知伯。又载知过谏知伯，欲以万家之县封赵葭、段规。知战国时之制邑，固略以万家为率也。亦有特大者，如上党之降，赵欲以三万户之都封大守是。此盖不多觏。至如苏秦说齐王，谓临淄七万户。其说魏王，谓其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牛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而曰：臣窃料大王之国，不下于楚。此等大都会，则其时海内不过三数。何则？临淄、江陵，皆《史记·货殖列传》所谓都会。传所举都会，自此而外，曰蓟，曰邯郸，曰宛，曰吴，曰寿春，曰番禺，合临淄、江陵，数不盈十。蓟与番禺等，偏僻已甚，必不足与临淄、江陵比。然则此等都会，虽云殷阗，而其数太少，计算全国人口，殆无甚关系也。户口稍多，如所谓三万户之都会，自当不乏，然古固多次国、小国，其数亦足相消。秦、汉之县，固多灭古国为之者，一史有可稽，一虽无可稽，而其名为古国名，亦可推见其为灭国所建。其新建者，又当略师古制，则就秦世县数，案商君、管子所言，野以五万家，都邑以万四千家；更以孟子所言，家或五口，或八口计之，固可略知战国末之人数也。春秋以前，国邑之数，虽无可考，然去战国时新开拓之地计之，即可得春秋国邑大略矣。自此以上，皆可以此法推之。虽云粗略，慰情究聊胜于无也。

《商君·徕民》之篇又曰：“今秦，地方千里者五，而国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并处，其寡萌贾息，孙诒让云：“当作‘宾萌贷息’，宾萌即客民，对下民为土著之民也。《吕览·高义》：墨子曰：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贷息，谓以泉谷贷与贫民而取其息。言韩、魏国贫，有余资贷息者皆客民，其土著则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也。”朱师辙曰：“《左传》‘寡我襄公’。《注》：寡，弱也。小民无地可耕，多事商贾，以求利息。孙校非。”案孙说实是。如朱说，则与下末作无别矣。《韩非子》以“正户贫而寄寓富”为《亡征》，明客民富而土著贫者，当时自有之也。民上无通名，此即《大戴记》所谓名不升于公门。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阴阳，山之南北也。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孟子言齐“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竟”，《公孙丑上》。 而《汉书·地理志》言楚火耕水耨，吴起欲使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卒以见杀，《吕览·贵因》。则楚之与齐也，犹秦之与晋也。当时人口之不均，亦云甚矣。韩非子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共养薄”，《五蠹》。亦汲汲以过庶为患矣。然此篇而外，古人之言，殆无不以土满为忧，未有以人满为患者。是何也？曰：一如秦、楚等自有其广虚之地；一如梁惠王“糜烂其民而战之”，见《孟子·尽心下》。但求卒伍之多；民之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固非所计也。然则制土分民之律之不讲也久矣。

第四节 等 级

何谓等级？等级者，分人为若干等，权责不同，地位亦异，为法律所许，不易改变者也。等级，西语为客斯德（Caste），中国旧译其音。客拉斯（Class）今人译为阶级，罕有译其音者。二语义实不同，而今人行文，多概用阶级二字。或讥其无别，谓客斯德当称等级，客拉斯当称阶级，然等级阶级，华文义实无别，欲人不混用甚难。予意客拉斯可译为党类，客斯德则等级、阶级俱可译。凡译名，当审科学见行之义，至其语之本义，则势有所不暇顾，而亦不必顾及也。等级之制恶乎起？曰：起于地位财富之不同，而异族相争关系尤大。

中国最古之等级，时曰国人及野人，亦起于异部族之相争者也。何谓国人？古所谓国者，城郭之谓，居于郭以内之人，时曰国人，居于郭以外之人，则曰野人而已矣。后世之城郭，必筑于平夷之地，盖所以利交通；古代之城郭，则筑于山险之区，盖所以便守御。又古国人从戎事，野人则否。然则国人者，战胜之部族择险峻之地，筑邑以居；野人则战败之族，居平夷之地，从事耕耘者也。如是，国人野人，宜相疾视，而书传绝无其事者？则以为时甚早，史弗能纪也。

然其遗迹，犹有可考见者。《周官》乡大夫之职，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所谓大询，即小司寇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者，则有参政之权者，国人也。厉王监谤，国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则行革易之事者，又国人也。国人，盖如辽世之契丹，金世之女真，与其国关系较密。若夫野人，则供租税，服徭役，上以仁政抚我，则姑与之相安，而不然者，则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而已。《史记·周本纪》言：“薰育戎狄攻古公，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 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所谓私属，盖周之部族，民则异部族之服于周者也。其疏戚异，宜矣。

战胜之族与战败之族，仇恨所以渐消者，盖有数端。古无史记，十口相传，故事久而亡佚；不亦寖失其真；战败之辱，稍以淡忘，一也。国有限，野无限。国中人口渐繁，不得不移居于野；即野人亦有迻居于邑者。居地既近，昏姻遂通，二也。国人必朘野人以自肥，以故国人富而野人贫，国人华而野人朴。古者大都不得耦国，封域之内，富厚文明盖无足与国都比者，然至后来，即非复如此矣。三也。春秋以前，军旅皆出于乡，野鄙之民，止于保卫闾里，战国以后，稍从征役，其强弱同，斯其地位等矣。四也。有此四者，故因异部族所成之等级渐夷，而因政权及生计之不平所造成之等级，继之而起。

以分工合力之理言之，凡人之执一技者，莫不有益于其群，本无所谓贵贱。然所司之事，权力不能无大小，居率将之地者遂稍殊异于人矣。古多世业，父子相传，兄弟相及，沿袭既久，变本加厉，视为固然，于是有君子小人之分焉。君子小人，盖以士民为大界。士者，可以为君子，而尚未受爵为君子者也。《士冠礼记》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曲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盖卿大夫初为军帅；士则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也。《管子》言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小匡》。又言“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庶民好耕农而恶饮食”；《五辅》。士与农工商之异可见矣。古者治理之权，皆操于战斗之士，故士又变为任事之称，负治民之责也。士之位卑，其政权亦小，故初虽与庶人异，后转无区别焉。

百姓、人、民、氓，后世义无区别，古则不然。《尧典》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百姓犹言百官，与民截然有别。《中庸》言：“子庶民则百姓劝”，则二者同义矣。《孝经·天子章》：“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疏》曰：“百姓，谓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举其多也。《尚书》云平章百姓，则谓百官，为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经德教加于百姓。则为天下百姓，为与刑于四海相对，四海既是四夷，则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盖先秦两汉之世，此等字义，业已淆乱，执笔者各随其意用之。民人二字，古亦通称。然《皋陶谟》言：“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人亦指在位者言。盖人有人偶之义，故以指切近之人也。《诗·假乐》：“宜民宜人。”《毛传》：“宜安民，宜官人也。”《疏》云：“民人散虽义通，对宜有别，《皋陶谟》云‘能安民，能官人’其文与此相类。”案《毛传》即本《尚书》为说也。《孝经·诸侯章》：“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疏》引皇侃云：“民是广及无知，人是稍识仁义，即府史之徒。”案此只是复语，皇说误。此乃民人同义者也。《诗》：“氓之蚩蚩。”毛《传》曰：“氓，民也。”《疏》曰：“氓，民之一名。对文训异，故《遂人注》云：变民言氓，异内外也，

甿犹懵，懵无知貌，是其别也。其实通，故下《笺》云言民诱己，《论语》及《灵台序》注，皆云民者冥也。”《韩非·难一》：“四封之内，执会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则民与吏皆可称萌。《孝经·庶人章疏》引皇侃云：“不言众民者，兼苞府史之属，通谓之庶人也。”又引严植之，谓“士有员位，庶人无限极，故士以下皆为庶人”，似庶人不可称民者，其说恐非。《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万章下》。此明指农工商言之，即《孝经》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亦明指农夫言之也。

古贵战斗而贱生产。“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滕文公上》。是农所贱也。《王制》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出乡不与士齿。”是工所贱也。《左氏》襄公十三年：“世之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凭君子。”明以有功者为君子，有技者为小人。平原君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士也，而连不忍为也。”《史记》本传。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其姊亦曰：“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史记·刺客列传》。则商所贱也。《韩诗外传》：“吴人伐楚，昭王去国，有屠羊说从行。昭王反国，赏从亡者。及说，说辞。君曰：不受则见之。说对曰：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今臣智不能存国，节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见之，非国法也。遂不见。”古屠沽等统称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者，其实与屠沽殊，其名则无以异也。《管子》曰：“士农工商，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之“群萃而州处”，“不见异物而迁”，则“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小匡》。案《周书》言：“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程典》。又言：“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作雒》。即管子之言所本也。《淮南·齐俗》曰：“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说亦与《管子》同。《周官》大司徒十有二教，“十曰以世事教能”，亦此义。业殊贵贱，而又守之以世，此等级之所由成也。士农工商，为古职业最通用之区别。成公元年，《谷梁》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公羊解诂》曰：“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农，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财货曰商。”《汉书·食货志》曰：“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即《解诂》之说。《说苑政理》曰：“《春秋》曰：四民均赋，王道兴而百姓宁。所为四民者，士、农、工、商也。”何、班二家，盖同用《春秋》说也。《吕览·上农》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以但言生产作业，故不及士。《左氏》宣公十二年言商、农、工贾，则加贾字以足句耳。”《史记·货殖列传》曰：“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以商贾所贩，多山泽之材，故特举一虞。《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

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周官》为六国时书，故分别最细。然园圃、虞衡、薮牧、嫔妇、臣妾之职，固皆可苞于农业之中；且较之士、农、工、商，所系皆较轻也。《墨子·非乐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宜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捆布

，此其分事也。”以官民男女对举，而不及工商，亦以其所系较农为轻也。《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则以士、农、工、商并举，而上加王公，又举妇功，以与男子相对。

《左氏》昭公五年，卜楚丘言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七年，申无宇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其说相合。此盖言其执事之相次。俞正燮《癸巳类稿·仆臣台义》曰：“大夫臣士，如《周官》长率属。皂者，《赵策》所云补黑衣之队，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士卫之长。舆则众也，谓卫士无爵又无员额者。隶罪人，《周官》所谓入于罪隶。僚，劳也，入罪隶而任劳者。若今充当苦差。仆则三代奴戮，今罪人为奴矣。台罪人为奴，又逃亡，复获之。知者。无宇云：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或谓当时之人，分此十级，则误矣。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言：“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则十等亦可云五耦。大夫即卿，是第一等与第二等为耦，第二等又与第三等为耦也。鳞次栉比，正见其相须而成，即尊卑亦非县绝矣。

由政权所生之等级，何自平乎？曰：其必自封建之陵夷始矣。人之所以特异于众者，一以其才德，一以其地位。才德为身所具，子弟不能得之于父兄；即或怀其遗惠，推爱及于后嗣，势亦不能持久，无由成客斯德之制也。地位袭之于人，才能不过中庸，亦得据其位而不变，乃安固不可动摇矣。《礼记·祭义》曰：“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注》：臣能世禄曰富。周人贵亲而尚齿。”可见等级之所由生。《王制》言外诸侯嗣，内诸侯禄，谓世禄而不世爵。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徒设此义，实不能行。内而周、召，外而三桓、七穆，靡不世据其位。遂致在上者骄淫矜夸，不能自振，在下者遏抑掩蔽，末由自达。其极，遂非举颠覆之不可。颠覆之之道：一为有土者相诛夷。有以诸侯灭诸侯者，凡灭国是也。有以诸侯灭大夫者，若楚之于若敖氏是也。有以大夫灭大夫者，若赵、韩、魏之于范、中行、知氏是也。有以大夫灭诸侯者，若三家之于晋，田氏之于齐是也。“诸侯不臣寓公，寓公不继世”，《礼记·郊特牲》。则亡国之后，得保其地位者，国君及其夫人二人而已。据郑《注》。“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氏》昭公三十二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昭公二年。宜矣。一由选举之法渐兴。贵族既不能任国事，势不得不擢用士民，孔讥世卿，墨明上贤，韩非贵法术之士，皆是道也。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告子下》。盖其所由来者旧矣。而要以战国之世为最盛。至汉初，遂开布衣卿相之局。“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冑才则用，不才则弃”，唐柳芳论氏族语，见《唐书·柳冲传》。而因门阀而移居人上者，以法律论，始全失其根据。虽魏、晋以后，反动之焰复然，然其根柢，则远不如先秦之世之深厚矣。此古今之一大变也。

古代之等级，其原为以力相君。封建政体敝，而以力相君之局替，以财相君之局乃代之而兴。《史记》所谓“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汉书》所谓“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隶犹无愠色”也。皆见《货殖列传》。此等贵贱之分，本非法律所许。然法律既有贵贱之别，有财力者，自能入据贵者之位，而挤贫民，使侪于贱者焉。则贵贱之等级其名，而贫富之等级其实矣。封建全盛之世，以贵致富，资本勃兴之世，以富僭贵，其为不平惟均，然为人心所不习，故疾视之者甚多。孔子谓“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氏》成公二年。《易》讥“负且乘，致寇至”，《解卦》爻辞。皆是义也。商君治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虽富无所芬华。《史记》本传。盖犹欲以政治之力障之。然其势，终已不可止矣。

沉沦于社会之最下级者，时曰奴婢。奴婢之始，盖以异族为之，继以罪人充之，终则因贫而鬻卖者亦入焉。《周官》五隶，罪隶为罪人，蛮、闽、夷、貉，则皆异族也。《王制》言：“公家不蓄刑人，大夫勿养，士遇之途，弗与言也。屏之四方，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谷梁》亦言：“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襄公二十九年。盖所诵说者为古制，当异族被俘之始，怨毒之气犹存也。《周官》言：“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秋官掌戮。而四翟之隶，可以“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以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则积久而习为故常矣。《孟子》言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粱惠王下》。而《书·甘誓》曰：“予则孥戮女。”《费誓》曰：“女则有无余刑。”《正义》引王肃曰：“父母、妻子，同产皆坐之，入于罪隶。”郑玄曰：“尽奴其妻子，不遗其种类，在军使给厮役，反则入于罪隶。”案《周官》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五隶之数，各百有二十人。《注》云：“选以为役员者，其余谓之隶。”《疏》云“以为隶民”，即司隶帅以搏盗贼者。身犯罪者，不当如是之众，则古固有连坐之刑，今文家虽设不孥之义，犹非所语于军刑也。古女子亦从军，故亦可为厮役。《费誓》言“臣妾逋逃”，又云“无敢诱臣妾”，盖指是。平时则舂藁而外，亦使之酿酒。《墨子》云“妇人以为舂酋”是也。《天志下》。《说文》：酋，绎酒也。《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注》曰：“女酒，女奴晓酒者”，惠士奇《礼说》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则古之酒皆女子为之。”《吕览·精通》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周官》禁暴氏，“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注》曰：“奚隶，女奴也。”《疏》曰：“天官酒人、浆人之等，皆名女奴为奚。”盖其数亦不少矣。韦昭曰：“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安书》李《注》引。则奴婢之家属，亦不得为良人。然脱奴籍初不甚难。《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斐豹，隶也，著于丹书。《疏》云：“近《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此亦古人丹书之遗法。”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哀公二年，赵简子誓曰：“克敌者人臣隶圉免。”则以君命行之而已。后世人君，往往以诏旨释放奴婢，盖犹沿自古初也。

《周官》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注》曰：“人民，奴婢也。”则六国时人民，已可公然卖买矣。惟可卖买也，故亦可赎。《吕览·察微》言：“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赎之者取金于府。”亦见《淮南·齐俗》《道应》。《新序·杂事》言：“钟子期夜闻击磬而悲，旦召而问之。对曰：臣之父杀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为公家隶，臣得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于此矣。昨日为舍市而睹之，意欲赎之而无财，身又公家之有，是以悲也。”则虽官奴婢，亦可以资取赎矣。

古奴婢皆使事生业，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也。惟如是，故奴婢愈多，主人愈富。《史记·货殖列传》谓有童手指千，则比千乘之家，白圭、刁间、蜀卓氏，皆以此起其业焉。其左右使令之事，则以子弟为之。孔子使阙党童子将命，《论语·宪问》。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子张》。其事也。《管子·弟子职》一篇，言之详矣。亲子弟之外，给使亦以童幼。《周官》内竖：“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左氏》所载，晋侯有竖头须，僖公二十四年。士伯有竖侯孺，二十八年。叔孙氏有竖牛。昭公四年。《礼记·曲礼》曰：“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注》曰：“贱者，僮仆之属。”盖亦备左右使令者。《周官》司厉：“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未龀者不为奴，盖以其力未足以事生业，当即以之给使令也。

惟古以子弟给使令也，故家有待养者，则免其子弟之役。《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是也。然亦有推及于家之外者。《商君书·竟内》曰：“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盖即《荀子》所谓“五甲首而隶五家”者，《议兵》亦酷矣。

《左氏》昭公七年，楚子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宇之阍入焉。无宇执之。有司执而谒诸王。无宇辞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案《费誓》言臣妾逋逃，而《左氏》襄公十年，郑尉止之乱，亦云“臣妾多逃”，则古奴婢之逃者甚多。观无宇之事，则其主人之追捕亦甚严。《周官》朝士：“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注》曰：“人民，谓刑人奴隶逃亡者。郑司农云：若今时得遗物及放失六畜，持诣乡亭县廷。大者公之，大物没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

玄谓人民小者，未龀，七岁以下。”此可见古之视奴婢，与货贿六畜无异。故陈无宇亦以纳亡人与隐器并论也。逋逃主之所以多，则亦利其力，同于财贿而已矣。

第十二章 农工商业

第一节 农 业

农业恶乎始？曰：始于女子。社会学家言：邃古生事，大率男子田猎，女子搜集。搜集所得，本多植物。又女子多有定居，弃种于地，阅时复生，反复见之，稍悟种植之理，试之获效，而农业遂以发明焉。《周官》内宰：上春，诏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种。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谷梁》文公十三年。房中之羞皆笾豆。《礼·有司彻》。挚：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妇人之挚：椇榛、脯修、枣栗，《礼记·曲礼》，脯修以其烹调之功。皆农业始于女子之征也。阅时既久，耕作益精，始舍锄而用犁；又或能用牛马；或伐木以辟地；则用力益多，农事乃以男子为主。

田猎在邃初，最为普遍。考古家所发掘，各地皆有野人所用兵器，及动物遗骸，一也。全世界人，殆无不食肉者，二也。人之性情，足征其好田猎；其齿牙，足征其兼食动植物，三也。昔时言生计进化者，多谓人自渔猎进于畜牧，畜牧进于耕农，其实亦不尽然。盖有自渔猎进于耕农，亦有自耕农复返于畜牧者。要当视其所处之地，不得一概论也。我国古代，盖自渔猎径进于耕农，说见第六章第二节。《礼记·王制》言：东方之夷，被发文身；南方之蛮，雕题交趾，皆不火食；西方之戎，被发衣皮；北方之狄，衣羽毛穴居，皆不粒食。盖东南地暖，多食植物；西北地寒，多食动物；中国介居其间，兼此二俗。故《礼运》言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也。农业之始，难质言为何时。《易·系辞传》言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而《记·郊特牲》言伊耆氏始为蜡，说者亦以为神农，则神农时，农业已颇盛矣。《尧典》载尧命羲、和四子，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尧典》固非尧时书，所言亦不必皆尧时事，然天文之学发明本最早，历象尤为农业要图，则此节所言，转不能断为附会也。周之先世，后稷、公刘、太王，皆以农业兴，则著于《诗》，散见于百家之书，其事弥信而有征矣。

农业之演进，于何征之？曰：观其所栽植之物可知也。古有恒言曰百谷，又曰九谷，又曰六谷，又曰五谷，所植之物递减，足征其遗粗而取精。九谷，郑司农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康成谓无秫、大麦而有粱、菰，见《周官》太宰《注》。六谷，司农云：稌、黍、稷、粱、麦、菰，康成同，见《膳夫注》。五谷，《疾医注》云：麻、黍、稷、麦、豆，盖据《月令》。《史记·天官书》、赵岐《孟子注》、卢辩《大戴记注》、颜师古《汉书食货志注》皆同。《管子·地员》，五土所生，曰黍、秫、菽、麦、稻。《素问》论五方之谷曰麦、黍、稷、稻、豆。郑《注职方》同之。其《五常政大论》，又以麻为木谷，火谷则麦、黍互用。所言虽有出入，要之用为食物之主者，由多而少，则必不诬也。《尔雅· 释天》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则三者古尝并重。然及后世，除场人有场圃，专事树艺外，民家但种之宅旁疆畔而已。《周官》太宰九职，二曰园圃，毓草木。《注》：“树果蓏曰圃，园其樊也。”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此专以植果为事者。《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云：“瓜果种疆畔。”《谷梁》云：“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薤尽取焉。”则民家之所艺也。太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即《月令》仲冬所谓“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者也。《管子·八观》谓“万家以下，则就山泽，万家以上，则去山泽”， 可见其养人亦众。然九职之一曰三农，生九谷，郑司农云：“三农，平地、山泽也。”则山泽亦艺谷物矣。皆与百谷之递减而为九、为六、为五同理也。《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为楚相，“秋冬则劝民山釆，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盖楚地开辟晚；故山泽犹有遗利。

《淮南·氾论》曰：“古者剡耜而耕，磨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櫌锄，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此农具之渐精也。《汉书·食货志》言：赵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畎，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畎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畎，长终亩。一亩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种于三畎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 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齐召南曰：“《周礼》里宰贾《疏》曰：周时未有牛耕，至汉时，赵过始教民牛耕，今郑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赵过乃绝人耦。叶少蕴曰：古耕而不犁，后世变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过特为增损其数耳，非用牛自过始也。周必大曰：疑耕犁起于春秋之世。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农耕早晚。按叶、周二说是。但谓古耕而不犁，耕犁起于春秋，亦恐未确。古藉田之礼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乎？”《汉书》殿本《考证》。按齐氏之说是也。古有爰田之法。《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曰：“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此爰田之一说也。《周官·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此爰田之又一说也。《周官》之说，盖施之田多足以给其人之地，《解诂》之说，则施之田少之乡。三年一换主易居，以均苦乐，则虽中田下田，亦不得不岁垦矣。代田之法，为后世区田之祖，实自爰田变化而来。用此法者，田不必番休，而已获番休之益，盖以耕作之精，代土田之不足者也。井田之坏，由阡陌之开，而阡陌之开，实先由土田之不足。观东周以后，井田之法渐坏，则其田不给授可知。代田之法固宜其继爰田而兴。托诸后稷诬，谓其起自先秦之世，则必不虚矣。

育蚕，《路史·疏仡纪》引《淮南王蚕经》，谓始黄帝之妃西陵氏，其说自不足信。然《易·系辞传》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云：“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曰垂衣裳也。”黄帝、尧、舜时，声明文物，虽不如后世所传之盛，然已非天造草昧之时，则《礼运》所谓“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者，或即指黄帝、尧、舜言之，未可知也。纺织在各民族，皆为妇女之事，故神农之教，谓“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周官》太宰九职，亦曰“七曰嫔妇，化治丝枲”也。后世蚕利盛于东南，古代则不然。《禹贡》兖州曰桑土既蚕，青州曰厥篚檿丝，扬州曰厥篚织贝，徐州曰厥篚玄纤缟，荆州曰厥篚玄纁玑组，豫州曰厥篚纤；《诗·豳风》曰蚕月条桑，《唐风》曰集于苞桑，《秦风》曰止于桑，“桑者闲闲”咏于魏，“鸬鸠在桑”咏于曹，“说于桑田”咏于卫；利实遍江、淮、河、济之域也。孟子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梁惠王上》。足见其为民间恒业矣。

田牧自农业兴盛后，即不视为要务。田猎之所以不废，一藉以讲武；二习俗相沿，以田猎所得之物为敬；三则为田除害也。《公羊》桓公四年《解诂》曰：“已有三牺，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述田猎之意最备。《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亁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桓公四年《公羊》《谷梁》皆同。《曲礼》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王制》曰：

“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妖夭，不覆巢。”“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春秋》之法，不以夏田。《公羊》桓公四年：“春曰苗，秋曰，冬曰狩。”《解诂》曰：“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为飞鸟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害于幼稚，故于苑囿中取之。”案《谷梁》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左氏》曰：“春搜，夏苗，秋，冬狩。”《周官》《尔雅》皆同。盖农耕之世，田猎之地渐狭，故不得不为是限制也。《左氏》襄公三十年，“丰卷将祭，请田焉，勿许，曰：惟君用鲜，众给而已”，则祭祀亦不能皆用自然之牲矣。《月令》孟夏，驱兽毋害五谷。《周官》有兽人、掌罟田兽。 射鸟氏、掌射鸟。罗氏、掌罗乌鸟。冥氏、掌攻猛兽。 穴氏、掌攻蛰兽。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 庭氏掌攻国中之夭鸟。诸官，盖亦以为田除害。其迹人、川衡、泽虞之官，则所以管理渔猎者也。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则以为大。固由文王之囿，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而宣王之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梁惠王下》。 然文王所以能有七十里之囿，与民同之者，亦以其时旷土尚多，山泽之利未尽也。春秋、战国时，列国之君犹皆有苑囿，如《左氏》僖公三十三年言郑有原圃，秦有具囿是也。观《公羊》夏不田取诸苑囿之说，则田猎限于苑囿，其初已为美谈，而后世更以弛苑囿与民为德政，可以觇生业之变迁矣。

动物之用有四：肉可食，一也。皮、革、齿、牙、骨、角、毛、羽，可为器物，二也。牛马可助耕耘，又可引重致远；鹰犬可助田猎；三也。以共玩弄，四也。此畜牧之业所由起也。《周官》太宰九职，四曰薮牧，养蕃鸟兽；载师以牧田任远郊之地；皆官以畜牧为事者。角人，掌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羽人，掌征羽翮于山泽之农；则取之于民，官不自为畜养矣。牧人、掌牧六牲。六牲谓马、牛、羊、豕、犬、鸡。 牛人、掌养国之公牛。 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鸡人、掌共鸡牲。 羊人掌羊牲。皆以共祭祀、宾客之用。羊人之职云：“若牧人无牲，则受布于司马，使其贾买牲而共之。”则虽祭祀宾客之用，官亦不能尽具，可见牧业之微。官家所最重者为马政。有校人以掌王马之政，巫马、牧师、廋人、圉师、圉人属焉。民间之牛马，则由县师简阅。盖以有关戎事，兼助交通故也。民间畜养，牛马而外，犬豕与鸡为多。《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 《记》言“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曲礼》。《管子》云：“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山权数》。案动物之与人亲，最早者为犬，犬可助田猎，故古男子多畜犬。而彘最弱，须防卫。于文，家从宀从豕，或说为豭省声，非也。且从豭与从豕何异？盖家之设本所以养豕，后乃变为人之居。女子居处有定，畜彘古殆女子之事也。《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其爱惜物力之意，亦与田猎之法同。

鱼在古昔，盖亦为女子之事，故“教成之祭牲用鱼”。《礼记·祭义》。陈乞谓诸大夫亦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也。《公羊》哀公六年。古人重武事，猎可讲武，而渔则否，故《春秋》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臧哀伯谏，谓“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见《左氏》。司其事者：《月令》季夏，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周官》有渔人，掌以时渔为梁；鳖人，掌取互物；掌蜃，掌敛互物、蜃物；盖官自取其物。《月令》孟冬，乃令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周官》敝人，凡渔征入于王府；则取之于民者也。渔业盖以缘海为盛。故《史记》言太公封于齐，通鱼盐；《货殖列传》。《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述陈氏厚施，谓“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也。其川泽之地，则《孟子》言“数罟不入污池”，《王制》言“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其规制亦颇严。

洪荒之世，林木率极茂盛。斯时为垦辟计，多斩刈焚烧之。《孟子》言洪水未平，“草木畅茂”，“益烈山泽而焚之”是也。《滕文公上》。垦辟愈广，林木愈希，遂须加以保护。《孟子》言“斧斤以时入山林”，《梁惠王上》。《曲礼》言“为宫室不斩于丘木”是也。《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可见其法之严矣。政令之可考者：《月令》季夏：“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命泽人，纳材苇。”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窃木者有刑罚。”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皆其事也：然滥伐仍在所不免。《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则几成童山矣。《告子上》。《战国·宋策》：墨子谓公输般：“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西戎板屋，汉世犹然。见《汉书·地理志》。内地繁富之区，林木必不如缘边之盛，实古今一辙也。《周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此乃为设险计。天下一统之后，惟恐交通之不利，此等林木更逐渐刬除以尽矣。

《管子·地数》言：葛卢、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兵，已见第七章第一节。《韩非·内储说》亦言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则古所取者，似多水中之自然金。然《地数》又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 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 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则已知察勘矿苗之法矣。盖始取之于水，后求之于山。《淮南·本经》，谓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可见其开采之盛。无怪《地数》言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举天下矿产，且若略有会计也。《周官》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注》云：“物地占其形色，知咸淡也。”《疏》云：“郑以当时有人采者，尝知咸淡，即知有金玉。”此亦勘察之一法，惜其详不可得闻也。

古农业之胜于后世者，有两端焉：一曰水利之克修。《周官》遂人云：“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匠人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有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注》虽以为二法，然释遂人遂、沟、洫、浍之深广，皆与匠人同，则其实不异也。古沟洫之制，或疑其方罫如棋局，势不可行，则此本设法之谈。又或疑其费人力大多，势不能就，则靡以岁月而徐为之，又何不可致之有？ 古土地皆公有，各部族各有其全局之规画，农业部族之共主，与田猎畜牧之族，徒恃战伐者不同，亦以其能救患分灾；设有巨工，则能为诸部族发踪指示也。观无曲防，无遏粜，列于葵丘之载书；而城周，城，亦由当时之霸主，合诸侯而就役可知。恤邻且然，况于为己？有不及者，督责而指道之。不相协者，整齐而画一之。谓始皇能合秦、赵、燕之所筑者，以为延袤万里之长城，而自神农至周，不能合诸部族之水工，以为中原方数千里之沟洫，吾不信也。农田水利，相依为命，古水利之修治如此，较之土地私有，政治阔疏之世，人民莫能自谋，官吏亦莫能代谋；川渠听其湮塞，堤防听其废坏，林木听其斫伐，旱干水溢，习为故常，转徙流离，诿诸天数者，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一曰农政之克举。古多教稼之官，亦有恤农之事。《噫嘻》郑《笺》，谓古三十里为一部，一吏主之，此即所谓田畯。古之吏，于农事至勤，固多督促之意，

《礼记·曲礼》曰：“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管子·权修》曰：“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此士与吏，即田畯之俦。《月令》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仲秋：“乃劝种麦，毋或失时。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季冬：“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具耒耜，修田器。”一《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曰：“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薪樵者不得入。”《汉书·食货志》略同。此等规制，盖皆世及为礼之大人，所以督责其农奴者，非大同之世所有也。亦时能以其知识，辅道齐民。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此辨土壤、择谷种之法也。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此变化土壤之法也。《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注：“薙谓迫地芟草也。此谓欲稼莱地，先薙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于其中，则草死不复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杀草，职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案薙人亦见《周官》，此即所谓火耕水耨也。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赤茇氏，掌除墙屋；除虫豸藏逃其中者。蝈氏，蝈读如蜮。掌去蛙黾；壶涿氏，掌除水虫；则除害虫之法也。《诗·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毋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月令》，孟春：“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盖于督责之中，兼寓教道之意矣。《汉志》农家之书，出于先秦之世者，有《神农》《野老》；又有《宰氏》，不知何世；今皆无存。古农家之学，尚略见于《管子·地员》《吕览·任地》《辨土》《审时》诸篇，皆当时农稷之官所发明，而日教道其下者也。以视后世，士罕措心农学；即有之，亦不能下逮；负耒之子，徒恃父祖所传，经历所得者，以事耕耘，又迥不侔矣。《大田》之诗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笺》云：“曾孙，谓成王也，攘读为飨。馌、飨，馈也。田畯，司啬，今之啬夫也。喜读为。酒食也。成王来止，谓出观农事也。亲与后世子行，使知稼穑之艰难也。农人之在南亩者，设馈以劝之，司啬至，则又加之以酒食，飨其左右从行者。成王亲为尝其馈之美否，示亲之也。”此说后人多疑之，其实此何足疑？古君民相去，本不甚远，读《金史》之《昭肃皇后传》，则可知矣。昭肃后，唐括氏，景祖后，《传》曰：“景祖行部辄与偕，政事狱讼，皆与决焉。景祖殁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农月，亲课耕耘刈获。远则乘马，近则策杖。勤于事者勉之，晏出早归者训厉之。”晏子述巡守之礼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又引《夏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明之。《孟子·梁惠王下》。知古所谓巡守者，实乃劝农之事，即方伯行邑亦如此，故有召伯听讼于甘棠下之说也。见《史记·燕世家》。夫如是，安有暴君污吏敢剥削其民者哉？古者一夫百亩，又有爰田之法，所耕之地实甚广，然《王制》言：“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孟子》同见《万章下篇》。其所得，无以逾于今江南之农夫，而今江南之农夫，所耕者不逮古三之一也，此盖地狭人稠，迫之使耕作益精，而智巧亦日出。今日农夫之所知，盖有古士大夫之所不逮者矣。然人所以驾驭自然

之术日精，而人与人之相剥削，则亦愈烈矣。噫！

第二节 工 业

工业何由演进乎？曰：始于分业而致其精；继以合诸部族之长技而汇于一；终则决破工官之束缚，使智巧之士，人人有以自奋焉；此工业演进之途也。

《考工记》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曰：“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然则非人人所能作之器，必设官以司其事矣。此盖大同之世之遗规。今东印度农业共产社会，攻木，抟埴，咸有专职。不事稼穑，禄以代耕。吾国古代，盖亦如是。王公建国，袭其成法，遂为工官矣。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艺以专而益精，习熟焉则巧思自出，不惟旧有之器，制作益工，新器且自兹日出矣。故一部族之中，以若干人专司制造，实工业演进之第一步也。

然古代部族，率皆甚小，一部族中，智巧之士有限；抑且限于所处之境，物材不能尽备，利用厚生之事，自亦不能无缺也。而各部族之交通，适有以弥其憾。《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作也。”古无信史，公众逐渐发明之事，率归美于一人。《淮南·本经》曰：“周鼎著倕。”注云：“周铸垂象于鼎。”此殆即《考工记》所谓圣人，如学校之有先圣也。《易·系辞传》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亦此意。其实以一人而有所发明者，甚希，一部族有所专长者则不乏，此亦其所处之境，或其独有之物产使然也。《记》又言：“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注》云：“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此说殊非。虞、夏、殷、周皆异部族，各有所长，故亦各有所贵耳。利用厚生之技，传布最易。野蛮人遇文明人，尤渴慕如恐不及。蒙古人之入西域，即其明证。《考工记》诸官，或以人称，或以氏称。《注》曰：“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以氏名官之中，必多异族才智之士，如乌春之于女真者矣。《金史·乌春传》：“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儋，与其族属来归。景祖与之处，以本业自给。”按此所谓以本业自给者，必非乌春一人，正犹突厥本为柔然铁工也。

封建之世，有国有家者，既能广徕异部族智巧之士；而又能则古昔，设专官以处之，“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礼记·王制》。工业似当猛晋，而不能然者，则以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业，使之停滞不进者在也。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孙初不必尽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缚驰骤，非所乐而强为之者矣，一也。工官之长，时曰工师，所以督责其下者甚严。《月令》：季春，“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季秋，“霜始降，则百工休。”孟冬，“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荀子·王制序官》：“论百工，审时事，辨功善，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工师之事也。”下乃不得不苟求无过。凡事率由旧章，则无由改善矣，二也。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级，故《月令》再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管子》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此即汉景帝“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诏语所本，原不失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乐，实视其时之社会组织而定，不能禁贵富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势必淫侈仍不能绝，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为所遏绝者矣，三也。《墨子·鲁问》：“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月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工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其说是矣。然能飞之械，安见不可为公众之利乎？《礼记·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 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 噫。弗果从。”此则纯为守旧之见而已矣。夫如是，故工官之制本可使工业益致其精，而转或为求精之累也。

凡制度，皆一成而不易变者也，而社会则日新无已。阅一时焉，社会遂与制度不相中。削足适屦，势不可行，制度遂至名存实亡矣。工官之制，亦不能免于是。工官之设，初盖以供民用。然其后，在上者威权日增，终必至专于奉君，而忽于利民。孟子之诘白圭也，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告子下》。明古之工官，皆度民用而造器。然所造之数果能周于民用乎？生齿日繁，又或生活程度日高，始自为而用之者，继亦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则相需之数必骤增，然工官之所造，未必能与之俱增也，则民间百业，缘之而起矣。工官取应故事民间所造之器，则自为牟利，相竞之余，优绌立见，则一日盛而一式微矣，况乎新创之器，又为工官所本无者邪？《管子》言四民不可使杂处；《吕览》言民生而隶之三官；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谷梁》亦曰：“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成公元年。《论语》言“百工居肆”。《子张》。《国语》言“工商食官”。《晋语》。《中庸》曰：“日省月试，饩禀称事，来百工也。”则古之工人，皆属于官。然《管子·问篇》曰：“问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则名不籍于官，饩不禀于上，非国家之所能知矣。《治国篇》曰：“今为末作技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史记·货殖列传》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皆足见民间工业之盛。此固能使智巧日出，民用益周，然菽粟不足，不得事雕文刻镂，布帛不足，不得事锦绣纂组之义，亦并告朔之饩羊而不存矣。噫！

第三节 商 业

商业之始，其起于部族与部族之间乎？《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据《史记·货殖列传》。《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权修》。《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水旱》。盖古代部族，凡物皆自为而用之，故无待于外也。然智巧日开，交通稍便，分业即渐行于各部族之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货即化，谓变此物为他物也。《孟子》曰：“子不通工易事，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滕文公下》。又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滕文公上》。人无不恃分工协力以生者，自皇古以来即如此，商业之兴，特扩而大之而已矣。

《易·系辞传》言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天下”盖侈言之。《吕览·勿躬》曰：“祝融作市。”祝融即神农也。《书·酒诰》言：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记·郊特牲》言：“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此皆今之作集，商学家所谓定期贸易也。神农时之市，度亦不过如是耳。生计稍裕，则邑居之地有常设之市。《管子·乘马》“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是也。《齐策》：“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邑不必皆有市。国都所在，市之规模尤大。《考工记》：“匠人营国，面朝后市。”《管子·揆度》言百乘、千乘、万乘之国，中而立市是也。藏货贿之地曰廛，《王制》言“市廛而不税”是也，《注》：“廛，市物邸舍。”案廛为区域之意，不论其为民居与商用，故许行踵门见滕文公，言“愿受一廛而为氓”也。见《孟子·滕文公上篇》。邑以外之市，则在田野之间，《公羊解诂》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谓“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者也。《滕文公下》。《注》：“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见市有利，罔罗而取之。”案登高则所见者远，招徕买者易，而人亦易见之也。城市之间，亦有作小卖买者则《周官》所谓贩夫贩妇，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又廛人掌敛总布。杜子春云：“总当为儳，谓无市立持者之税也。”康成不从然注肆长叙其总布取之。又《诗·有瞽笺》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此即《说文》所谓衒，《说解》曰：“行且卖也。”其规模弥小矣。

都邑中市，国家管理之颇严。《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宗庙之器，不鬻于市。牺牲，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饮食，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一以维当时之所谓法纪，一以防商人之欺诈也。《周官》所载，有胥师以察其诈伪，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察其诈伪饰行 慝者而诛罚之，听其小治小讼而断之。有贾师以定其恒贾，凡天患，禁贵 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有司虣以禁其斗嚣，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虣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有司稽以执其盗贼，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掌执市之盗贼，以徇，且刑之。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各掌其所治之政，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袭其不正。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有肆长以掌其物之陈列，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迩也，而平正之。而司市总其成。《注》云：“司市，市官之长。”又云：“自胥师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长，市中给徭役者。”又有质人以掌其质剂、书契、度量、淳制。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 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案小宰八成，七曰听卖买以质剂，《注》引郑司农曰：“质剂，谓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也。”又曰：“玄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长曰质，短曰剂。傅别质剂，皆今之券书也，事异，异其名耳。”质人《注》云：“大市人民牛马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淳制，杜子春云：“淳当为纯。纯谓幅广，制谓匹长也，皆当中度量。”后郑云：“淳读如淳尸盥。之淳。”《疏》云：“杜子春云，淳当为纯，纯谓幅广，制谓匹长也者，即丈八尺，后郑从之。后郑不从杜子春纯者，纯止可为丝为缁，不得为幅广狭，故读从《士虞礼》淳尸盥之淳，故《内宰注》依巡守礼淳四咫，郑答《志》：咫八寸，四当为三，三咫，谓二尺四寸也。”凡治市之吏，居于思次。司市职云：“凡市人，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胥师、贾师莅于介次，而听小治小讼。”《注》云：“思次，若市亭，介次，市亭之属小者。”通货贿则以节传出入之。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司

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注》云：“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自外来者，则案节而书其贷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又云：“商或取贷于民间，无玺节者，至关，关为之玺节及传出之。其有玺节，亦为之传。传，如今移过所文书。”有物靡之禁，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有伪饰之禁。司市，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郑司农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贾不得鬻，商不得资，民不得畜。”后郑即引《王制》以说之。有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较《王制》尤严矣。《史记·田单列传》：湣王时，为临淄市掾。则古列国之市，皆有官以治之。

贾师之职云：“凡天患，禁贵 者，使有恒贾，四时之珍异亦如之。”司市职云：“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注》云：“抑其贾以却之。”朝士职云：“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罚之。”《注》云：“郑司农云：同货财者，谓合钱共贾者也。以国法行之，司市为节以遣之。玄谓同货财者，富人畜积者，多时收敛之，乏时以国服之法出之，虽有腾跃，其赢不得过此，以利出者与取者。过此则罚之，若今时加贵取息坐臧。”小宰之质剂，司农以汉之月平释之，虽不必确，然汉之有月平章章矣。汉有月平，亦必沿之自古也。《左氏》称晋文之治，“民易资者，不求丰焉”。僖公二十七年。《史记·循吏列传》，言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贾”，是古之市价，官吏颇能操纵其间也。廛人之职，掌敛市之絘布、列肆之税布。总布、守斗斛铨衡者之税。质布、犯质剂者之罚。罚布、犯市令者所罚。廛布，邸舍之税。 而入于泉府，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是卖者、买者，皆受公家保护，不虞亏折及昂腾也。《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注》引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然则古确有平亭市贾之事。陈相谓：“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其欲举不齐之物而使之齐，事固未必能行，然齐市价使不贰，古固不能谓无是事也。此可见商业初兴时，尚未尽自由；贾人之牟利，尚时为公家所干涉。然其后商贾之势益张，政令之力益弱，此等恐悉成虚文矣。不然，管、商辈何为深恶商贾，务欲裁抑之哉？

商业之初兴也，实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也。何则？天灾人祸之来，通全局计之，曾不足为人患；就一部落、一氏族言之，则有一蹶而不能复振者矣。庚财、乞籴，非可常恃，故必有商人焉，以己之所饶，易之于外。郑桓公之迁国，实与商人俱；《左氏》昭公十六年。卫为狄灭，文公通商；闵公二年。晋文公之返国，亦轻关、易道、通商；《国语·晋语》。即以当转徙破坏之余，必不可无之物，或有所阙，不得不藉商贾以求之也。斯时之贸易，皆行于部族与部族之间。商人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冒盗贼劫略之险，以为公众谋，而己不与其利，谓为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信不诬矣。然此乃为公产之部族言之，至私产之制兴，贸易行于部族之中，商贾各自为谋，而其情势一变。

《管子》曰：“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当作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七臣七主》。又曰：“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此物所以高下之时也。此民所以相并兼之时也。”

《山国轨》。案《轻重乙》曰：“岁有四秋，物之轻重，相什而相百。”所

谓岁有四秋者，谓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屦作为冬之秋也。计然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则三十至八十，实为谷之恒价。而李悝《尽地力之教》，言农民生计，谷石皆以三十计，《汉书·食货志》。则自三十以上，利皆入于商人，农民所得，仅其最下之价矣。《管子·揆度》曰：“今天下起兵加我，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贾人受而廪之。师罢，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然则不论天时人事之变动，贾人皆乘之以获利，而凡民则举受其弊也。夫有无之相剂，一以其时，一以其地。以其时者，《王制》耕九余三之法是也。以其地者，若《管子》言：“亩钟之国，粟十钟而辎金，山诸侯之国，粟五釜而辎金。”《轻重乙》。以其所饶，易其所乏，则地虽异而用各足是也。各地方之丰歉，不必同时，苟能互相调剂，则虽微积贮，而与有积贮者无异；而窖藏不用，同于废弃之物，咸可用为资本矣。故通商实两利之道，而通全局计之，则为利尤溥也。然利皆入于商人，则不蒙其利者，仍与受天灾人祸无异，或且加酷焉。是犹举公众之积，以奉一二人，而使大众流为饿莩也。此管、商等所以有抑商之论也。非偏也，商人固剥削兼并之流，而凡民则为所剥削兼并者也。

当时在一区域之中，商人所恃以牟利者，盖以谷及日用所资之物为主，如上文所言是也。其贩运于列国之间者，则为各地方所特有之物。《史记·货殖列传》曰：“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惟如是，故与外国接境之处，商利遂无不饶。《货殖列传》言：栎邑北却戎狄，多大贾；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杨平、杨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上谷至辽东，北邻乌桓、夫余，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是其事也。《传》又言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珠、玑、玳瑁固汉后与西南洋通所致之物，果亦南方所饶，布疑即木棉所织也，然则海道之通商，亦自先秦时已然矣。《货殖传》虽太史公所作，然实多取先秦成说，非述当时事也。凡史籍所著，大抵较述作之时为早，正不独《史记》为然。

此等商贾，所贩运者，率皆珍贵之品，非平民之所资，故其人恒与王公贵人为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货殖列传》。正犹蒙古朝廷，乐与西域商人交接矣。当时王公大人用与商人交易者何物乎？予疑其为粟帛。《管子·山权数》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轻重丁》言：“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有封地征敛于民者，粟帛固其所饶也。“嬖宠被 络，雁鹜含余秣”，亦见《轻重丁》。言城阳大夫如是。固不如以易珍奇玩好，而商人得此，则可豪夺吾民矣。夫商贾既日与王公贵人为缘，则其地望宜日尊显，顾当时视为贱业者？则以坐列贩卖，率使贱者为之故也。汉人乐府曰：“孤儿生，孤儿遇生，命当独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子渊《僮约》曰：“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为府掾求用钱。推访垩，贩棕索，绵亭买席，往来都落。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儋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儋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丑骂。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羊牛。”虽风谣之辞、游戏之文，不为典要，然终必以事实为据，不过或溢其分耳。汉世如此，先秦可知。《货殖传》言：“齐俗贱奴虏，刁间独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恶也，惟刁间收取，使逐渔盐商贾之利”，则当时货殖之家，度亦不过发踪指示，未必身居阛阓之间。故曰：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也。然商人多周历四方，熟知民之情伪；又其事本须心计；故其人率有才智，遂能上游媚王公贵人，以出其利，而下以剥削人民矣。商字之义，本为计度之辞。《汉书·食货志》言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幸于上是也。《白虎通义》曰：“商之为言章也。”言能计度利害，使之章著也，弦高能却秦师，即商人多智之一证。《吕览·上农》曰：“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法家所以重农贱商者，此亦其一原因也。

第四节 泉 币

大同之世，人无所谓自为也，亦无所谓为人。有所为，皆以致诸群；有所须，亦皆取诸群者也。大同之世既逝，人不能无彼我之分。有所效于其群者，必求所以为偿，乃不得不计其值。计其值之物，则泉币也。甲以物与乙，乙以币与甲，虽若两人相授受，然甲将来以币易物，不必更求之乙，凡一切人之物，皆可易取焉。此即甲非以物授乙，而先致诸其群，由群更以授乙之明证。特其授受之间，群无代表，而即藉甲乙之手以行之耳。职是故，为钱币之物，乃不得不为众所同欲。

《汉书·食货志》云：“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此说最为得实。《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数语附着简末，必后人记识，混入本文者也。《汉志》又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太公退，又行之于齐。”案《史记·货殖列传》言管子设轻重九府；《管晏列传》言、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九府圜法，实齐中叶后事，云太公为周立者，妄也。此三物者，布帛及钱，盖以供平民之用，黄金则贵族豪商用之，然已非其朔矣。何则？交易之兴，由来甚旧，盖衣皮之世即有之，安所得束帛而用之？而亦安能铸金为钱也？故言吾国之泉币者，必当以贝与皮为最早。

《说文》曰：“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此语亦较《汉志》为确。《诗·菁菁者莪笺》云：“古者货贝，五贝为朋。”《礼记·少仪》曰：“臣如致金、玉、货、贝于君”，可见作《记》时贝尚通行也。《盐铁论·铸币》曰：“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其言亦必有所据。《士丧礼注》云：“贝，水物，古者以为货，江水出焉。”盖南方业渔之民所用，货财等字，无不从贝者，可见其通行之广。钱圜函方，盖以象贝，《说文》云：贯，钱贝之贯也。知古之用贝，如后世之用钱也。皮则田猎之民用之，国家相沿以为币，民间亦用焉。如婚礼之纳币。逮农耕之世，则通用粟，《诗》言“握粟出卜”，《孟子》言许行衣、冠、械、器，皆以粟易之是也。《滕文公上》。粟值贱而重，故又多用布帛，《诗》言“抱布贸丝”是矣。金可分合，便贮藏，用为币本最善，然古金价甚贵，虽铜钱，亦未必能供零星贸易之用，况黄金乎？故知其仅行于贵族豪商之间也。

计然言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古权度于今三之一，则在战国时，今粟一石，价不过九十至二百四十钱也。

然当时轻重家言，恒以金粟相权，而珠、玉、黄金，亦同称为币，其故何也？曰：泉币行于小民若豪贵间者，本不同物，今犹如是也。贵人之宝珠、玉、金、铜，盖以供玩弄，故珠玉之价，尤贵于黄金。《管子·侈靡》：“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其后稍用以资交易，而金之为用，乃胜于珠玉焉。《管子》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国蓄》。《地数》《揆度》《轻重乙》略同。又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汤以庄山之金，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 卖子者。”《山权数》。《周官》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注》曰：“金铜无凶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然则古之作泉，乃歉岁用以求粟于竟外，犹之乞粜也。《管子》言丁氏之藏粟，可食三军之师，桓公将伐孤竹，以龟为质而假焉，《山权数》。古之求粟者，盖多于此曹，安得无用珠、玉、黄金？商人所用，盖多铜钱。《国语·周语》：“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此所谓子母相权者，非如近世以银铜相权，乃大小钱并行，大钱盖利商贾，商贾流通，则物产外渫，故单穆公又訾其“绝民用以实王府”也。《周书·大匡》：“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此即单穆公所谓母权子而行也。《史记·循吏·孙叔敖传》：庄王以为币轻，更小以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相言之王。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庄王之所为，即单穆公所谓废轻而作重也。古珠、玉、黄金，亦略有与钱相权之价。如《公羊》隐公五年《解诂》言：“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管子·轻重丁》言：“使玉人刻石而为璧，尺者万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仲五百”是也。然价太贵，故商民交易，仍不能用。当时列国，盖以齐为最富，其商业亦最盛。齐竟内盖诚钱粟并行，故《轻重丁》统计四方之称贷者，凡出泉三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国蓄》言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

藏襁百万也。钱币诚便民用，然有之则货财之转易弥易，储藏亦益便；操奇计赢者，愈有所资，而好厚藏者，亦益锢其财而不出矣。太史公曰：“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自序》。今生计学家所言泉币利病，古人固早烛之矣。

第十三章 衣食住行

第一节 饮 食

饮食之演进，一观其所食之物，一观其烹调之法。《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疏》云：“虽有鸟兽之肉，若不能饱者，则茹食其毛，以助饱也。若汉时苏武，以雪杂羊毛而食之，是其类也。”案人当饥饿时，实无物不食。《诗·豳风》曰：“九月筑场圃。”《笺》云：“耕治之以种菜茹。”《疏》云：“茹者，咀嚼之名。以为菜之别称，故书传谓菜为茹。”然则古人当不能饱时，亦食草根树皮也。《管子·七臣七主》曰：“果蓏素食当十石。”《墨子·辞过》曰：“古之民，素食而分处。”素食即疏食，见《月令郑注》。疏食有二义：一指谷以外之物，一指谷类之粗疏者，《礼记·杂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足以伤吾子。”《疏》曰：“疏粗之食。”是后一义也。前一义，后人作蔬以别之，盖草木较谷食为粗疏，故得疏食之名，后遂引伸以称谷食之粗疏者也。此渔猎搜采之时所食之物也，逮知耕稼而其势一变。

熟食之始，或则暴之于日，或烧石以熟食物。昔从残肉及日，《说文》。盖暴干之以便贮藏。《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注》云：“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此即今所谓石烹。逮有陶器，乃知烹煮，并有各种熟食之法。《礼运》言“后圣有作，修火之利，以炮、《注》：“裹烧之也！”

以燔、《注》：“加于火上。”以烹、《注》：“煮之镬也。”以炙《注》：“贯之火上。”是也。既能烹煮，则稍知调和。古但煮肉为汁，后人谓之大羹。《士昏礼注》。按汁，古文作清，见《公食大夫礼注》。后世则能和以盐菜，为铏羹矣。见《礼运》。云污尊而抔饮者？《注》云：“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盖太古仅饮水，是为后世所谓玄酒。《士昏礼疏》云：“相对，玄酒与明水别，通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案《礼运》云：“玄酒之尚。”《郊特牲》作“玄酒明水之尚”。明水二字，乃注语也。《魏策》云：“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后人或谓酒始于是，非也。此乃言酒之旨者，非谓前此无酒。《士昏礼疏》云：“污尊抔饮，谓神农时，虽有黍稷，未有酒醴。后圣有作，以为醴酪，据黄帝以后。”虽出 度，然初有谷时，未必以之为酒，《聘礼注》云：“凡酒，稻为上，黍次之。”《周官·酒正疏》云：“五齐，三酒。”俱用秫、稻、麹蘖，鬯酒用黑黍。则说亦可通也。污尊抔饮，自是饮水，《疏》谓凿地盛酒，非。《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四饮最薄，五齐次之，三酒最后，而昔人以五齐祭，三酒饮，可见酒味之日趋于厚矣。祭礼多存古制，如玄酒、明水是也。

公产之世，饮食亦必公，斯巴达之食堂，即其遗制，非霸者所能强为也。《礼记·礼器》曰：“周礼其犹醵与？”《注》曰：“王居明堂之礼，仲秋乃命国醵。”此即后世之赐酺。独酌本非所禁，亦不能禁，古所禁者，皆群饮也。《酒诰》曰：“群饮，女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当酒禁甚严之世，犹或甘冒司败之诛，盖由积习已深，猝难改易。《易·序卦传》曰：“饮食必有讼。”即因群聚易致争阋，非争食也。当此之时，其所食之物，亦必无异，故许行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也。《孟子·滕文公上》。然至后来，则显分等级矣。《左氏》：齐师伐鲁，鲁庄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庄公十年。《注》：“肉食，在位者。”《疏》云：“昭四年《传》说颁冰之法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则大夫以上，乃得食肉。”是惟贵者乃得食肉也。《王制》言六十非肉不饱，《孟子》言七十可以食肉，《梁惠王上》。是惟老者乃得食肉也。而食肉之中，又分等级。古男子多畜犬，女子多畜豕。见第十二章第一节。乡饮酒之礼：“其牲狗。”《礼记·乡饮酒》。《士昏礼》：“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礼记·昏义》。《越语》：“生丈夫者二壶酒，一犬；生女子者，二壶酒，一豚。”《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同。盖各因其所牧以为馔。马、牛、羊、豕、犬、鸡，并称六畜，农耕之世，牧地既少，马、牛、羊皆不能多畜；马、牛又须供耕田服乘之用；而犬、豕与鸡，遂为常食，鱼鳖不待畜，尤为饶多。《王制》曰：“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

亦见《玉藻》。《国语·楚语》：屈建曰：“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献，庶人有鱼炙之荐。”又观射父曰：“天子举以太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

《诗》：“牧人乃梦，众惟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笺》云：“鱼者，众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案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又言：“数罟不入污池，鱼鳌不可胜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并言，盖以为少者之食。《公羊》言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宣公六年。则鱼飧实贱者之食，郑《笺》之言是也。此同一肉食，又因难得易得而分等级也。而晚周贵族之侈靡，尤有可怵目刿心者。《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充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鳌，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孟子·尽心下》：“食前方丈。”赵《注》：“食列于前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案古人常食，不过羹饭。《王制》曰：“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注》曰：“羹食，食之主也。”《疏》曰：“此谓每日常食。”《左传》隐公元年言颍考叔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注》曰：“宋华元杀羊为羹享士，盖古赐贱官之常。”《疏》曰：“《礼》公食大夫，及《曲礼》所记大夫士与客燕食，皆有牲体殽胾，非徒设羹而已。此与华元享士，惟言有羹，故疑是赐贱官之常。”案《论语·雍也》：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述而》自言饭疏食饮水。《乡党》记孔子虽疏食菜羹，必祭。《孟子·告子上》言箪食豆羹。《礼记·檀弓》言黔敖左奉食，右执饮。《墨子·节用》称尧黍稷不二，羹胾不重。《战国·韩策》张仪言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皆古常食以羹饭为主之征也。《礼记·曲礼》曰：“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 处末，酒浆处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管子·弟子职》曰：“凡彼置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列，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所加者，一不过殽胾、脍炙、醯酱、葱、酒浆，一不过酒酱及肉，然为大夫士与宾客燕食及养老之礼矣。如所言列之，方不逾尺，而当时贵人，至于方丈。《周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膳用六牲，饮用六清，水、浆、醴、凉、医、酏。羞用百有二十品，即庶羞，出于牲及禽兽，以备滋味。据《郑注》，即《礼记·内则》膳膷臐 醢至楂梨姜桂一节所言各物，惟数不及百二十耳。珍用八物，《注》云：淳熬、淳母、炮、牂、珍、渍、熬、肝膋，亦见《内则》。酱用百有二十瓮。《注》云：醯醢，见醯人职。食医云：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王

日一举，鼎十二物皆有俎。齐则日三举。有小事而饮酒，谓之稍事，此后郑说，司农以为非日中大举时而闲食。设荐脯醢。内羞则笾人供四笾之实，醢人供四豆之实。宾客之食，详见《礼经·聘礼》《周官》掌客、大行人；士夫家饮食，详见《礼记·内则》；其侈亦相等。至于平民，则有啜菽饮水，并养老之礼而不能尽者。《檀弓》。孔子言：“太古之民，秀长以寿者，食也。今之民，羸丑以胔者，事也。”《大戴记 ·千乘》。盖凡民皆食少事烦，遂至形容枯槁矣。《曲礼》曰：“岁凶，年不顺成，君膳不祭肺。”《玉藻》谓年不顺成，则天子食无乐。又言“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虽已非饔飧而治之规，犹略存同甘共苦之意，后世则并此而不能行，遂至于“狗彘食人食”，而“途有饿莩”矣。《孟子·梁惠王上》。岂不哀哉？

《郊特牲》曰：“凡饮，养阳气也。”《射义》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周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疡医亦曰：以五味节之。《注》曰：“五味，醯、酒、饴、蜜、姜、桂、盐之属。”盖酒有兴奋之用，故古人谓可扶衰起病也。《周官》浆人，六饮有凉。司农曰：“凉，以水和酒也。”其说必有所本。《韩诗》说酒器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觚、觯、角、散，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饷也。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古《周礼》说：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马季长说：豆当为斗，与一爵三觯相应。《五经异义》。《玉藻》曰：“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古权量于今三之一，三爵略如今一升，此尚近乎情理。《考工记》曰：“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量。”淳于髡说齐王：“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史记·滑稽列传》。则太远乎事情矣。盖古人之饮酒，皆以水和之，故其多如是。量有不同，而献酬所用酒器，大小相等，正以和水多少，各从其便故也。《乐记》曰：“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避酒祸也。”此盖指乡饮等礼言之。《宾之初筵》之诗，极陈时人酒德之恶。《酒诰》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盖淫酗之习，起于王公大人，而波及于黎庶矣。

刺激之品，如茶 等，皆非古人所有。古人所好，则为香及荤辛。《士相见礼》：“夜侍坐，问夜，膳荤，请退可也。”《注》曰：“膳荤，谓食之荤辛物，葱薤之属，食之以止卧，古文荤作薰。”《疏》曰：“云古文荤作薰者？《玉藻》云膳于君，有荤桃茢，作此荤。郑注《论语》作焄，义亦通。若作薰，则《春秋》一熏一莸，熏，香草也，非荤辛之字，故叠古文不从也。”案薰与荤虽或相借，然其义自有别。薰指香料，如郁鬯是也。《周官·鬯人疏》，谓鬯酒非可饮之物，仅以给浴，然其初必以供饮也。葱薤气虽荤而味非辛，故郑言之属以该之。辛盖指姜桂等物。又《左氏》昭公二十年：“异如和羹焉，水、火、醯、酱、盐、梅以烹鱼肉。”《疏》云：“此说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礼记·内则》《楚辞·招魂》，备论饮食，而不言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芜荑盐豉。盖秦、汉以来始为之焉。”此亦古今好尚之异也。

第二节 衣 服

《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帛，以为民衣。”案古冠之最通用者为弁，弁以皮为之。甲则后世犹用革。带用韦，袜亦从韦。屦用皮。此皆衣皮之遗俗。孙诣让《墨子闲诂》曰：“带茭，疑即《丧服》之绞带，《传》云：“绞带者，绳带也。”亦即《尚贤篇》所谓带索。”《记·郊特牲》曰：“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诗》云：“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毛传》云：“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笺》云：“台夫须也。”《左氏》襄公十四年，晋人数戎子驹支曰：“乃祖吾离被苫盖。”《注》曰：“盖，苫之别名。”《疏》曰：“言无布帛可衣，惟衣草也。”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注》曰：“屝，草屦。”《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注》曰：“草履。”此则古所谓卉服。《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吾族演进浅时，盖与夷狄同俗也。《新序·杂事》：“田赞衣儒衣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对曰：衣又有恶此者。荆王曰：可得闻邪？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热，衣无恶于甲者矣。”此即墨子不轻而清、不轻而温之说，可见知用麻丝，实为衣服之一大变也。既有丝，即有絮纩，《礼记·玉藻》：“纩为襕，缊为袍。”《注》云：“纩谓新绵，缊谓纩及旧絮。”《疏》云：“好者为绵，恶者为絮。”《说文》：“絮，敝绵也。”《公羊》昭公二十年《解诂》，又以絮为新绵，盖皆对文别，散则可以相通。古絮纩颇贵，故必五十乃得衣帛。《孟子·梁惠王上》。贵者以裘御寒，贱者则衣褐。

《诗》“无衣无褐”，《笺》云：“褐，毛布也。”《孟子·滕文公上》“许子衣褐”，《注》云：“褐，以毳织之，若今马衣。”此古衣服材料之大宗也。

《易·系辞传》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曰：“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曰垂衣裳也。”《淮南·氾论》曰：“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屦，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注》曰：“伯余，黄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黄帝。”伯余黄帝之伯余二字，疑衍。谓《世本》一曰黄帝作衣裳也。黄帝、尧、舜为古文明昌盛之世，其时有丝麻布帛所作衣裳，盖可信。谓治其麻丝，即在是时，则未必然矣。

皮服卉服，盖一原于南，一原于北，非卉服，无由知用麻丝，则衣服实起于南也。以材料论如此，以裁制之法论亦然。古之服：蔽上体者为衣。其后分别短者曰襦，长者曰袍、衫。下体亲身者为裈。有 可蔽胫者曰袴。袴，《说文》作绔，云：“胫衣也。”，《说文》云：“绔踦也。”即今所谓袴。逼束其胫，自足至膝者曰邪幅，亦曰逼，即后世之行縢。《诗· 采菽笺》。其外为裳。裳之外又有黻，亦曰

，以皮为之，以蔽前。邪幅之外为袜。著于足者为屦。覆首者有冕、弁、冠、巾等。此其形制之大略也。案衣服之始，非以裸露为亵，而欲以蔽体，亦非欲以御寒。盖古人本不以裸露为耻，冬则穴居或炀火，《庄子·盗跖》：“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亦不藉衣以取暖也。衣之始，盖用以为饰，故必先蔽其前，此非耻其裸露而蔽之，实加饰焉以相挑诱。郑注《乾凿度》，所谓“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者也。《诗·采菽》，《左氏》桓公二年《疏》引。夫但知蔽前为黻，兼知蔽后则为裳矣。此即南方民族之干阑。寒地之人效之，紧束其体，则变为裈，更引而长之，而为之 以便行动，则成为袴。《淮南·原道》言九疑之南，“短绻不绔，以便涉游”，可见袴非南方所有。以此推之，屦袜亦当始于北。古人以跣为敬，盖以开化始于南方，为礼之所自出。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故沿袭焉而不敢变也。《史记·叔孙通传》，言其“短衣楚制”，可见袍衫亦必北人所为。冕弁及冠，古人视之极为隆重，度其缘起必早，盖亦当始于南。然亦所以为饰，而非所以取暖也。始制衣服之时不可知，其缘起之地，略可推测则如此。

覆首之物，最早者当为帽。《淮南·氾论》曰：“古者鍪而卷领。”鍪即帽。《说文》：“冒，小儿蛮夷头衣也。”盖中国后有冠冕，小儿及蛮夷则犹沿旧制也。冕为古人所最尊。其制：以木为干，《周官·弁师疏》引叔孙通汉礼器制度，广八寸，长尺六寸。《续汉书·舆服志》：明帝永平二年（59年），用欧阳、夏侯说制，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礼记·王制疏》引应劭《汉官仪》，广七寸，长八寸。用布衣之。《论语·子罕》：子曰：麻冕礼也，《礼记·王制疏》：以三十升玄布为之。里用朱，不知布缯。上玄下朱，是为延，亦作。前俯后仰。黈纩掩聪，纩，薛综《东京赋注》云：以黄绵大如丸，县冠两边，当耳，后易以玉，曰瑱。县瑱之绳曰。见《左氏》桓公二年《疏》。垂旒蔽明。《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礼运》云：朱绿藻十有二旒，《周官》弁师，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云：合五采为之绳，垂于延之前后，各十二，案垂于后似非蔽明之义。又《司服》冕服有六，而弁师云掌玉之五冕，《注》言大裘之冕无旒，亦显与《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者相背也。《礼运》又言旒之数，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而《说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礼记·杂记》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则士无冕。盖大夫、士原为贵族平民之界，然其后等级稍平，则亦以大夫之礼，下施之于士，古制原不能一律也。《周官·郑注》又言衣之冕九旒，毳衣之冕七，希衣之冕五，玄衣之冕三，又推言公、侯、伯、子、男、卿、大夫缫玉之制，皆以意差次，无确据。盖野蛮时代之饰，弁制略与冕同。所异者，“弁前后平，冕则前低一寸余耳”。《弁师疏》。《公羊》宣公三年《解诂》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日冔，周曰弁。加旒曰冕。”《士冠礼记》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郊特牲》同。《注》谓其制之异同皆未闻。宋绵初《释服》云：“经意若言委貌弁，章甫冔，毋追收，大同而小异。”其说是也。然则弁为初制，冕其后起加饰者耳。《弁师注》：“弁者，古冠之大称，委貌缁布曰冠。”《疏》云：“六冕皆得称弁。委貌缁布，散文亦得言弁。”《续汉书·舆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谓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冠之制则大异。《说文》曰：“冠，豢也，所以豢发。”盖古重露发，故必韬之以，《士冠礼》：“缁，广终幅，长六尺。”结之为髻，然后固之以冠。《内则》：子生，“三月之末，择日，翦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注》云：“髻，所遗发也。夹囟曰角，午达曰羁。”《疏》云：“囟是首脑之上缝。夹囱两方当角之处，留发不翦。女翦发留其顶上，纵横各一，相交通达，不如两角相对，故曰羁。羁者，只也。”又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则以无笄，直结其发，聚之为两角。此古未成人者之发饰也。其髻，长大犹存之，谓之髦，以顺父母幼小之心。亲死，既殡，乃说之，见《既夕礼》。其形象，《注》云未闻。《诗·柏舟毛传》云：“髦者，发齐眉。”古冠形略如后世之丧冠。中有梁,广二寸。丧冠广二寸，见《丧服》。《疏》云：古冠当同。冠形穹隆，其长当尺有数寸也。冠之卷谓之武，以布围发际，自前而后，及项，则有 以结之，缺而不周，故谓之缺项。《士冠礼》。“居冠属武。”《玉藻》文。居谓燕居。否则冠与武别，临著乃合之，所谓“有事然后”也。亦《玉藻》文。者，以组二属于武，结颐下，曰

缨，有余，垂为饰，是曰。冕弁有笄用纮，冠无笄用缨。纮以一条组，于右笄上系定，绕颐下，上于右相，今之厢字。 笄上绕之。以有笄，用力少，故从下而上。冠无笄，用缨力多，故从上而下也。丧冠以绳为组，故缨武同材，见《杂记》。冠为成人之服，亦为贵人之服，若贱者则惟用巾，故《吕览》谓庶人不冠弁，《上农》。《释名》谓二十成人，庶人巾，士冠也。巾以葛为之，形如。《后汉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玉篇》：，帽也。巾以覆髻则曰帻。《独断》谓帻古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后世以巾为野人处士之服，盖沿之自古也。

衣之制仅蔽上体。其长者有著曰袍，无著曰衫，仅衣之于内，外必以衣裳覆之。凡礼皆重古，故知初惟有短衣，长衣为后起也。衣之制右，此为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故古人甚重之。《论语·宪问》：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 矣。”《礼记·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注》：“左，乡左，反生时也。”则左 中国用诸死者。裳幅前三后四，皆正裁。祭服、朝服，襞积无数，丧服则三襞积。《丧服郑注》。袴原于裳，主为蔽胫，故不缝其当。《汉书·外戚传》：“霍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服虔曰：“穷袴，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师古曰：“穷绔，即今之绲裆绔也。”《集韵》：“绲，缝也。”可见裳先而绔后矣。裈亦曰襣。《方言》。又曰犊鼻，《史记·司马相如传》：“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集解》引韦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三国·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曰：“少孤家贫，冬常无袴，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著孚袴去。”可见古人不尽著袴，又可见袴为后起也。韨，以韦为之。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制详见《玉藻》。《诗》言“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盖皆以为饰。其初则所以自逼束，便行走，故《战国·秦策》言苏秦“羸縢履屩，负书儋橐”也。袜，初用韦，故其字从韦。屦，《士冠礼》曰：“夏用葛，冬皮屦可也。”《周官》屦人注曰：“下曰舃，禅下曰屦。《疏》云：下谓底。古人言屦以通于复，今世言屦以通于禅。”则屦舃均为皮葛通称。《左传疏》引《方言》曰：“丝作者谓之屦，麻作者谓之。”僖公四年。《礼记·少仪》言：“国家靡敝，君子不履丝屦。”则丝屦君子之所服也。《诗·葛屦疏》曰：“凡屦，冬皮夏葛，则无用丝之时，而《少仪》云国家靡敝，君子不履丝屦者，谓皮屦以丝为饰也，似非。”《士冠礼》曰：“素积白屦，以魁柎之。”《注》曰：“蜃蛤柎注也。”《疏》曰：“以蛤灰涂注于上，使色白。”故《士丧礼》又言白屦矣。古者席地而坐，故必解屦然后升堂。既解屦，则践地者袜也，久立或渍污，故必解袜然后就席。《左氏》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卫出公辄怒之是其事。哀公二十五年。屦皆说于户外，惟尊者一人说于户内。故曰：“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曲礼》。又曰：“排阖说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此礼至后世犹沿之。故汉命萧何剑履上殿；卫宏《汉旧仪》，谓掾吏见丞相脱屦；唐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犹讥其袜而，跣而鞍；盖至举国胡坐时，而后跣礼始废也。衣之外有带，带有大带、革带之别。大带以素丝为之，亦曰鞶，其垂者曰绅。带之制亦见《玉藻》。《曲礼疏》曰：“带有二处：朝服之属，带高于心，深衣之类，带下于胁。何以知然？《玉藻》说大带，三分带下，绅居二焉。绅长三尺，而居带之下三分之二，则带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长八尺为限，若带下四尺五寸，则带上所余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带则高也。”案革带为韨佩所系，佩有德佩、事佩之别，德佩谓玉，事佩则《内则》所谓纷帨等也。又有笏，亦插于带。笏佩之制，皆见《玉藻》。盖徒以为饰，故其高得如此，若推原其朔，则自当如《深衣》之所云也。

深衣之制，详见《礼记·玉藻》《深衣》两篇。其制，连衣裳而一之。领曰袷，其制方，后世所谓方领也。《深衣注》曰：“古者方领，如今小儿衣领。”《后汉书·儒林传》：“习为方领矩步。”《马援传》：朱勃衣方领，能矩步；则汉时犹有其制。袷亦曰，见《左氏》昭公十一年。衣袂当掖之缝曰袼。“人从脊至肩尺一寸，从肩至手二尺四寸。布幅二尺二寸。衣幅之覆臂者尺一寸。袂属于衣，长二尺二寸，并缘寸半，二尺三寸半，除缝之所杀各一寸，余二尺一寸。”《深衣疏》。故曰“袂之长短，反屈之及肘”也。《深衣》文。袂圆以应规。《深衣》文。袂口曰祛，“祛尺二寸。”《玉藻》文。裳十二幅，前后各六，皆以二尺二寸之布破为二。中四幅正裁，上下皆广一尺一寸，各边去一寸为缝，上下皆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又以布二幅斜裁，狭头二寸，宽头二尺，各去一寸为缝，狭头成角，宽头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广一尺八寸者向下。四幅，下广亦得七尺二寸。《玉藻》所谓“缝齐倍要”也。《疏》云：“齐裳之下畔。要，裳之上畔。”斜裁之四幅，连于裳之两旁，名。其左连，时曰续。其右别用一幅布，上狭下阔，缀于后内，使句曲而前，以掩裳际，是谓句边。江永《深衣刊误》。“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深衣》文。衣之裻，与裳后幅之缝，垂直而下，时曰：“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皆《深衣》文。以白布十五升为之。《诗·蜉蝣笺》。缘广寸半。《玉藻》。“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深衣》文。无纯者曰褴褛。《说文》：“裯谓之褴褛，褴无缘衣也。”《左氏》宣公十二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疏》引服虔曰：“缕破蓝蓝然。”此别一义，今用之，然以释《左氏》，恐未当。《战国·齐策》云“下宫揉罗纨，曳绮縠，而士不得以为缘”，谓此也。古衣裳皆异色，惟妇人之服，上下同色，《诗·绿衣笺》。深衣亦然。士以上别有朝祭之服，庶人则即以深衣为吉服。盖古男子之好修饰，本甚于女子，古男子为求爱者，女子则操选择之权。又惟贵族为能尽饰也。然贵族燕居，亦服深衣，即非燕居，深衣之为用亦甚广，则

所谓“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者。《深衣》文。以简便切用言，固有不得不然者矣。宋卫湜《礼记集说》引吕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养老；诸侯大夫夕深衣；将军文子除丧而受越人吊，练冠深衣；亲迎女、在涂 之父母死，深衣缟总以趋丧；此吉凶男女之所同也。盖深衣者，简便之服，推其义类，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也。”案朝祭之服，皆后起奢侈之制，推原其朔，则所谓吉服者，皆不过深衣之类而已。

贵族服制等级，以《周官》所载为较详。盖《周官》为六国时书，故其等差弥备也。《司服职》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冕服皆衮衣，《书·皋陶谟》，今本《益稷》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左氏》昭公二十五年《疏》云：“孔安国云：日、月、星为三辰，华象草，华虫，雉也。画三辰、山、龙、华虫于衣服、旌旗，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己相背。葛之精者曰。五色备曰绣。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地，龙也，华也，虫也，七者画于衣服旌旗。山、龙、华、虫四者，亦画于宗庙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绣之于裳，如此数之，则十三章矣。天之大数，不过十二，若为十三，无所法象。或以为孔并华虫为一。其言华象草华虫雉者，言象草华之虫，故为雉也，若华别似草，安知虫为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郑玄读会为，谓画也。为绣，谓刺也。宗彝，谓虎蜼也。《周礼》宗庙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周礼》有衮冕、冕、毳冕，其衮、、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画，举其首章以名服耳。衮是衮龙也，衮冕九章，以龙为首。是华虫也，冕七章，以华虫为首。毳是虎蜼也。毳冕五章，以虎蜼为首，虎毛浅，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乱毛也。如郑此言，则于《尚书》之文，其章不次。故于《周礼》之注，具分辨之。郑于司服之注，具引《尚书》之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或作绣，字之误也。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旌旗，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 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二章，裳三章，凡五也。是郑玄之说，华虫为一，粉米为一也。”案郑又云：“希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无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谓之玄焉。”宋绵初驳之云：谓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九章，其说无据。又云：绘之为画，乃假借之文，非本训。经典无衣服用画之文，而《周官》典丝、《考工记》皆以画缋并举，绘缋一字。《说文》：绘，会五釆绣也。缋，织余也。绘绣对文异，散则通。绘者，合五采丝为之，织功也。绣者，刺五釆丝为之，箴功也。衣以绘，裳以绣，上下相变，其为采色彰施则同。案宋氏辨绘非画极确。章服之制，列代未必一律，经传多以意拟制之辞，亦未必与实际合，无足深论。要之衮衣兼绘绣之功，为古贵人最华美之服，则事实也。凡兵事韦弁服。注：韦弁，以 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案郑《杂问志》及《聘礼注》，又以为素裳。见《疏》。视朝则皮弁服。《注》：十五升白布衣，积素以为裳。凡甸，冠弁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缁布衣，亦积素以为裳。诸侯以为视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丧冠也。其服斩衰、齐衰。凡吊事，弁绖服。《注》：如爵弁而素，加环绖。其服锡衰、缌衰、疑衰。大札，大荒，大灾，素服。《注》：君臣素服

缟冠。《左氏》昭公十七年《疏》云：素服，礼无明文，盖象朝服，而用素为之。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 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内司服职》云：“掌王后之六服：炜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缘衣、素沙。”郑司农云：“袆衣，画衣也。揄狄、阙狄，画羽饰。展衣，白衣也。鞠衣，黄衣也。素沙，赤衣也。”后郑曰：“狄当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质五色皆备成章曰翚。江、淮而南，青质五色皆备成章曰摇。王后之服，刻缯为之形，而采画之，缀于衣以为文章。袆衣，画翚者。揄翟，画摇者。阙翟，刻而不画。此三者皆祭服。从王祭先王则服袆衣，祭先公则服揄翟，祭群小祀则服阙翟。鞠衣黄，桑服也，其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展衣，以礼见王及宾客之服，字当为亶。亶，诚也。缘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则是亦黑也。六服备于此矣。推次其色，则阙狄赤，揄狄青，袆衣玄。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连衣裳，不异其色，素沙者，今之白 也。六服皆袍制，以白 为里，使之章显。内命妇之服，鞠衣九嫔也，展衣世妇也，缘衣女御也。外命妇之服，其夫孤也则服鞠衣，卿大夫也则服展衣；士也则服缘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阙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阙狄，惟二王之后袆衣。”此外掌王后之首服者有追师。职云：“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以待祭祀宾客。”《注》曰：“副之言覆，其遗象若今步摇矣，服之以从王祭祀。编，编列发为之，其遗象若今假髻，服之以桑也。次，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髲髢，服之以见王。王后之燕居，亦笄总而已。追，犹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两旁，当耳。其下以 县瑱。外内命妇，衣鞠衣襢衣者服编，衣褖衣者服次。非王祭祀宾客，佐后，自于其家，则亦降焉。凡诸侯夫人，于其国，衣服与王后同。”掌王及后之服屦者有屦人。职云：“掌王及后之服屦，为赤舃、黑舃，赤、黄、青句、素屦、葛屦。辨内外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注》曰：“凡舃之色，如缋之次。、纯、皆同色。今云赤、黄、青句，杂互言之，明舃屦众多，反复以见之。素屦，非纯吉，有凶去饰者，散屦亦谓去色。命夫之命屦、屦，命妇之命屦、黄屦以下。功屦，于孤卿大夫则白屦、黑屦，九嫔内子亦然。世妇、命妇以黑屦为功屦。女御、士妻命屦而已。”又云：“屦自明矣，必连言服者？著服各有屦也。凡屦舄，各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舃有三等，赤舃为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王后吉服，亦惟祭服有舃。玄舃为上，袆衣之舄也。下有青舃、赤舄。鞠衣以下皆屦耳。天子诸侯吉事皆舄。其余惟服冕衣翟著舄。”案，《士冠礼注》曰：“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鼻，在屦头。”又曰：“，缝中也。”《疏》曰：“牙底相接之缝，中有绦钏也。”又曰：“纯，缘也。”《疏》曰：“谓绕口缘边也。”《屦人注》曰：“有、有、有纯者，饰也。”《玉藻》等篇所说，略有出入。要足见古代贵族服饰之大略也。

作事以短衣为便，古今一也。或谓其制起于赵武灵王之胡服，斯不然矣。《曲礼》曰：“童子不衣裘裳。”《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内则》曰：“十年，衣不帛，襦袴；二十可以衣裘帛。”此数语实互相备，成年则裘帛而裳，否则不裘不帛而襦袴也。《方言》曰：“复襦，江、湘之间谓之。”即裋，与短同语，襦亦即侏儒之儒，其为短衣无疑。古少者、贱者，皆服劳役，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而贱者恒衣短褐。戴德《丧服变除》：“童子当室，谓十五至十九，为父后，持宗庙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玉藻》：“童子无缌服，听事不麻。”《注》曰：“虽不服缌，犹免，深衣，无麻，往给事也。”盖丧祭不可以襦袴，故加之深衣；正与庶人以深衣为吉服同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称童谣曰：“鸲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蹇与襦。”盖言其将跋涉于外。《方言》曰：“袴，齐、鲁之间谓之。”是凡行道者皆襦袴也。又成公二十六年：“见靺韦之跗注。”《注》曰：“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云若袴而不云袴者，以袴不属于跗，非谓无跨，否则当云若裳矣。或谓即宣公十二年之甲裳，为后世之战裙者非也。服劳、行道、从戎皆襦袴，所以便动作也。若燕居取其温暖，又或取脱著之便，则又贵乎长。《论语·乡党》：“亵裘长。”袍亦下至跗，《释名》。皆取其暖。深衣连衣裳而一之，不过拘于礼服必用衣裳之制，其实已与袍衫无异。后世此等拘泥去，则替深衣而径代以袍衫矣。《方言注》：“今或呼衫为禅襦。”《急就篇注》：“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皆可见襦与袍衫是一，而《续汉书·舆服志》，以袍为古之深衣者？《释名》曰：“衫，芟也。衣无袖端也。”《唐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类篇》：衣与裳连曰襕。褾，袖端也。襈，缘也。盖特加袖端及缘，以象深衣，其实则仍袍衫耳。后汉时之袍，或有褾襈，亦未可知。然观马周之议，则俗去之亦已久矣。其便服转尚裙襦，则仍取动作之便也。惟习以袴为戎服及贱者之服，故必著裙。魏、晋以后，车驾亲军，中外戒严，皆服袴褶。《急就篇》注：“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 之袍也。”案左 者原于胡服，非左 者自原于中国之戎服也。贱者之服短衣，尤古今如一，可见有关实际之事，必不能因好尚而变迁。古今中外，虽有小异，实必大同也。

衣之宽窄，随气候而异。南方气候暖，多宽。北方气候寒，多窄。吾国文化，本起于南，故衣服亦颇宽，贵人尤甚。盖以是为美。《礼记·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注》云：“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此君子有道艺者所衣也。庶人 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周官》司服：士，“其齐服有玄端素端”。《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属幅，广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盖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此虽无正文，然古必有贵者侈袂之俗，郑乃据以为言也。

古代衣服，颇不自由。一以封建之制，藉服饰以别等级；一由锢蔽之俗，率疾恶独异者也。《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注》云：“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商君治秦，盖用此法。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此明等级之说也。《礼记·缁衣》：“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王制》：“关执禁以讥，禁异服。”郑子臧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杀之于陈、蔡之间。《左氏》僖公二十四年。荀子曰：“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奇衣妇饰，态度拟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非相》。此恶异己者之说也。然各地方之服饰，初不甚一律，故孔子言：“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儒行》。《左传》言钟仪南冠而絷。成公九年。《国策》言异人楚服而见。《秦策》。又《史记》言：“子路冠雄鸡，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仲尼弟子列传》。则因气类之异，而服饰不同者亦有之。盖好尚之殊、习俗之异，皆能使服饰不一律也。《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荀子·哀公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 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盐铁论·相刺篇》：“大夫曰：今文学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刺议篇》：“文学曰：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大夫曰：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则当时儒者之服，确与恒人有异。衣服所以章身，故富贵者多好华异。然孔子曰：“国家未道，则不充其服焉。”《玉藻》。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左氏》闵公二年。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檀弓》。此则公产之世，同甘共苦之规，演而为封建之初，制节谨度之道，有足使不称其服之徒，抱愧色焉者矣。

古之裘，皆如今之反著。故曰“虞人反裘而负薪，彼知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也。《新序· 杂事》。《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裘青犴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注》“饰犹褎。”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又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周官》：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物献。功裘，以待颁赐。”郑司农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良裘，王所服也。功裘，卿大夫所服。”后郑云：“良裘，《玉藻》所谓黼裘与？功裘，人功微粗，谓狐青麛裘之属。”此皆贵族之服。《玉藻》又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质略，又庶人无文饰。”盖平民之服也。裼者，以衣加于裘上。掩之曰袭，开裼衣露其裘曰裼。《玉藻》曰：“裘之裼也，见美也。服之袭也，充美也。”《注》：“充犹覆。”疑初因惜其毛，加衣以护之，后又因以为饰也。“凡当盛礼者，以充美为敬，非盛礼者，以见美为敬”。《聘礼郑注》。无裼衣为表裘，为不敬。《玉藻》：“表裘不入公门。”绤之上，亦必加 衣，时曰袗。《论语》所谓“当暑，袗绤，必表而出之”者也。《乡党》。不则，不敬与表裘同。

《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齐则缁之。”《杂记注》曰：“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冠礼记》曰：“三王共皮弁素积。”其服用之甚广，《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乡党》：“素衣麑裘”，《郑注》：“视朝之服，君臣同服也。”《小雅》“有者弁”，《注》：“弁，皮弁也。天子诸侯朝服以燕。”《郊特牲》：“祭之日，天子皮弁以听祭报。”《明堂位》：“皮弁，素积，以舞大夏。”《学记》：“大学始教，皮弁释菜。”《聘礼》：宾皮弁以聘。又宾射、燕射亦用之。盖未知染色时之遗制。《月令》：季夏，命妇官染采。《周官》：地官有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天官有染人，掌染丝物。掌凡染事。则其技稍进矣。其物有蓝、《月令》：仲夏，命民毋艾蓝以染。蒨、《尔雅》：茹藘茅，即此物。

齐人谓之靺鞈。象斗、染黑，见染草。紫茢、染紫，见染草《注》。丹秫见《钟氏》。之属。其染法：则《尔雅》言：一染谓之，《既夕礼注》：“今红也。”再染谓之，《士冠礼注》：“再入谓之赪。”三染谓之

。《士冠礼疏》：“一染至三染，同名浅绛。”《士冠礼注》曰：朱则四人与？《钟氏疏》：“以 入赤汁则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则为绀。”《考工记·钟氏》曰：五人为。《士冠礼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青而微黑，如爵头然，或谓之。”《疏》云：“以 入黑则为绀，以绀入黑则为。”七入为缁。《注》云：“凡玄色者在 缁之间，其六人者与？”《疏》云：“缁谓更以玄入黑汁。”又云：“缁与玄相类，故礼家每以缁布衣为玄端也。”《士冠礼疏》云：“古缁二字兼行：若据布为色者，则为缁字。若据帛为色者，则为 字。但多误为纯。”又染人，秋染夏。《注》谓染五色。此古染色之大略也。《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古皆贵正色，贱间色，实则染色之技，当以知间色者为优也。

《考工记》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注》：“此言画绩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缋以为衣。”又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注》：“此言刺绣采所用，绣以为裳。”绘绣之义已见前，此古人织功箴功所用之色也。

古丧服以布之精粗为度，非以其色也。《礼记·间传》曰：“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案《丧服记》但云：齐衰四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齐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故《郑注》谓其“极列衣服之差”也。升者，郑注《丧服》云：“布八十缕为升。升字当为登。登，成也。今之礼皆以登为升，俗误已行久矣。”《疏》云：“布八十缕为升者，此无正文，师师相传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缕谓之宗，宗即古之升也。”有相传言语为证，郑说自属不误。《论语·子罕》：“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集解》：“孔曰：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为之。”《疏》云：“三十升则二千四百缕矣，细缕难成，故孔子以为不如纯之俭。”然其纺织之技，则甚精矣。《周官》司服：“王为三公六卿锡衰，为诸侯缌衰，为大夫疑衰。”郑司农云：“锡，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无事其缕。《丧服传》文。锡，今文或作，见《大射礼注》。疑衰十四升。”此无文。盖至十五升则为吉布也。

第三节 宫 室

人类藏身，古有两法：一居树上，一居穴中。《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孟子》言：“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上》。《淮南子》言：“舜之时，江、淮流通，四海溟涬，民上丘陵，赴树木。”《本经训》。即其事。《诗》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礼记·月令疏》曰：“古者窟居，随地而造。若平地则不凿，但累土为之，谓之为复。若高地则凿为坎，谓之为穴。其形皆如陶灶。故《诗》云陶复陶穴也。”《诗疏》不甚清晰，故引《礼记疏》。此古穴居之法。巢居，今世野人犹有之。其法连结大树之枝，使其中可容人，去地三五十尺。凿树干为级，以便上下。亦有能造梯者，人既上则藏之。《淮南·本经》谓容成氏之时，“托婴儿于巢上”，盖其事。穴居多在寒地，巢居则在温热而多毒蛇猛兽之区。《御览·皇王部》引项峻《始学篇》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可见其一起于南，一起于北也。

筑室材料，不外木、石、土三者，砖即熟土。寒带之人，有以雪为屋者，温带、热带无之也。《易· 系辞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淮南子·修务训》曰：“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栋宇者，巢居之变，筑墙则穴居之变也。《左氏》：郑伯有为窟室而饮酒，襄公三十年。吴公子光伏甲于堀室，以弑王僚，昭公二十七年。皆古穴居之遗。《月令》：“仲秋，穿窦窖。”《注》：“入地，椭曰窦，方曰窖。”此亦穴居遗法。《吕览·召类》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注》曰：“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虽云节俭，实所未闻。”此实巢居之遗制，高氏自不解耳。然《大戴记·盛德篇》，谓“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业已曲为之说，更无责乎高氏矣。

渔猎之世，民多山居，亦有藉水以自卫者。希腊史家赫罗多德（Horodotus），谓古屋皆在湖中，筑于杙上，惟一桥通出入，与《史记·封禅书》：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名为昆仑者酷相似。西元千八百五十三年，欧洲大旱，瑞士秋利伊湖涸，湖居遗址见，人类学家、古物学家皆以为邃古之遗。今委内瑞拉、新几内亚之民，仍有湖居者，可知以水自环，实野人防卫之法也。吾国古者，州洲同字，洲字即今岛字。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明堂称辟雍。辟即璧，《说文》“璧，瑞玉圜也”，又曰“璧，肉好若一谓之环”，盖取周还之意。雍，篆书作雝，乃借字，其本字当作邕，从川邑，《说文》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盖正指洲言之。《易·泰卦爻辞》曰：“城复于隍。”《尔雅·释言》曰：“隍，壑也。”城临壑，犹湖居时遗法也。湖居盖邃古之事，稍进则依丘陵。古丘虚同字。书传言先代都邑者，皆曰某某氏之虚，即某某氏之丘也。至农耕之世，民乃降丘宅土。《淮南》以作室筑墙茨屋，与辟地树谷并举其征。此时文明日进，营造之技日精，城郭宫室，乃次弟兴起矣。

《礼记·王制》曰：“司空执度以度地，《注》：“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注》：“观寒暖燥湿。”量地远近，《注》：“制井邑之处。”任事兴力。”《注》：“事，谓筑邑庐宿市也。”此古经野之法。《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此则建国之法也。《笃公刘》之诗曰：涉则在，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涉高冈，乃觏于京。既溥既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即古建国时计度之事。《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形法家，《汉志》说其学云：“大举九洲之势，以立城郭宫室。”盖即其法，而今亡矣。古制：百里之国，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国，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国，三里之城。《诗·文王有声疏》引《尚书》传《注》云：“玄或疑焉。匠人营国方九里，谓天子之城。今大国九里，则与之同。然则大国七里之城，次国五里之城，小国三里之城为近耳。或者天子实十二里之城，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焦循《群经宫室图》曰：“《周书·作雒篇》：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谓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城之墙曰墉。《尔雅·释宫》：“墙谓之墉。”《疏》：“亦为城，《王制》云：小城曰附庸。《大雅·皇矣》云：以伐崇墉。义得两通也。”又于其上为垣，于其中睥睨非常，是曰陴，亦曰堞，亦曰女墙。《说文》：“陴，城上女墙，俾倪也。”又曰：“堞，女墙也。”《释名》：“城上垣曰睥睨，言于其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俾也，言俾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墙，言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门外有曲城。谓之。《诗》：“出其阇。”《毛传》：“，曲城也。”《说文》：“，城内重门也。”《诗疏》云：“是门外之城，即今之门外曲城是也。”其上有台曰阇，《诗》：“出其阇。”《毛传》：“阇，城台也。”《尔雅·释宫》：阇谓之台。四角为屏以障城曰城隅。《考工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注》：“阿，栋也。宫隅、城隅谓角浮思也。”《疏》：“汉时云东阙浮思灾，言灾，则浮思者小楼也。”焦氏曰：“浮思，《广雅》《释名》《古今注》，皆训为门外之屏。城之四角，为屏以障城，城角隐僻，恐奸宄逾越，故加高耳。《诗·邶风·静女》：俟我于城隅。《传》云：城隅，以言高不可逾。《笺》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证。《疏》据汉时浮思灾，以城隅为小楼，非也。《古今注》谓罦罳合板为之，则屏自可灾。”城版筑所成。城之外为郭，亦曰郛，则依山川形势为之，非如城之四面有垣也。《周书·作雒解》：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郭所以御小寇，有大敌则不能守，故春秋列国相攻，不闻守外城者。郭之设，如专于一面，即为长城，亦所以防钞掠。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皆有长城，所以防北族，齐亦有长城，则所以防淮夷也。郭以内为郊，郊犹称国中；郭以外为鄙，亦曰野，则野人之居矣。《春秋》之例，未入郭曰侵某鄙，伐某鄙，入郭曰入某郛，入城曰入。郭为古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界。见第十章第四节。郭之门即郊门，其外有关。关多据形胜之地，不必尽在界上，盖扼险之始也。《周官·司关注》曰：“关，界上门。”《仪礼·聘礼》：“宾及竟，乃谒关人。”然《左氏》定公六年“郑伐阙外”，《注》云：“阙外，周邑。”盖周以伊阙险隘，设关守之，谓之阙塞，阙塞之外，未尝无邑也。昭公元年，孟仲之子杀竖牛于塞关之外，此齐、鲁分界之关，关外即齐。襄公十七年，齐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迎臧孙，至于旅松，则桃、防皆在阳关外。成公二年，齐侯入徐关。十七年，高弱叛卢，庆克围之。国佐杀克，以谷叛，齐侯与盟于徐关。则徐关外亦有卢、谷等邑也。《考工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

市。”《注》云：“王宫所居。”谓中为王宫也。天子诸侯皆三朝。《礼记·明堂位》：“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注》：“言庙及门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与？”戴震谓天子亦三门，焦循《群经宫室图》从之。门：最在外者曰皋门，诸侯曰库门。库门之内为外朝，九棘三槐在焉。《周官·朝士》。其内为应门，诸侯曰雉门。门之内为治朝，群臣治事之朝也。《周官·大宰注》：“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仪。”见《宰夫注》。治朝之内为路门。路门之内曰燕朝。燕朝之后曰六寝。六寝之后为六宫。此系据《周官》为说，见《天官宫人》及《内宰》。今文家说，则谓天子诸侯皆三寝，见《公羊》庄公三十二年《解诂》，二者不可强合。六寝之后，六宫之前，为内宫之朝。《匠人》云：“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内九室当在内宫之朝，外九室当在治朝也。又有官府次舍，其所在不可悉考。《周官·宫正》：“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注》：“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玉府、内宰、内史之属。次，诸吏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舍，其所居寺。”《宫伯》，“授八次八舍之职”。《注》：“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次谓宿卫所在。舍其休沐之处。”应门之旁有阙，即观也，亦曰象魏，为县法之地。《天官冢宰》：“正月之吉，县治象之法于象魏。”司农云：“象魏，阙也。”《左氏》哀公三年，司铎火，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杜《注》曰：“《周礼》，正月，县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之，故谓其书为象魏。”案魏者，阙名，象者，形象，其初本皆一名，后单音语变为复音，乃并二者皆称为象魏耳。《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天子之礼也。”《解诂》曰：“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礼记·礼器》：“天子诸侯台门。”又曰：“家不台门。”《注》：“阇者谓之台。”《疏》曰：“两边筑阇为基，上起屋曰台门，故乘之可以眺远。”《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是也。城亦有之，《诗·郑风》“佻兮 兮，在城阙兮”是也。塾在路门之侧，为门闱之学所在。《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即在于此。《疏》曰：“《周礼》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此即《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所谓“田作之时，父老及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薪樵者不得入”者也。《战国策·齐策》：王孙贾之母谓贾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秦有闾左之戍，晁错谓入闾取其左。《后汉书·齐王传》云：使天下乡亭，皆画伯升象于塾，旦起射之。则古民居之巷通称闾，闾之两端恒有门，其侧皆有室，至汉世犹名为塾也。寝之制：前为堂，后为室。堂之左右为夹，亦曰厢。东厢之东曰东堂，西厢之西曰西堂。东西墙谓之序，其下曰阶，东为阼阶，西为宾阶。室之左右为房。郑云，天子诸侯左右房，大夫士仅有东房。见《诗·斯干笺》《礼·公食大夫礼注》。其北为北堂。《诗·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曰：“背，北堂也。”《疏》：“《士昏礼》云：妇洗在北堂。《有司彻》云：致爵于主妇，主妇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总谓之堂，房半以北为北堂，房半以南为南堂也。”《士昏礼疏》曰：“房与室相连为之，房无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堂北有阶曰北阶。户在室东南，牖在西南，北亦有牖，曰北牖。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室：西南隅为奥，尊者处之。西北隅谓之屋漏，当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尔雅疏》引孙炎说。东北隅曰宧，宧，养也，《疏》引李巡说。盖饮食所藏。东南隅曰窔，在户下，亦隐暗也。郭《注》。中室曰中霤，复穴之世开其上以取明，雨霤之，后因名焉。《月令疏》。《尔雅》曰：“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盖寝庙之制大同，故其称亦互受也。以上言城郭朝寝之制，略据焦循《群经宫室图》。

穴处之世，室内盖甚幽暗。野蛮人入室，行卧坐立，皆有定处，盖此时之遗习。吾国古礼，室中居有常处，盖亦由是也。《墨子》曰：“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冬可以避风寒，逮夏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节用》中。又《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今野蛮人亦有冬夏异居者。《月令》：季秋：“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豳风之诗》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此即《尧典》春云“厥民析”，冬云“厥民隩”者，其俗盖由来甚久。“霜降逆女，冰泮杀止”之礼，由是作也。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贵人筑室于爽垲之处，是为《月令》所谓“居高明”。仲夏之月。然古营高明之技似甚拙。《尔雅》曰：“阇谓之台。”又曰：“四方而高曰台。”注谓积土为之。又曰：“有木者谓之榭。”榭有二义：一此所谓台上起屋，一则《尔雅》所云：“无室曰榭。”《左氏》宣公十六年杜注引之，谓：“屋歇前者。”疏云：“歇前者，无壁，如今厅是也，为讲武屋。”“狭而修曲者曰楼”，则于台上起屋。《淮南·本经》曰：“逮至衰世，构木为台，积壤而丘处。”亦即指此。盖不能为今世之楼，苟非因高为高，即须于平地累土，其劳民力尤甚，故古人恒以为戒也。《公羊》庄公三十一年《解诂》曰：“礼：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登高远望，人情所乐，动而无益于民者，虽乐不为也。”《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注》：“上宫，楼也，孟子舍止宾客所馆之楼上也。”《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可以居人，当系今日之楼。《春秋》庄公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漱浣也。”秋筑台于秦，《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临国也。”三十二年，《左氏》谓公筑台临党氏，

则今之楼，战国之世乃能为之，春秋时尚无有也。

寝之制，前堂而后室，与今民居不同。《汉书·晁错传》：错言：“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则近今中为堂，左右为室之制矣。张晏曰：“二内，二房也。”盖平民之居，无寝制之所谓堂，即以其室为堂，房为室耳。《史记·孔子世家》：“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盖改一堂二内之居为庙寝之制也。《史记·外戚世家》：“帝求王太后女，女亡匿内中床下。”亦即“故所居堂弟子内”之内。

《礼记·儒行》曰：“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注》曰：“五版为堵，五堵为雉。今《戴礼》韩《诗》说：“八尺为版，五版为堵，五堵为雉。”古《周礼》及《左氏》说：“一丈为版，”见《诗·鸿雁》《左氏》隐公元年《疏》。筚门，荆竹织门也。圭窬，门旁窬也，穿墙为之，如圭矣。”《疏》云：“一亩，谓径一步，长百步为亩。若折而方之，则东西南北各十步为宅。墙方六丈，故曰一亩之宫，谓墙垣也，环谓周回。东西南北惟一堵。《释文》：方丈为堵。蓬户，谓编蓬为户，又以蓬塞门，谓之蓬户。瓮牖者，谓牖窗圆如瓮口也，又云以败瓮口为牖。”案以败瓮口为牖，今世犹有之。《左氏》襄公十年，王叔之宰诋瑕禽曰：“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杜《注》：“筚门，柴门。闺窦，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则古平民之居皆如是。又十七年，宋子罕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注》云：“阖，谓门户闭塞。”《疏》云：“《月令》仲春修阖扇。郑玄云：用木曰阖，用竹苇曰扇。是阖为门扇，所以闭塞庐舍之门户也。”此亦筚门之类也。可见古者民居之简陋矣。

然贵族之居，则有甚侈靡者。子产讥晋，谓文公无观台榭，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子西虑吴，谓阖庐室不崇坛，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而夫差次有台榭陂池。哀公元年。宋向戌聘鲁，见孟献子，尤其室，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襄公十五年。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辞，及如晋，则公更其宅矣。昭公三年，参看下文。盖俗以逾侈为高，如孔子所称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者寡矣。《论语·子路》。劳民之事，见于记载者：晋有虒祁之宫，昭公八年。楚有章华之台。昭公七年。 又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公羊》昭公十三年。齐高台深池，宫室日更。《左氏》昭公二十年。鲁虽小，襄公反自楚，犹作楚宫。襄公三 十一年。此亦犹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矣。《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东周诸大国中，惟秦最简陋，而商君告赵良，以大筑冀阙，营如鲁、卫自夸，《史记》本传。则自孝公变法而后，亦不肯以简陋自安，阿房、骊山，未始非作法于贪者有以致之也。

宫室而外，又有苑囿之乐。《说文》云：“苑所以养禽兽也。”高诱注《淮南·本经》云：“有墙曰苑，无墙曰囿。”其注《吕览·重己》则云：“畜禽兽所，大曰苑，小曰囿。”囿盖犹今之动物院，苑则画地，任自然之禽兽蕃殖其中者也。苑囿义虽有别，散文则通，后且为复语，故书传每连举也。《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此盖山泽之地尚为公有之世。其后施以厉禁，则有如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者矣。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公羊》成公十八年《解诂》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云：“《孟子》文，《司马法》亦云也。”今《孟子》无此文，《司马法》则已亡。然《谷梁疏》引徐邈说，与何君同，其说必有所本，盖《春秋》制也。《诗·灵台毛传》云：“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周官》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国四十里，次国三十里，小国二十里。”盖古文说。《谷梁疏》引《毛传》作三十里，三盖误字。《孟子》言纣“弃田以为园囿”。《滕文公下》。《诗·驷铁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疏》云：“有蕃曰园，有墙曰囿，囿者，域养禽兽之处，因在其内调习车马。”此即《周官·载师》“以场圃任园地”之园。后世民家无囿，而犹有园，因而叠石穿池，构亭台，植卉木，则成今所谓园林，古苑囿实非其伦。《孟子》“弃田以为园囿”之园，疑实苑之误字也。

贵族宫室园圃，占地甚多，平民之居，则有甚为局促者。古宅地谓之廛，皆掌诸官。《孟子》“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是也。《滕文公上》。《管子问》：“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人？”则并不待其乞请矣。《王制》言“田里不粥，墓地不请”，盖各举一偏以相备也。《孟子》“五亩之宅”，赵《注》言庐井邑居各二亩半，《梁惠王》上。此即《公羊解诂》言“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秋冬入保城郭，一里八十户”者，宣公十五年。地在郊野。“市廛而不税”，《王制》，《孟子》作“廛而不征”。则在国中者也。《左氏》：昭公三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 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注》曰：“本坏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复之。”则城市之中，民居已极阗溢。然犹曰国中则然。韩、魏之民，复阴阳泽水者过半。已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案《周官·载师注》：“《故书》廛或作坛，郑司农云：坛读为廛。”《序官》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坛者，筑土为之，所以备营建，《管子·五辅》“利坛宅”，《注》云“坛堂基”是也。《荀子·王制》云：“定廛宅。”可见廛坛同字。居于草泽之中，排藜藿而后入，其无基址审矣。此则在野之民，亦不能得宅地也。度地居民之制，盖荡焉无复存者矣。

《周官·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九州二字，义有广狭，已见第十章第二节。此“九州”二字，乃指国以内之九聚落言，范围尤隘，实近九州二字之初义也。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注》：“于四角立植，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疏》曰：“此经说欲置国城，先当以水平地，欲高下四方皆平，乃始营造城郭也。云于四角立植而县者，植即柱也，于造城之处，四角立四柱而县，谓于柱四畔县绳以正柱。柱正，然后去柱。以水平之法，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地乃平也。”置槷以县，视以景。《注》：“于所平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视之以其景，将以正四方也。”《疏》云：“置槷者，槷亦谓柱，云以县者，欲取柱之景，先须柱正，欲须柱正，当以绳县而垂之，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绳县之，其绳皆附柱，则其柱正矣。然后视柱之景，故云视以景也。”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则东西正也。又为规以识之者，为其难审也。自日出而画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则为规，测景两端之内规之，规交乃审也。度两交之间，冲屈之以指臬，则南北正。”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春秋》庄公二十二年：“丹桓宫楹。”《谷梁》曰：“礼：天子诸侯黝垩，《疏》：“徐邈云：黝，黑柱也。垩，白壁也。”大夫仓，士黈。《注》：“黈，黄色。”丹楹，非礼也。”二十四年：“刻桓宫桷。”《谷梁》曰：“礼，天子之桷，斫之砻之，加密石焉。《注》：“以细石磨之。”诸侯之桷，斫之砻之。大夫斫之。士斫本。刻桷，非正也。”《公羊解诂》略同。《疏》云：“皆《外传》《晋语》张老谓赵文子椽之制。”《礼记·礼器注》：“宫室之饰：士首本，大夫达棱，诸侯斫而砻之，天子加密石焉，无画山藻之礼也。”疏云：“《礼纬·含文嘉》云：大夫达棱，谓斫为四棱，以达两端。士首本者，士斫去木之首本，令细，与尾头相应。《晋语》及《含文嘉》并《谷梁传》，虽其文小异，大意略同也。”《礼记·礼器》：“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明堂位》曰：“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注》：“山节，刻

卢为山也。藻棁，画侏儒柱为藻文也。复庙，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当尊南也。惟两君为好，既献，反爵于其上。礼：君尊于两楹之间。崇，高也。康读为亢龙之亢。又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疏》云：“皇氏云：郑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谓就外檐下壁，复安板檐，以辟风雨之洒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并可见古者建筑之术。然古宫室城郭，皆役民为之，能守成法以其时者盖寡，故古多以事土木为大戒也。

吾国最古之建筑，莫如明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谓：“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实同。”袁准难之，殊不中理。阮元谓：“有古之明堂，有后世之明堂。古者政教朴略，宫室未兴，一切典礼，皆行于天子之居，后乃礼备而地分。礼不忘本，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以存古制。”《研经室集·明堂说》。其说是也。明堂之制，今古文皆谓其以茅盖屋，盖犹祭祀之存玄酒大羹。今《戴礼》说：明堂九室，室四户八牖。古《周礼孝经》说：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其壮丽，殊与朴略之世不称，盖晚周之制也。郑玄谓《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得其实矣。《淮南·本经》云：“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斫，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可见明堂之初制。合初制与吕不韦所说观之，可见自隆古至晚周建筑之精进也。本节引《礼记·明堂位疏》。蔡邕说详见《续汉书·祭祀志》注。《考工记·匠人》说明堂之制，与古《周礼》《孝经》说同。

《周官》：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梐枑再重。《注》：“郑司农云：梐枑，谓行马。”案谓交互设木，以资守卫也。设车宫辕门。《注》：“谓王行止宿阻险之处，备非常，次车以为藩，则仰车，以其辕表门。”为坛 宫棘门。《注》：“谓王行止宿，平地筑坛，又委遗土起堳埒以为宫。郑司农云：棘门，以戟为门，杜子春云：棘门，或为材门。”《疏》：“闵二年，卫文公居楚丘，国家新立，齐桓公共门材，先令竖立门户，故知棘门亦得为材门，即是以材木为门也。”为帷宫设旌门。《注》：“谓王行止，昼有所展肆，若食息，张帷为宫，则树旌以表门。”无宫则共人门。《注》：“谓王行有所逢遇，若住游观，陈列周卫，亦立长大之人以表门。”此古人行道止舍之法也。

古人席地而坐，尊者则用几。阮谌《礼图》云：“几长五尺，高尺二寸，广二尺。”《曾子·问疏》。其高尚不如今之椅也。其坐则略如今之跪。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左氏》襄公二十七年：“床笫之言不逾阈。”《注》：“笫，箦也。”《正义》：“《释器》云：篑谓之笫，孙炎曰：床也：郭璞曰：床版也。然则床是大名，箦是床版。《檀弓》云：大夫之篑与？ 篑名亦得统床，故孙炎以为床也。”室中用火有二：一以取暖，一以取明。《汉书·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师古曰：“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古无蜡烛，所谓大烛庭燎者，以苇为中心，以布缠，饴蜜灌之，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平时用荆燋为火炬，使人执之，所谓执烛抱燋，所谓烛不见跋，皆指此。《周官·秋官》司烜氏《疏》。《左氏》昭公十年：“宋平公卒。初，元公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定公三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炉炭，遂卒。”则取暖亦用炭也。

述宫室及与宫室附丽之器用既竟，请再略言葬埋之制。古之葬，盖有于山者，亦有于平地者。《孟子》曰：“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盖归，反蔂梩而掩之。”《滕文公上》。此田猎之世之葬于山。《易》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系辞传》。此则耕稼之世之葬于地者也。农民葬埋，率就所耕之地。《曾子问》：“下殇葬于园。”亦其一证。故《孟子》言：“死徙无出乡。”《滕文公上》。《公羊解诂》述井田之制曰：“死者得葬焉。”宣公十五年。《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盖古之所以不封不树者，正以葬地距所居甚迩，不待识别也。《诗》：“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毛《传》：“瑾，路冢也。”路人而犹为之冢，亦以便识别也。贵族则以中田为不安，而求葬于高燥之处。《吕览》谓“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是也。《节丧》。于是葬地距所居渐远，不得不为之识别，而有所谓丘封之度与树数，《周官》冢人，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并有以人力为丘陵者矣。顾亭林《日知录》云：“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赵肃侯、秦惠文、悼武孝文三王始称陵，至汉则无帝不陵者矣。”此葬地之变也。《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淮南·氾论》同。郑《注》言有虞氏始不用薪，高《注》言禹世无棺椁，以瓦广二尺，长四尺，侧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盖尚未能用木。《墨子》言“禹葬会稽，桐棺三寸。”实假托之辞也。见《节葬》。上文云：“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下文又云：“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可见实为墨子所定之制。《左氏》哀公二年，赵鞅誓众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墨子所据，自系当时觳薄之制也。《檀弓》言：“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言：“中古棺七寸，椁称之。”

《公孙丑》下。而天子诸侯，棺椁皆至数重。《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郑《注》以水兕革棺为一重，杝棺即椑棺，梓棺为属与大棺。《丧大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盖即《礼器》所谓诸侯三重，大夫再重者，诸侯无革棺，大夫无椑也。又云：士棺六寸，则士无属也。《礼器》又云：“天子五重。”郑谓加抗木与茵，疏云：“古者为椁，累木于其四边，上下不周，致茵于椁下，所以藉棺。从上下棺之后，又置抗木于椁之上，所以抗载于上茵者。藉棺外，下褥，用浅色缁布为之，每将一幅，辄合缝为囊，将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案《庄子·天下》：“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七重，盖以水兕革棺为二。茵与抗木，亦各为一重。《荀子·礼论》：“天子棺椁十重。”十，盖七字之误。此棺椁之变也。《檀弓》又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其论三代制礼之意非，言三代异礼当是。所谓明器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亦《檀弓》文。盖其时制器之技，本只如此。“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刍灵与涂车并称，亦见《檀弓》。盖在瓦棺堲周之世，俑则与棺椁并兴也。此葬器之变也。此皆葬埋之法，随文明之进而臻美备者也。

昔之论者，恒谓古人重神不重形，故其葬埋不至逾侈，其说实似是而非。《檀弓》言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左氏》定公五年：“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合此两事观之，似古人之重神，诚过于其形，且以形魄为无知矣。然《谷梁》僖公十年：“骊姬谓君曰：吾夜梦夫人趋而来，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将卫士而卫冢乎？”则谓古人谓神不栖于丘墓者，非也。或谓《谷梁》之言，乃汉师之说，不免以后世事附会。然“孔子死，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孟子·滕文公》上。此即后世之庐墓，与将士而卫冢何异？且自武王，即已上祭于毕矣。见第八章第六节。而齐亦有东郭墦间之祭。《孟子·离娄下》。“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哭尽哀。除丧而后归，之墓哭成踊。”《礼记· 奔丧》。“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檀弓》。“大夫士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坟墓也？”《曲礼》。苟以形魄为无知，又何为是恋恋也？《檀弓》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然则季子之不归葬，亦力有不逮耳，非果以形魄为无知，而弃之于远也。职是故，古贵族乃多违礼厚葬者，观《吕览·安死》《节葬》二篇可知。《论语》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而门人弗听。《先进》。盖虽圣门之弟子，且不免随俗矣。知厚葬之习之入人深也。道术之士所以多非厚葬者，墨家诋儒家厚葬，然儒家葬法，较之流俗，已远薄矣。一不欲以死伤生，一则礼多守旧，前世之法，既成遗习，不欲轻违也。然一二智士之哓音 口，岂能回千百流俗人之听哉？

古言葬埋之侈者，莫过于吴阖庐及秦惠、文、武、昭、庄襄五王，刘向《谏起昌陵疏》，见《汉书》本传。或谓此六王之事，乃以世近而有传，他国王侯，亦未必不如此。然《左氏》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乐举之不臣。《史记·秦本纪》：武公卒，初以人从死，献公元年又止之。《左氏》成公二年，亦云宋始用殉。则战国初年以前，违礼厚葬者，似确不如后来之甚。盖礼恒守旧，非至风俗大变时，敢显然违之者少也。此乃习俗之拘束，非真知礼义，故堤防一溃，遂横决不可遏止矣。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檀弓》：“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注》曰：“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京，京盖原字之误。”案《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 掩辨京陵。《注》云：“以为冢墓之地。”《尔雅·释丘》曰：“绝高谓之京。”《周官·大司徒注》曰：“高平曰原。”二者义实无大异，则作京亦可通。《檀弓》又曰：“成子高曰：吾闻之，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丘陵不必皆不食，然究非土田之比，族葬于丘陵，则地之弃于葬者较少，犹较以人力为丘陵者为善也。

《墨子·节葬》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吕览·义赏》曰：“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同。此为异民族之俗，非汉族所有，彼盖诚重神而不重形者矣。

第四节 交 通

《易·系辞传》述黄帝、尧、舜之事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又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辞过》。《淮南子》曰：“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靼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氾论》。皆以舟车之兴，为大有益于人类。盖无舟车，则一水之隔，即可使人不相通，陆路虽可步行，然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跋涉千里，业已甚劳，况加以儋荷负戴提挈邪？人之躯体，能运物者有四：肩、背、头、手是也，肩以儋，背以负，头以戴，手以提挈。合两人之手，则为舁。舟车之兴，其大有益于人类，确不诬也。

舟之兴，盖始于浮木。《庄子·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以手足击水而进。此时人之手足即楫也。此盖最古之法。稍后，则知刳木。《淮南子·说山》曰：“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诗》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云：“《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注》曰：舟谓集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古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案《诗》所谓方，即《淮南子》所谓方版，乃后世之筏，不足以当舟虚，则其所谓窬木，而亦即《易》所谓刳木也。舟之始，盖仅如此。能方版而为筏，技已稍精，知造舟则更进矣。既能浮木以渡水，则亦能驾木以为桥。《说文》：“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是也。其字亦作杠。《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梁与杠字并从木，盖亦架木为之。《尔雅》曰：“石杠谓之徛。”则后来更用石也。《尔雅》：“堤谓之梁。”《注》：“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案梁亦初用木，后用石也。郭《注》云：“聚石水中，以为步渡。”盖未能为桥时，又有此法。虽云简陋，然较之“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之世，见《庄子· 马蹄篇》。已迥不相侔矣。

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日知录》论骑射之始云：“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军事，而交通从可见焉。后来夷狄之情形，即吾国古代之情形也。吾国文明，大启于河域之平原，故车之为用尤广。《考工记》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可见古人之殚心于是矣。

《曲礼》曰：“前有车骑，则载飞鸿。”《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当是周末时礼。”《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曰：“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曰前有车骑者，《礼记》汉世书耳，经典无骑字也。炫谓此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案世无知以马驾车而不知骑乘之理，亦无久以马驾车而仍不知骑乘之理，古书不见乘马事，自如刘子玄议，以记庶民事少；兵有车而无骑，自如亭林言，以古华夏多居平地，与戎狄争不甚剧也。《日知录》云：“《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马之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赵 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即是单骑。”《马部》骑下。则急遽之时，古固有跨马者。予案载重亦宜于车，古贵族之行，载物必多，安能用骑？ 《史记·秦始皇本纪》：八年（前239年），“轻车重马，东就食”，疑即是舍车而骑。毛奇龄《经问》云：“古书不记事始，今人但以书之所见，便为权舆，此最不通。《易》《书》《诗》无‘骑’字，遂谓古人不骑马，骑是战国以后字。然则六经无‘髭髯’字，将谓汉后人始生髭髯乎？”语虽谑，实中事理也。

古车亦有以人 者，辇是也。《周官》乡师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 辇。”《注》云：“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藩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案《春官》巾车，“王后之五路”有辇车。《注》云：“为辁轮，人挽之而行。”《疏》：“《说文》：有幅曰轮，无幅曰辁。”又服车五乘，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但云：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与栈车皆不言为人挽。而《诗》：“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云：“栈车，役车也。”《笺》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一似栈车、役车，以皆人挽行者。盖役车既可驾马，又可人挽行，既可乘坐亦可共役；而栈车、役车同为无饰，故二者又可通名也。《巾车》，王之五路：曰玉路，以祀；曰金路，以宾，同姓以封。曰象路，以朝，异姓以封；曰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曰木路，以田，以封蕃国。王后之五路：曰重翟，曰厌翟，曰安车，曰翟车，曰辇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云：玉路以玉饰，金路以金饰，象路以象饰，革路挽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木路不挽以革,漆之而已。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厌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安车，坐乘车。翟车，不重不厌，以翟饰车之侧尔。辇车，但漆之而已。夏篆，《故书》为夏缘。司农云：夏，赤也。缘，绿色。或曰：夏篆，篆读为圭瑑之瑑，夏篆，毂有约也。玄谓夏篆，五采画毂约也，夏缦亦五采画，无缘，墨车不画，栈车不革，而漆之。案《考工记》云：“栈车欲弇，饰车欲侈。”《注》云：栈车欲弇，“为其无革挽，不坚，易折坏也”。饰车，“谓革 舆也”。《疏》云：“云大夫以上，则天子诸侯之车以革。但有异物之饰者，则得玉金象之名号，无名号者，直以革为称。木路亦以革，但不漆饰，故以木为号。”与《巾车注》不合，《疏》说当是。或其初但用木，后虽以革，犹蒙木名也。栈车则仍用木。《巾车疏》引《唐传》云“庶人木车单马”是也。用木即是无饰，故《唐传》又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命然后得乘车、骈马。”《考工记》引《殷传》亦云：“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公羊》昭公二十五年《解诂》，亦云：“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大

车，士饰车”也。驾数：《易》孟、京、《春秋》《公羊》说：天子驾六。

《毛诗》说：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说与《易》《春秋》同，见《五经异义》。《曲礼》云：“妇人不立乘。”故《巾官注》云：“凡妇人车，皆坐乘。”《疏》云：“皇后五路皆坐乘，独此得安车之名者，以此无异物之称，故独得安车之名也。”又云：《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乘安车。则男子坐乘，亦谓之安车也。”《说文》：“辇，车也，从车，在车歬，引之也。”训并行，盖二人挽之，亦或一推一挽。《司马法》所言，乃行军时制，寻常役车，固不必如是其大也。《论语·为政》：“子曰：大车无，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集解》：“包曰：大车，牛车；《考工记·辀人注》同。《车人注》曰：“平地载任之车。”小车，驷马车。”中央两马夹辕者名服，两边名，亦曰骖。《左传》桓公三年《疏》云：“总举一乘，则谓之驷。指其 马，则谓之骖。”则古车有服牛、乘马与以人，凡三种也。古丧车亦以人，《既夕礼》，属引，《注》曰：“属，犹著也，引，所以引柩车，在轴 曰绋，古者人引柩。”《疏》云：“言古者人引，对汉以来不使人也。”

，即《史记·夏本纪》“山行乘”之。《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案禹乘四载，《史记·夏本纪》《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吕览》《慎势》。《淮南王书》《齐俗》《修务》。《说文》《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互异，其中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或作船，无足疑。山行则 与桥外，又作梮、蔂、樏、欙；泽行作毳、橇、、、、楯；而《吕览》及《淮南·修务》，又云沙行乘鸠，《齐俗》作肆。肆疑误字。庄逵吉曰：“鸠车声相转，古盖别有一种小车，名鸠。、、楯三字同类，橇、毳、三字同类。《周礼》曰：孤乘夏，又下棺车亦曰，古字无，楯乃以阑楯借用耳。”案庄氏说是也。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 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 之字，《左传》作挶。襄公九年，陈畚梮，杜《注》：

“梮，土。”《汉书·五行志》引作。应劭曰：“，所以舆土也。”《说文》：“，大车，驾马也。”蔂、樏即一字，显而易见，亦即《孟子》反‘虆梩而掩之’之虆。《滕文公》上。赵《注》云：“虆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盖挶本取土之器，驾马则以 名，而虆亦取土器，故 又可名欙，而 之音又转为桥，则即后世之轿字。徐广曰：“者，直辕车。”韦昭云：“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盖其物在魏、晋时，尚可以人舁，可以驾马也。

有国中之道，有野鄙之道，国中之道，匠人职之。《考工记》云：“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注》：“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谓辙广，九轨积七十二尺。”环涂七轨。杜子春云：“环涂，谓环城之道。”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盖极宽平坦荡。野鄙之道，则不能然。《周官》遂人云：“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注》云：“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

其路，依盖田间水道。《月令·季春》：“令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郑《注》云：“古者沟上有路。”此沟为遂、沟、洫、浍之总名，路亦径、畛、涂、道之总名也。此等路，即役人民修之。《国语·周语》：单襄公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又曰：“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其技，自不如匠人等有专职者之精，又政令时或不举，故其宽平不如国中。《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居柩车之前，若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抑扬左右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周官》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注》云：“劝，犹倡帅，前引者。防，谓执披备倾戏。”《曲礼》亦曰：“送葬不避涂潦。”此野鄙之道，不尽平坦之证。《左传》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周官》野庐氏，“凡道路之舟车 互者，叙而行之。”此野鄙之道，不尽宽广之证也。《曲礼》言岁凶则驰道不除，盖惟驰道为宽平，余则不免倾仄，三代时亦与秦、汉同矣。古道路与沟洫相辅而行，即所谓阡陌。井田未废时，沟洫占地颇多，亦颇平直，与之相依之阡陌，亦必较宽且直可知。至阡陌开，则无复旧观矣。故路政之坏，亦与土地私有之制骈进者也。

古国小而为治纤悉，其路政自较后世为修饬。然其欲设险以慎固封守，亦较大一统时为甚。故其往来之际，阻碍颇多。后人读古书，不审当时字义，而以后世字义释之，则失其实矣。《周官》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量人，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此皆所以利交通。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此则所以慎封守也。九州岛字义，广狭不同，已见第十章第二节及上节。所谓天下者，亦就其时交通所及言之耳。《月令》：“孟冬，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附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皆慎固封守之事。盖农耕之民，收获之后，最惧劫掠，故古即有“重门击柝”之事。见《易·系辞传》。后世政令，仍沿袭此意也。因列国之互相猜忌，于是往来之间，非有符节不能通，甚至国内亦然。符节之制，《周官》最详，以其为六国时书也。《地官》掌节云：“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秋官》小行人‘无货贿用玺节’句，而云“都鄙用管节”。虎节，人节，龙节，使臣所用；旌节，符节，管节，则人民所用也。郑《注》云：“门关，谓司门司关也。货贿，主通货贿之官，谓司市也。道路，主治五涂之官，谓乡遂大夫也。都鄙，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又云：“凡民远出至于邦国，邦国之民，若来人，由门者，司门为之节；由关者，司关为之节；其商则司市为之节；其以征令及家徙，则乡遂大夫及采地吏为之节。将送者，执此节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时课，如今邮行有程也。”案《秋官》行夫云：“掌邦国传递之小事，媺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掌交云：“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此出使者之必以节也。司关云：“有外内之送令，则以节传出内之。”环人云：“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怀方氏云：“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此来使者之必以节也。大司徒云：“国有大故，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乡大夫云：“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旌节辅令则达之。”司险云：“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大故。”郑《注》曰：“谓王崩及寇兵也。”此有事时禁民往来也。掌节云：“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此平时禁民往来也。此犹曰往来于列国之间也。比长云：“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注》云：“或国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国中，皆从而付所处之吏，明无罪恶。徙于他，谓出居异乡也，授之者有节乃达。”此即《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者。《诗·硕鼠笺》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其言亦当有所据，则虽一国之中，迁徙亦不自由矣。案《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八契，盖入契之误，此亦符节之类。《史记·楚世家》言齐王折楚符而合于秦。《张仪列传》言楚王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又言仪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乐毅《报燕惠王书》曰：“具符节，南使臣于赵。”苏代《遗燕昭王书》曰：“使之盟于周室，尽焚天下之秦符。”《魏策》：宋郭曰：“请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传焚符之约者，臣也。”皆列国往来无符节即不得通之证。而关之讥察尤严，其极，遂至藉以为暴。关之始，盖专为讥察计，《王制》谓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察异言是也。其后因以征商，然讥察之法仍不废。《周官》有

司门以主城门，司关以主界上之门，又有阍人以守王宫之门，皆以几诃为事。《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注》云：“边鄙之人，既入服政役，又为近关所征税相暴，夺其私物。”入服政役而犹有几，正与《周官》虽有征令，犹须符节相合，知六国时自有此事，故作《周官》者，亦据以立言也。从而夺其私财，则盗贼不啻矣。宜乎《孟子·尽心》下篇，谓“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也。然《左氏》文公二年，以废六关为臧文仲三不智之一，则古视设关几察之制甚重矣。此以言其为阱于国中也。关之设，后虽或在国内，乃因国竟开扩使然，其初则必在界上，故于列国往来，所关尤巨。《史记·张仪列传》言，楚怀王听仪计，闭关绝约于齐。《战国·魏策》：宋郭曰：“欲使五国约闭秦关者，臣也。”是绝约必先闭关也。《魏策》又曰：“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则又可设关阻道以自利矣。《左氏》成公十二年，晋、楚盟辞曰：“道无壅。”盖即指此等事言之。可见列国并立之世，交通之梗阻矣。宜乎汉有天下后，论者以通关梁、一符传为美谈矣。

古民间之往来不盛，故道途宿息，及既至后之馆舍，皆须官为措画。《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遗人职云：“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委人职亦云：“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掌讶职云：“若将有国，宾客至，则戒官修委积。”又云：“及委，则致积。”怀方氏职云：“治其委积、馆舍、饮食。”《管子·五辅》亦云：“修道路，便关市，慎将宿。”《觐礼》“天子有赐舍”，《曾子问》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其事也。《杂记》：“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为也。私馆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觐礼》又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盖无特设之客舍，故各就其家馆之。《聘礼》：“有司入陈。”《注》云：“入宾所馆之庙，陈其积。”案古庙寝同制，故可以舍客。民间往来，当亦如是。《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此客舍必是民家。若关下官所为舍，则本非有符节不能止宿矣。《左氏》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曰：“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此逆旅亦必是民家，若专以宿客为业，官自可加以封禁也。《史记·扁鹊列传》：“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索隐》引刘氏云：“守客馆之师，故号云舍长。”此客馆似是专业，然此等似不多也。《商君书·垦令篇》：“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当时之秦，未必有专营客馆者，盖亦民家以此牟利，故欲返诸农易也。

操舟之技，北不如南，内地又不如缘海。案《左氏》僖公十三年，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史记》亦云：“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见第九章第三节。《战国·楚策》：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似西北操舟之技，亦已甚优。然北人徒涉者甚多，可见其济渡尚乏。案古济渡有二法：一以船自此岸渡至彼岸，诗所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者也。此法见于记载者甚少。二以舟自此岸接于彼岸，人马行其上。《尔雅》云：“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公羊》宣公十二年《解诂》同。《诗·大明疏》所谓“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者也。古人所以如此，盖缘其造桥之技颇拙。《孟子》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盖仅能于水小之时，架木为桥，水大即不免断绝，故不得不如此。然亦由其行舟之技尚拙，舟船较少故也。《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论语·宪问》曰：“深则厉，浅则揭。”此皆所谓徒涉。《易·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此则所谓“以车载而渡之者”。《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礼记·檀弓》曰：“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祭义》曰：“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左氏》哀公十五年，芋尹盖谓吴太宰嚭曰：“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非君与涉人之过也。”《荀子·天论》曰：“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大略》曰：“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则古过涉灭顶者甚多，《易》所由取为大过之象也。《吕览·过理篇》言：“纣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注》曰：“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视其髓，欲知其与人有异否也。”此即伪《泰誓》“斫朝涉之胫”语所本。《战国策·齐策》云：“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正因战国时徒涉者甚多，乃以是附会纣之恶耳。巴蜀之文明，多受之于楚，其长于操舟，未始非东南人之教也。中国与海外之交通，自汉以后乃有可征，然燕、齐之民，当先秦之世，散布于辽东西者已甚众。史记封禅书言，齐威、宣、燕昭王，即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山，据近人所考证，实为今之日本。见冯承钧译《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商务印书馆本。然则先秦之世，燕、齐之人，航勃海者已盛，故能有此传闻，其散布辽东西，未必非浮海而往矣。然北方诸国，未闻有用舟师者，至南方，则吴徐承帅舟师欲自海入齐。《左氏》哀公十年。越王勾践亦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而吴楚水战之事，尤不可一二数。入郢之役，楚所以大败者，亦以吴忽舍舟而陆，卒不及防也。海外黑齿等国之见知，必南方航海者所传述也。《禹贡》九州岛贡路，皆有水道。于扬州云，“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此正吴徐承、越范蠡、后庸所由之路，此亦见《禹贡》为战国时书。知缘岸航行，南

人久习为故常矣。而东南沟渠之贯通，尤足为其长于舟楫之证。《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沬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左氏》昭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亦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北属之沂”，误作“北属蕲”。案越乱既闻，王孙雒曰：“齐、宋、徐夷，将夹沟而 我。”夫差既退于黄池，又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可见当时水道所通甚远。苟，《吴越春秋》作骆，当即《国语》上文之王孙雒，苟乃误字也。盖自江至河，水道几于纵横交贯矣。果谁所为不可知，古水利修治，沟渠到处皆是，连属之而为可以通舟之漕渠，初不难也。而其较大之工程，明见记载者，为徐偃王、吴夫差。徐偃王事，见第八章第八节。可知舟楫之技，东方长于西方，东南尤长于东北也。此已开后世恃江河为大动脉之先声矣。

交通，通信，论者多并为一谈，其实当分为二事。通信者，所以使人之意，离乎其身而行者也。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说文》传、遽互训，而《管子》大匡，言三十里置遽委，有司职之，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是其征也。《吴语》言“徒遽日至”，则传命者不必皆车骑。《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虽有难而不时，必达。”则用车骑者，亦不必尽由求速也。用以通信，时名曰邮，邮之义为过，《王制》“邮罚丽于事”郑《注》。盖过而不留之义，故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而《说文》及《汉书注》，《平帝纪》《淮南厉王》《薛宣》《京房传》《五行志》。皆以邮为行书舍也。驿有车有骑。《说文》：“驿，置骑也。”

《吕览·士节》高《注》：“驲，传车也。”《尔雅·释言》舍人注：“驲，尊者之传也。”则驲为传车，尊者所乘。《左氏》所载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文公十六年。《国语》所载晋侯乘驲，会秦于王城等事，《晋语》。并是乘车。顾亭林《日知录》，指为事急不暇乘车，或是单乘驿马，则误矣。《左氏》定公十三年，邴意兹言：“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自河内至绛仅数日，较之师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者，不可同日语矣。皆节级传递之功也。

自有邮政，而人之意可离其身而行，自有电报，而人之言之行乃速于其身之行。古无电讯，言之行，不能速于身之行也，于是有烽燧置鼓，用人之耳目，以传机速之事焉。《史记·周本纪》言：“周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是也。《周本纪》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正义》云：“昼日然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烽，土橹也。燧，炬火也。皆山上为之，有寇举之。”《吕览·疑似》云：“为高堡，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传寇至，传鼓相告。”此法至后世犹用之，即今亦未能尽废也。

第十四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封 建

中国以统一之早，豪于世界，然秦始皇之灭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亦不过余二千年耳。自此上推，迄于史事略有可知之时，其年岁必不止此。则中国之历史，犹是分立之时长，统一之时短也。分立之世，谓之封建，统一之时，号称郡县，为治史者习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该括郡县以前之世，于义实有未安。何则？封者裂土之谓，建者树立之义，必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然后封建二宇，可谓名称其实，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故封建以前，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后于义为允也。“部落曰部，氏族曰族”，见《辽史·营卫志》。

部族之世，事迹已鲜可征，然昔人想象之辞，亦有不尽诬者。《吕览》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犹且裁万物，制禽兽，寒暑燥湿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 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四方之无君者，其民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恃君览》。《墨子》曰：“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上》。由《吕览》之说，则自下而上；由《墨子》之说，则自上而下；二者皆有真理存乎其间。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处，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就其有才德者而听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亦或替其旧酋而为之代。又或开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分处之。此等新建之部族，与其所自出之部族，其关系自仍不绝。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渐入于封建之世矣。先封建之世，情形大略如此。

封建之制，盖亦尝数变矣。其有传于后而较完整者，盖惟儒家之说。儒家之说，又分今古文两派。孰非孰是，向为经生争辩之端。其实二者皆拟议之辞，非史实也。今先略述二家之说，然后考其说之所由来。儒家之说既明，而封建之世之情形，亦略可睹矣。

《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白虎通》引无卿字，又云：“诸侯所以无公爵者，下天子也。”则上大夫即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孟子·万章下》答北宫锜问周室之班爵禄略同。《孟子》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与《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其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则与《王制》似异实同。又云“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亦与《王制》小异。《白虎通》引《含文嘉》，亦以为周制。云：殷爵三等。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地三等不变。《含文嘉》又云：夏爵亦三等，见《王制疏》。郑注《王制》则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岛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案《周官》大司徒云：“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氏偏据《周官》，遇礼制与《周官》不合者，辄挤为夏、殷制，实皆无稽之谈也。

无论《周官》《王制》，皆属学者拟议之辞，本非古代史实。然拟议之说，亦必有其所由。《谷梁》曰：“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此以人口之众寡言之。《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告子下》。此以财用之多少言之。足见封地之大小，实视事势而定，非可任意为之也。

《易·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疏》：“此小国下大夫之制。《周礼》小司徒，方十里为成，九百夫之地。

沟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余六百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此即《左氏》所谓夏少康有田一成，哀公元年。亦即《论语》所谓夺伯氏骈邑三百者。《宪问》。在春秋时为下大夫之封，在古则为成国矣。《吕览》谓“海上有十里之诸侯”，《慎势》。盖指此，此封建之最早者也。稍进则为今文家所言之制。古之居民，实以百里为一区。已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其不及此者，则《孟子》所谓“今滕绝长补短，方五十里”者也。《滕文公上》。过于此者，则《明堂位》谓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谓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齐，兼五侯地。此为《周官》上公之封。《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告子下》。《明堂位》《史记》盖皆据后来封域言之，在周初尚无此等国，故今文家所拟制度，大国犹仅百里；春秋以来，此等国渐多，作《周官》者，遂增公侯之封，至于四五百里，而以百里为男国也。更大于此者，则《孟子》所谓“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梁惠王上》。子产所谓“大国地多数圻”。《左氏》襄公三十五年。此等大国，从无受封于人者，故作《周官》者亦不之及也。公、侯、伯、子、男，皆为美称，见《白虎通义·爵篇》。语其实则皆曰君。故《曲礼》谓“九州岛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也。公、侯、伯、子、男，虽为美称，然古碻亦以是为进退。《史记·卫康叔世家》，自贞伯以上皆称伯。顷、釐两世称侯。武公平戎有功，平王命之，自此称公，成侯复贬号为侯。及子平侯皆称侯。嗣君贬号曰君。以下四世，又皆称君。皆从其实书之，必国史元文也。君其实，称君则无复夸饰。《赵世家》：“五国相王，武灵王独不肯，曰：“无其实，敢有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谦，不欲妄有美称也。牧与伯即一物，自其受职于天子言之曰牧，自其长一州言之曰伯，故《王制》言“八州八伯”，而《曲礼》言州长曰牧。王者天下所归往，伯则诸侯之长。凡并时尊无与敌者，则谓之王。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者，则谓之伯。然所谓王者，非真普天之下，尊无二上，亦就一区域之内言之。故春秋时，吴、楚等国皆称王以其所王之区，本非周室号令所及也。参看第九章第二节楚熊渠、熊通事。徐偃王亦称王。《谷梁》哀公十三年，与吴辞尊称而居卑称，以令乎诸侯，以尊天子，即谓去王而称子也。然此特在中国，在江东未必如是。越之亡也，《史记》言其诸族子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为王而仍可服朝于人，即因其各居一区也。伯之始，似系就一区之内，分为九州，中由天子自治，是为县内，其外更分为八区，各委一人治之。尧、舜时封域，实不过今山东一隅，其时已有九州之制。已见第十章第二节。故《尚书大传》即有所谓八伯。见第七章第四节。其后疆域式廓，而此制不废，则其所治者，侔于《禹贡》之一州矣。召康公命齐太公，见《左氏》僖公四年。周命楚成王、见第九章第二节。秦穆公见第九章第四节。皆如此。此即《王制》所谓八州八伯，亦即《曲礼》所谓九州岛之长者。又周初声教所及既广，天子一人治理难及，于是有周、召分陕之制，见《公羊》隐公五年。后拟制者亦沿之，则《王制》所谓“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曲礼》所谓“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者也。《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疑亦附会此制以立说。《王制》又曰：“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此则依附周初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之事者也。周、召二公，世为王室卿士，二伯分陕之制，可谓仍存，特不克举其职耳。五霸迭兴，亦即九州岛之长之职，特其会盟征伐，所搂而及者更广；而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亦即三监之制；盖当时自有此法，故儒家之拟制者，亦以是为言也。李斯为荀卿弟子，此制或

即原于儒家之说，亦未可知。战国之世，所谓七雄者，地小者与王畿侔，大者则又过之，实即春秋以前之王，故各国后皆称王。此时列国之封其臣，小者称君，如孟尝君、望诸君是也。大者亦称侯，如穰侯、文信侯是也。则临其上者，非更有他称不可。其时之人所拟之称号为帝，故齐、秦尝并称东西帝，秦围邯郸时，魏又欲尊秦为帝。始皇并六国后，令丞相御史议更名号，博士初上尊号为泰皇，始皇命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名为法古，实亦顺时俗所习闻也。

巡守朝贡之制，其为虚拟而非事实，亦与制禄爵之说同。《王制》云：“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周官》大行人则云：“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服，世一见，各以其所宝贵为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頫。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案晏子说巡守之礼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孟子·梁惠王上》。与《周官》《王制》所说，主为治诸侯者，绝不相同。《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孟子·告子下篇》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此皆三公黜陟之事。《白虎通义·巡狩篇》曰：“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巡狩。三年小备，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夫省耕省敛，则所谓时有所生者也。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孟子·梁惠王下》。自营丘至于琅邪，则所谓方伯行国者也，二伯出述职黜陟，即周、召分陕之事，犹之蒙古宪宗命世祖治漠南，阿里不哥治漠北耳。设使周王是时，犹能亲历所属，安用是纷纷为？然则所谓巡守者，邦畿之大，不过齐之先君，犹能行之，过此以往，则不可知矣。安得如《尧典》所云，一岁之中，驱驰万里乎？《王制》所言巡守之法，皆本《尧典》，即《尧典》之传也《书疏》云：“郑玄以为每岳礼毕而归，仲月乃复更去，计程不得周遍，此事不必然也。”然果以东岳为泰山，西岳为华山，南岳为衡山，北岳为恒山，即不归而径往，又安得周遍乎？作《周官》者，亦知其事之不可行，故改为十二岁一巡守。然如《尧典》之所说，虽十二岁一举，亦岂能行？《左氏》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近畿之国，虽东周后，亦未尝不可举行巡守之典也。即如《周官》所说属象胥、属瞽史等，亦千里之内犹或难之，况欲行之方数千里之广邪？

《左氏》昭公三年，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昭公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注》：三年而一朝。再朝而会以示威，《注》：六年而一会。再会而盟以显昭明。”《注》：十二年而一盟。其说与《周官》《王制》相出入。叔向所云明王之制，《义疏》引崔氏，以为朝霸主之法，盖是。春秋时，鲁数朝于晋，又尝朝于楚，驰驱皆在数千里外，然则《周官》《王制》所云，其为按春秋、战国时事立说无疑也。是时大国之诛求于小国者甚酷，如《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女叔侯谓鲁之于晋，“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是也。八年，公如晋朝，以听朝聘之数。是岁，五月，会于邢，以命朝聘之数。然则朝聘之疏数，亦大国制之，无定法也。

贡赋之数，本大国多，小国少。《左氏》昭公十三年，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是其事也。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会，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邾、滕之不与盟，即所谓附庸也。此等附庸，仍助大国共赋役。襄公四年，公如晋听政，请属合。晋侯不许。孟献子曰：“郐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是其事也。又贡于大国多，贡于小国少。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景伯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今诸侯会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矣，敝邑将改职贡。”是其事也。《周官·司徒》，其食者几，郑《注》云：“足其国礼俗、丧纪、祭祀之用，乃贡其余。若今度支经用，余为司农谷矣。”《月令》：季秋：“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季冬：“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盖亦行于畿内之法，而后推之远国者也。《左氏》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 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 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注》云：“古者家其国邑，故以重赋为罚”。《疏》云：“言以国邑为己之家，有贡于公者，是减己而贡之，故以重赋为罚。”大国之诛求于小国，犹国君之诛求于大夫也。

古有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者，书传以为美谈，实则贵族之互相回护而已。兴灭国、继绝世，说见《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之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案东周之亡也，秦尽入其国，而不绝其祀，以阳人赐周君，奉其祭祀，此即《书传》所谓兴灭国、继绝世者。而如《乐记》述《牧野之语》，谓武王既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五经异义》：“《公羊》说：存二王之后，以通三统。古《春秋左氏》说：封夏、殷二王之后，以为上公；封黄帝、尧、舜之后，谓之三恪。”通三统之说，见于隐公三年，《公羊解诂》云：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盖儒家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故必存二代之法，以备本朝之治既敝而取资焉，此乃儒家之说。三恪之名，见于《左氏》襄公二十五年，然僖公二十五年、昭公二十五年，皆云“宋于周为客”，则并非专指黄帝、尧、舜之后，亦不必专指夏、殷。盖尊礼先代之后，古确有其事，儒家乃因之以立通三统之义也。此亦犹契丹太祖尊遥辇于御营，亦贵族之互相回护而已。后世于此等事，率美而称之，然于民何与焉？则尤其大焉者。盖古贵族皆恃封土以为食，而古人迷信“鬼犹求食”，亦与生人同。《左氏》宣公四年。失其封土，则生无以为养，死不能尽葬祭之礼，故古人以为大戚。纪季之以酅入齐也，曰：“请复五庙，以存姑姊妹。”即此义也。见《公羊》庄公二十三年。东周时国，往往有灭而复见者，则古人能行此者盖甚多。然有国有家者之所以争，以其利也，利其土地人民而争之，而复与之以采地，又何以充不夺不餍之欲乎？ 此先王之后所以卒绝，而封建之所以终变为郡县也。“寓公不继世”，亦此义。

《王制》曰：“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以制爵禄之道言之，内诸侯与外诸侯，绝无以异，所异者，世与不世而已。

变封建为郡县，无他，即变外诸侯为内诸侯而已。何以言之？ 案古之居民，最小者曰聚，大曰邑，又大曰都。何以知聚最小，邑较大，都更大？ 以《史记》言舜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五帝本纪》。《左氏》言“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庄公二十八年，都邑等时亦通称，不可泥。合若干都与邑而统属之，则曰国；其君不世继者则为县。何以知县与国是一？以古书多记灭国为县者。其不记其兴灭建置者，县名亦率多旧国名，可推想其灭国而为县也。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五年，蘧启疆言：“韩赋七邑皆成县。”又言：“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此卿大夫之采地，寖盛而成为县者也。《史记·商君列传》言商君治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则国家新设之县，君之者不复世袭者也。楚县尹称公，楚称王，其所封之大国，固得称公也。然既谓之县尹，则必不复世袭，此即内诸侯禄之制。县为居民之区，已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郡则为军事而设。姚氏鼐曰：“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如所云阴地之命大夫，即郡守之谓也。案见《左氏》哀公四年。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见哀公二年。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恶异等。愚案《周书·作雒》云：“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则亦有大小之异。《晋语》：夷吾谓公子絷曰：君实有郡县。言晋地属秦，异于秦之近县，非云郡与县相统属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县，其县与己故县隔绝，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远地之体，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统有属县矣。”愚案《史记》：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三县，请封于江东。皆见本传。此皆郡之军备优于县之证。楚有巫、黔中；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燕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魏有河西、上郡，皆所以控扼戎翟。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宜阳、淮北，则所以捍御敌国。吴起为魏文侯守西河，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勃鞮，见《左氏》僖公二十五年。即其类。然则郡县之兴久矣。东周之世，诸大国中所苞之郡县，固不少矣。秦始皇灭六国，以其异国初服，不可无以控制之，乃皆裂其地以为郡，使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焉，然非创制也。始皇之所异者，深鉴天下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复立国是树兵，故身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谓其行郡县，不如谓其废封建之为当也。

第二节 官 制

古代官制，今古文说亦不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五经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同。《尚书大传》云：“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义》同。公、卿、大夫、元士，凡百二十。《通义》云：“下应十二子。”《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益以二百四十三下士，凡三百六十三，近乎一岁之日数。此即《尚书·洪范》所谓“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者也。其官，则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异义》。《韩诗外传》云：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九卿经传皆无说。《荀子·王制》、《序官》所举官名凡十三：曰宰爵，曰司徒，曰司马，曰太师，曰司空，曰治田，曰虞师，曰乡师，曰工师，曰伛巫跛击，曰治市，曰司寇，曰冢宰。除冢宰、司徒、司马、司空外，凡九官，或曰即九卿也。此今文说也。

古《周礼》说，亦见《异义》。曰：“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同其。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伪古文尚书·周官篇》本之。《周官》无师、傅、保之名，然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他官职文，涉及公孤者尚众。宰夫、司服、典命、巾车、司常、射人、司士、太仆、弁师、小司寇等。则谓《古文尚书》之《周官篇》为伪物可，谓其伪而又误，固不可也。此古文说也。

今古文异说，每为经生聚讼之端，实则其说亦各有所据。《礼记·文王世子》曰：“《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书传》曰：“古者天子必有四辅：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文王世子》引旧《记》，系三言韵语，故于四辅三公之名，皆仅举其二。或指此篇为古文，谓其说不与今文相中，非也。不特此也，《大戴记·保傅》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案《保傅》亦见《贾子书》，此太子作天子，是也。与古《周礼》说合，《戴礼》亦今文说也。又曰：“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贾子》作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志，《贾子》作意。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洁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弼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而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亦即《书传》之疑、丞、辅、弼。则谓今文无师、傅、保之官者必非矣。然则今古之说，又何别乎？ 曰：有太学之三老焉，有治朝政之三官焉。太师、太傅、太保，太学中之三老也。司徒、司马、司空，治朝政之三官也。公乃爵之最高者，本不限于三人。治朝政之三官，盖自古即称三公。太学中之三老，其初虽为天子私暱，其后体制渐尊，故亦称为公。然究为天子私人，言国政者并不之及，故《周官》虽有公孤之名而无其职。而汉儒治古文者，乃将其与理政之官并为一谈，此武帝所以讥《周官》渎乱不验也。何以知师、傅、保为太学中之三老也？案《保傅篇》又曰：“《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东南西北四学，盖疑、南。丞、北。辅东。弼西。所在，太学则师、傅、保所在，合三公四辅凡七人，故《孝经》言，“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也。《戴记》所言，为王居明堂之礼，《礼记·礼运》亦然。《礼运》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巫、史、卜筮、瞽侑，即疑、丞、辅、弼，三老即师、傅、保，三公盖司徒、司马、司空。一言在朝，一言在学，古明堂太学同物，亦即天子之居，此三公三老，一治国政，一为天子私昵之征也。《礼记·曾子问》言：“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而《内则》言养子之礼曰：“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师保之名，父母皆同，傅夫一字，《礼记·郊特牲》：“夫也者，夫也”，《注》：“夫，或为傅。”女子不可言夫，故变文言慈。古以三为多数，贵族生子，盖使三父三母左右之，《公羊》襄公三十年《解诂》：“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辅正其行，卫其身也。选老大夫为傅，选老大夫妻为母。”则女子亦有男女侍从。三母曰师、慈、保，三

父则师、傅、保也，然则师、傅、保之初，亦仆御之类耳，云保其身体或有之，安能傅之德义，道之教训？更安能坐而论道邪？治民事者，古多言五官。《曲礼》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者也。《左氏》载郯子、蔡墨，《淮南·天文》《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所言略同。《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之言曰：“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司事即司士。鸠民，即“典司五众”之谓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曰：“木者，司农也。火者，司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曰司营。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司营即司空，司农即司事，农者，民事也。《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五官？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田即司农，理即司寇，都即司徒也。《左氏》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名虽异，其象五行则同。又《大戴·盛德》：“设其四佐：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亦即《繁露》之说，特未及君之官耳。今文家取其中之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古文则易司士以宗伯，益冢宰为六官。案《左氏》昭公四年，杜泄谓季孙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违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则司徒、司马、司空并称三官，春秋列国确有是制。而宋官制有六卿。其名为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见《左氏》文公七年、十六年、成公十五年、哀公二十年。《大戴礼记·盛德篇》曰：“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则《周官》之制所本也。《管子·五行篇》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理，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

治，神明至。蚩尤明平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

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说虽不与《周官》同，而亦相类。案冢宰不独天子有之，诸侯之国、大夫之家皆有之。《左氏》隐公十六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孟子》言“求也为季氏宰”《离娄上》。是也。《论语》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宰盖主财利之官，故《王制》犹言“冢宰制国用”。宰又为“群吏之长”，《仪礼·特牲馈食礼注》。故《论语》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宪问》。《檀弓》曰：“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则宰又主饮食，故叔孙使竖牛为政，而竖牛绝其饮食以死。《左氏》昭公四年。然则宰者，富贵之家，仆役之用事者耳，安得与治国政之三官比哉？今文家说，重国政而轻君之亵臣，故虽长群吏之冢宰，于制国用而外，亦绝不齿及也。《考工记》曰“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此王公乃指天子诸侯，郑《注》。而为古学者窃之以论三公，弥不仇矣。谓《周官》为渎乱不验之书，信不诬也。卿与乡实一字，《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墨子·非攻》云：晋有六将军。《尚同》以将军、大夫连举，皆卿即将军之证，然则卿本军率之称也。

《王制》云：“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云：“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案《王制》又云：“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则郑说是也。《公羊》襄公十一年《解诂》曰：“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下卿即《王制》所谓下大夫也。《疏》引崔氏，谓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卿二：曰小宰、小司徒。司空下小卿二：曰司寇，曰小司空。司马下小卿一，曰小司马。牵合《周官》为说，殊无谓也。

《周官》地方之制：王城之外为乡，乡之外为外城，外城之外为近郊，近郊之外为遂，遂之外为远郊，远郊谓之野，野之外为甸，甸之外为稍，稍之外为县，县为小都；小都之外为鄙，鄙为大都。甸、稍、县、都皆采邑。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比长为下士，闾胥中士，族师上士，党正下大夫，州长中大夫，乡大夫即卿。遂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比乡官递降一级。遂大夫为中大夫，邻长无爵。《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小匡》参国之法：“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五鄙之法：“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说虽不同，要皆以五起数，与军制相应。《尚书大传》云：“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则以三起数，与井田之制相合。《礼记·杂记注》引《王度记》云：“百户为里，里一尹。”《疏》云：“《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为里。”七十二家即三朋。《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云：“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管子·度地》云：

“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曰百家，曰八十家，盖皆以成数言之也。古行贡法之地，其民服兵役，以什伍编制。行助法之地，民不为兵，则以八家起数。二说盖各有所据。什伍之制，多存于后世，而邻朋之制不可见者，则以井田废坏，而野鄙之民后亦为正兵故也，参看第四、第五两节自明。

孟子曰：天子一位。《繁露》曰：土者，君之官，则人君之尊初非殊绝于其臣，而天子之尊亦非殊绝于群后也。然其后卒至殊绝者，则事势之迁流实为之。一群之中，公事本无由一人把持之理，故邃初政制，必为民主。迨以兵戈相慑服，胜者入据败者之群，而为之首长，则不复能以众意为兴替，于是世及之制兴焉。而氏族之长与部落之酋，承袭之法并为一谈矣，此以言乎一国之君也。至合众国而奉一国为共主，则其国初无一定，故邃初无所谓王霸。其后一部落渐强，诸部落莫能代兴，则此部落尸共主之位渐固，于是有天子、诸侯之别。然为诸部落之共主者，虽有一定，而身膺共主之位者，尚不必即此部落中之酋长。如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大汗之位，虽非成吉思汗之子孙莫属，然仍必由忽烈而台推戴，即其事也。我国之所谓“唐、虞禅”，盖亦如此。其后此一部族之力益强，酋长之承袭，不复许他部族置喙，则一国之君之承袭，与各国共主之承袭，又并为一谈。犹蒙古自仁宗以后，遂公然建储矣。此则我国自夏以来之制也。民权遗迹，犹有存于各国之中者。其大者，莫如《周官》之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见《小司寇》。《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而问焉：此所谓询国危者也。盘庚之将涉河也，命众悉造于庭；《书·盘庚上》。太王之将迁岐也，属其耆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询国迁者也。《左氏》僖公十五年，子金教郤缺：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昭公二十四年，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文子致众而问焉。此所谓询立君者也。乡大夫《注》引郑司农说，谓大询于众庶，即《洪范》所谓谋及庶民。案《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又以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并言，则庶人操可否之权，亦五之一。又《孟子》言：“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此虽似空论，然《韩非子·外储说》，谓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与《左氏》言陈怀公朝国人，令欲与楚者左，欲与吴者右相合。则古必有成法，特其后渐废不行，遂至无可考耳。《管子》言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欲立啧室之议，人有非上之所过者内焉，《桓公问》。疑亦必有所据，非尽假托之辞矣。暴其民甚者，若周厉王之监谤，势不可以口舌争，则国人起而逐之，此等事虽不多见，然古列国之君，暴虐甚者，大夫多能逐之；大夫暴虐甚者，其君亦多能正之；诸侯与诸侯，大夫与大夫之间，亦恒互相攻击，虽其意不在吊民伐罪，然暴民甚者，亦多因此而覆亡焉。此平民革命之事，所以不数数见也。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淮南子》曰：“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此大伦之所不取也。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乘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曷为弗除？夫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兵略》。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

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作室之挟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其替益速。”《说苑· 至公》。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左氏》文公十三年。盖贵族之冯恃兵力者，其初虽视所征服之民，悉为俘虏，财产亦悉为所有，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然天下非一人所私有之义，卒莫能泯，故贤者亦多能行之；而道术之士，尤哓音 口以谠言之也。特是时之庶民，无拳无勇，欲倡使革命甚难，而以君正其臣，以列国之君之有道者，正其无道者，其势较易。于是尊王尊君之义大昌，而君主专制之权，遂日益巩固矣。

世及为礼之世，君位之承袭，往往与国家之治乱有关，故言治者恒致谨焉。氏族承袭之法，有相及者，有相继者。继之中，又有立长者，有立少者，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曰：“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则卜。襄公三十一年，穆叔亦曰：“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案《檀弓》：“石骀仲无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 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入拜。”定公元年，子家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皆立君以卜之事也。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先别嫡庶，次计长幼，制盖莫严于周，后世皆遵行焉。《公羊》隐公元年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解诂》曰：“嫡，谓嫡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此盖《春秋》所立之法，古制未必严密如是。素王之法，亦所以防争乱也。《春秋》隐公四年：“卫人立晋”。《公羊传》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称人何？众立之辞也。众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春秋》之立君，主依法，不主从众，以成法易循，众意难见也。

古代君臣相去，初不甚远，故有‘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之制。《尚书·大诰》之“王若曰”，王肃以为成王，郑玄以为周公。案《春秋》鲁隐公摄政，初未尝事事以桓公之命行之，则郑说是也。《左氏》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有君，实权皆在二相，实与周、召之共和行政无异。若鲁昭公出居乾侯，则鲁并未尝立君也。知古贵族之权之大。君权既昌，此等事迹遂绝迹矣。

第三节 选 举

邃古之世，公产之群，群之公事，必有人焉以治之，则必举其贤者能者，此即孔子所谓“选贤与能”。《礼运》。斯时之公职，既无利可图，而人之贤能与否，为众所共见，自亦不易欺蔽，其选举，必最能得人者也。逮此等公产之群，渐为黩武之群所征服，夷为有国有家者之属地，居其上而统治之者，乃有所谓君大夫。百战所得，视同私产，位皆世袭，不在选举也。俞正燮《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云：“大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贤兴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周单公用羁，巩公用远人，皆被杀。古人身经百战，而得世官，而以游谈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贤无方，则古者继世之君，又不敢得罪于巨室也。”然所征服之社会，旧有之事，征服者初不甚干涉之，故其选举之法仍存，此即《周官》乡举里选之制。有国有家者，间亦擢其人而用之。其初盖专取勇力之士，后乃及于凡贤者能者，此则《礼记·王制》《射义》诸篇，所述升于学及贡士等制所由来也。上既以是擢用，下自可因之以谋利禄，于是选举之途渐扩。东周以后，贵族骄淫矜夸，不足任国事，人君亟于擢用贤能；而井田制废，士之失职者亦益众，游士遂遍天下矣。此先秦之世，选法变迁之大略也。

《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之职：“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管子·君臣下》云：“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之；则士反行矣。”即此制也。《小匡》曰：“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于五属大夫同。《立政》曰：“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皆与《周官》之制相似。俞正燮曰：“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乡兴贤能论》。其用之止于此而已矣。

《礼记·王制》曰：“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案《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依贾《疏》，当作卿大夫士士庶子。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掌国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摈士者，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亦司马属官也。《射义》曰：“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注》：“岁献，献国事之书及计偕物也。三岁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疏》云：“知岁献国事之书者？ 小行人云：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注》云：贡六服所贡也。功，考绩之功也。秋献之。若今计文书断于九月，其旧法也。云三岁而贡士者，以经贡士之文，系岁献之下，恐每岁贡士，故云三岁而贡士也。又知三岁者？案《书传》云：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以衣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书传》又云：贡士一不适谓之过。《注》云：谓三年时也。再不适

谓之敖，《注》云：谓六年时也。三不适谓之诬。《注》云：谓九年时也。

一绌以爵，再绌以地，三绌而地毕。《注》云：凡十五年。郑以此故知三岁而贡士也。”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又曰：“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注》：“泽，宫名也。”《疏》：“盖于宽闲之处，近水泽为之。《书传》论主皮射云：乡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泽宫，揖让之取也。”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古明堂太庙同物，《左氏》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即不与于祭之谓。观乡大夫既献贤能之书，复退而行乡射之礼，可见古者专以射选士。诸侯贡士，其初殆如周世宗、宋太祖升州兵之强者于京师耳。《管子·明法解》：“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此选举之所以属司马也。《白虎通义》曰：“诸侯三年一贡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治国之道，本在得贤。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故《月令》：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有贡者复有聘者何？以为诸侯贡士，庸才者贡其身，盛德者贡其名，及其幽隐，诸侯所遗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白虎通佚文》，据陈立《疏证本》卷十二。观其所贡，而其所聘者可知矣。盖古之汲汲于求勇士如此。然演进渐深，政治所涉渐广，所求之材，不止一途，则其所举之士，亦渐不专一格矣。乡举里选，为农耕社会固有之制，故不专尚武勇。

古之选举者，其初盖专于乡，以其为战士所治之区也。《管子》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江永《群经补义》谓十五乡有贤能，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其说是也。然工商之乡，亦未尝遂无所举。《大匡篇》言：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令鲍叔进大夫，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士耕者，令高子进工贾是也。《周官》遂大夫之职云：“三年大比，则帅其吏而兴氓。”《注》曰：“兴氓，举民贤者能者，如六乡之为也。”《疏》云：“此文不具，故郑就乡大夫解之。”案遂宾兴之法，果与乡同，《周官》不应略不之及，则其选举之法，必不能如六乡之优可知矣。盖国与野之界限，未能全泯也。参看第十一章第四节。

私家之臣，升于朝者，古亦多有。如《论语》言“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宪问》。《左氏》言“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哀公十六年。是也。古代公家用人，由大夫保任者似颇多。羁旅之士，亦或因之以进。故《孟子》言“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也。《万章上》。《史记·蔡泽列传》云：“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国语·晋语》云：“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 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 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商君书·农战》曰：“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耳，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柱木也，俞不冀矣。”贵族之任人如此，宜乎人君不得不求之草泽也。

历代世禄之家，未有不盘乐怠敖，一无所能者。《春秋》讥世卿之义，盖由是而兴。见隐公三年、宣公十年。然其事有甚难焉者。盖古之事人，恒以其族，去官，则族无所庇，《左氏》文公十六年：“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故有一族之人，并起而为难者。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以作乱”是也。《左氏》昭公二十二年，七月，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八月，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百工叛。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梁惠王下》。巩简公弃其子弟而用远人，为群子弟所贼；《左氏》昭公二年。单献公弃亲用羁，为襄、顷之族所杀；七年。吴起、商鞅，皆身见诛戮；亦可谓难矣。然大势卒不可挽，“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梁惠王下》。盖时局日亟，决非骄淫矜夸者所能支持，故其时之人，虽犹习以世臣为与国同休戚，然卒不能不坐视游谈之士代之而兴也。

游谈之士之兴也，盖亦缘迫于生计，炫于富贵。《战国·秦策》记苏秦之事，可谓尽之矣。然其事实不自战国始。《论语》言：“子张学干禄。”《为政》。又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则春秋之世，士之干进者既多矣。孟子曰：“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贽；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则儒家亦不以为非也，况于纵横家乎？此等失职之士，其初求举，盖仍在乡里之间。《论语》：“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家必闻，在邦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盖违道干誉之流，主进取者，为孔子所谓闻，求无过者，则孟子之所谓乡原；《孟子·尽心下》曰：“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管子·大匡》曰：“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可见当时视乡评颇重，州里莫称者，吏敢举之者必少也。其实皆以求利而已矣。然“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目睹夫“一日县令，子孙累世絜驾”，《韩非·五蠹》。则乡举里选之士，用之止于府史胥徒之流者，不复足以餍其欲，而不得不历说诸侯之廷矣。《史记·吕不韦传》言“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又何怪奔走诸侯之廷者之众也？此等游说之士，其达者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亦曰：“齐人见田骈曰：今先生设为不宦，资养千钟，徒百人。”案当时游说之士，颇以朋友接引为重。《谷梁》昭公九年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才，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礼记·儒行》曰：“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中庸》曰：“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皆朋友互相援引之证。叔孙通从儒生弟子以游汉，先秦时早有其事矣。其穷则“家累千金，以游仕不遂，而破其家”。《史记·吴起列传》。甚有宦三年不得食者。《左氏》宣公二年，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请以遗之。与王符、葛洪所讥汉、晋时游宦之士何以异？使此等人与人国家事，安得不惟利是图？《史记·田敬仲世家》言：“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与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

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乍观之，一似齐人谋国不臧，嫁罪于客者。然《管子·八观》曰：“权重之人，不论材能而得尊位，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商君书·农战篇》，亦以“民随外权”为虑。则食其禄而反为间谍者未始无人。韩非疾“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冑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史记》本传。商君亦疾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见《饬令》《农战》等篇。而欲一其民于农战；蔡泽称吴起之功，在于“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厉百姓”；本传。宜矣。此所以贵族虽不可用，而韩非所亟称之法术之士，亦终不能跻斯世于治平与？

古代用人，虽亦不能尽当，然其论材之法，则有大可取者，《大戴记·文王官人》之篇是也。《周书·官人篇》大同。此亦专门之学，刘劭之《人物志》，犹衍其绪，殊足究心也。

第四节 租 税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税，二曰赋，三曰役。而此三者，实仍是一事。盖邃古职业少，人皆务农，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是为租。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自亦为其所出，是为赋。有事则共赴焉，是曰役。至于山林薮泽等，其初本属公有，自无所谓赋税。关之设，所以讥察非常，不为收税。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不为牟利之举。当部族分立之时，物产既少，制造之技亦尚未精。或则必需之品，偶尔缺乏，不得不求之于外。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不得不求之于外。此时奢侈之风未开，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于民生利病关系甚巨。有能挟之而来者，方且庆幸之不暇，安有征税之理？

《金史·世纪》：“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景祖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泽征商之税，无一非后起之法也。

欲明古代之田税，必先知古代之田制。《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后人疑之者：一谓三代授田，忽多忽少，则田之疆界，岂不将时时更易？劳民而无益于事。二则贡彻二法，田无公私之别，按其所收获，而取其十分之一，谓之什一则可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亦见《孟子》。说者谓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韩诗外传》卷四同。《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赵《注》：“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冬入保城二亩半，故为五亩也。”则为十一分而税其一矣，安得云什一？殊不知三代皆异民族；三代之王，皆为同族，然其所治之民，则不必同族。兴起之地，亦复不同；既非前后相承，何怪不能画一？至于什一之数，不能密合，则古人言数，率多辜较之辞，而尤好举成数。井田之法，以一区之中，公田与私田之比率论，为一与八；就一夫所治之田论，则为十一分之一；古人既辞不审谛，概以什一言之，亦无足怪。《孟子》又云“请野九一而助”，则其所行者，不得谓与“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者有异，自不得谓“其实皆什一”一语为可疑也。故孟子所言三代税法，必为当时实事也。

田有畦田与井田之别。《九章》有圭田求广从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盖井田者，平地之田；畦田，则在高下不平之处者也。圭、畦即一字。《孟子》赵《注》云：“圭，洁也。”《王制疏》云：“圭，洁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洁白，乃与之田。”乃曲说。后世城市，求利交通，必筑于平夷之地。古代则主为守御，必筑于险峻之区，故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易·坎卦彖辞》。又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公孙丑下》。古之民，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别。征服者必择险峻之地，筑城而居，而使所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为事耕耘。故郑注《周官》，谓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虽未能言其所以然，然于事实初不缪也。《匠人注》云：“畿内用贡法者，乡遂及公邑之吏。旦夕从民事，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国用莇法者，诸侯专一国之政，为其贪暴，税民无艺。”此说未合事情，然又引《孟子》，谓邦国亦异外内，自不误也。孟子说滕文公“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亦犹行古之道耳。至所谓“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者，其田即国中什一使自赋之田，以其在山险之地，不可井授，故名之曰圭田，此即《王制》“夫圭田无征”之圭田。以其免税，《王制》郑《注》。故特言之，其田则初无以异也。又云“余夫二十五亩”，则平地零星不可井之田，与圭田之在国中者异。夏、殷之世，田制已难具详。周代国中用贡法，野用助法，必无大缪，故《孟子》言“周人百亩而彻”。彻即什一使自赋之法，又云“虽周亦助”也。

贡与彻何别？曰：农耕之群之初为黩武之群所征服也，则取其租税以自奉而已矣，其群之事，非所问也。职是斯时之纳税者，乃为所征服者之群而非其人人。犹后世义役之制，乡自推若干人以应役，官但求役事无阙，应役者为谁，初不过问也。职是故，乃有“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之恶法焉，孟子引龙子语。彻无是也。故贡与彻，取民之数同，其取之之法则大异。助彻二法，取民之数，大致相同，然助法公私田分别，吏无以肆其诛求，故龙子谓“治地莫善于助”也。及后世公私之利害，益不相容；则民有尽力于私田，而置公田于不顾者，于是有履亩而税之法。《春秋》之“初税亩”是也。此时公私田之别犹在，至阡陌开，而公私之别荡然矣。然阡陌之开，为势不容已之事，故其后履亩而税，逐渐成常法也。

地税初盖惟有田，其后任地之法各异，利亦迥殊，而分别之税法出焉。《周官》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注》云：“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圃，树果蓏之属，季秋于中为场。樊圃谓之园。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读为仕。仕者亦受田，所谓圭田也。贾田，在市贾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谓六遂余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乡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之者，廛无谷，园少利也。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民虽有闲无职事者，犹出夫税、家税也。夫税者，百亩之税。家税者，出士，从车辇，给徭役。”案《周官》，战国时书，故税地之法稍杂。《孟子》言：“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宅不毛田不耕者，其地当作别用，故税之较重，非必游惰不事事之罚也。

赋以足兵，别于论军制时言之。力役之法：《周官》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注》云：“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余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数。”案古女子亦应役，观第五节所言可知，此古应役之人数也。其年限：则乡大夫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云：“七尺，谓年二十。知者？案《韩诗外传》二十行役，与此国中七尺同。《后汉书·班超传注》引《韩诗外传》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六尺，谓年十五，《论语》云：可以托六尺之孤，郑《注》云年十五以下。所征税者，谓筑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钱。若田猎五十则免，是以《祭义》云五十不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与服戎。”案《王制》又云“五十不从力政”，安得云事筑作、挽引、道渠之役乎？则《戴记》《周官》，说实不可强合也。服役日数：《王制》云：“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周官》均人云：“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二说相合。其免役者，乡大夫云：“国中贵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王制》云：“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礼运》曰：“三年之丧，与新有昏者，期不使。”《荀子·大略》：“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事。父母之丧，三年不事。齐衰大功，三月不事。从诸侯不与新有昏，期不事。”从诸侯不，《注》云：“不当为来。”案其下并有夺文。《杂记》云：“三年之丧，祥而从政。期之丧，卒哭而从政。九月之丧，既葬而从政。小功缌之丧，既殡而从政。”《丧服大记》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绖带，金革之事无辟也。”按《曾子问》：“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 子夏

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公羊》宣公元年：“古者臣有大丧，君则三年不呼其门。已练，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闵子要绖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盖善之也。”则古之所以优恤有丧者厚，而后世较薄也。《管子·入国》：“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八十已上，二子无征。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注》：“既无父母，又无所养之亲也。”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言免役之法尤备也。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弊余之赋。”《注》：“财，泉谷也。郑司农云：邦中之赋，二十而税。”各有差也。弊余，百工之余。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乡大夫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师之职，亦云以征其财征；皆谓此赋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疏》云：“削有大夫采地，谓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赋税入大夫家。釆地外为公邑，其民出泉入王家，县都同。”此平民也。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疏》云：“关上以货出入有税物。市若泉府廛布总布之等，亦有税物。山泽，民人入山取材，亦有税物。此人占会百物，为官出息。”弊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弊；斥弊，谓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卖之，故名斥弊。皆未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弊余各入其所有谷物，以当赋泉之数。”按司农即约载师以为言，后郑则据汉法之口赋也。司会云“以九赋令田野之材用”，恐所入者实非泉谷。大宰又云：“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弊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此则取诸异国者。其初盖仅仅取之邦畿之内，远国庸有贡者，然必甚稀，不能为经常之用。然及其后，则霸国亦遂诛求之于小国矣。参看第一节自明。

田税之所取，初盖专于谷物，力役亦止于其身而已，然其后则无物不取之于民，此民之所以重困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注》云：“国有军旅之事，则横兴此三赋也。”案《管子·国蓄》云：“以室庑藉，谓之毁成。以六畜藉，谓之止生。以田亩藉，谓之禁耕。以正人藉，谓之离情。以正户藉，谓之养赢。”正人、正户，盖谓有税役之人与户。取于正人，人口将有隐匿；取于正户，则重困有税役之家，无税役者顾邀宽免，故曰养。羸形似而误为赢也。此言其所取之人。《山至数》言：“肥籍敛则械器不奉。”又言：“皮、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此言其所藉之物。《揆度》言：“君朝令而夕求具，国之财物，尽在贾人。”则初不必军兴而后然。盖古之封君，即后世之田主。此时尚未有私租。后世之田主，固多凡物杂取之于佃户者。古代奢侈不甚，军旅之事较少，故其取民也简，后世一切反是，则取民者亦苛也。夫如是，与其多取之农，自不如广征他税之为得。《国蓄》曰：“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粜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盖山海池泽之地，非凡民所能有，君不取，利亦徒入于豪民，实不如收其利而善管之为得也。惜乎真能行此义者甚少，利权仍辗转操之货殖之家耳。《史记·货殖列传》所著货殖之家，多占山海池泽之地者，盖君先障管之，又以畀之此等人。

《王制》云：“名山大泽不以封。”《注》云：“其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按《王制》又言“泽梁无禁”，而《荀子·王制》言“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则税之亦非今文家意也。《左氏》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载书云：“毋壅利。”《注》云：“专山川之利。”芮良夫言：“荣夷公好利”，盖即谓其专山川之利，参看第八章第八节。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即所谓障管者。《谷梁》庄公二十八年、成公十八年，两言：“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之即设官障管也。而三年又言陈氏厚施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则春秋时犹有行之者，然其后则渐少矣。《月令》：季冬：“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敛怨于下。”《周官》：山师：“掌山材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皆税之之法也。《曲礼》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盖国君视山泽为私产久矣。《史记·平准书》言汉时：“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此制必沿自战国，不然，秦、汉必不能一日而尽障管天下之林麓川泽也。《管子·戒篇》曰：“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征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若市之人。”此犹为旧说。《海王》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荚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当作正人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荚，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 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 之重加一也，三十 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此官卖盐铁之说也。当时必有行之者，故汉世郡国，犹间有盐铁官也。

《王制》云：“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管子·五辅》《小匡》两篇同。《霸形》云：“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戒篇》云：“关讥而不征，市正而不布。”《问篇》云：“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孟子·公孙丑上》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注》：“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关讥而不征。”盖古之于关市，有不税者，有税其一者，有并税之者；而市之税，又有取其物与取其布二法；《周官》太府，“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可见其所取者多实物。其不税之而但收其地租者，亦有法与廛二法。晚周之世，征税盖不免重叠，故诸子并以为戒也。《孟子·梁惠王》《荀子·王制》《王霸》并言“关市讥而不征”，市不司稽察，盖挟句连言之。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又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公孙丑下》。则关市之征，皆为后起之事。然春秋以后多有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滕文公下》。晋平公曰：“吾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事也。《月令》：仲夏：“关市无索。”仲秋：“易关市，《注》谓轻其税。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周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注》：“征廛者，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也。关下亦有邸舍，其出布如市之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参看第十二章第三节。二者皆战国时书，故言之较详也。《管子·幼官》：三会诸侯，令曰：“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大匡》曰：“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可见当时通行之税率。然《问篇》又言：“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合“偪介之关，暴征其私”之言观之，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则当时之关，有需索及于行旅者矣，而谓其税商人能谨守绳尺乎？《商君书·垦令》曰：“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又曰：“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此法家重农抑商之论，然能行之者亦少也。

第五节 兵 制

古代兵制，当以春秋、战国之间为一大变。春秋以前，为兵者率皆国都附近之人，战国时乃扩及全国。而杀戮之惨，战争时创痍之甚，亦即与之俱进焉。

言古代兵制者，率依据《周官》，以其文独完具也。然《周官》实已为后起之制矣。《夏官序官》云：“凡制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自来言古兵制者皆主之。然此说实与今文异。今文之说，见于《白虎通义·三军，篇》。其说曰：“国必三军何？所以戒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军也？《论语》曰：子行三军，则谁与？《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师为一军，六师一万五千人也。《传》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于天下。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太平也。《谷梁传》曰：天子有六军，诸侯上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此文为人窜乱，几不可读。然其说仍有可考见者。《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一切经音义》引《字林》同，是万二千人适三军也。《鲁颂》云：公徒三万。《管子·小匡》述作内政寄军令之制曰：“五人为伍，轨长率之。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其所谓旅，即《白虎通义》所谓师，然则古实以万人为军，天子则又加二千人也。《孟子·告子下》言：“三不朝则六师移之。”亦以天子为六师。《说文》云：“军，圜围也。”则军乃战时屯驻之称，其众之多少，本无一定。战时亦不论人数多寡，皆分为三。见《诗·常武疏》。《公羊》隐公五年《解诂》：“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二千五百人称师句，必后人所改。《谷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实与万人为军，天子又加二千人之说合，知今《通义》所引，亦必后人所改也。凡今文家所言制度，率较古文为早，观《白虎通义》与《周官》所言兵数之不同，而可知兵数之渐增矣。《左氏》襄公十四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与《周官》合。

出兵之法：《周官》大司徒云：“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云：“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夏官序官注》云：“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族，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家所出一人。”《遂人注》云：“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是郑谓乡遂之人，皆服兵役也。出车之法。今文家谓：“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又哀公十二年《解诂》云：“礼：税民不过十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昭公元年《解诂》。《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同。古文家用《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云：“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小司徒疏》谓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再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故十井九十夫之地，惟有三千家。郑注小司徒引之。又其一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楣具备，谓之乘马。”如此说，则地方千里，当得兵车万乘，士三万，卒七十二万。《史记·周本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孙子·用间》：“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淮南·兵略》：“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皆据此立言也。此说，《汉书·刑法志》、郑《注》《论语》“道千乘之国”，见《小司徒》及《礼记·坊记疏》。服虔注《左氏》作丘甲成公元年，见《诗·小雅·信南山疏》。皆用之。郑以前一说为采地制，后一说为畿外邦国法。《坊记疏》云：“凡出军之法：乡为正，遂为副。公邑出军与乡同。公卿大夫采地为井田，殊于乡遂，则出军亦异于乡遂。王畿之外，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计地出军则丘甸。”《小司徒疏》云：“凡出军之法：先六乡。不止，出六遂。犹不止，征兵于公邑及三等采。犹不止，乃征兵于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乡遂。犹不止，则诸侯有遍境出之法，则十乘之赋是也。”案如《司马法》之说，一同之地，仅得百乘，与今文家说大国方百里千乘，天子畿方千里万乘者不合，故《疏》必以遍地出军之法通之。其实今古文说，本不可合。《司马法》与《周官》亦不合。古文家既强据《周官》为周制，又强以《司马法》说，《周官疏》家虽曲为弥缝匡救，终不能自圆其说也。《诗·釆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笺》云：“《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乱，羡卒尽起。”《疏》云：“天子六军千乘，今三千乘则十八军矣。《地官》小司徒职，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纵令尽起，惟二千五百家，所以得有三千者？盖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举其大

率言耳。人有死生，数有改易，六乡之内不必常有千乘，况羡卒岂能正满二千五百也？ 当是于时出军之数有三千耳，或出于公邑，不必皆乡遂也。”又《礼记·坊记》言：“制国不过千乘。”《疏》云：“千乘之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案《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则是过千乘，云不过千乘者？其地虽过，其兵赋为千乘，故《论语注》云：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又《诗·公刘疏》云：“夏、殷大国百里，周则大国五百里。大小县绝，而军数得同者？周之军赋，皆出于乡，家出一人，故乡为一军。诸侯一军，出其三乡而已。其余公邑、采地，不以为军。若夏、殷之世，则通计一国之人，以为军数。大国百里，为方一里者万，为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当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为三军，尚余七千五百，举大数，故得为三军也。次国七十里，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为田四万四千四百夫。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二军当用二万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羡卒充之。举大数，亦得为二军也。小国五十里，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为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满一军。举大数，亦得为一军也。”皆穿凿之说也。古之民，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别。征服者居中央山险之地，服兵役，是为乡。所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其人亦非不能为兵，惟但使保卫闾里，不事征戍，如后世之乡兵然。故《周官》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据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古兵农不合一之说，江永《群经补义》首发之，而此篇继其后，其论皆极精辟者也。江氏云：“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又言鲁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皆足为予征服之族居中央为兵，所征服之族居四周不为兵之说之证。郑谓遂之军法如六乡，非也。《小司徒职》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田事而令贡赋。”亦与军赋无涉。《周官》实无计地出车之法，兵车牛马亦皆公家所给。亦据朱大韶说。案《坊记》及《左氏》成公元年《疏》，亦谓乡遂之车马牛，为国家所给，特未能破《司马法》之说耳。盖至战国，用兵益多，军赋益重，乃有如《司马法》所云之制。《周官》虽六国时书，所言军制犹较旧，故其兵虽多于今文经，犹无《司马法》遍地出军之法也。此又可见兵数之日增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左氏》杜《注》云：“此甸所赋，今使丘出之。”哀公十二年，“用田赋”。杜《注》云：“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疏》：“贾逵以为欲令一井之间出一丘之税，多于常一十六倍。杜说则谓旧制丘赋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内资财，并共一马三牛，今欲别其田及家资，令出一马三牛，又计田之所收，更出一马三牛，是为所出倍于常也。”案贾逵所言之数太多，《国语》韦《注》已疑之。杜说亦无据。自以《异义》之说为得也。《左氏》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杜《注》亦云：“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疏》：“服虔以为复古法，丘赋之法不行久矣，今子产复修古法，民以为贪，故谤之。”案成公元年《谷梁》云：“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公羊》何《注》意同。非所能为之事，安能强之？然《左氏》僖公十五年，吕甥言：“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又欲不谓为非使州作兵而不得也，是又何邪？ 案用田赋之事，《国语·鲁语》载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人，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注》：“有军旅之岁也。”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公羊·解诂》曰：“赋者，敛取其财物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五经异义》：“有军旅之岁，一井九夫百畮之赋，出禾二百四十斛，刍秉二百四十，釜米十六斗。”则系加取其物，故《谷梁》云“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赋，非正也”。窃疑州兵丘甲，亦当是敛其财物，而别使工人作之。不然，甲纵凡民能勉为之，兵岂人人所能为邪？《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 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

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阜，井衍沃，量人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甲盾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此颇近乎《司马法》所言之制，当是野鄙之民出赋之渐也。

《史记·苏秦列传》：秦说六国之辞，于燕云：“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于赵云：“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于韩云：“带甲数十万。”于魏云：“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于齐云：“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于楚云：“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张仪列传》仪说六国之辞，亦不甚相远。仪说楚，言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说韩，言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又韩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养在其中矣。又言魏卒不过三十万。又《范雎、蔡泽列传》：雎言秦奋击百万，战车千乘；泽言楚持戟百万。《穰侯列传》：须贾言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知其说颇得实。战国时之大国，大率皆方千里，《孟子·梁惠王》上言：“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辜较言之是也。当时大国，计其面积，皆不止千里，然多未开辟之地，于国力无与也。然其兵，则较之《周官》之六军，又不啻数倍矣。此骤增之兵数，何自来邪？曰：皆春秋以前不隶卒伍之民也。鞌之战，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左氏》成公二年。是齐之兵虽折于外，其四境守御之兵仍在。乃苏秦说齐宣王曰：“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则其情势大异矣。张仪说魏王曰：“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万。”说韩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其说齐湣王曰：“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则战国时，危急之际，无不倾国以出者。不特此也。苏秦北见燕王哙，谓：“齐异日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以役矣。”见《战国策·燕策》。燕王哙乃昭王之误。案苏秦说齐宣王，谓：“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虽设说，亦可想见当时有空国出兵之事。王翦以六十万人伐楚曰：“今空秦国甲士而委于我。”《史记》本传。是逐利者亦或倾国而出也。《王制》曰：“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韩诗》说：“二十从政，三十受兵，六十还之。”见《诗·击鼓疏》。《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礼戴》《易》孟氏说皆同。《白虎通义·三军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盐铁论·未通篇》亦云：“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后汉书·班超传》，班昭上书曰：“妾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则误以从役之年，为受兵之年矣。而《赵策》：“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曰：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乃召昌国君乐间而问曰：何如？ 对曰：赵四达之国也，其民皆习于兵，不可与战。”此谓赵之民，虽未壮者，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也。观长平之役，秦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则乐间之言信矣。其兵数安得不

增哉？然战争之酷，则亦于斯为烈矣。

荀子论六国之兵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议兵》。盖惟秦，真能驱全国之民使为兵，故其数多而且强也。《战国·齐策》：“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此亦可见古以万人为军。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马服君曰：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且夫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兼有是两者，无钩咢镡蒙须之便，操其刃而刺，则未入而手断。君无十万二十万之众，而为此钩咢镡蒙须之便，而徒以三万行于天下，君焉能乎？此谓行军必更有厮徒之属。《公羊》宣公十二年，子重言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张仪言魏有厮徒十万。可见古行军颇以厮善为重。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此可见兵之所以多。然田单所言之祸，则亦无可免矣。《齐策》：苏秦说齐湣王曰：“彼战者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祷祝，君翳酿；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侯者寡矣。攻城之费，百姓理襜蔽，举衡橹，家杂总身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立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武安君亦言：“长平之事，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 馈，以靡其财。”见《中山策》。胜者之祸如此，况败者乎？孙子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信矣。

《史记·鲁仲连列传》：连言“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集解》引谯周曰：“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余，天下谓之首功之国。”《商君书·竟内篇》：“人得一首则复。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长、屯长赐爵一级。有爵者乞无爵者为庶子，级一人。爵五大夫，或赐邑三百家，或赐税二百家。能得一甲首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谯周之所云也。案泓之战，《公羊》是之，《左》《谷》非之，《公羊》儒家言，《左》《谷》古文，战国时说也。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楚庄王还师而佚晋寇；则春秋时犹有能行仁义者。当时用兵，惟夷狄之国，较为野蛮，《谷梁》之狄秦，僖公三十三年，言秦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公羊》讥吴反夷狄是也。定公四年，吴入楚，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陈之从楚伐郑也，“当陈隧者，井堙木刊”，《左氏》襄公二十五年。盖犹为报怨起见。鲁之入邾也，昼掠，又宵掠，襄公七年。则利其所有矣。至秦，遂至于“主必死辱，民必死虏”。《齐策》陈轸之言。事势之迁流，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又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尽心下》。而淮南王言：七国之民，“枕人头，食人肉，人肝，饮人血，甘之于刍豢”。《览冥》。盖为刑罚所驱、爵赏所诱，无不失其本心者矣。岂不哀哉？

《商君书·兵守篇》言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言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备穴篇》：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各半。则古女子亦从军。故《周官》司徒言家可任者，郑《注》以男女老弱通计也。见上节。楚王之围汉荥阳也，汉王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人，《史记·项羽本纪》。则楚、汉之间，女子犹可调集。《史记·田单、平原君列传》，皆言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决非虚语矣。此亦见当时军役之重也。

《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疏》谓“古人或以妇女从军”，则厮徒中亦有女子矣。

车易为骑，盖始于战国之世；第十三章第四节引《日知录》已言之。案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前541年），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狄。《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以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言车、骑、徒之长短利害者，莫详于《六韬》。车大抵利平地而忌险阻山泽汙下沮洳。骑虽不尽然，然亦虑人为深沟阬阜。惟徒兵依丘陵险阻，不则为行马蒺藜以自固，实最利于险也。

兵之始，或以木，黄帝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是也。《礼记·内则》：“国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曰：“桑弧蓬矢，本太古也。”此亦太古以木为兵之一证。或以石，肃慎氏石砮是也。惟蚩尤始以金属为兵，说已见前。《管子·小匡》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锄夷锯㔉。”美金者铜也，恶金者铁也。《周官》：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越绝书·宝剑篇》，薛烛论巨阙，谓“宝剑者，金锡和同而不离”，则古之兵，皆以金与锡为之。然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史记·信陵君列传》。张良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以椎击秦皇帝于博浪沙中；《留侯世家》。则先秦之末，铁之用稍广，而铜之用稍微矣。伪《古文尚书·说命》曰：“惟甲胄起戎。”《伪传》云：“甲，铠；胄，兜鍪也。”《疏》曰：“经传之文，无铠与兜鍪，盖秦、汉以末，始有此名，《传》以今晓古也。古云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铁者，而鍪铠之字皆从金，盖后世始用铁耳。”《费誓疏》云：“经典皆言甲胄，秦世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二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而因以作名也。”《周官·司甲注》：“今之铠也。”《疏》：“古云皮，谓之甲；今用金，谓之铠，从金为字也。”此亦铁之用渐广之征也。《墨子·节用》曰：“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淮南·氾论》曰：“为挚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案今云南之猓猡人，无不带兵，然未有用之于人者，知墨子、淮南王之言，不我欺也。兵之始，有直刺者，有横击者。直刺者欲其不易脱，则又曲其刃之端。《考工记》所谓击兵、刺兵、勾兵是也。其及远者则为矢。此皆以木者也。其以石者，则或桀以投，《左氏》成公二年，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或乘高而下。乘高而下者，所谓垒石是也。《汉书·晁错传》：“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李广苏建传》：“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发之以机，则古谓之，亦后世以机发石之祖也。《左氏》桓公五年，“动而鼓”。《疏》云：“贾逵以为发石，一曰飞石，引范蠡《兵法》作飞石之事为证。《说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其机以槌敌，与贾同也。”《明史·兵志》云：古之炮皆以机发石，至明成祖征交阯，始得火器，为神机营肄之。以为攻具者，登高以望曰巢车。以之攻城，则曰云梯。在上临下曰临，从旁冲突曰冲。《诗·大雅·皇矣》：“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祟墉。”毛《传》云：“钩，钩梯也。所以钩引上城者。临，临车也。冲，冲车也。”疏云：“钩援一物，正谓梯也。以梯倚城，相钩引而上。援，即引也。云钩钩梯，所以钩引上城者？墨子称公输般作云梯以攻宋，盖此之谓也。临者，在上临下之名，冲者，从旁冲突之称，故知二车不同。兵书有作临车、冲车之法，墨子有《备冲》之篇，知临冲俱是车也。”《左氏》成公十六年《注》曰：“巢车，车上为橹。”《疏》曰：“《说文》云：，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橹，泽中守草楼也。”《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左氏注》：“楼车，所以窥望敌军，兵法所谓云梯。”盖巢车与钩援，为相类之物也。军营所处，筑土自卫，谓之为垒。《左氏》文公十二年疏。筑土为山，以

窥城内，曰距堙。《书·费誓疏》。作高木橹，橹上作桔槔兜零，以薪置其中，谓之烽。常视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史记·信陵君列传集解》引文颖。又有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者。见《墨子》：案《公羊》庄公十七年，遂人以药歼齐戍，《左氏》襄公十四年，晋以诸侯伐秦，秦人毒泾上流是也。案《考工记》云：“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然则短兵者，利于山林者也。而山林者，禽兽之所处也。兵之短者莫如剑。《考工记》又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剑：上制长三尺，中制二尺二寸，下制五尺。”盖兵以剑为最短。然人人佩之者惟剑耳。夫人人所佩者，惟行山林之兵，则兵之始，固所以御异类也。墨子、淮南王之言，岂欺我哉？

第六节 刑 法

言古代刑法者，每喜考中国之有成文法，始于何时，其实此乃无甚关系之事也。邃古之时，人与人之利害，不甚相违，众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无法也。迨群治演进，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违众者。自其人言之，则曰违礼。违礼者，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其裁制也，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利害之相违日甚，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于是有所谓法。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然其所强者，不能如礼之广。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可出可入者则听之，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顾此亦必以渐致。愈古则法所干涉者愈多，即实不能干涉者，在时人之意亦以为当干涉，特力有不逮耳。所谓“出于礼者入于刑”也。《吕刑》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周官》司刑曰：“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案集先秦法律之大成者为《法经》，不过六篇，见下。安得有三千或二千五百条？古言曲礼三千，《礼记· 礼器》。则五刑之属三千，犹言出于礼者入于刑耳，古以三为多数；不可以百计则云千；以千计之而犹觉其多，则曰三千。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者，犹言其各居都数三之一；曰腓罚之属五百者，言其居都数六之一；曰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者，犹言此二刑合居都数六之一，而宫与大辟，又若三比二也。此其所犯者，必为社会之习俗，而非国家之法令审矣。然则是时为日用寻常之轨范者，犹是习俗而非法令也。《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所谓乡刑者？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犹是社会之习俗也。“禁杀戮，掌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挢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凡国聚众庶，则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此等盖所谓国刑，近乎今之警察，乃以治者之力，强制人民者也。

礼之繁如此，而曰出于礼者入于刑，在今人，必以为生其时者，将无所措手足，其实不然也。三千特言其多，云出于礼者入于刑，不过谓理当如是，断不能一有出入，即随之以刑也。今日寻常日用之间，所当遵守之科条，奚翅千百？然绝未有苦其繁者，则以其童而习之也。所难者，转在今日之所谓法，本非人民所习，乃不顾其知与不知，而一切行之耳。此等法何自起乎？曰：其必起于有国有家者之所求矣。有国有家者之所求，本非民之所知，而亦非其所欲，如是，则非有强力焉以守之不可，此今所谓法律者之缘起也。《左氏》昭公六年，叔向诒子产书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又见文公十八年，《周书·尝麦》：“令大正正刑书九篇。”疑即其物。《周官·司刑疏》引郑注《尧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赎刑，此之谓九刑。”“贾、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议”，附会不足据。时则子产作《刑书》。二十九年，晋赵鞅铸刑鼎。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又昭公七年，楚陈无宇引周文王之法。又谓楚文王有《仆区之法》。《韩非子·外储说上》，谓楚庄王有《茅门之法》。皆刑书之名之可考者也。此等法律，其详已不可得闻，其稍有可知者，始于李悝之《法经》。《魏律序》云：悝为魏文侯相，赞次诸国法为之，曰盗、贼、网、捕、杂律，又以一篇著其加减，凡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见《晋书· 刑法志》。此律为汉人所沿用。以其少而不周于用也，递增至六十篇，又益以令甲及比。繁杂不可名状，奸吏因得上下其手，屡图删定，讫未有成。至魏世，乃定为十八篇，未及行而亡。晋初又加修正为二十篇，于泰始三年（267年），民国纪元前一千六百四十五年。大赦天下行之。南北朝、隋、唐之律，咸以为本。唐以后定律者，金与明皆本于唐，清律又本于明，实仍本于晋也。晋律当多取汉时之令及比等，然李悝之《法经》，必仍有存于其中者，即谓所存甚寡，然自商君以后，法典遂前后相承，有修改而无创制矣。故《法经》实吾国法律之本也。

古有所谓布宪者，《周官》有其官，《管子·立政篇》亦言其事。《周官》职文云：“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立政篇》言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而遂于其所属。案《小匡篇》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严用之。”而《月令》：季冬之月：“天子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则正月之所布者，乃君与大夫所择焉而行之于一岁之中者也。《立政》又曰：“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此为临事所发。《墨子·非命》言：“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为赏罚以劝贤。”《韩非·定法》云：“宪令著于官府。”则宪与令，乃上所求于下之两大端。其使之不得为者，则谓之禁。《曲礼》言“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是也。此为古书各举一边之例。入竟者亦问俗，入国者亦问禁也。此等皆不原于俗，非其民所素知，故必表而县之，“宪谓表而县之”，见《周官》小宰《注》。又或徇以木铎；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师等，咸有其文。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又有属民读法之举也。违宪令或犯禁者，则治之以法，其初盖临事审度。故孔子谓“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后因其轻重失宜，且执法者不免上下其手，则必著其轻重。叔向、仲尼之言，乃当时一派议论，不必合于时势也。法不公布，《义疏》亦疑之，见昭公六年。

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古之言刑与今异。汉人恒言“刑者不可复属”，亦曰“断者不可复属”，则必殊其体乃谓之刑，拘禁罚作等，不称刑也。此为刑字之初义，其后自不尽如此，勿泥。然初义仍并行，如《周官》司圜曰“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其财”是也。亏财盖原于赎刑，本无肉刑，自不得有赎也。《国语·鲁语》：臧文仲言：“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窄。薄刑用鞭朴。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肆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陈之原野，指战陈言，可见古以兵刑为一。此《汉书》述兵制，所以犹在《刑法志》中也。《尧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象以典刑，盖即《周官》之县法象魏。

《周官·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地官》作教象，《夏官》作政象，《秋官》作刑象，其文咸同。惟《春官》无文，以其事与民无涉

也。魏，阙名，盖以其县象，故称象魏。《左氏》哀公三年：“司铎火，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命藏象魏”之魏字，疑涉上文而衍，杜《注》“谓其书为象魏”，非也。其初盖县行刑之状以恐怖人。五刑，即《吕刑》所云墨、劓、腓、宫、大辟。大辟者，臧文仲所谓用斧钺；劓、腓、宫，其所谓用刀锯；墨其所谓用钻窄；官刑、教刑，其所谓用鞭朴；金作赎刑，即《吕刑》之所言也。《吕刑》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劓、刵、椓、黥，《书疏》云：“欧阳、大小夏侯作膑、宫、劓、割头、庶剠。”见卷二《虞书》标目下，庶字未详。《说文·攴部》：“斀，去阴之刑也。《周书》曰刖、劓、斀、黥。”则今本之“刵”乃误字。《书·康诰》之“刑人，杀人，劓刵人”，刑疑刵之误。杀指大辟，刑指宫，《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妇人无刑”，正指宫刑言也。

五刑实自苗民至周穆王，未之有改。除妇人宫刑闭于宫中外，《周官·司刑》郑《注》：“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吕刑伪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疏》云：“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妇人犹闭于宫。”《左氏》僖公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宫闭者，皆登台以抗绝之。”余皆殊其体。大辟则并绝其生命，故或称为死，与刑相对，又或称为大刑也。《周官》司刑，有刖而无膑。郑《注》云“周改膑作刖”，未知何据。今《尚书》之剕，《周官》司刑注引《书传》作膑，则二者一字。襄公二十九年《公羊》疏引郑驳《异义》云：“皋陶改膑为剕，《吕刑》有剕，周改剕为刖。”其说与《周官注》不合，自当以《周官注》为是。《尔雅·释言》：“，刖也。”《说文》：“腓，跀也。跀，断足也。”皆以腓与跀为一，而郑氏以为二。《说文》又云：“髌，厀也。”段《注》云：“膑者髌之俗，去厀头骨也。跀，汉之斩止。髌者废不能行，跀者尚可着踊而行。《庄子》：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崔 云：无趾，故以踵行。是则跀轻于髌。”案郑

说恐非是，《庄子·养生主》云：“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注曰：“介，偏刖之名，偏刖曰独。”《释文》：“介，一音兀，司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云断足也。”《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即所谓偏刖。则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谓“者去左趾，跀者并去右趾”，其说是也。易言噬嗑灭趾，即此。《玉篇》：“髌，骨也。又去膝盖刑名。”说稍后。《白虎通义·五刑篇》：“腓者，脱其膑也。”此书为后人窜乱太多，恐不足据。郑注《司刑》云：“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即据《吕刑》《周官》异同为说。其改膑作刖之言，疑亦如此，未必别有所据也。掌戮云：“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则又益一髡。案髡即越族之断发，黥则其文身。苗民在江、淮、荆州，其初盖俘异族以为奴婢，后则本族之犯罪者，亦以为奴婢而侪诸异族，因以异族之所以为饰者施之；后益暴虐，乃至以刀锯斧钺加于人体，而有膑、宫、劓、割头之刑也。刵即馘，其初亦施诸战阵。此疑亦原于越族，越族本有儋耳之习也。《后汉书·南蛮传》述珠崖、儋耳之俗云：“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左氏》僖公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贯三人耳”。所谓贯耳，亦即穿耳也。《尧典》曰：“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三就即臧文仲所谓三次，五流即所谓流宥五刑。《周官》：司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注》：“斩以钺，若今要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为膊诸城上之膊，字之误也。膊谓去衣磔之。”案“膊诸城上”，见《左氏》成公二年。斩亦曰斮，见《公羊》成公二年。凡杀其亲者焚之。《注》：“焚，烧也，《易》曰：焚如死如弃如。”《左氏》昭公二十二年，肸伐皇，大败，获肸，焚诸王城之市。又古刑有烹，《公羊》庄公四年：“哀公亨乎周。”《注》：“亨，煮而杀之。”即《汉书·刑法志》所谓秦有镬烹之刑者也。《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宋亨伊戾。哀公十六年，楚亨石乞。杀王之亲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谓磔之。”案《荀子·正论》云：“斩断枯磔。”《史记·李斯列传》：“十公主矺死于杜。”《索隐》：“矺音宅，与磔同，古今字异耳，磔，谓裂其肢体而杀之。”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贼谍即所谓奸宄。士本战士，士师者，士之长，其初皆军官。肉刑又有

。《周官》条狼氏：“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墨子·号令》：“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然则殊体之刑，初由异族及军中，后乃行之平时也。案古死刑又有脯醢。《史记·殷本纪》：纣醢九侯、脯鄂侯是也。《檀弓》：“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左氏》庄公十二年，宋人醢猛获、南宫万。襄公十五年，郑人醢堵女父、尉翩、司齐；十九年，齐人醢夙沙卫。哀公二年，赵简子誓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注》：“绞，所以缢人物。”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此必不殊其体，疑即绞杀之也。又炮格之刑，见《吕览·顺民》。高《注》云：“纣尝熨烂人手，因作铜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堕火而死。”毕校云：“烙当作格。”然《列女孽嬖传》亦作烙。此亦焚之类也。《周官》大司徒：“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此刑之初不施诸本族之证。书家有象刑之说，后人多疑之。见《荀子·正论篇》。《汉书·刑法志》本之。案其说曰：“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白帖》引《尚书大传》。又曰：“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屦当刖。以艾 当宫。以布衣无领当大辟。”《太平御览》引《慎子》。此即《周官》所谓明刑明梏。明刑，见下。掌囚曰：“及刑杀，告刑于王。奉而适朝，士加明梏以适市而杀之。”《注》：“士加明梏者，谓著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箸之也。”《论衡·四讳》曰：“俗讳被刑，不上丘墓。古者肉刑，形毁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钳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施，疑当作弛。采衣系躬，冠带与俗人殊何为不可？”则汉世犹行之矣。《玉藻》曰：“垂 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注》谓：惰游即罢民。不齿，谓所放不帅教者。案《王制》言：“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尚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又曰：“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学》曰：“惟仁人放流之，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中国即国中。古所谓四夷者，去中国本不甚远。《周官》入于圜土而能改过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则屏之远方者，未必无还期，还而犹为之刑，则所谓不齿者也，此即《尧典》所谓流宥五刑。语云：教笞不可废于家，则其所谓鞭朴。鞭朴固初施于家，流亦犹之“子放妇出”耳。见《礼记 ·内则》。知古之待本族者，不过如此而已矣。《唐书·吐蕃传》曰：“重兵死，以累世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此亦所谓不齿。浅演之群，风俗每相类，知象刑为古所可有，不必惊怖其言若河汉而无极也。

《曲礼》曰：“刑不上大夫。”《五经异义》：“古《周礼》说：士尸肆诸市，大夫尸肆诸朝，是大夫有刑。”案刑不上大夫者，刑之始，乃以为奴婢而侪诸异族，大夫以上不可以为奴，故亦不容施刑也。《公羊》宣公元年云：“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诂》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然则流宥五刑，其初乃所以待贵族。即赎刑亦然。《管子·中匡》曰：“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钧。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小匡》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案《周官》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亦以为足兵之谋也。钧，三十斤。《吕刑》之制：墨辟百锾。劓辟惟倍。剕辟倍差。宫辟六百锾。大辟千锾。锾，六两。夏侯、欧阳说，见《周官》职金疏。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则周大辟之罚，以金之重计之，当秦半两钱万，汉五铢钱二万三十余。币价诚不必与金同，然当圜法初立时，民信未孚，往往计金之重以定钱价，相去亦不能甚远。《史记·货殖列传》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然则周大辟之赎，以汉最上之粜计之，直三百石，夫岂平民所能堪？故知其始，乃所以待贵族也。《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所与庶族异者，亦仅“无宫刑”而已矣。《周官》：王之同族与有爵者不即市，刑杀于甸师氏，见天官甸师、秋官小司寇、掌囚、掌戮。此刑法之渐峻，而亦等级之渐平也。

《孟子·梁惠王》下，言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左氏》昭公二十年，苑何忌引《康诰》，亦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书·甘誓》《汤誓》，皆有“孥戮”之文。《汤誓》郑《注》引《周官》“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见《疏》。《费誓》云：“女则有无余刑，非杀。”《疏》引王肃云：“父母、妻子、同产皆坐之，入于罪隶。”又引郑玄云：“谓尽奴其妻子，在军使给厮役，反则入于罪隶舂藁。”然则孥戮之始，乃军刑也。《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前746年），“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引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即王肃之说，盖以军刑施之平时也。商君“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史记》本传。世皆以为暴政。然《周官》族师职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罪庆赏，相及相共。”比长职云：“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邻长职云：“掌相纠相受。”士师职云：“掌乡合州党族间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墨子·尚同》引《大誓》云：“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繁露·王道》曰：“梁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公羊解诂》说同。见僖公十九年。皆相收司连坐之法也；其非起于商君，审矣。古居民有两法：一什伍之制，与军制相应。一邻朋之制，与井田相应。什伍之民服兵役，井地之民初不为兵，观第二第五两节可明。然则邻比相坐，其初亦军法也。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然谋叛者往往族诛，则以此为两族之争，犹之两国交战，非复干犯法禁之事也。部族林立之时，有怨惟自相报。故《书》有“非富天下，为匹夫匹妇复仇”之义。见《孟子·滕文公下篇》。上文引《书》曰“葛伯仇饷”，故知此为《书》说也。其后虽有国法，此风仍不能绝。君父、师长、朋友、昆弟复仇之隆杀，礼文明著等差。《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注》云：“交游，或为朋友。”《檀弓》：“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叙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公羊》庄公四年《解诂》：“礼：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九族之仇，不同乡党。朋友之仇，不同市朝。”《周官》：调人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且有“不讨贼非臣，不复仇非子”之义。《公羊》隐公十一年，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此犹以义理言之。《管子·大匡》曰：“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则并明著刑诛矣。《公羊》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其称人何？ 讨贼之辞也”。《解诂》曰：“明国中人人得讨之，所以广忠孝之路。”此即《檀弓》邾娄定公言“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之义；所以激厉臣子之复仇者至矣。《周官》有调人，亦不过禁其不直，使之相辟而已，不能迳绝之也。调人职云：“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者，皆使之辟。弗辟，然后予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弗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又朝士云：“凡报仇仇者书于上，杀之无罪。”皆所以限制复仇，稍杀私斗之祸者也。《注》引郑司农云：“成之，谓和之也。和之，犹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后复相报，移徙之。”则汉世犹有其法矣。《公羊》大复百世之仇，亦必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为限。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又曰：“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皆此义。见庄公四年、定公四年。部族之外，使其自相报，则部族之内相残杀，自非所问。《白虎通义·诛伐篇》曰：“父杀其子当诛。”即因其时父杀子之事甚多故也。《左氏》成公三年，知罃对楚子曰：“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昭公二十一年，宋华费遂曰：“吾有谗子而弗能杀。”皆父得专杀其子之证。

《说文》曰：“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段《注》删“山”字，云：“《玉篇》《广韵》及《太平御览》引皆无。”然又引《论衡》云：“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案《墨子·明鬼》云：“齐庄君之臣，有王里国、中里徼者，讼三年而狱不断。乃使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读王里国之辞，既毕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殪之盟所。”此羊即解廌之流。山牛二字，疑羊字之误分，《篇》《韵》《御览》删之，亦未是也。《诗·何人斯》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盖皆所谓神断之流，其详已不可考矣。至后世之听断，则有狱讼之别。“争罪曰狱，争财曰讼”，《周官》大司徒郑《注》。又大司寇《注》云：“讼，谓以资财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颇近今日刑民事之分。其听断之官，则有属于地官者，有属于秋官者。属于地官者，所谓地治者是也。属于秋官者，有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讶士掌四方之狱讼。地官本以教为主，故其所治者，亦以不服教为重。其所施者，至圜土嘉石而止。地官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归于圜土。”《注》：“罚，谓挞击之也。明刑，去其冠饰，而书其邪恶之状，著之背也。”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大司寇职又云：“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案圜土嘉石之法，盖初属司徒，后乃移于司寇。故其所治，为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其后移于司寇者？《墨子·尚贤》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盖使之作苦于边竟，故言能改则反于中国。庸作于边竟，当与兵事有关，故又属司寇也。涉刑杀之罪，皆属秋官。《吕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司政盖指司徒之属，司狱指司寇之属。《王制》

曰：“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正。《注》：“正，于周乡师之属。”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注》：“又当作宥。”然后制刑。”其说亦与《周官》同也。此为人民之狱讼，其贵人之狱讼，则人君自听之，如《左氏》载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坐狱于王庭；案见襄公十年。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是也。案见昭公十二年，说本崔氏述。见《丰镐考信别录》。下不能断之狱，亦可上于朝，如昭公二十八年，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也。《周官》讶士：“掌四方之狱讼，谕罪刑于邦国。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则审断之权，稍集于中枢矣。又有此国之臣，讼于彼国者。如《左氏》文公十四年，周公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叔陈生与伯舆之争，亦讼于士匄是也。此则古者有土之君，于其上皆非纯臣，犹之两小国讼于大国，如郑与许讼于楚，卫侯与元咺讼于晋。事涉外交，非复可以国法论矣。

古断狱有与后世大异者，重意是也。《春秋繁露·精华篇》曰：“《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故君子重之也。”盖事之善恶，判于意之善恶。古之明刑，将以弼教，非如后世徒欲保治者之所谓治安及其权利，故其言如是也。《王制》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即《繁露》所谓“本其事而原其志”者也。“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谓本其事，原其志，则所见之善恶，与徒观其表者不同也。“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谓

断狱者能推原人之本心，则人不敢怀恶意，而风俗因之而淳，所谓与教相顺者此也。此等议论，今人必以为迂，然如今日之所谓司法者，明知其意之恶而弗能诛，明知其意之善而弗能救，愈善讼之人，其心愈不可问。以维持治者之所谓治安，及其权利则得矣，于社会公益何有焉？则古人所言，正未可以深讥也。然此非徒听讼者之咎也，社会风气之变迁则为之。《王制》曰：“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案盖指事状。又曰：“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此为不重意而重事之渐。盖风俗稍偷，人藏其心，不可测度，而折狱者亦不必皆公正，徒据其意，不足服人，乃不得不侧重于事也。《王制》又曰：“必三刺。”三刺者？“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周官》小司寇及司刺，咸有其文。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左右即群臣，诸大夫即群吏，国人即万民，盖古自有此法，非作《周官》《王制》者之 说也。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三宥者？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再曰老旄，三日惷愚。亦诚本其事而原其意，非貌为宽大也。欺法吏于一时易，蔽万人之耳目难。“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亦《王制》文。意正在此，此亦犹选举之重乡评也。然亦惟风气淳朴之世为可行。若在后世，则有愈兼听并观，而愈益其惑乱者矣。故凡制度之实，未有不随社会为变迁者也。《庄子》所谓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也。

《说文·豸部》：“豻，胡地野狗。”其或体从犬。引《诗》曰宜犴宜狱。今《毛诗》作豻，《释文》云：《韩诗》作犴，云乡亭之系曰犴，朝廷曰狱。部：“狱从犬言，二犬所以守也。”此最古之监狱也。《周官》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注》：“郑司农云：拲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易·噬嗑》，初九，“屦校灭趾”。上九，“何校灭耳”。《说文》：“校，木囚也。”段《注》云：“屦校，若今军流犯人新到箸木靴。何校，若今犯人带枷也。”又《坎卦》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纆，《说文》作，云“索也”。《论语·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集解》引孔曰：“缧，黑索；绁，孪也，所以拘罪人。”盖即 也。《左氏》哀公八年：“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囚诸楼台，栫之以棘。”《注》：“栫，雍也。”此即所谓置于丛棘也。《周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暴内陵外侧坛之”，即所谓囚诸楼台者，合僖公十五年杜《注》，“古之宫闭者，皆登台以抗绝之”之文观之，可见古者拘系之制。观《周官》圜土之文，又可想见既有宫室后监狱营造之法。《管子·小匡》：“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此则所谓槛车也。

第十五章 宗教学术

第一节 文 字

人何以灵长万物？曰智。然一太古之人之智，与高等动物相去果几何？则难言之矣。然则人之能灵长万物也，非以其独智，而实以其能群。何则？动物无语言，即有之，亦与人类相去悬绝。前辈之所得者，不能付诸后辈，事事须从头学起，故其所得殊浅，而人则不然也。文字者，赋语言以形者也。自有文字，而语言之所及愈广，其传之亦愈久矣。谓文字之作，为人类演进中一大事，诚不诬也。

夫如是，则语言文字，必为社会之公器。其成也，实由无数人通力合作，今日造一语，明日造一语，此人造一字，彼人造一字，积之久而其数乃有可观。谓有一人焉，创制文字，颁诸全群，使人遵用，于理必不可通。然今之言文字者，尚多怀此等见解。仓颉造字之说，童稚皆知，即通人硕儒亦罕能正其缪，或且为之推波助澜焉。庸讵知此说本非古之所有，而出于后人之附会乎？

《易·系辞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此但言文字之用而已，未尝及其创造也。《汉书·艺文志》祖之。《荀子·解蔽》曰：“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亦以仓颉为好书之人，而非作书之人。《吕览·君守》曰：“仓颉造书。”则堕古人附会之习，以善其事者为始创之人矣。《诗·何人斯正义》引《世本》云“暴辛公作埙，苏成公作篪”，即此类。降逮汉儒，附会弥甚。许慎《说文解字序》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书序疏》引郑《注》亦云：“为约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系辞传疏》引则作：“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仓颉，汉人传说多以为古帝。仓颉为黄帝史官，后儒多以为出于《世本》，其实《世本》无是言，而出于宋衷之注，见《路史》。《路史》引《春秋演孔图》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仓颉四目，是谓并明”，与颛帝、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并举。《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河图说征》云：“仓帝起，天雨粟，青云扶日。”亦见《洛书说河》。《春秋河图》《揆命篇》云：“苍、羲、农、黄，三阳翊天德圣明。”皆不以为人臣。《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与《河图说征》同。《修务训》云“史皇产而能书”，亦见《随巢子》。皆无史官之说也。熹平六年（177年）《仓颉碑》云：“天生德于大圣，四目重光，为百王作宪。”尚与《演孔图》《元命苞》同。许独以为黄帝史者？纬书言三皇无文。《周官·外史注》引《孝经纬》云：“三皇无文，五帝画象，三王肉刑。”《公羊》襄公二十九年《解诂》引《孝经说》云：“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

此本指文法，汉儒附会，因以为文字，司文字者为史官，遂 说仓颉为黄帝史矣。其言伏羲、神农，盖沿《易传》之旧，以见庶业其繁，其来有渐，非谓垂宪、结绳，与造字有关涉也。自《尚书·伪孔传》出，欲以羲、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乃谓三皇之书，名曰三坟，五帝之书，称为五典。见《伪孔传序》，参看第六章第一节。于是文字之作，远在伏羲之时；画卦，造文，二事并为一谈矣。要皆无征不信之辞也。

文字至后世，所以代表语言，而其初起也，则与语言同表物象。《檀弓》曰：“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注》曰：“志，为章帜。”此即《礼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之“志”。《注》曰：“志为识。”志、识、帜实同字也。此即许《序》所谓“鸟兽蹄迒之迹，分理可相别异”者。知文字之起，实与图画同原也。此等字即六书中之象形、指事字，物固多无形可象，无事可指者，欲举一切字，一一以象形、指事之法造之，虽神圣有所不能，即能之，其字亦将繁不可识。且以文字语言，同表意象者，终必进至以语言表意象，文字表语言，此六书之中，形声字之所以独多也。许《序》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象形为文，指事、会意、形声皆字。指事旧以为独体之文，实误也。许说指事曰：“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其说未甚明了。其所举之例，又仅上下二字。次于许君者为卫恒。其说曰：“在上为上，在下为下。”其言弥不可解。今案卫恒而下，说指事最古者，莫如贾公彦。公彦《周官疏》曰：“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知今所传四体书势，实有夺文。篆文上下二字，皆当从人从一，今本篆形实讹也。六书之说，议论纷繁，欲知其略者，可参看拙撰《字例略说》。商务印书馆本。许书明指为指事者，惟上下二名，即会意字亦寥寥无几，而惟形声独多。此乃事势之自然，凡造字者皆遵循焉而莫能外，所谓百姓与能者也。又有所谓转注者，盖因言语迁变，双声相演，迭韵相迤，而为之别制一字，此乃文字孳乳之由，实非造字之法。假借则字异声同，就固有之字以为用，而不别造；即已造者，亦或废之；所以灭文字之数，省仞识之劳者也。六书之名，见于《周官》保氏。郑司农以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之。其实保氏所谓六书，即《汉志》所谓六体，犹今日篆刻题署，字各有体，非造字之六法也。许氏及先郑所言六书，亦见于《汉书·艺文志》。《汉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惟保氏所教与太史所试是一，故云亦著其法。夹入“谓象形者”十八字，岂不与下六体者云云相矛盾乎？故知此十八字必后人窜入也。许《序》云：“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隶之初兴，与篆实非二体，见下。大小篆之名，许《序》始有，《汉志》尚称秦篆，知其不能别为二体。八体去大小篆，即仍为六体矣。书体分为六种，盖自古相沿，迄于亡新，未之有改也。许氏及先郑六书之说，盖兴于两汉之间，乃研求文字条例者之所为。前此说字者，如许书所引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之类，多借以说义理，本非说字，然亦可谓为造字之一端。即会意字。象形指事之理，亦浅而易见。形声尤人人所知。即转注、假借之理，亦非人所不能晓。旧盖本有此等说，特于文字条理，莫或措意，则亦等闲视之。逮两汉间，研求文字条例者出，乃荟萃旧说，立为六书之目也。吾国字书：汉初以秦李斯所作之《仓颉篇》，赵高所作之《爰历篇》，胡母敬所作之《博学篇》为三仓。其后扬雄作《训纂篇》。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梁庾元成云：《仓颉》五十五章为上卷，扬雄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贾升郎更续记《彦均》为下卷，人称为三仓。江式亦云：是为三仓。扬雄《训纂》，终于滂喜二字；贾鲂用此二字为篇目，而终于彦均二字；故庾氏云扬记《滂喜》，贾记《彦均》。《隋志》则云扬作《训纂》，贾鲂《滂喜》，其实一也。自

《仓颉》至《彦均》，皆四言。又有司马相如之《凡将篇》，七言，史游之《急就篇》，前多三言，后多七言。惟李长之《元尚篇》无考。段玉裁说，见《说文解字序注》。盖教学童识字，实以韵语便讽诵者为易，故历代字书，体例皆然。史籀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体例亦不得有异。然则以字形分别部居，实始许慎之《说文解字》。此可见西汉以前，治文字者率多识其形、音、义以应用，而于造字之法，初不究心；至西汉之末，始有留意于此者也。

文字改易之剧，增加之多，盖皆在东周之世。许《序》言“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此固势所必然。然其时文字之用尚少，变迁当不甚速，故人不以是为病。至于东周之世，则不然矣。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论语·卫灵公》。班《志》许《序》皆引之，说以“是非无正，人用其私”，其说盖是。盖前此文字之用少，故率旧而已足。此时文字之用多，昔时未著简牍者，一一须笔之于书，既为旧文所无，自不得不以意造作。正犹今日译书而欲造新名，问之老师宿儒亦无益，故不复阙文待问。此亦事理宜然，孔子之言已为不达。许《序》又云：七国之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则尤附会失实矣。音读本有楚、夏之殊，《荀子》谓“居夏语夏，居楚语楚”。《孟子》曰：“一齐人傅，众楚人咻，虽日挞而求其齐，亦不可得。”又诋许行为“南蛮 舌之人”。知南北语音不同，由来甚旧。然其异，亦不过如今日之方言而已。《说文·牛部》：“，黄牛虎文，读若涂。”王氏筠谓“《左氏》楚人谓虎于菟，《释草》蒤虎杖，皆与 同音。”又口部：“咷，楚谓儿泣不止曰噭咷。”亦与《易》“先号啕而后笑”同。《左氏》：“吴人获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必其言语本无大异，乃能暂闻而即效之。《谷梁》：“吴谓善伊，谓稻缓。”《说文》：“沛国谓稻曰稬。”此即今日之糯字，北方亦无异言也。何待七国之世？所谓文字异形者，其理亦与孔子谓时人不肯阙文同，一由增造者之多，一亦由旧字形音义渐变，又或此用本文，彼行借字，遂觉其不相合。至于旧有习熟之文，彼此必无同异，故《中庸》言“今天下书同文”也。许《序》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此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所谓“书同文字”。所罢者盖即此等字。然此令能行之官狱间，已侈矣。民间日用，必非其力之所及。许《序》又云：“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皆取者，殆于尽取之辞，或颇者，偶或有之之谓。今籀文见于许氏书者，不过二百二十余，岂有周时教学童之书，数止于此之理？则知许书不著其异者，籀文皆同小篆也。《汉志》言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四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合为《仓颉篇》。又云：《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然则《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复字仅三千三百，扬雄、班固所增者，三千六十有七字，许书九千三百十三字，又增三千有十三。岂皆汉人新造？盖李斯之所奏罢者，实无不存于许书中矣。然则所谓奏罢者曷尝能罢？而亦曷尝见为异形而不可识乎？故知汉时古学家之言，无一非支离灭裂之谈也。

孔子病史不阙文，许《序》言七国时文字异形，此指字体言之。许《序》又云：秦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此指笔画形状言之。秦隶传于后世者，皆平直无波势，即挑法。世多误以为篆，西汉犹沿用之。至东汉，乃有挑法者，谓之八分，亦谓之楷法，用之铭石等事。其寻常记识所用，则仍平直无波势。谓之章程书，亦曰正书。对行草之名也，又曰真书。魏、晋以降，工正书者，史多称其善隶书，实以八分变秦，而正书则仍秦之旧也。隶之初，盖篆书之率易者。卫恒《四体书势》，谓秦令隶人佐书，故曰隶书。此犹今日令不能作书者为钞胥，所作之字，遂不得尽如法耳。本为工拙之异，绝非体制之殊。乃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

后人多从之，一若别为一体，有其创制之人者，则又许《序》所不言，而传讹弥甚者也。许《序》述亡新六书云：“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论者多以为非。若知隶之初兴，与篆本无大别，则此语原不为误也。

最可怪者，许《序》谓“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所谓古文者，果何种文字邪？许《序》曰：“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然则古文原本，不外三端：一孔壁所得书，二张苍所献书，三鼎彝之铭也。今许书实无一鼎彝中字，以后世所得鼎彝之文，案许书之字，又多不相仇，故吴大澂谓郡国所出鼎彝，许氏实未之见。《说文古籀补序》。张苍献书，不见《史记》本传，观于孔壁得书事之子虚乌有，其说亦殆不足信。

孔壁得书一役，市三成虎，几成信史矣。然核其实，则皆子虚乌有之谈也。说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及《燕石札记》中《孔壁》条。今更言其略。则此事惟见《汉书·艺文志》《景十三王传》及《楚元王传》中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景十三王传》，初言共王好治宫室，下不接叙坏壁得书事，直待述其后嗣既竟，乃更补叙，沾缀之迹显然。《志》云：武帝末，共王坏孔子宅。共王之年，实不及武帝末也。汉时，邹、鲁为文学之邦、孔子故居，尤儒生所荟萃。孔子宅果见坏，坏孔子宅果得古文经传，自为当时一大事，安得他处别无散见之文，而惟见此三篇中乎？况此三篇，《移太常博士》本刘歆之言，《志》亦本诸歆之《七略》者邪？秦有天下仅十五年，汉高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然则秦汉之间，鲁实未尝破坏。孔襄为孝

惠帝博士，孝惠之立，距秦之亡一纪耳，孔壁藏书非少，不应至汉初遂无知者也。此皆不待深求，衡以寻常事理，而即知其不可通者也。然则所谓古文，盖即新室之所改定者耳。奇字则其不能说以六书条理者也。《汉志》云：“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有用”二字，最可玩味。雄书合《仓颉》《爰历》《博学》，凡五千三百四十名，少于《许书》者尚三千有余。自皇古以来，字之孳乳寝多者，自不止此。雄盖取日用所急，以为字书，余则弃置之。亡新制作，又颇取之，以改旧所谓六书者耳。今许书中所载古文奇字，数实寥寥无几。亡新六书所有，或当不止此数。然亦必不能甚多。何则？郑玄注《仪礼》，备著今古异文，数亦寥寥无几也。故知自先秦至于汉世，文字实一线相承。其随岁月而变迁，新者渐增，旧者渐废，其情形，亦必与后世无以异。自汉人妄夸其所谓古文经，后遂有谓孔壁得书，时人莫能读，必待以已通诸篇，与之校雠，乃可得多通十六篇者。说愈神奇，而其去情实亦弥远矣。其罅隙至易见也，乃世竟莫之能发，为所惑者几二千年，岂不异哉？近世王国维作《汉代古文考》，谓周、秦间东西文字有异，西方秦人所用者，即籀文。东方六国所用者，则体势殊异，即许《序》谓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所用也。司马迁云：秦拨去古文。扬雄云：秦刬灭古文。许慎云：古文由秦绝。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盖其所焚者，即用此等文字之书。故汉人所谓古文者，即六国之文也。此说羌无证据。王氏乃谓“《史籀》一书，秦人作之以教学僮，而不传于东方诸国”。又谓“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未尝流布于秦”。又谓“秦行峻法以同文字，民间日用非秦文不得行”。“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凿凿言之，几于 造史实矣。详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

作书之具，昔人所用者，有竹木二种。木曰牍，亦曰版，又曰方。版长尺，《玉海》。故曰尺牍。小者曰札。《汉书·郊祀志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亦曰牒。《说文》牒札互训。大者曰椠。《释名》：椠长三尺。方而有八角，或八面或六面可书者曰觚。《急就篇注》。亦曰棱。《史记·酷吏列传注》：“觚八棱有隅者。”刻木以记事曰契。《汉书·古今人表注》。分而为二亦曰券。《曲礼》曰：“献粟者执右契。”《老子》曰：“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史记·田敬仲世家》言：“公常执左券。”盖以右为尊，故自执其左也。竹曰简，亦曰策，《仪礼·既夕礼疏》曰：“编连为策，不连为简。”此乃对文则别，若散文则简策通称也。其编之也以韦，故《史记》言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世家》。书于简牍以漆，误则以刀削去，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孔子世家》。《曲礼疏》云：“削，书刀。”则刀亦可称削也。此为寻常所用。欲传诸久远者，则刻诸金石。又有书之于帛者，则后世用纸之渐也。《说文》：“纸，絮也。”纸本缣素之名。后世物虽殊，名则仍其旧耳。

第二节 古代宗教学术（上）

古代之文明在宗教，后世之文明在学术；学术主智，宗教主情；此人之恒言也。然学术宗教，亦无判然之界。无论何等宗教，莫不各有其理。世之诋为迷信者，谓其所谓理，无当于学术之家所谓理耳。然理无穷而境有限，后人之所谓理者，易一境焉，亦岂得谓为是？而古人之所谓理者，在彼其时，亦安得谓之非邪？学术虽云主智，然其从事研求，亦必出于好尚。好之深，斯信之笃；信之笃，斯执之固。世固有弃禄利，冒危难，齐死生，以申其所信者矣。与教徒之殉教，亦何以异？故曰：二者无判然之界也。

邃初之民，知识浅陋，外物情状，概非所知。不特动物，即植物、矿物，亦皆以为有神灵而敬畏之。于是有所谓拜物之教焉。其愚昧诚若可哀，然高等之宗教，实道原于是。何则？以为万物皆有神灵，寖假其神灵又可以离其身而独存，不特无形之鬼神由是而立，即泛神、无神之论，实亦隐伏于是也。人之谓神灵可离其体而独存也，盖由于梦与死。明明卧而未动也，而忽有所周历，所见闻；犹是四肢百骸也，而忽焉失其知觉运动；则以为知觉运动，必别有物焉以为之主，而其物且可离体而独存矣。其为物不可见也，则设想以为极微之气。微则轻，轻则浮游自如，乃状其 缊之态而谓之魂。魂去则形体块然不可知，同于月之失其明而不可见，则谓之为魄。其实月魄之魄，当由魂魄之魄引伸。《墨子》曰：“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神者。”《明鬼下》。可见古谓凡物皆有神灵，不独人，并不独生物。《国语·鲁语》：仲尼曰：“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左氏》宣公三年《疏》引贾逵说，谓“罔两、罔象，有夔龙之形而无实体”，此即神灵之离体而独立者也。《中庸》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为泛神论中精粹之言，然溯其原，固由罔两、罔象等见解蜕化而出也。

《郊特牲》曰：“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注》。“由，用也。辟读为弭，谓弭灾兵，远罪戾也。”人之自媚于神，其意不外此三端而已。所以自媚者，必本诸身之所欲以为推。《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庋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释天》。皆以神所好之物奉之也。盖人之所急，莫如饮食，则以为神亦然，故曰“神嗜饮食”，《诗·小雅 ·楚茨》。又曰：“鬼犹求食。”《左氏》宣公四年。神之所在，虽不可知，然以恒情度之，则多谓在辽远之处，如《招魂》之于远方是也。然有可招而致之者，尸是也。尸与巫同理。古盖谓神可降于人身。所异者，巫能知神所在而致之，尸则无是术，只能听神之来降耳。祭人鬼必以同姓为尸，且必以孙行，盖由古有半部族之制，父子为异部族人，祖孙则同部族也。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古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等皆有尸，不问同异姓，卜吉则为之。《公羊》说：祭天无尸，《左氏》有，见《曲礼疏》。祭殇无尸，所谓阴厌、阳厌，见《曾子问》。足见可附丽于人身者，不独人鬼也。巫与尸之降神，皆一时事，在平时亦可栖于木石，于是乎有主。《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社，张、包、周本皆作主。《淮南·齐俗》云：“有虞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周人之礼，其社用栗。”《左氏》昭公八年，“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此神灵可栖于石之证。庄公二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哀公十六年，孔悝使贰车反祏于西圃，盖皆谓以石为主。《义疏》云：“于庙之北壁内为石室，以藏木主。”非也。木石所以能为神之所栖者，以古人视木石等物本皆有神也。

《汉书·郊祀志》曰：“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说本《楚语》观射父之言。所谓先圣，盖即巫觋，此古巫觋之世其官者也。《左氏》僖公十年，狐突适下国，见太子。太子曰：“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此神降于巫之证。《周官》司巫，所属有男巫、女巫，掌旱暵舞雩。邦之大灾，歌哭而请。又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郑《注》曰：“诅祝，谓祝之使丧败也。”《郊特牲》曰：“祝，将命也。”盖祝主传人意于神，故盟诅之事，由之而起。盟礼见《左氏》隐公元年《疏》。盟大而诅小，故有土之君，多行盟礼，而诅则民间用之特多。《周官》司盟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左氏》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将作三军，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定公六年，阳虎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

衢，其事也。《诗·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左氏》隐公十一年，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其事也。《曲礼》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左氏》隐公元年，郑伯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卒用颍考叔之言，掘地及泉，隧而相见。可见古人视盟誓之重。

古者亲爱之情，限于部族之内，故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语，《左氏》僖公十年。此非独人鬼，即他神亦然，彼其所崇奉者，率皆一部族所私尊而已。交通渐启，各部族互相往来，所崇奉之神，亦因之互相传播。《楚语》言“少皞之衰，九黎乱德，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盖即此时代之情形也。于斯时也，自不得不有以拯其弊。然所以拯其弊者，亦非所谓圣王者之所能为也。人群之所以相维相系者愈切，则其分职愈备，而其统属亦愈明。不独一群之内，即群与群之间亦如是。本此以推诸神，则神亦有其分职统属，而所谓多神教者成焉。《礼记·礼运》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又曰：“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周官》大宗伯，有天神、人鬼、地祇、物 之名。《曲礼》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公羊》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竟内者，则不祭也。”僖公三十一年。皆所以定其孰当祭，孰不当祭；某当祭某，某不得祭某；以免于渎乱者也。《曲礼》曰：“非其所祭而祭之，谓之淫祀，淫祀无福。”“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所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左氏》昭公六年。则能谨守典礼者，颇不乏矣。此所以部族虽多，所崇奉之神虽杂，而卒免于渎乱之祸与？

所谓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果何所指邪？斯言也，闻者将莫不骇且笑，然而无足异也，诸经皆称祭天曰郊，无所谓五帝。《周官》则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郑玄云：天有六，其祭有九。圜丘祭昊天上帝耀魄宝，一也。苍帝灵威仰，立春之日，祭之于东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于南郊，三也。黄帝含枢纽，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于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纪，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气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龙星见而雩，总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飨五帝于明堂，九也。地神有二，岁有二祭：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方泽，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曲礼》天子祭天地《疏》。王肃谓天一而已，何得有六？郊丘是一。《祭法疏》。案《郊特牲》言祭天亦在冬至，肃说似是。然《郊特牲》又曰：“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其言报本反始郊社同，而郊与社之大小则大异。《祭法》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月令》：仲春：“择元日，命民社。”《祭法》王为群姓所立，即《郊特牲》所谓必受霜露风雨；《月令》所命民祭，亦即《郊特牲》所谓教民美报者。天子之所立，不独不能包括诸侯、大夫、凡民，并其身与群姓亦分为二，安有所谓大地之神邪？《左氏》昭公二十九年《疏》引刘炫云：“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盖所谓父天母地者，实男系氏族既立后之说，前此固无是也。生物之功，必归于女，故野蛮人恒以地与日为女神。中国后世，虽以日为太阳，月为太阴，然离为日，为中女；《易·说卦传》。《山海经·大荒南经》《淮南子·天文训》，以生日、驭日者为女神；

《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淮南·天文》：“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为县车。”又季秋“青女乃出，以降霜雪”。仲春：“女夷鼓歌，以司天和。”犹存荒古之遗迹。《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盖其始特祭日神，后乃以为报天而主日耳。采日本田崎仁义之说。见所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王学文译，商务印书馆本。五帝座星在太微宫，昊天上帝在紫微宫，见《郊特牲疏》引《春秋纬》。五帝之名，见《周官》小宗伯《注》。大宗伯及《曲礼疏》云：本于《文耀钩》。亦后人附会之说。《礼运》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周官》而外，天与帝分言者，仅此一见。然未尝有耀魄宝、灵威仰等名目也。盖民之所祀，必其利害切于己者。生物之功，后土而外，厥惟四时，故古之人谨祀焉。升中于天，即《尧典》之柴于岱宗，特王者巡守之时行之，固非国之常祀也。《史记·封禅书》：齐之八神： “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此即《周官》圜丘、方丘之类，然其义较《周官》为古。至秦之时，则所祭者系五帝，而《春秋繁露·郊祭篇》讥秦不事天，可见天与帝非一。古部族各有封畛，所美报者，安得出于封畛之外？况又以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相对，于理绝不可通乎。其为谶纬之妄言，不竢论矣。

古所谓国者，诸侯之私产也。所谓家者，卿大夫之私产也。故古言国家，义与今日大异。其为群之人所共托命，而义略近于今日之国家者，则社稷也。故以社稷并称，其义较古，以郊社并言，其辞必较晚也。“今《孝经》说：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封五土以为社。古《左氏》说：共工为后土，后土为社。今《孝经》说：稷者五谷之长，谷众多，不可遍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说：烈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为稷。稷是田正，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郊特牲疏》。案民之重粒食久矣。如古说，将共工、烈山以前，遂无社稷之祭乎？《淮南·氾论》曰：“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岂得谓炎帝、夷羿以前，无灶与宗布之祭？盖古之有功德于民者，民怀之不能忘，则因明神之祭而祀之，亦犹功臣之配享于庙耳。《书·盘庚上》：“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公羊》文公二年《解诂》云：“禘，功臣皆祭。”赵氏祀安于于庙，见《左氏》定公十四年。遂以此夺明神之席则误矣。王肃等以五天帝为五人帝，误亦同此。五人帝系据《月令》，谓其帝太皞即伏羲氏，炎帝即神农氏，黄帝即轩辕氏，少皞即金天氏，颛顼即高阳氏。

《公羊》云：“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僖公三十一年。此即诸侯祭其竟内名山大川之义。又云：“河海润于千里。”

千里者，天子之畿。知所谓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者，天下二字，初亦指畿内言之也。《解诂》说方望之义云：“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余山川，凡三十六所。”此即《曲礼》所谓“祭四方”，亦即《尧典》所谓“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者。《尧典》又云：“肆类于上帝，于六宗。”肆类于上帝，即《王制》所谓“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六宗者？“《异义》：今欧阳、夏侯说：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时，居中央，恍惚无有，神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故郊祭之。古《尚书》说：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岱为山宗。河为水宗。海为泽宗。许从古说。郑玄据《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祭义》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则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余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此之谓六宗。刘歆、孔昭以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为六宗。魏明帝时，诏令王肃议六宗，取《家语》宰我问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泰昭、坎坛、王宫、夜明、幽荣、雩。孔安国注《尚书》与此同。”《大宗伯疏》。《家语》伪物不足据。《尚书》明与望于山川分言，郑驳许说是也，而妄牵合《周官》则亦非。《礼经·觐礼》有方明之祭。“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此即所谓六宗。《觐礼》所言，为会诸侯于方岳之礼，郑《注》。知欧阳、夏侯之说极确。盖天子诸侯，其后侈然以人民之代表自居，遂举封内之神，凡有益于人民者，悉秩而祭之，其初则无是也。《国语·周语》：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左氏》成公五年，重人言：“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所谓国主山川，国必依山川者，则岩险之地，战胜之族初据之以立邑者耳。参看第十一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三节自明。

五祀者？春祀户，夏祀灶，中央祀中霤，秋祀门，冬祀行，见于《月令》。《祭法》曰：“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尸，或立灶。”则益以司命及厉耳。司中、司命，先后郑皆以三台及文昌宫星说之，其实非是。《庄子·至乐》云：“庄子之楚，见髑髅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知古谓人生死，皆司命主之，故古人甚严畏焉。《风俗通》云：“今民间独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象。行者儋箧中，居者则作小屋。齐天地，大尊重之。”是其事也。《周书·命训》：“天生民而成大命，立司德正之以祸福。”此篇所言，皆善恶寿夭之事。中德同声，疑司中即司德，察民之善恶，而司命据之以定寿夭也。郑注《祭法》曰：“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耳。”说自与其《周官注》相违，《祭法注》是也。多神之教，神有大小。大神之位虽尊，然不亲细事，于人生关系不切，故人所崇奉者，转以小神为多。神既有分职统属，初不虞其渎乱。或以一神教善于多神，亦偏见也。

所谓五祀者，特当时祀典之所秩者耳。古人所奉此等小神甚多，如在室则傩，《郊特牲》：“乡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曰：“裼，强鬼也。谓时傩，索室殴疫，逐强鬼。裼或为献，或为傩。”《论语·乡党》：“乡人难，朝服而立于阼阶。”《释文》云：“难，鲁为献，今从古。”案《月令》：季春、仲秋、季冬皆有难。郑《注》引《王居明堂礼》，谓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周官》方相氏，掌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则难者，所以逐室中疫鬼者也。出行则有是也。祭道路之神。委土为山，伏牲其上，酒脯祈告。礼毕，轹之而行。见《聘礼》郑《注》。此等难遍疏举。其切于农民，而为后世所沿袭者，蜡是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万物而索飨之也。”八者？据郑《注》，则先啬一，司啬二，农三，《注》：“田畯。”邮表畷四，《注》：“谓田畯所以督约百姓于井间之处也。”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也。蜡虽类乎拜物之教，然“使之必报之”，所谓“仁之至，义之尽”，转非贵族为淫祀以求福者之所及矣。古者将食，先以少许祭先造食者，谓之祭食。见《周官·大祝九祭》。又有先炊之祭，学校有先圣先师，义皆如此。

宗庙有四时之祭，《尔雅·释天》曰祠、禴、烝、尝。《王制》作禴、褅、尝、烝。《祭统》同。《公羊》桓公八年，《繁露·四祭篇》作祠、禴、烝、尝。《周官》大宗伯同。《郊特牲》曰：“故春褅而秋尝。”又有褅袷。褅各就其庙，袷则“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见《公羊·文公二年》。故“褅大于四时而小于袷”。《诗·离序笺》。三年一袷，五年一褅。《雍序疏》引《礼纬》《公羊疏》引《春秋说文》。《雍序疏》云：“每五年中为此二礼，自相距各五年，非袷多禘少。”《公羊疏》则云：“三五参差，随数而下，何妨或有同年时乎？”疑《公羊疏》之说是也。《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运》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僖公十五年《谷梁》作士二。《丧服小记》曰：“王者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祭法》曰：“王立七庙，一坛，一。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坛，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 曰鬼。注：“凡鬼者，荐而不祭。”诸侯立五庙，一坛，一。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坛，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 为鬼。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适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注》：“显当为皇。”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其说互异。《公羊》成公六年《解诂》曰：“礼：天子诸侯立五庙，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庙，至于子孙，过高祖不得复立庙，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庙。至于子孙，自高祖以下而七庙。天子卿大夫三庙，元士二庙。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庙。诸侯之士一庙。”说与《白虎通义》同。古天子、诸侯，本无大异，谓其亲庙止四是也。郑注《王制》亦同。惟又据《稽命征》《钩命决》，谓夏五庙，殷六庙，未免穿凿。见《疏》。又谓诸侯上士二庙，以通《祭法》，亦嫌牵合。月祭群经不见，惟《国语·周语》有日祭、月祀之文，明为异说，不可合也。王肃以高祖之父祖为二祧，并始祖及亲庙四为七，皆次第而迁，文、武为祖宗不改，郑祧即文、武庙，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见《周官》守祧《注》。观《王制》之文似是，其实恐不然也。古诸侯不敢祖天子，然《左氏》文公二年云：“宋祖帝乙，郑祖厉王。”则经说不必与事实合也。“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者，以古有感生之说，即《史记》所言契、后稷之事见第八章第二、第五节。今文家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见《五经异义》。王者自谓其先祖皆出于天帝，故然。案此义由来盖甚古。然谓商以水德王，所感者为汁光纪；周以木德王，所感者为灵威仰，则五德终始之说既盛后附会之辞，非古义也。《周官》大司乐：“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注》云：“先妣，姜嫄也。周立

庙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是以特立庙祭之，谓之宫。”案宫，《诗·毛传》引孟仲子说，以为高禖之祀，郑《注》恐非也。

第三节 古代宗教学术（下）

宗教非无其理，特非学术之家所谓理，上节已言之矣。然则宗教家之所谓理，果何如邪？曰：其研求所得者，与学术之家异；其所研求者，则无不同也。宇宙事物，莫不有其定则可求。人而睢睢盱盱，不知求之，则亦已耳。苟其知之则有所求必有所得，其所得如何，可勿论也。事物之可资研求者，大别为二：一曰自然，一曰人为。自然之事，有其一定不易之则，至易见也。人为之事则不然，观其会通，固亦有其定则，就一时一地而观之，则俨若绝无定则，可以自由者。后世研究渐深，举人事之纷纭繁变者，亦欲求其定则而驾驭之。古人则不独不知人事之有定则且视自然之事，亦若有人焉以为之主。此其所以于木石等无知之物，亦皆视为有知也。然智识随经验而进，阅一时焉，则知自然之可以定则求；更阅一时焉，遂并欲推之人事矣。其研求所得者，今人庸或视为可笑。然椎轮大辂，理固宜然。今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者，究不能不谓其基已奠于数千年前也。故曰：学术与宗教，实无判然之界也。

吾国最古之书目，莫如《七略》。读之，不独可知古代之载籍，并可知古代之学术流别，第二章已言之矣。《七略》中之《辑略》，为群书总要。《诗赋略》为文辞；《六艺》《诸子》《兵书》三略，为研求社会见象之书。《数术》《方技》二略，则研求自然见象者也。

数术略之书，凡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其中天文、历谱，实乃一家之言也。天象虽云高远，然极著明，且不差忒，故其发明特早。《史记·历书》言黄帝考定星历，《礼记·祭法》言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虽乏确证，然天文历法，各民族发明皆甚早，则谓黄帝、帝喾之时，已有此等知识，理固非不可通也。惟《尧典》谓尧命羲和四子，分宅隅夷、南交及西北二方，以资推步；并命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则似近附会。《公羊》言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诸侯无灵台而有时台；《左氏》亦言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五经异义》。则古之观象者，不过就国中以人力为台，安能分驻四方？《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谓宣公初志闰月。《管子·五行篇》，以甲子木行，丙子火行，戊子土行，庚子金行，壬子水行各七十二日为纪。凡三百六十日。《轻重己篇》，冬至后九十二日而春至，自春徂夏，自夏徂秋，自秋徂冬皆然。凡三百六十八日。《幼官篇》则每阅十二日而布政，而中方云五和时节，东方云八举时节，夏云七举时节，秋云九和时节，冬云六行时节，甚似春九十六日，夏八十四日，秋百有八日，冬七十二日，又别加五日，凡三百六十五日。以成岁者。皆主日而不及月，安得谓尧时已知置闰之法乎？闰法始于何时不可知，要为历法一大发明。盖月为纪时自然节度，虽蛮人亦知之，且早已习用之，而岁则非其所知，故古代明堂行政之法，必有待于庙堂之出令，而非如后世农人，皆能置一历本，按节气而行事。二十四气之名，始见于《周书·时训解》。后世农人之所以能明于历法者，实因置闰之法，主日而仍不废月，有以调和之也。历法之所谓岁，始于冬至。于平地立表测之，冬至日景最短，夏至最长。《周官》大司徒以土圭测日景，是其法。其定正朔，则有三法：《公羊》隐公元年《解诂》，谓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是也。古国家所理者皆民事，政令或宜按时举行或戒非时兴作，与人民利害，关系殊切。《礼记·月令》《管子·幼官》《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训》，所勤勤焉者，皆此一事。故一言行夏之时，则一切要政，罔不该焉，初非徒争以某月为岁首也。

古天文之学，有盖天、浑天、宣夜三家。盖天谓天如盖在上。浑天形如弹丸，地在其中，天苞其外，如鸡卵白之绕黄。据《月令疏》。宣夜之法不传。历则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家。见《汉志》。古天文历法之学，《礼记·月令疏》曾总论之，惜多采纬候家言，颇杂汉人之说，非尽先秦之旧耳。分一日为十二时之法，起于汉人，古人计日之早暮，但云日中、日昃等而已。见《日知录》卷二十。刻漏之法，见《周官》挈壶氏。《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言其“立表下漏”，以待庄贾，其法亦非寻常所用也。

天官家言，亦有落入迷信者，《周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此占星望气之术也。《汉志》天文家，有《图书秘记》十卷。图书者？《易·系辞传》言“河出图，洛出书”。《礼记·礼运》言：“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论语·子罕》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淮南·俶真》言：“洛出丹书，河出绿图。”皆先秦旧文，不能谓无其事。诸说皆仅以为瑞应，然《吕览·观表》曰：“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自有云也。绿图幡簿，从此生矣。”似已有如汉世谶纬家言以图书为记帝王兴亡之录者。然则谶纬怪妄之说，或亦前有所承。刘歆以河图为八卦，雒书为五行，或反嫌平正邪？言帝王兴亡历数者，瑞应虽出天文，年代必涉历谱，然则汉代之谶书，亦天文历谱二家之公言也。《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后七字自系东汉人语。《淮南·说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谶书著之。”仅言家人之事而已。然《赵世家》言秦穆公梦之帝所，而曰：“秦谶于是出。”则其所谓谶者，已涉国家兴亡矣。

阴阳五行之说，为后世迷信者所取资，纷纭者数千岁，然溯其始，则实不可谓之迷信也。凡研究物理者，必就其物而分析之，以求其原质。既得其原质，乃持是以观一切物。天下之物虽繁，而原质则简，执简以驭繁，于物理自易明矣。各国学者，研求之初，莫不如此，如印度以地、水、火、风为四大是也。吾国之言五行，亦犹印度之言四大也。就五行而求其变化，于是有生胜之说，亦曰生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而五德终始之说出焉。见第五节。古人于一切事物变化，皆以五行生胜为说，见《白虎通义·五行篇》。五行既能变化，则其原本是一，于是顺古人万物原质皆为极微之说，而名之曰气。气何以能变化？观于生物之芸动，皆不外乎牝牡之相求，则又以是推之，而阴阳之说立焉。既分阴阳，更求其本，则终必至于太极。《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始，盖古所奉八方之神，加以太一，则为九宫。《后汉书·张衡传注》引《乾凿度》郑《注》：“太乙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乙下行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坤，而震，而巽，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而兑，而艮，而离，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宫也。”就八方之中而专取其四正，则可以配四时。益以中央为五方，更加上方成六合，于是五帝六天之说出。见上节。盖前此宗教家之所崇奉，无不为所网罗，且皆傅之以哲理矣。此等说，在后世沿袭之，则成为迷信，在当时，固不得谓非宗教学术之一发明也。《汉志》五行家之书，有太一，有天一，有阴阳，知诸说皆相一贯。所谓五行家言，初非专就五行立说也。五行家言，所以落入迷信者，则因其后专就哲理立言，而不复措心于物质，抑且天文历谱等，皆只能占国家大事，惟五行为人人所禀，藉其生胜，可以说万事万物之吉凶，于是以祸福惑人者，群取资焉，遂至于不可究诘。然非始创此说者之意也。

宇宙事物，本同一体，故知此即可以知彼。学术之所求，亦即彼此间之关系耳。然事物虽属一体，而就人之知识言之，则有知此可以知彼者，有知此必不能知彼者。前者如天文与农田之关系，后者如鸦鸣雀噪与人事吉凶之关系是也。此等区别，非古人之所知，故于其本无关系者，亦从而研究之，如蓍龟与杂占是也。龟卜之法：以木为契，以灼龟，观其 罅，是之为兆。龟焦则兆不成，见《左氏》哀公二年。蓍者，蒿属，《说文》。揲其数以为占。见《易·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一节。杂占则一切异常之事皆属焉。如嚏、耳鸣、六畜变怪等，《汉志》皆有其书。《汉志》曰：“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今案《周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三梦之法，其下有卜师、卜人、龟人、菙氏、占人、筮人等，盖蓍龟杂占两家之事皆属焉。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二百。《注》云：“颂，繇也。”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玉兆，帝颛顼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释三兆为 罅似玉、瓦、原。原谓田。又从近师，以《连山》为夏，《归藏》为殷。见《疏》。与杜说同为无据。《太史公自序》，谓“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法”；又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则古蓍龟、杂占，法本错杂不一，惟其原出于一，仍当小异大同。《周官》之三卜三易，盖亦并存数家之法，不必其为先代之遗也。龟书之繇，盖犹《易》之卦爻辞，《左氏》僖公四年、襄公十年、十七年、哀公九年皆载之。其体相类。其物皆并无深意，即《易》之卦爻辞亦然。其哲理皆在十翼，则后人就其所见，加以发挥，初非作《易》者之本意也。《曲礼》曰：“疑而筮之，则勿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表记》言三代明王，“不犯日月，不违龟筮”；而《史记》有《日者》《龟策》二传；则时日卜筮，实为古人趋吉避凶之术之两大端，盖事有可豫测其吉凶而趋避之者，时日是也。有无从豫见，必待临事求其征兆；或征兆先见，从而占其吉凶者；龟筮、杂占是也。吉凶既可豫知，自可从事禳解，故《周官》占梦，有赠恶梦之法；而《汉志》杂占家，亦有执不祥、劾鬼物、请官除妖祥及禳、祀、请、祷诸书焉。

数术六家中，最近自然科学者，莫如形法。《汉志》论形法之学云：“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宫舍。此盖度地居民及营国之术，《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室地形》二十卷其书也。于此可见今之《山海经》，必非《汉志》著录之旧，参看第二章。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繁露·同类相动篇》曰：“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所与异，而从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嗷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知此，则可以制物而用之矣。”《繁露》此说，略同《吕览·应同》。《易·文言》亦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知古自有此专重形质之学也。由此而深求之，物理必可渐明。然后遂停滞不进，而专以相人及六畜等术，流传于世焉。案相术较之时日卜筮等，实为有据，故学术之家，乐道之者较多。如王充著《论衡》，于相术即不甚排斥。然相法只可定人之智愚贤不肖，而不能定其贵贱吉凶，以贵贱吉凶，初不与智愚贤不肖相应也。昔人之有取于相者，多就前者立说，而世人之有求于相者，则多惟后者之求。于是言相法者，不得不舍其有凭，言其无据，遂与时日卜筮之本不足信者等矣。然则学术之堕落，亦社会使之也。相人之术，见于古书者，如《左氏》文公二年，子上谓商臣蜂目而豺声；宣公

四年，子文谓子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谓伯石豺狼之声；本皆以性格言。文公元年，叔服相公孙敖之子，谓“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则以祸福言矣。

方技四家：医经，今所谓医学也。经方，今所谓药学也。房中关涉医学，无待于言。神仙家虽若宗教，然无所信而有所求；又方士多知医药；《素问》中多载方士之言。服食炼药，又为其求仙之法之两大端；《汉志》与医经、经方、房中同列一略，诚得其实也。医之初，操于巫觋之手，故古恒以巫医并称。《素问·移精变气论》：黄帝问曰：“古之治病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祝由，《说文》作祝。又《言部》：“诪，也。，诅也。诅，也。，也。” 亦一字。祝由即咒诅耳。盖古人视万物皆有知，故有疾病，不求诸物理，而求诸鬼神，乃欲以咒诅已之也。然迷信虽深，真知识仍与时俱进。古之人虽信巫不信医，其时之巫亦多知医者。后来所谓方士，盖即其人也。医之始，盖因解剖而知藏府、经脉。《灵枢经·水篇》云：“人死则可解剖而视之。”案《汉书·王莽传》，载莽诛翟义，捕得其党，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道其脉，知所终始。其事必有所本。又疏食之世，所食之物甚杂，乃渐知草木之性，于是有《本草》之书。《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疏》引旧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夫子脉诀。”神农乃农业之名，参看第六章第二节。神农本草，犹言农家原本草木之书。《淮南·修务》言：“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乃附会之辞也。古书之传于后者：《神农本草经》即神农本草之学，盖《汉志》所谓经方家言；《灵枢经》为黄帝针灸之学；《难经》为素女脉诀之学；此书《隋书·经籍志》称《黄帝八十一难》。《史记·扁鹊列传正义》引杨玄操说，以为秦越人作，未知何据。则医经家言也。《素问》杂以阴阳五行之论，盖方士兼通哲学者之所为。古之以医名者：《汉志》云：“太古有岐伯、俞跗，中世

有扁鹊、秦和。”《周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注》云：“其治合之齐，存乎神农、子仪之术。”岐伯，《素问》书中，设为其与黄帝问对之辞。扁鹊《史记》有传，俞跗事即见其传中。医和见《左氏》昭公元年。成公十年又有医缓。子仪，《疏》引《中经簿》有《子义本草经》一卷，云仪与义一人，则亦经方家。诸家事迹可考见者，惟医和有天有六气之论，可见医学与哲学相合，起于战国之世也。医缓之言，与晋侯梦见二竖子之言相合。扁鹊遇长桑君，予以药，曰：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犹是巫觋本色。《周官》有医师，其属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扁鹊传》言其过邯郸为带下医，过洛阳为耳目痺医，入咸阳为小儿医；颇可考见古者医学之分科也。

神仙家之说，其起于燕、齐之间乎？《史记·封禅书》言：“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而《左氏》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问晏子曰：“古而无死，其乐如何？”古无为不死之说者，景公之所问，亦必神仙家言也。《庄子·刻意》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为也。”道引之术，服饵之方，房中之秘，皆得之于医家者也。神仙家言，疑因燕、齐之间，时有海市而起，睹其象而不知其理，则以为人可升仙。其理虽不足冯，其象自为人人所睹，故威、宣、燕昭等皆雄主，犹甘心焉也。神仙家虽荒诞，然于药物必多有发明。金石之齐尤甚。此非本草家所知，惟神仙家疑神仙之寿考，由其体质特异，久不变坏，乃欲以金石裨益其身。葛洪之论，即如此也。

以上诸家，皆研究自然见象者。其考索人事者，则出于理民行政之官。其学视九流盖具体而微，章炳麟言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及其发舒，王官之所弗能与。于第五节中详之，兹不更及。欲考索行事者，必于人事多所记识，此为史家之职。古无史学，观《汉志》，《太史公书》犹附《春秋》之末可知。然不知其为学者，不必遂无其学。《七略》之不列史家，亦或由秦火以后，官家之书焚毁已尽，私家则本无此项著作，非必不知其可为一学也。行事之记识，实为一切社会科学之本，固不容置诸不论也。今于此略述之。案古史有官私二种：官家之史：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又有小史，掌奠系世。太史所职，则为图法之伦。私家之史，概称为语。已见第二章。《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盖指内诸侯言。外史掌四方之志，则指外诸侯。掌三皇五帝之书，盖指异代史。则古之名国，于史籍收藏颇富。《史记·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周室二字，固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法，非谓周室能尽藏列国之史，然当时名国，所藏者皆不止本国之史，则于此可见矣。史官所记，盖仅国家大事，十口传述，本来散在民间，古亦有收集之者。《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注》：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其事也。古史官颇重直笔，如董狐、南史则是。见《左氏》宣公二年、襄公二十五年。故于行事多能存其真。而士大夫亦多能取材于是，如申叔时论教太子之法，谓教之《春秋》，教之《志》，教之《语》，教之《故志》是也。《国语· 楚语》。史籍虽经秦火而亡，然昔人治史所得者，则永存不灭矣。

以万物为有知，与以万物为无知，实为人心一大变。盖视万物为有知，则凡事皆无可测度，除恐惧祈求而外，别无可以自处之方。视万物为无知，则彼自有其定则，我但能得其定则，即可从而驾驭之矣，复崇奉之何为？此知愚之一大界也。宗教家受此感动，其论遂亦自拟人之神，进为泛神，自有神人于无神焉。何以言之？盖在视万物为有知之世，其视一切皆为神之所为，而其所谓神者，亦自有其实体。墨子《天志》《明鬼》之论，所谓天，所谓鬼者，皆有喜怒欲恶如人，则其证也。至于阴阳五行之家，则不然矣。五行家视一切变化，皆为五行生胜；阴阳家视一切变化，皆为二气乘除，安得有一人焉以尸之？二说相合，更求其原，则宇宙之本，实为一种动力。《乾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浑沌。”《易正义》八论第一引。浑沌开辟，则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自未见气以至于有人，则此一气之鼓荡而已矣,《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卦彖辞》。《公羊解诂》曰：“《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隐公元年。《繁露》曰：“元者，万物之本，在乎天地之前。”《重政》。则是力之谓也。此等动力，岂能谓有物焉以为之主？则只可谓世界本来如此耳。世界本来如此，则世界之本体即神。所谓世界者，乃包括一切而言之，臭腐神奇，无所往而非是，然则一切皆神，此所谓泛神之说也。既一切皆神，复安有非神者与之相对？此则泛神之论，所以一转而入于无神也。至此，所谓迷信者，安得不破？然人之所以自处者，则渐合乎自然之律矣，此宗教哲学之一大变也。

情感之泉，流为美术。美术可分动静二端：动者音乐，静者绘画、雕刻等也。乐之原，盖当溯诸伊耆氏之蒉桴土鼓，见第六章第二节。其后有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礼记·明堂位》。舜之五弦琴，《乐记》。而乐器乃渐备焉。《汉书·律历志》曰：“声者，宫、商、角、徵、羽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周官》大师作“六同”。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大簇，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旅阳以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仲吕。”此古乐律之大略也。又谓黄钟之律，乃黄帝使泠伦所作，则近于附会矣。乐之始，盖惟按拍之器，为不可缺，余则或有或无，后世野蛮之人，莫不如是。吾国之乐，亦当随世而备，谓有一人焉创意制作者，必妄也。古代乐名，见于《礼记·乐记》《周官·大司乐》《吕览·古乐》诸篇，其事当不尽诬。《周官》鞮 氏，又有四夷乐名，则古乐之渊源颇广，故亦颇称美备。观《乐记》等言乐理之精，及其感化之力之大，而可知也。古乐至汉世犹有存者，《汉书·礼乐志》言：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太乐官，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又云：文始舞本舜招舞，五行舞本周舞。以人心好尚之变，终至沦亡，而仅传其歌辞于后，是为诗。

诗者，歌辞之与乐分离者也，是曰谣。《说文》：徒歌曰谣。大抵歌之始，所美者仅在音节，故可传诸不同语言之族。至其辞，则多复重浅薄，如《芣苢》之诗即是也。其后美感日益发皇，技亦日进，则并其辞亦皆有深意存乎其间，遂可不歌而诵矣。《左氏》襄公十四年：“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太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注》云：“恐孙子不解故。”可见古人听歌，亦不能解其辞句，与今人同也。古之诗，大抵四言。《诗序疏》云：“自二言至九言。”此乃就意义论，非言歌诵之节。又有三七言者。如《荀子·成相篇》。楚辞又别成一体。至于赋，则文之主于敷张者耳。虽曰有韵，然古之文亦多有韵也。《诗》分风、雅、颂三体。已见第二章。赋之意，亦大抵主于讽谏，如《荀子》之《赋篇》是也。

文之初，大抵句简短而整齐，亦多有韵，阮元所谓寡其辞，协其音，《研经室集 ·文言说》。以便讽诵，助记忆。与口语相合之散文，实至东周以后而始盛。今之先秦诸子中，尚有两种体制相杂也。寡辞协音之文，大抵先世之遗，而东周人录传之者。

绘画之始，本状物形，其后意存简略，又或迁就器形，则渐变而成几何画。吾国古代，亦两者兼有。状物者或以绘故事，如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是也。《楚辞· 天问》。几何画多施于器物，如古器之雷文，及两己相背等形是。雕刻除器物外，亦有施之宫室者。可参看第十三章第三节。南方除雕刻外，又有铸金之技。《吴越春秋》言勾践铸金象范蠡之形是。《勾践伐吴外传》。盖由其本精于冶铸也。

第四节 宦 学

古代学术之府，果安在乎？ 曰有二：一曰学校，一曰官守。

今之言教育史者，每好将今日之学校，与古代相比附，此全未知古代学校之性质者也。古代社会，有平民贵族之等级，其教育亦因之而异。贵族教育，又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贵族之小学，与平民之学校，皆仅授以日用之知识技艺，及当时所谓为人之道，绝不足语于学术。大学则本为宗教之府，教中之古籍，及高深之哲学在焉。然实用之学，亦无所有，而必求之于官守。此古代学术所在之大略也。

《礼记·内则》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红组，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此为贵族男女一生情形。七年为始化之年，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故始教之以男女之别。十年为就学之始，女子始听姆教，男子出就外傅，盖始离其父母之手。此时男子所学者，当为洒扫应对等事。所谓《幼仪》。古之学莫重于礼乐，十三始学乐，二十始学礼，故《尚书大传》言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大戴礼记》《保傅》。《白虎通义》《辟雍》。《汉书》，《食货志》。则追溯始化之年，故又以为八岁入小学，十五成童入大学也。《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塾为门侧之室之通称。已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周官》师氏，掌以三德、六行及国中失之事教国子，居虎门之左，司王朝；保氏，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使其属守王闱；亦塾制也。塾为贵族之小学。至于大学，则初在王宫之中，后乃移于南郊。参看第十三章第三节。蔡邕《明堂论》曰：“《易传·太初篇》曰：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大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大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大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学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闱，见九侯，反问于相；日侧出西闱，视五国之事；日暗出北闱，视帝节犹。”此为大学与明堂合一之世。《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则与王宫分立矣。

然其性质，仍沿先代之旧。《王制》言：“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曰：“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礼乐所以祀神，诗即其歌辞，书则教中故典也。大学虽东周后不能尽废，然未闻有一人焉，学成而出仕者，则以所肄皆宗教家言，非实用之事也。大学所教，既为宗教家言，故为涵养德性之地。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 子张》。即言德性、事功不可偏废也。今世科学、哲学分为二，往古则合为一。墨子最重实用，而其书中，《经》《经说》《大小取》诸篇，皆讲哲学及自然科学，为名家所自出，在先秦诸子中，最称玄远，以墨学出于史角，史官即清庙之守故也。见第五节。《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又曰：“君子以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汉志》所称道家君人南面之学，其原固亦出于史官也。《学记》又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乞言养老之礼，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隆重如此者，正以其所谓师者，其初乃教中尊宿耳。《王制》曰：“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凯旋而释奠于学者，以所谓学者本非学也。此为辟雍明堂合一之诚证。又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郑《注》以养国老者为大学，养庶老者为小学。小学中不得有乞言养老之礼，其说恐非。

《曲礼》曰：“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疏》引熊氏云：“宦谓学仕官之事。”此犹明世国子生之历事，进士之观政，皆居其官而学之，特历事观政者，皆在学成之后，古所谓宦者则不然耳。李斯曰“若有欲学，以吏为师”，即宦之谓也。古人实用之知识，皆由此得，故有重宦而轻学者。“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左氏》襄公三十年。皆此等见解也。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者以此。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滕文公上》。《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者大学，塾者贵族之小学；校、庠、序皆平民之学也。《书传》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耰 已藏，祈乐已入，岁事毕，余子皆入学。”《公羊解诂》曰：“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谓：“校者，教也。”又曰：“序者，射也；庠者，养也。”盖行乡射及乡饮酒礼之地。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射义》又见《论语·季氏》。又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自从之；至于门外，拜宾及介，而众宾自入；贵贱之义别矣。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省矣；至于众宾，升受，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辨矣。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人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降，说屦升坐，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莫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盖所谓庠序者，乃行礼观化之地，不徒非读书之处，并非设教之所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故世子齿于学，国人观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其三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则大学亦未尝不以行礼观化为重也。故曰：“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祭义》。世岂有空言而可以立教者哉？

惟然，故古之言教化者，必在衣食饶足之后。孟子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故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王制》。

以上所言，皆封建之世之规模也。东周以后，封建之制渐坏，学校稍以颓废，士大夫亦多不说学。《左氏》昭公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案此所谓不说学者，乃谓不说学校中之所谓学，非谓凡事皆不肯问学也。盖与子路、子皮同见。官失其守，畴人子弟散之四方，本其所得，各自立说，于是王官之学，一变而为私家之学矣。而平民之有余暇能从事于学问者亦稍多，于是有聚徒设教之人，有负笈从师之事，而学问乃自贵族而移于平民。

第五节 先秦诸子

中国学术，凡三大变：邃古之世，一切学术思想之根原，业已旁薄郁积。至东周之世，九流并起，而臻于极盛，此其第一期也。秦汉儒、道、法三家之学，及魏晋时之玄学，合儒道两家，并不过衍其绪余。渡江而后，佛学稍起，至隋、唐而极盛，此为一大变。宋、明之理学，则融合佛学与我之所固有者也。明中叶后，西学东来，至近四十年而风靡全国，此为其又一变。将来归宿如何，今尚未可豫知。学问之事，每随所处之境而异。各民族所处之境不同，故其所肆力、所成就者亦不同。采人之所长，以补我之所阙，此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日臻美备，而亦全世界之文化所以渐趋统一也。语曰：“甘受和，白受采。”惟文化本高者，为能传受他人之文化。先秦学术，我之所固有也，固不容不究心矣。

先秦学术之原，古有二说：一为《汉书·艺文志》，谓其皆王官之一守；一为《淮南子· 要略》，谓其起于救时之弊。二说孰是？曰：皆是也。古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然贵族亦非积有根柢，不能有所成就。王官专理一业，守之以世，岁月既久，经验自宏，其能有所成就，亦固其所。然非遭直世变，乡学者不得如此其多，即其所成就，亦不得如此其大也。故《汉志》与《淮南》，可谓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

凡人之思想，大抵不能无后于时者也，何则？世事只有日新，决无复演，而人之所知，囿于既往，所以逆 将来,策画将来者，大抵本往事以立说。无论其所据若何，必不能与方来之事全合也。

惟亦不至全不合，因演进乃徐徐蜕变，非一日而大异于其故。有时固似

突变，然其暗中之变迁，亦必已甚久也。先秦诸子，虽因救时之弊而起，然其说亦必有所本。一为探求其本，而其说之由来，与其得失，概可见焉。

其所据最陈旧者，实惟农家。农家之书，真系讲树艺之术者，为《吕览》之《任地》《辨土》《审时》诸篇，然此非其所重。先秦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非以百亩为己忧者也。《汉志》论农家之学云：“鄙者为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可见《孟子》所载之许行，实为农家巨子。《滕文公上》。许行之言有二：一君臣并耕，一则物价但论多少，不论精粗也。此盖皇古之俗，固不能谓古无其事，亦不能谓其必不可复，然复之必有其方，许行之所以致之者，其道果何如乎？许行未尝有言。如其有之，则陈相当述之，孟子当驳之，不应徒就宗旨辩难。此则不能不令人疑其徒为高论者也。

所托之古，次于农家者为道家。古书率以黄、老并称。今《老子》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系后人加入。书中有雌雄牝牡字，而无男女字；又全书之义，女权率优于男权；足征其时之古。此书决非东周时之老聃所为，盖自古相传，至老聃乃著之竹帛者也。今《列子》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文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列子》虽伪物，亦多有古书为据，谓《老子》为黄帝时书，盖不诬矣。《老子》书之宗旨，一在守柔，一在无为。主守柔者，古人率刚勇好斗，其败也，非以其弱而以其强。上古如蚩尤，中古如纣，下古如齐顷公、楚灵王、晋厉公、吴夫差、宋王偃、齐湣王皆然。故以是为戒。其立论之根据，则为祸福倚伏。盖观四时、昼夜，而以天道为循环。此固浅演之民可有之知识也。无为犹言无化。化者？弃其故俗，慕效他人。盖物质文明，传播最易，野蛮人与文明人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然役物之方既变，则人与人之关系亦随之而变。而是时之效法文明，不过任其迁流所至，非有策画，改变社会之组织，以与之相应也，则物质文明日增，而社会组织随之而坏矣。民间之慕效文明，隐而难见，君上之倡率，则显而易明，故古人恒以是为戒，如由余对秦穆公之言是也。见第九章第四节。此等见解，诚不能谓为无理，然不能改变社会之组织以与新文明相应，而徒欲阻遏文明，云胡可得？况习俗之变，由于在上者之倡率，不过就表面观之则然。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慕效文明，其利显而易见，社会组织变坏，其患隐而难知，亦且未必及己，人又孰肯念乱？“化而欲作”，虽“镇之以无名之朴”，又何益邪？

道家中别一派为庄、列。庄、列之说，盖鉴于世事之变化无方，其祸福殊不可知，故有齐物论之说。论同伦，类也。物论可齐，复何所欣羡？何所畏避？故主张委心任运。其书虽亟称老聃，然其宗旨实与老聃大异也。

所根据之道，稍后于老子者为墨。墨之道原于禹，读孙星衍《墨子后序》，即可见之。《汉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养三老五更者？所谓老人之老。选士大射，是以尚贤。选士所以助祭，见第十四章第三节。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此命盖阴阳五行家所言之命，谓万物变化，悉由二气乘除，五行生胜者也。与墨子《天志》《明鬼》之论。谓有天与鬼以主其赏罚者不同。顺四时而行，即明堂月令之法，其法谓行令有误，则天降之罚，与《天志》之言正合。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数语若知古明堂清庙合一，自极易明。《吕览·当染》言：“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固辨于明堂行政之典者也。墨家之根本义曰兼爱，此即所谓夏尚忠。兼爱则不容剥民以自奉，是以贵俭，而节用、节葬、非乐之说出焉。兼爱则不容夺人所有，且使其民肝脑涂地，于是有非攻之论。何以戢攻者之心，则守御之术尚矣。非攻之说，《吕览》力驳之，而主义兵，见《荡兵篇》。其说诚辨。然究极言之，攻与守固不能判兵之义不义，而自大体言之，攻兵究以不义者为多，墨子固取救时之弊，非作究极之论也。贵俭之论，荀子力驳之。见《富国篇》。其实墨子所行者，乃古凶荒札丧之变礼，本不谓平世亦当如是。荀子之难，弥不中理矣。然墨子之论，皆责难于王公大人，此非习于骄侈者所能从；欲以《天志》《明鬼》之说歆动之，则此说又久为时人所不信矣；见上节。此其道之所以卒不能行也。

《淮南·要略》谓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观《墨子》书，《修身》《亲士》《当染》，纯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诗》《书》之文，则《淮南》之说是也。儒与墨，盖当时失职之贵族。性好文者则为儒，性好武者则为侠，自成气类，孔、墨就而施教焉，非孔、墨身所结合之徒党也。儒之义为柔，若曾子之兢兢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盖其本来面目。孔子之道，则不尽于是。孔子之道，具于六《经》。六《经》者，《诗》《书》《礼》《乐》《易》《春秋》。《诗》《书》《礼》《乐》本大学之旧科，《易》《春秋》则孔门之大道也。“《易》本隐以至显，《春秋》推见至隐。”盖一以明道，一就行事示人之措施，何如斯谓之合于道，二书实相表里也。邃古社会，荡平无党类，孔子谓之大同。封建之世，虽已有君民等级之不同，然大同之世，社会之成规，尚多沿袭未废，是为孔子所谓小康。春秋以后，则入于乱世矣。《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太平，盖欲逆挽世运，复于大同。今儒家所传多小康之义，称颂封建初期之治法，后人拘泥之，或且致弊，然此乃传其道者不克负荷，不能归咎于孔子也。儒家治民，最重教化，此为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其处己之道，最高者为中庸。待人之道，最高者为絜矩。中庸者，随时随地，审处而求其至当。絜矩者，就所接之人，我所愿于彼者，即彼之所愿于我，而当以是先施之。其说简而赅，为人人所能明，所易守，无怪其能范围人心数千年之久也。孔门龙象，厥惟孟荀。孟子言性善，辨义利，阐知言养气之功，申民贵君轻之义，又重制民之产，有功于儒学极大。荀子晚出，持论少近刻核，然其隆礼、明分之论，亦极精辟也。

儒家有通三统之论，已见第十四章第一节。而阴阳家有五德终始之说，其意亦犹是也。阴阳家以邹衍为大师，《史记·孟荀列传》载其说甚怪迂，然其意，亦欲本所已知，推所未知而已。《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言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则五德终始之说，犹儒家之通三统，谓有五种治法，当以时更易耳。《史记》曰：“奭也文具难施。”而《汉志》有《邹奭子》十二篇，则已拟有实行之法。果难施与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汉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为尽其能事也。《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之论，谓阴阳家言，“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阴阳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尽于是也。

以上诸家，辜较言之，可云农家之所愿望者，为神农以前之世。道家之所称诵者，为黄帝时之说。墨家所欲行者为夏道。儒家与阴阳家，则欲合西周以前之法，斟酌而损益之。切于东周事势者，实惟法家。秦人之兼并六国，原因虽不一端，法家之功，要不可没也。东周时之要务有二：一为富国强兵，一为裁抑贵族。前者为法家言，后者为术家言，说见《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法家宗旨，在“法目然”，故戒释法而任情。揆其意，固不主于宽纵，亦不容失之严酷。然专欲富国强兵，终不免以人为殉。《韩非子·备内篇》云：“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情见乎辞矣。在列国相争，急求一统之时，可以暂用，治平一统之时而犹用之，则恋蘧庐而不舍矣。秦之速亡，亦不得谓非过用法家言之咎。后此之法学，则名为法，实乃术家言耳。

名家之学出于墨。已见上节。《汉志》推论，谓其出于礼官。盖礼主差别，差别必有其由，深求差别之由，是为名家之学。督责之术，必求名实之相符，故名法二家，关系殊密也。顾名家之学，如臧三耳等，转若与恒情相违者？则恒情但见其浅，深求之，其说固不得不如是；抑同异本亦相待，深求其异，或将反见为同，此惠施所以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之论。见《庄子·天下篇》。又疑此亦由其学原出墨家，故仍不离忠爱之旨也。名家之学，深奥难明，欲知其详者，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下篇第六章似可参看。世界书局本。

纵横家者流，《汉志》云出于行人之官，其学亦自古有之，而大盛于战国之世。古之使者，“受命不受辞”，故行人之辞令特重，至战国时，列国之间纵横捭阖益甚，而其术亦愈工也。纵横家之书，存者惟一《战国策》。参看第二章。其书述策士行事，多类平话，殊不足信。其精义，存于《韩非子》之《说难篇》。扼要言之，则曰：视所说者为何如人，然后以吾说当之而已。

杂家者流，《汉志》曰：“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盖专门之学，往往蔽于其所不知。西汉以前，学多专门，实宜有以祛其弊，故杂家但综合诸家，即可自成一学也。杂家盖后世通学之原，所谓议官，则啧室之类也。见第十四章第二节。

以上所述，时为九流，见《刘子·九流篇》，《后汉书·张衡传注》同。益以小说，则成十家。《汉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疑《周官》诵训、训方氏之所采者正此类。九流之学，皆出士大夫，惟此为人民所造。《汉志》所载，书已尽亡。《御览》卷八百六十六引《风俗通》，谓宋城门失火，汲池中水以沃之，鱼悉露见，但就取之。说出百家，犹可略见其面目也。

诸子十家，为先秦学术之中坚。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其为专门之学，亦与诸子同。数术、方技见上节，兵书略见第二章。《汉志》所以别为略者，盖以校书者之异其人，非意有所轩轾也。独列六艺于儒家，则为汉世古文家之私言。今文家之所传者，为儒家之学，虽涉历代制度，乃以其为儒家之说而传之，非讲历史也。古文家本无师说，自以其意求之古书，则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与孔子等耳。此以治学论，固无所不可，然古代学术之源流，则不如是也。

第十六章 结 论

中国夙以崇古称。昔时读书之人，几于共仞三代以前有一黄金世界，今则虽三尺童子，亦知笑其诬矣。虽然，昔人之抱此见解，亦自有其由，不得笑为愚痴也。人必有其所蕲至之竟。所蕲至之竟，大抵心所愿望，非必事所曾有也。然无征不信，立教者往往设为昔曾有是，以诱导人。即微立教者，合众人之心力，亦自能构成一实竟，以自慰藉，自鼓厉。佛教之净土，耶教之天国，皆是物也。一人之所愿欲如此，一群之所愿欲，亦何独不然？昔所谓唐、虞、三代云者，则言治化之人，所蕲至之竟耳。身所经历，有不满者，辄虚构一相反之竞，而曰：三代以前如是。此犹今之自憾贫弱者，有所不满，辄曰：并世富强之国如何如何。其说原不尽实，然亦究非如天国净土等说，全出于人之虚构也。治化之升降，必合役物以自养及人与人相处两端言之。以役物之智论，后人恒胜于前人。以人与人相处之道言，则后世诚有不如古昔者。无怪身受其祸之人有此遐想也。中国社会之迁变，可以《春秋》三世及《礼》家大同、小康之说明之。《春秋》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太平。礼家则说大同降为小康。小康之治，迄于成王、周公，盖以自此以后为乱世。《礼》家慨其递降，《春秋》则欲逆挽世运，跻于郅隆。其所谓升平者即小康，所谓太平者即大同，无足疑也。《春秋》之义，虽若徒存愿望，《礼》家之说，则实以行事为根据矣。然则《春秋》之义，亦非虚立也。孔子所谓大同者，盖今社会学家所谓农业公产社会。斯时之人，群以内既康乐和亲，群以外亦能讲信修睦。先秦诸子所知之治化，盖以此为最高，故多慨慕焉。如老子所云郅治之世，亦即孔子所谓大同也。然当斯时也，治化下降之机即已隐伏于其中。盖世运恒自塞而趋于通。隆古社会，因其处竟之不同，仁暴初非一致。其相遇也，或不免于以力相君，则有征服者与所征服者之殊，而入于小康之世矣。治化之前进也，非一日可几于上理，而固有之良规，亦非一朝夕之间所能尽毁，大同之世之规制，留遗于后者，盖犹历若干时，此其所以获称小康也。其后在上之人淫侈日甚，外之则争城争地，甚或以珠玉重器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内之所以虐使之、苛取之者亦愈甚。耕作之术稍精，所治之土益狭，于是有所谓井田。井田，昔之论者以为至公，实则土地私有之制之根原也。耕垦之事既劳，益知人力之可贵，而奴婢之制亦于是起焉。其尤甚者，则为商业。交易之道，所以使人分工协力，用力少而成功多。然相扶助之事而以相朘削之道行之，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之世已然，至有所谓商人者兴，而人之相朘削乃愈甚矣。于是谋交易之便，而有所谓泉币。泉币行而物之变易弥易，人之贪欲滋甚。终至公产之世之分职尽坏，人不复能恃其群以生，群亦不复能顾恤其人，一听其互相争夺，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记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苟以是为治乱之衡，后世所谓治平，如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之世，亦曷尝能免于大乱之讥乎？宁复有人，敢县《礼记》之所云者，以为治乱之鹄，而讥汉、唐之治为不足云者乎？然人之不甘以“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为已足也，则其心卒不可移易也。亦曷怪其县一竟焉，以为想望之鹄乎？故曰：昔人所抱之见解，未可尽笑为愚痴也。然欲至其所至之竞，必有其所由至之途。徒存其愿而不审其途，将如说食之不能获饱。惟社会组织之迁变，为能说明社会情状之不同，他皆遍而不全，而历史则所以记载社会之变迁者也。举国人乡所想望之

竟，稽求其实，俾得明于既往，因以指示将来，此治古史者所当常目在之者也。不然，所闻虽多，终不免于玩物丧志而已矣，抑无当于史学之本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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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 / 吕思勉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2-8

Ⅰ.①秦… Ⅱ.①吕… Ⅲ.①中国历史－秦汉时代 Ⅳ.①K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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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第一章 总 论

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盖人非役物无以自养，非能群无以役物。邃古之世，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此实人性之本然，亦为治世之大道。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为外物所格。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无穷也，而所处之境限之，则争夺相杀之祸有不能免者矣。争夺相杀之局，不外两端：一恃强力夺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劳作以自养。其群之组织，既皆取与战斗相应；见侵夺之群，亦不得不以战斗应之；率天下而惟战斗之务，于是和亲康乐之风渺焉无存，诛求抑压之事扇而弥甚。始仅行于群与群之间者，继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内，而小康之世所谓伦纪者立，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又其一为财力。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则由其能协力，此自邃古已然。然协力以役物，仅限于部族之内，至两部族相遇，则非争夺，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则各求自利。交易愈盛，则分工益密，相与协力之人愈众，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业之兴，沛乎莫之能御。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职，无所谓为己，亦无所谓为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之风，则自此泯矣。盖商业之兴也，使山陬海澨，不知谁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协力之途愈广，所生之利愈饶，其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损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损人利己之风，亦遍于山陬海澨，人人之利害若相反，此则其害也。语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至于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财，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轹而其祸有不忍言者矣。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由后之说，则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封建之暴，尤甚于资本，故人必先求去之。晚周以来，盖封建势力日微，而资本势力方兴之会。封建势力，如死灰之不可复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资本势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为晚周至先汉扰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变，或且以为不可变，言治者但务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变革之想矣。故曰：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

《汉书·货殖列传》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槎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未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此文最能道出东周以后社会之变迁，及其时之人之见解。盖其所称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则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此实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为礼之大人所能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运既降为小康，治理之权既操于所谓大人者之手，人遂误以此等治法，为此大人之所为，拨乱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时者是望。其实世无不自利之党类（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谓士君子者，以行太平大同之道，正如与虎谋皮。然治不至于太平大同，则终潜伏扰乱之因；其所谓治者，终不过苟安一时，而其决裂亦终不可免；此孔子所以仅许为小康也。先秦诸子，亦非不知此义，然如农家、道家等，徒陈高义，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则取救一时之弊，而于根本之计，有所不暇及。儒家、阴阳家等，知治化之当分等级，且知其当以渐而升矣，然又不知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升平，亦非人民自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诮。此其所以陈义虽高，用心虽苦，而卒不得其当也。参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秦、汉之世，先秦诸子之言，流风未沫，士盖无不欲以其所学，移易天下者。新室之所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见，而其时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一击不中，大乱随之，根本之计，自此乃无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见听矣。此则资本势力，正当如日方升之时，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在也。

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画为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太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所谓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自五胡乱华以后，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满洲，相继入据中原，以少数治多数，皆是道也。侵掠之力，惟骑寇为强。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战国始与骑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

第二章 秦代事迹

第一节 始皇治法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而西历纪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也，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公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秦始皇本纪赞》。案琅邪刻石云：“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合群臣议帝号之言观之，秦之所以自负者可知，史公之言，诚不缪也。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其事确为前此所未有，固无怪秦人之以此自负。君为一群之长，王为一区域中所归往，其称皆由来已旧，战国时又有陵驾诸王之上者，则称为帝，已见《先秦史》第十章第一节。秦人之称帝，盖所以顺时俗，又益之以皇，则取更名号耳。皇帝连称，古之所无，而《书·吕刑》有皇帝清问下民之辞，盖汉人之所为也。汉人传古书，尚不斤斤于辞句，说虽传之自古，辞则可以自为。

郡县之制，由来已久，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惟皆与封建并行；尽废封建而行郡县，实自始皇始耳。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惟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秦、汉时之县，即古之所谓国，为当时施政之基，郡则有军备，为控制守御而设，亦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故决废封建之后，遂举分天下以为郡也。三十四年（前213年），淳于越非废封建，仍为李斯所驳，且以此招焚书之祸。见下。李斯持废封建之议，可谓甚坚，而始皇亦可谓能终用其谋矣。

是岁，又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此犹今之禁藏军火。当时民间兵器本少也。参看第十八章第六节。《始皇本纪》但言销兵，《李斯传》则云“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贾生言秦“堕名城”；《始皇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曰“堕坏名城，销锋镝”；《叔孙通传》：通对二世问曰“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严安上书：言秦“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汉书》本传。则夷城郭实与销锋镝并重。《张耳陈余传》：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则名城亦有未尽毁者，然所毁必不少矣。《宋史·王禹偁传》：禹偁上书，言“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则宋时犹以此为制驭之方，无怪秦人视此为长治久安之计矣。三十年，碣石门刻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则当时并有利交通之意，不徒为镇压计也。后人举而笑之，亦过矣。

销兵之后，《史记》又称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此自一统后应有之义，然此等事收效盖微，世或以为推行尽利，则误矣。参看第十九章第二节。

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所以为强干弱枝计也。《刘敬传》：敬使匈奴结和亲。还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此策全与始皇同。《汉书·地理志》言：“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徒于南阳。”盖豪杰宗强者，使之去其故居，则其势力减，而又可以实空虚之处。当宗法盛行时，治理之策，固不得不然也。

以上所言始皇之政，皆有太一统之规模，亦不能谓其不切于时务。论者举而笑之，皆史公所谓耳食者流也。见《六国表》。始皇之误，则在其任法为治。《史记》言：“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命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之不赦。”案阴阳家之学，实谓治法当随世变而更，非徒斤斤于服饰械器之末。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吕不韦作《春秋》，著十二纪，其学盖久行于秦。一统之后，考学术以定治法，宜也。然果能深观世变，则必知法随时变之义，一统之治，与列国分立不同，正当改弦易辙。始皇即不及此，当时道术之士，岂有不知此义者？博士七十人，必有能言之者矣。而竟生心害政，终致灭亡，则其资刻深而士遂莫敢正言为之也。善夫贾生之言之也，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此所以安失职之贵族，当时此等人固乱阶也。秦并天下之后，若众建小侯，而又辅之

以汉关内侯之法，一再传后，天下既安，乃徐图尽废之而行郡县，秦末之乱，或不至若是其易。当时揭竿首起者，虽萌隶之徒继之而起者，实多六国豪族，刘敬所谓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者也。政治不能纯论是非，有时利害即是非。盖是非虽为究竟义，然所以底于是而去其非者，其途恒不得不迂曲也。废封建，行郡县，事最明白无疑，然犹不宜行之太骤如此。此以见天下事之必以渐进，而躁急者之不足以语于治也。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 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严安亦曰：“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汉书》本传。盖虽有良法美意，必众不思乱而后可行，而秦初苟能改弦更张，又确可使众不思乱，故始皇之因循旧法，实为召乱速亡之原。汉人之言，率多如此。当时去秦近，其言自有所见，未可以为老生常谈而笑之也。

既以专制为治，乃欲一天下之心思。三十四年（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句。《李斯传》作“今陛下并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似以尊字断句者，乃妄人改窜。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李斯传》略同。而曰：“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云云，盖驳淳于越是一奏，请焚书又是一奏，本纪以其事相因，遂连叙之，未加分别。“若有欲学法令”，《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案《李斯传》无之。传云：“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又云：“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所谓文学，盖指自古相传之书文辞有异于俗语者言之。文学与当时俗语之异，犹今文言与白话之异。此即汉人之所谓尔雅。汉人尊古，则以古为正。秦人贱古，则拉杂摧烧之而已。所存法度律令，既皆以始皇起，自不更以古字书之，古语出之，故又言同文书与二十六年（前221年）之书同文字，事若同而意实异也。法令二字盖注语，或混入本文，或传写夺漏，要不失李斯之意。或谓以吏为师，吏即博士，秦禁私学而不禁民受学于博士，则又缪矣。坑儒之事，世每与焚书并言，然其事实因方士诽谤始皇而起，所坑者非尽儒生也，见第三节。

第二节 始皇拓土

秦始皇之拓土，事始于其三十二年（前215年）。是年，始皇之碣石。《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骊城县，大碣石山在西南。汉骊城，今河北乐亭县。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巡北边，从上郡入。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集解》：韦昭曰：今郁林是也。汉郁林郡，治今广西贵县。象郡、《集解》：韦昭曰：今日南。汉曰南郡，在今越南中部。南海，《正义》：即广州南海县。今广东南海县。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集解》：徐广曰：在金城。案金城郡，晋初治榆中，今甘肃榆中县。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匈奴列传集解》：徐广曰：在朔方。《正义》：《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案临戎，汉县，后汉为朔方郡治，故城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右翼境内。陶山、北假中，《正义》：郦道元注《水经》云：黄河迳河目县故城，西县在北假中。案河目，汉县，属五原，在今绥远乌剌特旗界内。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东越传》云：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皆句践后。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是，今福建闽侯县。《西南夷列传》叙庄 王滇后，又云：秦时尝略通五尺道，《正义》引《括地志》云：在郎州。案郎州，后改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县。诸此国颇置吏焉。其事未知在何年，要未尝甚烦兵力。自三十二年（前215年）至三十四（前213年）三年中，则秦之大举开拓也。南越文化，虽后北方，然据《汉书·地理志》，其户口甚庶，可见其开辟已久。楚既经营于前，秦又竟其全功于后，自为统一后应有之义。骑寇为中国患较深，攘而斥之，尤为当务之急矣。始皇之开拓，盖因北巡而起，谓因卢生奏录图书者，妄也。《蒙恬传》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集解》：徐广曰：属陇西。今甘肃岷县。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集解》：徐广曰：五原西安阳县北有阴山。阴山在河南，阳山在河北。西安阳，在今绥远乌剌特旗界内。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今陕西绥德县。《匈奴传》云：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秦九原，汉五原郡，今绥远五原县。至云阳。汉县，今陕西淳化县。《始皇本纪》事在三十五年（前212年）。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综诸文观之，河南筑县移民，河北则仅遣兵戍守。《主父偃传》：偃上书谏伐匈奴云：“秦皇帝欲攻匈奴，李斯谏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

河为境。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盖谓殖民仅及河南。此乃开拓需时，初非秦之威力遂限于此。汉时北假有田官，使假以时日，秦亦未尝不能逾河而北也。当时皆以谪戍，而偃谓发天下丁男；自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至秦之亡仅九年，而偃云暴师于外十余年；皆失实。偃又言秦“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东腄、见第三节。琅邪。秦郡，汉因之，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县。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伍被亦言秦转海滨之粟，致于西河。及后议立朔方，则又云：“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其言正相反，知汉人轻事重言，述古事多不审谛，未可概据为信史也。传又载公孙弘之言，谓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据《匈奴传》，则秦末，天下乱，诸所徙适戍边者皆去，匈奴乃复度河南，非秦弃之；未乱时筑县至数十，亭障且及河北，不能谓其功之不就；亦不审之谈也。《匈奴传》言秦有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北地、治义渠，今甘肃宁县。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筑长城，自代汉代郡，治桑乾，今察哈尔蔚县。并阴山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集解》：韦昭曰：在上谷。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县。置上谷、汉治沮阳，今察哈尔怀来县。渔阳、治渔阳，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治平刚。今热河平泉县。辽曲、治且虑，今河北卢龙县。辽东郡治襄平。以拒胡。《史记·夏本纪索隐》引《太康地志》云：乐浪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地在今朝鲜境内。则始皇所修者，全系六国时遗迹，惟河南一带为新拓之地。《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年）述秦地云：“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所述盖即此时事，非初并天下时已然也。淮南王安谏伐闽越云：“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戍以备之。”见《汉书·严助传》。《严安传》载安上书之言略同，而云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则大缪矣。可见汉人述古事，多不审谛。案《张耳、陈余传》，耳、余说赵地豪杰云：“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集解》引《汉书音义》，谓五岭在交阯界中。汉交阯郡，今越南东京。《汉书注》引服虔，亦谓交阯合浦界有此岭。汉合浦郡，治徐闻，今广东海康县，后汉治合浦，今广东合浦县。其地当在今广东、越南界上。师古引裴氏《广州记》、邓德明《南康记》以驳之，二说皆谓在今粤、湘、赣界上，则缪矣。《汉书·高帝纪》：十一年（前196年），立赵佗为南粤王。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则屠睢之败，仅一小挫，于大体实无伤，知凡过秦者皆不免失之太甚也。然秦开拓虽云成功，而其劳民亦特甚。伍被言“秦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汉书》本传。《汉书·食货志》亦云志载董仲舒之言，谓秦民“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所谓收泰半之赋。晁错言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

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汉书》本传。盖遣行至于闾左，而其酷甚矣。开边拓土，固立国之宏规，然亦宜内度其力，行之太骤，未有不反招他祸者，《易》所谓“亢龙之悔”也。

第三节 秦之失政

秦人致败之由，在严酷，尤在其淫侈。用法刻深，拓土不量民力，皆可诿为施政之误，淫侈则不可恕矣。《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年），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临渭。自雍门《正义》：今岐州雍县东。雍，今陕西凤翔县。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正义》：《括地志》云：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原州高平县西百里，亦有笄头山。案上禄，今甘肃成县。高平，今甘肃固原县。过回中焉。《集解》：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正义》：《括地志》云：回中宫，在雍州西四十里。唐雍州，今陕西长安县。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集解》：韦昭曰：邹，鲁县，山在其北。案邹，今山东邹县。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集解》：案《地理志》：东莱有黄县、腄县。《正义》：《十三州志》云：牟平县，古腄县也。案黄、牟平，皆山东今县。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太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之衡山。此当系今之霍山，以湖南衡山当之者非。浮江之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阳武，今河南县。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参看第三章第二节。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一年（前216年），始皇始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三十五年（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见上节。《蒙恬传》：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或作郦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秦朐县，今江苏东海县。因徙三万家郦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

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官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集解》：徐广曰：在好畤。今陕西乾县。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案观此，知二世之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见，非必尽由赵高之蒙蔽也。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服，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 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案坑儒之事，既因方士诽谤而起，则所诛者未必尽儒生。当时治百家之学者，皆可为博士，如《汉书·艺文志》，名家有《黄公》四篇，《注》云：“名疵，为秦博士”，是所谓诸生，亦不必诵法孔子。扶苏谏辞，盖后人所附会，非当时语实如是也。三十六年（前211年），有坠星下东郡，今河北濮阳县。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使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此九疑山尚非如汉人说，在今湖南宁远县，说见《先秦史》第七章第四节。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正义》引《括地志》云：在舒州，疑海字误。案唐舒州治怀宁，在今安徽潜山县境。过丹阳，今安徽当涂县。至钱唐。今浙江杭县。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集解》：徐广曰：盖在余杭也。案余杭，今为浙江县。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江乘，秦县，今江苏句容县。并海，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正义》：今德州平原县南六十里，有张公故城，城东有水津焉，后名张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案唐平原，今为县，属山东。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集解》：徐广曰：年五十。赵有沙丘宫，在巨鹿。案巨鹿，秦郡，今河北平乡县。于是废立之事作，而诸侯之兵，亦旋起矣。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列传》。贾山言：“秦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

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治。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汉书》本传。刘向言：“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汉书·楚元王传》。盖其为宫室、葬埋之侈如此。当时天下初定，始皇之巡行，初亦或有镇厌之意，然后亦为游观之乐所夺矣。奇药何与于治，而与致太平并言？尊方士侔于道术之士，谓非自私得乎？语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身死而地分，亦不得尽咎后人之不克负荷矣。

第四节 二世之立

《秦始皇本纪》曰：始皇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李斯列传》上多以兵属蒙恬五字。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始皇崩，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俱赐死。语俱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李斯传》载高说斯，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罢免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赐剑以自裁。将军恬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促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于阳周。《集解》：徐广曰：属上郡。案今陕西安定县。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蒙恬传》曰：恬弟毅。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始皇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阴谋，立胡

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子婴进谏，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王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君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恬大父蒙骛，骛子武，武子恬。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乃吞药自杀。案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二十余子，而胡亥独幸从，则蒙毅谓先王之举用太子，乃数年之积，其说不诬。始皇在位，不为不久，而迄未建储，盖正因欲立少子之故。扶苏与蒙氏，非有深交，而李斯为秦相，积功劳日久，安知扶苏立必废斯而任蒙恬？斯能豫烛蒙恬用，己必不怀通侯印归乡里，岂不能逆料赵高用而己将被祸乎？故知史所传李斯、赵高废立之事，必非其实也。

始皇崩之岁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无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辽东而还。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劝以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今陕西长安县南。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皆流涕拔剑自杀。将闾兄弟三人，盖公子中之贵者。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以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以上据《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云：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极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之诛，

愿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惟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鞫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请从死。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案二世、赵高之所为，一言蔽之曰：一切因循始皇，而又加以杀戮大臣、诸公子而已。内不安者，必谨守不敢出，而二世即位未几，即东行郡县，知其忧大臣公子之叛，不如其忧黔首不集之深。亦可见谓蒙恬将三十万众，势足背叛者之诬也。三十万众，疑亦虚号，非实数。秦、汉时防边者，兵数从未闻如此其多也。汉时，简策之用尚少，行事率由口耳相传，易致讹缪；汉人又多轻事重言，率意改易；故其所传多不足信，秦与汉初事尤甚。且如《李斯列传》：二世问赵高责李斯，及斯上书，皆以行督责恣睢广意为言。此乃法家之论之流失。世有立功而必师古者矣，有图行乐而必依据师说者乎？故知《李斯列传》所载赵高之谋、二世之诏、李斯之书，皆非当时实录也。而赵高说李斯立二世之说视此矣。此说或将为人所骇，然深知古书义例者，必不以为河汉也。

第三章 秦汉兴亡

第一节 陈涉首事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蕲。今安徽宿县。胜，阳城人，今河南登封县。字涉。广，阳夏人，今河南太康县。字叔。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徐广曰：在蕲县。胜、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胜、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杀两尉，召令徒属。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袒右。称大楚。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符离，今安徽宿县。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后闻陈王已立，杀襄强还报，陈王诛杀葛婴。东城，今安徽定远县。行收兵，北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入据陈。召三老、豪杰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涉乃立为王，号张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今河南荥泽县。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徇赵，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汝阴，今安徽阜阳县。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魏人周市北徇魏地。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房君，房邑君。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戏，颜师古曰：水名，在新丰东。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二世大惊，与群臣谋。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免郦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令章邯将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曹阳。师古曰：曹水之阳也。其水出陕县西南，西北流入河，今谓之好阳涧。在陕县西。唐陕县，即今河南陕县。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张耳，大梁人。今河南开封县。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后取外黄富人女，外黄，今河南杞县。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魏，为外黄令。陈余，亦大梁人。好儒术，数游赵苦陉，今河北无极县。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余年少，父事耳，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数岁，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耳千金，余五百金。耳、余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陈涉入陈，耳、余上谒。余说陈王，请奇兵北略赵地。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耳、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至邯郸，今河北邯郸县。耳、余闻周章军至戏，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立为赵王。余为大将军，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陈王怒，欲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房君谏，陈王用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耳子敖为成都君，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耳、余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

自广。”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张黡略上党。今山西长子县。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复使良略太原。今山西太原县。至石邑，今河北获鹿县。秦兵塞井陉，井陉、获鹿两县间之隘道。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曰：“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乃还之邯郸请益兵。道逢赵王姊，以为王，伏谒。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良。良怒，遣人追杀王姊。因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邵骚、耳、余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后项羽改曰襄国，今河北邢台县。李良击陈余，余败良，良走归章邯。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故齐王田氏族也。儋从弟荣，荣弟横，皆豪杰宗强，能得人。儋杀令，自立为齐王，发兵击周市。市军散，退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市为魏王。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为相。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遣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臧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在今河南河阴县。与战，臧死，军破。邯进击归等荥阳下，破之。归等死。邯击陈，柱国房君死。进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县西北。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今安徽太和县。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初，陈王至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铚，县名，今安徽宿县。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今河南新蔡县。遇秦军，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以徇。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等特起，围东海守庆于郯。陵，县名，今江苏宿迁县。东海郡，治郯，今山东郯城县。陈王闻，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矫以王命杀武平君。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今山东鱼台县。欲击秦军定陶下。今山东定陶县。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黥布，六人，坐法黥。居江中为群盗。陈胜起，布见番君，番君以女妻之。后属项梁，梁以为当阳君。六，今安徽六安县。番，今江西鄱阳县。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集解》：《汉书音义》曰：地名。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案陈涉首事，诈称公子扶苏，此已可怪；又称楚项燕，项燕以立昌平君而死，安得辅扶苏？又袒右称大楚，自立为王则号张楚，似举棋不定，徒为贤者驱除难者。然观其所遣兵，北攻荥阳，西入函谷，西南叩武关，非畏懦无方略者比。《史记》言涉少时，尝与人佣耕。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辨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此等传说，虽不足信，然可见陈王不任所私昵。惟不任私昵，乃能广用贤才，汉高实以此成大功，安知陈王非其人？岂得以成败论英雄乎？《史记》又谓陈胜虽已死，其所遣置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此盖当时公论，时代近者，必有真知灼见也。陈王所以败者，诸侯各自为，莫肯尽力。赵叛楚，燕又叛赵，齐至陈王死时，犹不肯与楚并力，贾生所谓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秦本纪赞》。其交未亲，非素有臣主之分，发纵指示，自然

不易为功。然陈王之才，要当不减于楚怀王耳。

第二节 刘、项亡秦

项籍者，下相人也，今江苏宿迁县。字羽。其季父梁，梁父即燕。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今河南项城县。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尝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秦二世元年九月，会稽守通秦会稽郡治吴。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即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籍时年二十四。

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沛，今江苏沛县。丰，后为县，今江苏丰县。姓刘氏，字季。《索隐》：“《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书》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案伯仲季乃次第，并不得云字。人不得皆无名字，盖《史记》文略耳。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正义》：《括地志》云：泗水亭，在沛县东。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以亭长为县送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高祖亡匿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芒、砀皆县名，今江苏砀山县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请召诸亡在外者以劫众。乃令樊哙召刘季。樊哙，沛人，以屠狗为事，以吕后弟吕媭为妇，与高祖俱隐。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书帛射城上。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立季为沛公。时二世元年九月，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县名，今山东鱼台县。方与，还守丰。

广陵人召平，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东阳，今安徽天长县。东阳少年杀其令，强立为长，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今江苏邳县。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彭城，今江苏铜山县。欲距项梁。梁击嘉，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引兵入薛。今山东滕县东南。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时秦二世二年四月，居鄛人范增，居鄛，今安徽巢县。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都盱台。今安徽盱眙县。项梁自号武信君。时二世二年六月。

先是，秦泗川监平《集解》：泗川，高祖更名沛。将兵围丰。高祖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之戚。今濮阳县北。得，杀之。还军亢父。今山东济宁县。雍齿反为魏。沛公攻丰，不能取，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在沛县东南。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时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尼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西与战。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还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章邯已破陈王，进兵击魏王于临济。《续汉书·郡国志》：陈留郡平丘县有临济亭，魏咎都。平丘，今河北长垣县。魏王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击破，杀周市等，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自烧杀。章邯杀齐王田儋于临菑。今山东临淄县。案此语见《汉书·项籍传》。《史记·田儋列传》曰：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魏军，杀田儋于临济下。《汉书》作大破齐、楚军，《高帝纪》亦云：章邯破杀魏王咎、齐王田儋于临济，疑误。儋弟荣，收儋余兵走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齐人闻儋死，立故王建弟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急，引兵击破邯军东阿下。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田荣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角走赵。角弟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荣立儋子市为齐王，相之。横为将。章邯兵益盛。项梁使告赵、齐共击邯，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梁曰：此据《项羽本纪》，《田儋传》作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不忍杀。”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今山东濮县。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今河南濮阳县。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今河南杞县。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时二世二年九月。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今河南陈留县。陈留未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俱引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高陵君显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怀王是时，盖收项氏之权。项梁与齐不合，而举宋义者适出齐使，蛛丝马迹，不无可寻。然则谓项梁以骄至败，亦诬辞也。时又令沛公西略地入关。《高祖本纪》曰：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尝攻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襄城无遗类。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不可遣。独沛公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此亦事后附会之辞。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陈丞相世家》。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淮阴侯列传》。此岂恣意残杀者？项王之暴，在坑秦降卒新安，此自兵权不得不然。其入关、破齐后之残虐，则是时之为兵者，类多僄悍无赖之徒，非主将所能约束，恐不独项羽之兵为然。

史于项羽未免故甚其辞，于汉则又讳而不言耳。周市以百万之众入关而败，安得云告谕可下？是时所急者河北，入关尚为缓图，刘、项安得俱入关？故知史之不可信，久矣。

宋义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今山东东平县。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竟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伏，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宋义之久留，盖实与项氏相持。义之进既由齐使，是时又使子相齐，云与齐谋反楚，诬；云楚结齐共谋项氏，则颇有似矣。《史记》此节记事，盖项氏之辞，亦非情实也。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张耳、陈余列传》：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时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古荆楚众本僄悍，江、淮尤甚，特其文化程度太低，无用之者，则莫能自振。项氏世世楚将，起江东，渡江西，行收兵而北，其形势，正与吴阖庐、越勾践同，而章邯之兵，久战罢敝；此盖项羽之所以制胜。先是秦军强，常乘胜逐北，至是大败；秦又内乱，后援绝；关以东遂无能与楚抗者矣。

《秦始皇本纪》曰：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无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斯卒囚。三年（前207年），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李斯传》：二世责问斯，亦引韩子语。又云斯欲求容，以书对，云行督责之术，则能荦然行恣睢之心，而独擅天下之利。意皆与《秦本纪》略同。又云：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居禁中。高乃见丞相曰：“君何不见？”斯曰：“今时上不坐朝廷，欲见无间。”高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间。”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尝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位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旁县之子，斯，上蔡人。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二世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从狱中上书，高使吏弃去不奏。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要斩咸阳市。《秦本纪》与《李斯传》言斯罪状及死时皆不同，足见其不可信。二世之辞，李斯之奏，盖皆儒家毁法学者之所为，余语则尤类平话矣。李斯之见杀，真相已不可知，然必出于猜忌之心，与其杀蒙恬兄弟同，则无足疑也。斯之死，实为秦事一大变。朝廷无复重臣。于是内乱起，而沛公安行入关矣。

章邯军棘原，晋灼曰：地名，在巨鹿南。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余亦遗章邯书。邯狐疑，阴使侯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渡三户。津名，孟康云：在邺西。邺，今河南临漳县。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集解》：徐广曰：在邺西。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在今河南安阳县北。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时秦二世三年七月。据《项羽本纪》，邯之叛，实由赵高迫之使然，而贾生过秦，言邯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案邯为秦将二岁，失亡多，又大败于巨鹿，秦法严，迄不易将，安知其无要市之事？然非李斯死，赵高立，意仅保关中，见下。接济不绝，似亦不至遽叛。然则秦之亡，二世、赵高专意于去逼，而遂无意于天下事，实其太原因也。

沛公之西入秦也，道砀。秦三年，二月，北攻昌邑。今山东金乡县。未下，西过高阳。文颖曰：聚邑名，属陈留。臣瓒曰：《陈留传》曰：在雍丘西南。郦食其说沛公袭陈留，沛公以为广野君，以其弟商为将，将陈留兵。三月，攻开封，今河南开封县。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又战曲遇东，地名，在今河南中牟县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斩之以徇。四月，南攻颍川。郡名，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张良者，其先韩人。大父开地，父平。五世相韩。韩破，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见第二章第三节。误中副车。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遇沛公，属焉。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集解》：徐广曰：即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往来为游兵颍川。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县名，今河南孟津县东。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从 辕至阳城，收军中马骑。辕，险道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接巩县登封界。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六月，与南阳守战犨东，犨，县名，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大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宛西，张良谏，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围宛。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逾城见沛公，曰：“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沛公曰：“善。”七月，南阳守降，引而西，无不下者。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赵高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赵成谋，使郎中令为内应，《集解》：徐广曰：一云郎中令赵成。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斩卫令。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二世自杀。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王，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子婴遂刺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以上据《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云：子婴即位，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高祖本纪》云：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案赵高虽用事，位素卑，安有取秦而代之之望？且高之杀蒙恬，害李斯，戮诸公子，虽

竟危秦，究不可谓不忠于二世；而二世亦素任高；此时忽生篡弑之谋，亦殊可怪。贾生过秦之论曰：“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扼，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可见保守关中，实为此时之至计。然惟大勇者乃能豫有所割弃，此岂二世所及？抑卑逾尊、疏逾戚之不易久矣。李斯且死，何有于赵高？二世所患，特诸公子，宗室疏属，势非相逼，危急时安知不相仗？而秦立国数百年，当危急时，宗室中亦应有奋起自效者。疑章邯军败后，赵高或以去帝号保关中进说，二世不说，且举前事悉以责之，宗室遂有乘间图之者，衅由是生，遂至弑二世而并欲尽灭秦之宗室，藉敌人之力以分王关中，亦所谓骑虎之势不得下也，然其不能为沛公所信，则势固然矣。武关既失，秦遣将将兵距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此亦见秦不内溃，关中未尝不可保。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又战其北，秦兵大败。明年，汉元年（前206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接蓝田县界。秦王子婴降。沛公以属吏，遂西入咸阳。秦亡。

第三节 诸侯相王

沛公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退之霸上。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羽号曰雍王，王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关，毋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是时为沛公计，择地而王，关中自是上选。既求王关中，自不肯残暴其民，约法三章，不受献享，虽有溢美之词，当不至全非实录也。

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诸侯吏卒，异时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至函谷关，不得入。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顶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孟康曰：在新丰东十七里。案汉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沛公兵十万，在霸上，力不敌。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张良，夜驰至沛公军，具告以事，欲与俱去。良入，具告沛公。沛公要项伯入，约为昏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项王。项王因留与饮。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入，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令张良留谢羽，置车骑，脱身独骑，樊哙等四人持剑盾步走，间至军。以上事详见《项羽本纪》，诙诡几类平话。秦亡后五年，天下复定于一，此乃事势推移使然。当时方以秦灭六国为暴无道，诋秦曰强虎狼，安有一人敢继秦而欲帝天下？而史载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又称张良入谢，献玉斗亚父，亚父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七十老翁，有如是其鲁莽者乎？其非实录，不待言矣。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此亦事后附会之辞。汉高兵力弱，不足以控制中原，则思王关中。项羽世楚将，起江东，安有不用楚人之理？且汉高就封后，以士怀思欲东归，因用其锋以争天下。项羽是时，不复欲有所争，都关中，何以处楚士之思归者乎？抑尽弃楚士，独与秦人孤居邪？烧秦宫室，收其宝货妇女，则当时之士卒固如是，约束非易。汉高欲王关中，乃约束其众，不敢为残暴，抑亦分封未定，士犹有所冀望耳。使入汉中以后，士讴歌思东归，而不用其锋，东乡以争天下，安知其不怨叛？怨叛之众，又安保其不所过残灭乎？入彭城后，何为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哉？岂不知项羽之众尚在齐，将兼程还救乎？故知史所称汉之仁、项羽之暴，讳饰诬诋之辞多矣。

既以秦灭六国为无道而亡之，自无一人可专有天下者，当分王者谁乎？一六国之后，一亡秦有功之人；其如何分剖，则决之以公议；此不易之理也。《项羽本纪》曰：项羽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此语，苞诸侯后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专指义帝一人。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多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县。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县。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上文云：项梁尝为栎阳逮捕，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今陕西肤施县。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魏王咎弟。《豹传》云：咎自杀，豹亡走楚。楚怀王与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于河东。王河东，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县。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见第一节。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县。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集解》：徐广曰：都无终，今河北蓟县。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今河北北平市。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集解》：徐广曰：都即墨。今山东即墨县。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县。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余，弃将印去，不从入关，《张耳、陈余列传》：王离急攻巨鹿。巨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陈余。余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余，使张黡、陈泽往让余，要以俱死。余使五千人令张黡、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张耳出巨鹿，与余相见，问张黡、陈泽所在。陈余曰：“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殁不出。”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余。余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推与张耳。耳亦愕，不受。陈余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余还，亦望耳不让，遂趋出，张耳

遂收其兵。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渔猎。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今河北南皮县。故因环封三县。《集解》：《汉书音义》曰：绕南皮三县以封之。番君将梅，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太史公自序》所以称为“诸侯之相王”也。《高祖本纪》曰：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此实极公平之言。且怀王特楚王，即谓项王、沛公当听其命，诸侯何缘听之？此理所不可，亦势所不行，其不得不出于相王者，势也。汉高之为义帝发丧也，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此乃诬罔之辞。南面而政诸侯，当有实力，义帝岂足以堪之？三代之王，固尝号令天下矣，及其后，政由五霸。然则义帝拥帝名，而政由羽出，亦可云前有所承。既不袭秦郡县之制，不得谓称帝者实权皆当如秦之皇帝也。立章邯在羽入关前，当时形势，安知沛公能先入关？且秦吏卒尚众，非此无以镇之，此亦事势使然也。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足与图存，韩信之说汉王曰：“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服也。”此岂项羽所不知，而谓王此三人，可距塞汉路乎？此时汉王之可畏，岂能甚于田荣而距之也？长史欣首告章邯：“赵高用事于中，事无可为者。”岂不与董翳同功，而曰：以其有德于项梁而立之乎？

第四节 楚汉兴亡

《项羽本纪》曰：“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今湖南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高祖本纪》云：杀义帝江南。《黥布列传》曰：“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今湖南长沙县。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汉书·高帝纪》则云：“二年（前205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郴在楚极南，项羽即欲放逐义帝，亦不得至此，然则《黥布传》云都长沙者是也。《项羽本纪》之郴县二字，盖后人侧注，误入本文。义帝殆见迫逐，自长沙南走至郴而死也。义帝在当时，既无足忌，项羽杀之何为？衡山、临江、九江，主名尚无一定，则义帝死事，实已不传，史之所书，皆传闻诬妄之说耳。

《项羽本纪》又曰：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案既封之，不得无故复废杀之，此亦必有其由，特今不可知耳。又云：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此则行诸侯之约，非坏诸侯之约也。其坏诸侯之约者，则为田荣与汉王。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田都，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案项王远，田荣近，项王虽强，其可畏必不如田荣，此可见荣与市实不合，其叛非为市也。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彭越者，昌邑人，尝渔巨野泽中，为群盗。巨野，今山东巨野县。陈胜、项梁起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以为长。收诸侯散卒，居巨野泽中，众万余人，毋所属。荣与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余使张同、夏说说齐王。齐王许之，遣兵之赵。余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余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余为代王，余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诸侯之相王也，汉王欲攻项羽，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乃止。以何为丞相。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亦视项羽无东意。汉王果欲东兵，未必肯自绝栈道，可见是时尚无叛意也。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汉王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出袭雍，定雍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项羽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令萧公角击彭越，越败角兵。时张良徇韩地，遗羽书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史云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然汉入关，未能遽摇动大局，齐搂梁、赵以叛则不然，释汉而击齐，亦用兵形势当尔，未必由听张良也。汉二年，十月，汉王如陕。今河南陕县。河南王申阳降。使韩太尉韩信故韩襄王孽孙。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春，正月，项羽击田荣城阳，荣败，走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临晋，今陕西大荔县。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新城，汉县，在今河南洛阳县南。遮说汉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而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义帝之死，既系疑案，此云浮江、汉而下，盖以告南方诸侯，云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而事之，乃后人附会之语，必非当时情实也。四月，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反城阳，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徐广曰：塞、翟、魏、殷、河南。应劭曰：雍、塞、翟、殷、韩。韦昭曰：塞、翟、殷、韩、魏。颜师古曰：常山、河南、韩、魏、殷。案《淮阴侯列传》：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时张耳已走归汉，齐兵则自距项羽，但与汉合势耳，颜说是也。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国，令定梁地。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而从萧今江苏萧县。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灵壁，在今安徽宿县西北。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汉王与数十骑遁去。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吕后兄周吕侯泽，将兵居下邑，县名，在今江苏砀山县东。汉王往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之至下邑，问曰：“吾欲捐关以东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初，项王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随何往说，布果叛楚。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

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

魏王豹谒告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六月，汉王还栎阳，立太子。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八月，汉王如荥阳，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豹不听。汉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使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初，汉击楚，使告赵，欲与俱。陈余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余。余乃遣兵助汉。汉之败于彭城，余亦复觉张耳不死，即背汉。汉遣张耳与韩信俱，破代，禽夏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三年，冬，十月，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赵王、陈余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深沟高垒勿与战。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不听。韩信遂下，破赵军，斩成安君，禽赵王歇。《张耳、陈余列传》云：追杀赵王歇襄国。生得广武君。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信之下魏、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随何既说黥布，布起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布，布战，不胜。十二月，布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分之兵，与俱收兵，至成皋。今河南氾水县。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五月，将军纪信诈为汉王降楚。汉王与数十骑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周苛、枞公杀魏豹。汉王出荥阳，至成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叶，今河南叶县。与黥布行收兵。羽闻汉王走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月，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羽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汉王引兵北击破终公，复军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闻汉复军成皋，乃引兵西。拔荥阳城，烹周苛，杀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汉王跳，北渡河，宿小修武。今河南获嘉县。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夺之军。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八月，临河南乡，军小修武，欲复战。郎中令郑忠说止汉王，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在河南滑县。佐彭越烧楚积聚，复击破楚军燕郭西。燕县，古南燕国，今河南延津县。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九月，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羽引兵东击彭越。初，项羽释齐归击汉，因连与汉战，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于相。闻韩信且东，使华毋伤、田解军于历下，今山东历城县。以距汉。汉使郦生说下齐王广及其相横，横以为然，解其历下军。四年，十月，韩信用蒯通计，袭破齐。齐烹郦生。王广东走高密，今山东高密县。相横走博阳。今山东泰安县。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此从《汉书·项籍传》。《史记·项羽本纪，淮阴侯、田儋列传》，皆仅云龙且，《高祖本纪》作龙且、周兰。汉果数挑成皋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大司马咎怒，渡兵氾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氾水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孟康曰：于荥阳筑两城相对，名为广武，在敖仓西山上。就敖仓食。羽下梁地十余城，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军广武，与汉相守。十一月，韩信与灌婴击破楚军，杀龙且，追至城阳，虏齐王广。齐相田横自立为齐王，奔彭越。关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居梁地，

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怒，欲攻之。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二月，遣良操印立信为齐王。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信犹豫，遂不听。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八月，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汉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彭城之败，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羽常置军中以为质。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五年，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今河南淮阳县西北。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县。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此实平敌相约分地，非汉王能封之也。至，皆引兵来。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今安徽庐江县。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今安徽灵璧县。随刘贾皆会。十二月，围羽垓下。李奇曰：沛洨县聚邑名，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从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至阴陵，县名，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北。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见第一节。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初，怀王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项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为王，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恐后为乱，使使赦横罪，召之。未至，自刭。

刘、项成败，汉得萧何以守关中，韩信以下赵、代、燕、齐，而楚后路为彭越所扰，兵少食尽，固为其太原因。然汉何以得萧何、信、越等，而楚亲信如英布、周殷等，且纷纷以叛乎？高祖置酒洛阳宫，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禽也。”高祖所言，与高起、王陵所说，其实是一。韩信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陈平言：“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郦食其说齐王，亦言项羽非项氏莫得用事。盖项氏故楚世家，其用人犹沿封建之世卑不逾尊、疏不逾戚之旧，汉高起于氓庶，则不然也。然是时知勇之士，固不出于世禄之家，此其所以一多助、一寡助乎？然则刘、项之兴亡，实社会之变迁为之矣。

第四章 汉初事迹

第一节 高祖初政

汉五年（前202年），既灭项籍。二月，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王芮诏》曰：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故是时称故。赵王张敖、耳子，见下。燕王臧荼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自义帝亡，惟项羽称霸王，为诸侯长，然诸侯多叛之，至此，天下始复有共主矣。

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现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会赦得免罪及本无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此皆所以抚慰为兵及失职者也。变乱之际，此辈往往荡无家室可归，又或习于战斗虏掠，不肯事生产，实为致乱之原。有以抚慰之，则俱欲休息乎无为，而乱原塞矣。韩信言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高帝时，诸侯叛者，迄不能有成，以此。

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言上，上召问。敬说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 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敬说是也。”于是高帝驾，即日西都关中。赐敬姓刘氏。观刘敬及留侯之说，知是时汉尚未敢欲全有天下，其后数年之间，异姓诸侯叛者，无不败亡，复成郡县之局，尚非是时所及料也。汉高于东方非有根柢，关中则用之已数年，自欲因循旧业，亦非尽因地理形势。以此而议项羽之背关怀楚，语见《史记·项羽本纪》。背关，谓不都关中也。颜师古曰“谓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缪矣。为致亡之由，缪矣。

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此盖其不能归者。后九年十一月，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其事亦由刘敬之说。已见第二章第一节。

六年，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此与秦之夷郡县城适相反，盖时承揭竿斩木之后，欲防人民之叛，与秦之专猜忌豪族者异势也。十二月，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此亦所以抚慰曾从军者也。

七年，二月，自栎阳徙都长安。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八年（前199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正定县。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何之言，实文过免罪之辞。闻安民可与行义，劳民易与为非矣，未闻天下匈匈，可因之以兴劳役。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岂有先为过度之事，而冀后世之无所加者乎？论史者多称何能镇抚关中，实则其为茧丝殊甚。彭城之败，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是时楚、汉战争方始，则其后此所发，皆本无役籍者可知也。是岁，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食货志》言秦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即此时事也。废重作轻，而又放民私铸，物之腾踊宜矣。顾归咎于民之逐利，可乎？然则汉之刻剥其民，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

第二节 高祖翦除功臣

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陈涉一呼，旧邦悉复；戏下之会，益以新封；几谓带砺河山，可传苗裔，然不可行者，终于不可行也。五年扰攘，所建侯王，几无不殒命亡国，耗矣。然人仍不知其不可行也，于是有汉初之封建。

汉初之封建，先以异姓诸侯王。高祖与功臣戮力共定天下，其劳亦相等耳。一人贵为天子，而其余则无尺土之封，必非情理之所安。观高祖成败未可知之言，刘敬山东虽乱、秦地可全之说，则数年之间，翦灭殆尽，不独非诸侯王所及料，抑亦非汉之君臣始愿所及也。刘季之不可信，韩信岂不知之？而终距蒯彻三分之计，其以此与？

汉五年，十二月，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正月，立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彭越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二月，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县。故粤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地。张耳先已立为赵王。韩王信剖符王颍川。黥布亦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史记·黥布列传》，《汉书》同。《汉书》本纪言豫章以封吴芮，而此又云属黥布者，政令改变，史文容或不具，且或有错误也。时戏下旧封，仍有臧荼。七月，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立长安侯卢绾为燕王。六年，十月，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问陈平。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守，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发使告诸侯，因随以行。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项王亡将钟离昧，素与信善，亡归信，汉诏楚捕昧，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昧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田肯说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正月，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高帝从父兄。刘攽曰：按《地理志》：东阳、鄣、吴，皆非秦郡，后汉顺帝始分会稽为吴，此文殊不可晓。案史据后来封域言之，而误加故字耳，古人于此等处不甚审谛也。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交为楚王。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齐悼惠王世家》：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上已封大功臣三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罢酒，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案高帝之击陈稀，封赵壮士四人各千户，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则其时功臣尚未尽封，可见酬功之不易，此大兵之后皆然也。韩王信之徙也，《史记》本传云：“上以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王太原，以北备御胡。”盖本有猜忌之意。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今山西朔县。上许之。九月，匈奴围信马邑。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七年十月，上自将击信于铜鞮，今山西沁县西南。斩其将。信亡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今雁门关北。高祖用兵亦甚

速。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参看第三节。使樊哙留定代地。十二月，上还过赵。先是张耳薨，子敖嗣，五年（前202年）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后。高祖过赵，赵王礼甚卑，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怒，请为王杀之。敖不可。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洛阳，赦为合阳侯，立子如意为代王。八年（前199年），冬，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今河北唐山县。要之置。上过，不宿去。九年（前198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并逮捕赵王。赵午等十余人，争自刭。贯高随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汉书》作刺爇，身无完肤。终不复言。使中大夫泄公以私问之。高具道本指。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豨者，宛句人。今山东菏泽县。不知始所以得从。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豨少时尝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尝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赵相周昌乃求入见上，具言豨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诸为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是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称病，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自东至邯郸。十一年（前196年），冬，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夷三族。《淮阴侯列传》云：陈稀拜为巨鹿守。《集解》：徐广曰：表云为赵相国，将兵守代也。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陈豨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案陈豨当初受命时，未必有反心，信安得与之深言？吕氏以失南北军而败，信是时，与长安将相大臣，一无要结，岂有但恃家臣徒奴，可以集事之理？赵、代、长安，相去数千里，声援不相及，信苟决发，何待豨报？部署既定矣，豨报不至，又可已乎？其诬不待言矣。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县名，今山西阳高县。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如淳曰：《文纪》言都中都。又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似迁都于中都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越传》云：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县名，今四川雅安县。西至郑，今陕西华县。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洛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案高帝之猜忌甚矣，越果反形已具，安得赦之？其诬又不待言也。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今河南淮阴县。五月，立南海佗为南越王。参看第五章第七节。七月，淮南王布

反。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汉诛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淮南王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请就医。

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女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遂族赫家，发兵反。东击杀荆王刘贾。劫其兵，度淮击楚，楚王交走入薛。上立子长为王。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征诸侯兵。上自将以击布。十二年，十月，上破布军于会甀。在蕲西。布走，命别将追之。布故与番君昏，长沙王吴芮子成王臣。使人绐布，与亡，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周勃定代，斩陈豨于当城。县名，今察哈尔蔚县。立沛侯濞为吴王，帝兄仲之子也。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绾亲与太上皇相爱。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绾常随，出入上下。起沛，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东击项籍，以太尉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亲幸，莫及绾。陈豨反，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绾亦击其东北。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见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绾疑胜与胡反，上书请族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他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豨裨将降，言范齐。高祖使使召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绾果反矣。”三月，使樊哙将兵击燕，立子建为燕王。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一日宫车晏驾，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用陈平谋，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吕后弟吕媭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使诣长安，而令勃代将。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已崩，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居岁余死。樊哙至长安，高祖已崩，吕后释哙，使复爵邑。韩信、彭越罪状之诬，少深思之即可见，即黥布亦非有反谋，迫于不得不然耳，况卢绾乎？因循数年，身死，嗣子文弱，必不能复有反谋，汉朝亦不之忌，岂不可以久存？然终不免于贲赫、张胜之交构，则其时各种情势，固皆与封建之制不相容。事至与各种情势皆不相容，此等枝节，自然错出不已，防不胜防，正不能就一枝一节，论其得失也。汉初异姓王，惟长沙传五世，文王芮、成王臣、哀王回、共王右、靖王羌。羌，《表》作产。至孝文后七年，乃以无子国除，历四十六年，则以其地最偏僻，无与大局故也。

第三节 高祖和匈奴

自战国以前，中国所遇者多山戎，至秦、汉之世，乃与骑寇遇，《先秦史》已言之。第十章第一节。骑寇之强大者，则匈奴也。《史记·匈奴列传》，举古来北狄，悉罗而致之一篇之中。一若其皆与匈奴同族者，固为非是。然匈奴渐渍中国之文化确颇深。《史记》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固无确据，然系世所传，多非虚罔，读《先秦史》可见。文化恒自一中心传播于其四面，文明民族中人入野蛮部落，为之大长者，尤偻指难悉数。则《史记》此语，虽不能断其必确，亦无由断其必诬，此固无足深论，然匈奴文化，受诸中国者甚多，则彰彰矣。其最大者，当为与中国同文。《元史译文证补》曰：“罗马史谓匈奴西徙后，有文字，有诗词歌咏。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案《匈奴列传》言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则其作书之具，实与中国同。从来北狄书疏，辞意类中国者，莫匈奴若，初未闻其出于译人之润饰。《汉书·西域传》曰：“自且末以往，有异乃记。”记其与中国异，而略其与中国同者，当时史法则然，然则史于安息明著其画革旁行为书记，而于匈奴文字，独不之及，正可证匈奴与中国同文也。攘斥骑寇者，始于赵武灵王，林胡楼烦等皆为所灭，而匈奴以地远获自存。秦始皇使蒙恬斥逐匈奴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匈奴称其君曰撑犂孤涂单于。撑犂，天也；孤涂，子也；单于者，广大之貌也。北族无称其君为天子者，而匈奴独有是称，盖亦受诸中国者也。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文。自蒙恬取河南至其死，实不及十余年，盖古书辞不审谛，亦或头曼北徙，实在蒙恬收河南地之前也。《汉书·高帝纪》：二年，六月，兴关中卒乘边塞。匈奴之复度河南，当在此时。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单于欲废冒顿，立少子。冒顿杀单于，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云：“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史记》此语，盖谓匈奴先世之事，虽不可尽记，然其皆不如冒顿时之强大，则犹有可知，此亦可见匈奴史事，非尽无征也。匈奴中当自有传说，汉人 亦或知其略，特未尝笔之于书。尽服从北夷，盖指漠南近塞之国，后又北服浑窳、屈射、丁灵、鬲昆、薪犂之国，则漠北亦为所慑服。丁灵，亦作丁令、丁零，即后世之铁勒，其所占之地甚广。匈奴此时所服，盖在蒙古、西伯利亚之间。鬲昆，即坚昆，当在其西北，见第五章第十三节。薪犂，《汉书》作龙新犂，龙字为误衍，抑《史记》夺佚，难考。薪犂盖民族名，《李斯列传》斯谏逐客书曰“乘纤离之马”，纤离似即薪犁。疑亦近塞之族，奔迸而北者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相抗之局，成于此矣。

汉与匈奴构兵，始于平城之役。时匈奴援韩王信之兵皆败，高帝乘胜北逐之，多步兵。高帝先至平城，上白登。平城旁高地。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计得出。《陈丞相世家》云“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韩王信列传》云“上使人厚遗阏氏，阏氏说冒顿”；《匈奴列传》云“冒顿与王黄、赵利期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此非情实。《陈丞相世家》又云“其计秘，世莫得闻”；《汉书·匈奴列传》载扬雄谏距单于朝书亦曰“卒其所以得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载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昔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则必有如颜师古所言，其事丑恶者。案《史记》言匈奴“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盖合单于之众计之。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则其丁壮之数，即其控弦之数。南单于降汉后，户口胜兵，数皆可考，胜兵之数，约当口数四之一强。然则匈奴人口，不过百余万。故贾生谓其不过汉一大县。以中国之力制之，实绰乎有余。然汉是时，方务休养生息，亦且命将则惩韩王信之事，自将则不能专力于匈奴，故遂用刘敬之策，与之和亲，事见《史记·敬传》，曰：上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谓不能？顾为奈何？”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惟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敬往结和亲约。《匈奴列传》曰：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汉书》作兄弟，案古称结昏姻为兄弟，见《礼记·曾子问》。以和亲。盖荐女赠遗，实当时议和之两条件也。以结昏姻，羁縻目前，隐为渐臣之计，古列国间固多此事，刘敬乃战国策士之流，其画此计，固无足怪。至是时匈奴之形势，与前此之蛮夷不同，非复此策所能臣属，则旷古未开之局，往往非当时之人所能知，亦不足为敬咎。必遣适长公主，乃传者附会之辞，不足信。要之以荐女赠遗为和戎之计，以和戎息民而免反侧者之乘

衅，则当为敬所画而高帝用之耳。然以荐女赠遗结和亲，遂为汉家故事，并为后世所沿袭矣。贾生曰：“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虽曰一时之计，究可羞也，况遂沿为故事乎？始作俑者，不得辞其责矣。然百姓新困于兵，又内多反侧者，固不得不如此，故内争未有不召外侮者也。

第四节 汉初功臣、外戚相诛

内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汉初之治法也。知此，则可与言吕氏之事矣。

《史记·吕后本纪》曰：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名泽。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高祖崩，太子袭号为帝。吕后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孝惠元年，十二月，鸩之。徙淮阳王友为赵王。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二年（前193年），齐悼惠王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案孝惠即尊齐王，齐王是时，是否敢居上坐，已有可疑。太后欲酖齐王，何时不可，岂必行之燕饮之间？酖酒岂不可独酌一卮，而必并酌两卮，致待自起泛之乎？故知汉初事传者，多类平话，人彘等说，亦不足尽信矣。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鸩，齐王恐，自以不得脱长安。齐内史士说王，上城阳之郡，治莒，今山东莒县。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七年，八月，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太子即位为帝。元年（前187年），号令一出太后，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四月，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封齐悼惠王肥。子章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乃封吕种为沛侯，徐广曰：释之子。吕平为扶柳侯。徐广曰：太后姊子。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山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候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续康侯后。二年（前186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

山为常山王，更名义。十一月，吕王吕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四年（前185年），封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徐广曰：表云：吕后弟子淮阳丞相吕胜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徐广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滋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杀之。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轵侯朝为常山王。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夏，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饿死。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太后女弟吕媭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割齐之琅邪郡。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吕禄立为赵王。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后，国除。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通为燕王，弟庄为东平侯。三月，高后病。后为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

徐广曰：吕后昆弟子。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七月，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高后崩，吕王产为相国。吕禄女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朱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名襄，悼惠王肥子，悼惠王卒于惠帝六年十月。居长安。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兴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相国吕产等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使人报吕产及吕氏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曹参子。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功臣表》襄平侯纪通，父成，以将军定三秦，死事，子侯。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徐广曰：音况，字也。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太尉行至，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晡时，遂击产。产走，逐杀之。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而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嫡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

帝嫡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共尊立为天子。东牟侯兴居请除宫，载少帝出舍少府。代王即夕入未央宫。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吕后之事，见于《史记》本纪者如此。案《高祖本纪》言：吕后父吕公，为沛令重客。《纪》云：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单父，今山东单县。吕后二兄皆为将。其妹夫樊哙，则始与高祖俱隐，起兵时又从之来。知吕氏亲党，皆一时豪杰，高祖创业，深得其后先奔走之力。田生谓“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信不诬也。史称太子得毋废者，以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大臣争废太子者，有叔孙通及周昌，此岂高祖所惮？留侯策尤类儿戏。《留侯世家》：上欲废太子。吕后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一年（前197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因说上：令太子为将，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十二年（前195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此说一望而知为东野人之言。四人之名，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东园公作园公，师古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则《史记》不应有其名，盖后人所窜。甪乃俗字，恐并非《汉书》元本。小颜无识，不知辨也。戚姬乃高祖为汉王后所得，高祖自为汉王至崩，不过十年，如意生即蚤，高祖末年，不过十岁，安知其类己？知汉世所谓吕后语者，悉诞谩不中情实。倚任外戚，乃当时风气。高祖为皇帝后，东征西讨，不恒厥居。留守可信任者，宜莫如萧相国，然被械系如徒隶，知其并无重权。《萧相国世家》：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十二年（前195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

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乃以王卫尉言赦出。忽悉家财佐军，忽贱买田地，事贳贷；方予以民所上书，又为民请上林苑空地；举动如此，岂不益令人疑？果贱买民田宅至数千万，高帝即不知治，岂能纵之不问？萧何为文臣，其不见疑于汉高，犹刘穆之之不见疑于宋武。论功时以何为第一，正所以风示武臣耳。何虑其倾动关中？盖因何被械系，策士等造作此说耳。何因何事被系，已不可知，然此语不能造作，此固资侮人者之所轻也。权之所寄，非吕后而谁哉？留侯招四皓事，固同儿戏，即史所传张辟强说丞相，令吕氏掌南北军，亦不足信。然留侯党于吕氏，则无疑矣。革易之际，佐命之臣，起于草泽者，多倾危好乱，本为贵族者，则恒乐安定，严天泽之分，盖其所习使然。平、勃等卒行废弒，而张良扶翼太子，即由于此。武有周吕、建成、舞阳之伦，文有留侯、叔孙、周昌之辈，以为之辅，然则太子盖本不易动摇，无待于口舌之争矣。不然，高祖之败彭城，则推堕孝惠、鲁元，见《樊郦滕灌列传》。及军广武，项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高祖则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纪》。其忍如此，而岂有所念于吕后之攻苦食啖，叔孙通语，见本传。而不忍背者哉？高后一崩，惠帝之后无遗种，立如意，岂可一日居乎？高帝之世，异姓王者八国。卢绾之废，乃在高祖崩年，长沙则始终安存，白马之盟，不知竟在何时？果有其事，史安得绝无记载，而仅出诸王陵之口乎？平、勃等谓“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此实持平之言。郦寄说吕禄曰：“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此当时实在情形也。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孝惠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其所名子，安知欲为变？齐王之起兵也，遗诸侯书曰：“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即绛侯、朱虚诛诸吕后，仍徙济川王王梁，可知谓少帝、梁、淮阳、常山皆非孝惠子，必为临时造作之语。《高祖本纪》言：高祖病甚，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其说尤傅会可笑，高祖果有此言，则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以自绝其冢嗣耳。平、勃等之攻吕氏，乃适逢其会，谓其固有是谋者，事后增饰之辞也。《袁盎传》：盎告文帝曰：“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此当时情实也。《陆贾传》言贾说陈平交欢太尉，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尤矫诬之说。吕氏之败，盖全出于诸功臣之阴谋，观平阳侯、郦寄、纪通，无不合为一党，即审食其亦为之用可知。《高祖本纪》又言：高祖以甲辰崩，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氓，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商。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此岂似强毅佐高祖定天下者之所为乎？《陈丞相世家》曰：平既执樊哙，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媭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此叔孙通、留侯之任也。又曰：吕媭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

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此说又为策士之伦所造。然萧何死，相曹参；曹参死，相陈平；又以周勃为太尉；既非高祖顾命，则皆吕后之谋，然则吕后实惟功臣之任。《吕后本纪》言：孝惠帝崩，张辟强说丞相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吕氏权由此起。果如所言，少帝废后，安得又以周勃为太尉？然则产、禄之居南北军，实在高后临命之际，即其封王吕氏，亦在称制之年，盖诚以少帝年少，欲藉外戚以为夹辅，亦特使与刘氏相参。吕后初意，固惟汉宗室、功臣之任也。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乃诬以产、禄欲为乱关中。产、禄果有反谋，安得吕禄去军，而不以报吕产？吕产又徒手入未央宫，欲何为乎？故知汉世所传吕后事，悉非实录也。然其明言诸大臣之废立为阴谋，已非后世之史所及矣。

《齐悼惠王世家》曰：朱虚侯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此又东野人之言。朱虚侯在当时，安敢触犯太后如此？燕饮而行军法，古未之闻，果许之遂无以罪，太后安得老悖至此乎？朱虚侯之意，盖徒欲谋立其兄，本非有所恶于吕氏，即齐王亦然。其后之不得立，则以齐在当时，声势可畏，抑朱虚、东牟之椎埋，未始非招忌之一端也。《悼惠王世家》言：王既杀召平，发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琅邪王信之，西驰见齐王。齐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琅邪王既见欺，乃说齐王曰：“悼惠王，高帝长子，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琅邪王至长安，遂与于立文帝之谋。盖琅邪王始以齐王为儿子而为所欺，齐王卒又以急于干位，而为琅邪王所卖矣。齐虽强，然欲西攻长安，力固有所不逮，而名亦弗正，乃不得不俯首罢兵，虽朱虚侯，亦不料其徒为汉大臣驱除难也。此又以见年少椎埋者，卒非老而习事者敌也。然齐王兄弟，既存觊觎之心，其谋终不能以此而遂已。孝文帝元年（前179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是岁，齐哀王卒，太子则立，是为文王。明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即割齐地以酬朱虚、东牟之功，其计可谓甚巧。《汉书·高五王传》云：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以赵地王章，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即位，闻朱虚、东牟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此言亦非实录。朱虚、东牟之欲立其兄，事甚明白，文帝岂待即位后知之邪？文帝竟违汉大臣故约，则可谓有决矣。又明年，四月，城阳王薨。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幸太原。济北王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乃反，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击之。八月，虏济北王，自杀。是时文帝之位久定，即有匈奴之衅，大位亦岂可妄干？东牟之寡虑轻动如此，况朱虚乎？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然则即立

齐王，又岂可一日安也？封建之为自树兵，信矣。然当时刘氏之不亡，又不可谓非同姓诸侯之力。平、勃等之迎代王也，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独中尉宋昌劝王行，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错，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其言可谓深得事情，不徒汉大臣之不敢有异意以此，即吕氏，始终不敢萌取刘氏而代之之心，亦未必不以此也。《汉书·诸侯王表》曰“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自是平情之论。然则汉初之封建，固不可谓无夹辅之效矣。蘧庐可一宿而不可久处也，虽不可久处，而又不能谓无一宿之用，此言治之所以难也。吕氏之败，张皇后废处北宫，孝文后元年薨。张偃，孝文元年（前179年）复废为侯。信都、乐昌二侯以非正免。樊哙卒于孝惠六年（前189年），子伉，嗣为舞阳侯，坐吕氏诛。孝文元年（前179年），绍封其子市人为侯。

第五节 汉初休养生息之治

《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世皆以是为文、景二帝休养生息之功，其实亦不尽然。《高后本纪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曹相国世家》言：参之相齐，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萧何卒，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参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则汉以无为为治，由来久矣。有为之治求有功，无为之治则但求无过，虽不能改恶者而致诸善，亦不使善者由我而入于恶。一统之世，疆域既广，政理弥殷。督察者之耳目，既有所不周，奉行者之情弊，遂难于究诘。与其多所兴作，使奸吏豪强得所凭藉，以刻剥下民，尚不如束手一事不办者，譬诸服药，犹得中医矣。故历代清静之治，苟遇社会安定之际，恒能偷一日之安也。

文帝颇多仁政。《汉书·食货志》言：贾生说上以积贮，上感其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纪》在二年（前178年）。晁错复说上务农贵粟，帝从其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案据《本纪》，二年（前178年）已尝赐天下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终两汉之世皆沿焉。其于农民，可谓宽厚矣。初即位，即下诏议振贷及存问长老之法，令郡国毋来献。《本纪》元年（前179年）。以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之国。二年（前178年）。又令列侯、大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七年（前173年）。亦皆恤民之政。又除关，无用传十二年（前168年）。夫货物流通，则价贵而生之者益劝，此尤于人民生计有益，故论者亟称之。除肉刑之举，为千古仁政。十三年（前167年）。然前此已除收孥相坐之法，元年。诽谤袄言之罪矣。二年。其于刑狱，亦不可谓不留意也。景帝虽令民半出租，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三年（前154年）。宽仁似不逮文帝，然尽除田租，本难为继。符传之用，特以七国新反，备非常，注引应劭说。此亦势不容已，后遂沿而弗改，实非帝之初意也。景帝尝令郡国务劝农桑。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后三年（前149年）。改磔为弃市，勿复磔。中二年（前148年）。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中元年（前149年）。又诏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后元年（前143年）。又减笞法，定箠令。中六年（前144年）。其宽仁，固无异于文帝也。

然汉人之称文、景，亦有颇过其实者，《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乌乎！仁哉！”《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其称颂之可谓至矣。然应劭《风俗通义》言：成帝尝问刘向以世俗传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为不然。其说云：“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釆画，华榱壁珰，轩楹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囊为帷。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稸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给而已。其后匈奴数犯塞，深入寇掠，北边置屯待战，转输络绎；因以年岁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不升一钱。前待诏贾捐之为孝元皇帝言：太宗时民赋四十，断狱四百余。案太宗时民重犯法，治理不能过中宗之世，地节元年（前69年），天下断狱四万七千余人，捐之言复不类。又文帝时政颇遗失。大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脓汁，见爱拟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毕雉刺彘。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出游猎。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上游猎。案二贾之言，皆见《汉书》本传。又《袁盎传》言上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盎谏乃止，知文帝确不免轻俊自喜。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书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案《史》《汉》皆但云贾生为绛、灌之属所毁而已，不云为邓通所愬也，岂所谓为贤者讳邪？成帝曰：“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竟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上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向

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小大，至即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以为然。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然文帝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几，天资治理之材，恐不及孝宣。”然则文帝乃中主，虽有恭俭之德，人君优为之者亦多。即以西汉诸帝论：元帝之宽仁，殊不后于文帝，其任石显，亦未甚于文帝之宠邓通也。文、景之致治，盖时会为之。王仲任治期之论，见《论衡》。信不诬矣。《汉书·东方朔传》：朔对武帝，言文帝身衣弋绨，足履革舃，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即刘向所辨世俗不审之辞也。《汉书》于朔事虽明为好事者所附著，然《文景纪》中所举亦此等说也。信审形者之少，随声者之多矣。

第六节 封建制度变迁

封建者，过时之制也。汉初用之，虽一收夹辅之效，然其势终不可以复行，故至文、景之世，功臣外戚之患皆除，而同姓诸王转为治安之梗焉。

汉列二等之爵。所谓侯者，其地小不足数，而其所谓王者，则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势足以抗拒中央。高帝所封异姓王国，存者惟一长沙。同姓：兄伯之子，仅得为羹颉侯。见《史记·楚元王世家》。仲王代，为匈奴所攻，弃国。子濞，封于吴。弟交，封于楚。高帝八子：孝惠帝、文帝，皆继嗣为帝。赵隐王如意、幽王友、共王恢，皆死孝惠、吕后时；燕灵王建，子为吕后所杀无后；及齐悼惠王肥，子哀王襄，孙文王则，悼惠王子城阳、济北二王，事皆见前。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前199年），过赵，赵王献之，得幸有身。及贯高等谋反，事发，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方怒，未理。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得幸无患害。文帝元年（前179年），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二年（前178年），又立幽王子辟强为河间王，是为文王，立十三年薨。传子哀王福，一年薨，无后。三年（前177年），淮南王入朝。自袖铁椎，椎杀辟阳侯。文帝赦弗治，王益骄恣。六年（前174年），谋使人反谷口。县名，在今陕西醴泉县东北。事觉，废处蜀严道。今四川荣经县。王不食，道死雍。十五年（前165年），齐文王薨，无子。明年，文帝分齐地为六：封悼惠王子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贤为菑川王，都剧，今山东寿光县。雄渠为胶东王，都即墨。卬为胶西王，都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辟光为济南王。又分淮南地，立厉王子安为淮南王，勃为衡山王，赐为庐江王。《汉书·贾谊传》谓帝思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言，故有此举，则已稍为削弱诸侯之谋矣。然吴、楚尚未及削，而当时江、淮之俗尤慓轻，故卒酿七国之乱。

吴王濞，初封沛侯。英布之反，高帝自将往诛，濞年二十，以骑将从。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后徙江都。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汉书》注：韦昭曰：此有豫字误也，但当言章郡，今故章也。案故鄣，在今浙江长兴县西南。《史记正义》云：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案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句容，今江苏句容县。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由此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诸吴使来，辄系治责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后吴使者说上与更始，天子乃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与。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又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时楚元王传子夷王郢，《汉书》作郢客。至孙王戊，淫虐，景帝三年（前154年），朝。晁错言其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吴王恐削地无已，欲举事。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使中大夫应高佻胶西王。归报，又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皆反。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帅，与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阴使匈奴，与连兵。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孝景帝三年，正月，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愿诸王勉用之。能捕斩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

佗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反书闻，天子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初，袁盎为吴相，盎素不好晁错，孝景即位，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闻，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错之请诸侯罪过，削其支郡，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言吴、楚以诛错复故地为名。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集解》：徐广曰：名通，其父名广。骃案《汉书》曰：吴王弟子德侯广为宗正也。盎装治行。后十余日，丞相青翟劾奏错当要斩。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吴王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亡走梁军。条侯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洛阳，问故父绛侯客邓尉，从其策，坚壁昌邑南，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椎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吴王专并将其兵，度淮，与楚王西败棘壁，在今河南柘城县东北。乘胜前，锐甚。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条侯于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楚相张尚，谏王而死。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县名，今江苏砀山县东。欲战，条侯坚壁不肯战。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走丹徒，今江苏丹徒县。保东越。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 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之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薄之，弗任。丘上谒，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予之。丘夜驰入下邳，以罪斩令，召告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地。比至城阳，众十余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三王之围齐也，齐使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还告齐王：善坚守。齐初围急，与三国有谋，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三月，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太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大王余兵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弗听，王自杀。胶东、菑川、济南王皆死。国除。赵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匈奴闻吴、楚败，不肯入边。栾布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齐围之解，栾布等闻齐王初与三国有谋，欲移兵伐齐，齐王惧，饮药自杀。景帝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召立其子。案《史记·绛侯世家》言：孝文且崩，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

任将兵。”论者因谓文帝虽优容吴，实有备之之策。此乃为文帝虚誉所惑，抑亦成败论人之言。文帝此言，特因其前一年，后六年（前158年）。匈奴入边，使刘礼军霸上，徐厉军棘门，在今陕西咸阳县南。亚夫军细柳在咸阳东北。以备之。上自劳军，至霸上、棘门，皆直驰入，至细柳不得入耳。然纪律特将兵之一端，非恃此遂可必胜。吴王盖本无远略，亦且不能用兵，观其违田禄伯、桓将军，弃周丘可知。果能广罗奇谲之士，率其轻果之众，分途并进，正军则乘锐深入，一亚夫果足以御之乎？然则文帝之不听晁错，特因循惮发难而已，非真有深谋奇计也。至景帝之举动，则更为错乱，不足论矣。然则七国之乱，汉殆幸而获济也。然文、景固不失为中主，策治安者，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安所得英武之主继世以持之？宜乎文景时之局势，贾、晁观之，蹙然若不可终日也。

吴、楚既平，而梁仍为大国。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也。少子，母窦太后爱之。景帝七年（前150年），入朝，因留，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出入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十一月，上废栗太子，临江闵王荣，栗姬子。太后欲以王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帝，太后议格。事秘，世莫知。孝王乃辞归国。怨，与其臣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然则上之日与同车辇，许其人出入殿门者，亦危矣。史言梁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列四十余城，多大县，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孝王死，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莫不毕至。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之曰公孙将军。多作兵器，弓、弩、矛数千万。苟非七国新破，汉声威方震，其为谋又宁止于是也？且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与其府藏之厚，何莫非取之于民？虽微暗干天位之谋，又焉得不为民除此猵獭也？信乎封建之不可行矣。袁盎等死，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诡、胜匿王后宫。梁相轩丘豹、内史韩安国谏。王乃令胜、诡自杀，出之，因长公主谢罪，然后得释。中元六年（前144年），卒，分其地，立其子五人为王。

《汉书·诸侯王表》曰：“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景十三王传》云：汉为制定封号，辄别属汉郡。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徐广曰：河间、广川、中山、常山、清河。案河间，景帝二年（前155年），立子献王德。广川立子彭祖。七国反后徙王赵，是为赵敬肃王。中山，三年封子靖王胜。常山，中四年封子宪王舜。清河，中三年封子哀王乘。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制驭诸侯之策，固不外众建而少其力一语也。然当推行之初，犹未能遽收其效。七国之反也，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以其相不听，未果。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则淮南、庐江之有反谋旧矣。吴、楚已破，衡山王徙王济北，史云：南方卑湿，所以褒之。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故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惟淮南王如故。济北王既徙，明年薨，赐谥为贞王，至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而淮南、衡山二国，皆以反诛。史称淮南王以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又言淮南、衡山，初不相能，衡山以淮南有反谋，恐为所并，故亦治兵，欲俟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间有之。至元朔六年（前123年），衡山王过淮南，乃除前郄，约束为反具。此皆非其真。淮南之谋反也，王有女陵，慧有口辩，常多与金钱，为中诇长安，约结上左右。后荼，王爱幸之，生太子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王太后，武帝母，先适金氏，生三女。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详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元朔五年（前124年），太子学用剑，闻郎中雷被巧，召与戏。误中太子。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王使郎中令斥免，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逮治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毋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欲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汉中尉宏至，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废格明诏，当弃市。”诏弗许。请废弗王，弗许。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王罪。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然其为反谋益甚，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长，弗爱。不害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具知太子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汉书》作严正。以元朔六年（前123年），上书天子，言建具知淮南阴事，可征问。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王患之，欲发。问伍被，被请“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使，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益发甲卒，急其期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书，

以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集解》：徐广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随而说之”。王欲如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即刺杀大将军，而说丞相下之。王欲发国中兵，恐相、二千石不听，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因以发兵。未发，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未至，王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赐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乘舒死，徐来为后。厥姬恶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无采及孝早失母，附王后，王后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又欲并废孝，立其子广。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王奇孝材能，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使孝客江都人救赫、救，《汉书》作枚。陈喜作 车、镞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元朔六年（前123年）中，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

立孝。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 车镞矢，与王御者奸。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告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前122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孝家，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天子遣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而守之。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史称淮南王好读书，不喜弋猎狗马。行阴德，拊循百姓。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外书今无传，内书则今所谓《淮南子》也。王盖有道术之君，必非暗干天位者。武帝即位年十六，建元二年（前139年），年十八耳，而王与田蚡，以上无储嗣，宫车晏驾起异意，有是理乎？谓衡山虑为淮南所并，乃有反谋，亦非其实，此盖汉遣使即问时之对辞也。伍被烈士，必无临难苟免之理，其自首亦必有故，特今不可知耳。汉人甚重复仇，《史记》云“淮南王时时怨望厉王死，欲叛逆”；《汉书》云“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明其叛逆之由，在彼而不在此。淮南王后荼、太子迁、女陵、衡山王子孝，盖皆与王同心者，其他妻妾子女，则不然也。女为中诇，子割恩爱；虑非时而举之无成，则宁自刭以为后图；亦烈矣。吴王之用兵，以卤莽而败，淮南王则以过审慎而败。观其审慎之过，知其计虑之深。使其发举，其必不如吴之易平审矣。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

景帝子江都易王非，前三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二十七年（前128年）薨。元朔元年。子建嗣，专为淫虐，自知罪多。国中多欲告言者，心不安。亦颇闻淮南、衡山阴谋。遂作兵器，具天下舆地及军阵图，使人通越繇王、闽侯，约有急相助。此则真欲乘机以弋利者也。淮南事发，治党与，颇连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钱，绝其狱，后复谓近臣曰：“我为王，诏狱岁至，生又无欢怡日，壮士不坐死，欲为人所不能为耳。”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出。积数岁，事发觉，案得反具，建自杀，国除。案史言建淫虐事几无人理，建为太子时，邯郸人梁蚡，持女欲献之易王。建闻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与其公争妻？”建使人杀蚡。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建女弟征臣，为盖侯子妇，以易王丧来归，建复与奸。建游章台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后游雷波，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宫人姬八子有过者，辄令裸立击鼓，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然汉诸侯王如此者实不止一人，人民何辜，徒以有天下者欲广强庶孽，而遭此荼毒乎？此亦见封建之制之必不可行也。

《汉书·诸侯王表》又云：“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设附益之法。师古曰：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高五王传赞》曰：“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王莽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绂，惟恐在后。

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此汉同姓诸侯王盛衰之大略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表》云：“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殒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则虽列侯之国，亦多不克自保矣。《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孝宣皇帝悯而录之，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降及孝成，复加恤问。稍益衰微，不绝如线。杜业纳说，谓虽难尽继，宜从尤功。于是成帝复绍萧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参、周勃之属而已。”天之所废，固莫能兴之哉！

第五章 汉中叶事迹

第一节 汉代社会情形

抚循失职之民，翦灭功臣，辑和外国，削弱同姓诸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乱，民遂其生者也。然仅能维持见状而已，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尔，固非谓其不当改。治安既久，不复乐以故步自封，终必有起而正之者，则汉武帝其人矣。

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者何事乎？人民之生计其首也。当封建全盛之世，井田之制犹存；工业之大者，皆属官营；商人则公家管理之甚严；除有土之君，食租衣税，富厚与民悬绝外，其余固无大不均。至东周以后，小康之世之遗规，亦且废坠，则大不然矣。董仲舒说武帝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晁错说文帝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皆见《汉书·食货志》。盖自地狭人稠，耕地不给以来，阡陌开而井田之制，稍以破坏，于是私租起而田可卖买。有财势者乘机兼并，乃生所谓田连阡陌之家。至于山林川泽，则初由人君加以封禁，后遂或以赏赐，或取贡税，畀之能事经营之人，于是田以外之土地，亦变公为私矣。文明程度愈高，则分工愈密。《货殖列传》列举末业，微至贩脂、卖酱，犹可以财雄一方，况其大焉者乎？董仲舒对策曰：“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缅怀“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引“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以明之。深訾当时“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之徒，“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本传。案《汉书·张安世传》，载其“贵为公侯，食邑万户，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即仲舒之所指斥者也。然则封君、地主、苞田连阡陌及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工商，汉世所谓商人，实兼苞农工业家，如煮盐、开矿、种树皆农业，冶铸实工业是也。以皆自行贩卖，当时通称为商人。竞肆攘夺，平民复何以自存哉？《史记·平准书》述武帝初年富庶情形，见第四章第三节。而继之曰：“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暴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夫果人给家足，谁肯为人所兼并？又谁能兼并人？奢俭以相形而见，果其养生送死之奉，无大差殊，论者又何至疾首蹙，群以奢侈为患哉？然则《平准书》之所云，特通计全国之富，有加于前，实非真人给家足。分财不均，富者虽有余于前，贫者之蹙然不可终日如故也。制民之产之规，制节谨度之道，荡焉无存，阙焉不讲者，固已久矣。

次于生计者为教化。贾谊上疏陈政事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耝，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日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董仲舒对策曰：“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此特举其两端，汉人议论，类此者不可悉数。以一切之失，悉归诸秦，固为非是，然当时风气，自有志者观之，蹙然不可终日，则无疑矣。

要而言之，社会有两种：有能以人力控制者，有不然者。立乎今日以观往古，能以人力控制者，盖惟孔子所谓大同之世为然。小康之世，则承其遗绪者也。自小康之治云遥，凡事一任其迁流之所至，遂成为各自为谋，弱肉强食之世界矣。欲正其本，非铲除党类（Class）不可，此固非汉人所知。而既有党类，即利害相反，而终无以几于郅治，又非汉人之所知也。其争欲以吾欲云云之策，谋改革之方也，亦宜矣。

以上就国内言之也。若言国外，则异民族林立，上焉者宜有以教化之，使之偕进于礼义，下焉者亦宜有以慑服之，使不为我患，此亦当时之人，以为当务之急者也。《史记·律书》曰：“高祖有天下，三边外叛，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巨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边。”此可见秦皇、汉武之开边，亦非其一人所为也。语曰：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时势造英雄，屡见之矣，英雄造时势，则未之闻。所谓英雄，皆不过为一时风气之所鼓动而已矣。

第二节 儒术之兴

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

《汉书·武帝本纪》：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此与后来之立五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年）。为置弟子元朔五年（前124年）。同其功。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太原因也。而武帝于其元年行之，《赞》所由美其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案本纪：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对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举孝廉，则不得云仲舒发之。《通鉴》乃系其事于建元元年，云不知在何时，惟建元元年举贤良著于纪，故系之。又疑纪言是年十一月初举孝廉为误。见《考异》。后人并有谓仲舒对策，实在建元元年者。然《封禅书》谓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郊祀志》无此四字，盖为钞胥所删，昔人钞书，随手删节处甚多。自唐以前，《汉书》之传习，较《史记》为广，故其见删节亦较甚。《史》《汉》相同处，《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由此。后人谓孟坚有意为之，据之以言文字，则大缪矣。古人著书，袭前人处，率皆直录，事有异同，亦不删定，如《汉书·陈胜传》袭《史记》“至今血食”之文是也，何暇删节虚字邪？则弘之见擢，确在元光元年纪言弘事不误，其言仲舒事不误可知。云举孝廉自仲舒发之者？盖初特偶行，得仲舒之言，遂为经制，抑本传辞不审谛，要未可据以疑本纪也。武帝即位，年仅十六，逾年改元，则十七耳。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纵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卫绾亦未闻其以儒学显，然则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事，其为风气使然，无足疑矣。

魏其、武安之事，见于《史记》本传。曰：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宗室，皆不愿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儒林传》：王臧、赵绾尝受《诗》申公，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驷马迎申公，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二年请毋奏事东宫，则元年常奏事东宫可知。然则罢黜百家之事，虽谓太后可其奏可也。《儒林传》言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使入圈击豕。果为五千言之文，固即不说道家，岂得诋为家人言？疑太后所好者实非今《老子》书也。要之太后实无所知，其贼赵绾、王臧，非欲隆道而抑儒，特惑于外家之毁言耳。五经博士之立，事在建元五年，太后亦尚未崩，未闻其争不立老子，此太后不疾儒术之证。以本无所知之人，而亦能可罢黜百家之奏，益知儒术之兴，由于时会也。《礼书》曰：“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元年（前104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案《屈原、贾生列传》言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故。绛、灌之属害之。乃不用。然则其初亦有意于用之矣。贾山亦劝文帝定明堂，造太学，见《汉书》本传。《孝文本纪》言：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丞相张苍。推以为今水德始，罢之。十五年（前165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封禅书》曰：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是岁，《封禅书》作明年。新垣平见。《封禅书》云：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十七年（前163年），平以诈诛，帝乃怠于改正朔、服色之事。然则文帝且尝颇行之矣。谓其好

道家之学，而谢有司之议，实不审之谈也。不特此也，秦始皇之怒侯生、卢生也，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士言。《叔孙通传》云：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伏生亦故秦博士。《儒林传》。然则始皇虽焚书，所用未尝无儒生。盖亦有意于改制度、兴教化之事矣。其任法为治，特因天下初定，欲以立威，使其在位岁久，自以晏然无复可虞，亦未必不能为汉武之所为也。然则法制度，兴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耳。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然武帝终非能知儒术之人也。叔孙通之为汉立朝仪也，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行，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今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两生盖谓通将大有所为，不知其仅以折夫拔剑击柱者之气也。《礼书》訾通多袭秦故，于官名少所变改；其言孝景，则并晁错之削弱诸侯，亦以为议礼之事；贾生为官名，悉更秦之故；赵绾、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国，除关；然则汉儒之言改制者，其所苞盖甚广，非徒改正朔、易服色，无与实际之事而已。今《史记》《礼书》已亡，武帝之所定者，已不可见，度不过仪文之末。何则？苟有大于此者，节文度数虽不可得而详，后人必有能言其略者也。《汉书·武帝纪》言太初元年，改历，用夏正，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今观《百官公卿表》，武帝于秦官实少所变改，则其所定者皆琐细不足道可知。当时议者，或欲俟诸太平之后，乃采风俗，定制作；此六字最精。采风俗而后定制作，所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其所定者，必皆切于民生实用，非如后世之制礼者徒以粉饰视听，民莫之知，而其意亦本不欲民之知之也。或则高谈皇古；盖皆不肯苟焉而已。而武帝则徒欲其速成，虽褊狭有所不恤。其曰汉亦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袭礼，三皇不沿乐之义，特恶夫高议难成而已。自是以后，所谓礼乐者，遂徒以饰观听，为粉饰升平之具，而于民生日用无与焉，岂不哀哉？

第三节 武帝事四夷（一）

自刘敬使匈奴，结和亲之约，冒顿寖骄。孝惠、高后时，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以季布谏而止。孝文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遣丞相灌婴击之。右贤王走出塞。明年，单于遗汉书。六年（前174年），汉亦报以书。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文帝复遣宗室女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之。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因降单于，教之猾夏。十四年（前166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南。候骑至雍甘泉。雍，汉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甘泉，宫名。汉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又发车骑，使五将军往击之。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众。汉患之，使使遗之书，单于亦使报谢。后二年（前162年），复和亲。明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中行说复事之。后六年（前158年），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汉发三将军屯北地，郡名。治马领，今甘肃环县。代屯句注，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赵屯飞狐口，在今察哈尔蔚县南。缘边坚守以备之。又置三将军屯长安西，数月乃罢。文帝崩，景帝立，赵王遂阴使匈奴。汉围破赵，匈奴亦止。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以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恢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不可。上从恢议。使壹亡入匈奴，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单于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武州，汉县，今山西左云县。未至马邑，觉汉谋，引还。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之。元光六年（前129年），汉始出兵击匈奴。自此至征和三年（前90年），凡四十年，汉与匈奴屡构兵，而其中大有关系者凡三役：（一）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取河南地，筑朔方，汉郡，今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复缮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四年（前125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军臣太子于单亡降汉，汉封为陟安侯，数月死。时右贤王怨汉，数寇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五年（前124年），卫青出朔方，夜围右贤王，右贤王脱身走。于是河南之势固，秦中之患息，而廓清幕南之基，且于是立矣。（二）元狩二年（前121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汉减北地以西戍卒半，以其地为武威、今甘肃武威县。酒泉郡。今甘肃高台县。后又置张掖、今甘肃张掖县。敦煌郡，今甘肃敦煌县。徙民以实之。据《本纪》，张掖、敦煌之分，事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地理志》则武威，太初四年（前101年）开。张掖、酒泉，太初元年（前104年）开。敦煌，后元年分酒泉置。而汉通西域之道开，羌、胡之交关绝矣。（三）为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霍之大举。先是胡小王赵信降汉，汉封为翕侯。后复为匈奴所得，单于以为自次王，以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单于从其计。是年，汉谋，以为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卫青、霍去病中分军。青出定襄，汉郡，治成乐。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去病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

兵待幕北。与青接战，一日，弗能与，遁走。青北至阗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汉县，今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言抵匈奴旧竟更北进。然是役也，汉士卒物故亦数万，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矣。是武帝时兵威之极也。元鼎三年（前114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立。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亲巡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使郭吉风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单于能，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苦寒无水草之地？毋为也。”单于怒，留吉，而终不肯为寇于汉边，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然汉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而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尝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则尚崛强，未肯臣服也。元封六年（前105年），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卢立，年少，号为儿单于。《史记》云：“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案《史记》前言，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元帝时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则《史记》初所述者，盖冒顿时疆域，自武帝出兵讨伐，乃渐徙而西北也。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求援应。太初元年（前104年），汉为筑受降城。在今乌喇特旗北界。犹以为远。二年（前103年），使赵破奴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破奴军亦没。三年（前102年），单于死，子少，匈奴立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

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五原，汉郡，见第二章第二节。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行坏光禄所筑。又入酒泉、张掖。冬，单于死，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四年（前101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百世之仇，《春秋》大之。”然天汉二年（前99年）、四年（前97年），数道出兵，均不甚利。太始元年（前96年），且鞮侯单于死，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等复大出。会广利妻子坐巫蛊收，欲深入要功，其下谋共执广利，广利乃还。为单于所遮，军败，广利降。是役也，汉失大将、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后三岁而武帝崩。

第四节 武帝事四夷（二）

西域二字，义有广狭。《汉书》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今塔里木河。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两关俱属汉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西则限以葱岭”，此为西域之初疆，实指今之天山南路言之。其后使译所及益广，而亦概称为西域，则西域之版图式廓矣。历代所谓西域，率随其交通所至而名之，其境界初无一定也。《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后稍分至五十余。师古曰：司马彪《续汉书》曰：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今表其境界、道里及户口、胜兵之数如下。除大月氏、康居、大宛、乌孙为葱岭西之大国外，口数逾万者，仅鄯善、拘弥、于阗、西夜、难兜、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十国，小者乃不盈千。盖多处山谷之间，或在沙漠中之泉地，故其形势如此云。

诸国民族，可分数派。《汉书》云：“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又云：“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又云：“无雷俗与子合同。”《后书》又有德若，云：“与子合相类，其俗皆同。”又有移支，“居蒲类地，被发，随畜逐水草”。盖皆氐、羌之类，缘南山而西出者也。《汉书》云：乌孙本塞地。“昔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往往分散为数国。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穆天子传》为魏、晋后伪书，所述皆汉以后情形，已见《先秦史》第八章第八节。此书于地名、器物，皆著之曰西膜之所谓某某，足见西膜为西方一大族。西膜与塞疑即一语，或白种中之塞米族（Semites）耶？又乌孙，颜师古《注》云：“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近日史家，皆谓乌孙与坚昆同种。坚昆即唐时之黠戛斯，元时之吉利吉思，今之哈萨克。黠戛斯，《唐书》固明言其“赤发、皙面、绿瞳”也。近年英、俄、法、德诸考古家，在新疆发见古书，有与印度欧罗巴语类者，以其得之之地名之曰焉耆语、龟兹语。焉耆语行于天山之北，龟兹语行于天山之南。颇疑龟兹语为塞种语，焉耆语为乌孙等游牧民语也。西史家谓西域人称希腊为伊耶安（Yavanas），为耶而宛（Ionian）转音，故大宛实为希腊人东方殖民地。安息即西史之泊提亚（Paltnia），大夏则巴克特利亚（Bactlia），皆亚历山大死后东方分裂所生之新国。安息犹率其游牧之俗，大夏文化则酷类希腊焉。故汉通西域，实为东西洋文化交通之始也。《史记·大宛列传》云：“自宛以西至安息，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汉书·西域传》作“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可以知其种族矣。然玉门、阳关以西，亦非遂无华人。《汉书》曰：“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今观其书，记者少，不记者多，则诸国之俗，实与汉大同。案《管子揆度》，“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何秋涛谓禺氏即月氏。日本桑原骘藏言：月氏据甘肃，故天山南路之玉，经其地而入中国，玉门之名，或亦因此而得，见所著《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本。说颇有理。人民移殖，率在国家开拓之先。汉朝未知西

域及西南夷，而枸酱、竹杖，即已远届其地，此其明证。然则谓汉世天山南路多有华人，必非附会之谈也。至于后世，胡人益盛，汉族稍微，则因道里有远近之殊，移居有多少之异。犹之朝鲜之地，自汉以降，貉族转多，然不能谓《方言》所载，北燕、朝鲜之间，言语皆同，及《后书》辰韩言语，有似秦人为虚语也。《魏书·西域·于阗传》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大唐西域记》亦谓于阗之语，与他国不同。今考古学家谓于阗东之克里雅人，体格多似黄人。掘地所得陶象及雕刻、壁画，面貌亦与黄人相似，古书非印度、伊兰、突厥语，而与西藏语相类，断其人来自藏地，此则不知汉时已然否耳。

汉通西域，起于武帝之欲攻匈奴，而成于武帝之侈心。初，敦煌、祁连间有行国曰月氏。匈奴西边，又有小国曰乌孙。《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曰：“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西域传》同，而夺“祁连”二字。月氏为冒顿所破。老上单于又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建元中，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匈奴列传》：孝文帝三年（前177年），老上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匈奴之破月氏、乌孙，定西域，当在此时。窃疑乌孙难兜靡，亦实为匈奴所杀，《汉书》云为大月氏所杀，乃因乌孙攻逐月氏而附会也。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在乌秅西。大月氏居其地。乌孙昆莫难兜靡，或云为匈奴所杀，《史记·大宛列传》。或云为大月氏所杀。《汉书·张骞传》。其子猎骄靡，仍属匈奴。自请于单于，西攻破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今阿母河。而乌孙稍强，亦不复肯朝事匈奴，取羁属而已。建元中，匈奴降者言月氏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因欲通使，而时匈奴右方居盐泽，今罗布泊。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汉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为匈奴所得。留十余年，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道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时月氏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元朔三年（前126年）军臣单于。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乃得亡归。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终莫得通。参看第七节。然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武帝是时，盖动于侈心，绝非攻胡之初志矣。及浑邪王降，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其后二年，汉又击走单于于幕北。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请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谕指。乌孙昆莫猎骄靡。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善将。大禄兄为太子，有子曰岑娶。《汉书》作岑诹，官

名。名军须靡。太子蚤死，谓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昆莫哀而许之。大禄怒，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予岑娶万余骑，令别居。国分为三，不能专制。又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又近之。其大臣皆不欲徙。但发通译送骞还。而骞所分遣使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者，后颇与其人俱来，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元封中，乃遣江都王建见第四章第六节。女细君为公主，妻昆莫。昆莫年老，又使岑娶尚公主云。时汉筑令居以西，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遣恢佐赵破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天子好宛马，使从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不肯与。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以往，伐宛。当道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比至郁成，士不过数千，皆饥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引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惧，因留敦煌。天子案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兵到者三万人。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贵人杀其王毋寡。汉立贵人善汉者昧蔡为王。别将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康居出以与汉。贰师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时为太初四年（前101年）。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遗以填抚之。自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李广利传》注：轮台，国名。今新疆轮台县。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焉。天汉二年（前99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前89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道。诸国共围车师。车师王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遣卒田轮台以东，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诸国，辅乌孙。时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云。

第五节 武帝事四夷（三）

羌为亚洲中央一大族。在汉世可考见者，凡分三支：一在西域，已见上节。一在今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见第七节。其为患最深者，则居河、湟间之一支也。河、湟间之羌，缘起见《后汉书·西羌传》，曰：“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注》：“《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丁谦《考证》云：赐支河，即《水经注》浩亹河，今名大通河，湟河在大通河南。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 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广汉，郡名，前汉治梓潼，今四川梓潼县。后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县。余见第七节。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始矣。”又云：“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惟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惟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所言爰剑之事，虽不足信，然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之羌，共为一族，则较然可知矣。《后书》又云：忍子研豪健，羌中号其后为研种。武帝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县。遂围枹罕。今甘肃临夏县。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汉书·武帝纪》，事在元鼎五年（前112年），安故作故安，误。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案羌之为患，皆因据有河湟，武帝时逐出之，而徙民以实河西，规模颇远，惜乎后世之不克负荷也。

第六节 武帝事四夷（四）

中国文化传播于四方者，以东方为最盛。东方诸国，渐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如朝鲜。其所由然，实以其久隶中国为郡县故，而首郡县朝鲜者，则汉武帝也。《史记·朝鲜列传》云：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浿水，今大同江。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当在汉江流域。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前109年），汉使涉何诱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袭攻杀何。天子募罪人击朝鲜。杨仆从齐浮渤海，荀彘出辽东。两将乖异，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政之。遂使彘执仆，并其军。三年（前108），夏，朝鲜尼溪相参杀右渠降，遂定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案《后汉书·东夷传》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云：周衰，燕自称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此之字疑衍。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汉辽东郡有番汗县，沛水所出，疑即故满潘汗地。沛水今清川江。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案此当谓不肯诣辽东，非谓不入朝咸阳也。否死，子准立，二十余年，案自秦并天下至陈、项起，尚不及二十余年，自蒙恬筑长城起计，更无论矣。疑此四字系准在位年数，自其立至为卫满所灭，二十余年也。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溴水。溴，浿之误。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渡溴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准信宠之，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志》云：侯淮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去，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淮即准，盖《国志》字误也。《志》又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后书》云：马韩五十四国，辰韩十有二国，弁辰亦十有二国，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史记》之真番旁众国，《汉书》作真番辰国，疑当作真番旁辰国，《汉书》夺旁字，《史记》则浅人億改也。三韩分立以前，辰为一统之国。准所攻破者即此。是时辰国之王，当为马韩人，故《后书》言“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又云：“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也。然则欲入见天子者，正箕子之后矣。此卫氏所由忌而阻阏之与？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二道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菟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渌江上流。《后书》云：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高句骊。县名。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貉，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沃沮传》云：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貉所侵，徙郡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

则沃沮初系玄菟郡治。单单大岭，当系纵贯半岛之山。《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前128年），东夷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至三年乃罢，当即岭东之貉也。《史记·平准书》：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汉书·食货志》作彭吴穿貉、朝鲜，置沧海郡。当系《史记》误。元朔时，朝鲜尚未灭也。

第七节 武帝事四夷（五）

川、滇、粤、桂之开辟，战国时启其端，秦始皇继其后，汉武帝成其功。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规模，实略定于武帝时也。

赵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秦时为南海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被佗书行尉事。佗即绝道，据兵自守，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云：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则其初王当在高帝五年（前202年）。高帝十一年（前196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文帝使陆贾赐佗书。佗为书谢，去帝制。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其居国中窃如故号。至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史记》此处有卒字，《汉书》无，无之者是也。《史记》言南越王五世，则佗之子亦当为王，盖佗卒子继，失其年代故不记。《史记》之卒字，乃后人妄补也。佗孙胡为南越王，三年（前204年），而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

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皆句践后。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吴芮。汉击项籍，佐汉。汉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今福建闽侯县。孝惠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县。世俗号曰东瓯王。吴王濞太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引兵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间。《集解》：徐广曰：《年表》曰：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汉庐江，今安徽庐江县。六年（前135年），闽越击南越。南越以闻。上遣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乃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南越遣太子婴齐入宿卫。余善威行国中，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因立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后十余岁，南越王胡薨。谥为文王。婴齐嗣立。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摎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摎氏女为后，兴为嗣，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元鼎四年（前113年），汉使少季往谕王、王太后入朝。太后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作，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天子许之。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王、王太后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狐疑，莫敢发。天子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摎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嘉遂反，攻杀王、王太后及汉使者。立明王长男越妻子建德。击千秋等，灭之。天子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前112年），秋，路博德出桂阳，今湖南郴县。下汇水。《汉书》作湟水。杨仆出豫章，下横浦。《汉书·武帝本纪》作下浈水。故归义越侯二人出零陵，今湖南零陵县。或下漓水，或抵苍梧。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六年（前111年）冬，仆、博德先后至，番禺降。嘉、建德亡入海，得之。以其地为儋耳、今广东儋县。珠厓、今广东琼山县。南海、今广东南海县。苍梧、今广西苍梧县。郁林、今广西贵县。合浦、今广东合浦县。交阯、今越南河内。九真、今越南清华。日南今越南乂安。九郡。

南越之反也，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杨仆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今广东揭阳县。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仆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岭待命。《集解》：徐广曰：在会稽界。《正义》引《括地志》云在虔化县东北百二十里。虔化，今江西宁都县。余善闻之，遂反。入白沙、武林、《集解》：徐广曰：在豫章界。《索隐》：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案白沙，地在今江西鄱阳县西。武林，在今江西余干县东北。梅岭，杀汉三都尉。天子遣韩说出句章，汉县，今浙江慈溪县。浮海从东方往。杨仆出武林，王温舒出梅岭，越侯出若邪、《汉书》作如邪，《索隐》：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阙。《正义》云：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越州，今浙江绍兴县。白沙。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咸入东越。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反攻越军，及故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余善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今贵州桐梓县。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今云南昆明县。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今西康西昌县。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未详。以东，北至叶榆，泽名，今洱海。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今西康天全县。笮都，今西康汉源县。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今四川茂县。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今甘肃成县。皆氐类也。”夜郎、滇、邛都之属为濮，在黔江、金沙江流域。巂、昆明为羌，参看第五节。在今澜沧江流域。徙、筰都、冉駹之属杂氐、羌，在今岷江大渡河流域。白马则嘉陵江上游之氐也。庄 王滇，秦时略通五尺道，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及《先秦史》第十章第一节。《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言邛、笮、冉駹近蜀，道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此事《史记·西南夷传》不载。然云“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则秦时置郡县与否，虽无确据，而巴、蜀与邛、笮、冉駹之有交往则审矣。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王恢击东越，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以浮船牂牁江出不意，为制越一奇。乃拜蒙为中郎将，从巴属窄关入，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邛、笮可置郡，使以中郎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司马相如列传》：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斯榆。《索隐》云：“《益部耆旧传》谓之斯叟。《华阳国志》云邛都县有四部，斯叟是也。”沬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砻江。零关道，《汉书》作灵山道，盖关以山名。《地理志》：越巂有灵

阗道。孙水，今安宁河。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又无害。于是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汉书》作当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参看第四节。及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反，今贵州平越县。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索隐》即且兰也。案《汉书》作且兰。头兰，尝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又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前97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旄牛在今西康汉源县南。青衣在今西康雅安县北。冉駹为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并蜀，为北部都尉。白马为武都郡。使风谕滇王入朝。未肯听。而其旁东北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前109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滇举国降，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第八节 论武帝用兵得失

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已略具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令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夏侯胜即言武帝无功德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见《汉书》本传。《史记·大宛列传》之叙事，《汉书·西域传赞》之议论，于武帝皆深致讥焉。而《汉书·武五子传赞》，言之尤痛。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汉世大敌，莫如匈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已见第四章第三节。又是时匈奴，殊无民族意识。试观军臣单于以嗜汉物，几堕马邑之权，然仍乐关市可知。中行说教单于曰：“匈奴人众，不过当汉之一郡，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十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 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此真忠于为匈奴谋者。与贾生三表、五饵之策，可谓若合符节。贾生五饵之策，欲以车服坏其目，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见新书》。非处士之大言，其效诚有可期者也。使武帝而有深谋远虑，当时之匈奴，实可不大烦兵力而服。即谓不然，而征伐之际，能多用信臣宿将，其所耗费，必可大减，而所成就，反将远胜，此无可疑者也。《史记》言卫青仅以和柔自媚于上。《史记》中称卫青之美者，仅《淮南王传》中伍被之辞，此乃被求免之供辞，抑真出于被与否，犹未可知也。而世竟有据之以称卫青而诋公孙弘者，真瞽矇之不若矣。霍去病则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大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此等人可以为将乎？较之李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者何如？李广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马三万匹，军还，入玉门万余人，马千余匹而已。史言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类也。天子尝欲教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此去病不学无术之明征，亦汉武以三军之众，轻授诸不知兵法之将之铁证。世顾或以是为美谈，此真势利小人之见。世多以成败论人，其弊遂中于读史，皆由势利之见，先有以累其心也。彼卫、霍之所以致胜者，乃由其所将常选，而诸宿将所将，常不逮之耳，史又称去病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乏绝也。不败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适见其不知兵法也。非其能也。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险以立功名；不知义理，徒为愚忠；皆与后世绝异。即以李广之事论之。广与程不识，俱为边郡名将，匈奴畏之久矣。又尝俱为卫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择大将，非广、不识辈而谁？乃汉武之所任者，始则卫、霍，后则李广利也。以椒房之亲，加诸功臣宿将之上，不亦令战士短气矣乎？

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冒卫氏。卫媪长女君孺，为太仆公孙贺妻。次女少儿，先与霍仲孺通，生去病。后为詹事陈掌妻。次女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有男，立为皇后。先是武帝陈皇后，大长公主女也。大长公主闻子夫幸有身，使人捕青，欲杀之。公孙敖时为骑郎，与壮士往篡之，得不死。其后青之徙李广部，亦以敖新失侯，欲与俱当单于也。公孙贺从青将，有功，封侯，后遂为相。陈掌，武帝亦召贵之。广利，李夫人兄。元狩四年（前119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当单于，故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焉。至于卫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此非实录，既以为老弗许矣，岂又以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此实显违上令。其云“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乃诬罔之辞。上既不令青当单于，又自以广为前将军，安得有此言乎？广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杀，违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广子敢，怨青之恨其父，击伤之，青匿讳之，盖其事实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杀敢。上乃为讳，云鹿触杀之。尚不如郑庄公之于颍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贼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于卫、霍，盖有不共戴天之仇二焉。纵不敢以此怨怼其君，亦不足为之尽力矣，而陵广子当户之子。犹愿以步卒五千，为涉单于庭，既败，司马迁推言陵之功，则以为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之腐刑。所终始右护者，琐琐姻娅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谓淫刑以逞，视臣如草芥者。无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马迁犹惜陵生降颓其家声，陇西士大夫犹以李氏为愧。专制之世，士大夫之见解，固非吾侪小人所能忖度矣。李陵之降，为欲得当以报于汉，此百世之下所可共信者也。收族其家，君臣之义绝矣，虽欲为汉，恶可得乎？然其在匈奴，尊宠不如卫律，则陵终未肯为匈奴谋汉也。其于武帝，优于子胥之于平王远矣。真为匈奴谋汉者卫律，李延年所荐也。延年，李夫人之兄也。得此等将帅而用之，所费士马如此，而匈奴犹终武帝之世不能平，可谓能用兵乎？以上所引，见《史记·李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汉书·李广、苏建、司马迁传》。

《史记·大宛列传》曰：“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以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汉之求善马于宛，宛私计曰：“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可见被祸者之众。盖其所遣者皆无赖之徒，楼兰、车师、大宛之衅，未必非此辈启之。《大宛列传》又云：“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汉书·西域传》云：“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其实初苦汉而后不然者，事久则习而安之；亦或汉使屡见苦，后稍敛迹；非必畏汉兵威也。不然，匈奴之兵威，亦曷尝能真及西域？自乌孙尚中立不肯朝会，况于西至安息哉？

“张骞之再使西域也，所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其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持，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此可见事积久，则必渐近常轨，汉使之稍益敛迹，亦此理也。然“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其所耗费，已不赀矣。西域之来也，汉武“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幻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此其所为，与隋炀帝亦何以异？获保首领，没于五柞，岂不幸哉？

此段所引，亦见《大宛列传》。

第九节 武帝求神仙

汉武帝之举事也，好大喜功，而不顾其后。在位时，除事四夷为一大耗费外，又遭河决之患，元光三年（前132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乃塞。开漕渠，《平准书》：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事移民，《平准书》：山东被水灾，民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与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费以亿计。《集解》：臣瓒日：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皆所费无艺，而其尤亡谓者，则事祠祭，求神仙也。古代迷信本深。秦、汉统一，各地方之迷信，皆集于京都，故其为害尤甚。参看第二十章第一节。武帝初所惑者为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长陵，汉县，在今陕西咸阳县东北。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帝求，舍之上林中蹄氏观。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后人复有上书，言祠黄帝、冥羊、马行、太一、泽山君、地长、武夷君、阴阳使者，令祠官领之，而祠太一于其太一坛旁。此据《封禅书》。泽山君，徐广曰：泽一作皋。《孝武帝本纪》作皋山山君，《汉书·郊祀志》作皋山山君，无地长二字。元狩二年（前121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拜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于是诛文成，隐之。其后则又作柏梁、台名，据《汉书·武帝本纪》，事在元鼎二年（前115年）。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索隐》：《三辅黄图》云：鼎湖，宫名，在蓝田。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集解》：韦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盖置寿宫以奉神君也。《封禅书》置下有酒字，似非。《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皆无，神君最贵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元鼎四年（前113年），立后土祠汾阴脽上。汾阴，汉县，今山西荣河县。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遂至荥阳而还。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者，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拜为五利将军，又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封乐通侯，以卫长公主妻之。卫太子姊。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言为天子道天神。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以示不臣。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

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掊地得鼎，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使迎至甘泉。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即冤句，汉县，今山东菏泽县。问于鬼叟区。鬼叟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孝武本纪》作申功。申公，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惟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于是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大室。上遂郊雍。至陇西，登空桐，在今甘肃岷县。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十一月甲子朔旦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礼。元鼎五年（前112年）。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仇。上乃诛五利。其冬，元鼎六年（前111年）。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云有物若雉，往来城上。缑氏，汉县，在今河南偃师县南。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馆、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元封元年（前110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集解》：徐广曰：古释字作泽。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泽兵须如。《集解》：徐广曰：须一作凉，案《汉书·郊祀志》作凉。李奇曰：地名。三月，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八神莫知起时，秦始皇东游即祠之，见《封禅书》。东平陆，汉县，今山东汶上县，地接寿张。寿张，蚩尤冢所在也。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尝先行候名山。至东莱，汉郡，治掖，今山东掖县。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四月，还至奉高。汉县，今山东泰安县。封泰山，禅肃然。泰山下趾东北。既无风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甘泉。《郊祀志》云：周万八千里。二年（前109年）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之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四年（前107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徐广曰：在扶风汧县。案汧，今陕西陇县。巡之。春，至鸣泽。服虔曰：在涿郡遒县界。案遒，今河北涞水县。从西河归。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汉潜县，今安徽霍山县。浮江，自寻阳出枞阳。汉寻阳县，在今湖北黄梅县界。枞阳县，今安徽桐城县。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元封二年（前

109年）。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以高祖配。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三年（前102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间也，故上亲禅焉。天汉三年（前98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常山。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门宫。在琅邪，太始三年（前94年）、四年（前93年）。后五年，复修封于泰山。东游东莱，临大海。征和四年（前89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以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案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况又益之以事巡游、修宫室邪？武帝当建元三年（前138年），即为微行，因此起上林苑，见《汉书·东方朔传》。然在近畿之地，非如后来巡游所至之广也。元狩三年（前120年），因习水战，修昆明池，又增甘泉宫馆，见《汉书》本纪、《食货志》及《扬雄传》。又《盐铁论·散不足篇》，言秦始皇览怪迂，信禨祥，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趣咸阳

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宫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此托之始皇，实讥武帝也。亦可见求神仙与事巡游之关系矣。

第十节 武帝刻剥之政

武帝所事既广，其费用，自非经常岁入所能供，故其时言利之事甚多。虽其初意，亦或在摧抑豪强，然终诛求刻剥之意多，裒多益寡之意少，故终弊余于利，至于民愁盗起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一筦盐铁 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仅、咸阳言：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苏林曰：牢，价值也。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盆，煮盐器也。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此事在元狩五年（前118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案盐铁为用至广，故所税之数虽微，而国家已得巨款；又可防豪民之专擅；收归官营，实为良法，故轻重之家，久提唱之。仅、咸阳之筦盐铁，亦未尝不以是为言。仅、咸阳言：浮食奇民，欲擅筦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然卜式已谓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民买之；而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对，言其弊尤痛切；见《盐铁论·水旱篇》。综其弊：则苦恶，一也。县官鼓铸，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二也。善恶无所择，三也。吏数不在，器难得，四也。铁官卖器不仇，或颇赋于民，五也。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剧，六也。贤良文学言：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贳。县官得以徒复作修治道桥。今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啖。官私营业，优劣相县如此，此社会革命，所由不易以国家之力行之也。则筦盐铁虽有裨国计，而民之受其弊实深矣。

二算缗 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各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者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汉书·武帝本纪》：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前119年），初算缗钱。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以其半与之。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新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案公卿言异时尝算，则此税旧有之，当必沿自战国之世。然其所及不必如是之广。旧法虽恶，民既习之，且有成法可循，新税则异是，而更行之以操切，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史言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其祸可谓极烈。卜式言船有算，商者少，物贵，犹其小焉者矣。《后汉书·西域传》：陈忠言武帝算至舟车，赀及六畜。《注》：六畜无文。案此谓数畜以定其资力，犹后世计物力以定户等，非谓税之也。告缗之法，至桑弘羊领大农后始罢。

三均输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领大农。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案古代税收，多取实物。当国小民寡，生事简陋之世，自无所谓利与不利。及夫疆理既恢，所取之物亦杂，则某物取之某处最宜，某物致之某处最便，其中实大有计度。计度得宜，可使民便输将，国饶利益，抑且省漕转之劳，《盐铁论·本议篇》：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案弘羊使郡国各以异时商贾所贩者为赋，其策实极巧妙。商贾所贩，必协事宜，如此，则不待考察，而已知某处之物，致之某处为最便矣。后世理财之家如刘晏等，所长实在于此，此弘羊所谓“均输则民齐劳逸”。又税收之物，官用之不尽者，自可转卖于民，苟其策画得宜，亦可藉以平抑物价，使齐民不受商贾之剥削，此弘羊所谓“均输则民不失职”也。弘羊语，亦见《盐铁论·本议篇》。弘羊之说，皆出古之轻重家言，诚有所本。《汉书·食货志》曰：“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此可见平准为旧有之说，非弘羊所杜撰也。《赞》曰：“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自是平情之论。然战国时，大国不过千里，制驭较易，究之轻重家言，亦未有能起而行之者，与儒家井田之说等耳。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之风既渺，而人又非通功易事，无以为生，商人本

不易制驭，况弘羊欲行之于一统之世乎？不能抑商贾以利齐民，而徒与商贾争利，盖势所必至矣。然能省漕转之劳，且使国用充裕，则亦不可诬也。弘羊行均输后，史言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其款不必尽出均输，然均输之所裨益者必多也。

四酒酤 《汉书·武帝本纪》：天汉三年（前98年），初榷酒酤。《盐铁论·轻重篇》：文学言：大夫以心计策国用，参以酒榷，则酒榷亦弘羊所建也。酒榷在当时，盖为利最薄，故昭帝六年（前81年），贤良文学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弘羊即与丞相共奏罢酒酤。《盐铁论·盐铁取下篇》云：并罢关内铁官。

五卖爵赎罪 汉沿秦制，爵二十级。初级仅为虚名，必至第九级得免役，乃有实利。故当生计宽裕、民乐荣宠时，赐爵足以歆动人民，而爵亦可以买卖。至政令严急时，则不然矣。武帝令入财若买爵者得试吏补官，及买复者多，则又滥施役使，且令入财者得以赎罪，其坏选法及刑法，实非浅鲜也。《平准书》言：武帝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又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臣瓒引《茂陵中书》武功爵十一级，则级十七万之万为衍字，十七当作十一。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师古曰：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选以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则先除为吏，比于五大夫也。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师古曰：乐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买爵惟得至第八也。以显军功。此事当在元朔六年（前123年）。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汉书》本纪：元狩三年（前120年），发谪吏穿昆明池。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如淳曰：诸坐博戏事决为徒者，能入钱得补郎。桑弘羊领大农，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天汉二年（前99年），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前95年）又行之。《汉书》本纪。

以上皆苛取于民者，其未尝径取于民，而实则害民尤甚者，则为钱法。秦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更令民铸荚钱，已见第四章第一节。高后二年（前186年），行八铢钱。应劭曰：即半两也。六年（前182年），行五分钱。应劭曰：即荚钱也。孝文五年（前175年），除盗铸令，更造四铢钱，文亦曰半两。见《汉书·食货志》。当时放铸之弊甚大，贾谊极言之，而文帝不能听。见《食贷志》。武帝建元二年二月，行三铢钱。五年（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见《汉书》本纪。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鋊，此从《汉书》。《平准书》作盗摩钱里取镕，非也。如淳曰：“钱一面有文，一面幕，幕为质。民盗摩漫面，而取其鈺，以更铸作钱也。”臣瓒曰：“许慎云：鈺，铜屑也。”镕冶器法，非其义。《史记》盖亦奉作鋊，传写误为镕，徐广音容，非也。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汉书》本纪，事在元狩四年（前119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汉书》本纪《注》，谓《食货志》此文，与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是一事。然《志》此文在造皮币白金后，《志》文本于《平准书》，《平准书》叙事，固不甚拘年代，然元狩四年（前119年），上距建元元年（前140年）二十有一年，颠倒不应如此之甚。况纪建元五年（前136年），已罢三铢行半两矣，而《平准书》下文云：“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请更造五铢”，是造五铢时三铢犹可行使也，亦与纪文不合。疑此事自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造皮币白金之后，与本纪建元元年（前140年）之行三铢钱，实非一事也。或曰：《汉书·武帝纪》：元狩五年（前118年），又云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明铸五铢时方行半两，三铢已罢于建元五年（前136年）也。然则请铸五铢时，有司何以不言半两之弊，顾咎久罢之三铢乎？予谓元狩四年（前119年），虽有销半两铸三铢之议，实未曾行，半两自亦未罢，至明年，乃以有司之请，罢半两而铸五铢也。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麾取。从《汉书》，《史记》作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镕。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无虑，皆铸金钱矣。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汉书》作官赤仄，盖夺钟字。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实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史云是岁张汤死，则事在元鼎二年（前155年）。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集解》：骃案《汉书·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初置，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辨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以上据《平准书》。案汉是时所行，与生计学理颇合，故钱法自此渐定。然民之受其害者，则既不可胜言矣。

武帝所用言利之臣，为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平准书》谓三人言利事析秋豪者也。咸阳，齐之大煮盐，仅，南阳大冶，郑当时言进之。当时以任侠自喜，而好交游，仅、咸阳，盖亦晁错所谓“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者。其行事他无可考。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见《史记·平准书》。《盐铁论·贫富篇》：大夫曰：“予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下。”其议论，具见《盐铁论》中。《盐铁论》为桓宽所撰。弘羊治法家之学，称引管、商、申、韩。贤良文学则儒家者流，诵法孔、孟。桓宽亦儒生，必无左袒弘羊之理。然就《盐铁论》所载往复之辞观之，弘羊持理殊胜，知非俗吏徒知搜括者。然其行之终不能无弊，何哉？盖法家之言轻重，意在抑强扶弱。强者谁与？商人是也。弱者谁与？农民是也。当时社会组织，商人实居形势之地，岂如弘羊者所能裁抑？况弘羊所引用者，亦多商人，用商人以裁抑商人，是与虎谋皮也。《张汤传》言：“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又载武帝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类有以吾谋告之者。”当时官吏商人，狼狈为奸，可以想见。何怪民受其害，而国亦不蒙其利乎？然加赋之所最忌者，为尽取之于农民。盐铁、均输等，究皆取之农民以外。史称其民不益赋而用饶，固不能谓非桑、孔、东郭等之功也。又武帝之事四夷，虽多失策，然攘斥夷狄之计，在当时固不容已。贤良文学欲罢盐铁、酒酤、均输，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亦不能谓其无理也。

《史记·酷吏传》言：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汤时为御史大夫。则汤亦颇与计政。时又有赵禹，为御史，至中大夫，与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义纵以鹰击毛挚为治。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又有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皆见《酷吏传》。当时刻剥之政之所以能行，亦藉法吏左右之也。汉世酷吏，诚多摧抑豪强之意，然一切以武断出之，祸岂能无及于齐民哉？

《酷吏传》又言：自王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白，《汉书》作百。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虑、范生之属。范生，《汉书》作范主。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天子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汉书》作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集解》：《汉书音义》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前99年），泰山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即《酷吏传》所云也。其不至于土崩者亦仅矣。宜乎宣帝欲立武帝庙乐，而夏侯胜讼言距之也。

第十一节 巫蛊之祸

语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理，不可诬也。汉世迷信本深，武帝纵恣尤甚。事祠祭，求神仙，民脂民膏，为所浪费者，盖不知凡几。而又喜怒任情，刑杀不忌，惑于女谒，而不能守法。恶之既稔，安得不变生骨肉之间，祸起宫廷之内哉？

《左氏》曰：“于文，皿虫为蛊。”昭公元年（前541年）。又蛊之义为惑。盖物之败坏曰蛊，人之惑乱亦曰蛊。物之败坏，虫实使之，人之惑乱，甚至丧亡，亦必有使之然者，故巫以术贼害人亦曰蛊。蛊之道多端，武帝时所谓巫蛊者，则为祝诅及埋偶人。案《封禅书》言：秦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文帝十三年（前163年）始除之。《孝文本纪》：二年（前178年），上曰：“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汉书·武帝本纪》：天汉二年（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颖曰：“始汉家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于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师古曰：“文说非也。秘祝移过，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总禁百姓巫觋于道中祠祭者耳。”案师古说是也。《王嘉传》：嘉奏封事，言董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盖即所谓祠道中者。然汉家果无祠道中之事，文颖岂得妄说？则以此释《武纪》天汉二年（前99年）之事非，其言自有所据也。又汉世贵人，以祝诅获罪者甚多，如江都王建后成光，以祝诅弃市，见《汉书·景十三王传》。鄗侯周坐咒诅上要斩；安檀侯福坐祝诅，讯未竟，病死；平曲节侯曾坐父祝诅上，免；皆见《汉书·王子侯表》。可见其时视祝诅之重。至以木偶象人，加害于木偶，谓可祸及所象之人，其由来亦甚古，貍首之射是也。亦见《史记·封禅书》。然汉世此事不多，而《史记·酷吏传》，言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江充之掘偶人，实与胡巫俱；疑时又来自外国。观秦、晋、梁、荆之巫，立于高祖之世，而武帝又立越巫，则汉代之京师，固华夷迷信之所萃也。

武帝陈皇后，长公主嫖女，父陈婴曾孙午。元光五年（前130年）废，其废也即以巫蛊，受诛者三百人。卫皇后，字子夫，卫青同母兄也。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史记·曹相国世家》：参曾孙时，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时袭平阳侯，亦称平阳公主。时，《汉书·卫青传》作寿。元朔元年（前128年），生男据，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前122年），据立为太子，年七岁。至征和二年（前91年）三十九岁。征和中，武帝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时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相，子敬声代为太仆。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得，阳陵，汉县，在今陕西咸阳县东。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罪，笑曰：“丞相祸及宗矣。”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父子死狱中，家族。巫蛊由此起。江充者，本名齐，有女弟，嫁赵敬肃王彭祖景帝子。太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史言彭祖为人，巧佞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每相二千石至，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之，及污以奸利事。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齐得幸于彭祖，其非端人可知矣。久之，太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亡，西入关，更名充，诣阙告太子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天子遣使者捕治，罪至死。久之乃赦出。然竟坐废。充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后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使人谢。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迁为水衡都尉。久之，坐法免。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上以充为使者治。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汙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充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劝太子矫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征和二年，七月，太子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发长乐宫卫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诏发三辅近县兵，使丞相刘屈氂将。太子亦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驱四市人与丞相战。五日，死者数万人。丞相附兵浸多。太子军败，亡走湖。县名，今河南阌乡县东。皇后自杀。太子匿湖泉鸠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距户自经。太子之亡也，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胜之，胜之自杀。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及田仁皆要斩。有功者皆封侯，诸太子宾客出入宫门者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者，以反法族。已而壶关三老茂壶关。汉县，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上书讼太子：特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请亟罢甲兵，毋令太子久亡。上感悟，而太子已死矣。乃封泉鸠里足蹋开户及趋抱解太子者为侯。久之，巫蛊事多不信。高寝郎田千秋，即车千秋。为相后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中，因号曰车丞相，盖其后以此改氏车。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上初使助充者苏文焚于横桥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灭。其赏罚无章如此。初，侍中仆射莽何罗与江充相善。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封重合侯。及充宗族夷灭，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

上幸林光宫，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金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变起萧墙，亦危矣。而武帝遗诏，日磾及霍光、上官桀，皆以捕反者功封侯。

武帝六子：卫王后生戾太子据。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而赵倢伃以太始三年（前94年）生子弗陵，即昭帝也。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夫人兄也，女为刘屈氂子妻。征和三年（前90年），广利出击匈奴，屈氂为祖道。广利曰：“愿君侯早请立昌邑王为太子。”屈氂许诺。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按验，罪至大逆不道。诏载屈牦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时齐怀王已前死。元封元年（前110年）。燕剌王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广陵厉王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罴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以上见《汉书·武五子传》。《外戚传》言燕王、广陵王多过失，齐怀王、昌邑哀王蚤薨，故武帝疾病，立昭帝为太子。然昌邑哀王以天汉四年（前97年）立，十一年薨，实与武帝之崩同年，不得云蚤死。而赵倢伃亦蚤以谴死，则昭帝之立，亦非牵于母爱。盖武帝末年，继嗣之际，事有不可知者矣。《汉书·外戚传》言欲立昭帝，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专恣乱国家，犹与者久之。褚先生补《史记·外戚世家》言：倢伃死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读史者因颂武帝能防患未然，或则议其酷，实皆不察情实之谈。远虑岂武帝所有？褚先生曰：“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便见造作赵倢伃事者，并卫皇后之事，亦不能知，真可发一大噱。褚先生又言：“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汉书·霍光传》曰：“上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前87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夫光疏贱，武帝即欲托以后事，岂得拟之周公？光与金日磾、上官桀之以遗诏封侯也，侍卫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王莽，莽酖杀忽。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之语，又安知非光等为之邪？然则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

有大臣焉，有小臣焉。大臣者，以安社稷为说者也。小臣则从君之令而已。武帝冢嗣绝，众子疏，以幼子主神器，而临终顾命，仅得一不学无术之人，则其生平予智自雄，言莫予违之习，有以致之也。武帝之疾病也，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光，仲孺子。仲孺通卫媪生去病，吏毕归家，取妇生光。因绝不相闻。去病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仲孺，将光至长安，任为郎。稍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十有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金日磾者，匈奴休屠王太子。以父不降见杀，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久之，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益信爱之。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遂杀弄儿，弄儿则日磾长子也。日磾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敢。上官桀者，少为羽林期门郎，迁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诚念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皆小廉曲谨之徒、便辟侧媚之士也。此岂可以托六尺之孤邪？然以武帝之赏罚任情，又好逆诈億不信，其所得人，固不过如此矣，亦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者也。昭帝立，姊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主，共养省中。光领尚书事。政事一决于光。

燕王旦，与中山哀王昌景帝孙，中山靖王胜子。之子长、齐孝王孙泽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褚先生《补史记》：旦言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泽谋归发兵临菑，与燕王俱起。事觉，泽等伏诛。辞连燕王，有诏勿治。而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妃，桀因盖主即鄂邑长公主，为盖侯所尚，故又称盖主。纳安女后宫为倢伃。数月，立为皇后，始元四年（前83年），时后年六岁。安为骠骑将军。光时休沐，辄入代光决事。盖主幸河间丁外人，桀、安为外人求封，光不许。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盖主大以是怨光。桀、安亦惭。自武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欲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及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求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燕王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愿入宿卫。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上不肯下。此据《汉书·霍光传》。传言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上言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因觉其诈。此非实录。果如所言，诈为燕王书者皆狂痴邪？《光传》言盖主等诈令人为燕王上书，《武五子传》又言王自上书，其说已不仇矣。奏何以不获下，其事不可知也。桀等乃谋令盖主置酒请光，伏兵共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稻田使者燕苍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素谨，畏事，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

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盖主、燕王皆自杀。时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也。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案昭帝初，丞相为车千秋。史称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之，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惟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盖时丞相之权，已移于尚书矣。金日磾，昭帝元年（前86年）即薨。桀、安、弘羊既死，光引尚书令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以自副。是岁，车千秋卒，王诉代为丞相。明年死，杨敞代之。元平元年（前74）死，蔡义代之。敞与义皆故给事大将军幕府者也。义年八十余，行步俛偻，尝两吏扶掖，乃能行。议者讥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焉。案《外戚传》言上官安罪恶辞多诬。云欲诱征燕王，至，杀之而立桀，尤不近情。然《胡建传》言丁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入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建为渭城令，汉县，即秦咸阳。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主家之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无他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则上官氏之持政，更不如光，此其所以卒败与？然上官桀亦武帝所信爱以为忠者也，又安知霍光之不为上官桀哉？用小廉曲谨便辟侧媚之士者亦危矣。

昭帝在位十三年，以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外戚传》言桀、安宗族既灭，皇后以年少不与谋，亦光外孙，故得不废。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袴，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皇后立十岁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然则昭帝之亡嗣，霍氏为之也。时武帝男独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大伯立王季，文王废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光以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承皇太后诏，迎立昌邑哀王子贺。六月丙寅，受皇帝玺绶。七月癸酉，又奏皇太后废之。时光徙张安世为车骑将军，与共谋。将废昌邑王，又引故吏大司农田延年为给事中。议既定，乃使延年报丞相敞。敞惊恐，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延年起更衣，敞夫人谓敞曰：“君侯不疾应，先事诛矣。”乃与延年参语许诺，及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延年前离席按剑曰：“今日之议，不得旋踵。有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乃皆叩头曰：“惟大将军令。”然后延年以没入商贾所豫收方上不祥器物，为富人亡财者所怨，出钱求其罪。御史大夫田广明谓太仆杜延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当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宾之言，大事不成。愿以愚言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大将军。而大将军曰：“晓大司农，通往就狱，得公议之。”延年遂自刎死。光之忌刻亦甚矣。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王吉传》：吉为昌邑中尉，王见征，奏书戒王：政事一听大将军，垂拱南面而已。《张敞传》：为太仆丞，上书谏，以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为过之大者。《光传》：昌邑群臣二百余人悉见杀。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昌邑之所以废可知矣。宣帝立，光稽首归政，而帝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此其所以获安与？

戾太子三男一女：长男史良娣子，号史皇孙。纳王夫人。女，平舆侯嗣子尚焉。太子败，皆遇害。二幼子死于湖。宣帝，王夫人子，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系郡邸狱。丙吉为廷尉监，治巫蛊狱郡邸，哀曾孙之无辜，使女徒复作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巫蛊事连岁不解。至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疾，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吉拒闭使者，不得入。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史良娣家。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掖庭令张贺，安世兄也。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贺思顾旧恩，视养甚谨。曾孙壮大，贺欲以女孙妻之。安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贺于是止。《外戚传》。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曰平君。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案后元二年（前87年），为武帝崩之岁。武帝久悔杀太子，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矣。皇曾孙系郡邸狱，安得久不释？虽寝疾之际，亦安得遂忘之？武帝虽残暴，亦未闻以术士一言尽杀系囚，况曾孙在其中乎？然则武帝果自知尚有曾孙与否？尽杀中都官狱系囚之命，是否出于武帝？又可疑也。《外戚传》言曾孙数有征怪，贺闻之，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光之忌曾孙可知。然昌邑王废，光卒言太后，征立曾孙者？奏记光出于丙吉，吉尝为光长史。《安世传》言天子甚尊惮大将军，内亲安世，心密于光。《光传》言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则安世之不敢称曾孙，特畏慎为求全计，其于曾孙实亲。又《杜延年传》：宣帝与延年中子佗相友善，延年劝光、安世立焉。则为曾孙道地者，皆光心腹也。抑昌邑以亲藩邸旧臣败，光未尝不惩其事，宣帝起匹夫，则无辅之者矣，此其所以始忌之而后卒立之与？

宣帝既立，楚王延寿王戊之死，景帝立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是为文王。传安王道、襄王经、节王纯至延寿。为其后母弟取广陵王女为妻，有反谋。事觉，诛。辞连及广陵王。有诏勿治。后复以祝诅事发自杀。贺废处昌邑，宣帝心忌之，诏山阳太守张敞密警察。敞奏王清狂不惠。上知其不足忌，乃封为海昏侯。海昏，汉县，今江西永修县。后薨，国除。宣帝立六年（前68年），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薨。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云、山皆去病孙。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范明友未央，邓广汉长乐。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病笃，拜禹为右将军。光薨，既葬，封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宣帝之立也，许平君为倢伃。时霍将军有小女，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旨，白立许倢伃为皇后。明年，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霍氏所爱，尝入宫侍皇后疾。霍光夫人显谓衍：“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衍即捣附子赍入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太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毋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后人有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者，皆收系诏狱。显恐事急，即以状具语光。奏上，光署衍勿论。光女立为后，立三岁而光薨。后一岁，上立许后男为太子。地节三年四月。显怒恚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阿保辄先尝之。后挟毒不得行。初，车千秋子为洛阳武库令，千秋死，其子自见失父，而河南太守魏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反。相独恨曰：“大将军闻此令去官，必以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殆矣。”武库令至长安，光果以是责过相。后人有上书告相。大将军用武库令事，下相廷尉狱。久系逾冬，会赦。后复起。相与丙吉善。宣帝即位，征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光薨数月，相因平恩侯许伯许广汉。上封事，言“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大当作右。兄子秉枢机，谓山为禹兄子。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韦贤以老病去，本始三年（前71年），蔡义薨，贤代为丞相。遂代为丞相。徙光女婿邓广汉、范明友、任胜，中郎将羽林监。复出光姊婿、群孙婿。以禹为大司马，罢其右将军屯

兵。张安世亦拜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数月，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皆属焉。诸领胡、越兵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显具告以毒杀许皇后，始有邪谋。谋令太后为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置酒，召丞相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事发觉，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女昆弟皆弃市。霍后废处昭阳宫。与霍氏相连坐灭者数千家。史言光死后显及禹、云、山等骄侈殊甚，然实非自光死后始。禹故吏任宣谓禹曰：“大将军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使或作史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视丞相蔑如也。”山亦言：“今丞相用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暴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光之专权自恣，侵削平民、杜绝言路可见矣。宣帝之除霍氏，匕鬯不惊，盖由禹、云、山等皆庸才，兵权先去之故。其所以能渐去其权，张安世似甚有力，非徒魏相之功也。霍氏诚有取祸之道，然谓禹谋自立，则与谓上官桀欲杀燕王而自立，同一无稽。即弑许后亦莫须有之事。附子非能杀人，尤不能杀人于俄顷间。宣帝非愚 者，即视后死不能救，又宁待魏相、许伯而后知之乎？

第十二节 昭、宣时政治情形

昭、宣之世，可谓君如赘旒，而刘氏之统绪，亦几于不绝如缕矣。然犹克称为西汉之治世，而四夷宾服，声威且盛于武帝时者？则是时之权臣，虽擅权于上，顾未尝扰及人民；不惟不扰，且颇能与民休息；及至宣帝亲政，又以其旧劳于外，知民生之疾苦，与吏治之得失，颇能综核名实之故也。四夷宾服，乃以其时适直匈奴内乱，此可谓之天幸。国家之盛衰，固亦半由人事，半由运会也。

《汉书·昭帝纪赞》云：“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焉。今案昭帝之世，宽政之见于本纪者：则罢民共出马。始元四年（前83年），又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五年（前82年）。《食货志》：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景帝纪》：中四年（前146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令郡国毋敛当年马口钱。元凤二年（前79年），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减漕。元凤二年（前79年）诏云：“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前78年），诏止四年毋漕。减免口赋、更赋。元凤四年（前77年），诏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元平元年（前74年），减口赋钱什三。三辅、太常，得以菽粟当赋。元凤二年（前79年）、六年（前75年）。诏有司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因罢榷酤官。始元六年（前61年）。皆是也：自上官桀等诛，光以刑罚绳下，繇是吏尚严酷。《循吏·黄霸传》。然亦有杜延年，辅之以宽。延年数为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光亦纳焉。则颇能用善言矣。然光究为不学无术之人。《贡禹传》：元帝时，为谏大夫，奏言：“武帝时多取好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案文帝霸陵，颇遵节俭。又遗诏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诏所由美其重绝人之世者也。景帝遗诏，亦出宫人归其家，盖犹能守文帝遗法。而光遽违之。作法于贪，害延三世。宦官宫妾之为忠，诒祸可谓烈矣。岂足当总己之任哉？然以大体言之，则固能矫武帝之失矣。

宣帝亦多宽政，见于纪者：如屡免租赋，事振贷，以公田池籞假与贫民，减天下口钱五凤三年（前55年）。又甘露二年（前52年），减口算三十。及盐贾，地节四年（前66年）。置常平仓以给北边，五凤四年（前54年）。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地节四年。皆是也：本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循吏传》曰：“孝宣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者，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案纪载元康二年（前64年）诏：戒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以取名誉。三年（前63年），以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黄龙元年（前49年），以上计簿具文而已，令御史察，疑非实者按之。则帝于吏治，信可谓尽心焉矣。《刑法志》言：“孝武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传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事在地节三年（前67年）。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上常幸宣室，齐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纪载地节四年（前66年）诏令郡国岁卜系囚以掠笞若庾死者所坐县名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元康二年（前64年）诏：以吏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无繇知。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其于刑狱，亦可谓尽心焉矣。人之昏明，视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处。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焉得智？故凡开创之君，兴于草泽；嗣世之主，爰暨小人者；其政事必较清平，事理固然，无足怪也。纪称宣帝“好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此其所以能勤于察吏，宽以驭民与？然帝虽有阅历，而无学问。故能理当时之务，而不能创远大之规。王吉劝其述旧礼，明王制，则见为迂阔。郑昌劝其删定律令，以开后嗣，则不暇修正。见《刑法志》。又其天资近于刻薄，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骾之士。其所任者，若魏相、丙吉，实皆规模狭隘、谨饬自守之人；黄霸伤于巧伪；陈万年则奸佞之流耳。宣帝初以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神爵三年（前59年），相薨，吉代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后贬，代以黄霸。五凤三年（前55年），吉薨，霸为相，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后于定国代之。甘露三年（前51年），霸薨，定国代相，陈万年为御史大夫。魏相颇有才能，然史称其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所言，奏请施行之，则仅能弥缝匡救，较之欲大事改革之家，气力已薄。杜延年徒习于事。丙吉则失之宽弛。公府自吉后始不案吏，即其一端。盖其性然也。黄霸为张敞所劾，见《汉书》本传。宣帝所赏治行尤异，见于纪者，一为霸，一为胶东相王成。成之见褒，以流民自占八万余口。史言：“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则成亦巧伪之徒也。萧望之陈

义较高，帝疑其意轻丙吉罢，此乃以私意进退人。陈万年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子咸，以万年任为郎，数言事，讥刺近臣。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翁言，大要教咸谄也。”佞媚如此，无等矣。忠直之臣，如杨恽、盖宽饶等，则多不得其死。史言恽刻害，好发人阴伏，又以其能高人，故败。此乃莫须有之辞。凡刚直者固易被此诬。恽，敞子，敞乃霍氏私人，而恽首发霍氏反谋，即可知其忠正。其败也，以与戴长乐相失。长乐，宣帝在民间时所善，此亦以私意诛赏也。宽饶陈高谊以劘切其君。且讥其以刑余为周、召，法律为《诗》《书》，其识力尤非恽所及，乃以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败。郑昌讼之曰“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岂不哀哉？宣帝可谓真能任法乎？宫室卑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王吉传》。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传》。弘恭、石显，乱政虽在元帝时，任用实自帝始也。先汉之衰乱，不得不归咎于帝之诒谋不臧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况不能善乎？

第十三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一)

汉自昭帝以后，用兵于四夷，远不如武帝时之烈，然其成功，转较武帝为大，则时会为之也。《史记》言匈奴之法，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其继承似有定法。然冒顿、伊稚斜、句黎湖、且鞮侯四世，即已不遵成宪矣。且鞮侯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病且死，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未至，贵人以为有病，更立左大将。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谓曰：“即不幸死，传之于我。”左贤王许之，遂立，为狐鹿姑单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其子先贤掸不得代，更以为日逐王，而自以其子为左贤王。狐鹿姑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国人乡之。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私使杀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不肯复会单于庭。始元二年（前85年），单于病且死，谓诸贵人：“我子少，不能治国，立弟右谷蠡王。”单于死，卫律与所幸颛渠阏氏谋，更立其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右谷蠡王去居其所，未尝肯会龙城，分裂之机肇矣。昭帝末，匈奴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乌孙公主上书。下公卿议救，未决而昭帝崩。宣帝即位，乌孙昆莫复上书。本始二年（前72年），汉发五将军十五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击匈奴。匈奴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是以五将少所得。然匈奴民众死伤及远移死亡者，亦不可胜数。校尉常惠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此据《匈奴列传》。《乌孙传》同，少一骡字。《常惠传》云：马、牛、驴、骡、橐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其数相合。然又云：乌孙皆自取所虏获，则无可覆校，可知不免夸张也。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滋欲乡和亲，而边竟少事矣。地节二年（前68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是为虚闾权渠单于。黜先单于所幸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与乌维单于耳孙右贤王屠耆堂私通。神爵二年（前60年），虚闾权渠死。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屠耆堂，是为握衍朐鞮单于。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免其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亡归妻父乌禅幕。本乌孙、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先贤掸素与握衍朐鞮有隙，率其众归

汉。汉封为归德侯。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神爵四年（前58年），东边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握衍朐鞮兵败自杀。其弟右贤王，与都隆奇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东袭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听西方呼揭王及唯犁当户谗，杀右贤王父子。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恐，自立为呼揭单于。屠耆先使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屯兵东方，以防呼韩邪。至是，右奥鞬王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凡五单于并立。时为五凤元年（前57年）。屠耆自将东击车犁，使都隆奇击乌藉。乌藉、车犁皆败，西北走。乌藉、乌揭去单于号，并力尊辅车犁。又为屠耆所败，西北走。明年，屠耆复为呼韩邪所败，自杀。都隆奇与其少子亡归汉。车犁降呼韩邪。呼韩邪复都单于庭，然众裁数万人。而屠耆从弟休旬王，又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呼韩邪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在东边。五凤四年（前54年）。闰振东击郅支。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进攻呼韩邪。呼韩邪走。郅支都单于庭。呼韩邪左伊秩訾王劝令称臣入朝，从汉求助。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卒从左伊秩訾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入侍。是岁甘露元年（前53年）也。明年，呼韩邪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先是匈奴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独御史大夫萧望之以为《春秋》不伐丧，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及是，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谓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后嗣卒有鸟窜兽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天子采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案敌不可尽，因乱侮人，徒招怨恨，伏报复之根。力不能及，自大何益？世惟足于己者，不骛虚名，亦惟中有所慊者，乃欲自炫于外耳。《尚书大传》载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周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加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望之之说，盖本于此。使近世之人而知此义，则不致以朝见礼节等，与西人多费唇舌矣。知守旧之徒，实多不知古义也。呼韩邪既来，汉遣兵送出塞，因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给赡其食。黄龙元年（前49年），又来朝。其后人众渐盛，遂归北庭。郅支亦遣子入侍，贡献。以为呼韩邪兵弱，不能自还，引其众而西，欲攻定右地。屠耆单于小弟，收两兄余兵数千，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余人。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见呼韩邪为汉所拥，郅支亡虏，欲攻之以称汉。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逢击，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因留都坚昆。《三国志注》引《魏略》，谓此三国，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安习水者，今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在当时盖亦坚昆地，而郅支居之也。郅支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支杀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为乌孙所困，欲迎郅支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郅支大说，引兵而西。人众中寒道死。余裁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甚尊敬郅支，妻之以女。郅支亦以女与康居王。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乌孙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乘胜骄，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今塔拉斯河。发民筑城水上，日五百人，二岁乃已。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都护陈汤与都护甘延寿谋，矫制发诸国兵、

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合四万余人，分两道袭郅支。南道逾葱岭，出大宛，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郅支被创死，传首京师。匈奴自汉初与中国相抗，至此凡百七十年，而为汉所摧破。案历代北狄败亡，无不由于内乱，而其内乱，无不由于继嗣之争者。知不徒选君非易，即家天下之制，至于严天泽之分，懔储贰之位而不敢干，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第十四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二)

汉通西域，虽始武帝，然其成功，亦在宣、元时。桑弘羊议遣卒田轮台，武帝不许，已见第四节。昭帝时，用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赖丹本为质龟兹，李广利击大宛还，将与俱至京师者也。广利责龟兹：“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宣帝时，常惠使乌孙还，以便宜发诸国兵讨之。龟兹后王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送主女，过龟兹。龟兹王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公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前65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

楼兰降汉后，匈奴发兵击之。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楼兰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盗，惩艾，不便与汉通。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王弟尉屠耆降，具言状。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霍光使傅介子往刺其王尝归，立尉屠耆。更名其国为鄯善。因尉屠耆请，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城名，《冯奉世传》作伊修，在其国西界。以填抚之。

车师自征和四年（前89年）降汉后，见第四节。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往田。宣帝遣五将军击匈奴，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乌贵为王，与匈奴结昏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地节二年（前68年），汉使郑吉以侍郎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车师降。其王恐匈奴兵复至，奔乌孙。吉使吏卒三百人别屯车师。匈奴遣骑来击。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益遣骑来。汉召军宿，立为王，徙其民居渠犁，以车师故地与匈奴。元康元年（前65年），莎车王弟呼屠征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并杀汉使，自立。万年，乌孙公主小子，莎车王爱之。王死，无子，万年在汉，国人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请以为王。既为呼屠征所弒，适匈奴又攻车师，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攻劫南道，与歃盟叛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冯奉世使送大宛客，以便宜发诸国兵讨之。攻拔其城，呼屠征自杀。更立它昆弟子为王。明年，汉迁郑吉为卫司马，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三年（前58年），匈奴日逐王来降，乃使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曰都护。西域诸国，故皆役属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及是，僮仆都尉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徐松曰：“下言披莎车，是地近莎车，故《水经注》以为自轮台徙莎车。第通检《汉书》，绝不见莎车屯田之事；且远于乌垒千余里，非都护与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车为车师之讹。特《水经注》已然，是郦氏所见《汉书》，已同今本。”案徙田与披莎车地或系两事，而郦氏误合之。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移力支将人众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

乌孙猎骄靡死，军须靡立。江都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孙解忧为公主妻之。军须靡且死，胡妇子泥靡尚小，以国与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生三男两女。其中男曰万年，为莎车王。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长男曰元贵靡。元康二年（前64年），翁归靡因常惠上书，愿以元贵靡为嗣，令复尚汉公主。汉以解忧弟子宋祁曰：《越本》无子字。相夫为公主，送至敦煌。未出塞，闻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泥靡，乃征还少主。泥靡立，号狂王，复尚楚主，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主与汉使谋，置酒，使士拔剑击狂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汉使者及公主于赤谷城。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汉遣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欲讨之。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乃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为分别其人民地界。然众心皆附小昆弥。元贵靡子星靡弱，都护段会宗安定之。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为弟日贰所杀。汉使立拊离子安日。日贰亡阻康居。安日为降民所杀。段会宗立其弟末振将。大昆弥雌栗靡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诈降，刺杀雌栗靡。汉立其季父公主之孙伊秩靡。久之，大昆弥翕侯难栖杀末振将，安日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责诛末振将，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太子番丘。末振将弟卑爰疐，本共谋杀雌栗靡，将众八万，北附康居，谋藉兵兼并两昆弥。元始中，都护孙建袭杀之。

第十五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三)

羌人以武帝时去湟中，已见第五节。宣帝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种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后将军赵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充国言：“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疑更遣使至羌中。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两府复白遣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此据《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西羌传》作四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遂劫掠小种背叛。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师古曰：水名，今大通河。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引还。神爵元年（前61年）春也。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四月，遣充国往。充国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极乃击之。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诸郡材官、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请以七月上旬，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幵在鲜水上者，鲜水，今青海。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充国言：“如是，虏必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且恐匈奴与羌有谋，张掖、酒泉兵不可发。请先行先零之诛，罕、幵之属，可不烦兵而服。”上纳武贤策，拜为破羌将军。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以书敕让充国，令引兵并进。充国上书陈利害。上乃报从充国计。充国引兵驱先零度湟水。罕竟不烦兵而下。充国请罢骑兵，留弛刑、步兵、吏士、私从者万二百八十一人屯田。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上两从充国、武贤计。令武贤、延寿、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出击，皆有降斩。乃罢兵，独留充国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遗脱与亡者，不过四千人。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其秋，羌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率四千余人降。《纪》在五月，云羌虏降伏，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酋、犹古字通，事当在秋，《纪》盖误系于充国奏请罢屯之月也。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秋，陇西彡姐等七种反。右将军冯奉世言：“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韦玄成等谓民方收敛，未可多发，遣奉世将万二千人击之，不利。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天子为大发兵六万余人，乃击破之。余皆走出塞。案《后汉书·西羌传》言：“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西南。安故、见第五节。氐道、今甘肃清水县西南。羌道县。”今甘肃西固县西北。彡姐等盖其后，此为羌人附塞之始。其时种众尚未甚多，故未足为大患也。

第十六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四）

以上所述，皆昭帝以后用兵四夷，关系较大者。其较小者，则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牂牁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此据本纪，《西南夷传》作吕辟胡，《百官公卿表》同。击破之。纪云击益州，《西南夷传》云击牂牁，盖二郡皆破胡所定。谈指、同并，并县名。谈指，在今贵州桐梓县东南。同并，在今云南沾益县北。廉头、姑缯，《地理志》不载。四年（前83年），姑缯、叶榆复反。叶榆县，属益州，在今云南大理县北。破胡击之，不利。六年（前81年），大鸿胪田广明、军正王平击破之。六年（前81年），以钩町侯毋波击反者有功，立为钩町王。钩町县，属牂牁，在今云南通海县东北。元凤元年（前80年），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雒侯韩增、大鸿胪广明击之。四年（前77年），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案《匈奴传》云：汉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单于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然则谓乌桓反而击之者，诬也。明友，光婿，光盖欲生事以侯之耳。纪载五年六月，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六年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乌桓复犯塞，遣明友击之。盖东北边因此扰攘不宁者累岁。光以私意劳民，亦可谓甚矣。《后汉书·乌桓传》言明友击乌桓，乌桓由是复寇幽州，至宣帝时，乃保塞无事。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弃珠厓，事见《贾捐之传》。传云：武帝立珠厓、儋耳郡，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二十余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前82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前53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车、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下诏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案境土开辟，实皆人民拓殖之功。拓殖之力未及，而强以兵力据之，则徒劳民而其地终不可保。元帝之弃珠厓，以视武、昭、宣之勤民，倜乎远矣。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漏卧县，属牂牁，在今云南罗平县南。更举兵相攻，王凤以杜钦说，荐陈立为牂牁太守诛兴。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胁旁二十二邑反，立又平之。未尝调发郡国，其庙算亦较昭、宣时为胜也。

第六章 汉末事迹

第一节 元帝宽弛

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自宣帝以前，一切根本之计，实未尝行，读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二、第十二节可见。自元帝以后，则颇行之矣。然汉转以衰乱者，则宣帝以前，朝纲较为整饬，元帝以后，则较废弛也。汉世儒家，常怀根本改革之计，其意非不甚善。然根本改革之计，欲藉政治之力以行之，则其道适相反。盖党类（Class）既异，利害必不相容。操治理之权者，其利正在于剥削人民。不能辅翼平民，使起与厉己者争，而望厉民者行保民之政，则与虎谋皮矣，有是理乎？元帝以后，所行仁政甚多，然民获其利者，未知几何，而权臣贵戚，竞肆贪残，民之受其害者，则不知凡几矣。此其所以日趋衰乱，终至不可收拾欤？

《汉书·元帝纪》云：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所谓以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确为秦、汉以降，汔可小康之道。所谓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者，谓不察实在情形，徒执古事，欲施之今世，汉世儒家，亦确有此病也。崔寔《政论》曰：“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后汉书》本传。寔法家，其言庸有过当，然去先汉之世近，所言二帝之事，必有为后世所不知者，知宣、元确为先汉盛衰之界也。

汉世儒家所怀根本改革之计，虽迄未尝行，然奋起而主张之者，亦迄未尝绝。观眭弘、王吉、贡禹等事可知。《弘传》云：孝昭元凤三年（前78年），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字，曰“公孙病己立”。此当系事后附会之谈。孟弘字。推《春秋》之意，以为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即说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以后世眼光观之，甚似教霍光以篡夺者。然宣帝忌刻殊甚，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时之运，功成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竟以是诛。且其所用，无一非齮龁霍氏之人。魏相无论矣，即萧望之亦然。望之当光秉政时，为长史丙吉所荐，与同荐者数人皆召见。光自诛上官桀后，出入自备，吏民当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望之独不旨，自引出阁。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魏相为御史大夫，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水丞。地节三年（前67年），夏，京师雨雹，望之以为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由是拜谒者，累迁谏大夫。孟果有逢迎霍氏之心，安得独邀宽宥？而帝顾征其子为郎，即可知其非霍氏之党矣。徒取诸彼以与此，仁者不为，知孟必更有经纶待展布也。宣帝之世，抗高议者莫如王吉，帝见为迂阔不用，已见上节。吉所非者：世俗嫁娶太蚤，聘妻送女无节，贫人不及，故不举子。衣服、车马，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欲上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又欲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皆辅世长民之术，且能毅然责难于君者也。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吉字。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使征禹、吉。吉年老，道病卒。禹至，为谏大夫，迁光禄大夫。初元五年（前44年），陈万年卒，遂代为御史大夫。数月卒。用其言：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肉食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事在初元二年（前47年）、五年（前44年）。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武帝令民产子三岁出口钱。罢上林宫馆，希御幸者；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初元三年（前46年）；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盖宣帝所难行者，元帝无不行之矣。禹所言：尚有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诸官奴婢十余万，宜免为庶人，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罪者，辄行其诛，毋但免官。盖未能悉行。时又有翼奉征待诏，以灾异见问。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共。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蓄。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请徙都成周，定制，与天下更始。此则较诸贡禹，谓唯“宫室已定，亡可奈何，其余尽可减损”者，尤为卓绝矣。迁都正本，元帝虽未能行，然宗庙迭毁及徙南北郊之议，实发自奉，至韦玄成为相遂行之。在当时，亦不能谓非卓然不惑之举也。见第二十章第一节。此外元帝仁政，见于史者，又有罢盐铁官、常平仓，令博士弟子毋置员，《本纪》初元五年（前44年）。轻殊死之刑，《后汉书·梁统传》：统上疏，言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注》引《东观记》曰：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前61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

减死一等。及罢珠厓、见第五章第十六节。北假田官等。初元五年。北假，见第二章第二节。虽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本纪》永光三年（前41年），然已可谓难矣。竟宁中，召信臣征为少府，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希御幸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太官园种冬生葱韮菜茹，覆以屋庑，昼夜 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共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循吏传》。此亦元帝节俭之一端。王嘉称其温恭少欲，本传。信不诬矣。以视武、宣之奢泰何如哉？

然元帝虽躬行恭俭，而于奸以事君者，不能决然斥去，遂致下陵上替，威柄倒持，此则深堪浩叹者也。宣帝之寝疾也，以乐陵侯史高，史良娣兄恭之子。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佞幸传》：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尚书令。久典枢机，明习文法，亦与高为表里，论议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且违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疏言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望之见纳朋，接待以意。后朋行倾邪，望之绝不与通。朋与大司农李宫俱待诏，堪独白宫为黄门郎。朋怨恨，更求入许、史。华龙者，宣帝时待诏，以行污秽不进。欲入堪等，堪等不纳。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事下弘恭问状，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更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召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奉朝请。秋，征堪、更生，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皆白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宜退恭、显，进望之等。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伏，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更生坐免为庶人。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上书讼望之前事。诏下有司。复奏望之教子上书，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恭、显建白：“望之前欲排退许、史，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圣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望之自杀。初元二年十二月。天子闻之，惊，推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狱，果然。杀吾贤傅。”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请绝其爵邑。有诏加恩。长子伋，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望之之死，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己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言佞邪与贤良并在交戟之内，宜决断狐疑，分别犹豫。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

又患众口之寝润，无所取信。长安令杨兴，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言可赐爵关内侯，勿令与事。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上书言堪、猛短。上发怒，免丰。然仍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余，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食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大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瘖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永光四年（前40年）。更生遂废。十余年，成帝即位，显等伏辜，乃复进用，更名向。以上略据《望之》《向传》，其事可疑者甚多。元帝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知萧太傅不肯就吏，而又可恭、显之奏，其事皆不近情理。即更生使外亲上变事亦然。更生前后数直谏，堪、猛再用时，亦自上封事，何以身为中郎，乃忽使外亲上变邪？要之，望之、堪、猛、更生等与史高、恭、显等相持凡九年，屡仆屡起，可知元帝非真信恭、显者。《显传》云：“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事无大小，因显白决。”以中人为精专无党而信之，或因般乐怠敖而委政于下，历代人主，如是者诚甚多，然元帝尚非其伦，观其屡起望之、堪、猛、更生等可知。其终于见排，实以恭、显依附许、史，而元帝不能决断故也。自来居高位者，恒不乐于更新。史言望之等多所欲匡正，史、高、恭、显等常持故事，盖其龃龉之由。观此，知宣帝以前，外戚宦官之未甚跋扈，未尝不以政事因循，无所改革，非必尽由在上者之明察也。堪、猛败后二年，建昭元年。又有京房见贼之事。

京房者，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前45年），以孝廉为郎。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食，又久青无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行，后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未发，上令阳平侯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去月余，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名钦，即张倢伃子，宣帝欲以代元帝为太子者。舅张博，从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每朝见，辄为博道其语。以为上意欲用房议，而群臣恶其害己，故为众所排。博欲令王上书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及丞相韦侯，皆久无补于民，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阳王即朝见，劝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迁中书令置他官，以钩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房、博皆弃市。此据《房传》。《淮阳宪王传》则谓博为王求朝，实有觊觎天位之心。其说皆非实录。觊觎天位无论矣，即仅欲使入朝佐助房，亦已处嫌疑之际，何至以房亲近而不敢言？房去至陕，尝上封事，言“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

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盖其初意，仅欲隔绝房使不得奏事，房既去，乃又造淮阳之狱以陷之也。若当房未去之际，已微司得其与张博之谋，则房之不及岁竟，已可豫知，又何必止其乘传奏事乎？成帝即位后，淮阳宪王上书陈张博时事，颇为石显等所侵，因为博家属徙者求还。上加恩许之。据此，即知张博之狱之诬。不然，王未必敢上书，成帝亦无缘许之也。史但言房从焦延寿学《易》，然王符《潜夫论·考绩篇》，称“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而元帝亦使房上弟子知考功课吏事者，则考功课吏之法，亦代有师承。史言焦延寿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又言“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盖皆非指《易》学言。疑别有督责之术，而房从而受之也。督责之术，实君主专制之世致治之基，为石显、王凤等所害而不能行，较之萧望之等之见废，实尤可惜也。不然，元帝何至蒙威权堕损、为汉基祸之诮哉？

萧望之、周堪、京房而外，直臣见厄者，又有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皆以奏封事言显短；郑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后皆以他事论死。史言“自是公卿以下，重足一迹”焉。显见左将军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问，言显专权，罢归郎官。后御史大夫缺，群臣皆举逡兄大鸿胪野王。天子以问显。显曰：“恐后世必以陛下私后宫亲。”遂废不用。其巧于挤排如此。韦玄成、匡衡为相，玄成永元元年（89年）为相，三年（91年）薨，衡代之。皆名儒。史言其畏显不敢失其意。案毁庙之事，实成于玄成手。衡持之亦甚坚。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衡初为郎中博士给事中，上疏言：“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又言“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宜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其议论，实与王、贡、翼奉等同。后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衡上疏言：“论议者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则颇类乎独持故事者矣。岂衡本史高所荐，稍依附之邪？成帝即位后，衡与御史张谭奏废显。司隶校尉王尊劾衡、谭居大臣位，不以时白，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衡固百喙无以自解矣。显赀至一万万。长安豪侠万章，与显相善。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显当去，留床席器物，欲以与章，其直亦数百万。显之交私，可谓甚矣。

《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太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霸家累千金。疑亦渊之所遗，或倚渊势以致者也。所谓精专可信任者安在？中书政本，更置士人，实为当时急务，而元帝卒不能断，其不足与有为可知，宣帝之叹，有以夫！

第二节 成帝荒淫

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帝之荒淫奢侈，与武帝同，其优柔寡断，则又过于元帝。朝政自此乱，外戚之势自此成，汉事遂不可为矣。

元帝三男：王皇后生成帝。傅昭仪生定陶共王康。冯昭仪生中山孝王兴。成帝以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生，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自名曰骜，字太孙。皇后自有子后，希复进见。太子壮大，幸酒，乐燕乐，元帝不以为能。而傅昭仪有宠，定陶共王多材艺，上爱之，常有意欲废太子而立共王。赖侍中史丹高子。拥右太子；上亦以皇后素谨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废。咸宁元年（前33年），元帝崩，成帝即位。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显失意离权。数月，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至建始四年（前29年），遂罢中书宦官。此为元帝所不能行者。然宦官去而外戚愈张，亦无补于治也。

王太后兄弟八人：曰凤、曼、谭、崇、商、立、根、逢时。惟曼早死。而凤及崇与后同母。成帝后许氏，父嘉，广汉弟延寿之子也。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八九年矣。成帝立，复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久之，策免嘉。凤故袭父禁为阳平侯。崇以后同母弟封安成侯。谭、商、立、根、逢时皆赐爵关内侯。河平二年（前27年），又悉封五人为侯。谭，平阳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于朝廷。上遂谦让无所颛。宣帝舅子王商，帝即位为左将军，与凤议论不平。建始四年（前29年），代匡衡为丞相。河平四年（前25年），凤使人上书言商闺门内事，免相。三日，发病欧血薨。子弟亲属，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定陶共王来朝，天子留不遣。会日食，凤言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许之。京兆尹王章言灾异之发，为大臣颛政，并讼王商。又言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凤不可久令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天子谓章：“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章荐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初，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太后从弟长乐卫尉弘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称病出就第，上书乞骸骨，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使尚书劾奏章，下廷尉，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又以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然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凤辅政凡十一岁，阳朔三年（前22年）薨，荐音自代。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谭位特进，领城门兵。时崇已前死。音既以从舅越亲用事，小心亲职。岁余，封为安阳侯，食邑与五侯等。初，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见，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怒，以让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谢太后。上闻之，大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擅穿帝城，决引澧水；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红阳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阿纵不举奏。赐音策书曰：“外家何甘乐祸败，而欲自黥劓相戮辱于太后前，伤慈母之心？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寝弱，日久，今将一施之。君其召诸侯，令待府舍。”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文帝舅。音藉稿待罪。商、立、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然后得已。久之，谭薨。太后怜弟曼早死，独不封。永始元年（前16年），上追封曼，为新都哀侯。子莽嗣爵为新都侯。后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长为定陵侯。王氏亲属侯者凡十人。上悔废谭不辅政而薨也，乃复进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音以永始二年（前15年）薨。商为大司马、卫将军。立位特进，领城门兵。商辅政四岁，元延元年（前12年），病，乞骸骨。天子闵之，更以为大将军。商薨，立次当辅政，有罪过，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上书愿以入县官。有诏郡平田予直。丞相司直孙宝发其奸，尚下狱死。上乃废立而用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五岁，绥和元年（前8年），乞骸骨。逢时前死。先是淳于长以外属能谋议为卫尉，侍中，在辅政之

次。是岁，莽告长伏罪，与立相连。长下狱死，立就国。见下。故根荐莽自代，莽遂为大司马。岁余而成帝崩。帝之世，王氏迄专权。外戚许嘉、王商，皆为所排。王章欲推毂冯野王而未果。宰相则自王商死后，张禹、河平四年（前25年）。薛宣、鸿嘉元年（前20年）。翟方进、永始二年（前15年）。孔光，绥和二年（前7年）。相继居职。禹为帝师，奢淫好殖货财。光久领尚书，徒以周密谨慎见称。宣、方进皆明习文法，方进尤号通明，为上所倚。然史言其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皆非骨鲠之臣。盖威权之去王室久矣。《叙传》言成帝性宽，进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进等绳法举过，而刘向、杜邺、王章、朱云之徒肆意犯上。自帝师安昌侯、张禹。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后宫、外属许史之家，有贵宠者，莫不被文伤诋。虽谷永驳讥赵、李亦无间。所谓宽仁，乃班氏为汉臣子，故其言如是，实则暗昧不明、优柔寡断而已。从来朋党之成，每由在上者之漫无别白，而其别白之当否尚次之。史言刘向以帝时复进用，上疏言王氏之盛，为历古至秦、汉所未有，与刘氏且不并立。天子徒召见叹息，悲伤其意。谷永讥切赵、李，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王商密谪永令去，御史追不及还，上意亦解。其知善言而不能决，决而不能坚持，正与其恶王凤而不能去，怒王商、王立、王根而不能决罪，同一病根。谷永、杜邺，史言其为王氏之党；虽张禹亦为之言；盖上无诛赏，则下不得不依附权门以自固，党与成而人主孤立矣。此专制之世之大戒也。王氏之篡国，多士实为其一因，而士之依附王氏，则帝之为渊驱鱼也。见渐台土山，一怒而王音藉禀，诸舅负质，则知帝之世，威权犹非不能振起。且时王氏之于霍氏何如哉？宣帝能除霍氏，而谓王氏不可去也？然则帝之姑息养奸，不可谓非汉亡之由矣。而其荒淫，宠任便嬖，溺于色，废许后，立微贱之赵氏，使朝无持重之臣，外戚亦无强辅，亦其为王氏驱除难之一端。

成帝虽荒淫，亦颇有善政。如减天下赋钱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减四十，为八十。罢六厩技巧官，建始二年（前31年）。

遣使举三辅、三河、河内、河南、河东。弘农冤狱，鸿嘉元年（前20年）。皆恤民之政也。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河平三年（前26年）。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阳朔二年（前23年）。皆右文之治也。永始四年（前13年），以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尤前世所未能行。盖承元帝之遗风然也。然空言无施，虽切何补，观于其时外戚嬖幸之奢纵，而其政事可知矣。

汉代帝王，营葬甚厚。移民以奉陵邑，诒害尤巨。参看第十七章第五节。元帝时，渭陵不复徙民起邑。成帝营初陵，数年后，乐霸陵曲亭南，更营之。将作大匠解万年与陈汤善，教其求徙初陵，为天下先。鸿嘉二年（前19年），遂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昌陵之功，增卑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墓坟，积以万数。《刘向传》。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与谷同贾。《陈汤传》。五年而功不成。至永始元年（前16年），乃罢之。二年（前15年），徙万年敦煌郡。然民之受害已深矣。

鸿嘉元年（前20年），帝始为微行。与富平侯张放俱。安，世元孙，父临，尚元帝妹敬武公主。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柞，斗鸡走马长安中。崇聚轻剽小人，以为私客。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媟嫚者积数年。《张放、谷永传》。放骄蹇纵恣，至奴从支属并乘权势为暴虐。求吏妻不得，杀其夫，或恚一人，妄杀其亲属，辄亡入放第不得，而其身所为无论矣。帝虽上迫太后，下用大臣，迁之于外，犹屡召入。其去，常泣涕而遣之。元延二年（前11年），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置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长杨，宫名，在盩厔东。

以罔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扬雄传》。其荒淫如此。

其时关东又遭大水，阳朔二年（前23年）。于是反者渐起。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汉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鸿嘉三年（前18年），广汉见第五章第五节。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永始三年（前14年），山阳汉郡，治昌邑，今山东金乡县。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虽旋皆平定，势已骚然不宁矣。

成帝许皇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位，常宠于上。后宫希得进见。尝有一男，失之。班倢伃况子，固之祖姑。亦尝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鸿嘉后，上稍隆于内宠。倢伃进侍者李平。平得幸，立为倢伃。上曰“始卫皇后亦从微起”，乃赐平姓曰卫。案卫皇后之祸，可谓酷矣，而成帝不知鉴，可见纨绔子弟之全无心肝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之人君，乃纨绔子弟之大者也。赵皇后本长安宫人，省中侍使官婢。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帝微行过阳阿主家作乐，见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倢伃。班倢伃及许皇后皆失宠，希复进见。后姊平刚侯夫人谒等为媚道，咒诅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凤等。事发觉，太后大怒，下吏考问，谒等诛死，许后废处昭台宫。在上林苑中。亲属皆归故郡。山阳。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国。时为鸿嘉三年（前18年）。赵飞燕并谮告班倢伃，考问。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获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上善其对，获免。倢伃恐久见危，求共养太后长信宫。上欲立赵倢伃，太后嫌其所出微，难之。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倢伃父临为成阳侯。谏大夫刘辅言卑贱之女不可以母天下，系狱，减死一等，论为鬼薪。月余，遂立倢伃为皇后。

时永始元年（前15年）也。长封为定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赂遗赏赐，亦累巨万。后既立，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冒，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姊弟颛宠十余年，卒皆无子。废后在昭台岁余，还徙长定宫。绥和元年（前8年），上怜许氏，还平恩侯旦及亲属。是岁废后败。先是废后姊孊寡居，与淳于长私通，因为之小妻。长绐之曰：“我能白东宫，复立许后为左皇后。”废后因孊私赂遗长，数通书记相报谢。长书有悖谩，此据《外戚传》。《长传》：许后因孊赂迫长，欲求复为倢伃。长受许后金钱、乘舆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为白上，立为左皇后。孊每至长定宫，辄与孊书，戏侮许后，嫚易无不言。其说大同小异，要可见纨绔子弟之贪淫欺诈、肆无忌惮也。发觉，天子使赐废后药自杀。免长官，遣就国。初，红阳侯立独不得为大司马辅政，自疑为长毁谮，常怨毒长。上知之。及长当就国也，立嗣子融从长请车骑，长以珍宝因融重遗立，立因为长言，于是天子疑焉。事下有司案验，吏捕融，立令融自杀以灭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立就国。案许后之废，王凤死已四年，而《传》云咒诅凤，其辞似有未谛，或诬以凤未死时事。然必与王氏有关，则无疑矣。太后一怒，而许后以废，其姊以死；赵后之立，又以淳于长通指长信宫；知元后干政颇甚。班倢伃求共养长信宫，盖知废置生杀之权，悉操诸王氏，而求自亲，以防拥蔽交构也。然淳于长之死，太后初不能救，则知王氏实无能为，有威柄者，何为濡忍而不用哉？王、许同为外家，许广汉之于宣帝，可谓有生死肉骨之功，而汉报许后兄弟以死，亦酷矣。立后所出卑微，自今日观之，诚无甚关系。然在当时，固举国以为不可，悍然违众而行之，可谓与习俗大背。人之

能不顾习俗者，非大知勇，则愚无知，或沉溺不能自振者耳，所谓材能不及中庸也。故知历代帝王，多今所谓水平线以下之人矣。

定陶共王以阳朔二年（前23年）薨，子欣嗣立。元延四年（前9年），与中山孝王俱入朝。共王母傅昭仪，有才略，善事人多以珍宝赂遗赵昭仪及王根。昭仪及根见上无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明年，征立为太子。是为哀帝。《孔光传》：上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议中山、定陶王谁可为嗣者。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褒、博皆如方进、根议。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中山王宜为嗣。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故遂立为太子。光以议不中意，左迁廷尉。绥和二年（前7年），成帝崩。《外戚传》云：帝素强，无疾病。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掖庭令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案王凤白遣定陶共王时，史言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他，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不得已于凤，遣王之国，与相对泣而诀，《元后传》。一似成帝危在旦夕者。及其崩，则又言其素强无疾病，民间皆归罪赵昭仪。一从后人归咎王氏之辞，一从王氏蔽罪赵氏之语，皆不加别白。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古人著书，体例固如是。若皆据为信史，则误矣。宫禁之事，人民何知焉，乃归罪于昭仪乎？哀帝立，尊赵皇后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驸马都尉钦为新成侯。数月，司隶解光奏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尝御幸成帝，有子，为赵后所杀。《本纪》：元延元年（前12年），昭仪赵氏害后宫皇子，亦据事后之辞书之。于是免新城侯及临子成阳侯，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议郎耿育上疏言光诬污先帝。史言哀帝为太子，亦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此由哀帝非为王氏牵鼻者耳。哀帝崩，元后诏有司：谓赵后残灭继嗣，贬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后月余，复下诏废为庶人，就其园。是日自杀。史言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可知赵氏之祸所由来矣。

第三节 哀帝纵恣

成帝之为人也，失之于弱，哀帝则颇刚，史称其“睹孝成世禄去王室，威柄外移，临朝娄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是也。《本纪赞》。然欲正人而不能正己，去王氏而以丁、傅之族代之，享国不永，朝无重臣，国政仍入王氏之手，是则可哀也。

哀帝之即位也，尊成帝母为太皇太后，赵皇后为皇太后。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为称。有诏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恐其与政事，不欲令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高昌侯董宏上书，言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左将军师丹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宏。上新立谦让，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称尊号。于是以太皇太后诏，尊定陶共王为共皇，遂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姬为共皇后。建平二年（前5年），郎中令冷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著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有司皆以为宜如褒、犹言。丹议独异。遂以事策免。数月，上用朱博议，尊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后又更号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立共王庙于京师。是岁，帝太后崩，起陵共皇之园。傅太后以元寿元年（前2年）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焉。傅太后父同产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子孟子喜，至大司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马，封孔乡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为太后父崇祖侯后。更号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父蚤卒，母更嫁，为魏郡郑翁妻，生男恽，前死。以恽子业为阳信侯，追尊恽为阳信节侯。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帝太后两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阳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满为平周侯。太后叔父宪、望，望为左将军，宪为太仆。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侍中、诸曹六十余人。后傅氏，晏子。哀帝为定陶王时，傅太后欲重亲，取以配王者也。杜邺对策，讥其宠意并于一家，皇甫、三桓无以盛此，宜矣。

《元后传》云：哀帝即位，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优莽，不听。莽上书，固乞骸骨。《莽传》：莽与师丹共劾宏。后日，未央宫置酒，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旁。莽案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撤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上乃下诏，以莽为特进，朝朔望。又还红阳侯立京师。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根及成都侯况罪。乃遣根就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后二岁，傅太后、丁姬称尊号。有司奏莽前为大司马，贬抑尊号之议，亏损孝道；及平阿侯红臧匿赵昭仪亲属；皆就国。以上据《元后传》。傅氏子惟喜最贤，哀帝初即位，为卫尉，迁右将军。莽之乞骸骨，众庶属望于喜。傅太后始与政事，喜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上乃用师丹代莽。哀帝为太子，丹为太傅，及即位，为左将军，领尚书事。喜上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争之。上亦自贤之。明年，建平元年（前6年）。乃徙丹为大司空，而拜喜为大司马。丁、傅骄奢，皆疾喜之恭俭。傅太后求称尊号，喜与孔光、师丹共执正议。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明年，二月，遂策免喜。代以丁明。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遣喜就国。时孔乡侯晏顺旨，与京兆尹朱博谋成尊号，由是代师丹为大司空。傅氏在位者，与博为表里，共谮毁孔光，遂策免光。博代为丞相。傅太后怨喜不已，使孔乡侯风丞相，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可，已复附从。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召丞相诣廷尉诏狱。博自杀。时建平二年八月也。平当代为丞相，明年，三月，薨。王嘉代相，又以董贤事败。

董贤，初以父恭为御史，任为太子舍人。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贤传漏在殿下。哀帝望见，说其仪貌，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每赐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视医药。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昭仪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赏赐亦各千万数。贤父为云中侯，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复迁少府，赐爵关内侯，食邑；复徙为卫尉。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匠，弟为执金吾。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木土之功，穷极技巧。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第，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义陵旁。《汉书·佞幸传赞》云：“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此所谓男色，与今所谓男色异义。传言贤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即赞所云柔曼倾意者，皆指性情言之也。然董贤之宠，出乎情理之外，则诚有今所谓男色之嫌焉。贤后败，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哀帝之溺于嬖幸，可谓甚矣。帝欲侯贤而未有缘，会待诏息夫躬告东平王之事起。

初，傅太后素怨中山孝王母冯太后。孝王薨，绥和元年（前8年）。有一男，嗣为王，未满岁，有眚病。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哀帝即位，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擅去状。由恐，诬言中山太后咒咀上及太后。使案验。冯太后自杀。弟宜乡侯参、寡弟妇君之、女弟习夫及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参女弁，为孝王后，有两女，有司奏免为庶人，与冯氏宗族徙归故郡。息夫躬者，河内河阳人。河阳，汉县，在今河南孟县西。少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览记书傅晏与躬同郡，相友善。躬由是以为援，交游日广。先是长安孙宠，亦以游说显名。免汝南太守，与躬相结。俱上书，召待诏。是时哀帝被疾，中山太后既以咒咀自杀。是后无盐危山有石自立开道。无盐，汉县，见第三章第二节。躬与宠谋曰：“上亡继嗣，体久不平。关东诸侯，心争阴谋。今无盐山有大石自立，闻邪臣托往事，以为大山石立而先帝龙兴。东平王云谥炀，宣帝子东平思王宇之子。以故与其后日夜祠祭咒咀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术以医技得幸，出入禁门。察国奸，诛主仇，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上恶之，下有司案验。云、云后谒及伍宏等皆坐诛。建中三年（782年）。上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定躬、宠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欲封贤等，上心惮王嘉，先使傅晏持诏视丞相、御史。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上感其言止。数月，遂下诏封贤为高安侯，宠为方阳侯，躬为宜陵侯，食邑各千户。赐谭爵关内侯，食邑。建平四年三月。后数月，月食，嘉复奏封事言贤。上寝不说。元寿元年（前2年），正月，傅太后薨。因托遗诏，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贤二千户，及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嘉封还诏书。因奏封事，谏上及太后。初，廷尉梁相疑东平狱冤，奏欲传之长安，更下公卿覆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制诏免相等。后数月大赦，嘉奏封事，荐此三人。上不能平。及是，以责问嘉，致之廷尉诏狱。二十余日，嘉不食，呕血死。大司马丁明素重嘉，上遂免明，以董贤代之，而以孔光为相。贤由是权与人主侔矣，而息夫躬亦仍为贤所 龁以死。

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论议无所避。众畏其口，见之反目。躬上疏历诋公卿大臣。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躬谋，欲求居位辅政。建平四年（前3年），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系鼓号呼，相惊恐。是年，匈奴单于乌珠留若鞮。上书愿朝五年。其明年，改元元寿。单于当发而病，复遣使言愿朝明年。躬言疑有他变，又言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于是以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是日，日有食之。董贤因此沮躬、晏之策。后数日，收晏卫将军印绶。而丞相、御史奏躬罪过。下诏免躬、宠官，遣就国。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内掾贾惠往过躬，教以咒盗方。以桑东南指枝为匕，画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发立中庭，乡北斗，持匕招指祝盗。人有上书言躬怀怨恨，非笑朝廷所进，候星宿，视天子吉凶，与巫同祝咀。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洛阳诏狱。欲掠问，躬仰天大呼，因僵仆。吏就问，云咽已绝，血从鼻耳出食顷死。党友谋议相连下狱百余人。躬母圣，坐祠灶祝咀上，大逆不道。圣弃市。妻充汉，与家属徙合浦。躬同族亲属，素所厚者，皆免废锢。案息夫躬实非邪人。虽与董贤俱封，初非因贤而进。观其历诋公卿大臣，多所建白，盖亦欲有所为，而为董贤所厄耳。或疑躬之告东平王为倾危，依附傅晏为不正，然东平王狱果冤曲否，非今日所能知；任用外戚，在当时已成故事，欲得政者，势不能无所冯藉，亦不足为躬咎也。观董贤 龁之之深，则知薰莸之不同器。仰天绝咽，事属罕闻，窃疑吏实承贤指杀之也。观其党友亲属连坐之多，知董贤与丁、傅相争之烈。此狱必别有隐情，而无传于后耳。

哀帝之初即位也，尝罢乐府；定限田之法；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禁郡国毋得献名兽；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初陵勿徙郡国民；建平二年（前5年）。皆卓然有元帝之风。其后又尝一用李寻。李寻者，王根所荐。帝初即位，待诏黄门。劝上毋听女谒邪臣，少抑外亲大臣，拔进英隽，退不任职。迁黄门侍郎。以寻言且有水灾，拜为谒者，使护河堤。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重平，汉县，属勃海，今河北吴桥县南。容丘，汉县，属东海，今江苏邳县北。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以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前5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毋验，遂下贺良等吏。下诏：“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案贺良言汉家当更受命，犹之眭孟言汉帝当求索贤人，禅以帝位，盖皆欲大有所为。哀帝固非其人，然改革之论，如此其盛，终必有起而行之者，而新室遂应运而兴矣。

哀帝即位，征龚胜。胜又荐龚舍及宁寿、侯嘉。寿称疾不至。胜等皆为谏大夫。舍旋病免。胜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贡禹之意。为大夫二年，迁丞相司直，徙光禄大夫。以言董贤乱制度，逆上指，见出。鲍宣为谏大夫，言民有七死、七亡，皆公卿守相贪残成化所致。责上私养外亲幸臣。上以其言征孔光、何武、师丹、彭宣、傅喜，免孙宠、息夫躬，罢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拜宣为司隶。司隶校尉改。后以摧辱宰相，下狱髡钳。又有郭钦，为丞相司直。以奏董贤左迁。毋将隆为执金吾。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请收还。上不说。顷之，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亦左迁。郑崇者，傅喜为大司马所荐，擢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诤。上初纳用之。久之，上欲封傅太后从弟商，崇谏，太后大怒，卒封商为汝昌侯。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谏，为尚书令赵昌所奏，死狱中。孙宝者，成帝时为益州刺史，劾王音姊子广汉太守扈商。迁丞相司直。发红阳侯立罪。哀帝即位，征为谏大夫。迁司隶。冯太后自杀，宝奏请覆治。傅太后大怒。上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争之。上乃为言太后，出宝复官。郑崇下狱，宝上书请治，复免为庶人。盖婞直之臣，无不为外戚嬖幸所败者。《王嘉传》：嘉奏封事，言帝初即位，易帷帐，去绣饰，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孔光传》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费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此实为汉室起衰振敝之机，而卒为外戚嬖幸所败，惜哉！

第七章 新室始末

第一节 新莽得政

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人与动物之异，在于人能改变其所处之境，动物则但能自变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人既能改造所处之境，故其与接为构者，实以业经改变之境为多，而人与人之相处，关系尤巨。不能改变所处之境，而徒责人以善处，此必不可得之数也。东汉以后，志士仁人欲辅翼其世，跻世运于隆平，畀斯民以乐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谓不深，策划不可谓不密，终于不能行，行之亦无其效者，实由于此。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自东汉至今二千年，可谓误入歧途，亦可谓停滞不进也。

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时之社会组织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读《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可见其概。此等见解，旁薄郁积，汇为洪流，至汉而其势犹盛，读第五章第一节，及上章各节，亦可以见其概矣。此等思想，虽因种种阻碍，未之能行，然既旁薄郁积如此，终必有起而行之者，则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新莽之为人也，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其行之诚不能无失。然苟审于事情，则此等大刀阔斧之举动，又终不能行矣。故曰：其成其败，皆非一人之责也。

欲知新莽之改革，必先知莽之为人，及其得政之由。《汉书》本传言：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永始元年（前16年），封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绥和元年（前8年），擢为大司马，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凡莽之所行，汉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其实作伪者必有所图，所图既得，未有不露其本相者，莽则始终如一，果何所为而为伪哉？《汉书》言其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此乃班氏父子曲诋新室之辞，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耳。

哀帝时，莽就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前2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讼莽功德。上于是征莽及平阿侯仁还京师侍太后。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后汉书·张步传》：哀帝临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王闳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后闼，举手叱贤曰：“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贤知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玺绶。闳，平阿侯谭子也。此时之董贤、丁、傅，岂足以当大任？汉用外戚既久，出膺艰巨者，自非莽莫属，此固不能为元后咎也。诏有司举可大司马者，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何武为前将军，与左将军公孙禄相善。二人独谋，以为孝惠、孝昭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宜令异姓大臣持权，师古曰：异姓，谓非宗室及外戚。亲疏相错。于是武举公孙禄，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莽风有司劾奏武、禄互相称举，皆免。于是议立嗣。使迎中山王子箕子。孝王子。元始二年（2年），更名衎。九月，即帝位，是为平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莽白赵氏前害皇子，傅氏骄僭。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退居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后俱废为庶人，就其园，皆自杀。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丁姬。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贤父。皆免官爵，徙合浦。丁氏徙归故郡。后复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消灭。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事在元始五年（5年）。诸造议者冷襃、段犹等皆徙合浦。免高昌侯宏为庶人。时孔光为大司徒，莽引光女壻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为请奏，令郎持与光上之，莽白太后可其奏。红阳侯立、平阿侯仁皆就国。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元始元年，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群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赐号为安汉公。初，孔光乞骸骨，徙为帝太傅。至是，以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莽为太傅，干四辅事。令太后下诏：惟封爵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莽建言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又为致太

平之事。如立明堂、辟雍，遣使者观风俗，还言天下风俗齐同等，见第二节。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宫，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密致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王莽以平帝为成帝后，不得顾私亲，母卫姬及外家皆不得至京师。拜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莽长子宇，私与卫宝通书记。教卫后上书谢恩，因陈丁、傅旧恶，几得至京师。莽白太后，下诏益其汤沐邑。宇复教令上书求至京师。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身，系狱，须产子已杀之。尽诛卫氏支属。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内及敬武公主、宣帝女，为薛宣所尚，事丁、傅。宣子况与吕宽相善。梁王立、孝王八世孙。红阳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杀。死者以百数。吴章要斩，磔尸东市门。弟子皆禁锢。见《云敞传》。何武、鲍宣、辛通父子，通弟遵、茂等，通，庆忌子。皆死于是狱。案汉既习用外戚，是时之卫氏，自不免有人援引。莽之斥绝之，亦自不得不然。权利之际，戈矛起于庭闱者甚多；世族子弟，尤多无心肝；宇之交通卫宝，盖亦不过权利之见，《汉书》谓其恐帝长太后见怨者，非也。王氏当是时，势已骑虎不得下，果虑后祸，何止一卫氏？是时之平帝，必不能至于长大而亲政，亦愚人知之矣。《后汉书·申屠刚传》，言平帝时王莽专政，隔绝冯、卫二族，刚疾之，因对策极言，莽令元后下诏罢归田里，恐其子孙虚构之辞，如韦孟《谏》诗，非自己出。见《汉书·韦贤传》。《郅恽传》言莽时，恽西至长安，上书劝其归政刘氏，疑亦此类也。

元始四年，二月，莽女立为皇后。采伊尹、周公称号，尊安汉公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五年，十二月，帝崩。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楚孝王嚣玄孙。为皇帝，年二岁。太后下诏，令安汉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群臣奏请安汉公居摄践阼，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奏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事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其朝见皇太后、帝太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其宫家国采，如诸侯礼仪故事。明年，改元曰居摄。居摄元年（6年），三月，立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安众侯刘崇景帝子长沙定王发七世孙。安众，在今河南镇子县东南。起兵攻宛，不得入而败。群臣曰：“崇等谋逆，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五月，太后诏莽朝见太后称假皇帝。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方进子。都试勒车骑，因发奔命，并东平，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东平王云之子。比至山阳，众十余万。莽遣王邑、孙建等八将击义，分屯诸关守厄塞。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槐里，汉县，在今陕西兴平县南。起兵以和翟义，众且十万。莽遣将军王级等将兵拒之。十二月，邑等破翟义于圉。汉县，今河南杞县南。义与刘信弃军庸亡至固始界中。固始，汉县，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北。捕得义尸，磔陈都市。卒不得信。三年春，邑等还京师，西与王级等合，击明、鸿，皆破灭。莽并先破益州蛮夷及金城塞外羌功，封侯、伯、子、男及附城，关内侯更名，参看第三节。凡数百人。是岁，广饶侯刘京等奏符命。十一月，莽奏太后：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8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孺子加元服，复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梓潼人哀章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汉高帝名。传与黄帝金策书。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遂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

曰新。以孺子婴为定安公。

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 异己，皆势不能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论也。即以寻常道德绳之，后人之责莽，亦仍有过当者。莽之诛董贤、丁、傅，或出于欲得政权，然谓董贤、丁、傅可无诛焉，得乎？改葬定陶太后等，自今日视之，庸或过当，固非所论于当日也。傅晏虽诛，傅喜固莽所召，董宏虽废，师丹亦莽所征，谓其全无是非曲直，得乎？孔光之所奏免，吕宽之狱之所牵连，又安知其皆无罪哉？

第二节 新室政治(上)

新室政治，可分数端：一曰均贫富，二曰兴教化，三曰改官制，四曰修庶政，五曰兴学术。凡莽之所怀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无其效，虽滋纷扰，究未足以召大乱，其召乱者，皆其均贫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转以害之之故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汉世儒家，所最痛心疾首者，为地权之不均。董仲舒首建限民名田之策；哀帝时，师丹辅政，定其法，而未能行；此为渐进之策。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其急进之策，则收土田为国有而均分之，所谓井田之制也。新莽行急进之策。始建国元年（9年），诏曰“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遭反虏逆贼且止”，则刘崇、翟义叛前，已行之矣。去刚卯刀钱诏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师古曰：大麓者，谓为大司马、宰衡时，妄引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也。是年，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王莽传》文。《食货志》同，无邻里二字。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王莽传》文。《食货志》云：“犯令法至死。”然下文亦云“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食货志》云：制度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陷刑者众。后三岁，始建国四年（12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据《王莽传》，事由区博之谏，博言：“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井田之制，必非如莽之政所能复，博之言，固非无见也。《王莽传》又载地皇二年（21年）公孙禄之对，谓“明法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盖井田之行，此二人实主其事也。《王莽传》：地皇三年（22年），廉丹已死，王匡等战数不利，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一似井田之法仍存者，盖始建国四年（12年）之诏，特谓违法者暂勿问，而其法初未除。故其诏云：“诸名食王田者，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卖买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也。

始建国二年（10年），始设六筦之制。《食货志》云：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而《乐语》有五均，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案此亦轻重之说。传记皆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今本作“司市称师”。称字涉下文而衍。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龟、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王莽传》曰：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钱与民，月收其息三钱也。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筦。请法古，令官作酒。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据《王莽传》，事在天凤四年（17年）。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案据莽诏，则所谓六筦者，盐一，酒二，铁三，名山大泽四，五均赊贷五，铁布

铜冶六。而《汉书》诸文，或以五均与六筦并言，或以山泽与六筦对举，一似其在六筦之外者，则古人辞不审谛也。此举将大业归诸官营；税无税者以贷乏绝；有用之物，保其不折本，以护农、工、商；亦保其不卬于平贾，以卫适市者；可谓体大思精，然其不能行，则亦无待再计也。《王莽传》：地皇二年（21年），公孙禄言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莽怒，然颇采其言，左迁匡为五原卒正。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三年（22年），又下书曰：“唯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振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云。

莽所行最不可解者，为其钱币之制。居摄二年，五月，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凡四品并行。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食货志》。《王莽传》，事在始建国元年（9年）。并罢刚卯，莫以为佩。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废，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诛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二年（10年），以钱币讫不行，复下书曰：“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王莽传》。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师古曰：朱提，县名，属犍为。案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它银一流，值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歫冉长尺二寸，值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值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值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值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值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值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连锡。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百姓愤乱，其货不行。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食货志》。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五年（13年），以犯挟铜炭者多，除其法。地皇元年（20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值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值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案民之不能无通工易事久矣。公产之制既替，通工易事，久藉贸易以行，未有他法以代之，贸易势不能废，不则率天下而路也。不特此也，贸易既兴，生之为之者，皆非欲食之用之，而欲持以与人为易，故农工实惟商之马首是瞻。商业败坏，农工亦无所适从矣。交易之行，必资钱币。

莽之币制，盖无一不与生计学理相背者，安得不商业紊而农工随之邪？《汉书》所谓食货俱废。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矣。

莽于用财，亦有制度。平帝元始三年（1年），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本纪天凤三年（16年），下吏禄制度。又令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其禄。大官膳羞亦然。案生之者众，必兼食之者寡；为之者疾，必兼用之者舒，言之而后其义始备。否则食用无论如何充余，必仍见为不足。以必有好奢之人，恣意妄行，而众人慕效之也。所谓足不足，本难以物言，而多由于欲。纵欲相逐，生之者虽众，为之者虽疾，亦安能及之？且侈靡之物，苟不许食，不许用，自亦无生之为之者矣。但务生之为之之多，不言食之用之之节，一若生之为之果多，虽无节而不害者，此资本主义之流失，非生计学之真实义也，不逮古说多矣。莽所定制，卓然犹有古义，惜未必能行耳。

生计与教化，为汉儒所欲改革之两大端。已见第五章第一节。所谓教化者，非曰谆谆命之，亦非曰立一法而强之使行，必先改其所处之境。此在古代，义本明白，西汉论者，亦仍如此，读《先秦史》第十五章第四节，及本编第六章各节，亦可见之矣。然自宣帝已后，渐有离生活而言教化，以沽名誉者，黄霸等实开其端，第五章第十二节，亦已略及之。王莽亦坐此弊。平帝元始三年（3年），莽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四年（4年），奏立明堂、辟壅。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莽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地皇元年（20年），以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牧马柴车，藉槁瓦器，又以历遗公卿。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说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封尊为平化侯。皆黄霸之故智也。民本不知矫诬也，或虽欲矫诬而犹有所不敢也，启之矣。

第三节 新室政治(下)

《平帝纪》：元始四年（4年），分京师置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此乃要其终言之，非一时事也。据《王莽传》：则是年正十二州名分界。翟义等破灭时，已定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关内侯更名附城。地四等。始建国元年（9年），置四岳、东岳太师，南岳太傅，西岳国师，北岳国将。三公、司马、司徒、司空。九卿、司马司允，司徒司直，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二十七大夫、每一卿置大夫三人。八十一元士，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分主中都官诸职。又改诸官名，如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及新置诸官。莽所改官制，与实际无甚关系，今不备举。定汉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四夷僭号者为侯。封王氏齐衰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女皆为任。及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禹、皋陶、伊尹之后。侯、伯、子。汉、周之后为宾。公。殷、夏之后曰恪。侯。周公、孔子后已前定。四年（12年），以洛阳为东都，常安长安改。为西都。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公万户，方百里。侯、伯户五千，方七十里。子、男户二千五百，方五十里。附城食邑九成。大者户九百，方三十里。降杀以两，至于一成。授诸侯茅土。使侍中讲理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天凤元年（14年），又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其礼如三公。郡监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今本误作“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从《汉纪》正。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为尹。西都曰六乡。分长安城旁地为之，置帅各一人。众县曰六尉。分三辅为六尉郡。东都曰六州。置州长各一人。益河南属县满三十，人主五县。众县曰六队。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案六队即六遂。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边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为惟城；诸在侯服，是为惟宁；在采任诸侯，是为惟翰；在宾服，是为惟屏；在揆文教，奋武卫，是为惟垣；在九州岛之外，是为惟藩；各以其方为称。总为万国焉。案设官分职，实为出治之原；体国经野，亦宜与地理相合；莽之加意于此，不可谓非知治本，然其制度，皆慕古而不切实际。授茅土后，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其后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则徒滋纷扰，而制度实未定也，更无论其行之矣。

新莽作事之无成，实由其规模之过大。其徒滋纷扰可议，其规模之大，仍足称道也。《沟洫志》言：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志》载关并、张戎、韩牧、王横之议，皆可谓有所见。志又言桓谭为司空掾，典其议，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此何等策画乎？志又言莽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此乃汉人訾讆之辞。莽在位仅十四年，所施行则经纬万端，以其时则变乱迭起，安能以其一事未及施行而罪之？汉武帝在位五十二年，其时河患甚烈，并空语而无之，班氏何以不之责邪？且亦知崇空语之未足为累乎！凡事考察宜精，研求宜细，一着手，即往往不易补救矣。今世科学家之举事，无不然者，未闻或以其事前多费而訾之也。旧时议论，拘于近利，有勤于考察研求者，辄以空言诋之，此举事之所以多败，并利害亦不能明也。

莽之专制，颇类于秦始皇，其于学术，则与始皇大异，即由其好研求故也。始皇燔诗书，禁偶语，莽则为学者筑舍万区。又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一异说云。《平帝纪》：元始五年（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与此即系一事。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元凤三年（16年）。匈奴寇边甚，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元凤六年（19年）。以上皆见《王莽传》。夫苟知其不可用，贪其虚名何为？盖亦千金市骏骨之意，所谓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也。

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虽亦欲行督责之术，而不知社会组织不变，党类利害相违，弊端终将百出无已，断非督责之术所能补救也。本传言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实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天凤五年（18年），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10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择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宫，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戊曹士收系仆射。莽大怒，使执法发车骑数百围太傅府捕士，即时死。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棰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谢。刘攽曰：前云斩士，后云斥士，则非斩也，疑是斫字。案《汉书》于莽，无一佳语。然即如所述，亦见其奉法无私。以康济天下为怀者，必不计一人之祸福，谓莽以揽权得汉政，因猜防其臣下，浅之乎测丈夫矣。《后汉书·陈元传》：元上疏，言：“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盖汉人通常议论如此。《刘

昆传》：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此则汉世豪杰大姓，往往私结党羽，谋为不轨，亦不可不防也。臣主异利，莽盖未尝不知，谓其以暗昧致奸欺，亦非情实。盖莽所行者为革命之事，其利害与官吏根本不能相容，故虽严于督责，而卒弗能胜也。勤于立法，而忽目前之务，诚为政之大戒，然欲开非常之原，立百年之计，拘于目前，得乎？莽既御灯火至明矣，犹弗能胜，可奈何？故莽之败，究由所行之事，与社会情势不合者居多，其身之失，薄乎云尔。

举事规模过大，遂致流于奢侈而不自知，亦为莽之一失。始建国四年（12年），莽下书，欲以五年二月东巡狩。于是群公奏请募吏民人马布帛绵，又请内郡国十二买马，发帛四十五万匹输常安。前后毋相须，至者过半。莽下书曰：“文母太后体不安，莽改号元后为新室文母，绝之于汉。其且止侍后。”事未举而所费已不赀矣。其起九庙，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时在地皇元年（20年），下江之兵已起。明年，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

莽妻，宜春侯王咸女，生四男：宇、获、安、临。宇、获诛死，已见前。

安颇荒忽，莽以临为太子。莽妻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莽令临居中养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后临亦通焉。恐事泄，谋共杀莽。临妻愔，国师公女，能为星。语临：宫中旦有白衣会。临喜，以为所谋且成。地皇元年（20年），莽以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出在外第。愈忧恐。会莽妻病困，临予书曰：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见其书，大怒。疑临有恶意。二年，正月，莽妻死，不令得会丧。既葬，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赐临药，临自刺死。莽诏国师公：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愔亦自杀。是月，安病死。初，莽为侯就国时，幸侍者增秩、怀能、开明。怀能生男兴。增秩生男匡，女晔。开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国。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无子为安作奏，言兴等母虽微贱，属犹皇子，不可以弃。于是迎兴等。封兴为功修公，匡为功建公，晔为睦修任，捷为睦逮任。《汉书·王莽传》所言如此。案临为太子已久，忽焉而废，与安俱死旬月间，古虽贱庶孽，亦未闻弃其所生子女，其事种种可疑，恐其中别有变故，为史所不知矣。尧诛丹朱，舜诛商均，其事久远难明，若莽则诚以为民请命故，致不谅于众人，变生骨肉之间，四子咸以强死，亦可哀矣。子贡曰：伯夷、叔齐怨乎？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此莽之所以能行诛于至亲而无悔邪？观此，知国师公之离心亦已久，而诛戮初不之及，亦见其用刑之平恕，而汉人之目为暴虐者，皆诬诋之辞也。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四年（23年），进所征杜陵史氏女为皇后。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则已在其败亡之岁矣。鱼游沸鼎之中，燕巢危幕之上，竟漠然不知其所处之境为何若也，哀哉！

《记》曰：“不诚无物。”人之知愚，恒略相等，人未有能欺人者也，况以一人而欲涂饰万民之耳目乎？《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于立身始末，详哉言之，绝无夸张掩饰之语，不独英雄本色，而如此开诚布公，即所以使天下之人披心相见，亦即教化之道也。而莽之所行，则适与相反。《汉书·王莽传》言其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此非尽汉人相诬之辞，观莽之所为，固可信其如此。将立莽女为后也，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太后下诏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如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莽遣长史以下分部晓止公卿及诸生，而上书者愈甚。太后不得已，听公卿采女。莽复白宜博选众女。公卿争白：不宜采诸女，以贰正统。莽乃白愿见女。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六人。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此等事将谁欺乎？卫鞅行法十年，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盖惟不藉祷张之人拥戴，乃能不为倾仄之人所覆。“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莽之从政亦旧矣，奈何并此义犹不之知邪？以符命登大位，已又欲绝之，致兴大狱，心腹骈诛。《王莽传》：始建国元年（9年）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二年（10年），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唱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故徙太阿右拂、大司空。丰托符命文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丰父子默默。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当述职西出，未行，寻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寻亡。丰自杀。寻随方士入华山。岁余，捕得。辞连国师公歆子

棻、棻弟泳、大司空邑弟奇及歆门人丁隆等。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天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驿车载其尸传致云。《儒林传》：高相子康，以明《易》为郎。翟义谋举兵，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义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及变生骨肉之间，则仍托符命之文，以黜储贰。心劳日拙，岂不哀哉？尤可笑者，莽以子宇之变，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大司马护军褒言：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经》。夫人之心思，恒好想向反面。人苟不自夸饰，庸或为人所恕，及其自夸饰焉，则人人齿冷矣。故徒党标榜，未有不招人厌恶者，所谓爱之适以害之也。王安石之变法也，曰：人言不足恤，其光明磊落，岂不远胜于莽？然颁《三经新义》于学官，犹不免为盛德之累也。而况于莽乎？

第四节 新莽事四夷

新莽之性质，可谓最不宜于用兵，盖用兵必知彼知己，敏捷以赴事机，而莽则固执成见，不察事势也。莽之败，亦可谓时势为之。盖当西汉之世，吾国国力方盛。宣、元以降，尤威行万里，无敢抗颜行者。莽袭强富之资，遂谓可为所欲为，举宇宙之间，一切如吾意措置之矣。殊不知国家若民族之争斗，关涉之方面极多，初非徒计度土地人民，较量兵甲械器，遂可判胜负之数也。一意孤行，内未安而外亦终不能攘，好径行直遂者，可以鉴矣。

匈奴郅支单于之死也，呼韩邪且喜且惧，竟宁元年（前33年），复入朝，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者赐之。呼韩邪取左伊秩訾之兄呼衍王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糜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皆小于囊知牙斯。他阏氏子十余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遗命立雕陶莫皋，约传国与弟。于是复株累若鞮、雕陶莫皋。搜谐若鞮、且麋胥。车牙若鞮、且莫车。乌珠留若鞮单于囊知牙斯。相继立。《汉书》云：匈奴谓孝为若鞮。呼韩邪与汉亲密，见汉谥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后汉书》但作鞮。匈奴自呼韩邪后，事汉甚谨。乌珠留之立，汉中郎将夏侯藩使匈奴，时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鹫羽。如得之，于边甚饶。”根为成帝言其利。上直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根乃令藩以己意求之。而藩仍称诏旨。单于不许。以其状上闻。时藩已返国，为太原太守。汉乃徙藩济南，不令当匈奴。是为匈奴有拒汉之语之始。初，文帝后二年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民，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是时之政治，为属人而非属地，则逃民必当交还。书又云“来者不止，天之道也。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乃谓捐前事勿复言，非谓后此来者皆不止也。故宣帝所属约束，仍云“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而又云：“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然自武帝以后，汉属国实已远出长城之外，此约束遂不足以尽事情。乌珠留单于时，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亡降匈奴。汉命匈奴遣还。单于引宣、元时约束曰：“此外国也，得受之。”汉使不许。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汉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而收故宣帝所为约束。护乌桓使者因此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驱乌桓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乌桓曰：“持马畜皮布来赎。”乌桓人往赎。匈奴又受留不遣。王莽秉政，令中国不得有

二名，因使使者讽单于更名曰知。始建国元年（9年），莽使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汉故印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逾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匈奴单于玺”曰“新匈奴单于章”。匈奴以汉制，诸王以下乃有汉言章，今印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不说。使者见所留乌桓人，命还之。匈奴遂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二年（10年），车师后王须置离谋降匈奴，都护但钦诛之，置离兄狐兰支举国亡降匈奴，共寇车师。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杀戊己校尉刁护，胁略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莽乃大分匈奴之地为十五。诱咸及其子登、助，拜咸为孝单于，助为顺单于。三年（11年），单于遂遣兵入云中塞，据《匈奴传》。《王莽传》：建国二年（10年），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吏民，乃要其终言之。又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先是莽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伏于。建国二年十二月，见《王莽传》。及是，乃拜十二部将帅，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王莽传》：以赵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严尤谏，言今既发兵，宜纵先至者，深入霆击，且以创艾胡虏。莽不听。咸驰出塞，具以见胁状白单于，单于更以为于粟置支侯，匈奴贱官也。后助病死，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是时匈奴数为边寇，捕得虏生口验问，皆曰：孝单于咸子角数为寇。四年（12年），莽会诸蛮夷，斩登于长安市。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匈奴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空虚，野有暴骨矣。五年（13年），乌珠留单于死。王昭君女云，为右骨都侯须卜当妻。当用事，而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乃越舆而立咸，案前云咸、乐，其后乌珠留单于立，以乐为左贤王，舆为右贤王，此云越舆而立咸，则乐长于舆，咸小于舆。云咸、乐者次序实倒。但云越舆，盖乐已前死矣。为乌累若鞮单于。天凤元年（14年），云、当遣人至西河虎猛制虏塞下。虎猛，汉县，故城在今绥远境内鄂尔多斯左翼前旗。求见昭君兄子和亲侯歙。莽使歙及其弟展德侯飒往使。绐言侍子登在，购求陈良、终带等二十七人烧杀之。于是罢诸将率屯兵，但置游击都尉。匈奴送歙、飒使者还，知登前死，又内利寇掠，外不失汉故事，而寇虏从左地入不绝。使者问。单于辄曰：“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不敢有二心。”二年（15年），莽复遣歙等归登及诸贵人从者丧，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其改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王莽传》云：莽选儒生能专对者济南王咸使送登尸。敕令掘单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匹，牛三万头，羊十万头，及稍所掠边民生口在者，皆遣之。咸到单于庭，陈莽威德，责单于背畔之罪，应敌从横，单于不能诎，遂致命而还之。案单于之不逆命，固非尽咸之力，然咸亦必一奇士，可见莽所用，人才亦不少矣。三年，六月，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明等将兵击匈奴，至边，止屯。五年（18年），咸死，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遣大且渠奢与云女弟子俱奉献。莽遣和亲侯歙与奢等俱至制虏塞下，与云、当会。因以兵迫胁，将至长安。拜当为须卜单于，欲出大兵以辅立之。严尤谏曰：“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单于动静辄语中国，此方面之大助也。迎置长安，稿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听。时匈奴寇边甚，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豕勇，以为锐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赀，三十取一，缣帛皆输长安。令公卿

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参看第三节。既得当，欲遣尤与廉丹击匈奴，诛舆而立当以代之。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数谏不从，著古名将乐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兵事，凡三篇，奏以风谏莽。及当出，廷议，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莽大怒，策免尤。地皇二年（21年），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兵调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败坏云。莽之欲攻匈奴，其意始终未变。其调度虽缪，然欲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则其筹策不可谓不远。历代北狄之为患，固皆以其据有漠南北也。莽之计，较之秦始皇之筑长城，又远过之矣。其魄力之大，固亦可惊叹也。

莽又发高句骊兵，欲以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始建国四年（12年），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他心，宜命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慰安，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至而斩之，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于是貉人愈犯边。高句骊，汉县，见第五章第六节。县盖因部族为名，故又有高句骊侯。与夫余、貉，并见第九章第六节。

西域之叛，起于平帝元始中。时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不肯，系之。姑句突出，入匈奴。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东守玉门关，关又不纳，亦亡降匈奴。匈奴受之，使上书言状。时莽执政，使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谢罪，执二王以付使者。莽会西域诸国王，斩以示之。始建国二年（10年），以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惮给使者，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刁护闻之，召验问。辞服。械致但钦。钦斩之。置离兄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怨恨，遂受之。遣兵共击车师，杀后城长。时刁护病，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杀护，尽胁略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乌累单于和亲，莽遣使者多赍金帛赂单于购求。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刁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付使者。莽皆烧杀之。和亲绝，匈奴大击北边，西域亦瓦解。焉耆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始建国五年（13年）。天凤三年（16年），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郭钦出西域。焉耆诈降，及姑墨、尉犁、危须袭击骏，杀之。钦别将后至，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莽之致太平也，北化匈奴，莽奏云：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东致海外，莽奏云：东夷王度大海献国珍。南怀黄支。莽奏云：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越裳氏事已见第一节。黄支国献犀牛，见《平帝纪》元始二年（2年）。参看第九章第四节。惟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献鲜水海、允谷、盐池。莽奏太后，以为西海郡，因正十二州名分界。见第三节。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元始五年（5年）。居摄元年（6年），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羌。二年（7年），春，破之。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据《后书·羌传》。

莽之贬钩町王为侯也，其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天凤元年（14年）。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天凤三年（16年）。更遣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师古曰：莽改益州为庸部。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莽征丹、熊，丹、熊愿益调度，必克乃还。复大赋敛。就都冯英不肯给。莽于蜀郡广都县置就都大尹，今四川华阳县。上言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莽怒，免英官。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天凤六年（19年），更始将军廉丹击益州，不克，征还。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地皇三年（22年），大赦天下。惟刘伯升、北狄胡虏逆舆、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而越嶲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云。

第五节 新莽败亡

新莽所行之政，扰民如此，自不能免于乱。案新末之起兵者，多借刘氏为名，世因谓人心思汉，其实非也。莽未即真时，刘崇即已起兵，翟义亦立刘信为天子，皆见前。莽即真后，又有徐乡侯刘快，师古曰：胶东恭王子，《王子侯表》作炔。起兵其国，今山东黄县。败死。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发觉诛。始建国元年（9年）。又有陵乡侯刘曾、师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刘贵等，师古曰：不知谁子孙。聚众谋反，据始建国二年（10年）孙建之言，见《王莽传》。皆无所成。足见人民之于刘于王，无适无莫。隗嚣谓依托刘氏者之多，乃由愚人习识姓号，见《后汉书·班彪传》。诚不诬也。莽末之乱，自以法禁烦苛，吏不能治盗，莽又不能用兵；遂至星星之火，终于燎原耳。于刘氏何与哉？

天凤四年（17年），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洲。今江苏吴县。琅邪女子吕母亦起。《后汉书·刘盆子传》：琅邪海曲吕母，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母家素丰，密聚客，规以报仇。入海中，招合亡命。还攻破海曲，杀宰。复还海中。吕母死，其众分入赤眉、青犊、铜马中。海曲，今山东日照县。五年（18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起琅邪。《后汉书·刘盆子传》：崇，琅邪人，起于莒。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逄安、东海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王莽遣廉丹、王匡击之。崇等欲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六年（19年），力子都等党众寝多。莽欲遣严尤与廉丹击匈奴，尤固言匈奴可且以为后，先忧山东盗贼。莽怒，策免尤。时尤为大司马。地皇元年（20年），绿林兵起。见下。二年（21年），遣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击青、徐，不克。是岁，南郡秦丰众且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平原，汉郡，今山东平原县南。亦聚众万人，在河阻中。时翼平连率田况，《地理志》：北海郡寿光，莽曰翼平，盖分北海置翼平郡。寿光，今山东寿光县。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眉闻之，不敢入界。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乡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长吏不为意，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曼连州。乃遣将率，多发使者，传相监趣。郡县力事上官，应塞诘对，共酒食，具资用，以救断斩，不给复忧盗贼、治官事。将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战则为贼所破，吏气寝伤，徒费百姓。前幸蒙赦令，贼欲解散，或返遮击，恐入山谷，转相告语，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恐见诈灭，因饥馑易动，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阳以东，米石二千。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多从人众，道上空竭，少则亡以威视远方。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臧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

降，击之则灭。今空复多出将率，郡县苦之，反甚于贼。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莽畏恶况，阴为发代。遣使者赐况玺书。使者至，见况，因令代监其兵。况去，齐地遂败。案《莽传》又言：“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但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案据《后书·刘盆子传》。樊崇初起，亦称三老，入山。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观《后书·光武纪》：刘 初起兵时，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及见光武，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则民非有意叛乱可知也。此亦见谓人心思汉之诬。然《王莽传》又载莽责七公之言曰：“饥寒犯法，惟有二科：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岂饥寒之谓邪？”其言亦不得谓误。盖初虽但求免死，及其势之既张，则始愿所不及者，亦将乘势而为之矣。此乃事理之自然，况复有有大欲者从而用之邪？恤民当于平时，盗贼已起，必资斩断。斩断不行，盗贼肆扰，虽欲恤民，云胡可得？故莽之败，不善用兵，实为召祸之媒，非尽用兵之咎也。三年，四月，莽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合将锐士十余万人，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卒如田况之言。莽又遣孔仁部豫州，严尤、陈茂击荆州。冬，无盐索卢恢等举兵反城。无盐，汉县，见第三章第二节。廉丹、王匡攻拔之，斩首万余级。赤眉别校董宪，众数万人，在梁郡。汉梁国，盖莽改为郡。王匡欲进击之。廉丹以为新拔城，众劳，当且休士养威。匡不听，引兵独进。丹随之。合战成昌，师古曰：地名。兵败。匡走，丹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别斗，闻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驰奔贼，皆战死。此可见莽非无捍城之将，徒以用之不善，空仗节死绥，无补于事也。东方之兵既挫，南方之寇复炽。

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新市，在今湖北京山县境，后汉为县。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藏于绿林中。山名，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数月，众至七八千人。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迎击，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遂攻拔竟陵，汉县，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北。转击云杜、汉县，在今湖北沔阳县西北。安陆。汉县，在今湖北安陆县北。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平林，地名，今湖北随县。初，景帝子长沙定王发，生舂陵节侯买。舂陵，今湖南宁远县。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孝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今湖北枣阳县。遂与从弟巨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回之父曰郁林太守外，亦买子也。回生南顿令钦。取同郡樊重女，生三男三女：长男，次仲，次秀，是为后汉世祖光武皇帝。南阳蔡阳人也。蔡阳，汉县，在今枣阳县西南。熊渠生苍梧太守利。利生子张。纳平林何氏女，生子玄。玄，光武族兄也。以上兼据《后汉书·光武纪、刘玄传、城阳恭王传》及《刘玄传注》引《帝王纪》。往从陈牧等。光武性勤于稼穑。而兄 好侠养士，使邓晨起新野。晨娶光武姊元。光武与李通及通从弟轶起于宛，通后娶光武女弟伯姬，是为宁平公主。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宗室刘嘉等往诱新市、平林兵。遂与王匡、陈牧等合兵而进。至小长安，《注》引《续汉书》曰：淯阳县有小长安聚。与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仁赐战，大败。还保棘阳。汉侯国，在今河南新野县东北。阜、赐乘胜，南渡潢淳水，临沘水。新市、平林各欲解去。患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聚名。乃与光武、李通共造王常壁，为说合从之势。下江从之。于是大飨军士，潜师夜起。遂斩阜、赐。严尤、陈茂闻阜、赐军败，欲据宛。乃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与尤、茂遇育阳下。汉县，在今河南南阳县南。战，大破之。尤、茂弃军走。进围宛，自号柱天大将军。刘玄号更始将军。自阜、赐死后，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南阳士大夫及王常欲立。新市、平林将帅共定策立玄，然后召 示其议。言“恐赤眉复有所立，宜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未晚也”。诸将多曰善。张卬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乃皆从之，立更始为天子，建元曰更始元年（前23年）。以 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汉县，今河南叶县南。定陵、汉县，今河南舞阳县北。郾，汉县，今河南郾城县南。皆下之。五月，拔宛。

六月，更始入都之。莽遣大司空王邑驰传至洛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六月，邑与寻发洛阳。欲至宛，道出颍川，过昆阳，纵兵围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尤曰：“称尊者在宛下，宜亟进，彼破，诸城自定。”不听。尤又曰：“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听。先是光武将数千兵徼寻、邑兵于阳关。聚名，在今河南禹县西北。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光武言：“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阵“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阵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皆曰：“诺。”时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王凤、王常留守，夜自与十三骑出收兵。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宝，欲分留收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众乃从。光武遂与营部俱进。寻、邑自将万余人行阵，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兵不敢擅相救。汉兵乘胜杀寻。昆阳中兵出并战。邑走，军乱。大风飞瓦，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豪桀杀其牧守，自称将军，旬月之间，遍于天下。案观刘 立更始之言，知新市、平林兵力，尚远不逮赤眉，安能与新室大兵相抗？而莽之用兵，惟知以多为贵，多而不整，反致一败涂地。大兵既折，后路空虚，并关中亦不能安集矣。是皆莽之自败，非汉之遗孽能败莽也。昆阳之战，汉人自诧为奇绩。然光武以三千人冲寻、邑兵中坚，度其后继，必倍于此，城中复有数千人出与合势，是其兵数实多于寻、邑，何足为奇？寻、邑之败，败于大兵之不敢相救；大兵之不敢相救，则寻、邑敕其案部毋得动故也。寻、邑所以有是敕，盖亦知兵非素习，仓卒乌合之故。用兵专务于多者，可以知所戒矣。

昆阳既败，卫将军王涉与大司马董忠、国师公刘歆谋劫莽东降。事觉，忠伏诛，歆、涉皆自杀。莽召王邑还，以为大司马。成纪隗崔兄弟，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嚣为大将军。攻杀雍州牧陈庆、安定卒正王旬，《后书》作安定大尹王向，云平阿侯谭子。并其众。移书郡县，数莽罪恶。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师古曰：析县乡名。汉析县，在今河南内乡县西北。攻武关，西拔湖。汉县，在今河南阌乡县东。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六虎败，三虎郭钦、陈翚、成重收散卒保京师仓。师古云：在华阴灌北渭口，案灌水北入渭，见《水经注》。更始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攻武关。邓晔开武关，李松将二千余人至湖，与晔等共攻京师仓，未下。晔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入左冯翊界，北至频阳。汉县，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西至新丰。大姓砾阳申砀、下邽王大、下邽，汉县，今陕西渭南县东北。斄严春、斄，汉县，今陕西武功县西南。茂陵董喜、茂陵，汉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北。蓝田王孟、槐里汝臣、槐里，汉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盩厔王扶、盩厔，汉县，今陕西盩厔县东。阳陵严本、阳陵，汉县，今陕西咸阳县东。杜陵屠门少之属。杜陵，汉县，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军。时李松、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何况长安城？当须更始大兵到，即引军至华阴治攻具。华阴，汉县，今陕西华阴县。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闻天水隗氏兵方到，天水，汉郡，治平襄，在今甘肃通渭县西南。皆争欲先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更始将军史谌将。度渭桥，皆散走。谌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槨，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十月朔，兵从宣平门入。王邑、王林、王巡、恽等分将兵距击北阙下。二日，城中少年朱第、张鱼等趋 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三日，之渐台，欲阻池水。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众兵围渐台数百重。台上亦弓弩与相射。矢尽，短兵接。王邑父子、恽、王巡战死。王揖、赵博、苗、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皆死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公宾就，故大行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间。”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而此一代之大革命家，遂以为民请命而成仁矣。莽扬州牧李圣、司命

孔仁兵败山东。圣格死，仁将其众降。已而叹曰：“吾闻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剑自刎死。及曹部监杜普、陈定大尹沈意、九江连率贾萌，皆守郡不降，为汉兵所诛。赏都大尹王钦及郭钦守京师仓，闻莽死，乃降。更始义之，皆封为侯。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降洛阳，传诣宛，斩之。《后汉书·刘玄传》云：拔洛阳，生缚王匡、哀章，至皆斩之，不云其降。严尤、陈茂败昆阳下，走沛郡谯。今安徽亳县。自称汉将，召会吏民。尤为称说王莽篡位，天时所亡，圣汉复兴状。茂伏而涕泣。闻故钟武侯刘圣《后汉书·刘玄传》作刘望。聚众汝南，汉郡，今河南汝南县东南。称尊号，尤、茂降之。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十余日败。更始使刘信击杀之。信，赐之兄子。尤、茂并死。初，申屠建尝事崔发为《诗》。建至，发降之。后复称说。师古曰：妄言符命不顺汉。建令刘赐光武族兄。斩发以徇。案莽之败，为之尽节者不少，视汉末无一人死难者，翟义非正人，其起兵未必为汉。刘崇等皆汉宗室，不足论也。相去远矣。知谓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子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刘歆莽旧臣，其叛也，其子伊休侯叠，以素谨，歆讫不告，但免侍中中郎将，更为中散大夫，可见其用刑之平。九虎之东也，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赐物甚众；莽但赐九虎士人四千钱，可见其用财之谨。以莽之规模弘远，夫岂出内之吝者？诚其意但求利民，不为一身利害计，故不肯妄费也，亦可哀矣。

公宾就既斩莽首，持诣王宪。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舍东宫，妻莽后宫，乘其车服。申屠建至，收斩之。又扬言三辅黠，共杀其主。吏民皇恐，属县屯聚。建等不能下，驰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三辅悉平。

第八章 后汉之兴

第一节 更始、刘盆子之败

新市、平林之兵，本属饥民，苟以救死，侥幸昆阳一胜，王莽自亡，更始移都长安，遂若汉室复兴者。然功业终非可幸致，新市、平林诸将，其无规模太甚，遂至为赤眉所覆，而赤眉之不成气候，尤甚于新市、平林，于是出定河北之偏师，遂因缘时会而为海内之真主矣。

《后书》言更始之立也，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及入长安，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者，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此皆诬罔之谈。更始在民间，已能结客为弟报仇，斯盖豪桀之流，安有懦弱至此之理？刘知几说，见《史通·曲笔篇》。《郑兴传》言：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以山西豪桀，久不抚之，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国家之守，转在函谷。更始曰：“朕西决矣。”即拜兴为谏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州。其英断为何如？

《玄传》所云，盖久宦者自谓能知朝廷旧章，而轻视起于草野之主，遂为此诬罔之辞。不独更始，即史所传刘盆子之事，亦不尽可信也。更始之败，盖全由为群盗所把持，不能自振。然群盗中亦非无有心人。史称李松与赵萌说更始：宜悉王诸功臣。朱鲔争之，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后遂立诸功臣为王。鲔辞曰：“臣非刘宗，不敢于典。”遂让不受。可谓不苟得矣。乃徙鲔为左大司马，本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中。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 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此盖迫不得有所豫，非荒淫也。史称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可见其权力之大。于是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自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而赤眉入关之祸起。

王匡之败也，赤眉寇东海，汉郡，今山东郯城县西南。掠楚、即彭城。沛、汉郡，今安徽宿县。汝南、颍川，还入陈留。汉郡，今河南陈留县东北。攻拔鲁城，汉郡，今山东曲阜县。转至濮阳。汉县，今河北濮阳县南。更始都洛阳，遣使降樊崇。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皆封为列侯。崇等既未有国邑，而留众稍有离叛，乃遂亡归其营。将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崇与逄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战虽数胜，而众疲敝，厌兵，日夜愁泣思东归。崇等计议：众东乡必散，不如西攻长安。更始二年（24年），冬，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汉陆浑县，在今河南嵩县东北。两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农。汉郡，今河南灵宝县南。时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方望者，隗嚣为上将军，聘请以为军师。更始二年（24年），遣使征嚣及崔、义等。义，崔兄。嚣将行，望以为更始末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其书辞旨，斐然可观，见《后汉书·隗嚣传》。盖亦知略之士。是时与安林人弓林等于长安中求得婴，将至临泾立之。临泾，汉县，今甘肃镇原县南。更始遣李松、苏茂等击破，皆斩之。又使苏茂拒赤眉于弘农，茂军败。三月，遣李松会朱鲔与赤眉战于蓩乡，《续汉志》：弘农有蓩乡。松等大败，弃军走。时王匡、张卬守河东，为邓禹所破，见第三节。还奔长安。卬与诸将议：“勒兵掠城中，转攻所在，东归南阳。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申屠建、廖湛等皆以为然，共入说更始。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此亦见更始非懦弱者。时赤眉连战克胜，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进至华阴。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并说崇等：立宗室，扶义西伐。刘盆子者，城阳景王后。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式，汉县，未详所在。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从更始在长安。盆子与茂留军中，属右校卒史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得七十余人，惟盆子与茂及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乃书札为符，又以两空札置笥中，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三人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复还依侠卿。案盆子列侯之子，兄通《尚书》，著节更始，见下。虽曰少在兵间，流离失教，其野鄙似不至是。且时赤眉非贫弱，岂有求得盆子，令其探符，而犹敝衣徒跣者乎？亦见其言之不详也。赤眉本乌合求食，是时累战皆胜，迫近长安，乃有取更始而代之之意。史称崇虽有勇力，为众所宗，然不知书数，徐宣故县狱吏，能通《易经》，遂共推宣为丞相，崇御史大夫，则崇之不堪人主可知。崇等既不堪人主，当时情势，自以立宗室为宜，欲立宗室，自应于乡里中求之。盆子年最少，易于操纵，此盖其所以得符；齐巫狂怒，亦未必非篝火狐鸣类也。更始使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新丰，李松军陬。《续汉志》新丰有陬城。张卬、廖湛、

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欲以立秋 时，共劫更始，俱成前计。更始托病不出，召张卬等，将悉诛之。惟隗嚣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待于外庐。卬与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之。卬与湛、殷遂勒兵掠东西市。昏时，烧门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明旦，将妻子车骑百余东奔赵萌于新丰。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卬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卬等合。李松还从更始，与赵萌共攻匡、卬于城内。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赤眉至高陵，汉县，今陕西高陵县西南。匡等迎降之。遂共连兵而进。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战。败，死者二千余人。赤眉生得松。时松弟泛为城门校尉。赤眉使谓之曰：“开城门，活汝兄。”泛即开门。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初，刘恭以赤眉立盆子，自系诏狱。闻更始败，乃出，步从至高陵，止传舍。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将兵在外，号为屯卫，而实囚之。赤眉下书曰：“圣公降者，圣公，更始字。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谢禄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竭，请得先死。”拔剑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尝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张卬以为虑，谓谢禄曰：“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于是禄使从兵与更始共牧马于郊下，因令缢杀之。刘恭夜往收藏其尸。后为更始报杀谢禄。观刘恭之始终不贰，虽谢禄初亦归心，更始之为人可知。使非为诸将所挟持，其雄略未必让光武弟兄也。然则光武之不获正位，乃正其所由成功耳。

赤眉既入长安，其规模弥不如更始。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堡壁，由是皆复固守。盆子独与中黄门共卧起而已。刘恭见赤眉众乱，知其必败，自恐兄弟俱祸，密教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会。盆子下床，解玺绶，叩头乞骸骨。崇等皆避席顿首，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罢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得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众号百万。自南山转掠城邑，入安定、北地。至番须中，番须，谷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逢大雪，阬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邓禹时在长安，见第三节。遣兵击之郁夷，汉县，今甘肃陇县西。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汉县，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九月，赤眉复入长安。时汉中贼延岑出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屯杜陵。逄安将十余万人击之。禹以逄安精兵在外，惟盆子与羸弱居城中，自往攻之。谢禄救之。夜战稿街中，禹兵败走。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逄安战于杜陵，大败，死者万余人。宝降安。岑收散卒走。宝密使人谓岑曰：“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后悉拔赤眉旌帜，更立己旛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逄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虏掠无所得。十二月，乃引而东归，遂为光武所灭。

第二节 光武定河北自立

更始既立，刘 被杀。本传云：光武兄弟威名日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字。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初，李轶谄事更始贵将，光武深疑之，尝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伯升不受。

伯升部将宗人刘稷，数陷阵溃围，勇冠三军。时将兵击鲁阳。汉县，今河南鲁山县。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观诸将欲诛伯升而更始不发，则知更始本无意于杀伯升，特为诸将所胁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父城，汉县，今河南宝丰县东。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渡河。《安城孝侯刘赐。传》云：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未知所使。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文叔，光武字。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马，持节过河。《冯异传》云：更始数欲使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是时左丞相曹光，子诩为尚书，父子用事，异劝光武厚结纳之。及度河北，诩有力焉。盖时新市、平林诸将，与南阳刘宗 龁殊甚，故光武欲脱身不易如此。然非脱身而出，则为诸将所牵率，亦终于败灭耳。光武之力求出，盖以此也。

光武至河北，遇一大敌，时为王昌。《昌传》云：昌一名郎，邯郸人。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缪王子林景帝七世孙。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侠，而郎与之亲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自称成帝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林与赵国大豪李育等立之邯郸。时更始元年十二月也。《光武本纪》云：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去之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林乃立郎为天子。盖林等皆河北豪侠，与光武未能相合，故别树一帜也。郎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二年，正月，光武北徇蓟。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故广阳王子刘接，广阳王名嘉，武帝五世孙。起兵蓟中以应郎。光武复南出。时惟信都太守任光、信都，今河北蓟县。光，宛人，与光武破王寻、王邑，更始以为信都太守。和成太守邳彤，王莽分巨鹿为和成郡，居下曲阳。彤为卒正。光武至，彤降，复以为太守。下曲阳，汉县，在今河北晋县西。坚守不下。光武至信都，谓光曰：“伯卿，光字。今势力虚弱，欲俱入城头子路、东平人，姓爰，名曾，字路。与肥城刘诩起兵卢城头，故号其兵为城头子路。寇掠河、济间，众至二十余万。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东莱太守，诩济南太守，皆行大将军事。是岁，曾为其将所杀。众推诩为主。更始封诩助国侯，令罢兵归本郡。肥城，汉县，今山东肥城县。卢，汉县，今山东沂水县西南。力子都兵中，力子都，东海人。起兵乡里，钞击徐、兖界，众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众，与余贼会于檀乡。其渠帅董次仲，与五校合。建武二年（26年），为吴汉所破。见下。《后汉书注》云：今兖州瑕丘县东北有檀乡。唐瑕丘县，在今山东滋阳县西。何如？”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何如？”光曰：“可募发奔命，出攻旁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时彤亦来会。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彤言：“明公既西，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可必也。”乃拜彤为后大将军，光为左大将军，从。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遣骑驰至巨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光武遂与光等投暮入堂阳界。堂阳，汉县，今河北新河县西。使骑各持炬火，弥满泽中，光炎烛天地，举城震怖。彤亦先使晓譬吏民，其夜即降。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光武使任光救信都，光兵于道散降王郎。会更始遣将攻破信都，光武乃使信都都尉李忠还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时昌城人刘植，昌城，汉县，今河北滦县西南。宋子人耿纯，宋子，汉县，今河北赵县北。各

率宗亲子弟，据其城邑，以奉光武。而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光武遣植说扬，扬降。光武因留真定，纳郭后。后扬之甥，以此结之也。后扬复造作谶记以惑众，建武二年（26年），遣耿纯诛之。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数万人。复北击中山。所过发奔命，移檄边部，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南入赵界，攻王郎大将李育于柏人，汉县，见第四章第一节。不下。会上谷太守耿况、王莽改上谷为朔调，况为连率，以莽所置，不自安，使子弇诣更始求自固。道谒光武，留署门下吏。蓟乱，光武南驰，弇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以佐光武。渔阳太守彭宠，宛人。父宏，哀帝时为渔阳太守。王莽居摄，遇害。宠少为郡吏，从王邑东拒汉军。到洛阳，闻同产弟在汉军中，惧诛，即与乡人吴汉亡至渔阳，抵父时吏。更始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以下。鸿至蓟，以宠、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汉说宠从光武，耿况亦使寇恂至，宠乃发兵，与上谷兵合而南。安乐，今河北顺义县西。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光武因大飨士卒，东围巨鹿。月余不下。耿纯说光武径攻邯郸。五月，拔之。王郎夜亡走，追杀之。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案光武为客军，而王郎为河北豪桀，其势实不相敌。光武所以终克郎者，得渔阳、上谷之力实多，边兵强而内郡弱，其势防见于此矣。更始遣立光武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耿弇说光武不可从，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光武大悦。遂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拜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韦顺、蔡充斩之。汉亦诛苗曾。于是悉发幽州兵，引而南。

时海内割据者众，而《后书》所云“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者，为害尤巨。盖此辈皆流寇，略无规模，尚不足语于割据也。光武乃先定之。更始二年（24年），秋，击铜马于鄡，汉县，今河北束鹿县东。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汉县，今山东馆陶县西南。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山名，在今河北完县西。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案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入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光武前此，实藉郡县归附，发其兵以事征讨，至此始自有大军矣。赤眉别帅与大彤、青犊十余万众在射犬。《耿纯传》云：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射犬，聚名，在今河南沁阳县东北。光武进击，大破之。众皆散走。初，光武与谢躬相忌，光武尝请躬置酒高会，欲因以图之，不克，见《马武传》。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躬既而率兵数万，还屯于邺。光武南击青犊，谓躬曰：“我追贼于射犬，必破之。尤来在山阳者，汉县，今河南修武县西北。必当惊走。以君威力，击此散虏，必成禽也。”躬曰：“善。”自率诸将军击之。穷寇死战，其锋不可当，躬遂大败。光武因躬在外，使吴汉、岑彭袭其城，杀躬。其众悉降。于是更始之力，不复及于河北矣。

时赤眉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引兵而西，以乘其乱。更始使朱鲔、陈侨、李轶与河南太守武勃屯洛阳。光武将北徇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城邑完，仓廪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冯异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势，以拒鲔等。明年，更始三年（25年），而光武之建武元年（25年）也。光武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汉县，今河北元氏县西北。追至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贼亦引去。大军复还，至安次，汉县，今河北安次县西北。与战，破之。贼入渔阳。遣吴汉穷追。贼散入辽西、东，或为乌桓、貉人所钞击，略尽。于是诸将议上尊号。六月，即帝位于鄗。改为高邑，今河北柏乡县北。初，李轶与光武首结谋约，加相亲爱。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冯异遗轶书，说以转祸为福。轶亦报书，言思成断金，惟深达萧王。轶自后不复与异争锋。异得北攻天井关，在山西晋城县南。拔上党两城，南下成皋以东十三县。武勃将万余人攻讨畔者，异度河破斩勃，轶又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鲔知之。鲔怒，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光武既即位，使吴汉围鲔于洛阳。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光武封为淮南王。朱鲔等犹坚守不肯下。光武以岑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曰：“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光武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鲔乃降。十月，光武入洛阳，遂定都焉。

第三节 光武平关中

邓禹之西也，破更始将樊参、王匡等，遂定河东，渡河入夏阳。汉县，今陕西韩城县南。赤眉入长安。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灭，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诸将豪桀，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上郡、北地、安定，土广人希，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于是引军北至栒邑。汉县，今陕西栒邑县东北。禹所到击破赤眉别将。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禹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归至大要。县名，属北地。遣冯愔、宗歆守栒邑。

二人争权相攻。愔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光武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

二年（26年），春，赤眉西走，禹乃南至长安。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复就谷云阳。汉中王刘嘉诣禹降。嘉相李宝倨慢无礼，禹斩之。嘉，光武族兄，随更始征伐。尝击延岑，降之，更始以为汉中王，都南郑。建武二年（26年），岑复反，攻汉中，嘉败走。岑进兵武都，为更始柱功侯李宝所破，而南郑亦为公孙述将侯丹所取。嘉以宝为相，南攻丹，不克。后遂诣邓禹于云阳。宝弟收宝部曲击禹，杀将军耿。自冯愔反后，禹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赤眉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者皆食枣菜。帝乃征禹还，遣冯异代之。禹惭于受任而功不遂，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二年（26年），春，引归。与异相遇，要异共攻赤眉，大为所败，与二十四骑还宜阳。汉县，今河南宜阳县西。异收散卒，招集诸营保数万人，破赤眉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余众尚十余万，东走宜阳。光武闻，自将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为，乃遣刘恭乞降。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焉。令樊崇等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其夏，崇、逄安谋反，诛死。杨音与徐宣俱归乡里，卒于家。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自系狱，赦不诛。帝怜盆子，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焉。

时赤眉虽降，众寇犹盛。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邦，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汉县，今陕西长安县东。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汉县，今陕西咸阳县东北。杨周据谷口，汉县，今陕西醴泉县东北。吕鲔据陈仓，汉县，今陕西宝鸡县东。角闳据汧、骆，汧，汉县，在今陕西陇县。骆谷，在陕西盩厔县西南。盖延据盩厔，任良据鄠，汉县，今陕西鄠县北。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冯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九月，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欲据关中，引张邯、任良共攻异。异击破之。岑走攻析。异遣兵要击，又大破之。岑遂自武关走南阳。时百姓饥饿，人相食，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异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桀不从令者，襃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惟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三年（27年），延岑自武关出攻南阳。耿弇与战，破之。岑走与秦丰将合，又为朱祐所破，遂走归丰。四年（28年），寇顺阳。汉县，在今河南淅川县东。为邓禹所破，奔汉中，后归于公孙述。

东方诸流寇：建武二年，正月，吴汉击檀乡于邺东，大破降之。八月，帝自将征五校，大破之于阳，聚名，在河南内黄县南。降之。十一月，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于上郡。登将乐玄杀登，以其众五万余人降。三年（27年），吴汉击青犊于轵西，轵，汉县，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大破降之。四年，四月，吴汉击五校于箕山，在今山东濮县东。大破之。五年（29年），汉击富平、获索于平原，汉郡，在今山东平原县南。大破降之。《后书》所谓别号诸贼略尽矣。

第四节 光武平群雄(上)

割据东方，形势最强者为刘永。永，梁王立子。更始即位绍封，都睢阳。闻更始政乱，遂据国起兵。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攻下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使拜西防贼帅佼强为将军。西防，县名，在今山东单县。是时，东海人董宪起兵据其郡，张步亦定齐地，永拜为将军，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及更始败，永自称天子。时建武元年十一月也。二年（26年），夏，光武遣盖延等伐永。初，陈留人苏茂，为更始讨难将军，与朱鲔守洛阳。鲔既降，茂亦归命。光武使与延俱攻永。军中不相能，茂遂反，据广乐。城名，在今河南虞城县西。盖延围睢阳。数月，拔之。永将家属走虞。汉县，在虞城县西南。虞人反，杀其母及妻子。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苏茂、佼强、周建合军救永，为延所败。茂奔还。强、建从永走保湖陵。汉县，今山东鱼台县东南。三年（27年），春，永使立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初，更始遣王闳平阿侯谭子。为琅邪太守，步拒之。闳为檄晓谕吏人，降赣榆等六县。赣榆，今江苏赣榆县。收兵数千人。与步战，不胜。及刘永拜步为将军，使督青、徐二州，征不从命者。步乃理兵于剧。汉县，今山东寿光县东南。遣将徇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诸郡，皆下之，拓地寝广，兵甲日盛。闳惧众散，乃诣步相见。步令关掌郡事。及是，光武遣伏隆持节使齐，拜步为东莱太守。永闻，乃驰遣立步为齐王。步即杀隆而受永命。吴汉等围苏茂于广乐。周建救茂。战败，弃城复还湖陵。而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与茂、建走邓。汉县，今河南永城县西南。诸将追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茂、建奔垂惠，聚名，今安徽蒙城县西北。立永子纡为梁王。佼强还保西防。四年（28年），秋，遣马武、王霸围纡、建于垂惠。苏茂救之。纡、建亦出兵战，不克。建兄子诵反，闭城门拒之。建、茂、纡等皆走。建于道死。茂奔下邳，与董宪合。纡奔佼强。《本纪》：垂惠之拔，在五年二月。五年（29年），遣杜茂攻西防。强与纡奔董宪。庞萌者，山阳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为冀州牧，与谢躬共破王郎。躬败，萌降。与盖延共击董宪。诏书独下延，萌以为延谮己，遂反。袭破延。与董宪连和，屯桃乡北。桃乡，汉县，今山东汶上县东北。帝自将讨萌。宪闻，乃与纡等还兰陵。汉县，今山东峄县东。使茂、强助萌。合兵三万，急围桃城。帝驰赴师次。亲搏战，大破之。萌、茂、强夜弃辎重逃奔。宪与纡悉

其兵数万人屯昌虑。汉县，今山东滕县东南。帝亲临攻，又大破之。遣吴汉追击。强降。茂奔张步。宪及萌入郯城。郯，汉县，今山东郯城县西南。汉等攻拔郯。宪、萌走保朐。汉县，今江苏东海县。刘纡不知所归，军士斩其首降。梁地悉平。吴汉进围朐。明年，城中谷尽，宪、萌潜出，袭取赣榆。琅邪太守陈俊攻之。宪、萌走泽中。会吴汉下朐城，获宪妻子。宪乃谢其将士，将数十骑夜去，欲从间道归降。汉校尉韩湛追斩宪于方与。汉县，今山东鱼台县北。方与人黔陵亦斩萌。初，刘永死，张步等欲立纡为天子，自为安汉公，置百官。王闳谏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山东颇能归之。今尊立天子，将疑众心。”乃止。五年（29年），秋，遣耿弇讨张步。步以其将费邑为济南王，屯历下。今山东历城县。冬，弇破斩邑，进拔临菑。步以弇兵少远客，可一举而取，乃悉将其众攻弇于临菑。大败，还奔剧。帝自幸剧。步退保平寿。汉县，今山东平度县西南。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降。后与妻子俱居洛阳。王闳亦诣剧降。八年（32年），夏，步将妻子逃奔临淮，汉郡，今安徽盱眙县西。与弟弘、蓝欲招其故众，乘船入海。陈俊追斩之。案《张步传》言永自以更始所立，承制拜步，则永实奉承更始者。更观王闳谏张步之言，知谓永自称天子者必诬。苏茂之叛，盖亦非徒以与盖延不协。《庞萌传》言：光武即位，以为侍中。萌为人逊顺，甚见亲爱。帝尝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及反，帝闻之，大怒，乃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毋笑其言乎？”萌之见亲信如此，岂以诏书独下盖延而遂自疑？萌殆深自韬晦，欲为谢躬报仇者邪？东汉人作史，不甚敢言更始之长，亦不甚敢著光武叛更始之迹，故其事之真不见。然蛛丝马迹，犹有可寻。观于归心者之多，而更始之为人可见矣。成败傥来之运，岂得以此定圣公与伯升、文叔之优劣哉？

擅命东南，其力亚于刘永者为李宪。宪，许昌人，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众十余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州公。莽败，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23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27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四年（28年），秋，光武幸寿春，遣马成击宪，围舒。汉县，今安徽庐江县西。至六年，正月，拔之。宪亡走。其军士追斩宪降。宪余党淳于陵等聚众数千，屯潜山。汉县，今安徽潜山县。扬州牧欧阳歙遣兵攻之，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白歙，往说而降之。

其跋扈于荆州者，则有秦丰、田戎等。丰，南郡人，据黎丘，今湖北宜城县北。自称楚黎王，略有十二县。董 起堵乡。，堵乡人。建武二年（26年），反宛，坚镡徇南阳诸县，弃城，走退堵乡。见《镡传》。堵乡，即堵阳，汉县，今河南方城县东。许邯起杏。《注》云：南阳复阳县有杏聚。复阳，在今河南桐柏县东。又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时破虏将军邓奉晨兄子。谒归新野，怒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屯据淯阳，与诸贼合从。二年（26年），岑彭破杏，降邯。复遣八将军与彭并力讨奉。先击堵乡。奉将万余人救。、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三年（27年），夏，帝自将南征。至堵阳，奉逃归淯阳。降。追奉于小长安。帝率诸将亲战，大破之。奉迫急，乃降，斩之。车驾引还，令彭等三万余人南击丰。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汉县，今湖北襄阳县北。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丰驰归救。彭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丰相赵京等举宜城降。宜城，汉县，今湖北宜城县东。共围丰于黎丘。时田戎据夷陵。汉县，今湖北宜昌县。戎，西平人。西平，汉县，今河南西平县西。与同郡陈义，客夷陵，为群盗。更始元年（23年），陷夷陵。及是，惧大兵至，欲降。戎妻兄辛臣谏，不听。四年（28年），春，戎留辛臣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沔，止黎丘。

刻期日当降，而辛臣盗戎珍宝，从间道先降于彭。戎疑必卖己，遂不敢降，反与丰合。彭出兵攻戎。数月，大破之。戎亡归夷陵。彭攻黎丘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尽。帝以丰转弱，十一月，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与傅俊南击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归。汉县，今湖北秭归县。戎与数十骑亡入蜀。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母妻子九人降。车传送洛阳，斩之。俊因将兵徇江东，扬州悉定。岑彭之破田戎也，引兵屯津乡，汉县，今湖北江陵县东。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初，彭与交阯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本纪》，见建武十一年（35年）。

拒命于北方者，有彭宠及卢芳。宠助光武平王郎，已见第二节。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朱浮为幽州牧，守蓟，与宠不相能，数谮构之。建武二年（26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帝不许。益以自疑，遂反。自将二万人攻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秋，帝使邓隆救蓟。宠大破隆军。明年，春，遂拔右北平、上谷。数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桀，皆与交质连衡。遂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五年（29年），春，苍头子密等三人斩宠诣阙。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国师韩利斩午首，诣祭遵降。夷其宗族。宠之叛也，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与宠连兵。四年，五月，祭遵讨斩之。

卢芳，安定三水人。三水，汉县，在今甘肃固原县北。居左谷中。《续汉志》曰：三水县有左右谷。王莽时，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云曾祖母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乱，太子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将军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至长安，征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三水豪桀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芳与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单于遂立芳为汉帝。以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建武四年（28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五年（29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今绥远五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芳后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惧，举郡降。光武令领职如故。七年（31年）冬。后吴汉、杜茂数击芳，并不克。事在九年（33年）、十年（34年）。十二年（36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众尽归随昱。昱随使者诣阙，拜为五原太守。十六年（40年），芳复入居高柳，汉县，今山西阳高县北。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林为代太傅。因使和集匈奴。其冬，芳入朝，有诏止，令更朝明岁。芳忧恐，复叛。与闵堪、闵林相攻。匈奴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余年，病死。初，安定属国胡与芳为寇。及芳败，胡人还乡里。积苦县官徭役。其中有驳马少伯者，素刚壮。二十一年（45年），遂率种人反叛，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注》：青山在今庆州。案唐庆州，今甘肃庆阳县。遣将兵长史程欣击之。少伯降，迁于冀县。今甘肃甘谷县南。

第五节 光武平群雄(下)

新室之末，群雄割据者，惟隗嚣、公孙述少有规模。嚣起兵后，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24年），遣使征嚣及崔、义等。至长安，以嚣为右将军，崔、义皆即旧号。其冬，崔、义谋欲叛归。嚣惧并祸，告之。崔、义诛死。更始感嚣忠，以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关，三辅扰乱，流闻光武即位河北。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良。更始不听。更始使使者召嚣，嚣称疾不入。因令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亡归天水。述，茂陵人。天凤中，为导江卒正，导江，蜀郡改。居临邛。汉县，今四川邛崃县。更始立，豪粲各起其县以应汉。南阳人宗成略汉中。商人王岑，亦起兵于洛县，今四川广汉县。杀莽庸部牧以应成。述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攻破之。二年（26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徇蜀汉。述使其弟恢于绵竹击宝、忠，绵竹，汉县，今四川德阳县北。大破之。于是自立为蜀王。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越巂任贵杀王莽大尹，据郡降述。述遂使将军侯丹北守南郑；任满下江州，汉县，今四川江北县。东据扞关；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尽有益州之地。

隗嚣素谦恭爱士。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嚣倾身引接，为布衣交。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冯愔叛，西向天水，嚣逆击，破之。邓禹承制，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陇，嚣又遣将军杨广逆击破之。建武三年（27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述使李育、程乌出陈仓，与吕鲔徇三辅。嚣遣兵佐冯异击走之。其后述数出兵汉中，遣使以大司马、扶安王印绶授嚣。嚣斩其使，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示嚣，因使讨蜀。嚣乃遣长史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

初，嚣与来歙、马援相善，故帝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五年（29年），复遣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嚣将王元、王捷，常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嚣心然其计。而延岑、田戎，亦皆为汉兵所败，亡入蜀。述以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戎翼江王。六年（30年），关东悉平。帝积苦兵间，以嚣子内侍，述远据边垂，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而述遣田戎与任满出江关，在今四川奉节县东。欲取荆州诸郡。乃诏嚣：当从天水伐蜀。嚣复多设支阂。帝知其终不为用，遂西幸长安，遣耿弇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嚣使王元据陇坻。诸将与嚣战，大败，各引还。嚣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辅。冯异、祭遵等击破之。嚣乃上疏谢。帝使来歙至汧，赐嚣书曰：“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虚语浮辞。即不欲，勿报。”嚣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明年（31年），述以嚣为朔宁王。遣兵往来，为之援势。述骑都尉荆邯说述：“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传檄吴、楚；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述终不听。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惟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秋，嚣将步骑三万侵安定。至阴槃。县名，今陕西长武县西北。冯异率诸将拒之。嚣又令别将下陇，攻祭遵于汧，兵并无利，乃引还。八年（32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略阳，汉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嚣悉大众围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弇助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西城，汉县，今陕西安康县西北。而田弇、李育保上邦。诏告嚣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它也。”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岑彭围西城，耿弇、盖延围上邽。李育军没。颍川盗贼起，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帝自上邽晨夜东驰。九月，还宫。自征颍川，盗贼皆降。帝敕吴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敝。数月，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至，汉遂退败。迎嚣归冀，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嚣。九年（33年），春，嚣死。王元、周宗立嚣少子纯为王。明年，来歙、耿弇、盖延等攻破落门。聚名，在甘肃甘谷县西。周宗、行巡等将纯降。王元留为蜀将，蜀破，乃降。纯徙弘农。十八年（42年），与宾客数十骑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诛之。

王元之降蜀也，公孙述以为将军。建武九年（33年），述使元与领军环安拒河池。汉县，今甘肃徽县西。又遣田戎、任满下江关，拔夷陵，据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十一年（35年），岑彭攻破之。述将王政斩满降，田戎走保江州。彭以其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十二年，七月，拔之，获戎。自引兵至垫江。汉县，今四川合川县。帝与述书，陈言祸福，明丹青之信。述省书叹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隆、少皆劝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来歙急攻王元、环安。安使客刺杀歙。述使延岑、吕鲔及其弟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汉县，今四川资阳县北。侯丹拒黄石。滩名，在今四川涪陵县。彭使臧宫拒岑等，自还江州，袭击侯丹，大破之。因倍道兼行，拔武阳。汉县，今四川彭山县东。使精骑驰广都，汉县，今四川华阳县东南。去成都数十里。蜀地震骇。述令客刺杀彭。会吴汉 江上，并将其军。十二年（36年），围武阳。述遣子婿史兴救之。汉迎击，尽殪其众。进拔广都，逼成都。述使谢丰、袁吉攻汉，汉破之，斩丰、吉，引还广都。自是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郭中。时臧宫已破延岑，降王元，拔绵竹，破涪城，涪，汉县，今四川绵阳县。斩述弟恢，攻拔繁、汉县，今四川新繁县东北。郫，汉县，今四川郫县。与汉会。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延岑。遣步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十一月，臧宫军至咸门。《注》：成都北面有二门，其西者名咸门。述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令壮士突之。述兵大乱，被刺洞胸堕马。左右舆入城。述以兵属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吴汉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汉前以军行侵暴，致邓奉之叛，破蜀又残虐如此，可谓暴矣。十八年（42年），蜀郡守将史歆反，汉又率刘尚、臧宫讨平之。

陇、蜀既平，河西则以窦融故，不烦兵力而自服。融，平陵人。平陵，汉县，在今陕西咸阳县西北。七世祖广国，汉孝文皇后之弟。融，王莽时尝为军官。莽败，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萌以为校尉，甚重之，荐融为巨鹿太守。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候萌，辞让巨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

既到，抚结雄桀，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及更始败，统等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建武七年（31年），曾以弟报怨杀人去，融以辛彤代之。辛彤为敦煌太守，库钧为金城太守。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监察五郡。河西民俗质朴，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自破之。其后匈奴惩艾，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使辩士说河西，与陇、蜀合从。融等召豪桀及诸太守计议，决策东乡。建武五年（29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亦发使遗融书。遇钧于道，即与俱还。帝授融凉州牧。隗嚣叛，融与五郡太守上疏请师期。初，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融与诸郡击封何，大破之。八年（32年），夏，车驾西征。融等与大军会高平第一。《注》：高平，今原州县。《郡国志》云：高平有第一城。案今甘肃固原县。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以列侯奉朝请焉。据《梁统传》。

以上所言，皆新、汉间割据扰乱之较大者。其较小者，则《光武本纪》建武十六年（40年）云：“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盖北方实至此而始平也。其南方，则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者。建武六年（30年），以李忠为丹阳太守。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十七年，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汉县，今安徽潜山县北。遣马援、段志讨破之。十九（43年）年，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汉县，今河南阳武县。臧宫讨斩之。又更始败时，乐浪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30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郡人王景等杀调迎遵。牂牁：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遣使从番禺江奉贡。益州：太守文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越嶲：王莽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侯。更始二年（24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38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即授越巂太守印绶。十九年（43年），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长贵，《岑彭传》作任贵，入蜀时遣使迎降，《前书》亦作任贵。交阯：十六年（40年），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之。军至合浦，志病卒，诏援并将其众，缘海而进，随山勘道千余里。至十九年正月，乃平之。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焉。

第九章 后汉盛世

第一节 光武、明、章之治

凡旧劳于外之主，率能洞达民情，况兴于草泽者乎？《后汉书·循吏传》云：“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37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籞之官，废驰骋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浮、意之言，皆见《后汉书》本传。又《郑兴传》：兴亦因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上言今陛下高明，而群臣皇促，宜留思柔克之政。案《续汉书·百官志》言：世祖中兴，务从意省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郡国志》言：其所省者，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注》引应劭《汉官》曰：“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垂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绝灭。建武二十一年（45年），始遣中郎马援谒者分筑烽候堡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上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盖时海内凋敝已甚，不得不一出于节约也。本纪言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侧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谏。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皇后纪》言：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惟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其爱养元元之心，及其勤劳不怠之风，行过乎俭之意，自有足取者，故能开一代之治也。

其致治之术，实在以吏事责三公，而功臣不用。《贾复传》言：是时列侯公卿，参议国家大事者，惟商密、邓禹。固始、李通。胶东贾复。三侯而已。故复等亦能剽甲兵，敦儒学焉。《马武传》言：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大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然《杜诗传》：诗上疏言：“臣伏睹将帅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内郡，然后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诚宜虚缺数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复厚赏，加于久役之士。”桓谭亦言：“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货。是以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则光武于将士，御之未尝不严，且其待之颇薄。所云“高爵厚禄，允答元功”者，特在其功成身退之后而已。然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赞》。而奉命莫不惟谨，军旅之事，贵于威克厥爱，信哉！

帝于文吏，督责尤严。《申屠刚传》云：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群臣，至乃箠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刚每极谏，帝不纳。为大司徒者：自邓禹而后，伏湛坐事策免。侯霸以荐阎杨，杨为帝所素嫌，几至不测。霸薨后，韩歆代之。以直言无隐讳，免归田里。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欧阳歙、戴涉继之，皆坐事下狱死。其后蔡茂、王况、冯勤虽得薨位，然史称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燕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云云，则勤之处境亦危矣。其时大司农江冯上言，至欲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见《陈元传》。其遇大臣寡恩如此。《续书·百官志注》引《决录》云：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以丁邯补焉。邯称疾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不？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中诏遣出，竟不为郎。其遇群臣之无礼又如此。《五行志》言：建武十六年（40年），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世祖怒，杀十余人。皇子诸王招来文章谈说之士，有人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上怒，诏捕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后汉书·第五伦传》：伦上疏言：“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辨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则其用刑之不详，毒且流于后嗣矣。然犹能称后汉之治世者，则以其遇臣下虽严，而于小民颇宽也。《后书》本纪：建武二十六年（50年），诏有司增百官奉。千石已上，减于西京。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则帝于小臣，亦颇能礼恤。与前世宽纵大臣、近臣，不恤小臣、远臣，怠于察吏，听其虐民者迥异。此其所以能下启永平，同称东京之治世欤？

汉世权戚，最称纵恣。西京陵替，职此之由。以光武之严明，似可以敛迹矣。然《酷吏传》言：董宣为江夏太守，外戚阴氏为郡都尉，宣轻慢之，坐免。后特征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参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此事昔时论史者，或转以为美谈，然去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执之之义亦远矣。昔之持论者，多自托于孔、孟，如此等处，曷尝能折衷于六艺邪？《蔡茂传》：茂因宣事上书，言“顷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可见坏法者之多。帝之所谓严明者安在哉？岂专施诸疏逖乎？然帝之时，权戚之纵恣，究较后世为愈。故《朱浮传》载浮上疏，言“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也。外戚中窦融最称恭谨，然以子孙纵诞，永平初卒遭谴谪。永平之政，多遵建武，夫固可以参观也。

光武之所委任者，为明习故事之臣，如伏湛、侯霸、冯勤，皆自尚书登相位是也。亦颇奖饰恬退之士，如卓茂与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名重当时，咸加褒显，或封其子孙是也。论者因称光武能奖厉名节，后世卒食其报。其实褒显不仕莽朝者，不过一姓之私；而汉末所谓名士者，亦徒气矜之隆，正如画饼充饥，不可得啖，即微党锢之祸，其徒咸获登用，亦未必能收澄清之效也。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自明。

《儒林列传》言：光武爱好经术，未及下车，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29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56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遂亲行其礼焉。此事读史者尤以为美谈。然秦、汉而后，所谓辟雍，已与教化无涉，《汉书·礼志》已有微辞。光武亦非知礼乐之人，其勤于建立，或转以承新室之后，闻见所习耳。《三国志·袁涣传》：魏国初建，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此所谓柔之之术，光武或亦有此志耳。偃武修文，诚为定乱后之亟务，然治以实不以名，与其隆辟雍，曷若兴庠序邪？而后汉右文之主，始终虑不及此，可见其所谓右文者，仍不免徒饰观听，与先汉武帝同病也。辟雍之议，发自耿纯，而成于桓荣。建武三十年（54年），纯又奏上宜封禅。中元元年（56年），帝遂东巡岱宗焉。此又于教化何涉？况以当时海内之雕敝，而可为告成功之祭乎？《续汉书·祭祀志》云：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自此群臣不敢复言。三十二年，正月，上齐，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梁松等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夫既能为三十年之诏，岂复有三十二年之求？若谓为图谶所惑，岂有躬创大业之人没于迷信者？光武之信谶，殆亦欲以此愚民耳。三年之间，而其自相矛盾若此，足见昔时史籍，称美帝王之言，多不免于虚诬也。

仁民之政，光武确亦有之。如建武五年（29年），即复三十而一之税；十六年（40年），又复五铢钱；二年（26年）、六年（30年）、七年（31年）、十三年（37年）、十四年（38年），屡诏免嫁妻、卖子及奴婢是也。其不肯用兵匈奴，及却西域都护之请，亦不失为度德量力。惟罢郡国都尉及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建武六年（30年）、七年（31年）。虽有休息之效，而使民兵之制，自兹而废，则亦未免昧于远大之讥焉。

光武郭皇后，真定恭王名普，景帝七世孙。女郭主之子。更始二年（24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已见前。及即位，以为贵人。建武元年（25年），生皇子强。阴皇后，讳丽华，南阳新野人。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当成里。即位，为贵人。欲崇以尊位。后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二年（26年），郭氏立为皇后，强为皇太子。后宠稍衰。十七年（41年），废为中山王太后。时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二十年（44年），徙沛，后为沛太后。立阴贵人为皇后。强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蕃国。十九年（43年），封为东海王。立阴后子庄为太子。中元元年，二月，世祖崩，太子即位，是为显宗孝明皇帝。时郭后已前卒。建武二十八年（52年）。广陵思王荆，亦阴后子。诈称后弟大鸿胪郭况书与强，言“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劝其举兵，“雪沉没之耻，报死母之仇”。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显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时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后荆复呼相工，谓曰：“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皇恐，自系狱。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惟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荆犹不改，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永平十年（67年）。楚王英，许美人子。自显宗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永平十三年（70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今安徽泾县西。明年，至丹阳，自杀。郭后子济南安王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人上书告其招徕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有司举奏之。削五县。阜陵质王延，本王淮阳。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延徙为阜陵王，食二县。建初中，复有告延与子男鲂造逆谋者。贬为阜陵侯，食一县。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不得与吏人通。章和元年（87年），行幸九江，赐延书，与车驾会寿春，乃复为阜陵王，增封四县，并前为五县焉。楚狱连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皆皇恐，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迫痛自诬死者甚众，见寒朗及袁安《传》。《安传》言帝以安奏，感悟，得出者四百余家。然《杨终传》言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则感悟释出者，曾不及十之一耳。

《钟离意传》言：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左雄传》：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顺帝从而改之。其后九卿无复捶扑者。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惟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会连有变异，意复上疏，咎群臣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感逆和气，以致天灾。以此不得久留，出为鲁相。卒官。复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宋均传》：均性宽和，不喜文法。常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书，恒欲叩头争之。以时方严切，遂不敢陈。盖建武刻急之治，至永平，几于变本加厉矣。

明帝在位十八年崩，子炟立，是为肃宗孝章皇帝。帝少宽容，好儒术。《后书》本纪论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钟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量未优乎？”又云：“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宠传》：肃宗初为尚书。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旧俗。乃上疏。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 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著胎养之令。元和二年（85年）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为令。”平徭简赋，人赖其庆。”盖明帝之为人，颇类前汉宣帝，而章帝则颇类元帝也。然外戚之祸，遂萌芽于章帝之时，则甚矣。为人君者之不可以不知法术也。

明帝马皇后，援之小女。援卒后家失势，数为权贵所侵侮。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大夫人，绝婚窦氏，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帝以后无子，命养之。永平三年（60年），立为皇后。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建初元年（76年），章帝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明年（77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旧典。帝复重请之，太后卒不许。四年（79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太后以为恨。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是岁，太后崩。八年（83年），廖子步兵校尉豫投书怨诽。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随廖归国，考击物故。后诏还廖京师。史言廖性宽缓，不能教勒子孙，而防、光奢侈，好树党羽，一似罪专在防、光者。然《第五伦传》：伦以肃宗初为司空，上疏言：“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而今之议者，复以马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二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则廖亦未尝不奢侈，好树党与也。后马防为车骑将军，当出征西羌，伦又上疏，言：“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县令，苦其不法，收系论之。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令防自请人，有损事望。”不见省用。则太后之裁抑外家，亦徒有其名而已。《援传》言：“帝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其事盖在马后崩后。然犹历四年，乃遣归国，则章帝之制驭外戚，不如明帝远矣。然马氏究犹为贤者。至窦后，专宠宫闱，而害和帝之母，遂为东京外戚之祸之始焉。

第二节 匈奴分裂降附

前汉之末，北边形势，颇为完固。盖自武帝以来，仍世出兵征讨，威 远澹，而边塞之修起，亦非一日之功，故其势屹然不可犯也。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云：“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作治，功费久远，

不可胜计。”可见前汉边备，颇为整饬。《汉书·匈奴传》叙昭帝时事曰“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非偶然也。

新莽抚御失宜，四夷俱叛。徒集大兵，不能出塞，而蛮夷入犯，且无以遏之，遂至边民荡析离居，障塞破坏，守备空虚，而东汉以凋敝之局承其后，盖岌岌乎其可危矣。然未几即转危为安，抑且威行朔漠，有非前世所敢望者，则匈奴之分裂实为之，不可谓非天幸也。

王莽拜须卜当为单于，欲出兵辅立之，已见前。后当病死。汉兵诛莽，云及大且渠奢亦死。更始二年（24年）冬，汉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单于舆骄，谓遵、飒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遵与相撑拒，单于终持此言。光武六年（30年），始与匈奴通好。单于骄倨，自比冒顿。帝待之如初。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帝但严兵防之。事见苏竟、郭伋、杜茂、王霸、马成、张堪等传。而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匈奴遂复转居塞内、而乌桓、鲜卑，又为所慑服。

乌桓、鲜卑，《后汉书》云：“本东胡，汉初冒顿灭其国，余类分保此二山，因号焉。”二山当在今蒙古东境。盖其西上谷之北，为匈奴左方王将，其东松花江畔，则为夫余矣。乌桓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鲜卑习俗与乌桓同。盖尚如战国以前之匈奴，未能统一也。乌桓自为冒顿所破，常臣伏匈奴。武帝遣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昭帝时，范明友击乌桓。乌桓由是寇幽州。见第五章第十六节。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严尤领乌桓、丁零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求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钞盗。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皆羁縻属之。光武初，与匈奴连兵为寇。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鲜卑之祸，则中于辽东。建武十七年（41年），蔡彤守辽东。招鲜卑大都护偏何，使攻匈奴及赤山乌桓。《乌桓传》云：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玄菟及乐浪胡夷，亦来内附。然其事已在永平后矣。

匈奴单于舆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王昭君子。以次当为左贤王。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乌珠留若鞮单于子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内怀猜惧，庭会希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比不得立，既怀愤恨，而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47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两骨都侯颇觉其意，白单于欲诛之。二十四年（48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惟五官中郎将耿国谓宜如孝宣故事，受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此处采《耿弇传》，谓许其为南单于，与北单于对立也。《南匈奴传》云：“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本纪》云：“比自立为南单于。”比之自立，实在求附之时，亦不得以南单于自号也。二十五年（49年），春，遣弟左贤王莫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二十六年（50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冬，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汉县，在今绥远境内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部之民，归于本土。据本纪。《赵憙传》：二十七年，拜太尉。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憙典边事，思为久长。憙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大定。案徙诸郡民于内地，事见《本纪》建武九年（33年）、十年（34年）、十五年（39年）、二十年（44年）。南单于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捍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二十七年（51年），北单于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天子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52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帝从之。《臧宫传》云：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宫与马武上书，言：“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诏报曰：“百姓人不自保，传闻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人，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敌不可尽，徒滋劳扰，光武之计，固不可谓非持重也。

匈奴既定，乌桓、鲜卑皆随之降附，北边遂获安宁。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乱，乌桓承弱袭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据《乌桓传》。本纪同。帝乃以币帛赂乌桓。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乡化，诣阙朝贡。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司徒掾班彪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从之。置于上谷宁城，汉宁县，在今察哈尔宣化县西北。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鲜卑：二十五年（49年），始通译使。其后偏何等诣祭彤求自效。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贡，慕义内属。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永平元年（58年），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薨，弟丘浮尤鞮单于莫中元元年（56年）立。凡《后汉书》言南匈奴单于某年立者，皆其先单于薨之明年。薨，弟伊伐于虑鞮单于汗中元元年立。薨，单于比之子 僮尸逐侯鞮单于适永平二年（59年）立。薨，单于莫之子丘除车林鞮单于苏永平四年（61年）立。数月薨，单于适之弟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永平六年（63年）立。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不复为寇，许之。八年（65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众伺侯得，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屯五原曼柏。汉县，在今绥远境内蒙古乌喇特旗黄河北。又遣兵屯美稷。北虏复寇钞边郡，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十六年（73年），乃大发缘边兵及羌、胡、南单于、鲜卑兵，使窦固、耿忠出酒泉，耿秉、秦彭出居延，祭彤、吴棠出高阙，来苗、文穆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注》云：在西州交河县东北。唐交河县，在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县。耿秉、秦彭绝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祭彤、吴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为庶人。据《窦融传》。章帝元和二年（85年），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案前一年，北单于尚遣驱牛马至武威与汉贾客交易，则此所谓远引而去者，当谓去武威塞外。单于长薨。是岁，单于汗之子伊屠于闾鞮单于宣立。章和元年（87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案《陈禅传》禅以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拜辽东太守，使晓慰北匈奴，单于随使还郡。则北匈奴西徙后，其左地有自号单于者。此优留单于，亦必非北匈奴之大单于也。是岁，单于宣薨，单于长之弟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立。时北虏大乱，加以饥馑，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将并北庭。会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艾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候河西。此当系前所谓远引而去者。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求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且言“今年不往，恐复并一”。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许。会太后兄宪有罪，惧诛，求击匈奴以赎死。乃拜宪车骑将军，秉为副。和帝永元元年（89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在窳浑县北。汉窳浑县，在今绥远境内阿尔坦山之南腾格里湖侧。南单于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 阳塞。汉阳县，在今陕西神木县南。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鞮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遣军司马吴氾、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及单于于西海上。单于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

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随讽诣阙。宪以单于不身到，奏还其侍弟。诏即五原拜宪为大将军。明年，宪将兵出镇凉州。北单于以汉还侍弟，复遣款居延塞，欲入朝见，愿请大使。宪上遣班固行中郎将，与梁讽迎之。南单于复上书求并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至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去。固至私渠海而还。宪以北虏微弱，欲遂灭之。明年，复遣耿夔等将精骑八百直奔北单于庭于金微山。单于与数骑脱亡。去塞五千余里，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此据《南匈奴传》。《袁安传》云：遁走乌孙。余部不知所属。宪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大夫耿秉等十人议可许。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为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无缘复立阿佟，以增国费。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同安议。事奏，未以时定，安复独上书事言之。《袁安传》。而单于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将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宪上立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92年），遣耿夔即授玺绶。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方欲辅归北庭，会窦宪被诛，五年（93年），于除鞬自畔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十六年（104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元兴元年（105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赐而已。《鲜卑传》云：永元中，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转盛。《宋均传》：章和二年（87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

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均族子意上疏曰：“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钞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归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会南单于竟不北徙。意策未尝非是，然其后，汉未能遏鲜卑于方兴，听其坐大，亦一失也。北匈奴破败后，仍时与汉争车师，事见下节。

南匈奴单于屯屠何薨，单于宣弟安国永元五年（93年）立。安国初为左贤王，而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故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是疾师子，欲杀之。其诸新降胡，旧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多怨之。安国因是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安国既立为单于，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觉单于与新降者有谋，乃别居五原界。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辄称病不往。行度辽将军皇甫稜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六年（94年），春，皇甫稜免，以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无由上闻。崇因与朱徽上言：“安国疏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叛西河。请上郡、安定，为之儆备。”和帝下公卿议。皆以为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帝从之。徽、崇遂发兵造其庭。安国夜闻汉军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及将新降者，欲诛师子。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单于适之子师子永元六年（94年）立，是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降胡五六百入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卫护士与战，破之。新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胁立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略吏民，燔烧邮亭庐帐，将军重向朔方，欲度漠北。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邓鸿、越骑校尉冯柱及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积射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七年（95年），帝知徽、崇失胡和，又禁其上书，以致反畔，皆征，下狱死。以庞奋行度辽将军。逢侯于塞外分为二部：自领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数百里。八年（96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还入朔方塞。庞奋迎受慰纳之。其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口悉降，以分处北边诸部。南单于以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始与安国同谋，欲考问之。乌居战将数千人畔，出塞外山谷间，为吏民害。时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奋、柱与诸郡兵击乌居战，其众降。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徙安定、北地。柱还。逢侯部众饥穷，又为鲜卑所击，无所归，窜逃去塞者，络绎不绝。师子薨，单于长之子檀永元十年（98年）立，是为万氏尸逐鞮单于。十二年（100年），庞奋迁河南尹，以王彪行度辽将军。南单于岁遣兵击逢侯，多所虏获。收还生口，前后以千数。逢侯转困迫。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四年（110年），以梁慬行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夔，将鲜卑。击破之。单于降，脱帽徒跣，对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元初四年（117年），逢侯为鲜卑所破，部众分散，皆归北虏。五年（118年），逢侯将百余骑亡还，诣朔方塞降，度辽将军邓遵奏徙逢侯于颍川郡。案纳降最难，北虏虽亡，南虏亦扰攘，

至此然后安定也。

第三节 后汉定西域

汉时西域诸国，或居天山之麓，或处沙漠之中，往来甚难，不利兼并，故无大国兴起。然阅时既久，亦终必有狡焉思启者，特为汉所临制耳。临制之力一衰，则并兼之谋获逞矣。此事成于东汉之末见第十二章第十节。而西汉之末已启其机，莎车、于阗之称霸其选也。

王莽时，西域怨叛，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匈奴略有西域，惟延不肯附属。天凤五年（18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29年），窦融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九年（33年），康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十四年（38年），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十四年（38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西域始通。葱岭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41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位号，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二十一年（45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诸国忧恐，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许之。二十二年（46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掠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妫塞王自以国远，遂杀贤使者，贤击灭之，立其国贵人驷鞬。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妫塞王。数岁，龟兹贵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贤以大宛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而康居数攻之。岁余，桥塞提亡归。贤复以为拘弥王，而遣延留还大宛，使贡献如常。又徙于阗王俞林为骊归王，立其弟位侍为于阗王。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以上皆光武建武二十二年（46年）以后，明帝永平二年（59年）以前十四年间事也。为所破者，既有八国矣。

莎车将君得在于阗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三年（60年），其大人都末与其兄弟共杀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阗王。复与拘弥国人攻杀莎车将在皮山者。贤遣其太子、国相将诸国兵二万人击休莫霸，败走。贤复发诸国兵数万，自将击休莫霸。霸复破之，斩杀过半。贤脱身走归国。休莫霸进围莎车，中流矢死，兵乃退。休莫霸兄子广德立。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不能下。广德承莎车之敝，复使攻之。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于时贤归其父，而以女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明年，莎车相且运等患贤骄暴，密谋反城降于阗。广德乃将诸国兵三万攻莎车。诱贤与盟，执之，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入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匈奴复遣兵将贤质子不居征立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岭以东，唯此二国为大。《后汉书·西域传序》云：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皆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皆复立。盖汉人复通西域后，不容其互相兼并，乃为之兴灭继绝也。

永平中，北虏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车师始复内属。固以班超为假司马，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与吏士三十六人攻杀匈奴使者。鄯善王广纳子为质。还奏固，固大喜。上超功效。帝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与所属三十六人俱至于阗。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诛其巫。巫言、神怒，何故欲乡汉？广德皇恐，攻杀匈奴使者降。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明年，超从间道至疏勒。勅吏田虑先往，劫缚兜题，而自往立其故王兄子忠。于是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绝六十五载复通焉。是年，诏耿秉、窦固出白山击车师前后王，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都金蒲城。即务涂谷，见第五章第四节。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今新疆鄯善县鲁克察克。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匈奴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击却之。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其城。七月，匈奴复来攻恭。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整衣服乡井再拜。有顷，水泉奔出。乃令扬水以示虏。虏以为神明，遂引去。时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攻恭。数月，恭才余数十人。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匈奴如复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乃遣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北虏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冬服，羌因随军俱出塞。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三月至玉门，惟余十三人而已。时大旱谷贵，郎杨终上疏请罢事西域，帝从之，不复遣都护。二年（77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时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班超守盘橐城，与疏勒王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互抱超马脚不得行。此等盖皆超请留之辞，不必实。超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疏勒复安。三年（78年），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欲因此遂平诸国，乃上疏请兵。平陵人徐干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80年），遂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先是莎车以为汉兵未能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畔。超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上言可遣使招慰。帝纳之。八年（83年），拜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

为军司马。元和元年（84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超因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昏，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注》云：“损中未详。《东观记》作顿中，《续汉》及华峤《书》并作损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与龟兹谋，遣使伪降。超斩之，因击破其众。南道遂通。明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龟兹王遣大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击破之，莎车遂降。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和帝永元二年（90年），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坚守不下。钞掠无所得，使赂龟兹求救。超伏兵遮击，尽杀之。谢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是年，窦宪破匈奴，遣副校尉阎槃击伊吾，破之。车师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明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徐干为长史。复置戊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在新疆吐鲁番县东。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拜白霸龟兹侍子。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干城，徐干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须、尉黎、山国，以前杀都护怀二心，其余悉定。六年（94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焉耆王广、尉黎王泛诣超，超收，于陈睦故城斩之。更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明年，下诏封超为定远侯。超至永元十四年（104年）乃还，在西域凡三十一年。

《班超传》云：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案《李恂传》言：恂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北匈奴数断西域车师、伊吾。陇沙以西，《注》：《广志》曰：流沙在玉门关外，东西数百里，有三断，名曰三陇也。使命不得通。恂设购赏，遂斩虏帅，县首军门。自是道路夷清。恂领西域副校尉，不能确知其在何年，然必在和帝之世。则匈奴窥伺西域久矣。诸国从汉，本非心服；汉亦无大兵力，徒恃纵横捭阖之策以御之，岂能持久？西域之复叛，亦不尽由任尚之严急也。殇帝延平元年（106年），梁慬拜西域副校尉。行至河西，会西域诸国反叛，攻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慬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未至，尚已得解。令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慬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而吏人并叛其王，与温宿、姑墨共围城。慬等出战，大破之。龟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遂罢都护，迎慬、禧、博还。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请出兵击匈奴，复取西域。班超少子勇上议，以为“府藏未充，师无后继，不可许。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邓太后从勇议，复敦煌营兵，置西域副校尉，羁縻而已。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蒲类海，今巴里坤湖。秦海，《注》曰：大秦国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大误。丁谦《西域传考证》云：当指乌鲁木齐西北阿雅尔泊。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注》：《前书》敦煌郡广至有昆仑障。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案唐常乐县，在今甘肃安西县西。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帝纳之。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明年，正月，至楼兰，开示恩信。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降。因发其兵，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前部复通。还屯田柳中。四年（125年），秋，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大破之。捕得其王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勇率后部故王子加特奴、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骑入后部。勇使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引去。于是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惟焉耆

王元孟与尉黎、危须不降。二年（127年），勇上请攻元孟。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为两道击之。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先期至。元孟降。勇以后期征，下狱免。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与葱岭以西遂绝。六年（131年），复令伊吾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司马一人。案自漠南北入西域，其势甚易。班勇上议，谓“北虏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若西域望绝，屈就北虏，因其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河西城门，必复昼闭。中国之费，不止千亿”。则后汉之事车师，殊不能与前汉之通乌孙连类而并讥之矣。中叶以后，西北有羌患而无匈奴之忧，未始非安、顺间绥定之效也。班氏父子之功，亦伟矣哉！

第四节 汉与西南洋交通

世界之交通，塞于陆而通于海。亚洲之东方与西方，中间以重山及沙漠，故其阻隔尤甚。张骞之通西域，史家称为凿空，可见汉朝是时，与天山南路尚绝无往还。然邛竹杖、蜀布，业经身毒以至大夏者？《史记·大宛列传》言：武帝使张骞发间使出駹、冉、徙、邛、僰，以求大夏。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嶲、昆明，终莫得通。然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参看第五章第四节。此乘象国，当在今缅甸境。邛竹杖、蜀布之入身毒，疑自此途。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此固汉使之所畏，而非商贾之所畏也。然则自蜀通印、缅海口之道，其开通，固早于自秦、陇通西北之道矣。至交广之域，则海道交通尤畅。《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珠玑、犀、玳瑁、果品等，为南海所饶，固不俟论。布疑即木棉所织。赵佗遗汉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固亦海外之珍奇，非陆梁之土产也。

《汉书·地理志》言：“自日南障塞徐闻、汉县，今广东海康县。合浦汉县、今广东合浦县东北。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都元，日本藤田丰八谓即《通典》之都昆或都军，在今马来半岛。邑卢没，即《新唐书·南蛮传》之拘蒌密，在缅甸缘岸。谌离，即贾耽《入四夷道里》中之骠国悉利城。夫甘都卢，即缅之蒲甘城。黄支，即《西域记》达罗荼毗之都建志补罗。据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其说当大致不误。据此，先汉译使，已至印度矣。《后汉书·西南夷传》云：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纪》云：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纪》云：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案其事亦见《陈禅传》。禅言掸国越流沙，逾县度。掸国之来，未必由此，盖指海西人言之也。《顺帝纪》：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叶调，冯承钧谓即爪哇。掸，《东观记》作擅。《后汉书·和帝纪》及《西南夷传注》。今暹罗人自号其国曰泰，其种族之名则曰暹。说者谓泰即氐，暹即蜀，亦曰賨曰叟，亦即掸也。暹罗之称，由暹与罗斛合并而得。罗斛即古之獠，今之犵狫云。案后汉时之哀牢夷，本系越族，而文明程度颇高。见第六节。可见汉世西南夷，近海者开通，在内地者闭塞，掸国殆亦在今缅甸境，而由海道与西南诸国交通者也。

《史记·大宛列传》言：“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下文除此诸国外，又述乌孙、奄蔡、安息、条枝、犂轩、身毒，凡六国，盖即其所传闻。奄蔡临大泽无涯，盖即黑海。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盖即波斯湾。犂轩，或云即亚历山大城，或云指叙利亚，未能定，要必大秦重镇，而大秦之即罗马，则似无可疑也。《大宛列传》又言：“骞之使乌孙，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扞罙及诸旁国，后颇与其人俱来。”又云：“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所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 潜大益，宛东姑师、扞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伐宛之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此先汉之世与西域陆路交通情形也。《大宛列传》云：“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汉书·西域传》同。又云：“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后汉书·西域传》云：“或云大秦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盖汉时流俗，习以流沙、西王母为极西之地，随所知之极西，则以为更在其表，此可见汉初通西域时，尚未知有大秦也。《后书》云：“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犂鞬即犁轩，《汉书》作犂轩，并无大秦之名，而《后书》忽有之，似非即大秦之都，特属于大秦而已。《后书》又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还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还。”此即总叙所云“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者，其为《史记》所云条枝临西海之西海可知也。《后书》又云：“大秦王尝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Antoninus，生于公元百二十一年，殁于百八十年，约自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至灵帝光和三年（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盖陆路之隔阂如此。然汉张掖有骊轩县。《说文·革部》轩下云：武威有丽轩县。严可均云：“《两汉志》，骊轩属张掖，《晋志》属武威。此亦云武威者？《武纪》：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许或据未分时图籍，不则校者依《字林》改也。”案许无据未分时图籍理，谓后人以《字林》改《说文》，亦近臆测。盖《许书》说解，原系裒录旧文，此所据者，尚系元鼎六年（前111年）以前之旧说也。然则犂轩人之东来旧矣。合邛竹杖、蜀布之事观之，可见国家信使之往还，实远较民间之交通为后也。《尔雅·释兽》：贙，有力。《注》云：“出西海大秦国。有养者，似狗，多力，犷恶。”大秦之兽，中华至有养者，可见来者非少。《后书》又言：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其事亦见《和帝纪》永元九年（97年）。两国皆无地理、事迹，无由考其所在，然亦必在安息之表也。

《后书·天竺传》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及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则西域未绝时，印度亦自陆路通中国也。其佛教入中国事，别见第二十章第七节。

第五节 后汉平西羌

王莽之开西海郡也，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莽败，诸羌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不能讨，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距。嚣死，以司徒掾班彪言，复置护羌校尉，建武九年（33年）。以牛邯为之。邯卒而职省。建武十年（34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破之。十一年（35年），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是为汉徙羌人入塞之始。《援传》云：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破羌，汉县，在今碾伯县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反旧邑。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道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盖弃地之议，后汉初年已有倡之者矣。

爰剑玄孙研之后为研种，已见第五章第五节。研十三世孙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自烧当至玄孙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水经注》：河水入塞，又东径允川，历大、小榆谷。丁谦《西羌传考证》云：允川即大允谷所出之水，在今青海巴燕县西北。大允谷在西宁县境。大、小榆谷在黄河之南循化县境。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强富。数侵犯之。滇良父子，据《后书·羌传》：烧当种世系可考者：滇良子滇吾、滇岸。滇吾子东吾、迷吾、号吾。东吾子东号。迷吾子迷唐。东号子麻奴、犀苦。而据《晋书》载记，则姚弋仲之先填虞，为烧当七世孙。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处于南安之赤亭。迁那玄孙柯回，则弋仲之父也。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即会附落，及诸杂种，掩击先零、卑湳，大破之。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子滇吾立。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明帝永平元年（58年），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马武传注》：“《水经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此出，南经邯亭，注于河。盖以此水分流，谓之东、西邯也。在今廓州化阴县东。”《西羌传注》云：“邯，水名。邯分流左右，在今廓州。”案唐廓州治广威，在今巴燕县境，黄河北岸。大破之。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汉县，今甘肃临洮县西南。林为诸羌所信，滇岸遂诣林降。明年，滇吾复降。滇吾子东吾，以父降汉，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肃宗建初元年（76年），拜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汉县，在今西宁县东。二年（77年），迷吾叛。棠不能制，坐征免。傅育代为校尉，居临羌。汉县，今西宁县西。迷吾与封养种豪布桥等寇陇西、汉阳，遣马防、耿恭讨破之。迷吾降。防乃筑索西城，《注》：“故城在今洮州。”唐洮州，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候。元和三年（86年），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畔。章和元年（87年），傅育击之，战死。张纡代为校尉。迷吾入金城塞。纡遣从事司马防败之。迷吾降。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伏兵起，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乡塞号哭。与诸种解仇交质，寇陇西塞。太守寇纡与战白石，县名，今甘肃导河县西南。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和帝永元元年（89年），纡坐征。邓训代为校尉。稍以赏赂离间之。由是诸种少解，号吾降。此据《西羌传》。《邓训传》作迷吾。训遣兵击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

颇岩谷。四年（92年），训卒。聂尚代为校尉，欲以文德服之，招迷唐还居大、小榆谷。迷唐复叛。五年（93年），尚坐征免。贯友代为校尉，遣译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乃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渡河击迷唐。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见第五章第五节。八年（96年），友病卒。史充代为校尉。发湟中羌、胡出塞。羌迎败充兵。明年，充坐征。吴祉代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遣刘尚、赵代讨之。迷唐惧，引去。明年，尚、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枹罕耿谭领代营屯白石。谭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遣迷唐诣阙。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吴祉等乃多赐迷唐金帛，令籴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十二年（100年），遂复背叛，胁将湟中诸胡，寇钞而去。信、谭、祉皆坐征。周鲔代为校尉。明年，迷唐复还赐支河曲。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仇，党援益疏。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合诸郡兵，属国羌、胡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后病死。有一子来降。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隃麋，后汉侯国，在今陕西汧阳县东。“自建武以来，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注》：“龙耆，即龙支也，今鄯州县。”案唐龙支，在今青海乐都县南。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护羌校尉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诸羌叛，乃罢。《和帝纪》：永元十四年，二月，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第六节 后汉开拓西南

交州开为郡县后，其地之人民，一时未能与华同化，而与西南洋颇有交往，珍奇之品颇多，官其地者率多贪暴，遂至激而生变，其后终以是丧安南焉。在后汉之初，则有征侧及其妹征贰之变。征侧者，麊泠县洛将之女，麊泠，《晋书·地理志》作麋泠，在今越南北境。嫁为朱 人诗索妻。朱，汉县，《晋志》作朱鸢，在今越南河内东南。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时在光武建武十六年二月。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马援传注》引《越志》云：都麊泠。光武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鄣谿，储粮谷。十八年（42年），遣马援、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至合浦，志病卒。援并将其兵，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明年，四月，破交阯，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岭表悉平。光武此役，用兵盖极谨慎；马援亦良将；然至二十年秋振旅，军吏死者犹十四五焉，可见用兵南方之不易也。

后汉时南方诸国，通贡献若内属者颇多。有极野蛮者，如乌浒人是。《后汉书·南蛮传》云：“《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葅。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老也。”《传》云：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181年），刺史朱俊击破之。案其事亦见本纪。本纪建宁三年（170年）《注》引《广州记》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有较文明者，如掸国是。《后书·西南夷传》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注》：自此以上，并见《风俗通》也。又云：“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观其传说及其习俗，其为越族之临水而居者可知也。然《传》又云：“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貉兽。”观其物产多南方珍品，而知其文明来自海表也。《传》又云：“九隆死，世世相继。《注》：《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继，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建武二十三年（47年），其王贤栗遣兵乘

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注》：其种今见在。鹿 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箄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 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余众惊怖引去。贤栗皇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人乎？天佑助之，何其明也。此事盖中国人所附会。二十七年（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哀牢，今云南保山县东。博南，今云南永平县东。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一时虽不免劳费，然云南西境，自此遂为中国之地矣。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举种奉贡。辅上其乐诗，皆夷人本语。今其诗犹存于《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而章怀并录《东观记》所载夷言，以为注焉。《明帝纪》：永平十七年（74年），西南夷哀牢、儋耳、樵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辅卒后，遂绝。顺帝后，种暠为益州刺史。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诸国，复举种乡化。《暠传》。

汉时，中国良吏，能化导南夷者不少。《马援传》言：援征交阯，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循吏传》云：含洭、今广东英德县西。浈阳、英德县东。曲江今广东曲江县西。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云：许荆，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昏姻制度，使知礼禁。《南蛮传》云：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博物记》曰：日南有野女，群行不见夫。其状晶且白，裸袒无衣襦。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道之礼义。《循吏传》曰：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振助之。此安能给？故知史多溢美之辞。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此辞亦必不实。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道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西南夷传》云：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又云：桓帝时牂牁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凿浑沌之七窍者，不必为浑沌之利，此义非当时之人所知。勤勤恳恳，俾夷为华，要不可谓非一时豪桀之士也。

第七节 后汉时东北诸族

汉世东北诸族：曰夫余，曰高句骊，曰沃沮，曰 貉，皆古之貉人。曰挹娄，即古之肃慎，后世之女真。曰三韩，其种族盖与倭相杂。曰倭，即今之日本也。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盖今吉林西境。弱水，今松花江也。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貉，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盖跨鸭渌江上游两岸，今辽宁东南境，朝鲜平安道北境也。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 貉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折方可千里。土肥美，背山乡海。盖在今咸镜道境。盖马大山，盖平安、咸镜两道间之山也。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界南接挹娄。盖在今咸镜道北境。，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今江原道之地。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在今吉林东境，包括俄领缘海州。三韩：马韩在西，北与乐浪、南与倭接。为今忠清道地。辰韩在东，弁辰在辰韩之南，皆今庆尚道地也。

《后汉书》述夫余缘起云：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阑，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 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后书》此文，本于《魏略》，见《三国志·夫余传注》引。索离作藁离，掩 水作施掩水。《后书》注云：索或作橐。疑索为藁之误，橐又櫜之讹。此与《魏书》所述高句丽始祖朱蒙缘起，明系一事。《魏书》云：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景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削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异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魏书》谓句丽出于夫余，乃因夫余在塞外，建国较早云然。原其部落，固不得云有先后也。此事又与《博物志》所载徐偃王事相类，已见《先秦史》第十章第一节。契之生，固由简狄吞玄鸟卵；见《先秦史》第八章第二节。即《生民》之诗，所谓“不坼不副”者，疑亦如《魏书》所言朱蒙卵生，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貉本东南部族，播迁而至东北，似无足疑。《后书·高句骊传》云“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传》云：“耆老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

相类”；《沃沮传》云“言语、饮食、居处、衣服，有似句骊”；可见此族蔓延之广。《挹娄传》云“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则知其确为异族。知挹娄即古肃慎者？《传》言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肃慎在古代，固曾以楛矢石砮为贡也。亦见《先秦史》第十章第一节。《韩传》云：马韩，“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弁辰，“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近倭者文身，远倭者则否，知韩自为大陆民族，特与倭相杂耳。倭男子皆黥面文身，衣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并丹朱坋身，如中国之用粉也。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其为越族无疑矣。

诸国文化，高低不等。貉族皆能勤稼穑，祭天及鬼神。有城郭宫室。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东夷传论》。皆称其风俗醕厚，归功于箕子之教。此亦未必然。要之南方开化早，北方开化迟，貉本东南之民，故其法俗，与挹娄、韩、倭迥乎不同耳。马韩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乡上。不贵金、银、锦、罽，不知骑乘牛马。惟重缨珠，以缀衣为饰，及县颈垂耳。挹娄亦穴居。冬以豕膏涂身，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臭秽不洁，作厕于中，圜之而居。东夷饮食皆用俎豆，惟此独无，法俗最无纲纪。则皆不足观矣。

夫余至后汉始通中国，而其建国则远在西汉之世。《汉书·王莽传》：莽篡位，使五威将四出。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及高句骊亡出塞，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言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参看第七章第四节。则当先汉之末，业已崭然见头角矣。光武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王始遣使奉贡。光武厚报答之。于是使命岁通。其后虽间或犯塞，然大体服从。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其王曾来朝京师。挹娄自汉兴以后，臣属夫余，故未尝自通于汉云。

高句骊本玄菟属县。玄菟初治沃沮，昭帝时徙治高句骊。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貉，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已见第五章第六节。故夫余为塞外之地，句骊、沃沮、貉，则皆在邦域之中也。高句骊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主，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王莽时事，已见第六章第四节。建武八年（32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五年（49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118年），复与貉寇玄菟，攻华丽城。华丽，汉县，属乐浪郡。建光元年（121年），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宫遣嗣子遂成诈降，据险阨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貉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汉县，今辽宁海城县西。杀掠吏民。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汉县，今海城县东。战没。秋，宫遂率马韩、貉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击之。尚书陈忠谓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诣玄菟降。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貉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132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汉县，在今辽宁辽阳县东。杀带方令，带方县，在今朝鲜平壤西南。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169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伏，乞属玄菟云。

三韩：《后书》云：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又云：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案自三韩以前，辰为一统之国，已见第五章第六节。马韩最大，故其种皆称王，而箕氏亡后，辰王之位，亦仍为马韩所据也。《后书》又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辰韩仅诸小别邑各有渠帅，盖皆不足称王。然有城郭屋室，知乘驾牛马。国出铁，、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与马韩之无城郭，作土室，不知骑乘，惟重缨珠者大异矣。弁辰与辰韩杂居，言语风俗有异，而城郭、衣服皆同。甚矣，文明之易于传播也。建武二十年（44年），韩人廉斯人苏马 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

《后汉书·倭传》云：倭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当作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本纪》：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本纪》：倭国遣使奉献。案《后书》记倭事，略同《国志》，而不如《国志》之详。《国志》述自带方至倭道里云：从郡至倭：带方，后汉末公孙康改为郡。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命曰瀚海，至一大国。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女王见第十二章第十节。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日本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谓：狗邪韩即迦罗。对马即今对马。一大，当依《北史》作一支，今壹岐。末卢，今肥前之松浦。伊都，今筑前之怡土。奴即筑前之傩。不弥，筑前之宇弥。投马，筑后之三潴。又其国博士内藤氏之说云：北宋本《通典》有倭面土国王师升。日本古本《后汉书》有倭面土国王师升、倭面国王师升。异称《日本传》引《通典》有倭面土地王师升。盖本作倭面土国王，后省称倭面国王，又省为倭国王，或误为倭面土地王。倭面土当读为セマト，即太和国，邪马台亦即此三字之异译也。据陈捷译本。商务印书馆本。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筑前那珂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黄遵宪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见遵宪所著《日本国志·邻交志》。案《国志》又云：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略载。其余旁国，绝远，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己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祁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建武、中元之时，倭之极南界，虽不可知，似不能逮女王时。三国时可详知者，尚仅限于女王国以北，则倭奴或即邪马台之大酋，亦未可知。即谓不然，而帅升与后来之女王，必即其大酋，则无疑矣。日本史家，每谰言受封于我者，为彼之小酋，只见其褊浅耳。《国志》云：旧百余国，汉

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则三十国之通实三国时事，疑后汉尚未逮此。而《后书》云：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一似自武帝时即然者，措辞似亦未审也。

第十章 后汉衰乱

第一节 后汉外戚、宦官之祸（上）

后汉外戚之祸，始自章帝时。帝后窦氏，融之曾孙。父勋，尚东海恭王女泚阳公主。永平中，融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勋坐事死洛阳狱。建初二年（77年），后与女弟俱入掖庭。明年，立为皇后。妹为贵人。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宋贵人者，昌八世孙，父杨。杨之姑，明德马后之外祖母也。杨二女，永平末，选入太子宫，甚有宠。肃宗即位，并为贵人。建初三年（78年），大贵人生庆。明年，立为皇太子。梁贵人者，竦女。竦，统子。少失母，为伯母舞阴公主所养。舞阴公主，光武女，下嫁统子松。建初二年（77年），亦与中姊俱选入掖庭，为贵人。四年（79年），生肇，后养为己子。后诬宋贵人欲作蛊道咒诅。七年（82年），帝遂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出贵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皆承风旨，傅致其事。乃载送暴室。二贵人同时饮药自杀。后欲专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83年），乃作飞书陷竦，死狱中。家属徙九真。辞语连舞阴公主，坐徙新城，汉新成县，《后汉》作新城，在今河南洛阳县南。使者护守。贵人姊妹以忧卒。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章和二年，正月，章帝崩。肇即位，是为和帝。案章帝即位，年仅十九，建初四年（79年），年二十四耳，中宫无子，理宜待之，何必亟亟立庆为太子？则知帝乃好色之徒，燕溺而不能持正，宜其肇后汉宫闱之祸也。

和帝即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兄宪，以侍中内干机事，出宣诏命。弟笃，肃宗遗诏以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并中常侍。宪以前太尉邓彪，仁厚委随，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屯骑校尉桓郁，累世帝师，而性和退自守，令授经禁中。内外协附，莫生疑异。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谒者韩纡尝考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殇王名石，武王演孙，哀王章子。来吊国忧，得幸太后。宪惧其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何敞辟太尉宋由府，请独奏案，由许焉。二府皆遣主者随之，推举具得事实。太后怒，闭宪于内宫。宪惧诛，求击匈奴以赎死。于是有永元元年（89年）北伐之役。既克，诏即五原拜宪为大将军。是时笃为卫尉，景、皆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明年，宪将兵出镇梁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副。又明年，遣耿夔等击北虏于金微山。既平匈奴，威名大盛。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何敞拜为尚书，以切谏，出为济南太傅。虽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并不之附，且数举劾，并及其党，不能正也。笃进位特进，得举吏，见礼依三公。景为执金吾。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虽俱骄纵，而景为尤甚。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民，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太后闻之，使谒者策免景官，以特进就朝位。少好经书，节约自修。出为魏郡，迁颍川太守。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宪既负重劳，陵肆滋甚。其年，封邓叠为穰侯。叠与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皆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乃与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会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司徒丁鸿因日食上封事。帝以鸿行太尉，兼卫尉。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叠、磊、

璜、举，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及笃、景、，皆遣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初，窦后之谮梁氏，宪等豫有谋焉。永元十年（98年），梁棠竦子。兄弟徙九真还，路由长沙，逼 令自杀。郑众以功迁大长秋，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十四年（102年），封为鄛侯，食邑千五百户。

和帝阴皇后，光烈皇后兄识之曾孙。永元四年（92年），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96年），立为皇后。是年，和熹邓皇后入宫，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十四年（102年），以巫蛊废。邓后立。后，禹之孙，父训，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元兴元年（105年），帝崩。《后纪》云：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殁，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民间。殇帝名隆。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明年，延平元年（105年）。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骘定策禁中，迎立清河孝王庆之子祜，是为恭宗孝安皇帝。年十三。太后犹临朝。明年，永初元年，十一月，司空周章密谋废立，策免，自杀。《章传》云：是时中常侍郑众、蔡伦等皆秉势执政，章数进直言。初，和帝崩，邓太后以皇子胜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庙，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之。以胜为平原王。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安帝。章以众心不附，遂密谋闭宫门，诛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事觉，胜策免，章自杀。说与《后纪》绝异。《续汉书·五行志》：永初二年（108年）汉阳、河阳失火条，略与《章传》同。其元兴元年（105年）郡国四冬雷一条，则又同《后纪》。盖史故有此两文，司马氏、范氏皆兼采之也。《后纪》云：皇子后生者辄隐秘，养于民间，似其数不在少；而《五行志》云和帝崩，有皇子二人，一胜，一即殇帝，则又似仅此二子者。其说既不符会，而殇帝既迎自民间，所生母又无考，其究为安帝之子与否，又可疑也。《清河王传》云：邓太后以殇帝襁抱，远虑不虞，留庆长子祜与适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遂立祜为嗣。为和帝嗣。则排胜之计，太后虑之夙矣。

《邓后纪》云：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家人号曰诸生。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其人盖颇知学问，故所为究异于常人。纪言其临朝时，以鬼神难征，淫祀无福，乃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又诏赦除建武以来诸犯妖恶，及马、窦家属所被禁锢者，皆复之为平民。减太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太后敕止日杀，有珍费，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止画工三十九种。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玳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离宫别馆，储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阨，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其辞诚不免溢美，然较诸淫侈之主，则自贤矣。尝学问者，究与恒人不同也。

后兄弟五人：骘、京、悝、弘、阊。惟京先后临朝卒。骘，延平元年（106年）拜车骑将军。悝虎贲中郎将。弘、阊皆侍中。安帝立，悝迁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自和帝崩后，骘兄弟常居禁中。骘谦逊，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岁余，太后乃许之。骘后征羌无功，征还，仍迎拜为大将军。永初四年（110年），母新野君薨。骘等并乞身行服。服阕，诏谕骘还朝辅政。骘等固让。于是并奉朝请，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元初二年（115年），弘卒。五年（118年），悝、闾相继并卒。建光元年（121年），太后崩。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而乳母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诬告悝、弘、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得。平原王胜无嗣，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宠，章帝子千乘贞王伉之子也。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废京子珍，悝子广宗，弘子广德、甫德，阊子忠，皆为庶人。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骘为罗侯。本上蔡侯。骘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骘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惟广德兄弟以母阎后戚属，得留京师。案邓氏在东京外戚中，犹称谨敕，然邓后专权固政大久，故卒不免身后之祸也。《杜根传》：永初元年（107年），举孝廉，为郎中。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宦者传》曰：“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

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汉之纲纪大乱矣。”然则宦官之祸，虽曰诒谋之不臧，后嗣之昏乱，邓后亦不能辞其责也。后从兄康为越骑校尉，以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诤：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永宁元（120年），遂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时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中耆宿，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亦敢尔邪？”婢怨恚，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此事见本传，亦见后《纪》。可见后之昵于近习矣。

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政。后兄阎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舅耿宝，弇弟舒之孙。监羽林左骑，位至大将军。李闰封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以谗谄进，初迎帝于邸，以功封都乡侯。闰、京并迁中常侍。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耿宝、阎显更相阿党。司徒杨震上疏，不省。延光二年（123年），震代刘恺为太尉。时诏遣使大为阿母修第。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因地震，复上疏。三年（124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遂共谮震：“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行至城西夕阳亭，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露棺道侧，谴震诸子代邮行书。道路皆为陨涕。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陈忠上疏，言“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其暴横如此。《翟酺传》：安帝始亲政事，追感祖母宋贵人，悉封其家。又耿宝及阎显等，并用威权。酺上疏谏曰：“今自初政已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凋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邓后虽好专权，颇存节俭，至是则遗规荡然矣。

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子保，遂鸩杀李氏。永宁元年（120年），保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124年），太子惊病不安，避幸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与圣及其女永、江京、樊丰，互相是非。圣、永遂诬谮男、吉，皆幽囚死。太子思男等，数为叹息。京、丰惧有后害，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帝怒，召公卿以下会议废立。耿宝等承旨，皆以为当废。遂废为济阴王。见《来歙传》。四年（125年）春，后从帝幸章陵。帝道疾，崩于叶。后、显及江京、樊丰谋，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驱驰还宫，乃发丧。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与显等定策禁中，迎立济北惠王寿章帝子。子北乡侯懿。显风有司，奏耿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婿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汉县，属日南郡，在今越南南境。宓、严减死髡钳。贬宝为则亭侯，遣就国，自杀。王圣母子徙雁门。于是景为卫尉，耀城门校尉，晏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余日而疾笃。初，崔瑗辟阎显府，知显将败，因长史陈禅，欲共说显，白太后收江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禅犹豫未敢从。及是，京语显曰：“北乡侯病不解，国嗣宜时有定。前不用济阴王，今若立之，后必当怨。何不早征诸王子，简所置乎？”显以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济北、河间，皆章帝子封国。未至。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谋，夜入章台门，斩江京、刘安、陈达。胁李闰，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时在禁中，忧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显发兵，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屯朔平门，以御程等。显以诗所将众少，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景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逢景，禽之，送廷尉狱，即夜死。旦日，会侍御史收显、耀、晏，并下狱诛。家属徙比景。迁太后于离宫，明年崩。程等十九人皆封侯。孙程、王康、王国、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拜程骑都尉。时司徒李郃，亦与少府陶范、步兵校尉赵直谋立顺帝，会孙程事先成，后亦录阴谋功封侯，固辞不受。

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虞诩为司隶校尉，每请托受取，辄案之而屡寝不报。诩不胜愤，乃自系廷尉，奏言不忍与防同朝。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孙程、张贤等乞见，请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时防立在帝后，程乃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阿母，宋娥也。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诩子顗，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然程亦以呵叱左右免官，因遣十九侯悉就国。观此，知顺帝之漫无别白矣。诩荐议郎左雄，拜为尚书，再迁尚书令。上疏言“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滑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可见当时吏治之坏。史言雄所言皆明达政体，而宦官擅权，终不能用。阳嘉二年（133年），李固对策，言“今之进者，惟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选举。今可设为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舍。诸常侍悉叩头请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黄向等请之于大将军梁商。又仆射黄琼，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议郎。太尉王龚深疾宦官专权，上书极言其状，请加放斥。诸黄门恐惧，各使宾客诬奏龚罪。帝令亟自实。前掾李固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奏记于商。商言之于帝，事乃得释。汉安元年（142年），遣杜乔、周举、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帝遂令勿考。李固为大司农，与廷尉吴雄上疏，帝乃更下免八使所举刺史二千石。襄楷言宦官至顺帝而益繁炽，信不诬也。

第二节 后汉外戚、宦官之祸（下）

顺帝梁皇后，统曾孙商之女，以阳嘉元年（132年）立。三年（134年），以商为大将军，固称疾不起。四年（135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诣阙受命。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己进贤，检御门族，未尝以权盛干法。而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害之。永和四年（139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悉伏诛。顺帝时宦官之横，亦可见已。六年（141年），商卒。未葬，即拜冀大将军，不疑河南尹。冀少为贵戚，逸游自恣，多不法。汉安元年（142年），遣八使徇行风俗，余人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奏冀、不疑无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建康元年，七月，帝崩。虞贵人子炳立，是为冲帝。年二岁。诏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明年，永嘉元年。正月，帝崩。初，清河孝王庆卒，子愍王虎威嗣。无子。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是为恭王。卒，子蒜嗣。及是，征至京师。李固以其年长有德，欲立之。冀不从。乃立乐安夷王之孙瓒。父渤海孝王鸿。是为质帝。年八岁。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听，得免。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煑饼。帝即日崩。时本初元年闰六月。李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事泄，大恶之。因议立嗣。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清河王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欲立之。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腾等夜往说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独固与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复以书劝。冀愈激怒，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志，祖父河间孝王开，章帝子。父蠡吾侯翼。是为桓帝，时年十五。建和元年（147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梁冀传》作魏郡。妖贼刘鲔谋立蒜，事觉，诛。有司因劾奏蒜。坐贬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冀因讽有司，劾固与文、鲔等交通，杀之。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不疑为颖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150年），重增冀封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性钳忌，能制御冀，冀甚宠惮之。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寿因与私焉。宫内外兼宠。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千余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考，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欧击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见第八章第二节。北达河、淇。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元嘉元年（151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采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奏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说。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官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下邳吴树为宛令，诛杀冀客为民害者数十人。后为荆州刺史，辞冀，冀为设酒，因鸩之，树出死车上。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托以他事要斩之。郎中汝南袁著，诣阙上书，言大将军宜遵县车之礼。冀密遣掩捕。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冀廉问，知其诈，阴求得，笞杀之。隐蔽其事。学生桂阳刘常，当世名儒，素善著，冀召

补令史以辱之。太原郝洁、胡武，皆危言高论，与著友善。先是洁等连名，奏记三府，荐海内高士，而不诣冀，冀追怒之，又疑为著党，敕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记者，并杀之。遂诛武家，死者六十余人。洁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舆榇奏书冀门。书入，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冀诸忍忌，皆此类也。不疑好经书，善待士，冀阴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转为光禄勋。不疑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永兴二年（154年），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胤子桃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不得有所亲豫，恒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后梁氏，顺烈皇后女弟也。藉姊兄荫势，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和平元年（150年），恩爱稍衰。后既无子，潜怀怨忌。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冀，不敢谴怒，然见御转希。延熹二年（159年），后以忧恚崩。帝因如厕，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谁乎？衡对曰：“单超、中常侍。左悺，小黄门史。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徐璜、具瑗，皆中常侍。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初，掖庭人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梁纪者，冀妻寿之舅也。寿引进猛入掖庭。见幸，为贵人。冀因欲讱猛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为梁。时猛姊婿邴尊为议郎。冀恐尊沮败宣意，乃结刺客，于郾城刺杀尊。又欲杀宣。宣驰白帝。帝大怒，乃与超等五人定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悉收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不疑、蒙先卒。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惟尹勋、袁盱及廷尉邯郸义在焉。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录诛冀功，封尹勋以下数十人。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同日封，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

梁冀之骄横，固前此外戚所无，而桓帝时之宦官，亦非顺帝时比矣。顺帝所封十九侯：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六人早卒。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发觉，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宋娥夺爵归田舍。唯马国、陈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见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及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建后封东乡侯。其中惟梵坐臧罪。而贺清俭退厚，位至大长秋。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引问其故。对曰：“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者知其不终。得臣举者，匪荣伊辱。”而孙程、张贤、孟叔、马国等，亦能为虞诩讼罪。则知顺帝时宦官，尚非尽恶人也。桓帝时则不然。黄琼疾笃上疏，言“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则当时宦官，本冀党类，复以私怨相图，而帝引为心腹，设更倾仄，岂不殆哉？五侯惟单超于受封之明年即死，而四侯转横。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顺帝阳嘉四年（135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于令。见《本纪》及《宦者孙程传》。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延熹七年（164年），衡、璜皆死。明年，司隶校尉韩演奏悺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罪恶，皆自杀。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侯览者，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俸禄，王侯租税，览亦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侯。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见第八章第四节。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杀数十人，陈尸路衢。览、珪大怨，以事诉帝。延坐多杀无辜，征诣廷尉免。览等得此，愈放纵。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太尉杨秉奏参，槛车征，于道自杀。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览坐免。旋复复官。建宁二年（169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女，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遂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172年），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

梁冀被诛，黄琼首居公位，时太尉胡广、司徒韩、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拜琼为太尉。举奏州郡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时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钜万。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帝震怒，下有司逮云，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弘农五官掾杜众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管霸奏云等事，诡言曰：“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赣，不足加罪。”帝恚曰：“帝欲不谛，云书曰：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众皆死狱中。其愎谏如此。延熹五年（162年），冬，杨秉为太尉。六年（163年），周景为司空。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秉、景奏诸奸猾，自将军、牧、守以下五十余人，或死或免。连及侯览、具瑗，皆坐黜。八年（165年），陈蕃代秉为太尉。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复被任。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抵罪。蕃因朝会，固理膺等。帝不听。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氾等奉事中宫，乘势犯法。二郡太守刘瓆、成缙考案其罪。虽经赦令，并竟考杀。成缙、刘瓆事《后书》附《陈蕃传》，又见《襄楷传注》引《东观记》。王允时为瓆吏，岑晊为缙功曹，并见其传。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缙罪当弃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徐璜兄子。并坐髡钳，输作左校。蕃与司徒刘矩、司空刘茂谏请。帝不说。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复言。蕃独上疏。帝愈怒，竟无所纳。初，李膺与冯绲、刘祐得罪输作。司隶校尉应奉上疏理膺等，乃悉免其刑。膺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桓帝时为小黄门。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让舍，藏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

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恶，退就鼎镬。帝无复言，遣出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陈蕃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膺等颇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田里。蕃因上疏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时又有兖州刺史第五种、冀州刺史朱穆、沛相荀昱、广陵太守荀昙、河东太守史弼、彭城令魏朗、扬州刺史陈翔、太山太守范康，皆以治宦官亲党获罪。甚至如赵岐，徒以与从兄袭贬议唐衡兄玹，玹为京兆尹，遂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四方，藏安丘汉县，今山东安丘县西南。孙嵩复壁中数年，诸唐死灭，因赦乃出。宦官之专横，可谓极矣。

梁冀既诛，桓帝立邓香女为皇后。帝多内幸，博采宫女，数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荀淑对策，讥其“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陈蕃亦言“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胜计”。帝之恶德，可谓多矣。邓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谮诉。延熹八年（165年），诏废后，送暴室，以忧死。桓思窦皇后立，章德窦皇后从祖弟之孙女也。御见甚希。帝所宠惟采女田圣等。永康元年（167年），冬，帝寝疾。遂以圣等九女皆为贵人。十一月，帝崩。无嗣。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后与父城门校尉武定策禁中，立解渎亭侯宏，曾祖河间孝王，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是为灵帝。年十二。以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与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太后素忍忌，积怒田圣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中常侍苏康、管霸苦谏，乃止。初，桓帝欲立圣为后，陈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故后委用于蕃。与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而帝乳母赵娆，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构，谄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共谋诛之。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巂太守荀昱为从事中郎，辟颢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五月，日食，蕃说武斥罢宦官，太后不肯。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诛霸及苏康等，竟死。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冗豫未忍，故事久不发。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与武、蕃书，言宜速断大计。于是以朱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杂考飒。辞连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时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用当尽见族灭？”因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郑飒。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飒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兄子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明旦，悉军阙下，与武对陈。甫兵渐盛,

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洛阳都亭。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刘瑜、冯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属日南。迁太后于云台。陈蕃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燕。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遂令收蕃。蕃拔剑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入，围之数十重。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踧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属于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曹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瑀封都乡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张奂新征，奂时督幽、并、凉三州，击匈奴、乌桓、鲜卑、东羌。不知本谋，深病为节所卖，固让封爵。明年，上疏请改葬武、蕃，徙还家属，荐王畅、李膺。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奂独拒之。遂陷以党罪，禁锢。案后来袁绍说何进，谓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叛走归黄门，自取破灭，《三国志·绍传注》引《九州岛春秋》。此武之所以败也。《武传》称其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兄子绍为虎贲中郎将，性疏简奢侈，武数切厉，独不觉悟，乃上书求退绍位。此固不免矫激，然矫激者必重惜名誉，岂有多取宫人，作乐燕饮，旬月之间，赀财亿计者邪？此宦官诬罔之辞，而读史者或以之议武，过矣。

窦氏虽诛，灵帝犹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宁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于南宫，亲馈上寿。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怨。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曹节、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灵帝母所居。萌坐下狱死。熹平元年（172年），太后母卒于比景，后感疾而崩。宦者积怨窦氏，遂以衣车载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诗》云：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岂宜以贵人礼终乎？”于是发丧成礼。及将葬，节等复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太尉李咸、廷尉阳球力争，乃已。于是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怨猛不已，使颎以他事奏猛抵罪，输左校。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谋反，诛之。悝本袭封蠡吾侯。后改封，以奉渤海孝王祀。桓帝延熹八年（165年），以谋为不道，贬为廮陶王。因王甫求复国，许谢钱五千万。帝临崩，遣诏立为渤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还谢钱。甫怒，阴求其过。初，迎立灵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钞征书。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剽轻，数与悝交通。王甫伺察，以为有奸，密告司隶校尉段颎。熹平元年（172年），遂收飒送北寺狱。迫责悝，悝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道王不忠，悉伏诛。其恣毒如此。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军侯。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光和二年（179年），阳球为司隶校尉，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

，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颎，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颎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萌谓球曰：“父子既当伏诛，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恶无状，死不灭责，乃欲球假借邪？”萌乃骂曰：“尔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案阳球《后汉书》列《酷吏传》，其为人刚决尚气，安有奴事甫父子之理？此盖明知必死，乃为是诬词耳。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颎亦自杀。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榜曰贼臣王甫。尽没入财产。妻子皆徙比景。《杨震传》：曾孙彪，为京兆尹，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天下莫不惬心。时顺帝虞贵人葬，百官会丧还。曹节见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泪。入白帝，言阳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隶。帝乃徙球为卫尉。时连有灾异。郎中梁人审忠上书请诛朱瑀，不报。初，侍中刘鯈与窦武同谋俱死。鯈弟郃为司徒，与永乐少府陈球相结，谋诛宦官。球劝郃徙阳球为司隶。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出为步兵校尉，亦深劝郃。陈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宫中，所谓程大人也。节等颇得闻知，乃重赂于璜，且胁之。璜惧迫，以球谋告节。节因诬郃等与藩国交通，谋为不轨。郃与陈球、阳球、刘纳皆下狱死。节遂领尚书令，四年（181年），卒。后瑀亦病卒。而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复封侯贵宠。

第三节 后汉羌乱

祸莫大于纵弛。后汉政治之宽纵，盖自章帝以来。邓后女主，虽知诗书，颇存俭德，而督责之术，非其所知。降羌隐患，遂以决裂，几至不可收拾焉。羌兵不若匈奴之强，众不逮鲜卑之盛，而患转甚于匈奴、鲜卑者，以其居塞内故也。故东汉羌乱，实晋代五胡之乱之先声也。

安置降种，使居塞内，俾夷为华，盛事也。然同化非旦夕可几，而吏民或乘战胜之威，加之刻虐，则激而思变矣。班彪之请立护羌校尉也，曰：“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民，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可谓知其本矣。然则历代降夷之乱，虽谓其过多在汉人可也。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东号子麻奴，初随父降，居安定，因此与种人俱西出塞。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而郡县畏懦不能制。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败绩。明年，冬，滇零遂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时左校令庞参，坐法输作若卢，使其子俊上书，言“百姓力屈，不复堪命。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宜且振旅，留征西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纴。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邓太后纳其言。即擢参于徒中，召拜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而征邓骘还，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三年（109年），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每战不利。四年（110年），以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庞参奏记邓骘，言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骘及公卿，以国用不足，欲从参议。郎中虞诩说太尉李修曰：“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

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邓骘言：譬若衣败，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微子之言，几败国事。计当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案羌乱情形，详见王符《潜夫论·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救边篇》言：“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论者多恨不从或议。”此篇作于羌乱既起九年之后，犹有持是论者，可见公卿之怯耎。然《庞参传》谓骘及公卿欲从参议，以众多不同而止，可见持是论者实不多也。是时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战守意，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是年，三月，既徙金城郡居襄武。县名，属陇西，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明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复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县属右扶风，今陕西武功县东南。北地徙池阳，县属左冯翊，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上郡徙衙。县属左冯翊，今陕西白水县东北。盖已几弃凉州矣。《潜夫论·实边篇》言：“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耳。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边民谨顿，尤恶内留。太守、令、长，畏恶军事，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怒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遣，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大半。边地遂以兵荒，至今无人。”弃地之祸，可谓烈矣。其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人上邦。汉县，今甘肃天水县西南。汉阳太守赵博遣客刺杀琦。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斩信。杜季贡亡从滇零。六年（112年），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幼，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在今宁夏灵武县境。元初元年（114年），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救之。号多退走，断陇道，与零昌通谋。庞参为校尉，以恩信招诱。二年（115年），春，号多诣参降。参始还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种复寇益州。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零昌党吕叔都。又使屯骑校尉左雄屯三辅。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与庞参分道击零昌，不克。以马贤代领校尉。后遣任尚为中郎将，代班雄屯三辅。怀令虞诩说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三州屯兵，二十余万，弃农桑，疲苦徭役，劳费日滋。为使君计：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尚上用其计。四年（117年），尚遣当阗种榆鬼等五人刺杀杜季贡。复募效功种号封刺杀零昌。与校尉马贤破狼莫于北地。五年（118年），度辽将军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以上；征弃市。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延光三年（124年），陇西郡始还狄道。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凉州无事。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初，当煎种大豪忍良结麻奴寇湟中、金城，南还湟中，建光元年（121年）。马贤

追破之。麻奴诣汉阳降。弟犀苦立。延光元年（122年）。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因系质于令居。是冬，贤坐征免，韩皓代为校尉。明年，犀苦诣皓自言，求归故地。皓复不遣。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欲先示恩信，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阳嘉元年（132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二年（133年），夏，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治临洮。羌事至此小定。永和元年（136年），马续迁度辽将军，复以贤代为校尉。四年（139年），贤征，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机等天性虐刻，到州之日，多所扰发。五年（140年），夏，且冻、傅难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六年（141年），马贤及二子皆战殁，东西羌遂大合。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汉安元年（142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建康元年（144年），战殁。冲虽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冲帝永嘉元年（135年），张贡代为校尉，稍以恩信招诱，陇右复平。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羌乱复起。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寇陇西、金城塞。时段颎为护羌校尉，击破之。追讨，南渡河，破之罗亭。《本纪》。《注》：《东观记》曰：追到积石山，即与罗亭相近，在今鄯州也。唐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明年，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颎追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本纪》。《注》：积石山，在今鄯州龙支县南。龙支，见第九章第四节。冬，勒姐、零吾种围允街。汉县，在今甘肃永登县南。颎击破之。四年，六月，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乌吾诸种共寇并、凉二州。颎将湟中义从讨之。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稽固颎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皆悉反叛。郭闳归罪于颎。颎坐征下狱，输作左校。以胡闳为校尉。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唐突诸郡。太山太守皇甫规上疏求自效。冬，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先零诸种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方。明年，规因发其骑兵，共讨陇右。东羌遣使乞降。凉州复通。先是安定太守孙俊，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督乡里，规，安定朝那人。朝那，汉县，见第四章第三节。既无他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玺书诮让相属。规惧不免，上书自讼。其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六年（163年），冬，复以段颎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明年，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颎降。当煎、勒姐等，犹自屯结。冬，颎将万余人击破之。八年（165年），春，破勒姐种。夏，进军击当煎种，破之湟中。颎遂穷追，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饥困败散。永康元年（167年），当煎诸种复反，欲攻武威，颎复破之。西羌于此弭定。桓帝诏问，欲颎移兵东讨。颎因上言：“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辆，三冬二夏，足以破之。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可令群羌破尽，

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帝许之，悉听如所上。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春，颎破先零诸种于高平。见第八章第四节。夏，追羌至泾阳。汉县，今甘肃平凉县西。余寇四千落，悉散汉阳山谷间。汉阳，前汉天水郡改名。治冀，今甘肃甘谷县。时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颎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颎。颎复上言：“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今旁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169年），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颎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除，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夏，颎自进营，破之凡亭山。瓦亭山之讹，在今甘肃固原县南。羌东奔射虎谷。在今甘肃天水县西。颎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遮之。西县，在现在水县西南。而纵兵击破之。东羌悉平。

羌乱凡分三次：段颎言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是第一次自永初元年（107年）至永宁元年（120年），第二次自永和四年（139年）至汉安元年（142年）也。《后书·羌传》述羌乱用费，即本于此。而第一次误作十二年，第二次亦误云十余年。其第三次，自延熹二年（159年）至建宁二年（169年），凡十一年。合计三十有二年。《潜夫论》言羌始叛时，“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边议》。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则人怀奋怒，各欲报酬”；《实边》。其势实极易平。然竟蔓延如此之广，经历如此之久者？《潜夫论》又云：“乃者边害，振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谈者皆讳之，陶陶问澹，卧委天听。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已乃陆陆，相将诣阙，谐辞礼谢。退坐朝堂，转相顾望，日晏时移，议无所定，已且须后。少得小安，则恬然弃忘。旬月之间，虏复为害，乃复怔忪如前。”《救边》。王氏至谓：“今公卿苟以己不被伤，故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馁寇。今诸言边可不救者，诚宜以其身若子弟补边太守、令、长、丞、尉，然后是非之情乃定。”《边议》。语虽愤激，当时泄沓情形，则可见矣。王氏又言：“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士民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吏驱怨以御仇，士卒缚手以待寇也。”《劝将》。皇甫规论羌事疏曰：“每惟贤等，马贤。拥众四年，未有成功，县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民，回入奸吏。故江湖之民，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胜则虚张首级，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要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后书》亦言“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赂上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且如段颎，《后书》以为良将。然计其功勋云：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而军士死者仅四百余人，则无此理。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其后实用四十四亿，岁几十有四亿，亦反较永初、永和所费为钜也。王信之死，汉军收金、银、采帛一亿以上。贼众如此，官军以对照而可知。将帅如此，贼安得不大纵，民安得不重困哉？吾尝谓后汉羌乱，与清川、楚教匪之役最相似，信不诬也。

第四节 党锢之祸

上刑赏贸乱，则下务立名以为高；上肆其虐，下务其名以相角。意气所激，不顾一切以徇之，而天下事不可为矣。历代之党祸是也。然后汉党祸，本起于小人之依附权势，互相讥评。《后书·党锢传》云：“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甘陵，汉厝县。后汉安帝更名，移清河国治焉。在今山东清平县南。或云：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此特食客之好事者为之耳，无与大局也。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屣履到门”。于是意气之争，与权利之争相杂，居首善之区，而承之以好交结之贵游，务声华之游士，而所牵引者大矣。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遁逃不获，皆县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时为延熹九年（166年）。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夫上之人挟其威力，以与争名者角，而欲止之，未有能胜者也。于是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次曰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次曰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次曰八及，及者，言，其能道人追宗者也。次曰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初，山阳太守翟超，请张俭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后汉县，属山阳。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南。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参看第二节。《范康传》云：俭杀常侍侯览母，误。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时为建宁二年（169年）。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注》：谓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也。光和二年（179年），上禄长和海上禄在今甘肃成县西南。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缪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

案钩党之徒，品类非一。有通经之士，如刘淑。有游侠之徒。如何颙。有挺身徇节者，如李膺、巴肃、范滂。亦有遁逃奔走，累及他人者。

如张俭。又如成瑨委任岑晊、张牧，杀张汎及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瑨征下狱死，晊、牧顾遁逃亡匿，则殊有愧于烈士之风矣。有本来无意于交结，邂逅遇之，不得免焉者，如夏馥，不交时宦，特以声名为中官所惮，遂与范滂、张俭等同被诬陷。亦有本系魁首，以处世巧滑，转得脱然无累者。如郭泰。传言其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并有本无关系，欲依附以为荣者。如皇甫规。传言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乃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臣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形形色色，非可一概而论。其人激于意气，所为不免过当，任之亦未足以为治。且互相标榜，本系恶习。当时之士，所以趋之若鹜者，一则务于立名，一亦以汉世选举，竞尚声华，合党连群，实为终南捷径耳。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自明。然桓、灵信任宦官，诛夷士类，延及无辜，前后历二十余年，则自为虐政，不以党人之无足取而末减也。

第五节 灵帝荒淫

后汉国事，大坏于桓、灵。《后汉书·桓帝纪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见第二十章第六、第七节。斯将所谓听于神乎？”盖亦淫侈之君。五邪嗣虐，流毒四方，正为是也。然桓帝之荒淫，实远不如灵帝之甚。

灵帝好微行，游幸外苑。造毕圭灵琨苑。见《杨震传》。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宦者吕强传》。熹平四年（175年），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令。《本纪》：熹平四年（175年）。光和元年（178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本纪》。《注》引《山阳公载纪》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中平四年（187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皆见《本纪》。《崔骃传》：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光和四年（181年），初置 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本纪》。其时外戚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造起馆舍，凡有万数。丧葬逾制，奢丽过礼。《吕强传》。皆上之化也。

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千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蔡邕传》。杨赐对策，至比诸 兜、共工，更相荐说焉。《杨震传》。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以蔡邕言，乃改为丞尉。亦见《邕传》。

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于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太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续汉书·五行志》。亦见《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四年（181年）。

中平二年（185年），南宫灾。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顾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巨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苍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藏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张让、赵忠。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焉。《宦者张让赵忠传》。案灵帝即位，年仅十二，安能忆为侯时之贫？此宦官欲自聚敛，而委过于君也。根柢之深固如此，非用兵力，固不能刬除矣。

第六节 后汉中叶后外患

自北匈奴亡后，南匈奴及乌桓，居皆近塞，而鲜卑徙居北匈奴故地，势渐张。明、章、和三世，乌桓保塞无事，鲜卑则或降或畔，然患亦未甚。安帝永初以后，乌桓、鲜卑始多反畔。辽西鲜卑其至鞬尤强。自永宁至阳嘉，迄为边患。其至鞬死，寇盗乃稍希。南匈奴单于檀薨，弟乌稽尸逐鞮单于拔，安帝延光三年（124年）立。四年（125年）薨，弟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顺帝永建三年（128年）立。永和五年（140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叛，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数万人，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中国至徙西河治离石，汉县，今山西离石县。上郡治夏阳，汉县，今陕西韩城县南。朔方治五原以避之。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兜楼储先在京师，立之，是为呼兰尸逐就单于。车纽降。中郎将马寔募刺杀吾斯，击其余党，平之。兜楼储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立。延熹元年（158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诸部悉降。单于居车儿薨，子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注》云：凡言某者，史失其名。又云：某即是其名。盖并存两说。熹平元年（172年）立。时鲜卑有檀石槐者，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高柳，汉县，见第八章第四节。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东至辽东，接夫余、貉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寇钞，杀掠不可胜数。熹平三年（174年）冬，夏育迁护乌桓校尉。六年（173年），秋，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破灭。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言其不可。帝不从。遂遣育出高柳，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千骑奔还，死者十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案蔡邕之议，谓“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盖是时之鲜卑，业已统一漠北，代匈奴而兴矣。然其部落程度究浅，结合不固。光和中，檀石槐死，子和连代立。才力不及父，性贪淫，断法不平，众畔者半。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之，即死。廉，汉县，今甘肃固原县东北。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之争国，众遂离散焉。乌桓大人：灵帝初，上谷有难楼，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并勇健而多计策。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188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匈奴单于某，以击檀石槐之年薨。子呼征，光和元年（178年）立。二年（179年），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修以擅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张纯畔，诏发南匈奴兵配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182年），右部 落与休著各

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子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188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见第七节。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焉。

西域：《后汉书》云：“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152年），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没；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盖其失驭，亦在桓、灵之世也。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阗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132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发二万人击于阗破之，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桓帝元嘉元年（151年），长史赵评在于阗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成国与于阗王建素有隙，乃语评子云：“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着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马达。明年，以王敬代为长史。达令敬隐核其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阗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阗必服矣。”敬贪立功名，且受成国之说，前到于阗，设供具请建，杀之。于阗侯将输僰等会兵攻杀敬。输僰欲自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之，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阗。桓帝不听，征达还，而以宋亮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阗，令自斩输僰。时输僰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出兵。于阗恃此遂骄。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耳。

车师之势，与北匈奴甚逼。顺帝阳嘉三年（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辆，兵器、什物甚众。四年（135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永兴元年（153年），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叛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大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三百帐别役属之，食其税。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磐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磐，立为王。后莎车连畔于阗，属疏勒，疏勒以强，与龟兹、于阗为敌国。顺帝永建二年（127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五年（130年），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133年），臣磐复献师子、封牛。至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疏勒王、汉大都尉疏勒王仍膺汉大都尉之号，而佚其名。本疏勒王下或有与字，非是。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170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以上皆诸国疏慢之由也。后汉再定西域，未设都护，故其威严不逮前汉，盖屯田校尉秩卑而无威，敦煌太守势远而不及，不如中西域而立幕府者之便于制驭也。班超久居西域，信使几通大秦，班勇继立大功，葱岭以西遂绝，职是故也。然汉通西域，本为扞御匈奴。车师之守既坚，呼衍王终难得志，已足扞河西而休边氓矣。自此以西，于中国本无大利害，劳师务远，实为非计。则后汉之于西域，或转较前汉为得策也。

第七节 后汉中叶后内乱

后汉自邓后以女主御宇，朝政不纲，吏治废弛，伏莽之祸，即已潜滋。岁月浸淫，终不能绝。至灵帝之世，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所谓履霜坚冰，其所由来者渐也。安帝永初三年，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掠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明年，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后汉县，在今山东阳信县东南。转入高唐，汉县，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党众浸盛。遣御史中丞王宗发幽、冀诸郡兵，征法雄为幽州刺史，并力讨之。至五年（111年）乃平。时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尚书陈忠上疏曰：“臣窃见元年（107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而顷者以来，莫以为忧。州郡督录怠慢，长吏防御不肃。皆欲采获虚名，讳以盗贼为负。虽有发觉，不务清澄。至有逞威滥怒，无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转相赋敛。或随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迮。或出私财，以偿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发露。陵迟之渐，遂且成俗。寇攘诛咎，皆由于此。前年勃海张伯路，可为至戒。”读此，可知盗贼之所由来矣。

顺帝阳嘉元年，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见第五章第七节。鄞、汉县，今浙江奉化县东。鄮汉县，今浙江鄞县东。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三年，三月，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永和二年，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反。八月，江夏盗贼杀邾长。邾，汉县，见第三章第三节。三年，四月，九江贼蔡伯流寇郡界及广陵，杀江都长。江都，汉县，今江苏江都县西南。闰月，蔡伯流等率众诣徐州刺史应奉降。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以李固为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使自相招集。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汉安元年（142年），广陵盗贼张婴等寇郡县，积十余年，是岁，诣太守张纲降。建康元年（144年），三月，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州郡讨平之。八月，扬、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绲本纪误作赦，此依《滕抚传》。督州郡兵讨之。九月，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范容等于历阳，秦县，今安徽和县。军败，为贼所杀。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复寇郡县。凤称无上将军。依《滕抚传》。《本纪》：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疑有夺字。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冲帝永嘉元年，正月，张婴等复反，攻杀堂邑、汉县，今江苏六合县北。江都长。徐凤攻杀曲阳、后汉侯国，今江苏东海县西南。东城长。见第三章第四节。三月，马勉称皇帝。九江都尉滕抚讨马勉、范容、周生，大破斩之。四月，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汉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县。太守江汉击破之。五月，下邳人谢安应募击徐凤等，斩之。七月，庐江盗贼攻浔阳、盱眙。滕抚遣司马王章击破之。十一月，中郎将滕抚抚时拜中郎将，督扬、徐二州事。击张婴，破之。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率诸将击破斩之。于是东南悉平，振旅而还。时天下饥馑，帑藏空虚。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抚性方直，不交权势，宦官怀忿，及论功赏，当封，太尉胡广时录尚书事，承旨奏黜抚，天下怨之。据《冯绲滕抚传》。宦官之祸汉，可谓深矣。

桓帝建和二年，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长平，汉县，在今河南西华县东北。黄帝子，依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今本或作皇。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南顿，汉县，在今河南项城县北。并图举兵，悉伏诛。和平元年，十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伏诛。永兴二年，闰九月，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伏诛。十一月，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永寿二年，七月，中郎将段颎讨破斩之。据《颎传》，贼首尚有东郭窦。延熹三年，九月，泰山、琅邪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讨之。四年，十月，南阳黄武与襄城惠得、襄城，秦县，见第三章第二节。昆阳乐季訞言相署皆伏诛。五年，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五月，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能克。豫章艾县人六百余，艾县，在今江西修水县西。应募而不得赏直，遂反。八月，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汉县，今湖南益阳县。杀令。又遣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军败。乃擢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徙入山谷。尚穷追入南海，破平之。出兵三年，群寇悉定。六年，七月，桂阳盗贼李研等寇郡界。太尉杨秉表陈球为零陵太守。球到，设方略，期月间，贼虏消散。而荆州兵朱盖等征戍久，财赏不赡，忿恚，八年，五月，复作乱。与桂阳贼胡兰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陈球固守。复以度尚为中郎将，与长沙太守抗徐等击破斩之。九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皆伏诛。九年，正月，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并作符誓，称太上皇，伏诛。永康元年，五月，庐江贼起，寇郡界。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冬，济南贼起，攻东平陵。汉县，在今山东历城县东。熹平元年，十一月，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寇郡县。遣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讨破之。三年，十一月，破平之，获昭父子。斩生。兼据《本纪》及《臧洪传》。至中平元年（184年），而黄巾起矣。

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见第二十章第六节。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乡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184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注》：喻贼众多。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传》。拜卢植为北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连战破贼。角等走保广宗。后汉县，今河北威县东。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遂槛车征植。拜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植。败于下曲阳。汉县，今河北晋县西。时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隽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共讨颖川黄巾。后又遣骑都尉曹操将兵往，大破之。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三郡悉平。进击东郡，诏嵩讨角。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斩梁。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嵩复与巨鹿太守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斩之。时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与嵩、隽等受降数十万。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称神上使，众数万，杀郡守褚裒。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贼更以赵弘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隽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围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征隽，司空张温上疏，帝乃止。隽因急击弘，斩之。贼帅韩忠复据宛，隽破之，忠降。秦颉积忿忠，杀之。余众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隽急攻之，夏走，贼遂解散。案张角似本无大略，徒以妖妄诱惑；又起兵未久即死，其徒党亦无能用其众者；故旋即摧破。然《三国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注》又引《典略》曰：“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又引张璠《汉记》云：“又有左校、郭大贤、左髭丈八三部也。”《后书·朱隽传》末叙述诸寇，略同此注，而又小有异同。则黄巾虽平，与黄巾并起者，初

未能平矣。且所破黄巾，亦仅大股。其余党蔓衍，及以黄巾自号者，实不可胜数。《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五年，二月，黄巾余贼郭大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在今山西汾城县东南。是白波贼实黄巾也。八月，汝南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县北。黄巾攻没郡县。六月，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献帝纪》：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寇泰山，太守应劭击破之。转寇渤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侯国，今河北东光县东。复大破之。三年，四月，青州黄巾击杀兖州刺史刘岱于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东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于寿张，降之。建安十二年，十月，黄巾贼杀济南王赟。《三国志·夏侯渊传》，有济南、乐安黄巾徐和、司马俱等，攻城杀长吏。《何夔传》：夔迁长广太守，长广，在今山东莱阳县境。郡滨山海，黄巾未平，豪桀多背叛，袁谭就加以官位。《蜀志·先主传》：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魏志·于禁传》云：从征黄巾刘辟、黄邵等。《吴志·太史慈传》：孔融为北海相，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汉县，在今山东昌邑县西。为管亥所围。《张昭传注》引《吴书》，言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后黄巾贼起，昭讨平之。《朱治传》言治佐定东南，禽截黄巾余类陈败、万秉等。则黄巾余党，实历时甚久，蔓延且及吴、蜀，而中原无论矣。《后汉书·杨震传》：张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耀百姓。天下襁负归之。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渐也。”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刘陶传》：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疏曰：“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前司徒杨赐奏下诏书，切敕州郡，护送流民。会赐去位，不复捕录。虽会赦令，而谋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呜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诏陶次《春秋条例》。明年，张角反乱。然则致乱之原，实由人民之流离失所，护送流民，购募魁首，已不足云曲突徙薪之计，犹不失为先声夺人之图，而在下者讳不肯言，在上者漫不加察，遂至一朝横决，莫之能御，泄沓壅蔽之祸，可胜叹哉？王允之受降也，于贼中得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竟不能罪之。而让怀挟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传下狱。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它罪被捕。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共上疏请之，乃得以减死论。是冬大赦，而允独不在宥。三公咸复为言，至明年，乃得解释。是时宦者横暴，睚眦触死，允惧不免，乃变易名姓，转侧河南、陈留间。纲纪若此，复何言哉？

后汉之世，凉州丧乱久，其民风气本强悍，又习于兵，而国家控制之力，有所不及，故灵帝末年，海内云扰，他方皆旋告戡定，惟凉州则历久不能平。中平元年（184年），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后汉北地郡，治富平。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枹罕县今甘肃导河县。河关县在今导河县西。共立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伶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章本名允，遂本名约，见《后书·董卓传注》引《献帝春秋》。共杀金城太守陈懿、后汉金城郡，治允吾，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时征发广，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议郎傅燮执不可，乃已。以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中郎将董卓为副。初，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嵩不与。二人由此为憾，奏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其秋征还。而边章、韩遂等大盛。时贼所署将帅，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阵，识知山川，见《刘陶传》。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拜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以卫园陵。美阳，汉县，今陕西武功县西南。章、遂亦进兵美阳。十一月，卓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破之。章、遂走榆中。汉县，今甘肃榆中县西北。温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不克。三年（186年），冬，征温还京师。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文侯。《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5年）《注》引《典略》谓章病卒。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东北。太守李相如反，与遂连和。汉阳王国自号合众将军，与遂合。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国、遂，汉阳太守傅燮以边兵多勇，而新合之众上下未知，劝止之。不从。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害鄙。贼遂进围汉阳。燮战殁。鄙司马扶风马腾《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曰：腾字寿成，马援后也。桓帝时，其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腾少贫无产业，常从鄣山中斫材木负贩诣城市以自供给。腾为人长八尺余，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灵帝末，凉州刺史耿鄙信任奸吏，民王国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发民中有勇力者欲讨之。腾在募中，州郡异之，署为军行事，典领部众，讨贼有功，拜军司马。拥兵反叛，共推王国为主。寇掠三辅。五年（188年），围陈仓。汉县，今陕西宝鸡县东。复拜皇甫嵩为左将军，董卓为前将军，各率二万人拒之。嵩以陈仓守固，不进。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不能拔。疲敝，解去。嵩进击，大破之，国走死。此据《皇甫嵩传》。《董卓传》云：韩遂等共废国。韩遂等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感恚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一时不能为大害，然凉州一隅，遂同化外，而西征诸将，且倒戈而为中枢之患矣。

第十一章 后汉乱亡

第一节 何进之败

灵帝崇信宦官。士大夫如蔡邕，邕以灾异被诏问，对言乳母赵娆、永乐门史霍玉及程大人等，为曹节所窃见，事遂漏露。初，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杨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郃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于是下邕、质洛阳狱，劾弃市。中常侍吕强悯邕无罪，请之。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杨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归本郡。将还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积十二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乃辟之。宦官中之贤者如吕强等，强上疏论采女众多，纵情土木，外戚、中官奢僭之害，又言多蓄私藏及选举专任尚书之非，语极切直。黄巾起后，帝问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纳之。乃先赦党人。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共构强。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自杀。皆为所陷。张角叛后，刘陶、张钧仍以言宦官见杀。陶为谏议大夫，上疏陈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谗陶曰：“州郡不上，陶何由知？疑陶与贼通情。”于是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闭气而死。钧为郎中，上书言“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怒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否？”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张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时又有陈耽者，为司徒。光和五年（182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诣阙陈诉。耽与议郎曹操言之。帝以让戫、济。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亦见《刘陶传》。张钧事见《宦者张让传》。将帅中如傅燮、燮为护军司马，与皇甫嵩俱讨张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言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宦者赵忠见而忿恶。及破张角，燮功多，当封，忠诉谮之，帝犹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顷之，忠为车骑将军。诏忠论讨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等谓忠曰：“今将军亲当重任，宜进贤理屈，以副众心。”忠纳其言，遣弟致殷勤，燮正色拒之。忠愈怀恨，遂出为汉阳太守。卢植、皇甫嵩等，亦皆以不事宦官遭挫折。甚至如王允，业已得宦官交通黄巾之迹，而反以获罪。其时握兵者，盖勋、刘虞、袁绍等谋诛宦官而未成。勋拜讨虏校尉，与刘虞、袁绍同典禁兵。勋谓虞、绍曰：“吾仍见上，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若共并力诛嬖幸，然后征拔英俊，以兴汉室，功遂身退，不亦快乎？”虞、绍亦素有谋，因相连结。未及发，而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勋，而蹇硕等心惮之，并劝从温奏，遂拜京兆尹。张玄又以劝张温。玄，霸孙。中平二年（185年），温出征凉州贼。玄要说温曰：“闻中贵人公卿以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

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温闻，大震，不能对。阎忠则竟说皇甫嵩征兵以诛宦官，然后南面称制。事在嵩平黄巾后，见《嵩传》。温、嵩皆无大略，不敢行，然海内之绝望于朝廷，则可见矣。顾虑名义者，莫敢为非常之举，而暴戾恣睢者，乃乘之而起。

灵帝母孝仁董皇后，窦氏诛之明年，迎至京师。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中平五年（188年），以后兄子卫尉修侯重为骠骑将军，领兵千余人。《徐璆传》：迁荆州刺史。时董太后姊子张忠为南阳太守，因势放滥，臧罪数亿。璆临当之郡，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属璆。璆对曰：“臣身为国，不敢闻命。”太后怒，遽征忠为司隶校尉，以相威临。璆到州，举奏忠臧余一亿，使冠军县上簿诣大司农，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臧污者，悉征案罪。威风大行。中平元年（184年），与朱隽击黄巾于宛，破之。张忠怨璆，与诸阉宦构造无端，璆遂以罪征。灵帝宋皇后无宠，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与大中大夫程阿共构言皇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光和元年（178年），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兄及弟并被诛。灵思何皇后，家本屠者，以选入掖庭，生皇子辩，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注》引《献帝春秋》曰：灵帝数失子，不敢正名，养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拜后为贵人。光和三年（180年），立为皇后。四年（181年），王美人生皇子协。后酖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董太后自养协，号曰董侯。中平元年（184年），张角起，以后兄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进发其奸，以功封慎侯。四年（187年），荥阳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今河南中牟县东。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出击之，平定而还。拜为车骑将军，封济阳侯。五年（188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天子亲出临军。诏使进悉领兵屯于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硕虽擅兵于中，而犹畏忌于进，乃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边章、韩遂。帝从之。进阴知其谋，乃上遣袁绍东击徐、兖二州，须绍还即戎事，以稽行期。初，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然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六年（189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帝崩，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有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儳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阴规诛之。袁绍亦素有谋，因进亲客张津劝之。进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庞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扫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沉吟。今宜共闭上，急捕诛之。”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董重与进权势相害。董后每欲参干政事，太后辄相禁塞。董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辀张，怙汝兄邪？当敕骠骑断何进头来。”太后闻，以告进。进与三公及弟车骑将军苗奏蕃后故事不得

留京师，请迁宫本国。奏可。进遂举兵围骠骑府收重，重自杀。董后忧怖，疾病，暴崩。袁绍复说进，且言不宜轻出入宫省。进甚然之。乃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遂与绍定筹策，而以其计白太后，太后不听。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绍以为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而太后母舞阳君及苗，数受诸宦官赂遗，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绍等又为划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乡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陈琳入谏曰：“大兵集会，强者为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不听。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富贵。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进意更狐疑。绍惧进变计，乃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惟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惟所措置。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告州郡，诈宣进意，使案捕中官亲属。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乡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惟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八月，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张让等使人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版，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闭，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让等入白太后，言大将军兵反，烧宫，攻尚书闼。因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少帝即位，封协为渤海王，徙封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道窗下仰数段珪。珪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苗、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仇乎？”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张让、段珪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奔小平津。在今河南孟津县。公卿并出平乐观，无得从者。惟尚书卢植夜驰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后。贡至，手剑斩数人。余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还宫。

董卓，中平五年（188年）以前将军击韩遂等。六年（189年），征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及何进召卓，侍御史郑泰谓进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不听。卓得召，实时就道，未至而进败。闻少帝在北芒，山名，洛阳东北。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布，九原人，以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卓兵士大盛，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代之。遂胁太后策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陈留王，是为献帝。迁太后于永安宫，因进鸩弑。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郿侯。寻进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见第三章第一节。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废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卓虽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幽滞多所显拔，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亦无益矣。

第二节 董卓之乱

《三国志·孙坚传》言：张温讨边章、韩遂，表请坚与参军事，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对应不顺，坚时在坐，前耳语温：“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不能用。《后汉书·皇甫嵩传》谓卓拜为并州牧，诏使以兵委嵩，卓不从，嵩从子郦劝嵩讨之，嵩亦不听。意若深惜之者。然时温、嵩兵力，皆未必能制卓。孙坚再请，温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其惮之如是，安能陈兵诛之？且时凉州将帅之跋扈久矣，亦非杀一董卓所可定也。及卓既入洛阳，拥强兵，有异志，则为安定京师计，诚不得不与之一决。何进先遣骑都尉鲍信募兵，适至，劝袁绍及其初至疲劳袭之，绍不敢发，则诚可惜也。内莫能与之抗，而兵遂起于外。

董卓之欲废立也，袁绍争之，与卓言语不协，遂奔冀州。侍中伍琼等阴为绍说卓曰：“袁氏树恩四世，绍高祖父安生京、敞。京生彭、汤。汤生平、成、逢、隗。安、敞、汤、逢、隗皆为三公。绍，成子；术，逢子。《后汉书·绍传注》引袁山松书曰：绍，逢之孽子，出后成。《三国志·绍传注》引华峤书曰：绍，术异母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今急购之，势必为变。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渤海太守。后汉渤海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初平元年（190年），绍以渤海起兵。后将军袁术、卓将废立，以术为后将军，术畏祸，奔南阳。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众各数万。约盟，遥推绍为盟主。先是卓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操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散家财合义兵，起兵于己吾。中平六年十二月。己吾，后汉县，今河南宁陵县西南。及是，众推操行奋武将军。卓乃酖杀弘农王，迁天子西都，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是时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汉县，今河南延津县北。袁术屯南阳，孔佃屯颍川，韩馥在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曹操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乡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乡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张邈遣将卫兹分兵随操。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夜遁去。荣见操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操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操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渤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 辕、大谷，见下。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初，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以孙坚为长沙太守，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遂越竟寻讨，三郡肃然。《三国志·吴志》本传。《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四年，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州郡讨卓，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坚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前到鲁阳，见第八章第二节。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鲁阳。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

荣遇坚于梁，汉县，今河南临汝县东。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义兵士卒，皆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后汉书·卓传》。《三国志·卓传注》引《献帝纪》曰：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余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获袁绍豫州从事李延，煑杀之。卓所爱胡恃宠放纵，为司隶校尉刘谦所杀。卓大怒曰：我爱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隶都官挝杀之。《续汉书·五行志》：灵帝中平中，京都为《董逃》之歌，《注》引《风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死者千数。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魏志注》引谢承书曰：匡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班亲属与太祖并势共杀匡。明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聚名。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后汉书注》：大谷口，在故嵩阳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对洛阳故城。案嵩阳，隋县，唐改为登封，即今河南登封县。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渑池，见第三章第一节。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坚乃扫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渑池间，以截卓后。卓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卓讽朝廷，拜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乃引还长安。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皆典兵事。于是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髫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汉县，今陕西郿县东北。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常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煑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时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诬告太尉张温与袁术交通，遂笞温于市杀之，以塞天变。温时与司徒王允、司空荀爽阴谋诛卓，未及发而见害。爽病薨。

初，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允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泰等谋诛卓。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瓒为尚书。初平三年（192年），允与瑞、瓒复结前谋。初，吕布斩丁原首诣卓，卓以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稍迁至中郎将。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允先以布乡里壮健，允，太原祁人；布，五原九原人。厚接纳之。乃潜结布，使为内应。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允与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入门，肃以戟刺之，裹甲不入，伤膺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坞。杀其母、妻、男女，尽灭其族。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第三节 李傕、郭汜之乱

董卓之入关也，留河南尹朱儁守洛阳。儁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卓所袭，乃弃官奔荆州。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守洛阳。儁闻，复进兵还洛。懿走。儁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儁行车骑将军。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吕布乃使李肃以诏命至陕讨辅等。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杀之。其后牛辅营中无故大惊，辅惧，乃赍金宝逾城走。左右利其货，斩辅，送首长安。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在其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之。牛辅既败，众无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诣长安，求乞赦免。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其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一旦解兵，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嵩字。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及傕等求赦，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傕等忧惧，不知所为。武威人贾诩时在傕军，说之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济，走未后也。”傕等然之。各相谓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钞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众以为然。于是共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允闻之，乃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于新丰。荣战死，轸以众降。傕随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注》引袁宏记曰：蒙为傕所杀。围长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众得入。城溃。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吕布战败出奔。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傕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宏遣使谓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党与乎？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山东必应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杀之。傕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傕、汜、稠共秉朝政，济出屯弘农。初，卓之入关，要韩遂、马腾共谋山东。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兴平元年（194年），马腾从陇右来朝，进屯霸桥。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焉子。前凉州刺史种邵、中郎将杜禀合兵攻傕。连日不决。韩遂闻之，乃率众来，欲和腾、傕。已而复与腾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与腾、遂战于长平观下，《注》引《前书·音义》曰：长平，坂名也。在池阳南，有长平观，去长安五十里。遂、腾败，斩首万余级。种邵、刘范等皆死。《注》引《献帝纪》曰：杜禀督右扶风，吏民

为腾守槐里，傕令樊稠及利数万人攻围槐里。夜梯城，城陷，斩禀，枭首。槐里，见第七章第五节。遂、腾走还凉州。稠等追之，韩遂使人语稠曰：“天下反复未可知，相与州里，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共一言。”乃骈马，交臂相加，笑语良久。军还，利告傕曰：“樊、韩骈马笑语，不知其辞，而意爱甚密。”于是傕、稠始相猜疑，犹加稠及郭汜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三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明年，春，傕因会刺杀樊稠于坐。由是诸将各相疑忌。傕、汜遂复治兵相攻。安西将军杨定者，故卓部曲将也。惧傕忍害，乃与汜合，谋迎天子幸其营。傕知其计，即使兄子暹将数千人围宫，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帝遂幸傕营。乱兵入殿，掠宫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帝使太尉杨彪与司空张喜等十余人和傕、汜，汜不从。遂质留公卿，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傕复移帝幸其北坞，自为大司马，与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敦请傕求东归，十反乃许。车驾即日发迈。李傕出屯曹阳。见第三章第一节。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复还屯陕。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后将军，杨奉兴义将军。奉，傕将，故白波帅，时将兵救傕者。白波者，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见《后汉书·董卓传》。白波谷，在今山西汾城县东南。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注》引《蜀志》曰：承，献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灵帝母太后侄。汜等并侍送乘舆。汜复欲胁帝幸郿，定、奉、承不听。汜恐变生，乃弃军还就李傕。车驾进至华阴。宁辑将军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请帝幸其营。初，杨定与煨有隙，遂诬煨欲反，乃攻其营，十余日不下，而煨犹奉给御膳，禀赡百官，终无二意。《注》引《典略》曰：煨在华阴，特修农事。盖唐韩建之俦，诸将中之佼佼者也。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东，乃来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杨定为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张济与杨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舆，大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天子遂露次曹阳。承、奉乃谲傕等与连和，而密遣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帅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乘舆乃得进。董承、李乐拥卫左右，胡才、杨奉、韩暹、去卑为后距。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自东涧兵相连缀，四十里中，方得至陕。乃结营自守。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皆有离心。承、奉等夜乃潜议过河。使李乐先度，具舟船，举火为应。帝步出营，临河欲济，岸高十余丈，乃以绢缒而下。余人或匍匐岸侧，或从上自投下，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争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击披之，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同济惟皇后、宋贵人、杨彪、董承及后父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其宫女皆为傕兵所掠夺。冻溺死者甚众。既到太阳，汉县，今山西平陆县东北。止于民家。然后幸李乐营。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群竖，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或赍酒肉就天子燕饮。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与傕、汜等连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颇归宫人妇女，及乘舆器服。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建安元年（196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张杨还野王。汉县，今河南沁阳县。杨奉亦出屯梁。乃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

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遂潜召曹操于兖。

第四节 东诸侯相攻

董卓西迁，东诸侯既莫能追讨，遂竞图据地以自肥，合从连衡，互相兼并，而扰乱之局成焉。初，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涿令令支公孙瓒都督行事使将之。军到蓟中，渔阳张纯诱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蓟中，自号将军，略吏民，攻右北平、辽西属国诸城，所至残破。瓒将所领追讨有功，迁骑都尉中郎将，封都亭侯。进屯属国，与胡相攻击五六年。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蓟，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朝议以宗正刘虞昔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乃以虞为幽州牧。中平五年（188年）。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责使送纯首。丘力居等闻虞至，喜，各遣译自归。瓒害虞有功，乃阴使人徼杀胡使。胡知其情，间行诣虞。虞上罢诸屯兵，但留瓒将步骑万人屯右北平。纯乃弃妻子逃入鲜卑，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贲侯。会董卓至洛阳，迁虞大司马，瓒奋武将军，封蓟侯。初平二年（191年），袁绍与韩馥推虞为帝。此盖亦谋挟天子以令诸侯，献帝为董卓所立，而东诸侯以讨卓为名，固可以不之仞也。然虞虽专一州，声威实非绍之敌，苟如其意，则冒天下之不韪，徒为绍驱除耳，故虞卒不肯受。《三国·魏志·武帝纪》云：绍与馥谋立虞，太祖拒之，盖亦以立虞则权全出于绍也。要之是谋当出于绍，即韩馥殆亦为绍所挟耳。董卓之将废少帝也，以袁术为后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孙坚杀张咨，术得据其郡。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时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刺史。江南宗贼大盛，宗同賨。而术阻兵鲁阳，表不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见第八章第四节。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划。使越遣人诱宗贼帅斩之，而袭取其众。惟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后汉荆州刺史本治汉寿，故城在今湖南常德县东。今移治襄阳，则去中原近，而于南阳尤逼矣。孙坚客军孤寄，术虽表为豫州刺史，力实未能定豫，其必与术合以谋表者，势也。刘虞之拒袁绍、韩馥也，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间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遣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术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使数千骑就和。瓒固止之，虞不从。瓒亦遣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阴劝术执和，夺其兵。初，义兵之起也，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见人情归绍，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方听绍举兵，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初平二年（191年），馥将麹义反畔。馥与战，失利。绍既恨馥，乃与义相结。绍客逢纪说绍：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卓，阴谋袭馥。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干及颍川荀谌等说馥，举冀州以让绍，绍遂领冀州牧。馥去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馥谓见图构，自杀。时初平二年七月。案韩馥初与袁绍共推刘虞，已又以桥瑁移书听绍举兵，则似已阴结长安，绍是时当亦阳示愿勤王，故能得其许而举兵。然绍与董卓，势不两立，故终不肯奉献帝，乃诱麹义结公孙瓒以倾馥。瓒故与刘虞相害，而虞遥戴长安，绍、瓒本可合以攻虞，然瓒浅躁无谋，亡馥而未得所欲，遽与绍相攻，于是祸复起于幽、冀之间。袁术本与瓒合，孙坚与术相依，刘表之势则与孙坚、袁术相害，而绍与表相结，术与瓒相结之形成矣。坚屯阳城，绍使

周昂夺其处，术遣公孙越与坚攻昂，不胜，越为流矢所中死。瓒遂出军屯槃河，《后书·袁绍传注》云：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县界，入沧州乐陵县，今名枯槃河。乐陵，今山东乐陵县。将以报绍。绍惧，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欲以结援。范遂以渤海兵助瓒，破青、徐黄巾，兵益盛，进军界桥。《后书·袁绍传注》引《九州岛春秋》曰：还屯广宗界桥。今贝州宗城县东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则界桥盖当在此之侧也。案唐宗城县，在今河北威县东。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置诸郡县。绍军广川，后汉王国，今河北枣强县。令麹义先登，与瓒战，生禽纲。瓒军败，走渤海，与范俱还蓟。绍遣将攻围固安，今河北固安县。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众。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见第八章第三节。遣田楷据有齐地。时为初平三年正月。先是袁术使孙坚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在襄阳南。为祖军士所射杀。是岁，魏武帝亦据兖州，而陶谦牧徐州，适掎其后。于是兖曹与冀袁合，徐州陶谦与公孙瓒、袁术合，合从连衡之局益广。

曹操说东诸侯进取，不能用，乃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汉县，今安徽怀远县西北。士卒多叛。至铚、汉县，今安徽宿县西南。建平，汉侯国，今河南永城县西。复收兵，得四千余人，进屯河内。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初平二年（191年），秋，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见第八章第二节。东郡，王肱不能御。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见第三章第二节。破之。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今山东朝城县西。三年，春，操军顿丘。汉县，今河北清丰县西南。毒等攻东武阳。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操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汉县，今河南内黄县西北。皆大破之。夏，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刘岱欲击之，济北相鲍信谏，不从，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迎操领兖州牧。击黄巾于寿张东，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追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于是操亦得一州，且有强兵矣。初，徐州黄巾起，以陶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破走之。李傕、郭汜作乱关中，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间行奉贡。诏迁为徐州牧。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由斯渐乱。然袭丰厚之资，地与兖州相逼，自不免相猜忌。蜀汉先主刘备，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贼，有功，除安喜尉。安喜，后汉县，今河北定县东。后为公孙瓒别部司马，使助田楷以拒袁绍，试守平原令，领平原相。于是瓒使刘备屯高唐，汉县，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汉县，今山东堂邑县西南。以逼绍。操与绍会击，皆破之。四年（193年），春，刘表断袁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汉县，今河南封邱县。黑山余贼及于夫罗佐之，为操所破，走九江，汉郡，后汉治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杀陈温，据其地。夏，下邳阙宣聚众数千，自称天子。谦与共举兵，取泰山、汉郡，治博，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华、汉县，后汉并入费县，今山东费县东北。费，今山东费县西北。略任城。今山东济宁县。秋，操攻谦，下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汉县，今山东郯城县西南。操以粮少，引军还。兴平元年（194年），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汉县，今河北濮阳县东。复东伐，略定琅邪、汉郡，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县北。东海诸县。东海，汉郡，治郯。谦恐，欲走归丹阳。汉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县。而张邈叛迎吕布之事起。

《三国志·魏武帝纪》云：“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案曹嵩之死，旧有两说：《后汉书·陶谦传》云：“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此与《国志·魏武纪》所云，系属一说。一云为谦所害，一云为谦别将士卒所杀者？约束不严，咎在主帅，魏武东征，盖以此为口实，《国志》依其辞而录之，故不复别白也。《后书·应劭传》曰：“拜泰山太守。兴平元年（194年），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泰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谦怨操数击之，使轻骑追嵩及德，并杀之于郡界。”此说出于《世语》，见《三国志·魏武纪注》。《注》又引韦曜《吴书》，谓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说虽小异，俱谓杀嵩者为谦所遣兵。案发干之屯，泰山、华、费之略，皆谦先侵操而操乃报之，则谓谦怨操数击之，乃使骑追杀嵩者，显与事实不合。《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谓操以嵩被杀，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谦被诏，上书距命，操乃进攻彭城。裴氏谓此时天子在长安，曹公尚未秉政，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其说是也。此等荦荦大端，尚不能知，可见江表传闻，语多失实。盖以曹氏声言嵩为陶谦所害，又以当日徐、兖构兵，实在泰山华、费之境，遂億度而为之辞。其实曹嵩之死，当如《后书·谦传》之说也。董卓之乱，未及于谯，而嵩须避难者？以操起兵讨卓也。其所避当为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之琅邪山，而非在今临沂县境之琅邪郡。汉阴平县，在今江苏沭阳县东北，其地距琅邪山颇近，故谦别将守此者士卒得杀嵩。部曲纵恣，主帅固难辞咎，然亦止于约束不严而已，究与躬自发令者有别。然则陶谦攻兖，固为无名之师，曹操攻徐，实亦利其土地，特以汉人重报仇，借死父以为口实耳。徐方殷富，利尽东海，使操能兼据之，则北距青、冀，南控扬、豫，形势益利便矣。而不图吕布之乘机而起，徐方未定，兖土先危也。吕布之败于长安也，出武关诣袁术。术恶其反复，拒而不受。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见第六节。破燕军。布求益兵，将士钞掠，绍患忌之。

布觉其意，从绍求去。绍恐还为己害，遣壮士夜掩杀布，不获。事露，布走河内，与张杨合。初，操与张邈首举义兵。汴水之战，邈遣卫兹将兵随操。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议责绍，绍使操杀邈，操不听，邈知之，益德操。操之征陶谦，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邈字。后还见邈，垂泣相对，其亲如此。布之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操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操复征谦，邈弟超与操将陈宫等共谋叛操。宫说邈迎吕布牧兖州，邈从之。操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东迎布。据濮阳，郡县皆应。惟鄄城、范、汉县，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汉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不动。布军降者，言陈宫欲自将取东阿，使氾嶷取范。荀彧谓程昱曰：“今兖州反，惟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临之，非有以深结其心，三城必动。君民之望也，归而说之，殆可。”昱，东阿人。昱乃归。过范，说其令靳允。时允母、弟、妻、子，为布所执。时氾嶷已在县，允乃见嶷，伏兵刺杀之，归勒兵守。昱又遣别骑绝仓亭津，在今朝城县东北。陈宫至，不得渡。昱至东阿，东阿令枣祗已率厉吏民，拒城坚守。又兖州从事薛悌，与昱协谋。卒完三城。操引军还。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汉郡，治无盐，今山东东平县。断亢父、秦县，今山东济宁县南。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操上马，遂引去。未至营止。诸将未与操相见，皆怖。操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九月，操还鄄城。布到乘氏，汉县，今山东巨野县西南。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见第六章第二节。先是刘备与田楷俱救陶谦，备遂去楷归谦，谦表备为豫州刺史，屯小沛。即沛县，对沛郡称小沛。沛郡治今宿迁。谦死，别驾糜竺帅州人迎备，备遂领徐州。二年（195年），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备。张邈从，使弟超将家属保雍丘。汉县，今河南杞县。八月，操围雍丘。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兖州平。案兖州之亡，曹操事势实甚危急。《程昱传》言操之攻濮阳而引去也，袁绍使人说操连和，欲操遣家居邺。操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以昱谏而止。盖绍是时，欲一举而臣操矣。《荀彧传》言操闻陶谦死，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以彧谏而止。操是时之力，安能留兵距布，更取徐州？盖欲弃兖而奔徐也。布之所以能扼操者？操是时恃青州兵以为强，青州兵虽百战悍贼，然其剽锐，究尚非布精甲之比。布之见禽于操也，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天下不足定也。”其骑兵之精锐可知。《武帝纪》讥布不能据亢父、泰山之险，乃事后傅会之辞，非情实。布兵多骑，骑兵利平地，焉用扼险？濮阳之战，操势几危，此则骑兵驰突之效也。操之所以终获济者，以是时两军皆饥，而操能勒兵以收熟麦，约食蓄谷，一举而乘布之敝耳。见《荀彧传》。然使袁绍果有雄心，乘曹、吕相持之时，行卞庄刺虎之计，则操必危。又使徐州非新遭破坏，而刘备据之，更图取兖，则操亦必危。所幸者，袁绍多阴谋而无壮志，虽使臧洪据青州，取东郡，而仍不欲遽与操启衅，洪欲请兵以救张超，卒不之许。而刘备之救陶谦也，不过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既到，谦亦不过益以丹阳兵四千；及据徐州，陈登欲为合步骑十万，则未及措手，而袁术已来攻，遂使操得以其间平定兖土，而两虎相争之祸，转中于徐、扬之间耳。事之成败，固亦有天幸存于其间也。《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载令曰：枣祇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祇，欲得之。祇深附托于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兖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祇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祇之助也。亦可见是时用兵形势。

第五节 曹操平定北方（上）

自董卓废立，李傕、郭汜继之作乱，汉朝政令不出国门，东方诸侯竞欲力征经营矣。既未能改玉改步，其势不得无所尊奉。于斯时也，非别戴一君，以距董卓之所立，则将奉以号令焉。由前之说，袁绍以之，而其事未成。由后之说，怀是计者亦不乏，而卒成之者魏武，此则半由人力，半亦由于事机也。

献帝以兴平二年十二月至安邑。其明年为建安元年，七月，还洛阳。是时居京师者为韩暹、董承，而二人不和。《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年，二月，暹攻承。杨奉屯梁，汉县，今河南临汝县东。张杨居河内，皆不能匡正王室，董承乃召曹操。《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言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积蓄，不能自致。案其时雄据河北者，惟袁绍为强，然夙与长安不合；刘虞、袁术，或远不相及，或为中朝所畏惮；荆、扬则势稍远矣。欲求辅佐，自在兖、徐。吕布虽反复，然本有诛董卓之功，与傕、汜为敌，流离颠沛之中，更思倚布，亦事势应尔也。布又不能自致，则勤王之勋，势不得不留待魏武矣。

献帝至安邑之月，曹操定兖州，先二月，天子拜操兖州牧。东略陈地。明年，正月，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西行之道始开。初，操之领兖州，遣使诣张杨，欲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时袁绍以董昭领魏郡太守，绍受谗，将致罪于昭，昭欲诣献帝，至河内，为所留。昭说杨，杨乃通操上事，并表荐之。昭为操作书与长安诸将，各随轻重致殷勤。杨亦遣使诣操。操遗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天子在安邑，昭从河内往，拜议郎。及是，操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汝南、见第七章第五节。颍川见第三章第二节。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操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操建德将军。操兵在许，遣使诣河东。时董昭已从河内往安邑，拜议郎。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操书与奉。言“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本在维辅，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肢，实相恃赖。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共表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六月。七月，操至洛阳。假节钺，录尚书事。董昭说操，言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惟有移驾幸许。操曰：“杨奉近在梁，闻其兵精，得无为累？”昭曰：“奉少党援，将独委质。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何能为累？”操曰：“善。”九月，车驾自辕而东。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十月，操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先是，操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奉与俱要遮车驾，不及，又同奔袁术，遂纵暴扬、徐间。明年，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胡才、李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害。乐自病死。张济饥饿，出至南阳，攻穰，汉县，今河南邓县东南。战死。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三年（198年），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夷三族。于是自初平以来干乱政事者略尽矣。惟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府。案诸将中承最后亡者，以其初结张杨，后结曹操，得外援也。然承亦牛辅部曲，岂能终与魏武一心，故其后复有与刘备同谋之事焉。

曹操之入洛，几于不劳而定，然袁绍虎视河北；刘表坐镇荆、襄；刘备、吕布、袁术纵横徐、扬之境；张济之死也，从子绣领其众，屯宛，复与刘表声势相倚；四方之难，正未息也。车驾之出 辕而东也，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十月，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操司空，行车骑将军。是岁，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是岁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转运之劳，戡定之基立矣。参看第十六章第一节。

刘备之领徐州也，袁术攻之。备拒之盱眙、见第三章第二节。淮阴。汉县，今江苏淮阴县东南。操表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术欲引吕布击备，与布书，送米二十万斛，言非惟此止，当骆驿复致。布大悦，勒兵袭下邳，虏备妻子。备转军海西，汉县，今江苏东海县南。求和于布。布恚术运粮不复至，还备妻子，具车马迎备，以为豫州刺史。布自号徐州牧。备遣关羽守下邳，自还小沛。术惧布为己害，为子求昏，布复许之。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备。备求救于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刘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若破备，则北连泰山，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骑千余驰往。灵等闻布至，皆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飨饮，各罢。备复合兵，得万余人。布恶之，自出兵攻备。备败，走归曹操。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将至沛，收散卒，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时建安元年（196年）也。二年，正月，操南征，军淯水。今白河。张绣降。操纳济妻，绣恨之。操闻，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操，操败还。绣奔穰，与刘表合。袁术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沛相下邳陈珪，故太尉球弟子也。术与珪俱公族子孙，少共交游。书与珪，且胁致其中子应，图必致之。珪答书，以死拒。兴平二年（195年），冬，天子败于曹阳，术会群下，欲僭号。主簿阎象谏，术不悦。时孙策已据江东，闻术欲僭号，与书谏，术不纳，策遂绝之。建安二年（196年），春，术遂僭号，自称仲家。使韩胤以僭号议告布，并求迎妇。陈珪恐徐、扬合从，往说布，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女已在涂，追还绝昏，械送韩胤，枭首许市。珪欲使子登诣操，布不肯遣。会使者至，拜布左将车，布大喜，即听登往。登见操，因陈布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阴合部众，以为内应。术与韩暹、杨奉等连势，遣大将张勋攻布。布用珪策，遣人说暹、奉与己并力，军资所有，悉许暹、奉。暹、奉从之。勋大破败。九月，术侵陈，操东征之。术闻操自来，弃军走，渡淮。时南阳、章陵即舂陵，后汉改县。诸县复叛为绣，操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见第三章第四节。数为绣、表所侵。十一月，操南征，至宛。拔湖阳、汉县，今河南泚源县南。舞阴。汉县，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三年，正月，还许。三月，围绣于穰。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操引还，到安众，汉县，今河南镇平县东南。绣、表合兵东追，操设奇兵大破之。吕布复为袁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九月，操东征布。十月，屠彭城。进至下邳。布自将骑逆击，大破之。追至城下。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陈宫等自以负罪，深沮其计。布遣人求救于术，术不能救，出战，又败，乃还固守。攻之不下。时操连战，士卒罢，欲还。荀攸、郭嘉说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遂决泗、沂水以灌城。月余，布将侯成、宋宪、魏续等执陈宫、高顺，举城降。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于是缢杀布与宫、顺等，皆枭首送许，然后葬之。《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入布所治下邳府，大呼攻。布牵妇科头袒衣，从溷上排壁

出，诣都督高顺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斫萌一臂。顺斫萌首，床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又言曹操之攻下邳，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粮道。布妻谓曰：“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将军当如何自立乎？愿将军计之，无为宫等所误也。”又引《魏氏春秋》曰：陈宫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为势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宫字。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又引《英雄记》曰：“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内外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合观诸说，陈宫盖倾危之士。操攻下邳，本欲退兵，以荀攸、郭嘉之言乃复进，知其兵力非甚有余。如得忠诚之将如高顺者以守于内，而布躬自率兵犄角于外，操之能克与否，殊未可知。而卒以陈宫难信，而又卒不能去其权，遂以不果，则宫以其反复之性，几败曹公，而卒又以之败布也。宫与曹公构衅之由不可知，然曹公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观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言可知。则宫与曹公之构隙，疑其咎不在曹公矣，一举而危曹公，败吕布，杀张邈，毒流兖、徐，覃及扬域者五年，甚矣，倾危之士之不可与处也。

初，泰山臧霸从陶谦击破黄巾，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昌狶各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汉县，今山东临沂县北。吕布之破刘备也，霸等悉从布。既禽布，霸自匿。操募索得霸，悦之。使霸招敦、礼、观、观兄康。以霸为琅邪相，敦利城、汉县，今山东临沂县东。礼东莞、汉县，今山东沂水县。观北海、后汉北海郡治剧，今山东寿光县。康城阳太守。见第三章第二节。割青、徐二州委霸。后操与袁绍相拒，霸数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专事绍，不以东方为念焉。张杨素与吕布善，操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胡三省曰：在野王县。遥为之势。四年，二月，其将杨丑杀杨以应操。杨将眭固杀丑，以其众属袁绍，屯射犬。四月，操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破斩固，操济河，围射犬，降之。于是自河以南略平，袁、曹构兵之机迫矣。

第六节 曹操平定北方（下）

《三国志·荀彧传》，载彧谏魏武勿取徐州，以兖州比汉高之关中、光武之河内，读史者亟称之，此不察情实之谈也。汉高与项羽，始终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关中距前敌甚远，自可倚为根本。光武之据河内，势已异是，然其时兵力，犹足自立。若魏武失兖州之时，则强敌在前，饥军不立，而狡焉思启者且环伺于其旁，救死不赡，安敢望削平海宇哉？知往史所载谋臣硕画，多事后附会之辞，非其实矣。魏武一生，所遭危机有二：一为张邈、陈宫以兖州叛迎吕布之时；一则都许之后，袁绍挟四州之势以相临。虽其机权勇决，自有制胜之方，然其成败亦间不容发，非有必克之道也。

《三国志·袁绍传》云：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注》引《献帝传》云：沮授说绍，而郭图、淳于琼沮之，《后书·绍传》用其说，然亦云“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则当曹操迎献帝以前，袁绍迄未有承顺之意。盖其时汉室威灵已替，天子仅亦守府，挟以为资，实亦无足重轻也。迎献帝都邺之说，《国志》谓出郭图，《献帝传》谓出沮授，疑当以《国志》为得实，缘后来传河北事者，率多美授而归罪于图也。《志》又云：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后书》云：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绍上书自辩，乃以绍为太尉，封邺侯。时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197年），使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则当都许之初，袁、曹似几至决裂，旋复敛兵而止者，盖由朝以四州之地畀绍。其时许都草创，操固无力攻绍；河北未定，绍亦不能专志河南；故遂各守疆场，为后图也。

袁绍以初平三年（192年）败公孙瓒于界桥。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四年（193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瓒因此以书譬绍，绍于是引军南还。时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等共覆邺城，杀郡守。绍讨破之，斩毒。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屠其屯垒。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连十余日。燕兵死伤多，绍军亦疲，遂各退。《后汉书·朱儁传》云：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扬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号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

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

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平燕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儁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事在绍传。《绍传》云：绍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严谷口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垒，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三国志·燕传》云：真定人。本姓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间。转攻还真定，众万余人。博陵张牛角亦起，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瘿陶。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令众奉燕，故改姓张。张牛角当即青牛角也。朝歌，汉县，在今河南淇县东北。瘿陶，亦汉县，在今河北宁晋县西南。《后书·朱儁传》之文，略本《九州岛春秋》《典略》、张璠《汉纪》，见《国志·张燕传注》。青牛角，《九州岛春秋》但作牛角。苦哂作苦蝤。大计作大洪。掾哉作缘城。又有罗市，《后书》无其名。雷公，《典略》作张雷公。《九州岛春秋》又云：灵帝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与《国志》云张燕者异。麹义自恃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众。先是刘虞稍节公孙瓒禀假，瓒怒，屡违节度，筑京于蓟城以备虞。是年，冬，虞举兵袭瓒，大败，奔居庸。汉县，今察哈尔延庆县东。瓒攻拔居庸，生获虞。会董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督六州；瓒迁前将军，封易侯。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上训为幽州刺史。瓒徙镇易。汉县，今河北雄县西北。虞从事鲜于辅等率州兵欲报瓒，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大破之，斩丹。袁绍又遣麹义及虞子和和逃术还北，为绍所留。将兵与辅合击瓒，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

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瓒曰：“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蓄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绍。绍遣将攻之，连年不能拔。建安四年（199年），绍悉军围之。瓒遣子求救于黑山贼。复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南山，拥黑山之众，陆梁冀州，横断绍后。长史关靖说瓒，谓将士皆已土崩瓦解，舍之而去，易京之危可立待。瓒遂止。救至，欲内外击绍，遣人与子书劾期。绍候者得其书，绍设伏击，大破之。复还守。绍为地道，突坏其楼，稍至中京。瓒自知必败，尽杀其妻子，乃自杀。于是河北略定。绍遂出长子谭为青州，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简精卒十万，骑万匹，欲以攻许矣。

袁术自败于陈，稍困，将归帝号于绍。袁谭自青州遣迎之。术欲从下邳北过，操遣刘备、朱灵要之，术复走还寿春。至江亭，愤慨结病，呕血死。时建安四年六月也。八月，曹操进军黎阳。汉县，今河南凌县东北。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汉郡，治临菑。北海、东安。汉县，今山东沂水县南。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还许，分兵守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遣人招张绣。绣从贾诩计，十一月，率众降操。十二月，操军官渡。刘备未出时，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诛操，备与同谋。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东海昌霸反，郡县多叛操为备。备众数万人，遣孙乾与袁绍连和。操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五年（200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操自将东击备，破之。备走奔绍，获其妻子。攻下邳，关羽降。昌豨叛为备，又攻破之。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津名，见第三章第四节。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四月，操北救延。荀攸说操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操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操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绍渡河追操。军至延津南，操击斩其骑将文丑。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操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见第二章第三节。关羽亡归刘备。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缒为屯，东西数十里。操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操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众大惧。时操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操乃止。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操使曹仁击破之，备走，遂破辟屯。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操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送之。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奔操，说操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操。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往。大破琼等，皆斩之。绍闻操击琼，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败，遂降。绍众大溃。绍及子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冀州诸军多举城邑降者。六年，四月，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见第四节。破之。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然其势已不能复振矣。

袁、曹成败，往史议论甚多，然多事后附会之辞，不足信也。《魏武帝本纪》云：刘备举兵，公将东征，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桀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嘉传》无此事。遂东击备，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绍传》云：太祖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此即附会之辞。夫兵有轻进逐利，有持重后进。许下距河北远，多遣兵则行迟，势不相及，少遣兵则徒遭挫折，无益于事，此绍之所以不肯轻进，操亦度其如此，故敢自将而东，非真能决其见事之迟也。袁绍既招张绣于前，复有刘辟应之于后，又尝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不动。阳安，汉县，在今河南确山县东北，盖是时暂立为郡。阳安都尉李通，操之信臣也，绍以为征南将军，事虽不成，然时通急录户调，朗陵长赵俨忧民心之变，言之荀彧，彧以白操，操遂下令：绵绢悉以还民。见《李通赵俨传》。则绍谋犄操之后，不为不力。其不肯遣大兵往援者，此本牵制之师，犹操之用臧霸，亦仅欲纡东顾之忧，不能仗之以攻冀州也。且刘辟举兵而使刘备为之应，其所遣亦不为不重矣。曹操之攻淳于琼也，绍闻之曰：“就彼破琼，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其计亦未为误。然张郃谓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其后果然，则操之出兵，本据必甚坚固。以相持久疲敝之余，而犹如此，况欲以轻兵袭许乎？绍之计，盖欲一举而大溃操兵，使其不能复振。其将南下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间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及兵既交，沮授又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丰之策绍未能从，授之计则不可谓未见用。绍与操相持逾二时，所以不获速决者，固由操之善守，亦由绍不急攻。不然，胜负之机，本不待决诸半年外也。《绍传》云“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此即绍持久之效。操与荀彧书欲还许，盖其势实已不支。《彧传》云“欲还许以引绍”，夫以相持日久，粮尽势竭之余，安能复引入深

入？一举足，则敌以全力蹑其后，势如山崩瓦解矣。彧所谓“若不能制，必为所乘”也。《彧传》载彧报操之辞曰：“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此亦以势处于无可如何，而教之以涉险耳。许攸来自敌军，进袭淳于琼之策，而操遽自将以行，虽曰智勇过人，其道亦甚危矣，非处甚窘之势，安肯冒昧出此哉？故曰：袁、曹成败之机，实间不容发也。

《魏志·荀彧传》载彧策曹操有四胜，曰：“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惟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冯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郭嘉传注》引《傅子》，载嘉谓操有十胜，绍有十败，与此大同小异，其为后人附会，亦显然可见。然此说亦颇足考袁、曹为人之异同也。

刘备之败于曹仁也，还绍军，欲离绍，乃说绍南连刘表。绍遣备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操遣蔡阳击之，不利。操南征备。备闻操自行，走奔刘表。都等皆散。时操以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讨击刘表。荀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注》引《彧别传》载操表曰：“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彧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欲南讨刘表，彧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功，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则此二策确出于彧，且与当时形势，大有关系。操从之。七年（202年），复进军官渡。绍自军破后，发病呕血，五月死。绍爱少子尚，欲以为后，而未显。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谭至，不得立，自号车骑将军。由是谭、尚有隙。九月，操攻谭、尚。谭军黎阳。尚少与谭兵，而使逢纪从谭。谭求益兵。配等议不与。谭怒，杀纪。操渡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欲分兵益谭，恐谭遂夺其众，乃使审配守邺，自将兵助谭。大战城下，谭、尚败，走入城守。八年（203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战。击，大破之。谭、尚夜遁。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留贾信屯黎阳。八月，操征刘表，军西平。汉县，今河南西平县西。《郭嘉传》：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操之去邺而南也，谭、尚遂举兵相攻。谭败，奔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辛毗传注》引《英雄记》曰：郭图说谭曰：“今将军国小兵少，粮匮势弱，显甫之来，久则不敌。愚以为可呼曹公，来击显甫。曹公至，必先攻邺。显甫还救，将军引兵而西，自邺以北，皆可虏得。若显甫军破，其兵奔亡，又可敛取，以拒曹公。曹公远侨而来，粮饷不继，必自逃去。比此之际，赵国以北，皆我之有，亦足与曹公为敌矣。不然不谐。”谭始不纳，后遂从之。诸将皆疑。荀攸言：“兄弟遘恶，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操乃引军还。十月，到黎阳。为子整与谭结昏。尚闻操北，乃释平原还邺。其将吕旷、吕翔叛尚，屯阳平。率其众降。九年，正月，操济河。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由欲为内应，谋泄，

与配战城中，败，出奔操。操攻邺，为土山地道。武安长尹楷屯毛城，在今河南涉县西。通上党粮道。四月，操留曹洪攻邺，自将击楷，破之。尚将沮鹄守邯郸，又击拔之。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堑，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七月，尚还救邺。操逆击，破走之。遂围其营。尚夜遁，保祁山。《袁绍传》云：尚还走滥口。其将马延、张觊等临阵降，众大溃。尚走中山。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生禽配，斩之。天子以操领冀州牧。操让还兖州。操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后汉县，今山东清平县南。安平、今河北冀县。渤海、后汉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河间。今河北献县。尚败，还中山。谭攻之。尚奔故安，汉县，今河北易县东南。从熙。谭遂并其众。操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昏。女还，然后进军。谭惧，拔平原，走保南皮。见第三章第三节。十年，正月，攻拔之，斩谭及郭图等，冀州平。是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初，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张燕遣将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人众稍散。鲜于辅将其众奉王命，以为建忠将军，督幽州六郡。操与绍相拒于官渡，阎柔遣使诣操受事，迁护乌丸校尉，而辅身诣操，拜左度辽将军，遣还镇抚本州。将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师，拜平北将军，率众诣邺。故安赵犊、霍奴等杀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乌丸攻辅于犷平。汉县，今河北密云县东北。八月，操征之，斩犊等。乃渡潞河救犷平。乌丸奔走出塞。操之拔邺，高干降，以为并州刺史。闻操讨乌丸，以州叛。十一年，正月，操征干。干走入匈奴求救。单于不受，干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上洛，汉县，今陕西商县。《杜畿传》：高干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内实与干通谋。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殽、渑间，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遂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诡道从郖津度。范先欲杀畿以威众。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又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畿知诸县多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固等与干、晟共攻之，不下。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梁习传》曰：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劳农桑，令行禁止。案丧乱之际，戡定虽赖兵力，其后抚绥生聚，则无不藉良吏者，观此二事可知也。十二年（207年），操北征三郡乌丸。五月，至无终。汉县，今河北玉田县。初，田畴为刘虞奉使还，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害。畴乃入徐无山中，山在今玉田县北。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者，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为立约束。北边翕然，服其威信。操北征乌丸，先使辟畴，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险要，军不得进。操患之，以问畴。畴言“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在今河北迁安县北。达于柳城。当在今凌南、兴城之间。自建武以来，陷壤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以

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默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白檀，汉县，在今热河承德县西。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禽也”。操曰：“善。”令畴将其众为乡导，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湮谷，五百余里，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纵兵击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操破乌丸，彧说操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案患莫大于养痈。三郡乌丸种类繁炽，又数受袁氏恩，内利钞掠，使尚、熙获用其众，其为患，必不止如后汉初之卢芳而已。曹操大举征之，虽曰乘危以侥幸，《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操自道语。然乌丸自此遂不能为大患，其用兵亦云神矣。参看第十二章第十节。

是时海内之患，以幽、并、青、冀、兖、徐为急，及是略已平定，关中操任钟繇抚之，凉州窎远，诸将皆无大略，非可急图，亦不虞其为大患也，故乌丸平，操遂南征荆州。

第七节 孙氏据江东

孙坚之死也，兄子贲将大众就袁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坚长子策，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谦深忌策。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秦县，今江苏丹阳县。与吕范、孙河俱就景。因缘召募，得数百人。兴平元年（194年），从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阳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庐江，汉郡，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康不与。术大怒，遣策攻康，谓曰：“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策从兄贲又为丹阳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陈横屯江津，张英屯当利口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以距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汉命加繇为牧，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才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渡江转斗，所向皆破。刘繇奔丹徒。将奔会稽，许劭曰：“会稽富实，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连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贡献，与曹兖州相闻，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济。”繇从之。据《三国志·刘繇传注》引袁宏《汉纪》。溯江南保豫章。寻病卒。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会稽太守王朗举兵与战，败绩，浮海至东冶。见第五章第七节。策又追击，朗乃诣策。策攻破虎等，尽更置长吏，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阳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时豫章太守为华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相迎。分豫章为庐陵郡，治高昌，在今江西吉安县境。以贲弟辅为太守；丹阳朱治为吴郡太守。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操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刘勋要击，悉虏之。策闻之，伪与勋好盟。时豫章上缭在今建昌县南。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归曹操。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操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建安五年（200年），策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三国志·孙策传》云：“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为贡客所杀。”《魏武帝纪》亦云：“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策传注》引《江表传》则云：“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汉县，在今江苏淮安县东南。登即瑀之从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请贡相见，以责让贡。贡辞无表。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案策兵虽强，岂足与中国争衡？汉室是时，威灵已替，挟一献帝，岂足以号召天下？曹公之克成大业，亦以其法严令行，用兵如神耳，非真藉汉天子之虚名也。以策之望轻资浅，挟一汉帝，局促吴、越，此义帝之居郴

耳，何足有为？裴松之谓淮、泗之间，所在可都，试问策之众，视陶谦、袁术、刘备、吕布何如？诸雄相次覆亡，何有于策？况策徒轻剽，实无大略，又安知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然则《江表传》之言，为得其实矣。《吴志·吕范传》曰：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策传注》引《江表传》，则谓建安二年（197年）夏，诏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又诏与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同讨袁术，则瑀称吴郡太守，实出朝命，非由自号。《传》又云：瑀阴图袭策，遣使持印，与诸险县大帅，使为内应，伺策军发，欲攻取诸郡。策觉之，遣吕范、徐逸攻破瑀。案策之渡江，本为袁术。此时汉朝虽有讨术之命，实权宜用之，非信其心也。苟有机会，乘间图之，夫固未为非计？《张邈传注》引《九州岛春秋》，言陈登甚得江、淮间欢心，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再败。登迁为东城太守，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元龙，登字。而令封豕养其爪牙。元龙父子，初间吕布、袁术之交，卒定扬、徐之境，瑀或亦志平江表者。即谓其未可知，而登之志皎然而才可用则信矣。拒敌再克，其效已见。吕布亡而忽视东南，使长才不竟其用，岂不惜哉？此魏武虑事之一疏也。

孙策之将死也，呼权佩以印绶。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权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建安八年（203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汉县，今江西鄱阳县东。会稽；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县东，吴立为县。太史慈领海昏；汉县，今江西永修县。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九年（204年），权弟丹阳太守翊为左右所害，以从兄瑜代翊。十年（205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上饶，汉县，今江西上饶县西北。建平，今福建建阳县。十二年（207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208年）春，权复征黄祖，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是岁，使贺齐讨黟、汉黟县，今安徽黟县。歙，汉县，今安徽歙县。分歙为始新、在今浙江淳安县西。新定、今浙江遂安县。犁阳、今安徽休宁县东南。休阳县，后避孙休讳，改为海阳，在休宁县东。以六县为新都郡。此时权所务者，西征江夏，内平山越以抚定诸县。《贺齐等传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皇外御，卑辞魏氏”，则当赤壁战后，权犹不能不以山越为患也，况于即位之初？况于孙策之世邪？亦足见谓策欲袭许之诬矣。然赤壁一战，权竟能与刘备协力以破曹公，则全由江、淮轻剽之性为之，此可以觇南北古今风气之不同矣。

第八节 赤壁之战

曹操以建安元年（196年）入洛阳，迁献帝都许，自此至十二年（207年），凡一纪，东平吕布，摧袁术，走刘备，北破袁绍，西抚关中，当时所谓中原之地略定，然天下卒成三分之局者，则以赤壁一战，犯兵家之忌，为权、备所乘；其后又以北方尚未大定；且以当时形势，举中国之众，与吴、蜀争衡，势亦有所未便；遂至廓清扫荡，虚愿徒存。使赤壁一战而操更获胜，则顺流而下，江东指日可定，刘备自无立足之地，益州更不能负固矣。故赤壁一战，实当时事势转变之大关键也。

《蜀志·诸葛亮传》载亮初见先主时之言曰：“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冑，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文以与后来情事，大相符合，人或疑之。然跨据荆益，连结吴会，可与北方抗衡，当时事势固尔，不容谓亮见不及此。《三国志》所载当时谋臣策画，可疑者甚多，此顾无足深疑也。此亦可见三国之分立，实时势使然，而非出于偶然矣。

李傕、郭汜之入长安也，欲连刘表为援，以表为荆州牧。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张济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表使人纳其众。长沙桓阶说太守张羡，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诣曹操。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说表举州附操。大将蒯越亦劝表。表狐疑，乃遣嵩诣操，以观虚实。嵩还，深陈操威德，说表遣子入质。表疑嵩反为操，大怒，欲杀嵩。考杀嵩随行者，知嵩无他意，乃止。先主之奔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汉县，今河南新野县南。建安十三年七月，操南征表。八月，表卒。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任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琦不自宁，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归省疾，允等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遂以琮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新野。琦走江南。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备攻琮．荆州可有。案当时即得襄阳，其何能守？此说疑不实。备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比到当阳，汉县，今湖北当阳县东。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备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备已过，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备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斜趣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操以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

《三国志·孙权传》云：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肃传》曰：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同，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治江陵。而表子琮已降，备皇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备会。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亮兄瑾，字子瑜，事权。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时周瑜受使至鄱阳，肃劝追召瑜还。遂任瑜以行事，以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瑜传》曰：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惧。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瑜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乎？今北土未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杖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

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观此，知拒操之议，实出于瑜、肃二人。《瑜传注》引《江表传》：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202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瑜曰：“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人，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瑜字。议是也。”遂不送质。瑜之议，与鲁肃“肃可迎操，将军不可”之对，用意正同。足见拒操为权与瑜、肃等素定之计。故赤壁战前，曹操以大兵临之，江东群臣多挟迎降之议，而权等数人决策不疑如此。不特此也，权之立，鲁肃还葬祖母，东城刘子扬与肃友善，遗书劝肃北行，肃东城人。瑜谓肃曰：“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因荐肃。权与语，甚说之。众宾罢退，独引肃还，合榻对饮。肃曰：“昔高帝区区，欲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其后权与陆逊论瑜、肃曰“公瑾昔邀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燕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盖即指此。权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然则权之欲废汉自立久矣，顾以此诬魏武，岂不悖哉？《张昭传注》引《江表传》曰：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裴松之谓：“鼎峙之计，本非昭志。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今案赤壁之战，曹操虽犯兵家之忌，然在权、备，亦为幸胜；使其不捷，其为后祸，宁可测量。《先主传》评曰：“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竞祸，且以避害。”盖始佐公孙瓒而救陶谦，继藉操之力以戡吕布，而反合于董承，操与备之衅则深矣。若权，操安知为何如人？乃曰“其所以不能废汉者，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又曰“孤与老贼，势不两立”，此岂当时情实？然则权之决策拒操，可谓狼子野心，而周瑜、鲁肃亦皆可谓为好乱之士也。徒以二三剽轻之徒，同怀行险徼幸之计，遂肇六十年分裂之祸，岂不哀哉。可见地方风气之关系于治乱者大也。

《魏志·贾诩传》曰：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案诸葛亮告孙权曰：“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此与周瑜所道，皆确为操军可乘之隙，贾诩所以不主速进者盖以此。然亮言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而《孙权传》言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则权、备之兵，各不过二万人耳，其寡可谓已甚，此操所以不之忌欤？时操军已有疾病。遇于赤壁，今湖北嘉鱼县东北。初一交战，操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操，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操军吏士，皆引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瑜与程普又进取之。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而先主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鼎足之形渐成矣。《魏志·程昱传》曰：刘备奔吴，案备仅遣诸葛亮诣权，身实未尝奔吴，此《国志》措辞不审。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其料事可谓审矣。然其症结，仍由于操军之不能久留。故周瑜逆料操不能持久，诸葛亮亦谓操军破必北还也。然则海宇不能统一，仍由乱势炽而非一时可了耳。

第九节 刘备入蜀

赤壁战后，曹操图南，改道扬州，荆州仅遣将守御。上流形胜之地，既为孙、刘所同利；益州天府，尤其所共觊觎，于是刘备入益州，与孙权争荆州之事起。而曹操亦于此时，南定汉中，备又北争之，于是关羽取襄阳，孙权乘其后以取荆州之事又起矣。

曹操之于东南，初所任者为刘馥。馥，相人，避乱扬州。建安初，说袁术将戚寄、秦翊俱诣操。操悦之，辟为司徒掾。后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操方有袁绍之难，遂表馥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今安徽合肥县北。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为战守备。其后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卒不能破，以馥豫为之储也。馥以建安十三年（208年）卒。《魏志·武帝纪》：是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叙在赤壁战前。《吴志·孙权传》则叙于赤壁战后，云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憙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魏志注》引孙盛《异同评》云：《吴志》为是。要之是时权不过牵制之兵而已，其所重实在上流，故救至而即退也。操自赤壁还，十四年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在今寿县南。十二月，军还谯。十六年（211年），权徙治秣陵。汉县，在今首都东南。明年，城石头。在今首都西。改秣陵为建业，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夹濡须水口立坞。濡须水，出巢湖，至无为县入江。是岁，操征孙权。十八年，正月，进军濡须口。权与相拒月余。操望权军，叹其整肃，乃退。初，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汉县，今湖北蕲春县西北。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皖，汉县，今安徽潜山县。操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朱光。拜吕蒙庐江太守。七月，操征孙权。十月，自合肥还。使张辽、乐进、李典等将千余人屯合肥。二十年（215年），权攻合肥，为辽等所败。二十一年十月，操征孙权。二十二年正月，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在居巢东，濡须之西。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操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权令都尉徐详诣操请降。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张辽传》：孙权复称藩，辽还屯雍丘。缘江之争，至此而息。

灵帝时，太常刘焉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会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益，梁州杀刺史耿鄙；焉谋得施，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时为中平五年（188年）。是时凉州逆贼马相、赵祇等，于绵竹县今四川德阳县。自号黄巾，杀绵竹令，前破洛县。今四川广汉县。攻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州从事贾龙素领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焉。焉徙治绵竹。汉益州刺史本治洛县。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张鲁者，沛国丰人。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此据《三国志·鲁传》，其记事不必实，参看第二十章第六节。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时焉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惟小子别部司马瑁素随焉。献帝使璋晓谕焉，焉留璋不遣。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见杀，收诞行刑。议郎河南庞羲与焉通家，乃募将焉诸孙入蜀。时焉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祅灾，兴平元年（105年），痈疽发背而卒。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韪以此遂屯兵朐躵汉县，今四川云阳县西。备表。据《后汉书·焉传》。《三国志·焉传注》引《英雄记》曰：焉死，子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屯朐躵。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韪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200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汉县，今四川江北县。斩之。张鲁以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汉力不能征，遂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荆州，璋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瑁狂疾物故。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操。操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操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遂疵毁操，劝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寻又

令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后松复说璋曰：“今川中诸将庞羲、李异等，《二牧传注》引《英雄记》，李异乃赵韪将，杀韪者。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又从之，遣法正迎先主。璋主簿黄权陈其利害，从事王累自倒县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汉县，今四川绵阳县。是岁，建安十六年（211年）也。璋往就与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适，欢饮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以上据《二牧传》。《先主传》云：璋闻曹公将遣钟繇等讨张鲁，内怀恐惧。张松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其说与《二牧传》又异。案曹公征荆州时，璋已遣使致敬，此时岂有割据之心？其所以迎备入蜀，似当以《二牧传》所言为是。盖自焉牧益州以来，与土著迄未能和协，璋是时所患者，实在蜀中诸将，而无端而召先主，将为群下所疑，故以讨张鲁为名；抑张鲁既下，即以汉中处备，既不虑益州之域，莫能两大，又可相为辅车，以慑蜀中诸将，在璋未尝不自谓得计，而惜乎上下乖离，欲用人而反为人所用也。赵韪，巴西人，弃官随焉入蜀。张鲁虽丰人，然三世客蜀，已同土著矣。庞羲初为璋亲信，《志》云：后与璋情好携隙，盖亦与土著合。故张松忧其民攻于内。先主入蜀，谏者黄权阆中人，王累广汉人，皆土著。赞之者惟张松蜀郡人，见《先主传》。法正郿人。璋初所遣致敬于曹公者阴溥，则河内人也。先主之围成都也，《志》云：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夫诚恤百姓，何不早为备下，乃为三年之战乎？盖亦度上下乖离，无与同心守御者耳。用客兵已不易，况益之以本兵之乖离乎？据其地而不能和其民者，可以鉴矣。

赤壁战后，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京城，今江苏镇江县。周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以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瑜乃诣京见权，乞“与奋威孙静子瑜，为奋威将军。静，坚弟。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道病卒。以鲁肃代瑜领兵。《肃传》云：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吕范传》云：刘备诣京见权，范密请留备。《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盖是时权之力，实未足以控制上流，故其计如此。《吕蒙传》谓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谓“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乃事后之辞，当时情势，固未必尔也。曹公待关羽不为不厚，而羽卒奔先主于袁军，羁备于吴，分置羽、飞，挟以攻战，安能得其死力？且难保无他变。瑜之此计，虽雄而未免冒险，宜乎孙权不之许。然权之力虽未足以下备，备是时，亦必不敢显与权敌，置备而先取益州，益州既下，则长江全入于吴，备虽雄，亦无能为矣。此瑜之计所以为雄，惜乎瑜死而莫之能行也。《先主传》云：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与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盖周瑜既死，无能奋身独取蜀者，故又欲藉先主为前驱，成则可以有蜀，不成亦可以借此以弊先主也。其计未尝不狡。然先主更事多矣，岂能入其彀中哉？固不若周瑜之所为，一决之于实力也。

《鲁肃传》云：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冯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此即所谓然赞权伐蜀而自说未可动者，特其措辞少异耳。

蜀地险塞，易守难攻。周瑜之心虽雄，然即天假以年，能否长驱直入，亦未可知也。先主所以取之易者，则以璋先开门揖之，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也。法正之迎先主也，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庞统传》：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白水，汉县，今四川昭化县西北。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是岁，璋还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汉县，蜀汉改为汉寿，在今昭化东南。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此盖先主托辞。先主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白璋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统复说曰：“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豫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威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城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计。即斩怀、沛，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迳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璋遣刘、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于涪，皆破败，退保绵竹。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汉县，今四川泸县。先主进军围洛。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214年），夏，洛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迁于公安。孙权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璋卒，雍闿据益州反，附于吴，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诸葛亮平南土，阐还吴，为御史中丞。先主复领益州牧。

孙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山名，在今湖南岳阳县西南。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今湖北嘉鱼县西南陆溪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使关羽将兵三万至益阳。汉县，今湖南益阳县西。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先主引军还江州。

第十节 曹操平关陇、汉中

曹操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荀彧传》：太祖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惟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袁尚拒操于黎阳，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干及匈奴单于取平阳。汉县，今山西临汾县南。发使西与关西诸将合从。繇遣张既说腾等。腾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繇会，击干、援，大破之，斩援首。干及单于皆降。后干复举并州反。河内张晟众万余人，无所属，寇崤、渑间。三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西接陕县，东接渑池。渑阪，在渑池县西北。河东卫固、弘农张琰各起兵以应之。操以既为议郎，参繇军事，使西征诸将。腾等皆引兵会。击晟等，破之，斩琰、固首。干奔荆州。操将征荆州，复遣既喻腾等，令释部曲求还。腾已许之，而更犹豫。既恐为变，乃移诸县，促储偫，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操表腾为卫尉。子超为将军，统其众。以上据《魏志·张既传》。《蜀志·马超传》云：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征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领腾部曲。《注》引《典略》云：腾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以部曲相侵，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钟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征腾还槐里，转拜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十五年（210年），征为卫尉。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超拜偏将军，领腾营。又拜超弟休为奉车都尉，休弟铁骑都尉。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案是时马腾年老，已有悔祸之心，而超弃其老父，置合族之生命于不顾，可谓好乱性成矣。此皆其习于羌俗为之也。槐里，见第七章第五节。十六年三月，遣钟繇讨张鲁。夏侯渊等出河东与繇会。《卫觊传注》引《魏书》云：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太祖使荀彧问觊。觊以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崛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彧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高柔传》云：太祖欲遣钟繇等讨张鲁，柔谏，以为今猥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己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盖时以孤军入关，冀以虚声胁服诸将，实为涉险之策也。繇入关，马超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果叛。《超传注》引《典略》云：超与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凡十部俱反。其众十万。遣曹仁讨之。超等屯潼关。在今潼关东南。操敕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七月，操西征，与超等夹关而军。操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阪津，在今山西永济县西。据河西为营。操自潼关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拒渭口。操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操不许。九月，进军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操相见。操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操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

改定者。超等愈疑。操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诸将或问操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操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我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始贼每一部到，操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操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案此役也，自关以西，虽未能一举大定，然其后凉州之平，未尝大烦兵力，诱而歼之之功，究不可诬也。操之用兵，诚可谓神矣。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十七年正月，操还邺。马超余众梁兴等屯蓝田，使夏侯渊击平之。马腾坐夷三族。

马超之战败渭南也，走保诸戎。操追至安定，而苏伯反河间，将引军东还。凉州别驾杨阜言于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操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助之，凡万余人。攻城。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韦康端子及太守有降超之计。阜谏，不听，卒开门迎超。超入，拘岳。使杨昂杀刺史、太守。夏侯渊救康，未到，康败。超来逆战，军不利。汧氐反，渊引军还。杨阜外兄姜叙屯历城。在今西和县北，天水县南。阜与定计，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等。十八年九月，阜与叙起兵于卤城。在今甘肃天水、伏羌两县间。超自将攻之不能下。衢、宽等闭冀城，讨超妻子。超奔张鲁。纪在十九年正月。还围祁山。叙等急，求救。夏侯渊救之，超走。后降刘备。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落。在显亲。后汉侯国，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北。渊欲袭取之，遂走。追至略阳。渊以长离诸羌长离水，在今甘肃秦安县。多在遂军，攻之。遂救长离。渊大破其军。遂走西平。后汉郡，今青海西宁县。进围兴国，城名，在秦安县东北。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初，枹罕宋建枹罕，汉县，今甘肃临夏县。因凉州乱，自号河首平汉王。改元置百官，三十余年。遣渊自兴国讨之。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操遂西征张鲁。

二十年三月，曹操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四月，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见第八章第四节。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操攻屠之。西平、金城诸将麹演、蒋石等共斩韩遂首。《武帝纪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宋扬、北宫玉等反，举章、遂为主。章寻病卒。遂为扬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为乱，积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余矣。又《张既传注》引《典略》曰：韩遂在湟中，其婿阎行欲杀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叹息曰：“丈夫困厄，祸起昏姻乎？”谓成公英曰：“今亲戚离叛，人众转少，当从羌中西南诣蜀耳。”英曰：“兴军数十年，今虽罢败，何有弃其门而依于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远来，独夏侯尔。夏侯之众，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于羌中，以须其去。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也。”遂从其计。时随从者男女尚数千人。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及夏侯渊还，使阎行留后，乃合羌、胡数万将攻行。行欲走，会遂死。又引《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随韩约为腹心。建安中，约从华阴破走还湟中，部党散去，惟英独从。阎行，金城人也。少有健名。始为小将，随韩约。建安十四年（209年），为约使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为太守。行因请令其父入宿卫。西还见约，宣太祖教云：“谢文约：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行因谓约曰：“行亦为将军。兴军以来，三十余年，民兵疲瘁，所处又狭，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邺，自启当令老父诣京师。诚谓将军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约曰：“且可复观望。”后遂遣其子与行父母俱东。会约西讨张猛，留行守旧营。而马超等结反谋，举约为都督。行谏约，不欲令与超合。约谓行曰：“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乃东诣华阴。及太祖与约交马语，行在其后。太祖望谓行曰：“当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随约还金城。太祖闻行前意，故但诛约子孙在京师者。乃手书与行曰：“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约闻行父独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强以少女妻行。行不获已。太祖果疑行。会约使行别领西平郡，遂勒其部曲，与约相攻击。行不胜，乃将家人东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案观阎行所宣魏武帝敕，知遂之叛实出迫胁，非其本怀。然七十之年，甘弃其子，与马超共叛，及其败逋欲入蜀，成公英犹加谏阻，一日拥兵，难于弃去如此，此乱萌之所以不可启欤？遂亦幸而为诸将所杀耳，不然，招合羌、胡，势固仍可自擅于远也。七月，操至阳平。关名，在今陕西沔县西北。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与杨昂等率数万人拒守。攻之不能拔。操乃伪退，袭破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功曹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操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

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第十一节 刘备取汉中

《三国志·刘晔传》曰：太祖征张鲁，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汉中平。晔进曰：“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桀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注》引《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太祖乃问晔曰：“今尚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晋书·宣帝纪》亦曰：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征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此皆附会之辞。攻取汉中，谋之积年，见山险而轻退；刘晔之谋，既已见拒，闻降人之言而又欲动；魏武之用兵，有如是其轻率者乎？《和洽传》言：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张既传》亦云：张鲁既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虽取汉中，而力不足以守之，或为当时情实耳。

然刘备当是时，力亦未足以争汉中。《蜀志·黄权传》曰：曹公破张鲁，鲁走入巴中，权进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谓巴郡及刘璋所置巴东、巴西二郡。巴郡治江州。巴西，在今四川阆中县西。巴东，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北。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于是先主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鲁已还南郑，北降曹公。是先主当时，欲迎张鲁且未得，更无论出兵以争汉中矣。是岁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张郃别督诸军，降巴西、巴东二郡，进军宕渠。后汉郡，今四川渠县东北。先主令张飞进破郃等。郃还南郑，先主亦还成都。

二十二年（217年），法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之。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进兵汉中。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辩。操遣曹洪拒之。二十三（218年）年，洪破吴兰，飞、超走。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先主次阳平关，与渊、郃等相拒。七月，曹操西征。九月，至长安。二十四年（219年）春，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定军山，在今陕西沔县东南。渊将兵来争，备命黄忠攻破之，斩渊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三月，操自长安出斜谷，遂至阳平。备敛众拒险，积月不拔，亡者日多。五月，操引军还长安，使曹真至武都迎曹洪等，还屯陈仓。备遂有汉中。初，孟达副法正迎备，蜀平，以为宜都太守。三国时郡，治夷道，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是年，命达北攻房陵。汉末郡，今湖北房县。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汉县，是时置郡，今湖北竹山县。备阴恐达难独任，遣养子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秋，群下上备为汉中王，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

关中之平，以徐奕为雍州刺史，后以张既代之。曹操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兵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俊遣使送母及子诣操为质求助。操问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之刺虎，坐收其毙也。”操曰：“善。”岁余，鸾杀俊，武威王秘又杀鸾。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举兵拒岐。黄华、麹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时以金城太守苏则为护羌校尉。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告急于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将军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诏不得西度。则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者胁从，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若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华惧，出所执乞降。以上据《三国志张既》《苏则传》。又河西之平，毌丘兴亦甚有功，见《毌丘俭传注》引《魏名臣奏》。初，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功曹张恭素有学行，郡人推行长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诣太祖请太守。至酒泉，为黄华所拘执。恭攻酒泉，别遣迎太守尹奉。《阎温传》。于是河西五郡皆平。时张既亦遣兵为苏则声势，故则得以有功。凉州卢水胡反，河西大扰。乃召邹岐，以既代之。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继其后。既破胡于显美。汉县，今甘肃永昌县东。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攻边县，既与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疏请与儒治左城，筑障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麹光等杀其郡守，既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 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焉。

第十二节 孙权取荆州

命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而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此诸葛亮初见刘备时为备所画之策也。当备取汉中时，固未足以语此，然逐利之兵亦宜同时并出，首尾相应，故刘备之兵未还，关羽之师已起矣。

备之西取益州也，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而曹操以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城名，在襄阳北，与襄阳隔汉相对。镇荆州。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与羽连和。据《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二十四年正月，仁屠宛，斩音。羽攻仁于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羽传》云：梁、郏、汉县，今河南郏县。陆浑汉县，今河南嵩县东北。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蒋济传》亦载此语，谓太祖以汉帝在许近贼，欲徙都。《晋书·宣帝纪》亦曰：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迁河北，以谏而止。案羽军威即盛，安能远慑许、洛？操即畏怯，亦何至狼狈若此。《满宠传》言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攘，在郏下者，盖即受羽印号之群盗。操以御羽征调颇广，据《温恢》及《张辽传》，是时曾召兖州裴潜、豫州吕贡及辽之兵，以救曹仁。军行所至，闾阎骚然，或以此耳。《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云：备出兵阳平，禽夏侯渊，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济字。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则迁都之说，或江外传闻不审之辞耳。

周瑜劝孙权取刘备，权不敢发，鲁肃则主与备和，已见第九节。《肃传》云：与羽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肃卒，吕蒙西屯陆口。《蒙传》云：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蒙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孙皎，静子。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与论取徐州，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全琮传》言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是仪传》言吕蒙图袭关羽，权以问仪，仪善其计，劝权听之。则吴人议论，自有和羽、取羽两派。鲁肃在时，和羽之论得胜；吕蒙代肃，取羽之论复张耳。此乃其素定之计，谓由曹操之劝，亦未必然矣。《魏武纪》云：权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时满宠汝南太守。助曹仁固守，曹操自阳平引出汉中诸军，复遣徐晃助仁屯宛。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复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贼屯偃城。晃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贼烧屯走。晃得偃城，两面连营稍前。去贼围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贼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阳陵陂、偃城、四冢皆近樊。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盖攻者不足，守者有余，羽顿兵坚城，锐气久挫，而晃又以操敕，厚集其力，故能一举而破之也。《桓阶传》曰：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问群下。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曰：“不。”“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驻军于摩陂。在河南郏县东南。

关羽之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吕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都督、代蒙。逊至陆口，书与羽。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蒙至寻阳，汉县，今湖北黄梅县北。尽伏其精兵 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共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遣使迎权。时权遣使于曹操，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操诘群臣。群臣咸言宜当密之。董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乃二郡既失，及引军退还。蒙入南郡，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入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还当阳，自知孤穷，西保麦城。在今当阳县东南。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在今当阳县东北。此据《吴志·吴主传》。《吕蒙传》作漳乡。《蜀志·羽传》则云：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汉临沮县，故城在今当阳县西北。盖一以县名、一以乡名言之。以蒙为南郡太守。陆逊先领宜都太守，别取宜都。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时十一月。荆州遂定。

羽之围襄、樊也，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刘备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率所领降魏。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西城，汉县，是时置郡，今陕西安康县。以达领新城太守。遣夏侯尚、徐晃与达共袭封。初，申耽之降也，先主使领上庸太守如故，以耽弟仪为西城太守。及是，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申耽降魏，魏徙之南阳。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备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

关羽之败，盖由其刚而自矜。刘备当日，力岂足取许、洛，所以令羽进兵，亦以方图汉中，用为牵制之计耳。曹公既悉引出汉中之兵，初计可谓已遂。襄、樊不下，外援踵至，虽微孙权之谋，亦宜退兵以全其锋。计不出此，反信陆逊之言，撤后备以赴襄、樊，至曹操宣露权书，犹犹豫不能退，岂非强梁贪功之念，有以误之欤？《三国志》言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夫羽之不遽退者，亦以南郡、公安非可卒下，而不图芳、仁之叛于后也。董昭欲使两贼衔持，坐待其弊。羽之走也，曹仁会诸将议，咸曰：“今因羽危惧，必可追禽也。”赵俨曰：“权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乘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进，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仁乃解严。然则羽之一败涂地，非徒曹操所不及料，即孙权亦未必能豫计其败若此之速也。史称羽与张飞皆万人敌，羽自随刘备，常别将一军，其才自有可取，而终以骄矜败，可不鉴哉？然孙权于是役，则可谓徼幸矣。权既与操和，操遂表权为荆州牧。

第十二章 三国始末

第一节 三国分立

魏武帝威望之隆，盖自平袁绍始。建安十三年（208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六月，以操为丞相。十六年（211年），命操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十七年（212年），割河南之荡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林虑，今河南林县。东郡之卫国、今山东观城县西。顿丘、今河北清丰县西南。东武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发干，今山东堂邑县西南。巨鹿之瘿陶、见第十一章第六节。曲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南和，今河北南和县。广平之任城，今山东济宁县。赵之襄国、见第三章第一节。邯郸、易阳，今河北永年县西。以益魏郡。十八年五月，封操为魏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十一月，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操，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注》引《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乎？”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此乃野言。《后汉书·后纪》，完以建安十四年（209年）卒，而《曹瞒传》谓其死于是时，其不足信，概可知矣。二十年（215年），立操中女为皇后，命操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二十一年五月，进操爵为魏王。命王女为公主，食汤沐邑。二十二年（217年），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二十三年正月，京兆韦袆与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二十四年十月，操南征关羽。二十五年正月，卒于洛阳。年六十六。子丕嗣为丞相魏王。十月，受汉禅，是为魏文帝。案自后汉至南北朝，强臣篡夺相继，其事实始于魏文。魏文之基业，皆诒于魏武，世因以魏武为司马宣王之伦，此大误也。魏武果欲篡夺，何时不可自为，岂必待诸其子？《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载操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自言初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后征为校尉，迁典军校尉，乃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题墓道言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遭董卓之难，乃兴义兵。合兵能多得，然常自损，恐兵多意盛，与强敌争，更为祸始。其后破黄巾，讨二袁、刘表，皆意望已过。可谓言言肺腑。其述不欲代汉之志云：“或者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

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云云。自古英雄之自道，有如是其坦率诚挚者乎？身败则国家倾危，有能谓其言不然者乎？《注》又引《魏略》，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与此可以参观。又引《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即关羽围襄、樊，孙权取江陵之岁也。吴、蜀方强，可卒定乎？其为野言，又不问可知矣。《三国志·荀彧传》云：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谘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留寿春，以忧薨。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此又诬罔之谈。《郭嘉传》言：嘉死，太祖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此为天下得人之盛心也。禅让之志，惟公实无愧焉，而谓其不平于荀彧，有是理乎？朝代革易之际，汉与魏、晋，实为古今一大升降。王莽之代汉，意本欲以拯救天下。魏武则功成不居，诚无愧孔子所谓至德。司马懿、萧道成之流，则徒为一身权位富贵之计，不足道矣。《武纪注》又引《魏书》言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常于南皮射雉，一日获三十六头。及造作宫室，缮制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豫自制终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其略不世出，而又躬行俭德如此，岂流俗之士所能知哉？竞为野言，缘以造谤，宜矣。《三国志注》又引《曹瞒传》，谓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尝以日达夕。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然终无所活。其言与《魏略》适相反。然不足信也。史所载魏武猜忌残酷之事颇多，如《魏志》崔琰、边让、孔融、祢衡等皆是也。然细思之，诸人实未必无取死之道。史之所传，盖不尽实。《曹瞒传》为吴人所作，其传闻不审，而又有意造谤，自更无论矣。《吴志·诸葛瑾传》载孙权论操之语，亦仅云“杀伐小为过差”，他无贬辞也。

魏文帝称尊号，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明年四月，即位。是为蜀汉昭烈帝。《蜀志·费诗传》曰：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为殿下不取也。”由是忤旨左迁。又《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而备锐意欲即真，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此亦野言。《传》称先主称尊号，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此岂不欲其即真者邪？以此推之，知三国时史事，不可信者甚多也。孙权是时尚称藩于魏。魏封为吴王，领荆州牧，加九锡。其明年，乃改年拒魏。至魏篡汉后十年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蜀后主建兴七年。乃称帝。详见第二节及第八节。

第二节 三国初年和战

三国分立之后，首之以吴蜀之交兵，是为猇亭之役。《魏志·刘晔传》言：黄初元年（220年），诏问群臣：“今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惟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蜀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曰：先主欲讨孙权。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听。《秦宓传》：先主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法正传》言先主败后，诸葛亮叹曰：“法孝直正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则先主是时，征吴之志颇决。窃意是时蜀之力实未足以攻魏，而魏亦无力以事荆州，故先主欲乘是机，先与吴争也。然是役实为忿兵，又失地利，其致败也固宜。

蜀汉先主章武元年（221年），魏文帝黄初二年也。七月，先主帅诸军伐吴。黄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孙权遗书请和，不许。权乃以陆逊为督，督朱然、潘璋等五万人，屯巫、汉县，今四川巫山县东。秭归以拒之。张飞率兵万人，当自阆中会江州。见第八章第五节。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奔孙权。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吴兵。先主军次秭归。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汉县，今湖北宜昌县。夹江东西岸。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武陵、五谿蛮夷五溪谓雄、、无、酉、辰，见《水经·沅水注》。遣使请兵。明年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截山岭，于夷道、猇亭在今宜都县北。驻营。自佷山汉县，今湖北长杨县。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六月，陆逊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先主还秭归，收合离散。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汉县，今四川奉节县西北。改鱼复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八月，收兵还巫。步骘自交州受代还，会先主东下，武陵蛮夷蠢动，孙权命骘上益阳。先主既败，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黄权道隔绝不得还，降于魏。先主疾不豫。明年魏黄初四年（223年）。四月，殂于永安宫。五月，太子禅袭位于成都，是为后主，时年十七。案猇亭之役，于蜀所损实多。盖自经此役，则蜀不能复窥荆州，而局促一隅之势成矣。赵云谏先主，谓兵势一交，不得卒解，可见云虽不欲征吴，亦未料其遽至大败也。先主之败，实失之于骄与忿。《吴志·陆逊传》：逊上疏言：“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进攻。备军遂土崩瓦解。盖顿兵久则锐气挫，故卒至为吴所乘也。夫既亲率大兵而来，则宜猛进决之于一战，否则何必自行？是所谓进退失据者。岂其忿不思难，而又年老气衰，致有此失与？

孙权之攻关羽也，遣使上书于曹操，乞以讨羽自效。及定荆州，操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建安二十五年四月，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今湖北武昌县。使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及先主来伐，又遣都尉赵咨使魏。文帝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魏封权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加九锡。时魏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及权复叛，乃复郢州为荆州。《魏志·刘晔传注》引《傅子》曰：孙权遣使求降，帝以问晔。晔对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宜大兴师，径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对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也。”帝不听，遂受吴降。案自赤壁战后，魏武自将攻吴，非止一次，而卒不能克，非有遗力，力自不足也。吴此时虽有蜀难，下流岂得全无备御？岂易一举而取之？《傅子》之辞，又为不审矣。黄初三年（222年），蜀章武二年，吴黄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侍子。权辞让不受。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在今安徽和县西南。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文帝报书，仍责任子。权遂改年，临江拒守。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十月，文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并进。至明年三月，乃皆退。先是吴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蕲春，汉县，魏置郡，今湖北蕲春县西北。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督麋芳、刘邵等袭虏宗。黄初五年（224年）蜀后主建兴二年，吴黄武三年。八月，魏文帝为水军，亲御龙舟，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明年三月，又为舟师东征。十月，至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又明年五月，魏文帝殂。七月，权征江夏，围石阳，城名。在今湖北黄陂县西。不克。诸葛瑾、张霸等攻襄阳。魏司马懿破之，斩霸。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是岁，蜀诸葛亮亦出屯汉中矣。

吴与魏暂合而旋离，与蜀则暂离而复合，此用兵形势使然也。《吴志·陆逊传》云：刘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盖吴之所虞，究在于魏也。战于猇亭之岁，十一月，权使郑泉聘于白帝，备遣宗玮报命。明年，先主殂，后主立，诸葛亮秉政，使邓芝聘吴，吴亦遣张温报聘。《蜀志·邓芝传》云：亮虑权闻先主殂殒，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乃遣芝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芝乃自表请见，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权乃见之。语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桀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芝之所言，非徒游说之辞，实亦当时形势，宜其能见听也。及权称帝，蜀遣陈震庆权践位，权乃与蜀约盟，交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进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志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上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此说于三国和战形势，可谓言之了然。权之使张温至蜀也，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温对曰：“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蜀志·宗预传》言：诸葛亮卒，吴虑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蜀闻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盖和战之宜，明者咸能洞见之，故亮与权皆有以相信也。其后蜀亦守其遗策不变。至吴赤乌七年（224年），魏正始五年，蜀延熙七年。亮卒已十岁矣。步骘、朱然等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

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犄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仍决其不然。盖事势所系，自有不容违逆者在也。

第三节 诸葛亮伐魏

蜀汉先主之病笃也，召诸葛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223年），魏黄初四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三年（225年），魏黄初六年。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年（227年）魏明帝太和元年。春，亮率诸军北驻汉中。是岁十二月，孟达反魏为蜀。魏司马懿时督荆豫，屯宛。明年魏太和二年。正月，讨斩之。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汉县，今陕西郡县东北。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在今陕西褒城县西北。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北。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后汉郡，治豲道，今甘肃陇西县东北。天水、汉郡，后汉改曰汉阳，魏复曰天水，治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南。安定汉郡，后汉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真军郿，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前汉街泉县，后汉省。《续书·郡国志》：略阳西有街泉亭，即街亭。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败绩。高详屯列柳城，亦为魏雍州刺史郭淮所破。赵云、邓芝亦失利，以敛众固守，得不大败。亮拔西县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请自贬。

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蜀志·亮传注》引《亮集》云：建兴元年（233年），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则魏是时盖以蜀为无能为，虽知其不可遽取，亦不意其能出兵，故无备而几至大败，而马谡违亮节度，以致失机，亮虽能厉兵讲武，使民忘其败，《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语。然是后魏亦有备，得志非易矣。故街亭之役，于蜀所损甚大也。马谡亦奇才，举事一不当，遽遭诛戮，虽曰明罚敕法，亦以所损过大，不得不然与？《谡本传》言：谡好论军计。亮以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军出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此亦必非偶然，不能以其一败而贬之也。

是冬，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本传注》引《汉晋春秋》。复出散关，见第八章第一节。围陈仓。曹真遣将军费曜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败之，斩双。七年（299年），魏太和三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汉道，今甘肃文县西北。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城名，今甘肃成县西北。淮退还。遂平二郡。诏复亮丞相。八年（230年），魏太和四年。曹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魏明帝从其计。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子午谷，北口曰子，在今陕西长安县南百里。南口曰午，在今陕西洋县东百六十里。司马懿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武威，汉县，今甘肃镇番县北。此据《魏志·真传》。《蜀志·后主传》云：魏使司马懿出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西城，汉县，后汉末为郡，见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城固，汉县，今陕西城固县西北。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九月，诏真等班师。《陈群传》云：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言其不便。则是役，即不遇霖雨，真亦未能必有功也。九年（231年），魏太和五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据《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案其事亦见《魏志·牵招传》。汉北地郡，治马领，在今甘肃环县东南。后汉徙治富平，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于是曹真有疾，魏明帝使司马懿西屯长安。遇于上邽之东。上邦，汉县，今甘肃天水县西南。懿敛兵依险，军不得交，粮尽还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年（232年），魏太和六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城名，在今陕西沔县东北。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十一年（233年），魏青龙元年。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治斜谷邸阁。十二年（234年）魏青龙二年。春，亮悉士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武功，汉县，在今陕西郡县东，原在今郿县西南，接岐山县界。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疾病，卒于军。初，魏延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230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传注》引《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

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案楙，夏侯惇中子。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与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228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还为尚书。见《惇传注》引《魏略》。而杨仪为丞相参军，署府事，迁长史。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延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惟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是岁亮出，延为前锋。亮病，密与仪及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儳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军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仪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官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235年），魏青龙三年。废仪为民，徙汉嘉郡。汉青衣县，后汉改曰汉嘉，蜀置郡，今四川雅安县。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案《延传》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注》引《魏略》曰：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谓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案谓延持丧还而杨仪突攻之，自非实录。然延嚄唶宿将，果使整众攻仪，岂有不战自溃之理，则仪必出不意攻延。谓以何平之叱，延众知曲在延而遂散，则必非其实也。然则退军节度，果出诸葛亮遗命与否，亦难言之矣。《蒋琬传》言：亮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此即《仪传》所谓亮生平密指在琬者，恐亦莫须有之辞。琬之遽跻权要，殆以其有雅量而处内，而仪则锋芒毕露，为时人所忌耳。仪若当国，必无以逾于蒋琬。然亮死后，蒋琬、费祎才力皆不足以图中原，使延犹在，当不至此，其才究可惜也。

陈寿论诸葛亮，谓其“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非由衷之言。用兵善于出奇者，宜莫如魏武。然所与对敌者，袁绍而外，皆无大略；且皆非有深根固柢，如魏之非力战不可克也。魏延异道俱会之谋，不取似若可惜。然褒斜、子午，易出难继，咸阳以西即可定，魏举大兵以争之，而陇右诸郡犄其后，蜀果能守之欤，此亮所以不欲涉险邪？《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论亮与司马懿优劣曰：“孔明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务自保全而已。若此人不亡，终其意志，则胜负之势已决。”此非虚言。《注》又引《汉晋春秋》，言贾诩、魏平数请战，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魏志·明帝纪》，于是年特书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承祚固有深意也。亮论孙权，谓其志力不侔，故限江自保，而亮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其才固未易几矣。

第四节 魏氏衰乱

魏文帝颇有学问。嗣王位后，尝令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见《纪》延康元年（220年）《注》引《魏书》庚戌令。又命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黄初三年九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皆可谓善革前代之弊者。然性本矫伪，《辛毗传注》引《世语》曰：毗女宪英，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吴志·孙权传》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彼在谅暗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之。此二事，可见文帝之为人。其获继嗣，徒以矫情得之而已。又多猜忌。篡位后荒于游畋，戴陵以谏不宜数行弋猎，减死罪一等，见《本纪》黄初元年（220年）。鲍勋停车上疏，帝手毁其表，而竟行猎，见本传。崔琰、王朗等谏，各见本传。栈潜谏见《高堂隆传》。好营宫室，黄初元年（220年），即营洛阳宫。四年（223年），又筑南巡台于宛。五年（224年），穿天渊池。六年（225年），又筑东巡台。皆见纪。实开明帝奢侈之原。其妄行杀戮，最残虐者，魏文为太子时，鲍勋为中庶子，守正不挠，太子不能悦。后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罪应弃市，太子数手书为之请，勋不敢擅纵，具列上，太子恚望滋甚。篡位后竟杀之。高柔为廷尉，固执不从。乃召柔诣台，遣使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勋父信，有大功于太祖，钟繇、华歆等表言之，竟不见听也。《苏则传》载帝行猎，槎桎拔失鹿，大怒，踞床拔刀，悉收督吏欲斩之。《高柔传》谓其时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皆可见其暴虐。《于禁传》：禁自吴还，文帝令谒高陵，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伏之状。禁见，惭恚发病死。亦岂君人之道也。亦开明帝外任法而内纵情之渐。故魏之大坏自明帝，启之者实文帝也。

武帝二十五子，而与文帝同母者四人。卞后生。曰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燕王宇。武帝亦能任法，顾继嗣不早定。初爱邓哀王冲，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而冲早卒。建安十三年（208年）。陈思王以才见异，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武帝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自武帝已重诸侯科禁。宾客交通，至同妖恶。见《赵王干传》。又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杨俊传》：初，临菑侯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侯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侯犹美。文帝尝以恨之。黄初二年（221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案临菑侯、陈思王初封，俊时为南阳太守。然仍不能杜觊觎。武帝之殂，任城王时为鄢陵侯。从长安来赴，问贾逵：时逵典丧事。“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君，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盖武帝诸子罕知兵，惟任城数从征伐，尝北征乌丸，武帝东归，又以行越骑将军留长安，性气粗猛，故不觉情见乎词也。黄初四年（223年），诸侯王朝京都，任城王暴薨，疑非良死。陈思王及楚王彪，欲同路东归。监国使者不听。《陈思王传》注引《魏略》。陈思王初以监国谒者希旨奏其罪贬爵为侯。后虽复封，然时法制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材；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王以前过，事事复减半。《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曰：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以则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明帝时，王上疏求自试，又求存问亲戚。其疏有云：“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所求者“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亦可哀矣。而终不见听，遂汲汲发疾薨。明帝时，高堂隆上疏言：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曹爽秉政时，宗室曹冏上书，言“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盖积重者难返，至明帝以后，势已无可如何矣。然其原，亦文帝为之也。

文帝在位七年而殂，子明帝叡立。《本纪注》引《魏书》，谓其“料简功能，真伪不能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览省究竟，意无厌倦”。盖承武、文任法之后，又其才力尚优，故能如此。然任法最戒纵情，而帝淫侈多欲，不能自克，虽知术数，亦何益哉？《注》又引《世语》曰：帝与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盖讥其有二君之侈暴，而无其雄略也。亦可谓婉而彰矣。

明帝好土木。太和六年（232年），治许昌宫。青龙三年（235年），又大营宫室于洛。其奢侈，略见《注》所引《魏略》。是岁，洛阳崇华殿灾，帝又更营之。以郡国有九龙见，改曰九龙殿。见《高堂隆传》。景初元年（237年），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谓霸陵县城，在陕西长安县东。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本纪注》引《魏略》。司徒掾董寻上书，讥其三公、九卿、侍中、尚书穿方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焉。同上引《汉晋春秋》。《高堂隆传》云：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隆上疏，亦言其使公、卿、大夫，与厮徒并供事役。帝又欲平北芒，即北邙山，在河南洛阳县东北。令于其上作台观则见孟津，见《辛毗传》。其侈欲如此。帝爱女淑，未期而夭，立庙洛阳，葬于南陵，见《杨阜传》。臣下谏者甚多，皆不见听。如钟毓、王肃、陈群、徐宣、卫臻、和洽、高柔、孙礼、辛毗、杨阜、高堂隆、王基、毌丘俭等，皆见本传。高堂隆言：今宫室所以充广，实由宫人猥多之故。《本纪注》引《魏略》，言帝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谓“富者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高堂隆疏，亦谓“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略齐。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平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高柔传》云：时制，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以疾辞者，致遭罪责。使以马易珠玑、翘翠、玳瑁于吴。见《吴志·孙权传》嘉禾四年（235年）。田豫破吴通公孙渊之船，谗者言其器仗、珠、金甚放散，皆不纳官，则功不见列。盖亦后宫之所耗也。帝又好猎，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高柔上疏言：“群鹿犯暴，残贼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又言“禁地广轮且千余里，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五百头，狐万头”。见《高柔传》及《注》引《魏名臣奏》。可谓坏宫室以为污池，弃田以为苑囿矣。用法殊酷。临时行刑，多不下吏。见《王肃传》。杨阜议政治之不便于民者，以为“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可谓极尽当时之弊。《吴志·诸葛瑾传》载孙权与瑾论明帝之辞曰：“近得伯言表，伯言陆逊字。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群字。曹子丹辈，真字。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

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余，非不敦睦，至于乘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自尔以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此言于魏氏衰乱之由，可谓洞若观火。明帝在位十三年崩，《志》云年三十六。《注》云：“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然则其即位时，年止二十二也。性非天纵，所谓料简功能，务绝浮华谮毁者，盖特察察之明，并不能计国家之远患而绝其萌蘖。加以侈欲无度，本实先拨，枝叶复何所附丽？《诸葛瑾传注》云：“明帝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而史载之者？将以主幼国疑，威柄不一，乱亡之形，有如权言，宜其存录，以为鉴戒。或当以虽失之于明帝，而事著于齐王，不敢显斥，表之微辞。”殊不知齐王时之乱，皆隐伏于明帝之时，权之所言，正不能谓其无验也。

魏氏亦多宫闱之祸。文帝母武宣卞皇后，本倡家。文帝纳甄后，本袁绍中子熙妻。生明帝。后郭后有宠，赐甄后死。将立郭后，中郎栈潜谏：不当使贱人暴贵，不从。明帝立，痛甄后之事，后遂暴崩。明帝为王时，纳河内虞氏为妃。即位，绌还邺宫，而立明悼毛皇后。后父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后后宠弛。景初元年（237年），赐死。及疾困，乃立明元郭皇后为后，亦以河右反叛而没入宫者也。其后三主幼弱，废立之事，皆假其名以行。孙盛谓：“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此固昔人等级之见。然宗姓既疏，而又外无强辅，则权臣之篡窃弥易矣，此亦魏氏倾危之一因也。

第五节 魏平辽东

明帝政治虽乱，辽东公孙氏自汉末据土自立，却至帝时而平。则以席中原富强之资，非偏方之所能御也。公孙度本辽东襄平人。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为辽东太守。诛灭名豪大姓，郡中震栗。东伐高句丽，西击乌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190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曰：“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渊亡，二郡复合为一。越海收东莱诸县，后汉东莱郡，治黄，今山东黄县东南。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曹操表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武库。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弟恭。是岁建安九年（204年）也。十二年（207年），袁尚等奔辽东，康斩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将军。康死，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魏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追赠康大司马。初，恭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太和二年（228年），渊胁夺恭位。遣使表状。刘晔请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明帝不听，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顾遣使南通孙权。

太和三年（229年），吴黄龙元年。权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六年（232年），吴嘉禾元年。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往。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在今山东荣成县东。十月，渊使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明年，权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渊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怒，欲自征渊。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至景初三年（239年），渊既为魏所灭，权犹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焉。案魏明帝之以马求易珠玑等于吴也，见上节。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吴志·陆瑁传》载瑁谏权亲征之辞曰：“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国家所为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陆逊亦谓“远惜辽东众之与马，捐江东万安之本业所不惜”，盖时江东实乏马也。然县远之援，既不足恃，而渊又不能专心事魏，遂至进退失据矣。

渊既斩送弥、晏等首，明帝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使者至，渊设甲兵，为军阵，出见使者。又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景初元年（237年），乃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等赍玺书征渊。渊遂发兵，逆于辽隧，汉县，后汉废，公孙度复置，在今辽宁海城县西。与俭等战。俭等不利而还。渊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二年（238年）春，遣太尉司马懿征渊。六月，军至辽东。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懿军至，令衍逆战。懿遣将军胡遵等击破之。懿令军穿围引兵东南向，而急东北即趋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守，夜走。诸军进至首山。在今辽阳县西南。渊复遣衍等迎军殊死战。复击，大破之。遂进军造城下，为围堑。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长，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雨霁，起土山，修橹，为发石连弩射城中。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将军杨祚等降。八月，渊众溃，与其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辽东、带方、乐浪、玄莵悉平。始度以中平六年（189年）据辽东，至渊三世，凡五十年而灭。

第六节 司马氏专魏政

《三国志·魏明帝纪》云：景初二年，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刘放、孙资传》云：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将军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本纪注》引《汉晋春秋》略同。《汉晋春秋》曰：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阴图间之。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拥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放、资传注》引《世语》则曰：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放、资惧，故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汉县，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献等先诏令于轵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西还长安。《明帝纪注》引《魏略》亦云：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已施行。辟邪又至，宣王疑有变。呼辟邪具问，乃乘追锋车驰至京师。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旨。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廷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虽树置先后，所言不同，要之为党爽、懿而排宇等。《注》又引《资别传》，谓帝诏资，图万年后计，使亲人广据职势，而资无所适对。松之谓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案明帝无禄，才余三十；加以荒淫悖戾，焉知豫虑身后？《资传》之妄，灼然可见矣。《燕王宇传》云：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景初二年（238年）夏，征诣京都。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宇之免在甲申，则其受署当在辛巳，距帝不豫，已旬有六日矣。措置如此，岂似能豫虑万年之后者邪？曹爽功名之士，固难保其不与

放、资比而排燕王。然爽真子，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为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亦皆亲要之职；况亦本在五人之内，非如宣王迄受外任，未与心腹也。曹爽任事后，放、资各以年老逊位，及爽败，资即复起为侍中，可知放、资之党宣王，必深于其党爽也。放、资当文帝初，即为中书监、令，掌机密。明帝即位，尤见宠任。帝尝欲用辛毗，而为所隔，盖亦蔽贤固宠之流。文、明二帝之宠任放、资，正犹汉宣、元之仍用弘恭、石显，特汉时国本较固，倾危未在目前，魏则非其伦耳。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信矣。

明帝既崩，齐王芳立，年八岁。见《注》引《魏氏春秋》，又云：秦王九岁。《三国志·本纪》云：明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注》引《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案楷，彰子。此亦所谓莫须有之辞也。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辅政。二月，转懿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爽传》云：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传又云：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趋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称疾避爽。嘉平元年，正月，车驾朝高平陵。明帝陵。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奏爽“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太尉臣济、蒋济尚书令臣孚等，司马孚。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大司农沛国桓范闻兵起，不应太后召，矫诏开平昌门，拔取剑戟，略将门候南奔爽。说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兄弟犹豫未决。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爽于是遣允、泰诣宣王，归罪请死。遂免爽兄弟，以侯还第。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令公卿朝臣廷议。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夷三族。史所言司马氏诛曹爽事如此。案桓范谓曹羲曰：“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今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此岂爽等所不知，所以迟疑不决者？《注》引《世语》曰：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尹大目谓爽“惟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济传》云：济随宣王屯洛水浮桥，诛曹爽等，进封都乡侯，邑七百户。济上疏固辞，曰：“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注》又引《世语》，言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痛其言之失信，发病卒。景王之讨文钦也，钦中子俶、小字鸯，夜攻其军，军中震扰。《毌丘俭传注》引《魏氏春秋》。景王惊而目出。见《晋书·本纪》。《毌丘俭传注》引《魏末传》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侧。大将军将俱行。大目知大将军一目已突出，启云：“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耳。又天子乡里。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语之，令还与公复好。”大将军听遣。大目单身往，乘大马，被铠胄，追文钦。遥相与语。大目心实欲曹氏安，缪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欲使钦解其旨。钦殊不悟，乃更厉声骂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报恩，而反与司马师作逆，不顾上天，天不佑汝。”乃张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败矣，善自努力也。”然则当时居间

使爽罢兵者，悉非司马氏之人，此爽所以信之不疑邪？爽等颇务文治，见下。疆场之吏，未必有何腹心，临危征召，大兵聚会，强者为雄，陈琳谏何进语，见《后汉书》本传。岂能进退由己？何进之召董卓，董承之召魏武，前车可鉴矣，此爽所以不用桓范之谋欤？爽与羲、训并握兵权，李胜尹河南，毕轨为司隶，亦非无事权者。宣王卧病十年，一朝蹶起，爽等就第，安知不更有所图？而不虞张当之诬，疾雷不及掩耳也。司马氏之所以得天下者，事多深秘不可知，以当时情事推校，或当如此欤？

《三国志》言曹爽等罪状云：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邑，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技。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此等荒淫之事，诚未敢保其必无，然亦不至若此其甚。况当时风气，荒淫者必不止此数人，观晋初之何曾等可知也。至谓爽等为浮华，则其事见于《董昭》及《诸葛诞传》。《昭传》言：昭上疏陈末流之弊，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诞传》云：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累迁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免诞官。世岂有修浮华而能慎于选举者乎？然则明帝之绌诞、飏等，其事究若何，殆不可知也。诞之败也，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见本传。《注》引干宝《晋纪》曰：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浮华者能若是乎？爽等与司马懿相持十年，不幸而败，其非恒人可知。然终于败者何也？《蒋济传》谓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济上疏诤其无益于治，适足伤民。《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言凌谋立楚王彪，见下。使至洛阳语其子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晏字。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裴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独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案习氏之言，于司马氏诚有虚美。然谓爽等因好改革而失人心，则其言必有所本。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岂惟黎民，虽士大夫，能深鉴当世之弊，不狃于积习，而有远大之图者，盖亦寡矣。观史所载何晏奏戒之语，见《齐王本纪》正始七年（246年）。夏侯玄论治之言，见本传。皆卓然不同于流俗。度其所为，必有大过人者，而惜乎史之不尽传也。然因违众心故，遂为败亡之本矣，岂不哀哉？然文钦与郭淮书，称昭伯爽字。及其亲党，皆一时之俊，《毌丘俭传注》。则信不诬也。

诛曹爽后二年，而王凌之变起。凌，允兄子。历刺兖、青、扬、豫。与吴战，数有功。正始初，督扬州。凌外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屯平附，谋迎立武帝子楚王彪，都许昌。诛爽之年，愚使与彪相问往来，而愚病死。嘉平三年（251年），凌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司马懿。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掩至百尺。堰名。《水经注》：沙水过陈县东南，注于颖水，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按陈县，今河南淮阳县。凌自知势穷，乘船单出迎懿。懿遣送还京都。至项，汉县，今河南项城县东北。饮药死。懿遂至寿春，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见《晋书·本纪》。

是年，七月，懿卒。子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四年正月，以师为大将军。六年（254年），即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年）也。二月，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诛师，以夏侯玄代之。玄，尚子，尚，渊从子。爽之姑子。时为太常。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丰虽宿为师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缉谋，欲以玄辅政。丰阴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将兵入，并力起。会翼求朝不听。是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诸门有陛兵诛师，以玄代之，以缉为骠骑将军。丰密语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从仆射刘贤等曰：“卿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将军严毅，累以为言。张当可以为诫。”铄等皆许以从命。师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事下有司。收玄、缉、铄、敦、贤等送廷尉。丰、玄、缉、敦、贤等皆夷三族。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师以永宁太后令废帝。师欲立武帝子彭城王据。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诸父，于昭穆之序为不次，乃立文帝孙东海定王霖子高贵乡公髦为明帝嗣。据《晋书·本纪》。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正月，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俭与夏侯玄、李丰厚善。钦，曹爽之邑人也。《俭传注》引《魏书》云：爽厚养待之。矫太后诏罪状师。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入寿春城，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钦在外为游兵。时师新割目瘤，创甚。或以可遣太尉孚往。惟傅嘏、王肃劝其自行。嘏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去矣。”师乃蹶然起。据《三国志·傅嘏传》及《注》引《汉晋春秋》。统中军步骑十余万，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据《晋书·本纪》。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拟寿春，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汉县，在今项城县北。以待之。《基传》：毌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议者咸以俭、钦慓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入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 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为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欲往争，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退保项。水，今溵水，为北汝水下游，俗称沙河。自许昌东南经郾城、西华、商水诸县入颍。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俭、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师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万余人之乐嘉，示弱以诱之。昭寻自洙至。钦不知，果夜来，欲袭艾等。会明，见大军兵马盛，乃引还。师纵骁骑追击，大破之。钦遁走。是日，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众溃。比至慎县，汉县，今安徽颢上县西北。左右兵人稍弃俭去。俭藏水边草中，为人所射杀。传首京都。俭子甸，为治书侍御史，先时知俭谋，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

夷俭三族。钦亡入吴。师死于许昌。弟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诸葛诞本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为明帝所免，已见前。正始初，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司马懿伐王凌，以诞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恪兴东关，遣诞督诸军讨之，与战，不利。时毌丘俭为镇南将军，领豫州刺史。乃令俭、诞对换。俭、钦反，遣使诣诞，诞斩其使。俭、钦之破也，诞先至寿春。寿春中十余万口，闻俭、钦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以诞久在淮南，乃复以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转为征东大将军。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诞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诞。议者请速伐之。昭曰：“诞以毌丘俭轻捷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六月，奉帝及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进军丘头。据《晋书·本纪》。《三国志·诞传》云：军凡二十六万。使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围寿春。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钦等数出犯围，逆击走之。吴将朱异再以大众来迎诞等。泰等逆与战，每摧其锋。孙 以异战不进，怒而杀之。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石苞、王基并请攻之。昭曰：“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破，钦等必成擒矣。”据《晋书·本纪》。将军蒋班、焦彝，皆诞爪牙计事者也。言于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 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而内实坐须成败，其归可见矣。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有可全者。”文钦曰：“江东乘战胜之威久矣，未有难北方者也。况公今举十余万之众内附，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孙 不欲，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势力已困。异图生心，变故将起。以往准今，可计日而望也。”班、彝固劝之。钦怒，而诞欲杀班。二人惧，且知诞之必败也，十一月，逾城而降。《诸葛诞传注》引《汉晋春秋》。全怿琮子，琮孙权之昏亲重臣也。琮权时尚公主。琮孙静，从子端、翩、缉等皆将兵来救诞。怿兄子辉、仪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归魏。钟会建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赍入城告怿等。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怿等恐惧，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降。《钟会传》。城中震惧，不知所为。三年正月，诞、钦、咨等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入城。城中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虎逾城出。昭使将兵数百骑驰巡城，呼语城内云：“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城内喜且扰。又日饥困。昭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昭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唐咨、王祚及诸裨将皆面缚降。吴兵万众，器仗军实山积。案司马氏专魏政后，扬州凡三起兵抗之。王凌意在废立。毌丘俭，据《三国志注》载其表辞，谓师罪宜加大辟，然懿有大功，依《春秋》十世宥之之义，议废师以侯就第，而举昭以代师，且举司马孚为保傅，司马望为中领军，则已无绝其根株之意。至诸葛诞，则徒欲连吴自守，无意进取，可见司马氏之不易除。然俭拥江、淮轻锐，顿重兵以俟中朝之

变，诞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其势皆未可轻，故师、昭必竭全力以搏之也。诞死，魏将无复能与司马氏抗者，而篡国之势成矣。

高贵乡公即位时，即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用之物。遣使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此盖司马氏收揽人心之政，非帝所自为。然史称帝好学夙成，详载其甘露元年（265年）幸太学与诸儒讲论事，时帝年仅十六，则或系有为之主，胜于文帝、明帝，亦未可知，而惜乎其不遇时也。五年五月，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以上见《注》引《汉晋春秋》。裴松之谓习凿齿书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余所言微异者次其后，然所载《世语》《晋纪》《魏氏春秋》《魏本传》，实与习氏书无甚异同也。高贵乡公既死，昭乃以太后令诬其图为弒逆，以王礼葬之，而迎立燕王字子常道乡公奂。夷成济三族。杀王经。

第七节 蜀、魏之亡

蜀诸葛亮死后，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明年蜀建兴十三年（235年），魏青龙三年。四月，进琬位大将军。延熙元年（238年），魏明帝景初二年。魏有辽东之役，诏琬出屯汉中，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明年，进琬位大司马。四年（241年）魏齐王芳正始二年。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魏郡，今陕西安康县西北。上庸。会旧疾连动，未得时行。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于是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琬上疏言：“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五年（242年），魏正始三年。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六年（243年）魏正始四年。十月，琬自汉中还住涪。先是费祎代琬为尚书令，及是，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姜维为凉州刺史。七年（244年），魏正始五年。魏邓飏等为曹爽谋，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骆谷，在今陕西盩厔县西南。蜀使王平拒兴势围。兴势山，在今陕西洋县北。费祎督诸军赴救，因山为固，兵不得进。爽乃引军还。蒋琬固让州职，费祎复领益州牧。九年（246年），魏正始七年。十一月，蒋琬卒。十年（247年），魏正始八年。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叛魏，南招蜀兵，凉州名胡白虎文、治无戴应之。十一年（248年），魏正始九年。姜维迎逆安抚，居之繁县。今四川新繁县东北。兼据《魏志·郭淮》《蜀志·后主传》。是为姜维出凉州之始。十一年（248年），魏正始九年。费祎出屯汉中。十二年，魏嘉平元年（249年）。魏杀曹爽等，右将军夏侯霸降蜀。秋，姜维出攻雍州，不克。初，维依麹山筑二城，麹山，在今甘肃岷县东南。使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质任等，攻逼诸郡。魏陈泰代郭淮为雍州刺史，进兵围之。维往救。泰告淮绝其后，维惧而还。安等遂皆降魏。十三年（250年），魏嘉平二年。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十四年（251年）魏嘉平三年。夏，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十六年（253年），魏嘉平五年。为魏降人所杀。

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材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围南安。魏陈泰解围。维粮尽还。明年，魏正元元年（254年）。加督中外军事。魏狄道长李简降。维因简之资，复出陇西，据《蜀志·张嶷传》。多所降下。十八年（255年），魏正元二年。复与夏侯霸等俱出狄道。时陈泰督雍、凉，王经为雍州刺史。维大破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退保狄道。维围之。陈泰解围。维却住钟题。在今甘肃成县西北。十九年（256年）魏甘露元年。春，就迁维为大将军。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时魏以邓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与维战于段谷，今甘肃天水县东南。大破之。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而陇以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魏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二十年（257年），魏甘露二年。诸葛诞反，魏分关中兵东下。维欲乘虚向关中，复率数万人出骆谷。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至。维数挑战，望、艾不应。景曜元年（258年），魏甘露三年。维闻诞破败，乃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御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蜀时以沔阳为汉城，成固为乐城，见《华阳国志》。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在甘肃成县西北。武街、今成县治。石门、在四川平武县东南。建昌、临远，皆立围守。五年（262年），维众出汉侯和在旧洮州南洮水之南。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在旧洮州西南。自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秉政，身虽在外，庆赏威刑，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董允为侍中，专献纳之任。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位不过黄门丞。延熙七年（244年），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祎副贰。九年（246年），卒。吕乂代为尚书令。陈祗为侍中，与皓互相表里，皓始豫政事。十四年（251年），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宦，深见信爱，权重于维。景耀元年（258年），卒。《后主传》于是年书宦人黄皓始专政，盖又非徒预政矣。董厥代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樊建代焉。后为侍中，守尚书令。四年（261年），魏景元二年。诸葛亮子瞻与厥并平尚书事。史言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黄皓窃弄威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维传》云：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诸葛亮传注》引孙盛《异同记》曰：瞻、厥、宇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诸葛瞻之为人，虽难详知，似不至与

黄皓比。《谯周传》云：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周端人，必非与陈祗比者。又《张翼传》云：延熙十八年（255年），与姜维俱还成都。维议复出军，惟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则当时以用兵马不宜者，自有其人。黄皓、阎宇乘此机而排维则有之，谓不宜用兵之论，专为排维而发则非也。进战退守，各有是非；抑战亦视其如何战，守亦视其如何守；不能但执战守二字，以为功罪也。姜维用兵，固功绩未立，然诸葛亮伐魏，亦曷尝有大功？段谷之役固丧败，亦何以过于街亭乎？仍岁征战，百姓凋瘁诚有之，谓其足以亡国亦过也。蜀之亡，盖亡于内外乖仵，政权不一耳。

晋至司马昭时，篡魏之势已成。然欲图篡夺，必先谋立功，此伐蜀之役所由兴也。《晋书·文帝纪》载昭伐蜀之谋云：“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以伐蜀。

魏陈留王景元三年（262年），蜀汉后主之景耀五年也。冬，以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昭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四年（263年），蜀炎兴元年。秋，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艾趋甘松、今四川松潘县西北。沓中，连缀维。绪趋武街、桥头，今甘肃文县。绝维归路。会统十余万众，从斜谷、骆谷入。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会分兵围汉、乐。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会长驱而前。时蜀遣廖化诣沓中为维援，张翼、董厥诣阳安关口，即阳平关。以为诸围外助。维自沓中还，至阴平，见第三节。集合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趋白水，与翼、厥合，保剑阁以拒会。邓艾上言：“从阴平趣涪，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艾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向白水与会合。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进攻剑阁，不克。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而进。至江油，戍名，今四川江油县东。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到涪，盘桓未进。尚书郎黄崇权子。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豫未纳。艾长驱而前。瞻却。战于绵竹，大败。瞻、崇皆死。艾进军到洛。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进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或以为宜奔吴，或以为宜奔南。惟谯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由此言之，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再辱之耻，何与一辱？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今大敌已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北兵之来，非但取蜀，必因势衰，及时追赴。势穷乃服，其祸必深”。乃降于艾。艾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晋书·文帝纪》：邓艾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喻旨，艾乃听命。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蜀郡，今云南曲靖县西。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郪，汉县，今四川三台县南。以审虚实。寻后主敕维等降会，乃诣会于军前，将士咸怒，拔刀斫石焉。

钟会禁检士众，不得钞略。虚己诱纳，以接蜀之群司。与姜维情好欢甚。而邓艾深自矜伐，谓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有识者笑之。艾言于司马昭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官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昭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言“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终不自嫌，以损于国”。钟会、胡烈、师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诏书槛车征艾。昭奉魏主西征，次于长安。时魏诸王侯悉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于邺，遣护军贾充督诸军据汉中，《晋书·文帝纪》。敕钟会进军成都。监军卫瓘在会前行，以昭手笔令宣喻艾军，皆释仗，遂收艾入槛车。会寻至，独统大众，遂谋反。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会得昭书，云：“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会得书，惊，呼所亲语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能独办之。今来太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会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请护军、郡守、

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明元郭皇后．以景元四年十二月崩。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昭，更使所亲信代领诸军。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会帐下督丘建，本属胡烈，烈荐之昭，会请以自随，任爱之。建愍烈独坐，启会：使听内一亲兵，出取饮食。诸牙门随例各内一人。烈绐语亲兵及疏与其子曰：“丘建密说消息：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赐白，拜为散骑，以次棓杀坑中。”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传相告皆遍。或谓会：“可尽杀牙门骑督以上。”会犹豫未决。十八日，日中，烈军兵与烈儿名渊。雷鼓出门。诸军兵不期皆鼓噪出会。无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时方给与姜维铠仗。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维曰：“但当击之耳。”会遣兵悉杀所闭诸牙门、郡守。内人共举机以柱门。兵斫门，不能破。斯须，门外倚梯登城，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牙门、郡守各缘屋出，与其卒兵相得。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将士死者数百人。艾本营将士追出艾槛车，迎还。卫瓘遣田续等讨艾。遇于绵竹西，斩之。子忠，与艾俱死。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徙艾妻子及孙于西域。及泰始元年（265年），乃因大赦得还，听使立后。《晋书·卫瓘传》云：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节监会、艾军事，行镇军司，给兵千人。蜀既平。艾辄承制封拜。会阴怀异志，因艾专擅，密与瓘俱奏其状。诏使槛车征之。会遣瓘先收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统诸将：称诏收艾，其余一无所问。若来赴官军，爵赏如先。敢有不出，诛及三族。比至鸡鸣，悉来赴瓘。惟艾帐内在焉。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执。艾诸将图欲劫艾，整仗趋瓘营。瓘轻出迎之，伪作表章，将申明艾事。诸将信之而止。俄而会至，乃悉请诸将胡烈等，因执之，囚益州解舍。遂发兵反。于是士卒思归，内多骚动，人情忧惧。会留瓘谋议。乃书版云欲杀胡烈等，举以示瓘。瓘不许，因相疑贰。瓘如厕，见胡烈，故绐使使宣语三军，言会反。会逼瓘定议，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诸军，已潜欲攻会，瓘既不出，未敢先发。会使瓘慰劳诸军。瓘心欲去，且坚其意，曰：“卿三军主，宜自行。”会曰：“卿监司，且先行，吾当后出。”瓘便下殿。会悔遣之，使呼瓘。瓘辞眩疾动，诈仆地。比出，数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盐汤，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笃。会遣所亲人及医视之，皆言不起。会由是无所惮。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诸军并已唱义。陵旦，共攻会。会率左右距战，诸将击败之。惟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尽杀之。瓘于是部分诸将，群情肃然。邓艾本营将士复追破槛车，出艾，还向成都。瓘自以与会共陷艾，惧为变，又欲专诛会之功，乃遣护军田续至绵竹，夜袭艾于三造亭，斩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油也，以续不进，将斩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续，谓之曰：“可以报江油之辱矣。”案此所述钟会死事，不如《三国志》之可信，盖有瓘事后邀功之语。惟言瓘所以杀邓艾，则当得其实也。按钟会之叛，实为魏诸将中思扶王室之最后者。《三国志·会传》云：文王欲遣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言不若使余人行。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邪？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族灭耳。”及会白邓艾不轨，文王将西，悌复曰：“钟会所统，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令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时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须行乎？”此乃事后附会之辞，非情实观会白艾叛时司马昭之张皇可知。闻艾叛而犹如此，况于会乎？《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言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之，由是情好欢甚。此亦附会之谈。维与会甫为敌国，维即知人，岂能一见而知其有叛心？纵知之，岂能即说之以叛？盖会为繇子，本魏世臣，固有扶翼魏室之心。会佐司马氏，迄当帷幄之任，而伐蜀之役，忽膺专

阃，未必非其自请而行，而其所以自诡伐蜀，乃正欲得所藉手以扶魏也。既欲扶魏而锄晋，自不能专任北兵；不能专任北兵，自不能不有取于姜维矣。《注》又引《华阳国志》曰：维教会诛北来诸将。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孙盛《晋阳秋》曰：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此所传虽不必尽实，维当日能否密与后主表疏，事殊可疑。然维乘会叛，别有所图，则理有可信。裴松之言：若令魏将皆死，兵在维手，杀会复蜀不难，此诚可乘之机也。维，天水冀人。冀今甘肃甘谷县。仕本郡，参军事。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等。维等乃俱诣诸葛亮。盖凉州降下晚，其民多不服魏，此太守之所以疑维等。然以维之才，果其尽忠于魏，岂不能为杨阜，而遽诣诸葛亮？则亮与张裔、蒋琬书，称其心存汉室，诚不诬也。郤正著论论维曰：“姜伯约维字。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可谓知言矣。

魏景元四年（263年），吴景帝休永安六年也。十月，蜀以魏见伐告。吴使大将军丁奉向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后主降魏闻至，然后罢。时蜀建宁太守霍弋、巴东领军罗宪，各保全一方。明年，吴镇军陆抗、抚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建平，吴所立郡，今四川巫山县。围宪。凡六月。魏荆州刺史胡烈救宪，抗等引还。魏以宪为武陵太守、巴东监军。据《霍峻传注》引《襄阳记》。

刘禅降后，司马昭以相国总百揆。还自长安，进爵为王。明年八月，昭卒，太子炎嗣相国、晋王位。十二月，遂废魏而自立，是为晋武帝。

第八节 孙吴盛衰

孙权为人，颇有知略。孙策之将终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此非虚言，观权所任，吕蒙、陆逊等，皆望轻资浅之人；即赤壁之役，专听周瑜、鲁肃，与中国相抗，亦为危道；而能行之不疑，可见其知人之明。坚凡四子：长策，次权，次翊，次匡。《三国志·翊传》称其骁悍果烈，有兄策风。《注》引《典略》云：翊名俨。性似策。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盖深知江东草创，能守土者，在知略不在勇悍，不徒以序举也。当权初立之时，基业未定，史称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张纮传》云：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张昭传》言：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专归美于昭。盖是时中原犹未知权为何如人也。其创业亦云不易矣。然权之为人，究偏于轻侠。故虽能驱策武士，而不能任用文臣。张昭以严见惮，以高见外，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虞翻疏直，卒放交州。张温以声名大盛，亦致废绌。信任吕壹，至于太子数谏而不纳，大臣莫敢言。后以朱据见诬，乃诛之。见《权传》赤乌元年（238年）及《据传》。据与秦博俱为中书，见《顾雍传》。据事又见步骘、潘濬、是仪等《传》。专藉威刑劫制，而无学焉而后臣之之风，此其所以虽承中国丧乱，获保江东，而其为治之规模，卒无足观，亦无以裕后也。

权长子登。魏黄初二年（221年），权为吴王，立为太子。太和三年（229年），权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是岁，权迁都建业。征陆逊辅登镇武昌，领宫府留事。魏正始二年（241年），权赤乌四年。卒。明年，立子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和以母王有宠见爱。后王夫人与全公主隙，权女，全琮妻。谮之。夫人忧死。和宠稍损。鲁王觊觎。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离贰，滋延大臣，举国中分。嘉平二年（250年），权赤乌十三年。和废处故障，秦鄣郡，汉废为故障县，在今浙江长兴县西南。霸赐死。立子亮为太子。亮，权少子也。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全公主尝谮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公主，尚之从祖母。遂立全氏为妃。三年（251年），权太元元年。亮母潘氏立为皇后。冬，权寝疾。先是陆逊卒，以诸葛恪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及是，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明年四月，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静曾孙。属以后事。权薨，太子即尊号。以恪为帝太傅。胤为卫将军，领尚书事。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谘事，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焉。

吴之于魏也与蜀异。蜀地褊小，诸葛亮知其不足自守，故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仍岁出兵，以攻为守。蒋琬、费祎、姜维，亦仍斯志。吴则据地较广。北方之兵，不利水战，进取较难。大帝在位虽久，自取荆州之后，稍已衰迟；魏自武帝崩殂，文帝、明帝继立，其才更无足图混一者；故虽仍岁交兵，迄无大举也。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孙权黄武七年。吴鄱阳太守周鲂伪叛，以诱魏扬州牧曹休。明帝因之，使司马懿下汉水，休督诸军向寻阳，贾逵向东关。即濡须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诏懿驻军。见贾逵、张郃《传》。权至皖口。在今安徽怀宁县西。使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今安徽潜山县东北。是役也，全琮与朱桓为左右督。桓议断夹石挂车道，在今安徽桐城县北。则彼众可尽而休可虏。因此乘胜长驱，以规许、洛。权先与陆逊议，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据《魏志·贾逵传》，时明帝诏逵与休合兵，逵已疾行据夹石，时魏兵颇盛，吴即用朱桓计，亦未必能有大功也。是岁，曹休卒。满宠代督扬州。青龙元年（233年），吴嘉禾二年。宠疏言“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军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犄其归路，于计为便”。诏报听。权向合肥新城，遣全琮攻六安，后汉侯国，治六，今安徽六安县北。皆不克。明年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睢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宠欲拔新城，致贼寿春。明帝不听。七月，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景初元年（237年），吴嘉禾六年。权遣朱然围江夏，全琮袭六安，皆不克。废帝正始二年（241年），吴赤乌四年。四月，权遣全琮略淮南，诸葛恪攻六安，朱然围樊，诸葛瑾取 中。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其地在当时为沔南沃壤，见《吴志·朱然传注》引《襄阳记》。五月，魏司马懿救樊。六月，吴军还。零陵太守殷札言于权曰：“曹氏丧诛累见，幼童莅事，宜约蜀乘时大举。若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权弗能用。《权传注》引《汉晋春秋》。四年（243年），吴赤乌六年。诸葛恪复攻六安。五年（244年）、吴赤乌七年。七年（246年），吴赤乌九年。朱然再攻柤中。袁淮言于曹爽曰：“吴楚常为中国患者，以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

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田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当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略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若徙之淮北，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不从。《魏志·齐王纪注》引《汉晋春秋》。嘉平二年（250年），吴赤乌十三年。都督荆豫王昶奏“孙权流放良臣，嫡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吴使陆凯拒之。皆引还。明年，吴太元元年（251年）。王基、陈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置南郡之夷陵，以居降附。又明年而权卒。

孙权既卒，论者议欲伐吴，而三征献策各不同，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皆表请征吴。诏访尚书傅嘏。嘏言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时不从。初，孙权迁都建业，筑东兴堤遏湖水。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修。权卒之岁，十月，诸葛恪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即东关。左右结山，夹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是月，魏诏王昶攻南郡，毌丘俭攻武昌，胡遵、诸葛诞以步骑七万围东兴。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敌，大破之。魏军死者数万，资器山积。加荆、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明年春，魏嘉平五年（253年），吴建兴二年。恪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著论以谕众意曰：“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岛之地，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知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自本已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惟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数十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末可如何。”众莫敢复难。二月，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以伐魏。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魏遣司马孚拒之。七月，恪引军还。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诏召相衔，徐乃还师。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谋，置酒请恪，伏兵杀恪于殿堂。瑾之死，恪已自封侯。弟融袭爵，摄兵驻公安。遣孙壹静孙。等攻之。融饮药死。壹督夏口。以峻为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案恪之欲大举，即殷札之旨。观其谕众之论，可谓意思深长。《恪传注》引《汉晋春秋》，言恪使司马李衡说姜维同举，曰：“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此即亟肄以疲、多方以误之策。初欲驱略淮南，意盖即在于此。惜乎其误听诸将之计，顿兵坚城之下，违天时，失地利，转遭挫折，遂致陨身也。自是以后，吴亦宵小当国，仅图自保，无复能图大举者矣。

孙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诸葛恪，故太子和妃张氏之舅也。恪有徙都意，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峻素媚事全主，全主遂劝峻夺和玺绶，徙之新都。吴都，见第十一章第七节。遣使赐死。正元元年（254年）吴五凤元年。秋，故太子登子吴侯英谋杀峻。觉，英自杀。《登传注》引吴历曰：孙和以无罪见杀，众庶皆怀愤叹。前司马桓虑，因此招合将吏，欲共杀峻立英。事觉，皆自杀。英实不知。二年（255年）吴五凤二年。秋，魏使来聘。将军孙仪等欲因会杀峻。事泄，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朱据妻。初，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据妻公主鲁育，不听。由是有隙。至是，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杀朱主。甘露元年（256年），吴太平元年。文钦说峻征魏。峻使钦与吕据、刘纂、朱异、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九月，峻卒，以后事付从弟，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召还吕据等。据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时大司马吕岱卒，以胤为大司马，代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闻之，遣从兄虑三嗣主传作宪。将兵逆据于江都。使兵攻围胤，夷三族。据自杀，获之。据、胤，皆孙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据、胤谋，自杀。遣朱异潜袭壹。壹将胤妻奔魏。虑与诛诸葛恪之谋，峻厚之，遇虑薄于峻时，虑怒，与将军王惇谋杀。杀惇。虑服药死。二年（257年），吴太平二年。四月，亮始亲政事。所表奏，多见难问。又料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为之将帅，日于苑中习焉。五月，魏诸葛诞请降。遣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帅三万人救之。突围入城。朱异帅三万人为钦势。异败退。大发卒出屯镬里。复遣异帅五万人攻魏辎重，败归。授兵三万人，使异死战。异不从。斩之。既不能拔出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还建业，称疾不朝。使弟据入宿卫，恩、干、闿分屯诸营，欲以专朝自固。亮知朱主为全主所害，问朱

主死意。全主惧曰：“我实不知，皆据二子熊、损所白。”亮乃推朱主见杀本末，责熊、损不匡正孙峻，命丁奉杀熊、损。损妻，峻妹也。益忌亮。亮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亮妃，从姊女也，以其谋告。率众夜袭尚，遣弟恩杀承。遂围宫，黜亮为会稽王，征立权第六子琅邪王休。徙尚于零陵。迁公主于豫章。

为丞相、荆州牧，恩御史大夫、卫将军，据右将军，皆县侯。干杂号将军，亭侯。闿亦封亭侯。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休与张布休为王时，布为左右将督，素见信爱。时为辅义将军。及丁奉谋，十二月腊，百寮朝贺，诏武士缚。即日伏诛。闿乘船欲北降，追杀之，夷三族。景元元年（260年），吴永安三年。会稽郡谣言亮当还为天子。而亮宫人告亮使巫祷祠，有恶言。黜为侯官侯，侯官，后汉县，今福建闽侯县。遣之国，道自杀。张布颇专权。休锐意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与博士祭酒韦曜、盛冲讲论道艺。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发其阴失，妄饰说以拒遏之。休竟如布意，废其讲业。休居会稽，太守濮阳兴深与相结，以为丞相，与布相表里。蜀亡之岁五月，交阯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明年七月，休薨，谧曰景帝。初，孙和之死也，嫡妃张氏亦自杀。何姬曰：“若皆从死，谁当养孤？”遂拊育和子皓及其三弟。孙休立，封皓为乌程侯。乌程，秦县，今浙江吴兴县南。是时蜀初亡，而交阯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左典军万彧，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乃劝兴、布。于是兴、布废休太子而立皓。贬太后为景皇后。封 为豫章王。彧谮兴、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兴、布徙广州。道追杀之。夷三族。明年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吴甘露元年。七月，逼杀景后。送休四子于吴小城，又追杀其大者二人。

第九节 孙吴之亡

吴自大帝死后，权戚纷争，纲纪荡然。孙皓立，复益之以淫虐，其势乃不可支矣。皓即位之岁，司马昭为魏相国，遣吴降将徐绍、孙彧致书于皓，陈事势利害，求结欢弭兵。明年，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吴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随绍、彧报书。绍行到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安，吴郡，今福建建瓯县。始有白绍称美中国者故也。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请，徙都武昌。使至洛，遇司马昭死，乃遣还。是岁，晋武帝受魏禅。明年，晋泰始二年（266年），吴宝鼎元年。正月，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司马昭。及还，俨道病死。忠说皓曰：“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汉县，魏改郡，今河南潢川县西。皓遂与晋绝。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永安，吴县，今浙江武康县西。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败之，获谦。谦自杀。十二月，皓还都建业。泰始三年，吴宝鼎二年。六月，起昭明宫。《三国志》作显明宫，系避晋讳，见《注》引《太康三年地记》。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技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皓传注》引《江表传》。《三国志·华核传》曰，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盛夏兴工，晨守并废。十二月，皓移居之。四年（268年），吴宝鼎三年。九月，皓出东关。丁奉至合肥。是岁，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击交阯。为晋将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汉郡，治徐闻。后汉徙治合浦，今广东合浦县东北。五年（269年），吴建衡元年。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是岁，晋以羊祜督荆州。六年（270年），吴建衡二年。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为殿中列将何定所白，勖及徐存家属皆伏诛。《注》引《江表传》曰：定，汝南人，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皓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籴事。专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众事。定为子求少府李勖女，不许。定挟忿，谮勖于皓，皓尺口诛之，焚其尸。孙匡孙秀匡，权弟。为前将军、夏口督。皓意不能平。九月，遣何定将五千人至夏口猎。秀惊，奔晋。七年，吴建衡三年（271年）。正月，皓举大众出华里。在今首都西南。皓母及妃妾皆行。东观令华核等固争，乃还。《注》引《江表传》曰：初，丹阳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国中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途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人不堪苦，皆曰：“遇敌便当倒戈耳。”皓闻之，乃还。牛渚，山名，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其突出山中处，名采石矶。氾、璜破交阯，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初，步骘在孙权之世，久督西陵。及卒，魏正始九年（248年），吴赤乌十一年。子协嗣统所领。协卒，弟阐继业为西陵督。八年（272年），吴凤皇元年。召为绕帐督。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于是据城降晋。乐乡都督陆抗抗，逊子。乐乡，城名，今湖北松滋县东。闻之，部分诸军，克日攻阐。晋使羊祜出江陵，荆州刺史杨肇迎阐。巴东监军徐胤攻建平。抗以江陵城固，赴西陵败肇兵。祜等皆引还。抗遂陷西陵城，诛阐及同计数十人，皆夷三族。是岁，右丞相万彧被谴，忧死。徙其子弟于庐陵。《注》引《江表传》曰：初，皓游华里，彧与丁奉、留平密谋曰：“此行不急。若至华里不归，社稷事重，不得不自还。”语颇泄，皓闻知，以彧等旧臣，且以计忍，而阴衔之。后因会，以毒酒饮彧。传酒人私减之。又饮留平。平觉之，服他药以解，得不死。

彧自杀。平忧懑，月余亦死。何定奸秽发闻，伏诛。《注》引《江表传》曰：定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一犬一兵，养以捕兔供厨，所获无几。吴人皆归罪于定。而皓以为忠勤，赐爵列侯。九年（273年），吴凤皇二年。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妾以诉皓。皓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贺邵传》云：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擅兴事役，竞造奸利，则其恶尚不止于是。或云中宫当作中官，恐不然也。十年（274年），吴凤皇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临海太守奚熙临海，吴郡，治章安。今浙江临海县东南。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送赴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发兵自卫，断绝海道。熙部曲杀熙，送首建业，夷三族。奋，权弟。《奋传》云：建衡二年（270年），孙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过甚，朝夕哭临，数月不出。由是民间或谓皓死，讹言奋与上虞侯奉当有立者。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疑其或然，扫除坟茔。皓闻之，车裂俊，夷三族。《注》引《江表传》曰：奋以此见疑。本在章安，徙还吴城禁锢。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奋上表，乞自比禽兽，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奋不受药，叩头千下，曰：“老臣自将儿子，治生求活，无豫国事，乞丐余年。”皓不听。父子皆饮药死。奉，策孙，亦诛死，见《策传》。又《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曰：皓以张布女为美人，有宠。皓问曰：“汝父所在？”答曰：“贼以杀之。”皓大怒，棒杀之。后思其颜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侧。问左右：“布复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适故卫尉冯朝子纯。”即夺纯妻入宫。大有宠，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工匠因缘偷盗，府藏为空。会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

葬之后，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大奢丽，皆谓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颜状似皓，云都代立。临海太守奚熙信讹言，举兵欲还诛都。都叔父信时为备海督，击杀熙，夷三族。讹言乃息，而人心犹疑。案《何姬传》云：吴末昏乱，何氏骄僭，子弟横放，百姓患之，故民间讹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讹言非一，可见人心之不安也。

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陆抗卒。抗自建衡二年（270年），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信陵，吴县，在今湖北秭归县东。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胪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陆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部，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无用兵马。又黄门竖官，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读此疏，可知皓时兵备之空虚矣。咸宁元年（275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年天册。二年（276年），吴郡言“临平湖在浙江杭县东北。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大赦，改年天玺。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湘东，吴郡，治酃，今湖南衡阳县。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注》引《江表传》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无资粮，表求

振贷。皓谓浚欲树私恩，遣人枭首。又尚书熊睦见皓酷虐，微有所谏。

皓使人以刀环撞杀之，身无完肌。八月，京下督孙楷降晋。楷，韶子。韶伯父河，本姓俞氏。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后为将军，屯京城。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宪故孝廉妫览、戴员亡匿山中。孙翊为丹阳，皆礼致之。览为大都督，督兵。员为郡丞。翊为左右边鸿所杀。河驰赴，责怒览、员。览、员杀河。韶统河部曲。后为广陵太守，镇北将军，数十年。赤乌四年（241年）卒，子越嗣。楷，越兄，代越为京下督。初，永安贼施但劫皓弟谦袭建业，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讨。皓数遣诘楷。楷常惶怖。是年征楷为宫下镇骠骑将军，遂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归晋。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今江苏宜兴县。封禅国山。在宜兴西南。又改元为天纪。初，驺子张俶多所谮白，累迁为司直中郎将，封侯，甚见宠爱。是岁，奸情发闻，伏诛。《泣》引《江表传》云：俶表立弹曲二十人，专纠司不法。于是爱恶相攻，互相谤告。弹曲承言，收系囹圄。听讼失理，狱以贿成。人民穷困，无所措手足。俶奢淫无厌，取小妻三十余人。擅杀无辜。众奸并发，父子俱见车裂。晋以王浑督扬州。四年（278年），吴天纪二年。羊祜卒，以杜预督荆州。五年（279年），吴天纪三年。合浦太守部曲郭马反，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八月，以丞相张悌领广州牧，从东道，徐陵督陶浚从西道讨马。徐陵，即京城。而晋军旋至矣。

晋武帝虽藉父祖余业篡魏，然性实因循，故久未以吴为事。时朝议亦多不欲伐吴。而羊祜、杜预、王濬等咸欲灭吴以为功。朝臣中惟张华赞之。是冬，乃使琅邪王伷出涂中，伷，懿子。涂水，今滁河。王浑及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王戎出武昌，胡奋出夏口，杜预出江陵，王濬、唐彬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皓使张悌督沈莹、丹阳太守。诸葛靓副军师。率众三万渡江逆之。至牛渚。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蜀兵来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同死社稷，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西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战。吴军大败，《皓传注》引《襄阳记》。悌、莹皆死。陶濬至武昌，闻北军大出，停驻不前。初，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之咎，缪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韦曜传》云：时有愆过，或误犯皓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戮。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皓滕夫人传》云：后宫数千，佩皇后玺绂者多矣。《注》引《江表传》曰：皓又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陆凯传》：凯上疏言：“昔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陆抗传》载抗疏曰：“已死之刑，固无所识。至乃焚烁流漂，弃之水滨。”案皓所枉杀者，如张纮之孙尚，及王蕃、楼玄、贺邵、韦曜等，均见各本传。岑昬险谀贵幸，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众所患苦。《华核传》：核上疏曰：“都下诸官，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田事，皇赴会日。定送到部，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如有逋县，则籍没财物。”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太康元年吴天纪四年（280年）。三月，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皓杀岑昬。皓惶愦

从之。陶濬从武昌还，即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于是合众，授濬节钺。明日，当发，其夜，众悉遁走。王濬克丹阳。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 横截之。又作铁椎，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丈。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椎，椎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克西陵、荆门、山名，在湖北宜都县西北。夷道、乐乡、夏口、武昌，无相支抗。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濬，象军望旗而降。濬顺流将至。伷、浑皆临近境，皓分遣使，奉书于濬、伷、浑。濬先到，受皓之降。举家西迁，封为归命侯，五年（284年）死于洛阳。其江陵为杜预所克，自沅、湘以至交、广，皆望风归命焉。

第十节 三国时四裔情形

匈奴单于于扶罗，以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死，弟呼厨泉立。数为鲜卑所钞。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来朝。曹操因留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晋书·匈奴传》云：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刘元海载记》：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刘元海载记》云：太康中改署都尉。案《三国志·明帝纪》：太和五年（231年），复置护匈奴中郎将。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泫氏县。今山西高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平陆县。左部帅豹，于扶罗子，呼厨泉以为左贤王，即刘渊之父也。《三国志·邓艾传》云：嘉平中，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士之威寖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盖左部独强之势，已稍显矣。

乌桓丘力居，献帝初平中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王，据《三国志·乌丸传》。《后汉书》作总摄三郡。盖指上谷之难楼，辽东之苏仆延，右北平之乌延。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连战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后难楼、苏仆延率其部落奉楼班为单于，然蹋顿犹秉计策。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民奔乌桓者十余万户，尚欲冯其兵力，复图中国。会曹操平河北，阎柔帅鲜卑、乌桓归附。操即以柔为校尉。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袁尚与楼班、乌延等皆走辽东，公孙康并斩送之。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桓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三国·蜀志·先主传》：与田楷救陶谦时，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则用乌丸为骑兵，由来已久。明帝景初元年（237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众军讨辽东。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叶，昔随袁尚奔辽西，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奖等诣阙朝贡。封其渠帅三十余为王，赐舆马、缯采各有差。《三国志·乌丸传注》引《魏略》。

鲜卑魁头死，弟步度根立。众稍衰弱。中兄扶罗韩，亦别拥众数万，为大人。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太祖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因阎柔上贡献。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据《本纪》。《鲜卑传》作能臣氐。比能复助为寇，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彰传》云：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乡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裴潜传》云：代郡大乱，以潜为太守。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专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潜精兵，以镇讨之。潜辞曰：“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之以静。单于以下，脱帽稽颡，悉还前后所略妇女器械财物。潜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单温、郭端等十余人。北边大震，百姓归心。在代三年，还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称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讼争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太祖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单于反问至，乃遣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征之。《本纪》：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盖潜在郡时也。后复通贡献。能、臣氐等之叛也，求属扶罗韩，扶罗韩将万余骑迎之。到桑干，汉县，今山西山阴县。氐等议以为扶罗韩部威禁宽缓，恐不见济，更遣人呼轲比能。比能即将万余骑到。当共盟誓，比能即于会上杀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及部众悉属比能。比能自以杀归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延康中，比能遣使献马，文帝立为归义王。文帝践阼，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屯昌平。汉县，今河北昌平县东南。步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素利、弥加、厥机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初不为

边患，然其种众多于比能。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太祖皆表宠以为王。厥机死，又立其子沙末汗为亲魏王。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比能与素利、步度根更相攻击，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步度根部众稍寡弱，将其众万余落依太原雁门郡。使人招呼泄归泥，归泥将其部落逃归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黄初五年（224年），步度根诣阙贡献，厚加赏赐。是后一心守边，不为寇害。是年，比能复击素利，豫帅轻骑径进掎其后，由是怀贰。帝复使豫招纳安慰。《豫传》：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豫持节护乌桓校尉，牵招、解俊并护鲜卑。自高柳东，貉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构离之，使自为仇敌，互相攻伐。素利违盟，出马千匹与官，为比能所攻，求救于豫。豫恐遂相兼并，为害滋深，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绝归路。豫从他道引去。胡追豫到马城，围之数十里。豫出虏不意，追讨二十余里，僵尸蔽地。又乌丸王骨进，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斩进，以进弟代。自是胡人破胆，威震沙漠。马城，汉县，在今察哈尔怀安县北。比能众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余部大人皆敬惮之，然犹未能及檀石槐也。六年（225年），并州刺史梁习讨比能，大破之。明帝即位，务绥和戎狄，以息征伐，两部羁縻而已。太和二年（228年），田豫遣译诣比能女壻郁筑鞬部，为鞬所杀。其秋，豫将西部鲜卑蒲头、泄归泥出塞讨郁筑鞬，大破之。还至马城，比能自将三万骑围豫七日。上谷太守阎志，柔之弟也，素为鲜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围去。后幽州刺史王雄并领校尉，抚以恩信。比能数款塞，诣州奉贡献。《明帝纪》：太和五年（231年），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儿禅诣幽州贡名马。《蜀志·诸葛亮传》：亮以建兴九年（231年）出祁山。注引《汉晋春秋》云：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建兴九年（231年），即太和五年，则比能之服，非诚服也。至青龙元年（233年），比能诱步度根使叛并州，与结和亲。自勒万骑迎其累重于陉北。并州刺史毕轨遣将军苏尚、董弼等击之。比能遣子将骑与尚等会战于楼烦，汉县，在今雁门关北。临阵害尚、弼。于是步度根将泄归泥及部众悉保比能，寇钞并州，杀略吏民。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居并州如故。步度根为比能所杀。三年（235年），王雄遣勇士韩龙刺杀比能，更立其弟。素利以太和二年（228年）死，子小，以弟成律归为王，代摄其众。案自后汉之世，匈奴分裂败亡以来，乌丸、鲜卑之众，实远较匈奴为盛，特皆不能统一，故尚不为大患也。

后汉之于西域，中叶以后，朝威稍损，已见第十章第六节。然往还迄未尝绝，至三国之世而犹然。《魏志·四夷传》云：“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其见于帝纪者：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明帝太和元年（227年），焉耆王遣子入侍。三年（229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齐王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寮。陈留王咸熙二年，康居、大宛献名马，皆其事。然《晋书·宣帝纪》载正始元年（240年），焉耆、危须来献，而志无其事，知帝纪所载，尚不完具也。《崔林传》：迁大鸿胪。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乃移书敦煌喻旨，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亦见是时来者之多也。魏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见《晋书·地理志》。《三国志·徐邈传》：邈为凉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蜀志·后主传》：建兴五年（227年），丞相亮出屯汉中。《注》引《诸葛亮集》载后主诏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则西胡之居凉州者不少矣。故姜维欲用之也。《魏志·四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据其所载：则且志、当系且末之误。小宛、精绝、楼兰，并属鄯善。鄯善，本楼兰改名，而此云楼兰并属鄯善者，此所谓国，皆指城邑而言，非如今所谓国者，兼该四竟之内，此时鄯善或已迁治，其故治仍名楼兰也。戎卢、扞弥、渠勒、皮穴，《汉书》皮山。并属于阗。罽宾、大夏、高附、天竺，并属大月氏。尉梨、危须、山王，《汉书》山国。并属焉耆。姑墨、温宿、尉头，并属龟兹。桢中、《后书·班超传》损中城，《注》作顿中。莎车、竭石、今喀什噶尔。渠沙、《北史》：渠莎，居故莎车城。西夜、依耐、满犁、《汉书》蒲犁。亿若、汉德若。榆令、前后《书》皆无此国。捐毒、休修、《汉书》休循。琴国，前后《书》皆无。并属疏勒。东西且弥、《后书》无西且弥。单桓、毕陆、汉卑陆。蒲陆、蒲类。乌贪，前后《书》乌贪訾离。并属车师后部。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玉印。《臧洪传注》引谢承书载洪父曼对袁逢之问，谓西域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稍散至百余国。《后书·洪传注》引同。盖其分者以人口渐繁，拓地渐广，建城邑亦渐多；其合，则以中国既衰，匈奴亦弱，莫能干与其事，狡焉思启者，因得遂其吞并之计也。《西戎传》又言：“从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其南道与《汉书》南道同。中道即《汉书》北道。其北别有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转西与中道合龟兹。更转西北，即入乌孙、康居云。又云：“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南道。”其南道，自罽宾经大夏、高附、天竺至临儿，即佛所生国。转东南入盘越。盘越，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蜀人贾似至焉。此国当在今缅甸、阿萨密之间，则中国西南行，陆道亦抵印、缅间，与水道几相遇矣。《西戎传》又云：

“前世缪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前世又缪以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缪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围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案安息、大秦间之海，必即红海无疑。此即甘英之所临。当时仅知有渡海而西之道，尚未知此所云绕海之道也。弱水、赤水、黑水、白玉山、流沙、西王母等，乃自古相传以为极西之地，随所至辄以为更在其表，已见第九章第四节。大夏、月氏，必不得在大秦之西，而此云流沙、西王母在大秦之西，大夏、月氏更在流沙、西王母之西者？一说以流沙、西王母在大夏、月氏之东，一说又推而致之大秦之西，为此说者，本不知大夏、月氏之所在，既推流沙、西王母于大秦之表，又采旧说，以流沙、西王母在大夏、月氏之里者，绲而一之，致有此颠倒错乱之语也。《梁书·诸夷传》云：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

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此则欧人之自海道来者也。其自新疆向西北诸国：《魏略》云：大宛、安息、条支、乌弋无增损。

惟云：乌弋一名排持。持，北宋本作特。乌孙、康居亦无增损。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案岩国，《后汉书》作严国，云在奄蔡北，属康居。

自昭帝弃真番、临屯，光武复罢东部都尉，汉室在东北之威灵，颇为失坠，至汉、魏间乃复一振，则公孙度、毌丘俭为之也。高句丽王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当在丸都山上，见下。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伊夷模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伊夷模死，立以为王。句丽呼相似为位。其曾祖宫，生能开目视，位宫生堕地亦能开目视人，故名之曰位宫。位宫有勇力，便鞍马，善猎射。司马懿讨公孙渊，位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正始三年（242年），寇西安平。在今辽宁盖平县东南。五年（244年），幽州刺史毌丘俭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冤，从诸道讨之。位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悬车，以登丸都。屠句丽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六年（245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冤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余口云。右据《三国志·毌丘俭传》。其《沃沮传》云：毌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与挹娄接。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否？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买沟，疑置沟娄之脱误，其地当在朝鲜咸镜道北境也。《传》云：自单单大领西属乐浪，自领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 为民。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 皆其种也。汉末皆属句丽。此位宫所由奔之也。又云：正始六年（245年），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 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其八年（247年），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 王。居处杂在民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刘茂、弓遵之师，盖与毌丘俭并出，是年可谓大举矣。然其后卒亡于三韩。

《韩传》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马韩在西，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弁辰亦十二国。弁辰、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注》引《魏略》曰：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不得自立为王”之辰王，盖指辰韩之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之辰王，则指三韩之共主，《国志》此文，疑有夺误，故其辞不别白也。韩，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桓、灵之末，韩、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即临屯。南荒地为带方郡。汉江北之地。带方，汉县，在锦江流域。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

夫余本属玄冤，公孙度雄张海东，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简位居立。无适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毌丘俭讨句丽，遣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薄敛送官。

《倭传》云：其国本亦以男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书》云：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案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中元二年（57年），下距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九十年，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百十一年，《国志》所谓住七八十年者，盖即自中元二年（57年）起计也。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诏封为亲魏倭王。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次使牛利为率善校尉，赐物答其贡直，又别有特赐。正始元年（240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以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诏恩。其四年（243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掖邪狗等一拜率善中郎将。《本纪》：四年十二月，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奉献。其六年（245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247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已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上献。案男弟佐治，乃社会学家所谓舅权之遗俗。卑弥呼死，复立壹与，则当时倭女王必不止一人。岂倭真嵎夷之东徙者，亦有齐地巫儿之俗与？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貉、夫余来朝，见《三国志·本纪》。《注》引《典论·自叙》云：建安十年（205年），始定冀州，貉贡良弓。《齐王纪》：正始七年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讨高句丽，五月，讨貉，皆破之。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陈留王纪》：景元二年七月，乐浪外夷韩、各率其属来贡。则汉、魏之际，艮维诸国，犹有陆詟水栗之概也。此等声威，晋初犹未尽坠，至鲜卑据东北，而形势乃一变。

第十三章 秦汉时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宗法昌盛之世，抑压女子必甚。斯时之女子，殆全为家族之奴隶，观班昭所作《女诫》可知。见《后汉书·列女传》。鲍永以妻于母前叱狗，即去之。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燕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人无状，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此虽矫激之行，然当时重视家族，轻视妇女之风，则于此可见矣。

汉世昏姻，尚颇重本人之意，非如后世专由父母主持者。《后汉书·宋弘传》：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此与《左氏》公孙楚、公孙黑争昏徐吾氏，而徐吾犯使其妹自择之同。见昭公元年（前538年）。可见男女本非不可相悦，特不当亲求亲许而已。此古风之未尽泯者也。昏姻所以寖由父母主持者？盖因家族权力大，其结昏姻，每藉此以图利，遂置本人之愿否于不顾。大之如有国有家者之结和亲，图外援，汉时嫁女于匈奴、乌孙，尚沿此习。小之则匹夫匹妇利聘币，觊嫁资皆是。陈平少时，家贫，及娶富人张负女孙，赍用益饶，游道日广。卓文君奔司马相如，卓王孙亦分予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可见当时娶妻，多有利其嫁资者。藉嫁女以牟利者，则尤多矣。《潜夫论·断讼篇》云：“诸一女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其深恶之至于如此，可见当时此等风气之甚。又云：“贞洁寡妇，遭直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迫胁遣嫁，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者。又或后夫多设人客，威力胁载。”此则以劫略而兼卖买矣。《后汉书·列女传》：刘长卿妻，桓鸾之女。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儿又夭殁，乃豫刑耳以自誓。阴瑜之妻，荀爽之女。瑜卒，爽强嫁之。至于自缢。士大夫之家如此，况细民邪？孝景王皇后，嫁为金王孙妻，生一女矣，其母臧儿夺之入太子宫，则已嫁之女，犹有见夺者。昏姻既全由家长主持，不顾本人之意，遂有许昏甚早者。《三国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云：同县管彦，少有才力，未知名。裒独以为当自达，常友爱之。男女各始生，共许为昏。彦果为西夷校尉。裒后更以女嫁人。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自处。姊妹皆远，吉凶断绝，以此自誓。贤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则洛阳之人也，岂吾欲昏之本旨邪？”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随妻还齐？用意如此，何昏之有？”遂不昏。当时视昏约不甚重，故其弊尚不甚大；后世昏约，一成而不可变，则其弊弥甚矣。

《汉书·文帝纪》：元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何焯曰：“立太子母上，《史记》有‘诸侯皆同姓’五字。盖周之天子，逆后于妫、姜之国。今诸侯皆同姓，则不可拘以旧制，必贵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卫，安于立贱矣。此等皆汉事与三代始判分处。”案魏氏三世立贱，栈潜抗疏以谏，孙盛著为讥评，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则时人之于族姓，视之未尝不重。特社会等级究渐平，而徇俗之意，亦或不敌其好色之情，自古相沿之禁忌，遂至日以陵夷耳。魏文德郭皇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昏。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昏也。”盖乡里难得高门，与外方人昏差易，故刘斐于是求之耳。此又民间昏娶之扳援门第者也。

男女交际，尚视后世为广。汉高祖还过沛，置酒沛宫，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故旧为笑乐。见《本纪》十二年。光武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本纪》建武十七年。可见州闾之会，妇女之与者尚多也。

离昏再嫁，亦为习见之事。外黄富人女，庸奴其夫，亡抵父客，父客即为请决，别嫁张耳。朱买臣妻亦以家贫求去更嫁。魏文帝甄后，本袁绍中子熙妻。孙权徐夫人，亦初适陆尚。权长女鲁班，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女鲁育，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帝王之家如此，氓庶可知。谷永劝汉成帝益纳宜子妇人，毋避尝字，则帝王亦不讳取再嫁之女。王章攻王凤，谓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见《汉书·元后传》。此乃有意攻击，非当时之通论也。当时守一不二者，大率当存亡之际，感激意气而然，非庸行。曹爽从弟文叔早死，妻夏侯文宁女，名令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诛，曹氏尽死，令女叔父上书与曹氏绝婚，强迎令女归。文宁使风之。令女以刀断鼻，血流满床席。或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三国志·爽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彼其视衰亡时之不可弃背，尤甚于其盛时也。弘农王之见杀，谓妻唐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亦谓尊卑不敌，非以再嫁为不可，故其归乡里，其父犹欲嫁之也。惟贞妇亦稍见重，故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有赐颖川贞妇帛；平帝元始元年（1年），有复贞妇乡一人之举。然此自贵其信义，而亦非专责诸女子，故光武善赤眉酋长，本故妻妇无所改易；见《后汉书·刘盆子传》。而冯衍亦自伤有去两妇之名也。《后汉书·衍传注》引衍《与宣孟书》。

《周官》媒氏、《管子》合独之政，嫁娶本由官主，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一节。汉世遗意犹有存者。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嫁之是也。见《汉书·地理志》。降逮三国，录夺妇女，以配将士之事尤多。《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畿初在河东，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偶，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妇，故所送少。《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注》引《魏略》，言是时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暴政之亟行，亦旧制之流失也。晁错《论徙民塞下》曰：“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欲“亡夫若妻者，由县官买予之”。王莽时，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传诣钟官，到者易其夫妇，见第七章第二节。此乃其夫妇既经离散，官为择配，非谓犹相匹偶，而故革易之，亦古者合男女之政也。然遂成为暴政，可见今古之异宜矣。

《汉书·王吉传》：吉言“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今观班昭十四而适曹氏，见其所作《女诫》。陆绩女郁生十三而适张白，见《三国志·绩传注》。吉之言似信。然汉惠帝六年（前189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犹以其过迟为虑者，盖亦蕃育人民之意耳。然亦可见当时习以十五为始嫁之年矣。

汉妃妾之制，初沿自秦，后武帝、元帝皆有增置，凡十四等，皆有爵秩。后汉惟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数十斛。又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魏制凡十二等。见《汉书·外戚传》《后汉书·皇后纪》《三国志·后妃传》。和、嫔、美、御之制，乃王莽所伪托。见第七章第三节。《三国志》：王朗上疏，言《周礼》六宫内官百二十人，《周官》无此文，盖其说。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蜀志·董允传》：后主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强执不听。可见莽世伪造之说，儒者并不之信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皇孙妻妾无号位，皆称家人子；亦见《汉书·外戚传》。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见《汉书·高五王传》。后汉制，诸王娶小夫人，不得过四十人，见《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说。以号位论，于古似未甚侈，然其所限人数，则稍褒矣，况其实，尚有不止于此者乎？贡禹言武帝后宫数千。诸侯妻妾或至数百。豪富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汉书·史丹传》言丹后房妻妾数十人是也。惟后汉梁节王畅上疏，自言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尚未越法令所定。

汉世贵族，淫乱颇甚。赵翼《廿二史 记·汉诸王荒乱》一条极言之。又云：武帝姊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主欲使偃见帝，乃献长门园地。武帝喜，过主家。主亲引偃出。偃奏馆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谒。帝大欢乐，呼为主人翁。案事见《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女鄂邑盖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岁，主以长姊入禁中供养。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与霍光闻之，不绝主欢，诏外人侍长公主。上官桀谄外人，欲援列侯尚主例，为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书，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号。《霍光传》。赵氏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闻之，不以为怪，亲王大臣，且为上书乞封为可异，实则其可异尚有不止于是者。汉诸王荒乱，如第四章第六节所述者，或系病狂，不可以常理度。若汉武帝卫皇后，乃自帝幸平阳主家时，侍尚衣轩中得幸，可见贵人之淫乱，不择地而施，而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宠有子，致宫人使令，皆为穷袴，多其带，又不足言矣。班超子始，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主贵骄淫乱，至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积怒，拔刃杀主。始坐要斩，同产者皆弃市。光武女郦邑公主，亦为新阳侯世子阴丰所害。丰诛死。父母当坐皆自杀。《阴识传》云：“帝以舅氏故，不极其刑”，盖谓未如始之要斩，同产皆坐也。尚主之祸如此，桓帝欲以公主妻杨乔，而乔不食以死，又何怪邪？

许后姊为淳于长小妻，见第六章第二节。窦融女弟亦为王邑小妻，见《后汉书》本传。则汉世虽贵家女，亦不讳为妾媵，民间更无论矣。后汉光武建武七年（31年）、十三年（37年），有略为下妻及依托人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以卖人法、略人法从事之诏。见第十四章第二节。贾谊言当时之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此所谓卖；《后汉书·酷吏传》：黄昌妇归宁，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则所谓略也。是时贵富之家，多娶妻妇，亦非尽为淫欲。如后汉周举对策，言竖宦之人，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娶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宦者传》言四侯之横，亦云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盖俗以多妾媵为荣，故如此。亦犹之侈仆从之众多耳。古臣妾本同物也。

周举咎宦官娶女闭之，至于白首，则当时婢妾，过期原可遣出。盖尚视为婢仆之流，不视为家属也。故宫人亦多遣出。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出孝惠后宫美人令得嫁。及崩，遗诏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成帝永始四年（前13年），出杜陵未尝御者归家。哀帝绥和二年（前8年），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平帝崩，则行之以遗诏。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惟霍光厚葬武帝，且以后宫女置于园陵，为宦官宫妾之孝耳。参看第五章第十二节。魏文帝疾笃，即遣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家，尤非汉诸帝所及。有学问者，举措究与恒人不同也。张敞奏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则汉世贵人姬妾，当罢与否，视乎其位，著于法令。然汉之美人，魏之淑媛、昭仪，固亦皆有位号者也。则此等法令，亦应改正矣。

嫡庶之别颇严。观《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孔乡侯傅晏，元寿二年（前1年），坐乱妻妾位免，徙合浦，可知。王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公孙瓒家世二千石，以母贱为郡小吏。汉景帝子常山宪王舜，有不爱姬，生长男棁，雅不以为子数，不分与财物。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郑季与卫媪通而生卫青，青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则嫡庶出之子，贵贱亦相去颇远。

贡禹言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此即所谓倡伎也。张禹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其弟子戴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马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则汉世士大夫之家，尚多有伎乐。《史记·货殖列传》言：中山女子，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又云“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即指此等人言之也。此等人尚未必能自鬻其伎，大抵有为之主者。《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妪。令太中大夫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乡。汉蠡吾，今河北博野县。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乃始妇。广望，汉县，今河北清苑县西南。产子男无故、武，女翁须。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乃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乃始共求媪。媪皇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予他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苏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卢奴东北三十里。汉卢奴，今河北定县。媪与乃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乃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乃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粜买，未具，乃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贾长儿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儿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此即宣帝母被诳鬻之始末也。广望节侯者，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子。其子之所为如是，可见汉时此等事之盛也。《三国志·杨阜传》言曹洪御马超还，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则军中亦有伎乐。

第二节 族 制

古代士大夫，亲族之聚居者较多，农民则五口八口之家而已，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二节。此种情形，秦、汉之世犹然。汉高祖谓诸功臣：“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董崇说寇恂曰：“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伯升之起也，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孙坚举事，其季弟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众咸附焉。沮授知袁绍将败，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孟代谗审配曰：族大兵强。则当时居军中者，多有宗族相随。避乱者亦然。韩融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见《后汉书·荀彧传》。密，汉县，在今河南密县东南。荀彧将宗族从韩馥。高柔从兄干在河北呼柔，柔举宗从之。董和率宗族西迁。田畴归魏太祖，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则其隐徐无时，亦必与宗人俱可知也。盖时去封建之世近，各地方皆有强宗巨家。畴与管宁、邴原、王烈等，能为流人之主，为之立纪纲，平诤讼，兴教化者以此，以其素为民所归仰也。参看第四节。然此特旧制之惰力，以事势论，则仍趋于分。故贾谊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汉书·地理志》，亦云河内好生分，颍川好分异。当时论者，多以是为俗之薄。于同居者则称道之。如《后汉书·魏霸传》称其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崔骃传》云：子瑗，兄弟同居数十年，乡里化之。《蔡邕传》云：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是也。夫仅三世同居，兄弟同居，而亦为人所称道，则分异之风之甚可知矣。《汉书·酷吏传》言济南 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孙嵩之藏赵岐也，曰：“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然则强宗巨家，多为政令之梗，是以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见《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而其时之刑诛，亦必波及亲族。唐玹之毒赵岐也，收其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段颎杀苏不韦，亦诛一门六十余人。《后汉书·苏章传》。马超门宗二百余家，为孟德所诛略尽。盖皆虑其报复，或不自安以致反侧也。生计之情形，既不容不分异，其不分异者，复为政令所摧残，欲宗法之不废坠，难矣。

当时宗族大者，非封建之世之遗孽，则新兴之豪富民，如樊重是也。见第十五章第二节。不然，则虽至行如薛包，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亦不能止矣。包事见《后汉书·刘平等传》首。应劭《风俗通义·过誉篇》议汝南戴伯起让财于兄之失引之，非矫激之人也。《后汉书·何敞传》：迁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独行传》：缪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产。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又数有斗争之言。彤乃掩户自挝。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遂更为敦睦之行。此等皆不免矫激。然分异之势，矫激者亦不能止，乃又藉让财以立名。《后书·循吏传》：许荆，祖父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为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言其故，悉以财推二弟。此等举动，阅之令人作恶。应劭曰：“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不能通有无于隐微之间，而必行逊让于昭著之地，不益见同居之不能维持邪？当时亲族之间，能互相救恤者，亦间有之。如《后书·文苑传》载侯瑾少孤贫，依宗人居其事。然《逸民传》又载周党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乃还之，则与今世之惟利是图者无异矣。财产私有之世，安能真有仁让之风邪？

汉世去古近，故母系遗俗犹未尽泯。《廿二史剳记》言汉皇子未封者率以母姓为称，举卫太子、史皇孙为例。然景帝十三子，其母五人，而《史记》称其世家为《五宗》，则明系以子系母，非仅称号而已。此实与黄帝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同，盖犹是母系之世之遗俗也。《汉书·外戚侯表》有扶柳侯吕平，以皇太后姊长姁子侯。师古曰“平既吕氏所生，不当姓吕，盖史家惟记母族”，此径从母姓者也。吕平《史记》作昌平，盖字误。其冒改他姓者，亦非所讳。滕公曾孙颇，尚平阳公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而滕公子孙，更为孙氏。卫青以同母姊子夫得幸武帝而冒姓为卫氏。张孟为灌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则蒙灌氏姓为灌孟。张燕本姓褚，以张牛角死，令众奉燕，因改姓张。此因古人之氏，本可随意改易故也。至古之所谓姓者，汉时已不可知，汉世有吹律定姓之法。《汉书·京房传》：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潜夫论·卜列篇》述俗人之说云：“太皞木精，承岁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角。神农火精，承荧惑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征。黄帝土精，承填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宫。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商。

颛顼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孙，咸当为羽。”乃诬妄之说，不足信也。《三国志·卫继传》云：父为县功曹。继为儿时，与兄弟随父游戏庭寺中。县长蜀郡成都张君无子，数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怜爱之。因言宴之间，语功曹欲乞继。功曹即许之。遂养为子。时法禁以异姓为后，故复为卫氏。然朱然本姓施，朱治养以为子，后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而孙权不许，则其法犹未甚严矣。

第三节 户口增减

汉世户籍，谓之名数。《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是也。师古曰：名数，谓户籍也，《石奋、孔光传注》同。亦或但谓之名。《汉书·张耳传》：尝亡命游外黄。师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淮南厉王传》：丞相等奏长曰“为亡命弃市诈捕命者以除罪”，命即名也。又或但谓之数。《汉书·叙传》：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亡命二字，习用既久，遂若但作亡字用者，然其本意自谓脱籍，或谓直作自逃其命解，非也。刘敞说。《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是前此户籍，男女皆不书年，此时女子犹不书年，则古代户籍之法，颇为粗疏。然《汉书·淮南厉王传》：薄昭遗王书曰：“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公言：“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游行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必移名籍左右，乃得出行，盖即所谓亡之诸侯，及游宦事人之法。《王子侯表》：陆侯延寿，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盖即所谓舍匿之法，则其法颇严矣。盖小国寡民之世，上下相亲，耳目周市，民不欲为奸欺，为奸欺亦非易，故户籍之法，无待严密，其后稍欲逃避赋役，则法亦随之而苛也。

《盐铁论·未通篇》：御史言：“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文学言：“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故相去愈甚，而就少愈多。”此户口不实，及民因赋役而流亡之情形。《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39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刘隆传》谓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故下州郡检核其事。又谓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此垦田户口，不易检核之情形也。《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后书·江革传》曰：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则是时检核户口，官吏初不亲历闾里，顾召人民而验之，安有得实之理乎？《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则郡县户口，中央皆有其籍，然亦未必得实耳。

前汉户口，以元始二年（2年）为最盛。其数见于《汉书·地理志》。凡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殿本考证》：齐召南云：“《帝王世纪》曰：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皇甫谧所计户口，必本此志，而数目参差，似所见古本异也。”后汉户口，永和五年（140年）之数，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凡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注》：“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145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缪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最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案历代史籍所载户口，均系出赋役者之数，而非生齿之数。即以赋役之数论，亦未必得实。故《后书注》所引伏无忌记所载之数，不更备引，以避繁碎。至《续志》所载，不取最多之数者，本于顺朝之书之说，当得其实也。案中国见在人数，为四万五千余万，虽不必实，相去初不甚远，而历代户口，无及万万者，其非情实可知。盖人民欲避赋役，隐匿者多；官吏不能核实，且亦不欲以实数上闻，故其去实在情形，如此之远也。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此秦末凋丧，及汉初增殖之情形也。《汉书·昭帝纪赞》曰：“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益耗，户口减半。光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此武帝时耗损及昭帝后增殖情形也。仲长统言：“王莽之乱，残夷灭亡，倍于秦、项。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可见莽末伤残之甚。《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谓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谓王浚收吴图籍，领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续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云：景元四年（263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案正始五年（244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140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案《三国志·杜畿传》，载畿子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蒋济传》：景初中，济上疏曰：“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郡。”《陈群传》：青龙中，群上疏曰：“今承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注》云：“案《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魏虽始承丧乱，方晋当无大殊。长文之言，于是为过。”然凋残之实，要不可讳矣。脱漏隐匿，自亦于斯为甚。《蜀志·吕乂传》曰：累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道。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以葛亮为政之核实，而身殁未几，蜀郡情形，遽至如此，亡命者之多，自可想见。《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云：“袁谭在青州，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三分不入一。”暴戾如此，曷怪人民之窜匿邪？《魏武帝纪》：兴平七年正月令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雍州刺史张阮答文帝令问，言“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凋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余”。此等因兵荒而凋敝之情形，夫岂无有？然终不如逃窜者之

多也。

《魏志·卫觊传》，言觊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言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吴志·诸葛瑾传》言瑾卒，子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袭爵摄兵业，驻公安。注引《吴书》曰：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后代父瑾领摄诸部曲，士卒亲附之，疆外无事。《陈武传》：庶子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此等皆不属于郡县，故郡县之民，弥见其少也。

入籍者谓之占著。《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前67年），诏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者八万余口。师古曰：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是也。成以此赐爵为关内侯，秩中二千石。然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见《循吏传》。后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亦以郡国“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匿实数于承平之日，以避诛求；张虚数于流亡之时，以夸抚字；所由来者旧矣。

古代政令，率务求庶，汉世去古未远，故其用意犹然。惠帝六年（前189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高帝纪》：七年（前200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后书·章帝纪》：元和二年（85年），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元和三年（86年）诏云：“婴儿无父母亲属，及人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则于婴儿乳妇，亦咸有惠政矣。然此等恐徒成具文。《贡禹传》：禹言“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王吉传》：吉言“世俗聘妻送女无节，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则虽有惠政，亦无补于生计之艰难，况重之以苛政邪？《史记·日者列传》言：产子者必先占吉凶，然后有之。《后书·张奂传》言：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日生者悉杀之。此等虽貌似迷信，实皆为生计所迫而然。《后书·侯霸传》：言霸王莽时为淮平大尹。更始元年（23年），遣使征之。百姓遮使者车，或卧当道乞留，至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此虽饰说非实，然不举子者之多，则于此可见。《三国志·骆统传》：统上疏言：“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此亦三国时户口凋耗之太原耶？当时法律，非不禁之。如《后汉书·贾彪传》言：彪补新息长。新息，今河南息县东。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王吉为沛相，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魏志·郑浑传》：迁下蔡长、邵陵令。下蔡，今安徽凤台县。邵陵，今湖南宝庆县。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增开稻田，重去子之法；皆是，然其效亦仅矣。

贫民生子不举者虽多，贵族则增殖颇速。《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以三人之后，二百有七年之间，而其数至于如是，其增殖亦可谓速矣。此盖贵人多妾媵；又生计宽裕，生子无不举，养育亦较优故也，固非所语于凡民矣。

第四节 人民移徙

汉法，人民流移，本干禁令，然流亡既所不免，即不得不从而许之，但望其仍能占著而已。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以水旱为灾，关东流冘者众，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后汉明帝即位，赐天下男子爵，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其后诸帝即位，立皇后、太子，改元，大赦，多有是诏，盖为东京之故事矣。然徒许其迁移，尚未必其能徙，故国家又时有移民之政焉。

秦及汉初之移民，徒为强干弱枝之计，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汉书·地理志》言：“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侯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则娄敬之策，汉且世世行之矣。

移民实边之利，文帝时晁错极陈之。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平帝元始四年（4年），置西河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其规画皆颇远大。晁错言移民之计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其计虑之周详如此。错之言多有所本，盖亦古之遗规也。然其能行之与否，则难言之矣。后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从者，赐弓弩衣粮。九年（66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赋。待之亦未尝不厚。然伍被为淮南王画反计，欲诈为丞相、御史请书，徙民朔方，以恐动其民，见第四章第六节。则民之视迁徙为畏途久矣。

景帝元年（前156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 畜，或地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此真知土满人满之当互相调剂者也。然特听其徙而已。至武帝世，乃更有大举移民之事。《汉书·武帝本纪》：元狩四年（前119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史记·平准书》云：“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与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后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又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护之。”其行之虽未知如何，其于民，亦可谓尽心焉尔矣。平帝元始二年（2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其振恤之亦极周至。此等皆古代之遗规，未尽废坠者。至后世，言治者益以无动为大，更不能有此等举措矣。

移民亦有为治理计者。《史记·货殖列传》言：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是也。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成帝时，陈汤言：“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实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然则充奉陵邑，仍有裁抑并兼、整齐风俗之意也。然诸陵实为游侠出入之地，斗鸡走狗之场，宣帝即因上下诸陵，周知闾里奸邪，见第五章第十二节。则不惟不足昭轨物，转足败坏风俗矣。《后汉书·贾复传》言：旧内郡徙民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汉书·李广传》：李陵出兵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皆可见豪强之不易裁抑，而新徙之民未易令其得所也。

后汉之末，九州云扰，人民荡析，邑里丘墟，兵争者乃多欲移民以自利。魏武帝得汉中，卒徙其民而弃之，已见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曹仁入襄阳，徙汉南附化之民于汉北。孙策破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皆徙诣吴。《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孙权破庐江，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亦见本传《注》引《江表传》事在建安五年（200年）。建安十二年（207年）、十三年西征黄祖，皆虏其人民而还。诸葛亮箕谷之役，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出陇西，拔狄道、河间、临洮三县之民，居于繁县。吴赤乌六年（243年），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亦收其民人。此尚其荦荦大者，其小者，史未必备载也。此时移民，颇多一切不顾利害者。《三国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观毗谏诤之切，而知当时徙民之危矣。魏武欲徙淮南之民，本问蒋济，济言民实不乐徙，而武帝不听，卒至皆叛入吴，见第十一章第九节。其前鉴也。

凡事国家代谋者，恒不如人民自为谋之切，而人民不愿行之事，亦未易以政令迫之。故秦、汉时之移民，规模虽大，计虑虽周，卒之弊余于利，而人民之自行移殖者，其成功转大有可观焉。边方之开发，山泽之垦辟，尤其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当时九州云扰，惟海道所通之地较完，故适辽东、交阯者极多。如邴原、管宁、王烈、许靖等皆是。诸人后虽复还，然与之俱徙者，必不能皆与之俱还也。其时去封建之世近，民之迁徙者率成群，其士大夫恒能为之率将，而宗族亲党之间，亦恒能互相救恤，故其力强而足以自立。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者数百家。管宁至辽东，庐于山谷，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旬月而成邑。杨俊以兵乱方起，河内处四达之冲，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此非故名族而能然邪？田畴入徐无山数年，百姓归之者五千余户。郑浑迁左冯翊，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吕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土安业。观此，可知当时避乱者，为乱者，守土者，皆有入山守险之事。入者不必遽出，而山泽辟矣。此等事北方究尚不甚多，南方尤盛，所谓山越是也。世或闻越之名，遂以为异族，此实大误。其人一出平地，即能输税赋，充行伍，安得目为异族？盖皆汉人之遭乱入山，与越错处者耳。入山者多，则主客易位，而越人悉为所化矣。故当时山越之繁滋，寇贼郡县之祸小，开拓山地之功大。以郡县见寇贼论，庸或视为乱人，以民族相亲和论，则百万异族之同化，悉于平和中奏其功矣。此实我先民伟烈之不可忘者也。山越之名，昉见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后书·本纪》：是年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其实当不始此，特前此与郡县无交涉，史不之及耳。至献帝世而大盛。其所盘踞之地，几尽江东西境。孙吴诸将，无不以剿山越见称，而诸葛恪为尤著。《恪传》曰：恪以丹阳山险，民众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离，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从兵芟刈，使无遗种。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岁期人数，皆如本规。夫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则其本非越人可知，故称之者亦或曰山民，或曰山贼，不尽曰山越也。山越虽为寇盗，必不能专恃此为生。观诸葛恪以芟刈禾稼困之，则知其人仍事耕作。此等人民，风气必极淳朴。陶潜之《桃花源诗》，世恒视为寓言，其实观清乔光烈之《招垦里记》，知其所记必系实事也。见《经世文编》卷二十三。民自耕凿食饮，而有国有家者，必欲强出之以为兵，亦可哀矣。夫苟欲用兵力，则宜陈之边方之地，以御异族，而不当内自相争。《汉书·地理志》云：河西诸郡，“吏民相亲，风雨时节，谷粜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

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效”。夫岂吏至边郡则贤？新辟之区，地有余利，则民富厚而俗自淳也。《盐铁论·未通篇》：御史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澹；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 耒而耕，负 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以珍怪充后宫，实外厩为利，其义未之前闻。云匹夫乘坚良，民间厌橘柚，亦必诬妄之辞。如《汉志》之所云，则庶乎开边之利矣。然亦必有兵力以守之，然后能为我有。魏武之破三郡乌丸也，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梁习言并州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犹是恃新辟之地以为生也，然而转为他人奉矣。故曰有文德者不可无武备也。惜哉，如孙吴之流，只知攘窃于国内也。内乱不已，外寇乘之，而神州奥区，转为五胡殖民之地矣。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自分立进于统一，各地方之风气，必自异而渐即于同，此同化之实也。《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盖谓以人力齐自然之不齐，可谓知此义矣。又曰：“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定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盖因朱赣所论，而有所增益，文皆举荦荦大端，使千载之下，于当时各地方之风气，犹可见其大概焉，亦可宝矣。今删略其说如下：

《汉书》所谓秦地者，包今之陕、甘及川、滇。《汉书》言其俗曰：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有鄠、今陕西鄠县。杜秦县，汉后更名杜陵，在今长安县东南。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汉县，今陕西韩城县。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醴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滇、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执。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故秦地三分天下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魏地为今山西省西南，河南省黄河北及东北境。河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

周地为今洛阳附近之地，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

韩地为今河南郑县附近及西南境。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陈，其俗巫鬼。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尚忠，其敝鄙朴。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臧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

赵地为今河北之西南境，山西省除河东外亦皆属焉。又有今绥远南境。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执，轻为奸。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

燕地为今河北东北境，及热河、察哈尔、辽宁，并包括朝鲜北境。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渔、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玄冤、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丽蛮夷。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偿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寖多，至六十余条。

齐地为今山东东北境、河北东南境。齐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

鲁地为今山东西南境及江苏之淮北。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宋地跨今山东、河南、江苏三省之间。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卫地跨今河南、河北之间。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其俗刚武，尚气力。汉兴，二千石治者亦以杀戮为威。宣帝时，韩延寿为东郡太守，崇礼义，尊谏争，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楚地为今湖南北、汉中及河南东南境。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执。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吴地，今江苏、安徽南境及浙江、江西之地。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

粤地，今两广及越南之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麝。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以上皆《汉书·地理志》之说也。汉人议论，涉及风俗者，多可与此相发明。如邹阳言“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智，韩、魏时有奇节”。《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后汉书·虞诩传》：诩亦引之，以为谚语。《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喻巴、蜀檄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此辞固不尽实，然巴、蜀之民怯战，亦必非尽诬。以其地闭塞，先世用兵本少也。《盐铁论·通有篇》：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陵阳，汉县，今安徽石埭县东北。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然后呰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皆与《地理志》之言相出入也。综其大要：是时生业最盛者，为黄河中下游。其人之勤力、嗜利及淫侈亦最盛。渭水流域，盖自周室东迁以后，沦为戎狄之区，然其地故肥沃，秦人收而用之，至战国之世，文明程度稍足肩随东方，而惇朴之风犹在，用克兼并六国。自汉代秦，稍习于丰亨豫大，又徙东方豪民以实之，而风气遂渐变矣。自西北至东北边，地皆新辟。其俗鄙野，而右武之风未衰。汉代武功之盛，于此盖重有赖焉。长江流域，生业远后北方，故其贫富较均。其人之勤力及淫侈，亦不如北方之甚。其右武之风亦未衰。张良说汉高祖曰：“楚人剽疾，愿上无与争锋。”周亚夫亦言：“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李陵以步卒绝漠，为古今所罕有，而其言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汉书·淮南王传》，谓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又论其事曰：“此非独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夫荆楚剽轻，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孙坚与策，皆以“轻佻躁果，陨身致败”，《三国志》本传评语。而孙权亦以此屡濒于危。权攻合肥，为张辽所袭，赖凌统等以死扞卫，乃得乘骏

马越津桥逸去，见本传建安十九年（214年）及《张纮传》，又《贺齐传注》引《江表传》。又乘新装大船，于武昌遇风，与是役皆赖谷利以免，见本传是年《注》引《献帝春秋》，及黄武五年（226年）《注》引《江表传》。亲乘马射虎，马为虎所伤，见本传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及《张昭传》。诸葛诞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后麾下数百人，坐不降死，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论者比之田横。《诞传注》引干宝《晋纪》曰：“数百人拱手为一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可见当时南方风气。华核言“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良非偶然。当时南人所以不敌北者，乃其文明程度不逮，而非关其人之强弱。羊祜言：“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战楯，不如中国。惟有水战，是其所便。”盖训练未精，械器不利也。袁淮言：“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则偏见矣。祜言见《晋书》本传。淮言见《三国志·齐王纪》正始七年（246年）《注》引《汉晋春秋》。晋室东渡，不能用之驱除五胡，顾溺于晏安，使其民化之，亦日即于脆弱，亦可哀矣。

第十四章 秦汉时社会等级

第一节 豪 强

秦、汉之世去古近，故其人等级之见颇深。《史记·项羽本纪》：东阳少年杀其令，强立陈婴为长，欲立婴使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目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此当时中流人士之见解。《陈涉世家》：涉与吴广，召令从众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无赖子之口吻，非通常见地也。然人心虽尚如是，事势则已大变。《廿二史 记》曰：“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贵族此时，业已不能自振；中流人士，亦或拘文牵义，不能进取；惟下流无赖之人，无所忌惮，无所不敢为，故卒能有所成就，若偶然而实非偶然也。刘、项成败，亦以此为太原，说见第三章第四节。

汉世选举，并不重视门阀。唐柳芳论氏族，谓汉高祖起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是也。见《唐书·柳冲传》。然亦不能全免。《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李广传》：以良家子从军击胡。《赵充国传》：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甘延寿传》：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如淳曰：“医、商贾、百工不得与也。”期门、羽林如此，他要职可知。汉世权戚，如西京之金、张，《汉书·张汤传》：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东京之邓氏、《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耿氏、《后汉书·耿弇传》：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窦氏，《后汉书·窦融传》：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虽贵盛实不为久，然门第之见，则已渐入人心。如杨氏自震至彪，四世为太尉，与袁氏俱为名族，其后扰乱之际，袁绍颇为人心所归，即其一证。《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略·儒宗传》云：“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薛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太祖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黄初中为秘书丞。太和后病亡。敕其子无还天水。”又《张既传注》引《魏略》云：“初，既为郡小吏，功曹徐英尝自鞭既三十。英冯翊著姓，自见族氏胜既，于乡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虽知既贵显，终不肯求于既。既虽得志，亦不顾计本原，犹欲与英和。尝因醉欲亲狎英，英故抗意不纳。”当时大族单门，地位相去之远，可以概见。夏侯玄耻与毛曾并坐；贾诩男女嫁

娶，不结高门，世称其善于自守；盖已渐启南北朝昏姻不通，起居不相侪偶之习矣。

强宗巨家，在平时实为治化之梗，至乱时，则更有不堪设想者。《三国志·步骘传》：骘以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会稽焦征羌，《吴录》曰：征羌名矫，尝为征羌令。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只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方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当时豪民，其无礼敖慢如此。此已足败坏风俗矣。然尚不过无礼而已，甚有躬为剽夺者。如《汉书·酷吏传》言：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三国志·司马芝传》：芝为管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迁广平令。今河北广平县。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此遇良吏则然，若不肖，则将反与之交结矣。魏武之定河北也，下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粥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年）《注》引《魏书》。公孙瓒罪状绍，谓其割剥富室，收考责钱，《三国志》本传《注》引《典略》。盖非虚辞矣。无怪鲍宣谓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其一也。平时之挠法乱政既如此，至战时，则有如魏文所言“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者。《典论·自叙》。《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田儋及从弟荣、荣弟横，皆豪桀宗强，能得人。武臣之死也，客有说张耳、陈余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羁旅不敌土著，此王郎之所以能窘光武也。王修守高密令，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修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惮不敢近。贺齐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袁绍逆公孙瓒于界桥，巨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瓒兵强，皆欲属瓒。绍使董昭领巨鹿。时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为谋主，惊动吏民。昭即斩之，一郡皇恐。盖自擅于一隅之地，反侧于两军之间者，莫非此曹。根柢槃互，卒不可除，乱势之难于爬梳，此亦其一因也。

汉世政治，遇强宗巨家亦特严。二千石阿附豪强，为刺史奉诏所察六条之一。杜延年以故九卿，外出为边吏，治郡不进，上以玺书让之。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马援为陇西太守，总大体而已。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然则秦、汉之置守，其视豪强，乃至与外寇等也。严延年为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史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小民有罪，多所容贷。看似失平，实亦有所不得已也。《后书·酷吏传》云：“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汉末名士，待宦官支党特酷。后人或疑为过激，而不知当时风气固如此也。严延年、史弼皆名列《酷

吏传》。然不列《酷吏传》而务于摧折豪强者亦多，如赵、尹、韩、张、两王即是。

豪强与贵势相结，则其为害弥甚。《汉书·酷吏传》言：王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请下户之猾，以动大豪。酷吏如此，况庸人乎？周纡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王畅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能如是者盖寡矣。况汉自宣帝、光武，已不能裁抑贵戚邪？见第五章第十二节，第九章第一节。

第二节 奴、客、门生、部曲

奴婢之原有三：一曰俘略。《史记·项羽本纪》：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秦吏卒多窃言曰：“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及羽屠咸阳，收其宝货妇女而东。其破田荣，皆坑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汉王既灭项羽，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此战时所虏也。栾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孝文窦皇后弟广国，四五岁时，为人所略卖。《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蒲侯苏夷吾，鸿嘉三年（前18年），坐婢自赎为民，后略以为婢免。此皆平时恃强为之，实为罪大恶极。然王莽言当时之弊曰“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本传始建国元年（9年）行王田时语。则其事几与鬻卖同其普遍矣。二曰罪人。此即所谓官奴婢，然亦可赏赐鬻卖。如武帝赐异母姊修成君奴婢三百人；后汉东平宪王归国，特赐奴婢五百人；清河孝王出居邸，赐奴婢三百人；晋武践阼，以奴婢二人赐王基。又如汉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见《汉书·毋将隆传》。是也。官奴婢既可赏赐鬻卖，则有罪为奴者，自亦可在私家，故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髡钳布，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也。三曰鬻卖：此本民间因困穷而起。《汉书·食货志》云：“汉兴，接秦之敌，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则买卖人口，本为法令所禁，然此实所谓“法不能禁，义不能止”者。贾捐之语，见本传。故贾谊谓当时之民，岁恶不入，请爵卖子，几视若故常也。又有初以为质，后遂没为奴婢者。严助为淮南王谏伐闽越曰：“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赘即质也。又有贩卖外国人者。《史记·货殖列传》曰：“巴、蜀南御滇僰，滇、僰僮。《汉书·地理志》作南贾滇、僰，滇、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西南夷列传》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三国志·陈群传》：子泰，为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此与欧人贩鬻黑奴无异，人类之罪恶，真可谓今古同符，东西一辙矣。官奴婢有罪与否，已自难言，犹可诿曰：法固以为有罪，私奴婢则以无告而鬻卖，国家所当愧耻而矜恤之者也，乃亦躬与为市。晁错说汉文帝徙民塞下曰“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足征官可卖买人口，由来已久。又欲募徙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此武帝时募民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之策也。至即治郡国缗钱，得民奴婢以千万数，则又视同财产而没入之矣。梁冀起别第，取良人为奴婢，名曰自卖人，则又卖买其名，劫略其实。

奴婢之数，似降而愈多。张良家僮三百人，在周、秦之际，似已不为少矣。汉世贵戚，则王商私奴千数。张匡之言，见《商传》。史丹僮奴以千数，王氏僮奴以千百数，《元后传》。窦氏奴婢以千数，《窦融传》。马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济南安王光武子。奴婢至千四百人。梁节王明帝子。以罪见削，上疏辞谢，犹欲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其豪富，则卓王孙僮客八百人，《司马相如列传》。《货殖传》同。王孙分与文君僮百人。程郑数百人，折像父国家僮八百人，《后汉书·方术列传》。曹仁弟纯僮仆人客以百数，《三国志·仁传注》引《英雄记》。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先主转军广陵，竺进奴客二千。哀帝时名田之制，限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官所为限如此，未限之数可知。战国时三世为相，仅有家僮三百人者，方之蔑矣。汉人恒言：“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业。刁闲收取桀黠奴，使逐渔、盐、商贾之利。《货殖列传》。当时之有奴婢者，皆使事生产，故奴婢愈多，主人愈富。《货殖传》言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颜师古曰：“指千则人百。”然则有僮百人者，富可敌万乘之国；而如麋竺者，其富且十倍于古之天子矣。盖井田废而民失职；工商之业，资本小者，亦不足与大者竞；故民之沦为私属者愈多也。汉武帝世，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其用之亦一如私家。然当时徒奴婢众，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其为损益，已自难言。后贡禹言：“诸官奴婢十余万人，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则弥为失策矣。公家之营利，固终不如私家也。

当时豪民，待奴婢颇虐。窦安国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可见主人虐待奴婢，置其生死于不顾之情形。侯应议罢边塞云：“边人奴婢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汉书·匈奴传》。亦无怪其然矣。《汉书·田儋传》：儋阳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然虽有此律，未必能行。故董仲舒说武帝：“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王莽亦谓当时之奴婢，制于民臣，颛断其命也。新室王田之制，名奴婢为私属，且不得卖买，自亦不得专杀，惜其制不传。光武建武十一年二月，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八月，诏曰：“敢灸灼奴婢论如律。所灸灼者为庶民。”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疑实承新室之法而然。不然，何前汉二百年，迄未之及也。

奴婢之子，亦仍为奴婢。《汉书·陈胜传》：秦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此民间奴婢之子也。《司马迁传注》引应劭曰：“扬雄《方言》云：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之北郊，民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则良人与奴婢相配，亦视如奴婢矣。汉文帝除肉刑，张苍等请定律：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汉书·刑法志》。此有一定年限。然《三国志·毛玠传》载钟繇之言：谓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有黥面供官。则文帝时所定之律，惟施诸免刑者耳。以贫穷鬻卖者，自与犯罪没入者殊科，故可以诏令放免。《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是也。官奴婢亦有援此例者。文帝后四年（前160年），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哀帝时，定名田之制，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是也。此盖其罪较轻者。后汉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五年五月，诏见徒免为庶人。六年十一月，诏王莽时吏民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七年五月，诏“吏民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三年十二月，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人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十四年十二月，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直”。中元二年（57年），明帝既即位，诏“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恣其所乐”。盖犹承建武之遗规也。光武可谓中国之林肯矣。然官吏能否奉行，仍不可必。《三国志·齐王芳纪》：芳即位，诏官奴婢六十已上，免为良人。正始七年八月，诏曰：“属到市观，见所斥卖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遣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振给。”裴松之谓：“即位诏宜为永制，七八年间，而复货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残病，并非可雠之物；而鬻之于市；此皆事之难解者。”其实何难解之有？此直是有法令而不奉行耳。彼买奴者，自能计其出入是否相当，而岂虑老病者之无所用邪？

私家免奴，有出于好义者。如韩卓以腊月奴窃食祭其先，义其心，即日免之。《后汉书·符融传注》引袁山松书。华歆，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是也。此等义举，自非可多得。通常皆以财赎。前所引杨俊避乱，宗族知故，为人略作奴仆者六家，俊皆倾财赎之是也。见第二节。俊后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后与别。可谓好行其德矣。

古所谓食客者，非必名卿大夫如四公子之徒，然后有之也，虽士庶人之家亦有之。韩信尝从下乡亭长寄食；吴汉家贫，给事县为亭长，以宾客犯法亡命；其明征矣。楼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吕妪同食。及护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此等美德，非人人所能有。灌夫食客日数十百人。戴良曾祖父遵，食客常三四百人。郑太知天下将乱，阴交豪桀，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此等人亦难多觏。故所谓宾客者，名虽为宾客，实亦从事于生产作业。《后汉书·马援传》，言援亡命北地，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后将家属归洛阳。居数月，无他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收宾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可见宾客非安坐而食者矣。其地位较卑于宾客者，谓之门生。《三国志·牵招传》，言招年十余岁，诣同县乐隐受学。后隐为何苗长史，招随卒业。直京都乱，苗、隐见害。招与隐门生史路等触蹈锋刃，共殡敛隐尸，送丧还归。《吴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策与袁术书曰：“其忽履道之节，而强进取之欲者，将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孰不从我？”盖门生乃常居门下执事者，于其所主，若子弟之于父兄，宾客则犹为敌体。故《满宠传》言“汝南袁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以门生、宾客分言之也。

又有所谓部曲者，则其名自行伍中来。《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则部曲之名，正与今之团营连排等。乱离之世，其人或无所归，而永随其将帅。当其不事战阵之时，或使之从事于屯垦等事。其后见其有利可图，则虽不益兵之日，亦或招人为之，而部曲遂为私属之名矣。如《三国志·卫觊传》，谓关中大有还民，诸将多引为部曲是也。详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尔时宾客与部曲亦混淆不分。《三国志·李典传》言：典从父乾，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众随太祖。后为吕布别将所杀，子整将其兵。整卒，典将其兵。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后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此平时之宾客，乱时以兵法部勒之，即成部曲之证。《吴志·孙策传》言：袁术召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宾客愿从者数百人。《甘宁传注》引《吴书》，言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依黄祖。祖令人化诱其客，客稍亡。苏飞白祖，听宁之县招怀亡客，并义从者，得数百人。《吕范传》言：范将私客百人归策。此等宾客，亦皆可以充兵。《吴书》所谓僮客，亦即《蜀志·麋竺传》所谓奴客，盖又以家奴充兵者也。《蜀志·霍峻传》：峻兄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魏志·邓艾传》：艾言于司马景王，谓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无军职而有部曲，亦即奴客而已。《蜀志·先主传》，言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吴志·朱桓传》，言其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可见其数之众。全 子怿，怿兄子辉、仪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归魏；《魏志·钟会传》。孙壹率部曲千余家归魏；《吴志·孙静传》。韩当子综，载父丧，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皆部曲永属其人之证。而国家亦即从而许之，且或以之为赏赐。《吴志·周瑜传》，言瑜卒，孙权迎其丧芜湖，众事费度，一为共给。后着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吕蒙传》：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迫。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其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用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不能将而付之以兵，亦即许其有部曲耳。部曲既不必为兵，遂有特赐其家者。潘璋卒，子平以无行徙会稽，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是也。陈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纠正户羸民，以补其处。所谓赐复人，亦即所谓复客。此等皆不欲以之为兵，故《蒋钦传》言钦卒，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给钦妻子也。

第三节 游 侠

游侠者，古武士之遗也。《史记·游侠列传》曰：“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盖当封建全盛，井田未坏之时，所谓士者，咸为其上所豢养，民则各安耕凿，故鲜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井田之制稍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相随属，又或淫侈不恤士，士遂流离失职，而民之有才智觊为士者顾益多。于是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史记》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又言“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此皆古武士之遗风。然此特少数人能之，而终亦必澌灭以尽。《史记》又言：“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予悲世俗不察其意，猥以朱家、郭解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夫世俗之所笑者，乃凡游侠之徒，岂指一二人言之；况所谓一二人者，其行亦未必可信邪？

《东门行》古辞曰：“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县衣。拔剑出门去，儿女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 糜。共 糜，上用仓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儿。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平慎行，望君归。”《宋书·乐志》。此古游侠者流，迫于贫困，欲为作奸犯科之事，而其家室止之之辞也。所谓游侠者，原不过如此。《史记》言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不休，铸钱掘冢，不可胜数。《汉书·货殖传》言：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又言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复齿列。盖亦所谓游侠者流也，何以异于暴豪之徒邪？《史记》言朱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兼味。乘不过 牛。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徙豪富茂陵也，郭解家贫不中訾。《汉书》言原陟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此盖其所谓廉洁退让者。然郭解之徙也，诸公送者出千余万；郑庄行千里不赍粮；《史记·汲郑列传》。原陟费用皆仰给诸富人长者；岂有身为游侠魁桀，而真以贫为患者哉？服食之美，宫室车马之侈，本非人人之所欲。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者盖千乘。杜季良父丧，致客，数郡毕至。敛众人之财，而又少散其所余，此狙公朝暮三四之术，游侠魁桀，莫不如是，而岂真足语于廉洁退让邪？不宁惟是，为游侠魁桀者，莫不有阴鸷之性。《史记》言郭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然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汉书》言原陟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非此等人，固不能为魁桀。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之所不得已者，孰如求活？结党求活者，固亦有其所谓义。《汉书》所谓“自与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者也。贡禹述当时之俗，以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以阴鸷善谋之士，驭愍不畏死之徒，是则所谓游侠也已矣。

游侠之微末者，不过今江湖流丐、地方恶棍之流。《汉书·张敞传》云：长安偷盗酋长，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游侠传》云：长安街闾，各有豪侠。万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万子夏；是其事也。《酷吏传》云：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桴鼓不绝。其乱如此。然此等不过为暴于都邑之中，其为害，实不如朋党宗强比周者之烈。《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言：灌夫交通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其为患可谓甚矣。

秦、汉之世，士大夫多喜与游侠交通。张良居下邳，为任侠。项伯杀人，尝从良匿。季布弟心杀人，亦亡吴从袁丝匿。《袁盎传》。甚至好黄、老如汲黯、田叔者亦为之。剧孟尝过袁盎，盎善待之。

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丧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在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今公阳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遂骂富人，弗与通。盖当时之士大夫，其性情，实与游侠近而与商贾富人远，而游侠中亦自有佳人。《史记》言张耳、陈余，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及张敖狱竟，而汉高祖贤张王宾客，尽以为诸侯相、郡守，亦以其人本堪任用也。然此等亦特少数，语其多数，则未有不入于作奸犯科者。东平思王通奸犯法，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见《汉书·江充传》。广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刘调等，为贼囊橐。见《汉书·张敞传》。红阳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见《汉书·元后传》。戴圣子宾客亦为群盗。见《汉书·何武传》。义纵少时与张次公为群盗：此杀人越货之为也。梁孝王怨袁盎，使人刺之。薛宣子况怨申咸，赇客创其面目。周荣辟司徒袁安府，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皆荣所具草，窦氏客乃以悍士刺客满城中相胁：此所谓借交报仇者也。甚有服官而相结为奸利者：郑当时为大农，任人宾客僦，人多逋负。起昌陵也，营作陵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翟方进部掾史覆案，发大奸数千万。万章与石显交善，显当去，留床席器物数百万直，欲以与章。游侠之所为如此，尚得曰其私义廉洁退让哉？郑当时，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为大吏，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惟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桮。夜寝早起，妻希见其面。

有一女，无男。然好乐士大夫。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其趋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终用败。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果好贤如《缁衣》邪？抑相结托谋进取，且为所识穷乏者得我也。《卫霍列传》言：青日衰，去病日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惟任安独不肯去，若不胜其忻慕之诚。《汲郑列传》言：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若不胜其怏怏之意者。魏其、武安，互相 龁，终成祸乱，亦不过争宾客盛衰耳，岂不哀哉？然当时贵人，殊不悟此。武帝威刑虽峻，而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多以异端进者。光武亦不能裁抑外戚、诸王，卒致沛王之祸；窦氏、马氏等，亦卒以此败。《樊宏传》：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蔡茂传》：光武时，茂言今者外戚 逸，宾客放滥，宜敕有司，案理奸罪。《后汉书·桓谭传》：哀、平间，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谭说以谢遣门徒，务执谦悫，而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马援传》：援兄子婿王磐，王莽从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败，磐拥富赀，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有名江、淮间。后游京师，与卫尉阴兴、大司空朱浮、齐王章共相友善。援谓姊子曹训曰：“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陵折，其败必也。”后岁余，磐与司隶校尉苏邺、丁鸿事相连，坐死洛阳狱。而磐子肃，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谓司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书者，以为肃等受诛之家，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帝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豫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真神人也。”盖其祸福之皎然如此，然诸人虽终被其祸，而民之受其害者，则已不可胜数矣。孙宝不能捕杜稚季，光武亦不能裁抑湖阳公主，见第九章第一节。且以赵王故免李春，《后汉书·赵熹传》。虞延亦卒为阴氏所陷。贵戚与豪党相比周，其祸可胜言哉？

汉时豪贵，每有犯上作乱之举。匡衡子昌，为越骑校尉，醉杀人系诏狱，越骑官属与昌弟谋篡之。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长取其母，与豭猪连系都亭下。商兄弟会宾客，自称司隶、掾、长安县尉，杀义渠长妻子六人。《汉书·翟方进传》。亦见《酷吏传》。第五种徙朔方，孙斌将侠客追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与归而匿之。任延诛田绀，绀少子尚，聚会轻薄，夜攻武威。阳球母为郡吏所辱，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此尚在平时，至乱时，则更有不堪设想者。《史记》言：吴、楚反时，条侯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吴以兵屯聚而西，无他奇败，设使多得如剧孟者以助之，其患又宁止如周丘也？汉世诸侯王谋乱者，如淮南厉王、梁孝王、燕剌王等，无不收合亡人，结连郡国豪桀。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诏郡国都尉曰：“今豪桀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远交正游侠之所为也。盖游侠与暴豪之徒，其不可分也久矣。汉高为游侠者流，显而易见。光武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见第九章第一节。其所谓谨厚者安在也？魏武游侠放荡，不治行业。蜀汉先主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孙坚欲娶吴夫人，吴氏亲戚嫌其轻狡。袁绍好养士。袁术以侠气闻。张邈亦以侠闻。邈与魏武，首举义兵。盖一时风起云涌，无非轻侠之徒者。周忠为大司农，子晖，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灵帝崩，晖闻京师不安，来候忠。董卓闻而恶之，使兵劫杀其兄弟，《后汉书·周荣传》。亦有由也。

汉世之治游侠，法亦特重。《史记》言济南 氏，陈周庸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况，陕韩孺纷纷复出。《汉书》亦言：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传赞》。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所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盖其徒恃此为生，实非法令之力所能胜也。《史记》又言：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倪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巡有退让君子之风，此亦去战国之世愈远，尚气健斗之风益衰耳，遂谓为刑诛之效，未必然也。郑庄为侠，乃以武安、魏其时议贬秩。在朝，常趋承意，不敢甚引当否，侠者之风安在哉？董仲舒对策言吏与奸为市，贫穷孤独，冤苦失职。侮鳏寡，畏强圉，是则游侠之所为而已矣。

或曰：缓急人所时有，非侠无以济。然能济人于厄者，任恤，非游侠。任恤者利人，游侠名为利人，实图自利，不可不察也。汉世贤者，莫如王丹，丹家累千金，乡邻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邓禹西征，丹率宗族上麦二千斛，以济军粮。好施周急，非虚语矣。然疾恶强豪。宁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不徒不加拂拭，且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此与无赖专收合亡命子弟者何如哉？陈遵友人丧亲，遵为护丧事，赙助甚丰。丹乃怀缣一匹，陈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缣，出自机杼。”世之巧取豪夺，而以周急为解者，闻之能无愧乎？陈遵欲结交于丹，丹不许。侯霸欲与交友，丹征为太子少傅，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丹子有同门丧亲，欲往奔慰。丹怒而挞之，令寄缣以祠焉。郑庄之徒，闻其风能无愧乎？或曰：郎 拒孙礼而见杀，夏馥敖高蔡而见仇，见《后汉书·党锢传》。全身远害，虽孔子，亦未尝拒见南子，不拜阳货也。然不曰危行言逊乎？全身远害可，同流合污，如之何其可也？郎 之见杀，夏馥之见仇，又安知其不有他故哉？

第四节 秦汉时君臣之义

秦、汉去封建之世近，故其民犹有各忠其君之心。汉景帝子临江闵王荣，坐侵庙壖地为宫，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门外，既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此等民情，即非后世所有。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史，为所辟置，即同家臣，故其风义尤笃。臧洪、田畴、杨阜之事，固已夫人知之矣。其类此者，尚不胜枚举。王修为孔融主簿，守高密令，闻融有难，夜往奔融。虞翻为王朗功曹，朗战败浮海，翻追随营护。桓范欲诣曹爽，城门闭。门候司蕃，故范举吏也。范呼之，矫曰：“有诏召我。”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又诸葛诞反，将左右数百人攻扬州刺史乐琳。扬州人欲闭门，诞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径入。遂杀琳。见《诞传注》引《世语》。此皆生死成败之际，不相弃背者也。即或事无可为，亦能皎然不欺其志。刘虞之死也，故常山相孙慬，掾张逸、张瓒，忠义奋发，相与就虞，骂公孙瓒极口，然后同死。《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焦触、张南，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乡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命者斩。”众莫敢语，各以次歃。至别驾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为也。”庞淯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武威太守张猛反，杀刺史邯郸商。淯衷匕首诣猛门，欲因见以杀猛。兖州刺史令狐愚，辟单固为别驾，固不欲应，母夏侯氏强之，不获已，遂往。及败，当死。母谓之曰：“汝为人吏，自当尔耳。此自门户衰，我无恨也。”《三国志·王凌传注》引《魏略》。盖虽妇人女子，犹知之矣。刘备举袁涣茂才，吕布欲使涣作书詈辱备，涣不可。后事魏太祖，有传备死者，群臣皆贺，涣独不。朱治举孙权孝廉，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袁谭为先主故茂才，先主走青州，谭将步骑迎之。伍孚为郡门下书佐，其本邑长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邮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谏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长乎？”《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泰山太守薛悌，命高堂隆为督邮，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盖于虚文礼节之间，其不肯苟焉又如此。此皆其事之较著者。此外战阵之际，出身扞卫，或见俘获，而以死免其君。如后汉时之徐平，见《后汉书》本传。袁秘、封观等七人，见《袁安传》。刘茂、所辅、彭修、周嘉皆见《独行传》。茂事又见《鲜卑传》。又有扬穆，亦见《鲜卑传》。段崇、王宗、原展见《西羌传》。应余见《三国志·高贵乡公纪》甘露三年（265年）《注》引《楚国先贤传》。张登，见《王朗传注》引朗集。姜维父冏，见《蜀志·维传》。刑辟之余，则舍命申理，或代之受罪。如贯高即是，见第四章第二节。又如索卢放、周燕、戴就，皆见《后汉书·独行传》。张登，见《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集。常播、杨玩，见《蜀志·杨戏传》末附录《益部耆旧杂记》。邵畴，见《吴志·孙皓传》凤皇三年（274年）《注》引《会稽邵氏家传》。公孙瓒为郡小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此虽不免矫激，究亦不失忠义也。终已无可奈何，则或冒死收葬，赵戬葬王允，见《三国志·先主传》建安十九年

（214年）《注》引《典略》，亦见《后汉书·允传》。桓阶葬孙坚，王修葬袁谭，皆见《魏志》本传。马隆葬令狐愚，见《王凌传注》引《晋纪》。皇甫晏葬王经，见《曹爽传注》引《世语》。向雄葬钟会，见《会传注》引《汉晋春秋》。或经纪其家。廉范父丹，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蜀郡太守张穆，丹之故吏，乃重资送范。见《后汉书》本传。袁术死，妻子依术故吏庐江太守刘勋，见《三国志》本传。赵昱察张纮孝廉。昱后为笮融所杀，纮甚伤愤，而力不能讨。昱门户绝灭。及纮在东部，遣主簿至琅邪设祭，并求亲戚为之后。见《吴志·纮传注》引《吴书》。即在安常处顺之时，亦或持丧、送葬，负土成坟，守墓立祠。胡广死，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此外如桓荣曾孙鸾、李恂、傅燮、荀爽、王允，均见《后汉书》本传。长官死事者，如刘平，见《后汉书》本传。庞淯，见《三国志》本传。被罪者，如桓荣玄孙典及乐，亦见《后汉书》本传。《三国志·荀攸传》：祖父昙，广陵太守。攸少孤，及昙卒，故吏张权，求守昙墓。攸年十三，疑之，谓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有奸。”衢悟，乃推问，果杀人亡命。此等弊端，亦以其时此等风气正盛，有以致之也。时又有以人民而送长官之丧者。《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二年（266年），以玄菟郡高显县吏民反叛，长郑熙为贼所杀。民王简负担熙丧，晨夜星行，远致本州。忠节可嘉。特拜简为忠义都尉。此特凡民犹尔。后汉张纲为广陵太守，招降张婴。及纲卒，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自更不足怪矣。又或有因之去官者。如童 弟翊是也，见《后汉书·循吏传》。案汉法，官吏不得去位行丧。安帝元初三年（116年），邓太后秉政，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建光元年（121年），复断之。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听刺史、二千石；永寿二年（156年），听中官行三年丧。延熹二年（159年），刺史、二千石复见断。此事是非姑措勿论，然去位行丧是一事，交代而去又是一事，去位行丧可许，不俟交代，则必不可许也。《三国志·孙权传》：嘉禾元年（232年），诏“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其更平议”。丞相雍奏从大辟。其严如此。因举主丧而去官，自更不可恕矣。《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云：吉茂兄黄，为长陵令。时科禁长吏擅去官，而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校尉钟繇所收，遂伏法；则时亦本有禁令。然《邢颙传》云：颙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太祖曰“颙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勿问也”，则仍时有获宥者。亦以其时此等风气方盛也。史传所载，数见不鲜。虽不免矫激沽名，然非其时封建之余习犹盛，此等矫激之行，亦不足动众也。刘表遣韩嵩诣许。嵩曰：“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惟将军垂思，无负嵩。”《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孙盛亦以诸侯之臣，义有去就，讥田丰之不去袁绍。《三国志·绍传注》引。此等见解，当时盖不甚通行。公孙渊令官属上书自直于魏曰“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臣之”，《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此则时人通有之见解也。汉末之易于分裂，此亦为其一因。观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毋下曹操可知。

事长事君，本同一理，故时弟子之于师，亦恭敬备至。如谒焕，先为诸生，从廖扶学。后临扶郡，未到，先遣吏修门人之礼。见《后汉书·方术传》。为之服丧送葬，郑玄之卒，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乐恢死，弟子缞绖挽者数百人。桓荣事朱普，普卒，荣奔丧九江，负土成坟。荀淑卒，李膺自表师丧。皆见《后汉书》本传。李郃卒，门人冯胄制服心丧三年，见《方术传》。又赵康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朱穆年五十，奉书称弟子。及康殁，穆丧之如师，见《朱晖传》。或奔丧去官。延笃以师丧弃官奔赴，见《后汉书》本传。孔昱以师丧去官，见《党锢传》。任末奔师丧，于道物故，见《儒林传》。张季远赴师丧，见《独行传》。《三国志·二牧传》，刘焉亦以师丧去官。危难之际，亦或冒险送葬，经纪其家。郑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楚王英谋反，发觉，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殁。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斧质，诣阙上章，为贶讼罪。显宗觉悟，即赦其家属。弘躬送贶丧及妻子还乡里。见《后汉书》本传。窦武府掾胡腾，少师事武，武死，独殡敛行丧，坐禁锢，见《武传》。牵招，年十余岁，诣同县乐隐受学。后隐为车骑将军何苗长史，招随卒业。值京都乱，苗、隐见害。招与隐门生史路等触蹈锋刃，共殡敛隐尸，送丧还归。道遇寇钞，路等皆悉散走。贼欲斫棺取钉，招垂泪请赦，贼义之，乃释而去。由是显名。见《三国志·魏志》本传。冤抑之余，或代为申理。如郑弘即是。杨政从范升受梁丘《易》。升为出妇所告，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旁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胁。政犹不退，哀辞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见《后汉书·儒林传》。高获师事欧阳歙，歙下狱，当断，获冠铁冠，带铁锧，诣阙请歙，见《方术传》。皆自君臣之义推之也。可见秦、汉之世，封建余习入人之深矣。

第五节 士大夫风气变迁

专制之世，所恃为国家之桢干者，士大夫也。士大夫之美德，不爱钱、不惜死二语，足以尽之。贾生曰：“为人臣者，主而忘身，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蔽之臣，诚死城郭封疆。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此不惜死之说也。董子曰：“皇皇求财利，常恐匮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此不爱钱之说也。此等风气之成，实由封建之世，臣皆受豢于其君，而其君之豢之也，则初本使事战斗，凡受豢于其君者，其养生送死之奉，自亦优于齐民，有以致之。其后封建之制渐坏。为人君者，或则纵侈好便辟嬖佞，又或亡国败家，不复能豢养其臣，则乡之受豢于人者，不得不自谋生活，于是慷慨之武夫，廉洁之臣工，不得不躬为商贾之行矣。此正犹无恒产者无恒心，救死不赡，虽欲驱而之善，卒不可得，非如贾、董之言，为人君者，加以风厉，或躬行教化，遂克挽回也。

秦、汉之世，贞亮伉直之士，亦非无之，如盖宽饶、息夫躬是也。然皆不得其死。其能安然无患，或且取富贵以去者，则皆庸碌之徒，取巧之士也。魏其、武安之 龁，最足见之。夫以灌夫之横暴，其罪宁不当诛？然武安尤龌龊小人，灌夫当诛也，武安则非可诛灌夫之人。故当时舆情，实右魏其。武帝所以必廷辩之者，亦欲藉公论以折太后耳。乃除汲黯是魏其外，韩安国则持两可之论；郑当时初是魏其，后不敢坚；余皆莫敢对。致上怒当时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促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余子碌碌不足论，安国帅臣，当时大侠，依违腆 如是，宁不可愧乎？杜钦、谷永亦若侃侃直节，然史言“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哀帝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不敢言王氏”，此当时之士气也。其为大臣者：孔光“旧相名儒，天下所信”，而不能折王莽。成帝敬重张禹，可谓备至，禹顾阴为王氏道地。胡广当冲、质、桓、灵之世，常位三公，录尚书。历李固、陈蕃之变，迄无所患，徒以达练事体、明解朝章闻。京师为之语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亦孔光之类也。陈万年善事人，以此为御史大夫，而子咸以万年任为郎，伉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王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诀，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言王凤。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书遂上，果下廷尉狱死。合此二事观之，安得不令人短气？《史记·游侠列传》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向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续汉书·五行志》曰：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赏罚之所加，毁誉之所被，虽鄙人亦知之矣。人孰肯徇虚名而受实祸？百炼刚安得不化为绕指柔哉！

文臣如此，武士亦然。李广，史言其得赏赐辄分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其孙陵，司马迁言其“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此诚古武士之气质也。然其所食之报，为何如哉？然此等人之不克大用，放大眼光观之，未始非中国之福。何者？苟使重用此等人，则中国之武功必更盛，生事于外更多，劳民益深，政治益紊，风纪益坏，其所招之患，必不仅如五胡之乱也。李广之出雁门而无功也，当斩，赎为庶人。家居数岁。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天子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其为陇西守也，羌反，广诱降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此等人能安民，能守法乎？赵瓯北《廿二史 记》，盛称汉时奉使者，皆有胆决策略，往往以单车斩名王，定属国。又有擅发属国兵定乱者。《汉使立功绝域》条。殊不知论一时风气，不能偏据一二人。观第五章第八节所引《大宛列传》，则当时之奉使者，乃多冀侵盗币物，私市外国者耳。伐宛之役，劳民可谓最深，岂不以使者之椎埋，有以致之乎？常惠之护乌孙兵攻匈奴也，《匈奴列传》云：“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乌孙传》同。本传云：“得马、牛、驴、骡、橐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万头。”似为奇功矣。然《乌孙传》及本传皆云“乌孙皆自取所虏获”，则其虚实无可征验，乃要功之虚辞耳。此等事细求之，尚不可一二尽。汉世征伐所招后患，不过如五胡之乱，未始非中国崇尚文教，不右武人使之然也。故封建之世之风气，即能维持，亦非美事也。

汉世进趋，多由乡曲之誉，故士多好为矫激之行以立名。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可知。又如第十三章第一节所引之李充，真可谓不近人情，鲜不为大奸慝者矣。周泽为太常，卧病齐官，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齐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后汉书·儒林传》。此等行为，更可发一大噱，而在当时亦足欺人，读《风俗通义·愆礼》《过誉》《十反》等篇可见。《后汉书·荀淑等传赞》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可见一时之风气矣。杜根得罪邓后，为宜城县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及邓氏诛，乃出。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亲知，故不为也。”张俭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后汉书·党锢传》。对之宜有愧色矣。然此以制行论，友朋相容隐，固不得借口于此也。乃岑晊以党事逃亡，亲友多匿焉，贾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亦见《党锢传》。此畏祸之遁辞耳，而世又服其裁正。然则是非竟何所准也？张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陈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然则逮捕党人时，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盖亦有恃而然耳，何其巧也？应劭讥韦著，曹节起之为东海相，欢以承命，驾言宵征，《风俗通·十反篇》。其贤不肖之相去，又岂能以寸哉？

第十五章 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

第一节 秦汉人赀产蠡测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于甚贵者也。”此说可略见当时农民生计情形。《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之言，谓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而李悝之说，粟石以三十计，盖农夫粜谷所得，皆其最下之价，其余之利，皆入于商贾矣。宣帝时谷石五钱，农民无利，耿寿昌以立常平之法。刘虞为幽州牧，史称民悦年登，谷石三十。以三十为石最下之价，盖终两汉之世，未之有改。汉世铸钱甚多，盖其流通亦数，故物价无甚变动。持此以计汉人赀产，则其高下，有可得而言者焉。汉世石、衡法。斛量法。大小略等。一石略当今二斗。《后汉书·伏湛传注》引《九章算术》曰：“粟五十，粝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为粝。”然则百五十石，当今三十石，不足十五石，当今三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使亦以十五石计，又当得三石。五口之家，当得粟百八十石，即今三十六石，粗米二十一石六斗，乃可勉支。粗米以石五元计，共得百有八元，人得二十一元六角而已。文帝以百金为中人十家之产，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中人一家之产，为钱十万。以粜中价计之，假设为石五十，略当今二千元。《汉书·景帝纪》：后二年五月，诏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服虔曰：“十算，十万也。”《哀帝纪》：绥和二年（前7年），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平帝纪》：元始二年（2年），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扬雄传》：雄自序言家产不满十金。盖皆以中人之家为率。其富者：伍被为淮南王画策，诈为丞相御史请书，徙家产五十万以上者朔方，此犹今之有万元。《汉书·平当传》：当祖父以赀百万，自下邑徙茂陵，犹今有二万元。《武帝纪》：元朔二年（前127年），徙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犹今有六万元。《杨敞传》：子恽，再受赀千余万，父及后母。皆以分施，则如今二十万。张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史称其廉；王嘉奏封事，言孝元皇帝时，外戚赀千万者少；可见是时官吏、贵戚，赀产约在今十万元、二十万元之间。《汉书·酷吏传》：宁成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亦以今二十万元为率也。是时豪右及商贾，盖多能致此者。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致产数千万。灌夫家累数千万。《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宛孔氏家致数千金。刁闲起数千万。姓伟赀五千万。师史、张长叔、薛子仲十千万。师古曰：十千万，即万万也。自元成迄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挈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皆见《货殖列传》。《楚元王传》：功费大万百余。应劭曰：“大万，亿也。大，巨也。”案《诗·伐檀毛传》，以万万为亿。《郑笺》以十万为亿。《疏》云：“今数万万为亿，古十万为亿。”盖《毛诗》虽自号古学，实出依托，故不觉露出马脚也。《后汉书·鲜卑传》：青、徐二州，给岁钱二亿七千万。此语当本汉时计帐，知汉人以万万为亿。五千万若今百万，万万若今

二百万。董贤之诛也，县官斥卖其财，凡四十三万万；梁冀之诛也，收其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则若今六千至八千余万。此如清世之和珅，非寻常所有也。《货殖列传》：言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然则岁入二十万，为当时之巨富，此同于今之二千四百元，息率以十二计，其本不过万二千元耳。大将军、三公岁奉四千二百斛，略与此相当。其少者，斗食岁百三十二斛，佐史岁九十二斛，尚不逮农夫一家五口之入，故论者言其薄也。

什二为通行利率。如李悝所计，粟石三十，农民之家，终岁所费为百五十石，不足四百五十，合钱四千九百五十，乃赀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之息。更益以疾病死丧及上赋敛之所费，亦以四百五十计，亦赀二万七千耳。四百五十，为赀二千二百五十之息。中人之产十金，岁得息二万，四倍于农夫之入而有余矣。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欤？

《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前48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贡禹传》：禹自言家赀不满万钱。《枚乘传》：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怒，分皋数千钱，留与母居。此皆赀不逮中人者。然贡禹又自言有田百三十亩，则汉人计赀者，土田不在其列。盖距井授之世犹近，未以土田为私有也。《后汉书·和帝纪》：永和五年（140年），诏言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则汉世计赀，未尝不酷，特较之后世之并计田宅，或专论丁粮者，犹为宽耳。

汉世践更顾直月二千，过更三千，别见第十八章第六节。《沟洫志》：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苏林曰：“平贾，以钱取人作卒，顾其时庸之平贾也。”如淳曰：“《律说》：平贾一月得钱二千。”《卜式传》：乃赐式外繇四百人。苏林曰：“外繇，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此可略见汉时工贾，行役内地者月二千，戍边者三千。在当地者，恐不及此。案李悝言食人月一石半，则日得五升。《庄子·天下篇》述宋钘、尹文之言曰：“五升之饭足矣。先生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五升，盖战国、秦、汉间计人日食之率。《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言官廪焦先、扈累、寒贫皆日五升，而常使先埋藏疫病死者，盖食之则可役之，此似亦原于民间之工贾。焦先饥即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盖当时顾庸本如此，非先之独廉也。而游手者之所得，顾有倍蓰于此者。严君平卜筮于成都，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夫日得百钱，则岁三万六千，侔于戍边，而八倍于农夫之所得矣。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民之所以竞逐于浮食欤？不然，何山不可居，而必于成都之市邪？

第二节 秦汉时豪富人

秦汉时豪富者，一为大地主，一为大工商，已见第五章第一节。《后汉书·樊宏传》：父重，世善农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年八十余终，素所假贷人间者数百万。此可见汉时之大地主，经营之规模皆颇大。故多有以开拓边地致富者。《史记·货殖列传》言：塞之斥也，桥姚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后汉书·马援传》：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马、牛、羊数千头，谷万斛。《廉范传》：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皆以地广而荒，易于多占故也。其在内地，则所谓兼并之家。有依贵势为之者，如张禹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是也。有恃财力为之者，晁错《贵粟疏》言商人兼并农人是也。以大势论，商贾之力，尤雄于豪家。故《平准书》言富商大贾，或 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汉世虽有抑商之法，初无济于事。晁错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也。汉武、新莽欲行轻重敛散之术，以抑豪强，然所用者仍系商人。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仅、咸阳行盐铁，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羲和置命士以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固不敢谓此辈中无公忠体国之人，如桑弘羊即是其一。然必图自利者多，知利国利民者少，则无疑矣。察之安可胜察？事即易行，犹不能保其无弊，况其本不易邪？此汉武时所以民愁盗起，而新莽时遂至不可收拾也。又当时贵势之家，亦有兼事贸迁者。观贡禹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毋得私贩卖，与民争利可知。挟贵势以谋奇赢，民又安能与之抗哉？

杂业致富者多，惟农田为独苦。《史记·货殖列传》言：“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又曰：“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嗷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骨、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豉千苔。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史》《汉》《货殖传》数当时豪富者：冶铸，商贾，赊贷，盐井，丹穴，陂田，鱼盐，畜牧，子钱，小至丹，豉，贩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惟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为本业耳。故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也。

汉世富人，率多逾侈。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张禹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此权戚之所为也。此特就前所未及者举之。其实此诸人，在汉世权戚中，不为最侈。其大奢僭者，诸侯如梁孝王，外戚如前汉之霍氏，后汉之梁氏，以及桓、灵时之宦官，前已言之，兹不更赘。汉世权戚，守礼法者极少。后汉马氏称最贤，而马防兄弟犹以逾侈就国，他可知矣。贾生言：“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其逾侈之情形，可以概见。仲长统之言曰：“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此则所谓富民者之为之也。王符言：“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盖自奢侈之风盛行，而都邑遂为罪恶之薮矣。

贫富相县如此，风俗遂为之大变。《汉书·货殖传》曰：“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乎饥寒之患。”人孰肯慕虚名而受实祸？天之报施善人，《史记·伯夷列传》久惑之矣。是以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汉书·贡禹传》。《潜夫论·交际篇》曰：“俗人之相与也：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生是，积是生贤。情苟贤之，则不觉心之亲之，口之誉之也。无利生疏，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情苟恶之，则不觉心之外之，口之毁之也。”盖是非为利害所淆乱矣。人固不肯慕虚名而受实祸，然固有徇名之烈士焉。至于是非淆乱，而人益无所劝惩矣。此汉人言风俗之恶者，所以多归其咎于贫富之不均也。

第三节 秦汉时地权不均情形

秦、汉之世，工商之流，虽云跋扈，然人民之以农为业者究多，故地权之不均，关系于民生者实大。案地权不均情形，已略见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张禹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案《东方朔传》云：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见第一节。樊重有田三百余顷；见第二节。郑泰有田四百余顷；济南安王光武子。有私田八百顷，奴婢千四百人；此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者也。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见《汉书·孙宝传》。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后汉书·党锢·刘祜传》。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后汉书·独行·刘翊传》。此仲舒所谓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也。陈涉少时为人佣耕，第五访少孤贫，亦佣耕以养兄嫂，《后汉书·循吏传》。可见无田者之多。如李悝所计，农民有田百亩，尚极困苦，贡禹自言有田百三十亩，然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被征乃卖田百亩以供车马，其证。然地主之于农民，剥削殊甚。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王莽亦云“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此苏洵所谓“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者也，贫民复何以自活？荀悦所以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也。见《汉纪·文帝纪》。仲长统云：“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莫由。”此为汉儒公有之见解。然其事卒不易行，故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论，时未能行。哀帝即位，师丹辅政，首建其议。孔光为丞相，何武为大司马，即奏请行之。其制：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百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食货志》云：“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其时权贵颇有出其私产以予民者。《哀帝纪》：建平元年（前5年），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平帝纪》元始二年（2年），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平民是也。此特好为名高，不足语于制度。王莽遂断行王田之法，三年而废。自此以后，遂无敢行激烈之举矣。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限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

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案此即《申鉴》所谓“耕而勿有，以俟制度”也。仲长统《昌言》云：“今者土广民希，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司马朗亦以为宜复井田，谓“往者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则乘乱而行井授，殆为当时论者之公意。然井田之制，不难于法之立，而难于法之行；不难于强行于一时，而难于维持于不敝。何者？缓急人所时有，称贷势不能无以为质，而农民除田宅外，无物可以为质故也。自晋之户调式，至唐之租庸调法，皆行汉人限民名田之论，而卒无验者以此。

汉世土地，在官者尚颇多，观其赏赐可知。如苏武赐公田二顷；卜式赐十顷者再，武帝赐异父姊修成君公田百顷；见《汉书·外戚传》。哀帝时，董贤赐田至千余顷见《师丹传》。是也。三国时，魏赐满宠仅十顷，盖由其时垦田尚少之故。吕蒙卒后，吴复其田五十顷；蒋钦卒，赐其妻子芜湖田二百顷；则其数不可云菲。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盖云俭矣。时亦有以公田赋与贫民者，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三年（前68年），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永光元年（前43年），后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皆有是诏。章帝元和元年（84年），诏令郡国募民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三年（86年），北巡狩，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其所以招徕之者颇殷。至以苑囿假贫民，则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二年（前47年），章帝建初元年（76年），咸有是诏。《后汉书·文苑·黄香传》：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案武帝时，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亦曰：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者没入田货。哀帝时制，贾人亦不得名田。此所云《田令》，未知为何时令，然汉世商贾名田，法令常加禁止，则皎然矣。

《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民，亦其事也。其规模最弘远者，当推平帝时罢呼池苑为安民县一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汉高帝五年（前202年）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曰：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九年（前198年），徙齐、楚大族关中，亦与利田宅。《后汉书·张纲传》：降广陵贼，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可见汉世田宅，尚多在官。俞正燮《癸巳类稿》云：“《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东田之名，郑、王、熊、皇、刘、孔皆不悉，至以为南东其亩之东。案谓之今东田者，汉文帝时洛滨以东，河北燕、赵，及南方旧井地，武帝以后即无之。《史记·秦本纪》云：商鞅开阡陌，东地渡洛，则尽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国仍以步百为亩，故谓之东田，对秦田言之也。东田之改，在汉武帝时。《汉书·食货志》云：武帝末年诏曰：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案井九百亩，屋三百亩，以千二百亩改五顷，是亩二百四十步也。桓宽《盐铁论》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论》作于昭帝时，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东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则汉制是改东田。又商鞅言开阡陌，而武帝诏不言十二顷为五项，而云一井一屋为五顷，明是续开商鞅未开之阡陌，井田至是始尽。合《王制》与《秦本纪》《食货志》《盐铁论》读之，东田之义始见，一井一屋之文亦见。而文散义隐，故解者不知也。”读此，知古代遗制，多有存于秦、汉时者。凡物成败，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理固宜然。然其事之能行与不能行，则固不以其遗制之有无也。《三国志·仓慈传》：迁敦煌太守。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值。敦煌为新辟之土，而其并兼之烈如此，而况于内郡乎？

第四节 汉世禁奢之政

汉人议论，无不以风俗之恶，归咎于物力之屈；物力之屈，归咎于用度之奢；用度之奢，归咎于制度之不立者。贾生曰：“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食货志》。严安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澹。民离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缙绅者不惮为诈，带剑者夸杀人以矫夺，而世不知愧，故奸轨浸长。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燿，以和其心。”王吉曰：“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绳恶于未萌也。”贡禹曰：“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狗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汉人议论，如此者甚多。故改正制度之事，犹时有之。其大者，欲行井田之政，轻重敛散之法，说已略见于前矣。其于用度，亦欲为之节制。今其可考最早者，为成帝永始四年（前13年）之诏，已见第六章第二节。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诏曰：“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淫。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章帝建初二年（77年）诏曰：“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取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究非法，宣振威风。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和帝永元十一年（99年），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元初五年（118年），诏“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迄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桓帝永兴二年（154年），诏“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观此诸诏，知汉世用度，本有程品，特莫之能行耳。《续汉书·舆服志注》载蔡邕表曰：“永平初，诏书下车服制度。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当传万世。臣以为宜集旧事、仪注、本奏以成志也。”《后汉书·荀爽传》：爽对策陈便宜，欲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皆汉世本有制度之证。《张酺传》：病临死，敕其子曰：“显节陵扫地墓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此法令不能行之证也。夏

侯玄言：“汉文虽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王昶陈治略五事，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治，上下有叙。其论犹与汉人同。《三国志·崔琰传注》引《世语》，言陈思王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则其行之颇严。然终成具文者？有司行法，孰肯得罪于巨室？虽有严明之主若魏武，安得事事躬察之乎？《蜀志·董和传》言：和为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和躬率以俭。防遏逾僭，为之轨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遂说刘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此等事盖不少矣。江充为绣衣使者，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贵戚子弟皇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阳球为司隶校尉，权门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縢，不敢陈设。韩延寿治颍川，与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召信臣治南阳，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张鲁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其地者，不敢不奉。此等皆偶得其人，行诸一时一地，其为效无几。而行之不善，转有徇虚名而受实祸者。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诏，谓“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此等禁令，必仅施诸小民，故和帝有勿因科令，加虐羸弱之戒也。当时贤者，亦有自能守法者。《汉书·王吉传》，言自吉至崇，吉子骏，骏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此乃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汉世高官，禄赐颇厚。苟不为后日计，居官奉养，自可鲜明。去位即布衣疏食，彼盖以为法度当然。杨震子孙常蔬食步行；费祎雅性俭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本传《注》引《祎别传》。亦王阳之志也。古人盖以为居官用度，当由官给，至家计则当自谋，不当仰给于官。故诸葛亮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然徒恃此一二人，何补于大局哉？

行法禁奢，曾收一时之效者，莫过于建安之世。《三国志·毛玠传》言：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厉。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注》引《先贤行状》曰：“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厉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洁，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此等效验，盖已不易致。然激诡之行，徒容隐伪，和洽之言。终不可以持久。加以军人纵恣，法不能驭，名非所歆，故人亡政息，而其堤防遂至大溃矣。《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言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邪？”以太祖之严明，而不能禁军人之居积，况其他乎？诸葛瑾及其子恪并质素，虽在军旅，车无采饰，而恪弟融独为奢绮。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偏方之国如此，而况中原？曹爽自一时之杰，而以奢败，盖亦风气使然。何夔，史称其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然则何曾之日食万钱，亦有由来。晋初王、石之骄奢，武帝之荒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人情孰不好奢？况于武人之全不知礼义者乎？兵乱之为祸博矣。

第五节 汉世官私振贷

汉世士大夫，让爵，让爵之著者，先汉有韦玄成，后汉尤盛。让而见许者，如耿况子国，刘般子恺及邓彪。不见许者，如徐防子衡，郭躬弟子镇之子贺。刘恺不见许而逃，有司奏请绝其国，肃宗美其义，特优假之。张奋则以违诏敕收，惧而就国。丁鸿友责以大义乃出。桓荣子郁，不许而分其租入。阴识弟兴之子庆，嗣位而让其财物。皆见《后汉书》本传。又有让仕者：鲁恭见本传。封观见《袁安传》。许荆、刘矩、童翊，皆见《循吏传》。让产者颇多。王商见《汉书》本传。郭昌，见《后汉书·郭皇后纪》。北海敬王，见《齐武王传》。舂陵侯敞，见《城阳恭王传》。鲍永、张堪、樊宏孙梵、张禹、韩棱，皆见本传。分财自薄者薛包，见《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首。诈讼以却仕者高凤，见《逸民传》。又有不受赙者，如后汉之廉范、张禹、袁闳。不受饯者，如三国魏之华歆，吴之刘宠、周景。赠遗不用，及去皆以还之者，如魏之张范。不受赐者，如吴之吕蒙。刘宠事见《三国志·刘繇传注》引《续汉书》。余皆见《后汉书·三国志》本传。能分施者亦不少。如杨恽，初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与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郇越散其先人赀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是也。见《王贡两龚鲍传》。任恤之行，亦颇有之。如张堪素有名声，尝于太学见朱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愿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振赡之。张乔，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蚤死，遗孤未数岁。裔迎，留与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且长大，为之娶妇，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张嶷得疾困笃，家素贫匮。广汉太守蜀郡何祇，名为通厚。嶷夙与疏阔，乃自舆诣祇，托以治疾。祇倾财医疗，数年除愈。陆瑁，少好学笃异。陈国陈融、陈留濮阳逸、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爰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托以孤弱。瑁为起立坟墓，收导其子。皆其卓然在人耳目者也。丧乱之际，又多能互相扶持。如管宁，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儋石，必分以赡救之。《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王朗，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杨俊避兵京、密，京，汉县，今河南荥阳县东南。密，见第十三章第二节。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赵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许靖避难交州，陈国袁徽与荀彧书，称其“自流宕已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其纪纲同类，仁恕恻怛，皆有效事，不能复一二陈之”。陈武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全琮，父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县之患，故便振赡，不及启报。”柔更以奇之。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此等高风，尤为后人所跂慕。然瑰奇之行，必非夫人之所能，且其中或有好为名高者。好名者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则箪食豆羹见于色矣。王符论当时之弊曰：“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贯朽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 于道。”此普遍之情形也。求睦姻任恤之风，于财产私有之世，安可得哉？

官家振贷之事，最常行者，为贷与种食。如第一节所引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之诏是。所贷者后或免之。如文帝二年（前178年），开籍田，诏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舍之；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诏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是。又有与逋租并免者：如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诏，谓“民田租逋赋贷已除”是。后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此为汉世仅见之事。又有贷以田者。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师古曰，此谓遇赦新免罪者。《食货志》谓武帝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新秦，贷与产业，盖指此。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食货志》云“募豪富人相假贷”，盖特奏名以歆动之。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者，得毋用传。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司隶、冀州饥，人相食。敕州郡振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

得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以见钱顾直。王侯须新租乃偿。此又借助于贵富之家，以振恤贫民者也。然此等事容难普遍，而务邀倍称之息者乃日闻。

《货殖列传》言：子贷金钱千贯者，比千乘之家；又言吴、楚兵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则当时已有专以放债为事者。然营此业者，似以商贾为多。桓谭上疏陈时政之宜曰：“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以货与人，盖即所谓赊贷，秦、汉间多有行之者。汉高祖从王媪、武负贳酒。吕母益酿醇酒，赊与少年来酤者。《后汉书·刘盆子传》。潘璋家贫好赊酤。《盐铁论·水旱篇》言：“故民得鼓铸之时，得以财货、五谷新敝易货，或贳。”此皆贳之凡民者。桓谭所言，则小商借资本于大商，或受取其物，为之分销者也。《货殖传》言鲁丙氏贳贷行贾遍郡国，所谓贳贷，盖亦如是。此皆为数较巨，犹今商业银行及钱庄所营。其民间自相假贷，则晁错《贵粟疏》谓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如淳曰：取一偿二为倍称。新室泉府之政所欲救正者，犹今民间之放债者也。古来借贷，本出于官。故汉时尚有倚恃官势为之者。《汉书·货殖传》言罗裒致千余万，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谷永传》，永言掖庭狱为人起责，分利受谢是。《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前116年），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免；此贵人自行放债者。《后汉书·虞诩传》：诩上疏言“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案劾，州及郡县皆坐免黜，则官且躬自为之矣。

后汉光武建武六年（30年），诏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章帝元和三年（86年），诏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魏王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此等皆养民之政，见于法令者，然亦告朔之饩羊而已矣。

第十六章 秦汉时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农业之进步，在于耕作之日精。此在汉世，见称者无过代田。《汉书·食货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代田之法，汉人托诸神农，已见《先秦史》第十二章第一节。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谓过缦田二斛以上。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后汉刘般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三国时，段灼上疏理邓艾，言艾修治守备，积谷强兵。直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可见汉时教耕者，多以代田区种为务矣。

《史记·河渠书》言：河东守番系，请引汾溉皮氏、汾阴下，皮氏，汉县，今山西河津县西。引河溉汾阴、蒲阪下。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案田者不能偿种，而越人田之，犹能有所入于少府，可见治水田以越人为精。然汉世良吏，亦有能开稻田者。《后汉书》：张堪为渔阳太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狐奴，汉县，今河北顺义县。秦彭为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三国志》：夏侯惇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惇乃断大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其时刘馥都督河北诸军，种稻于蓟南北。郑浑守沛郡，亦开稻田于萧、相二县界。又魏武以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因此说孙权急攻皖。皆可见水田之利也。

灌溉之利，莫大于陂渠。《河渠书》述鸿沟、云梦、江、淮、齐、蜀诸水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四节。曰：“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可见沟洫修举，交通与灌溉兼资。汉武帝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天子以为然。令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田，颇得以溉田矣。可见汉人之言漕事者，尚多兼计灌溉也。良吏能就所治之地，兴修水利者亦颇多。召信臣为南阳太守，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后汉杜诗守南阳，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鲍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民以殷富。王景为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皆其功之最著者也。任延守武威，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三国时，徐邈刺凉州，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敦煌初不甚晓田，常灌溉，稽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功力既费，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则虽西北乏水之地，水利亦可兴修矣。

偏方闭塞之地，多藉中国良吏以启牖之。《后汉书·循吏传》言：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又云：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任延为守，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此可见当时交、广之域，尚有全不知耕作者也。

《汉书·艺文志》农九家。《神农》《野老》，《注》皆云六国时。《宰氏》，《注》云不知何世。叶德辉曰：“《史记·货殖列传集解》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传》云：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据此，则唐人所见《集解》作宰氏。宰氏即计然。《志》云不知何世，盖班所见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非计然本书也。”王先谦《汉书补注》。案谓计然姓宰氏，又谓为范蠡师，说皆附会不足信。惟此书原出先秦，则当不诬耳。《董安国》十六篇，《注》云：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王氏》六篇，《注》皆云不知何世。其书皆次《董安国》书下，当系汉时书。《氾胜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时为议郎。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蔡癸》一篇：《注》云：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邯郸人。周寿昌曰：“《齐民要术》引崔寔《政论》，有赵过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云云。《御览》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正同。盖癸书述过法，而崔氏引之。”亦据《汉书补注》引。案氾胜之书，后人征引最多。赵过与氾胜之，盖汉时农学之两大家也。

汉末大乱，农业荒废特甚，而屯田之政乃大行。《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元年（196年），是岁，用枣祗、韩浩议，始兴屯田。《注》引《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毛玠传》：太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器，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殖，畜军资。”太祖敬纳其言。可见屯垦之政，实为太祖夙定之策。《任峻传》：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司马芝传》：芝奏言：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可以见其成效矣。《王昶传》：文帝践阼，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则至魏初，此职犹相需孔殷。然其民与州县异统，非可久之计，故至陈留王咸熙元年（264年），遂罢之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焉。其战守之地，藉屯田以为军资，则终三国之世如一。文帝以孙权侍子不至，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王朗传》。王基、邓艾策攻吴，亦以屯田为本。刘馥在合肥，胡质在青、徐，王昶在荆、豫，亦皆致力于屯田。太祖征汉中，以郑浑为京兆尹，浑亦遣民田汉中。诸葛亮务农殖谷，《蜀志·后主传》建兴二年（224年）。然后南征。其后屡出伐魏，亦休士劝农于黄沙。《后主传》建兴十年（232年）。时虽以木牛、流马运，建兴九年（231年）、十二年（234年）。然仍分兵屯田渭滨。《诸葛亮传》。《吴志·孙权传》：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及孙休永安二年（259年），复咎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案《魏志·司马芝传》，亦言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盖商贾之利，饶于耕农，实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盖凋敝既甚，虽欲不务本而不可得矣。《甘宁传》：宁说孙权取黄祖，亦言其怠于耕农，财谷并乏，与毛玠之讥袁绍、刘表，异地同符。可知丧乱扰攘之余，粗能自立者，必其知重民事者也。

渔、猎、畜牧、种树之利，皆较田农为饶，故《货殖传》言其人与千户侯等，桥姚、马援、班壹等，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矣。《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言李衡每欲治家，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此太史公之言之验也。然此等事必有广土，乃能为之，当时山泽多为豪强所占，故平民享其利者甚寡。惟南方生业，不如北方之盛，故人民犹克分享其利焉。《汉书·地理志》言楚地民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是也。《汉书·王莽传》：莽以费兴为荆州牧，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莽怒，免兴官。然后亦卒开山泽之防。《后汉书·刘般传》：明帝时禁民二业。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可见其利之饶。此王匡、王凤等，所由能入野泽偷活也。即北方亦有其利，但较南方为微耳。龚遂为渤海太守，秋冬课民收敛，益畜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后汉和帝永元五年（96年），令郡县劝民蓄疏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十一年（99年）、十二年（100年）、十五年（103年），亦有被灾之处，山林陂泽勿收假税之诏。安帝永初二年（108年），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疏食。桓帝永兴二年（154年），诏司隶校尉、部刺史：蝗灾为害，水变仍至。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皆民食不限谷物之证。建武之初，野谷旅生，人收其利。《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年（26年）。冯异之入关也，军士悉以果实为粮。献帝幸安邑，亦以枣栗为粮。《伏皇后纪》。合《魏略》所言袁绍、袁术之事观之，可见疏食之利，惜乎平时知务此者少也。牧畜之利，亦必有山泽然后能为之。如卜式入山牧羊，吴祐牧豕于长垣泽中是。故山泽亦为豪民之所欲兼并也。

《汉书·地理志》：丹杨郡有铜官。豫章郡、鄱阳郡有黄金采。诸郡国有铁官者尤多。《志》云：“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贡禹传》：禹言：“今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盖官办之事，不甚计度盈亏，故其弊如此。私家经营矿业，则得利者甚多。猗顿用监盐起；郭纵以铸冶成业；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数世；蜀卓氏用铁冶富；程郑事冶铸；罗裒擅盐井之利；宛孔氏用铁冶为业；鲁丙氏以铁冶起；皆见《货殖传》。王章妻子徙合浦，以采珠致产数百万；皆其荤荤大者。《史记·平准书》言县官大空，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盖盐铁二者，于民生日用最切，故其利亦最饶矣。

第二节 工 业

工官见于《汉书·地理志》者凡十：怀、河南、颍川、宛、东平陵、泰山、奉高、广汉、洛、成都是也。《汉书》称孝宣之治，“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本纪赞》。《三国志》称诸葛亮亦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后汉书·宦者传》：蔡伦为尚方令，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此皆官家之业，虽不尽无裨实用，奢侈之物究多，于民生日用无与也。《汉书·贡禹传》：禹言：“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循吏传》：文翁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如淳曰：“金马书刀，今赐计吏是也。作马形，于刀环内以金镂之。”晋灼曰：“旧时蜀郡工官作金马书刀者，似佩刀形，金错其拊。”皆可见工官所造物之侈。其关系民生日用最巨，获利亦极多者，当推铁器。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赵佗因之反叛。后佗上文帝书，述高后令曰“毋与蛮夷外越金、铁、田器”，则铜器亦在所禁。《西域传》言：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此中疑有夺文。教铸作当指农器，它兵器则谓以铁为兵也。此中国有造于西胡最大者矣。

汉世，士能藉自然之力，制器以利民用者亦有之。《后汉书·杜诗传》，言其为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注》曰：“冶铸者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三国志·韩暨传》：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又《明帝纪》青龙五年（237年）《注》引《魏略》，言其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此皆能用自然之力者也。

马均，《杜夔传注》作马钧，扶风人。引傅玄序之曰：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囿，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歌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 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于楼边县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以断县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玄为言之曹羲，羲言之曹爽，爽忽忽不果试。玄论之曰：“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又曰：“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言不试以事，良可恨也。”张平子事，别见第十九章第七节。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见《亮传注》引《魏氏春秋》。亮又作木牛、流马，其法亦见《注》引亮集。时蜀又有张裔，典作农战之器；李，能致思弓弩机械之巧；而吴亦有张奋，昭弟子。能造大攻车；则一时巧思之士，为不少也。案巧思之士，所以或有成或无成，又或虽有成而旋失其传者，乃由其物不适于其时，故莫肯勤于试造，继绪传习，如蜀汉与中原战争既息，不复须运巴、蜀之粮，逾越剑阁，则木牛流马之制，自不能不失传矣。然则张裔、李、张奋等，所由纷纷皆以造战器闻者，亦以其时攻战方烈也。又凡机械之巧，必前后相因。诸葛亮损益连弩，而马钧又谓其更可损益。翻车即今水车之原，人皆谓其制始于钧，然灵帝已用以洒南北郊路，见第十章第五节。则当时亦必固有是物，钧特从而损益之耳。长巧思者不必擅文字，事记载者又或不知制器，但惊异其所成就，而不知其所自来，遂使后人忽其成功之由，一若偶然得之者，非其实也。

《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言宁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此以作贼则可耳。乃《贺齐传》言：黄武初，魏使曹休来伐，齐住新市为拒。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休等惮之，遂引军还。世岂有雕文刻镂可以退敌者邪？乃《朱然传》犹以文采惟施军器为美谈。此直是事权在手，恣意挥霍，不顾国计民生耳。官自制器之弊有如此，亦不容不施以督责也。

第三节 商 业

商业在秦、汉时颇盛。晁错比较农商苦乐之语，已见第五章第一节。贡禹言：“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知巧。好衣美食，岁有什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部私求，不可胜共。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其言与晁错若合符节。盖财产私有之世，通工易事之键，本操于商人手中。又天下一统，战争息而生计舒，交易之事益盛，则商人之利益多。通关梁，一符传，汉人恒以为美谈。伍被称汉之美曰“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虽或不免过当，亦未必全虚也。此皆秦、汉之世，商人之所以益形跋扈者也。

古代之市，率自为一区，设官以管理之，汉世犹然。《续汉书·百官志注》：洛阳有市长一人，丞二人。《太史公自序》言其先无择，为汉市长。《汉书·丙吉传》，言吉为军市令。皆当时治理交易之官也。《后汉书·班彪传注》引《汉宫阙疏》曰：长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东。《汉书·胡建传》：天汉中守军正丞。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斩之。《三国志·陆逊传》：潜遣将击石阳，汉县，今江西吉水县东北。石阳市盛，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入。皆可见市之别为一区。《汉书·尹翁归传》：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张敞传》：守京兆尹，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由是桴鼓希鸣，市无偷盗。《后汉书·祭遵传》：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第五伦传》：京兆尹阎兴，署为督铸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三国志·孙皓传》：凤皇二年（273年），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案《汉书·王嘉传》：嘉奏封事论董贤亦云：“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潘璋传》：璋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又可见治市之官，颇有威权也。

汉世抑商颇甚。《汉书·高帝纪》：八年（前199年），“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纻、罽，操兵，乘骑马”。此即《食货志》所谓“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者。《续汉书·舆服志》亦云：“贾人不得乘马、车。”此异其礼数也。《食货志》又云：“重税租以困辱之。”哀帝时定名田之法，贾人不得名田。见第十五章第三节。成帝算舟车，商贾人轺车二算。所谓七科谪者，曰贾人，曰故有市籍者，曰父母有市籍者，曰大父母有市籍者，贾人居其四焉。见第十八章第六节。《后汉书·班超传》：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三国志·孙坚传》：朱儁表请坚为佐军司马。坚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与儁并力。是当时商贾，多能从军。一由其时去古近，人民尚习于兵，一亦由法令恒迫商人充兵也。此限其制产，又重其赋役也。《食货志》云：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贡禹传》：禹言：孝文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此绝其进取也。习俗岐视，尤不俟论。《汉书·杨敞传》敞子恽报孙会宗书云：“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后汉书·崔骃传》：孙寔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独行传》：王烈避地辽东，公孙度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以自秽，得免。《逸民传》：王君公侩牛自隐。韩康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贾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贾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当时商贾之与士大夫，盖若薰莸之不同器矣。然晁错言其交通王侯，力过吏执。《货殖传》：宛孔氏连骑游诸侯，有游闲公子之名；刁闲之奴，且或连车骑交守相。何哉？一以仇淫侈之物者，多与王公贵人为缘。一以当时商贾，多兼事放债，贳贷亦放债之类。见第十五章第五节。《平准书》言富商大贾，或 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

封君皆低首仰给，疑必有资其财贿以救缓急者。又《酷吏列传》言：三长史陷张汤，使吏案捕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此言盖诬。然当时有此等事可知。郑当时为大农，任人宾客僦，人多逋负，则当时官吏，确有与人相交通，藉以牟利者。富商大贾，惟利是图，何惮而不为此？此又其所以互相狼狈邪？刁闲多取桀黠奴，使事商贾。仲长统谓当时豪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盖身居阛阓者，皆其所奴役之流，而躬为富商大贾者，则又匪特长安酋长，居温厚而出从骑，见目为长者而已。

王君公以侩牛自隐，此即《货殖列传》所谓“节驵会”，后世之牙行也。《汉书·武帝纪》：元狩五年（前118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王莽之法，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郑司农释《周官》之质剂，谓若其时之市平。则汉世百物，官家本有平贾。然其事未必能行，而其权遂操诸驵会之手。赵敬肃王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汉书·景十三王传》。可见是业之盛已。

凡两地物产，相异愈甚，则其相资愈深。故中外通商，自古代即颇盛。巴、蜀、广汉，南贾滇、僰，西近邛、笮，燕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卓氏贾滇、蜀民，程郑亦贾椎结民，皆其证。又不独缘边也，汉朝绝未知西域及西南夷，而邛竹杖、蜀布、枸酱，业已远致其地。案《魏略》言盘越国在天竺东南数千里，蜀人贾似至焉，参看第十二章第十节。此即大夏人告张骞，所谓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者。盖自陆路西行。《货殖传》谓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越繇王、闽侯以荃、葛、珠、玑、犀甲、翠羽、、熊奇兽遣江都王建，《汉书·景十三王传》。《魏略》又谓大秦循海通交阯，又有水道通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此则自海道而来者也。此当时之中欧交通也。后汉之抚乌桓、鲜卑，于宁城开胡市。见第十二章第十节。刘虞牧幽州，犹开上谷胡市之利。魏黄初三年（222年），轲比能帅其部落及代郡乌丸，驱牛马七万余口来交市，此东北边之互市也。《后汉书·孔奋传》云：姑臧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三国志·仓慈传》云：迁敦煌太守。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聚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 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此西北边之互市也。《汉书·西域传》言：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数剽杀汉使。成帝时，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杜钦说王凤，言其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耳。钦述其路途，险阻危害，不可胜言，而其使犹能数年而一至，亦可谓难矣。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宋子侯九，孝景中二年（前148年），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此所买者为何物不可知。《后汉书·朱晖传》：尚书张林上言：“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此其意，盖犹宋人之用香药宝货。《梁冀传》云：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三国志·苏则传》：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迳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否？”《吴志·孙权传》：嘉禾四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翘翠、玳瑁。《魏志·夏侯尚传注》引《世语》，言王经为江夏太守，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于吴；盖亦欲求此等物耳。古代远国通商，固多如是也。

第四节 钱 币

《汉书·食货志》云：“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不为币，谓国家不以之为币，随时而轻重无常，则谓民间仍通用之也。国家偏重金铜，必由民间先偏重金铜之故，在各种用为易中之物中，金属渐翘然独异矣。

《食货志》又云：“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案《史记·货殖列传》言谷贾上者不过八十。汉初战争，实不甚烈，谷贾安得翔踊如此？疑当时实以铸钱为筹款之策，乃至是也。参看第四章第一节。《高后纪》：二年（前186年），行八铢钱。应劭谓即秦半两。六年（前190年），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文帝纪》：五年（前175年），更造四铢钱。《食货志》云“为钱益多而轻”，又云“其文为半两”。应劭曰：“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案古不甚更钱文，故自隋以前，所铸钱皆曰五铢。见《日知录·钱法之变》条。八铢、四铢，皆曰半两，职是之故。古以二十四铢为两，若秦半两即重八铢，《汉志》不应云重如其文。然则应劭谓八铢即秦半两，乃劭时秦钱已不可见，故有此误也。《志》述荚钱，云令民铸，则汉初并无私铸之禁。是年，《纪》及《志》皆云除盗铸钱令，未知其令起于何时。自此令除，而钱法大乱。《志》载贾谊之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

又云：“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其祸可谓博矣。晁错对策，顾以“铸钱者除”，为文帝大功之一者？当时私铸之罪为大辟，错盖谓盗铸令除，则民命可全，而不知其所损者实大也。不特此也。是时吴王濞既即章郡铜山铸钱，文帝又赐邓通以蜀严道铜山，今四川荥经县。得自铸，见《史》《汉》《佞幸传》。《志》言吴、邓钱布天下。《佞幸传》亦云：邓氏钱布天下。《盐铁论·错币篇》：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此亦开兼并之端。贾山谏除铸钱令，谓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盖为此发也。文帝之政，亦可谓敝矣。至景帝中六年（前144年），乃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五年（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四年（前119年），行皮币白金。五年（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又令京师铸钟官赤侧。其后白金、赤侧皆废，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币制乃稍定。已见第五章第十节。《盐铁论·错币篇》：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惑滋甚。”然则专令上林三官铸后，至始元时，圜法犹未大定也。然是时措置已合，故终能渐趋安定，而五铢遂为最得民信之钱。

钱币者，物贾之度量衡也。度量衡可一不可二，钱币亦然。故古虽各物并用，秦、汉间遂专重金、铜。然事变之来，每非其时之人所能解。不能解，遂欲逆之而行。汉武欲行皮币白金。哀帝时，又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宝，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者。见《汉书·师丹传》。皆与文学谓往者币众财通而民乐，同一见解也。又有谓钱可废而代之以谷帛者。晁错曰：“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贡禹曰：“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平，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师古曰：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皆见《汉书·食货志》。后汉肃宗时，张林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诏诸尚书通议，为朱晖所驳，事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后汉书·朱晖传》。均系此等见解。景帝后三年（前141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六年（前75年），皆诏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皆可谓颇行其议者。王莽之见解，盖亦主张众币，故其定制，至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已见第六章第二节。事与时违，卒至大败。其时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注云：置铁官以铸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盖民习于旧，不愿更张也。光武建武十六年（40年），以马援议，行五铢钱，终后汉一朝无大变。至汉末，董卓出，

乃大坏。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刘陶上议，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竟不铸钱。灵帝中平三年（186年），铸四出文钱。《宦者传》云：“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此盖董卓改币时，为恶币所逐也。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卓传》云：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三国志·卓传》作谷一斛至数十万。案《后书·卓传》述李傕、郭汜作乱时情形云：“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纪》兴平元年（194年），亦有是语。则谷一斛数十万，自在傕、汜入长安后，卓时物价虽贵，尚未至此，《志》盖要其终言之也。又钱无轮廓，不便人用。钱法自此大坏。魏文帝黄初二年三月，复五铢钱。十月，以谷贵，复罢。《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236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238年），铸当千大钱。九年（246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吴行大钱，十年而废。蜀直百钱后亦无闻，疑亦未能久行也。

《史记·货殖列传》言：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云：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此即《汉志》所谓随时而轻重无常者。《吕后本纪》言：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媭，媭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可见是时贵戚之家，藏珠、玉等甚多。《史记·留侯世家》言：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书·高帝纪》：四年（前203年），破曹咎汜水，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史记·项羽本纪》但云尽得楚国货赂。《汉书·李广传》：李陵军将败，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后汉书·西羌传》：唐喜讨破杜季贡、王信，收金、银、采帛一亿以上。《三国志·董卓传》：牛辅取金宝，独与素所厚友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逾城北渡河。赤儿等利其金宝，斩首送长安。《魏武帝纪》：破袁绍于官渡，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注》引《献帝起居注》载公上言云：辎重财物巨亿。《齐王纪》：正始元年（240年），诏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言：酒泉太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在外，得脱，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蜀志·糜竺传》：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进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先主传》：成都降，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据《张飞传》，是时赐飞及诸葛亮、法正、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后主传》景耀六年（263年）《注》引王隐《蜀记》：后主降魏，遣尚书郎李虎送金、银各二千斤；盖亦以犒军也。《吴志·甘宁传》言：宁受敕出斫敌前营。孙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乃料赐手下百余人食之。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又通酌兵各一银碗。凡此，皆可见当时军中，多有珠、玉、金、银。《史记·陈丞相世家》言：平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后汉书·独行传》言：王忳诣京

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生谓忳曰：“要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则行者多以为资。《杨震传》：震迁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独行传》：雷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则行贿者亦用之矣。故晁错谓其为奸邪所利，而令亡逃者得轻资也。《续汉书·礼仪志注》引丁孚《汉仪》述《酎金律》云：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七年（82年）《注》引作用犀角二，长九寸。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后书注》引作翠羽。各二十，准以当金。此为国家于金、银外特许以他宝货当币者。《后汉书·张堪传》：樊显言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则民间亦极流通，然终不敌金银之广。《汉书·疏广传》：广父子俱告归，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王忳受书生之属，亦鬻金一斤，营其殡葬。可见金银兑换，已极便易，珠玉等恐不能如是也。金银在当时，虽多以之制器皿，如前引甘宁以银碗酌酒，第二节引贡禹言蜀、广汉主金银器，岁用各五百万是也。《三国志·卫觊传》：明帝时，觊上疏言：“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吴志·孙亮传》太平二年（257年）《注》引《江表传》，谓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孙传》：遣宗正楷奉书于琅邪王休，言亮于宫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华核传》：核上疏曰：“今民贫而俗奢。兵民之家，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皆当时多用金银以作器物之证也。然观其铸造有常形制，即可知其多用作钱币矣。何以知其铸造有常形制也？案《汉书·食货志》言：秦黄金以镒为名，孟康曰：“二十两为镒也。”师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镒，此尚秦制也。”案项王使项悍拜陈平为都尉，亦赐金二十镒。汉黄金一斤。《萧望之传》：张敞言今有金选之品。应劭曰：“选音刷，金铢两名也。”师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锊，锊即锾也。其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一曰重六两。”似皆以权度计多寡。然《武帝纪》：太始二年（前95年），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渥洼水，在今甘肃安西县。党河支流。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蹄，以协瑞焉。”师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蹄，则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时吉字金挺之类矣。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而形制巧妙。”今案《后汉书·董卓传》引《献帝纪》，谓牛辅自带二十余饼金；《三国志·陈矫传注》引《世语》，言文帝以金五饼授矫；《齐王芳纪》：嘉平五年（253年），赐刺费祎之郭修子银千饼，绢千匹；则饼亦为当时金银形制之一，师古之言，信不诬也。《汉书·冯唐传注》引如淳曰“黄金一斤直万”，盖据王莽时制言之。《惠帝纪注》引晋灼，即据《食货志》为说，见下。比例是否有常，固难遽断。然遍读两汉之书，未尝见有异说，则其价必无大差。《惠帝纪》：帝即位后，赐视作斥土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注》引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此言四十金，实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钱万。”师古曰：“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案《景帝纪》：元年（前156年），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廷尉信与丞相议：“吏迁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盐、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此罚金沿袭古之罚锾，本为制兵，必不折钱。金选或重十一铢余，或重六两，盖即一指黄金，一指赤金。然则汉时赐与，当有三法：与之黄金，一也。予之钱，二也。予之金，即今之铜，三也。三者晋灼所

谓实金也。然此法行之甚少，大都非与之黄金，即与之钱。云赐黄金而实与之钱者，必以万钱当一斤，故王莽因之而定制也。铸造有常形制，与钱有常比价，其用之之广可知矣。职是故，黄金散之民间者遂日多。旧时读史者，率言汉世黄金多，后世渐少，归咎于佛象涂金，及世俗泥金写经，帖金作榜。汉时佛教虽已入中国，传布未广，耗金必不能甚多。然以后方前，黄金亦渐觉其少。梁孝王死，藏府余黄金四十万斤。汉武帝征匈奴，一次赏赐用黄金二十余万斤。王莽遣九虎东行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史传所载汉世金多之事，亦有不可尽信者，如汉高祖与陈平黄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等是也。然此所引三事，必非虚诬。董卓凶暴，聚敛何所不至？然郿坞中不过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而已。《汉书·王莽传》：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莽聘皇后三万斤，而《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之聘曹皇后，但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盖丧乱之后，黄金难得使然。黄金不能销蚀，官家藏少，必流入民间矣。此古今币制无形中之变迁也。

第十七章 秦汉时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汉人饮食，渐较古代为奢，而视后世则犹俭。《盐铁论·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昏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又曰：“古者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易肉而归。”又曰：“古者不粥饪，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一似汉人饮食，极其奢侈者。然《论衡·讥日篇》，谓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则仅当今日一大市而已。固知汉人生活程度，犹远低于今日也。

《史记·陈丞相世家》言：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此所谓非祭祀无酒肉者也。王吉去位家居，即布衣疏食；杨震子孙尝疏食步行；费祎儿子皆布衣疏食：已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汉书·霍光传》：昌邑王道上不素食。师古曰：“菜无肉食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丧之制也。而郑康成解丧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远矣。”案此正可证汉人平时不肉食耳。茅容止郭林宗宿，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此皆古非老者、贵者不肉食之旧法。崔瑗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居常疏食菜羹。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此居家之恒法也。即贵人及待宾客，饮食亦不甚侈。淮南厉王之废也，有司奏请处蜀严道邛邮，遣其子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日三食，给薪、菜、盐、炊食器、席等。制曰：“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从居。”案后汉和熹邓皇后朝夕一肉饭。《三国·魏志·武宣下皇后传注》引《魏书》曰：帝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请诸家外亲。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张禹食彭宣，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则贵人日食若寻常待客，亦无兼肉，从者亦不过疏食。故汉文制书，明言酒肉以食厉王，明其子与妻妾同居者，皆不得酒肉也。然晁错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而此曹皆日三食，则较之平民，已稍侈矣。

古人之食，大抵以羹饭为主，有加则非常馔。汉人亦然，故汝南童谣，言“饭我豆食羹芋魁”也。《汉书·翟方进传》。食狗肉者似尚多。《汉书·樊哙传》云：以屠狗为事。师古曰：“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然则师古时民已不甚食狗矣。其调和之法，有稍与古异者。《左氏》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酱、盐、梅，以烹鱼肉”。《疏》云：“此说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礼记·内则》《楚辞·招魂》备论饮食，而不言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芜荑盐豉，盖秦、汉以来始为之焉。”案《史记·货殖列传》言蘗曲盐豉千答，比千乘之家；《汉书·货殖传》有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可知时人嗜豉之深矣。

酒在汉世仍有禁。《文帝纪》：帝即位，赐民酺五日。文颖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然群饮有禁，酤在平时却不犯法。故高祖尝从王媪、武负贳酒，吕母散家财以酤酒也。年不登则禁之。景帝中三年（前147年），夏，旱，禁酤酒。后元年（前143年），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魏相传》：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曰：“窃伏观先帝，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宽租赋，弛山泽、陂池，禁秣马、酤酒、贮积。”观此，知禁酤汉世常行。盖遇饥馑则行之，岁登则已。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皆禁酤酒。后汉末，吕布、张鲁皆尝禁酒。太祖亦尝制酒禁，而孔融书啁之，见《三国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徐邈传》云：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案《汉书·楚元王传》言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尝为穆生设醴。《周官》酒正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郑《注》云：“自醴以上尤浊，盎以下差清。”时人以清酒为圣，浊酒为贤，可见其所好，皆其味之厚者矣。《食货志》：鲁匡请官作酒，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平当传注》引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师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为黍米，不当言稷。且作酒自有浇醇之异，为上中下耳，非必系之米。”案律文自系当时实事，师古妄驳之，非。此汉人酿酒之法也。蜀汉先主亦尝以天旱禁酒，酿者有刑，见《三国志·简雍传》。

《三国志·韦曜传》言：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此为饮茶见于正史之始。《汉书·地理志》：长沙国茶陵。师古曰：“茶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此亦即茶字之音。师古说不知确否。然茶陵产茶，固事所可有也。

贵人饮食，颇多远方之物。《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有圃羞官，交阯郡羸 有羞官。《三国志·明帝纪》太和元年（227年）《注》引《三辅决录注》，言孟他以葡桃酒一斛遗张让。《吴志·孙亮传注》引《吴历》，谓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江表传》则谓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裴松之谓《吴历》之言，不如《江表传》之实，其说盖是。何者？蜜在是时为常食，蔗饧则罕见，讹蔗饧为蜜，事所可有，讹蜜为蔗饧，理所难通也。一骑红尘妃子笑，食之者甚乐，供亿者甚苦。《记》曰：“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以是为孝，其见解亦与流俗人等耳。故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汉书·文帝纪》：帝即位，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苏林曰：“男赐爵，女子赐牛酒。”师古曰：“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女子，谓赐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若干头，酒若干石，无定数也。”三年（前177年），幸太原。诸民里赐牛酒。师古曰：“里别率赐之。”案帝元年诏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视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诏言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当即此所云吏禀当受鬻者，此则又加赐之也。元狩元年（前122年），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乡三老、弟者、力田帛，年九十已上，及鳏、寡、孤、独帛絮，八十已上米。县乡即赐，毋赘聚。后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当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廪粥，糠秕相半。”盖古代养老及恤鳏寡孤独之政，汉世犹存其文，虽多不克奉行，然告朔饩羊，究犹贤于后世之视若无睹者也。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秦、汉之世，谷粟之用，尚重于钱币。如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司隶、冀州饥，吏民谷以助禀贷，以见钱雇值；延熹五年（162年），武陵蛮叛，假公卿以下俸，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皆可见其所阙者，乃谷而非钱也。职是故，仓储、漕运，在当时均为要政。

沛公入关，军霸上，秦民多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可见秦人藏粟之富。然是时谷粟，非仅各地方皆有储峙，形要之地，所积尤多。郦生说高帝曰：“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汉惠帝六年（前189年），亦尝修敖仓。枚乘说吴王，言汉“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舟，不如海陵之仓”，此时言仓储，已必兼转漕矣。赵充国论羌事曰：“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此则言仓储者又当兼粜籴也。盖各地方之生计，互有关系，已不容各自为政矣。

历代帝都所在，谷食率不能自给，必转漕他处以济之，此事自汉已开其端。汉初漕关东粟数十万石，以给京师。桑弘羊时，关东漕岁益六百万石。其时用度奢广，固非常典。然五凤中，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已十倍其初矣。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诏云：“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前78年）诏：“其止四年毋漕。”亦一时之事，非常典。转漕最为劳费。伍被言秦之暴曰：“转海滨之粟，致之西河。”史言楚、汉之际曰：“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漕。”又言汉武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儋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当时所以一有事辄觉骚然不宁者，转漕实为其大端。故汉人议论，多欲充实郡县储峙。然其策亦在有无相通。晁错说文帝，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从错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年（前155年），孝景二年（前155年），乃令民半出田租。汉郡县积谷之多，当莫此时若矣。武帝时，桑弘羊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他郡各输急处。因此得不复告缗。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晁错谓“取于有余，以共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其效如此。然此不过欲得高爵及免罪者，出其所有而已，未能制驭操纵谷价之徒也。真有裒多益寡之意者，厥惟常平。

常平之议，创自李悝。《汉书·食货志》载其说云：“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平岁收百五十石，已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此古所谓轻重敛散之法也。汉宣帝时，谷石五钱，农人少利。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常平之政，后世常行之，以理论自无可訾议，然效不如其所期者？一、时愈晚，粮食之交易愈广，官家之资本，相形而益微，不足以制轻重。二、官办之事，有名无实，甚或转以厉民也。汉虽近古，然《后书·第五伦传》言：伦拜会稽太守，受俸裁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则官吏有与民为市者矣，而况商人？欲制驭之，自非易事。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前47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据本纪，事在初元五年（前44年）。后汉明帝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刘般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则办理亦不能无弊矣。然以立法之意言之，究有抑强扶弱之意，非如后世之义仓、社仓，徒使贫民相呴以沫，坐视富人之操纵而不敢问也。《汉书·酷吏·严延年传》，河南府丞义出行蝗虫，言寿昌为常平仓利百姓，则办理虽或有弊，究不能谓其无利。凡水运必便于陆，故郦生以“蜀汉之粟，方舟而下”恐动齐。武帝时，山东被河灾，所以振之者，亦藉下巴、蜀之粟也。萧望之议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直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恤小费而昧大计，尤见其不知务矣。

第三节 衣 服

秦、汉之世，尚颇重视等威。贾生言：“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以物力之屈，归诸奢侈，是矣。然欲以贫富随贵贱，贵者侈靡自恣，贱者禁不得为，终非人心之所服，富有者终必违法而自恣。封建之世严上之心，既已随时代而俱去，有财即是权势，吏必与相勾结，不能治，虽有法令，皆成具文矣。此制节谨度之道，所以终至荡焉无存也。

《汉书·景帝纪》：中六年（前144年），诏曰：“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史言“先是吏多军功，军服尚轻，故为设禁”云。其欲分别等级如此。成帝永始四年（前13年），安帝元初五年（118年）之诏，见第六章第二节及第十五章第四节。虽重责贵戚，亦仍以等威制度为言。《三国志·华核传》，核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放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色，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其言可谓痛切矣，然卒莫能行也。或曰：《汉书·朱博传》：迁琅琊太守。齐部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皇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吴志·吕蒙传》：蒙袭荆州，伏其精兵 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是当时平人，犹不能加冠、服彩色也。然病吏白巾，特府中事，归家后安可究诘；而摇橹者亦岂富商大贾哉？

织工以齐为最优。《史记·货殖列传》言：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故齐冠带衣履天下。以齐擅女功，归本太公，自属附会，然其所由来者旧，则可知矣。《汉书·地理志》言：齐“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盖奢侈之物，日用之资，兼而有之矣。《元帝纪》：初元五年（前44年），罢齐三服官。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

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齐冠带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衮龙之服。《地理志》云：襄邑亦有服官。”师古曰：“齐三服官，李说是也。与 同，即今之方目 也。纨素，今之绢也。轻绡，今之轻 也。襄邑自出文绣，非齐三服也。”案如师古说，襄邑殆所以给礼服，故不可罢也。元帝罢三服官，实以贡禹之言。禹言“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其踵事增华，亦足惊叹矣。哀帝即位，复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则三服官实未尝罢，而织作者亦不止一官也。后汉章帝建初二年（77年），亦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又李熊说公孙述，言蜀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则蜀中女红，亦甚盛也。

边方之地，女红有极陋者。《后汉书·崔骃传》：骃孙寔，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练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循吏传》：南阳茨充，代卫飒为桂阳，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又王景迁庐江太守，亦训令蚕织。又《卫飒传注》引《东观记》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臣问御佐曰：人无履，亦苦之否？对曰：十二月盛寒时，并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温或脓溃。建武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履，皆充之化也。”《三国志·薛综传》：综上疏言：“交州椎结徒跣，贯头左。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使之冠履。”又言：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盖越至三国时仍有裸体者。然《后书·独行传》言：陆续建武中为尚书令，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令会稽郡献越布。则会稽越人织布，又极精美。盖其地之开塞异，故其民之巧拙殊也。《三国志·庞统传》：统弱冠往见司马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吴志·陆凯传》：凯陈孙皓二十事，其十三曰：“先帝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今则不然，农桑并废。”统襄阳人，后世襄、郧殊乏蚕桑之利，吴中则衣被天下，当时之情势，相反如此。文化之转移，所系固不重哉？

异域殊服，亦有传入中国者。《魏志·齐王纪》：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注》引《傅子》曰：“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冀阳争酒失杯而污之。伪怒，解衣曰：烧之。布得火炜炜，赫然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若用灰水焉。”又引《搜神记》曰：“昆仑之虚，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裴氏言：“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又引东方朔《神异经》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长三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绩其毛，织以为布。”诸附会之谈，虽属可笑，然汉、魏时有火浣布则真矣。《朱建平传》言：文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啮帝膝。后世香料，多来自南洋，疑古亦然。《仓慈传注》引《魏略》云：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敦煌俗妇人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禁改之，所省不訾。挛缩之裙，疑亦来自西域也。

衣服裁制，北窄南宽。吾国文化，原起南方，故以宽博为贵。《盐铁论·利议篇》言：大夫訾文学，“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汉书·儒林传》：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朱博传》：迁琅邪太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裙，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此皆好讲颂礼者，以宽博为贵之证也。其右武及服劳者则不然。《景十三王传》言：广川王去，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李陵传》：陵便衣独步出营。师古曰：“谓着短衣小褏也。”《盖宽饶传》：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三国志·崔琰传》：太祖征并州，留琰侍文帝于邺。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琰书谏曰：“惟世子燔翳捐褶。”《吴志·诸葛瑾传》：孙峻与亮谋，置酒请恪。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此以用武而短服者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言：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此以服劳而短服者也。张敞言昌邑王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此求行动之便捷，亦与右武服劳者短服同。《汉书·文帝纪赞》，美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传》：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又言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此则讲颂礼者以长大为美，崇节俭者乃与之相反也。又南方天气较热，好美观者虽尚宽博，求适体者究宜窄小，故日常服用，北方又较南方为宽大。《史记·叔孙通列传》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其证。《索隐》云：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

冠服变迁，必自烦难稍趋简便，此于冠巾之变见之。鲍衍、冯永，闻更始已亡，幅巾降于河内，此尚意存自贬。杨赐特辟赵咨，使之饰巾出入，则舍礼容而求简便矣。《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注》引《傅子》云：“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帢制虽缘凶荒，幅巾之尚，初不由是，实去拘束而趋简易，机动于不自知也。

王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已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师古曰：“牛衣，编乱麻为之。”沈钦韩曰：“《晋书》刘寔作牛衣，卖以自给。亦作乌衣，义同也。《魏志》：邓艾身被乌衣。《隋五行志》：北齐后主于苑内作贫儿村，令人服乌衣，以相执缚。程太昌《演繁露》云：牛衣编草使暖，以被牛体，盖蓑衣之类。《案南齐书·张融传》：融悉脱衣以为赙，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之，被牛背。”据王先谦《补注》引。案《三国志·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言焦先结草以为裳，自作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又引《高士传》云：及魏受禅，尝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土垢污，皆如泥漆。此皆以草为衣被。又《常林传注》引《魏略》，言吉茂冬则被裘，夏则短褐，盖无绤使然。贱者之服，大致仍与古同也。

《后汉书·虞诩传》：邓骘兄弟欲以吏法中伤诩。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诩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 缝其裾为帜，《注》帜，记也。《续汉书》曰：以绛缕缝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则当时已有以缝衣为业者矣。

第四节 宫 室

秦、汉之世，营造之技颇精，惜皆为富贵者所享，平民之居，则甚简陋耳。秦始皇帝宫室之侈，已见第二章第三节。汉初，萧何营未央宫，即极壮丽。其后文帝惜百金之台而不为，称为节俭。至武帝，遂大奢纵。起柏梁、《本纪》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元封二年（前109年）。建章宫、太初元年（前104年）。明光宫。四年（前101年）。宣帝亦以凤皇集，起步寿宫、凤皇殿。武、宣二世之事，略见《汉书·食货志》《郊祀志》。翼奉言：“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又下遗诏，不起山坟。故其时天下太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因劝元帝徙都成周，“众制皆定，无复缮治宫馆，不急之费，岁可余一年之蓄。”

观奉之言，而知汉时土木之侈矣。其后成帝为赵昭仪，哀帝为董贤筑宫，亦皆极奢侈。王莽虽躬行节俭，而其作事，规模侈大，故所为九庙，亦极闳壮。又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见《郊祀志》。其劳民亦甚矣。权戚之家，亦均纵恣。梁孝王事已见第四章第六节。鲁共王好治宫室，其所为灵光殿，至后汉犹存，见《后汉书·东海恭王传》。后汉宗室好土木者，有济南安王康、琅邪孝王京。先汉外戚最盛者为霍氏、王氏，嬖幸最盛者为董贤，后汉外戚最盛者为梁氏。安帝为王圣起第舍，樊丰、谢恽等亦遂因之造作，见《后汉书·杨震传》。其后又有侯览等大起居宅，见《宦者传》。吕强言：“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相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殚言。”盖纵侈者之多，又非先汉之比矣。丧乱之际，董卓造郿坞，公孙瓒造易京，亦皆殚竭民力。三国之世，北则魏明，南则孙皓，权戚如曹爽等，亦均极奢侈。已述于前，今不更及。

苑囿之设，费地殊广。汉武帝度为上林苑，举籍阿城以南，师古曰：本秦阿房宫，以其墙壁崇广，故俗呼为阿城。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汉宜春苑，在长安南。见《汉书·东方朔传》。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起乐游苑。后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起西苑。桓帝延熹元年（158年），置鸿德苑。二年（159年），造显阳苑。灵帝造毕圭灵琨苑。《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上林苑。据《后汉书·杨震传注》。又有池籞，以畜鱼鸟。《宣帝纪》：地节三年（前67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苏林曰：“折竹，以绳绵连禁御，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栖鸟，鸟入中则捕之。”应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瓒曰：“籞者，所以养鸟也。设为藩落，周覆其上，令鸟不得出，犹苑之畜兽，池之畜鱼也。”师古曰：“苏、应二说是。”案服虔、臣瓒之说，亦必有所据，不能億造也。虽恭俭之主，间或弛以与民，然不能多得也。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然后萧何为民请“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遂为高祖所械系，可见所谓仁政者，多不足恃也。

汉代去古近，故产业之在官者犹多。《汉书·高帝纪》：十二年（前195年），诏曰：“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注引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云第也。”《夏侯婴传》：赐婴北第第一。师古曰：“北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是时列侯功臣，屡有赐第之举，可见官有第宅之多。晁错言：“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盖司空度地居民之法。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沲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此固非安汉公之盛德弗能行，然亦可见宅地及屋舍在官者之多也。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张堪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亦由于此。其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陁坏不治，为上计吏遣敕之一端，见《续汉书·百官志》司徒公《注》引《汉旧仪》。

墙仍多用土筑。贾山言秦皇帝筛土筑阿房之宫；韦孟《在邹诗》曰“我徒我环，筑室于墙”是也。土墙不美观，故富者或被以文锦。《汉书·货殖传》。作瓦之技颇佳，砖则罕用。故董卓欲迁都，言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窖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非难：《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华峤书。亦见《后汉书·杨赐传》。而吴人为孙坚庙，乃至发吴芮冢而用其砖也。见《三国志·诸葛诞传注》引《世语》。《后汉书·酷吏传》：周纡廉洁无资，常筑墼以自给。刘攽曰：“墼非筑所成，当作堑。”殿本《考证》引杨慎《丹铅续录》曰：“攽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砖未烧曰墼。《埤苍》：刑土为方曰墼。今之土墼，以金为模，实土其中，非筑而何？”盖时用墼者多，用砖者少也。《汉书·地理志》言：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董卓欲引凉州材木东下，则西北产木最多。然《后书·陈球传》言零陵编木为城，则南方材木，亦未尝乏。盖凡未启辟之区皆然。晁错论移民云：“为之中周虎落。”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也。”苏林曰：“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连遮落之也。”沈钦韩曰：“《六韬·军用篇》：山林野居，结虎落柴营。环利铁锁，长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护城芘离，亦谓之虎落。《旧五代史》：慕容彦超设虎落以护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树以荆棘，上相穑著，所以为固也。”盖虎落本以竹为藩，在塞下则又加沙及铁锁。苏林之说，乃因虎落而备言塞下之制。师古驳之，亦误也。扬雄《羽猎赋》云：“余乃虎路三嵕，以为司马。”晋灼曰：“路音洛。”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亦即晁错所谓虎落也。《后书·钟离意传注》引《东观记》曰：“意在堂邑，汉县，今江苏六合县北。为政爱利。初到县，市无屋。意出俸钱，帅人作屋。人赍茅竹，或持林木，争起趋作，浃日而成。”则当时造屋用竹者正多。吾丘寿王禁民挟弓弩对曰：“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师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韦孟《在邹诗》曰：“爰戾于邹，鬋茅作堂。”《后书·班彪传》：固奏记东平王苍，言扶风掾李育客居杜陵，茅舍土阶。《张禹传注》引《东观记》，言禹迁下邳相，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庐千户。《申屠蟠传》云：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注》引谢承书曰：“居蓬莱之室，依桑树以为栋也。”《三国志·高柔传注》引《陈留耆旧传》，言柔祖父慎，草屋蓬户。《蜀志·秦宓传》言：广汉太守请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

宓称疾卧在茅舍。则当时民间造屋，用瓦者极少。诸葛亮表后主，言先帝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非虚语矣。《史记·陈丞相世家》，言其家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可见是时民居之简陋也。其修筑少精者，谓之精庐，亦曰精舍，读书谈道者多居之。《后汉书·姜肱传》：盗就精庐求见。《注》：“精庐，即精舍也。”于吉往来吴会，立精舍，见《江表传》，《三国志·孙策传》及《后汉书·襄楷传注》皆引之。又《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言徐庶折节学问，始诣精舍，诸生闻其前作贼，不肯与共止。尤陋者，谓之瓜牛庐，《三国志·管宁传注》云：“案《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故谓之蜗牛庐。”案杨沛事见《贾逵传注》。窃谓此庐本以居牛，后守瓜者亦居之，故谓之瓜牛庐，未必如裴松之所云也。山居之民，或有以石为室者。《后汉书·逸民传》：台佟隐于武安山，《注》：武安县之山也今河南武安县。凿穴为居；矫慎隐遁山谷，因穴为室是。

古人不甚能造楼，居高明者辄作台，已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三节。《后汉书•郑玄传》：言马融召见玄于楼上；《酷吏•黄昌传》言：陈人彭氏，造起大舍，高楼临道；《三国志•周群传》言，群于庭中作小楼，家富多奴，尝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则后汉时能作楼者已多矣。《汉书•陈胜传》言：胜攻陈，守丞与战谯门中。师古曰：“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车者，亦于兵车之上为楼以望敌也。谯巢声相近，本一物也。”《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言爽兄弟归家，敕洛阳县发民八百人，使尉部围爽第四角。角作高楼，令人在上望视爽兄弟举动。可见人家之楼，实承城楼及巢车之制也。

古士大夫之居，前为堂，后为室，室之左右为房。晁错言古之徙民也，为之筑室，家有一堂二内，盖以室为堂，以房为室也。《后汉书•逸民传》：梁鸿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注》引《说文》曰：“庑，堂下周屋也。”下有周屋，可以居人，则必非以室为堂者矣。《延笃传》：笃与李文德书云：“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室。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客堂，盖即古士大夫家之堂，内阶即北阶；南轩即堂下周屋也。《汉书•晁错传》：景帝以袁盎言屏错，错趋避东箱，甚恨。《杨敞传》：霍光与张安世谋废昌邑王，使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金日磾传》：莽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可见大第宅皆有两箱。《万石君传》：子建，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洒，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之。师古曰：“入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诸房矣。”此古父子异宫之旧也。《汉书•食货志》言：“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而《张敞传》言：敞守京兆尹，求问偷盗酋长，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后汉书•齐武王传》言：王莽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可见闾之两侧仍有塾：凡此，皆汉时宫室近古之处也。

古屋多饰以图画，汉世亦然。《汉书•成帝纪》：生甲馆画堂。应劭曰：“画堂画九子母。”师古曰：“画堂但画饰耳，岂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画室中，是则宫殿通有采画之堂室也。”案应劭之言，必有所据，师古驳之非也。然谓宫殿通有采画堂室，说自不诬。《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述朱辅刺益州招徕远夷事，曰：“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则虽偏方亦有之矣。

秦始皇所修长城，多系六国时旧迹，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其功程虽不如流俗所设想之大，然亦有颇坚实处。韩安国言蒙恬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是也。《汉书•匈奴传》：侯应议罢边塞云：“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可与安国之言参观。

古人率席地而坐，其后则亦用床。《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言布请刘备于帐中，坐妇床上。《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言裴使君与辂清论终日，不觉疲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前树下，乃至鸡乡晨然后出。《蜀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言孔明每至庞德公家，独拜床下。《吴志·鲁肃传》言，孙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是也。其坐仍以膝着床，故《管宁传注》引《高士传》，言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苏则传》言文帝大怒，踞床拔刀，则以为非礼矣。然《武帝纪》建安十六年（211年）《注》引《曹瞒传》，言公将过河，前队适渡，马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裴潜传注》引《魏略》，言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毕以挂柱。军中仓卒，裴潜清省，而犹有此，可见胡床稍已通行矣。

第五节 葬 埋

秦、汉时，厚葬之风颇盛。秦始皇帝之葬，已见第二章第三、第四节。贾山《至言》述始皇之葬，与刘向略同。汉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刘向《谏起昌陵疏》语。则初亦未能免俗。然其后遗诏令“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为秦汉后薄葬者之先导，究不失为贤君。至霍光，乃复厚葬武、昭，已见第五章第十一节。宣帝虽贤，犹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见《本纪》本始二年（前72年）。《注》引应劭曰：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县官公作，当仰给司农，今出水衡钱，言宣帝即位，为异政也。案就当时言之为异政，以正道衡之，仍为妄费也。惟元帝初陵，不置县邑，《本纪》：永光四年（前40年），诏曰：“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可见是时徙民为害之烈。而哀帝遵之，《本纪》建平二年（前5年）。实为汉代之仁政。成帝即位，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可以葬，奏可，亦能革前世之陋习。其后听将作大匠解万年言，营昌陵，诒害甚钜。见《本纪》永始元年（前16年）、二年（前15年）及《刘向、谷永传》。参看第六章第二节。平帝元始元年（1年），复命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则以王莽秉政故也。《晋书·索 传》：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杜陵，宣帝陵。多获珍宝。帝问 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物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然则汉诸帝之葬，虽俭者亦未尝不侈也。后汉以前汉为鉴，较为节俭。光武建武二十六年（50年），令“地不过二三顷。毋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及崩，遗诏“皆如孝文皇帝制度”。明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顺帝遗诏：“无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皆见《本纪》。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见《和熹邓皇后纪》。冲帝之崩，李固议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见本传。惟顺帝宪陵，地二十顷，栾巴以谏毁小人坟冢获罪，少过。魏武帝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及崩，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魏文更自作终制。见《本纪》黄初三年（222年）。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郭后亦以终制营陵，见《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及本传。有学问者，举措究与流俗不同也。偏方之君，孙皓尝厚葬其妾，见《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又孙权命陈武妾殉葬，见《武传注》引《江表传》。案殉葬之事，汉代尚间有之。《汉书·景十三王传》：赵缪王元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师古曰“先令者，豫为遗令”是也。但其事不多见。

《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闻之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58年）《注》引。案此礼为后汉明帝所创，详见《续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书。重视冢墓之风，由来甚久。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隐王、陈胜。魏安厘王、齐愍王各十家，赵悼襄王及魏公子毋忌各五家。后汉诸帝，有幸群臣墓者，光武建武六年（30年），过湖阳，祠樊重墓。后每南巡，常幸其墓。见《后书·樊宏传》肃宗北巡守，以太牢具上郭主冢，见《光武郭皇后纪》。有遣使祠其墓者。肃宗使祠桓谭墓，见《后汉书·谭传》。群臣归家，或过家，每许其祠冢。因会宾客、宗族，散财振施。其臣亦有自求上冢者。王林卿归长陵上冢，见《汉书·何并传》。林吉自表上师冢，见《儒林传》。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见《游侠传》。班伯为定襄太守，上征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太守、郡尉以下会。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见叙传。后汉清河孝王庆，以母宋贵人见杀，窦太后崩，求上冢致哀，又乞葬母冢旁。后汉时群臣许归家或过家上冢者，有王常、冯异、岑彭、韦彪、宋均、韩棱，三国时有徐晃等，均见《后书·国志》本传。又有官其子弟近坟墓，俾守冢祠者。祭遵卒，无子，光武追伤之，以其从弟彤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见《后书·遵传》。各地方为名人立祠，亦多近其冢墓，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阳，从之。见《三国志·亮传注》引《襄阳记》。又或祠于其冢。九江郡二千石，岁时帅官属祠召信臣冢，见《汉书·循吏传》。又《魏志·杜袭传注》引《先贤行状》：长吏下车，尝先诣其祖父根、父安墓致祠。而刑亦有掘冢剖尸。残贼尸体之事，汉季最甚。《三国志·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公孙度传》：故河南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王凌传》：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凌、愚罪宜如旧典。乃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燎其印绶，亲土埋之。《钟会传注》引《咸熙元年（264年）百官名》：文王闻会功曹向雄收葬会，召而责之。雄曰：“殿下仇对枯骨，捐之中野，百岁之后，为臧获所笑。”执政者所为如此，诚可笑矣。诸葛恪之死，亦以苇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冈，见《吴志》本传。在上者之重视形魄如此，民安得不从风而靡？于是有庐墓者。如蔡邕是，见《后汉书》本传。有负土成坟者。并有成长吏之坟，如缪彤，见《后汉书·独行传》。治朋友之墓者。如范式，亦见《后汉书·独行传》。家居则上冢，朱买臣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汉书·买臣传》。出行则辞墓。参看第十四章第四节所引公孙瓒事。居庐行服，或以过礼为贤。《后汉书·袁绍传》：遭母忧，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注》引《英雄记》云：凡在冢庐六年。甚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而实则五子皆服中所生者。见《后汉书·陈蕃传》。又有如李充，遭母丧行服墓次，有人盗其墓树，充遂手自杀之者。见《后汉书·独行传》。盖当时之人，多以魂神仍依墟墓，故其所为如此。《后汉书·周磐传》言：蔡顺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辄圜冢

泣曰：“顺在此。”《三国志·庞淯传注》引《典略》：言张猛为武威太守，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有知，岂使吾头东过华阴，历先君之墓乎？”乃登楼自烧而死。又《韩暨传》谓同县豪右陈茂，谮暨父兄，几致大辟，暨阴结豪士，禽茂，以首祭父墓。皆其证也。

夫如是，厚葬之风，自不得不甚。《续汉书·郡国志》安平国观津县注引《决录》注曰：“孝文窦皇后父，隐身渔钓，坠渊而卒。景帝立，后为太后，遣使者更填父所坠渊而葬，起大坟于县城南，民号曰窦氏青山。”卫青为冢象卢山，霍去病冢象祁连山，盖虽人臣冢墓，亦几有山陵之盛矣。哀帝豫赐董贤葬具，为作冢。后汉章德窦皇后及兄宪弟笃、景等并东海出，故睦于中山简王焉。光武子，与废太子东海恭王强同为郭皇后所生。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其虐民以厚所私昵如此。其后宦官纵恣。赵忠丧父，僭为璠玙、玉匣、偶人；见《后汉书·朱晖传》。侯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奏其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宦者传》。则更不足论矣。无势位而有资财者，亦竞为奢侈。《潜夫论·浮侈篇》曰：“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离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财于万里之地。”又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珠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习俗移人，固由愚昧以是为孝，亦缘欲相夸耀。韩信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旁可置万家。原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涉让还赙送，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 重门。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阡，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阡。崔实父卒，剽卖田宅，以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以酤酿贩鬻为业。贤者不免，况于凡民哉？禁厚葬之诏，汉世屡有之。光武建武七年（31年），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章帝建初二年（77年），和帝永元十一年（99年），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元初五年（118年），皆见《纪》。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平冀州，亦禁厚葬，见《三国志·武帝纪》。并有以葬过律获罪者。《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武原侯不害，孝景后二年（前142年），坐葬过律免。又有如韩延寿，为民定嫁娶丧祭仪品者。史云“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此亦过情之谈。《后汉书·宋均传》：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夫送终逾制，失之轻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竟不肯施。逾侈败俗，岂是小恶？而均不欲禁之者？盖亦以其事不易行，虑有名而无实也。然下之于上，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亦卒不能挽此颓风也。

归葬之风，汉世亦盛。《汉书·高帝纪》：四年八月，“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椁葬具。《注》引如淳曰：“《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为椟传归所居县，赐以衣棺”，则遂为常法矣。故王恢述匈奴之祸，谓“边竟数惊，中国槥车相望”也。《三国·文帝纪》：帝嗣为魏王后，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亦修此故事也。然淮南王安谏伐闽越曰：“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暑天雨，楼船卒水居击櫂，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则《金布令》未必

能行，王恢所谓槥车，恐亦民间自行迎丧者矣。《成帝纪》：河平三年（前26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槥椟葬埋。此所以给槥椟，但为省费，不为传送。《后汉书·独行传》：温序为隗嚣别将所拘劫，不屈而死。光武怜之，赐冢地，葬之洛阳。后其长子寿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盖时人以魂神依于丘墓如此，故有千里迎丧者。如高柔，父靖卒于西州，柔冒艰险，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见《三国志·魏志》本传。有遗命归葬者。《三国·谯周传》：周卒，息熙上言：“周临终属熙曰：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当还旧墓。道险行难，豫作轻棺。殡敛已毕，上还所赐。”其不受赐，乃不愿臣魏之意，必归葬则仍首丘之思也。友朋之际，亦以送丧归葬为美谈。《后汉书·独行传》：戴封在太学，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敛，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更敛，见敬平行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大异之。《风俗通义·正失篇》言：“袁贺早失母，其父彭不复继室。及临病困，敕使留葬。慎无迎娶汝母丧柩。亡者有知，往来不难。如其无知，只为烦耳。”抱此等见解者殊不多。其见于《后汉书》及《三国志》者，如张霸、崔瑗、孔僖、梁鸿、郝昭等，不过数人而已。孔僖见《后汉书·儒林传》。梁鸿见《逸民传》。郝昭见《三国志·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年）《注》引《魏略》。

一种风气方盛，必有贤知之士能矫之。汉世主薄葬者，曰杨王孙，曰朱云，曰龚胜。后汉则有祭遵、王堂、樊宏、梁商、郑玄、张霸、周磐、赵咨、东海恭王、张酺、何熙、见《梁瑾传》。崔瑗、马融、卢植、张奂、孔僖、《儒林传》。范冉、《独行传》。谢夷吾、《方术传》。李穆姜。《烈女传》。三国则有陈思王、中山恭王、裴潜、高堂隆、诸葛亮、沐并等。沐并事见《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然三数贤知之士，亦不能挽千万人之沉迷也。

掘冢之于厚葬，可谓如影随形。秦始皇帝无论已。孝文号称薄葬，然孝武时盗已发其园瘗钱。见《史记·酷吏·张汤传》。赤眉入关，发掘诸陵，取其宝货，至污辱吕后尸。《后汉书·刘盆子传》。冲帝建康元年（144年），群盗发宪陵。顺帝陵。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董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事在初平二年（191年），见《后汉书·献帝纪》。魏文帝终制言：“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柙、金缕，骸骨并尽。”《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222年）。亦见《续汉书·礼仪志注》。后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50年）诏，言“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魏文终制亦云然，而至晋世，亦卒见发掘，见前。则汉世诸陵，殆无不见发者矣。光武建武七年（31年）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后汉·郅恽传》：陈俊礼请恽，上为将兵长史。俊军士发冢陈尸。恽劝其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百姓悦服，所向皆下。《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数魏武帝罪状曰：“梁孝王先帝母弟，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其诋魏武或诬，然谓魏武军中无是事，固不可也。《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年）《注》引《魏略》载郝昭遗令戒子曰：“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则虽非有所利者，亦不免于椎埋之为矣。《汉书·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使人椎埋攻剽。师古曰：椎埋剽劫也。顾亭林曰：椎埋即掘冢。《南史·萧颖达传》：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有欲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论衡·死伪篇》曰：“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又岂待丧乱之世哉？

富贵人之葬，逾侈如此，贫民则有死不得葬者。贡禹言：“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大猪所食。”被灾之郡，赐棺钱，郡县为收敛之事，后汉时有之。安帝延光元年（122年），顺帝永建三年（128年）、四年（129年），永和三年（138年），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皆见纪。又有以兵灾，令收枯骸，或随宜赐恤者。质帝永嘉元年（145年），本初元年（146年）。《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255年），诏征西、安西将军，各令部人，于战处及水次钩求洮西之战尸丧，收敛藏埋。《后汉书·独行传》：周嘉从弟畅，为河南尹，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平时不葬者之多如此，况战争灾祲之际乎？区区诏令，竟何裨哉？

第六节 交 通

秦、汉之世，开拓之地渐广，道路不能皆修；而旧有之路，或且废坏；此由郡县之世，政事不能如封建之世之精详。故骑者渐多于乘。当时之必须乘车者，大抵为体制起见。如韦玄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张敞罢朝会，走马章台街，时人讥其无威仪；何晏奏齐王，请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见《三国·魏志》本纪正始八年（247年）。是也。乘车不如法，亦有见劾者。汉时大夫乘官车驾驷，见《汉书·朱买臣传注》引张晏说。鲍宣为豫州牧，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为司直所奏。又陈遵为河南太守，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亦为司直所奏。《汉书·高帝纪》：八年（前199年），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纻罽，操兵，乘、骑马”。师古曰：“乘，驾车也。骑，单骑也。”足见骑马者之多，略与乘车相等矣。轺车之算，见第五章第十节。所以不及于马者，以其法沿之自旧；亦且算及于骑，或使人民不敢畜马耳。

民间畜养，求耕作负载之多力，而不求其行之速，故畜牛者较马为多。汉宣帝外祖母王媪，随使者诣阙，乘黄牛车，百姓谓之黄牛妪。光武起兵，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管辂族兄孝国二客，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惊下道，入漳河中溺死。可见民间驾车多用牛，即士大夫之贫者、俭者亦然。《史记·平准书》言汉初“将相或乘牛车”；蔡义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买犊车；其贫也。朱家乘不过 牛；朱云居鄠，乘牛车从诸生；则其俭也。亦有由于体制者。《后汉书·宦者传》言四侯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此非不能驾马，乃仆从不容驾马耳。鲁肃谓孙权曰：“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此下吏家贫者，车骑不必甚都，亦犹其衣服之不必修饰也。《货殖列传》言“轺车千乘，牛车千两”；《后汉书·鲜卑传》：顺帝阳嘉四年（135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可见民间输运，亦多用牛。《汉书·匈奴传》：天凤二年（15年），莽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注》引刘德曰：“县易车也。旧司农出钱市车，县次易牛也。”《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言丁斐从太祖征吴，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又《梁习传》：领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213年），州并属冀州，更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总故部曲。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则官家运转，亦多用牛矣。

《汉书·刘敬传》言：敬脱 辂而说高祖。苏林曰：“一木横遮车前，二人 之，三人推之。”此即古之辇。《货殖传》言卓氏迁蜀，夫妻推辇行，亦其物也。兒宽为左内史，以负课租殿当免。民闻，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儋负输租，属不绝。课更以最。《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先贤行状》言：王烈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遗之。间年之中，行路老父儋重，人代儋行数十里。推之，乃当时盗牛人也。此贫无车牛者，运转即恃儋负也。亦有以畜负之者。《汉书·赵充国传》云：“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师古曰“凡以畜载负物者皆为佗”是也。又有人乘车即以人 之者。《后汉书·江革传》言：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 车，不用牛马是也。此为罕见之事，惟山险之地，多用人力。淮南王谏伐闽越曰：“舆轿而隃岭。”《汉书·严助传》。此即后世之轿，古之，已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四节。《汉书·张耳传》：贯高箯舆前仰视泄公。师古曰：“箯舆者，编竹木以为舆，形如今之食舆矣。高时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舆处之也。”《王莽传》：莽下书言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舆行。服虔曰“有疾，以执茵舆之行也”，晋灼曰：“《汉仪注》：皇后、婕妤乘辇，余者以茵，四人举以行，岂今之板舆而铺茵乎？”师古曰：“晋说非也。此直谓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对举茵之四角舆而行，何谓板舆乎？”《后汉书·逸民传》：阴就起，左右进辇，井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就不得已，而令去辇。可见除宫中及病困之人外，无以人舁人之事也。即宫中之辇，亦有驾马者。《霍光传》：“召皇太后御小马车。”张晏曰：“皇太后所驾游宫中辇车也。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果下马非民间所易得，故只得舁之以人耳。

《史记·匈奴列传》云“其奇畜则橐、驴、骡、《索隐》：按《古今注》云：驴特马牝生骡。、《索隐》：《说文》云：，马父骡子也。”、，盖皆非中国所有。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仆属官有 监长丞，又有牧橐令丞。师古曰：“牧橐，言牧养橐驼也。”则官已畜养之矣。民间所用，以驴为最广。《续汉书·五行志》：“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太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以为骑从。互为侵夺，贾与马齐。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可见当时野人之用驴者，为不少矣。《后汉书·邓禹传》：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建初三年（78年），拜训禹弟六子。谒者，使监领其事。训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杜茂传》：茂镇守北边，建屯田，驴车转运。亦见《章帝纪》。《张霸传》：子楷，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虞诩传》：迁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汉县，今陕西略阳县东。至下辨汉县，今甘肃成县西。数十里，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言质为荆州，其子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单行。皆可见民间用驴之多。《蜀志·后主传》引《晋诸公赞》，言刘禅乘骡车诣邓艾，则骡亦有服乘者矣。此亦与外国交通之利也。

然马于置传及用兵，关系究属最巨，故民间能畜马者，国家奖厉之甚至。晁错说文帝曰：“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汉书·食货志》。武帝轮台之诏曰“当今务在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见《汉书·西域传》。所欲修者，即此等令也。《平准书》述武帝初年之盛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虽或失之于夸，然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见《汉书·匈奴传》。师古曰：“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兴之限。”则民间马确不少，其报效国家，亦不为不踊跃。乃元朔五年（前124年）、六年（前123年）之役，《平准书》云：“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于是役又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云：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将吏之骄恣不恤军事如此，即胥中国为牧地，亦岂足供之？《平准书》云：武帝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近旁郡。又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事在元鼎四年（前113年）。李奇曰：十母马还官一驹。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天下牝马亭。亭有畜悖马，岁课息。其苛扰如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黎侯延，元封六年（前105年），坐不出持马要斩。师古曰：“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可见其时行法之严，然卒无益。元狩五年（前118年），平牡马至二十万。太初二年（前103年），卒籍吏民马以补车骑马焉。皆见《汉书·本纪》。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诏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五年（前82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沈钦韩曰：“《新书·壹通篇》：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国众车骑则力益多？马不出关之制，汉初已有也。”案《汉书·景帝纪》：中四年（前146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孟康盖据是为说。元凤二年（前79年），诏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今年毋敛马口钱，文颖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民始稍及宽典。王莽复事四夷，亦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复尽以予民。见《食货志》。《王莽传》云：“多少各以秩为差。”事在天凤六年（19年）。其时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至赋取道中车马焉。《王莽传》地皇元年（20年）。诛求之祸，至斯而极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属官，有太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属焉。家马，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挏马。水衡都尉属官有六厩令丞。《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骑马、辂、太厩也，马皆万匹。”此六厩皆属太仆，师古说殆误。疑水衡别有一厩，名为六厩也。此等皆以共奉皇室，本失之侈，故“中兴省约，但置一厩”，未央。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车马。后或并省。牧师苑亦省。惟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见《续汉书·百官志》。亦未闻其阙于事也。《食货志》云：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其初意当为共给军国，非仅以共皇室。《汉仪注》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续志》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百官公卿表》及《景帝纪》中六年（前144年）《注》引。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地利亦不可谓不得，畜牧必于边地。《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家马官，此即太仆之属。臣瓒曰：“时以边表有事，故分来此。”此未必然，盖亦以就地利耳。使善者为之，未始不可有裨军国，惜仍未能善其事，而临事不免赋取于民也。诸厩及苑监，既徒为共奉皇室，故苟或减省之，或出之以共国用，亦为仁政。如前引昭帝元凤二年（前79年）之诏；又如文帝二年（前178年），诏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贾山《至言》，称文帝“省厩马以赋县传”，当指此。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罢苑马以赐贫民；后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皆是。

路之最平坦者为驰道，其修治颇难，故黄霸守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贬秩；而贾山等言秦之虐，辄以其治驰道为言也。见第二章第三节。案驰道之最近者，仅在朝庙之间。《汉书·鲍宣传注》引如淳曰：“令：诸使者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是也。成帝为太子时，不敢绝驰道。《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周侯昭涉昧，元狩五年（前118年），坐行驰道中免；即此。时凡天子所幸之地，即治驰道，故游幸愈广，为害愈深。《平准书》言：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共具，而望以待幸”，盖车驾未出，而民之劳扰已甚矣。骄侈之主如汉武帝者，又以供帐之善否为赏罚。《汉书·王传》：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武帝嘉之，驻车拜 为真；是也。民安得不涂炭乎？平帝元始元年（1年），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此在王莽秉政时，确为仁政也。其用兵之际，则有筑甬道者。《汉书·高帝纪》：二年（2年），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应劭曰：“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三国·武帝纪》：建安十六年（211年），公曰：“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裴松之曰：“不筑垣墙，但连车树栅，以扞两面。”边方又有深开小道者。《汉书·匈奴传》：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平时又或因数跸烦民，筑为复道。见《史记·叔孙通列传》，梁孝王亦欲筑复道朝太后，见第四章第六节。此等自非寻常所有。其寻常道路，修治之责，在于地方官。故薛宣子惠为彭城令，宣过其县，见其桥梁邮亭不修，而知其不能。然大致临事始加修治。故王吉谏昌邑王，言今大王幸方与，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朱买臣为会稽太守，会稽闻太守至，发民除道；桓帝备礼以聘韩康，亭长以韩征君当过，发人牛修道桥；而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至于以道不治而杀义纵也。见《汉书·酷吏传》。临事修治，劳民特甚。故章帝幸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桥道。”《本纪》建初七年（82年）。其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毋得设储跱；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元和元年（84年）。魏齐王正始七年八月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军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致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已后，明申敕之。”得雨即当更治，可见路工之劣。如此之路，安得不时加修治？恤民劳而不修，而道不可行矣。观精骑轻行，无他辎重，不得辄修桥道之诏，而可知车之所以易为骑也。

边方之道，艰阻尤甚。赵充国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卫飒迁桂阳太守。含洭、今广东英德县西。浈阳、今英德县东。曲江今广东曲江县西。三县，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后汉书·循吏传》。此等事能行之者盖甚罕。唐蒙见夜郎侯，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西南夷列传》。王莽发十万人击益州，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军粮前后不相及；《汉书·西南夷列传》。可见边方转运之难。《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前130年），发巴、蜀治西南夷道。又发九十万人治雁门阻险。《史记·西南夷列传》言：帝“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传》又言秦时尝略通五尺道。《正义》引如淳曰：“道广五尺也。”可知其往来之难。《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临武，汉县，今湖南临武县，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由是遂省焉。《三国志·孙权传》：赤乌八年（245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句容，汉县，今江苏句容县。句容近境，而其劳师至于如此，况其远者乎？《后汉书·顺帝纪》：延光四年（125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注》：子午道，平帝时王莽通之。《三国志·王肃传》：曹真征蜀，肃上疏言其“发已逾月，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其所由者即子午道也。盖道非经行，每易废坏。非但开辟，即维持亦不易也。

《续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掌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栗、椅、桐、梓。”胡广曰：“古者列树以表道，并以为林囿。”盖既以为荫，又收其利也。《汉书·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邮樗树生支如人头。此道侧有树之证。《后汉书·宦者传》言灵帝作翻车渴乌，见第十章第五节。施于平门外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则道上更有司洒者。然此等惟都邑中为然耳。贾山言秦为驰道，三丈而树，此乃古者列数表道之意，驰道外未必能有，即当驰道上者，道失修，树亦未必能终保也。

《汉书·高帝纪》五年（前202年）《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梅福传注》云：“轺传，小车之传也。”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案《魏律序》曰：“秦世旧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见《晋书·刑法志》。则前后汉之间，驿法尝一大变。汉世传车，官吏若受上命，或有急事者，皆得乘之。段颎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王球欲杀王允，刺史邓盛闻之，驰传辟为别驾从事。此官吏得乘驿，并得使驿传命之征。汉武帝与方士传车。见《封禅书》。龚胜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宁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征。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邪？”胜曰：“唯唯。”有诏为驾。此受上命者皆得乘传之征。贲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史记·黥布传》。梅福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此有急者得乘传之征也。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文帝与宋昌、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昌邑王乘七乘传，日中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王吉谏王曰：“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续汉书·舆服志注》言：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三国志·陈群传》：群子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合此诸文观之，可见当时驿传速率也。

私家亦可置驿。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通谋，置驿往来相约结；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元年（前80年）诏，亦见《武五子传》。郑当时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是也。又有专为一事置者。王温舒迁河内太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南至长安。捕郡中豪猾，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千里。后汉东平宪王病，章帝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是其事。

置邮本主传命，故《汉书·五行志》及《薛宣传注》均云“邮，行书之舍”，《王莽传注》引《仓颉篇》亦曰：“邮，过书之官”也。元始四年（4年）。《后汉书·郭泰传注》引《说文》曰：“邮，境上传书舍”也。又引《广雅》曰：“邮，驿也。置，亦驿也。”又引《风俗通》曰：“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汉书·文帝纪注》曰：“置者，置传驿之所。”《田儋传注》引臣瓒曰：“案厩置，谓置马以传驿者。”则汉时邮、驿、置等，可以互称。《李陵传》云“因骑置以闻”，盖其时多用单骑。凡公事率因之。京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平帝元始四年（4年），郡国置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王莽传》。刘陶因驿马上便宜。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顺帝汉安元年（142年），诏遣八使巡行风俗，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后汉书·周举传》。光武遗诏：刺史二千石，无遣吏及因邮奏。袁安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盖公事非专遣吏者，无不因邮驿者矣。其事亦役民为之。《杨震传》“谪震诸子代邮行书”，《郭泰传》“知范特祖邮置之役”是也。

更速于邮传者为烽燧。《汉书·贾谊传注》引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著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司马相如列传注》：孟康曰：“熢如覆米，县著契皋头，

有寇则举之。燧积薪，有寇则燔然之也。”《史记索隐》引《字林》曰：

“，漉米篓。”张晏曰：“昼举烽，夜燔燧也。”师古曰：“张说误也。昼则燔燧，夜则举烽。”王先谦《补注》曰：“《周纪正义》《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并与张说合，师古自误耳。”《三国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250年）《注》引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令暮举火于西陵、鼓山，竟达吴郡、长沙。”

驿有传舍，行者率依止焉。汉高祖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王郎军起，光武自称邯郸使者入饶阳传舍。何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然后入传舍。韩延寿守冯翊，行县至高陵，有昆弟相与讼田者，延寿即引咎，移病，入卧传舍，闭阁思过。可见承平时，战乱时皆然。不当驿道之地，则依于邮亭。《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承秦制，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云：“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十里之间，得四宿会之所，《注》引《风俗通》曰：“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亦云密矣。《注》又引蔡质《汉仪》曰：“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往临邛，舍都亭。《索隐》云：“临邛郭下之亭也。”此等皆在都邑之中，与行旅关系尚少，其在乡间者，通称为乡亭，《汉书·循吏传》：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则其关系实大。《后汉书·独行传》言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忳不听，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枉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盗取财货。”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此说虽近荒怪，然当时必有此等事，乃有此附会之说。《传》又言张武父业，为郡门下掾，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可证。此可见行旅止宿邮亭者之多矣。然当时亭传，似皆厚奉贵势，而薄待平民。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诏书，以饰厨传，称过使客为戒。《两龚传》云：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王莽亦依故事白遣龚胜及邴汉。而后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以兖、豫、徐三州旱，诏流人欲归本者，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舍宿有烦特诏，不则须出顾直。可见亭邮待平民之薄矣。《后汉书·赵孝传》：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儋。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过，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循吏传》：刘宠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扫，以待刘公，不可得也。”皆亭吏趋承贵势，慢易平民之证。职是故，逆旅之业遂日盛。《后汉书·张霸传》云：霸子楷，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宿儒，皆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此即逆旅，云专候造楷者，传言之过也。《儒林传》：周防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可见营是业者之多。《续汉书·百官志注》：永光十年（前34年），应顺上言“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可见虽官吏亦有依之者矣 。

亭传之置，于边方关系尤大。盖内地殷繁，自有逆旅以供过客，而边荒则惟恃此，故永光羌乱，诏书特言其“燔烧置亭”；《汉书·冯奉世传》。永光四年（前40年），溇中、澧中蛮反，《后汉书·南蛮传》亦特记其“燔烧邮亭”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于元光六年（前129年）特书南夷始置邮亭，可见其与边方交通关系之大。《三国志·陈群传》：青龙中，大营宫室，群上疏曰：“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也。”案《蜀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129年），备自汉中还治成都。《注》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建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群所指即此事也。疲民岂备所不知？盖亦势不容已耳。

古代列国之间，交通多有制限，是为关梁，汉世亦有之。侯应议罢边塞，谓“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是也。《汉书·匈奴列传》。《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案古人作书，或用竹木，或用缯帛，故过所之制因之。《后汉书·郭丹传注》曰“符即 也”，失之专辄矣。《汉书·终军传》：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 而去。张晏曰：“，符也。书裂帛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曰：“，帛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 头，合以为符信也。”然则用 乃后起之事，其初本皆用棨。《后书·安帝纪》：永初元年十一月，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固犹是用木也。乘车者亦当用传。《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文帝之除关，实为仁政。故晁错对策，美其“通关去塞”，而路温舒亦称其“通关梁，一远近”。景帝四年（前153年）春，“以七国新反，备非常”，应劭说。复置诸关，用传出入。武帝初，魏其、武安等欲除关，卒未果，遂终两汉之世。“无符传出入为阑。”《汉书·汲黯传注》引臣瓒说。《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长修侯相夫，元封三年（前108年），坐为太常，与太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可见其制之严。《谷永传》：永言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臣愿开关梁，内流民，恣所欲之，可见其苛留之状。《王莽传》：莽令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事在始建国二年（前10年）。故亦时有宽典。如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天井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壶口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五阮关，应劭曰：在代郡。《地理志》，代郡无五阮，有五原关。鸿嘉四年（前17年），诏水旱为灾，关东流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是也。然《后书·郭丹传》言：丹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注》引《东观记》曰：“丹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既入关，封符乞人。”则既可买卖，又可赠遗，讥诃亦未必有益矣。《汲黯列传》：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见曰：“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如边关乎？”《注》引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此虽近深文，边关禁令之严可想。然《后书·鲜卑传》载蔡邕之议曰“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亦具文而已矣。边关随国境而移。故南越王欲内属，上书请除边关；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史亦言“除边关，边关益斥”。此从《汉书》。《史记》无下边字。

传信于郡国以符。《汉书·文帝纪》：三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从简易也。”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续汉书·礼仪志》：大丧亦下竹使符，告郡国二千石诸侯王。后汉初但以玺书发兵。杜诗上疏言之，乃复其制。

水运之功，省于陆运，此历代皆然。张良说高帝都关中曰“诸侯安定，河、渭漕 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伍被述吴王，亦言其伐江陵之木以为船；足见水漕之便。故秦时已有令监禄凿渠运粮之举。见《汉书·严安传》淮南谏伐闽越书。严安上书亦言之。淮南王书又言当时情形曰“拕舟而入水”，可谓艰苦已甚，然犹较陆运为便也。汉通漕渠之事尤多。略见《汉书·沟洫志》。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穿漕渠通渭，见《汉书》本纪。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郑当时为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未成；见《史记·平准书》。魏武帝欲征蹋顿，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见《三国志·董昭传》。吴孙皓时，何定建议凿圣溪以通江、淮，未成，见《三国志·吴志·薛综传》。而后汉明帝时之汴渠，其工程之最大者也。海运之利亦渐著。《后汉书·郑弘传》：建初八年（83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此虽云沉溺相系，然自峤道未开以前，交、广与北方，固恃海运为常道也。即峤道开后，海运亦未必能废，此不过盛夸郑弘之功耳。《潜夫论》言：当时江南之木，入海乘淮，逆河溯洛，见第五节。亦见河海连络之效。王莽居摄，胡刚已亡命交阯。见《后汉书·胡广传》。后汉之末，桓晔、荣玄孙，见《荣传》。袁忠、安玄孙，见《安传》。许靖等，亦皆往焉。管宁等则适辽东，王朗亦走东冶。可见南北航行，皆极畅达。《魏志·齐王芳纪》：正始元年（240年），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此实侨置郡县之始。其时民之依海岛为盗者甚多，亦见近海岛屿之日益开辟也。《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败之。承走入海岛。后天子策命公为魏公，以海盗奔迸为功状之一。陈登在广陵，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见《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时又有海贼郭祖，寇暴乐安、济南界，见《何夔传》。孙坚年十七，以追海贼著闻；孙休永安七年（264年），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皆见本传。《博嘏传》：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乡青、徐。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案《田豫传》曰：公孙渊以辽东叛，使豫督青州诸军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已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皆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著岸，无所逃窜，尽虏其众。嘏所言者，当即指此。然此特航行偶失。当时吴与辽东，往还颇密，多由海道，《公孙度传注》引《魏略》载魏下辽东、玄菟赦文曰：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沉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赍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云云。则吴与辽东交易颇盛。可参看第十二章第四节。吴使张弥等为渊所杀，孙权且欲自征渊，可见航行并非甚难。魏欲伐渊，亦曾诏青、兖、幽、冀四州作大船；《明帝纪》景初元年（237年）。又尝浮海入句章，汉县，今浙江慈溪县西南。略长吏赏林及男女二百余口；《吴志·孙休传》永安七年（264年）。则缘海航行，南北皆甚便易矣。海外航行，已见第九章第四节。《三国志·孙权传》：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海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

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案《梁书》言日本人自称为徐福后，而今日本纪伊有徐福祠，熊野有徐福墓，因有疑其地为日本者。黄公度《日本国志》即持此说。然观第十二章第十节所述倭与中国往来之路，则时日本似未必能至会稽。其时横绝大海尚难，亶洲人能时至会稽，其距会稽必不甚远，疑仍近海岛屿，卫温、诸葛直自不能至耳。传说能使国家为之兴师，必非绝无根据，则徐福止于亶洲，殆必实有其事也。将还夷洲人至数千，若为取信或餍时主好奇之心，安用如此之多？疑此数千人本华人，卫温、诸葛直拔还之。所谓遭风流移，非事先之传闻，乃正将还之后，得之于其人之自述者耳。可见夷洲距中国，亦不甚远也。

船工之奇者，有楼船，有戈船。楼船者，“作大船，上施楼”。《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前109年）《注》引应劭说。戈船者，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也。”臣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张说近之”，《武帝纪》元鼎五年（前112年）《注》。盖是。《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楼船官。汉武大修昆明池，治楼船高十余丈。《史记·平准书》。马援伐交阯，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后汉书》本传。而武帝算缗之法，船五丈以上一算，则时造船之技，亦大有可观矣。《后汉书·岑彭传》：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哀牢夷传》：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鹿茤夷。此即今之竹木筏。《邓禹传》：子训，发湟中六千人，令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南匈奴传》：永平八年（65年），北虏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此即今日之皮船。偏方之地，各因其物产地利，而异其备器也。

然僻陋之区，舟船仍有极乏者，《史记•淮阴侯列传》：“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缻，《汉书》作缶。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缶以渡也。”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缶也。”师古曰：“服说是。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此由其地本少舟船，故并不能为浮桥耳。

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古者一国之主称君，为一方所归往者称王；战国之世，七雄并称王，加于王者则称帝；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故赵高弑二世，欲使秦去帝号复称王；诸侯之相王，亦尊楚怀王为义帝也。义帝仅据虚名，实权皆在霸王，盖放东周之世，政由五伯之例，亦已见本篇第三章第二、第三两节。至汉高帝灭项羽，诸侯将相复尊为帝，而号称皇帝者，乃复有号令天下之实权焉。

皇帝二字，汉时意尚有别。高帝六年（前201年），尊其父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颜师古《注》曰：“不预治国，故不言帝。”案《三国·魏志·王肃传》：山阳公薨，肃上疏曰：“汉总帝皇之号，称为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汉人视皇与帝之别，其意可见。哀帝追尊其父但曰恭皇以此。又案秦始皇已追尊其父为太上皇，则汉祖所为，亦有所本，非创制也。

国非人君所私有，其义汉代尚明。诸侯将相之欲尊高帝也，高帝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孝文帝元年（前179年），有司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又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虽曰空言，大义固皎然矣。革易之义，儒者尤昌言之，无所讳忌。眭弘劝汉帝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弘从嬴公学《春秋》，嬴公董仲舒弟子也。见《儒林传》。故弘称仲舒为先师，见本传。盖宽饶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与眭弘之言，若合符节。谷永灾异之对曰：“天生烝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天下，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永劝成帝益纳宜子妇人，毋避尝字。曰：“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后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

刘向谏起昌陵，亦言王者必通三统。其著《说苑》，又设为秦始皇既并六国，召群臣议禅继是非。《至公篇》。文帝答有司请立太子，以楚、吴、淮南王为言。成帝无子，引大臣议所立，翟方进等皆主立弟子，孔光独援殷及王之例，欲立中山王。然则汉景帝与梁孝王昆弟燕饮，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而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乃特以折窦太后耳。谓有天下者必家，家必传子，固非汉世儒者意也。然此义也，惟学者知之，流俗则视天下为一人一家所私有；而其所以能有天下，则又出于苍苍者不可知之意耳。图谶妖妄，自兹而作，而民主之古义稍湮矣。李云以帝欲不谛之语诛，自汉人观之，实为妄杀，而魏明帝问王肃，乃谓其何得不死，知魏、晋之世，君臣之义，稍与汉世不同矣。

汉世每逢灾异，辄策免三公，人徒訾为迷信，而不知其为民主古义之告朔饩羊也。夫余俗水旱不调，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三国志》本传。夫余俗最类有殷，明此亦中国古法。尸其事者职其咎，义固当然。然其后为一国之主者，地位稍尊，又其所系者重，不可加诛，则移其责于左右。古小国见诛于大国，辄杀其大臣以说；周公请代成王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此灾异策免三公之原，所策免者三公，其咎实在人君也。世事日新，人之见解亦日变，此等旧法，自不能维持矣。

第二节 封 建

战国之季，列国并立之制，业已不能维持，然人心殊未能悟。陈胜、吴广之谋起事也，曰：“等死，死国可乎？”及会三老豪杰于陈，皆称其复立楚社稷，功宜为王。胜败，范增说项梁，谓其“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周市不肯自立，而必欲立魏咎。武臣之死也，客说张耳、陈余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此皆六国之民，以为其国当复立之证：而当战国之世，诸称王者，率封其臣为侯。是时之崛起者，大者望专制一方，小者亦图南乡称孤，皆是物也。诸侯之相王，及汉初之封建，皆列爵二等，职是故耳。

高祖虽灭项籍，然谓一人可以专制天下，此当时之人心所必不许，而亦非高祖之所敢望也。是时之所欲者，则分天下而多自予，使其势足以临制诸侯；又多王同姓，俾其势足相夹辅耳。秦郡三十六，而汉初得其十五；语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汉书·诸侯王表》仍之。齐召南曰：“此以秦地计之。内史一，河东二，河南、河内即三川郡三，东郡四，颍川五，南阳六，南郡七，蜀郡八，巴郡九，汉中十，陇西十一，北地十二，上郡十三，云中十四，以《史记》言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推之，则上党郡十五也。若计高帝所自立之郡，则不止于十五矣。”见《汉书殿本考证》。又王子弟以大封由此也。高祖之不可信，韩信、彭越等宁不知之？犹奉之以帝号者？帝之与王，各有其君国子民之实。谓帝者可以随意废置其王，固非其时之人所能信。抑后来高祖之灭异姓，非诡谋掩袭，即举兵相屠，此犹楚、汉之相争，初非共主之征讨也。是时所务者，为锄异姓，树同姓，惠、文以后，则所患者转在同姓矣。于是众建而少其力之策稍行，封建遂名存实亡矣。《汉书·王子侯表》言：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孙，居摄而愈多，犹此策也。

汉初列爵二等，特依战国以来故事。王莽秉政，乃列爵五等，地为四等，而去王封。案王为专制一方之名，汉后来之诸王，既无其实，而袭其名，则为不正，去之是也。后汉光武建武十五年（39年），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帝即施行。及十七年（41年），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其余九国，皆即旧封晋爵为王。至十九年（43年），又进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盖因废后故而为是，可谓以私意乱制度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诸侯王，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前145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续汉书·百官志》：令内史主治民。天子为置吏。《续志》云：国家惟为置丞相，其大夫以下，皆自置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续志》多“少府”二字。宗正、博士官。大夫、郎、谒者诸官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改太仆曰仆。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事由何武之奏，见《汉书》本传。《续志》：太傅但曰傅。《注》引《东观书》曰：其绍封削黜者，中尉、内史官属，亦以率减。其时有左官之律，附益之法，已见第四章第六节。《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四年（48年），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又汉制，王国人不得在京师，亦不得宿卫，见《汉书彭宣》及《两龚传》。宫人出嫁不得适诸国，见《后书·孝明八王传》。乐安靖王。后汉初，禁网疏阔，诸王引致宾客稍盛。然经沛王辅之祸，即不复自由矣。见本传及《樊宏传》。《三国志·诸葛恪传》：恪笺谏孙奋曰：“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其防制之严如此。此固由帝室之猜忌。然诸王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虽有中驷，亦成下材。既多昏愚，又益淫虐。如江都王建、胶西于王端、赵敬肃王彭祖、长沙王建德、广川王去等皆是。《景十三王传赞》云：“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不道。”人民何辜，罹此茶毒？享虚号而不得有为，已为逾分矣。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汉兴，至于孝文时，乃有弓高、壮侯韩瞆当，以匈奴相国降，故韩王信子。襄城哀侯婴，以匈奴相国降，故韩王太子之子。之封，虽自外来，本功臣后。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周亚夫守约而争。帝黜其议，初开封赏之科。又有吴、楚事，至兴胡、越之伐，将帅受爵，应本约矣。后世承平，颇有劳臣。”《外戚恩泽侯表》云：“至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会上亦兴文学，进拔幽隐。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于是宠以列侯之爵。又畴咨前代，询问耆老，初得周后，复加爵邑。自是之后，宰相毕侯矣。元、成之间，晚得殷世，以备宾位。见下。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以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廷争；孝景将侯王氏，修侯犯色。卒用废黜。是后薄昭、窦婴、上官、卫、霍之侯，以功受爵；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浸广博矣。”此汉代侯封之大略也。若执初约，多不相应。故后汉赵典谏桓帝，言恩泽侯宜一切削免爵土也。后汉建武二年（26年），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者，并复故国。十三年（37年），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前代之封，始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封周后嘉为周子南君。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据通三统之义，封孔吉为殷绍嘉侯。旋与周承休侯皆进爵为公。平帝元始四年（4年），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建武二年（26年），以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29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37年），以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卫公。先是元始元年（1年），又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案封孔子后为汤后，唱自匡衡，成于梅福，见《汉书·福传》。其时通三统与封圣人之后，并为一谈，至此始分。后汉亦绍褒成之封，见《后书·孔僖传》。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

汉代妇人，亦有封爵。高祖兄伯之妻封阴安侯。见《史记·孝文本纪》。吕媭封临光侯。见《樊哙传》。鲁侯奚涓亡子，封其母疵。见《史记·功臣侯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母底。后汉东海王强无子，亦封其三女为小国侯。《后汉书·皇后纪》云：“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皇后秩比国王”，见《续汉书·百官志注》。《三国志·皇后传》：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著作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

宦者封列侯，始于前汉之张释之，事在高后八年（前180年）。见《汉书》本纪。时诸中官宦者令丞皆赐爵关内侯，食邑。后汉顺帝阳嘉四年（135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见本纪及《宦者·孙程传》。

非刘氏不王之制，汉初果有其事以否，颇为可疑，说见第四章第四节。然后遂执为故实。《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天子进公爵为魏王。《注》引《献帝传》载诏曰“自古帝王，虽号称相变，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勋，建立功德，光启氏姓，延于子孙，庶姓与亲，岂有殊焉？昔我圣祖受命，创业肇基，造我区夏。鉴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尽封山川，以立藩屏。使异姓、亲戚，并列土地，据国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万嗣。历世承平，臣主无事。世祖中兴，而时有难易。是以旷年数百，无异姓诸侯王之位”云云。盖相传数百年之制，至此不复能坚持矣。《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昭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书与荀彧，谓太祖之功，方之吕望、田单，若泰山之与丘垤。徒与列侯功臣，并侯一县，岂天下之所望？此自事理之至平，非苟阿所好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曰：“秦依古制，其在军，赐爵为等级。其帅人皆更卒也，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九卿之义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诸侯之义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汉书·樊哙传》云：哙赐爵国大夫。文颖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级。”又赐爵七大夫。文颖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级。”又赐上闻爵。又赐爵五大夫。又赐爵卿。又赐爵封号贤成君。张晏曰：“食禄比封君而无邑也。”臣瓒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师古曰：“瓒说非也。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约以秦制，于义不通。”案上闻介第七第九级之间，其即公乘无疑。《高帝纪》：五年（前202年），诏军吏卒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则得食邑者更不必列侯。然诏又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则七大夫、公乘，有望田宅而不可得者矣，安敢望封邑？刘劭《爵制》曰：“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元年（107年），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盖权制。盖爵至五大夫则免役，故靳而不与也。免役且不轻予，况于封邑？《留侯世家》谓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良。良言军吏计功，天下不足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非虚语也。留侯难郦食其谋封六国后曰：“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所望者亦即此等封邑，非敢望通侯也。此大封之制格于事而不可行者也。

高帝诏言爵或人君，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续汉书·百官志》云：“列侯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此乃后来定制，汉初或尚不止此。高帝十二年（前195年）诏言列侯皆自置吏，得赋敛。文帝七年（前173年）诏，令列侯大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毋得擅征捕。

使人人自赋敛，擅征捕，岂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幸而当时诸侯皆乐在长安，不肯就国耳。然犹有吏卒远繇之弊。《汉书·文帝纪》：二年（前178年），以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之国。三年十一月，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景帝纪》：后二年十月，省彻侯之国。然武帝初年，赵绾、王臧之败，实以列侯不愿就国，毁日至窦太后故，见第五章第二节，则文、景时虽屡有诏命，其事仍未能行也。《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30年），始遣列侯就国。其不得不去，其临民之实者，势也。《后汉书·黄琼传》：琼言“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安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论户邑而不论里数，则意但在于食禄，自易与治民分离。其后遂有但锡名号而不与之邑者。《汉书·高后纪》八年（前180年）《注》引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关内侯但爵耳。其有加异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宣纪》曰德、武食邑是也。”案此指刘德、苏武，事见本始元年（前73年）。《续志》云：“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虽仅云关内侯，然霍去病封冠军侯，本无县，后乃以南阳穰县卢阳乡、宛县临 聚为冠军侯国；《霍光传》：光封博陆侯，文颖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无此县也，食邑北海河东城”；则列侯亦有然者矣。然此尚实有所食，若明帝送列侯印十九枚与东平宪王，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则恐并无禄入。《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注》引《魏书》曰：“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裴氏谓“今之虚封，盖自此始”，实则其所由来者远矣。封建之义有二：君国子民；子孙世袭,此自其为部落酋长沿袭而来，锡以荣名，畀之租入，则凡人臣之所同也。有爵邑而不得有为，或有爵而并无邑禄，封建固已徒存其名矣。

封爵有递减之法，又有终其身不得传于后者。前引乡亭公主之封不得传袭，即其一端。《汉书·景武昭宣元功臣表》：荻苴侯韩陶，“封终身，不得嗣”。瓡讘侯杆者，“制所幸封不得嗣”。《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37年），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注》曰：“以其服属既疏，不当袭爵为王。”《邓禹传》：孙康，永初六年（112年）绍封，“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寇恂传》：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终其身，不传于后。

《汉书·惠帝纪》：元年（前194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曰：“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匹缣矣。”六年（前189年），令民得买爵。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大旱蝗，民得买爵。《食货志》言：帝从晁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案《货殖传》言粜上者八十，下者三十。以三十计之，四千石当十二万，万二千石三十六万；以八十计，则四千石三十二万，万二千石九十六万矣；其贾远较惠帝时为贵。盖民入粟较入钱为易，故不可并论也。《食货志》言：武帝时，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又“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臣瓒曰：“《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史记集解》引作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师古曰：“此下云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今瓒所引《茂陵中书》，止于十一级，则计数不足，与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书》说之不尽也。”《史记·平准书·索隐》曰：“大颜云：一金万钱也，计十一级，级十七万，合百八十七万金，而此云三十余万金，其数必有误者。顾氏案或解云：初一级十七万，自此已上，每级加二万，至十七级，合成三十七万也。”案《茂陵书》说武功爵级无不尽之理。顾氏之说，亦近凿空。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令民得买爵，级千钱。较惠帝时贾适裁其半。武功爵有罪得减，若案六万之贾而裁其半，则级得三万，十一级凡三十三万。疑“级十七万”四字为级十一或级三万之讹；“凡直三十余万金”之金，则衍字也。武功爵之置，事在元朔六年（前123年）。本纪载诏，以“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故有此举。如一级贵至十七万，尚安可卖？此亦级十七万为误字之一征也。《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年），吏民以义收食贫民者，其百万以上，加爵右更。此则本以义动，与买爵又有不同也。

众建亲戚以为屏藩之计，至汉末犹有存者。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复欲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董昭说太祖建封五等，亦言“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宜稍建立，以自藩卫”；则其事也。然魏世殊不能行。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始立皇子叡、霖，弟鄢陵侯彰等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五年（224年），以天下损耗，诏改封诸王，皆为县王。见《武文世王公》《彭城王据传》。明帝太和六年（232年），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魏世猜忌诸王最甚。太祖已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使与犯妖恶同。明帝青龙二年（234年）赐赵王干玺书，见本传。文帝又著令：诸王不得在京都。见明帝太和五年（231年）诏。并敕藩王不得辅政。《明帝纪》景初二年（238年）《注》引《汉晋春秋》。刘放以此沮帝用燕王宇。国有老兵百余人。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可参看《陈思王传》。盖文帝本与陈思王争为继嗣，而任城威王势亦甚逼，时当革易之初，天泽之分，犹未大定，故其势相激至此也。魏以孤立亡，晋复大封宗室，以招八王之乱。家天下者，莫不欲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而患恒出于所备之外，自今日观之，皆一丘之貉而已。魏封亦二等，陈留王咸熙元年（264年），相国晋王乃奏复五等之爵。又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则前代有爵者降封之制也。

第三节 官 制

汉代官制，大体承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其后复有改易。至东汉世祖，乃大加并省。《续汉书·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完。惟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盖两汉官制，略具班、马二家之表、志，而秦制亦可推考矣。三国之世，损益无多。今以班、马《表》《志》为本，述其大要如下：

相国、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前196年），更名相国。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前193年），复置一丞相。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太尉，秦官。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省。《史记·绛侯世家》：孝惠帝六年（前189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集解》

引徐广曰：“《功臣表》及《将相表》，皆高后四年（前184年）始置。”

《汉书·文帝纪》：三年十二月，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景帝纪》：七年二月，罢太尉官。元狩四年（前119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复去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前1年），复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更名大司空。禄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前1年），复为大司空。王莽时，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之。《续书》注引《汉官仪》。建武二十七年（51年），令二府去大字，又改大司马为太尉。《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曰：“元狩六年（前117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候、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绥和元年（前8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复加大为大司空。”案三公并去大名，议出朱祐，见《后汉书》本传。献帝初，董卓自太尉进为相国，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为丞相，郗虑为御史大夫，则罢三公官。《续志注》。《注》又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魏世仍有三公，但不与事，故《齐王纪》：嘉平元年（249年），以司马懿为丞相，《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载懿让书曰“今三公之官皆备，横复宠臣，违越先典”也。案《史记·萧相国世家》言：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曹相国世家》言：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以参为齐相国。孝惠帝元年（前194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则相国之名，似较丞相为尊。秦置两相，其原不可考。《汉书注》引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億度无他证。然汉初但置一相，亦未闻其阙于事。孝惠、高后置二相者？初

以王陵少戆，而以陈平佐之。陵免，则审食其为左相、给事中，此为高后所便安。孝文初立，平、勃同功，难去其一，遂因循焉。故勃免，即复一相之制矣。后惟武帝以刘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欲以待天下远方之选，然右相亦卒未除人也。绥和改制，议出何武；建平复旧，事由朱博；见《汉书·博传》。元寿改制，盖欲以位置董贤，亦为因人而设。惟何武及王莽，真欲厘正制度耳。武言“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当时议者，即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后汉仲长统亦云：“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未若置一人以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然据《续汉书·百官志》，三公虽各有所掌，太尉掌四方兵事。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而国有大造、大疑则通论，有大过则通谏争，终不能截然分立也。窦融为司空，以司徒举人盗金下狱三公参职免，此或欲免融而藉口于此，然三公职事难分明，则于此可见矣，固不如专任一人之为得也。朱博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以用人之序论，固亦不如旧制之善也。汉世宰相，体制颇尊，《续书·百官志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云：汉丞相府门无栏，不设铃，不警鼓，言其深大阔远，无节限也。权限亦广，观申屠嘉欲杀邓通及悔不先斩晁错可知。仲长统言之，犹神往焉。见本传。所置掾属尤详，《续书·百官志注》引《汉书音义》曰：“正曰掾副曰属。”丞相府分曹不可考。《续志》载太尉所属诸曹云：“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徙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众事。”当略沿相府之旧也。盖诚能总统众事。东汉以后，事归台阁，非复旧观矣。

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薛宣传》：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成帝更名大司空。如同而。《晋书·职官志》引作而。中丞官职如故。《续志》云：为御史台率。后属少府。

太傅，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后省。八年（前199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复置，位在三公上。太师、太保，平帝元年（1年）皆初置。后汉太傅上公，一人，世祖以卓茂为之。薨因省。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师、傅、保本天子私昵，说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每有幼帝辄置，犹沿斯义。世祖之处卓茂，盖以其年高不能烦以职事故。董卓为太师，位在太傅上，《续志注》引胡广《汉官篇注》。则苟欲自尊，于义无取矣。

前、后、左、右将军，秦位上卿。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后汉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续志》云：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惟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数年后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后罢。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免，官罢。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位如宪。数年，复罢。安帝始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度辽将军，明帝初置。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其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太常。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博士，《前书》云秦官，掌通古今。或云：《史记·循吏传》云：公仪休为鲁博士；《汉书·贾山传》云：祖父，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则六国蚤有博士之官。然六国纵有博士，汉之博士，无碍其为承秦。凡《汉表》云秦官者，本指汉之所承，非谓其官始于秦也。《续书》云：掌教弟子，盖自武帝置五经博士弟子以来。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陵县，元帝永光元年（前41年），分属三辅。太史，掌天时星历，亦属太常。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千人。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谏大夫，后汉曰谏议大夫。又有中散大夫，见《萧望之传》。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无员，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所谓三署郎也。郎中有车、户、骑三将。车郎亦曰辇郎。后汉省。《续志》云：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惟议郎不在直中。又云：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盖初任武士，后乃渐用文学之臣也。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有仆射。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平帝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盖以卫建章宫。后更名羽林骑。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补焉。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荀绰《百官表注》曰“羽林诸郎，皆父死子代”，后人所由以拟唐之长从也。羽林有令、丞。后汉省令，有左右监。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续志》有骑都尉，云本监羽林骑。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置。后汉亦属光禄勋。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案武帝时李广为未央卫尉，程不识为长乐卫尉，《表》有广无不识；宣帝时范明友为未央卫尉，邓广汉为长乐卫尉，《表》有明友无广汉；知《表》所列乃未央卫尉也。长乐、建章、甘泉等宫，亦有卫尉，而不常置。公车司马，属卫尉，有令、丞。天下上事及四方贡献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据《汉书注》引《汉官仪》。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中兴省。惟汉阳有流马苑，以羽林郎监领。

廷尉，秦官，掌刑辟。《续志》云：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复为大理。后汉仍为廷尉。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史记·景帝纪》但作大行。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大鸿胪。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续志》云：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省，并大鸿胪。

宗正，秦官，掌亲属。《续志》云：掌序录王国适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正以闻，乃报决。平帝元始四年（4年），更曰宗伯。后汉仍曰宗正。

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景帝后元年（前143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大司农。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后汉仅有太仓、平准两令、丞，以盐、铁官中兴皆属郡县也。《续志》云：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实汉时财政之总汇也。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属官甚多。后汉山、泽、陂、池之税，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先汉司农、少府，各有都水官。故设官较简。然其中之尚书，则浸成政治之枢机焉。前表少府属官有尚书，又有中书谒者令、丞，云“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初置尚书员五人”。《续志》云：“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案《前书·成帝纪》：建始四年（前29年），罢中书宦官。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乃罢其官。”《霍光传》：霍山言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则中书、尚书，明系两官。《司马迁传》言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之征。不云谒者，辞略。《佞幸传》：石显、弘恭，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所言亦与臣瓒合。《萧望之传》言中书令弘恭、石显，疑夺仆射二字。望之言“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佞幸传》作“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尚书乃中尚书之略。则《续志》谓武帝更尚书为中书者误也。成帝罢中书宦官，则阉竖专权之局，自此而终。其置尚书员五人，《注》引《汉旧仪》曰：“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晋书·职官志》作民曹。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亦不过增置一曹，以掌文书而已，其权未尝加广也。《续志》：尚书令一人，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仆射一人，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尚书六人，无三公曹，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北。左右丞各一人，掌录文书期会。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主作文书起草。《晋书·职官志》云：后汉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韦彪言天下枢要，在于尚书。陈忠言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其职与前汉大异矣。仲长统言：光武“忿强臣之窃命，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此其见任之由。然“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之权，数世而不行”。则徒失正色立朝之臣，使权戚宵小益恣肆无所忌惮而已。废宰相而任尚书，实君权相权之一大消长，然宰相所失之权，人君卒亦不能自有也。自此以后，遂成故事。高柔以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尝上疏言之。陈寿亦言魏世事统台阁，重内轻外。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三国志·桓阶》等传赞。蜀汉先主即帝位，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及病笃，托孤于亮，而以尚书令李严为副。亮卒，蒋琬为尚书令。俄录尚书事。后费祎代为令。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之副。吕乂、陈祗继之。蜀人以亮、琬、祎、允为四相，一号四英。《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而黄皓之乱政，论者归咎于祗之与相表里焉。孙权用顾雍为相，初亦任职尚书者也。又自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改为中书，置监、令。据《晋书·职官志》。以刘放、孙资为之。魏祚实由此而移，已见第十二章第六节。《三国志·蒋济传》：济以中书监、令，号为专任，尝上疏言之。则

近习专权，转与强臣相勾结矣。

中书宦官虽废，其人又以常侍等官为窟穴。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在前汉皆加官。给事中亦加官。中黄门有给事黄门。后汉中常侍、小黄门，皆以宦者为之。朱穆谓始于和熹邓后，《后书·朱晖传》：穆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然后遂相沿不改云。

太常、光禄勋、卫尉、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司空所部。为九卿，分属三公。此徒取应经说而已，无他义也。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初置。掌上林苑。应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师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税入。”案《食货志》言初大农尽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贮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则其所豫甚广，非徒掌山林者也。其均输、钟官、辨铜三令丞，即志所谓专令上林三官铸者，见第五章第十节。后汉省，并其职于少府。铸钱在前汉亦本属少府。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执金吾。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

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景帝六年（前151年），更名将作大匠。

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属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1年），更名护军。

司隶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前9年）省。绥和二年（前7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属大司空，比司直。亦见《鲍宣传》。后汉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

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王念孙云：“西域当为四城。《汉纪·孝惠纪》：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及掌四城是其证。”案王说是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王莽时有轻车都尉，即此。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后汉省中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并射声。事在建武七年（31年），见《纪》。九年三月，初置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39年），复屯骑、长水、射声，改青巾左校尉为越骑校尉。

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初置。有副校尉，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置。已见第五章第十四节，第九章第三节。护羌校尉，见第五章第五节。后汉亦有之。置于光武建武九年（33年），见《本纪》。又有使匈奴中郎将，主护南单于。护乌桓校尉，主乌桓。《续志注》引应劭《汉官》曰：“并领鲜卑。”又引《晋书》曰：“汉置东夷校尉，以抚鲜卑。”

汉有太子太傅、少傅。又有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省皇后詹事，并属大长秋。中兴常用宦者。太子亦无詹事，少傅悉主官属。太后亦置詹事，随所居为名。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其后有太后等亦率置少府，崩则省。诸公主家令，属宗正。

内史，秦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前155年），分置左内史。师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置左右内史。据《史记》知志误。”案《表》：景帝元年（前156年），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二年（前155年），左内史错为御史大夫，则分置又在景帝二年（前155年）之前。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列侯更属大鸿胪。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服虔曰：皆治在长安中。元鼎四年（前113年），更置二辅都尉。左辅都尉治高陵，右辅都尉治郿，见《地志》。中兴，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部刺史，奉诏条察州。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更名牧。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前1年），复为牧。光武建武十八年（42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十二州之名，据《续书·郡国志》，为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司隶校尉之设，事在征和四年（前89年），后于元封五年（前106年）者十七年，而其察三辅、三河、弘农，更在其后，则武帝时之十三州缺其一。《汉书·地理志》言“武帝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禹贡》九州外，益交阯、朔方、幽、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一年（35年），省朔方牧，并并州；则武帝时实有朔方，《平当传》：坐法左迁朔方刺史，可证。《注》云“武帝初置朔方郡，别令刺史监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非也。冯野王为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萧育荐之。《续志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属魏。”“魏”系误字。此即朔方属并州之事也。西河、上郡，羔本隶朔方，五原亦当属焉。《武帝纪》云“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而《百官公卿表》但云“置部刺史”，《武帝纪》亦但云“罢部刺史”，则当时实无州名，后乃借古名以为称。交阯、朔方非古州，又两字可以成辞，故其下不加州字。《御览》百五十七引应劭《汉官仪》，谓交、朔独不称州者以此。颜师古《平当传注》，盖由此致误。《通典·职官》十四云：“惠帝三年（前192年），又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辞讼。所察之事凡九条。二岁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后诸州复置监察御史。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卫宏《汉旧仪》亦云：“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尝以秋分行部。日食，即日下赦书，命刺史出刺。并察监御史。元封元年（前110年），御史止不复监。”是汉初实沿秦御史监郡之制，《史》《汉》皆失载也。刺史之设：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续志》刘昭注语。六条：《注》引蔡质《汉仪》曰：“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非条所问即不省。”《汉书·薛宣传》：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诃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朱博传》：迁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

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何武传》：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鲍宣传》：哀帝初，迁豫州牧。岁余，丞相司直郭钦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宣坐免。是汉之刺史，本以能举弘纲为美，苛细为失，虽改牧后犹然也。《三国志·贾逵传》：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然严能鹰扬，非所施于百姓。即督守令，亦当循法。乃后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诏曰：“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驱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后不绝。送故迎新，人离其害。怨气伤和，以致灾眚。”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又“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当时刺史之专横下比，可以想见。秩卑赏厚，劝功乐进；《朱博传》：博言部刺史“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以老成任事，而使新进者司监察，实行政之微权也。朱博、刘昭，咸称美之。而何武、翟方进，谓“《春秋》之义，用贵临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秩六百石。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亦见《朱博传》。因有绥和改牧之举，非也。建平之复，事由朱博。元寿改牧，亦缘泥古，与其改相职为三公同。其实天子使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大夫秩本下于方伯，泥古者正乃不知古义耳。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因四方兵寇，复有改牧之举。其议发自刘焉。焉谓“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则所重者亦在于人，不专在制度也。此时所改，实仅数州；《后汉书·焉传》云：“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三国志·二牧传注》引《续汉书》曰：“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裴松之曰：“灵帝崩后，义军起，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然后刘表为荆州，不与焉同时也。”其后亦仍刺史与牧二制并行；然刺史无不兼兵者。因此不能专心民事，《三国志·杜畿传》：畿子恕，以为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转生陵犯之衅。至晋武平天下，乃去之。而“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缵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致“雒京有衔璧之痛，秦台有不守之酷”。“摩灭群黎，流祸百世。”亦刘昭语。岂不哀哉？《献帝纪》：兴平元年六月，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注》云：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建安十八年正月，复《禹贡》九州。《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较此为详。云司隶所部，分属豫、冀、雍三州，其说是也。《三国志·荀彧传》：建安九年（204年），太祖拔邺，领冀州牧。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或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擒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

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善安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太祖遂寝九州议。然则初欲更张，特为自大之计，复因有所顾忌中辍，至十八年（213年）天下形势略定，乃复卒行之耳。刺史分部，特因监察之便，本非有意于疆理，其欲按地理而定制者，实始新莽，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此不更述。以上论两汉州制，略据近人顾颉刚《两汉州制考》。

衰敝之世，刺史不能举其职，则或更遣使臣，此亦犹明之既有巡按，又遣巡抚耳。武帝所遣绣衣直指是也。见第五章第六节。后汉和帝即位，尝分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见《后汉书·方术李郃传》。顺帝汉安元年（142年），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已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周举传》。《雷义传》在《独行传》中。谓义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焉。灵帝时，蔡邕上封事，言光和“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由寝息”，特使之风采可想。《吴志·孙休传》：永安四年（261年），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盖亦有志于汉安之举。然《陆凯传》载凯陈孙皓二十事，其十七云“今所在监司，已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阯反乱，实由于此”，案事在孙休永安六年（263年）。则其弊亦甚大。盖此本起衰振敝之事，可以偶用而不可以常行；尤不可使小人窃之，以作威福也。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前148年），更名太守。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续志》云：“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十四年（38年），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丞职。”盖亦取减省也。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景帝中二年（前148年），更名都尉。关都尉，秦官。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事在建武九年（33年），见纪，十九年（43年），复置函谷关都尉。惟边郡往往置都尉。案非边郡亦有置者，惟多事已即罢。如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162年）罢琅邪，八年（165年）又罢泰山是也。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置八关都尉。亦因乱而置，与桓帝同。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云：“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县，故曰属国。”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案郡之设，本为兵备，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秦所以胥天下皆设郡者，即以六国初定，是处皆当设兵填压也。故汉世议论，尚有甚忌郡守者。如严安上书，谓“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带胁诸侯，非宗室之利也”。又谓“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是也。汉宣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汉书·循吏传》。详见第五章第十二节。此倚任之于平时者也。王嘉言诸侯“居其国，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一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贱，吏民漫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此欲倚杖之于乱世者也。其用意虽与严安不同，而其视郡守为治乱之枢机则一。惟夏侯玄以为“司牧之主，欲一而专”。“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不能匡改。”“若郡所摄，惟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简一之化，庶几可致。”盖设郡本资镇压，非以为治。郡之体制，优于鲁、卫，虽去世袭，不能无猜，乃又重设监司，以相纠察。此自天下初定，不得不然。汉世天泽之分久严，久已有叛国而无叛郡，太守之制，实为疣赘。夏侯氏之论，可谓正本清源者也。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续志》：“有秩，郡所署。其乡小者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张敞传》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师古曰：乡有秩者，啬夫之类也。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续志》云：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恶事，以告监官。边县有障塞尉。案秦、汉之县，即古之国，令长即古国君，与民实不相及。所恃以为治者，则古乡遂之官，即秦、汉乡、亭之吏也。汉世三老，体制甚尊，其人亦多才智。高帝二年（前205年），尝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汉王为义帝发丧，则新城三老建其策。戾太子走死，则壶关三老讼其冤。相如传檄，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延寿闭阁，而令、丞、三老、啬夫皆自系。王尊免官，湖三老上书为讼，守堤则白马三老奏其状。朱邑为桐乡啬夫。后为大司农。病且死，属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民果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不绝。《汉书·循吏传》。爰延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劝勉之。此等事后世恒以为美谈。实由乡遂之职，自古相传，威权尚在，故民有严畏之心。民有严畏之心，则有擅作威福者，视为固然而不以为怨；有能稍施仁恩者，则相与称颂不置矣。去古渐远，民严上之心益亡；而乡亭之吏，本出于民间之自相推择者，亦益依附其上，以刻剥其下，则愁怨之声，嚣然起矣。左雄谓“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其暴虐之情形，可以想见，安得以一二贤者，遂谓其制可常行乎？魏、晋以降，乡遂之职，稍以废坠，而终至于澌灭，盖有由也。

孝、弟、力田，在汉世与三老同有教化人民之责。惠帝四年（前191年），举臣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钱大昭曰：当是二千石各一人。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悌者、力田、廉吏帛，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亦见《两龚传》。成帝阳朔四年（前21年），诏“先帝劭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皆可见孝弟力田，与三老同有教化斯民之责，故司马相如谕巴、蜀，以二者并举也。

《续志》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汉书·薛宣传注》曰：“斗食者，禄少，一岁不满百石，计日以斗为数也。”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者，皆半钱半谷。此为建武二十六年（50年）之例。《古今注》。《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前58年），及《汲黯传》《外戚传》述二千石、真二千石、中二千石俸；《王莽传》天凤三年（16年）莽所下吏禄制度，大致相同。斗食、佐史之人，不足农夫一家五口之人，则下吏之禄颇薄。仲长统《昌言》曰“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则其所由来者旧矣。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尝益百石以下奉十五，亦无济于事也。弊之著者，厥为妄取于下。汉人多以为言者，在新旧迎送之间。《汉书·游侠原陟传》言哀帝时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后汉书·张禹传》：父歆，终于汲令，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汉书·循吏·黄霸传》言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不听。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是其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清安侯更，元鼎元年（前116年），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然观前引左雄之言，则取民者又不独送迎之际矣。

第四节 选 举

秦、汉选举之法，亦承古代而渐变。古者平民登庸，仅止于士，大夫以上，即不在选举，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三节。至秦而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及汉，更开布衣卿相之局；实为旷古一大变，亦已见本篇第三章第四节。然其制仍有相因者。古者地治之责，实在于士，秦、汉之三老、啬夫其选。其仕于郡县者，盖犹古者之仕于诸侯、大夫。因计吏而进于朝，及以口率察举秀、孝，则诸侯之贡士于天子也。天子屡诏公卿、郡国，使举贤才；又或遣使咨访，或下诏征召；则古者聘名士、礼贤者之制也。士上书自衒鬻，则古之游说也。给事于官者古之宦。任子则古世禄之家，以父兄余荫进者也。事虽相承，然一统之世，规模远较列国为大，其利弊，遂亦难以一言尽矣。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此为汉有天下后首次求贤之诏。其后屡诏公卿、郡国等荐举。其科目，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最多。文帝二年（前178年）、十五年（前165年），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地节三年（前67年），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三年（前30年）、元延元年（前12年），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后汉光武建武六年（30年），章帝建初元年（76年）、五年（80年），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五年（111年）。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冲帝即位后，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三年（149年）、永兴二年（154年）、延熹八年（165年）、永康元年（167年）。又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多可亲民三字。此外曰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曰文学高第。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曰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曰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圣之术，宣究其意。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曰明阴阳灾异。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曰茂材异等。元帝永光元（前43年）。曰敦厚有行义，能直言。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平帝元始元年（1年），无有行义三字。曰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12年）。曰勇武有节，明兵法。平帝元始二年（2年）。曰孝弟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曰明兵法，有大虑。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明误作民。《息夫躬传》作明习兵法，有大虑。曰至孝，与众卓异。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曰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同上。曰敦厚质直。安帝元初元年（114年）。曰有道之士。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曰武猛堪将帅。安帝建光元年（121年）。曰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顺帝永和三年（138年）。曰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顺帝汉安元年（142年）。曰至孝笃行。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曰至孝。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随所求而标举之，无定格。此后世制科之先河也。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临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与部刺史举惇让有行义者。元帝建昭四年（前35年），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材特立之士。此为汉世遣使聘贤之事。其特诏征召者，则以后汉为多。《后书·逸民传》言：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肃宗亦礼郑均，征高凤。其后顺帝备玄纁玉帛，以聘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问失得，李固称其犹待神明。然所征之士，竟无他异。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声，无益于用。其中如黄琼者，固足以雪斯耻，然究不能多得。此则其时风气之敝也。此节采《后汉书·左周黄传》《逸民传》《方术传》。

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云自董仲舒发之。仲舒对策曰：“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其意盖欲以求非常之才也。《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事在仲舒对策前数月。盖创始虽与仲舒无涉，其后以为恒典，或由仲舒之言；又古书记事，岁月多不审谛；不可泥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说，谓州刺史状州中吏民茂材异等，岁举一人。《志》则谓郡举孝廉，口二十万一人。《后汉书·丁鸿传》云：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一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此事当在和帝永元四年（92年）至六年（94年）之间。《传》记此事于窦宪自杀之后，宪自杀在永元四年六月，而鸿以六年卒。及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盖所以抚慰边垂也。《三国志》：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盖承大乱之后，人户凋零，故口率之科，亦宽于平世矣。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以诏书令二千石举孝廉，而或至阖郡不荐一人，令有司议不举者罪，盖其初之难进如此。乃《后汉书·种暠传》言：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余助我求之。”则举之者与所举者，皆已视为利途矣。于是考试之法出焉。《左雄传》：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后汉书·樊倏传》：倏上言：郡国举孝康，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三国·秦宓传》：宓奏记刘焉，亦言海内察举，率多英俊而遗旧齿；此限年之由也。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帝从之。此事在顺帝阳嘉元年（132年）。见《纪》。史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焉。雄所建白，胡广与郭虔、史敞，皆不谓然，见《广传》。其说似无足采。其后黄琼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及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诏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华歆传》谓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帝从其言。盖人物凋敝，故复稍宽其选矣。汉世用人，多本行实。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帛遣归，已见上节。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冯唐传》：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郅恽守长沙，以孝子为首举；张酺守东郡，以王青三世死节，擢用极右曹；黄香年十二，太守刘护召署门下孝子；皆见《后书》本传。又《韦彪传》：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诏下公卿朝臣议。彪言“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皆汉世用人重行实之证也。或则试之以事。元朔元年（前128年），有司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则当时孝廉分为两项。孝本行实，廉必历事，故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谓郡国举吏，“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也。孝廉虽不限曾历职者，然欲观其材能，自以曾历职者为宜，故孝宣又有吏六百石不得举廉吏之诏也。后来此意微矣。所谓策问者，亦以其人为通于政理而咨询之，非以其人为意存冒滥而考校之。《文献通考》三十三云：“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又言：“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皆策问意在咨询之证。后世则名为策问，实与射策无异矣。然意存冒滥者渐多，加以考试之事，遂终不可免。章帝建初五年（80年）诏，称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可见言语笔札已渐见重。左雄建策，则纯乎考试矣。此后世科目之先河也。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曰：“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又引《汉官目录》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四行者，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其后遂为故事焉。何武以射策甲科为郎，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后汉书·吴祐传》：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相。《注》引《汉官仪》曰：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也。《党锢·范滂传注》引同。《后汉书·黄琼传》云：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三署者？《汉官仪》曰：“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后汉书·和帝纪》元兴元年（105年）《注》引。《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四年（102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注》曰：“《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中废，今复之。”《杨秉传》云延熹五年（162年），代刘矩为太尉。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前书音义》似指孝廉言之。《后书》纪传之文，皆指计吏，似非一事，《注》恐误引也。汉世郎选，所系最重。杨恽迁中郎将，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馆陶公主光武女。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见《明帝纪》末。案章帝建初元年（76年），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和帝永元元年（89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七年（95年），诏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出补长、相。元兴元年（105年），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皆郎官出任宰牧之事。故史

公以入财者得补郎，而叹息于郎选之衰也。《平准书》。

《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盖其人也。《萧望之传》：“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案望之时为谒者。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贾捐之以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此皆古游士之类也。梅福言：“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励志竭精，以赴阙庭，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扬雄《解嘲》言：“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赐问罢。”足见其为进取之一途矣。汉世诸侯王好士者，亦能多致异材。如梁孝王、淮南王安皆是。然天下一家，竞争不烈，诸侯王能好士者卒少，故士之由此进者亦不多也。韩延寿守东郡，门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可见儒者进身之难。

博士及博士弟子入官，为汉世特辟之途，与秦之燔烧诗书，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适相反，盖自武帝崇儒以来也。《儒林传》：公孙弘请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平帝时，王莽秉政，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刊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萧望之传注》。《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132年）《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此其考试之法也。博士亦由公举，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是也。限年五十以上，见《后汉书·儒林·杨仁传注》引《汉官仪》。其选，成帝时为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见《前书·孔光传》。

汉世儒士，进取之途颇优。公孙弘言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焉。《儒林传》。后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和熹听政时，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儒林传》。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本纪》。《左雄传》曰：“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案此事亦见《儒林传》，辞又较略。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灵帝熹平五年（176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光和三年（180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献帝初平四年（193年），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四年（230年），诏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盖自武帝崇儒以后，利禄之途，正不独学校一端矣。亦有名为招致文学，实则登庸嬖幸者，灵帝之鸿都门学是也。已见第十章第五节。

《汉书·哀帝纪》：帝即位，除任子令。《注》引应劭曰：“《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案《汉书·冯唐传》：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两龚传》：王莽白遣龚胜、邴汉，令上子若孙若同产子一人；则推恩又有出于定令之外者。此为董仲舒所深非，王吉亦极言之。《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太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此为宦者得任人之始。至后汉而其弊大著。李固言：“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而中常侍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谄佞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杨秉传》：延熹五年（162年），代刘矩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秉与司空周景上言：“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盖宦竖之祸，至斯而极矣。《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前44年），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应劭曰：“旧时相保，一人有过当坐之。”师古曰：“除此令，所以优之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等宽典，诚不如其无有也。

汉世公府掾史，皆自辟除。见《续书·百官志》。而二千石所属，亦由其任用。《张敞传》：渤海、胶东盗贼起，敞上书自请治之。天子征敞，拜胶东相。敞辞之官，请吏追捕有功者，愿得一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敞到胶东，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其用人之权之大如此。

景帝后二年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无厌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赀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故有十算之限。”此与今之保证金，意颇相类。《韩信传》言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王尊教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此则习俗相沿，好用富人耳，未尝著为法令也。然《后书·第五伦传》言：“迁蜀郡太守。蜀郡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朱晖传》：晖子穆作《崇厚论》，言“以韩、翟之操，为汉名宰，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则孤寒之士，欲求闻达亦难矣。汉世爵得买卖，而试补吏则五大夫先除。及武帝置武功爵，则千夫如五大夫。又入奴婢者为郎增秩，入羊为郎。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桑弘羊又请令民入粟补吏。皆见《平准书》。王莽亦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此皆公然鬻卖。《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年），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虽出财者意不在得官爵，然国家之以官爵为酬赏则一也。张释之及司马相如皆以赀为郎。《释之传注》：苏林曰：雇钱若出谷也。如淳曰：汉法：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循吏·黄霸传》：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郎，不补右职。《杨敞传》：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致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放效。盖虽政以贿成，然语其所由进，则终轻之也。灵帝卖官之事，已见第十章第五节。此亦乱政，非法令，不

足论。

《史记·平准书》言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书·食货志》作“亦不得为官吏”。此乃妄人所改。宦，学也。谓给事于官而未有爵位者。《汉书·惠帝纪》：帝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师古谓“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优之”。此即宦于太子家者也。贡禹言：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景帝后二年诏有市籍者不得官。《后汉书·逸民·高凤传》：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然孔仅、东郭咸阳斡盐铁，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亦皆用富贾；流品之异，业已不能坚持。《后汉书·第五伦传》：窦氏始贵，伦上疏言：“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三辅议论，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杨震传》：震上疏言：“周广、谢恽兄弟，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后汉书·袁安传》：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刘般传》：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增锢二世。《陈宠传》：子忠，奏解臧吏三世禁锢。桓帝即位，诏臧吏子孙不得察举。《党锢传》：岑晊，父以贪叨诛死，晊往候同郡宗慈，慈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见。盖汉于臧吏法特严，而俗亦疾之甚深。臧吏亦可显用，而纲纪荡然矣。左雄亦言：“考奏捕案，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则有罪禁锢，亦成空言矣。《汉书·息夫躬传注》云：“锢，谓终身不得仕。”然亦有行宽典者。平帝即位，诏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太后诏“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是也。其时权戚牵引，后则重以党人，禁锢所涉尤广。章帝元和元年（84年），诏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此所锢仅及三属。《顺帝纪》：永建四年（129年）赦诏，阎显、江京等知识昏姻禁锢，一原除之。灵帝建宁二年（129年），钩党之祸，“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熹平五年（176年），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光和二年（179年）大赦，仅除小功以下而已。

左官之律，起自武帝，已见第四章第六节。后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申明《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亦已见本章第二节。此亦仕进之一途也。安帝永初二年（108年），诏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王主，刘攽谓当作王国，盖是。主官属只有家令，无郎谒者也。

《后汉书·蔡邕传》云：“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此为回避之始。邕疏言“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可知前汉本无其法。《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言馥子弘在晋世为荆州刺史。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太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则晋初犹可援引也。

汉世选举，其权本在三府，东京以后，乃渐移于尚书。顺帝阳嘉元年（132年）诏言：“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二年（133年），郎 以公车征，诣阙拜章，亦言“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而灵帝时吕强上疏，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云云。似尚书之权，至末叶乃大张者。然《朱浮传》言：“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则三司之丧权，由来旧矣。此亦有所不得已。杨兴訾史高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见《汉书·匡衡传》。杨震为太尉，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阎显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三公之徇私阿好如此。郎 条便宜言：“今选举皆归三司。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观此，可知其迁变之由矣。

慎举于进用之初，终不过观其大略，其人究可用与否，必历试然后知之。故考课之法，实较选拔为尤要。京房首创斯议，已见第六章第一节。魏卢毓为吏部尚书。明帝诏之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其言可谓知本矣。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刘劭传》云：“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劭、毓所为，当即一物。杜恕言“奏考功者缀京房之本旨”，杜预亦言“魏氏考课，即京房遗意”，见《晋书》本传。其学盖有所承。刘劭言百官考课，历代弗务。王昶亦受诏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杜恕亦谓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傅嘏言刘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则自京、焦以至卢毓辈，议论虽有所承，条例殆皆新造也。考绩之弊有二：一为专尚苛猛。章帝元初二年（115年）诏所谓“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左雄所谓“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也”。一则参以私意。刘廙曰：“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有所不安。”而“黜陟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则阿不烹、即墨不封矣。二者之弊，皆起于无法，故奉行者无所准，而怀私者得肆其诪张。然则考课之法，盖相需孔殷矣，而惜乎其终不成也。

汉世选举不实，厥罚颇重，《汉书·百官公卿表》：竟宁元年（前33年），张谭为御史大夫，阳朔三年（前22年），韩立子渊为执金吾，后皆坐选举不实免。绥和元年（前8年），遂义子赣为左冯翊，坐选举免。元寿二年（前1年），梁相为大理，三年（1年），坐除吏不次免。严延年为河南尹，察狱史廉，有臧不入身，坐选举不实贬秩。张汤曾孙勃举陈汤茂材，以汤有罪削户二百。湖三老讼王尊曰：“审如御史章，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知汉世选举不实，未有能辞其责者也。然终不能绝其弊者，则以私党牢固，力不能胜也。自封建之制既坏，士无恒产，竞以游说为务，至秦、汉之世犹然。陈涉之王，事至微浅，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史记·儒林传》。叔孙通之降汉也，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初无所言进，弟子皆窃骂。及高帝悉以为郎，通又以赐金五百斤分赐诸生，则喜而称为圣人。其时郦生、陆贾之徒，以及后来伍被、羊诡、公孙胜、邹阳、枚乘之辈，皆古游士之类也。既非纵衡之时，好士之主，不可数遇，则不得不结党以相援引。孔光不结党友，养游说，史家著其特操。薛宣无私党游说之助，荐者以为美谈。何武恂恂，犹且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见本传。又云：“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降逮东京，其弊弥甚。章帝建初五年（80年），以日食诏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之士。“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和帝永元六年（94年）诏亦令昭岩穴，披幽隐。刘恺为太常，史称其每有征举，必先岩穴。所谓浮华者，谓其“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既获者己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从之”者也。《中论·谴交篇》语。当时风气之弊，详见《中论》此篇及《考伪篇》。又《潜夫论·务本》《贤难》《考绩》《潜叹》《实贡》《交际》，《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诸篇。朱穆《绝交》、刘梁《破群》之论，亦有激而然也。刘梁见《后汉书·文苑传》。此曹既合党连群，其声势亦觉可畏，故当路者咸敷衍焉。《中论·谴交篇》言“桓、灵之世，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甚至有如晋文经、黄子文者，炫曜上京，卧托养疾，而三公辟召，辄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予夺。见《后汉书·符融传》。尚复成何事体？夫显为名者，未有不阴为利者也。当时李膺、郭泰等，所以为士林所归仰者，实亦欲藉彼声华，以资进趋耳。然虚名所归，率多矫伪之士，其居心有不可问者。黄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妇大集宾客三百余人，中坐攘袂，数允隐恶十五事。允以此废于世。《后汉书·郭泰传》。此与第十三章第一节所引李充事，可以参观。彼为充者，亦幸而其妻不能数其恶耳，设其能之，充亦一黄允，

而公卿倒屣，天子动容，其败坏风俗，为何如哉？孔融称盛宪曰“天下谭士，依以扬声”，又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许劭初善李逵，后更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劭为郡功曹，遂排摈靖不得齿叙。《申鉴》《考伪》谓“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绐，朋友相诈”，信非虚言。卒之禄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终至“身殁他邦，亲戚隔绝，闺门分离”，亦《谴交篇》语。亦何为哉？然丧乱以来，斯风不革。《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年九月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公令曰：“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200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其疾恶之至于如此。然太和中董昭上疏曰：“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虚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浸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则其风气绝未变也。《昭传》谓明帝以昭此疏，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案《诞传》谓诞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则其人非骛浮华者。《傅嘏传注》引《傅子》，力诋何晏、邓飏、夏侯玄三人。则嘏本司马氏之党，其说或亦事后附会，不必实也。史于曹爽之党多溢恶。观昭之疏，实非指诞、飏等言。然当时有此等风气，则不诬也。王昶名子曰浑，曰深，兄子曰沈，曰默，可见时人惟口舌之尚。欲救此弊，惟有二法：一如魏武帝、诸葛武侯，专校功能。此可施之于考课之时，而不能用之于选拔之际。一如毛玠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不得进。”然不能考之于其乡里，而徒就典选者耳目所及，终不免为矫伪所欺，此则九品中正之制所由立也。

汉世用人，本重乡举。故杜钦对策，有“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之语，王吉为沛相，“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后汉书·酷吏传》。则乡里官司，于善恶之有记注旧矣。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曰“科别行能，必由乡曲，故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则荐举亦本功能。自朋党炽盛以来，遂舍历试而凭虚誉，而毁誉则为矫诬者所把持。《后汉书·赵岐传》，言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玹深毒恨。《许劭传》言：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党锢·范滂传》云：太守宗资请为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观此三事，可知乡评之重。夫既为矫诬者所把持，其论复何足采？然时人不知此义。何夔谓魏武：“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傅嘏难刘劭考课，亦谓“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选才之职，专任吏部，考课是先，为本未立而治末”。时人所见如此，九品中正之法，安得不立？其实乡评所与，每多矫伪之人。画饼充饥，正指是辈。魏武所以求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士，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九年（214年）、二十二年（215年）令。见《本纪注》引《魏书》。正有激而然也。然则九品中正之法之不足用，在三国之世，早见其端倪矣，而惜乎时人之不悟也。此法创自陈群，其弊至晋世而始著，别于《两晋南北朝史》中详之。

第五节 赋 税

汉世轻典，莫如田租。《汉书·食货志》言：高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惠帝纪》：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邓展曰：“汉家初十五税一，中间废，今复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宫，收大半之赋，至此乃复十五而税一。”师古曰：“邓说是。”案秦以前不闻十五税一之举，师古然邓说，当不误也。文帝从晁错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前155年），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焉。《食货志》。亦见《本纪》。据《文帝纪》，文帝二年（前178年），业已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后汉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帅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自是终后汉世，未之有改。惟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注》曰：“亩十钱也。”灵帝欲铸铜人，诏调民田亩敛十钱，《陆康传》。为横敛。然汉世田税，本不收钱。此仍可谓之加赋，按田而赋。而不可谓之加税也。三十税一之制，仲长统非之，谓无以备稸积，丰吏禄。其言曰：“二十税一，名之曰貉，况三十乎？”似矣。然古公税之外，无复私租，故什一之税不为重。汉则“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王莽行王田诏语。无以正之，而复重税，可乎？贡禹言农夫“已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左雄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则绝诛求诚为急务。欲绝私求，固宜丰吏禄，然是否吏禄丰而私求即绝，亦复难言；况不能正豪民之侵陵，又重税之以供吏禄，民力安可胜邪？然则地权不均，文景姑息之策，亦有所不得已也。藁税，亦曰刍藁，后汉常与田租并免，或令半入，或以实除，见《纪》建武二十二（46年），中元元（56年），元和二（85年），永元四（92年）、九（97年）、十三（101年）、十四（102年）、十六（104年），延平元（106年），永初四（110年），延光三（124年），永建六（131年）诸年。盖农田普出之税。《光武纪注》引《东观记》曰：帝尝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更始元年（23年）。则谷租虽征本色，刍藁已征折色矣。不知侯家如此邪？抑民间亦然也？

《刑法志》言：“税以足食，赋以足兵”；《食货志》云“税谓公田十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则赋之始本专以共军。然有所须即敷之于民，由来旧矣。故《食货志》又言“赋充实府库赐与之用”也。《高帝纪》：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此仍以共军用。《惠帝纪》：六年（前189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引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惟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66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算。盖古者兵役，女子亦与焉，故其算赋亦无分男女也。奴婢之算，盖当使主人出之。《王莽传》：天凤四年（17年），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其证。《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也。”《贡禹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天子下其议，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口钱算赋，初本两事，其后遂为通名。然三钱以补车骑马仍不失赋以足兵之本意也。其随意敷取于民者：贾捐之言文帝民赋四十，武帝民赋数百；轮台之诏，言前有司欲益民赋三十助边困《西域传》。皆是。《高帝纪》：十一年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武帝纪》元鼎五年（前122年）《注》引如淳曰：“《汉仪注》：诸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此因贡献而赋诸民者也。《文帝纪》：元年六月，令郡国毋来献。后六年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毋入贡。盖亦以贡献须烦民也。贾山亦美文帝止岁贡。《高后纪》：二年（前182年），丞相臣平言：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注》引文颖曰：“飡邑中更名算钱，如今长吏食奉自复媵钱，即租奉也。”《货殖传》言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此则封君自赋诸民者也。《昭帝纪》：元凤二年（前79年），诏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此盖自武帝事四夷以来，《西域传赞》所谓租及六畜者即指此。算赋、口钱，汉世屡有减免。贾山《至言》：文帝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元平元年（前74年），诏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宣帝纪》：五凤三年（前55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前52年），减民算三十。师古曰：“一算减钱三十也。”《成帝纪》：建始二年（前31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后汉亦屡有复口算之举，今不备征。汉世钱贾贵，民于算赋、口钱，颇觉其重，减免实为惠政。又民得钱颇难。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六年（前75年），皆诏三辅、太常以菽粟当赋，亦便民之事也。其横调杂物，则无如何。《汉书·薛宣传》：邛成太后崩，丧事仓卒，吏赋敛以趋办。《三国·华核传》：核言“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此等皆取之无定物，无定数，亦无定时，为虐最甚。宜乎吴无赋而百姓归心，史以民不益赋称桑弘羊之功，而成帝时有司奏请加赋，谷永亟言其不可许矣。古无户赋，魏武帝始行之。见《三国志·赵俨传》。《三国志》本纪建安九年（204年）《注》引《魏书》载公定河北后令曰“其收田租亩一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盖亦所以止横敛也。

《续汉书·百官志》言：有秩、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后汉书·刘平传》言：平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则汉世赋以贫富为准，役以善恶、老少为差。《潜夫论·爱日篇》言：“化国之日舒以长，乱国之日促以短。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而力不足。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实。”可见役事繁简，与民生关系实大。贾山称文帝减外徭卫卒；贾捐之言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则其时徭役颇希。然能如此者卒鲜。汉世大役可考者：如惠帝三年（前192年）、五年（前190年），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余人城长安，皆三十日；武帝欲筑通天台，未有人，王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皆是。然此尚非民所甚苦，其最苦者，则为远役。贾生言：“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及秦，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十钱之费弗能致也。故陈胜一动而天下不振。”“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汉往者家号泣而送之；其来繇使者，家号泣而遣之”。“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杂釆《新书》及《汉书》本传。秦时诸侯吏卒，常以繇使屯戍过秦中，已见第三章第二节。《汉书·枚乘传》言：梁孝王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此诸侯之虐用其人。然《魏相传》言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朱买臣吴人也，而随上计吏为卒将车至长安；《三国志·管宁传》言：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陆浑长被书调丁夫给汉中；则王室之役使其民，其路亦不为近矣。谷永对策，欲使民不苦逾时之役，安可得哉？边戍之役亦特重。贾谊言：“今西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魏王观为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此边郡繇役重难之证。《平准书》言汉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此又以开边而劳及内郡者也。其得复者：或以宗室。文帝四年（前176年），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或以帝王乡里。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后又复丰比沛，事在十二年（前195年）。光武建武六年（30年），改舂陵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与。或以吏。惠帝即位，诏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惟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或以爵。《汉书·食货志》：晁错说文帝曰：“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武功爵，则千夫如五大夫。或以功臣之后。汉功臣之后多复家，见表。《王子侯表注》曰：“复家，蠲赋役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孟康曰：“诸复家皆世世无所与，得传同产子。”《后汉书·王良传》：“复其子孙邑中繇役。”或以学。《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略》，言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千

数，率皆避役。《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裒为属。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刀笔，已四十年。”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磐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诸生。或以有车骑马。《食货志》：晁错言：“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武帝欲修马复令，见第十七章第六节。或以老。《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前140年），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民年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盐铁论·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刚曰艾壮。《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猷。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赋，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文学曰：“十九年以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乡，不从力政。今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非养老之意也。”是汉从戎事者自二十三至五十六，他役则不限此也。参看第六节。或以丧。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诏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后汉书·陈忠传》：元初三年（116年），上言：孝宣皇帝，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将葬送。请依此制。太后从之。或以流移。宣帝地节三年（67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本始三年（前71年），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或以行义。如《后汉书·列女传》，汉中陈文矩妻，蠲除家徭。或由鬻卖。汉武募民入奴婢，入粟，得以终身复。又民多买复，及千夫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见《平准书》《食货志》。然仍有成为具文者。如魏明帝起宫室，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见《三国志·高堂隆传》。参看第十二章第四节。又如孙权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本传赤乌十年（247年）。是也。其酷者：则或五人三人兼役，见《三国志·孙休传》永安元年（258年）诏。或一家而父子并役，见《三国志·陆凯传》。又有役及女子者。惠帝城长安即然，已见前。《三国志·杨洪传》：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益州咽喉，无汉中则无蜀矣。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其人或以贿免，或则铤而走险。《吴志·骆统传》：统言“每有征发，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案此当时山民之所以多也。虽擅繇之律颇重，不能止也。《汉书·王子侯表》：江阳侯仁，元康元年（前65年），坐役使附落免。师古曰：“有聚落来附者，辄役使之，非法制也。”又：祚阳侯仁，初元五年（前44年），坐擅兴繇赋，削爵一级为关内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信武肃侯靳歙，子亭，孝文后三年（前161年），坐事国人过律免。又：东茅侯刘告，孝文十六年（前164年），坐事国人过员免。又：祝阿侯高成，孝文后三年（前161年），坐事国人过律免。又：平阳侯杜相夫，元封三年（前108年），坐为太常，与太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师古曰：“择可以为郑舞而擅役之，又阑出入关。”相夫，《百官公卿表》作杜相，未知孰是。此诸事可见擅繇之律之严。然梁冀起菟苑河南城西，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则有权势者之擅繇，终莫之能止也。又更亦役之一，见第六节。王莽訾汉家“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行王田诏。见《食货志》及本传。其厉民亦不为不甚也。

武帝榷盐铁，已见第五章第十节。昭帝即位，六年（前81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对愿罢酒榷、均输官。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罢在初元五年（前44年），复在永光元年（前43年），见《纪》。云以用度不足。东汉盐官、铁官，皆属郡县。本属司农，见《续书·百官志》。置令、长及丞，以主盐税、鼓铸。案《汉书·地理志》，郡有盐官者二十八，铁官四十。元和中，尚书张林上言盐官可自煮，尚书仆射朱晖奏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重述林议。帝然之。有诏施行。大司农郑众固执不可，不听。和帝即位，乃以遗诏罢之。《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修为司金中郎将，太祖与修书云：“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云云。《太平御览》引此事作河北始开冶，以修为司金中郎将。据殿本《考证》。《卫觊传》云：觊留守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请置使者监卖盐，以其直共给归民。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蜀汉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王连、岑述等为之，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见《连》及《吕义》《杨洪传》。又《张嶷传》：定筰、台登、卑水三县，定笮在今西康盐源县南，台登在今冕宁县东，卑水在今会理县北。旧出盐铁及漆。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吴志·朱桓传》：桓卒，孙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则三国亦皆有盐利也。盐铁之利，多以共军。桓宽《盐铁论》宽，汝南人，见《汉书·田千秋传赞》。备载大夫与贤良文学相难之语，理致殊有可观。儒家一概斥之，非也。惟征榷所入，虽云有利于国，而办理不善，则亦诒害于民，观第五章第十节所引贤良文学之言可见。当时卜式来自郡国，亦言其不便，可知其非贤良文学訾讆之辞也。和帝诏言肃宗复收盐铁，由于匈奴未宾；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可知东京利弊，正与西京同。董仲舒言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食货志》。秦时未榷盐铁，《太史公自序》，其高祖昌为秦主铁官，当系汉时郡国铁官之类。则郡国何尝不可厉民？马棱迁广陵太守，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后汉书·马援传》。而徐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云从民望；《汉书·终军传》。则官卖盐铁，利弊亦不一矣。彭宠转渔阳盐铁以贸谷，刘虞亦通渔阳盐铁之饶，此固开州郡割据之渐。卫觊劝魏武收盐利以业还民，则又足以裁抑兵家。前汉阳朔、永始之间，颍川、山阳铁官徒皆起为乱。而《后书·循吏传》：卫飒守桂阳。耒阳县出铁石。

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则欲安民者，官榷与放民私营，亦各有利弊矣。要之官榷盐铁之病民，首以办理不善，次则卖价太贵。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诏：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除此二弊，则人民所出少而官家为利多，尚不失为良税也。

山海池泽之税，属于少府，已见第三节。《食货志》言：“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盖自晚周以来，名山大泽，久为有土者所障管，秦、汉皆承其旧也。山泽之税，谓之假税。有时亦或免收。《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前67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平民。《元帝纪》：初元元年（前48年），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假与平民。《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107年），以广成苑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皆不言有税。然《和帝纪》永元五年（93年）诏，则云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又诏令郡劝民蓄疏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其后九年（97年）、十一年（99年）、十五年（103年）之诏，亦咸有勿收假税之文。则凡但言假之者，皆收其税，李寻说王根省池泽之税，盖即指此。《汉书·文帝纪》：后六年（前158年），大旱蝗，弛山泽。《武帝纪》：元鼎二年（前115年）诏言“京师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亦不过许其采取，不设禁御而已，未尝不收其税也。案《食货志》言：五凤中，耿寿昌自增海租三倍。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海渔之税，亦名为租，则先汉视海与田同。海可禁民渔而自渔，其非私有可知。然则土田虽云私有，而循田租之名，犹可知其义非私有，特格于事而无可如何。山泽之税，名之曰假，义亦同此。此皆古土地公有之遗迹也。《续汉书·百官志》：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平水，收渔税。《三国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云：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吴志·孙皓传》建衡三年（271年）《注》引《吴录》云：孟仁除为盐池司马。自能结网，手以捕鱼，作 寄母。母因以还之，曰：“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我，非避嫌也。”则三国时仍有鱼税矣。

《续志》又言郡县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其税当不甚多。若商税，则由来甚久。武帝之算缗钱、舟车，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各有差，请算如故，可见非是时新创矣。缗钱、舟车之算，已见第五章第十节，今不更赘。主父偃言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汉书·高五王传》。冯唐言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赵敬肃王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后汉明帝永元六年（94年），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光武帝赐刘盆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皆汉代征商之事。《后书·朱晖传》：尚书张林上言：“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者也。”此即宋代藉香药、宝货以富国之策，然未能行。《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延康元年二月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也。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则汉世商税之率，本为什一，而汉季尝行重税也。《吴志·孙皓传注》：天玺元年（276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所在斩之，徇首诸郡，则孙皓时又尝有算缗之法。

酒酤起于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罢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已见第五章第十节。《昭帝纪》“罢榷酤，令民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自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贾钱县官也。”师古曰：“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案下文又云：“卖酒升四钱。”刘攽谓此数语“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租即卖酒之税也。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尔。《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免侯，义与此占租同。如颜说，官既罢榷酤矣，何处卖酒乎”？案其说是也。然则官不榷酤，亦仍有酒税也。榷如今之官卖。《武帝纪注》引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其说盖有所受之矣。《三国志·顾雍传》言：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则吴时亦有榷酤，且诒害颇烈。

秦、汉赋税，用之之途，颇为分明。《食货志》言：“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与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案《汉仪注》言“田租刍藁，以给经用；山泽、鱼盐、市税，少府以给私用”；《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则《汉志》所谓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者，指田租言；所谓天子奉养者，指山泽之税言，而市税亦属焉。此又《汉志》所谓“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者也。毋将隆言：“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武帝欲榷盐铁，孔仅、东郭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路温舒传》：迁广阳私府长。师古曰：“藏钱之府，天子曰少府，诸侯曰私府。”此盖自古相传之法，非秦、汉所创也。然其时郡国财计，已颇受中央指挥。《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岁尽遣吏上计，《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县秋冬上计于所属郡国。”则统属之规模已具。《后汉书·伏湛传》：湛上疏谏征彭宠云：“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刘虞传》言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此即《续志》所谓损多益寡，取相给足者，犹后世之协饷也。则中央又能令各地相调剂矣。《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前49年），诏责上计簿为具文。《景武昭宣元功臣表》：众利侯郝贤，元狩二年（前121年），坐为上谷太守入戈卒财物计谩免。则汉时财政，亦未可谓之清明。然此乃政事之失，与规制无涉也。桓谭《新论》云：“汉百姓赋敛，一岁四十余万万。吏奉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财。《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阳城侯田延年，坐为大司农，盗都内钱三千万自杀。如淳曰：“天子钱藏中都内，又曰大内。”《百官公卿表》：大司农属官有都内令丞，即此。《续书·百官志》曰：“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与此相似，实不同也。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入，十三万万，以供常赐。”其岁出入大略如此。

第六节 兵 制

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五节。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盖自秦已启其端，至汉武之世而大盛。更经新室之乱，光武崛起，急欲与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废。国之强弱，诚不尽系乎兵；兵之强弱，亦不尽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犹存，终必略加以训练，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则典午以降，异族之凭陵，武夫之跋扈，其原虽不一端，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

《汉书·刑法志》述汉兵制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案《汉书·高帝纪》：十一年（前196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注》引应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张晏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会都试，课殿最。水处则习船。边郡将万骑行障塞。”《惠帝纪》：七年（前188年），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师古曰：“车，常拟军兴者，若近代之戍车也。骑，常所养马，并其人使行充骑，若今武马及所养者主也。”《晁错传》：“材官驺发。”臣瓒曰：“材官，骑射之官也。”《高帝纪》：二年（前205年），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据此诸说，材官、车骑是一。习射御为车，习骑驰为骑。有车骑之地，并征发其车骑称车骑；无车骑之地，徒征发其人，则称材官耳。有车骑与否，盖视乎其地。大体北多而南少。故桓将军说吴王，言吴多步兵，汉多车骑也。秦、汉之世，车战虽未尽废，要不若用骑之多，故诸书多言骑士。《汉书·冯唐传》：“唐拜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则车与骑又有别。水战之士，亦称辑濯士，见《刘屈氂传》。亦曰棹卒。见《后汉书·岑彭传》。南军属卫尉，北军属中尉，已见第三节。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而《汉仪注》言民一岁为卫士；则南北军皆调自民间。《续书·礼仪志》有飨遣故卫士仪，其人盖以时更代，故论者以拟唐府兵之番上，而以七校拟唐之长从也。《国语·齐语》述管子作内政寄军令曰：“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云云。则所谓畴官者，即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军帅；各从父畴，犹言仍隶其父之伍耳。罢癃当免役，故王莽訾汉常有更赋，疲癃咸出也。《食货志》载莽王田令。

《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年），帝加元服，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吴王濞传》：“卒践更，辄与平贾。”《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晋灼曰：“谓借人自代为卒者，官为出钱，顾其时庸平贾也。”案如说与服说异，晋说同。如淳据律，似不当有误，故师古以晋说为是也。卒更盖调民为卫，律所谓繇戍者则守边。此惟极小之国，人数不多，不能借代，而边地距所居不远者，乃能行之，稍大，则无不行践更、过更者矣。故吴王于卒践更辄与平贾，而不闻其有惠于卒更；晁错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盖宽饶之子自戍北边，则当时以为异闻矣。《汉书·酷吏传》：人有变告王温舒受员骑钱；《游侠传》：郭解阴请尉史，脱人于践更时；则征调不能无弊。鲍宣言民有七亡，县官重责更赋租税其一；《后书》安帝永初四年（110年），顺帝永建五年（130年），皆有免过更之诏；则过更亦由官责其钱矣。秦爵二十级，四曰不更。师古曰：“言不与更卒之事。”盖民之苦兵役久矣。《后汉书·陈宠传注》引谢承书，言施延取卒月直，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则亭卒初亦行卒更法，而后变如践更。

《汉书·武五子传》：“将军都郎羽林。”师古曰：“都，大也。谓大会试之。《汉光禄挈令》：诸当试者不会都所，免之。”《霍光传》：“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试也。肄，习也。”盖都本大义，因大试称都试，后遂称试为都耳。观都之名及《光禄挈令》，则知其初所试极为普遍，而脱漏之法亦严。然《韩延寿传》，述延寿在东郡试骑士，盛为威仪，以奢僭见劾；《后汉书·耿弇传》，言弇常见郡试骑士，由是好将帅之事；即可见其徒饰耳目之观。《刑法志》言：“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武帝纪》：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注》引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汉后改名平乐观。”元封六年（前105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师古曰：“抵者，当也，非谓抵触。文说是也。”案师古说非也。角抵之技，盖起于两人角力，后乃益以射御等事耳。此本与治兵振旅无关，宜其徒为戏乐也。角抵如此，都试如彼，则讲武久已徒有其名。《汉书·邹阳传》：公孙玃言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而与天子争衡。师古曰：“白徒，言素非军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可见民之未经训练者已多。然告朔饩羊犹在。故燕剌王欲反，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光武与李通，初亦欲因都试起事也。光武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及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还复民伍。《续书·百官志》云“自是无复都试之役”，而讲武之意荡然矣。《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注》引《魏书》：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以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秦制。”奏可。乘之之制，见于《续汉书·礼仪志》，此亦徒饰耳目，三国相承，未能变也。是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二十三年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文帝延康元年六月，治兵于南郊，西征。则征伐皆先治兵，不限于立秋之日也。

于役者最苦其远，已见第五节。兵亦役之一，读《盐铁论·备胡》《执务》《繇役》诸篇可知。为免人民之困，于是乎有谪发。谪发缘起，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前97年），发天下七科谪以击匈奴。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晁错所言秦法也。较晁错所言，多一亡命，盖错言之不具，贰师再伐大宛，亦发天下七科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同。七科中除第一、二科外，皆不可谓之有罪，盖特以免扰累。错又言秦有闾左之戍，《伍被传》亦有其文，案陈胜即其事。胜之令其徒属曰：“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可见其用之之酷，天下所由怨叛也。楚、汉之世，用兵仍征自民间。《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十年（前197年），陈豨反。高祖自言“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十一年（前196年），黥布反，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然仍征兵于诸侯。其赦死罪，盖亦如楚令适卒分守成皋，见《郦生传》。聊以佐正卒之不足耳。是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为皇太子卫，已见前。高后五年（183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恒发郡国兵。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救东瓯，尚遣严助持节发会稽兵。及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再出塞，诏言“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盖用谪发始多。其后元鼎五年（前112年）平南越，元封二年（前109年）定朝鲜，六年（前105年）击昆明，太初元年（前104年）征大宛，四年（前101年）伐匈奴，天汉元年（前100年）屯五原，无不以谪发者。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击武都氏，四年（前77年）屯辽东，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征羌亦然。王莽亦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豕勇。见《汉书·食货志》及本传。皆因用兵多且数，不欲烦扰农民故也。汉自武、宣以后，不甚劳民之事，转有发卒为之者。如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入朝，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阵道上，后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之出鸡鹿塞是也。真用以攻战者，往往致败。如王莽发巴、蜀、犍为吏士击益州，巴、蜀骚动；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巴、蜀、犍为吏以击之，骚扰弥甚；即其一证。《汉书·萧望之传》：张敞以羌叛，欲令陇西、安定等八部赎，令罪人出财以诛之，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此谪发代征调而兴之理也。就一时言之，自亦未尝无益，然久之则民不习于兵矣。用奴隶者：章邯以人奴产子距楚，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汉诬淮阴侯欲诈赦诸官徒奴。贡禹欲免诸官奴婢，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王莽募人奴为猪突豕勇。后汉时有所谓家兵者，见《后汉书·朱儁传》《袁绍传》《三国志·曹洪传》《吕虔传》。《后书注》曰“家兵，僮仆之属”也。用异族者：赵破奴用属国骑击姑师。李广利击大宛，亦发属国六千骑。皆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李广利传》同。范明友击益州用羌。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年）诏。宣帝时击羌用婼羌、月氏。见《赵充国传》。元帝时平羌用呼速累嗕种。见《冯奉世传》。而乌桓处五郡塞外，为

汉侦察匈奴，后汉南匈奴既降，列置诸王，为郡县侦罗耳目，其规模尤广。偏隅用兵，后汉亦多用异族者：如建武十九年（43年），刘尚发广汉、犍为、蜀郡民及朱提夷人击益州；建初元年（76年），肃宗募发越巂永昌夷、汉讨哀牢皆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是也。戍边亦多用系囚，赦其罪，令与妻子俱往占著。明帝永平八年（65年）、十六年（73年）、十七年（74年），章帝建初七年（82年）、元和元年（84年）、章和元年（87年），和帝永元元年（89年），安帝延光三年（124年），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五年（130年），冲帝建康元年（144年），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和平元年（150年）、永兴元年（153年），皆有是诏。其调发郡国兵者：建武二十三年（47年），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讨南蛮，马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讨交阯；永元十三年（101年），巫蛮许圣反，明年，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讨之；皆见《后汉书·南蛮传》。元初五年（118年），代郡鲜卑入塞，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鲜卑传》。乃罕有之事矣。

郡国都尉之罢，一时似无甚关系，然未久而其弊即见。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墦《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废，募兵之法旋起。《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之。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李斐曰：“平居发者二十以上至五十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为奔命。奔命，言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案《后汉书·任光传》：光武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光劝云“可募发奔命，出攻旁县，若不降者，恣听略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此明是临时选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过发奔命兵；《本纪》。武陵蛮围刘尚，诏宋均发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传》。盖亦此类。窃疑奔命本指发及羸老，后乃变为选取精勇也。《汉书·王莽传》：莽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议满三十万众，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勇士，盖即李陵所将勇敢五千人之类，此亦当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传》，言时有欲从军辄诣京师；而卫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则其时之人颇乐从军。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马援击五溪蛮夷，以十二郡募士，则募兵之用渐广矣。丧乱之世，民无所归，或自托于营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纪注》引《魏武故事》。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孙策入曲阿，令告诸县：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吕乂迁巴西太守。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皆募兵易得之证。然《魏志·杜畿传》言：卫固欲大发兵，畿说其徐以赀募，遂延至数十日乃定，则调发之成规尚存。田况之守翼平也，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赤眉闻之，不敢入界。《汉书·王莽传》。羊续之守廉江也，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阵。其小弱者，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黄巾。则未经训练之众，苟临时有以部勒之，亦未尝遂不可用。孙策绝袁术书，论当时山东义兵曰：“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本传《注》引《吴录》。可见风气转变非难。韩信之背水为阵，自言驱市人而用之。戾太子之叛，驱四市人以为用，见《汉书·刘屈氂传》。此信言之明验。故先汉之七科谪，贾人居其四焉。此承战国之余俗，人人习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实赖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多与之财；而孙坚从朱儁讨黄巾，亦募诸商旅以为用；可见右武之遗风，东京末犹未尽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乱御侮也。然是时之取兵，则有如袁谭，名为召募，实则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孙休，使敕交阯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者。吕兴之乱，由此激成，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264年）诏。案吴发调之弊亦极甚。陆逊陈便宜极言之，见《孙权传》黄武五年（226年）。曷怪民之视充兵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废坠哉？

外强中弱，自前汉时已肇其机。光武之定河北也，实以上谷、渔阳突骑。《后汉书·景丹传》：从击王郎将兒宏等于南。汉县，今河北巨鹿县北。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可见是时突骑之强。然《吴汉传》：广乐之战，广乐，城名，在今河南虞城县西。汉以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则突骑中实颇杂异族。窦融欲据河西，而曰：“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则西北情形，亦与东北相类。后汉大举外攘，每多兼用蕃兵。如永平十六年（73年）、永元元年（89年）之伐北匈奴，南单于而外，又有羌、胡、乌桓、鲜卑。延平元年（106年）西域之叛，梁慬以河西羌、胡赴之。永建元年（126年）辽东鲜卑寇边，耿晔以乌桓率众王击之。任延守武威，选集武略之士千人，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皆是。甚有以戡内乱者，如陈球被围，度尚以幽、冀、黎阳乌桓骑救之是也。腹里空虚，边垂强悍，遂成偏重之势。虞诩言：凉州“习兵壮勇，实过余州。”傅燮言：“边兵多勇，其锋难当。”郑泰言：“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犹载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又言：“天下强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谷、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皆百姓素所畏服。”蔡文姬之诗曰：“卓众来东下，兵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吟，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读此，乃知当时董卓、李傕、郭汜等残暴无人理之由。边章、韩遂为寇，邹靖欲开募鲜卑，应劭驳之曰：“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数犯障塞，且无宁岁。惟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同为中国之民，犹必主军强于客军，

乃能藉以为用，况其为异族乎？此五胡之乱之一太原因也。

晁错比较汉与匈奴兵力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二者相较，匈奴之众，并不视中国为强。然梁商移书马续，言“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戎狄之所短也”。《后汉书·南匈奴传》。则中国徒能自守，而野战不如异族矣。此忘战之祸也。赵充国策屯田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垒、木樵，师古曰：“樵与谯同，谓为高楼以望敌也。”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又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汉书·匈奴传》。盖其守御之精严如此。《匈奴传》述昭帝时事云“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盖有由也。有障塞而不乘，候望侦伺，责之异族，而地利转为他人用矣。

汉世兵器，犹多出于官。主制造者为考工，成则藏诸武库。《续汉书·百官志》：考工令一人。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案《前书·百官公卿表》：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及三丞。后汉改中尉为执金吾。有武库令一人，兵器丞一人。又汉世郡国，多有武库。《成帝纪》：建始元年（前32年），立故上郡库令良为王。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又田千秋为洛阳武库令，见《魏相传》。少府属官若卢，亦主弩射。见《百官公卿表》。服虔曰：“若卢，诏狱也。”邓展曰：“旧雒阳两狱，一名若卢，主受亲戚妇女。”如淳曰：“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王吉传》：补若卢右丞。师古曰：“少府之属官有若卢令丞，《汉旧仪》以为主治库兵者。”汉世作乱者多盗库兵。事见《成帝纪》阳朔三年（前22年）、鸿嘉三年（前18年）、永始三年（前14年），《平帝纪》元始三年（3年）。《后汉书·梁统传》：统言“陇西、北地、西河之贼，度州越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戾太子之叛，亦出武库兵。燕剌王言武帝时受诏领库兵。《后汉书·羌传》述永初叛羌情形曰：“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矛，或负版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说本《潜夫论》。则当时民间，兵器本少，贾生谓秦末起事者，“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非尽形容之语，故秦皇欲销天下之兵；公孙弘欲禁民挟弓弩；见《汉书·吾丘寿王传》。王莽禁民挟弩铠；《王莽传》始建国二年（10年）。徐邈为凉州刺史，亦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也。《日知录》言：“古者以铜为兵。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以铁足之。渐染迁流，遂成风俗。铁工比肩，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案贾谊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而云以作兵器，则汉世之兵，犹以铜为贵。淮南厉王袖金椎击辟阳侯，其椎未必铁制也。贾山言秦为驰道，隐以金椎，役夫未必有铜椎，盖以习用之语言

之，可见椎初亦以铜为之也。张良为铁椎以击秦皇，或转为特异之事。

铜为在官之物。铁则用作农器，民间本多。以之作兵，兵遂散布于民间矣。故吕母散家财买兵弩，见《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刘盆子传》云“买刀剑”。光武起兵时，亦得市兵弩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汉书·汲黯传注》引应劭说。然汉亡卒已教西域铸铁器及他兵器；见《汉书·西域传》。鲜卑得赏赐，辄欲买铁；见上引应劭说。蔡邕议伐鲜卑，谓“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禁令亦成具文。文明之传布，固未易遏阻也。

公孙弘之议禁民挟弓弩也，曰：“十贼 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则当时战斗，以弓弩为利器。是故引强、蹶张，视为长技；《史记·绛侯世家》言勃为材官引强。《汉书·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帅。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师古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袁盎传》：盎说嘉曰：“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帅。”良弩有远射至千余步者；见《后汉书·陈球传》。而三国时诸葛亮及马钧，皆欲损益连弩之法焉。见第十六章第二节。短兵接则杀伤多，《汉书·刘屈氂传》：武帝赐丞相玺书曰：“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故能用短兵者，众则誉为勇敢。《汉书·地理志》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李陵夸其众为奇材剑客；王允以剑客遇吕布，而魏武以许褚所将剑客为虎士也。《三国志·褚传》：褚以众归太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又云：“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案谓之客者，盖谓不自食而寄食于人。《史记·游侠列传》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当时之为游侠者，固多不能自食之徒也。《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众利侯伊即轩，以从骠骑将军击左王手

剑合侯。

攻击仍多用石，《三国志·袁绍传》：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 动而鼓，说曰：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似即魏武之所造者。然此事非仓卒可成，亦必有所受之也。晁错言募民徙塞下曰：“以便马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李陵传》：陵军入隁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即如淳所谓雷石也。苏林曰：“渠答，铁蒺藜也。”如淳曰：“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答。答广九尺，袤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渠答苏说是也”。皆当时攻守之具也。

《陈涉世家》言：涉起蕲，行收兵，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云：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似秦、汉间车尚与骑并重者。然时灌婴、傅宽、靳歙等皆以骑将立功，未闻有以车将著者也。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韩延寿都试骑士，会骑士兵车四面营陈。李陵军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单于遮道急攻陵。陵乃弃车去，士徒斩车辐而持之。史言骠骑将军车重与大将军等。《汉书·赵充国传》言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卤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两。段颎策羌曰：“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辆，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则当时用兵，无论中国外夷皆有车，特皆以为营阵，供运载，而不以事驰突耳。车与骑之用有别，故车将与骑将皆异其人。灌婴、傅宽、靳歙等传言车司马、候骑将、骑千人将、骑长、楼烦将；《张敞传》：以正违忤大将军，使主兵车；皆是。其车骑连言，如灌婴、靳歙之称车骑将军者，实则所主皆骑耳。《后汉书·南匈奴传》言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驰突，而非以之逐利也。

第七节 刑 法

吾国法律，完具而可考者，始于李悝之《法经》，而商君用以相秦，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书·刑法志》曰：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史记·酷吏传》：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汉书》作“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武帝又作《沈命法》，见第五章第十节。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即位，置廷平。见下。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成帝河平中，复下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有司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案《汉志》所述先汉刑法始末，不甚完具。当以《晋书·刑法志》补之。《晋志》曰：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前66年）《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者为律，今《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案《萧望之传》：望之与李强议令民入谷赎罪事，引《金布令甲》，则诸令皆以甲乙丙次之。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后汉书·陈宠传》：辟司徒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属，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汉高约法三章，已见第三章第三

节。据此，则“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于约字句绝，法字又一读，谓于六篇之中，仅取杀人、伤人及盗三章，余悉除去也。法律之原，一为民间之习俗，一为治者之所求，说亦已具《先秦史》。社会之演进愈深，则风俗之岐异愈甚，而上之所求于下者亦愈多，法令遂日益滋章，而亦益为人民所不习。其未备者，奸吏既得以意轻重；虽有其文，而编排不合部次，用者又得上下其手；而人民益苦，风俗亦愈益薄恶矣。秦、汉之世，盖正其时也。职是故，当时之所急者，乃在删除繁冗，依条理纂次。然终汉世，迄未能举其事。其所行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梁统传》载统疏曰“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辞不别白。《注》引《东观记》与《晋志》同。惟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轻殊刑作轻殊死刑，又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下无尽四年三字。光武建武二年（26年），诏议省刑法。本纪。十四年（38年），群臣上言宜增科禁。杜林奏宜如旧制，从之。《后汉书·林传》。梁统以为法令轻，下奸不胜，宜遵旧典。《后汉书·统传》。请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从。《晋书·刑法志》。桓谭疏言：法、令、决事，轻重不齐。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亦不省。《后汉书》本传。章帝纳尚书陈宠言，诏有司禁绝钻 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禁，除文致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永元六年（94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二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以上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陈宠传》略同。惟陈忠奏上三十二条作二十三条，未知孰是。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庑，未经纂集。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仪，表奏之。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后书·应奉传》作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版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后书》此处作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后书》作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云云。于是旧事存焉。以上亦采《晋志》。《后书·应奉传》略同。魏明帝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其后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旧律所以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云云。其所定：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分律令为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系讯断狱律、请赇律、兴擅律、之留律、邮驿令、变事令、惊事律、偿臧律、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

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觊、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权、齐相郭颀、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劭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四年五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以上皆据《晋志》。是为《晋律》。自《晋律》定后，历代大体相沿，无大改变矣。盖自战国以前，为法律逐渐滋长之时，至秦、汉，则为急待整齐之世，然皆徒托空言，直至曹魏而后行，至典午而后成也，亦可谓难矣。汉世小小改正，尚有见于史者，如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高后元年（前187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文帝二年（前178年）诏曰：“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更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光武建武十八年（42年），蠲边郡盗谷五十斛死之法，同之内郡，皆是。

秦、汉法吏，亦有专门之学。李斯言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樊准请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魏明帝时，卫觊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官学也。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此私学也。史言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而吴雄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亦见《郭躬传》。则国家之于法吏，用之亦不为薄。然以大体言之，则儒家之学，渐夺法家之席。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见《汉书·五行志》。何敞迁汝南太守，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皆断狱引用经义，不拘法律者。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于定国少学法于父，后更迎师学《春秋》；丙吉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法吏之折而入儒者也。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此乃曲意诋毁之辞，实乃以儒正法耳。张汤为廷尉，有疑奏，再见却。及兒宽为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路温舒初为狱小吏，后学法律丞相府，又受《春秋》通大义。读其尚德缓刑一书，可见其宗旨所在。人心趋乡如此，儒家之学，安得不日盛？法家之学，安得不日微？断狱者既习用经义，则经义已入于比之中。应劭撰《春秋决狱》，又益之以说。知魏、晋定律，以儒家之义，正法吏之传者，必不少矣。《白虎通义》：父杀其子者当诛，见《诛伐篇》。《晋律》亦父母杀子同凡论，见章炳麟《太炎文录·五朝法律索隐》。经义折狱，世人每以为怪，其实事之餍于众心者，即成习惯，经义折狱，亦犹之据习俗，援法理耳，绝无足异也。

汉世法律，并不十分画一。《后汉书·马援传》言：援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是越人本承用旧律，即援亦未能尽一之也。《三国志·何夔传》：夔迁长广太守。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然后齐之以法。”太祖从其言。则虽在邦域之中，亦不急求一律矣。新科盖权造以适时。《蜀志·伊籍传》言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亦其类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此其所以能泛应曲当，与民相安。律之一，俗之一实为之，非可强求也。然长吏擅立科条亦有弊。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诏言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质帝本初元年（146年），谓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皆其事。

刑法至孝文时为一大变。《汉书·刑法志》言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即黥。《后汉书·朱晖传注》：“黥首，谓凿额涅墨也。”抽胁、镬烹之刑。汉兴之初，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汉书·英布传》，谓彭越之死，盛其醢以遍赐诸侯。师古曰：“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由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臣瓒曰：“完当作髡。”《惠帝纪注》：孟康曰：“不加肉刑髡剔也。”案此亦曰耐。《高帝纪》：七年（前200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应劭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古耏字从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改寸，后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犹任也。”师古曰：“依应氏之说，耏当音而，如氏之解，则音乃代反。其义亦两通。《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耏为鬼薪，则应氏之说，斯为长矣。”案《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耏，罪不至髡也。从彡而，而亦声。耐，或从寸。诸法度字从寸。”说与杜林合。耏，而之累增字，耐因刑名新造，其声皆同，而与乃代反，亦一音也。此完字乃动字。完其耏鬓，正谓去其耏鬓。《说文段注》曰：“髡者剃发也。不剃其发，仅去须鬓，是曰耐，亦曰完。谓之完者，言完其发。”其说是也。耐者虽不剃发，其须力作则同，如淳误谓刑名之意，系指其力作而言，故释之以任，误也。《文帝纪》元年（前179年）《注》引苏林曰“耐，能任其罪也”，误与如淳同。完为城旦舂。《惠帝纪注》：应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与外徭，但舂作米，皆四岁刑也。”当黥者髡钳《汉书·高帝纪》九年（前198年）《注》：“钳，以铁束颈也。”案钳者又加。《后汉书·朱晖传注》：“系趾谓之 也。”不加钳 者曰弛刑，见《宣帝纪》神爵元年（前61年）注。此谓寻常犯罪之人。其奴婢仍黥面。《三国志·毛玠传》：钟繇诘玠曰“《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黥面供官”是也。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惠帝纪注》：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王先谦曰：‘此自鬼薪白粲递减，故隶臣妾一岁即免为庶人，与下本罪为隶臣

妾者不同。”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沈钦韩曰：“《汉旧仪》：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女为舂，皆作五岁，完四岁，男鬼薪，女白粲，皆作三岁。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此五岁刑至一岁刑之次也。后周世改为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因隋制，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案《宣帝纪》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李奇曰：“复作者，女徒也。谓轻罪，男子守边一岁，女子软弱不任守，复令作于官，亦一岁，故谓之复作徒也。”孟康曰：“复音服，谓弛刑徒也。有赦令诏书，去其钳、、赭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律》名为复作也。”又女徒后得顾山。《平帝纪》：元始元年（1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如淳曰：“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说以为当于山伐木，听使入钱顾功直，故谓之顾山。”应劭曰：“旧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给宗庙，今使女徒出钱顾薪，故曰顾山也。”师古曰：“如说近之。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顾人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三年（27年），女徒顾山归家。《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之宜曰：“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顾山赎罪。”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制曰：可。案景帝元年诏，谓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晁错对策，亦美文帝“除去阴刑”。《三国志·钟繇传》：繇欲复肉刑，上疏言：“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见孝文实并宫刑去之。《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引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误矣。文帝诏书，断支体指斩止，刻肌肤指黥、劓，终身不息指宫，此所谓肉刑三。张苍等议，亦以终身不息与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由至对举。孟康以“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释之，亦非也。宫刑之复用，盖所以宥死罪。其可考者，始于景帝中四年（前146年）。《纪》云死罪欲腐者许之。盖后遂沿为故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65年），《章帝纪》元和元年（84年）、章和元年（87年），《和帝纪》永元八年（96年），皆募系囚减死诣边戍，其犯大逆无道殊死者，则募下蚕室，盖亦以其罪重，故不能徒宥之也。古无亏体之刑，其后乃因军事而 及刑法，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世儒者，追怀古化，称不亏体者为象刑。亏体者为肉刑。汉文诏书所称，亦见伏生《书大传》，实儒家经说也。肉刑实为残酷之事，乃以缇萦一书而废。缇萦固孝子，文帝亦仁君，而儒学之有裨于治者亦大矣。

然自肉刑废后，欲复之者颇多。《晋书·刑法志》曰：“崔寔、郑玄、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朝廷善少府孔融议，卒不改焉。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复之。使群申其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魏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明帝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案诸家之论，略见《后汉书·仲长统》《崔寔》《孔融》，《三国志·王修》《钟繇》《王朗》《陈群传》中。主复肉刑者，实非嫌刑之过轻，而转有恶于其重。《汉志》述其事云：“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前156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前144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太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则先时笞背也。”案贾谊言伏中行说而笞其背，可见先时笞背。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三国志·明帝纪》：青龙二年（234年）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于令。”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其论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 而御 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民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网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篡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仲长统之言曰：“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崔寔谓，“文帝除肉刑，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陈纪谓“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陈群以为“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太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太和中，钟繇上疏

曰：“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人死之无辜，乃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若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其恶肉刑废而刑重之意，过于其恶刑轻，昭然可见矣。然孔融谓“绳末世以古刑，非所谓与时消息。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常有千八百纣。且被刑之人，虑不全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不能止人遂为非，适足绝人还为善”。其言亦殊有理致。陈群谓“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盗矣”，其说似是，而于理实不可通。善夫王朗之议曰：“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其言允矣，宜乎议者百余人，多与之同也。

正刑而外，秦、汉时酷刑亦颇多。其用之最多者，曰要斩。曰烹。即所谓镬烹也。项羽以沐猴而冠之言烹韩生。《史记》但作说者。又烹周苛。田广烹郦食其。汉高祖欲烹蒯彻。《汉书·诸侯王表》：广川王去，本始四年（前70年），坐烹姬不道，废徙上庸，与邑百户。曰焚，《汉书·武五子传》：焚苏文于横桥上。《王莽传》：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曰车裂。后汉车裂马元义，见《皇甫嵩传》。吕壹罪发，或以为宜加焚裂，以阚泽言而止，见《三国志·泽传》。既杀之后，又枭其首。枭，谓县首于木上，见《汉书·高帝纪》四年（前203年）《注》。或磔之。《汉书·景帝纪》：中二年（前148年），改磔曰弃市，勿复磔。师古曰：“磔谓张其尸也。”案其后复有行之者。翟义亲属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市四通之衢，见《汉书·翟方进传》。王球僵磔王甫尸于夏城门，见《后汉书·酷吏传》。又或残贼其尸。李通与光武举事，南阳杀其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见《后汉书·通传》。皇甫嵩平张角，剖棺断头，传送京师，见《灵帝纪》及《嵩传》。王凌、令狐愚之死，朝议傅会齐崔杼、郑归生，发其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燎其朝服，亲土埋之，见《三国志·凌传》。孙霸之死，其党杨竺流尸于江，见《霸传》。其后杀诸葛恪，亦投其尸于石子冈，已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孙皓杀陈声，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又时楼玄、王蕃、李勖并焚烁流漂，弃之水滨，见《陆逊传》。又有随意杀人，如和熹邓后欲扑杀杜根于殿上者。族诛及收孥相坐之律，汉初皆尝除之，后亦多复用。《汉书·刑法志》曰：“高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 言令，孝文二年（前78年），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为逆复行三族之诛。”案据本纪，“尽除收帑相坐律令”，事在孝文元年（前179年）。二年（前178年），诏除诽谤 言罪，师古曰：“高后元年（前187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 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案《王子侯表》温子侯安固，本始三年（前71年），坐上书为妖言，会赦免。《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平通侯杨恽，坐为光禄勋诽谤政治免。《外戚恩泽侯表》：安平敬侯阳谭，五凤四年（前54年），坐为典属国，季父恽有罪，谭言诽谤免，而颜异且以腹诽诛，哀帝即位后，复除诽谤诋欺法。坐祝诅诛者，尤书不胜书，疑诸律令除者皆可以旋复，正不待复设科条也。王莽用法亦极酷，尝作焚如之刑，又为投之四裔之法焉。以加非井田、私铸、挟五铢钱、非沮宝货者，见《食货志》及本传。

《汉书·惠帝纪》：元年（前194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而贡禹言文帝时亡赎罪之法，则此盖权制也。《食货志》：晁错说文帝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仅许入粟拜爵，此禹言之征。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乃许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孝武时，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桑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皆见《食货志》。此尚为轻罪。淮南之狱，有司议“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盖因牵涉多而宥之，非普遍。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太始二年（前95年），并令民赎死罪，入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则鬻及死刑矣。后汉中元二年（前148年）、十五年（前135年）、十八年（前132年）、建初七年（82年）、章和元年（87年），并有令民入赎之诏。死罪缣二十匹，或三十匹，或四十匹。左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五匹，或三匹。未发觉自告者半入赎。永初元年（107年）、熹平四年（175年）、六年（177年）、光和三年（180年）、五年（182年）、中平四年（187年）但云赎各有差。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案《汉书·萧望之传》：宣帝时西羌反，张敞欲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入谷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赎罪。望之与少府李强言：天汉四年（前97年），使死罪入钱减死，豪强吏民请夺假，至为盗贼以赎罪。《后汉书·虞诩传》言：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则流弊孔多矣。

陈群等定《魏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亦据《晋志》。

令长之始，本即一国之君，杀生得以专决。故蒯通说范阳令，谓“足下为令十余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甚众”也。然《汉书·酷吏传》：严延年迁河南太守，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王温舒迁河内太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捕郡中豪猾，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十日得可，则郡县皆不能专决矣。高帝七年（前200年），制诏御史：“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孝景中五年（前145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后元年（前143年），又下诏曰“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汉书·刑法志》，景帝诏亦见《本纪》。是时廷尉“职典决疑，当谳平天下狱”。《汉书·朱博传》语。而三公所属辞曹及尚书，亦主断决。《汉书·薛宣传》：谷永上疏，称宣为左冯翊，辞讼者历年不至相府。又云：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后汉书·陈宠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王莽诛何武、鲍宣等，咸乞骸骨。收敛其家律令文书等，皆壁藏之。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撰《辞讼比》七卷，已见前。《孔融传》：张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融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并收褒、融送狱。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此汉世请谳之事也。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置廷尉平。又置治书侍御史。《续书》本注曰：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又有专遣使平决者，如成帝鸿嘉元年（前20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是也。此等意皆主于矜慎，然仍时有非法之事。如薄昭与淮南厉王书，咎其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师古曰：“断谓斩也。”小者肉刑；《三国志·李通传》，言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是。盖积习相沿，难于骤革，而在丧乱时，亦或不能以常理论也。人主亦时有轶法之举。《汉书·张释之传》：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共同恭。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惟陛下察之。”明知法之不可倾，而仍不能举人主而范诸法之内，则积习之难改也。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

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别有立法之司，然惟所是而即行之，亦终不慊于义也。《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氏春秋》，谓夜送李丰尸付廷尉，廷尉钟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状告，且敕之，乃受。其所持与张释之同。《高柔传》：柔为廷尉，文帝欲杀鲍勋，柔固执不从。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而使杀勋。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寻常审理，皆属地方官。《续汉书·百官志》谓县令长掌理讼，郡国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是也。间有郡县不能决者，如宗室有犯法当髡以上，郡国先上诸宗正，正以闻乃报决是。汉世啬夫职听讼，其权尚远大于后世。《潜夫论·爱日篇》言：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居，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意欲令民不必赴县，以省日力。然又言：“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廷，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对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岁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此小民之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则乡官听讼之弊，亦已渐著矣。

别设侦缉之司，诒祸往往甚烈。如孙吴之有校事是也。其事已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魏志·高柔传》言：魏国建，柔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文帝践阼，以柔为治书侍御史。转加治书执法。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程昱传》：昱孙晓，嘉平中为黄门侍郎。时校事放横。晓上疏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属，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詷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摸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云云。于是遂罢校事官。则其诒患于魏，亦不下于其在吴也。

《汉书·张汤传注》引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续书·百官志》云：“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世祖中兴皆省。惟廷尉及洛阳有诏狱。”息夫躬系洛阳诏狱，见《前书》本传。前汉时，魏郡亦有诏狱，见《江充传》。汉狱名之可考者，如若卢，属少府，主受亲戚妇女，治将相大臣，见《百官公卿表》。《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97年），复置若卢狱官。共工，亦属少府，见《汉书·刘辅传》。左右司空，亦属少府，见《百官公卿表》。保宫，亦属少府。本名居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保宫，见《百官公卿表》。《窦田灌韩传》：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李陵传》：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都司空，属宗正，见《百官表》。官，《汉书·张汤传》：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 官。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官无狱也。”师古曰：“时或以诸狱皆满，故权寄在此署系之。”掖庭诏狱，《汉书·刘辅传注》引《汉旧仪》云：“令丞宦者，主理妇人女官。”《续书·百官志》：掖庭令有暴室丞，本《注》曰：宦者，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前书·宣帝纪》：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应劭曰：“暴室，宫人狱也。今曰薄室。许广汉坐法腐为宦者，作啬夫也。”师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织染练之署，故谓之暴，字取暴晒为名耳。或曰薄室者，薄亦暴也。盖暴室职务既多，因为置狱，主治其罪人。然本非狱名，应说失之矣。啬夫者，暴室属官，亦犹乡之啬夫也。”大鸿胪郡邸狱，《汉书·宣帝纪》：曾孙坐收系郡邸狱。师古曰：“据《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此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曾孙寄在郡邸狱。”北军尉，《汉书·楚元王传》：更生上封事曰：“章交公车，人满北军。”如淳曰：“《汉仪注》：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杨恽上书，遂幽北阙，北阙公车所在。”军司空，《汉书·杜周传》：少子延年补军司空。苏林曰：“主狱官也。”如淳曰：“《律》：营军司空、军中司空各二人。”都船狱，《汉书·薛宣传》：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王嘉传》：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案《百官公卿表》：中尉属官有都船令丞。如淳曰：“《汉仪注》有都船狱令。”黄门北寺狱等皆是。谷永言掖庭诏狱之弊曰：“榜箠惨于炮烙，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人死出者，不可胜数。”范滂系黄门北寺狱，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其流弊深矣。

秦、汉法吏，多务刻深。其可考见尤甚者：如周亚夫之子，为父买尚方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盗买官器，怒而上变。廷尉遽责亚夫欲反。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匈奴浑邪王来降，贾人与市长安中，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当死者五百余人。《史记·汲郑列传》。可见其深文周内之状。绛侯见囚，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无怪谚云“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见《汉书·司马迁传》，又见《路温舒传》。而李广谓“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也。言其弊最深切者，莫如路温舒。温舒之言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又曰：“今治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汉书·刑法志》曰：“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深者获功名之功疑亦当作公。又曰：“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酷吏传》言：严延年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而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此所谓锻炼周内也。尹赏疾病且死，戒其诸子曰：“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无然。”此则所谓上下相驱者也。虽时主或务于宽仁，然其弊终难卒改，盖所谓狱吏者，已自成为一种风气矣。

《汉书·刑法志》言：“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志》又曰：“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志》言武帝时事已见前。《杜周传》言：“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其烦扰亦云甚矣。《志》又云：“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上深愍焉。乃下诏曰：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又述元、成时事，亦已见前，皆以轻刑为主。然又云：“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至右止，三倍有余。”又言“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轻刑之效安在？岂不以狱吏之残酷，已成风气，在上者虽务宽仁，其弊亦非一时所能革邪？《志》又言：“自建武、永平，民亦新罹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以口率之，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晋书·刑法志》云：“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断决疑事。明帝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盖自先汉以来，在上者多以轻刑为主，而狱吏之风气，至斯亦稍变矣。《汉书·酷吏传》：“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号为罔漏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乂安。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夷侯封之家。”又言：“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自此以至哀、平，酷吏众多。”《后书·酷吏传》言：“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行刚烈，成其不挠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知。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自中兴以后，科罔稍密，

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若此之类，虽厌快众愤，亦云酷矣。”此亦可见后汉之酷刑，特由政事之昏乱，以治狱者之风气论，较之前汉，固已稍变矣。汉世用刑宽平者，如于定国、虞经等，经，诩祖父，事见《诩传》。两《汉书》各有传。

汉世每有大狱，被祸者必多。如武帝时淮南、衡山之狱，死者数万人。见《汉书·本纪》元狩元年（前122年），又见《食货志》。巫蛊之狱亦然。见《江充传》。后汉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见《后汉书·杨终传》。《传》云：“章帝以终言，听还徙者。”《光武十王传》云：“楚狱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而《纪》言建初二年（77年），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则所归者殊少矣。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东平、清河奏 言卿仲辽等，所连及且千人。见《文苑·黄香传》。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宦者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见《纪》。而钩党之狱无论矣。成帝鸿嘉四年（17年），诏言“数诏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则在平时如此者亦不少也。其榜掠之酷，亦殊出意外。章帝元和元年（84年）诏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而用酷刑者无数。如贯高以讼张王，“榜笞刺爇，身无完者”。江充治巫蛊，“烧铁钳灼”。戴就仕郡仓曹掾。扬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又烧 斧，使就挟于肘腋。就语狱卒：“可熟烧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堕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熏之。一夜二日。皆谓已死。发船视之，就方张眼大骂曰：“何不益火，而使灭绝？”又复烧地，以大铁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后汉书·独行传》。其惨酷，真闻之股栗矣。又汉世待士大夫至酷，贾生极言之。《传》言文帝用谊说，大臣不受刑，武帝稍下狱，自宁成始焉。其后魏武犹加杖掾属，文帝时亦于殿前杖人，见《三国志·何夔传》及《裴潜传注》。

复仇之风，秦、汉时尚极盛。此观淮南王事，可以知之。见第四章第六节。案贾谊谏侯厉王四子曰：“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伯父、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于淮南王心事，可谓曲曲传出。此可见淮南王等所为，皆受一时风气所驱使，故人人能言之，且能豫知之也。当时虽女子，亦能手刃父仇。缑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见《后汉书·申屠蟠传》。赵娥事见《列女传》及《三国志·庞淯传》。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刘鲤又为其父报杀恭。鲤，更始子。怨刘盆子害其父，结客报杀盆子兄恭。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王裒于晋文王，虽不能报，而终身不乡西坐。见《三国志·王修传注》引《汉晋春秋》。庞淯为州从事，欲为刺史报杀张猛。许贡之客，卒能报杀孙策。可见当时能腐心于君父之仇者极多。此外有报昆弟之怨者。崔瑗兄章，为州人所杀，瑗手刃报仇，见《后汉书·崔骃传》。魏朗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仇县中，见《党锢传》。孙资兄为乡人所害，资手刃报仇，见《三国志·刘放传注》引《资别传》。更始弟为人所杀，结客欲报之；王常为弟报仇，亡命江夏；皆见《后汉书》本传。有复舅氏之仇者，翟酺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见《后汉书》本传。贾淑为舅宋瑗报仇，系狱当死，郭泰为言于郡而免之。见《泰传》。有为友报仇者。《后汉书·党锢传》：何颙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徐庶中平末为人报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有奴为其主报仇者。栾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主家报仇，见《史记》本传。并有为不知谁何之人报仇者。如典韦为襄邑刘氏报睢阳李永，盖此类。此等盖徒以其勇力结托之而已。见《三国志》本传。颜安乐，儒者也，而为仇家所杀。见《汉书·儒林传》。杜诗，循吏也，亦以遣客为弟报仇被征。桓谭言：“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冤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汉人议论，于复仇者率多贤之，即在上者亦恒加以宽典。郭泰之请免贾淑，即其一事。缑玉之报父仇也，外黄令梁配欲论杀之，申屠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亦其类也。赵娥诣县自首，福禄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又有吴许升妻吕荣。升为盗所害。刺史尹耀捕得之。荣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亦见《后汉书·列女传》。此亦非法也。钟离意为堂邑令。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殡敛。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得以减死论。朱晖迁临淮太守。晖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立时僵仆。杜安拜宛令。先是宛有报仇者，其令不忍致理，将与俱亡。县中豪强，有告其处者，致捕得。安深疾恶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见《三国志·杜袭传注》引《先贤行状》。其时吏之用法，尚不拘拘于法文也。可见当时之复仇者，多为风气所鼓荡。夫为风气所鼓荡者，必至于过当而失直。如刘鲤之报刘恭，即可谓失直之甚。《三国志·韩暨传》：同县豪右陈茂，谮暨父兄，几致大辟。暨阴结死士，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知名。夫暨父兄未尝竟至大辟也，而暨遽杀茂，不亦过当矣乎？其甚者：苏不韦父谦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谦案得其臧，论输左校。谦累迁至金城太守。去郡归乡里。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而谦后私至洛阳。时暠为司隶校尉，收谦诘掠，死狱中，暠又刑其尸。不韦载丧归乡里，瘞而不葬。藏母武都山中。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克。会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 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 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暠之寝室，

出其床下。直暠在厕，因杀其妾，并及小儿，留书而去。暠大惊惧。乃布棘于室，以版藉地。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每出，辄剑戟随身，壮士自卫。不韦知暠有备。乃日夜飞驰，径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归乡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韦，历岁不能得。愤恚感伤，发病呕血死。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而何休方之伍员，郭泰论之，以为更优于员，议者于是贵之，汉人之议论可见矣。初，张奂睦于苏氏，而段颎与暠素善。后奂、颎有隙。及颎为司隶，以礼辟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颎既积愤于奂，因发怒，乃追咎不韦前报暠事。以为暠表治谦事，被报见诛，君命天也，而不韦仇之。又令长安男子告不韦多将宾客，夺舅财物。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如此冤冤相报，各逞私忿，尚复成何事体？《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夫羽之杀德，乃因两国相争，岂有报诸其后嗣之理乎？故有白刃相仇，而所争实不越于意气恩怨之私者。秦、汉间人，最重恩怨。高祖于羹颉侯之母，韩信于城下漂母、南昌亭长、屠中少年皆是。栾布为燕相，至将军，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此当时人人所有之想。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之伦，生平所志，不过如是而已。《后汉书·逸民传》：周党尝于众中为乡佐所辱。后游学长安，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克日相斗。《春秋》之义，岂若是邪？夏侯惇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此非所谓一朝之忿者乎？《后汉书·张敏传》言：建初中、有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为驳议，谓轻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可见时人之好争意气矣。并有不自问其当受诛与否，而与吏为仇者。张敞病卒，所诛太原吏家随至杜陵，刺杀敞中子璜。尹齐所诛灭淮阳甚多，仇家欲

烧其尸，妻亡去归葬。后汉安城孝侯赐，兄显报怨杀人，吏捕显杀之。赐与显子卖田宅，同抛财产，结客报吏。祭遵常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

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窦勋狱。窦宪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不徒仇吏非理，即以报怨论，亦多失直，至吕母而其祸博矣。夫岂谓吏之用法尽得其平？亦岂谓民间冤苦能尽假手于吏以平之？然如此两下相杀，终非可久之道。鲍宣谓民有七死，怨仇相残其一。观当时避仇者之多，而知良民之不安矣。扬雄家以避仇溯江上处 山之阳，见《汉书》本传。元后父翁孺，以与东平陵终氏为怨，徙元城，见《元后传》。张禹父歆，以报仇逃亡，见《后汉书·禹传》。凌统父操，为甘宁所杀，统常欲报之。虽以孙权敕未敢动，然权亦令宁徙屯于半州，犹是古代令有仇者辟之之法也。故当时言法令者，恒欲严禁之。桓谭请“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以雇山赎罪”。魏武帝平冀州，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三国志·本纪》建安十年（205年）。文帝黄初四年（223年），诏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其法似失之峻，盖欲以一切止之也。《魏律》：贼门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见《晋书·刑法志》。似颇能剂其平也。

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古代士大夫之学，出于与宗教相合之哲学及官守；民间之教育，则随顺习俗，以前辈之所知所能者，传诸后辈；《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第四节已言之。东周以降，社会之等级渐平，人民之好学者日众，士大夫所专之学，渐次被及于氓庶，此乃自然之势，无可遏抑。秦始皇帝及李斯，顾力反之，而欲复诸政教合一之旧，于道可谓大悖。汉兴，除挟书之律，设学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时，益以利禄之路，于是乡学者益众，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至此全破矣。此实古今政教之一大变也。

《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前124年），诏曰：“盖闻道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儒林传》载弘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史记》作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史记》作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史记》作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史记》作“而请诸不称者罚”。制曰可。案《贾山传》：山祖父，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师古曰：“六国时魏也。”《董仲舒传》曰：“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则博士故有弟子，此时特官为增置耳。故公孙弘议言得受业如弟子，《本纪》言学者益广也。《儒林传》又云：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本纪》：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诏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永光三年（前41年），复博士弟子员。以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此先汉太学之大略也。

《汉书·礼乐志》言：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磐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平帝纪》：元始四年（4年），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萧望之传》：望之子由，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诸侯，征为大鸿胪，会病不及宾赞是也。《王莽传》云：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兒宽传》云：武帝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祖立明堂、辟雍。”《河间献王传》：来朝，对三雍宫。《注》云：“三雍，明堂、辟雍、灵台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儒林传》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文献通考·学校考》谓“据《礼乐志》，则辟雍王莽时方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未尝筑宫以居之也。然考兒宽所言，与河间献王事，则似已立于武帝时，何也？盖古明堂、辟雍，共为一所。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上令奉高县作明堂汶上如带图，案见《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同。《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前109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地理志》：泰山郡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即此。然《志》又云：琅邪郡不其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则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处也。奉高，今山东泰安县。不其，今山东即墨县。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兒宽所指，疑此明堂；意献王所对，亦是其处；非养士之庠序也。”案马氏谓兒宽所登为奉高明堂是也，谓河间献王所对亦其处则误。《汉书·艺文志》有《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胡三省《通鉴注》谓对三雍之制度，非召对于三雍宫，其说是也。然马氏谓辟雍非养士之所，武帝置博士弟子，未尝筑宫以居之则是矣。《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四年（28年），初起太学。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翟酺传》言：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尤显见其为二事。马氏又言：“徐天麟《西汉会要》言：《三辅黄图》：汉辟雍在长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学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岂即辟雍邪？或别一所邪？”案《黄图》所云太学，疑即王莽为学者所筑舍。马氏又引鲍宣得罪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集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谓“此亦西都已立太学之一证，当考”。案自王莽已前，虽未尝为学者筑舍，然博士弟子亦必有受学之处，此所谓太学，当指其地言之，特其所在不可考耳。马氏又以建武已立太学，而班固尚言庠序未设为疑，则汉人

言庠序，皆指地方之学，不足疑也，见后。

《后汉书·儒林传》云：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毛字衍，见第三节。《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29年），仍修起太学。案《纪》云四年，盖四年修起，五年成。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事在永平二年（59年），见《本纪》及《续书·礼仪志》。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明帝纪》：永平九年（66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注》云：“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以非列侯，故曰小侯。”《张酺传》：永平九年（66年），显宗为四姓小侯立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又《和熹邓皇后纪》：元初六年（119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樊宏传》：樊准上疏云：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材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准疏言：“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戋戋之辞。”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事在永建六年（131年），见《纪》。阳嘉元年（132年），帝临辟雍飨射。《左雄传》：雄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阳嘉元年（132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质帝纪》：本初元年（146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案四府，谓诸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也。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注》：《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五年（224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王朗传注》云：《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引其《传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220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本或作请误。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杜畿传注》引《魏略》言：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偏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盖能如是者寡矣。案前汉太学，颇多孤寒之士。如兒宽诣博士受业，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翟方进西至京师受经，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王章学长安，独与妻居，疾病卧牛衣中；皆是。后汉亦非无其人，如桓荣少学长安，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佑赁舂是也。然时儒学既行，时主复加提唱，贵游子弟，羼入其中，风气遂至一变。《三国志·董昭传》：太和六年（232年），昭上疏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刘馥传》：馥子靖上疏曰：“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太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数，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然则，是时贵游子弟，不复入学，而浮华之风气，则未变也。然标榜之风，本起太学，即如刘靖之议，悉驱之入学校，亦岂能矫正之哉？参看

第十八章第四节自明。

前汉定制，虽云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补博士弟子，然就学者多迟。萧望之治《齐诗》，事同县后苍且十年，乃以令诣太常受业，其年必已颇长。翟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史，数为掾史所詈辱，辞其后母，西至京师从博士受《春秋》，其年当较少，则积十余年而后经学称明习。终军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军固雅材，亦仍符法令年岁也。后汉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安，根父，见《后书·根传》。任延年十二，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鲁恭年十五，即与弟丕俱居太学。钟会亦十五即入太学。见《三国志》本传《注》引其母传。甚至有如梁竦，弱冠即事教授者，竦，统子，见《后书·统传》。聪慧夙成之士，世固非无其人，然此等岂能皆名副其实哉？此亦章句之所以渐疏邪？

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汉书·鲍宣传》：宣为司隶，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坐距闭使者，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后汉书·儒林传》：欧阳歙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减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至有自髡剔者。案宣本著高节。歙之被系也，平原礼震自系上书，求代其死。高获亦冠铁冠，带鈇锧，诣阙请歙。见《方术传》。光武不赦，歙死狱中。歙掾陈元又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以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子复并获嗣爵。则歙狱盖实冤。不然，以光武用法之严，未必肯轻于平反也。杨政讼范升事可以参观，见《后书·儒林转》然则诸生之所争者，固皆合于义，非徒集众要挟也。桓帝时，梁冀专朝，而帝无子，连岁饥荒，灾异数见。刘陶游太学，乃上疏陈事。朱晖孙穆，以治宦者赵忠输作左校，陶等数千人又诣阙上书讼之。桓帝览其奏，为之赦穆。时有上书言宜改铸大钱者，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沮之，帝竟不铸钱。则汉于诸生，不徒不禁其言，又道之使言，且时能用其言也。灵帝时，皇甫规为徐璜等所陷，下吏，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讼之，史云规以会赦归家，不云由凤等之讼，则灵帝之听言，更不如桓帝。至熹平元年（172年），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司隶校尉刘猛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代以段颎，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见《宦者传》。《灵帝纪》云：“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则并公然与舆论为敌矣。诸生之好言，固未必非激于意气，然朝廷之拒之，亦适形其昏乱而已矣。陈蕃闻窦武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则汉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议，并有能奋身以赴国难者矣。要不失为正气也。

《续汉书·百官志》云：太常卿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然其事初非专由太常。《汉书·成帝纪》：阳朔二年（前23年），诏曰：“古之立太学者，将以备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后汉书·朱浮传》：建武七年（31年），浮上书曰：“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延及四方。伏闻诏书，更试五人，惟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求之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杨震传》：元初四年（117年），迁太常。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注》引谢承书云：“荐杨仲桓等五人，各从家拜博士。”仲桓，伦字。《儒林传》：太常上杨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选。《注》引《汉官仪》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汉书·兒宽传》：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山阳侯张当居，元朔五年（前124年），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百官公卿表》云：“坐选子弟不以实免。”皆可见汉世法令，于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选，视之颇重也。

古代学业，多得之在官，汉世犹有其意。《汉书·马宫传》云“本姓马矢，宫仕学称马氏”，此以仕学并称也。《楼护传》云：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此以宦学并称也。然学术日益精深，终非徒习于事者所能深究，故虽以法令之最重当代者，亦且别有传授，如第十八章第七节所述是也。王官之学，变为九流，固由封建破坏，官失其守，亦由学术日精，非仕宦所能兼。秦皇、李斯，顾欲使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倒行逆施，宜其终于无成也。

蜀汉以许慈、胡潜，并为博士；慈子勋复为博士；见《三国志·慈传》。孙休永安元年（258年），诏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见《吴志·休传》。

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夫既讲教化，自宜普及全国。故《汉书·礼乐志》言：“显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庠序未设之故也。”夫如是，则地方之学，当重于京师；人伦之教，当先于哔。此自汉人议论推之则然，然汉人之所行，终未能与此见解相副也。

汉世郡国之学，始自文翁。《汉书·循吏传》云：“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武帝令郡国皆立学校官，他无可考，恐虽有此令，郡国未尽奉行。然《何武传》言：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则亦非尽不奉行也。《儒林传》言：元帝于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盖教官之设，至是而始普遍。《平帝纪》：元始三年（3年），安汉公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五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其制尤为美备，然亦未必能行也。《续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所属有《孝经》师，主监试经。

学校既讲教化，故其所最重者为行礼。《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饮酒礼，《汉纪》作乡饮酒礼，《五行志》作大射礼，盖射、乡并行。《后汉书·伏湛传》：建武三年（27年），为大司徒，奏行乡饮酒礼。《续汉书·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人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郑玄注《乡饮酒礼》曰“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盖自永平，遂为常典矣。韩延寿所至必修治学宫，春秋飨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李忠迁丹阳太守，以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鲍永拜鲁郡太守。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因以格杀彭丰。永孙德，为南阳太守。修起横舍。备俎豆黼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秦彭迁山阳太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陈禅以北匈奴入辽东，拜为太守。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宝而去。则汉世良吏，确有能推行其事者。即私家讲学亦然。如刘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是也。案《史记·孔子世家》言：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太史公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自序》言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儒者之躬行礼乐，由来已久。《后书·酷吏传》言：“黄昌本出孤微，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则为所感化者，亦未尝无其人。然果有益于治化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富必先教，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古之人早言之矣。礼者，履也。欲行礼，必不能离乎人生日用。韩延寿与郡中长老议定嫁娶、丧祭仪品，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仇览为蒲亭长，劝民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豚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振恤贫穷。似汉人之于礼乐，尚未大远乎人生日用，亦非不知先富后教之义。然所谓贫富者，实不系乎足不足，而系乎其均不均。甘苦相共，虽寒饿无怨咨，有一饱暖者以观欲之，而不平之声嚣然起矣。汉世之言礼乐者，果能使其民皆守轨物乎？即不论此，能使其衣食皆饶足乎？不能，是救死不赡，而使之治礼义也，其效安可睹？骛声华者，遂或徒饰观听，以徼虚誉。《汉书·循吏传》言：黄霸代丙吉为丞相。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

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无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案叔孙通之制礼也，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丧者未起。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公所为不合古。”此两生所言真古义。不能富而言教，不能均而言富，终必至于饰伪奸名而后止也。汉儒言兴教化者甚多，如《礼乐志》所引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论即是。谊、仲舒、吉之论，又详见本传。又如贾山，亦欲定明堂，造太学。匡衡言：“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其用意亦与谊等同。然诸儒亦无不以革正制度均贫富为言者。不言富而言教，不言均而言富，非黄霸则宋枭也。宋枭为凉州刺史，谓盖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叛。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几使人知义。”见《后汉书·盖勋传》。人莫不以为笑矣。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何莫非宋枭之类邪？

汉人言庠序，尚多讲教化，罕言学问，然其时之言教化者，多有名无实，而能讲学问者，却颇有之，盖亦风气使然也。刘梁除北新城长，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后汉书·文苑传》。此为郡县校官讲学之最著者。贾洪历守三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三国志·王肃传注》引《魏略》。杜畿守河东，开学官，亲自执经教授。《三国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父为琅邪即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则虽丧乱之世，郡国弦诵，亦未尽废也。

是时郡县长官，于吏民之好学者，多能加以资助。如焦延寿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汉书·京房传》。杨终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陈寔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县令邓邵，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公孙瓒为郡门下书佐，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是也。其所任用，亦多简有学者，或则令更就学。如李忠选用明经。栾巴迁桂阳太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任升授。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秦彭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颜斐为京兆太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顾邵为豫章太守，小吏姿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吴志·顾雍传》。皆是。谷熟长吕岐，善朱渊、袁津，遣使行学。还召用之。与相见，出，署渊师友祭酒，津决疑祭酒。渊等因各归家，不受署。岐大怒，将吏民收渊等，皆杖杀之。《三国志·袁涣传注》引《魏书》。盖亦有激而然也。

汉世良吏，多能兴学于辟陋之地。如前引之文翁、李忠即是。栾巴守桂阳，宋均长辰阳，应奉守武陵，卫飒守桂阳，见《后汉书·循吏列传》。锡光守交阯，任延守九真，王追守益州，见《南蛮传》《西南夷传》。徐邈刺凉州，亦咸有兴学之效。牵招守雁门，简选有才识者，诣太学受业，还相教授，数年中，庠序大兴，则所就弥广矣。孔融为北海相，为贼张饶等所败，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刘表在荆州，开立学官，博求儒雅，使綦毋闿、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本传《注》引《英雄记》。《后书·表传》本之。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杜畿守河东，百姓勤农，家家富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杨俊守南阳，王基刺荆州，皆修立学校。刘璋以王商为蜀郡太守，亦修学、广农。《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孙静子瑜，领丹阳太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宫，临飨讲肄。弟奂亦爱乐儒生，复令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造次颠沛不废如此，亦风气使然也。

《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八年七月，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高柔传》：柔上疏言“太祖初兴，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盖指此事也。二十一年（216年），公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宫。

汉世文学之职，于郡国教化，关系颇大。诸葛丰及翟方进父翟公，皆尝为郡文学。匡衡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今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可见当时文学，颇有名人为之。《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言畿为河东太守，署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仓慈传注》引《魏略》，言令狐邵为弘农太守。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皆可见文学一官，于地方教化，颇有裨益。

孔子旧居，既为诸儒习礼之所，则亦不翅私立之学矣。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以孔羡为宗圣侯，令鲁郡修起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则又不翅官为立学矣。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杨厚，门人为之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亦后世于先贤讲学之地立书院之意也。

赵氏翼《陔余丛考》，谓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此言颇为失考。《汉书·儒林传》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太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途然也。”元始者，平帝年号也。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翟宣教授，诸生满堂；吴章，弟子千余人；见《云敞传》。皆前汉事。《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者之多，诚若远过前汉者，然此或记载有详略，又或有传不传，未必私家教授，后汉远盛于前汉也。《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动至数千，甚或盈万，其不及千人者，几不足数矣。如杨厚，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曹褒，诸生千余人。郑玄，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丁鸿，远方至者数千人。周磐，门徒常千人。姜肱，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张奂，养徒千人。李膺，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郭泰，闭门教授，子弟以千数。张兴，著录万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纾，门生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杨伦，弟子千余人。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杜抚，弟子千余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张玄，著录千余人。颍容，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杜恭，门徒常千余人。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徐房、李子云，养徒各千人。以上皆见《后汉书》各本传及《儒林》《文苑》《逸民传》。又《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乐详为博士，年老罢归，门徒亦数千人。《儒林传赞》言：“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服，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盖其风至季世犹未衰也。案汉世儒生讲学者，多不亲授。《史记·儒林传》言：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后汉书·马融传》言：融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言：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间或大会诸生，不过讲正大义。《汉书·孔光传》言：光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翟方进传》言：方进候伺胡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是也。甚有不过存一名籍者。《后书·党锢传》云：景毅子顾，为李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此即《儒林传赞》所谓编牒。此等人自不必常居门下，故《儒林程曾传》言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也。间有不然者，如《三国志·程秉传注》引《吴录》，言征崇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此等人盖为数甚少。徒务其名之风气，最易于踵事增华。后汉容或更甚于前汉，然必谓私家教授至后汉而始盛，则理有难信也。不特此也，陈平家贫，兄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叔孙通崎岖戎马之际，弟子从之者犹百余人，则东周之世，孔子养徒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

者数百人之风，盖自秦及汉初，未之有改矣。抑谓汉儒乡学，皆为利禄，亦近厚诬。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桓荣拜太子太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此二事最为尚论者所鄙夷。《后书》云：自荣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实非为己之学。然究出耽慕荣宠之情，抑系勉人乡学之意，尚难论定。《荣传》又言：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太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至是哉？”此说盖亦出荣家，当时自有此等鄙论。翟方进给事太守府为小吏，数为掾史所詈辱，乃西至京师受经。郭丹买符入关，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王霸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乃遣西学长安。冯良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耻在厮役，遁至犍为从杜抚学。见《后汉书·周燮传》。郭泰家世贫贱，而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泰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范冉为县小吏，遁到南阳，受业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后汉书·独行传》。此等非为富贵利禄之谋，则厌食贫居贱之苦，诚亦不得谓之为己。然如孙期，牧豕大泽中，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此皆穷居独处之儒，从之有何利禄？《后汉书·吴祐传》：年二十，丧父，居无儋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可见牧豕在汉世为贱业也。而其人虽桃李盈门，亦仍躬自作苦，又岂志于利禄者？承宫遭天下大乱，将诸生避地汉中。刘般转侧兵革中，甫归洛阳，即修经学。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后书·儒林传》。国渊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三国志》本传《注》引《魏书》。管宁客辽东，亦讲诗书，陈俎豆。《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当丧乱颠沛之余，而其学之不废如此，此岂有所利而为之？周党家产千金，散与宗族，免遣奴婢，而至长安游学，是为欲富乎？然则汉世社会，好学之风实极盛，虽有若干志在利禄之人，要不敌不为利禄者之众也。当时朝廷之兴学，实受民间风气之鼓动而不自知耳。参看第五章第二节。据《史》《汉》《儒林传》，五经之学，固皆起自民间，安得谓遭秦灭学，民间遂无专门名家之太师哉？

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施雠与孟喜、梁丘贺，并为田王孙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则贺当未为少府时，教授不废，即为少府，教授亦未尽废也。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是方进为郎，教授亦未尝废也。鲁恭弟丕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欧阳歙迁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伏恭迁常山太守，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皆见《后书·儒林传》。则传业弥盛矣。又有弃官教授者：如孔光左迁虹县长，自免归教授。吴祐为梁冀长史，自免归家，以经术教授。延笃为京兆尹，忤梁冀，以病免归，教授家巷。刘焉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是也。张奂为使匈奴中郎将，休屠谷及朔方乌桓反叛，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则虽在兵间，犹不废教授矣。夫居官而犹教授，去官而必教授，似不免借此为名高，抑或以结合徒党；而就学者必走集于达官贵人之门，亦似欲借资援引者。《孔光传》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然楚王聘龚舍为常侍，随王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朱晖，光武召拜为郎，寻以病去，卒业太学；则固有弃轩冕而就横舍者。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是又宦而兼学者也。夫居官而犹学，所谓不挟贵也。朱穆年五十，奉书赵康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所谓不挟长也。然则汉世学者，虽或有所为而为之，要不能掩其好学之诚矣。

《后汉书·儒林传赞》称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知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岂非学之效乎？”乍观此言，一似阿私所好。然试思：何进所召，苟非董卓而为张温、皇甫嵩，汉室之祸，何遽至此？夫张温、皇甫嵩，固非有为之人，蔚宗谓其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庸或大过。然魏武蹇蹇，终执臣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谓非当时之风气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颙，皆尝杀人报仇。见第十八章第七节。颙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桀。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罹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此等皆豪侠者流，使无名教以范围之，当九州洞之时，固未知其何以自处也。然则蔚宗之言，殆不为阿好矣。不特此也，汉人不能均平贫富，而好讲教化，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其弊前已言之。然此亦充类至义之尽之言，若论一时之效，固亦不能谓其无有。司马均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

所计争，辄令祝少宾。均字。不直者终无敢言。《后汉书·贾逵传》。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党锢传》。更观管宁、邴原、王烈等之所为，固不能谓无化民成俗之效也。要之，当时之所谓道德伦理者，得汉世之兴学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则必不可诬矣。此劝学之效也。兴学术改变风俗，效亦不自后汉始。光武尝之长安受《尚书》，伯升亦尝与顺阳怀侯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一时佐命之臣，如李通、邓禹、朱祜等，亦少尝学问。故光武虽戎马倥，而能兴文教，诸将亦颇有不嗜杀人者，非偶然也。

游谈之风，虽不足以概两汉之学者，然终为其时风气之累。鲁丕居太学，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以此短之。王涣署侯览为主簿，已而谢遣之，曰：“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汉书·循吏传》。观此二事，当时太学中之风气，可以概见。然亦非特太学中如此。邴原十一丧父家贫。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哀其言，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及长，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崧辞焉，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藏书于家而行。至陈留，师韩子助，颍川宗陈仲弓，汝南交范孟博，涿郡亲卢子干，归以书还孙崧。《三国志·原传注》引《原别传》。夫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原之学苟诚为己，邻舍生足以为师矣，何待他求？必更远游者，非是不足以立名。郑君虽在乡里，不肯相师者，收合徒党者，必骛声华，未必肯诱掖乡里寒峻，孙崧之辞原，亦未必不以此也。郭泰识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劝之学，盖亦以资推挽。然遂有如窦瓌，“妄搆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党”者。周行劾瓌之语，见《后书·酷吏传》。窦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其视诸生亦与贫民之受匄施者等耳，岂不哀哉？

第二节 文 字

秦、汉之世，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综其事：则字形变迁之多，一也。字数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学，成于是时，三也。行文渐以古为准，浸成文言分离之局，四也。书法渐成艺事，五也。盖文字之用，远较先秦时为宏，故其变迁之烈如此。自经此大变后，其势遂渐趋于安定矣。

历来言文字变迁者，多据许氏《说文解字序》。据许《序》，则自皇古至汉末，文字凡经四大变：古文，一也。籀文，即大篆，二也。小篆，三也。隶书，四也。汉、魏间之章程书，即今所谓正书，当又为隶书后之一大变，而行草为其旁支。此皆积渐而致，在当时之人，或不自觉。昧者乃谓有一人焉，创制新体，与旧体格不相入，后一时之人，见前一时之字，几于不复能识，则大误矣。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解字序》则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卫恒《四体书势》与许说略同。此中最可异者，《汉志》试学僮六体，盖上承周之六书，故云亦著其法，许《序》则作八体，下承秦制；而《汉志》所谓六体者，却与亡新六书相同。果如许《序》，《汉志》安得舛漏至此？若据《汉志》，则许《序》秦书八体及所述亡新之制，悉成億造矣，又安有是理邪？案《汉志》所云六书，非可以教学僮，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汉志》著录之书有《八体六技》。八体，《注》引韦昭说，即以许《序》所谓秦书八体者说之，于六技则无说。隶之初兴，与篆本非异体，小篆实多用大篆，说亦已见《先秦史》。若合大小篆与隶书为一，则八体实止六体。窃疑此即《周官》所谓六书，自战国以来，相沿未改，至亡新始立新制。是时小学渐兴，务于辨别书体，以为篆隶既殊，大小篆亦非同物，乃析六体为八；然史书之家，则仍守其师师相传之旧，作大小篆与隶书，非有异法，故体虽八而技则六。蔡邕《篆书势》曰“体有六，篆为真”，亦守六体之说。许氏不知所谓八体者，乃后人分别之辞，误以为秦制如是，叙之周、汉之间，而改《汉律》之六体为八体以就之，遂至殽乱史实矣。自周至秦、汉之六体，疑《汉志》曾述其名，而后人妄以谓象形云云十八字易之也。六书本艺事之异，犹今雕刻、榜署，法各不同。至论字体，则自皇古以来，皆有变迁而无改制，故许《序》述时人之语，称隶书为仓颉时书也。新莽改制，始以古今字体之异，与史书家作书之技，并为一谈，非复周、秦、汉相沿之旧法矣，此亦其时小学渐兴为之也。

东京之季，又有所谓科斗书者，盖即擅虫书之技者所为，后人以为古之遗文，则又误矣。《后汉书·卢植传》：植上书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尚书伪孔传序疏》引郑玄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此为言科斗文字较早者。其后王肃《孔子家语后序》《尚书伪孔传序》，皆称古文《尚书》为科斗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皙传》，及今《晋书·束皙传》，又称汲冢所得《竹书》之字为科斗字；人遂以科斗为古文真形。其实郑玄固明言其称名之出于当时，而王隐亦明云：“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也。《经典释文》云：“科斗，虫名，虾蟆子，书形似之。”《书序疏》云：“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案今《晋书》及王隐《晋书》并云竹书漆字，而杜氏《后序》无是语。汲冢得书事，两《晋书》之所言，似不如杜说之确。窃疑汉世作书，多用简牍，罕用缣帛。见下。秦书八体，惟虫书施诸缣帛，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故画之上半截浓厚，下半截枯淡，遂成头粗尾细之形。《后汉书·蔡邕传》，谓灵帝时待诏鸿都门下者，多工为鸟篆之人，而阳球劾之，亦曰“或鸟篆盈简”。见《后书·酷吏传》。卫恒《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280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而《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言淳善《仓》《雅》、虫篆。《卫觊传》言觊好古文、鸟篆。明科斗书即工鸟虫书者所为。鸟篆之形，诸家无说，窃疑其当上丰下锐，如鸟之喙。虫书画圆，鸟书画方，其由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以致画之上半截与下半截粗细不能一律则一也。《后汉书·杜林传》言：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可见时人之于经典，颇有以漆书之者矣。

《汉志》云：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四体书势》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盖隶书即篆书之书写草率者，本非异体，而初出时笔势亦相近，故秦权、汉量上字，人多误以为篆也。其后沿用日久，复求美观，乃又有所谓八分书者。顾蔼吉《隶八分考》曰：“隶与八分，有波势与无波势微异，非两体也。汉世统名曰隶，八分之名，亦后人名之耳。”又曰：“王僧虔能书人名云：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盖八分也。《世说新语注》云：钟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邓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书白事也。章程书者，正书也。当时以八分用之铭石，其章奏、笺表、传写、记录日用之字，皆用正书。唐所谓隶书，即今之正书。所谓八分，即汉之隶书。魏、晋以降，凡工正书者，史皆称其善隶。《王羲之传》云：善隶为古今之冠是也。”愚案此盖隶书之求美观者变古，八分。而供日用者不变，故仍袭旧名耳。八分亦称楷书，又谓之楷法。庄绶甲《释书名》曰：“王愔《文字志》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无八分；《初学记》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亦有楷书而无八分；《玉海》引《墨薮》五十六种书，有程邈隶书、王次仲八分而无楷法；明八分与楷，异名同实。”案庄氏说是也。然楷书之名，后亦移于正书。盖楷字之意，但谓谨守法式，故凡能守法式者，皆可称之耳。凡书体之变，皆积渐所致，凿指一人为作者，如云程邈立隶，见《四体书势》。王次仲作八分等见张怀瓘《书断》。皆非。

《说文》云：“汉兴有草书。”《书势》及《魏书·江式表》同。《书势》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式表曰：“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赵壹《非草书》曰：“夫草之兴也，其于近古乎？盖秦之末，刑峻罔密，官书繁冘，战攻并作，军事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张怀瓘《书断》引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怀瓘曰：“王愔云：藁书者，似草非草，草行之际者非也。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董仲舒欲言灾异，草藁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并是也。”案藁、草之名，盖正原于起草，其事当自古有之，而诸家或以为秦，或以为汉者，盖至是公家始许其行用耳，非谓人之能作草书，始于是时也。《三国志·刘廙传》：文帝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不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敦白屋如斯之好，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此草书不能施于所尊之证。然当官狱多务之秋，羽檄交驰之际，许其作草径上，固亦事所可有矣。张芝下笔则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盖时人习以藁草相遗，故托言不暇为此。魏武帝欲使十吏就蔡琰写所诵忆。琰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此草书行用渐广之证。崔瑗《草书势》曰：“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事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其言，固亦与赵、蔡二家无异也。

当多务之际，书体辄因应急而更，及乎承平之时，则又因艺事而变，篆、隶、八分之递嬗然，草书之变，亦无不然也。《书断》云：“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又云：“自杜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继能。伯英张芝字。得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曰：“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也。”杜操即杜度，大徐《说文注》作杜探，他书亦有作杜伯度者。庄绶甲云：“作操是，探文相似而误，伯度蓋其字。”惟史游乃撰《急就章》之人，王愔之意，若以解散隶体，即游之所为，则误耳。草书变为张草，业成艺事，难供实用，于是行书又兴。

张怀瓘《书议》曰：“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案真行乃正书之草率者，行草则草书之凝重者耳。《书势》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书断》曰：“行书者，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曰：“钟繇书有三体：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河东卫觊子瓘，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曰正书之小讹，即真行；曰采张芝法，即行草也。行书至此，与草分途，然原其朔，则草之初兴，正当略如后来之行书耳。《四体书势》行书即在隶书中，可证其去隶不远。

秦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亦已见《先秦史》。三书后之字书，《汉志》备载其名：曰《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曰《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曰《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曰《训纂》一篇，扬雄作。曰《别字》十三篇。《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其都数当得三千三百字。又云：“《训纂》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是雄所作者三十四章，得二千四十字。二书合计，五千三百四十字。许《序》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盖《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元尚》《训纂》七书，时人各分为上下篇，去其复字而计之，其数如此也。班氏云：“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十三章当得七百三十二字，都计字数，凡六千有七十二。许书字数，九千三百十三，又增二千二百四十一，在字书中最为完备矣。此等陆续增加之字，果何自来邪？观许书中音义相同字之多，则知李斯所罢不与秦合之字，为诸家所搜采者不少。然亦有新造者。《三国志·孙休传》永安五年（262年）《注》引《吴录》，载休为四子作名字，各造新字。其诏云：“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又《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言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可见是时造新字者尚多。然以大体言之，新字实无庸增造，旧字且须淘汰。何也？文字之用，若主形而实主声。声同即可通用，除虑淆混者外。故假借之用渐广。时人所造之字，彼此各不相谋，又或与旧有者重复；又复音之字渐多，单字更可减省；故随造作随淘汰。李斯所罢六国文字，亦必此等与秦文重复者。近人考证《石鼓文》为秦物，则秦文颇类籀书。《仓颉》《博学》《爰历》三篇，《汉志》许《序》，皆云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与《籀篇》当无大异。今之许书，恐非复此三篇之旧也。汉世籀文罕用，则六国之字仍行，而秦文转归废弃。盖由字体繁简，文化程度高低

使然。然音义皆同之字，不必并存，即音同义异，借用而不虞混淆者，亦必汰多而存一，则事理之自然，莫能外也。

中国文字之学，早有萌芽，说亦已见《先秦史》。其成为一种学问，则似在两汉之间。试观许书所引，字说之较早者，如王下引董仲舒说等是。纬书说字，亦多此类。皆借字体以言义理，而晚出者则多合于许氏所谓“字例之条”可知。许《序》云：“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汉志》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郊祀志》言宣帝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不宜荐见于宗庙。”《杜邺传》言邺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吉子竦又从邺学问，尤长小学。子林，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扬雄传》言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曰：援上书：“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乡。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三国志·刘劭传注》引《魏略》云：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蜀志·来敏传》云：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吴志·严峻传》云：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郑玄解《尚书》违失曰：“《顾命》康王执瑁，古文冃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冯几洮颒为濯以为汗衣成事此处文有夺误。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读当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此皆汉世之小学家，能是正文字者也。六书之说，实当出于是时，已见《先秦史》，今不赘。

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曰：“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颜师古曰：“尔雅，近正也。”案《史记·乐书》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诵、讲习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书·王莽传》言莽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则尔雅之辞，实多近古，故吏弗能通。雅、夏一字。音读之殊，实惟楚、夏。古盖以夏言为正，故《论语》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而孟子讥许行为南蛮 舌之人。《滕文公上》。更由此引伸为正。汉人好古，辞以近古者为正，而尔雅之义，遂由近古变为近正矣。此与秦人之同文字适相反。其好搜籀、篆以外之古字，亦此意耳。此为文字语言分离之渐。洪兴祖《楚辞补注》曰：汉宣帝时，九江被公能为楚辞。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则楚音仍有存者，然希矣。

文字始于象形，本与图画同原，自可寓有美术之意，六书早称为技者以此。然亦至汉世始盛。两《汉书》中称人善史书者，前汉实多指文字，后汉则多指书法矣。《贡禹传》：禹訾当时郡国，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王尊传》：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酷吏·严延年传》：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不得闻知。所谓史书，皆今所谓公文也。《张安世传》：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此正王尊之类。《外戚传》：孝成许皇后善史书，又载其疏辞颇美，此则严延年之类也。《西域传》：楚主侍者冯缭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西域诸国，安知耽玩汉文字哉？《游侠传》：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似指书法言之。然又云：遵为河南太守，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则藏去之者，亦仍贵其文辞也。《元帝纪赞》称帝善史书，窃疑亦非指书法。帝之所以笃信弘恭、石显者，正以其熟于文法耳。《后汉书·安帝纪》言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熹邓皇后纪》云：六岁能史书。《顺烈梁皇后纪》云：少善女工，好史书。髫龀之年，焉知文法为何事？所谓史书，必指书法矣。《齐武王传》言其孙北海敬王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其明征也。《安帝纪注》曰：“史书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书，凡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此言固失之拘，当时教学童恐未必用《史籀篇》。且据《汉志》，《史籀篇》建武时已亡其六矣。然和帝及邓梁二后、北海敬王等，必闲于小学家之书则无疑。何者？识字习书，同为小学所当务。观草书渐行，遂有解散隶体以书《急就章》者，可知识字之书，兼资楷则。乐成靖王党，史亦称其善史书，而又言其喜正文字；安帝生母左姬，史亦言其好史书，而又云其喜辞赋；见《章帝八王传》。正由习书法者皆据识字之书而然。鸿都诸生，兼擅辞赋楷则，亦正由此也。汉、魏之间，艺事弥盛。《书势》所称：古文有邯郸淳、卫觊。《三国志·觊传》云：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篆有曹喜、邯郸淳、韦诞、蔡邕。隶有王次仲、师宜官、梁鹄、毛弘、左子邑。草有杜度、崔瑗、崔寔、张伯英、伯英弟文舒、名昶，见《后汉书·张奂传》。姜孟颍、梁孔达、田彦和、韦仲将、即诞。罗叔景、赵元嗣、元嗣名袭，岐从兄，叔景名晖。见《后书·赵岐传注》引《决录注》。张超。见《后汉书·文苑传》。此外

见于史者，又有魏武帝、《本纪》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注》引《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胡昭、《三国志·管宁传》：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索靖、卫瓘、《卫觊传注》引《世语》曰：瓘与扶风内史敦煌索靖，并善草书。张纮、《吴志》本传《注》引《吴书》曰：纮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书。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曰：‘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张昭、《吴志》本传：少好学，善隶书。皇甫规妻等。《后汉书·列女传》：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士大夫之好书法，已成为风气矣。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为多。《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196年）《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寸，两行，惟此为异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秦始皇帝以衡石呈书。褚先生言：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史记·滑稽列传》。此言自属附会，然当时奏事用牍，则由此可见。《汉书·高帝纪》：十年（前197年），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又引《魏武奏事》曰：“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史记·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后汉书·循吏传》言：光武以手迹赐方国，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汉书·路温舒传》：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曹褒撰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吴恢为南海太守，欲杀青简写经书。《后汉书·吴祐传》。周磐令二子：命终之日，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朱博召见功曹，与笔札，使自记奸臧。对以实，乃投刀使削所记。原陟欲助所知之丧，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可见大之诏令、奏议，小至寻常疏记，及写经典者，无不惟简牍之资。《汉书·赵充国传》言：张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后汉书·刘盆子传》言：腊日，樊崇等设乐大会。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往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乡。《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言韩馥至厕，以书刀自杀。则时人刀笔，无不随身者。缣帛则为用颇希。《后书·和熹邓皇后纪》云：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笔而已，是帝王之家也。《窦融传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孙章与融书，两纸，纸八行，行七字，则贵戚之家也。《潜夫论·淫侈篇》，訾巫者刻画好缯，以书祝辞，佞神者于财物固匪所惜。《延笃传》言：笃从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贤行状》，言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三国志·阚泽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皆可见纸之难得。张芝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书势》。《后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字志》同。盖亦以此也。《后书·宦者蔡伦传》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水经·耒水注》：肥川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顺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缣素。案蔡洲，当在今湖南耒阳县境。然《四体书势》言：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之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则汉末工书之家，其技仍施诸简牍。《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言既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

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观此及《后书·循吏传》所记光武事，知简牍亦未尝不贵。纸之初兴，价未必能甚贱，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广也。

古欲传诸久远之文，辄镌诸金石。至汉世犹然。《后汉书·蔡邕传》：灵帝熹平四年（175年），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此以传世之经典刻石，与秦刻石徒欲自夸耀者不同。正始中复刻三体石经，《后书·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以相参检”，乃误以正始中事系之汉。又刻《典论》。见第十七章第三节。虽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为印刷术之远源也。

第三节 儒家之学

汉代之显学莫如儒，然儒家自为帝王所表章后，其学顾浸流于破碎，徒存形质，精意日漓，魏、晋以后，有思想者遂折而入于佛、老，此学术之一大变也。今先叙述其原流派别，及其风尚之变迁，然后进论其得失。

《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此汉代经师可考之最早者也。其后派别渐繁。据《汉书·儒林传》：则《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孟喜、梁丘贺，皆田何三传弟子。施氏复有张、张禹，本梁丘贺弟子，贺为少府，事多，使子临将禹等从施雠问。彭，彭宣，施雠再传弟子。孟氏复有翟、翟牧。白，白光。《汉书》云“繇由是有翟、孟、白之学”，盖文有倒误。梁丘复有士孙、士孙张。邓、邓彭祖。衡。衡咸，皆再传。《书》有欧阳、伏生传欧阳生。大、小夏侯，见下。欧阳复有平、平当。陈。陈翁生，欧阳生六传。大夏侯又有孔、孔霸。许，许商。再传。小夏侯又有郑、郑宽中。张、张无故。秦、秦恭。假、假仓。李。李寻。皆再传。《鲁诗》有韦氏，韦玄成，再传。又有张、张长安。唐、唐长宾。褚氏，褚少孙。皆三传。张家复有许氏。许晏，长安再传。《齐诗》有翼、翼奉。匡、匡衡。师、师丹。伏。伏理，与师丹皆匡衡弟子。《韩诗》有王、王吉。食、食子公，皆六传。长孙。长孙顺，吉弟子。《礼》有大、小戴、庆氏。见下。大戴有徐氏。徐良。小戴有桥氏、桥仁。杨氏。杨荣。《春秋》分为严、颜，颜氏复分为泠、任、管、冥。皆见下。既各自名家，则其说必有同异，今多不可考。然就遗说之存者观之，其异同似尚无关大体也。至所谓古文经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经之事，见于《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艺文志》所载：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句。此即《礼古经》。下记字指《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又云：“《论语》出孔子壁中。”又云：“《孝经》诸家所传，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疑当作三十有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景十三王传》曰：“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鼓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三说似相符会。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前154年）徙王鲁，二十六年卒，《史记·五宗世家》。时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早于麟止者尚八年。《史记》言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下云季年好音，则其好治宫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远。《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太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尝先谒然后从政。”声灵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坏其宅？孔子宅果见坏，史公安得不及？而《汉书》除此三处外，亦更无一语及之乎？其可疑一也。《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迁临淮太守，早卒。《汉书·兒宽传》：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百官公卿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前126年）。是安国为博士在元朔三年（前126年）以前。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蛊祸作，亦已过五十。安得云早卒？据崔适《史记探原》。崔氏又云：荀悦《汉纪》云：安国家献之，此家字亦知安国之年不及天汉而增。案汉世博士之选，必年过五十，已见第一节。此法虽不知其起于何时，然武帝时，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其可疑二也。孔子冢太一顷，非宅太一顷也。一顷之地，而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盖室不逮一亩矣。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论，而《汉志》言《书》凡百篇合《论语》《孝经》，已百二十篇矣，简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史记·六国表》言：《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则知焚书之令，行之实不甚严。即谓甚严，亦无天下之书无不焚烧之理。《汉书·艺文志》所载之书，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虽有汉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遗为多。固非尽藏之屋壁，亦岂皆

出于记诵？挟书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前191年），然汉高帝五年（前202年）灭项羽至鲁，已闻弦歌之音矣。见《儒林传》。可见邹、鲁之间，弦诵实未尝绝。即自孝惠四年（前191年）上溯，距秦焚书，亦仅二十二岁。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为。更谓惟孔氏为之，而孔襄为惠帝博士，当孔氏藏书时，亦必已有知识，何至迁延不发，浸至失传，而待共王于无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此尚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实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得古文经之事，《汉书》而外，又见于许慎之《说文解字序》，及《论衡》之《案书》《正说》《佚文》等篇。许《序》与班《书》略同。《论衡》多野言，无足深辩。或谓刘歆移太常博士，明言《书》《礼》《春秋》，臧于秘府，孝成皇帝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断非诬妄之辞？苟其诬罔，博士岂不能据事折之。殊不知汉人之于史事，多不审谛。试观王充号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为野言可知。然则不徒刘歆不知核实，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当指其事之不实也。故汉世得古文经之事，以寻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谈学术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学家所言传授源流，亦多诞谩不中情实。夫师师相授，固必有其渊源，然断无久而不昧之理。前人记识，偶有疏舛，后人为之补正，亦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汉书·外戚传》：定陶丁姬，《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师古曰：《儒林传》，丁宽《易》之始师。盖汉时学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史记》所述八家，正是此类。乃群经传授源流，见于《史记》及两《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者，大抵后详于前，而其说又多不中情实。如《史记》言《易》，仅祖田何，而《汉书》则补出商瞿以下五传，直接孔子。《史记》申公仅传《诗》，《汉书》则兼传《穀梁》，而瑕丘江公受焉。其述《古文尚书》，谓孔安国传都尉朝，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胡常传徐敖，徐敖传王璜。夫胡常乃传《穀梁》《左氏》之人，徐敖则传《毛诗》，王璜则传费直《易》，何古文传授，辗转皆出此数人也？且《史记》仅言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不言其师为何人。下文又云：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绝不及楚元王。乃《汉书》谓申公与元王俱事浮丘伯，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业，然则身受学不竟，而使其子继之邪？申公为汉名儒，《鲁诗》早立学官，而其任意附会如此，他可知矣。《汉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云者，人不信之之辞，即毛公亦不知其为何如人也。乃郑玄《诗谱》，谓毛公有大小二人。《后书·儒林传》云：毛苌传《诗》，苌大毛公邪？小毛公邪？《经典释文》引陆玑云：卜商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授鲁人毛亨、赵人毛苌，何其言之历历也？今更综合今古学，粗述其源流派别如下。

《诗》三家已亡，其说略见于清陈乔枞所辑《三家诗遗说考》。其中除翼氏五际之说，附会灾异外，大义实无以异，惟《毛诗》为不同。《汉书·儒林传》言：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贾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然则自贾延年以上，其信否实不可知也。《后书·儒林传》言：谢曼卿善《毛诗》，乃为之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然则今之《毛诗诂训传》及《小序》，实成于卫曼卿、卫宏、马融等数人之手也。

《书》之分裂较早。《汉书》引《夏侯传》言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疏略，不足应敌。建卒自专门名经。建之学盖力求佐证之多，其大义，初未有以异于欧阳及大夏侯也。古文之学，托之孔安国，其不足信，已述于前。《汉书·儒林传》言申公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又言欧阳生事伏生，授兒宽，宽又受业孔安国。盖宽受《尚书》又受《诗》，孔安国且非今文《书》家，更无论其为古文也。《汉书·儒林传》言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此即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者也。庸生之学，果出安国，刘歆无缘不知。不云其为再传弟子，而云学与之同，可乎？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桑钦。贾逵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又《后书·杜林传》云：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常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贾逵一派之学，似即始于庸生，妄依附孔安国。杜林之学，则未必有何师承也。

《礼》之传授，最为混茫。《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汉世《礼》家，分为二派：徐生一派，仅能为容，而能通《礼经》之萧奋，实不知其所祖也。然徐氏一派，亦非全不知《礼》，故《史记》又言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儒林传》所云桓生，当即刘歆所谓鲁国桓公其证。《汉书·儒林传》云：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其后二戴与后氏，并列于学官，见下。而曹褒父充，治庆氏《礼》，首创制礼之议，至褒卒成之。刘歆所立《逸礼》，无传于后。至《周官》则本非《礼》类。《汉纪》言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奏以为《礼经》，置博士，然至后汉仍废。贾公彦《序疏》引马融《传》，言“歆末年乃知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当作传。相证明为解。”《后汉书·郑兴传》言其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贾逵传》云：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逵亦作《周官解诂》。其后郑玄出，乃称《周官》为经礼，《仪礼》为曲礼焉。然经曲当如纲目之相附丽，而《周官》之与《仪礼》，则固非同类之物也。

《易》亦早有异说。《汉书·儒林传》言：田何于王同之外，复授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又云：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则周王孙、丁宽之学，已不尽纯。然未闻其有大异。观下文刘向之言可知。至孟喜而异说兴。《儒林传》言：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称师田生且死时，枕喜 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且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又言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史记·儒林传》：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汉书·儒林传》：田何又传丁宽。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案许慎《说文解字序》称孟氏为古文，则孟氏之学，必非纯于田何者也。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皆无本之学。相自言出于丁将军，不足信也。

今古文相争之烈，莫如《春秋》。《史记·儒林传》言：公孙弘颇受诸胡母生。董仲舒弟子遂者，有褚大、殷忠、徐广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案《汉书》作段仲。吕步舒。《汉书》则又有嬴公，授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俱事眭孟。颜安乐授泠丰、任公。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疏广事孟卿，授管路。贡禹事嬴公，成于眭孟，授棠溪惠。惠授冥都。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管、冥之学。此皆同出一原。《史记·儒林传》言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可见胡母生之学，与仲舒亦相近也。江生之学，《史记》不言其所自来。《汉书》则云：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武五子传》：少壮，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生受《穀梁》。其后浸微。惟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太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楚元王传》：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又曰：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大明习。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前53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义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又曰：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授清河张禹。非成帝师张禹。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钦以《左氏》授王莽。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方进传》：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公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此先汉时《春秋》三家之情形也。至后汉，《左氏》与《公羊》之争尤烈，详见《后汉书·范升》《陈元》钦子。《贾逵传》。案《汉书·楚元王传》言：“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后汉书·郑兴传》言：“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

可见《左氏》之解经及其条例、章句，悉歆、兴等所为。今《左氏》解经处甚少，条例亦不备，盖撰而未成。故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也。《郑兴传注》引《东观记》云：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其说殆不足信。后汉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

《汉书·儒林传赞》言：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宣帝纪》：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刘歆移太常博士，亦仅言宣帝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79年）诏言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严氏》《颜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则《大》《小戴》似非宣帝所立。陈元言宣帝为石渠之论而《穀梁》兴。案石渠之论，亦见《汉书·刘向》及《韦玄成传》。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范升言：《京氏》虽立，辄复见废。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刘歆传》：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案《平帝纪》：元始五年（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传》事在前一年，云：是岁，莽奏起明堂、灵台、辟雍，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盖《王莽传》系于其征之年，《平纪》记于其至之岁也。《儒林传》言：孔安国以《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常又传《左氏》，授徐敖，敖又传《毛诗》，授王璜、涂恽，恽授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论作诸，则本作论学，改诸者实误。论学，即指记说廷中言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之立，当在此时也。光武中兴，《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后汉书·徐防传注》引《汉官仪》。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范升与歆及许淑等互相辨难。升退，复奏言之。陈元闻之，诣阙上疏。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立，论议欢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肃宗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76年），诏贾逵入讲。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具条奏。帝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八年（83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据《后汉书·逵传》，事亦见《章帝纪》。案逵奏言

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则《穀梁》当光武时亦尝立学也。《安帝纪》：延光二年（123年），诏选三署郎及吏民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灵帝纪》：光和三年（180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当夺古文二字。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立太学石经。卢植又上书，言《毛诗》《左氏》《周礼》宜置博士，未见听。魏文帝黄初五年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齐王正始六年（245年），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此两汉三国诸经立学之大略也。

浅者一闻今古文之名，每谓其经文必有大异，其实不然。《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果如所言，文义岂复可解？郑注《仪礼》，备详今古文异字，不过位作立、义作谊之类，有关大义者安在？知《汉志》之云，乃曲学既兴后之谰言。《后汉书·刘陶传》：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其后遂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者。见《后汉书·蔡邕传》《宦者·吕强传》《儒林传序》及《张驯传》。斤斤于文字之末，乃东京一种风气，其原则自西京末叶开之，西京中叶以前无是也。今古学之异，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六经》本相传古籍，孔子取以立教，不过随顺时俗，因书见义，所重原不在其书。孔门之传经者，亦以经为孔子口说所寓而重之，非重其经也。故汉儒引用，经传每不立别。且徒读《尧典》，有何意义？一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此篇与伏生之《书大传》，《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互相出入，盖同述孔门书说也。王鲁，新周，故宋，《春秋》之大义存焉，既不见于经，亦不见于《公羊传》，而《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著之，此口说可贵之验。晁错上书，言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其说也，多诵读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汉武帝言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兒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宜矣。口说皆师师相传，非徒读书可得。刘歆訾今文之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不自知其蔽之正在于此。盖口说虽出末师，而渊源有自。传记虽出往古，而创通之者悉是今人，奋数人之私智，断不能如积古相传之义之精也。此今古学之优劣也。

然古学家之弊，实亦今学家有以开之。《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承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案《法言寡见》：“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案此乃史谈之言，扬雄误系之于迁。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恶在《老》不《老》也？”刘歆訾“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此班《志》之言所本。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冯奉世年三十余乃学《春秋》，兒宽带经而，朱买臣儋束薪行且诵，并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之证。《汉志注》引桓谭《新论》，言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儒林传》秦恭延君，学出小夏侯，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盖即近君。可见繁碎之弊，西京中叶已开。汉世论者，无不以此为患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79年）诏，引中元元年（前149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58年），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事亦见《丁鸿》及《儒林·魏应》《李育传》。《杨终传》：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是石渠、虎观，用意相同，皆为减省烦多也。《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言表开立学宫，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亦言彧说太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足见其情势至汉末而犹未变。汉世诸儒，从事于删定者亦多。如樊儵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张霸以其犹多繁辞，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桓荣受学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荣子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大》《小太常章句》。杨终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张奂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其患之可谓深矣。然自宣帝以来，每一考论，辄增立异家，欲损反益，何哉？荀悦《申鉴》曰：“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博其方，约其说。”悦谓今古不同，一源十流，若天水之违行，欲比而论之，谓必有可参者焉。因主备博士，广太学。此乃汉人之公意。其于纬书，亦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此即刘歆所谓“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者也。学问愈研索愈精详，所参证者愈多，则其门径愈广。今文诸师，大抵诵习成说，罕所发明。其善者，如韩婴能推诗人之

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止矣。能稽合群经，观其会通者卒鲜。此兼通五经之家，所以为世所贵。如王吉、龚舍、夏侯始昌等是。然学有通博，有杂博。通博者，能知其要领，得所会归者也。杂博者则徒能多识以炫耀流俗而已。汉世儒生，为后人所宗者，莫如郑玄，其著书可谓极多，而其支离灭裂亦最甚，即可见一时风气，骛于杂博。徐幹《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鄙儒之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其言之可谓深切著明矣。夫为人之学，则何所不至？《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上疏曰：“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此以意说，非有独见，特《后汉书·儒林传》所谓“章句渐疏，专以浮华相尚”者耳。学而徒以炫耀流俗为务，其弊未有不至于此者也。《三国志·尹默传》云：益部多贵今文，而不祟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此亦当时学者章句渐疏之一证。口给御人，安有真是非可见？汉世论学，每多廷辩以决是非，益使学者务于徇外。《汉书·朱云传》云：“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易》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斋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戴凭，

年十六，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犹立。光武问其意。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此等徒耸观听之举，可以论学乎？《后汉书·鲁恭传》：恭弟丕言：“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此言固亦有理，然真意存乎此者恐寡。《桓荣传》：“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服，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足见不御人以口给者少矣。高贵乡公幸太学，问诸儒，其辞备载于《三国志·本纪》，盖以为美谈，然其精义安在？学术固未闻可以筑室道谋者也。《后汉书·袁安传》：子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儒林传》：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废疾》。《郑玄传》：玄乃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盖著书者亦颇以攻伐为务矣。为学者诚不宜豫存致用之心，然此特谓其用较远，不当以急功近利之心求之耳，真学问未有无用者，果无用，必非真学问，未有不为世所厌弃者也。先秦诸子，本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故其学必以能淑世为归。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其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义专断不请。许商以治《尚书》，善为算，举治河。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废，群臣皆下狱。使者责问：“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以三百五篇谏。”按龚遂谏王，亦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儒林传》。则式之对，非苟免之辞也。此今学真传，无不切于人事之证。《禹贡》治河，似近疏阔，然经文虽不足用，传说未尝不可备举山川形势及治水之方也。此亦精义存于传说不在本文之一证。即古学之兴，亦未尝不如此。《汉书·艺文志》言：《乐》《诗》《礼》《书》《春秋》，“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又论九流之学，谓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此诚足以开拓心胸，救拘墟之失。然其后，今古两家，皆流于琐碎，有形质而无精神，使明哲之士，不得不折而入于佛老者？则其徒之哗世取宠实为之。而儒生之徒务哗世取宠，则由利禄之途既开，竞怀苟得之计；抑贵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饱食煖衣，轻浅寡虑，不复能深思力学，抑多轻俊自喜，徒欲夸耀流俗故也。然则儒学之见尊崇，未尝非儒学之不幸矣。

第四节 百家之学

百家二字有两义：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百家》百二十九卷，此为小说一家之学。一太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本纪赞》。《汉书》称孝武帝罢黜百家；《本纪赞》。此该儒家以外诸家言之也。近今论者，多谓自汉武帝以后，百家之学日就式微，谓学术之盛昌，由于时君之奖厉；时君之奖厉，由于国势之阽危；故自嬴秦统一，竞争绝而学术遂衰，此言似是而实非。《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颇多。抑先秦之学，所以异于后世者为专门。专门之学，弟子率皆诵述其师之言，无甚出入。试观贾谊陈政事，多袭《大戴》之言；晁错言兵事，或同《管子》之说《参患》。可知。然则即谓诸家中皆无秦、汉人之书，而能传先秦之书，即是能传先秦之学矣。况其传授及好尚，见于《史》《汉》《三国志》者，尚章章不可诬邪？

汉初以道家之学著者为盖公，史称其善治黄、老言；《史记·曹相国世家》。次则陈丞相，史称其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此皆出于汉初，其必为先秦传授无疑。此外：《田叔传》称其学黄、老术于乐钜公所，《太史公自序》言其父谈习道论于黄子，皆明著授受源流。《晁错传》：邓公子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张释之传》：王生善为黄、老言。《直不疑传》：不疑学老子言。《汲郑列传》：黯学黄、老之言，庄好黄、老之言。《外戚世家》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汉书》作老子书，无黄帝字，盖传写夺漏。尊其术。《魏其武安列传》言窦太后好黄、老言。《儒林传》言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又云窦太后好老子书。《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曾孙德，少修黄、老术。《杨王孙传》云：学黄、老之术。《王贡两龚鲍传》言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月阅数人，得百钱足自给，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馀万言。《叙传》言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后汉书·耿弇传》：父况，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又云：弇少好学，习父业，则弇亦当通《老子》。《任光传》：子隗，少好黄、老。《郑均传》：少好黄、老书。《杨厚传》：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宏传》：族曾孙准，父瑞，好黄、老言。《范升传》：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翟酺传》：酺好《老子》。《马融传》：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蔡邕传》：六世祖勋，好黄、老。《酷吏传》：樊晔子融好黄、老。《方术传》：折像好黄、老言。《逸民传》：向长通《老》《易》。高恢少好《老子》。见《梁鸿传》。矫慎少学黄、老。《三国·虞翻传》：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魏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言刘先尤好黄、老言。此皆正始以前，好道家言者具见于史者也。虽不皆言其传授，然如杨厚者，门生著录至三千人，则其多有传授可知矣。又有史不明言其学术，然观其言行，即可知其宗尚者。如朱穆，史不言其学《老子》，然所作《崇厚论》，申贵道德贱仁义之旨，又明引老氏之经；周举子勰，史亦不言其学《老子》，而言其隐处窜身，慕老聃清浄，杜绝人事是也。此等若细加句考，恐尚不止此一两人也。

阴阳家之传，见于列传者：《汉书·严安传》载其上书引邹子之言。又《公孙贺传》：祖父昆邪，著书十余篇。师古曰：“《艺文志》阴阳家有《公孙浑邪》十五篇是也。”《五行志》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又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昌，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眭弘等传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案阴阳五行之说，原出明堂，儒家与阴阳家同祖焉。故贾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魏相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其说皆与阴阳家言相出入。然汉世通学之风既开，儒者多务左右采获，安必不及于异家？然则诸儒之言阴阳者，或兼有取于阴阳家言，未可知也。《成帝纪》：阳朔二年（前23年），春，寒，诏曰：“昔在唐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缪哉？其务顺四时月令。”盖汉自中叶以后，阴阳家之说，浸以盛行矣。惜多务于虚文，能

言大改革者卒少耳。魏相好奉行故事，而亦好言阴阳，其明证也。

《史记·张叔传》云：孝文时以治刑名侍太子。《儒林传》言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晁错传》：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先，《汉书》作生，盖传钞者所改。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刘礼，《汉书》作刘带。《自序》曰：晁错明申、商。盖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则夙受此学，故文帝于晁错，虽未大用，颇听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汉书·东方朔传》云：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未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之书，《艺文志》在杂家，杂家之学，兼儒、墨，合名、法，朔安足以语此？正所谓漫羡而无所归心者耳。《汉志》盖特因其书无所隶属，而入诸杂家，非谓其能通杂家之学也。不通杂家之学，而能为商鞅、韩非之语，正当于法家之书，略尝诵习耳。《后汉书·酷吏传》：周纡好韩非之术，阳球好申、韩之学，皆当有所受之也。

《史记·酷吏传》云：边通学长短，《汉书·张汤传》作短长。应劭曰：“短长术兴于六国时，长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也。”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短长术也。”案古以辞之多少，或其所言之大小，分简策之短长。游说者固须抵掌陈辞，亦须谈言微中；固当熟于民生国计，亦或兼及闾里闻；短长之书，实所兼习，遂以名其学耳。《主父偃传》：学长短纵横之术，则兼术与其所习之书以为名也。纵横之学，汉初最为风行。随何、郦食其、陆贾、刘敬、蒯通、安其生、田生、曹丘生，固当有所受之。说张耳、陈余之厮养卒，说项羽之外黄舍人儿，似乎天资特高，无所承受。然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本不如治章句者之必须下帷呫哔，亦安知其无所受之邪？一统以后，此学稍衰，然王先生、公孙玃等，亦其类。见《汉书·邹阳传》。武帝赐严助书曰“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则助亦能通从横之学也。

杂家之学，见于列传者，有武安侯。《史记》云：学《槃盂》诸书，《汉书》同。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杂家书。”晋灼曰：“案《艺文志》，孟说是也。”

兵法传授，见于列传者颇多。《史记·留侯世家》言其受一编书于下邳圯上老父，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其言诚涉荒怪。下文又言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似亦诞谩不足信。然《艺文志》言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则良必通兵法可知。谓其受诸下邳老父，诞，其学必有所受之，则可知也。《汉书·冯奉世传》云：读《兵法》，明习。《宣元六王传》：朱博遗淮阳宪王书曰：“闻齐有驷先生，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才也。”《后汉书·耿弇传》：弇弟子秉，能说《司马兵法》。《窦融传》：融弟子固，喜兵法。《冯绲传》：少学《春秋》《司马兵法》。《左雄传注》引谢承书，言徐淑善诵《太公六韬》。《孔融传》：曹操与融书，言融盛叹郗虑明《司马法》。《三国志·贾逵传》：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口授《兵法》数万言。《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言太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录》：言沈友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建安九年（204年）。《朱治传注》引《吴书》，言治子才学兵法。此皆当有授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言孙权谓蒙及蒋钦：宜急读《孙子》《六韬》；《蜀志·先主传》引《诸葛亮集》，载其遗诏敕后主：间暇略观《六韬》。此自与经生呫哔有异，然专门之学，非有授受不能通，恐亦不容不迎师请益也。魏武帝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纪》建安二十五（220年）注引《魏书》。王昶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诸葛亮损益连弩木牛流马，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皆见本传。盖亦因旧法而引伸之也。连弩、木牛流马，疑原出兵技巧家。

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博士一官，为学术之所系，初亦不专于儒。秦世有名家黄公为博士，又有占梦博士，已见第二章第三节。孔甲为陈涉博士，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固属儒家。然《史记·屈贾列传》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文帝召以为博士。今观生所作《鸟赋》引祸福倚伏，《陈政事疏》引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又引屠牛坦解牛事，乃道家言；引《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则法家言；欲改正朔，易服色，则阴阳家言；则信乎其于诸子百家之书，多所通晓也。《晁错传》云：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错曾受《尚书》与否，事殊可疑。即谓其说可信，而就错之言行观之，殊未见其服膺儒术，必于张先所得深，于伏生所得浅矣。至公孙臣亦被召为博士，《史记·本纪》《封禅书》《张丞相列传》，《汉书·郊祀志》《张苍列传》皆同。则更与儒学无涉。《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立《毛诗》《左氏春秋》博士。《儒林传》：毛公、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百官公卿表》言汉初王国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则列国皆有博士，河间而外，鲜或崇儒，此亦博士不专于儒之一证。刘歆移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记，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言：“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官，《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则经学之渐重，盖自文帝以来。《史记·循吏传》云：公仪休为鲁博士，似是儒家。然《汉书·贾山传》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纯儒，则祛之非纯儒可知。近人钱穆云：《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盖即稷下先生。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案《史记·田齐世家》言：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相与往见；而诸书多言博士七十余人，盖其制实昉自齐。钱氏言稷下诸生姓名显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宋钘、尹文、邹奭、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则凡有学问者皆可为博士，乃战国以来相承之法，至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而始一变也。《史记·叔孙通列传》：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一似无不治《春秋》之学者，盖古人于此等处，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纪实之辞，不足信也。然则自孝景以前，诸子之学，未尝不平流而进，而何以其兴盛卒不逮儒家邪？则知学术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实与社会风尚之关系深，而与国家政令之关系浅矣。说见第五章第二节。

秦、汉人之著述，多已无传于后。就其存者而观之，凡可分为三品：通博而好深沉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贾谊、董仲舒、扬雄、刘向、歆、桓谭之徒是也。贾生学最博通，读《新书》可见。董生专于儒家，规模之恢廓，不逮贾生，然亦极通贯。扬子云及刘子政、子骏父子，皆极博洽，而能为深沈之思，则子云、子骏似更胜。桓君山，宋弘称其才学洽闻，几及扬雄、刘向父子，亦东京第一流人物也。持论能核实者次之，如王充是也。充最为近人所称道，几以为千古一人，此过于其实。充之论，盖上承名法家之余绪，凡名法家之持论，固多能核实，试三复《韩非》可知。其专重物质，则形法家之见也。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后汉书·儒林传》言：赵晔著《诗细》，蔡邕读而叹息，以为胜于《论衡》。邕亦通人，所赏鉴必不妄。《论衡·订妖篇》列时人之说凡八，第八说实与充同，而前七说亦多饶理致，未必短于充。知当时见解与充相类者，尚不乏人，特其说无传于后耳。虽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后汉书·融传》：路粹奏融曰：“与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三国志》融事附《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太祖令曰：“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此等见解，在当日似不易得，然特激于流俗之拘墟，敢于立异而已。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难解也。大抵当时之士，骛心玄远者，多好言哲学，欲窥见宇宙万物之本原。此观《太玄》之受人推重可知。刘歆、桓谭之说，已见《汉书·雄传》，即班氏亦备致推崇。《后汉书·张衡传》：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衡欲说《彖》《象》残缺者不能就，而著《灵宪》等篇，其学问途辙，实与雄同也。《三国志·王肃传》：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更为之解。《吴志·陆绩传》：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评》称其于扬《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严周。又陆凯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又《魏志·王粲传》：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舆经》，皆好据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学者也。而其切于实际者则仍以儒、法二家为盛。儒家为时显学，众所共知。法家似较式微，实则明察之上，才智之臣，无不阴用之者。汉宣帝谓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王指儒，霸指法，已见第六章第一节。胡广言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亦即宣帝之说。足见一朝治法，为闲于掌故者所共知。而崔寔言“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亦此意也。《史记·六国表》曰：“传曰法后王，何也？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张释之补谒者，朝毕，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此即法后王之说。张敞谓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详见第一节。亦此意也。桑弘羊实非聚敛之臣，深通名法之学，已见第十八章第五节。桓宽不袒法学，

而亦称弘羊博学通达，足见其学自不可诬。见《公孙刘车王杨蔡陈郑传赞》。考功课吏之法，盖出于焦延寿，而京房传之，至刘劭等犹承其绪，亦已见第六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四节。王符、仲长统、崔寔，著述具存，今日读之，犹虎虎有生气。魏武帝与孔融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此非徒相胁迫之言。《三国志·魏志》载公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以“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立功兴国者也。”此实法家之精义。陈寿称其揽申、商之法术，信不诬矣。诸葛亮尤以任法称。张裔称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陈寿称其效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其能以一州之地，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固有其由。不特此也，《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志。则凡尝历艰难之主，无不知名法之足以救时者矣，亦时势使然也。专制之世，官吏之与人民，利害实正相反。君主则调停于其间，使其不畸重轻，以至决裂。其要在于严以察吏，宽以驭民。法家之学，兼苞法、术二端。法以驱策其民，术以督责其吏。秦始皇帝既并天下，法家之学，宜退舍矣，而执持不变，卒以召亡。自汉初至于文、景清净不扰之治，及夫元帝以后务存宽恤之政，皆所谓宽以驭民；而如汉宣帝、后汉世祖、显宗、魏武帝、诸葛武侯之所为，则所谓严以察吏者也。诸学稍微，而儒法见任，固事势使然，不容以浅见訾议矣。

第五节 史 学

史籍之原有二：一为史官所记，一则私家传述也。《史记·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此周室二字，当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王室能备藏列国之史籍也。然则秦记以外，列国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诸一炬矣。秦时有太史令，胡母敬居之。汉则司马谈、迁父子相继居其职。《汉书·司马迁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晋灼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师古曰：谈为太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如说非也。《史记·孝武本纪集解》：韦昭曰：《史记》称迁为太史公者，是外孙杨恽所称。《索隐》：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僚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二名当起于此。桓谭《新论》以为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上。杨恽继此而称。又《自序·集解》引臣瓒曰：《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索隐》云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记天事，故其职甚尊，此理所可有。官属称谓，即当时口语，据以成文，亦当时史籍通例。虞喜之说，似最允当。《汉表》记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汉初曾遣御史监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百官志》：太史令仅六百石，而《自序·索隐》引《汉旧仪》云：太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据也。据《续汉书·百官志》，太史令之职，实以天文为重，然其所藏图籍极多。《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孚来朝，上疏求诸子、太史公书。王凤言：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案谈、迁之书无地理志，则凤所言者乃太史之官之藏书，而非《艺文志》所著录之《太史公书》也。《太史公自序》言为太史令，史记金匮石室之书，《史记》正凤所谓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初谋臣奇策；金匮石室之书，则凤所谓天官灾异，地形阨塞者也。惟著述别是一事。谈、迁有作，乃其私家之业，而非当官之职也。继谈、迁而序事者，或奉诏为之，如刘、刘毅、刘珍、李尤、，临邑侯复之子，复，齐武王 之孙也。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诏毅及 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事见《后汉书·齐武王传》。《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 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拾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奉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珍及李尤，并见《文苑传》。《珍传》云：永宁元年（120年），太后诏珍与 作建武已来名臣传。《尤传》云：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俱撰汉记。卢植、马日磾、蔡邕、杨彪、韩说、《后汉书·卢植传》：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蔡邕传》：召补郎，校书东观。光和元年（178年），徙朔方。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杨终等是。《后汉书》本传云：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华阳国志·先贤仕女总赞》云：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校书郎，删

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案此指后来所记，非谈、迁之书。亦有私家发愤为之者，则如冯商、班彪是也。见下。《三国志·后主传平》云：“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不书。”然景耀元年（258年），又书“史官言景星见”。盖其史职，亦重天文，而阔于注记耳。吴有左、右国史，薛莹、华核为之，皆见《吴志》本传。又《韦曜传》：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参与其事。则非专重天象者矣。

注记之职，汉世亦有之。《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自撰显宗起居注是也。《马援传》：援兄子严，永平十五年（72年）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和熹邓皇后纪》：元和五年（88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言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帝从之，则亦事后然后从事于裒辑也。

注记撰述，既由于官，遂不免于忌讳回护，而秉笔者或且因之而获祸焉。《后汉书·蔡邕传》：董卓被诛，邕在王允坐，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即收付廷尉。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此事亦见谢承书，《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之。裴松之谓邕情必不党；纵复令然，不应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固也。然时必有以马迁之作为谤书者，后人乃有此附会之辞。《后书注》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义士也。”《三国志·王肃传》：明帝问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见当时多有此说。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裴松之亦曰：“迁但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为庶人。马后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刘瑜上书陈事，讥切中官，窦武引为侍中。武败，瑜被诛，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魏明帝诏收黄初中诸奏陈思王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盖枉史事以顺一人一家之好恶久矣，岂不哀哉！荀悦《申鉴》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恶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亦幸而其议未行耳，使其行之，党同伐异，恶直丑正之祸，又可胜道哉？

古史皆国自为纪。公卿大夫所称述，农夫野老之流传，亦皆散无友纪。及谈、迁有作，乃举古事之可记者，下逮当世，悉网罗之于一编，诚通史之弘著也。抑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其创制之功，亦伟矣哉！迁书之作，班氏父子谓其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据《汉书·迁传赞》及《后汉书·彪传》彪论《史记》之语。其言不甚可信。古人撰录旧书，例不改其辞句，如《汉书·陈胜列传》仍《史记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验也。迁书所述之事，虽与《左》《国》或同，而其辞绝异，安得谓其曾见《左》《国》？又其所述，与今《战国策》，亦有异同，《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索隐》：《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太史公据《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易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案此论甚通。则其所见者，亦非今之《战国策》也。《汉书·迁传赞》但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不云谁撰；而《后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盖妄人所改，非彪之旧。今就迁书而剖析之，其所据者盖有五：《春秋》，一也；《尚书》，其较后者曰语，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记。《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由记言推广之而及于记行，则成今之《国语》矣。《左氏》是否据《国语》纂辑姑措弗论，要其为书，必与《国语》同类，则无疑也。《史记》列传，即原于语。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孝文本纪》述大臣诛诸吕，谋立代王曰“事在《吕后语》中”是也。《萧相国世家》述吕后与何谋诛韩信曰“语在淮阴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鸿门之危曰“语在项羽事中”，语、事二字，必浅人所互乙。《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职。经子之类，四也。身所闻见，五也。迁所据之书，虽不可知，其种类固犹可推见也。继谈、迁之后者：《汉志·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后汉书·班彪传》曰：“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世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则云：“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

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此可见新室美政，为彪父子刊落殆尽，而今《汉书》述新室事，绝不足信也。可谓秽史矣。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诸家行事，向、歆、扬雄自有传。冯商已见上。史岑见本集人物篇。晋冯、段肃见《后书·班固传》。冯衍自有传。余七人未详。据浦起龙《通释》。然知几之言，必有所本也。彪子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人有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探续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断代史之首焉。彪女名昭，见《后书·列女传》，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又云：《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其后则谢承作《后汉书》见《三国志·吴主权谢夫人传》。王化作《蜀书》，《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也。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韦曜著《吴书》，见前。曜得罪后，华核上疏救之，曰：《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皓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又《吴志·步骘传》：周昭与韦曜、薛莹、华核共述《吴书》。断代之体益盛。

汉人颇多留意古史者。班彪讥司马迁采摭经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张衡条上迁、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有曰：“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韦曜因狱吏上辞曰：“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诬，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此书与刘歆之《世经》，可并称为年代学之嚆矢也。谯周作《古史考》：《晋书·司马彪传》曰：“周以《史记》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案自西京末叶，考证之学渐兴，故多不满前人所为者。然意存考证而其术未精，则其所去取，不免失当，转不如博采或直录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后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太史公书》为据也。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当时，则如谯周等，皆可谓能用心于古史者矣。汉人所作古史，存于今者，又有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皆以传述之辞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宝，转在徒摭拾书传者之上也。

述当代史实者：《汉志》所载，有《奏事》十二篇。《注》曰：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汉春秋》九篇。《注》云：陆贾所记。《太古以来年纪》二篇，盖自太古至当代，故著之《太史公书》后。《汉著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汉大年纪》五篇，盖专记汉世年代者也。《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陆贾造《新语》。”《史记·陆贾传》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知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夫既不知文学，安能远鉴古初？陆生所述，虽或远及古国，必以当世行事为多也。《后汉书·应奉传》云：“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注》引袁山崧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子劭，又集解《汉书》。《荀悦传》：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此并因前贤以成书，要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其志存当代掌故者，当以蔡邕为最。邕所奏《十意》，曰《律历》第一，《礼》第二，《乐》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车服》第六，见《后书》本传《注》引《邕别传》。又《续书·律历志注》载邕戍边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又言：“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其志亦可谓勤矣。今所传司马彪之《律历志》，仍本于邕。《礼仪》《天文》二志，原出于邕，《礼仪志》谯周改定，《天文志》则周所续成，见《注》引谢沈书。《应奉传》又云：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子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孔休有《季汉辅臣赞》，陈术著《益部耆旧传》，《三国·李撰传》。皆网罗当世名人行事。李固之死，弟子赵承等共论固行迹，以为《德行篇》。郭泰之卒，同志

者共刻石立碑，蔡邕为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此则专为一人表章者也。然观邕之言，则知阿私所好之弊，由来已久矣。

《汉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后人因谓汉人尚不知重视史籍，非也。《汉书·杨恽传》：戴长乐告恽，谓恽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也。”张晏曰：“夏侯胜谏昌邑王曰：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春秋无久阴不雨之异也。汉史记胜所言，故曰春秋所记，谓说《春秋》灾异者耳。”师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说者因论久阴附著之也。张谓汉史为春秋，失之矣。”案上文又云“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此两春秋字，盖皆泛指史籍言之，则张说实是。观陆贾著书称《楚汉春秋》可证。时人言史，盖分《书》与《春秋》为二科。司马迁言《书》长于政，《春秋》长于治人。述其父谈之言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予甚惧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当世之事之逊辞，其意则亦欲“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为“天下仪表”耳。此《春秋》之科也。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此则《尚书》之科也。又有临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诏尚书奏文帝时薄昭故事；和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事见《汉书·元后传》《后汉书·章帝八王传》。《三国·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232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酆、镐，非必土中。”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书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从甘泉河东郊于酆”，此等，其视史籍，皆如后人之视成案也。然则《汉志》著《太史公书》于春秋家，乃当时之人视史籍流别如此，安有重经轻史之意乎？然此特学者之见，至流俗，则于记行事之书，通称为史记。《汉书·五行志》引《史记》成公十六年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云云。颜师古曰：“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齐召南曰：“单襄公见晋厉公，《晋世家》不载，此《国语》文也。下文尚有数处称史记，皆《国语》文。”案颜说固非，齐说亦未为是。下文又云：“《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过江所湛璧也。”此事既不出《国语》，亦与《太史公书》不同，足见史记二字，为史籍通称，特以当时史籍少，故《太史公书》遂冒其一类书之总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学者：司马朗父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三国志·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张裔博涉《史》《汉》。孟光锐意三史。尹默皆通诸经史。皆见《三国·蜀志》本传。《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云：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殿本考证》云：“三史，元本作三略。”孙权欲其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见《吴志·登传》，亦见《昭传》。合此及马融受《汉书》于班昭之事观之，知当时史学，亦有传授，如经生之业。此士大夫之受学者。若孙权谓吕蒙、蒋钦，自言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欲使蒙、钦亦读之。《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此则所谓开卷有益，亦如治经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轻事，古人积习甚深。故虽爱好史籍，而于史事初不知求实。《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孔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记。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时人于古事，率多如此。魏明帝问司马迁于王肃。见上。肃对曰：“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时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及华核疏救韦曜，则曰“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皆设辞以悟主，非其实也。言史事如此，述当世之事亦然。《汉书·东方朔传赞》言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朱云传赞》言世称朱云多过其实。《韦贤传》言韦孟《讽谏》，乃其子孙所为，可谓颇知核实。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观本书辨正诸端，亦可见其大略。《后汉书·马援传》云：“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朱云、东方朔等之见附会，皆善谈说如援者之为之也。然时人颇好讲史法。张衡欲作元后本纪，及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即其一端。韦曜撰《吴书》，执以孙和不登帝位，不肯顺皓意作纪，亦其事也。裴松之讥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见《魏武帝纪》建安五年（200年）及《陈泰传注》。则重文辞而轻史实者，亦自汉、魏间始矣。

第六节 文学美术

凡文字，必能与口语相合，而其用乃弘。此非古寡辞协音之文所能也。秦、汉继春秋、战国之后，为散文极盛之时。然其时之人，所视为文之美者，乃为多用奇字，造句整齐，音调和缓，敷陈侈靡，于是辞赋之学盛，而散文亦稍趋于骈偶矣。

西京初叶，所谓文学者，尚不专指文辞。《汉书·严助传》：“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艺文志》作聊苍。从横家有《待诏金马聊苍》三篇。终军、严葱奇等，《艺文志》作庄怱奇，盖避明帝讳改。官常侍郎。有赋十一篇。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惟助与寿王见任用。”诸人中除朔、皋外，固皆有实学者也。然因如朔、皋者亦厕其中，遂为世所轻视矣。《王褒传》：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其后太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复归。辞赋之用如此，此人之所以轻之也。《扬雄传》：“雄以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此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夫说而不绎，听者之过，劝而不止，诵者之失，以此为风，安能与古诗同义？雄又称东方朔为滑稽之雄。“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盖小人志在衣食之流，尚不足语于患得患失之鄙夫，视淳于髡、优孟之流远矣。《盐铁论·褒贤篇》：大夫曰：“东方朔自称辨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夫文学贵乎以情相感。有悲天闵人之心而未能喻诸人者多矣，徒为饱食暖衣之计，而欲使人感动兴起，不亦难乎？此等人在汉世，其进用亦仅恃人主之好尚。司马相如以訾为郎，为武骑常侍，事孝景帝。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后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得召。乡使相如不遇梁王、武帝，则亦终老牖下耳。当时人君贵人，好文学者殊不多，仅汉武、宣、梁孝王、淮南王安、东汉灵帝、魏文帝等数人。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此亦犹汉灵帝之鸿都门学，然其规模不如前人之弘远矣。陈思王等非必不好士，然其力又不足以养士也。故士之以此自业者尚少也。富饶之地，士亦有乐于事此者，然亦浮薄者多，如第十三章第五节引《汉书·地理志》言吴、蜀之俗是已。

汉世文字，去口语尚不甚远，观《史记》可知。《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后人以为班氏有意为之，非也。古人辑录旧文，例不改其辞句。《汉书·陈涉传》于《史记》至今血食之文，尚未刊落，何暇校计虚字？盖《史记》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汉书》之广，其经传钞之次数，即不如《汉书》之多。昔人读书，不斤斤于字句，传钞时无谓之虚字，率加删节，钞胥尤甚，故《汉书》之虚字，较《史记》减少也。然今《史记》虽较《汉书》为繁，而视《史通·点烦篇》所引则已省，可见今之《史记》，亦为累经删削之余。此恐非独《史》《汉》为然，一切古书，莫不如是。此可见东周、秦、汉之散文，与语言殊近，其通晓必甚易。王平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以此。蔡邕当时之为辞赋者曰：“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可见辞赋之家亦未尝不随俗。汉武、宣之流，岂真能通乎文学？而亦若好尚存焉者，正以是时之文学，尚易通晓故耳。班昭、蔡琰，固天挺异才，马伦、皇甫规妻等，亦能出言有章，则亦以其时之文字尚不其艰深也。四人并见《后汉书·列女传》。顺烈梁皇后、安帝所生母左姬视此，见第一节。

崇尚文辞之风气，盖始于汉、魏之间。隋李谔谓魏之三祖，更尚文词，竞逞文华，遂成风俗是也。《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然则其好文辞，乃欲徼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与夫悲天闵人，不能自已而有言者，异其趣矣。宜其崇尚文辞之风日盛，而文学反以陵夷也。《王粲传》云：“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并见友善。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案七人谓粲等加一孔融，文帝《典论》以之并举，后人称为建安七子者也。《传》又云：玚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瑀子籍，才藻艳逸。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皆崇尚文辞之风气中一时之佼佼者也。陈寿《上诸葛氏集表》曰“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当时重文轻实之风，亦可见矣。

诗歌之体，恒随音乐而变，故欲知一时代之诗歌者，必先知其时之音乐。秦、汉诗、乐，盖亦一新旧交替之会也。《汉书·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太乐官，但能纪其铿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楚声也。孝惠二年（前193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前203年）作。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前201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主出武德舞，礼容主出文始五行舞。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王氏。定陵、淳于长。富平，张放。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案贡禹言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则当时富贵之家，皆有

家乐。参看第十五章第二节。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太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云。《王褒传》云：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何武传》：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艺文志》有《雅琴赵氏》七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又有《雅琴师氏》八篇。《注》云：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志》云：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后汉书·儒林传》：刘昆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三国志·杜夔传》云：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五年（188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后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统观秦、汉之事，则古雅乐传授非无其人，特人心之好尚已移，故终不如郑声之盛耳。诗歌之体，五言盖即三百篇之变，乐府则依新声而作者也。五言未尝不朴茂有致，然不如乐府之有生气矣。

与众乐乐，莫如角抵。其原起，已见第十八章第六节。《史记·大宛传》言：安息王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则武帝时角抵之戏，已杂以西域眩人之技矣。《汉书·西域传赞》曰：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晋灼曰：“都卢国名也。”李奇曰：“都卢，体轻善缘者也。盖都卢国人善为此技。砀极，乐名也。”师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 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麟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可以见其概矣。宣帝时，乌孙使来迎少主，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以贡禹言罢角抵。案王吉亦言去角抵，减乐府，见本传。然后汉飨遣卫士，仍观以角抵。见《续汉书·礼仪志》。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立兜楼储单于，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见《后汉书·南匈奴传》。而贺正宴飨，亦行鱼龙曼延于德阳殿中。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续书·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其侈如此，宜乎迁、固等之深讥之也。《后汉书·安帝纪》：延平元年十二月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书法成为美术，已见第一节。图画则专于人物，多画古今名人象。有意存法戒者，臧洪答陈琳书曰：“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成帝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汉书·叙传》。是也。有侈其奇迹者，广川殿门画成庆短衣大袴长剑是也。《汉书·景十三王传》。有徒以为美观者，宋弘燕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光武数顾视之是也。其画当代人物，有以其功德者，如宣帝画功臣于麒麟阁，后汉画列将于云台。桓帝征姜肱不至，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是也。有以示劝惩者，应劭《汉官》谓河南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是也。《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注》引。有以备掌故者，应奉为司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是也。人有声名，为时所慕，图其形者，尤不可胜计。亦有画神仙鬼怪之属者，梁冀大起第舍，图以云气仙灵是已。又能刻木为人象。《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言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象，与大禹同庙是也。汉画之存于今者，有武梁祠石刻等，可以见其大概。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秦、汉之世，自然科学，以天文历法为最盛。据《汉书·律历志》：古代所传，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秦以十月为正。汉袭秦正朔。以张苍言用颛顼历，《张苍传赞》：张苍好律历，为汉名相，而专遵用秦颛顼历，何哉？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前104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兒宽明经术。上乃诏宽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于是以七年为元年。遂诏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与邓平所治同。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四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太初历，亦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寿王候课比三年下，终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诽谤益甚，竟以下吏。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前75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得三统历及，即《汉志》所本也。后汉光武建武八年（32年），中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不正，宜当改更。上以天下初定，未皇考正。至章帝元和二年（85年），乃下诏改行四分历焉。

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近得其真。《续汉书·天文志注》引蔡邕表。《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汉名臣奏》同。后汉时张衡善术学。安帝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灵宪》见《续书·天文志注》中。《后书注》云：“衡集无《算罔论》，盖网落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阳嘉元年（132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丈，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焉。

正朔之议，魏世又一纷更。《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220年）《注》引《魏书》曰：以夏数为得天，故即用夏正。《辛毗传》云：时议改正朔。毗以为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则魏初之不改正朔，乃辛毗之议也。《明帝纪》：景初元年正月，山茌县今山东长清县东北。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守、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注》引《魏书》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著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诏曰：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则此举实出帝独断也。《齐王纪》：景初三年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背弃天下。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得天。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案岁之始终，宜与农时相合，孔子所以主行夏之时者以此。通三统别是一义。敬授民时，既不能无从夏正，多此纷扰，亦奚以为？秦、汉之世，犹有此等空论，后世迷信既澹，遂无复议此者矣。

地理图籍，颇为详备。《汉书·地理志》：琅邪郡长广县，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于钦《齐乘》：高密县有都泺者，《水经注》谓之夷安潭，秦地图谓之剧清池。代郡班氏县，秦地图书班氏。此语当有讹误。则秦代地图，汉世犹有存者。萧何入关所收，当即此类。《后汉书·邓禹传》：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岑彭传注》引《续汉书》：辛臣为田戎作地图，图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云：“洛阳所得如掌耳。”《马援传》：援为书与隗嚣将杨广曰：“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此皆天下之总图。《史记·三王世家》：请令史官御史奉地图。《汉书·王莽传》：莽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理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五年（39年），群臣议封皇子曰：“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汉书·沟洫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淮南王安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所据者盖即此等图。安谏伐闽越曰：“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盖其比例小，故不能详备也。其临时所画以备行军之用者：李陵伐匈奴，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桑弘羊请田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汉书·西域传》。赵充国言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师古曰：图其地形。李徇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张松等画地图山川处所，先主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三国·先主传》建安十六年（211年）《注》引《吴书》。此盖专供行军之用。《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前111年）《注》引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亦以井泉为朔漠行军所急，故备著之也。《匡衡传》：衡封僮之乐安乡，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乡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前48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前32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以主簿陆赐署集曹掾。后赐与属明举计。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衡坐此免。《三国志·孙礼传》：迁冀州牧。太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分明。”礼曰：“讼者据墟墓为验，听者以先老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迁就高敞，或徙避仇雠。如今所闻，虽皋陶犹将为难。若欲使必也无讼，当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何必推古问故，以益辞讼？今图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当别下图。”礼到，案图宜属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书云：“图不可用，当参异同。”礼上疏曰：“臣受牧伯之任，奉圣朝明图，验地著之界。界实以王翁河为限。而鄃以马丹侯为验，诈以鸣犊河为界。假虚讼诉，疑误台阁。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 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可为长叹息流涕者也。”观此二事，可知当时郡各有图，且附之以解，而登诸天府。总图所据，当即此等分图也。《后汉书·明德马后纪》云：永平十五年（72年），帝按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

岁给二千万足矣。”《孝明八王传》：肃宗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则户口之数，附著于图。萧何收秦图书，而高祖具知户口多少以此。《三国志·秦宓传》：宓与王商书曰“《地里志》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此盖今《汉志》所本。又《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则又附记物产。此可推见古代图经之体，亦即后世方志之本也。地理之学，是时尚无足观，然分野之说，虽云原本天文，亦颇能包举山川大势。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亦著其说。《汉志》推论九州风俗，本诸地理，颇有今人生地理学之意。《天文志》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之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海、碣石。”亦颇能包举山川形势也。

秦时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卜筮之书不足道。种树之术，已略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医家著于正史者，为先汉之仓公，后汉之华佗。仓公者，齐太仓长。姓淳于氏，名意。即第十八章第七节所云犯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而文帝为之除肉刑者也。仓公尝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而其最后受学者，为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意对诏问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治之。”又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其自述治验，无一不“切其脉”者。盖治病之最难者为诊察，诊察之术，古以望、闻、问、切并称，而四诊之中，又以切为最难，故医家之能致力于是者，其技必较精也。意对诏问所称“太阳”、“少阳”、“阳明”、“厥阴”等名，与《伤寒论》同；又谓胃气黄，黄者土色，说亦与《素问》等书合；知古医学虽或有派别，而本原则同也。意治病虽亦兼用针灸，然用汤液时似多，亦或用药酒。至华佗则尤以手术名。《三国志》本传云：佗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节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案今人动言中医不知解剖之学，故不知人体生理，此说实误。“人死则可解剖而视之”，语见《灵枢经·水篇》。《汉书·王莽传》：莽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莽虽事事皆好求精，然此事必前有所承，不然，不能创为也。关羽尝中流矢，破臂作创，刮骨去毒，则刳割之事，亦非凡医所不能为，特其技有精有不精耳。《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云：逵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欲令医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逵之不愈，或不容归咎于医，然谚语亦必有由，不容尽诬也。佗之妙，或在其麻沸散，麻醉药为医家一大发明。病有非刳割不治者，无此，人或惮痛苦而不敢治；或虽不惮，而痛苦非人所能堪；于法遂不可治也。《三国志·吕蒙传》：蒙疾病，孙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每有针加，为之惨戚，即以无麻醉药，不能使病者免于痛苦也。然后世铃医犹有其方，见《串雅》。则亦非佗所独也。是时医家颇自秘其技。《史记·扁鹊列传》：长桑君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此即阳庆所谓禁方。庆亦谓淳于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意又

学于公孙光。既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未详。欲尽受他精方。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意曰：“意死不敢妄传人。”光又告意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医家之自秘如此，此其技之所以多不传与？淳于意言阳庆家富，不肯为人治病。自言家贫欲为人治病，而史亦言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盖通其术者少，则富给者敖很自尊，贫窭者靳其长以要重赏矣。《三国志·华佗传》云：“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佗卒以是死。《志》又言佗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则亦李少君之流，恃方以自食者，安得云本作士人？其屡呼不应，全是富给之后，恃能骄蹇耳，宜乎魏祖之深恶之也。中国医家，为后世所宗者，莫如张仲景。仲景名机。《隋志》有其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又有其《疗妇人方》十二卷，皆不传。其传于后者曰《伤寒杂病论》，凡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伤寒卒病论》十卷。盖传者或析其论伤寒者十卷，论杂病者六卷各为一书，《唐志》以十卷者冒全书之名，而又误杂为卒也。今《伤寒论》尚存，而序次有疑义，为医家聚讼之端。《杂病论》只有节本，改名曰《金匮玉函要略》，乃赵宋之世馆阁所藏也。仲景正史无传，行事不可知。其《自序》云为长沙太守。然《自序》似系伪物，不足信也。

本草之学，汉世亦自成一家。平帝元始四年（4年）所征异能之士，有通本草者，已见第一节。《郊祀志》言成帝罢遣方士，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游侠传》：楼护父世医，护少随父为医长安，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皆是。又宣帝许后之死，由于乳医淳于衍，见《汉书·霍光传》。而黄宪父为牛医，淳于意、华佗皆针药兼擅，《后汉书·方术传》之郭玉，则特长于针科，盖亦各有所长也。

第八节 经 籍

秦世焚书之令，未必真能尽天下之书，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刘歆移太常博士，谓汉兴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乃不审之辞也。或其时王室藏庋甚微耳。《汉书·艺文志》曰：“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臧书之策，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对儒家之书言。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成帝纪》：河平三年（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师古曰：言令陈农为使。下使，使之求遗书也。窃疑以陈农为都使，其下当更有分使。不然，一人安能遍行天下邪？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最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事亦见向、歆本传。《叙传》云：班斿与刘向校秘书。《后汉书·苏竟传》，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盖至武帝之世而藏书稍备，成、哀以后而校理始精。《班志》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数诸书颇互异，顾实《艺文志讲疏》曰：《论衡案书》：六略之录，万三千篇。沈钦韩说：辑略汇别群书，标列恉趣，若志之小序，实止六略耳。《广弘明集》载《梁七录》引本志，二百作三百。总核前载家数，多八十一，篇数少九百九十四。又载《七略》曰：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较班《志》多七家。班自注入三家，省兵十家，足以相证，而篇数则难考。《隋志》误言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通考》同。《旧唐志》复言《汉志》载三万三千九百卷，不足论矣。然总可见汉世王室藏书之大概也。

后汉藏书之处，时曰东观。《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111年）《注》曰：《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和帝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艺术之士，以充其官。《本纪》永元十三年（101年）。安帝时，和熹邓皇后秉政，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雠校。见《后纪》。事在永初四年（110年），见《纪》。刘珍见《文苑传》。事又见《宦者蔡伦传》。历代名儒，从事校雠者甚多，如窦章、融玄孙，见《融传》。贾逵、班固、马融、蔡邕、皆见本传。融又见《刘珍传》，邕又见《卢植传》。卢植、本传。马日磾、杨彪、韩说、皆见《卢植传》，《三国志·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注》：马日磾与杨彪、卢植、蔡邕等典校中书。孔僖、本传。傅毅、《文苑》本传。刘、见《刘珍传》。高彪《文苑》本传。等是也。《儒林传》云：“光武迁都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运，复弃其半矣。《王允传》：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经籍具存，允有力焉。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此东京图籍聚散之大略也。

魏之三祖，皆好文章，其所采集，当较广博，惜史无可征。《三国志·蜀志》云：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术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直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 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许慈传》。可见其所藏之少矣。东吴孙休，颇称好学。尝命韦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亦有东观。孙皓时华核尝为其令，皆见本传。

汉世藏书，亦颇秘惜。《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凤四年（前77年），蒲侯苏昌为太常。十一年（前67年），地节三年。坐籍霍山书泄秘书免。师古曰：“以秘书借霍山。”顾亭林曰：“师古说非也。盖籍没霍山之书，中有秘记，当密奏之，而辄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传言山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若山之秘书，从昌借之，昌之罪将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前62年），昌复为太常，薄责昌而厚绳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颜说，云坐借霍山秘书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辞之复乎？”案顾说是也。观东平思王求书不与之事，见第五节。可见汉世之秘惜，多属无谓。然臣下之得受赐书者，则为异数矣。《汉书·叙传》言：班斿与刘向校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案成帝赐班氏者，恐亦不能甚多，《叙传》乃班氏自夸之辞，不足信也。《后汉书·窦融传》：光武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此乃意存风谕。章帝赐东平宪王以秘书列仙图、道术方，则为异数。明帝赐王景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亦非常典也。是时惟《五经》刻石以共众览，已见第二节，《三国志·明帝纪》：太和四年（230年），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外。

《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当时献书，多有赏赐。《后汉书·孔融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书者，辄赐以金帛。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此文疑有窜易，非《班书》本文。古“有”“或”同音相借，二字连文，显非古语。下文辞尤错乱，《老子》岂七十子之徒所论邪？然河间、淮南藏书最富，则无足疑也。后汉私家藏书，当以蔡邕为最多。《后汉书·列女传》：曹操问邕女琰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琰曰：“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云：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粲所与书，悉入王业。《王粲传》：粲徙长安，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可谓有太公之心矣。魏武帝破南皮，阅王修家，有书数百卷。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缪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亦士夫之好收藏者也。魏武帝破袁绍，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见本纪建安五年（200年）。吕布之破也，太祖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惟其所欲。众人皆重载，惟袁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三国志》本传《注》引《袁氏世纪》。则虽军中亦有图书，可见好尚者之众。然无书而口相传授者仍甚多。《三国志·贾逵传》云：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写所忆书，琰缮送之，文无遗误。其所孰诵，亦不少矣。《后汉书·王充传》云：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荀淑传》：孙悦，家贫无书，每之人间，

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亦以其时习于口耳相传，故其记忆之力特强也。班固被召诣校书郎，弟超与母随至洛阳，为官佣书以供养。先主遗诏敕后主曰：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刘梁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后汉书·文苑传》。阚泽为人佣书，以共纸笔。此皆当时所谓写书者。印刷未兴，迻誊非易，此稸书者之所以难也。

《三国志·魏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杨俊传注》引《魏略》云：王象受诏撰《皇览》。从延康元年（220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此事盖以象为主，而桓范、《曹爽传注》引《魏略》。刘劭，亦参与焉。《陈群传注》引《魏书》：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此为官纂书籍及编类书之始。《后汉书·张奂传》，奏所定《尚书章句》，诏下东观，则私家著书之呈进者也。

爱好古物之风，亦始于汉。梁孝王有雷尊，直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以与人。《汉书·文三王传》。河间献王得善书，必写与之而留其真，则亦不徒好其书矣。然作伪及附会之风，亦已萌蘖。《后汉书·窦融传》云：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旁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夫苟仲山甫物，何由而入漠北邪？《光武十王传》：建初三年（78年），赐东平王苍及琅邪王京书曰：“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注》云：“孔子庙在鲁曲阜城中。”伍缉之《从西征记》曰：“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钟离意传注》引《意别传》曰：“意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 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县瓮。意召孔，问其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县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伯，果服焉。”车而知为颜路所请，已奇矣。瓮中素书，不尤极吊诡之致邪？

第二十章 秦汉宗教

第一节 祠祭之礼

古人率笃于教，故其祭祀之礼甚烦。又各地方各有其所奉之神，秦、汉统一以后，逐渐聚集于中央，其烦费遂愈甚。经元、成之厘正，而其弊乃稍除。此亦宗教之一大变，不能不归其功于儒者之持正也。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鄜地名。后汉置鄜县于此。今陕西洛川县。山阪曰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命曰陈宝。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始皇既封禅，遂出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见第五章第九节。二世元年（前209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自五帝以至秦，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曰太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大川祠二：曰济，曰淮。自华以西名山七：曰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陈宝节来祠。灞、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沂、洛、二渊、鸣泽、蒲山、岳醑山之属为小山川。而雍有日、月、星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邦，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亳，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社字误，合作杜。案杜县，后改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社主。各以岁时奉祠。惟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惟陈宝。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

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二年（前205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祠。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儿、司令、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巫祠南山秦中。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十年（前197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直干戈之际，草创之时，日不暇给，而其笃于祠祭如此，可见其时之风气矣。

其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十五年（前165年）春，黄龙见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语据《汉书》本纪，参看第三节。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夏四月，文帝亲拜灞、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汉书·郊祀志》：“王莽奏言：孝文十六年（前164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安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前163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

武帝信方士，已见第五章第九节。凡其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以上略据《史记·封禅书》。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宣帝即位，霍光辅政，非宗庙之祠不出。神爵元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诏太常以四时祠江、海、洛水。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汉县，今山东昌邑县东南。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汉县，今山东掖县东北。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汉县，今山东文登县东北。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汉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以上据《汉书·郊祀志》。时颇侈言祥瑞，屡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尝以凤皇集祋祤，汉县，今陕西耀县东。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神爵二年（前60年）。又以凤皇集上林，起凤皇殿。神爵四年（前58年）。其于武帝，亦可谓具体而微矣。要之武、宣之世，乃汉室祭礼烦费最甚之时也。

其宗庙之礼，亦烦费不省。高祖十年（前197年），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十二年（前195年），令郡诸侯王立高庙。景帝元年（前156年），尊文帝为太宗。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巡守所幸郡国亦立焉。是为汉世所谓郡国庙。又诸陵皆有园寝。《续汉书·祭祀志》曰：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洛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惠帝又以叔孙通言作原庙。《汉书·通传》：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师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庙，今更立之，故云重也。”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宣帝父。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汉书·韦玄成传》。其烦费如此。

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

初元五年（前44年）。永光二年（前42年），韦玄成为丞相。四年（前40年），乃下诏议罢郡国庙。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五年（前39年），复以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景帝以下为四亲庙，余皆毁。岁余，玄成薨，匡衡为丞相。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诏问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言不敢复之意。久之，上疾连年，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礼如故。建昭五年（前34年）、竟宁元年（前33年）。复申明孝武庙为世宗。惟郡国庙遂废。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请悉罢勿奉。”奏可。初，高后时，患臣下妄非议先帝宗庙寝园者，故定著令：敢有擅议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时，以无继嗣，河平元年（前28年），复复太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又复擅议宗庙之令。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迭毁之礼，当以时定，非令所为擅议宗庙之意也。臣请与群臣杂议。奏可。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以为不宜毁。制从舜、歆议。以上皆据《韦玄成传》。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郡县治道供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于是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纪在建始元年十二月。雍、鄜、密上下畤及陈宝祠皆罢。纪二年正月。是岁，衡、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前48年）以来亦二十来。案迷信者，其所信之理虽伪，所见之象或真，此其所以能使人信之而弗疑也。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内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摇。《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上意恨之。后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纪》在永始三年（前14年）。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然无大贵盛者。成帝崩，皇太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如故。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明年，复令太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平帝元始五年（5年），大司马王莽奏复长安南北郊。渭阳祠勿复修。后莽又奏言：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雷、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沟渎，皆六宗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居。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

方帝太昊、青灵句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莽又言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瓒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大社也。时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谓王社也。见《汉祀令》。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以上据《汉书·郊祀志》。莽又奏请奉明园悼皇考园。毁勿修。罢南陵、孝文太后。云陵园孝昭太后。为县。《韦玄成传》。案祭祀之礼，秦、汉间最无轨则。自孝元以后，乃稍合乎义理矣。匡衡祷辞言：“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实最合民视民听之义。典礼之渐昭轨物，实惟玄成、衡等之功。故知有学术者之见地，究与流俗不同也。

第二节 诸家方术

赵瓯北《廿二史 记》言：“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逮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而后人之与天又渐觉亲切。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应之以实不以文。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求端于天之意”云云。此说谓战国、嬴秦，诈力相尚，天理几绝，一若迷信既除，而复兴于汉代者，自非其实。然其阐发汉代仍为一迷信之世界，则颇为近情。我国迷信之渐澹，实魏、晋之世，玄学大兴，重明理而贱践迹，尊人事而远天道，有以致之，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

观上节所述，秦、汉人巫鬼之习，已可概见。然此特其通于中朝，见之记载者耳。至其但存于郡县，或为民间所崇奉，而无传于后者，盖不知其凡几矣。后汉和熹邓皇后，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魏文帝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明帝青龙元年（233年），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能如是者盖甚少，而此等诏令，能否奉行，又在未可知之数也。凡淫祀，大率巫者主之。王符言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潜夫论·淫侈篇》。案汉武所信之神君即巫，孙皓亦以信巫觋败，已见第五章第九节、第十二章第九节。《三国志·明帝纪》：初，青龙三年（235年）中，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当营卫帝室，蠲邪纳福。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表见优宠。及帝疾，饮水无验，于是杀焉。此其欺诬细民，荧惑百姓，亦神君之类；其饮人以水，或以洗疮，则又张角之流也。《武宣卞皇后传注》引《魏略》，言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卞兰，兰不肯饮，即此巫女也。师丹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为国求福，名儒大臣，惑之如此，无怪小民之奔走恐后矣。

巫术多端，诒害最甚者，莫如厌诅。武帝之世，败及皇后、太子、宰相，刘屈氂。其后广陵厉王、中山孝王太后，亦以此败。息夫躬以祝诅败东平王，卒亦自及。后汉和帝阴皇后、灵帝宋皇后、和帝幸人吉成，见《和熹邓后纪》。光武子阜陵质王延，三国吴孙亮，无不遭此祸者，亦云酷矣。

龟卜后世罕用，汉世则犹未绝。文帝之见迎，卜之，兆得大横，见《史记·本纪》。《续汉书·百官志注》：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三人龟卜。《后汉书·岑彭传注》引《东观记》，言田戎灼龟卜降，兆中坼，遂止。可知官与民间皆有其术。筮尤盛，汉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乡乘舆，令梁丘贺筮之。魏延自谓功勋至大，宜代诸葛亮秉政，亦呼都尉赵正筮之。管辂尤专以此名，《三国志·魏志》有传。

以占梦名者周宣，《魏志》亦有传。魏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杨洪传注》引《益部耆旧传》，亦云何祇梦井中生桑，以问赵直。《吴志·赵达传注》引《吴录》云：宋寿占梦，十不失一。二人盖占梦之有名者也。《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后尝梦扪天，荡荡正青，若有钟乳状，乃仰嗽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舜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咶之，斯皆圣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可见当时占梦者之说也。

《史记·高祖本纪》言：吕公善相人，相高祖，因妻以女。又言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客有过，相其子母，皆大贵。其后孝宣许皇后、后汉明德马皇后、章德窦皇后、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三国魏文帝甄后、蜀先主穆后，相者皆早言其当贵。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又相周亚夫当饿死。黥布少时，客相之，当黥而王。钳徒相卫青当封侯。班超，相者指曰：“燕颔虎头，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钟繇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一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汉文帝使善相人者相邓通，曰当饿死。李陵之败，武帝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载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娶为妻。王莽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间，非亲近莫得见也。魏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问寿几何？元吕曰：“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无几立为太子，至四十而薨。《本纪注》引《魏略》。此等传说，固不足信，然观其传说之盛，可见秦、汉间人信相术之深。《史记·游侠列传》，于郭解，明著其为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三国时善相人者朱建平，《魏志》有传；而管辂亦颇善相，可见以相术著名者颇多。案骨相之说，本只谓观其形貌而可知其才性，因其才性而可知其穷通，至祸福与善恶，穷达与贤不肖不符，则由于人事之纷纭，本非相者所能豫烛，读《论衡·骨相》《命义》《潜夫论·相列》等篇可知。流俗昧于此理，专言祸福穷达，甚至推诸六畜、器物，则于理不可通矣。《汉书·艺文志》有《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言许先善相印。《相印书》曰：相印法本出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工杨利从仲将受法，以语许士宗。利以法术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将问长文：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经》。又有《鹰经》《牛经》《马经》，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传于世。”然相法视他迷信，究较有凭，故信之者多也。

望气之术，见于《汉书·天文志》。《志》云“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盖初睹蜃气时，不知其理，以为空中诚有人物，于是乎信有神仙。其后知其仍为地上人物所反映，则望气之术兴焉矣。王朔谓北夷之气如群畜穹庐，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即由蜃气而推之者也。更进，遂欲因之以测其地之盛衰，《志》所谓候息耗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整治，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之精华是也。此虽云遍观各物，然究以远望为主。苏伯阿为王莽使者，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后汉书·光武帝纪》。是其事。亦用之于军中。望车骑卒之气，以决其行之疾徐，将卒之勇怯。《艺文志》阴阳家有《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盖其术。更后则附会之于人。《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当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项羽本纪》：范增说羽击沛公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是也。其后此等说甚多。宣帝系郡邸狱，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见本纪，又见《丙吉传》。又《外戚传》：孝武钩弋赵倢伃，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后汉书·王昌传》：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三国志·二牧传》：董扶谓刘焉曰：“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吴志·孙坚传注》引《吴书》曰：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孙皓传》宝鼎元年（226年）《注》引《汉晋春秋》云：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躁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吴范传》：孙权为将军时，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赵达传》：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又《蜀志·费祎传》：建兴十四年（236年）夏，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而言神事者亦依附于是。新垣平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已见第一节。武帝时，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者佐候其气焉。亦见《封禅书》。孝文时，以星、气幸者，又有赵同。《史记·佞幸列传》。《汉书》作赵谈。武帝时，以望气名者有王朔。《封禅书》及《李将军列传》皆称为望气王朔。《汉书·天文志》曰：凡望云气，王朔所望，决于日旁。《汉书·谷永传》：永言“元年成帝建始。正月，白气起东方，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则虽儒者亦以为言，且自云气推之风气矣。《三国志·吕范传》言：范以治风气闻于郡中。权

讨黄祖，及寻阳，范见风气，因诣船贺，催兵急行，至即破祖。后权与魏为好，范曰：“以风气言之，彼以貌来，其实有谋，宜为之备。”皆其术也。《史记·河渠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田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久之不复事塞。《汉书·王莽传》：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乃营长安城南，起九庙。《赵广汉传》：广汉先问太史知星气者，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即上书告丞相罪。董卓以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因杀张温。其生心害政如此。然望气之术，在秦、汉间似甚盛也。

术数之学，《后书·方术传》所叙，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此类术数，后世亦恒有之，汉世所异者，则儒者信之者殊多。如郎 父宗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尝卖卜自奉。王景，循吏也，合众家之书为《太衍玄基》。见《后汉书·循吏传》：云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杂，凶吉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太衍玄基》。景鸾儒生也，而钞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篇》。何休亦注风角、七分。诸如此类，难遍疏举。可见当时之风气，迥与后世不同矣。民间忌讳尤多，散见《论衡》《潜夫论》等书。然因士夫信之者多，其说亦时有理致，与一味迷信者不同，后人概目为愚夫愚妇之流，则又过矣。《汉书·天文志》云：“阴阳之精，其本在地，上发于天，故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论衡·谈天》曰：儒者曰：“天气也，故其去人不远。人有是非，阴为德害，天辄知之，又辄应之，近人之效也。”《变虚》曰：说灾变之家曰：“人生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雷虚》曰：“政事之家，以寒温之气为喜怒之候。人君喜即天温，怒则天寒。”其言虽实不可通，然较之儒家《月令》、墨家《天志》等说，以天为有喜怒欲恶如人者，则大异矣。《论衡·订鬼篇》，历述时人之说。或以为病者误见，与狂者及梦同。或以为致病之气，能像人形。或以为鬼者老物之精，人之受气，有与物同精者，及病，精气衰劣，则来陵犯。或曰：鬼者，本生于人，时不成人，变化而去，与人触犯者病。或谓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其形象人。一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天地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凶祸之家则见，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皆生存实有。一曰：鬼在百怪之中，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会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会气为妖，巫之类是也。其所言虽不足信，然皆力求其理，与迷信者固殊科矣。

因中外交通，外国之迷信，亦有传至中国者。如江充治蛊用胡巫，汉武平越有鸡卜，江都王建使越婢下神咒诅，《汉书·景十三王传》。赵炳能为越方是也。《后汉书·方术传》。而其最大者则为佛教，见第七节。

第三节 五德终始之说

五德终始，说出邹子，乃谓有五种治法，当以时更易，意实同于儒家之通三统，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节。至秦、汉之世，一变而为改正朔、易服色等空谈，参看第五章第二节。继且推衍而入于迷信，则后人之不克负荷也。

行序之说，西京之季，盖尝经一大变。秦襄、文、献三公，皆祭白帝。已见第一节。《封禅书》又云：“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一似秦本自谓金德，后乃改行水德者。然下文又云：“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五德终始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汉高祖问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见第一节。夫使秦人久知有五帝，何得独阙一黑帝，逮始皇自谓水德而独不立祠？则知《封禅书》襄公以后之事，多方士附会之辞，五德终始之说，实出自东方也。邹子之说，五德相代，从所不胜。汉兴，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苍为计相在高祖六年（前201年），为丞相在孝文四年（前176年）。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苍以为非，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张苍由此自绌。而贾生草具仪法，亦色尚黄，数用五。见第五章第二节。则汉初言行序者，皆守邹子之说。至末造而异说兴。《汉书·郊祀志赞》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惟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弘、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度数，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孙而复始，后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案王莽以汉为火德，自谓得土德。莽班符命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引汉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以为新室之祥。又言平

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而其称假皇帝之奏，引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改元易号之事，曰“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其增益漏刻，亦与贺良等同，则其说实出忠可、贺良。哀帝号陈圣刘太平皇帝，陈田古同音通假，土田古同义通用，意若谓帝虽姓刘，所行实土德之政耳。莽与刘向父子，盖同信忠可、贺良之说者也。此说盖因赤帝子之说而附会，而赤帝子之说，则又因高祖为沛公旗帜皆赤而附会，未必与行序有关。《史记·本纪》言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疑出后人增窜，非谈、迁元文也。自是之后，相生之说遂行。光武建武二年（261年），始正火德，色尚赤。《后书·本纪》。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耿包密白袁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袁术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李休谓赤气久衰，黄家当兴，欲使张鲁举号。《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魏之兴也，以黄龙见谯为瑞。见《后汉书·方术传》及《三国志·文帝纪》。《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注》引《魏略》，言孙权上书称臣，陈群、桓阶等奏，亦云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群臣劝蜀先主称尊号，亦曰黄龙见武阳。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此从监本。宋本黄作皇。案皇黄古通。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后汉书·灵帝纪》。《续汉书·五行志注》引《物理论》云：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后书·皇甫嵩传》云：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不代苍，疑本云赤天已死，当时奏报者讳之，改赤为苍也。皆相生之说。其主相胜之说者，学人惟一王充，见《论衡·验符篇》。草泽之夫，惟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耳。见《本纪》。又见《滕抚传》。盖行序之说，至此已无理可言，故资以惑众者，亦惟取其为众所习知耳。

邹子之说，本主政教更易，受命者之为谁，非其所计。新室以后，徒借此说以陈受命之符，而感生之说兴焉矣。《史记·高祖本纪》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但云交龙而已，不言龙为何色也。及夏贺良，始作赤精子之谶。应劭曰“高祖感赤精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作此谶文”，其说盖是。见《汉书·哀帝纪》。《汉书·高帝纪赞》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可见汉帝本系，乃后来所附会。《左氏》文公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一节，即疏家亦不得不仞为伪窜，而他可知矣。自是之后，自托古帝王之胄裔，复成积习。王莽自本为虞舜后，见《汉书·元后传》。即汉人自谓尧后之故智也。后汉光武建武七年（31年），诏三公曰：“汉当郊尧，其与卿士大夫博议。”侍御史杜林上疏，以为“汉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说谕。后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据以兴，基由其祚，本与汉异”。《续汉书·祭祀志》及《注》引《东观书》。亦可见作伪者之心劳日拙矣。

邹子之书，今已不传。《文选》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左思《魏都赋注》引《七略》亦曰：“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为始，木德次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吕览·应同》以黄帝为土德，禹为木德，汤为金德，文王为火德；《淮南·齐俗》言有虞氏祀中霤，服尚黄；夏后氏祀户，服尚青；殷人祀门，服尚白；周人祀灶，服尚赤，与秦始皇所采之说同，皆邹子之说也。据此推之，则颛顼木，帝喾金，尧火，而舜为土德，中阙水德一代。或谓邹子之说，实五帝同德。或谓《管子·揆度》，称共工之王，则共工当王尧、舜间。《汉书·律历志》曰：共工氏霸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土之间，非其序也，任刑知以强，故伯而不王，意在祧秦而以汉承周耳。说亦可通。自刘歆之后，遂又有所谓正闰之说矣。

第四节 图 谶

谶之由来甚远。《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此即今人所谓豫言。《淮南子·说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谶书著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赋鸟曰：“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策，《汉书》作谶，盖是。足见谶为民生日用所资。王公大人，自亦不能独异。《史记·赵世家》记秦缪公梦之帝所事，曰：“秦谶于是出矣。”《扁鹊列传》亦记之，谶作策。此梦前知晋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正所谓豫言也。《后汉书·张衡传》：衡上疏论图纬之虚妄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则谶之所资甚广。《礼记·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为古人信谶之原。盖未审人事因果之理，以为凡事皆由前定也。秦、汉之世，流行不绝。秦始皇时有“亡秦者，胡”之文。《汉志·数术略》：天文家有《图书秘记》十七卷，盖即其术。然其时言政事者尚不甚援谶。故张衡又谓“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也。至西京之末而其说骤盛。故衡又言“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以后，乃始闻之”也。

或谓《七略》之中，既明有《图书秘记》，安得云向、歆阅定无之？而不知成、哀以后之所谓谶者，与前此之谶不同也。前此之谶，民间所行者无论矣，即如秦人所传者，亦仅言一姓之事，此则总记历代兴亡。《论语·子罕篇·凤鸟章》邢《疏》云“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其《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又前此单行，而此时则与纬相杂。纬多称说经义，谓孔子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传后王，《礼记·王制正义》引郑玄说。此仍袭口说流行之故智，以己之所欲言者，托之于孔子耳。《论衡·实知篇》曰：“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载，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明，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其说具见《知实篇》。盖时人之视圣人，皆以为神而非人，故可以谶托之也。是时所谓谶者，大抵皮傅字形，曲解文义，非复如前此之谶，有数术以为之本，故张衡讥其为“不占之书”。衡又讥其“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徒采前世成事，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为伪作，本显而易见。然迷信者流，本无理可喻，故以是诳之而已足矣。

世皆以造谶为王莽罪，其实不然。后汉初之君臣，其造谶，恐更甚于莽也。光武之起兵，由李通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说。其即位，则以强华奉赤伏之符。皆见《纪》。祭告天地，皆援谶为言。见《续汉书·祭祀志》。用孙咸为大司马，王梁为大司空，亦以谶文。见《后汉书·景丹王梁传》。又谓元功二十八将，上应列宿。安帝永初六年（112年）诏谓“建武元功二十八将，谶记有征”，见《后汉书·冯异传》。又《朱祐等传赞》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盖自光武以来有此说。建武三十年（54年），群臣请封禅，不许，三十二年（56年），夜读《河图会昌符》，感其“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之语，卒行之。见《续书·祭祀志》。桓谭上疏谏帝听纳谶记，帝不说。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又问郑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皇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其崇信之如此。谶文妖妄，岂有以中兴之主而真信之之理？《儒林传》：帝令尹敏校图谶，又薛汉，建武初为博士，亦受诏校定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有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此事之处置，较之于桓谭，宽严则大异矣。然则谭之几婴不测，亦帝以他事不快于谭，乃借此以挫折之耳。《窦融传》：隗嚣使辨士张玄游说河西。融等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此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案《邓晨传》：王莽末，光武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燕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而强华所奉赤伏符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则刘秀当为天子之言，乃光武辈所造，而傅之子骏者。《公孙述传》：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既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夫使述自造作，岂有以十二为期者？此言盖亦汉人所附会。然则《述传》谓述妄引谶记，其言又不雠矣。此皆后汉

君臣，造作谶记，更甚于莽之征也。而世皆以造谶为莽罪，侯之门，仁义存，岂不信哉！

《吕览·观表》曰：“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自有云也。绿图幡簿，从此生矣。”《淮南·俶真》曰：“洛出丹书，河出绿图。”而《人间》曰：“秦王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则以谶文附会图书，亦由来已久。然以河图洛书为有篇卷，则亦出后汉人附会也。《汉书·五行志》云：“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以初一曰丑行六十五字为雒书本文。足见刘歆所云河图雒书，虽有文字，未成篇卷。乃郑注《易大传》引《春秋纬》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见《疏》。《说文》云：“河、雒所出书曰谶。”光武封禅刻石文曰：“皇帝惟慎《河图》《雒书》正文。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25年）以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篇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皙。”则八十一篇，实后汉初年所为，又其十卷，则其所欲去者也。张衡非谶最甚，而云“河、洛六艺，篇籍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王充岂信谶者？乃曰：“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孔子条畅增益，以表神怪。或后人诈记，以明效验。”《论衡·实知》。于八十一篇，皆不敢讼言其为伪，则以其由官定故也。《隋书·经籍志》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此说盖即后汉初所造作也。《三国志·先主传》：群臣劝进表曰：“《河图》《雒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应验自远。”东京各事，殆无不以谶决之者。南单于、乌桓降，张纯案七经谶请立辟雍。《后汉书》本传。至封禅之后，遂立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见《纪》。曹充说显宗制礼，引谶为言。帝以其言改太乐官为大予乐。事在永平二年（59年）。充子褒，章帝世正叔孙通汉仪，杂以《五经》谶记。定汉礼百五十篇。其后太尉翟酺、尚书尹敏奏其破坏圣术，宜加刑诛。和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盖亦知其矫诬矣。然樊鯈与公卿定郊祀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章帝行四分历诏，亦引谶文；见《续书·律历志》。其上明帝庙号曰“聪明渊塞，著在图谶”；其重之也如此，皆光武辈之始作俑也。《隋志》云：“汉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冯谶为说。惟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此说亦误。所谓孔安国者，即《尚书》之《伪孔传》，不足论。《毛诗》徒传训诂，不及义理，故不引谶。若贾逵，固明援谶文，以争立《左氏》矣。世每以纬说多同今文，而为古文家开脱，其实此乃由造作之初，古文说尚未出耳。援谶文以媚世谐俗，两家经师，固无二致矣。敢行矫诬，遂致诬及学术，亦可羞矣。世或以汉时之言阴阳灾异者，与谶纬并为一谈，其说亦非。观张衡言夏侯胜、眭孟之徒，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已可明之矣，此皆言阴阳灾异者之太宗也。《李寻传》：寻说王根曰：“《五经》六纬，尊显术士。”孟康以《五经》纬与《乐》纬，张晏以《五经》纬与《孝经》纬释之，殊误。上下皆言天文，此语不得忽及经籍也。纬虽与谶相杂，然既援引经说，自仍足为考证之资。隋世一举燔之，实为可惜。荀悦《申鉴·俗嫌篇》论纬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曷其燔？”谶纬之为物，与其当分别去取，汉人早知之矣。夫以谶杂纬，固为乱经，然亦由新莽之造作，意欲以为革政之资，故必有取于纬。若使光武辈为之，则将有谶而无纬矣。后世谶文日出，更不闻复有所谓纬者，其验也。

第五节 神仙家

秦、汉间之方士，世率目为神仙家，其实非也。方士之流甚杂，神仙家特其一耳。

神仙之说，盖睹燕、齐海上蜃气，以为人可不死，其所信之理虽伪，其所睹之象则真，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三节。其初意本欲自求不死，非欲以诳惑人，故其求不死之方，亦非尽虚幻，而与医学关系极密。《汉书·艺文志》，神仙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职是故也。案人当疏食之世，所食之物极多，其养人尽有胜于谷类者。安于疏食之民，其进化必迟，其与外间之往来必少。与外间往来少，则少传染病；进化迟则其社会之组织安和，其人俯仰宽闲，优游自得，且无淫乐之事以戕其生，自易至于老寿。文明之人，遂有从而慕效之者。留侯学道引不食谷，魏武帝习啖野葛，《三国志·本纪注》引《博物志》。甘始能饵茯苓，《三国志·华佗传注》引《典略》。是其事。《三国·华佗传》：樊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注》引《佗别传》曰：“青黏者，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藏，益精气。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所谓仙人，盖山居之民，此服饵之法得之疏食之民之明证也。又古人不明物理，以为人食某物，则其体寝与某物同。《抱朴子·对俗篇》云：“金玉在于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况以宜身益气之物，纳之于己乎？”是其说也。于是服饵之外，更信金丹矣。《封禅书》言汉武帝信李少君说，事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桓谭言光武穷折方士黄白之术；卫觊言汉武欲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盐铁论·散不足篇》述方士之说，谓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长久，是其事。其反而求之于身者，则为导引之术。《华佗传》载佗语吴普以五禽之戏。《后汉书·方术传》言王真能为胎食、胎息是也。案庄子已有熊经、鸟申之言。《典论》言甘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后汉书·方术传注》曰：熊经，若熊之攀枝自县也，此即今《八段锦》中之两手托天理三焦也。又曰：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此即其五劳七伤望后瞧也。《注》又引《佗别传》，言魏明帝呼吴普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则即其两手攀足固肾要也。又引《汉武内传》曰：王真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则即今所谓吞津及河车般运之术耳。故知导引之法，初无甚怪诞也。讲导引之术者，必求清心寡欲。故王吉谏昌邑王游猎曰：“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虚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通神。”仲长统《卜居论》亦曰：“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也。又古人以为生人之质，于人身必有裨益，欲摄取之以自补，其术乃流为房中。《史记·张丞相列传》言其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汉书·王莽传》言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是其事。其后左慈、冷寿光、甘始、东郭延年，并通房中之术，见《后汉书·方术传》及《三国志·华佗传注》引《典论》。综是观之，神仙家之所求，虽云虚诬，而其所以求之者，则仍各有其理，不能谓其意存诳惑也。所以浸至于诳惑人者，则缘其与巫术相杂。其由来亦甚早。《封禅书》言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形解销化即尸解。《集解》引服虔。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似其徒以此自解。然《三国·华佗传注》引《典论》，言北海王和平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则世固有深信是说者。案公孙卿言黄帝铸鼎成，有龙垂

胡髯下迎，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则其始本谓肉身可以飞升。其后知其终不可致，而于理亦不可通，而又不胜其不死之欲，遂折而为是说耳，其意亦非必以是诳惑人也。然既云形解销化，即已近于鬼神，于是祠祭之事繁兴，与巫术互相结合，而其事遂不可究诘矣。《封禅书》言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汉武。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李少君以祠灶方见上，盖亦其伦。若亳人缪忌，越人勇之，及神君、上郡巫等，则纯乎其为巫术矣。神仙家虽诞妄，然亦时有小术，如汉武使栾大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是。《索隐》引顾氏：案《淮南·万毕术》云：取鸡血杂磨针铁杵和慈石棋头置局上，自相抵击也。卢生言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陈思王《辨道论》言魏武遇甘始等，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始等亦不敢为虚诞之言；《三国志·华佗传注》引。则知能善御之，亦无大害，特汉武昏惑，故李少君、栾大之徒得以乘之耳。然即非淫侈之主，亦有信之者。元帝恭俭之主也，而谷永言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 阳侯师张宗之奸。见《汉书·郊祀志》，《注》：阳侯，江仁也。元帝时坐使家丞上印绶随宗学仙免官。案事见《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永光四年（前40年），云还印符随方士。新莽，有为之君也，而《汉书·郊祀志》言其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为当仙云。亦且不必人主，刘向大儒也，而献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不验，坐论。亦见《郊祀志》。张楷，隐者也，乃自谓能作五里雾，至与裴优牵涉系狱。《后汉书·张霸传》。求如虞翻等之卓然不惑者盖寡，则以其时其说方盛，众人之心，有以互相熏染，而其术亦时有小验耳。

第六节 道教之原

神仙家之所求为不死，非淫侈者无是欲，其所以致之之术，亦非悠闲有财力者不能为，故神仙家之说，流传并不甚盛，而巫术则大行。此本无足为怪。然巫术亦颇与神仙家相杂，而牵引遂及于老子，此则 纷纭，有不得不加以辨正者矣。

汉世所谓黄、老者，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事本明白无疑。乃《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言宠与国相魏愔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则所谓黄、老者，非复学术之名，而为淫祀之一矣。黄老君似非黄、老，然《楚王英传》言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本纪》：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九年七月，祠黄帝于濯龙宫。《论》言前史称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注：前史、《东观记》也。《襄楷传》：楷上疏言：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则所谓黄老君者，亦必因黄、老之学之黄、老而附会者也。《逸民传》言矫慎少学黄、老，隐遁山谷，仰慕松、乔导引之术。汝南吴苍遗书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仙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三国志·孙登传》：临终上疏曰：“愿陛下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合上节所引仲长统《卜居论》之辞观之，并可见黄、老之学，与神仙家言稍相殽杂。《后汉书·皇甫嵩传》言张角奉黄、老道。《襄楷传》：楷自家诣阙上疏云：“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十余日，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

《传》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而《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论》，言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老子与张角、于吉、张修等诬罔之徒，皆有关系矣。是何哉？案《史记·儒林传》言：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果为今老子书，辕固生即不信其术，岂得谓为家人言？盖其所谓老子书，实非今之五千言，巫术之附会老子旧矣。所以然者，神仙家及巫术，皆依托黄帝，而黄、老同为道家，故因黄帝而 及老子。其使人都习五千言，则彼固不求其义之可解，抑或别有其附会之说也。襄楷前疏言《神书》其所自上，后疏又云宫崇献，其语显相矛盾。楷正士，安得献此妖妄之书？古缣帛甚贵，其书安得有百七十卷？《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志林》云百余卷，亦太多。《注》谓《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盖即造《太平经》者所伪托耳。神仙家与巫术，并依托老氏，遂开后世所谓道教者之原矣。

当时巫鬼之流，分为两派：一与士大夫交结，如于吉是；一则荧惑细民，如张角、张修是。于吉事见《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又引《搜神记》云：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二说乖异殊甚。《注》又引太康八年（287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知建安六年（201年）张津犹为交州牧，则《江表传》已不足信，《搜神记》更无论矣。然言辞不审，古人所恒有，不得以此谓其所言者悉为子虚。于吉以符水治病，与张角同，尸解之说，同于李少君，而张津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而欲以道书助化，盖亦正如张修、张鲁之所属也。可见其道之杂而多端矣。

张角之事，已见第十一章第七节。张鲁，《三国志》本传云：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然《注》引《典略》云：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张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184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则为五斗米道者，乃张修而非张鲁。《三国志·二牧传》《后汉书·刘焉传》皆云：鲁母挟鬼道，出入焉家。果使父祖均为太师，则必已能致人崇奉如于吉，刘焉未必能致其母也。疑鲁之法皆袭诸修，特因身袭杀修，不欲云沿袭其道，乃诡托诸其父祖耳。

后汉自有一张陵，为霸孙，楷子。霸，蜀郡成都人，永元中为会稽太守。卒，敕诸子：蜀道阻远，不宜归茔。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家焉。楷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岂陵亦袭父术，而鲁从而附会之欤？然《陵传》绝不见其迹。且陵亦士大夫之流，非可妄托，疑张鲁父、祖之事，实伪造不可究诘也。《典略》云：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志》云：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案张角之起也，杀人以祠天，见《后汉书·皇甫嵩传》。此为东夷之俗。修法略与角同，其原当亦出于东方。然《抱朴子·道意篇》极言信巫耗财之弊。又言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伎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陵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薮。而张鲁、张津，颇得先富后教之意，则其宗旨又有不同。弥见其道之杂而多端也。

当时为黄、老道者，似颇排摈异教。《后汉书·循吏传》云：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惟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栾巴传》云：迁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资产以祈祷。巴素好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翦理奸诬。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后皆安之。栾巴所好之道，疑即桓帝所奉，故其毁房祀同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言太祖击黄巾，时黄巾移之书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大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中黄大乙，盖即张角之所谓黄、老道者，与桓帝所奉，亦非二也。

《华阳国志·大同志》云：王濬为益州刺史，咸宁三年（277年），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入道用酒一，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数百。濬闻，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犍为唐定等皆免官除名。瑞之奢靡与张鲁不同，然以祭酒治其下同，传舍亦似即义舍，而其不奉他神，似亦与桓帝、栾巴及所谓中黄太乙者无异也。知当时此等邪教，流衍颇广矣。

第七节 佛教东来

言佛教入中国者，大抵据《魏书·释老志》。《志》云：“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后汉书·楚王英传注》引袁宏《汉纪》：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顶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毋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象。明帝令画工图佛象，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案《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三年（前120年）春，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上称其功曰：“收休屠祭天金人。”《金日磾传赞》曰：“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金氏。”如淳注《霍去病传》亦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则张晏谓“佛徒祠金人”，师古谓“今之佛像是也”，非也。《地理志》：左冯翊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郊祀志》：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则金人入中国，亦自有祠。而《后汉书·西域传论》曰：“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道达之功，靡所传述。”则以获金人为佛道流通之渐，谓张骞使大夏而闻浮屠之教者，其言悉不雠矣。《后汉书·光武十三王传》：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则当明帝之初，佛教流传已盛矣。《三国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此文诸书所引不同。或作秦景，或作景宪，或作秦景宪，见冯承钧译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商务印书馆本。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后汉书·襄楷传》：楷上书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伐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合此及《楚王英传》观之，并可见佛教流传，依附黄、老之迹。《三国志·刘繇传》：繇为孙策所破，奔丹徒。遂溯江南保豫章，驻彭泽。笮融先至，杀其太守朱晧，入居郡中。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

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径四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逼，屯秣陵。融利广陵之众，因酒酣杀昱，放兵大略，因载而去，过杀礼，然后杀晧。《后书》融事见《陶谦传》。当时之奉佛者如此，宜其与张角等之黄、老道可以合流也。梁启超作《中国佛教之初输入》，疑佛初来自南方。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亦云然。第一章《汉代与南海之交通》。商务印书馆本。虽乏诚证，然以理度之，说固可通。《三国志·孙琳传》言琳坏浮屠祠，斩道人，可见南方已有立祠及出家者矣。少帝养于史道人家。《后汉书·西域传赞》言：“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亦可见是时之所谓佛教者，教理初无足观，其说亦颇依附黄、老矣。《魏书》称其《四十二章经》，其义殊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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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637号

两晋南北朝史：全2册 / 吕思勉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3-5

Ⅰ.①两… Ⅱ.①吕… Ⅲ.①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①K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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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第一章 总 论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札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人事繁复，此固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

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秦汉史》既言之矣。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政治。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诛 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桓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未尝减。观周处可见。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未改，日暮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又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仍来自东晋者也。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沉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沉挚者，乃思舍迹而求道。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纵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迁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太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然则此时代中，我国民之所建树者何如？岂遂束手一无所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故民族之移徙，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古之为治者，本今所谓属人而非属地，故曰“有分土无分民”。封建之世，等级之严峻，盖非后世所能想像。秦人虽云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汉世用人，虽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门巨族，在民间之权势自若也。古黄河流域，盖汉族居平地而异族居山。长江流域，初盖江湖缘岸，亦为异族所据，后稍与汉同化，其不同风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汉之世，江、河之域，皆颇似后世之西南诸省。而江域拓殖较晚，荆楚犹称火耕水耨，而扬州无论矣。自汉末以来，中原之民，乃因避乱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党亲戚，相将而行；或则有地方豪望，为之率将；故其户数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恤，建立纲纪。参看《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当时移徙之民，与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难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后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党、乡里，则能互相扶助而力强；而移徙之余，所处之地虽变，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变也。观此，可以知其为力之强。夫在一地方积有权势者，易一境焉，则其权势必归消失。北方诸族之南迁者，观史所载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人户等事，一若皆为豪富之徒，实则此不过其当路秉政者，其余则皆日入于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级之渐夷，盖非徒九品中正之废，而实缘士族之生计日趋困窘。故与庶族通谱、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与当地之民，盖犹格不相入，故必侨置州郡以治之。其时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难削平，复我邦族，则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乡闾之旋反无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断；人民亦以岁月之久，侨居者与土著者日亲；而积古以来，各地方之畛域，渐次破除矣。当时河域之民，播迁所届，匪惟江域，盖实东渐辽海，西叩玉门，北极阴山，南逾五岭焉。其声教之所暨被，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较强者也。其单弱贫困者，不能远行，则相率入山，与异族杂处。当时所谓山胡、山越者，其名虽曰胡、越，而语言风俗实无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补户，可见其本多汉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虚立，则又可见其本多异族，因汉人之入山而稍为所化也。湘、黔、粤、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历千三百年，异族之山居者，犹未尽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际，自汉末至南北朝末，仅三百余年而遽成其功，虽曰地势之夷险不同，处境之安危亦异，然其所成就，亦云伟矣。自有史以来，至于秦、汉，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则为漠南；自河域南徂，则为江域。论者或病中国民族，不能北向开拓，致屡招游牧民族之蹂躏。然民族之开拓，必向夫饶富之区。江域之饶富，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执干戈以圉侵略，固为民族之要图，开拓饶富之区，以增益文化，其为重大，殆又过之。江域之开拓，实我民族靖献于世界之大劳，其始之自汉末，其成之则晋、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

族在此时代中成就之极大者也。其为功，视以兵力攘斥异族于行阵之间者，其大小难易，宁可以道里计？恶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权暂入异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树，恒视乎其所处之境。自然之境易相类，人造之境则万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后绝异，以其初自然之力强，入后则人事之殊甚也。东洋之有秦、汉，西洋之有罗马，其事盖颇相类；中国见扰乱于五胡，罗马受破毁于蛮族，其事亦未尝不相类也。然蛮族侵陵以后，欧洲遂非复罗马人之欧洲，而五胡扰乱之余，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国有广大之江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殆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势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异之由于人事者，亦不乏焉。罗马与蛮族，中国与五胡，人口之数，皆难确知，然以大较言之，则罗马与蛮族众寡之殊，必不如中国与五胡之甚。两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则为人所同化，虽其道多端，而人口之众寡，殆为其第一义，此中国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罗马同化蛮族之所以难也。此非偶然之事，盖中国前此同化异族之力较大实为之。又蛮族受罗马文化之薰陶浅，五胡受中国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坚、元宏，即刘聪、石虎，号称淫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饬，其立法行政，亦未尝不效法中国。当是时，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辈之茫昧，殆更甚于我。试观五胡造作史实，绝无自夸其民族，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以视后来金世宗、清高宗之所为，迥不侔矣。异族之与我族遇，民族性之显晦，辽、金之间，殆为一大界。自辽以前，异族无不视汉族为高贵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后，则无是事矣。此其故，盖由辽以前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内，女真、蒙古、满洲，则皆距塞较远也。此可见我民族同化异族之力，不待五胡扰乱，而潜移默运，业已有年矣。又不独此也。罗马受蛮族之侵陵，欧洲遂倒演而入于封建之世，而中国自五胡乱后，其为大一统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实由罗马之为国，本不如中国之统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将，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蛮族酋豪，皆能成为一区域之大长，其权力历久而不敝，既无能一统之者，则其彼此之间，遂互相隶属，层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国当晋、南北朝时，亦是处有豪族、游侠；兵乱之区，又有堡坞之主；亦未尝不专制一方，然地势平衍，风俗大同，中枢之力较强，民情亦习于统一，故虽有可成封建政体之端倪，卒无竟成封建政体之事实。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则罗马之于基督，关系殊疏，而两汉之于孔子，关系极密。政教分张，事起近世，实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笃旧，不能与时俱进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设施，固应与教化相合。罗马之为治，实未能符合此义。人生虽不免屈于力，其意固恒欲附于德，故罗马解体以后，欧人乃欲奉教主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实不胜其任也，而政教之分争，遂为欧洲扰攘之大原焉。我国自汉武以后，儒教殆已成国教，然儒之所以为教者，实在人伦日用之间，兼示为政者以轨则，而非恃迷信以锢人心，故与异教之相争不烈。国家既已一统，前此各地方之宗教，仅足维系一地方之人心者，既无以厌人之求，而急须一通行全国之大宗教，杂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变化，而成所谓道教者；而佛教亦于此时传入。丁斯时也，所以慰悦人之魂神者，孔教则让诸道、佛；而施于有政，以及人伦日用之际，道、佛亦不与儒争。道、佛二家之间，道家本无教义，时时窃取佛说以自附益，甚至并其仪式而窃之，一似无以自立。然旧来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刬除，佛教入中国后，虽亦竭力与之调和，或且网罗之以为己助，然佛为异国之教，于中国旧所信奉，固不能一网打尽，亦必不能囊括无遗，而道教于此，遂获有立足之地焉。我国本无专奉一神之习，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与三教异同者，苟非显与政府为敌；或其所唱道者，实与当时社会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维持秩序者不相容，

亦未有痛加迫蹙者。获慰悦魂神，指道行为之益，而不酿争夺相杀之祸，要不能不谓我国之文化，高于欧洲也。

以上所说，虽已深切著明，读者终将疑我民族之所长，偏于文事，而于武德不能无阙，请更有说以明之。韩陵之战，齐高祖谓高昂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云何？”似乎鲜卑之战斗，非汉人所能逮矣。然卫操、姬澹说魏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晋人附者稍众。及六修难作，新旧猜嫌，迭相诛戮，卫雄、姬澹谋欲南归，乃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是晋人之悍战，又过于鲜卑也。齐高祖之雄武，读史者应无异辞，然其先固亦汉人，特久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耳。云、代间鲜卑，号称悍战者，其中之汉人，必不少也。大抵当时五胡与汉族之杂处，其情形当略如后世之汉与回。傅奕言：“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正与后世回强汉弱之情形，后先一辙也。然则五胡之乱华，亦不过如清代咸、同间西南、西北之回乱耳，恶得谓华夷之强弱迥异，且由于天之降材尔殊哉？

晋、南北朝史事，端绪最繁，而其间荦荦大端，为后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于缺略。又文学取其诙诡可喜，史学则贵求真，二者之宗旨，绝不相同，而当史学未昌之时，恒不免以文为累。晋、南北朝之史，带此性质犹多。试观有言于先者，必有验于后；而敌国材智，所见多同，又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时史家，好法《左氏》，实则与后世平话，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据，固无俟深求也。至于行文，喜求藻饰，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则知几《史通》，固已深讥之矣。兹编之作，钩稽芟落，虽竭吾才，去伪显真，犹恐十不逮一，纠缪绳愆，是所望于大雅。

第二章 晋初情势

第一节 政俗之敝

晋武帝以荒淫怠惰、遗患后嗣名，然帝在历代君主中，实尚未为大恶。所不幸者，则以仅足守成之才，而当开创之世耳。盖晋之王业，虽若成于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实仅篡窃之事，至于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犹未必其克济，况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积敝，而因受恶名，亦可哀矣。

武帝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泰始四年（268年）。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泰始五年（269年）。临听讼观录囚徒；泰始四年（268年）、五年（269年）。守令有政绩及清称者，赐之以谷；王宏，夏谡，刘霄，梁柳。见《纪》泰始五年（269年）、咸宁元年（275年）。诏刺史、二千石纠秽浊，举公清；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寒素；太康九年（288年）。又屡诏举人才；可见其非无意于为治。又尝增吏俸；泰始三年（267年）。班律令；泰始四年（268年）。平吴后即定户调式；罢军役；去州郡兵；则亦有意于更制垂后。然是时之所急者，非立法，乃行政；非文诰之频繁，乃督责之峻切；而帝于此，实最阙焉。伐吴之议，羊祜、杜预屡陈之，张华赞之，贾充始终沮遏，而帝仍以充总统诸军。孙晧降，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请班师，谓“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虽要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其表与告捷同至。见《晋书·秦秀传》。

王浑与王濬争功，诏责濬不受浑节度。濬言：“前被诏书，令浑、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当受浑节度之诏，以十二日起洛阳，濬十五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符。”诏文及发至日时，无可诬罔之理，而帝皆漫无别白，为之下者，不亦难乎？帝当篡位之初，即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见《纪》泰始元年（265年）。以皇甫陶、傅玄共掌谏职。玄复历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刘毅亦尝为司隶。然毅终以峭直不至公辅。其所纠弹者，亦不能尽法惩治。刘颂言：“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此或亦出于不得已。然颂又言：“为政矫世，自宜渐出公涂。张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渐靡而往，终得其济。”此诚当日之急务也。朋党之弊，蠹政伤民，所恃在上者有以烛其隐，折其机，乃能破私交而彰公法。杜预论伐吴之计曰：“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此武帝之宽所不当宽者也，而严所不当严，其弊尤大。愍怀太子之废也，阎缵舆棺上书，以理其冤，不省。及皇太孙立，缵复上疏曰：“昔汉武既信奸谗，危害太子，复用望气之言，欲尽诛诏狱中囚。邴吉以皇孙在焉，闭门拒命。后遂拥护皇孙，督罚乳母，卒至成人，立为孝宣皇帝。历观古人，虽不避死，亦由世教，宽以成节。吉虽距诏书，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责。自晋兴以来，用法太严。迟速之间，辄至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昔吕后临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赵，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征昌入，乃后召王。此由汉制本宽，得使为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谓昌已反，夷其三族，则谁复敢杀身成义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经远。又汉初废赵王张敖，其臣贯高谋弑高祖，高祖不诛，以昭臣道。田叔、孟舒十人为奴，髡钳随王，隐亲侍养，故令平安。向使晋法，得容为义：东宫之臣，得如周昌，固护太子；得如邴吉，距诏不坐，伏死谏争，则圣意必变，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从不罪者，则隐亲左右，奸凶毒药，无缘得设，太子不夭也。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后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而有司收付洛阳狱，奏科其罪，然臣故莫从，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马，所以宿卫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谨严覆请审者，此由恐畏灭族”云云。此过严之弊也。过宽之弊，由于武帝之纵弛，过严之弊，则其所由来者远矣。《晋书·阮籍传》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当时如籍者，盖不少矣。《易》曰：“栋挠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宣王之诛戮名士，不几于自戕其辅佐乎？

《晋书·何曾传》云：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身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山涛传》：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刘颂言：“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彩，以避目下之谴。人主恒能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李重亦言：“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当时相需最殷者，实为督责之术，固夫人知之矣。刘颂又言：“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大奸犯政而乱兆庶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错所急而倒所务”如此，欲以求治，得乎？

武帝天资，本近夸毗，平吴以后，尤日即怠荒。史言其“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帝性好色，泰始九年（273年），诣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太康二年（281年），诏选孙晧妓妾五千人入宫。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及七年，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仅三百七十人而已。怠荒如此，复何暇为久远之计哉？

凡功名之士，多非纯正之徒，故守成与创业异情，而栉风沐雨、共取天下之人，或不足以托孤寄命。然此亦随创业者之心量而殊，苟有安民定国之志，自亦有具公心，抱大志者，相与有成，如魏武帝之有荀文若，蜀汉先主之有诸葛孔明是也。晋之宣、景、文，则诚所谓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者。党附之者，自多倾险之徒。贾充父逵，为魏诚臣，而充党于司马氏，嗾成济以成高贵乡公之祸。文帝新执朝权，恐方镇有异议，使充诣诸葛诞，阴察其变。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何如？”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之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高贵乡公引王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燕属文。及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荀勖者，钟会之从甥，少长会家。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文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勖曰：“会虽受恩，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不可不速为之备。”帝即出镇长安。卫瓘以知数杀钟会，又虑后患而戕邓艾，即杜预亦讥其将不免。然预父恕，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而预尚文帝妹高陆公主，因此起家，以视王裒终身不应征聘，不西向坐，且绝管彦之婚者，能无愧乎？此外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何曾、陈骞等，非乡原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此晋之所以再传而即倾欤？刘颂论封建之利曰：“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其于魏、晋之兴替，可谓洞烛其情。晋初之众建亲戚，盖亦所谓“殷鉴不远”者。然逮八王之乱，而亲戚化为重臣矣。不惟圣人有金城之义，而恃私智以求安，庸可得乎？

晋初所任，非功臣之后，则外戚之伦。如山涛为宣穆皇后中表亲，钟会作乱，文帝将西征，而魏诸王公并在邺，乃使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是也。然无督责之术，虽亲戚亦胡可信？景献皇后从父弟羊琇，居中护军、散骑常侍之职十三年，恒典禁兵，预机密。选用多以得意居先，不尽铨次之理。将士有冒官位者，为其致节，不惜躯命，然放恣犯法，每为有司所贷。其后司隶校尉刘毅劾之，应置重刑。武帝以旧恩，直免官而已。寻以侯白衣领护军，顷之复职。用人如此，虽有忠荩，亦何途以自靖？然偏任亲戚者，势固不得不尔也。王衍以妻为贾后亲见任，而卒覆公，诒谋之不臧，其祸固有自来矣。

自后汉以来，选政久已不肃，而武人当道，又相扇以奢淫。贪欲迫之，则营求弥甚，而官方遂不可问。《武帝纪》言：帝承魏氏奢侈，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靷断，诏以青麻代之。案帝即位之岁，即下诏大弘俭约，禁乐府靡丽百戏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泰始八年（272年），又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咸宁四年（278年），大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似有意于挽回末俗矣。然以言教不如以身教。帝之营太庙也，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见《纪》泰始二年（266年）。可谓示之轨物者乎？况乎其后宫之侈，又为古今所罕有也。帝尝幸王济宅。济，浑子，尚帝女常山公主。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

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然不能有所惩也。故当时贵戚如王恺、文明皇后弟。羊琇、贾谧，充孙。勋臣如何曾、曾子劭、石崇、苞子。任恺、庾敳、和峤、王濬，莫不僭侈而无极。虽负高名如王戎，能立功业如刘琨、陶侃者，亦不免焉。陆云拜吴王晏侍中，会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曰：“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而世俗陵迟，家竞盈溢。渐渍波荡，遂已成风。虽严诏屡宣，而侈俗弥广。”傅咸当咸宁初，上书曰：“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可见时俗之渐靡，而武帝之空言训诫，悉归无效矣。要之当时之所急在齐斧，而帝无 刀一割之用，此其所以万举而万不当也。

经百年丧乱之余，人民所祷祀以求者，宜莫如休养生息。当时政事之及于民者，果何如乎？刘颂言：“董卓作乱，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为，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粜；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时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

荀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傅咸言：“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并官息役之事，盖终西晋之世未之能行。平粜之法，据《晋书·食货志》：泰始二年（266年），即下诏令主者具为条制，然事竟未行。刘颂言平粜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盖亦徒有其法。至于综核名实，整饬官方，则晋世之所为，尤翩其反而矣。

《晋书·潘尼传》：尼著《安身论》曰：“祟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济，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搆，危害及之，得不惧乎？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搆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驽蹇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 杳，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颓于上，俗弊于下；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此论实抉晋初风俗颓败之由，盖沿后汉之流而益甚者也。傅玄言：“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其波靡一世如此。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苟晞为兖州，见朝政日乱，惧祸及己，多所交结。每得珍物，即遗都下亲贵。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鲜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发暮还。纲纪之颓敝如此，欲无沦丧得乎？武帝南郊礼毕，问刘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桓、灵。”帝曰：“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良吏传》言：“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寖以为常。刘毅抗卖官之言，当时以为矫枉，察其风俗，岂虚也哉？”《惠帝纪》言：“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盖其所由来者渐矣。

民间风俗，历代迁变甚微，政事之隆窳，所以致一时之治乱者，实其士大夫之群及朝贵之执政权者为之。干宝论西晋之事曰：“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格淫辟，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逼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堤坊；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辟；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此宝所著《晋纪》之论，《晋书·怀愍二帝纪》取之。盖西晋之亡，其势既如悬厓转石，不可中止矣。此实合一群之人，积若干岁月所造之共业，非一二人所克挽回，亦非一二人所能尸其责也。

第二节 戎狄之患

两汉之世，四裔种落，附塞或入居塞内者甚多。同化非旦夕可期，处置亦难尽得所；郡县、豪民，或且加以侵役；积怨思叛，自所不免；后汉羌乱，则其先声。初平以降，九州云扰，郡县荒废，户口寡少，兵力单薄，遂至坐生其心矣。履霜坚冰，其来有渐，泰始以后风尘之警，则永兴以后大乱之萌芽也。

晋初乱势，西北最烈。《晋书·李憙传》云：憙为仆射，时凉州虏寇边，憙唱议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不从。后虏果出纵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此事当在泰始六年（270年）胡烈败亡以前。《憙传》云：皇太子立，以憙为太子太傅。在位累年，迁尚书仆射。案惠帝立为太子，事在泰始三年正月。泰始五年（269年），以雍州陇右五郡，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陇西郡，晋治襄武，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南安，在陇西县东北。天水，晋治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略阳，即魏广魏郡，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武都，今甘肃成县。及凉州之金城，晋初金城郡治榆中，在今县西北。梁州之阴平汉道，魏置郡，今甘肃文县。置秦州。傅玄上疏曰：“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民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使烈往，诸胡虽已无患，必且消弥，然兽心难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东入安定，晋郡，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西赴武威，晋郡，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今清水河，自固原北流，至中卫县入黄河。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玄传》系此疏于泰始四年（268年），盖误。而《陈骞传》言：骞言于武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才。”帝不听。二人后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丧没。征讨连岁，仅而得定。帝乃悔之。其时乱势已成，固非徒勇所能戡，即得智勇兼备之将，恐亦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绥定之于旦夕间也。泰始六年（270年）六月，凉州叛。胡烈屯于万斛堆，在今甘肃靖边县西。为羌虏所害。时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督关中，遣救不进，坐免官。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督秦州以讨之。《杜预传》：预为安西军司，到长安，更除秦州刺史。鉴使预出兵。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刍粮，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奏预，槛车征诣廷尉。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焉。七月，以汝阴王骏宣帝子。督雍、凉。七年（271年）四月，北地胡寇金城。北地治富平，今宁夏灵武县。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续汉志》：青

山在北地郡参 县界。汉参 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弘军败，死之。七月，以贾充督秦、凉，旋以婚于太子，不行。十年（274年），凉州虏寇金城。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明年，为咸宁元年（275年），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将军文俶督秦、凉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树机能，据《载记》即秃发氏之祖，为河西鲜卑，而《骏传》称为羌虏，盖与羌俱叛也。是岁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二年（276年）五月，汝阴王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三年（277年）三月，文俶讨树机能等，并破之。四年（278年）六月，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绩，死之。五年（279年）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晋凉州刺史治武威。使马隆击之。十二月，隆破斩树机能。凉州平。《隆传》云：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帝弗纳。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非陛下使臣之意也。”帝从之，又给其三年军资。隆于是转战而西，杀伤以千数。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朝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矣。”乃假隆节。隆到武威，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平。史所传隆事，或恢侈非其实，然大致当不诬，此实以孤军徼幸，亦危矣。然亦可见叛虏原非甚强，特州郡兵力太弱，任督统者又非其人，乱势遂至日滋耳。太康元年（280年）七月，虏轲成泥寇西平浩亹。西平郡，治西都，今青海西宁县。浩亹县，在青海乐都县东。杀督将以下三百余人。《马隆传》云：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时兴复，以隆为太守。隆击破南虏成奚。毕隆之政，不敢为寇。太熙初，加授护东羌校尉。积十余年，威信振于陇右。时洛阳太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密图代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于是征隆，以舒代镇。朝廷恐关、陇复扰，乃免舒，遣隆复职，竟卒于官。此又见州郡得人，足致一时之小康矣。三年（282年）正月，罢秦州，并雍州。惠帝元康四年（294年）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郡，治潞县，今山西潞城县西北。杀长吏。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汉左冯翊，后汉为郡，今陕西大荔县。六年（296年）五月，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马兰，山名，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卢水胡居安定界。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冯翊太守欧阳建与度元战，连败。时赵王伦宣帝第九子。镇关中，征还，以梁王彤宣帝子。代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围泾阳。汉县，后汉废，故城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十一月，遣夏侯骏、周处等讨之。处，吴将鲂子，为御史中丞，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彤违法，处深文按之。朝臣恶其强直，使隶骏西征。中书令陈准知彤将逞宿憾，言“处吴人，有怨无援，宜诏孟观时为积弩将军。以精兵万人，为处前锋”。朝廷不从。时贼屯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有众七万，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又绝其后继。七年（297年）正月，处遂败死于六陌。在乾县东。陈准与中书监张华以赵、梁诸王，雍容贵

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上下离心，难以胜敌；启遣孟观讨之。观所领宿卫兵，皆趫捷勇悍，并统关中士卒，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九年（299年）正月，获万年。征梁王彤，以河间王颙安平献王孚孙。孚，宣帝弟。代镇关中。是岁，十二月，贾后废愍怀太子，大难旋作，边务更无人措意矣。

匈奴之众，分为五部，皆居并州塞内，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晋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魏郡，今山西临汾县。西河、魏郡，晋为国，今山西汾阳县。太原、今山西太原县。新兴、后汉郡，今山西忻县。上党、乐平后汉郡，今山西昔阳县西南。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271年）正月，匈奴中部帅刘猛此据《胡奋传》。《本纪》但称匈奴帅。《匈奴传》作单于猛，盖猛时自称单于。叛出塞，屯孔邪城。遣何桢讨之。桢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此据《匈奴传》。《本纪》云：桢讨猛，屡破之。《胡奋传》云：使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陉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盖非无战事，而非恃战以决胜。陉北，谓陉岭之北。陉岭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其后稍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边患。《本纪》：咸宁二年（276年）二月，并州虏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至太康五年（284年），复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286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来降。帝并抚纳之。此据《匈奴传》。其见于《本纪》者：尚有咸宁三年（277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五年（279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奕虚帅部落归化。十月，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案魏陈留王申晋文帝九锡之命，统计四夷内附、纳贡者八百七十余万口，虽属夸张，亦必有一依据，此等固不必皆入居塞内，然入居塞内者，亦必不少也。惠帝元康中，郝散反，已见前。

东北情势，不如西北之紧急，而幅员广远，种落滋蔓，隐忧之潜伏者亦深。据《晋书》列传，当时治理东北有声威者凡三人：一卫瓘，一唐彬，一张华也。瓘之督幽州，在泰始七年八月。《传》曰：至镇，表立平州，治昌黎，在热河朝阳县境。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案平州之立，事在泰始十年二月。咸宁元年六月，《纪》书鲜卑力微遣子来献。力微即后魏神元帝，其子即文帝沙漠汗也。瓘旋征拜尚书令。吴平之后，唐彬监幽州诸军。《彬传》云：因北虏侵据北平，晋郡，今河北遵化县西。故有此命。彬既至镇，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谕国命，示以恩信，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并遣侍子、入贡。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未详。洎于碣石，《大康地志》云：乐浪遂城县有碣石，长城所起，地在今朝鲜境。繇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边境获安。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鲜卑诸种畏惧，遂杀大莫廆。彬欲讨之，恐列上俟报，虏必逃散，乃发幽、冀车牛。参军许祇密奏之。诏遣御史槛车征彬，付廷尉，以事直见释。咸宁三年（277年）正月，复使卫瓘讨力微。太康二年（281年）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魏郡，今热河淩源县。十一月，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三年（282年）正月，以张华督幽州。三月，安北将军严询破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是岁八月，罢平州。七年（286年）五月，慕容廆又寇辽东。至十年五月，乃来降。《张华传》言：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案晋初东夷来朝献者甚多，《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276年）二月，东夷八国归化。七月，东夷十七国内附。四年（278年）三月，东夷六国来献。是岁，东夷九国来附。五年（279年），肃慎来献楛矢。太康元年（280年）六月，东夷十国归化。七月，东夷二十国朝献。二年（281年）六月，东夷五国内附。三年（282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七年（286年）八月，东夷十一国来附。八年（287年）八月，东夷二国内附。九年（289年）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十年（289年）五月，东夷十一国内附。是岁，东夷绝远三十余国来献。太熙元年（290年）二月，东夷七国朝贡。《惠帝纪》：元康元年（291年），东夷十七国并诣校尉内附。此等徒侈观听，无与安危，语其实迹，实不如唐彬谨治边塞者之为有益，而惜乎彬之未能久于其任，更广其功也。

四裔归化之多，非始于晋，而在晋初，此等情势特为尤甚。杂居太多，措理非易，故论者多欲徙去之。邓艾当魏末，即言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疏言：“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治肤施，今陕西绥德县。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河内、河南、河东。晋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河南今河南洛阳县。河东，晋治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三魏《通鉴》卷九十六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注》：“魏郡、阳平、广平为三魏。”魏郡，今河南临漳县。阳平，今河北大名县。广平，今河北鸡泽县。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今陕西长安县。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帝不纳。见《晋书·匈奴传》。及齐万年乱后，山阴令江统山阴，今浙江绍兴县。又作《徙戎论》，言“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名渊。唐人作《晋书》，避高祖讳，书其字。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凡魏、晋间人言某川者，犹今言某水流域。秦川，犹言秦地之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十一节。案《三国·魏志·张既传》：魏武拔弃汉中，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杨阜传》云：阜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又《郭淮传》：正始元年（240年），姜维出陇西，淮进军，维退，遂讨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鄣。其后因置西川都尉。又《蜀志》：后主建兴十四年（236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张嶷传》云：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蒋琬深以为念。嶷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则诸胡之入关中，实非魏武一迁而遂已，且先此固已多矣。扶风郡，后汉治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晋移治池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高平，在今甘肃固原县。广都，汉县，在今四川华阳县南。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后汉郡，今陕西邠县。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晋郡，今陕西兴平县。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并州之胡，本实匈奴。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

落，散居六郡。晋并州统郡国六：太原，上党，西河，乐平，雁门，新兴。雁门治广武，在今山西代县西。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丽，荥阳，晋郡，今河南荥泽县。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阮种对策亦云：“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令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制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宜也。”案驾驭异族，远者宜结其欢心，致其乡慕；近者宜加之绥抚，使获安生；而晋于此，殊为怠慢。敦煌今甘肃敦煌县。段灼，世为西土著姓。从邓艾破蜀有功，累迁议郎。武帝之世，屡陈时宜，辄见省览。而身微宦孤，不见进叙，乃取长假还乡里。临去，遣息上表，有云：“臣前为西郡太守，西郡，后汉末置。今甘肃山丹县南。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尝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厉，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将，并已受封，羌、胡健儿，或王或侯，不蒙论叙也。”驾驭之失宜，可概见矣。不特此也，石勒父祖，本皆部落小帅。《载记》言其父周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邬人郭敬，邬县，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阳曲宁驱，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县北。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

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粥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赢公腾，高密文献王泰之子。泰，宣帝弟。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欧辱。敬先以勒属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茌平，今山东茌平县。每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归以告欢，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欢家邻于马牧，与牧帅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后遂相结为群盗。案勒之见卖，固为乱时事，然必平时先有卖胡为奴之习，乱时乃思借以赡军。《外戚传》言太原诸部，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石勒为郭敬、宁驱力耕，亦田客也。其中盖亦未尝无酋率之流如勒者，安得不怨而思叛也？郭敬、宁驱，盖亦所谓豪桀，非独汲桑。当风尘 洞之时，而听群胡散居内地，与之相结，安得不有横逆之事？江统又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此言似失其实。殊不知历代户口，著籍之数，皆与实在生齿迥殊。统之言，盖据当时著籍者言之也。以关中之土沃物丰，而其著籍之数，不过如此，郡县之寡弱，可以概见，安能御方张之寇？况又益之以怠弛无备，如阮种所云者乎？刘卫辰降于苻坚，请田内地，坚许之。乌丸独孤、鲜卑没奕干又降。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其后勃勃卒为北边之害，未始非坚之处置不善，有以启之也。移中国之民于塞外，以启穷荒；迁四夷降者于域中，以资驾驭；自为远大之规。然远图不易速成，迂远而阔于事情，或转以招目前之患。以一时之务论，徙戎自为良策，而惜乎因循玩愒者不能行也。

第三节 封建之制

言晋初之事者，多以其行封建为致乱之原，其实非也。晋初封建之制，行之未必能召乱；而其制亦未尝行。其所以召乱者，实由其任宗室诸王太重，承州郡积重之后，而使之出专方任耳。其任诸王太重，论者多谓其出于欲保国祚之私，此亦仅得其一端。当时论者，自有一派，谓郡县易招祸乱，封建可以维持于不敝也。先考其制度，继观其议论，而此事之得失了然矣。

《晋书·地理志》云：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即安平献王，见第二节。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职官志》云：咸宁三年（277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以为“古者建侯，所以藩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师，非捍城之义，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于是下诏议其制。有司奏徙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其平原、今山东平原县。汝南、今河南汝南县。琅邪、今山东临沂县。扶风、见第二节。齐今山东临淄县。为大国，梁、今河南商邱县。赵、今河北赵县。乐安、今山东桓台县。燕、今北平市西南。安平、今河北冀县。义阳今河南新野县。为次国，其余为小国。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又为郡公，制度如小国王，亦中尉领兵。郡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亦中尉领之。南宫王承，安平献王孙。随王迈，安平献王曾孙。各于泰始中封为县王，邑千户，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国；侯之制度，如不满五千户国；亦置一军，千人，中尉领之。伯、子、男已下各有差，而不置军。大国始封之孙罢下军，曾孙又罢上军；次国始封子孙亦罢下军；其余皆以一军为常。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国。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荀勖传》云：时议遣王公之国，帝以问勖。勖对曰：“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又分割郡县，人心恋本，必用嗷嗷。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帝重使勖思之。勖又陈曰：“如诏，准古方伯选才，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诚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亲疏不同，犹惧多所摇动，思维窃宜如前。若于事不得不时有所转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损夺者，可随宜节度。其五等体国经远，但虚名，其于实事，略与旧郡、县、乡、亭无异。若造次改夺，恐不能不以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为五等可须后裁度。”帝以勖言为允，多从其意。然则有司所奏，实非勖意；而其时齐王亦未之国；故《通鉴考异》谓《职官志》非是而不之取；而据《勖传》，则其制

亦初未尽行也。文王之制无论矣。泰始、咸宁之制，大国亦不过如一郡，安足为乱？然则八王之乱，由于方任之重而不由封建明矣。

晋初陈封建之利者，当以陆机、刘颂、段灼之言为最切。观其言，可知当时所行，实未副论者之意也。机作《五等论》，以为行封建，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非如后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从衡，而城池自夷”也。“在周之衰，难兴王室，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二汉志士，“虽复时有鸠合，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成汤、公旦，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知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且五等之主，为己思政，郡县之长，为吏图物。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五等则不然”矣。颂上疏言：“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任臣化为重臣。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为任臣矣。第一节已引之，可参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案如此，则必时有移徙，安有深根固柢之势？复与郡县之职何异？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将近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国祚不泯。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由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乘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段灼初陈时宜，尝请“诸王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连城开地，为晋鲁、卫”。后取长假还乡里，临去，又遣息上

表，言“今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纵令诸王后世子孙，还自相并，盖亦楚人失繁弱于云、梦，尚未为亡其弓也。诸王二十余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欲言其国皆小乎？则汉祖之起，俱无尺土之地，况有国者哉？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源，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为可如前表，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礼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虞溥补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重之。溥谓瓘：“宜复先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盖其时之人，鉴于秦、汉以降，匹夫崛起，强臣擅国，祸辄被于天下，以为惟树国足以救之，而不悟其力不强则不足以相辅，力苟强则秦始皇所谓自树兵。自汉世，既有叛国而无叛郡矣。柳宗元《封建论》语。其时中央之力强，一郡之地，其势不足以叛也。晋初建国，不过一郡，苟有倾危，岂足相辅？树危国而乘其上，虽多，何安之有？此陆机、刘颂之蔽也。段灼盖知之矣，故欲废公、侯以下，而大诸王之封。晋初封建之制，迟迟不定，定亦不行；而诸王之出镇者相踵，盖亦有见于此。故陆机、刘颂之论，晋未之行；若段灼之言，则晋虽未行其文，既行其实矣，而八王之乱，则正由此，此又灼之蔽也。世事只有日新，而人之见解恒限于旧，所以救方来之祸者，斟酌损益仍不越于前世之规，亦可哀矣。然此自就诸人之所言者而扬榷之，至于西晋之丧乱，则初不系于此也。

第三章 西晋乱亡

第一节 齐献王争立

晋初异族，形势虽云可忧，然观第二章第二节所述，其力尚未足与中国相敌，使内外安乂，未尝不可徐图。八王难作，授之以隙，而势乃不可支矣。八王之乱，原于杨、贾之争；杨、贾之争，又原于齐献王之觊觎大位。推波助澜，譬彼舟流，靡知所届，君子是以作事谋始也。

齐献王攸，为武帝同母弟。皆文明王皇后所生。景帝无后，以攸为嗣。《晋书·武帝纪》云：文帝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武帝之位乃定。《攸传》亦云：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然《贾充传》云：文帝以景帝恢赞先业，方传位于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则文帝初无宋宣公之心。《羊琇传》云：武帝未立为太子，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又观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武帝即位，琇宠遇甚厚，已见第二章第一节。观于琇，知贾充之见信于武帝，亦有由也。

武帝后曰武元杨皇后，生毗陵悼王轨、惠帝、秦献王柬。悼王二岁而夭。惠帝以泰始三年（267年），立为皇太子。十年（274年），后有疾。时帝宠胡贵嫔，后恐后立之，太子不安。临终，枕帝膝曰：“叔父骏女男胤，讳芷，字季兰，小字男胤。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因悲泣。帝流涕许之。后崩。咸宁二年（276年），立男胤为皇后，是为武悼杨皇后。生渤海殇王恢，亦二岁而薨。太康五年（284年）。《惠帝纪》云：帝尝在华林园，在洛阳。本东汉芳林园。魏齐王芳时，避讳，改为华林。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然荡阴之役，荡阴，汉县，今河南汤阴县。嵇绍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帝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则绝不类痴 人语。《贾后传》云：帝尝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和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瞭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后与荀、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奉诏而还，、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圣诏。峤曰：“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峤退居，恒怀慨叹。知不见用，犹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答。或以告贾妃，妃衔之。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太子朝西宫，峤从入。贾后使帝问峤曰：“卿昔谓我不瞭家事，今日定云何？”峤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荀勖传》：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遣勖及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欲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停信待反。妃大惧，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责，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语泓：“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众人乃知瓘先有毁言。《瓘传》：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缪曰：“公真大醉邪？”瓘于此不复有言。贾后由是怨瓘。启废太子，此何等事？造膝而陈，犹虑不密，岂有于宴会时言之者？望而知其不足信也。殿上皆称万岁。充密遣语妃曰：“卫瓘老奴，几破汝家。”夫使惠帝之昏愚而果如《帝纪》所言，岂当复问以疑事？虽以意对，亦岂足见信？且帝果欲试太子，岂不能召而面问之，而必封事使决？下比为奸欺者，多出于左右近习，而不出于官属，帝亦岂不知之？故知史之所传，绝不足信也。

贾充为尚书令，兼侍中。《充传》云：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及氐、羌反叛，帝深以为虑，恺因进说，请充镇关中。乃下诏，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见第二章第二节。充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计无所从。将之镇，百僚饯于夕阳亭，在洛阳西。荀勖私焉。充以忧告。勖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不顿驾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怀？”对曰：“勖请行之。”俄而侍宴，论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亦并称之。《武元杨皇后传》：初，贾充妻郭氏，使赂后，求以女为太子妃。及议太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 进言，上乃听。《贾后传》：初武帝欲为太子娶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元后固请，荀、荀勖，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说与《充传》又异。帝纳其言。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而皇储当婚，遂诏充居本职。贾后册为太子妃，事在泰始八年二月。《任恺传》云：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闲言恺忠贞方正，宜在东宫。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画不行。会秦、雍寇扰，天子以为忧。恺因曰：“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帝曰：“谁可任者？”恺曰：“贾充其人也。”中书令庾纯亦言之。于是诏充西镇长安。《裴楷传》：转侍中。帝尝问曰：“朕应天顺人，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所得失？”楷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时任恺、庾纯，亦以充为言。帝乃出充为关中都督。此则直陈充之奸邪，与《任恺传》谓以计间之者亦异。充用荀勖计得留。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骏弟。王恂、文明皇后弟。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谓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恺各拜谢而罢。既而充、恺以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庾纯传》：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右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上表自劾。御史中丞孔恂劾纯。诏免纯官。又以纯父老不求供养，使据礼典正其臧否。议者言纯于礼律未有违。帝复下诏，言“疑贾公亦醉”，复以纯为国子祭酒。此事与汉魏其、武安之事绝相类，而纯终获保全，可见晋武之宽仁，非汉武所及。然朋党之祸，往往乘在上者之宽仁而起，此又不可不知也。或为充谋曰：“恺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此一都

令史事耳。且九流难精，间隙易乘。”充因称恺才能，宜在官人之职。帝不之疑，即日以恺为吏部尚书，侍觐转希。充与荀勖、冯紞承间浸润，谓恺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书右仆高阳王珪安平献王子。奏恺，遂免官。《卫瓘传》云：瓘咸宁初拜尚书令，加侍中。太康初，迁司空，侍中、令如故。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数有酒色之过。杨骏素与瓘不平，骏复欲专重权，遂与黄门等毁之，讽帝夺宣公主。瓘惭惧，告老逊位。《和峤传》云：迁中书令。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监令异车，自峤始也。又云：峤转侍中，愈被亲礼。与任恺、张华相善。张华，当晋初为黄门侍郎，数岁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帝潜与羊祜谋伐吴，群臣多以为不可，惟华赞成其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吴灭，进封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吏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闲言遂行，出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朝议欲征华入相，又欲进号仪同。初华毁征士冯恢于帝，紞即恢之弟也。尝侍帝，从容论魏、晋事。因曰：“钟会才具有限，而太祖夸奖大过，使搆凶逆。宜思坚冰之渐，无使如会之徒，复致覆丧。”帝默然。顷之，征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观此诸文，知当时拥右太子及欲废太子者，各有其徒，仍是一朋党之见耳。武帝明知之而不能破，尚何以为久远之图哉！当时为朋党者多权戚，非下士，此其所以难破。然欲破朋党，断不能以其为权戚而遂多顾忌也。《齐王攸传》云：文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王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皆谄谀自进，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哉？”勖曰：“百僚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宜从亲始，亲莫若齐王。”案此时已不言五等之制矣，亦见此说之诬。参看第二章第三节。帝既信勖言，又纳紞说。太康三年（282年）乃下诏，以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明年，策就国。攸愤怨发疾，乞守先后陵，不许。帝遣御医诊视，希旨皆言无疾。疾转笃，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辞出信宿，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当时争攸不可出者：尚书左仆射王浑，河南尹向雄。浑子济，尚常山公主。济既谏请，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泣请。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杨珧传》曰：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搆出齐王攸。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候成粲谋，欲因见珧手刃之。珧知而辞疾不出，讽有司奏琇，转为太仆。自是举朝莫敢枝梧，而素论尽矣。《琇传》云：齐王出镇，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太仆。既失宠，愤怨，遂发病，以疾笃求退，拜特进，加散骑常侍，还第卒。琇欲与成粲手刃杨珧，尚复成何事体？此而不黜，国家尚安有政刑？抑以琇受武帝恩眷之深，而亦与齐王为党，齐王又安得不出乎？琇一蹉跌，遽发病死，而《向雄传》亦云雄以忧卒，盖非徒愤怨，又益之以畏祸矣。当时情势如此，齐王不死，恐蹀血相争之祸，不待八王之难也。齐王之将之国也，下太常议崇锡文物。庾纯子旉为博士，与博士大叔广、刘暾、毅子。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太常郑默，祭酒曹志，魏陈思王孙。并过其事。志又奏议：当如博士等议。帝以博士

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策免默。尚书朱整、褚 等奏请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诏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纯诣廷尉自首：旉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廷尉刘颂奏旉等大不敬，弃市论，求平议。尚书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夏侯骏谓朱整曰：“国家乃欲诛谏臣。官立八坐，正为此事。卿可共驳正之。”整不从。骏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独为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王晃等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秀等并除名。《秦秀传》云：秀素轻鄙贾充。伐吴之役，闻其为大都督，谓所亲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国大任，吾将哭以送师。”初，贾充前妻李氏，丰之女。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城阳，汉郡，晋改为东莞，今山东莒县。名槐。生子黎民，幼殇。女午，通于充为司空时所辟掾韩寿，充因以妻之，生子谧。充薨，槐辄以谧为黎民子，奉充后。郎中令韩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是充遗意。帝乃诏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皆不得以为比。及下礼官议充谥，秀议：充以异姓为后，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请谥曰荒。夫异姓为后，固非古礼所许，然武帝既特为充下诏，即不可以常礼拘矣，秀挟私忿悻悻如此，士君子之风度，复何存乎？《王济传》言：济素与从兄佑不平，佑则《武帝纪》云：帝末年用其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武帝第五子。淮南王允亦武帝子。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玮督荆州，允督扬州。又恐杨氏之逼，以为北军中候，典禁兵者也。当时廷议之喧嚣，其故可以想见。观文帝及文明太后临终之言，知武帝与齐王不和已久。《贾充传》言：充西行既罢，寻迁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会帝寝疾，笃，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帝疾愈，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然则充婚太子，仅足免患，谓以贪恋权势而出此，尚非其情。抑观此，又知帝不授天下于齐王之决，与其谓齐王以荀勖等而见疏，不如谓勖等以拥右太子而见亲矣。充既婚太子之后，犹以夏侯和一言而见猜防，则知未婚太子以前见出之由，未必任恺等之言获听也。《充传》云“恺等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当时排充，或未必不藉口于此。史家杂采众辞，刊落不尽处，往往露出异说也。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荃为齐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沛国，今安徽宿县。及帝舅羽林监王虔前妻，皆毌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皆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濬每号泣请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濬惧充遂去，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太子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后荃恚愤而薨。观此，又知郭槐求婚太子之由。而充两女婿亲疏等，而充终亲惠帝而疏齐王者，亦或有其闺房嬖畏之私焉。世及为礼之世，往往以一人一家之私，诒累及于政事，凡在势者皆然，正不必南面之尊而后尔，君子是以穆然于大同之世也。

第二节 八王之乱（上）

八王者汝南文成王亮，见第二章第二节。楚隐王玮，见上节。赵王伦，见第二章第二节。齐武闵王冏，献王子。长沙厉王乂，武帝第六子。成都王颖，武帝第十六子。河间王颙，太原烈王瓌子。瓌，安平献王子。东海孝献王越也。高密文献王泰子。泰，宣帝弟馗子。晋诸王与于乱事者，不仅此八人，而《晋书》以此八人之传，合为一卷，故史家皆称为八王之乱焉。八王之乱，初因杨、贾之争而起，仅在中央，继因赵王篡立，齐、成都、河间三王起兵讨之，遂至覃及四国。晋初乱原，虽云深远，《晋书》谓扇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则不诬也。

《晋书·后妃传》云：贾后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武帝闻之，大怒，将废之。武悼皇后、充华赵粲、杨珧皆为之言，荀勖亦深救之，故得不废。武悼皇后数诫厉之，贾后不知其助己，因以致恨；谓后构之于武帝，忿怨弥深。此等记载，信否亦未可知。要之杨、贾不和，则为事实，而争端潜伏矣。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武帝崩。据《帝纪》：帝之崩在己酉，辛丑即以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而《骏传》云：帝自太康以后，不复留心万几，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骏及珧、济，皆骏弟。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及帝疾笃，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所用者正色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信宿之间，上疾遂笃。后乃奏帝，以骏辅政。帝颔之。便召中书监华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遗诏，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自是二日而崩。与《帝纪》所书自辛丑至己酉凡历九日者迥异，可见史文之不实也。《帝纪》云：帝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皇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寻复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说与《骏传》略同，而无自是二日而崩语，盖因与上文所记之日不合，故删之也。汝南王亮时为大司马，出督豫州，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县。或说亮率所领入废骏，亮不能用，夜驰赴许昌。时司空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有告亮欲举兵讨骏，骏大惧，白太后，令帝为手诏，诏鉴、劭率陵兵讨亮。鉴以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觇视，亮已别道还许昌。于是骏止。惠帝即位，以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骏虑左右间己，乃以其甥段广、张邵为近侍。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出。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八月，立广陵王遹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母谢淑媛，父以屠羊为业，选入后庭为才人，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其年幼，未知帷房之事，遣往东宫侍寝而生遹者也。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黄门董猛，自帝为太子，即为寺人监，在东宫，给事于贾后。乃与肇、观潜相结托。贾后令肇报亮，使连兵讨骏。亮曰：“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骏素惮玮，先欲召入，防其为变，因遂听之。及玮至，观、肇乃启帝，夜作诏，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东安公繇，琅邪武王伷子。伷，宣帝子。率殿中四百人随其后以讨骏。太傅主簿朱振说骏，烧云龙门，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兵及外营兵，云龙，洛阳宫城正南门。万春，东门。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骏素怯懦，不决。殿中兵出，骏逃于马厩，以戟杀之。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夷三族。死者数千人。时元康元年三月也。杨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赏。”贾后因宣言太后同逆。诏送后于永宁宫。魏世太后所居。特全后母高都君庞氏之命，听就后居止。贾后讽有司奏废太后为庶人，以庞付廷尉行刑。庞临刑，太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见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余人，贾后夺之。明年，三月，绝膳而崩。

杨骏既诛，征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同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后改封竟陵王。义阳成王望子。望，安平献王子。为抚军大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安平献王子。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封王。繇欲擅朝政，与亮不平。初，繇有令名，为父母所爱。其兄武陵庄王澹，恶之如仇。屡搆繇于亮，亮不纳。诛杨骏之际，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是日，诛赏三百余人，皆自繇出。澹因隙谮之。亮惑其说，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废徙带方。《贾后传》云：繇密欲废后，贾氏惮之。带方，汉县，公孙康置郡，故治在今朝鲜平壤西南。楙曲事杨骏，骏诛，依法当死，繇与楙善，故得不坐。至是，亦免官，遣就国。玮少年果锐，多立威刑，朝廷忌之。亮奏遣诸王还藩，与朝臣廷议，无敢应者，惟卫瓘赞其事，玮憾焉。玮长史公孙弘、舍人岐盛，并薄于行，为玮所昵。瓘等恶其为人，虑致祸乱，将收盛。盛知之，遂与弘谋，因李肇，矫称玮命，谮亮、瓘于贾后。后不之察，使惠帝为诏曰：“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忠壮王允，见上节。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欲复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本意也。”玮乃止。遂勒本兵，复矫召三十六军，胡三省《通鉴注》曰：晋洛城内外三十六军。遣弘、肇收亮、瓘杀之。岐、盛说玮：“可因兵势，诛贾模、郭彰，见下。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帝用张华计，遣赍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矫诏。”众皆释杖而走，玮左右无复一人。帝遣谒者诏玮还营，遂执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二公，又欲诛灭朝臣，图谋不轨，遂斩之。公孙弘、祁盛，皆夷三族。长沙王乂，以玮同母，贬为常山王，之国。杨骏之诛也，司空陇西王泰领骏营。玮之被收，泰严兵将救之。祭酒丁绥谏曰：“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卒，宜遣人参审定问。”泰从之。玮既诛，乃以泰录尚书事，迁太尉，守尚书令，改封高密王。

楚王之乱，事在元康元年六月，自此至永康元年四月梁、赵之乱，安谧者实历九年，可知以西晋丧乱，归狱于贾后者之诬。《贾充传》言：贾谧权过人主，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 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又言后从舅郭彰，充素相亲遇，亦豫参权势，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奢僭交通，为当时权戚之通病，未可专罪贾后一家。《传》又言充从子模，沉深有智算。贾后既豫朝政，拜模散骑常侍，二日，擢为侍中。模尽心匡弼，推张华、裴 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此为当时之实录。视他权戚之秉政者，不犹愈乎？《贾后传》云：模知后凶暴，恐祸及己，乃与裴、王衍谋废之，衍悔而谋寝。《华传》云：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楚王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侍中、中书监。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而未决。以问裴

。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裴 时为侍中，其《传》云：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乃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二千兵。《职官志》：惠帝建东宫，置卫率，初曰中卫率。泰始五年（269年），分为左右，各领一军。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加前后二率。此即下文刘卞所谓四率也。于是东宫宿卫万人。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此谋遂寝。案贾充为 从母夫，王衍亦婚于贾谧，俱不应有废贾后之意，况贾模乎？当时方重门第，谢淑妃屠家女岂可以母仪天下哉？楚王既诛，愍怀未废，九年之中，贾后初无大乱政事；而惠帝愚暗，朝局实后所主持，废之何为？华、终与贾后俱死，知其无背贾氏之心。即谓华、皆士君子，顾虑名义，不敢轻犯，亦安能隐忍至于九年之久？且纵不敢为非常之举，独不可引身而退乎？《张华传》言：华少子韪，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将死，张林称诏诘之曰：“卿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具存，非不谏也。”林曰：“谏若不从，何不去位？”华不能答。《裴 传》：或说 曰：“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从，则辞病而退。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乎免矣。”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论者因訾华、贪恋权位，其实华、皆非如是之人，此观其生平而可知，史文不足信也。之请崇谢淑妃位号，增东宫宿卫，盖正所以示大公，为贾氏久远计耳。《贾模传》云：模潜执权势，外形欲远之，每事启奏贾后，事入，辄取急或托疾以避之；至于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惮之；皆近深文周内。又云：贾后性甚强暴，模每尽言，开陈祸福，后不能从，反谓模毁己，于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谗间之徒遂进，模不得志，忧愤成疾卒，则更莫须有之辞矣。一云模与、衍谋废后，衍悔而事寝，一又云 欲废后而华、模不从，其辞先已不仇，知其皆不足信也。

《愍怀太子传》云：幼而聪慧，武帝爱之，尝对群臣称太子似宣帝，于是令誉流于天下。然又云：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或废朝侍，恒在后园游戏。有犯忤者，手自捶击之。令西园卖葵菜、篮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洗马江统陈五事以谏，太子不纳。中舍人杜锡每尽忠规劝，太子怒，使人以针着锡常所坐毡中而刺之。太子性刚，知贾谧恃后之贵，不能假借之。初贾后母郭槐，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而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而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风。太子闻衍长女美，而贾后为谧聘之，心不能平。谧谮太子于后曰：“太子广买田业，多蓄私财，以结小人者，为后故也。密闻其言云：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而废后于金墉，城名，在洛阳东。如反手耳。不如早为之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后纳其言。又宣扬太子之短，布诸远近。于是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意。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张华传》云：左卫率刘卞，甚为太子所信，以贾后谋问华。华曰：“不闻。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元康九年（299年）十二月，后诈称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书之者，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要：克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云云。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示之，曰：“遹书如此，令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遹传》。惟张华谏。裴 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校太子手书。贾后乃内出太子素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亦无敢言非者。议至日西不决。后知华等意坚，因表乞免为庶人。帝乃可其奏。《张华传》。使前将军东武公澹即武陵庄王。以兵杖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孙于金墉城。考竟谢淑妃及太子保林蒋俊。此据《太子传》。《惠帝纪》于太子废后，即书杀太子母谢氏。《谢夫人传》则云：及愍怀遇酷，玖亦被害。玖，夫人名。明年，正月，贾后又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令治书侍御史刘振持节守之。《遹传》。赵王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太子废，使伦领右卫将军。左卫督司马雅，宗室之疏属也，及常从督许超，并尝给事东宫，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张华、裴，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事将起，

秀更说伦曰：“明公素事贾后，虽建大功于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赏。今且缓其事，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后，为太子报仇，亦足以立功，岂徒免祸而已。”伦从之。秀乃微泄其谋，使谧党颇闻之。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永康元年（300年）三月，此据《遹传》。《纪》在二月。盖二月遣使，三月至。矫诏，使黄门孙虑至许昌害太子。《王浚传》云：浚镇许昌，与孙虑共害太子。太子既遇害，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二人本欲立功于太子以邀赏，太子死，则失其本图，且不信赵王也。秀复告右卫佽飞督闾和，和从之。乃矫诏，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晋二卫有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废贾后为庶人，送之金墉城。杀张华、裴、贾午、贾谧等。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辅魏故事。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百官总己，以听于伦。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梁王彤见第二章第二节。共伦废贾后，故以为太宰，守尚书令。后或谓孙秀：散骑侍郎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彤以诛伦。会有星变，九月，改司徒为丞相，以彤为之，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矫诏害贾庶人于金墉城。淮南王允领中护军，密养死士，潜谋诛伦。伦甚惮之，转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也。允称疾不拜。伦遣御史逼允，收官属以下，劾以大逆。允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出讨伦。将赴宫，尚书左丞王舆闭东掖门，不得入，遂围相府。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诈言有诏助允。允不之觉，开陈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坐允夷灭者数千人。齐王冏以废贾后功，转游击将军。冏意不满，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二事俱在八月。明年，永宁元年（301年）。正月，伦遂篡位。迁惠帝于金墉。梁、赵之乱，论者皆谓祸原贾后，亦非其真。后果欲废太子，自杨骏败后，何时不可为之？何必待诸八年之后？太子之为人，据传文所载，明为不令，何待后之宣扬？惠帝之立，年三十二，虽不为少，亦不为老，果如史之所言，帝之于后，畏而惑之，《后传》。何难少缓建储，以待中宫之有子？即谓不然，而遹之立，距武帝之崩仅四月，亦何必如是其急？楚王难作，朱振即说杨骏奉太子以索奸人，然则太子之立，殆杨氏所以掎贾氏；其源既浊，其流必不能清，故后与太子讫不和也。然《后传》言：广城君以后无子，甚敬重愍怀。每劝厉后，使加慈爱。贾谧恃贵骄纵，不能推崇太子，广城君恒切责之。及广城君病笃，占术谓不宜封广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余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将医出入，恂恂尽礼。宜城临终，执后手，令尽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赵粲及午，必乱汝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忆吾言。”观宜城欲以韩寿女妃太子，太子亦欲婚于韩氏以自固，后虽不果，而谧与太子，仍为僚婿；可见当时贾氏与太子，皆有意于调和。太子婚于王氏而不悦，盖以未克婚于韩氏以自固，非必以王衍长女美而贾后为谧娶之也。贾午盖夙有岐视太子之心，故不肯以女与之。其终不克调和而至于决裂者，源既浊流自难清，其咎固不专在贾氏矣。谧之说贾后，不过曰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不云后自有子，则《后传》谓后诈有身，内稿物为产具，取韩寿子慰祖养之，托谅暗所生故弗显，遂谋废太子，以所养代立者自诬。自朱振以降，赵俊、刘卞纷纷欲奉太子以倾贾后，式乾之事，安敢谓必出虚构？张华谏辞，今不可考。果谓太子无罪邪？抑谓虽有罪不可杀也？《华传》云：后知华等意坚，乃表乞免为庶人，则后说殆近之矣。醉至不辨书草云何，誊录能否半成，亦有可惑。且醉时手迹，必与醒时有异，王公百僚，亦岂不能辨？素启事十余纸，手迹果皆不合，贾后岂肯出之？王公百僚中，岂无一人能抗言者？然则裴 欲检校传书者，又欲比校手迹，或亦所以为贾后谋，使有以取信于天下耳。与张华，皆素负清望，纵不能尽忠太子，宁不亦自惜其名，抗节而去，贾氏岂能遽害之；而依违腆涊，终与贾氏同尽邪？

第三节 八王之乱（下）

自来图篡窃者，必先削除四方之异己。晋初，州郡拥兵之习未除；诸王各据雄藩，更有厝火积薪之势；赵伦不图消弥，反使齐王冏出镇许昌，亦见其寡虑矣。时成都王颖镇邺，汉县。晋怀帝时避讳，改为临漳。今河南临漳县。遂与冏起兵讨伦。兖、豫二州晋兖州，治廪丘，今山东范县。豫州，治项，今河南项城县。时兖州刺史为王彦，豫州刺史为李毅。及南中郎将新野公歆后进封王，谧庄。扶风武王骏子。骏，宣帝子。俱起兵应之。伦遣将距之，破冏兵于阳翟，今河南禹县。而距颖之兵，败于溴水。出河南济源县西，东南流入河。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漼后封淮陵王。琅邪武王伷子。伷见上节。勒兵入宫，禽孙秀等斩之，逐伦归第，迎惠帝于金墉，诛伦及其党羽。冏之起兵也，前安西参军夏侯奭自称侍御史，在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合众得数千人以应冏。河间王颙时镇关中，奭遣信要颙，颙遣主簿房阳、河间国人张方讨禽奭，及其党数十人要斩之。及冏檄至，颙执冏使，送之于伦。伦征兵于颙，颙遣方率关右健将赴之。方至华阴，今陕西华阴县。颙闻二王兵盛，乃加长史李含龙骧将军，领督护席薳等追方军回，以应二王。至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南。伦、秀已诛，天子反正，含、方各率众还。

冏入洛，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以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河间王颙为太尉。梁王彤为太宰，领司徒。时罢丞相，复置司徒。明年二月薨。颖左长史卢志，劝颖推崇齐王，徐结四海之心。颖纳之。遂以母疾归藩，委重于冏。冏遂辅政，大筑第馆，沉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冏兄东莱王蕤，与王舆谋废冏。蕤性强暴，使酒，数陵侮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义兵，赵王伦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系廷尉，当诛，会孙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拥众入洛，蕤于路迎之，冏不即见，蕤恚；及冏辅政，蕤从冏求开府，不得，益怨；遂与舆谋废冏。事觉，免为庶人，徙上庸。后汉末郡，今湖北竹山县。后封微阳侯。永宁初，上庸内史陈钟承冏旨害蕤。冏死，诏诛钟，复蕤。舆伏诛，夷三族。

初，李含与安定皇甫商有隙。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商为梁州刺史，治汉中，今陕西南郑县。为赵王伦所任。伦败，去职，诣河间王颙，颙慰抚之甚厚。含谏曰：“商，伦之信臣，惧罪至此，不宜数与相见。”商知而恨之。后含征为翊军校尉，商参齐王冏军事。夏侯奭兄在冏府，商乃称奭立义，为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马赵骧，又与含有隙。冏将阅武，含惧骧因兵讨之，乃单马出奔于颙，矫称受密诏。颙即夜见之。三王之举义也，常山王乂率国兵应之，为成都王后系。至洛，迁骠骑将军，复本国。乂见齐王冏专权，谓成都王颖曰：“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闻其言者皆惮之。含说颙：“檄长沙讨齐，使先闻于齐，齐必诛长沙，因传檄以加齐罪，去齐立成都。”颙从之。上表请废冏还第，以颖为宰辅。拜含为都督，统张方等向洛，檄乂使讨冏。冏遣其将董艾袭乂。乂将左右百余人驰赴宫，闭诸门，奉天子与冏相攻。冏败，禽冏杀之，幽其诸子于金墉。废北海王寔。以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李含等旋师。

颙本以乂弱冏强，冀乂为冏所擒，以乂为辞，宣告四方，共讨之，因废帝立成都，己为宰相，专制天下，乂杀冏，其谋不果。乂之诛冏也，仍以皇甫商为参军，商兄重为秦州刺史。秦州，太康七年（286年）复立。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县。李含说颙，表迁重为内职，因其经长安执之。重知其谋，集陇上士众，以讨含为名。乂以兵革累兴，今始宁息，表请遣使诏重罢兵，征含为河南尹。见第二章第二节。颙使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与含潜图害乂。皇甫商知含前矫妄及与颙阴谋，具以告乂，乂并诛之。颖时县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邺谘之。既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以乂在内，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太安二年（303年）八月，颙以张方为都督领精卒七万向洛。颖假陆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王粹、牵秀、石超等二十余万人，来逼京师。帝幸十三里桥，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因以为名。遣皇甫商距方于宜阳，县今河南宜阳县。为方所败。九月，帝进军缑氏，汉县，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击牵秀，走之。而张方入京城，烧清明、开阳二门，洛阳城东有建春、东阳、清明三门，南有开阳、津阳、平昌、宣阳四门，西有广阳、西明、阊阖三门，北有大夏、广莫二门，凡十二门。死者万计。石超逼乘舆于缑氏。十月，帝旋于宫。超焚缑氏，服御无遗。王师破牵秀于东阳门外，又破陆机于建春门。石超亦走。乂奉帝讨张方于城内。方军望见乘舆，小退，方止之不得，众遂大败，杀伤满于衢巷。方退壁十三里桥。人情挫衄，无复固志，多劝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钝是常，贵因败以为成耳。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潜进，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为意。十一月，忽闻方垒成，乃出战，败绩。方决千金堨，在洛城西。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踧，米石万钱。诏命所至，一城而已。先是朝议以乂、颖兄弟，可以辞说而释，乃使中书令王衍行太尉，光禄勋石陋行司徒，使说颖，令与乂分陕而居。颖不从。及是，城中大饥，而将士同心，皆愿效死。张方以为未可克，欲还长安；而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东海王越为主，越时为司空，领中书监。启惠帝免乂官，送诸金墉。殿中左右谋劫出之，更以拒颖。越惧难作，欲遂诛乂。黄门郎潘滔劝越密告张方。方遣部将郅辅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营，炙而杀之。八王之中，乂较有

才略，乂死，大局益无望矣。

乂之请遣使诏皇甫重罢兵也，重不奉诏。河间王颙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四郡兵攻之。金城、陇西，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及颙、颖攻乂，乂使皇甫商间行，赍帝手诏，使游楷等罢兵，令重进军讨颙。商间行过长安，至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遇其从甥。从甥素憎商，以告颙，颙捕得商，杀之。乂既败，重犹坚守，后城内知无外救，乃共杀重。先是李流乱蜀，诏侍中刘沈统益州刺史罗尚、梁州刺史许雄等讨之。行次长安，颙请留沈为军司，后领雍州刺史。及张昌作乱，诏颙遣沈将州兵万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蓝田关讨之，即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颙又逼夺其众。长沙王乂命沈将武吏四百人还州。张方既逼京都，王湖、祖逖逖时为乂骠骑主簿。言于乂：“启上，诏沈发兵袭颙，颙必召张方自救。”乂从之。沈奉诏，驰檄四境，合七郡之众雍州统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七郡，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及守防诸军，坞壁甲士万余人袭长安。颙时顿于郑县之高平亭，郑，秦县，今陕西华县。为东军声援。闻沈兵起，还镇渭城。汉县，即秦咸阳，晋省，今陕西咸阳县。遣督护虞夔率步骑万余逆沈于好畤。汉县，今陕西乾县东。夔众败。颙大惧，退入长安。果急呼张方、沈渡渭而垒，而冯翊太守张辅救颙，沈军败。张方遣其将敦伟夜至，沈众溃，与麾下百余人南遁，为陈仓令所执，陈仓，秦县，今陕西宝鸡县。颙鞭而后要斩之。时永兴元年正月也。张方大掠洛中，还长安。

时以河间王颙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成都王颖入京师，复旋镇于邺，增封二十郡，拜丞相。初，贾后既死，立愍怀太子之子臧为皇太孙。赵王伦篡位，废为濮阳王，害之。乘舆反正，复立臧弟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太安元年（302年），薨，乃立清河康王遐武帝子。之子覃为皇太子。及是，颙表颖宜为储副，遂废覃为清河王，立颖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舆服御，皆迁于邺。颖遣从事中郎盛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七月，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勒兵讨颖。帝北征。于时驰檄四方，赴者云集，军次安阳，汉侯国，晋为县，今河南安阳县。众十余万，邺中震惧。颖会其众问计。东安王繇即东安公进封，见上节，时遭母丧，在邺。曰：“天子亲征，宜罢甲缟素，出迎请罪。”司马王混、参军崔旷劝颖拒战。颖从之，遣石超率众五万，次于荡阴。见第一节。陈眕二弟匡、规，自邺赴王师，云邺中皆已离散，由是不甚设备。超众奄出，王师败绩。矢及乘舆。侍中嵇绍，死于帝侧。左右皆奔散。超遂奉帝幸邺。颖害东安王繇，署置百官，杀生自己。立郊于邺南。成都王颙遣张方救邺，方复入洛阳。

初，王沈子浚，以东中郎将镇许昌。愍怀太子幽于许，浚承贾后旨，与孙虑共害之。迁青州刺史，寻徙督幽州。浚为自安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三王起义，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成都王颖欲讨之而未暇也。长沙见害，浚有不平之心。颖乃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密使杀浚而并其众。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单于以告浚，浚杀演，自领幽州。遂与并州刺史东嬴公腾见第二章第二节。讨颖。颖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为乌丸羯朱等所败。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庶分散。卢志劝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晓，众皆成列。而程太妃恋邺不欲去，颖不能决。俄而众溃，惟志与子谧、兄子，殿中虎贲千人而已。志复劝颖早发。时有道士，姓黄，号曰圣人，太妃信之，乃使呼入。道士求两杯酒，饮干，抛杯而去。计始决。而人马复散。志于营阵间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帝御犊车便发。屯骑校尉郝昌先领兵八千守洛阳，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汲郡，今河南汲县。济河，张方率骑三千奉迎。凡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汉县，今河南淇县。不及而还。浚乘胜克邺。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张方欲迁都长安，将焚宗庙、宫室，以绝人心。卢志说方，方乃止。十一月，方逼天子幸其垒。停三日便西。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既至长安，以征西府为宫。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焉。以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十二月，诏成都王颖以王还第，以豫章王炽为皇太弟。炽即怀帝，武帝第二十五子。

帝之征邺也，以东海王越为大都督。六军败，越奔下邳。后汉国，晋为郡，今江苏邳县。徐州刺史东平王楙徐州治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不纳。越径还东海。治郯，今山东郯城县。成都王颖下宽令招之，越不应命。至是，以越为太傅，与太宰颙夹辅朝政，越让不受。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兵既起，楙惧，乃以州与越。越以楙领兖州刺史，唱议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率甲卒三万，西次萧县。今江苏萧县。先是豫州刺史刘乔，亦与诸州郡举兵迎驾。范阳王虓康王绥子。绥，馗子。馗，宣帝弟。督豫州，镇许昌。成都王颖为王浚所破也，虓自许屯于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会惠帝西迁，虓与从兄平昌公模长史冯嵩等盟，模后封南阳王，高密文献王子。推越为盟主。越承制，转乔为冀州刺史，冀州治房子，今河北高邑县。以虓领豫州。乔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发兵距之。颍川太守刘舆颍川治阳翟，见上。昵于虓，乔上尚书，列舆罪恶。河间王颙宣诏，使镇南将军刘弘、征东大将军刘准、平南将军彭城王释，穆王权子。权，馗子，范阳康王之兄也。“释”，《刘乔传》作绎。《帝纪》与本传同，作释。与乔并力，攻虓于许昌。东平王楙自承制都督兖州，帝遣使者刘虔即拜焉。楙虑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给虔兵，使称诏诛晞。晞时已避位。楙在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虓遣晞还兖，徙楙都督青州。晋青州治临菑，今山东临淄县。楙不受命，与乔相结。虓遣将田征击楙，破之。楙走还国。东平国，治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而乔乘虚破许，虓自拔济河。舆弟琨率众救虓，未至而虓败，琨乃说冀州刺史温羡，使让位于虓。虓遣琨诣幽州乞师，得突骑八百人。此据《琨传》，《乔传》云：琨率突骑五千济河攻虓，其所率不仅幽州兵也。济河攻乔。乔据考城以距之，考城，后汉县，晋省，今河南考城县。不敌而溃。乔收散卒，屯于平氏。汉县，今河南桐柏县西。初，越之起兵，关中大惧。张方谓河间王颙曰：“方所领犹有十余万众，奉送大驾还洛宫，使成都王反邺。公自留镇关中；方北讨博陵；国，今河北安平县。如此，天下可以小安。”颙虑事大难济，不许。而成都王颖之废，河北思之，邺中故将公师藩等起兵迎颖，众情翕然。颙乃复使颖都督河北诸军，镇邺。遣将军吕朗屯洛阳，假刘乔节，以其长子祐为东郡太守。东郡，治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又遣刘弘、刘准、彭城王释等援乔。弘以张方残暴，知颙必败，遣使受东海王越节度。乔遣祐距越于萧县之灵璧，今安徽灵璧县。败之。十二月，吕朗东屯荥阳。颖进据洛阳。颙使颖统楼褒、王阐诸军据河桥以距越。河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杜预所造。明年，为光熙元年（306年），范阳王虓济自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北。拔荥阳，斩石超。分兵向许昌，许昌人纳之。遣督护田征及刘琨以突骑八百迎越。遇刘祐于谯，汉县，今安徽亳县。祐众溃，见杀。乔众遂散，与骑五百奔平氏。越进屯阳武。秦县，今河南阳武县。初，高密王泰为司空，以缪播为祭酒。越将起兵，以播父时故吏，委以心膂。播从弟右卫率胤，河间王颙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诣长安说颙，令奉帝还洛，约与颙分陕为伯。张方自以罪重，惧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颙犹豫不决。方恶播、胤为越游说，阴欲杀之。播等亦虑方为难，不敢复言。颙

遣方率步骑十万往讨越。方屯兵霸上，而刘乔为虓等所破。颙闻乔败，大惧，将罢兵，恐方不从，迟疑未决。播、胤乃复说颙，急斩方以谢。颙参军毕垣，河间冠族，为方所侮，亦说颙曰：“张方盘桓不进，宜防其未萌。其亲信郅辅，具知其谋矣。”郅辅者，长安富人，方从山东来，甚微贱，辅厚相供给及贵，以为帐下督，甚昵之。颙便召辅。垣迎说辅曰：“张方欲反，人谓卿知之。王若问卿，但言尔。不然，必不免祸。”辅既入，颙问之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尔。”颙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尔。”颙乃使辅送书于方，因令杀之。送首以示东军，请和于越。越不听。刘琨以方首示吕朗，朗降。王浚遣督护刘根将三百骑至河上，王阐出战，为根所杀。颖顿军张方故垒。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平昌，魏郡，治安丘，今山东安邱县西南。楼褒西走。追骑至新安。汉县，今河南渑池县东。道路死者，不可胜数。颖奔长安。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颙使人杀郅辅。四月，遣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于湖。弘农、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湖县，在今河南閺乡县东。五月，与弘等战，大败。颙又遣马瞻、郭伟于霸水御之。霸水，出蓝田县东，西北过长安入渭。亦战败散走。颙乘单马，逃于太白山。在陕西郿县南。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弘等奉帝还洛阳，以六月朔至。八月，以东海王越录尚书事，范阳王虓为司空。成都王颖自华阴趋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出新野，晋郡，今河南新野县。欲之本国。刘弘拒之。颖弃母、妻，单车与二子庐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将士，欲就公师藩。顿丘太守冯嵩顿丘，晋郡，今河北清丰县西南。执颖及普、廓送邺。范阳王虓幽之。十月，虓暴薨。虓长史刘舆，见颖为邺都所服，虑为后患，秘不发丧，伪令人为台使，称诏，夜赐颖死，其二子亦死。东军以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马瞻等出诣柳，因共杀柳。与始平太守梁迈合从，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迎颙于南山。自太白山而东，渭水南岸之山，通称南山。弘农太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秦国，扶风郡改，以封秦王柬者也。扶风，见第二章第二节。安定内史贾疋等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起义讨颙，斩马瞻、梁迈等。东海王越遣督护麋晃率国兵伐颙，至郑。颙将牵秀距晃，晃斩秀。此据《颙传》。《牵秀传》云：秀与马瞻等将辅颙以守关中。颙密遣使就东海王越求迎。越遣麋晃等迎颙。时秀拥众在冯翊，晃不敢进。颙长史杨腾，前不应越军，惧越讨之，欲取秀以自效，与冯翊大姓诸严，诈称颙命，使秀罢兵。秀信之。腾遂杀秀于万年。万年县，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义军据有关中，颙保城而已，永嘉初，诏书以颙为司徒，而以南阳王模代镇关中。颙就征，模遣将于新安雍谷车上扼杀之，并其三子。此亦据《颙传》。《本纪》：颙之见杀，在光熙元年十二月。

惠帝既还洛阳，大权尽入东海王越之手。光熙元年（306年）十一月，帝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越之鸩。帝后羊氏，父玄之。贾后既废，孙秀议立后。后外祖孙旗，与秀合族，又诸子自结于秀，故以太安元年（302年），立为皇后。成都王颖伐长沙，以讨玄之为名。乂败，颖奏废后为庶人，处金墉城。陈眕等唱伐成都，复后位。张方入洛，又废后。留台复后位。永兴初，方又废后。河间王颙矫诏，以后屡为奸人所立，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诏书累至，刘暾与荀藩、周馥驰奏距之。颙见表，大怒，遣收暾。暾奔青州，而后遂得免。帝还洛，迎后复位。后洛阳令何乔又废后。张方首至，其日复后位。及是，后虑太弟立为嫂叔，不得称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将立之。侍中华混等急召太弟。太弟至，即位，是为怀帝。尊羊后为惠皇后。诸葛玟者，武帝诸葛夫人之昆弟。吏部郎周穆，玟之妻昆弟，《后妃传》云：穆为玟妇弟，《八王传》云：玟为穆妹夫。而清河王之舅也。与玟共说东海王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为群凶所废，先帝暴崩，多疑东宫，公盍思伊、霍之举，以宁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岂宜言邪？”叱左右斩之。永嘉初，前北军中候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覃为太子。事觉，幽覃于金墉。未几，被害，时年十四。

第四节 洛阳沦陷

怀帝既立，大权仍在东海王越之手。时八王之乱稍澹，然刘渊、石勒等，纷纷并起，势遂不可支矣。

魏武帝分匈奴之众为五部，单于於扶罗之子豹为左部帅，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豹卒，子渊代之。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杨骏辅政，以渊为五部大都督。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邺，表渊监五部军事。《晋书·载记》言渊初为侍子，在洛阳，王济尝言于武帝，欲任以东南之事，为孔恂、杨珧所阻。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李憙又欲发五部之众，假渊一将军之号，使平树机能，又为恂所阻。案借用夷兵，为后汉以来习见之事，王济、李憙，盖仍狃于旧习，然是时五胡跋扈之形已见，故孔恂、杨珧，欲防其渐也。惠帝失驭，寇盗蜂起，渊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密共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渊请归会葬，成都王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见上节。声言应颖，实背之也。颖为皇太弟，以渊为太弟屯骑校尉。东赢公腾、王浚起兵，渊说颖：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左国城，在今山西离石县北。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时永兴元年八月也。旋迁于左国城。十一月，僭即汉王位。追尊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立汉三祖、高祖，世祖，昭烈帝。五宗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御主而祭之。东赢公腾使将讨之，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渊遣其族子曜寇太原、见第二章第二节。泫氏、汉县，今山西高平县。屯留、汉县，今山西屯留县。长子、汉县，今山西长子孙。中都，汉县，今山西平遥县西北。皆陷之。二年（305年），离石大饥，迁于黎亭，《续汉志》：上党郡壶关县有黎亭。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以就邸阁谷。永嘉元年（307年），刘琨为并州刺史，渊遣刘景要击之于板桥，未详。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汉县，今山西太原县。其侍中刘殷、王育劝渊定河东，取长安，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渊遂进据河东，寇蒲坂、汉县，在今山西永济县北。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皆陷之，入都蒲子。汉县，在今山西隰县东北。二年（308年）十月僭即皇帝位，迁都平阳。

石勒，《晋书·载记》云：初名，上党武乡羯人也。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武乡，晋县，在今山西榆社县北。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干，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魏书·羯胡传》无羌渠之胄四字，而多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十四字。羌渠二字，可有二解：匈奴单于之名，一也。见《秦汉史》第十章第六节。《晋书·匈奴传》谓其部落入居塞内者凡十九种，中有羌渠，二也。夷狄多以先世之名为种号，则二名或仍系一实。然羌渠卒于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石勒卒于东晋成帝咸和七年（332年），年六十，当生于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上距中平五年八十五岁，勒果羌渠之胄，非其曾孙，即其玄孙，安得不详世数，泛言胄裔？且于於扶罗等尚为近属，安得微为小率，为人佣耕，至被略卖乎？且安得云别部？勒之称赵王也，号胡为国人，下令禁国人不得报嫂及在丧婚取，其烧葬令如本俗。烧葬之俗，古惟氐、羌有之，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三节。然则羌渠之胄，犹言羌酋之裔耳。《晋》《魏》二书，盖所本同物？羌渠之胄四字，当时盖已有误解者？故《魏书》删之，《晋书》则仍录元文也。晋时羯与匈奴，无甚区别，如晋愍帝出降时下诏张寔，称刘曜为羯贼是。见《晋书·寔传》。胡三省谓羯为匈奴入居塞内十九种之一，《通鉴》卷八十六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注》，案据《晋书·匈奴传》：十九种之一曰力羯。其说盖是。羯室盖地以种姓名，非种姓之名，由地而得也。

石勒微时之事，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既免奴为群盗，仍掠缯宝，以赂汲桑。永兴二年（305年）七月，公师藩等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藩济自白马，津名，在今河南滑县北。苟晞讨斩之，勒与桑亡潜苑中。谓茌平牧苑也。勒帅牧人，劫掠郡县，又招山泽亡命以应桑。桑乃自号大将军，称为成都王颖诛东海王越、东赢公腾。腾时进爵东燕王，光熙元年九月，见《纪》。又改封新蔡。永嘉元年（307年）三月，督司、冀诸军事，镇邺。五月，桑入邺，害腾。济自延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南击兖州。越大惧，使苟晞、王赞讨之。越次于官渡，见上节为晞声援。桑、勒为晞所败，收余众将奔刘渊。冀州刺史丁绍要之于赤桥，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又大败之。桑奔马牧，茌平马牧。勒奔乐平。见第二章第二节。王师斩桑于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此据《石勒载记》。《本纪》：十二月，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田兰、薄盛系乞活贼，见下。乐陵，今山东乐陵县。时胡部太谓部之大人。张 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因说 督归刘渊。渊署 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乌丸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渊屡招不能致。勒伪获罪于渊，奔伏利度，因会执之，率其部众归渊。渊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之众配之。

王弥，东莱人。东莱，汉郡，今山东掖县。家世二千石。弥有才干，博涉书记，少游侠京师。光熙元年（306年）三月，令刘伯根反，，汉县，在今山东黄县西南。《王弥传》称伯根为妖贼，《高密孝王略传》谓其诳惑百姓，盖藉宗教以惑众。弥率家僮从之，伯根以为长史。王浚遣将讨伯根，斩之。弥聚徒海渚，为苟纯所败，纯，晞弟，晞使督青州。亡入长广山为群贼，谓长广县之山。长广，汉县，今山东莱阳县。寇青、徐二州。后苟晞击破之。弥退集亡散，众复大振。晞与之连战，不能克。弥进寇泰山、汉郡，今山东泰安县。鲁、汉国，晋郡，治鲁县，今山东曲阜县。谯、见第三节。梁、见第二章第三节。陈、后汉郡，今河南淮阳县。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颍川、见第三节。襄城诸郡。襄城，晋郡，今河南襄城县。永嘉二年（308年）四月，入许昌。见第二节。五月，遂寇洛阳。司徒王衍破之七里涧。在洛阳东。弥谓其党刘灵曰：“晋兵尚强，归无所厝，刘元海渊字。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今称汉王，将归之，可乎？”灵然之。乃渡河归刘渊。此据《晋书·弥传》。刘灵，阳平人，公师藩起，灵自称将军，寇掠赵、魏。《通鉴》系弥及灵之降汉于永嘉元年（307年）。《考异》曰：“《弥传》：弥败于七里涧，乃与灵谋归汉。案《十六国春秋》：灵为王赞所败，弥为苟纯所败，乃谋降汉。今年春，灵已在渊所，五月弥乃如平阳，则二人降汉已久矣。”案二人先或降汉，然其决心归汉，而深资其力，仍不妨在此时也。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

匈奴之众，虽云强劲，然在晋初，似已不甚足用，故刘渊初起时，必冒称汉后，冀得汉人扶翼也。盖匈奴与汉，杂居既久，多能力田，匈奴为汉人佃客，见第二章第二节。其好斗之风，已稍衰矣。是时晋阳荒残已甚，故渊不欲北师。洛阳自魏已来为国都，自其所欲，然力实未足取洛，故刘殷、王育劝其先定河东，取长安。然渊起兵数年以后，仍局促河东一隅，则其兵力实甚有限，微王弥、石勒归之，固不能为大患也。王弥、石勒，初亦不过群盗，使晋有雄武之主，才略之相，指挥州郡，削平之固亦不难。惜乎怀帝受制东海，不能有为；东海既无智勇，又乏度量，不惟不能指挥州郡，反致互相猜嫌。诸征镇惟刘琨为公忠，而并州破败已甚，自守且虞不足；王浚虚骄，苟晞残暴，俱非济世之才。于是中枢倾覆，州郡亦五合六聚而不能救矣，哀哉！

东海王越初甚德苟晞，与之结为兄弟。既而纳长史潘滔之说，转晞为青州，而自牧兖州，由是与晞有隙。越遂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永嘉二年（308年）三月，自许迁于鄄城。汉县，今山东濮县。八月，复迁濮阳。汉县，今河北濮阳县。后又迁于荥阳。见第三节。三年（309年）三月，自荥阳还洛。初，惠帝之还旧都，缪播亦从怀帝还，契阔艰难，深相亲狎。及怀帝即位，以播为从事黄门侍郎，俄转侍中，徙中书令。专管诏命，任遇日隆。及是，越勒兵入宫，于帝侧收播及其弟散骑常侍大仆胤、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帝舅王延等十余人杀之。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以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越解兖州牧，领司徒。盖时中枢亦不能与越同心，而越遂处于进退维谷之势矣。

王弥、石勒既降刘渊，渊使之寇邺。时尚书右仆射和郁镇邺。永嘉二年（308年）九月，弥与勒攻之，郁奔卫国。汉县，今山东观城县。勒寇冀州，三年（309年）四月，陷堡壁百余。七月，渊子聪与王弥寇上党，以石勒为先锋。围壶关，陷之，上党降贼。九月，聪围浚仪。秦县，在今河南开封县西北。曹武等讨之，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见第三节。遣淳于定、吕毅等讨之，又败。聪恃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夜袭败之。是役也，《载记》称渊素服以迎师，盖其丧败颇甚。然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呼延翼率步卒为之后继。晋颇败其兵，又得乞活帅李浑、薄盛来救，东赢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祁济、李浑、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越召之不至，遣监军刘望讨之。李浑、薄盛斩兰降。甄与任祉、祁济弃军奔上党。案乞活是时虽降，其众仍屯结不散，是后屡见其名焉。汲郡，见第三节。鹿，晋治廮遥，今河北宁晋县。魏郡，见第二章第二节。渊乃召聪等还。石勒寇常山，晋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王浚使祁弘以鲜卑骑救之，大败之于飞龙山。《隋志》：飞龙山在石邑。隋石邑县，在今河北获鹿县东南。勒退屯黎阳。汉县，在今河南濬县东北。时晋使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讨勒，宪奔淮南，魏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堪退保仓垣。城名，在开封西北。勒陷长乐，晋国，即汉信都郡，今河北冀县。害冀州刺史王斌。四年（310年）二月，袭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战败，为其下所杀。勒遂陷仓垣，害王堪。五月，寇汲郡，执太守胡龛，遂南济河。荥阳太守裴纯奔建业。时刘聪攻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勒复会之。至九月而河内降于勒。六月，刘渊死，子和即伪位，聪弑而代之。命子粲寇洛阳，勒复与粲会。已而粲出 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接巩、登封二县界。勒出成皋关。谓成皋县之关。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退屯文石津。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欲北攻王浚，而浚将王甲始以辽西鲜卑万余在津北，乃复南济河，攻襄城。汉县，后汉末置郡，今河南襄城县。时王如、侯脱、严嶷等叛于宛，勒并脱、嶷之众，惮如之强不敢攻，见第九节。乃南寇襄阳，汉县，后汉末置郡，今湖北襄阳县。渡沔寇江夏。晋郡，今湖北安陆县。复北寇新蔡，秦县，晋置郡，今河南新蔡县。进陷许昌。王弥之解洛围也，请于刘曜，愿出兖、豫，收兵积谷，以待师期。于是出辕，攻襄城。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秦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河南者数万家，河南，见第二章第二节。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弥又以二万人会石勒寇陈郡、颍川，屯阳翟，见第三节。遣弟璋与勒共寇徐、兖，于是洛阳四面皆敌，日以孤危矣。

时京师饥，东海王越以羽檄征天下兵，无至者。越不得已，乃请出讨石勒，且镇集兖、豫，以援京师。帝曰：“今逆虏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岂可远出，以孤根本？”越言：“贼灭则东诸州职贡流通，若端坐京辇，所忧逾重。”盖时京师实已不能自立矣。十一月，越率众出许昌，以行台自随。留妃裴氏、世子毗及李恽、何伦等守卫京都。以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见上节。于是宫省无复守卫，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枹鼓之音不绝。镇集外州之效未见，京师反弥不能自立已。

时周馥督扬州，镇寿春，汉县，晋孝武帝避讳，改为寿阳，今安徽寿县。乃表请迁都。言“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南抗灵岳，此指霍山言，在今安徽霍山县西北。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戍御。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臣谨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辄檄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以供大驾。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启南路；迁都弭寇，其计并得。皇舆来巡，臣宜转据江州，以恢皇略”。馥不先白越，而直上书，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硕。馥不肯行，而令硕率兵先进。硕贰于馥，乃举兵，称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图馥，遂袭之。为馥所败，退保东城。秦县，今安徽定远县东南。初，越之收兵下邳也，见上节。使琅邪王睿监徐州诸军事，即元帝，武王伷孙，父曰恭王觐。伷见第二节。镇下邳，寻都督扬州。越西迎驾，留睿居守。及是，硕求救于睿。睿遣甘卓、郭逸攻馥。安丰太守孙惠率众应之。安丰，晋郡，治霍丘，今安徽霍邱县。明年，正月，馥众溃，奔于项，为新蔡王确所拘，确，腾子。忧愤发病卒。案观刘渊、刘聪屡攻洛而不得志，知晋之兵力，尚足以固守洛阳，所苦者为饥馑。论物力之丰歉，自以南方为胜。史称东海王越以羽檄征天下兵，怀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时莫有至者。此说亦不尽然。是年九月，山简、督荆、湘、交、广，时镇襄阳。王澄、荆州刺史。杜蕤，南中郎将。实并遣兵入援，特为王如所阻耳。见《纪》是年九月。参看第九节。使怀帝果能迁都，江、扬、荆、湘之转漕，必能如期而至。不惟足以自立，且可支援北方。士饱马腾，军心自振。此时北方之破败，尚未至如后来之甚；怀帝号令北方，亦自较元帝为易。淮阳东控徐、兖，西接司、豫，其形势，自与后来之崎岖江左者不同也。史称馥以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其覆之也，盖全以其私怨；元帝则越之党耳；其误国之罪亦大矣。

南方之事甫平，东方之难复起。时潘滔为河南尹，与尚书刘望等共诬陷苟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移告诸州，称己功伐，陈越罪状。帝亦恶越专权。永嘉五年（311年）正月，乃密诏晞讨越。三月，复诏下越罪状，告方镇讨之，以晞为大将军。越使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晞。晞使骑收藩滔，滔夜遁，乃执尚书刘曾、侍中程延斩之。越以祸结衅深，忧愤成疾，薨于项。以襄阳王范楚隐王子。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见上节。越之出也，以太尉王衍为军司。及是，众推衍为主，率众东下。石勒以轻骑追之，及之苦县之宁平城。苦，汉县，晋更名谷阳，在今河南鹿邑县东。宁平，汉县，晋省，在鹿邑西南。衍遣将军钱端与战，败死。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执衍等害之。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越薨，秘不发丧，奉裴妃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阳。从者倾城，所在暴掠。至洧仓，洧水之邸阁，在许昌东。又为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此据《越传》，《本纪》作四十八王。李恽杀妻子奔广宗。何伦走下邳。裴妃为人所略卖，大兴中得渡江。广宗，后汉县，今河北威县东。于是晋之兵力亦尽矣。

五月，先是苟晞表请迁都仓垣，帝将从之。诸大臣畏潘滔，不敢奉诏。且宫中及黄门恋资财不欲出。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会议将行，而警卫不备。帝抚手叹曰：“如何？”时无车舆，乃使司徒傅祇出诣河阴，汉平阴县，魏改，在今河南孟津县东。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朝士数十人导从，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驰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刘聪遣其子粲及王弥、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 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聪复以禁兵二万七千，配其卫尉呼延晏，自宜阳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石勒进兵会之。晏及河南，王师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晏遂寇洛阳，攻陷平昌门。以后继不至，复自东阳门出。洛阳诸门名。皆见上节。时帝将济河东遁，具船于洛水，晏尽焚之，还于张昌故垒。王弥、刘曜至，遂会围洛阳。六月，宣阳门陷，帝开华林园门，见第一节。出河阴藕池，为曜等所追及。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七年（313年）正月，聪大会，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贼恶之。会有告珉及王俊等谋应刘琨者，帝遂遇弑，崩于平阳。时年三十。珉等皆遇害。史载荀崧之言：谓“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盖晋之亡，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怀帝之坐困于洛阳，则东海实为之，其罪要未容末减也。

第五节 长安倾覆

怀帝立豫章王铨为太子，铨，清河康王遐子。遐见第三节。与帝同没刘聪。《元帝纪》：大兴三年（320年）五月，景寅，孝怀帝太子诠遇害于平阳，帝三日哭。洛阳之急也，司空荀藩，勖子。与弟光禄大夫组奔 辕。见上节。及是，移檄州镇，以琅邪王为盟主。时王浚亦移檄天下，称被中诏，承制以藩为太尉。豫章王端铨弟，铨为太子封。

东奔苟晞，晞立为皇太子，自领尚书令，具置官属，保梁国之蒙县。在今河南商邱县东北。使王赞屯阳夏。秦县，今河南太康县。晞出于孤微，位至上将，志颇盈满。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刑政苛虐，纵情肆欲，由是众心稍离。九月，石勒攻阳夏，灭王赞，驰袭蒙城，执晞，署为司马，月余乃杀之。豫章王端亦没于贼。时傅祇与晞共建行台，晞推祇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祇子宣，尚弘农公主，祇遣宣将公主与尚书令和郁赴告方伯，征义兵。自屯孟津小城，宣弟畅行河阴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畅没于石勒。孟津，见第二章第二节。河阴，见上节。

南阳王模之代河间王颙也，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东海王越表征模为司空。模谋臣淳于定说模曰：“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绥抚而还，既于声望有亏；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并在朝廷，若自强则有专权之罪，弱则受制于人；非公之利也。”模纳其言，不就征。及洛京倾覆，模使牙门将赵染戍蒲坂。见上节。染求冯翊太守，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不得，怒，率众降于刘聪。聪以为平西将军，使与其安西将军刘雅率众二万攻模。刘粲、刘曜率大军继之。模使淳于定距之，为染所败。士众离叛，仓库虚竭。军祭酒韦辅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从之。染箕踞攘袂，数模之罪，送诣粲，粲杀之。时永嘉五年八月也。聪以刘曜为雍州牧，镇长安。

武帝子吴孝王晏之子业，出后伯父柬，见第一节，袭封秦王，荀藩之甥也。避难于密，汉县，今河南密县。与藩、组相遇。行台以密近贼，南趣许、颍。阎鼎者，天水人。天水，见第二章第二节。初为东海王越参军，行豫州刺史，屯许昌。遭母丧，于密县鸠集流人数千，欲还乡里。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暅，此依《阎鼎传》。《王浚传》作李絙。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司马李述，皆来赴畴。佥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蔚等为参佐。鼎因西人思归，欲立功乡里，乃与抚军长史王毗、司马傅逊怀翼戴秦王之计，谓畴、捷等曰：“山东非霸王处，不如关中。”傅畅遗鼎书，劝奉秦王过洛阳，拜谒山陵，径据长安。鼎得书，便欲诣洛。流人谓北道近河，惧有抄截欲南自武关。见第三节。畴等皆山东人，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皆逃散。鼎追藩，不及。暅等见杀。惟、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自宛趣武关。宛见上节。频遇山贼，士卒亡散。次于蓝田，见第三节。鼎告雍州刺史贾疋。疋，武威人，魏太尉诩曾孙也，初为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绰贪横，失百姓心，谮疋于南阳王模。模以军司谢班伐疋。疋奔泸水，即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据《疋传》。《模传》云：模表遣世子保为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帐下都尉陈安攻苞，苞奔安定。疋以郡迎苞。模遣军司谢班伐疋。疋退奔泸水。上邽，见第三节。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与胡彭荡仲及氐窦首结为兄弟，聚众攻班。绰奔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疋复入安定，杀班。愍帝以疋为雍州刺史。《晋书·疋传》如此。案时愍帝尚为秦王，《传》采其后称之。疋率戎晋二万余人，将伐长安。新平太守竺恢亦固守。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刘粲闻之，使刘曜、刘雅及赵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击，大败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旋自渭桥袭荡仲，杀之。渭桥，在长安西北。关中小定。乃遣州兵迎卫业，达于长安，又使京兆尹梁综助守。遂共奉业为皇太子，时永嘉六年九月也。

据《疋传》及《本纪》。《刘聪载记》云：刘曜既据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氐、羌，皆送质任，惟雍州刺史麹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护军麹允、频阳令梁肃，自京兆南山将奔安定，遇疋任子于阴密，拥还临泾。推疋为平南将军，率众五万，攻曜于长安。扶风太守梁综及麹特、

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曜遣刘雅、赵染来距，败绩而还。曜又尽长安锐卒，与诸军战于黄丘，曜众大败，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秃、纪持等攻刘粲于新丰，粲还平阳。曜攻陷池阳，掠万余人，归于长安。时阎鼎等奉秦王为皇太子，入于雍城，关中戎晋莫不响应。麹特等围长安，曜连战败绩，乃驱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平阳，秦县，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阴密，汉县，在今甘肃灵台县西。临泾，汉县，在今甘肃镇原县南。扶风，见第二章第二节。黄丘，胡三省《通鉴注》云：在云阳县黄岭山下。灵阳，汉县，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渠，盖即甘泉。杜县，在长安西南。新丰，汉县，在今陕西临潼县东。池阳，汉县，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雍，汉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以鼎为太子詹事，总摄百揆。梁综与鼎争权，鼎杀综，以王毗为京兆尹。《鼎传》云：鼎首建大谋，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麹允、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抚夷护军索，并害其功，且欲专权。冯翊太守梁纬，北地太守梁肃，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并综母弟，琳之姻也。谋欲除鼎，乃证其有无君之心，专戮大臣，请讨之。遂攻鼎。鼎出奔雍，为氐窦首所杀。案麹允金城人，世为豪族。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敦煌人，靖之子。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河间王使与张方东迎乘舆，后转为南阳王模从事中郎，迁新平、冯翊太守。拒刘聪，屡有战功。及模被害，泣曰：“与其俱死，宁为伍子胥。”乃赴安定，与贾疋、梁综、时为扶风太守。麹允等纠合义众，频破贼党，与鼎共立秦王为太子。亦皆志节之士，非妒贤疾能者。是时之争，盖党派不易骤合，虽各怀公忠之心，而衅祸仍不能弥，扰攘之际类然，亦不足为谁咎也。贾疋亦志节之士，其送质任于刘曜，盖欲以为后图，非叛晋也。贾疋旋因讨贼遇害。《本纪》称贼张连。《疋传》云：荡仲子夫护，帅群胡攻之，疋败走，夜堕于涧，为夫护所害。盖连与夫护，合而为寇。众推麹允领雍州刺史，为盟主，承制选置。明年，永嘉七年（313年），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怀帝崩问至，业即位，是为愍帝。

愍帝既立，以麹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雍州刺史如故。索为右仆射，领京兆尹。建兴二年（314年）六月，刘曜、赵染寇新丰诸县，索 讨破之。七月，曜、染等又逼京都，麹允讨破之。染中流矢而死。《本纪》《刘聪载记》云：染寇北地，中流矢而死。三年（315年）正月，以侍中宋哲为平东将军，屯华阴。见第三节。九月，刘曜寇北地，命麹允讨之。十月，允进攻青白城。此据《本纪》，《允传》作清白城。刘曜闻之，转寇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刘聪陷冯翊，太守梁肃奔万年。见第三节。此据《本纪》及《麹允传》。《刘聪载记》：刘曜又进军屯于粟邑。麹允饥甚，去黄白而军于灵武。曜进攻上郡，太守张禹，与冯诩太守梁肃，奔于允吾。于是关右翕然，所在应曜。曜进据黄阜。粟邑，汉县，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黄白，城名，在今陕西三原县东北。灵武，汉县，在今宁夏宁朔县西北。允吾，汉县，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黄阜，未详。四年（316年）四月，麹允救上郡，军于灵武，以兵弱不敢进。上郡太守籍韦率其众奔于南郑。梁州治，见第三节。七月，曜攻北地，允率步骑三万救之，王师不战而溃。太守麹昌奔京师。曜进至泾阳，见第二章第二节。渭北诸城悉溃。八月，曜进逼京师。内外断绝，麹允与公卿守长安小城以自固。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上洛晋郡，今陕西商县。四郡兵，东屯霸上，镇军将军胡崧，南阳王保所遣，见下。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并不敢进。

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大仓有麹数十饼，麹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帝泣谓允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将士，暴离斯酷。今欲因城未陷，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行矣遣书，朕意决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笺于曜。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之手，帝亦悲不自胜。曜焚榇受璧，使宋敞奉帝还宫。辛丑，帝蒙尘于平阳。麹允及群官并从。刘聪假帝光禄大夫怀安侯。壬寅，聪临殿，帝稽首于前。麹允伏地恸哭，因自杀。明年，十月，聪出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欷歔流涕。聪闻而恶之。聪后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返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阳。时年十八。

《本纪》云：“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惟桑版署号而已。众惟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阙勤王之举，故君臣窘迫，以至杀辱云。”案愍帝之亡，全由关中之荒毁，及诸镇之坐视。帝即位越月，即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诏二王：“今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雍虎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分遣前锋，为幽、并后驻。”三年（315年）二月，又进琅邪王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为相国。盖其所期望于方镇者至深。进捣贼巢，奔问官守，或非幽、并、扬、徐之力所及，然力之能及者，即不论君臣之义，辅车相依之理，要自不可忘也。当时雍州实为秦、凉外蔽。乃《索 传》言：帝累征兵于南阳王保，保左右议曰：“蝮蛇在手，壮士解腕，且断陇道，以观其后。”从事中郎裴诜曰：“蛇已螫头，头可截不？”保以胡崧为前军都督，须诸军集乃当发。麹允欲挟天子趋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长安以西，不复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自存。《张寔传》：其父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愍帝因下策书授之。刘曜逼长安，寔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本纪》：建兴四年（316年）四月，凉州刺史张寔遣步骑五千，来赴京都。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及帝将降于刘曜，下诏于寔，进寔为大都督、凉州牧、司空，承制行事。又言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艰运。盖西朝区区，始终不忘情于诸侯之释位者如此。然寔叔父西海太守肃，王莽置西海郡，光武中兴弃之。至献帝兴平二年（195年），武威太守张雅请置西海郡，分张掖之居延一县以属之。请为前锋击刘曜，寔卒弗许，致肃闻京师陷没，悲愤而卒。盖当时方镇之坐视朝廷倾覆又如此。饥穷之长安，果将何以自立哉？麹允、索，自为志节之士。《索传》云：刘曜围京城，与麹允固守长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灵台。《三辅黄图》：周文王灵台，在长安西四十里。崧虑国家威举，则麹、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还槐里。汉县，今陕西兴平县。案此亦厚诬，当时崧之兵力，实未足以进取也。城中饥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惟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帝使宋敞送笺降于曜，

潜留敞，使其子说曜曰：“今城中粮犹足支一岁，未易可克也。若许 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而送之，曰：“天下之恶一也。”及帝出降，随帝至平阳，刘聪以其不忠于本朝，戮之于东市。夫当易子析骸之时，而犹为诳语以徼富贵，纵置 之志节勿论，有如是其愚者乎？之潜留宋敞，使易说辞，盖犹阴有所图，冀存宗社于万一。其说辞如何不可知，而谓其求车骑、仪同、万户郡公，则必敌国诬罔之辞也。晋之公卿百官，为刘聪所害者甚多，见于《本纪》者，辛宾外尚有尚书梁允、侍中梁濬、散骑常侍严敦、左丞相臧振、黄门侍郎任播、任伟、杜晏及诸郡守，皆至平阳后见杀。岂皆以其不忠于本朝哉？《麹允传》云：允性仁厚，无威断。吴皮、王隐之徒，无赖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然诸将骄恣，恩不及下，人情颇离，羌、胡因此跋扈，关中淆乱。刘曜复攻长安，百姓饥甚，死者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将出降，叹曰：“误我事者，麹、索二公也。”夫乌合之众之不易驭久矣，然允及用之，虽值饥穷，犹能累致克捷，与逆胡相枝柱者且四年，赏罚无章者而能然乎？羊车之辱，全由愍帝之不能死国，谓“误我事者麹、索二公”，盖深悔当时之称尊矣。然以是为麹、索罪，可乎？

第六节 巴氐据蜀

晋世海宇分裂，首起割据者，实为巴氐，其事尚在刘渊创乱之前，特其地较偏，未能牵动大局耳。《晋书·载记》云：李特，巴西宕渠人。宕渠，汉县，后汉尝置郡，旋废，故城在今四川渠县东北。其先廪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钟离山崩，山在今湖北长杨县西北。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曎氏、《后汉书》作曋氏。樊氏、柏氏、《后汉书》作相氏。郑氏。五姓俱出，皆争为神。于是相与以剑刺穴屋，能著者以为廪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焉。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为廪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廪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后汉书注》云：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案即今湖北之清江水。盐阳水神女子，止廪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廪君曰：“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廪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昼昏。廪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廪君乃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弗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廪君立砀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

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秦黔中郡，汉改为武陵，故治在今湖南溆浦县境。薄赋敛之，口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案此说殊误。《后汉书·刘表传》：江南宗贼大盛；《三国·吴志·士燮传》：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戴良；是其字本作宗。宗人所出之赋，则加貝为賨，乃赋以人名，非人以赋名也。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汉巴郡，治江州，今四川江北县。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后汉书·南蛮传》，以巴郡南郡蛮为廪君之后，述廪君事与《晋书》同，而辞较略。又有板楯蛮夷者，云：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阆中，秦县，刘璋于此置巴西郡，今四川阆中县西。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其述巴郡南郡蛮则云：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观赋法之不同，知巴氏等五姓与罗氏等七姓实为两部落，《晋书》辞不别白。然其同为氐族，则无疑也。《晋书》又云：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直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复号之为巴氐。宕渠距阆中近，盐水远，李特之先，似当属板楯蛮夷，不与巴郡南郡蛮同部。特板楯蛮夷，亦未必不以廪君为共祖耳。

李特父慕，为东羌猎将。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在今四川剑阁县北。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300年），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此据《载记》，《帝纪》与《华阳国志》，俱作耿胜。代廞。廞遂谋叛，乃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以为爪牙。特等聚众，专为寇盗，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为“流人刚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为乱阶，宜使移还其本。”廞闻而恶之。时益州文武千余人，已往迎滕。滕率众入州。廞遣众逆滕；战于西门，滕败，死之。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特弟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等以四千骑归廞。廞使断北道。庠素东羌良将，部阵肃然。廞恶其齐整，用长史杜淑、司马张粲之言杀之，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复以特兄弟为督将，以安其众。牙门将许弇求为巴东监军。巴东郡，刘璋置，在今四川奉节县北。杜淑、张粲固执不许。弇怒，于廞 下手刃杀淑、粲；左右又杀弇，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怨廞，引兵归绵竹。汉县，今四川德阳县北。廞恐朝廷讨己，遣长史费远、犍为太守李苾、犍为，汉郡，后汉治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之石亭。渡名，在今四川什邡县东雒江上。特密收合，得七千余人，夜袭远军，远大溃。进攻成都，走，至广都，见第二章第二节。为下人所杀。特至成都，纵兵大掠。遣其牙门诣洛阳，陈廞罪状。先是惠帝以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上庸，秦县，后汉置郡，今湖北竹山县。蜀郡太守徐俭，蜀郡，治成都。广汉太守辛冉等广汉郡，后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县。凡七千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尚甚悦，以骧为骑督。特及弟流，复以牛酒劳尚于绵竹。王敦、辛冉，并说尚因会斩之，尚不纳。寻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汉川者，皆下所在召还。特兄辅，素留乡里，托言迎家，既至蜀，谓特曰：“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以为然，乃有雄据巴蜀之志。朝廷以讨赵廞功，封拜特、流。玺书下益州，条列六郡流人，与特协同讨廞者，将加封赏。会辛冉以非次见征，不愿应召；又欲以灭廞为己功；乃寝朝命，不以实上。众咸怨之。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贪暴，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乃移檄发遣，又令梓潼太守张演，梓潼，汉县，蜀置郡，今四川梓潼县。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移冉求自宽。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逵，购募特兄弟。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流亦聚众数千。特乃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特遣阎式与特同移者，时为始昌令。始昌，晋县，在今甘肃西和县北。诣罗尚求申期。式既至，见辛冉营栅冲要，谋揜流人；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乃辞尚还绵竹。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

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尚虽云尔，然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尚所能制，深宜为备。”特纳之。冉、苾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元等至，发伏击之，杀伤甚众。害佐、元、显，传首以示尚、冉。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上书请依梁统奉窦融故事，推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流行镇东大将军，以相镇统。进兵攻冉于广汉。尚遣李苾及费远救冉，不敢进。冉奔江阳。汉县，刘璋置郡，今四川泸县。特入据广汉。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又陈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尚览书，知特等将有大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于是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据《本纪》，时在永宁元年十月。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距。都安，蜀县，在今四川灌县东。河间王颙遣督护衙博、广汉太守张征讨特。南夷校尉李毅武帝置于宁州。宁州，泰始七年（271年）分益州置。治云南，在今云南祥云县南。一说治味，在今云南曲靖县西。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护张龟军繁城，繁，汉县，今四川新繁县西北。三道攻特。特命子荡、雄袭博，躬击张龟。龟大败，博亦败绩。荡追博至汉德，蜀县，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博走葭萌。汉葭明县，后汉作葭萌，蜀改曰汉寿，晋改曰晋寿，在今四川昭化县东南。荡进寇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荡进攻葭萌，博又远遁。《纪》太安元年五月。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省。进攻张徵。徵据险相持，候特营空虚，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战，不利。荡军至，殊死战，徵军乃溃。特欲释徵还涪，涪，汉县，晋更名涪城，今四川绵阳县。荡不可，复进攻徵。遂害徵，以蹇硕为德阳太守。德阳，后汉县，在今四川遂宁县境。硕略地至巴郡之垫江。汉县，今四川合川县。特之攻张徵也，使李骧等屯军毗桥胡三省云：今怀安军西北有中江，源从汉中弥牟。雒水、毗桥水三水会为一江。案宋怀安军故城，在今四川金堂县东南。弥牟镇，在今四川新都县北。以备罗尚。李流亦进军成都之北。梁州刺史许雄遣兵攻特，特破之。进击破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罗尚据大城自守。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此据《载记》。《罗尚传》作兵曹从事任锐。《通鉴》从《华阳国志》作任叡。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刻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明先伪降特，因求省家。特许之。明潜说诸村，诸村悉听命。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救尚。建平，吴郡，今四川巫山县。阜次德阳，特遣荡助任臧距阜。尚遣大众，掩袭特营，连战，斩特。《纪》在太安二年三月，云宋岱击斩之。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流与荡、雄收遗众还保赤祖。胡三省曰：当在绵竹东。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时宋岱水军三万，次于垫江。前锋孙寿破德阳，获蹇硕。任臧等退屯涪陵，蜀郡，今四川涪陵县西。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汜、黄訇、何冲三道攻北营。流身率荡、雄玫深栅，克之，追至成都。尚闭门自守。荡驰马追击，伤死。流以特、荡并死，岱、阜又至，甚惧。李含又劝流降，流将从之。雄与骧迭谏，不纳。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质于阜军。胡兄离，闻父欲降，自梓潼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曰：“若功成事济，约与君三年迭为主。”雄曰：“今计可定，二翁不从，将若之何？”离曰：“今当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虽是君叔，势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复何言？”雄大喜。乃攻尚军。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陈图。晋汶山郡，在今四川理番县境。遂入郫城。郫，秦县，今四川郫县北。流移营据之。三蜀百姓，左思《蜀都赋注》：汉高分蜀置

广汉，汉武又分蜀置犍为，故曰三蜀。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在今四川灌县西南。尚参军涪陵徐轝，求为汶山太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犄角讨流。尚不许。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流死，诸将共立雄为主。雄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罗尚遣将攻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委城夜遁。特开门纳雄，遂克成都。于时雄军饥甚，乃率众就谷于郪，汉县，在今四川三台县南。掘野芋而食之。雄以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雄乃深自挹损，不敢称制，事无巨细，皆决于李国、李离兄弟。国等事雄弥谨。诸将固请雄即尊位，以永兴元年（304年）僭称成都王。范长生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门，执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雄于是僭即帝位，国号蜀。《通鉴考异》曰：《晋帝纪》《三十国晋春秋》皆云：永兴二年六月，雄即帝位。《华阳国志》：光熙元年（306年），雄即帝位。《后魏书·序纪》及《李雄传》皆云昭帝十二年雄称帝，即光熙元年（306年）也。遣李国、李云等寇汉中。梁州刺史张殷奔长安，参看第九节。国等陷南郑，尽徙汉中之人于蜀。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诱建宁夷使讨之，建宁，蜀郡，在今云南曲靖县西。毅病卒，城陷。杀壮士三千余人，送妇女千口于成都。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羕、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罗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安汉，汉县，今四川南充县。以逼雄。雄攻奋，不克。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还。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乘胜讨文硕害之。南得汉嘉、汉青衣县，后汉改曰汉嘉，蜀置郡，晋并废，故治在今四川雅安县北。涪陵，远人继至。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益州遂定。遣李骧征越巂，太守李钊降。越巂郡，晋治会无，今四川会理县。《明帝纪》：大宁元年（323年）正月，李骧、任回寇台登，将军司马玟死之。越巂太守李钊、汉嘉太守王载以郡叛降于骧。任回，亦与特同移者。台登，汉县，在今四川冕宁县东。进攻宁州，刺史王逊使其将姚岳悉众距战，骧军不利，引还。《王逊传》：转魏兴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宁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余人奉毅女，固守经年。永嘉四年（310年），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不见省。孟固陈，乃以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使于郡便之镇。逊与孟俱行。道遇寇贼，逾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没，城邑丘墟。逊披荒纠厉，收聚离散，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于是莫不振服，威行宁土。先是越巂太守李钊为李雄所执，自蜀逃归，逊复以钊为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骧、任回攻钊。钊自南秦，与汉嘉太守王载共距之。战于温水，钊败绩。载遂以二郡附雄。后骧等又渡泸水寇宁州。逊使将军姚崇、爨琛距之，战于堂狼，大破骧等。崇追至泸水，落水死者千余人。崇以道远，不敢渡水。逊以崇不穷追也，怒，囚群帅，执崇鞭之。怒甚，发上冲冠，冠为之裂，夜中卒。州人立逊仲子坚，行州府事，诏除坚南夷校尉、宁州刺史。陶侃惧坚不能抗对蜀人，大宁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为宁州，征坚还京。《通鉴》：毅殁于光熙元年（306年）。其女名秀。钊即毅子，毅存时往省其父，永嘉元年（307年），州人奉之。四年（310年），王逊至州，以为朱提太守。魏兴，魏郡，今陕西安康县。南秦、晋县，今阙，当在四川旧叙州府境。堂狼，汉县，后汉省，在今云南会泽县境。零陵，汉郡，后汉治泉陵，今湖南零陵县北。朱提，汉县，后汉末置郡，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后又使骧子寿攻陷巴东，太守杨谦退保建平。寿别遣费黑寇建平，巴东监军毌丘奥退保宜都。蜀郡，治夷道，今湖北宜都县西北。《成帝纪》：咸和五年（330年）十月，李寿寇巴东、建平，监军毌丘奥、太守杨谦退归宜都。李寿攻朱提，又使任回攻木落，未详。分宁州之援。宁州刺史尹奉降，《本纪》：咸和八年（333年），李寿陷宁州，刺史尹奉及建

宁太守霍彪并降之。遂有南中之地。

巴氐之乱，原因有四：关西丧乱，不能绥抚，听其流移，一也。流人刚剽，蜀人软弱，主不制客，二也。一统未久，人有好乱之心，三也。兵力不足，指挥不一，四也。《载记》所书此事始末，殊不甚确。流人漂播，理宜有以食之，谓李苾请许其就食于蜀，由于受赂，似近厚诬。《载记》云：赵廞使苾与黄远同断北道，似附廞为逆者，然晋朝任之如故，则苾或力未能抗廞，而实未附之也。罗尚者，宪之兄子。宪为蜀汉巴东太守，蜀亡，吴乘机攻宪，宪大破其军，拒守经年，甚有威望。赵廞之叛，尚表曰：“廞非雄才，计日听其败耳。”其于蜀中事势，似甚了然。尚与李氏，相持积年。梓潼、巴西，先后反正。李国、李离，权侔雄、荡，阎式则为李特谋主，不能制下，皆就诛夷。使尚不死，蜀事正未可知。《尚传》谓其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果如所言，罗羕、文硕岂肯归之？《李流载记》云：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者督领邨堡。流言于特曰：“山薮未集，粮仗不多，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以为质任，送付广汉、絷之二营；收集猛锐，严为防卫。”又书与特司马上官惇，深陈纳降若待敌之义。《罗尚传》亦言：宗岱、孙午兵盛，诸为寇所逼者，人有奋志，蜀人之非心服可知。特既死，流亦以饥困几败，然则范长生之充隐附逆，其于李氏，盖深有造焉。风谣之可造作久矣，谓特能绥抚，尚病贪残，岂其实哉？尚与李苾、辛冉，刚柔缓急，庸有不同，然潜袭特营，史谓计出冉、苾，而尚仍遣兵助之，其无大异同可知。赵廞且不能容李庠，流人安可复抚？晋朝封拜特、流，乃姑息之政，冉寝朝命，所谓因事制宜。晋朝既以灭廞为特、流之功，官爵之矣，冉安得而攘之？流人不过佣力自活，其有宝货能行赂者，皆其铮铮佼佼者也，好乱乐祸，惑误众人，正在此辈，搜索安得不严？岂能诬为欲货？抑赵廞、李特，既已互相诛夷，李雄、李离，又欲弃其父叔；战甫胜而流即死，其为良死与否，深有可疑；而雄与国、离兄弟，相猜之迹尤显。然则流人酋长，本无大才，亦且不能和辑，平之实非甚难，特晋政不纲，并此而有所不能耳。古称战胜于朝廷，此则可谓战败于朝廷者也。

第七节 张氏据河西

凉州之地，距中原颇远，然与西域相交通，其地实颇富饶，而文明程度亦颇高；西南苞河湟，又为畜牧乐土；故两晋之世，始终有据以自立者。其首起者则张轨也。轨，安定乌氏人。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乌氏，汉县，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仕为安西军司。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遂求为凉州。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是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于是大城姑臧。汉县，为武威郡治，见第二章第二节。永嘉初，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轨遣中督护氾瑗率众二万讨之。先遗稚以书，稚得书而降。轨后患风，口不能言，使子茂摄州事。酒泉太守张镇，酒泉，汉郡，今甘肃酒泉县。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代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为辅车之势。轨别驾麹晁，欲专威福，又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以请贾龛，龛将受之。其兄让之，龛乃止。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被诬。模乃表停之。晋昌张越，晋昌，晋郡，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凉州大族，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遣兄镇及曹祛、麹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弟越为刺史。轨以子寔为中督护，卒兵讨镇，镇诣寔归罪。南讨曹祛，走之。武威太守张珙遣子坦驰诣京，表请留轨。帝优诏劳轨，依模所表，命诛曹祛。轨命寔率尹员、宋配步骑三万讨祛，斩之。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而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光禄傅祇、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然轨之所以尽力王室者，止于如此，及遣偏师入援而已，不能如陈武帝倾国远出，躬事戡定也。河间、成都二王之难，轨遣兵三千，东赴京师。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濬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后王弥遂逼洛阳，轨又遣张斐、北宫纯、郭敷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京都陷，斐等皆没于贼。大府主簿马鲂言于轨曰：“四海倾覆，乘舆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然不能用。盖其本图仅在割据也。秦王入关，轨驰檄关中，言“宜简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西中郎寔，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玙，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秦县，今陕西大荔县。而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与据险断使命，宋配讨之。西平王叔，与曹祛余党麹儒，劫前福禄令麹恪为主，汉禄福县，后汉曰福禄，为酒泉郡治，即今酒泉县也。执太守赵彝，东应裴苞。寔回师讨之，斩儒等。左督护阴预与苞战狭西，大破之。苞奔凶桑坞。未详。刘曜寇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轨又遣参军麹陶领三千人卫长安。建兴二年（314年）五月，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愍帝以为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刘曜逼长安，寔遣王该率众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及帝将降于刘曜，下诏进寔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寔以天子蒙尘，冲让不拜。使协赞琅邪王。而寔不许其叔父肃攻刘曜，致肃悲愤而卒，已见第五节。盖其志在割

据，一如其父也。寔遣大府司马韩璞等督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安故，汉县，晋省，张氏复置，并置郡，故城在今甘肃临洮县南。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璞次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诸羌断路。相持百余日，粮竭矢尽。会张阆率金城军继至，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乃夹击败之。焦崧、陈安逼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南阳王保遣使告急。寔使金城太守窦涛率步骑二万赴之。时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说言于寔曰：“南阳王忘大耻而欲自尊，终非济时救难者也，不如推崇晋王。”从之。然元帝即位，寔犹称建兴年号。南阳王保欲奔寔，寔遣将声言翼卫，而实御之，盖既专制一方，亦不欲人之上之矣。京兆人刘弘挟左道，客居天梯山，在姑臧南。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知，以其夜害寔。此据《晋书·寔传》。《通鉴考异》曰：阎沙、赵仰，《晋春秋》作阎涉、赵卬。又寔既死，所遣收刘弘者史初乃 弘。案《载记》言寔收弘杀之，犹言寔遣人收弘，杀之二字，乃终言其事，不必弘之见杀，在寔见害前也。时大兴三年六月也。子骏年幼，州人推寔弟茂摄事。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

第八节 鲜卑之兴

五胡种落，鲜卑为大，盖匈奴自降汉后，聚居并州；乌丸附塞久，亦不复乡北开拓；朔垂万里，遂悉为鲜卑所据也。晋世鲜卑之大者：曰慕容氏，曰段氏，曰宇文氏，曰拓跋氏，曰秃发氏，曰乞伏氏。秃发、乞伏二氏，仅割据一隅，无关大局。慕容、段、拓跋三氏，与北方大局，关系较深；而宇文氏与慕容氏地近，相龁最烈，宇文氏之败，则慕容氏之所由兴也。今先述此四氏缘起如下：

《晋书·载记》曰：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胡三省曰：棘城，在昌黎县界。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案此说似近附会。胡三省谓《魏书》：汉桓帝时，檀石槐分其地为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寺为大帅，案《三国·魏志·鲜卑传注》引之。是则慕容氏之始，《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注》。说当近之。慕容寺盖亦地以部族名者也。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柳城，汉县，后汉省，在今辽宁兴城县西南。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辽东，秦郡，晋为国，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县。涉归死，弟耐篡位，耐，《通鉴》依范亨《燕书》作删。系此事于太康四年（283年）。《考异》以太康二年十月寇昌黎为涉归之事。案其事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将谋杀廆，廆亡潜以避祸。后国人杀耐，迎廆立之。《通鉴》系太康五年（284年）。

《北史》称宇文莫槐为匈奴，云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案宇文氏为周之先。《周书·文帝纪》云：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一曰匈奴，一曰鲜卑者。悦般为匈奴后，《北史》谓其翦发齐眉，以 糊涂之，实与宇文氏翦发而留其顶上同俗，足征其出于匈奴。语言颇异鲜卑，尤为铁证。然东方本鲜卑之地，盖南单于远属，君临鲜卑者，故云鲜卑奉以为主也。《周书》云：普回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据《北史》，自莫槐至逸豆归凡七君，则即以莫槐承莫那。然普回、莫那，恐均子虚亡是之流也。莫槐虐用其人，为部下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普拨死，子丘不勤立，娶拓跋郁律女。魏平帝，见下。丘不勤死，子莫廆立。《北史》云：本名犯魏道武讳。《晋书·慕容廆载记》作莫圭。始与慕容氏搆兵。

《北史》云：徒河段就六眷，徒河，汉县，在今辽宁锦县西北。出于辽西。其伯祖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子大乌丸之大人。库辱官家奴。其后渔阳大饥，渔阳，秦郡，魏废之，晋复置，在今河北密云县西南。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人诣辽西逐食，招诱亡叛，遂至强盛。日陆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务目尘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据辽西之地而臣于晋，其所统三万余家，控弦上马四五万骑。

慕容涉归有憾于宇文，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帝遣幽州诸军讨廆，战于肥如，汉县，今河北卢龙县北。廆众大败。自后复掠昌黎，每岁不绝。又率众伐夫余。夫余王依虑自杀。廆遂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东夷校尉何龛遣督护贾沈，迎立依虑之子。廆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夫余之国。廆谋于其众，遣使来降。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廆事参看第二章第二节。宇文、段部为寇略，廆卑辞厚币以抚之。太康十年（289年），廆又迁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294年），移居大棘城。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云别帅大素延，《通鉴考异》曰：《燕书纪传》皆谓之素怒延，然则怒延是其名也。攻掠诸郡，廆亲击，败之。素延怒，率众十万围棘城。廆出击之，素延大败。永嘉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附塞鲜卑素连、木津托为臻报仇，攻陷诸县，杀掠士庶。廆讨连、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建兴中，愍帝遣使拜廆昌黎、辽东二国公。

拓跋氏之初，盖亦匈奴败亡后北方鲜卑之南徙者。其后得志，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史事之真为所蔽者久矣，然即其所造作之语而深思之，其中真迹，固犹可微窥也。《魏书·序纪》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勋，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粥、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节皇帝贷立。崩，庄皇帝观立。崩，明皇帝楼立。崩，安皇帝越立。崩，宣皇帝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景皇帝利立。崩，元皇帝俟立。崩，和皇帝肆立。崩，定皇帝机立。崩，僖皇帝盖立。崩，威皇帝侩立。崩，献皇帝隣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诘汾，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如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案云统国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国也。云大姓九十九者，与己为百姓也。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再传而至神元，凡八十一世，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三与五之积也。九者，数之究也。三与五，盖取三才、五行之义，比拟于三皇、五帝。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而世数及所统国数，无一非三、五、九之积；有是理乎？成帝讳毛，毛，无也；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造作者盖已微以其情示后人矣。《卫操传》云：桓帝崩后，操为立碑以颂功德，云魏为轩辕苗裔。按操等皆乃心华夏，其于拓跋氏，特欲借其力以犄匈奴耳，何事为之造作虚辞，以诬后世？况拓跋氏当此时，亦未必敢以帝王自居也。道武定国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此盖其造作之始。其自托于轩辕者，以从土德；所以从土德者，则以不欲替赵、秦、燕而承晋故也，说更详后。抑此实有跻诸胡以并华夏之意，或已出于后来。其初自视微而仰望汉族更深，或且欲祧曹魏而承汉，如汉人之以秦为闰位者，故神元元年（220年），实与魏之建国同岁也。《记》曰：“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况于故为矫诬者乎？然其为矫诬，终不可以掩天下后世之目也。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源贺传》：贺秃发傉檀子，傉檀亡奔魏。世祖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足征《晋书》之说不诬。乌孤五世祖树机能在晋初，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之，匹孤当在后汉中叶，正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时也。《乌洛侯传》云：真君四年来朝。《本纪》事在三月。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此盖天然石窟，《礼志》亦载此事，而云凿石为庙，则诬矣。乌洛侯在地豆干之北。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大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难水今嫩江，完水今额尔古讷河，北海即贝加尔湖，于己尼盖入湖之巨川。魏人编发，故称索虏；而乌洛侯绳发；地豆干在失韦西千余里，失韦丈夫索发；可见自失韦以西北，其俗皆同。《晋书·慕容廆载记》：宇文乞得龟击廆，廆遣子皝距之，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此非即拓跋氏，盖亦此等民族南出者也。故知当时，此等民族南迁者颇多。魏人曾居黑龙江、贝加尔湖之间，必不诬也。此盖推寅以后所处。自此南迁，故有山岳高深，九难八阻之说也。今西伯利亚之地：自北纬六十五度以北，地理学家称为冻土带，自此南至五十五度曰森林带；又南曰旷野带；极南曰山岳带；逾山则至漠北矣。冻土带极寒，人不能堪之处甚多。森林带多蚊虻，旷野带卑湿多疫疠，亦非乐土。魏之先，盖自冻土带入旷野带，又越山岳带而至漠北者邪？

《宋书·索虏传》云：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目，索虏亦其一也。《齐书·魏虏传》云：匈奴种也。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胡俗以母名为姓，说无征验。若援前赵改姓刘氏为征，则入中国已久，非其故俗矣，况亦母姓而非其名也。匈奴与鲜卑相溷，事确有之。《魏书·官氏志》有须卜氏、林氏其证。然不得云拓跋氏为匈奴种也。然有云其是陵后者辄见杀，何以言之者如是其多？汉人岂欲以此诬鲜卑哉？抑当时以华夏为贵种，称拓跋氏为陵后，是褒之，非抑之也，汉人岂乐为此？如其为之，正当为鲜卑所乐闻，而又何以见杀？案《隋书·李穆传》云：自云陇西成纪人，成纪，汉县，今甘肃秦安县北。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代居北狄，其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祖斌，以都督镇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因家焉。此其出于依托，自不待言。魏之初，盖亦以攀附华夏为荣，又未敢依附中原华胄，曾自托于陵后，后则以与其所造轩辕之后之说不符，而说既流行，众口相传，势难遽戢，则又一怒而欲以杀僇止之也。亦可谓暴矣。

《魏书·序纪》云：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元年（220年），岁在庚子。魏文帝黄初元年。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后与宾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久之，宾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固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境。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二十九年（248年），魏齐王芳正始九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神元皇后传》云：宾临终，戒其二子速侯、回题，令善事帝。及宾卒，速侯等欲因帝会丧为变。语颇漏泄，帝乃先图之。伏勇士于宫中。晨起，以佩刀杀后。驰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惊走来赴，因执而杀之。案神元之狡且忍如此，其以忧死，非不幸矣。诸部大人悉皆款服。三十九年（258年），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定襄，汉郡，治成乐，后汉移治善无。成乐，后汉曰盛乐，在今和林格尔境。善无，在右玉县南。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惟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与魏和亲。四十二年（261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261年）也。文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四十八年（267年），泰始三年。至自晋。五十六年（275年），帝复如晋。其年冬，还国。行达并州，晋征北大将军卫瓘，以帝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乃密启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于失信，不许。瓘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令致闲隙，使相危害。晋帝从之，遂留帝。于是国之执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货。五十八年（277年），方遣帝。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阴馆，汉县，在今山西代县西北。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采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有所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既而始祖甚悔之。其年，始祖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因在庭中砺钺斧。诸大人问欲何为？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太子，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寻崩。案神元五十六年（275年），为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纪》于是年六月，书鲜卑力微遣子来献，《魏书》谓是年文帝如晋，盖依附此文。至魏世与力微言和，其子入侍于洛，则史无可征。《三国·魏志·鲜卑传》：东部大人，有素利弥加厥机，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太祖表宠以为王。厥机死，又立其子沙末汗为亲汉王。名虽相似，而事迹与年代皆不合，不知为两人名同欤？抑力微实即厥机部落，造魏史者不敢明言，乃姑留此间隙，以待后人之寻索也？卫瓘之督幽州，纪在泰始七年（271年）八月，《本纪》于咸宁三年（277年）正月，书使瓘讨力微，则即《魏书》神元崩之岁也。观《魏书》所载事迹，而知《瓘传》谓瓘用离间之策而力微以忧死之说不诬矣。参看第二章第二节。

《魏书·序纪》又云始祖崩，章皇帝悉鹿立，始祖之子也。诸部离叛，国内纷扰，飨国九年而崩。咸宁四年（278年）至太康七年（286年）。平皇帝绰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飨国七年而崩。太康八年（287年）至惠帝元康三年（293年）。思皇帝弗立，文帝之少子也。飨国一年而崩。元康四年（294年）。昭皇帝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上谷，汉郡，治沮阳，在今察哈尔怀来县东南。濡水，今滦河。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帝猗 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在今山西大同县东南。或云：在阳高县东北。以桓帝之弟穆帝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是岁，元康五年（295年）。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盖始叛晋，略其边民也。云中，秦郡，即今之托克托城。五原，汉郡，今绥远五原县。朔方，汉郡，故城在今绥远临河县境。《晋书·地理志》云：后汉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并州入冀州。魏黄初元年（220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弃之。至晋，因而不改。故此三郡，在当时皆为戎狄之地，其后刘琨弃陉北，仅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而已。上郡，陉岭，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马邑，汉县，今山西朔县。楼烦，汉县，在雁门关北。晋徙今崞县东。繁峙，崞，皆汉县，皆在今浑源县西。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杏城，在今陕西中部县西北。二年（296年），元康六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远近来赴者二十万人。《皇后传》云：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昭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魏书》之所依据，盖即高宗初所造作也。然自力微末年扰乱，至此复获小安，则可想像而得矣。三年（297年），元康七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积五年乃还。拓跋氏之形势，至此盖稍张，晋与匈奴相争，遂思藉其众以为用。

第九节 荆扬丧乱

读史者多以武帝不能徙戎，及去州郡兵备，为晋室致乱之原，其实亦不尽然。五胡杂处，特晋初隐患之一端，而非谓其时所忧，遂止于此。至于除去兵备，则正为弭乱之方。自初平以至太康，为时将近百载，人习于分崩离析者既久，资之以兵，适使其恣睢自擅耳。当吴、蜀荡平之时，为长治久安之计，所忧者自不在草野之窃发，而在牧守之专擅也。晋初急务，在得良吏以抚安海内，使久罹兵革之苦者，欣然有乐生之心；而又有信臣精卒，据要害之处，示天下以形势，以潜消其反侧之念；不在凡州郡皆有兵也。凡州郡皆有兵，必不能皆精，亦不能皆得信臣以将之，难免弭乱则不足，召乱则有余矣。诚能如是，历数十年，则海宇晏安，而五胡之乱，亦可徐图消弥。不然，纵使徙戎之计获行，能否安然卒事，不至中途生变，尚未可知；即谓能之，而内乱既兴，群思借外力以自助，既徙者安保不引之复来？自汉以降，中国所畏忌者，莫如匈奴。晋初虽遭丧乱，而刘渊见羁，卒未肯释，即其明证。然逮东海兵起，成都即卒因欲得五部之援而纵之矣。故知内乱之与五胡，其为当时隐患，正亦未易轩轾也。北方惟刘渊崛起，颇有匈奴人思自立之意，然其所用者仍多中国人；石勒则一中国之盗贼耳；王弥等更不待论矣；故五胡之乱，虽似外患，实亦与内乱相杂也。

当晋初，吴、蜀皆平定未久，自难尽消其反侧之心，而吴之情形，又与蜀异。蜀地险而富乐，自古少外患，故其民弱，而为秦、雍之流民所乘。吴则当春秋、战国时，其人即轻死好斗，历两汉之世，此风未改，第一章已言之。故自吴平之后，其民之叛晋者讫不绝。据《晋书·帝纪》所载：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九月，有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业令，遂围扬州。晋初扬州治寿春，太康初移治建业。八年（287年）十月，有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南康，晋郡，治雩都，在今江西雩都县东北。后徙治赣，在今江西赣县西南。平固，吴县，在今江西赣、兴国两县间。十一月，有海安令萧辅聚众反。海安，晋县，当在广东旧肇庆府境。十二月，又有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后汉汉兴县，吴改称吴兴，今浙江吴兴县。至元帝大兴元年（318年），尚有孙皓子璠，以谋反伏诛。《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可见为《纪》所不书者尚多矣。《刘颂传》：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曰：“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王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华谭传》：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武帝策之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趦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谭对曰：“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畴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云云。皆可见当时江表之臬兀，而晋之所以镇抚之者，不免掉以轻心也。

荆楚之风气，不如吴会之劲悍，然其地累经丧乱，故亦易动而难安，而张昌遂为乱首焉。昌，义阳蛮。义阳，见第二章第二节。李流之寇蜀也。昌聚党数千人，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遂屯聚为劫掠。时江夏大稔，江夏，见第四节。流人就食者数千口。太安二年（303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安陆，汉县，今湖北安陆县北。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昌乃变姓名为李辰，据有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沈，山都，秦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北。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立为天子，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又流言云：“江、淮已南，当图反逆，官军大起，悉诛讨之。”群小互相扇动，人情皇惧，江、沔间一时焱起，旬月之间，众至十三万。时豫州刺史刘乔，据汝南以御贼。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前将军赵骧，助平南将军羊伊守宛。见第四节。新野王歆见第三节。督荆州。昌遣其将黄林向豫州，乔遣将击破之。林东攻弋阳，汉国，魏为郡，今河南潢川县。亦不克。而马武破武昌，吴郡，今湖北鄂城县。害太守。昌西攻宛，破赵骧，害羊伊。进攻襄阳，见第四节。害新野王歆。别率石冰破江、扬。临淮人封云举兵应之，临淮，汉郡，后汉废，晋复置，后改为盱眙，今安徽盱眙县。自阜陵寇徐州。阜陵，汉县，晋废，在今安徽全椒县东。昌又遣将攻长沙、湘东、零陵诸郡。此据本传。《本纪》云：陷武陵、零陵、豫章、长沙。长沙，秦郡，今湖南长沙县。湘东，吴郡。治酃，在今湖南衡阳县东。晋移治临丞，即今衡阳县也。零陵，武陵，皆见第六节。豫章，汉郡，今江西南昌县。昌虽跨带五州，而树立牧守，皆盗桀小人，但以劫掠为务，人情渐离。朝以刘弘督荆州。初进，败于方城。山名，在今河南叶县南。弘遣司马陶侃等进据襄阳，遂讨昌于竟陵。晋郡，今湖北钟祥县。刘乔又遣兵向江夏。侃等与昌苦战，破之，纳降万计，昌窜于下儁山。谓下儁县山中。下儁，汉县，在今湖南沅陵县东北。明年秋，乃禽斩之。

张昌虽速亡，而乱势遂蔓衍于下流。陈敏者，庐江人。庐江，晋郡，今安徽霍邱县西。少有干能，以部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建议漕南方谷以济中州，朝廷从之，以敏为合肥度支。合肥，汉县，今安徽合肥县。迁广陵内史。广陵，汉国，后汉为郡，治江都，今江苏江都县。晋初移治淮阴，今江苏淮阴县。太安二年（303年）十一月，扬州秀才周玘，处子。潜结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南郡，晋改曰南平，治作唐，在今湖南安乡县北，后移治江安，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共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四郡军事，以讨石冰。冰退，自临淮趋寿阳。见第四节。都督刘准忧惧，计无所出。敏谓准：“请合率运兵，公分配众力，破之必矣。”准乃益敏兵击之。敏以少击众，每战皆克，与玘攻冰于建业。冰北走，投封云。敏回讨云。云将张统斩云、冰降。时永兴元年三月也。会稽贺循，会稽，秦郡，治吴，后汉移治山阴。吴，今江苏吴县。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亦合众应玘等。移檄冰大将杭宠。宠遁走，所置会稽相、山阴令皆降，一郡悉平。敏以功为广陵相。时惠帝幸长安，四方交争，敏遂有割据江东之志。父亡去职。东海王越当西迎大驾，承制起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越讨刘乔，敏引兵会之，与越俱败于萧。见第三节。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收兵据历阳。秦县，晋置郡，今安徽和县。丹阳甘卓，丹阳，秦县，今安徽当涂县东。亦弃官东归，与敏遇于历阳，共图纵横之计。假称皇太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敏为息取卓女，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人为将军、郡守。荣，吴人，吴丞相雍之孙。是时州内豪桀，咸见维絷，惟贺循齐曾孙，邵子。与吴郡朱诞，不与其事。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旷等，皆弃官奔走。敏弟昶，将精兵数万据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晋于此置乌江县。恢率钱端等南寇江州，时治豫章。刺史应邈奔走。斌东略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永兴二年十二月。敏命寮佐以己为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封十郡，加九锡，列上尚书，称“自江入河，奉迎銮驾。”敏分置子弟为列郡，收礼豪桀，有孙氏鼎峙之计，而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

暴，所在为患。周玘、顾荣之徒，常惧祸败。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广陵人。又遗荣等书。玘、荣乃遣使密报刘准：“遣兵临江，己为内应。”准遣刘机等出历阳，敏使弟昶及将军吴广次乌江以距之。又遣弟闳戍牛渚。山名，即采石，以临江，亦称采石矶，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广，玘乡人也，广，吴兴人，家在长城。长城，晋县，在今浙江长兴县东。玘潜使图昶。广遣其属白事，昶倾头视书，挥刀斩之。敏遣甘卓出横江，在和县东南，与牛渚相对。坚甲利器，尽以委之。玘、荣又说卓，卓遂背敏。敏与卓战，未获济，顾荣以白羽扇麾之，众溃。敏单骑东奔，至江乘，秦县，吴省，晋复置，在今江苏句容县北。为义兵所获，斩于建业。时永嘉元年三月也。会稽诸郡并杀敏诸弟无遗焉。恢据武昌，自称荆州刺史，见《朱伺传》。刘弘使陶侃等讨平之。王敦之叛也，或说甘卓：“且伪许敦，待其至都而讨之。”卓曰：“昔陈敏之乱，吾亦先从后图，而论者谓惧逼而谋，虽情本不尔，而事实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复尔，谁能明我？”此非诚语，惧逼反噬，乃其实情。且非独卓，顾荣、周玘等，恐无不如是也。亦可见是时吴人之心矣。

陈敏之叛也，吴兴人钱璯，亦起义兵。东海王越命为建武将军，使率其属会于京都。璯至广陵，闻刘聪逼洛阳，畏懦不敢进。元帝时镇江左，促以军期。璯乃谋反。永嘉四年（310年）二月，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寇阳羡。汉县，在今江苏宜兴县南。元帝遣将军郭逸、都尉朱典等讨之，并以兵少未敢前。三月，周玘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斩之。

刘弘以光熙元年（306年）卒。明年，为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三月，以高密王简督荆州，镇襄阳。此据《本纪》。本传名略，字元简，谧孝，文献王子，而东海王越之弟也。文献王见第二节。三年（309年）三月，薨。以尚书左仆射山简督荆、湘、交、广，寻又加督宁、益。简优游卒岁，惟酒是耽。先是王衍说东海王越：谓“中国已乱，当赖方伯”。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澄既至镇，日夜纵酒，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及四年九月，而王如反于宛。如，新丰人。新丰，见第五节。初为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时诸流人有诏并遣还乡里，如以关中荒残，不愿归，简与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发。如遂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二军，破之。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大掠汉、沔。南安庞寔、此据《如传》。《本纪》作新平。南安，新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冯翊严嶷、冯翊，亦见第二章第二节。长安侯脱，各率其党攻诸城镇，多杀令长以应之。时京师危逼，简、澄、蕤并遣兵入援，及如战于宛，皆大败。澄独以众进。前锋至宜城，汉县，今湖北宜城县南。遣使诣简，为严嶷所获。嶷伪使人从襄阳来，言“城破，已获山简矣”。阴缓澄使令亡。澄以为信然，散众而还。简为嶷所逼，迁于夏口。今汉口。如又破襄城。见第四节。时石勒济河，如遣众一万屯襄城以距勒。勒击败之，尽俘其众。至南阳，屯于宛北山。如惧勒攻己，使犒师，结为兄弟。勒纳之。侯脱据宛，与如不协，如说勒攻脱。旬有二日而克。严嶷救脱无及，遂降于勒。勒斩脱，囚嶷，送于平阳，尽并其众。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壁垒三十余所。率精骑三万还攻如。惮如之盛，复趋襄城。如遣弟璃犒师，实欲袭勒。勒迎击，灭之。复屯江西。旋北上。如军中大饥，其党互相攻击，官军进讨，各相率来降。如计无所出，归于王敦。如降无年月，《通鉴》以其余党入汉中在建兴元年（313年），乃系之永嘉六年（312年）。后为敦所杀。如余党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初，陈敏作乱，朝廷以张光为顺阳太守，顺阳，晋郡，在今河南光化县北，后移淅川县东南。率步骑五千诣荆州讨之，有功，迁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饥饿，流入汉中，保于城固。汉成固县，今陕西城固县西北。渐为抄盗。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巴西，见第六节。定窘急，伪

降，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师。定密结李雄，雄遣众救定，燕退。定逼汉中。太守杜正冲东奔魏兴。见第六节。殷亦弃官而遁。光止于魏兴，结诸郡守，共谋进取。燕唱言不可。光怒，斩燕。却镇汉中。及运、武至，光遣参军晋邈距之。邈受运重赂，劝光纳运。光从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运多珍货，又欲夺之，言于光曰：“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但营器杖，意在难测，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讨运，不克。光乞师于氐王杨茂搜，茂搜遣子难敌助之。难敌求货于光，光不与。杨武乃厚赂难敌，谓之曰：“流人宝物，悉在光处，今伐我，不如伐光。”难敌大喜，声言助光，内与运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助邈。运与难敌夹攻邈等，援为流矢所中，死。贼遂大盛。光婴城固守，愤激成疾卒。建兴元年（313年）十一月，武陷梁州。明年，二月，大略汉中，奔于李雄。

张昌妖妄，王如粗才，皆不足道，杜弢则非其伦矣。其叛既非本心，且其材颇可用，而为诸将贪功者所间隔，卒陷于叛逆以死。弢一身不足惜，然恢复之所以难成，所用不过二等人物，亦为其一大因，此则非细故也。弢，成都人，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遭李庠之乱，避地南平。太守应詹，爱其才而礼之。后为醴陵令。醴陵，汉侯国，后汉为县，今湖南醴陵县。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为旧百姓所侵苦，并怀怨恨。会蜀贼李骧，此又一李骧，非前蜀李特之弟。杀县令，屯聚乐乡，城名，吴陆抗所筑，在今湖北松滋县东。众数百人。弢与应詹击骧，破之。蜀人杜畴、蹇抚等复扰湘州。参军冯素，与汝班不协，言于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为然，欲尽诛流人。班等惧死，聚众以应畴。时弢在湘中，贼众共推为主。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攻破郡县。眺委城走广州。治番禺，今广东南海县。时永嘉五年五月也。以上据《杜弢传》。《王澄传》云：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之。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广州刺史郭讷遣始兴太守严佐攻弢，始兴，吴郡，今广东曲江县。弢逆击破之。王澄遣王机击弢，败于巴陵。晋县，今湖南巴陵县。弢遂纵兵肆暴，伪降于山简。简以为广汉太守。广汉，见第六节。眺之走也，州人推安城太守郭察领州事。安城，吴郡，在今江西安福县东南。因率众讨弢。反为所败，察死。弢遂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害长沙、宜都、邵陵太守。宜都，见第六节。邵陵，汉昭陵县，吴置郡，晋郡县俱改曰邵陵，今湖南宝庆县。王澄出军击弢，次于作唐。山简参军王冲叛于豫州，自称荆州刺史。澄惧，使杜蕤守江陵，汉县，今湖北江陵县。迁于孱陵。汉县，在今湖北公安县南。寻奔沓中。胡三省曰：盖在孱陵东。初，澄命武陵诸郡同讨弢，天门太守扈瓌，天门，吴郡，晋置沣阳县为郡治，今湖北石门县。次于益阳。汉县，在今湖南益阳县西。武陵内史武察，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军引还。澄怒，以杜曾代瓌。曾，新野人，新野，见第三节。蕤之从祖弟也，骁勇绝人。始为新野王歆镇南参军，历华容令，华容，汉县，今湖北监利县西北。至南蛮司马。永嘉之乱，荆州荒梗，故镇南府牙门将胡亢聚众竟陵，自号楚公，永嘉六年正月。假曾竟陵太守。及是，澄使代扈瓌。瓌故吏袁遂，托为瓌报仇，举兵逐曾。澄使司马毌丘邈讨之，为遂所败。时元帝镇江东，以军谘祭酒周刺荆州，而征澄为军谘祭酒。始到州，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弢。弢别将王真袭沔阳，狼狈失据。武昌太守陶侃救之，乃得免，奔建康。建兴元年八月。时王敦都督征讨诸军事，遣侃及豫章太守周访等讨弢，而敦进住豫章，为诸军继援。敦表拜侃荆州，镇于沌口，沌水自湖北潜江县由汉水分枝，东南出，经江陵、监利至汉阳入江。又移入沔江。先是胡亢与其党，自相猜贰，诛其骁将数十人。杜曾心不自安，潜图之。会王冲屡遣兵抄亢所统，亢患之，问计于曾。曾劝令击之，亢以为然。曾因城中空虚，斩亢而并其众。自号南中郎

将，领竟陵太守。冲据江陵。陶侃参军王贡，为侃告捷于王敦，还至竟陵，矫侃令，以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冲，悉降其众。侃召曾不到，贡又恐矫命获罪，遂与曾举兵反。侃欲退入涢中，涢水，出湖北随县，在汉阳西北入江。部将张奕，将贰于侃，诡说曰：“贼至而动众，不可。”侃惑之，贼至，为所败，坐免官。奕奔于贼。《本纪》：建兴二年（314年）三月，杜弢别将王真袭侃于林障，侃奔滠中。林障，《水经注》：在江夏沌阳县。案沌阳县，齐置，在今汉阳县西。《水经注》涢水过安陆，东南流，分为二水：东通滠水，西入于沔。王敦表侃以白衣领职。侃复率周访等进军入湘，使都尉杨举为先驱，击杜弢，大破之。敦于是奏复侃官。弢前后数十战，将士多物故，于是请降。元帝不许。弢乃遗应詹书，求复北方或夷李雄以自效。詹启呈弢书，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李骧为变，弢时出家财，招募忠勇，登坛歃血，义诚慷慨。乡人推其素望，遂相冯结，论弢本情，非首作乱阶者也。”元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受弢降，南海，秦郡，治番禺。加弢巴东监军。巴东，见第六节。弢受命之后，诸将殉功者攻击之不已，弢不胜愤，遂杀运，而使王真领精卒三千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断官军运路。陶侃使郑攀等夜趣巴陵，掩其不备，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湘州治长沙。弢将张彦陷豫章。王敦遣督护缪蕤、李恒受周访节度，共击破之，临阵斩彦。访复以舟师造湘城。而弢遣杜弘出海昬，汉县，今江西永修县。湓口骚动。湓口，湓水入江处，在今江西九江县西。访步出柴桑，汉县，在九江西南。与贼战，破之。围弘于庐陵。庐陵郡，孙策所置，晋治石阳，在今江西吉水县东北。弘突围出，奔于临贺。汉县，吴置郡，今广西贺县。此处据《周访传》。《本纪》事在建兴三年二月，而误合破张彦、杜弘为一事。贼中离沮。杜弢逆疑张奕而杀之，众情益惧，降者滋多。侃等诸军齐进。王真降，众党散溃。弢遁逃，不知所在。此依《弢传》。《本纪》云：弢败走，道死。时建兴三年七月也。

张光之卒也，愍帝以侍中第五琦为荆州刺史，监荆、梁、益、宁四州，出自武关。见第三节。杜曾迎琦于襄阳，为兄子娶琦女，遂分据沔、汉。陶侃新破杜弢，乘胜击曾，轻之，围曾于石城，竟陵郡治。为所败。建兴元年十月。时荀崧督荆州，镇宛，曾攻之。崧求救于周访及襄城太守石览。访使子抚会览救之，曾不能克，引兵向江陵。王敦左转陶侃为广州刺史，以从弟廙刺荆州。侃将郑攀、苏温、马俊等上书请留侃，此据《侃传》。《王廙传》作马俊。敦不许。攀等时屯结涢口，涢水入江之口。遂进距廙。廙奔江安。吴公安县，晋改为江安，今湖北公安县东北。建武元年（317年）九月，王敦使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陵江将军黄峻讨琦。攀等士众疑沮，复散还横桑口。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南。惧诛，以司马孙景造谋，斩之降。而诱等大败于女观湖，在江陵东北。皆为曾所杀。曾遂逐廙，径造沔口。王敦遣周访讨之，破其众于沌阳，遂定沔、汉。曾走固武当。山名，在今湖北均县南。汉时置武当县，在今均县北。访屡战不能克。潜遣人缘山开道，出不意袭之，曾众溃。马俊、苏温等执曾诣访降，并获第五琦。访斩曾，送琦于王敦，敦斩之。时太兴二年五月也。兼据《本纪》及《周访》《陶侃》《王廙》《朱伺》《杜曾传》。

王机，长沙人。父毅，广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王澄与之友善，内综心膂，外为牙爪。杜弢之灭也，王敦以元帅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江州刺史，镇豫章。王澄赴召，过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令力士搤杀之。机惧祸及；又属杜弢所在发墓，而独为机守冢，机益自疑；就敦求广州。敦不许。会广州人背郭讷迎机。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州部将温邵率众迎机。机自以篡州，惧为敦所讨，乃更求交州。晋交州，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省。杜弘自临贺，送金数千两与机，求讨桂林贼自效。晋桂林郡治，在今广西马平县东南。机为列上，朝廷许之。时交州刺史王谅为贼梁硕所陷。据《陶侃传》。王敦以机难制，又欲因机讨硕，故以降杜弘之勋，转机为交州刺史。硕禁州人不许迎之，机遂住郁林。汉郡，治布山，今广西贵县。杜弘破桂林贼还，遇机于道。机劝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于是机与弘及温邵、交州秀才刘沈等并反。寻陶侃为广州，先讨温邵、刘沈，皆杀之，遣督护许高讨机。机走，病死于道。高宝进击梁硕，平之。杜弘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与敦。敦以为将，见宠待焉。

钱璯之平也，元帝以周玘为吴兴太守。又以玘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治阳羡。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左右王业，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 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渊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戴渊，广陵人。先是流人率夏铁等寓于淮、泗。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己当与玘以三吴应之。丹阳、吴兴、吴郡。建兴初，铁已聚众数百人。临淮太守蔡豹斩铁以闻。恢闻铁死，惧罪，奔于玘。玘杀之，埋于豕牢。帝闻而秘之。召玘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南郡太守。秦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晋还治江陵。玘既南行，至芜湖，汉县，在今安徽芜湖县东。又下令，以为军谘祭酒。玘忿于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勰常缄父言。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广德，吴县，今安徽广德县东。建兴三年（315年）正月，馥杀吴兴太守袁琇。有众数千，将奉札为主。札闻而大惊，乃告乱于义兴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发兵。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众亦溃，宣城太守陶猷灭之。宣城，晋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县。

札兄靖之子筵，时为黄门侍郎，筵族兄续，亦聚众应馥。元帝议欲讨之。王导以为兵少则不足制寇，多遣则根本空虚，筵为一郡所敬，意谓直遣筵，足能杀续。于是诏以力士百人给筵，使轻骑还阳羡。筵既至郡，逼续共诣侃，杀之。筵因欲诛勰，札拒不许，委罪于从兄邵，诛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然其后王敦内犯，札守石头，六朝时建业有三城：中台城，为帝居。西石头，为宿兵之所，攻战时恒据此。东东府，凡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者居之，实甲常数千人，如晋会稽王道子、宋武帝、齐高帝是也。开门纳之，盖未尝不衔旧怨？而周氏卒仍为敦辈所忌，可见当时南北之不相容也。

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一节 元帝东渡

惠末大乱，怀、愍崎岖北方，卒无所就，而元帝立国江东，遂获更衍百年之祚。此盖自初平以来，久经丧乱，民力凋敝，朝廷纪纲，亦极颓败，其力不复能戡定北方，而仅足退守南方以自保，大势所趋，非一人一事之咎也。元帝名睿，为宣帝曾孙，嗣为琅邪王。东海王越收兵下邳，使帝监徐州诸军事，俄督扬州。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移镇建业。周馥表请迁都，帝受东海王越之命，击走之。皆已见第三章第四节。及怀帝蒙尘，司空荀藩移檄天下，推帝为盟主。江州刺史华轶不从。轶，歆之曾孙。东海王越牧兖州，引为留府长史。永嘉中，历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轶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谓使者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邪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然轶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扬州刺史治寿春，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洛京尚存，不能只承元帝教命。元帝遣周访屯彭泽以备轶。彭泽，汉县，吴置郡，在今江西湖口县东。访过姑熟，城名，今安徽当涂县。著作郎干宝，见而问之。访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诚，而不欲录录受人控御，顷来纷纭，粗有嫌隙，今又无故以兵守其门，将成其衅。吾当屯寻阳故县，汉寻阳县，在今湖北黄梅县北。晋置郡，治柴桑，即今江西九江县，始移于江南。既在江西，可以捍御北方，又无嫌于相逼也。”初陈敏之乱，刘弘以陶侃为江夏太守。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后以母忧去职。服阕，参东海王越军事。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

见第三章第九节。又以侃兄子臻为参军。臻恐难作，托疾而归。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元帝。帝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侃乃与轶绝。及元帝承制，改易长史，轶又不从命。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讨之。前江州刺史卫展，不为轶所礼，心常鞅鞅。至是，与豫章太守周广为内应，潜军袭轶。轶众溃，奔于安城。见第三章第九节。追斩之，及其五子，传首建业。愍帝即位，加帝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已见第三章第五节。建兴五年（317年）二月，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遗诏，使帝摄万几。三月，即晋王位，改元建武。明年，建兴六年（318年），元帝大兴元年。愍帝崩问至，乃即帝位。

《王导传》云：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帝亦雅相亲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哉？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厉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士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史言“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沉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深沉有余，雄略不足，是则元帝之为人也。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问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合。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以建国之规模一定，后来者非有大才，往往不易更变也。

第二节 北方陷没

天下之患，莫大于中枢之失驭。中枢失驭，则虽有诚臣，亦无能为力矣。晋世北方，惟并州败坏最甚；幽、冀、青、兖，皆未尝不足有为；而凉州亦足为秦、雍之援；得雄主而用之，五胡之乱，固未尝不可戡定；即不然，亦可以相枝拄。惠帝既失驭；怀、愍处不可为之时；元帝又绝意于北略；遂至河西一隅而外，无不为异族所蹂躏矣。《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岂不哀哉？

惠帝西迁以后，能号令中原者，自莫如河南之行台。然荀藩等实手无斧柯，故迄不能振作。藩以建兴元年九月薨，愍帝以其弟组行留事。元帝大兴初，以为石勒所逼，率其属数百人，自许昌渡江而东。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

时北方征镇，以青州苟晞、幽州王浚为较强，而丁绍为冀州刺史，亦能捕诛境内之羯贼。晞为石勒所灭，已见第三章第五节。绍以永嘉三年（309年）卒，王斌继之，十一月，为勒所害。王浚复兼冀州，然力实不足以守之也。

王弥之入洛阳也，纵兵大掠，刘曜禁之，弥不从。曜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怒，与曜阻兵相攻。旋以长史张嵩谏，诣曜谢，结分如初。然曜本怨弥先入洛不待己，嫌隙遂搆。弥引众东屯项关。在项县。司隶刘暾，暾，东莱掖人。王弥入洛，百官歼焉，惟暾为弥乡里宿望，得免。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掖，汉县，今山东掖县。说弥还据青州。弥然之。使左长史曹嶷还乡里招诱，且迎其室。后暾又劝弥征曹嶷，藉其众以诛石勒。于是弥使暾诣青州，令曹嶷引兵会己，而诈要勒共向青州。暾至东阿，汉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为勒游骑所获。勒见弥与嶷书，大怒，乃杀暾，诡请弥宴，手斩之，而并其众。弥在群盗中，较有智略，其声势亦亚于勒，既见并，勒更无所忌惮矣。

永嘉五年（311年）十月，勒既没苟晞、并王弥，南寇豫州，至江而还。屯于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县。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业。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六年（312年）二月，元帝上尚书，檄四方讨勒。江南之众，大集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勒军中饥疫，死者大半。勒会诸将计之。右长史刁膺，劝勒送款，待军退之后，徐更计之。勒愀然长啸。其谋主张宾曰：“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还相承奉乎？邺有三台之固，《水经注》：邺城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魏武所起。中曰铜雀台，高十丈，其后石虎更增二丈。南则金虎台，高八丈。北则冰井台，亦高八丈。西接平阳，宜北徙据之。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耳。今卒闻回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掎击也。辎重径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回，何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宾之计是也。”于是退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号曰右侯。发自葛陂，遣从子虎率骑二千距寿春。会江南运船至，获布米数十艘，将士争之，不设备，晋伏兵大发，败虎于巨灵口，赴水死者五百余人。奔退百里，及于勒军。军中震扰，谓王师大至。勒阵以待之。晋惧有伏兵，退还寿春。勒虽剽悍，此时实尚同流寇。前此所破者，皆晋饥疲之军，非精练之士也。此时勒军饥疫，而晋士饱马腾，形势适相反。一奋击破之，勒必无力骤取蓟州，王浚幽州之众，亦尚可资犄角，北方之情势一变矣。任其越逸，岂不惜哉？

然勒之危机，犹未已也。勒所过路次，皆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士众相食。行达东燕，《水经注》：河水东北过延津，又径东燕县故城北。按两《汉志》：东郡有燕县，无东燕县，盖作史者用当时地名书之。延津，见第三章第四节。闻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汲郡，见第三章第三节。枋头，城名，在今河南濬县西南。勒将于棘津北渡，棘津，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惧冰邀之，会诸将问计。张宾请简壮勇千人，诡道潜渡，袭取其船，以济大军。勒从之，又因其资，军遂丰赈，长驱寇邺。时刘舆子演守三台。张宾进曰：“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王彭祖、浚字。刘越石，琨字。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西禀平阳，扫定并、蓟。且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邯郸、秦县，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襄国，秦信都县，项羽改曰襄国，在今河北邢台县西南。赵之旧都，可择都之。”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于是进据襄国。宾又言于勒曰：“闻广平诸县，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遣使平阳，陈宜镇此之意。”勒又然之，于是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壁垒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勒盖至是始免于为流寇，而有建国之规模，皆张宾之谋也。张宾者，赵郡中丘人。中丘，汉县，在今河北内邱县西。尝自拟子房，谓历观诸将，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军门，自媒于勒者也。王浚使督护王昌，率段疾六眷亦作就六眷。及其弟匹磾、文鸯，从弟末杯，亦作末波。攻勒于襄国。勒袭执末杯，因以为质，请和于疾六眷。疾六眷使文鸯与石虎盟而还。浚所恃惟鲜卑，鲜卑叛而浚势摇矣。

当刘渊崛起之际，拓跋氏亦渐强。晋人乃思藉其力以掎匈奴焉。永兴元、二年（304、305年）间，东嬴公腾，已再用拓跋氏之众距刘渊。见《魏书·序纪》。永兴二年（305年），猗 死，永嘉元年（307年），禄官又死，猗卢遂合三部为一。是岁，腾迁镇邺，刘琨刺并州。时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琨在路上表曰：“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惟有壶关，可得告籴。而此二道，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皇寝食。”并州此次荒歉，《晋史》记载不详，然其灾情实极重，刘琨始终不能自立，实由于此。壶口关，在今长治县东南，汉于此置壶关县，见第三章第四节。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琨抚循劳来，甚得物情。在官未期，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晋书·怀帝纪》：永嘉五年（311年）十一月，猗卢寇太原，见第二章第二节。刘琨不能制，徙五县百姓于新兴，事见第三章第八节。新兴，见第二章第二节。以其地与之。《魏书·序纪》，事在其前一年。穆帝三年（347年）。云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西河、雁门，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一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渡河，窜居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县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据《晋书·刘琨传》：琨之表猗卢为代公，乃在晋阳失陷，乞师于猗卢之时。盖拓跋氏本无记注，先世事迹皆依附中国史籍而成，故年代殊不审谛也。《魏书·铁弗刘虎传》云：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

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虑虒，汉县，在今山西五台县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死，虎代焉。刘猛之叛，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刘渊载记》：渊欲援成都王颖，刘宣等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然则铁弗为匈奴强部，且与晋有世仇，其助刘渊以攻琨，亦固其所。琨之免于两面受敌，实藉鲜卑之力。拓跋氏自力微以来，与晋亦为世仇，而琨能用之，其智计亦足尚矣。《魏书·序纪》又云：是年，贾疋、阎鼎共立秦王业为太子，于长安称行台。帝复戒严，与琨更刻大举，命琨自列晋行台，部分诸军。帝将遣十万骑从西河鉴谷南出，晋军从蒲坂东度，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会于平阳，就食聪粟，迎复晋帝。事不果行。盖琨欲用鲜卑，与关中共攻河东也。计虽未行，琨之志亦壮矣。然晋阳实荒瘠，不足与河东敌。六年（312年），琨杀奋威护军令狐盛，盛子泥奔刘聪。聪以为乡道，遣子粲陷晋阳。琨父母并遇害。琨奔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乞师于猗卢。猗卢使子利孙赴琨，不得进。猗卢自将六万骑，次于盂城。盂，汉县，在今山西阳曲县西北。《魏书·序纪》云：遣长子六修，桓帝子普根，及卫雄、范班、箕澹等为前锋，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乃侈辞。普根，《刘琨集》作扑速根。箕澹，《刘聪载记》《魏书》《通鉴考异》引《十六国春秋》皆作姬澹。粲遁走。琨收其遗众，保于阳曲。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据《晋书·本纪》。《刘琨传》云：琨引猗卢并力攻粲，大败之，死者十五六。琨乘胜追之，更不能克。猗卢以为聪未可灭，遗琨牛羊、车马而去，留其将箕澹、段繁戍晋阳。《刘聪载记》云：猗卢遣子日利孙、宾六须及将军卫雄、姬澹等率众数万攻晋阳，琨收散卒千余，为之乡道。猗卢率众六万，至于狼猛。曜及宾六须战于汾东，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曜入晋阳，夜与刘粲等略百姓逾蒙山遁归。猗卢率骑追之，战于蓝谷，粲败绩。琨收合离散，保

于阳曲，猗卢城之而还。案是时猗卢之众，盖号称六万。琨众不过千余，可以见其寡弱。宾六须，《通鉴考异》云：《十六国春秋》作宥六须。狼猛，汉县，在阳曲东北。蒙山，在太原西北。蓝谷，在蒙山西。

王浚遣祁弘讨石勒，为勒所杀。刘琨与浚争冀州，使宗人刘希还中山合众。中山，汉国，今河北定县。代郡、上谷、广宁三郡人，皆归于琨。代郡、上谷，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广宁，汉县，晋置郡，在今察哈尔宣化县西北。浚患之，遂辍讨勒之师，与琨相拒。浚遣燕相胡矩燕国，治蓟，今河北蓟县。督护诸军，与疾六眷并力攻破希，驱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复能争浚。遂欲讨勒。使子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召疾六眷，将与之俱攻襄国。疾六眷自以前后违命，恐浚诛之；石勒亦遣使厚赂疾六眷等，由是不应召。浚怒，以重赂诱猗卢子日律孙，令攻疾六眷，反为所破。浚矜豪日甚，不亲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灾蝗，下不堪命，多叛入鲜卑，士卒衰弱。勒用张宾计，诈降于浚。浚喜勒附己，不复设备。建兴二年（314年）三月，勒袭执浚，送诸襄国，斩之。《浚传》云：浚将谋僭号。浚虽妄，未必至是。《石勒载记》谓勒遣其舍人，多赍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表有“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之语，盖勒以是饵浚，后遂以是诬之也。浚固骄而寡虑，然谓其遂信勒之推奉为真，有是理哉？《浚传》云：勒遣使刻日上尊号于浚，浚许之。勒屯兵易水。督护孙纬疑其诈，驰白浚，而引军逆勒。浚不听，使勒直前。众议皆曰：“胡贪而无信，必有诈，请距之。”浚怒，欲斩诸言者，众遂不敢复谏。盛张设以待勒。勒至城，复纵兵大掠。浚左右复请讨之，不许。及勒登听事，浚乃走。出堂皇，勒众执以见勒。勒遂与浚妻并坐，立浚于前。浚骂曰：“胡奴调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数浚不忠于晋，并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遂遣五百骑先送浚于襄国，收浚麾下精兵万人，尽杀之。停二日而还。孙纬遮击之，勒仅得免。夫浚即愚痴，岂有勒纵兵大掠，尚不御之之理。勒众几何？敢甫入城即散之大掠乎？孙纬遮击之，勒尚仅得免，使浚少有备，勒安能得志？故知勒是役必以轻兵掩袭，浚必绝未之知也。勒兵必甚少，故不敢久停，孙纬能遮击败之者亦以此，以少兵能于二日之间收杀浚精兵万人，事亦可疑。浚虽务聚敛，恐积粟亦未能至五十万。盖当时之人，憾浚不能振施，乃为是过甚之辞也。浚初以田徽为兖州，李恽为青州，徽为勒将孔苌所害。建兴元年六月。恽为勒所杀，浚以薄盛代之。盛执渤海太守刘既，渤海，汉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县。后汉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率户五千降于勒。浚既败，勒以晋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翰叛勒，奔于段匹磾。匹磾遂领幽州刺史。盖勒虽能冒险袭杀王浚，兵力实未能及幽州，故段氏复乘虚据之也。匹磾究为异族，且亦无大略，刘琨至此，乃以一身与二虏相枝拄矣。

《石勒载记》云：勒将袭王浚，而惧刘琨及鲜卑、乌丸为其后患。张宾进曰：“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于是轻骑袭幽州，遣张虑奉笺于琨，陈己过深重，求讨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诸州郡，谓“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将来。今听所请，受任通和”。一若勒之害浚，琨实与之通谋者，此诬辞也。琨之与浚争冀州，特以当时朝命不及，州郡本无适主，兵争之际，各求广地以自强，此亦未为非法，非遂与浚相攻伐也，安得谓之仇敌？勒之袭浚，仅停二日，琨虽欲救援，亦无所及，况其力实寡弱乎？浚谋僭号，既属诬辞，虽非信臣，亦无逆节，安得指勒之求拔幽都，为效善之征乎？其为诬罔，又不待辩而自明矣。是岁，琨表愍帝曰：“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刻今年三月都会平阳。会浚为勒所虏，勒势转盛，欲来袭臣，城坞骇惧，志在自守。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遂使南北顾虑，用愆成举。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减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

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惟谷，首尾狼狈”云云。琨之备勒如此，而岂信其归诚，与之谋浚者哉？是岁，为魏穆帝猗卢七年（314年）。《魏书·序纪》云：帝复与刘琨约期，会于平阳。会石勒禽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讨聪之计，于是中止。盖不徒不能进取平阳，并陉北亦受其震撼矣。故知王浚之亡，实当时北方一大变也。自是之后，刘琨亦力竭于御勒，不暇更图匈奴矣。

建兴三年（315年），为魏穆帝之八年。《魏书·序纪》云：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盖猗卢歆于爵赏，又贪虏获之利，欲迫其众南下，而其下不欲也。峻刻如此，亦无怪其召祸矣。先是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见第三章第八节。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在今山西大同县东。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在今山西山阴县北。猗卢少子比延有宠，欲以为后，故使长子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四年（316年），猗卢召六修，六修不至。猗卢怒，伐之。不利，与比延皆遇害。猗 子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又薨。《晋书·刘琨传》云：猗卢父子相图，卢及兄子根皆病死。观猗卢病死之非其实，则普根及其子恐亦未必善终也。初代人卫操，为卫瓘牙门，数使于拓跋氏。力微死后，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数十人，同往奔焉。说猗、猗卢招纳晋人。晋人附之者稍众。猗 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刘渊、石勒之乱，操劝猗 助晋。东嬴公腾闻而善之，表加将号。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永嘉四年（310年），卒。雄、澹，猗卢并以为将。操卒后为左右辅相。及是，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三万，牛羊十万来归。琨闻之，大悦。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琨由是复振。当时以晋人入代，而乃心华夏者，尚有莫含。《魏书·含传》云：雁门繁峙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爱其才器，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琨遣入国。含心不愿，琨谕之曰：当今胡寇滔天，泯灭诸夏。百姓流离，死亡涂地。主上幽执，沉溺丑虏。惟此一州，介在群胡之间。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赖代王之力，是以倾身竭宝，长子远质，灭残贼，报雪大耻。卿为忠节，亦是奋义之时。何得苟惜共事之诚，以忘出身之大益？入为代王腹心，非但吾愿，亦一州所赖。含乃入代，参国官。后琨徙五县之民于陉南，含家独留。含甚为穆帝所重，常参军国大谋。观是时晋人用事于代者之多，而知刘琨之能用拓跋氏，为有由也。其心亦良苦矣。会石勒攻乐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太守韩据请救于琨。琨以士众新合，欲因其锐以威勒。箕澹谏曰：“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感化服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琨不从。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琨自为后继。勒先据险要，设伏以击澹，大败之。一军皆没。孔苌追澹于桑乾，汉县，在今察哈尔蔚县东北。攻代郡，澹死。并土震骇，寻又灾旱。琨穷蹙不能复守。段匹磾数遣使要琨，欲与同奖王室。琨由是率众赴之，从飞狐入蓟。飞狐口，在蔚、涞源二县间。匹磾见之，甚相崇重，与琨结昏，约为兄弟。箕澹之败，论者或咎琨之躁进。然琨死后，朝廷以匹磾尚强，当为国讨石勒，不举琨哀。琨故从事中郎虑谌、崔悦等上表理琨，曰：“并州刺史东嬴公腾，以晋川荒匮，移镇临漳。见第三章第三节。太原、西河，尽徙三魏。皆见第二章第二节。琨受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日，遗户无几。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土，鸠集伤夷，抚和戎狄，数年之间，公私渐振。会京都失守，

群逆纵逸，边萌顿仆，苟怀晏安。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固，且可闭关守险，畜资养徒。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沉辱，而不陨身死节，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东征西讨。屠谷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向使琨从州人之心，为自守之计，则圣朝未必加诛，而族党可以不丧。及猗虑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难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让之，义形于色。假从澹议，偷于苟存，则晏然于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蓟也。”当海内俶扰之时，手握兵权者，往往心存自保，而大局之所以败坏，则正此等自便私图者为之，闻刘琨之风，亦可以少愧矣。成败本难逆睹，即仅图自守，亦岂必终能自全乎！

建武元年（317年），刘琨与段匹磾期讨石勒。匹磾推琨为大都督。檄诸方守，俱集襄国。琨、匹磾进屯固安，汉县，今河北易县东南。以俟众军。涉复辰、疾六眷、末杯等三面俱集。勒遣间使厚赂末杯。末杯间匹磾于涉复辰、疾六眷，涉复辰等引还。琨、匹磾亦退如蓟。会疾六眷病死，匹磾从蓟奔丧，至于右北平。汉郡，治平刚，今热河平泉县。后汉治土垠，在今河北丰润县东。晋改曰北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末杯宣言匹磾将篡，出军击败之。末杯遂害涉复辰及其子弟党与二百余人，自立为单于。《石勒载记》云：段末杯杀鲜卑单于截附真，立忽跋隣为单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击败之。匹磾奔还幽州，因害太尉刘琨。琨遣世子群送匹磾，为末杯所得。末杯厚礼之，许以琨为幽州刺史，与结盟而袭匹磾。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而为匹磾逻骑所得。时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胡三省曰：盖征北将军所治。不之知也，因来见匹磾。匹磾以群书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与公同盟，志奖王室，若儿书得达，亦终不以一子负公也。”匹磾雅重琨，初无害琨意，将听还屯。其中弟叔军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搆祸，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匹磾遂留琨。琨庶长子遵惧诛，与琨左长史杨桥，并州治中如绥闭门自守。匹磾谕之不得，因纵兵攻之。琨将龙季猛，迫于乏食，遂斩桥、绥而降。琨被拘经月，远近愤叹。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闾嵩，与琨所署雁门太守王据、后将军韩据连谋，密作攻具，欲袭匹磾。韩据女为匹磾儿妾，闻其谋而告之。匹磾于是执王据、辟闾嵩及其徒党，悉诛之。会王敦密使匹磾杀琨，匹磾又惧众反己，遂称有诏，收琨缢之。时大兴元年五月也。卢谌、崔悦之理琨曰：“琨自以备位方岳，纲维不举，无缘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逊。前后奉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与匹磾使荣邵，期一时俱发。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惧夺己威重，忌琨之形，渐彰于外。琨知其意如此，虑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以其门室，一委陛下。有征举之会，则身充一卒。若匹磾纵凶慝，则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诏敕路次，令相逆卫。会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士众甚盛，当移关中。匹磾闻此，私怀顾望。停留荣邵，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怀澹独南，言其此事，遂不许引路。丹诚赤心，卒不上达。匹磾兄眷丧亡，嗣子幼弱，欲因奔丧，夺取其国。又自以欺国陵家，怀邪乐祸，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阴图作乱，欲害其从叔驎，从弟末波等，以取其国。疾六眷之死，《匹磾本传》及《刘琨传》，皆仅云匹磾前往奔丧，盖时惟阴谋篡夺，未尝讼言攻战也。《北史》云：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匹磾阴卷甲而往，欲杀其叔羽驎及末波而夺其国，所据盖即此表？此自为当时情实。《石勒载记》之截附真，疑即疾六眷，当时曾讹传为末杯所杀；忽跋隣疑即疾六眷之子，末杯尝一立之，或始终以之袭号，而实权则在末杯也。疾六眷久贰于石勒，而匹磾殷勤招致刘琨，疑正欲藉琨之力，以图疾六眷等。若然，则段氏骨肉之间，自相携贰久矣。疾六眷既贰于勒，而固安之次，仍赴琨之期

者，盖以琨为王室大臣，未敢显贰；抑亦虑琨之奉辞伐己，而匹磾为之助也。然卒擅引而去，使襄国之伐不成，琨之助匹磾以图之也固宜。匹磾亲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仅以身免。百姓谓匹磾已没，皆冯向琨。若琨于时有害匹磾之情，则居然可擒，不复劳于人力。此语或失之夸，然使以石勒处此，则必转而图匹磾矣。干戈扰攘之际，忍而无信者多成，守义者多败，此其所以有害于民德也。自此之后，上下并离。匹磾遂欲尽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劝移厌次，见下。南冯朝廷。匹磾不能纳，反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祸心，语臣等云：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辞旨慷慨，动于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此亦足证谓王浚谋称尊号之诬。岂有可加之于琨，而不可加之于浚？匹磾所能为，而石勒不能为者哉？琨免述、嚣顽凶之思，又无信、布惧诛之情，踦 乱亡之际，夹肩异类之间，而有如此之心哉？虽臧获之愚，厮养之智，犹不为之，况在国士之列，忠节先著者乎？匹磾之怀贰，与琨之孤忠，皆可见矣。琨为赵王伦子荂姊婿，与父兄并为伦所委任，论者或以是少之。然于晋氏非纯臣，以效忠民族论，则志节炳然矣。《记》曰：“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内乱外患，又岂可以同日语哉？

匹磾既害刘琨，晋人离散。匹磾不能自固，乃南依邵续。《北史》云：匹磾既杀刘琨，与羽、、末波，自相攻击，部众乖离，欲拥其众，徙保上谷。平文帝闻之，阴严精骑将击之。匹磾恐惧，南奔乐陵。乐陵，见第三章第四节，此时移治厌次，见下。厌次，汉县，晋治在今山东阳信县东。续，魏郡安阳人。见第三章第三节。初为成都王颖参军，后为苟晞参军，除沁水令。汉县，今河南济源县东北。时天下渐乱，续去县还家。纠合亡命，得数百人。王浚假续乐陵太守，屯厌次。以续子乂为督护。续绥怀流散，多归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还招续。续以孤危无援，权附于勒。勒亦以乂为督护。既而匹磾在蓟，遗书招续，俱归元帝。续从之。其下谏曰：“今弃勒归匹磾，任子危矣。”续垂泣曰：“我出身为国，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遂绝于勒。勒乃害乂。《刘胤传》曰：续徒众寡弱，谋降于石勒。胤言于续。续从之，乃杀异议者数人，遣使江南。此乃归美于胤之辞。以续之忠，其归朝，必不待胤之说也。帝以续为平原、乐安太守，平原、乐安，皆见第二章第三节。冀州刺史。匹磾攻末杯，石勒知续孤危，遣石虎围续。续为虎所得。虎使续降其城。续呼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国难，不幸至此；汝等努力，便奉匹磾为主，勿有二心！”时大兴三年二月也。部曲文武，共推其息缉为营主，诏一以续本位授缉。虎送续于勒，后为勒所害。匹磾还，闻续已没，众惧而散。文鸯以亲兵数百人力战，乃得入城。与竺、缉及续兄子存等婴城距寇。明年四月，见获。惟存得溃围南奔，在道为贼所杀。匹磾至襄国，经年，国中谋推为主，事露，被害。文鸯亦遇鸩死。初石虎攻邺，邺溃，刘演奔于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时在建兴元年（304年）。虎又攻之。续使文鸯救演，演奔鸯军，随鸯屯厌次，遇害。

王弥之死也，曹嶷仍为刘聪青州刺史。拥众十余万，有雄据全齐之志。石勒请讨之。聪惮勒并齐，弗许。嶷后叛聪，南稟王命，朝廷以为青州刺史。嶷以建业悬远，声势不接，惧勒袭之，遣使通和。勒授嶷青州牧。嶷尝遣使于勒，请画河为界；而时人议论，亦有以嶷与勒并称者。如刘聪太史令康相，见第五章第一节。盖在东方尚称强大，然勒声势日盛，嶷亦终无以自立已。明帝大宁元年（323年），勒使石虎统步骑四万攻嶷。时嶷居广固，城名，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北。此城为嶷所筑，见《晋书·地理志》。尝议徙海中，保根余山，未详。会疾疫甚，未及就。虎围广固，嶷降。送于襄国，杀之。坑其众三万。青州郡县壁垒尽陷。

时东晋晏然，无意援应北方，惟范阳祖逖，以一军北上。汉涿郡，魏改为范阳，今河北涿县。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北方之乱，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元帝用为徐州刺史。寻征为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丹徒，汉县，在今江苏镇江县东南，孙权尝居此，号其城为京城，后徙建业，乃于其地置京口镇。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其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逖说元帝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桀，必因风向赴；沉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豫州刺史。给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淮阴。秦县，今江苏淮阴县。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通鉴》在建兴元年（313年）。初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见第三章第三节。刘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又有董瞻、于式、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铚人桓宣，铚，秦县，在今安徽宿县西南。为元帝丞相舍人。帝以宣信厚，又与平、雅同州里，转宣为参军，使说平、雅。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捍御北方。逖出屯芦洲，在今安徽亳县东。遣参军殷乂诣平、雅。乂意轻平。平怒，斩乂，阻兵固守。逖诱浮使取平。浮谲平与会，遂斩以献逖。帝嘉逖勋，使运粮给之，而道远不至，军中大饥。进据大丘。汉敬丘县，后汉改称大丘，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张平余众助樊雅攻逖。逖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又求救于蓬陂坞主陈川。在浚仪。浚仪见第三章第四节。川遣将李头援之。桓宣时为王含参军，含遣宣领兵五百助逖。宣复说下雅。石虎围谯，含又遣宣救之，虎退。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之未附者。李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

四百人归于逖。川益怒，遣将掠豫州诸郡，逖遣将邀击，尽获所掠者。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虎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虎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相守四旬，豹宵遁，退据东燕。见第二节。逖使潜进屯封丘，汉县，今河南封邱县。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汉县，今河南杞县。数遣军要截石勒。勒屯戍渐蹙，归附者甚多。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儋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其得人心如此。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见第三章第四节。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此据《逖传》。《石勒载记》曰：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乃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勒厚赏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后兖、豫乂安，人得休息矣。又曰：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斩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恶，一也。”逖遣使报谢。自是兖、豫垒壁叛者，逖皆不纳。二州之人，率多两属矣。力既未能戡定，遣使往来，自所不免，不得以越境之交责之也。新蔡，见第三章第四节。会朝廷将遣戴渊为都督，逖以渊吴人，己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搆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营缮虎牢城，虎牢，即成皋。未成，而逖病甚。大兴四年（321年）九月，卒于雍丘。逖之未卒也，河南义师李矩、郭默，降将赵固等咸受节度。逖卒，弟约继之，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后又与苏峻俱叛，退屯寿春；卒奔后赵。矩等之势益孤矣。

李矩，平阳人。为梁王彤牙门，伐齐万年有殊功。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后移新郑。秦县，晋省，今河南新郑县北。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汉郡，魏废。晋复置，今安徽阜阳县。荀藩承制，假矩荥阳太守。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藩表元帝，以矩领河东、平阳太守。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郭默，河内怀人。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怀，汉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使谒刘琨。琨假默河内太守。默为刘渊所逼，乞归于矩。矩使其甥郭诵迎致之。后刘聪遣其从弟畅攻矩。矩夜掩破之，畅仅以身免。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振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畅也，帐中得聪书，敕畅平矩讫，至洛阳，收固斩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固、默攻河东，至于绛邑。汉绛县，后汉改称绛邑，在今山西曲沃县西南。聪遣其太子粲率刘雅等攻固，固奔阳城山。在今河南登封县北。矩遣郭诵救之，诵袭破粲。元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军事、荥阳太守。大兴元年（318年）七月，聪死，粲即伪位。八月，靳准杀粲，遣使归矩。矩驰表于帝。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未至，而准已为石勒、刘曜所没。帝践阼，以矩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时刘曜弘农太守尹安、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振威将军宋始等四军并屯洛阳，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骑至洛以镇之。安等乃同谋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骑五千至洛阳。矩、默军皆退还。俄而四将复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入洛。石生以四将相谋，不能自安，乃虏宋始一军，渡河而北。百姓相率归矩，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诵为阳翟令，阳翟，见第三章第三节。阻水筑垒，且耕且守。赵固死，石生攻诵，诵辄破之。郭默欲攻祖约，矩禁之，不可。为约所破。石勒遣其养子悤袭默，默战败。矩转蹙弱。默惮后患未已，将降于刘曜，使诣矩谋之。矩不许。后勒遣其将石良率精兵五千袭矩，矩逆击，不利。郭诵弟元，复为贼所执。石生屯洛阳，大略河南，矩、默大饥。默复说矩降曜。矩从默计，遣使于曜。曜遣从弟岳军于河阴，见第三章第四节。与矩谋攻生。后默为石悤所败，自密南奔建康。密县，见第三章第五节。刘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虎。矩所统将士，有阴欲归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讨，乃率众南走，将归朝廷。众皆道亡，惟郭诵等百余人弃家送矩。至于鲁阳，汉县，今河南鲁山县。矩坠马卒。时明帝大宁三年（325年）夏也。

魏浚，东郡东阿人。东郡，见第三章第三节。寓居关中。初为雍州小史。河间王颙败乱之后，以为武威将军，后为度支校尉。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津名，在今河南孟津县西。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今在洛阳县东。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有恃远不宾者，遣将讨之，服从而已，不加侵暴，于是远近感悦，襁负至者甚众。刘琨承制，假浚河南尹。荀藩建行台，在密县，浚诣藩咨谋军事。藩甚悦，要李矩同会。浚因与矩相结而去。刘曜忌浚得众，率军围之。刘演、郭默遣军来救，曜邀破之。浚夜遁走，为曜所得，死之。《通鉴》在建兴元年（313年）。族子该领其众。该，刘曜攻洛阳，随浚赴难，先领兵守金墉城，见第三章第二节。曜引去，余众依之。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宜阳见第三章第三节。一泉坞，在今宜阳县西。数为诸贼所抄掠，尹要该共距之。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瞻知尹无备，夜袭杀之，迎该据坞，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使讨刘曜。元帝承制，以为河东太守，督护河东、河南、平阳三郡。后渐饥弊，曜寇日至，欲率众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帝又以为雍州刺史。马瞻率该余众降曜。曜征发既苦，瞻又骄虐，部曲遣使呼该。该密往赴之。其众杀瞻而纳该。该迁于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率众助周访讨平杜曾。《成帝纪》：咸和元年（326年）十月，刘曜将黄秀、帛咸寇酂，该率众奔襄阳。酂，汉县，在今湖北光化县北。诏以为顺阳太守。见第三章第九节。苏峻反，率众救台，病笃，还屯，卒于道。

郗鉴，高平金乡人。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金乡，后汉县，今山东金乡县。仕为中书侍郎。京师不守，鉴归乡里。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共推为主，举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之山，古或称为邹山，或称为峄山，又或兼称为邹峄，盖山本名峄，而在邹境也。元帝初镇江东，承制假鉴兖州刺史，镇邹山。时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又徐龛、石勒，左右交侵。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刘遐，广平易阳人。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易阳，汉县，在今河北永年县西。性果毅，便弓马。直天下大乱，遐为坞主，冀方比之张飞、关羽。邵续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遐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度，帝以为平原内史。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建武初，又以为下邳内史。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初沛人周坚，一名抚，沛，见第三章第一节。与同郡周默，各为坞主。朝以抚为彭城内史，彭城，见第三章第三节。默为沛国内史。默降祖逖，抚怒，袭杀默，以彭城叛。时大兴元年十二月也。诏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龛讨之。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二年（327年）二月，龛斩抚，传首京师。及论功，而遐先之。龛怒，以泰山叛，攻破东莞太守侯史旄而据其坞。东莞，见第三章第一节。石虎伐之，龛惧，求降。元帝许焉。既而，复叛归石勒。勒遣其将王伏都、张景等数百骑助之。司徒王导，以太子右卫率羊鉴，是龛乡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郗鉴亦表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与豹、遐等共讨之。遐时为临淮太守。临淮，见第三章第九节。诸将畏耎，顿兵下邳不敢前。豹欲进军，鉴固不许。龛使请救于石勒，勒辞以外难，而多求于龛；又王伏都等淫其室。三年（328年）五月，龛杀之，复求降。元帝恶其反覆，不纳。敕豹、鉴以时进讨。鉴、遐等并疑惮不相听从。于是遣治书侍御史郝嘏为行台催摄。尚书令刁协奏免鉴官，委豹为前锋，以鉴兵配之。豹进据卞城，卞，汉县，在今山东泗水县东。欲以逼龛。石虎屯钜平，汉县，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将攻豹，豹退守下邳。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元帝闻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豹以为他难，率麾下击之，闻有诏，乃止。舒执豹送建康，斩之。豹在徐土，内抚将士，外怀诸众，甚得远近情，闻其死，多悼惜之。四年（329年）二月，龛又来降。石虎以精卒四万攻之，龛坚守不战，列长围守之。永昌元年（322年）七月，执龛，送之襄国。勒囊盛于百尺楼，自上 杀之。坑其降卒三千。郗鉴亦退屯合肥。

见第三章第九节。

以上所述，为自关以东，幽、并、青、冀、徐、兖、司、豫八州之地。其自关以西，雍、秦二州之地，则以南阳王保为大。模之死也，保在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后贾疋死，裴苞为张轨所杀，保全有秦州。模之败也，都尉陈安归于保。保命统千余人以讨羌，宠遇甚厚。保将张春等疾之，谮安有异志，请除之。保不许。春等辄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创，驰还陇城。陇，汉县，晋废，在今甘肃清水县北。太兴二年（319年），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俄而陈安叛，氐、羌皆应之。保窘迫，迁于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北。张寔遣韩璞率五千骑赴难。安退保绵诸，汉道，后汉省。在今甘肃天水县东。保归上邽。屠谷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附保，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太守，据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张 为新平太守，周庸为安定太守，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据阴密。见第三章第五节。松多下草壁，在阴密之东。秦、陇氐、羌多归之。刘曜遣刘雅、刘厚攻陈仓，不克。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曼、连谋曰：“吾粮廩少，无以支久，不如率见众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等死，早晚无在。”遂尽众背城而阵，为曜所败。连死之，曼奔南氐。曜进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陇城。进陷安定。时上邽大饥，张春奉保之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陈安自号秦州刺史，称藩于曜。三年（320年）正月，张春奉保奔桑城，在甘肃狄道县南。将投张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将阴监逆之，声言翼卫，实御之也。是岁，保病殁。《纪》在五月，云为张春所害。春立宗室司马瞻奉保后。陈安举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诣刘曜，曜杀之。陈安至大宁元年（323年），为曜所灭。

详见第五章第一节。

第三节 东晋初年内乱

当九州云扰之际，克奏戡定之烈者，必为文武兼资之材。武人为于大君，夫人而知其不可矣，而温恭有恪，仅足守文者，亦不足以戡大难。《晋书·王鉴传》：鉴为琅邪国侍郎。杜弢作逆，王敦不能制，鉴疏劝元帝征之。有曰：“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皇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今大弊之极，剧于曩代。祟替之命，系我而已。欲使銮旗无野次之役，圣躬远风尘之劳，而大功坐就，鉴未见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国，亲征柳城，扬旍卢龙之岭，顿辔重塞之表，非有当时烽燧之虞，盖一日纵敌，终己之患，虽戎辂蒙崄，不以为劳，况急于此者乎？刘玄德躬登汉山，而夏侯之锋摧；吴伪祖亲溯长江，而关羽之首悬；袁绍犹豫后机，挫衄三分之势；刘表卧守其众，卒亡全楚之地；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此言深能道出历代兴亡成败之由，盖戡定之勋，必资武力，而师之武、臣之力者，大都非孝子顺孙，非兼信、布之才，良、平之智，固无以御之也。晋元帝惟不足以语此，故虽能立国江东，而卒以内忧诒后嗣。

王敦，导从父兄。尚武帝女襄城公主。王衍用为青州刺史，已见第三章第九节。后东海王越以为扬州刺史，元帝召为安东军谘祭酒。会扬州刺史刘陶卒，帝复以为扬州刺史，都督征讨诸军事。《敦传》曰：“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盖不自为政，当其初起之时，已有大权旁落之势矣。上流经营，敦为元帅。杜弢灭后，为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专擅之迹渐彰。时诸将中较有才望者，为陶侃与周访。敦初表拜侃为荆州刺史，及杜弢平，侃将还江陵，诣敦别，敦遂留之，左转为广州刺史，而以其从弟廙刺荆州。廙在州，大诛戮侃时将佐，人情乖沮。元帝乘机征廙，以周访为荆州。敦又迁之梁州，而自领荆州。访大怒，阴欲图之。访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敦颇惮之。大兴三年（320年）八月，访卒。帝以湘州刺史甘卓代之。卓本非纯臣，加以老耄，不复为敦所忌。敦欲以其从事中郎陈颁代卓，此据《敦传》。《谯闵王传》云：敦欲以沈充为湘州。帝又违之，而用谯王承。承亦作氶，谥闵。刚王逊之子。逊，宣帝弟进之子。逊卒，子定王随立。卒，子邃立，没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逊。然湘州承蜀寇之余，公私困弊，亦不足以掣敦之肘矣。

时帝又以刘隗、刁协、戴渊、周 等为腹心。大兴四年（321年）七月，以渊为司州刺史，镇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隗为青州刺史，镇淮阴。见第二节。其明年，为永昌元年（322年）正月，敦以诛隗为名，举兵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吴兴人沈充，初为敦参军，亦起兵以应之。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帝征渊、隗入卫，使太子右卫率周筵统兵三千讨充，右将军周札守石头。见第三章第九节。以陶侃领江州，甘卓领荆州，使各率所统，以蹑敦后。四月，敦前锋攻石头，周札开门应之。戴渊、刘隗攻敦，王导、周 等三道出战，皆大败。帝令隗、协避难。协行至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为人所杀，送首于敦。隗至淮阴，为刘遐所袭，奔石勒，后卒于勒。戴渊、周

奉诏诣敦，为敦所杀。刁协时为尚书令，周 为尚书左仆射。

敦之称兵也，使告甘卓。卓伪许之而不赴，使参军乐双谏止敦。敦曰：“吾今下，惟除奸凶耳。卿还言之。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不能决。时谯王承遣主簿邓骞说卓。敦虑卓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要卓俱下。道融忿敦逆节，说卓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卓得道融说，乃决，露檄讨敦。遣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刻期。虞冲与邓骞至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令谯王坚守。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而卓计复犹豫，军次 口，在今湖北沔阳县。累旬不前。敦大惧，遣卓兄子行参军卬求和。时王师败绩，卓乃曰：“吾师临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若径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不如还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时梁州治此。更思后图。”即命旋军。都尉秦康说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难，但断彭泽，见第一节。上下不得相越，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将军既有忠节，中道而废，更为败军将。恐将军之下，亦各求其利，欲求西归，亦不可得也。”乐道融亦日夜劝卓速下，卓不能从。卓性先宽和，忽便强塞，径还襄阳。意气骚扰，举动失常。方散兵大佃，而不为备。襄阳太守周虑密承敦意，袭害卓，传首于敦。谯王承欲起义，众心疑惑，惟长史虞悝赞之。乃起兵，使悝弟望讨诸不服，斩敦姊夫湘东太守郑澹。湘东，见第三章第九节。敦遣南蛮校尉刘乂等甲卒二万攻承。相持百余日，城没。乂槛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害之。廙，帝姨弟。帝使喻敦，敦留之，复以为荆州刺史者也。廙寻卒。敦还屯武昌。以兄含为荆州刺史，督沔南。敦又自督宁、益。

是岁，闰月，十一月。元帝崩。太子绍立，是为明帝。帝有文武才略，又习武艺，善抚将士。王敦欲诬以不孝而废焉，不果。明年，为大宁元年（323年），敦讽朝廷征己。帝乃手诏征之。四月，敦移镇姑孰。见第一节。转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帝以郗鉴刺兖州，都督扬州江西诸军，镇合肥。敦忌之。八月，表鉴为尚书令。十一月，徙王含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以从弟舒为荆州，彬为江州，邃为徐州。以沈充、钱凤为谋主。凤充同郡人，充荐之于敦。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充等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周札之应敦也，敦转为光禄勋，寻补尚书；顷之，迁会稽内史。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札兄靖之子懋，为晋陵太守，晋陵，晋郡，今江苏武进县、清流亭侯。未详。懋弟筵，为吴兴内史。筵弟赞，大将军从事中郎、武康县侯。后汉永安县，晋改曰武康，今浙江武康县。赞弟缙，太子文学、都乡侯。未详。次兄子勰，临淮太守，见第三章第九节、乌程公。乌程，秦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南。一门五侯，札本封东迁县侯。东迁，晋县，今吴兴之东迁镇。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敦深忌之。敦疾，钱凤说敦曰：“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敦纳之。时有道士李脱者以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在今安徽潜山县北。云应谶当王。故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庐江，见第三章第九节。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筵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筵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遣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出拒之。兵散，见杀。是役也，史谓由钱凤欲自托于充，以周氏宗强，谋灭之，使充得专威扬土。案周氏宗强，而与中朝士大夫瑕衅已深，充、凤等欲有所图，正可藉以为用，顾先加以诛翦，敦又从而听之，且任其割剥黎庶此其所为，与后来宋武帝、刘穆之正相反，安能有成？可见其本无远略矣。敦无子，养含子应。及敦病甚，拜为武卫将军以自副。钱凤谓敦曰：“脱有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敦曰：“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徼幸，计之下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须敦死后作难。

初，太原温峤太原，见第二章第二节。为刘琨谋主。琨妻，峤之从母。琨使奉表诣元帝劝进，留仕朝廷，为太子中庶子，与明帝为布衣之交。帝即位，拜侍中，俄转中书令。敦忌之，请为左司马。峤缪为勤敬，综其府事。干说密谋，以附其欲。深结钱凤，为之声誉。敦乃表补峤丹阳尹，见第三章第九节。使觇伺朝廷。峤至，具奏敦之逆谋，请先为之备。帝欲讨敦，知其为物情所畏服，六月，伪言敦死，下诏讨钱凤。敦病转笃，不能御众，使凤及邓岳、周抚等率众三万向京师，以含为元帅。七月朔，至于南岸。温峤移屯水北，烧朱雀桁以挫其锋。朱雀桁，跨秦淮河上，在台城之南。台城正南门名朱雀门，故称朱雀桁，亦称南桁，又称大桁。帝躬率六军出次。夜募壮士，遣千人渡水，掩其未备，破之越城。在秦淮南。俄而敦死，应秘不发丧。沈充自吴兴率众万余人至，与含等合。充司马顾飏说充曰：“今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离众沮，锋摧势挫，持疑犹豫，必至祸败。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玄武湖。灌京邑，肆舟舰之势，极水军之用，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南众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飏逃归于吴。时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等帅精卒万人以至。贼济水至宣阳门，台城南门。遐、峻等横击，大破之。贼烧营宵遁。周抚弟光，捕钱凤诣阙赎罪。充归吴兴，其故将吴儒杀之。含、应乘单舸奔荆州，王舒使人沉之于江。诏王敦群从，一无所问。以陶侃代王舒，迁舒广州刺史。舒疾病，不乐越岭，朝议亦以其有功，不应远出，乃徙为湘州。彬亦见原，征拜光禄勋。时制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锢，以温峤言罢之。顾飏反于武康，攻烧城邑，州县讨斩之。周抚、邓岳亡入蛮中，明年，诏原敦党，乃出。

王敦乃一妄人。《敦传》言：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均，恺便殴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获罪，遂勉强尽觞。又云：武帝尝召时贤，共言技艺之事。人人皆有所说。惟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击鼓。因振袖扬袍，音节谐均。神气自得，旁若无人。《晋书》好采小说家言，小说家言，多附会失实。然亦必有其由。敦之为人，盖残贼而傲狠，残贼则敢行不义，傲狠则不肯下人。《王导传》言：元帝初，群臣及四方劝进，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夫元帝则何足惮之有？且敦亦尝倾心以辅之矣。故知敦之与帝，非有夙嫌也，且亦非有觊觎天位之心。《祖逖传》言：敦久怀逆谋，畏逖不敢发；逖卒，始得肆意。逖之兵力，岂敦之匹？然一甘卓犹为所惮，则《逖传》之语，似不尽诬。观含、应丧败之速，知敦不死，亦未必能有所为。敦欲使应归身朝廷，保全门户，自其自知之审；含、应既已丧败，王氏犹并见原，苟其束身自归，自可不虞后患，此又敦知朝廷之审也。然则敦实非夙有叛志，不过傲狠之习，为其君所不能堪，君臣之间，因生嫌隙；嫌隙既生，既不肯屈己求全，又不能急流勇退，遂至日暮途远、倒行逆施耳。以睚眦之衅，而酿滔天之祸，其是之谓欤？邦分崩离析，而北伐之志荒矣。

明帝聪明有机断，惜在位仅三年。崩，太子衍立，是为成帝。年方六岁，太后庾氏临朝。司徒王导，与后兄中书令亮，参辅朝政。太宰西阳王羕汝南文成王亮之子，亮见第二章第二节。及温峤、郗鉴、陆晔、卞壶等，并预顾命。羕弟南顿王宗，明帝时为左卫将军，元敬皇后弟虞胤为右卫将军，并为帝所亲昵。宗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其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转宗为骠骑将军，胤为大宗正。咸和元年（326年）十月，宗复谋废执政。庾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距战，为胤所杀。贬其族为马氏。羕亦坐免官，降为弋阳县王。虞胤左迁为桂阳太守。汉郡，今湖南郴县。及苏峻作乱，羕诣峻称述其勋。峻大悦，矫诏复羕爵位。峻平、赐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皆伏诛。

苏峻者，长广掖人。长广，晋郡，治不其，在今山东即墨县南。掖，见第二节，盖尝来属。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曹嶷领青州，表为掖令。峻辞疾不受，嶷恶其得众，将讨之。峻率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讨王敦有功，进历阳内史。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峻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潜有异志，抚匿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者相属。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庾亮乃出温峤督江州，镇武昌；又修石头，以为之备。咸和二年（327年）十一月，亮征峻为大司农。峻遂举兵反。初王敦举兵，祖约归卫京都。率众次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进号镇西将军。使屯寿阳，为北境藩捍。约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及诸所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石聪尝以众逼之，约屡表请救，而官军不至。聪既退，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涂塘，在今和县、六合县间。约谓为弃己，弥怀愤恚。及峻举兵，推崇约而罪执政。约闻而大喜。从子智及衍，并倾险好乱，又赞成其事。于是命逖子沛内史涣、沛国，见第三章第一节。女婿淮南太守许柳以兵会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谏，不从。

十二月，峻将韩晃入姑孰，屠于湖。晋县，在今安徽当涂县南。以庾亮为征讨都督。赵胤为历阳太守，与左将军司马流距峻。战于慈湖，在当涂北，流败，死之。峻济自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次于陵口。戍名，在当涂北。三年（328年）二月，至蒋山。即钟山，在首都东朝阳门外。卞壸帅六师战于西陵，此据《本纪》。《壶传》云：峻至东陵口，壸与战于陵西。败绩。峻攻青溪栅，青溪，在首都东北。因风纵火，王师又大败，壸等皆死之。庾亮又败于宣阳门外。亮奔温峤。峻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驱役百官。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苫草自鄣，无草者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大官惟有烧余米数石，以供御膳而已。

温峤闻难作，即下屯寻阳，见第一节。遣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西阳，汉县，晋置郡，在今湖北黄冈县东。鄱阳内史纪睦等为前锋。鄱阳，吴郡，治鄱阳，今江西鄱阳县。晋移治广晋，在今鄱阳县北。使要陶侃，共赴国难。侃不许。峤屡说不能回，更遣使顺侃意曰：“仁公且守，仆宜先下。”遣信已二日，峤参军毛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师克在和，不闻以异。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作疑邪？宜急追信，改旧书，说必应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信改书。峤欲推庾亮为都统，亮固辞。乃与峤推侃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兵诣峤，已复追登还。峤重与侃书，告以：“首启戎行，不敢有辞。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荆楚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今日。”时峻杀侃子瞻，峤又以此激之。侃乃率所统，与峤、亮同赴京师。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执政以谢天下，亮甚惧。及见侃，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乃谓亮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五月，峻闻峤将至，逼大驾幸石头。侃等戎卒六万，直指石头。次于蔡洲。在首都西南江中。时峻军多马，南军杖舟楫，不敢轻与交锋，用将军李根计，据白石，在今师子山下。筑垒以自固，庾亮以二千人守之。峻步兵万余，四面来攻。众皆震恐。亮激厉将士，并殊死战。峻军乃走。义军屡战失利。峤军食尽，贷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忧无将士，惟得老仆为主耳。今数战皆北，良将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虏，仓廪当备不虞。若复无食，仆便欲西归，更思良算。”峤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峤等与公，并受国恩，是致命之日。今之事势，义无还踵，骑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反，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侃无以对。竟陵太守李阳又说侃，乃以米五万石供军。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九月，侃督水军向石头。亮、峤等率精甲一万，从白石挑战。峻劳其将士，因醉突阵，马踬，为李阳部将彭世所斩。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

先是郗鉴为徐州刺史，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鉴乃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温峤曰：“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见第二节。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不过百日，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始将征峻也，王导出王舒为会稽内史，舒时为尚书仆射。以为外援。及峻作逆，乃假舒节，都督、行扬州刺史。峻遣韩晃入义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张健、管商、弘征等入晋陵。庾亮弟冰为吴兴内史，弃郡奔舒。舒使御史中丞谢藻率众一万，与冰俱渡浙江。前义兴太守顾众、众从弟护军参军飏等，起义军以应舒。舒使众督护吴中军，飏监晋陵军事。舒率众次郡之西江，为冰、藻后继。冰、飏等遣前锋进据无锡。汉县，吴省，晋复置，今江苏无锡县。遇张健等数千人。战，大败。冰、飏退钱塘。秦县，后汉省，吴复，今浙江杭县。藻守嘉兴。秦由拳县，吴改曰嘉兴，今浙江嘉兴县。贼遂入吴。烧府舍，掠诸县，所在涂炭。韩晃又攻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害太守桓彝。舒更以顾众督护吴、晋陵军，屯兵章埭。未详。吴兴太守虞潭率所领讨健，屯乌苞亭。未详。并不敢进。时暴雨，大水，管商乘船旁出，袭潭及众。潭退保吴兴，众退守钱塘。贼转攻吴兴，潭诸军复退。贼复掠东迁、余杭、秦县，今浙江余杭县。武康诸县。舒遣兄子允之等，以精锐三千，邀贼于武康，出不意，破之。韩晃既破宣城，转入故鄣、秦鄣郡，汉废为故鄣县，在今浙江安吉县西北。长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允之遣兵击之，战于于湖，以强弩射之，晃等乃退。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为贼，舒分兵讨平之。临海，吴郡，今浙江临海县东南。新安，吴新都郡，晋改为新安，今浙江淳安县西。时陶侃进郗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王舒、虞潭皆受节度。鉴率众渡江，与侃会于茄子浦。未详。胡三省曰：盖其地宜茄子，人多于此树艺，因以名浦。时尚书左丞孔坦奔陶侃，侃引为长史。坦言：“本不应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距贼。曲阿，秦县，今江苏丹阳县。大业，里名，在曲阿北。庱亭在吴兴。郭默守大业，张健攻之。城中乏水，默窘迫，突围出，三军失色。贼之攻大业，陶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大业自解。”侃从之。及峻死，大业之围乃解。韩晃闻峻死，引兵赴石头。管商诣庾亮降。初峻使匡术守苑城。即台城。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与术及建康令管旆等密谋，欲奉帝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让收超及雅害之。四年（329年）正月，匡术以苑城降。韩晃与苏逸等并力攻术，不能陷。温峤等选精锐将攻贼营。峻子硕，率骁勇数百，渡淮而战。淮，谓秦淮河。于阵斩硕，晃等震惧，以其众奔张健于曲阿。二月，诸军攻石头。李阳与苏逸战于祖浦，即查浦，在首都西。军败。建威长史滕含以锐卒击

之，逸等大败。含奉帝御于温峤舟。苏逸以万余人自延陵将入吴兴，延陵，晋县，今丹阳县南之延陵镇。王允之与战于溧阳，秦县，在今江苏溧阳县西北。获之。管商之降也，余众并归张健。健疑弘徽等不与己同，尽杀之。更以舟、车自延陵向长塘，湖名，亦作长荡，在今江苏宜兴县西北。小大二万余口，金银财物，不可胜数。王允之与吴兴诸军击健，大破之。健与马雄、韩晃等轻军走。郗鉴督护李闵追之，及于岩山，胡三省曰：当在溧阳界。斩晃。健等降。并枭其首。

祖约叛后，颍川人陈光攻之，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误禽约左右貌类约者，约逾垣得免。光奔石勒。约诸将复阴结勒，请为内应。勒遣石聪攻之。三年（328年）七月，约奔历阳。四年（329年）正月，赵胤遣将攻之。约以数百人奔石勒。后为勒所杀，并其亲戚中外百余人悉灭之。

苏峻者，骄暴之武夫，其将士亦皆盗贼。盖丧乱之际，结合自保者，固多忠义之士，亦多桀黠之徒也。邵续、郗鉴、李矩、魏浚等，皆端人正士，郭默则非其伦矣。默之归朝也，明帝授为征虏将军。刘遐卒，以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军事。朝廷将征苏峻，召默，拜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大业之围既解，征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初被征距苏峻也，下次寻阳，见豫章太守刘胤。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胤参佐张满等轻默，或裸露见之，默常切齿。温峤东下，留胤守湓口。见第三章第八节。咸和四年（329年）四月，峤卒，胤代为江州刺史。位任转高，矜豪日甚，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有司奏免胤官。默赴召，谓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时当为官择才，若人臣自择官，安得不乱乎？”胤曰：“所论事虽然，非小人所及也。”默当发，求资于胤，胤不与。时胤被诏免官，不即归罪，方自申理，而骄侈更甚，远近怪之。侨人盖肫，先略取祖涣所杀孔炜女为妻，炜家求之，张满等使还其家，肫不与，因与胤、满有隙。至是，肫谓默曰：“刘江州不受免，密有异图，与长史、司马张满、荀楷等日夜计谋，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当先除郭侯，而后起事。祸将至矣，宜深备之。”默既怀恨，便率其徒，诈称被诏，袭杀胤，传首京师。时十二月也。掠胤女及诸妾并金宝还舩。初云下都，俄遂停胤故府。王导惧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枭胤首于大桁，以默为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邓岳驰白陶侃。侃闻之，投袂起，曰：“此必诈也。”即日率众讨默。导闻之，乃收胤首，诏庾亮助侃讨默。默欲南据豫章，而侃已至城下。明年，五月，默将宋侯等缚默降，斩于军门。

苏峻之叛，论者颇咎庾亮激变，此非其实。当时纪纲，颓废甚矣，以峻之骄暴，而居肘腋之地，夫安可以不除？咎亮者不过谓峻若无衅，未能遽称兵以叛耳。不知峻乃粗才，岂有远虑？峻兵一起，西阳王即依附之；彭城王雄、康王释子，释见第三章第三节。章武王休，义阳成王望玄孙。望见第三章第二节。亦叛奔峻；则当时乱源，潜伏非一，峻欲称兵，岂虑无所藉口？听其肆诛求以自封殖，何异藉寇兵而赍盗粮哉？廷议之际，亮谓“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必确有所见，非苟为危辞以耸听也。或又咎亮一战而北，委君父而奔逃，此亦未审兵势。以峻兵之精，加以虏掠饵其下，其锋自未易当。当时奔北，岂亮一人？若责其委弃君父，则社稷为重君为轻，以身徇一人，纵博忠义之名，夫岂宰相之事？况亦何救于君父之患哉？兵力之不敌，征峻时固早知之，出温峤以为外援，正为此也。然亮亦非略无备豫。温峤闻峻不受诏，便欲下卫京都，三吴又欲起义兵；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亮并不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大雷水所积。郗鉴欲率所领东赴，诏亦以北寇不许。盖亮必自度兵力，尚可坚守以待外援，故尔。其后一败不能复固，则非始料所及。兵事变化甚多，固难责其一一逆料。观其守白石，以少击众，终摧方张之寇，以全形要之地，夫固非无将帅之才。视郭默之突围苟免者何如哉？然默虽骄横，固亦嚄唶宿将也。则知亮之未足深咎也。《孔坦传》云：苏峻反，坦与司马陶回白王导曰：“及峻未至，宜急断阜陵之界，阜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守江西当利诸口。当利，浦名，在和县东南。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夺人之功，时不可失。”导然之。庾亮以为峻脱径来，是袭朝廷虚也。故计不行。峻遂破姑孰，取盐米，亮方悔之。《陶回传》云：峻将至，回复谓亮曰：“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小丹阳在秣陵南。秣陵在今首都东南。宜伏兵要之，可一战而禽。”亮不从。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迷失道，逢郡人，执以为乡道。时峻夜行，甚无部分。亮闻之，深悔不从回等之言，一似亮之坐失机宜者。然以峻兵之精，夫岂一战可决？往逼其城，峻岂不能以少兵守御，悉劲卒东出？观韩晃、张健等之豕突难御可知。然则亮虞峻径来，正是深虑。峻之行军，亦岂略无部分者？史于庾氏多谤辞。西阳、南顿，罪状昭著，尚议亮栽翦宗室，其他则更何论？悠悠之辞，岂可据为信谳也？

庾亮言忧西垂过于历阳，所忧者盖在陶侃也。侃之讨苏峻也，一若君为庾亮之君，民为温峤之民，恝然无与于己者。及讨郭默，则大异乎是。闻默杀胤，即遣将据湓口，自以大军继进。默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纵横耳。”即发使上表讨默。与王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答曰：“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有其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夫郭默所传之诏虽伪，王导所发之令则真。藉口国家年少，不出胸怀，遂不遵奉，则当主少国疑之际，不亦人人可以自擅乎？郭默既死，诏侃都督江州，领刺史。侃因移镇武昌，得毋所欲正在是邪？《侃传》言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富自何来？岂必愈于郭默？传又云：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己登其八，惟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又尝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天门九重，仅登其八，指理不彻，位止于公；盖侃终于人臣后，传述者改易而为是辞，其本所造作，则不知其作何语矣。讨峻之役，处分规略，一出温峤，岂必有藉于侃？然峤既殷勤于前，毛宝又固争于后，得毋虑其据上流之势，而其心不可测邪？世惟有异志者畏人之疑，庾亮修石头而侃谓其拟己，情见乎辞矣。亮之忧之，安得不过于历阳也？然其终能自抑者何也？《侃传》云：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侃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迁主簿。会州部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

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夔察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然则侃本寒素，其为人也，善于事人，亟于求进，所欲不过富贵。当时庶族，望贵胄之一颦一笑，皆若天上。讨苏峻之际，侃之骄蹇，可谓极矣，一见庾亮，便尔释然，职由于此。自待既卑，所志又小，加以衰髦，复安能有所作为？然又敢于偃蹇者何也？武人无学，器小易盈，志得意满，遂流于骄蹇而不自觉耳。侃世子瞻，既为苏峻所害，更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使财物。侃封长沙郡公。夏至，杀斌。庾亮欲放黜之，表未至都，而夏病卒。称，为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平，见第三章第九节。南蛮校尉。咸康五年（339年），庾亮以为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随，汉县，晋置郡，今湖北随县。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至夏口见亮，为亮所杀。亮疏言其罪曰：“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故车骑将车刘弘曾孙安，寓居江夏，及将杨恭、赵韶，并以言色有忤，称放声当杀。安、恭惧，自赴水而死。韶于狱自尽。将军郭开，从称往长沙赴丧。称疑开附其兄弟，乃反缚，悬头于帆樯，仰而弹之，鼓棹渡江，二十余里。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又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臣犹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马。称肆纵丑言，无所顾忌，要结诸将，欲阻兵搆难。诸将皇惧，莫敢酬答。由是奸谋，未即发露”云云。其纵恣，岂不远甚于后来之桓玄？然称之声势，果何自来哉？亮之虞侃，亦其宜矣。

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东晋国势之不振，实由当时风气之泄沓，而此种风气，王导实为之魁，读第一节所述，已可见之。王导死后，庾氏兄弟相继执政，颇能综核名实，足矫当时之弊。惜其秉权不久。是时朝臣门户之见颇深，外藩专擅之习亦未革，遂使桓温乘机跋扈，内外相猜，坐视北方之丧乱而不能乘，恢复良机，成为画饼矣。岂不惜哉？

苏峻平后，庾亮领豫州刺史、宣城内史，镇芜湖。宣城、芜湖皆见第三章第九节。咸和七年（332年），陶侃卒，亮领江、豫、荆三州刺史，移镇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是时政柄仍在王导之手，亮尝欲举兵废之。《亮传》曰：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而鉴又不许。亮与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惟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其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道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知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案藩臣称兵，入废宰辅，自非美事。鉴之不许，自是持重之见。然朝政则益以因循紊乱矣。《孔坦传》云：成帝既加元服，犹委政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谘诹善道。”由是忤导，出为廷尉。坦本为侍中。《孔愉传》云：咸和八年（333年），诏给愉亲信十人禀赐。愉上疏固让，优诏不许。重表曰：“方今强寇未殄，疆场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从之。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之，乃止。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其守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贾宁者，本苏峻腹心，与路永、匡术，同降于导者也。见导及《袁耽传》。导尝欲褒显之，为温峤所拒而止。见《峤传》。时卞敦为湘州刺史。温峤、庾亮，移檄征镇，同赴京都，敦拥兵不下，又不给军粮，惟遣督护苟璲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虽陶侃亦切齿忿之。峻平之后，有司奏其阻军顾望，不赴国难，无大臣之节，请槛收付廷尉。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为广州刺史。时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三吴之豪，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请都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

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此事论者皆美其能镇定。其实迁会稽有远窜之嫌，迁豫章则更可进据上流，实于恢复之计为便。三吴之豪，不免乡里之见，温峤则纯出于公忠体国之诚。导之所以不肯迁都者，迁都则必有新起握权之人，不如率由旧章，便于把持也。《导传》云：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亮字。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遂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尝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孙盛传》曰：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导贼周 而作色于蔡谟，世外之怀安在？《周 传》：王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 将入，导呼 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 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案 亦元帝腹心，未必真以导为可信。所以救导者，盖当时事势，或以尽除王氏为宜，或谓宜姑容之，所见有不同耳。然 之救导，虽不为私交，而导授意于敦而杀之，则其忌刻为己甚矣。若思，戴渊字。唐人修《晋书》，于避讳者多称其字，如称刘渊为元海，石虎为季龙是也。今于引元文者皆仍之。《导传》云：导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塵尾柄驱牛而进。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余物，惟有短辗犊车、长柄塵尾。”导大怒，谓人曰：“吾往与群贤共游洛中，何曾闻有蔡克儿也。”案晋世名士，往往外若高旷，内实忌刻。《王羲之传》云：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尝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是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县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其热中躁进，褊隘忌克，鄙夫耻之矣。怀祖，述字；坦之，述之子也。外宽和而内深阻，当时名士，固往往如是，然导居元辅之位，因贪权嗜利，好谀恶直之故，遂不恤败坏国事以徇之，则所诒之害弥大矣。

咸康五年（339年）四月，导卒，征庾亮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时亮方谋恢复中原，固辞。乃以其弟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与何充参录尚书事。充，导妻之姊子；充妻，又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与导善，明帝亦友昵之，导与亮并称举焉。明年，正月，亮卒，冰弟翼刺荆州。八年（342年）六月，成帝崩。子丕、奕俱幼。庾冰舍之，而立其母弟琅邪王岳，是为康帝。《充传》云：庾冰兄弟，以舅氏辅王室，虑易世之后，戚属转疏，每说成帝，以国有强敌，宜须长君。帝从之。充建议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冰等不从。康帝立，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充与庾氏立异，盖自兹始？明年，为建元元年（343年）充出刺徐州，镇京口。京口，见第二节。以避诸庾。顷之，庾翼将北伐，庾冰出镇江州，征充入领扬州。二年（344年）九月，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帝，而充建议立子聃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为穆帝。冰、翼甚恨之。是岁，十一月，冰卒。明年，为永和元年（345年）七月，翼又卒。表以后任委息爰之。论者并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归，宜依翼所请，以安物情。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桓温能制之，诸君勿忧。”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争。于是上流事权，暂握于中枢信臣之手者，自陶侃卒后，复成分争角立之象已。此东晋政局之一大变也。史于庾氏多贬辞，平心论之，或失其实。庾氏之立康帝，可谓欲扶翼其所自出，其欲立简文帝，果何为哉？庾氏弟兄，皆有志于恢复，然则其谓国有强敌，宜立长君，或非虚语也。《成帝纪》云：帝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南顿王宗之诛也，帝不之知。及苏峻平，问庾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亮惧，变色。庾怿亮弟，尝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与犬，犬毙，惧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饮药而死。怿本传略同。夫南顿王之伏诛，事在咸和元年九

月；苏峻入犯，庾亮出奔，事在三年三月；峻败而帝御温峤舟，亮获入见，乃在四年二月，而弋阳王即以此时伏诛，帝苟欲问南顿王，何待苏峻平后？故或谓此实弋阳王之误，然是时之弋阳，叛状显著，成帝果聪明，不应复有此问；且亦无缘诛之而不使帝知也。《纪》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遽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乎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史称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而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又言王导辅政，每从宽惠，而冰颇任威刑；此庾氏所以招谤，而导之虚誉，所由流溢与？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悠悠之口，岂足听哉？不惟庾氏，即刘隗、刁协，颇为史所讥评，其故亦然。《隗传》云：与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协传》云：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其故可深长思矣。翼尝与冰书曰：“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惛缪，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风格崚嶒，时之所须，正此等人也。何充居宰相，史言其无澄正改革之能。虽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然所昵庸杂，信任不得其人，朝政复稍衰矣。

穆帝即位，年仅二岁，太后褚氏临朝。后父裒，苦求外出。于是以会稽王昱元帝少子，即简文帝也。录尚书六条事，复开宗亲秉政之端。

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第一节 刘、石兴亡

刘渊以永嘉四年六月死，子和嗣伪位。其卫尉西昌王刘锐、宗正呼延攸和，攸之甥。说和攻其弟鹿蠡王聪、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此据《晋书·载纪》，《通鉴》依《十六国春秋》作叉。斩裕及隆，而和为聪所攻杀。聪让位于其弟乂。乂与公卿涕泣固请，聪乃僭位，而以乂为皇太弟，盖以乂为渊后单氏所生也。聪烝于单氏，乂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乂之宠因之渐衰，然犹追念单氏，未便黜废。

聪后呼延氏死，纳其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女孙四人为贵人。六刘之宠，倾于后宫。聪稀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尝以小刘贵人赐怀帝，及弑怀帝，复以为贵人。立左贵嫔为皇后，已而死。聪如中护军靳准第，纳其二女为左右贵嫔，大曰月光，小曰月华。数月，立月光为皇后。后又以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贵嫔刘氏为右皇后。靳氏有淫行，御史大夫陈元达奏之，聪废靳，靳惭恚自杀。聪追念其姿色，深仇元达。元达，聪之诤臣也，后自杀。聪立上皇后樊氏，张氏之侍婢也。张氏亦聪后。时四后之外，四后盖兼中皇后言之，见下。史文左右采获，叙述不必皆以次也。佩皇后玺绶者七人。中常侍王沈养女，年十四，有妙色，聪立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李恂等谏，皆斩之。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聪尝欲为刘后起 仪殿，陈元达谏，聪大怒，欲斩之，已而止。然又作太庙，内兴殿观四十余所。游猎无度，晨出晚归。观渔于汾，以烛继昼。立市于后庭，与宫人燕戏，或三日不醒。荒淫之行备矣。

聪大定百官。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封晋王。后又以为相国，总百揆，而省丞相。乂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劝乂袭粲，乂弗从。东宫舍人荀裕告之。于是收志、玮、遐，假他事杀之。使冠威卜抽监守东宫。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等，皆宠幸用事。聪游燕后宫，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聪，以其意爱憎决之。或有勋旧功臣，弗见叙录，奸佞小人，数日便至二千石者。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宅宇，皆逾于诸王。子弟中表，布衣为内史、令、长者三十余人，皆奢僭贪残，贼害良善。靳准合宗内外，谄以事之。聪临上秋阁，诛其特进綦毋达、大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朱诞等，皆群奄所忌也。郭猗有憾于乂，谓粲：“乂将以三月上巳，因燕作难，宜早为之所。”初，靳准从妹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杀之，而屡以嘲准。准深惭恚，说粲：“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太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游，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于是粲命卜抽去东宫。粲使谓乂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以为信然。准白之。于是使粲围东宫。粲使王沈、靳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废乂为北部主。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立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前。

大兴元年（318年）七月，聪死，粲嗣伪位。粲自为宰相，威福任情，性严刻无恩惠。好兴造宫室，相国之府，放象紫宫。在位无几，作兼昼夜。饥困穷叛，死亡相继，粲弗之恤也。既嗣伪位，尊聪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宣氏号弘德皇后。靳等皆年未满二十，粲晨夜烝淫于内。聪死时，上洛王刘景为太宰，济南王刘骥为大司马，昌国公刘 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太尉范隆守尚书令，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准私于粲曰：“诸公将行伊、霍之事，谋先诛太保及臣，以大司马统万几。”粲诛景、、骥及骥母弟吴王逞，大司徒齐王刘劢等。纪、隆奔长安。以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粲荒耽酒色，游宴后庭，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勒兵入宫，执粲，数而杀之。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发渊、聪墓，焚烧其宗庙。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晋。

自来创业之主，必能躬擐甲胄，四征不庭，独胡刘则不然。当渊之世，即蛰居河东，不能一出。盖渊特以左贤王之后，为众所推，其人本非才武。《晋书·载记》于渊多美辞，特沿袭旧史，不足信也。其时倾覆晋室者，实王弥、石勒等为之，其于胡刘，特文属而已。群盗中以石勒为最狡悍，故东方悉为所并；胡刘种姓中，惟刘曜较有材力，关中实其所陷；故刘粲既没，曜与勒遂成东西对峙之势焉。初聪之立也，以勒为并州刺史。后又以曜为雍州牧，镇长安。而以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勒杀弥，聪大怒，使让其专害公辅，然仍以弥部众配之，势固无如勒何也。其时惟曹嶷声势较盛，故勒请讨嶷而聪弗许，盖欲藉以牵制勒。然《聪载记》又云：勒与嶷相结，规为鼎峙之势，则嶷即存，亦未必能为聪用，且亦难保其不桡而从勒也。要之东方之局，实非刘氏所能控驭而已。聪时，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勒遣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叛者。聪使让勒，勒不奉命。司隶部人奔于冀州者，二十万户。聪太史令康相，尝言于聪曰：“石勒鴟视赵、魏，曹嶷狼顾青、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东；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曹嶷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当时情势之危急，可以想见矣。及刘粲见杀，刘曜自长安赴之。至赤壁，胡三省曰：《水经注》：河东皮氏县西北有赤石川。案皮氏，秦县，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僭即皇帝位。石勒亦统精锐五万讨准，据襄陵北原。襄陵，汉县，在平阳东南。准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与曜竞有招怀之计，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无归曜之意。曜谓泰曰：“司空若执忠诚，早迎大驾者，政由靳氏，祭则寡人。”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屠谷。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斩泰以速降之。诸将皆曰：“今斩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将率诛准，准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从诸将议，遣之。泰还平阳，具宣曜旨。准自以杀曜母兄，沉吟未从。寻而乔泰、王腾、靳康、准从弟。马忠等杀准，推尚书令靳明为盟主，明亦准从弟。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于曜。勒闻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战累败，求救于曜。曜使刘雅、刘策等迎之。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曜诛明。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曜西奔粟邑。汉县，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勒焚平阳宫室而还。曜旋徙都长安，改国号曰赵。《曜载记》云：曜隐迹菅涔山，即管涔山。《清一统志》云：诸书皆作管，惟《寰宇志》作菅，言山多菅草也。案《晋书·载记》亦作菅。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尝夜闲居，有二童子入，跪曰：“菅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曜遂服之。剑随四时而变为五色。盖特造作妖言，以示其当王赵而已，此所以讽示石勒也。然尚不能定平阳，安能有赵？石勒又岂妖言所能慑，名号所可束缚者邪？

刘曜豕突，本在关中，故僭号之后，仍以雍、秦为务。曜长水校尉尹车谋反，潜结巴酋徐库彭。曜诛车，囚库彭等五十余人，欲杀之。其光禄大夫游子远谏，曜怒，幽之，而尽杀库彭等。于是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乃释子远，用其计，大赦境内，而使子远讨平之。先是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降。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酋大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子远又破禽其子伊余，降之。西戎之中，权渠部最强，皆禀其命而为寇暴，权渠既降，莫不归附。后曜又亲征氐、羌。《通鉴》系永昌元年（322年）。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曜前锋击败之。仇池者，山名，在今甘肃成县西。以山巅有池，故曰仇池，池盖今所谓火山湖也。略阳清水氐杨氏，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盘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水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拜为百顷氐王。与兴国氐王阿贵，兴国，城名，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俱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千万孙飞龙，渐强盛，晋武帝假征西将军。《魏书·氐传》作平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戊搜。惠帝元康六年（296年），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愍帝以为骠骑将军左贤王。时南阳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搜子难敌为征南将军。建兴五年（317年），戊搜卒，难敌袭位。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汉道，后汉为县，在成县西。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汉县，在今甘肃徽县西。以上据《宋书·氐传》及《三国志·四裔传注》引《魏略》。难敌为曜所败，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多降于曜。曜西讨杨韬于南安。韬，南阳王保之将。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韬惧，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疠疫甚，乃遣使说难敌。难敌即遣使称藩。陈安请朝，曜以疾笃不许。安怒，且以曜为死也，遂大掠而归。曜乘马舆还，使其将呼

延寔监辎重于后，安要击，没之；又使将袭拔汧城。汉汧县，在今陕西陇县南。西州氐、羌悉从安。安士马雄盛，众十余万。大宁元年（323年），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先以桑城降曜，桑城，见第二章第四节。及是，自桑城将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围。安驰归，贡追败其后军。安又驰还赴救，而武骑大至。安众大溃，以骑八千奔陇城。见第四章第二节。贡围之。曜又亲征。安突围出，欲引上邽、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平襄，汉县，在今甘肃通渭县西南。而上邽被围，平襄已败，乃南走陕中。陕同陿，在陇城南。曜使将追斩之。陇、上邽降。氐、羌悉下，并送质任。杨难敌闻安平，内怀危惧，奔于汉中。《宋书》本传云：与坚头俱奔晋寿，臣于李雄。《晋书·成帝纪》：咸和六年（331年）七月，李雄将李寿侵阴平、武都，氐帅杨难敌降之。《李雄载记》：难敌兄弟为刘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质。晋寿，见第三章第六节。阴平，汉道，魏为县，又置郡，在今甘肃文县西北。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葭萌，见第三章第六节。曜以其大鸿胪田崧为益州刺史，镇仇池。先是，《晋书·张茂传》事在大兴四年（321年），《通鉴》系大宁元年（323年）。曜遣其将刘咸攻张茂将韩璞于冀城，冀，汉县，晋废，在今甘肃甘谷县南。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胡三省曰：当在南安东。临洮人翟松、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临洮，秦县，今甘肃岷县。河西大震。茂出次石头，胡三省曰：在姑臧城东。姑臧，见第三章第七节。遣参军陈珍击走之，遂复南安。永昌初，茂使韩璞取陇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及曜平陈安，刘岳方与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上长驱至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茂惧，遣使称藩。曜拜为凉州牧、凉王。大宁三年（325年），茂卒，无子，寔子骏嗣，曜复以茂官爵授之。咸和初，骏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会韩璞讨秦州诸郡。武威、金城，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武兴郡，惠帝永宁中，张轨表合秦、雍流移人所置，在姑臧西北。曜遣其将刘胤来距。璞军溃。胤乘胜追奔，济河，攻陷令居，汉县，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入据振武。胡三省曰：在姑臧东南。河西大震。曜复攻枹罕。汉县，晋废，今甘肃导河县。护军辛晏告急。骏使韩璞、辛岩率步骑二万击之。战于临洮，大为曜军所败。璞等退走。骏遂失河南之地。

刘曜兵锋，看似锐利，实则所遇者皆小敌，以之戡定秦、雍，慑服凉州，尚虞不足，况欲长驱中原邪？而曜且荒淫无度。曜之徙都也，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后。缮宗庙、社稷、南北郊。又立太学、小学。起酆明观，立西宫，建陵霄台于滈池。在长安西南。又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霸陵，汉文帝陵，在长安之东。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椁，黄金饰之。侍中乔豫、和苞谏，曜乃停之，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省酆明囿，以与贫户。然将葬其父及妻也，复亲如粟邑，以规度之。负土为坟，其下周回二里，作者继以脂烛。怨呼之声，盈于道路。游子远谏，不纳。后复遣使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其侈，亦几与刘聪无异矣。

石勒之破靳明也，遣其左长史王修献捷于曜。曜遣郭汜等署勒太宰，进爵赵王。勒舍人曹平乐，因使留仕于曜，言于曜曰：“勒遣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觇大驾强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时曜势实残弊，惧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还，斩修粟邑，停太宰之授。勒大怒，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石虎，勒之从子，勒父幼而子之，故或称勒弟，勒此令亦以弟视之，盖胡人不甚重昭穆也。勒杖虎以专征之任，其克定四方，虎战功颇多，故有是言。观是言，便知虎非勒所能制。勒身后之祸，盖势有必至矣。赵王赵帝，孤自为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太兴二年（319年），勒伪称赵王。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袭北羌王盆句除，俘获而归。曜大怒，投袂而起，次于渭城，见第三章第三节。遣刘岳追之。曜次于富平，魏县，今陕西富平县。为岳声援。岳及石他战于河滨，败之，斩他。上郡距襄国远，声势不相接，故勒不能报。大宁二年（324年），勒遣石生屯洛阳。明年，四月，李矩等并溃归。于是关内、河东，皆虞逼处，刘、石兵争始棘矣。生攻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斩之。曜遣刘岳攻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孟津。见第二章第二节。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胡三省曰：时荆州仍属晋，司州之地，多入后赵，刘曜得其民处之关中。或曰：刘聪以洛阳为荆州，此所谓荆、司，皆晋司州之众也。自崤、渑而东。崤山，在河南洛宁县西北，西接陕县，东接渑池。渑池之西北，则渑坂也。岳围石生于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石虎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见第三章第四节。战于洛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见第四章第二节。虎遂堑栅列围。又败呼延谟，斩之。曜亲率军援岳。虎率骑三万来距。曜次于金谷，在洛阳西北。夜无故大惊，军溃，退如渑池。汉县，在今洛宁县西。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虎执岳，送于襄国，坑士卒万六千。此可见曜之不整，其士卒实无战心，不足以临大敌矣。咸和三年（328年）七月，勒遣虎率众四万，自轵关入，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伐曜河东，进攻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八月，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自卫关北济。在今河南汲县。虎惧，引退。追之，及于高候，胡三省曰：杜佑曰：今绛州闻喜县北有高候原。闻喜，今山西闻喜县。大战，败之，斩其将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杖亿计。虎奔朝歌。见第三章第三节。曜遂济自大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攻石生于金墉。荥阳、野王皆降，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野王，汉县，今河南沁阳县。时后赵皆以为郡。襄国大震。十二月，勒命石堪、石聪及其豫州刺史桃豹等会荥阳，石虎进据石门。《水经注》：汉灵帝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浚仪渠口，谓之石门。而荥渎受河水，亦有石门。案敖城，在荥阳西北敖山上。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诡道

兼路，出于巩、警之间。巩，东周畿内国，今河南巩县。訾，周邑，在巩县西南。曜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勒攻之，曜军大溃。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将战，饮酒数斗，比出，复饮酒斗余，昏醉奔退，为堪所执，送于襄国，后为勒所杀。曜子熙、胤等，胤本曜世子，靳准之乱，没于黑匿郁鞠部。曜僭位，遂立熙为太子。后胤自言，郁鞠送之。曜以熙为后妻羊氏所生，羊有宠，哀之，遂未更易。议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胤怒其沮众，斩之。四年（329年）二月，率百官奔于上邽。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胤及刘遵，率众数万，将攻石生于长安。九月，勒使虎率骑二万距胤。战于义渠，秦县，后汉省，在今甘肃宁县西北。为虎所败。胤奔上邽。虎乘胜追之，上邽溃，虎执熙、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前赵亡。五年（330年），勒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是岁，八月，遂僭即皇帝位。《晋书·载记》云：勒自襄国都临漳。即邺，晋避愍帝讳，改为临漳县。以成周土中，汉、晋旧都，复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然勒实并未能都邺也。

第二节 后赵盛衰

在五胡之中，石勒确可称为一人物，以其性虽剽狡，而于中国之情形，颇能晓解也。羯本小种，所以能纵横中原，几至尽并北方者，非其种姓之强大，实由勒在诸胡中剽狡独绝。勒死之后，继之者无复雄材；而石虎之淫暴，且为诸胡之冠；而胡羯遂忽焉以尽矣。

石勒之戕苟晞，杀王浚，破刘琨，没邵续，执段匹磾，害徐龛，皆已见前。时刘遐为兖州刺史，自邹山退屯下邳。邹山，见第四章第二节。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琅邪内史孙默叛降于勒。永昌元年八月。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于是冀、并、幽州，辽西以西诸屯结，皆陷于勒。徐、兖间壁垒，亦多送任请降。及曹嶷亡，而青州诸郡县壁垒亦尽陷。祖约退屯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勒复使其将王阳屯于豫州。先是朝廷以王邃督青、徐、幽、平，镇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卞敦为徐州刺史，镇泗口。在今清河县境。大宁元年（323年）三月，勒陷下邳，敦退保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明年正月，石瞻复寇下邳。东莞太守竺珍、东海太守萧诞，皆叛降勒。东莞，见第三章第一节。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刘遐又自下邳退保泗口。卞敦以畏

征。邃、约、遐亦以王敦之乱，还卫京师。乱平，以遐为徐州刺史，代邃镇淮阴。檀赟为兖州刺史，仍守邹山。檀赟从《本纪》，《载记》作斌。三年（325年）四月，石良攻邹山，陷之。石良亦据《本纪》，《载记》作石瞻。朝以郗鉴督青、兖，仅镇广陵而已。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李矩等亦皆溃归，都尉鲁潜以许昌叛降于勒。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勒遂尽陷司、兖及徐、豫滨淮州郡。咸和元年（326年）五月，刘遐卒，以郗鉴领徐州刺史，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遐子肇，袭遐故位以叛。诏郭默等讨之。始上道，临淮太守刘矫，临淮，见第三章第二节。率将士数百，掩袭遐营，迭等迸走，斩防及咸，又追斩迭、龙于下邳。十一月，石聪攻寿春，不克，遂侵逡遒、阜陵。汉浚道县，晋作逡道，今安徽合肥县东。阜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历阳太守苏峻遣将韩晃击走之。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济岷太守刘戢，将军张阖等叛，胡三省曰：“《晋志》曰：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于济河北，为济岷郡。《大康地志》无此郡，未详。”害下邳内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明年，峻与祖约俱反。三年（328年）四月，勒攻宛，南阳太守王国叛降于勒。宛、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羡于邾，陷之。河南，见第二章第二节。邾，汉县，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七月，石聪、石堪陷寿阳，祖约奔历阳。四年（329年）二月，苏峻败，约降于勒。五年（330年）五月，勒将刘征，聚众数千，浮海寇南沙，晋县，在今江苏常熟县西北。进入海虞。晋县，在常熟东。六年（331年）正月，复寇娄县，汉县，在今江苏昆山县东北。掠武进。晋县，在今江苏武进县西北。朝以郗鉴戍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讨平之。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勒又使其荆州监军郭敬、南蛮校尉董功寇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南中郎将周抚奔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中州流人，悉降于勒。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樊城，在襄阳对岸。王师复戍襄阳。七年（332年）四月，敬又攻陷之，遂南略江西。七月，陶侃遣子斌与江夏相桓宣乘虚克樊城。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侃兄子臻，与竟陵太守李阳拔新野、襄阳。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敬旋师救樊，大败。宣复镇襄阳。咸康五年（339年），郗鉴卒，以蔡谟都督徐、兖、青三州，及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诸军事，领徐州刺史。沛郡，见第三章第一节。时石虎于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所在杀戮。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在江宁县东。西至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几于缘江设守已。

石勒世子兴早死，以第二子弘为世子，僭位后立为太子。弘，程遐之甥也。勒以遐为右长史，总执朝政。又令弘省可尚书奏事，使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征伐刑断乃呈之。又使弘镇邺，配以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以配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通鉴》：愍帝建兴二年（314年）《注》曰：“六夷，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或曰：乌丸非巴蛮也。”穆帝永和六年（350年）《注》曰：“六夷，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蛮也。”窃疑当时虽有六夷之名，其种姓并无一定，故前史亦无的说。盖所以备石虎，然积重之势，断非如是遂能挽救也。咸和八年（333年）七月，勒死。虎执弘，收遐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卫。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恐，让位于虎。虎逼立之。勒妻刘氏谓石堪曰：“皇祚之灭，不复久矣，王将何以图之？”堪曰：“先帝旧臣，皆已斥外，众旅不复由人，宫殿之内，无所措筹。臣请出奔兖州，据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挟南阳王为盟主，南阳王恢，勒少子。宣太后诏于牧守、征镇，令各率义兵，同讨桀逆。”于是微服轻骑袭兖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虎遣其将郭太等追击之，获堪于城父，汉县，在今安徽亳县东南。送襄国，炙而杀之。征石恢还襄国。刘氏谋泄，虎杀之。尊弘母程氏为皇太后。时石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皆起兵。虎留子邃守襄国，统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师攻长安，以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生遣将军郭权，率鲜卑涉 斤众二万为前锋拒之。大战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挺死，虎退奔渑池，汉县，在今河南洛宁县西。枕尸三百余里。鲜卑密通于虎，背生而击之。生奔长安，潜于鸡头山。《括地志》：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在长安西南九百六十里。胡三省曰：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亦有笄头山，在长安西八百里。按上录，在今甘肃成县西南。平高，即汉高平，北周改名，见第二章第二节。虎进攻长安，旬余，拔之。生为部下所杀。郭权据上邽归顺，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皆应之。皆见第二章第二节。虎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骑四万讨之，次于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九年（334年）四月，上邽豪族害权以降。虎废弘为海阳王，并程氏及勒子秦王宏、南阳王恢，幽诸崇训宫，寻杀之。弘时年二十二。虎称居摄赵天王。咸康元年（335年）九月，迁于邺。三年（337年），僭称大赵天王。永和五年（349年），僭即皇帝位。

石虎本以兵起，故僭位之后，仍志在穷兵。然时胡、羯之势，已成强弩之末，而鲜卑、氐、羌日大，虎之穷兵，遂适以自促其亡矣。诸部落中，鲜卑慕容氏尤盛。建武初，元帝承制，拜慕容廆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大单于、昌黎公，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

廆让而不受。己遣长史浮海劝进。帝即位，重申前命，廆固辞公封。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王浚妻舅浚所用，见《浚传》。意存怀集，而流亡莫赴，毖意廆拘留，乃阴结高句骊及宇文、段氏，谋灭廆而分其地。大兴初，三国伐廆，攻棘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廆以计间之。二国引归，宇文悉独官独留，为廆所败。于其营候获玉玺三纽，遣长史裴嶷送于建康。《本纪》，事在大兴三年二月。《北史》云：莫廆死，子逊昵延立。攻廆于棘城，为廆所败，乃卑辞厚币，遣使朝贡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亦见《魏书》本纪。悉独官，即逊昵延也。二年（319年）十一月，崔毖奔高句骊。元帝使拜廆平州刺史。四年（321年）十二月，加牧，进封辽东郡公，承制海东，置平州守宰。段匹磾之败，末杯仍据辽西。末杯初统其国而不设备，廆遣子皝袭之，入令支，汉县，在今河北迁安县西。收其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于建业。勒怒。时逊昵延死，子乞得龟立。大宁元年（323年），勒遣龟击廆。廆克之，乘胜入其国，收其资用亿计，徙其人数万户以归。其后，廆与陶侃笺，说宜北伐之意。并赍东夷校尉、辽东相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求封廆为燕王。朝议未定。咸和八年（333年）五月，廆卒。皝嗣。皝，廆第三子也。宇文乞得龟为其别部逸豆归所逐，奔死于外。皝讨之。逸豆归惧，请和。皝庶兄翰，骁武有雄才，素为皝所忌。母弟仁、昭，并有宠于廆，皝亦不平之。廆卒，并惧不自容。段末杯卒，弟牙嗣。大宁三年三月。牙卒，就六眷之孙辽立。《通鉴》事在大宁三年（325年），云：慕容廆与段氏方睦，为段牙谋，使之徙都。牙从之，即去令支。国人不乐。段疾陆眷之孙辽，欲夺其位，以徙都为牙罪，十二月，帅国人攻而杀之。辽《魏书》作护辽。自末杯至辽，晋皆以为幽州刺史。翰出奔辽。仁劝昭举兵

废皝。皝杀昭。仁归平郭，汉县，晋废，在今辽宁盖平县南。尽有辽东之地。宇文归、段辽及鲜卑，并为之援。九年（334年），成帝遣谒者拜皝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皝自征辽东，克襄平。汉县，为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县北。咸康初，皝乘海讨仁，擒仁，杀之。三年（337年）十一月，皝僭即燕王位。使称藩于石虎，陈段辽宜伐，请尽众来会。虎许之。四年（338年），虎使桃豹、王华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在今河北天津县北。支雄、姚弋仲羌酋，见下节。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辽。雄长驱入蓟。见第四章第二节。辽恐，弃令支，奔于密云山。在今河北密云县南。皝攻令支以北诸城，掠五千余户而归。虎怒其不会师，进军击之。攻棘城，不克。虎迁辽户二万余于司、雍、兖、豫，以李农为营州牧，镇令支。段辽自密云山使降于虎，又降于皝。虎使麻秋迎辽，皝子恪伏兵袭败之，拥辽及其部众以归。辽谋叛，皝诛之。其子兰，《魏书》作郁兰。为宇文归所执，降于虎。虎谋伐昌黎，遣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未详。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二万，屯田于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后又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安乐，汉县，在今河北顺义县西南。以备征军之调。自幽州东至白狼，汉县，在今热河凌源县南。大兴屯田，然师出无功，《本纪》：咸康六年（340年）二月，慕容皝及石成战于辽西，败之，献捷于京师。建元元年（343年）六月，石季龙帅众伐慕容皝，皝大败之。皝反自蠮螉塞入，今居庸关。长驱至蓟，进渡武遂津，武武遂，汉县，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入高阳，晋国，今河北蠡县南。所至焚烧积聚，徙幽、冀三万余户以归。七年（341年）二月，皝遣其长史刘祥献捷京师，兼言推假之意，并请大举讨平中原。表言朝廷任庾亮之私，又与庾冰书责之。冰以其绝远，非所能制，遂与何充等奏听皝称燕王。是年，皝迁都龙城。皝筑龙城于柳城北，改柳城为龙城县。柳城故城，在今辽宁兴城县西南。龙城，今热河朝阳县。段辽之败也，慕容翰奔于宇文归。皝遣商人招之，翰携其二子还。皝使与子垂为前锋，伐克高句骊。建元二年（344年）二月，皝伐逸豆归，仍以翰及垂为前锋。归远遁漠北，遂奔高句骊。皝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宇文部自是散灭。归而赐翰死。于是内忧外患皆除，益得专力于石氏矣。

刘曜之败也，张骏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汉县，今甘肃临洮县西南。置武街、石门、候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石勒分境。武街，晋县，在今临洮县东。石门，在今导河县西南。候和，在今固原县北。漒川、甘松，皆在今青海东南境，前凉曾置甘松郡，后西秦又置漒川郡。勒使拜骏官爵，骏不受，留其使。后惧勒，遣使称臣，贡方物，遣其使归。虎之世，骏亦遣其别驾马诜朝之。虎大说。及览其表，辞颇蹇敖，又大怒，使张伏都帅步骑三万击之。与骏将谢艾战于河西，败绩。建元元年（343年）。永和二年（346年），骏卒，子重华嗣。虎又遣麻秋伐之。秋与伏都伐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太守张冲以郡降。重华使谢艾击破之。秋又陷大夏，汉县，晋废，张轨复置，骏又置郡，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围枹罕，见上节。欲城长最，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县南。亦为艾所败。三年（347年），虎使石宁率并、司兵二万余人，为秋后继。秋又据枹罕，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皆前凉郡。晋兴，在今青海乐都县东南。广武，在永登县东南，后秃发乌孤都此。越洪池岭，在武威东南。至曲柳。地名，在洪池岭北。姑臧大震。姑臧，见第三章第七节。重华又使艾距破之。虎此时之用兵，乃如搏牛之 不可以破虮虱，徒自劳敝而已。

胡、羯之中，石勒少知治体，然亦未尝不淫侈。初据襄国，即命徙洛阳晷影，列之庭，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灵台。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及虎僭位，淫侈更甚。咸康二年（336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又纳解飞之说，于邺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飞桥，功费数千亿万，桥卒不成。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邺造东西宫。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粹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技巧。又起灵风台九殿于显阳殿后，选士庶之女以充之。后庭服绮縠、玩珍奇者万余人。虎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要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兼盛营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胡三省曰：河南四州，洛、豫、徐、兖也。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晋志》曰：石勒平朔方，置朔州。青、冀、幽州，三五发卒。三丁发二，五丁发三。诸州造甲者五十余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虎所害，三分而一。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将以图江表。于是百姓穷窘，鬻子以充军制，犹不能赴，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发无已。性既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二层于其上。克期将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灵昌津，即延津，见第三章第四节。《水经注》云：石勒袭刘曜出此，以冰泮为神灵之助，因号灵昌津。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阳都，汉县，在今山东沂水县南。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县要

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虎子宣及诸公及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总会邺宫。虎临轩简第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自初发至邺，诸杀其夫及夺而遣之缢死者三千余人。荆楚、扬、徐间，流叛略尽。宰、守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虎大怒，遣龙腾拉而杀之。虎募骁勇，拜为龙腾中郎。自是朝臣杜口，相招为禄仕而已。麻秋之伐张重华，尚书朱轨与中黄门严生不协，会大雨霖，道路陷滞不通，生因谮轨不修道，又讪谤朝政，虎遂杀之。于是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已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沙门吴进言于虎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此晋字犹今言中国，晋人犹今言中国人也。虎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当即华林苑。城崩，压死者百余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水经注》：邺城有七门：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东曰建春门，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西曰西明门，盖即金明门也。虎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既驰逐无厌，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宣与嬖姬显德美人乘辇观之嬉娱忘返，兽殚乃止。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少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峻制严刑，文武战栗。士卒饥冻而死者，万有余人。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有乱其间者，以冒禁罪罪之。所过三州十五郡，胡三省曰：宣所过三州，盖司、兖、豫也。资储靡有孑遗。虎复命子韬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晋，《通鉴》作出自并州，至于秦、雍。敖既长，欲既纵，志既满，乐既极，而天崩地陷之祸，起于萧墙之内矣。

第三节 冉闵诛胡

一时一地，必有其俗，然此特以大较言之，行事之见于此时此地者，不必其皆风同而道一也。殷、周之世，距今数千岁矣，而其遗俗，犹或见于西南部族之中；欧、非二洲，距美洲皆数千里，而拉丁、条顿诸族，以及黑人之俗，乃错见于新大陆之上；则其明证。一部二十五史，荒淫暴虐之主，以东晋、南北朝之世为多，是何也？则以五胡之所行，固非中国之道也。斯时既有此俗，汉人自亦不免渐染，见废弑之主，人因亦以此等语诬之。然汉人虽染胡俗，其纵恣，究不若胡人之甚。故此等记载，宜分别观之。大抵汉人为君而失德者，史之所载，必诬罔之辞较多，实迹较少，胡人之僭窃者，则反是也。五胡淫暴，胡、羯为甚，而胡、羯之中，尤以石虎父子为甚。其纵恣之深、杀戮之惨，有非中国人所能想像者。然后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而拘墟之士，不足以语于通方也。

石虎之称居摄赵天王也，立其子邃为太子。使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邃自总百揆，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县管而入。或夜出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之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河间公宣、乐安公韬，有宠于虎，邃疾之如仇。虎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为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谓常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邃称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余骑，宴于李颜别舍。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李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邃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责邃。邃怒，杀其使。虎闻邃有疾，遣所亲任女尚书察之。邃呼前与语，抽剑击之。虎大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始末。诛颜等三十余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而便出。虎遣使谓邃曰：“太子应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径出不顾。虎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妻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诛其宫人支党二百余人。废郑氏为东海太妃。立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通鉴》据《十六国》《晋春秋》，系咸康三年（337年）。《考异》云：《燕书》在四年。以宣为大单于，韬为太尉，与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专总兵要，而欲求媚于宣，因说之曰：“今诸公侯吏兵过限，宜渐削弱，以盛储威。”宣素疾韬宠，甚悦其言。乃使离奏夺诸公府吏，余兵悉配东宫。于是诸公咸怨。虎又命宣、韬，生杀、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复启。宣使所幸杨杯、牟皮、牟成、赵生等杀韬，欲因虎亲临杀虎。虎将出，其司空李农谏，乃止。事觉，幽宣于席库。藏席之所。以铁环穿其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虎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邺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虎从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中台，即铜雀台，在三台之中，故称。见第四章第二节。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数岁，虎甚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儿犹挽虎衣而大叫。虎因此发病。又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

节解，弃之漳水。洿其东宫养猪牛。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胡三省曰：赵未得凉州，置凉州于金城，谪使戍凉州之边也。金城，见第三章第二节。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虎曰：“中宫将有变，宜防之。”及宣之杀韬也，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废宣母杜氏为庶人。贵嫔柳氏，尚书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宠于宣，亦杀之。虎追其姿色，复纳耆少女于华林园。见第三章第一节。此疑即虎用吴进说在邺所筑之华林苑，见上节。初，戎昭张豺破上邽，获刘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齐公。方十岁，立为太子。刘氏为皇后。时永和四年（348年）也。五年（349年），虎僭即皇帝位，大赦。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石宣简多力之士，以卫东宫，号曰高力，置督将以领之。行达雍城。见第三章第五节。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梁犊等，因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阴令胡人颉独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辩。见第一节。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轺车。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吏，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虎子乐平王苞，时镇长安，尽锐拒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进如洛川。虎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征西张良、征虏石闵等，率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农师不利。战于洛阳，又败。乃退壁成皋。见第三章第四节。犊东掠荥阳、陈留诸郡。荥阳，见第三章第三节。陈留，见第三章第四节。虎大惧，以其子燕王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大败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姚弋仲者，南安赤亭羌人。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赤亭，在今陇西县西。《晋书·载记》云：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回生弋仲。永嘉之乱，东徙榆眉。亦作隃麋，汉县，晋废，在今陕西汧阳县东。刘曜平陈安，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石虎徙秦、雍豪杰于关东，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汉郡，今河北清河县东。苻洪者，略阳临渭氐人。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临渭，魏县，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晋书·载记》云：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又谓其降晋后，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案《晋书·宣帝纪》：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有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又《李特载记》：有氐苻成，与特弟庠俱归赵廞；则苻之为氏，由来已久；且非洪一族，《载记》之言，其不足信，无待深辩。又云：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则又当时五胡酋长，自托于神明之胄之积习也。洪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永嘉之乱，宗人蒲光、蒲突推为盟主。刘曜僭号长安，洪归曜，拜率义侯。《魏书》云：徙之高陆。高陆，汉高陵县，魏改曰高陆，隋复曰高陵，今仍为县，属陕西。曜败，洪西保陇山。石虎将攻上邽，洪又请降。《本纪》，事在咸和三年（328年）。虎灭石生，徙关中豪杰及羌戎，以洪为流人都督，处于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关中为氐、羌窟穴，虎徙其种落及豪杰而东，盖以为便于制驭，且可抚而用之，然至风尘 洞时，则乘机崛起，有非胡、羯所能制者矣。石闵者，本姓冉，内黄人，内黄，汉县，今河南内黄县。为虎养孙。闵善谋策，勇力绝人。虎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大显；及败梁犊，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亦非虎所能畜矣。

平梁犊未几，虎疾甚，以子遵为大将军、镇关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辅政。刘氏惧斌之辅政也害世，与张豺谋诛之。斌时在襄国，乃遣使诈斌曰：“主上患已渐损，王须猎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猎，遂游畋纵饮。刘氏矫命，称斌无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归第。使张豺弟雄率龙腾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邺，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张豺使弟雄等矫虎命杀斌。刘氏又矫命，以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千兵百骑，一依霍光辅汉故事。俄而虎死。《纪》在永和五年四月。世即伪位。尊刘氏为皇太后，临朝。进张豺为丞相。豺与张举谋诛李农。举与农素善，以豺谋告之。农惧，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广宗，汉国，后汉为县，在今河北威县东。刘氏使张举等统宿卫精卒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司隶校尉，为己之副。石遵闻虎死，屯于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闵等既平秦、洛，班师而归，遇遵于李城，《续汉志》：河内平睪县有李城。平睪，在今河南温县东。说遵讨张豺。遵从之。以闵为前锋。张离率龙腾二千，斩关迎遵。斩张豺，夷其三族。遵僭即伪位。罢上白围。封世为谯王，废刘氏为太妃，寻皆杀之。世立凡三十三日。此据《载记》。《十六国春秋》同。《通鉴考异》云：四月己巳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遵以石斌子衍为皇太子。石闵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石冲时镇于蓟，见第四章第二节。留沐坚戍幽州，帅众五万，自蓟讨遵。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及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众十余万。遵使石闵与李农等率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汉县，今河北赵县。冲师大败。获冲于元氏，汉县，今河北元氏县西北。赐死。坑其士卒三万余人。石苞时镇长安，谋帅关中之众攻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勋率众赴之，去长安二百余里。参看第四章第四节。遵遣车骑王朗，率精骑二万，外以讨勋为名，因劫苞，送之于邺。遵谋诛闵。石鉴以告闵。鉴亦虎子。闵劫李农及右卫王基杀遵。诛遵母郑氏，及其太子衍。遵在位百八十三日。鉴僭位。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不克。鉴恐闵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并诛苞。时石祇在襄国，与姚弋仲、苻洪等通和，连兵檄诛闵、农。鉴遣石琨为大都督，琨，虎少男。永和八年（352年），将妻妾数人奔京师。敕收付廷尉。俄斩之于建康市。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骑七万，分讨祇等。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杀之。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祅祠。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临问其故，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铢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凤阳、金明，皆邺城门，见上节。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计之。”闵、农攻斩伏都等，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天文志·天变史传验事》言：闵杀诸胡十万余人。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高鼻多须，滥死者半。《儒林传》言：闵署韦謏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謏谏曰：“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及？愿诛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帝王苞桑之诫。”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当时立单于之号，乃所以统诸胡。闵既诛

胡、羯，而又杀谏臣以媚之，则本非有民族内外之见。盖当时五胡，习以汉族以外诸异族为斗士，攻闵者所用多其人，故闵觇知其不为己用而诛之，所翦除者异己，非有 去非种之心也。然各任所之令一下，胡、羯去而赵人悉来，则民族同异亲疏之义，虽未光大，终阴行于不自知之间，而闵不能引而伸之，以成功而远祸，亦可惜矣。为闵计者当奈何？《隐逸传》言：当时有狄道辛谧者，狄道见上节。性恬静，不妄交游，累征不起。永嘉末，以谧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谧以洛阳将败，故应之。及长安陷，没于刘聪。聪拜谧太中大夫，固辞不受。历石勒、石虎之世，并不应辟命。及闵僭号，复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言“物极则变，致高则危，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因不食而卒。夫谧，抗志于海宇清晏之时，而受命于洛京危急之日，盖非与世相忘者。峻辞刘、石之命，而独殷勤诒书于闵，盖亦嘉其能除胡、羯，以绥华夏矣。谧岂有拒闵之心哉？所以不食而卒者，盖度闵在北方，终不可以有为，且必不能免于祸，故自杀以坚其归晋之心也。谧亦有心人哉！闵虽非拨乱之才，自不失为一战将。当时在北方，同心太寡，树敌太多，故卒无所成而及于祸。使能归朝而挟晋之所有以为资，杖其名义而北，其情形，自与当日大不相同矣。然则谧之所言，实闵自处之上策，而惜乎闵之不能用也。《载记》言闵僭位后，曾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则亦非无意求援于晋。然既已称尊，更求晋援，则在家天下之世，其势有所不行，故晋遂置诸不答。抑晋当日，君臣习于宴安，荆、扬又相猜忌，必不能奋迅出师，以为闵援。为闵计者，自不如善刃而藏，以为后图之为得。惜乎闵锐于廓清，而短于知计，终不能用智士之言也。

《通鉴》：永和六年（350年）正月，赵大将军闵，欲灭去石氏之迹，托以谶文有继赵李，更国号曰卫，易姓李氏，大赦改元。盖亦有意于伸民族之义，以收民心。然其时民族之义尚未光大，欲恃是以求多助而摧强敌，实未可恃，况又徒更其名号邪？时则张举及诸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石琨奔据冀州。赵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抚军张沈屯滏口，在今河北磁县境。张贺度据石渎，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邺县有石窦堰。建义段勤据黎阳，勤末杯子。黎阳，汉县，今河南濬县。宁南杨群屯桑壁，胡三省曰：《括地志》：易州遂城县界有桑丘城。又《水经注》：常山蒲吾县东南有桑中县故城。按遂城，隋县，在今河北徐水县西。蒲吾，汉县，在今河北平山县东南。刘国据阳城，胡三省曰：后国自繁阳会石琨击闵，则此阳城乃繁阳城也。按繁阳，汉县，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段龛据陈留，龛，兰子。《魏书》云：慕容皝杀护辽，郁兰奔石虎，虎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郁兰死，子龛代之。时盖徙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在邺东北。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朗奔于襄国。苻洪使子雄击麻秋，获之。据《洪载记》。《石虎载记》云：秋率众奔于洪。案秋既承冉闵书诛王朗部胡，则非与闵为敌者，无缘奔抗闵之洪也。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邺。闵率骑千余，拒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归于冀州。闵与李农率骑三万讨张贺度。石鉴密遣宦者召张沈等，使乘虚袭邺。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废鉴，杀之。诛石虎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鉴在位百三日。鉴之死，《本纪》在永和六年闰月。《通鉴考异》云：《三十国》《晋春秋》皆云闰正月。按长历闰二月。《帝纪》闰月有丁丑、己丑，是岁正月癸酉朔，若闰正月，即无丁丑、己丑。闵即皇帝位，国号魏。复姓冉氏。旋诛李农及其三子。

冉闵之百战百胜，颇似项籍、孙策，使与石氏遗孽相角，虽不必其有成，亦未必其遽败，而前燕自辽西而入，挟其方兴之势以临之，其气完，其力厚，则非闵之所能御矣，是亦其所遭之不幸也。慕容皝以永和四年九月死，子儁嗣伪位。明年而石虎死。又明年，儁南伐幽州。石虎刺史王午走，留其将王他守蓟。见第四章第二节。

儁攻陷其城，斩他。势遂逼近冀州。石鉴之死也，石祇僭称尊号于襄国。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祇遣其相国石琨，率众十万伐邺，进据邯郸。见第四章第二节。镇南刘国自繁阳会之。闵大败琨于邯郸。国还屯繁阳。张贺度、段勤与刘国、靳豚会于昌城，魏收《地形志》：魏郡昌乐县有昌城。昌乐，后魏县，在今河北南乐县西北。将攻邺。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未详。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战于苍亭，胡三省曰：在河上，西南至东阿六十里。东阿，见第四章第二节。贺度等大败。追斩豚于阴安乡。汉阴安县，在今河北清丰县北。尽俘其众，振旅而归，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史称“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盖以是示强也。然惟中不足者，乃欲藉虚声以慑敌，此亦未足以欺敌矣。史又言“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受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魏、晋之初”，可见闵非粗才，惜其所值之敌，太多太逼，不及施展也。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祇于襄国百余日。祇大惧，去皇帝之号，称赵王，使诣慕容儁、姚弋仲乞师。会石琨自冀州援祇，弋仲复遣子襄率骑三万八千，儁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至。三方劲卒，合十余万。闵将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穷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云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闵将从之。道士法饶进曰：“大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谏者斩。”于是尽众出战。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祇冲其后。闵师大败，与十余骑奔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祇，尽杀之。百官及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于是人物歼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石虎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赠韦謏大司徒。石祇使刘显率众七万攻邺。去邺二十三里。闵召王泰议之。泰恚其谋之不从，辞以创甚。闵亲临问之，固称疾笃。闵怒，还宫，顾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此亦六夷不与闵同心之一证。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祇为效。闵振旅而归。会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将奔关中。闵怒，诛泰，夷其三族。刘显果杀祇，传首于邺，送质请命。骠骑石宁奔于柏人。汉县，今河北唐山县西。刘显复率众伐邺。闵击败之。显还，称尊号于襄国。率众伐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太子智守邺，亲率骑八千救之。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邺。《纪》八年正月。《通鉴考异》曰：《十六国春秋钞》在二月。《燕书》在三月己酉。先是慕容彪陷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杀闵宁北白同。幽州刺史刘准降于慕容儁。儁略地至于冀州。闵距之。与慕容恪相遇于魏昌。汉苦陉县，后汉改曰汉昌，魏改曰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东北。十战皆败之。俄而众寡不敌，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为恪所禽。时永和八年四月也。儁送闵龙城，斩于遏陉山。恪进据常山，遂进攻邺。儁又遣慕容评围邺。九月，执闵妻董氏、太子智送蓟。参看第六节。儁遂僭帝位于中山。

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

石虎自毙，实为晋室恢复北方之一好机会，以斯时北方，骤失统一；氐苻、羌姚，皆一侨居部落，其力甚薄；前燕气力，虽较雄厚，亦甫及河北也。然晋下游兵力不振；上游兵虽较强，而不能专意于北，遂至坐失良机，恢复之图终成画饼矣。此则积年之因循，与内外之相猜为之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石勒之死也，石聪以谯来降。谯，见第三章第三节。聪，勒之养子也。孔坦与之书，说以反族归正，图义建功。然时石虎尚能控制其境内，晋朝不能出师，而望聪之自奋，亦难矣。石生起关中，遣使来降；生败，其将郭权又来归顺；晋亦未能应接。石虎既自立，其徐州从事朱纵，又斩其刺史郭祥，以彭城来降。彭城，汉郡，今江苏铜山县。虎遣王朗击之，纵奔淮南。咸康元年（335年），虎自率众，南寇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加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诸军以御之。虎临江而还，又使石遇寇中庐。汉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南。遂围桓宣于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荆州之众救之。攻守二旬，遇军中饥疫，乃还。初周访据襄阳，颇有宣力中原之意。访死，甘卓以老耄继之。王敦居荆州，则意在作逆，而不在于敌。敦败，荆州入于陶侃之手。侃本非有远志，加亦衰耄。尝使长史王敷聘于石勒。见《载记》。苏峻将冯铁，杀侃子，奔于勒，勒以为戍将。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杀之，志在与勒相安而已。时桓宣镇襄阳。史称其招怀初附，劝课农桑，能得众心。十余年间，石虎再遣骑攻之，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然区区一镇之力，又承残破之余，能自守已不易矣。逮陶侃卒，庾亮代镇荆州，慨然有开复中原之志，而上流之形势乃一变。

咸康五年（339年），庾亮解豫州，以授毛宝。使与西阳太守樊峻，以精兵一万，俱戍邾城。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邾，见本章第二节。亮弟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以武昌太守陈嚣为梁州刺史，趣子午。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子午谷，在陕西长安、洋县间。北口曰子，在长安南百里。南口曰午，在洋县东百六十里。亮当率士众十万，据石头城，此石头城在襄阳。为诸军声援。上疏欲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比及数年，乘胜齐进，以临河、洛。又言淮泗、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所宜进据。帝下其议。王导与亮意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太常蔡谟则力言石虎之强，不宜远进。导非有志于恢复者，是时之同亮，盖不欲与亮立异也。郗鉴之论，自是老成持重之见，然亮意本云俟诸数年之后。至蔡谟之论，则似持重而实怯耎。国之强弱，不在一人。谟谓贼之强弱，在虎之能否，其说先已不通，况其所夸称，如拔金墉、斩石生等，非必虎之强邪？谟谓“王师与贼，水陆异势，便习不同。寇若送死，虽开江延敌，以一当十，犹吞之有余。宜诱而致之，以保万全。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其只图画江，不图进取之意，昭然可见矣。而朝议同谟，亮遂不果移镇。时石虎使夔安统五将、步骑七万寇荆、扬北鄙。其将张貉陷邾城，因寇江夏、义阳，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毛宝、樊峻及义阳太守郑进并死之。夔安等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距战破之。竟陵郡，治石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安乃退，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史称亮感慨发疾，明年正月卒。案夔安之寇，晋虽有所丧，未为大挫。亮之恢复，本不计近功，何乃因此发疾，遂至于死？史于庾氏多诬辞，恐此说亦不足信也。亮既卒，以翼为荆州刺史，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镇武昌。

时郗鉴亦寝疾，上疏逊位。言“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疏奏，以蔡谟为鉴军司。鉴卒，咸康五年八月。遂以谟为徐州刺史。观鉴所陈，可见当时下流兵力之弱，以骄蹇如谟者处之，庸有济乎？穆帝时，谟迁侍中司徒，固让。皇太后遣使喻意。自永和四年（348年）冬至五年（349年）末，诏书屡下，谟固守所执。六年（340年），复上疏，以疾病乞骸骨。帝临轩，遣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虨官。简文时为会稽王，命曹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之礼。若人主卑屈于上，大义不行于下，亦不知所以为政矣。于是公卿奏谟悖慢慠上，罪同不臣。臣等参议，宜明国宪。请送廷尉，以正刑书。”谟惧，率子弟素服，诣阙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诏依旧制，免为庶人。前倨后恭，可发一噱。《荀羡传》：羡自镇来朝。时谟固让司徒不起。殷浩欲加大辟，以问于羡。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此谟之所以敢于骄蹇也。凡骄蹇于内者，必屈伏于外，甚有不恤降敌以快其反噬之心者矣。王敦、桓温，徒以傲上，不能敌忾，况谟乎？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寿阳城小而固。自寿阳至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且王师在路，五十余日，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也。”仍是怯弱退守之计而已。

庾翼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自河以南，皆怀归附。建元元年（343年）七月，石虎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诣翼降。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翼遣使东至辽东，西到凉州，要结二方，欲同大举。慕容皝、张骏并报使请期。九月，翼移镇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并使桓宣进取丹水，以摇秦、雍。时以宣为梁州刺史。上疏请令桓温渡戍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温为徐州刺史。何充移据淮泗、赭圻，赭圻，岭名，在今安徽繁昌县西。充时为扬州刺史。路永进屯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违诏辄行。至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复上表徙镇襄阳。表言所调借牛马，来处皆远。百姓所畜，谷草不充，并多羸瘠，难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渐枯，往反二千，或容踬顿。辄便随事筹量，权停此举。又山南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运漕用功，实为艰阻。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史言翼本欲向襄阳，虑朝廷不许，故以安陆为辞。当时朝臣，率多怯耎，疆臣欲任事者，诚亦非易，此亦激成王敦、桓温不臣之一端也。时举朝谓之不可，惟翼兄冰意同。桓温及谯王无忌，氶子，氶见第四章第三节。亦赞成其计。十月，以冰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以为翼援。翼令桓宣进伐石虎将李罴，为所败。翼怒，贬其秩，使移戍岘山。在襄阳南。宣发愤，明年八月，卒。翼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宣众。《宣传》云：陶侃使宣镇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地理志》及《宋书·州郡志》并云郡孝武时立，盖中废复置？《宋志》：义成郡治均州，当在今湖北光化县西北。《隋志》谓谷城县即义成改置，不知何时移治。谷城，今湖北谷城县也。司马应诞为襄阳太守，司马勋为梁州刺史，戍襄阳。宣帝弟恂子遂，封济南王。二子：眈、缉。眈嗣。徙封中山。薨，无子，缉继。成都王颖使距王浚，没于陈，无子，国除。勋为刘曜将令狐泥所养。咸和六年（331年），自关右还，自列云是恂之玄孙，遂之曾孙，略阳太守瓘之子，其信否不可知也。十一月，庾冰卒。翼留方之戍襄阳，还镇夏口。诏使翼还督江州。翼欲移镇乐乡，见第三章第九节。诏不许。翼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卒。部将于瓒、戴义等作乱，翼长史江虨、司马朱焘、将军袁真等共诛之。翼表以第二子爰之行荆州刺史，朝以桓温代翼，又以刘琰代方之。方之、爰之，皆徙于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于是上流事权，入于桓温之手矣。已见第四章第四节。庾翼之北伐，举朝异议。中书侍郎范汪，为亮佐

吏十余年，亦上书固谏。其说则谓奉师之费，皆当出于江南，运漕不继；又桓宣招怀携贰，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其众实不可用；而东军不进，势甚孤县也。其说自非无见。然时中国，丧乱方剡，厚集其力，自必有乘时大举之机。亮、翼经营上流，历时一纪，荆、江强富，职此之由。其后桓温北征，颇致克捷，所因者实亮、翼之成资也。然温意在自营，故不克罄其力于北略。使以亮、翼之公忠，处温之时势，其所成就，必与温大异矣，而惜乎其兄弟之皆无年也。

第五节 桓温灭蜀

晋室东渡，虽云偏安，然其时叛者，实不过胡、蜀耳。胡强蜀弱，庾氏兄弟志在平胡，其于蜀，特于咸康五年（339年），遣偏师伐之，执其荆州刺史及巴郡太守而已。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桓温之志，在于自张权势，欲张权势，必立功名；欲立功名，必先其易者；故平胡之谋，一变而为伐蜀。

李氏诸子，本尚不足语于奸雄，特乱民之窃据者耳。然其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亦相寻。李雄性宽厚，能简刑约法。其赋：男子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希，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颇获休养生息之效焉。然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足，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之得官者。又国无威仪，官无禄秩；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对；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卒不能有所为。盖李氏本不知治体，加以居偏僻之区，故其无规模如此也。

李氏骨肉相争，实自李雄、李流时已然，已见第三章第六节。雄立兄荡之子班为太子。李骧谏，不听。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咸和八年（333年），雄死，据《载记》。《本纪》在九年。班嗣伪位。以骧子寿录尚书事，辅政。明年，雄子越杀班于殡宫。以弟期为雄妻任氏所养，让位焉。期诛班弟都，使寿伐都弟玝于涪。见第三章第六节。玝弃城降晋。期以越为相国、大将军、录尚书事。期外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内信宦竖许涪等，国之刑政，希复关之卿相。诬其尚书仆射李载谋反，下狱死。咸康二年（336年），晋遣司马勋安集汉中，期遣李寿攻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郑。秦县，今陕西南郑县东。雄子霸、保，并不病而死，皆云期鸩杀之。于是大臣怀惧，人不自安。期多所诛夷，籍没妇女资财，以实后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李寿代李玝屯涪，期谋袭之。已而鸩杀寿养弟攸。寿率步骑一万回成都，杀越及景骞等。矫任氏令，废期，幽之别宫。期自缢死。雄子皆为寿所杀。初巴西龚壮，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与乡人谯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寿聘秀，以为宾客。数礼聘壮。壮虽不应聘，然数往见寿。寿每问壮以自安之术。壮欲假手报仇，因说寿并有西土，称藩于晋。寿然之。阴与长史略阳罗恒、巴西解思明共谋，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以李奕为先登，袭克成都。恒、思明、奕、王利等劝寿称益州牧、成都王，称藩于晋。而任调与司马蔡兴、侍中李艳及张烈等劝寿自立。寿遂僭即伪位。《载记》：期自杀在咸康三年（337年），寿僭位在四年（338年）。《本纪》：四年（338年）四月，李寿杀李期，僭即伪位，国号汉，盖两事并书之。以安车束帛，聘龚壮为大师，壮固辞，特听缟衣素带，居师友之位。有告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通谋，欲废寿者，寿令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徙乾为汉嘉太守。广汉、汉嘉，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寿遣其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聘于石虎。先是虎遗寿书，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寿大悦。乃大修船舰，严兵缮甲，吏卒皆备糇粮。以其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大阅军士七万余人。舟师溯江而上。过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其群臣咸曰：“我国小众寡，吴会险远，图之未易。”解思明又窃谏恳至。寿于是命群臣陈其利害。龚壮谏曰：

“陛下与胡通，孰若与晋通？胡，豺狼国也。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则强弱势异。愿陛下熟虑之。”群臣以壮之言为然，叩头泣谏。寿乃止。士众咸称万岁。此可见蜀人之无战心矣。初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后骏、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湻称藩于蜀，托以假道。雄大悦，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称帝一方？”湻曰：“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县，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史又言巴郡尝告急，云有东军，雄曰：“吾尝虑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谭，多如此类。盖李氏本羁旅之人，无有大志，而又处闭塞之地，不知外间情形，遂至忽自卑、忽自大如此也。李寿久为将帅，似有才能，然其不知治体，亦与前人相类。其将李宏，奔于石虎，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虎不悦，付外议之。中书监王波议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使寿知我遐荒毕臻也。宏既至，寿欲夸其境内，下令曰：“羯使来庭，贡其楛矢。”虎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书监。后荧惑守房，又追以此罪要斩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厌之。寿后病，解思明等复议奉王室，寿不从。李演自越巂书，越巂，见第三章第六节。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以威龚壮、思明等。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贤哲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动慕汉武、魏明之所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胜之，可谓沐猴而冠者也。

寿既不知治体，而又颇任威刑。闻石虎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邑，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以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太学，起 殿。百姓疲于役使，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其左仆射蔡兴切谏，寿以为诽谤，诛之。右仆射李嶷，数以直言忤旨，寿积忿非一，托以他罪，下狱杀之。咸康八年（342年），寿死，亦据《载记》，《本纪》在建元元年八月。子势立。弟大将军、汉王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弗许。马当、解思明以势兄弟不多，若有所废，则益孤危，固劝许之。势疑当等与广有谋，遣其太保李奕袭广于涪城，命董皎收马当、思明斩之，夷其三族。贬广为临邛侯。临邛，秦县，今四川邛徕县。广自杀。李奕自晋寿举兵反之。晋寿，见第三章第六节。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势登城距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众乃溃散。初蜀土无僚，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害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而其势不可支矣。盖偏方之国，天泽之分未严，觊觎之情不戢，君臣上下，相煎日急；而又奕世之后，寖趋骄侈，其初年恃宽俭与民相安之风日衰，以至于此也。

桓温欲伐蜀，谋之于众，众以为不可。惟江夏相袁乔劝之。谓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蜀人自以斗绝一方，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禽之必矣。蜀土富实，号称天府，袭而取之，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温乃使乔领二千人为军锋。师次彭模，今四川彭山县。议者欲两道并进，以分贼势。乔曰：“今分为两军，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弃去釜甑，赍三日粮，全军而进。”温以为然。命参军周楚、孙盛等守辎重，自将步卒，直指成都。势遣李福与昝坚从山阳趣合水距温。山阳，谓青衣山之南也。山在今乐山县东。合水，青衣江入江处。诸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王师，坚不从，从江北向犍为。而温于山阳出江南。坚到犍为，方知与温异道，回从沙头津北渡。沙头津，当在犍为东。及至，温已造成都之才里陌，坚众自溃。势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在成都东南。大溃。势走葭萌，见第三章第六节。请降。时三年正月也。送于建康，封归义侯。升平五年（361年），死于建康。四月，势将邓定、隗文等反，入据成都，七月，立范长生子贲为帝。十二月，征西督护萧敬文又反，据涪城，自号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汉中。时以周抚为益州刺史。五年（349年）四月，抚与龙骧将军朱焘击范贲，获之。讨萧敬文，不能克。温又使司马勋会之。敬文固守。自八年二月至于八月，乃降。斩之，传首京师。蜀平。

第六节 殷浩、桓温北伐

永和五年（349年），四月，石虎死。五月，石遵废石世自立。六月，其扬州刺史王浃以寿春来降。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褚裒表请北伐。七月，裒率众三万，径造彭城。见第四节。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裒先遣督护王龛伐沛，见第三章第一节。王龛，《裒传》作徐龛，今从《本纪》。获伪相支重。鲁郡山有五百余家，亦建义请救。鲁郡，见第三章第四节。裒建龛领锐卒三千迎之。军次代陂，未详。或云：当在沛县境。为李农所败，李农，《裒传》作李蒐，今从《本纪》。《载记》与《本纪》同。龛死之。八月，诏裒退屯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西中郎将陈逵焚寿春而遁。时遗户二十万口渡河将归顺，会裒已还，威势不接，莫能自拔，死亡咸尽。《裒传》。元文尚有“为慕容皝及苻健之众所掠”句，《通鉴》删之。《考异》云：“是时慕容皝卒已逾年，永和六年（350年），慕容儁始率众南征；石鉴即位，苻洪始有众十万，永和六年（350年），洪死，健始嗣位；皆与裒不相接，今不取。”裒忧慨发病，十二月，卒。以荀羡为徐州刺史。先是桓温亦出屯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时在六月。遣诸将讨河北。石遇攻宛，陷之，执南阳太守郭启。十月。南阳治宛，见第三章第四节。雍州豪杰召司马勋，勋出骆谷，在陕西盩厔县西南。进次县钩。《晋书》云：去长安二百余里。时在十月。遣部将刘焕攻长安。关中郡县，皆杀太守、令、长以应勋。而勋兵少，未能自固，为王朗所距，释县钩，拔宛而还。参看第三节。是岁，十一月，石鉴杀石遵自立。六年（350年）闰月，冉闵诛鉴；至八年四月，而为慕容儁所灭。北方每每大乱，苻洪、永和六年闰月来降。段龛、时东屯广固，永和七年正月来降。广固，见第四章第二节。张遇、冉闵豫州牧。永和七年八月，以许昌来降。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姚弋仲、永和七年十一月来降。魏脱、《本纪》云冉闵将，永和七年十一月来降。《载记》作魏统，云闵兖州刺史。周成、《本纪》与高昌、乐立、李历均云石虎将，以永和七年十二月来降。成时屯廪丘。《载记》云：成为冉闵徐州刺史。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高昌、时屯野王。野王，见第五章第一节。乐立、时屯许昌。李历、时屯卫国。卫国，见第三章第四节。吕护、《载记》云：闵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此洛州为石氏所置，治洛阳。护先尝据鲁口，见下。王擢等擢，《纪》云石虎故将。以永和八年七月降。先后来降。晋初不能应接，更无论挟以攻战矣。故北方纷纷，仍不能为晋有。

北方诸豪中，首先自立者为苻秦，以关中本氐、羌巢穴，其时较诸东方，稍觉宁静，而苻氏先据之也。苻洪之降晋也，晋授以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子健，假节，监河北诸军事。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永和六年（350年）三月，麻秋因宴鸩洪，将并其众。健收斩秋。去秦王之号，称晋爵，告丧于京师，且听王命。时京兆杜洪据长安，京兆，见第二章第二节。自称晋雍州刺史，戎、夏多归之。八月，健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尽众西行。《洪载记》曰：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又曰：洪将死，谓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此乃苻氏自夸之辞。观洪自称三秦王，便知其早有入关之意。《载记》又言：麻秋说洪西都长安，洪深然之。更可见此中消息。当时诸种落被迁者，原皆急欲乘乱归故土也。洪盖欲西归而未及耳。弟雄率步骑五千入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兄子菁自轵关入河东。轵关，见第一节。自统大众，继雄而进。至长安，洪奔司竹在今陕西盩厔县东南。汉有竹丞，魏置司守之。健入都之。遣使献捷京师，并修好于桓温。七年（351年）正月，健僭称天王、大单于。杜洪招司马勋，勋率步骑三万入秦川。四月，健败之于五丈原。在今陕西郿县东南。八年（352年）五月，健僭即皇帝位。杜洪屯宜秋，县名，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为其将张琚所杀。琚自立为秦王。健率步骑二万攻琚，斩其首。据《载记》。《司马勋传》云：永和中，张琚据陇东，遣使招勋。勋复入长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洪知勋惮琚兵强，因说勋曰：“不杀张琚，关中非国家有也。”勋乃伪请琚，于坐杀之。琚弟走池阳，合众攻勋。勋频战不利，请和，归梁州。《晋书·勋传》语多不确，今不取。池阳，见第三章第五节。使苻雄攻王擢，擢奔凉州。关中粗定矣。

姚弋仲归晋较晚，晋授以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大单于，而以其子襄督并州，为并州刺史。永和八年（352年），弋仲卒。襄秘丧，率户六万，南攻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

元城、汉县，今河北大名县。发干，汉县，今山东堂邑县西南。皆破之。至荥阳，见第三章第三节。乃发丧成服。与高昌、李历战于麻田，胡三省曰：荥、洛之间，地名有豆田、麻田，各因人所种艺而名之。马中流矢死，赖其弟苌以免。晋处襄于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遣五弟为任。《载记》言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又言“襄前后败丧，众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其为桓温所败也，或传襄创重不济，温军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挥涕”。虽或过誉，当非全虚，其才略或在苻健之上。然寄居晋地，四面迫敌，不如健之入关，有施展之地矣。

时河南一片土，为秦、燕所共觊觎。永和八年（352年）二月，张遇叛，使其党上官恩据洛阳。四月，豫州刺史谢尚帅姚襄与遇战于诫桥，在许昌。败绩。苻健使弟雄援遇，因袭遇，虏之。仍以为豫州刺史，镇许昌。是月，冉闵为慕容儁所灭。儁复遣兵围邺。蒋干遣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归顺，且乞师。初，谢尚使濮阳太守戴施据枋头。濮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及是，自仓垣次于棘津，仓垣，见第三章第四节。棘津，见第四章第二节。止猗不听进，而责其传国玺。猗使嵩还邺复命。干沉吟未决。施乃率壮士百余入邺，助守三台。三台，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据《载记》。《谢尚传》云：施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且出玺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须得玺，当驰白天子耳。闻玺已在吾处，信卿至诚，必遣军粮，厚相救饷。”干以为然，乃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京师，而冉氏长水校尉马愿、龙骧田香开门降慕容评。施、融与干，悬缒而下，奔于仓垣。于是燕人亦浸浸南下矣。

秦、燕交侵，而晋人不能北师者，则以其内外相持，不徒不能协力，且互相牵掣也。初长平殷浩，长平，晋县，属陈郡，未详今地所在。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庾亮引为记室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庾翼复请为司马，除侍中、安西军司，并称疾不起。于时拟之管、葛。王濛、谢尚，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因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返，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源，浩字。庾翼诒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恐不得百年无忧。足下少标令名，十余年间，位经内外，而欲潜居利贞，斯理难全。且夫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韵齐先达邪？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史言浩善玄言，为风流谈论者所宗，世多以成败论人，遂以浩为虚名无实。其实清谈者或无实济，有实济者不必皆不善玄言。梁武帝尝讲经、舍身，陈武帝亦然，二帝可同日语乎？庾翼、谢尚，皆干济之才，翼兄弟尤尚综核名实，而其慕浩如此；翼与浩书，极论王衍之失，正见浩非其俦；知浩非沽名养望之流也。穆帝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继卒，充卒于永和二年正月。简文帝时在藩，始综万几。褚裒荐浩，征为扬州刺史。浩频陈让，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桓温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为心膂以抗温。为是与温颇相疑贰。会遭父忧，去职，时以蔡谟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颍川荀羡少有令闻，浩擢为义兴、吴郡，以为羽翼。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义兴，晋郡，今江苏宜兴县。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浩不从。温与朝廷，是时已成无可调和之势。晋朝欲振饬纪纲，自不得不为

自强之计。羲之性最怯耎，其说浩、羡与温和同，亦不过为苟安目前之计，然亦未能必温之听从也。而世或以不能和温为浩罪，则瞽矣。六年（350年）闰月，浩加督扬、豫、徐、兖、青五州。桓温欲率众北征，上疏求议水陆之宜，久不报。温知朝廷仗浩抗己，甚忿之。虽有君臣之迹，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胡三省曰：永和元年（345年），温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五年（349年），遣滕畯帅交、广之兵伐林邑，盖是时已加督交、广矣。七年（351年）十二月，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或劝浩引身告退。吏部尚书王彪之言于会稽王曰：“若殷浩去职，人情崩骇，天子独坐，当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又谓浩曰：“彼抗表问罪，卿为其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搆，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陈以成败，当必还旆。若不顺命，即遣中诏。如复不奉，当以正义相裁。无事匆匆，先自猖獗。”王与温书，温即还镇。是时未有衅端，温必不敢遽冒天下之大不韪，特欲以虚声恐动，冀朝廷自堕其术中耳。知其情而不为所动，则其技穷矣。殷浩固非不知此，即简文亦非绝无能为，其不为所动，亦未必必待彪之之教也。八年（352年）九月，冉智亡，浩帅众北伐。次于寿阳。即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浩传》云：浩潜诱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儿等，使杀健，许以关右之任。初魏脱卒，弟憬代领部曲。姚襄杀憬，并其众。浩大恶之，使刘启守谯，启，石氏兖州刺史，永和六年五月来奔。迁襄于梁。见第二章第三节。《襄载记》云：浩惮襄威名，乃因襄诸弟，频遣刺客杀襄。刺客皆推诚告实，襄待之若旧。浩潜遣魏憬袭襄，襄乃斩憬而并其众。乃诬罔之辞。既而魏氏兄弟，往来寿阳，襄猜惧。襄部曲有欲归浩者，襄杀之。浩于是谋诛襄。会苻健杀其大臣，健兄子眉即黄眉。自洛阳西奔，浩以为梁安事捷，意健已死，请进屯洛阳，修复园陵。使襄为前驱。冠军将军刘洽镇鹿台，建武将军刘遁据仓垣。此据《浩传》。《本纪》云：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遁戍仓垣，其事当在此前。鹿台，在今河南淇县。石门，见第五章第一节。又求解扬州，专镇洛阳。诏不许。一似浩绝无能为，徒事勾结敌将，以求侥幸者。然《苻健载记》云：张遇自许昌来降，健纳遇后母韩氏为昭仪。每于众中谓遇曰：“卿吾子也。”遇惭恨，引关中诸将，欲以雍州归顺。乃与健中黄门刘晃谋夜袭健，事觉，遇害。于是孔特起池阳，特、《通鉴》作持。刘珍、夏侯显起鄠，汉县，今陕西鄠县。乔景起雍，景，《通鉴》作秉。雍见第三章第五节。胡阳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汉霸陵县，晋改曰霸城，在今陕西长安县东。众数万人，并遣使诣桓温、殷浩请救。而梁安、雷弱儿，后皆为苻生所杀。弱儿，南安羌酋也，生并诛其九子、二十七孙，其为强族可知。则秦是时，实非无衅，惜浩之兵力，未足长驱，而桓温又不肯于此时出兵，与之协力，诸起兵者，遂不久皆为苻健所灭也。据《通鉴》：孔特之败，在永和九年十一月，刘珍、夏侯显在十二月，胡阳赤在十年正月，惟乔景至八月始败，而温伐秦之兵，以十年二月出。九年（353年）十月，浩进次山桑。汉县，今安徽蒙城县北。使姚襄为前锋。襄叛，反击浩。浩弃辎重，退保谯城。十一月，浩遣刘启、王彬之讨襄于山桑，并为襄所杀。桓温上疏罪状浩。十年（354年）二月，遂废浩为庶人，徙东阳之信安县。东阳，吴郡，今浙江金华县。新安，在今浙江衢县境。于是朝右无人，不复能与温抗矣。案殷浩之败，实败于兵力之不足。《孔严传》言：浩引接荒人，谋立功于阃外。严言于浩曰：“降附之徒，皆人面兽心，贪而无亲，难以义感，而聚着都邑，杂处人间，使君常疲圣体以接之，虚府库以拯之，足以疑惑视听耳。”浩深纳之。然则姚襄等之不足恃，浩非不知之，所以终用之者，夫固有所不得已也。下流兵力之不足，由来已久，固非浩之咎。抑兵力之不足，由于民寡而地荒，而浩开江田、疁田千余顷，以为军储。浩殁后，其故吏顾悦之上疏讼之，谓其“驱豺狼，翦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

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其忠勤亦至矣。当时不欲出师者，大抵养尊处优，优游逸豫，徒能言事之不可为，而莫肯出身以任事，闻浩之风，能无愧乎？浩所任者：陈逵、蔡裔为军锋。裔，史称其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盗俱陨。徒勇固不足尚，要不失为摧锋陷阵之良。谢尚、荀羡为督统，虽非上材，自亦一时之选也。浩自见黜废，遂“自摈山海，杜门终身，与世两绝”。顾悦之讼浩之辞。史既称其“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乃又言：“后桓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缪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姑无论热中躁进，矫情镇物者不为，而温之忌浩，至于毒流后嗣，见下节。又安肯及其身而起用之邪？

殷浩既败，桓温之师遂出。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温统步骑四万发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水军自襄阳入均口。在湖北光化县境。至南乡，后汉县，魏置郡，晋废，后复置，在今河南淅川县东南。步自淅川，以征关中。命司马勋出子午道。见第四节。别军攻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获苻健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城名，在今陕西蓝田县南。破之。健遣其子生、此据《温传》，《载记》作子苌。弟雄《载记》云率雄、青等。众数万屯峣柳愁思塠《载记》作尧柳城愁思唯，在蓝田东南。以距温。温军力战，生众乃散。《本纪》：四月，温及苻健子苌战于蓝田，大败之。雄与温弟冲战于白鹿原，《地形志》：在蓝田。又为冲所败。《本纪》在六月，云王师败绩。《载记》同。案雄苟败，未必能再驰袭司马勋，《温传》恐不足信。雄驰袭司马勋，勋退次女娲堡。未详。温进至霸上。在长安东。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健芟苗清野，军粮不足。九月，收三千余户而还。案温即克长安，关中沦陷久，氐、羌多，亦非旦夕可以清定；而河北、河东，皆为犬羊窟穴，更非荆、襄一隅之力，所能扫荡也。东西齐力，犹虞不济，而温必逼废殷浩，然后出师，论其形势，实同孤军独进。事小敌如蜀，偷可用也，欲以戡定北方，则难矣。然则温之无成，亦温之自取之也。

姚襄自破殷浩，济淮，屯于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招掠流人，众至七万。流人郭斁等执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此据《载记》。《本纪》：永和十年（354年）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疑仕为陈留内史，而时在堂邑也。堂邑，汉侯国，后置县，晋升为郡，故城在今江苏六合县北。朝廷大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缘江备守。谢尚亦自历阳还卫京师。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襄将佐部众皆北人，咸劝襄北还。永和十一年（355年）四月，襄寇外黄，汉县，在今河南杞县东。为晋将高季所败。襄收散卒，勤抚恤之，复振。十二年（356年）三月，襄入许昌。先是周成反，袭洛阳，河南太守戴施奔于鲔渚。永和十年正月。鲔渚，在河南巩县北。及是，襄将如河东，以图关右，自许攻洛阳，逾月不克。桓温请修复园陵，移都洛阳，表疏十余上，不许，而以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委以专征之任。温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见第四章第二节。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四月，温自江陵伐襄。八月，战于伊水北，大败之。襄走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徙其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执周成而归。使毛穆之、陈午、戴施镇洛阳。姚襄寻徙北屈，汉县，今山西吉县。进屯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时苻健已死，子生嗣伪位。襄攻其平阳太守苻产于匈奴堡。胡三省曰：在平阳见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注》。苻柳救之，为襄所败，引还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襄遂攻堡，克之，杀产。遣使从生假道，将还陇西。生将许之。苻坚谏，乃止。命将张平御之。平更与襄通和。襄遣其从兄兰略地鄜城，汉鄜县，后汉省，在今陕西洛川县东南。兄益生及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生遣苻飞距战，兰败，为飞所执。襄进据黄落。聚名，在今陕西同官县南。生遣苻黄眉、苻坚、邓羌率步骑万五千讨之。战于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苻坚于此置三原护军，后周乃置县。斩襄。襄弟苌，率诸弟降生。时升平元年五月也。六月，而苻坚杀生自立。

石赵之乱也，段勤鸠集胡、羯，得万余人，保枉人山，在今河南濬县西北。自称赵王，附于慕容儁。俄为冉闵所败，徙于绎幕。汉县，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北。僭即尊号。儁遣慕容恪击闵，慕容垂击勤。恪禽闵，进据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勤惧而降。王午据鲁口，城名，在今河北饶阳县南。称安国王。死，吕护袭其号。恪进攻之，护奔野王。《通鉴》在永和十年三月。晋宁朔将军荣期，以彭城、鲁郡叛归儁。兰陵、济北、建兴诸郡皆降。兰陵，晋郡，在今山东峄县东。济北，汉国，在今山东长清县境。建兴，未详。河内、黎阳太守，亦以郡归儁。《通鉴》在永和十一年二月。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黎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永和十一年（355年）十二月，慕容恪寇广固。十二年（356年）五月，段龛败之，恪退据安平。见第二章第三节。后复攻之。朝廷使荀羡救之。次于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不敢进。升平元年（357年）正月，广固陷。《通鉴》在永和十二年十一月。龛降，儁毒其目而杀之，坑其徒三千余人。留慕容尘镇广固。冉闵之僭号也，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所部，称藩于儁。既而归顺，结援苻坚，并受爵位。又上党冯鸯，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平屡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为京兆太守。吕护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谢罪，儁以为河内太守。护、鸯亦阴通京师。《本纪》：永和十一年（355年）十二月，上党人冯鸯自称太守，背苻生，遣使来降。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诸郡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本纪》：升平元年（357年）七月，苻坚将张平以并州降，遂以为并州刺史。儁自龙城迁于蓟，又迁于邺。《通鉴》在升平元年十一月。遣慕容评讨张平，平奔平阳。慕舆根讨冯鸯，鸯奔野王。《本纪》：升平二年（358年）六月，张平为苻坚所逼，奔于平阳，坚追败之。慕容恪进据上党，冯鸯以众叛归慕容儁。阳骛讨高昌，昌走荥阳。《本纪》：在升平三年七月。慕容臧攻李历，历奔邵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儁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命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此明年当为升平二年（358年）。将临洛阳，为三方节度。武邑刘贵武邑，汉县，晋置郡，今河北武邑县。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见第二节。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冬赴集邺都。此明年为升平三年（359年）。四年（360年）正月，儁死，子 嗣。《通鉴》：四年（360年）正月，癸已，燕主儁大阅于邺，欲使大司马恪、司空阳骛将之入寇。会疾笃，乃召恪、骛及司徒评、领军将军慕容根等受遗诏辅政。甲午，卒。戊子，太子 即皇帝位。《注》云：“按长历，是年正月甲戌朔，今儁以甲午卒，则戊子在甲午前，即位恐是戊戌。”按甲午为癸已之明日，儁以甲午死，无缘癸已尚能大阅，即谓大阅可不亲临，亦无缘尚有入寇之意也。日恐误。于是燕势衰矣，然其侵寇仍不戢。

谢尚以升平元年五月卒。六月，以谢奕为豫州刺史。二年（358年）三月，慕容儁陷冀州诸郡。诏奕及荀羡北伐。儁尽陷河北之地。八月，奕卒。以谢万为豫州刺史。时荀羡亦有疾，以郗昙为军司。昙，鉴子。《本纪》：二年（358年）八月，以昙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而十二月又有北中郎将荀羡及慕容儁战于山茌之文。《通鉴考异》曰：“《昙传》云：荀羡有疾，以昙为军司，顷之，羡征还，除昙北中郎将刺史。《燕书》：十二月，荀羡寇泰山，杀太守贾坚。《载记》杀贾坚下云败绩，复陷山茌，故知八月昙未为徐、兖二州，恐始为军司耳。”羡攻山茌，汉茌县，魏曰山茌，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北。拔之，斩儁泰山太守贾坚。儁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救之，羡师败，山茌复陷。羡以疾笃征还，以郗昙为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三年（359年），泰山太守诸葛攸晋泰山郡，治奉高，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北。率水陆二万讨儁。入自石门，此石门在今山东平阴县北。屯于河渚。使部将匡超进据碻磝，山名，在今山东东阿县南。萧馆屯于新栅。未详。又遣督护徐冏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儁遣慕容评、傅颜等统步骑五万，战于东阿，见第四章第二节。王师败绩。十月，儁寇东阿。遣谢万次下蔡，汉县，今安徽凤台县。郗昙次高平以救之。高平，晋郡，治昌邑，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万矜豪傲物，未尝抚众，诸军恨之。昙以疾笃，退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单归，废为庶人。慕容恪入寇河南，汝、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颍、颍川。谯、沛皆陷。五年（361年）正月，郗昙卒。二月，以范汪为徐、兖二州刺史。四月，桓温镇宛。使其弟豁取许昌。五月，穆帝崩，时年十九。成帝长子琅邪王丕立，是为哀帝。七月，慕容恪陷野王，吕护退保荥阳。九月，护叛，奔慕容，待之如初。因遣傅颜与护据河阴。见第三章第四节。桓温命范汪出梁国，以失期，十月，免为庶人。隆和元年（362年）三月，以庾希为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希，冰子。袁真为豫州刺史，镇汝南。四月，吕护寇洛阳，戴施奔宛。五月，桓温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邓遐以舟师救洛阳。七月，护等退小平津。在河南孟津县北。护中流矢死。将军段荣收军北渡，屯于野王。遐进屯新城。汉新成县，后汉作新城，在洛阳南。八月，袁真进次汝南，运米五万斛，以馈洛阳。十二月，庾希退镇山阳。晋县，今江苏淮安县。袁真退镇寿阳。兴宁元年（363年）四月，慕容忠寇荥阳，太守刘远奔鲁阳。见第四章第二节。五月，燕兵又陷密，见第三章第五节。远再奔江陵。桓温请还都洛阳。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诏改授司、冀、并三州，以交、广辽远，罢都督。温辞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是岁，慕容尘攻陈留太守袁披于长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许昌，克之。二年（364年）二月，慕容评袭许昌，颍川太守李福死之。评遂侵汝南，朱斌奔寿阳。

又围陈郡，见第三章第四节。太守朱辅固守，桓温遣江夏相刘岵击退之。帝断谷，饵长生药，中毒，不识万几。三月，崇德太后康献褚皇后。复临朝摄政。四月，慕容 将李洪侵许昌，王师败绩于县瓠。城名，今河南汝南县。朱斌奔淮南，朱辅退保彭城。慕容尘复屯许昌。桓温帅舟师次于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加温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八月，温至赭圻，见第四节。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而居之。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慕容 寇洛阳。时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沈充子劲，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祐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助祐击贼，频以寡制众。而粮尽援绝。祐惧不能保全，以救许昌为名，奔新城，留劲以五百人守城。三年（365年）二月，以桓豁为荆州刺史，桓冲为江州刺史。是月，帝崩，母弟琅邪王奕立，是为废帝。三月，慕容恪陷洛阳，沈劲死之。燕以慕容筑为洛州刺史，镇金镛。见第三章第二节。慕容垂为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初梁州刺史司马勋，为政暴酷，常怀据蜀之志。桓温务相绥怀，以其子康为汉中太守。勋逆谋已成，惮益州刺史周抚，未敢发。是岁，抚卒。十月，勋遂反，自称成都王。十一月，帅众入剑阁，攻涪。剑阁、涪，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楚，抚子。桓温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太和元年（366年）三月，以桓秘监梁、益二州征讨诸军事。秘亦温弟。三月，桓豁遣督护桓罴攻南郑。见第五节。魏兴人毕钦举兵应罴。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五月，勋众溃。朱序执勋，斩之。十二月，南阳人赵弘、赵忆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慕容暐遣其南中郎将赵槃自鲁阳戍宛。暐将慕容厉又陷鲁郡、高平。二年（367年）四月，慕容尘寇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太守罗崇击破之。五月，桓豁击赵忆，走之。赵槃奔鲁阳，遣轻骑追执之，戍宛而归。庾希以鲁、高平之没免官。《本纪》：太和二年（367年）正月，庾希有罪，走入于海。按希入海在海西废后，见下节。是时特免官耳。今从本传。九月，以郗愔为徐、兖二州刺史。愔，昙之兄也。四年（369年）三月，愔以疾解职，又以温领徐、兖。《愔传》曰：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领徐、兖。温北伐，愔请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计，以己非将帅才，不堪军旅，固辞解职，劝温并领己所统。《超传》云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食，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机，遣笺诣温，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超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笺，自陈老病，乞闲地自养。温得笺，大喜，即转愔为会稽太守。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此皆亿度附会之辞。愔事天师道，栖心绝谷，绝非将帅之才。温所以暂用之者，正以其易去耳，断不待超之进计也。袁真后虽背叛，当时则久附于温。至愔去而上下流之事势，皆归于温，篡势已成，只待立功以饰观听矣。故北伐之师旋出。

是岁，四月，温率弟冲及袁真步骑五万北伐。郗超谏，以为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军次湖陆。秦湖陵县，后汉为国，改名湖陆。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攻暐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见第四章第二节。时亢旱，水道不通，乃使参军毛穆之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钜野泽，在今山东钜野县北。本济水所入。王莽末，济渠涸，不复绝河，而荷泽与汶水合流，亦蒙清水之名。超又进策曰：“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今盛夏悉力，径造邺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邺，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黾勉秋冬，船道涩滞。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温又不从。七月，慕容厉距温，温击败之。厉，《本纪》误作垂，今从《载记》。九月，邓遐、朱序遇傅末波于林渚，在今河南新郑县北。又大破之。遂至枋头。温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石门，见第五章第一节。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东燕，见第四章第二节。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襄邑，秦县，在今河南睢县西。十月，温收散卒，屯于山阳。归罪于袁真，表废为庶人。真据寿阳叛。十二月，温城广陵而居之。明年二月，袁真死。陈郡太守朱辅立真子瑾，求救于慕容暐。是岁，为苻坚所灭。又明年，正月，坚遣王鉴援瑾。桓伊逆击，大破之。温克寿阳，斩瑾。然恢复之计，则无从说起矣。

穆、哀、海西之际，事势与咸和之末大不相同。咸和末，石勒之死，北方虽云丧乱，然不久即平，石虎仍袭全盛之势；其人亦久历戎行，颇有威望；诚非可以旦夕平地。若穆、哀、海西之际，则自永和五年（349年）石虎之死，至太和六年（371年）秦灭前燕，凡历十九年。冉闵之盛强，既如昙花一见；氐苻仅粗定关中，慕容氏亦未能占有河北。晋于是时，纵未能廓清旧境，河南之可全有，则无足疑也。河南定而关中、河北，亦可徐图矣。秦、燕兵力，实无足称，观桓温两次北伐，皆所向克捷可知。当时司、冀沦陷，寖及徐、豫，且扰及荆州北鄙者，实缘晋之大军不出，所与周旋者皆偏师，力薄而无后援耳。此十九年中，与其谓敌势之方张，毋宁谓晋人之养寇。而养寇之责，则桓温实尸之。永和八年（352年），秦有衅而不能乘；其后虽不得已一平姚襄，而仍置河南于不问，一任燕人之蚕食，皆其显而易见者也。殷浩之败也，王羲之遽欲弃淮守江。羲之本怯耎之尤，殊不足论。其与殷浩书，谓当时“割剥遗黎，刑徒竞路，殆同秦政”。又与会稽王笺，谓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以区区吴、越，经营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亦近深文周纳，危辞耸听。然长江下游之凋敝，则于此可以见之。当时恢复之计，在于步步为营，徐图进取，殷浩所为，颇近于此，而积弱既久，功效非旦夕可期。桓温欲移都洛阳，孙绰上疏曰：“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烟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飡之饭。田宅不可复仇，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如其迷逆不化，复欲送死者，南北诸军，风驰电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绰之言，非引日之虚辞，实审时之至计。所云更遣一将，先镇洛阳，膺斯任者，自莫如温。然温徒表请迁都，而终不肯奋身出镇者，其意固别有在也。《王述传》云：桓温平洛阳，议欲迁都。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事果不行。又议欲移洛阳钟虡。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今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尔，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虡。”温竟无以夺之。然则温之屡请迁都，不过知朝士之苟安，而以此胁之耳。世皆讥宋武帝急于图篡，平长安而不能留镇，致关右复陷于戎狄。然宋武当时，以一身任举国之重，刘穆之死，后事诚有可忧。设或差池，所系实不仅一身一家之计，返旆之急，庸或非尽恤其私。若桓温距郗超之谋，

不肯为赊迟之计者，则诚除图篡外无他故耳。然卒以此致败，后来图篡所以不成，亦由丧败既甚，究有惭德，不能决然自取，致为谢安、王坦之辽缓之计所败耳。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岂不信哉？《孙盛传》曰：盛著《晋阳秋》，辞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斑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窃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盛为长沙太守，曾以臧私，为温所按，于温容有私怨。然《晋阳秋》既称辞直理正，必不能过为曲笔。惟谓其寄定本于慕容儁，则于理既有未可，而于势亦有未能；且当枋头败时，慕容儁死已数年矣；而此战之后，慕容氏亦不久即亡；足见此说之不足信。盖所谓得诸辽东之定本，实不出于盛，乃他人所改定，而托之于盛者，其人知枋头之丧败，必更详于盛。然即盛之元本，所言枋头丧败之情形，亦必不止如今史之所传也。此战之失利，诚可谓甚矣。

第七节 桓温废立

桓温篡志，蓄之已久，满拟伐燕一捷，归而即尊，枋头丧败，事出虑外，而篡窃之谋已如骑虎之势，不得下矣，于是废立之计起焉。《温传》云：“温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既逢覆败，名实顿减，于是参军郗超进废立之计。”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温自广陵屯于白石。胡三省曰：此白石当在牛渚西南。牛渚，见第三章第九节。旋诣阙，以崇德太后令，废帝为东海王。其罪状，则谓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欲建树储藩，诬罔祖宗，倾移皇基也。《纪》云：惮帝守道，恐遭时议，以宫闱重，床第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又以太后诏立会稽王昱，是为简文帝。太宰武陵王晞，元帝子。有武干，为温所忌。温乃表晞聚纳轻剽，苞藏亡命。又息综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连染。请免晞官，以王归藩，免其世子综官。又遣弟秘逼新蔡王晃，东嬴公腾，见第二章第二节。腾后改封新蔡王，被害，谧武哀。子庄王确立。卒，无子，以汝南文成王亮曾孙邈嗣。卒，子晃嗣。亮亦见第二章第二节。自诬与晞、综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从本传，《本纪》作籍。掾曹秀、舍人刘疆等谋逆，收付廷尉，请诛之。帝不许。乃废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晃废徙衡阳，吴郡，今湖南湘潭县西。而族诛殷涓等。涓，浩之子，倩及其弟散骑常侍柔，皆冰之子、希之弟，冰女则东海王妃也。杀东海王二子及其母。废王为海西公。明年咸安二年（372年）。四月，徙居吴。见第三章第九节。庾倩之死也，其兄广州刺史蕴，饮鸩而死。东海太守友，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子妇，温弟秘之女也，故得免。希与子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海陵，晋郡，今江苏泰县。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从母兄也，潜饷给希，经年。温后知之，遣兵捕希。是岁六月，沈子遵约希聚众海滨，略渔人船，夜入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称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七月，温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禽之。希、邈及子侄五人斩于建康市。遵及党与皆伏诛。惟友及蕴诸子获全。是月，简文帝崩。子昌明立，是为孝武帝。十一月，妖贼卢悚遣弟子殿中监许龙，晨到海西公门，称太后密诏，奉迎兴复。海西公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悚突入殿庭，游击将军毛安之等讨禽之。海西公深虑横祸，乃杜塞聪明，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育。朝廷以其安于屈辱，不复为虞。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卒于吴。

简文帝崩时：桓温仍镇姑孰。帝遗诏以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王坦之传》曰；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

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坦之，述子，时领右卫将军。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王彪之传》曰：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当须大司马处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彪之时为尚书仆射。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暗，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几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行。《温传》曰：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即位，诏“内外众事，关温施行”。复遣谢安征温入辅。安时为吏部尚书，中护军。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温入朝。停京师十有四日，归于姑孰。遂寝疾不起。七月，卒。《温传》言温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薨。时年六十二。《王彪之传》曰：温遇疾，讽朝廷求九锡。袁宏为文，以示彪之。彪之谓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时谢安见其文，又频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屡引日，乃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宏从之。温亦寻薨。案简文帝自永和二年（346年）何充卒秉政，至其立，已二十五年。引用殷浩，以与温抗者，即简文也。《纪》言帝初即位，温撰辞欲自陈述，帝引见，对之悲泣，温惧不能言。有司奏诛武陵王晞，帝不许。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敢复言。又言帝践阼，荧惑入太微，帝甚恶焉。时中书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谓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及超请急省其父，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国家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济，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然则帝之于温，初无所畏。《纪》又谓帝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盖非笃论也。《晋书》好博采而辞缺断制，往往数行之间，自相矛盾，要在知其体例，分别观之耳。作者意在博采，原不谓其所著皆可信也。据《本纪》：孝武之立为太子，实与简文之崩同日，然则《王彪之传》谓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语亦有误。其所争者，盖非太子之当立与否，而孝武之当为太子与否也。然则《晋书》记载，多不容泥，谓简文视天下为傥来之运，恐亦诬辞矣。然则桓温图篡虽急，而朝廷拒之甚坚，且镇之以静，终不为其虚声所动，盖自其举兵欲胁废殷浩以来，至于孝武之初，始终若一，初非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数人之力也，简文之才力，亦实有足称矣。此又见庾氏之欲推立之，实非为私意也。

温四弟：云、豁、秘、冲。六子：熙、济、韵、袆、伟、玄。熙初为世子，后以才弱，使冲领其众。温病，熙与秘谋杀冲。冲知之，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熙、济俱徙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秘亦废弃。云前卒。豁时刺荆州，加督荆、扬、雍、交、广。扬当作梁。冲督扬、豫、江三州，为扬州刺史，镇姑孰。豁子竟陵太守石秀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为江州刺史，镇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八月，崇德太后临朝摄政。九月，以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刁彝为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彝，协子。二年（374年）正月，彝卒。二月，以王坦之代之。三年（375年）五月，坦之卒。以桓冲为徐州刺史，镇丹徒。见第四章第二节。谢安领扬州刺史。太安元年，太后归政。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二年（303年）八月，为司徒。桓豁卒。十月，以桓冲为荆州刺史。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蕴，孝武后父。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玄，安兄子。于是下流之势渐重矣。《王彪之传》云：谢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献替专在于己。《冲传》云：冲既代温居任，则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冲惧逼，宁康三年（375年），乃解扬州，自求外出。桓氏党与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纳。桓温尚无所成，而况于冲？其不敢为非分之图，亦固其所。然冲之为人，雅与温异，颇有公忠之心，其不为非分之图，亦非尽由才之不及、势之不可也。温据上流久，且夙怀反侧之心，其余毒自非一朝所能消弭，故桓玄卒资之以搆逆。然当苻坚入寇时，晋之克弘济于艰难者，实赖上下游之无衅；其时上下游之无衅，则冲实为之，冲亦可谓贤矣。

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第一节 秦灭前燕

晋自怀、愍倾覆，元帝东渡以来，中原形势，盖尝三变：刘、石东西对峙，其后刘卒并于石，一也。石虎死后，燕、秦又东西对峙，其后燕卒并于秦，二也。前秦丧败，后燕、后秦，又成东西对峙之局，其力莫能相尚，宋武夷南燕，破后秦，功高于桓、谢矣，然关中甫合即离，其后陵夷衰微，北方遂尽入于拓跋氏，三也。前章所述，为后赵吞并北方，及其分裂之事；此章所述，则前秦吞并北方，及其分裂之事也。

桓温之入关也，苻健太子苌中流矢而死，健立其第三子生为太子。明年，六月，健寝疾。健兄子菁，勒兵入东宫，将杀生自立。时生侍健疾，菁以健为死，回攻东掖门。健闻变，升端门陈兵。众皆舍杖逃散。执菁杀之。数日，健死。生僭即皇帝位。生为史所称无道之主，载其淫暴之迹甚多，然实未可与刘聪、石虎等量齐观，故刘知幾谓“秦人不死，知苻生之厚诬”也。即就史所载者观之，其消息，仍有可以微窥者。史称健临死，诫生曰：“酋帅、大臣，若不从汝命，可渐除之。”即可知其所诛夷，多出于不得已。今观其所杀者：太傅毛贵、车骑尚书梁楞、左仆射梁安，皆受遗辅政者也；左光禄大夫张平，生母之弟也；侍中丞相雷弱儿、司空王堕、侍中、太师录尚书事鱼遵，亦皆大臣。弱儿之死也，及其九子二十七孙；遵及其七子十孙；皆可知其族之强大。梁安、雷弱儿，据上章第六节所述，实有通晋之嫌，其余亦可推想。然则生之行诛，亦诚有所不得已，而造谤者则自此起矣。生杀其妻梁氏，盖亦以其族之逼，然皇后且然，更何有于妾媵？于是谓其所幸妻妾，少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矣。舅氏既诛，自可谓其母系忧恨而死。生眇一目，造谤者遂谓其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且谓其使大医令程延合安胎药，问人参好恶并药分多少，延曰：“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为讥其目，凿延出目，然后斩之矣。当时用刑，率多酷滥，遂谓其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不离左右；又谓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殆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目矣。他如怠荒、淫秽，自更易诬。《金史·海陵本纪》，述其不德之辞，连章累牍，而篇末著论，即明言其不足信，正同一律。史家之文，惟恐其自己出，断不能以己之所是，著诸篇章；前人之辞，虽明知其不足信，又不容抹杀之不传于后；若一一辩之，则势将不可胜辩；此则不能不望好学深思者之心知其意者也。参看前章第三节。五胡之主，史传其淫暴者，实录居多，惟苻生则系被诬，当与南朝诸主一例。当时苻秦，君与贵戚猜疑之深，至于如此，自非一人之力，所克翦除，故黄眉虽以谋杀生自立，事发伏诛，而生卒为雄子坚及其庶兄法所弑，时姚襄死之翼月也。

苻坚既弑苻生，以伪位让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当，坚乃僭称大秦天王。旋杀法。其骨肉相屠，亦可谓烈矣。坚为五胡中雄主，读史者多美其能用王猛，其实猛之功烈，亦止在能摧抑豪强；其于政事，庸有综核之才，然史氏所传，实多溢美；至于灭燕，则燕之自亡，直其时，能成其功者甚多，无足称也。《猛传》云：坚僭位，以猛为中书侍郎。时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豪右纵横，寇盗充斥，乃转猛为始平令。猛下车，明法峻刑，鞭杀一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槛车征下廷尉诏狱。坚亲问之，曰：“夷吾、子产之俦也。”赦之。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数谮毁之。坚大怒，黜腾为甘松护军，甘松，见第五章第二节。宝白衣领长史。尔后上下咸服，莫敢有言。《坚载记》云：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进樊世，氐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当众辱猛。猛言之于坚。坚怒曰：“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坚谓猛曰：“吾欲以杨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杨壁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让世。世怒，起将击猛。左右止之。世遂丑言大骂。坚由此发怒，命斩之于西厩。诸氐纷纭，竞陈猛短。坚恚甚，嫚骂，或鞭挞于殿庭。自是公卿已下，无不惮猛。又曰：以猛为京兆尹。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此盖苻生未竟之绪也。必贵戚慑服，然后政令行而民获小康，且可用其力以竞于外，此秦之所以骤强；而是时之燕，适与之相反，其不格明矣。

慕容儁之死也，群臣欲立其弟恪。皝第四子。恪辞，乃立其大子暐。时年十一。以恪为太宰，录尚书，行周公事。慕容评为太傅，副赞朝政。慕舆根为太师。慕容垂为河南大都督、兖州牧、荆州刺史，镇梁国。垂，皝之第五子。梁国，见第二章第三节。孙希为并州刺史。傅颜为护军将军。慕舆根与左卫慕舆干潜谋诛恪及评，入白太后可足浑氏。可足浑氏将从之。暐使其侍中皇甫真与傅颜收根等斩之。太和元年（366年），慕容恪有疾，召暐兄乐安王臧，告以“司马职统兵权，吾终之后，必以授垂”。又以告评。月余而死。初恪之攻拔洛阳也，略地至于崤、渑。见第五章第一节。苻坚惧其入关，常亲屯陕城以备之。陕，汉县，今河南陕县。其后苻双据上邽，双，坚弟。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苻柳据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叛于坚。苻廋据陕城，苻武据安定，并应之。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柳、廋、武，皆健子。将共伐长安。庾降于暐。坚恐暐乘胜入关，乃尽锐以备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暐群下议欲遣兵救廋，因图关右，评固执不许，乃止。双等之叛，《通鉴》在太和二年十月。双等皆为坚所讨杀。枋头之役，暐使乞师于坚，请割虎牢以西。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坚遣其将苟池率步骑二万救暐。王师引归，池乃还。可足浑氏与评谋杀垂。垂惧，奔坚。王师既旋，暐悔割虎牢之地。坚以垂为乡道，遣王猛等步骑三万，攻慕容筑于洛阳。暐遣慕容臧精卒十万救之，败于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筑以救兵不至，降于猛。《通鉴》从《燕书》系太和五年正月。《十六国秦春秋》在四年十二月，见《考异》。太和五年（370年）九月，坚又遣王猛率杨安等步骑六万伐暐。猛克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又令杨安陷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暐遣慕容评等率中外精卒四十余万距之，屯于潞川。潞水，今浊漳水。评以猛悬军深入，利在速战，议以持久制之。猛遣其将郭庆，以锐卒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并山起火，烧其辎重，火见邺中。暐惧，遣使让评，催其速战。评与猛战于潞川，大败，死者五万余人。评等单骑走还。猛遂长驱至邺。坚复率众十万会之。暐散骑常侍徐蔚等率扶余、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暐与评等数十骑奔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坚遣郭庆追暐，及于高阳，见第五章第二节。执之。先是慕容桓以众万余，为评等后继，闻评败，引屯内黄，见第五章第三节。后退保和龙。慕容皝所起宫名，在龙城。及是，庆追评、桓于和龙。桓杀其镇东慕容亮而并其众，攻其辽东太守韩稠于平州。此当指晋平州所治之肥如县，见第三章第八节。庆遣将军朱嶷击桓，执之。《本纪》在咸安二年二月。评奔高句丽，高句丽缚而送之。坚以王猛刺冀州，镇邺。郭庆刺幽州，镇蓟。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前燕之亡，论者多归罪于慕容评。然评在儁世，亦尝数专征伐，非不知兵者。潞川密迩邺

都，一败则不可为悔，秦兵方锐，持重以老其师，未为非计。速战之议，出自燕朝，暐年尚幼，未知谁实主之，评因惧罪而曲从，固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义，然以丧师之咎，专责诸评，则非平情之论。《垂载记》云：垂本名霸，恩遇逾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少好畋游，因猎坠马，折齿，儁僭即王位，改名，外以慕却暐为名，内实恶而改之。寻以谶记之文，乃去夬，以垂为名焉。此说或出附会，然垂之见忌，由来已久，则由此可知。暐之世，盖政出多门，莫能相尚，其时忌垂者非评一人。且一木焉能支大厦之倾，垂即不去，燕岂能终存邪？《暐载记》云：时外则王师及苻坚交侵，兵革不息。内则暐母乱政，评等贪冒，政以贿成，官非才举。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言：“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或因宠戚，藉缘时会。又无考绩，黜陟幽明。贪惰为恶者，无刑戮之惧，清勤奉法者，无爵赏之劝。百姓穷弊，侵赇无已。兵士逋逃，乃相招为贼盗。后宫四千有余；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绮谷罗纨，岁增常调。戎器弗营，奢玩是务。令帑藏虚竭，军士无襜榆之资。宰相侯王，迭以侈丽相尚。风靡之化，积以成俗。卧薪之喻，未足甚焉。”此盖自儁入中原已来，惑于纷华靡丽，积渐至此，并非必至暐之世而后然也。五胡窃据，本无深根固柢之道，一遇劲敌，而其亡也忽焉，亦无足异矣。

第二节 秦平凉州、仇池

前凉全盛，盖在张茂、张骏之时，而其衰机亦自此始。史称茂雅有志节，能断大事。凉州大姓贾摹，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茂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西域。骏初统任年十八。少卓越不羁，而淫纵无度，然有计略。统任后，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伐龟兹、鄯善，西域并降。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治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东界六郡置河州。治枹罕，见第二章第一节。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骏击禽之，以其地为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县。虽尝为刘曜所败，失河南地，旋即复之。盖前凉之极盛也。然自茂已筑灵钧台，围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尝以谏者中止，后卒复营之。且大城姑臧。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旁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盖河右通市西域，商货流衍，物力颇丰，而其文明程度亦高，故能侈靡如此也。骏子重华，任用谢艾，屡破劲敌。见第五章第二节。王擢为苻健所逼，来奔，重华使攻秦州，克之。永和九年四月。秦州治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重华好与群小游戏，政事始衰；及其卒也，复重之以内乱。而思启封疆者，狡焉伺于其侧矣。

重华以永和九年十月卒。传言其在位十一年，据《本纪》，其立以永和二年五月，则止八年（352年）。子曜灵嗣，年十岁。伯父长宁侯祚，性倾巧，善承内外。初与重华宠臣赵长、尉缉等结为异姓兄弟。长等遂矫重华遗令，以祚辅政。又言时难未夷，宜立长君。祚先烝重华母马氏，马氏遂从缉议，废曜灵而立祚。祚寻使害曜灵。祚淫虐不道，又通重华妻裴氏，自 内媵妾，及骏、重华未嫁子女无不暴乱。凉州历世以来皆受晋朝官爵，虽不用中兴年号，迄称建兴若干年，晋迄未与以王封，然张骏时，境内皆称之为王；骏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寮府寺，皆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然亦未敢更行上僭。骏且尝称藩于蜀，假道以达京师，见第五章第五节。究不能谓其不守臣节也。及祚，乃用长、缉等议，僭即帝位，永和十年（354年）。亦可谓妄矣。桓温入关，王擢时镇陇西，驰使言温善用兵，意在难测。祚既震惧，又虑擢反噬，大聚众，声欲东征，实欲西保敦煌，会温还而止。更遣其秦州刺史牛霸击擢，破之。擢奔苻健。其妄自尊大，而实怯懦，又多疑忌如此。祚宗人张瓘镇枹罕，祚恶其强，遣其将易揣、张玲袭之。又遣张掖太守索孚代瓘。张掖，汉郡，今甘肃张掖县。孚为瓘所杀。玲等又为瓘兵所破。瓘军蹑之，祚众震惧。敦煌人宋混，与弟澄等聚众以应瓘。赵长等惧罪，入，呼重华母马氏出殿，拜曜灵庶弟玄靓为主。时年七岁。瓘等率众入殿，伐长杀之。瓘弟琚及子嵩，募市人数百，扬声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到城东，敢有举手者诛三族。祚众披散，祚被杀。时永和十一年七月也。废祚所建和平年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355年）。诛祚二子。以张瓘为卫将军，领兵万人，行大将军事。陇西李俨，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玄靓遣牛霸讨之。未达，西平人卫琳又据郡叛。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霸众溃，单骑而还。瓘遣琚领大众征琳，败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马基应琳。酒泉，见第三章第七节。瓘遣司马张姚、王国伐基，败之。斩基、旋首，传姑臧。瓘兄弟强盛，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宋混与弟澄共讨瓘，尽夷其属。玄靓以混辅政。混卒，又以澄代之。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玄靓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共辅政。邕自以功大，骄矜淫纵。又通马氏，树党专权。天锡又杀之，悉诛其党。天锡专掌朝政。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之号。升平五年（361年）。兴宁元年（363年），骏妻马氏卒，玄靓以其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以天锡专政，与大臣张钦等谋讨之。事泄，钦等被杀。七月，天锡率众入禁门，潜害玄靓，宣言暴薨。此从《晋书·帝纪》。《通鉴》从《晋春秋》，在八月。天锡立。荒于声色，不恤政事。安定梁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友昵。张邕之诛，肃、景有勋。天锡深德之，赐姓张氏，以为己子，俱参政事。人情怨惧。

初苻生闻张祚见杀，玄靓幼冲，命其征东苻柳、参军阎负、梁殊使凉州，以书喻之。时张瓘新辅政，河西所在兵起，惧秦师之至，乃言于玄靓，遣使称藩。太和二年（367年），羌敛岐自称益州刺史，敛岐从《苻坚载记》。《天锡传》作廉岐。率略阳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天锡自往讨之。时苻坚亦遣王猛等讨岐。俨遣使谢，并求救于坚。坚遣杨安会猛救俨。及天锡将杨遹战于枹罕东，猛不利，然卒禽敛岐。天锡归，猛又袭俨，执之而还。坚遂以其将彭越为凉州刺史，镇枹罕。参据《本纪》及《坚载记》。时坚强盛，每攻凉州，兵无宁岁。天锡甚惧，献书桓温，刻六年夏大举，盖谓天锡之六年。已而不果。咸安二年（372年），苻坚陷仇池。先是王猛获天锡将阴据及甲士五千，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天锡惧，遣使谢罪称藩。太元元年（376年），坚遣苟苌、毛盛、梁熙、姚苌等率骑十三万伐天锡。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以继之。天锡拒战不利，遂降。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

刘曜之与石勒连兵也，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杀之。咸和九年（334年），难敌卒，子毅立。自号左贤王、下辨公。以坚头子槃为右贤王河池公。下辨、河池，皆见第五章第一节。咸康元年（335年），遣使称藩于晋。三年（337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虎，后复遣使称藩。永和三年（347年），以为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十年（354年），改封天水公。子国为武都太守。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十一年（355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玉，《本纪》作梁式。因侍直手刃杀初。国率左右诛式玉及宋奴。桓温表为秦州刺史、平羌校尉，而以其子安为武都太守。十二年（356年），国从父杨俊复杀国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归顺。升平三年（359年），以为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360年），卒，子世立。复以其爵授之。太和三年（368年），迁秦州刺史。以其弟统为武都太守。五年（370年），世卒。统废其子纂自立。纂一名德。纂聚党杀统。遣使自陈，复以为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世尝降于苻坚。坚亦署为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归顺于晋。至纂，遂与坚绝。咸安元年（371年），坚遣其将苻雅、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七万取仇池。雅等次于鹫陕。《通鉴》作鹫峡。《注》云：在仇池北。纂率众五万，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率骑千余救之，战于陕中，为雅等所败。纂收众奔还。雅进攻仇池，纂降。秦以王统为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镇仇池。王统，《苻坚载记》作杨统。《殿本考证》云：杨，《十六国春秋》作王，案作王者是也。《宋书·氐传》明言统为纂所杀，纂遣使诣晋自陈，其言不得无据。《苻坚载记》漏叙统为纂所杀之事，其误遂不易见。坚使取仇池之杨安，是否即杨国之子，本无确说。以予观之，似乎非是。坚之取仇池，乃为攻梁、益开路，其后益州陷没，坚乃以杨安为益州牧，镇成都，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苟为杨国之子，任乏恐未必如是之重也。空百顷之地，徙其民于关中。纂后为杨安所杀。语见《宋书·氐传》，此杨安当为杨国之子。此节以《宋书》为主，兼据《晋书·刘曜》及《苻坚载记》。《晋书·本纪》：咸安二年（372年），苻坚陷仇池，执秦州刺史杨世，则必误也。

第三节 秦平铁弗氏、拓跋氏

自前赵、前燕之亡，幽、并之匈奴、鲜卑，能有所表见者颇鲜，其较为强大者，则河西之铁弗氏、代北之拓跋氏也。苻秦盛时，二部亦尝为所慑服。此二部为世仇，其事迹相关极密。《魏书·序纪》叙述较详。今以之为主，而以他篇所载，附益订正之。《序纪》讳饰之辞，自不难洞见也。

《魏书·序纪》：穆帝死后，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又薨。思帝子郁律立，是为平文帝。元年，岁在丁丑，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也。二年（318年），元帝大兴元年。刘虎据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铁弗传》言：虎归附刘聪，聪以虎宗室，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则聪实使虎统辖鲜卑也。《序纪》又云：帝闻晋愍帝为刘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三年（319年），太兴二年。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帝斩其使以绝之。五年（321年），大兴四年。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臣死者数十人。《平文皇后传》曰：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王子。后匿帝于袴中，惧人知，祝曰：“若天祚未终，使汝无声。”遂良久不啼。得免于难。广宁，见第四章第二节。惠帝贺傉立，桓帝中子也。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案王浚见杀，穆帝之众，有欲谋乱以应石勒者，见第四章第二节。然则拓跋部落中，胡、羯党类颇多，平文之死，似亦因其与刘、石搆难，而桓帝后因而倾覆之者。使称女国使，可见是时拓跋氏实别无所谓君长也。四年（324年），明帝太宁二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在今绥远凉城县北。河西有木根山，而此在东，故曰东木根山。五年（325年），太宁三年。帝崩，炀帝纥那立，惠帝之弟也。三年（328年），成帝咸和二年。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见第二章第二节。不利，迁于大宁。即广宁。时烈帝名翳槐，平文长子。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宇文众败，帝还大宁。五年（329年），咸和四年。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

烈帝。石勒遣使求和，烈帝遣弟昭成帝名什翼犍，平文次子。如襄国，见第四章第二节。从者五千余家。七年（331年），元康元年。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烈帝出居于邺。三年（337年），咸康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烈帝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见第三章第八节。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帝弟孤，平文第四子。乃自诣邺奉迎，与帝俱还。《孤传》曰：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在南，来未可果，比至之日，恐生变诈，宜立长君，以镇众望。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长，自应继位，我安可越次而处大业？”乃自诣邺奉迎，请身留为质。石虎义而从之。昭成即位，乃分国半部以与之。薨，子斤失职怀怨，构寔君为逆，死于长安。见下。观《魏书》所叙，知拓跋氏是时，内争甚烈，诸部亦多未服，而依倚中原者常克有成，其力固未足与内地敌也。烈帝死后，必立昭成，或亦以结援后赵之故。

昭成即位时年十九。二年（339年），咸康五年。始置百官，分掌众职。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议欲定都灅源川，灅水，今桑乾河支流。连日不决，从太后计而止。《平文皇后传》曰：昭成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然三年（340年），咸康六年。卒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341年），咸康七年。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昭成盖居邺久，故稍染华风邪？是时之拓跋氏，城郭而居，自无所利，然拓跋氏更内乱久，昭成在位，颇称小康，或亦由其曾居内地，少知治法之故邪？昭成与慕容氏，三世为昏，《序纪》：二年（339年），聘慕容元真妹为皇后。四年（341年），皇后慕容氏崩。慕容元真遣使朝贡，并荐其宗女。六年（343年），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七年（344年），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元真之女于境。皇后至自和龙。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昏，帝许之，以烈帝女妻之。十九年（356年），慕容儁亦请昏，许之。二十年（358年），慕容儁奉纳礼币。二十三年（361年），皇后慕容氏崩。二十五年（363年），慕容暐荐女备后官。元真即皝，魏书避恭宗讳，故称其字。和龙，见第一节。而仍与石虎通使。九年（346年），石虎遣使朝贡。十年（347年），遣使诣邺观衅。十二年（349年），穆帝永和五年。石虎死。十三年（350年），永和六年。冉闵杀石鉴。十四年（351年），永和七年。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大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乃止。案魏自穆帝以来，屡图进取中原，而其下皆不欲。穆帝及平文之死，盖皆以其违众之故。昭成盖性较宽和，故能从众议而止也。然虽未勤民于远，而卒为肘腋之患所中，则以铁弗氏地实相逼也。

昭成四年（342年），咸康八年。十月，刘虎寇西境。帝遣军逆讨，大破之。虎仅以身免。虎死，子务桓立，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铁弗传》曰：务桓，一名豹子。招集种落，为诸部雄。潜通石虎，虎拜为平北将军、左贤王。盖时铁弗、拓跋二氏之势相埒。十九年（356年），永和十二年。正月，务桓死，弟阏头立，《铁弗传》作阏陋头。潜谋反叛。二月，帝西巡，因临河，使人招喻。阏头从命。二十一年（358年），升平二年。阏头部民多叛，惧而东走。渡河，半济而冰陷，后众尽归阏头兄子悉勿祈。务桓子。初阏头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尽遣归，欲其自相猜离。至是，悉勿祈夺其众，阏头穷而归命。帝待之如初。盖务桓死后，铁弗内相猜携，昭成因而搆之也。二十二年（359年），升平三年。四月，悉勿祈死，弟卫辰立。《昭成皇后传》曰：昭成遣悉勿祈还，后戒之曰：“汝还，必深防卫辰。辰奸猾，终当灭汝。”悉勿祈死，其子果为卫辰所杀。盖卫辰枭桀，故能为拓跋氏之患也。然其初立时，承内乱之后，势尚不竞，且其兄弟初尝依倚拓跋氏；故是岁八月，《序纪》言卫辰遣子朝贡。二十三年（360年），升平四年。六月，皇后慕容氏崩。七月，卫辰来会葬，因而求昏，许之。二十四年（361年），升平五年。春，卫辰遣使来聘。二十八年（365年）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帝讨之，卫辰惧而遁走。十二月，苻坚遣使朝贡。是年，为晋兴宁三年（365年）。《晋书·本纪》云：七月，匈奴左贤王卫辰、右贤王曹毂，帅众二万，侵苻坚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坚载记》云：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修和，示之信义。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兴宁三年（365年），右贤王曹毂及卫辰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以南郡县，屯于马兰山。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索虏乌延等，亦叛坚而通于辰、毂。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以其前将军杨安、镇军毛盛等为前锋都督。毂遣弟活距战，安大败之，斩活。毂惧而降。坚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进击乌延，斩之。邓羌讨卫辰，禽之于木根山。坚自骢马城如朔方，骢马城，在今陕西米脂县北。巡抚夷狄。以卫辰为阳夏公，以统其众。毂寻死。分其部落：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封其长子玺为骆川侯；贰城已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号东西曹。贰城，胡三省曰：贰县城，在杏城西北，平凉东南。平凉，苻秦郡，北周改为县，清为府，民国复为县，属甘肃。胡《注》见义熙五年（409年）。《序纪》：二十九年（366年），太和元年。五月，遣燕凤使苻坚。三十年（367年），太和二年。十月，帝征卫辰。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铁弗传》曰：卫辰既立之后，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卫辰。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遣使请田内地，春来秋去。坚许之。后掠坚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坚，

坚让归之。乃背坚，专心归国。举兵伐坚。坚遣其建节将军邓羌讨禽之。坚至自朔方，以卫辰为阳夏公，统其部落。卫辰以坚还复其国，复附于坚。帝讨卫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卫辰奔苻坚。坚送还朔方，遣兵戍之。《序纪》：昭成攻卫辰在正月，卫辰侵秦在七月，安得云以专心归国而伐坚？盖卫辰附坚，而昭成侵之耳。坚当是时，理宜助卫辰，因边衅起，故不果，且伐之。昭成因是与坚通使，冀共犄卫辰。然卫辰附坚久，故一降伏，坚即复戍之，而昭成转为所犄也。

《魏书·序纪》：昭成三十六年（373年），孝武帝宁康元年。五月，遣燕凤使苻坚。三十七年（374年），宁康二年。帝征卫辰，卫辰南走。三十八年（375年），宁康三年。卫辰求援于苻坚。三十九年（376年），太元元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在云中盛乐西南。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昭成子孙传》云：初昭成以弟孤让国，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职怀怨，欲伺隙为乱。是时献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终，太祖年六岁。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而国统未定。斤因是说寔君昭成庶长子。曰：“帝将立慕容所生，而惧汝为变，欲先杀汝。是以顷日以来，诸子戎服，夜持兵杖，绕汝庐舍，伺便将发。吾愍而相告。”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在云中西南。夜常警备，诸皇子挟杖，旁皇庐舍之间。寔君视察，以斤言为信。乃率其属，尽害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苻洛军。坚将李柔、张蚝勒兵内逼。部众离散。苻坚闻之，召燕凤问其故。以状对。坚曰：“天下之恶一也。”乃执寔君及斤，之于长安西市。《晋书·苻坚载记》曰：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与洛会于涉翼犍廷。翼犍战败，遁于弱水。据《魏书》《序纪》，当在阴山北。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寮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坚尝至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宋书·索虏传》云：犍为苻坚所破，执送长安。后听北归。犍子开，字涉珪代之。《齐书·魏虏传》云：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坚败，子珪，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遂领其部。案《魏书·皇后列传》言：昭成皇后慕容氏，生献明帝及秦明王。《序纪》云：昭成三十四年春，长孙斤谋反，拔刃向御坐，太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秋，七月，皇孙珪生。《皇后传》：献明皇后贺氏，父野干，东部大人。后少以容仪，选入东宫。生太祖。苻洛之内侮也，后与太祖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奄来钞掠。后乘车，与太祖避贼而南。中路失辖。后惧，仰天而告曰：“国家胤胄，岂止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难。案《苻坚载记》，明载坚与什翼犍问答，则禽犍之说，必非虚诬。《魏书》记载，自不如中国史籍之可信。疑执昭成者即其太子，魏人讳言其事，乃伪造一献明，以为道武父，既

讳昭成之俘囚，又讳其元子之悖逆，并讳道武之翦灭舅氏，其弥缝亦可谓工矣。然献明、秦明，皆无事迹可征；阏婆更无可考见；而为献明所格者，其氏实为魏枝子之氏，而其名又与昭成弟孤之子同，其为子虚乌有之流，更可想见；终不能逃明者之目矣。《魏书·昭成子孙传》：寔君为昭成庶长子，秦明王翰为第三子，又有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窟咄。惟《窟咄传》云：昭成崩，苻洛以其年长，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因乱，随慕容永东迁，此外皆无事迹可考。《通鉴》言犍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阏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长，盖即据《魏书》为辞，非别有所据。其实诸子是否慕容氏所生，亦难质言也。《魏书》欲伪造寔君悖逆之事，则不得不谓其为慕容氏所生耳。

《魏书·太祖纪》云：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凤传》云：太祖将迁长安，凤以太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库仁传》云：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复以宗女妻之，为南部大人。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卫王仪，秦明王翰子。秦愍王觚，后少子。自贺兰部来居焉。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此中谓太祖少依库仁，亦属虚辞，说见第七节。苻坚当日，盖欲以铁弗部人统河东诸部，然又虑其不为诸部所服，故择一拓跋氏之婿而用之，俾与卫辰可以无猜，而拓跋旧部，亦不至疑怨，所谓御边良策者如此，此或燕凤所教，《凤传》所载之辞，则亦非情实也。

第四节 肥水之战

苻坚之陷仇池也，使杨安镇之。其明年，为宁康元年（373年），梁州刺史杨亮遣子广袭仇池。与安战，败绩。安进寇汉川。坚又遣王统、朱彤、毛当、徐成等助之。亮距战，不利，奔西城。汉县，后汉末置郡，晋改为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彤遂陷汉中。成攻陷二剑。谓大小二剑山，在剑阁北，见第三章第六节。杨安进据梓潼。见第三章第六节。益州刺史周仲孙距之绵竹。见第三章第六节。闻毛当将袭成都，奔于南中。于是梁、益二州皆陷。桓冲使毛穆之督梁州三郡军事，以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戍巴郡。穆之，宝子。建平、巴郡，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又以其子球为梓潼太守。穆之与球攻秦，至巴西，以粮乏，退屯巴东。巴西、巴东，见第三章第六节。穆之病卒。二年（374年）五月，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僚相应。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虔豁子。率众三万据垫江。见第三章第六节。育乃自号蜀王，遣使归顺。与巴僚酋帅李重、尹万等围成都。寻育与万争权，举兵相持。七月，邓羌与杨安攻灭之。瑶、石虔退屯巴东。坚之攻凉州也，徐州刺史桓冲遣宣城内史朱序、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豫州刺史桓伊向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淮南太守刘波淮南，见第三章第四节。泛舟淮、泗。旋又遣序与江州刺史桓石秀亦豁子。溯流禀荆州刺史桓豁节度。豁遣督护桓熊与序等游军沔、汉，以图牵制。然相隔大远，声势不接，凉州卒陷没。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谘谋边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沔北军；朱序为梁州刺史，镇襄阳。时太元二年（377年），三月也。八月，桓豁卒。十月，以桓冲为荆州刺史。冲以坚强盛，欲移阻江南，乃徙镇上明。城名，在今湖北松滋县西。谢玄为兖州刺史，多募劲勇。彭城刘牢之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使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时称京口为北府。下流兵力始强矣。坚使其子丕等围襄阳，久不拔。坚欲亲率众助之。苻融等谏，乃止。四年（379年）二月，襄阳陷，朱序见执。遂陷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晋沛郡太守戴，沛郡，见第三章第一节。以卒数千戍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坚兖州刺史彭超请攻之，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坚乃使超攻彭城，俱难寇淮阴、盱眙。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又使其梁州刺史韦钟寇魏兴。四月，魏兴陷，太守吉挹死之。五月，俱难陷淮阴，彭超陷盱眙。进攻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幽州侨置。三阿，地名，在今江苏高邮县北。去广陵百里。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京都大震，临江列戍。毛当、王显，初随苻丕攻襄阳，及是亦来会。谢玄遣兵败之。难、超等连弃盱眙、淮阴，退屯淮北。坚闻之，大怒，槛车征超下狱。超自杀。难免为庶人。是役也，秦盖丧败颇甚，史失其详矣。然晋卒罢彭城、下邳二戍。坚以毛当为雍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兖州刺史，镇胡陆；王显为扬州刺史，戍下邳。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胡陆，见第五章第六节。《通鉴考异》曰：《帝纪》及诸传，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没，而《十六国秦春秋》云：彭超据彭城；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褒守彭城；至七月，以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彭城；王显为扬州刺史，戍下邳；是二城俱陷也。案二城或一时陷没，难、超败，秦复弃之，晋亦弃不戍，而秦乃又取之也。六年（381年）十二月，坚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襄阳太守阎振、中兵参军吴仲寇竟陵。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铨距破之，斩振及仲。竟陵、南平，皆见第三章第九节。七年（382年）九月，冲使朱绰讨襄阳，焚沔北田谷。又遣上庸太守郭宝伐魏兴、上党。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八年（383年），冲又率众攻襄阳。遣刘波、桓石虔、石民等攻沔北。石民亦豁子。杨亮伐蜀，拔伍城，蜀汉县，今四川中江县东。进攻涪城。见第三章第六节。胡彬攻下蔡。

见第五章第六节。郭铨攻武当。汉县，晋侨置始平郡于此，见第三章第九节。是时，秦之用兵，并不得利。盖梁、益为晋兵力最弱之处，故秦取之甚易；荆州兵力本强，下流亦新振作，故秦所向辄沮也。此时秦欲取晋，非用大兵不可，而肥水之战作矣。

苻坚在诸胡中，尚为稍知治体者，然究非大器。尝县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虽以尚书裴元略之谏，命去珠帘，且以元略为谏议大夫，然此特好名之为，其诸事不免淫侈，则可想见矣。坚之灭燕也，慕容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冲，儁子。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其荒淫如此。时西域诸国，多入朝于坚，坚又使吕光征之。苻融固谏，坚不听。盖一欲夸耀武功，一亦贪其珍宝也。燕之平也，以王猛为冀州牧，镇邺；郭庆为幽州刺史，镇蓟。后以猛为丞相，苻融代牧冀州。及陷襄阳，以梁成为荆州刺史镇之。而以苻洛为益州牧，镇成都。命从伊阙，自襄阳溯汉而上。伊阙在洛阳南。洛，健之兄子。雄勇多力，而猛气绝人，坚深忌之，故常为边牧。时镇和龙。见第一节。洛疑坚使梁成害之，遂举兵。苻重镇蓟，亦尽蓟城之众，会洛兵于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坚遣窦冲、吕光讨之，以苻融为大都督。冲等执洛。吕光追讨苻重于幽州。坚徙洛于凉州。征融为大将军，领宗正，录尚书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诸君之意如何？”三原，见第五章第六节。九嵕，山名，在今陕西醴泉县北。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汧，见第二章第一节。雍，见第三章第五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坚庶长子。镇邺。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见第五章第二节。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护乌桓府于代郡之平城见第四章第二节。中书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毛兴为河州刺史，镇抱罕。见第五章第一节。王腾为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苻晖为豫州牧，镇洛阳。苻叡为雍州刺史，镇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晖、叡，皆坚子。坚之分氐户而留鲜卑也，论者皆以为坚致败之原，实亦未可一概而论。《坚载记》言：慕容垂奔坚，王猛劝坚除之，坚不听。后其太史令张孟，又言彗起尾箕，扫东井，为燕灭秦之象，劝坚诛慕容暐及其子弟，坚不纳。更以为暐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太守。京兆、平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苻融闻之，上疏谏，坚又不听。其分氐户于诸镇也，坚送丕于灞上，见第五章第六节。流涕而别。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号哀恸，酸感行人，识者以为丧乱流离之象。赵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坚笑而不纳。一似当年留种人而 异族，即可措国基于磐石之安者，此事后传会之辞也。当时五胡，降下异族，徙之腹地者甚多。后赵之于苻洪、姚弋仲，即其一证。盖使之远离巢穴，处我肘腋之下，则便于监制；又可驱之以从征役也。坚之灭燕也，徙关东豪桀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皆见第二章第二节。丁零翟斌于新安；参看下节。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及平凉州，又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意亦如此。此亦未为非计。抑坚在当日，或更有所不得已者。坚甫篡立，即杀其兄法。其后苻双、苻柳、苻廋、苻武复叛。苻融在坚诸弟中，最见宠信。其代王猛镇邺也，史言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霸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心本无他，而为人所牵率，致终馅于叛逆者，有之矣。然则苻洛甫平，融即见徵而代之以丕，盖亦有所不得已也。太元七年（382年），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

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坚赦不诛，徙阳于高昌，见第二节。皮于朔方之北。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肃遏奸萌，请待罪私藩，坚不许。坚且能忍于法，而何有于阳？然终不能明正其罪者，势固有所不可也。宗族猜嫌之深，至于如此，安得不使己诸子，各据重镇？欲使诸子各据重镇，安得不配以腹心？然则氐户在当日，不得不分者，势也。新平王彫，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尝以图谶，劝坚徙汧、陇诸氏于京师，置三秦大户于边地，其说正与王猛合。猛顾以彫为左道惑众，劝坚除之，然则谓结聚氐户，而遂可恃以为安，即猛亦不作是说也。五胡在中国，皆为小种，欲专恃己力以与人角，正是尾长翼短之象。尾长则所曳者重而难举，翼短则振起之力微也。外示宽容，阴图消弥，未尝非计之得。特彼此未能融合时，己族亦不可无以自立耳。此则坚之所以败也。然大一统之局未成，负嵎之势先失，固由氐户之散布，实亦肥水一败，有以启之，否则慕容垂、姚苌等，虽怀报复之心，安敢一时俱起？故伐晋之举，实为坚之一大失策。惟此事之真相，亦非如史之所云。史言坚欲伐晋，引群臣议之，群臣皆以为不可。权翼，坚之心腹；石越其大将也；及坚弟阳平公融、大子宏、少子中山公诜皆谏。坚皆弗听，而惟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少年之言是从。坚最信释道安，群臣争不能得，则使安止之。安争又弗能得，乃劝其止洛阳，勿远涉江、淮，坚又弗听。自谓“以吾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夫晋非慕容暐、张天锡之比，坚不容不知。坚即好谀，亦不容引慕容垂、姚苌为心膂，视良家子为蓍蔡。然则坚之必欲犯晋，盖尚别有其由。《唐书》载太宗之伐高句丽也，曰：“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道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此辞经史家润饰，非其本，实则句丽自隋以来，屡寇辽西，太宗知其为劲敌，度非后嗣所克戡定，故欲自取之耳。然则坚谓“每思桓温之寇，江东不可不灭”，乃其由衷之言。彼其心未尝不畏晋，又知命将出师，必难克捷，故不恤躬自犯顺，而不知其丧败之更大而速也。

苻融谏坚伐晋曰：“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猛传》云：猛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死。此说亦不免事后傅会。然猛围邺时，坚留太子宏守长安，自率精锐会之。猛潜至安阳迎坚，曰：“监国冲幼，銮驾远临，脱有不虞，其如宗庙何？”此则初非危辞耸听，宇文泰河桥一败，而长安、咸阳寇难蜂起，即其明证。然则苻融之论，实非无病而呻，而惜乎坚之不知虑也。要之伐晋而胜，风尘之变，自可无虞；一败，则其后患亦有不可胜言者。坚知晋之终为秦患，命将出师之不足以倾晋，而未知躬自入犯之更招大祸，仍是失之于疏；而其疏，亦仍是失之于骄耳。

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大举入寇。坚先使苻朗守青州，又以裴元略为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令与王抚备舟师于蜀。已又下书：悉发诸州公私马。人十丁遣一。兵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苻融、张蚝、苻方、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坚至项城，见第三章第三节。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苻秦郡，今陕西泾阳县。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融等攻陷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垂攻陷项城。梁成与其梁州刺史王显、弋阳太守王咏等，率众五万，屯于洛涧，在安徽怀远县西南。栅淮以遏东军。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与谢玄、桓伊、谢琰等，水陆七万，相继距融，去洛涧二十五里。龙骧将军胡彬，先保硖石，在安徽凤台县西南，淮水经其中。为融所逼，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融军人获而送之。融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犄禽贼帅。”坚大悦，舍大军于项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令军人曰：“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刘牢之率劲卒五千，夜袭梁成垒，克之，斩成及王显、王咏等十将，士卒死者万五千。谢石等以既败梁成，水陆继进。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八公山，在凤台县东南。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坚遣朱序说石等以众盛，欲胁而降之。序谓石曰：“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石闻坚在寿春，惧，谋不战以疲之。谢琰劝从序言。遣使请战，许之。时张蚝败谢石于肥南，谢玄、谢琰勒卒数万，阵以待之，蚝乃退。坚列阵逼肥水，王师不得渡。玄遣使谓融曰：“君县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琰、玄仍进。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此据《谢玄传》。《坚载记》云：融驰骑略陈，马倒被杀。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坚遁归淮北。时十月也。肥水之战，苻坚实败于徒欲以众慑敌，而别无制胜之方。《坚载记》云：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在首都朝阳门外。亦名蒋山。相传汉末，蒋子文为秣陵尉，逐贼至此，为贼所伤而死。屡著灵异，人因

祀以为神。六朝人最信之。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足见谓坚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怃然有惧色者，乃傅会之谈。顾坚众十倍于晋，理应雍容暇豫；乃一闻晋兵少易取，而苻融欣喜，急于驰白；坚又轻骑以赴之；既至，则欲以虚声胁降敌军；及战，又急求一决，而不肯阻遏淮水；何其急遽乃尔？无他，自觉绝无制胜之方，故亟思徼幸也。用少众尚不可以徼幸制胜，况大战邪？

第五节 后燕、后秦之兴

苻坚之败于肥水也，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此据《坚载记》。《垂载记》：垂弟德亦劝之。垂不从，以兵属坚。坚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余万。至渑池，见第五章第二节。垂请巡抚燕、岱，并求拜墓。坚许之。权翼固谏，不从。寻惧垂为变，遣石越率卒三千戍邺，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毛当戍洛阳。坚遂归长安。坚子丕先在邺。垂至，丕馆之于邺西。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咸和五年（330年），斌入朝于后赵，后赵以为句町王。永和十九年（363年），又有翟鼠率所部降燕，燕封为归义王。翟氏本居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苻坚灭燕，徙之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斌仕秦，为卫军从事中郎。翟斌、翟鼠，事据《通鉴》。丁零本北方部落，翟赋则西域种人。自魏、晋以后，西域种人入北荒部落，与之杂居，且为其渠帅者众矣。俟叙述四裔事时，当再论之。咸和五年（330年）朝赵之翟斌，《通鉴考异》曰：“《晋书春秋》作翟真，按秦亡后慕容垂诛翟斌，斌兄子真北走，故知此乃斌也。”及是叛，聚众谋逼洛阳。事在太元八年十二月，《本纪》误作翟辽。丕弟晖以告。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将苻飞龙率氐骑一千，为垂之副以讨斌。丕诫飞龙曰：“卿王室肺腑，年秩虽卑，其实帅也。垂为三军之统，卿为谋垂之将。用兵制胜之权，防微杜贰之略，委之于卿。卿其勉之。”苻晖遣毛当击翟斌，为斌所败，当死之。垂至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杀飞龙，悉诛氐兵。召募远近，众至三万。翟斌闻垂将济河，遣使推垂为盟主。垂距之。垂至洛阳，晖闭门死守。斌又遣长史郭通说垂。垂乃许之。垂谋于众曰：“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以制天下。”众咸以为然。乃引师而东。垂之发邺，中子农及兄子楷、绍，弟子宙为苻丕所留。及诛飞龙，遣田生密告农等，使起兵赵、魏以相应。于是农、宙奔列人，汉县，今河北肥乡县东。楷、绍奔辟阳。汉县，今河北冀县东南。众咸应之。丕遣石越讨农，为农所败，斩越于阵。垂引兵至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以太元八年（383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以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翟檀斌弟。为柱国大将军，封弘农王。九年（384年）二月，垂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余万，长驱攻邺。农、楷、绍、宙等皆会。慕容暐弟燕故济北王泓，先为北地长史，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闻垂攻邺，亡命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遂屯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暐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坚遣将军强永击泓，为泓所败。泓众遂盛。坚以子熙为雍州刺史，镇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徵子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配兵五万，以窦冲为长史，姚苌为司马，讨泓于华泽。胡三省曰：华阴之泽。平阳太守慕容冲，起兵河东，冲亦暐弟。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有众二万。进攻蒲坂。坚命实冲讨之。泓闻苻叡至，惧，将奔关东。叡驰兵要之。姚苌谏，弗从。战于华泽，叡败绩，被杀。苌遣使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苌惧，奔渭北，遂如马牧。西州豪族，推为盟主。苌以太元九年四月，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众甚盛。苌将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祟为质。进屯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坚率步骑二万讨之，败

绩。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大破之。冲奔泓军。泓众至十余万。遣使谓坚曰：“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衷，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已定关东。时泓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雍州牧、济北王，推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冀州牧、吴王。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反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坚大怒，召暐责之。已而复其位，待之如初。命以书招谕垂及泓、冲，使息兵。暐密遣使者谓泓曰：“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吾罪人也，不足复顾。可以吴王为相国；中山王冲为太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便即尊位。”泓于是进向长安。泓谋臣高盖、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苻坚闻冲去长安二百余里，引归。时苻晖率洛阳、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陕城，见第一节。坚使苻方戍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配晖兵五万，使距冲。以苻琳为后继。晖败绩。坚又以尚书姜宇为前将军，与琳率众三万，击冲于灞上。见第五章第六节。为冲所败。冲遂据阿房城。亦称阿城，在长安西北。十二月，僭即皇帝位。进逼长安。慕容垂攻邺，拔其郛。苻丕固守中城。垂堑而围之。分遣老弱，于魏郡肥乡筑新兴城，以置辎重。肥乡，魏县，今河北肥乡县西。壅漳水以灌邺。丕粮竭，马无草，削松木而食之。而翟斌求为尚书令，垂弗许，斌怒，密应丕，使丁零决防溃水。事泄，垂诛之。《通鉴》：并诛其弟檀、敏。斌兄子真，率其部众，北走邯郸。见第四章第二节。引兵向邺，欲与丕为内外之势。垂令其太子宝及子隆击破之。真自邯郸北走。慕容楷追之，战于下邑，《十六国疆域志》谓即梁国之下邑县，案下邑县故城，在今江苏砀山县，东乡方不合，恐非。为真所败。真遂屯于承营。《通鉴》云：真北趋中山，屯于承营，则其地当在中山。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垂谓诸将曰：“苻丕穷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扰，乃我心腹之患。吾欲迁师，开其逸路。”于是引师去邺，北屯新城。丕始具西问，知苻叡等丧败，长安危逼。乃遣其阳平太守邵兴，率骑一千，将北引重合侯苻谟、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固安侯苻鉴、中山太守王兖于中山；以为己援。垂遣张崇要兴，获之。丕又遣其参军封孚，西引张蚝及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蚝、腾以众寡不赴。丕进退路穷，谋于群僚。司马杨膺唱归顺之计。丕犹未从。会黎阳为王师所克，乃变计。黎阳，见第五章第三节。

肥水之捷，刘牢之进克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明年，正月，桓冲使部将伐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克之。新城，见第五章第六节。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二月，冲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谢安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又虑桓石虔骁猛，居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移豫州刺史桓伊刺江州，伊宣子。而以石虔为豫州。四月，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克之。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朝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次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苻坚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奔还，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玄进据之。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克之。九月。鄄城，见第三章第四节。进伐青州。遣淮陵太守高素向广固，淮陵，汉县，晋置郡，在今安徽盱眙县西北。广固，见第四章第二节。降坚刺史苻朗。十月。又进伐冀州。遣刘牢之、济北太守丁匡据碻磝；济北，见第五章第六节。碻磝，城名，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晋志》，兖州有济阳郡，实济阴郡之讹。《宋志》云：晋惠帝分陈留为济阳郡，则《晋志》阙之。郡当治济阳县，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北。滑台，城名，今河南滑县。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此据《谢玄传》。《本纪》及《载记》作颜肱。苻丕遣将桑据屯黎阳，玄命刘袭袭据，走之。丕惧，乃遣弟就与参军焦逵请救于玄。丕书称“假途求粮，还赴国难。须军援既接，以邺与之。若西路不通，长安陷没，请率所领，保守邺城。”文降而已。逵与参军姜让，密说杨膺：“正书为表。若王师至而丕不从，可逼缚与之。”膺素轻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书而遗逵等。玄许之。馈丕米二千斛。遣晋陵太守滕恬之守黎阳。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三魏皆降。三魏，见第二章第二节。时桓石虔以母忧去职，朱序为豫州刺史。肥水之战，坚众小却，序时在其军后，唱云坚败，众遂大奔，序乃得归。玄欲令序镇梁国，见第二章第三节。自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玄还镇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序镇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慕容垂谓其弟范阳王德曰：“苻丕，吾纵之不能去，方引晋师，规固邺都，不可置也。”进师又攻邺，而开其西奔之路。焦逵至，朝廷欲征丕任子，然后出师。逵固陈丕款诚无贰，并宣杨膺之意。乃遣刘牢之等率众二万，水陆运漕救邺。牢之至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苻丕征东参军徐义、宦人孟丰告丕：杨膺、姜让等谋反。丕收膺、让戮之。牢之般桓不进。十年（385年）四月，乃至邺。垂逆战，败绩。撤邺围，退屯新城。又自新城北走。牢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桥泽，胡三省曰：在临漳县北。案当在肥乡垂所筑新城之北。争趣辎重，稍乱，为垂所击，败绩。士卒歼焉。牢之策马跳五丈涧得免。会苻丕救至，因入临漳，即邺，见第三章第三节。集亡散，兵复少振。以军败征还。先是梁州刺史杨广伐蜀，遣巴西太守费统为前锋。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苻坚益州刺史王广，遣其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数败，回退还成都。梓潼太守垒袭以涪城来降。梓潼、涪城，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坚梁州刺史潘猛弃汉中奔长安。以上《通鉴》在太元九年（384年）。王广使江阳太守李丕守成都，江阳，见第三章第六节。率所部奔陇西。其蜀郡太守任权，斩丕来降。太元十年二月。于是梁、益二州皆复。然于大局无甚关系也。

慕容暐之遣诸弟起兵于外也，苻坚防守甚严，暐谋应之而无因。时鲜卑在城者，犹有千余人，暐密结之，诈称子婚三日，请坚幸其第，欲伏兵杀之。谋泄，坚诛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及其妇女皆杀之。长安大饥，人相食。坚与慕容冲战，各有胜负。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晖愤恚，自杀。太元十年（385年）三月，坚使奉表请迎。四月，谢安自率众救之。然特以避会稽王道子而已，非真有意于北略也。见第七章第一节。时长安城中，有书曰《古苻传信录》，载“帝出五将久长得”。先是又谣曰：“坚入五将山长得。”坚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既如此言，天或导予。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遂将其少子中山公诜、张夫人，率骑数百，出如五将。《本纪》在五月。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宏寻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长安，《本纪》在六月。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宏归其南秦州刺史杨璧于下辩。见第五章第一节。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张兴，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假道归顺。朝廷处宏于江州。桓玄篡位，以宏为凉州刺史。义熙初，以叛诛。见第七章第三节。八月，谢安卒。姚苌屯北地，闻慕容冲攻长安，议进取之计。群下咸曰：“宜先据咸阳。”见上节。苌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胡三省曰：“谓九嵕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九嵕，见第四节。新平、安定，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广收资实，须秦敝燕回，然后垂拱取之。”乃遣诸将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岭北诸城尽降。苻坚入五将山，苌遣将军吴忠围坚。坚众奔散。苌如新平，忠执坚送之。苌缢坚于佛寺。中山公诜及张夫人皆自杀。时八月也。慕容冲畏垂之强，不敢东归。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鲜卑咸怨。十一年（386年）二月，冲左将军韩延因众心不悦，攻杀冲，立冲将段随为燕王。三月，冲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杀随，永，廆弟，运之孙。立宜都王子。帅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恒

弟护军韬诱，杀之于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恒怒，舍韬去。永与武卫刀云攻韬。韬败，奔恒营。恒立冲子瑶。众皆去瑶奔永。永执瑶杀之，立泓子忠。至闻喜，汉县，今山西闻喜城西南。闻垂已称尊号，不敢东。筑燕熙城而居之。在闻喜北。六月，刀云又杀忠，推永为河东王。称藩于垂。以上叔西燕事兼据《北史》及《通鉴》。《晋书》于西燕事始末不具。《本纪》于太元十一年正月，书慕容冲将许木末杀冲于长安。《慕容盛载记》曰：冲为段木延所杀。木末、木延，盖皆韩延之党也。鲜卑既东，长安空虚。卢水胡郝奴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帅户四千入之，称帝。姚苌攻奴，降之。苌遂据长安，僭即皇帝位。姚苌僭位，《晋书·载记》在太元十一年（386年），《通鉴》系于四月。《晋书·本纪》书其事于十年八月，盖因苻坚死连书之。十一年正月，慕容冲尚在长安，苌必不能于十年八月入长安称帝也。冲死而鲜卑众乃东下，《姚苌载记》谓冲率众东下而长安空虚，亦误。

苻坚之死也，苻丕复入邺城，将收兵赵、魏，西赴长安。会其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频为慕容垂将平规所败，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蓟城宫室，率众三万，进屯壶关。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壶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使招丕。丕乃去邺，率男女六万余口，进如潞川。见第一节。张蚝、王腾迎之，入据晋阳。始知坚死问。太元十年（385年）九月，丕僭即皇帝位于晋阳。苻定、苻绍据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苻谟、苻亮据常山，慕容垂之围邺城也，并降于垂，闻丕称尊号，遣使谢罪。中山太守王兖，固守博陵，见第三章第三节。与垂相持。左将军窦冲、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并据陇右，遣使招丕，请讨姚苌。丕大悦，各加官爵。已而定、绍、谟、亮，复降于垂。垂子驎陷中山，王兖及固安侯苻鉴，并为所杀。王广攻毛兴于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为所败，奔其兄统于秦州，为陇西鲜卑匹兰所执，送诣姚苌。苌疾笃，姚兴杀之。兴谋伐王统，枹罕诸氏皆疲不堪命，乃杀兴，推卫平为刺史。已以其年老，复废之，而推苻坚之族孙登。王统亦降于姚苌。见《苌载记》。丕率众四万，进据平阳。慕容永恐不自固，使求假道还东。丕弗许。初苻坚尚书令苻纂，自关中奔丕。及是，丕遣王永及纂攻慕容永。大败，王永死之。纂之奔丕也，部下壮士三千余人。丕猜而忌之。及王永败，惧为纂所杀，率骑数千，南奔东垣。城名，在今河南新安县东。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冯该自陕要击，临阵斩丕。时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也。执其太子宁、长乐王寿，送于京师。丕之臣佐，皆投慕容永。永乃进据长子，见第三章第四节。僭称尊号。苻纂及弟师奴，率丕余众数万，奔据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丕尚书寇遗，奉丕子渤海王懿、济北王昶，自杏城奔苻登。十一月，登僭即皇帝位。立懿为皇太弟。后又自立其子崇为皇太子。遣使拜纂都督中外诸军事，进封鲁王。师奴为并州牧、朔方王。纂怒，谓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孙，世祖，坚伪庙号。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长史王旅谏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贼虏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愿大王远踪光武，推圣公之义，枭二虏之后，徐更图之。”纂乃受命。登冯翊太守兰犊，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与纂首尾，将图长安。师奴劝纂称尊号。纂不从。乃杀纂，自立为秦公。兰犊绝之。慕容永攻犊，犊请救于姚苌。苌自往赴之。师奴距苌，大败，苌尽俘其众。又擒兰犊。苻登能战而寡谋，且极残暴。登初与姚苌弟硕德相持，时岁旱众饥，道殣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夕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与苌相持积年，关、陇豪右及氐、羌，各有所附。太元十八年（393年）十月，苌死。登闻之，喜。留其弟广守雍，见第三章第五节。太子祟守胡空堡，在今陕西邠县西南。登据新平与苌相持最久。后其将金槌以新平叛降苌，登乃转据雍。自雍尽众而东。苌子兴使尹纬拒之。登败，单马奔雍。广、祟闻登败，出奔，众散。登至，无所归，遂奔平凉，苻

秦郡，今甘肃平凉县西北。收集遗众，入马毛山。亦作马髦，《十六国春秋》作马屯山，在今甘肃固原县西南。遣子汝阴王宗质于乞伏乾归，结昏请救。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姚兴战于山南，被杀。崇奔湟中，僭称尊号，为乾归所逐而死。前秦遂亡。时太元十九年（394年）也。

慕容垂以太元十一年正月僭位，定都中山。遣慕容楷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镇东苻绍、幽州牧苻谟、镇北苻亮。定等悉降。先是翟真自承营徙屯行唐。今河北行唐县。真司马鲜于乞杀真，尽诛翟氏。自立为赵王。营人攻杀乞，迎立真从弟成。真子辽奔黎阳。《通鉴》系太元十年四月。成长史鲜于得斩成降垂。垂入行唐，悉坑其众。《通鉴》在七月。垂僭位之月，段辽据黎阳反，执太守滕恬之。三月，泰山太守张愿叛降辽，河北骚动。谢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求解所职。时玄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诏慰劳，令且还镇淮阴。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玄镇彭城。序求镇淮阴，许之。太元十二年正月。先是翟辽寇谯，又使其子钊寇陈颍，见第三章第三、第四节。序皆击走之。而高平人翟畅，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又执太守，以郡降辽。慕容垂攻之。辽请降。已而复叛。十三年（388年）四月，以朱序为雍州刺史，戍洛阳。河南太守杨佺期、南阳太守赵睦，各领兵千人隶序。河南，见第二章第二节。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谯王恬之刺青、兖。《传》作恬，承之孙。承见第四章第三节。五月，翟辽徙屯渭台。七月，其将翟发寇洛阳。河南太守郭给距走之。十四年（389年）四月，辽寇荥阳，执太守郑卓。十五年（390年）正月，谯王恬之薨。时刘牢之复戍彭城，与翟辽及张愿战于泰山，败绩。苻坚将张遇遣兵击破金乡，见第四章第二节。围泰山太守羊迈。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八月，牢之遣兵击走之。遂进平泰山。追翟钊于鄄城。钊走河北，获张遇以归。十五年（390年）正月，慕容永率众向洛。朱序自河阴北济，河阴见第三章第四节。与永将王次等战于沁水，次败走。赵睦与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归上党。序追至上党之白水。相持二旬，闻翟辽欲向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乃还。攻钊于石门。见第四章第三节。遣参军赵蕃攻辽于怀县，见第四章第二节。辽宵遁。序还襄阳。十六年（391年）正月，慕容永寇河南，杨佺期击破之。十月，翟辽死，钊代立。十七年（392年）六月，慕容垂袭钊于黎阳，败之。钊奔慕容永。岁余，谋叛永，永杀之。初姚苌将窦冲归顺，拜为东羌校尉。冲复反，入汉川，袭梁州。安定人皇甫钊、京兆人周勋等谋纳之。梁州刺史周琼告急于朱序。序遣将军皇甫真赴之。钊、勋散走。序以老病去。十月，擢郗恢为雍州刺史。恢昙子。时巴、蜀在关中者，多背姚苌，据弘农以结苻登。登署窦冲为左丞相，徙屯华阴。冲，氐人，故欲藉之以抚巴、蜀。杨佺期遣上党太守荀静戍皇天坞以距之。未详。冲数来攻。郗恢遣赵睦守金墉，佺期次湖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讨冲走之。十八年（393年）十一月，慕容垂伐慕容永。十九年（394年）五月，败其兵。六月，围长子。永穷蹙，遣其子弘求救于恢。恢陈，“垂若并永，其势难测。今于国计，谓宜救永。”孝武帝以为然，诏王恭、兖州。庾楷豫州。救之。未发，八月，长子陷，永为垂所杀。垂使慕容农略地河南。攻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阳城，汉县，晋尝置郡，后罢，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皆陷之。泰山、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师临海，置守宰而还。垂告捷于龙城之庙。

姚兴以太元十九年（394年），僭即帝位于槐里。见第三章第五节。是岁，苻登死。而兴安南强熙、镇远杨多叛，推窦冲为盟主，所在扰乱。兴率诸将讨之。军次武功，汉县，今陕西武功县。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冲弟彰武，与冲离贰，冲奔强熙。熙闻兴将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窦冲奔汧川，汧川氐仇高执送之。冲从弟统，率其众降于兴。强熙围上邽，兴秦州牧姚硕德击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归顺。慕容永灭，其河东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兴遣姚绪讨之。恭势屈，请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隆安元年（397年），兴率众寇湖城。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降于兴。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华山，胡三省云：“晋分弘农之华阴，京兆之郑，冯翊之夏阳置。”盖东晋所置也。郑县，见第三章第三节。夏阳，秦县，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兴遂如陕城。进寇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陷之。先是晋平远将军护氐校尉杨佛嵩，率胡、蜀三千余户，降于姚苌。杨佺期、赵睦追之。苌遣姚崇赴救，大败晋师，斩睦。苌以佛嵩为镇东将军。及是，兴遣崇与佛嵩寇洛阳。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坞名，在河南偃师县西南。徙流人二万余户而还。三年（399年）十月，佛嵩卒陷洛阳，执太守辛恭静。洛阳既陷，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于兴。顺阳太守彭泉亦以郡降，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兴遣杨佛嵩与其荆州刺史赵曜迎之。遂寇陷南乡，后汉侯国，魏为郡，晋废，旋复置，在今河南淅川县东南。略地至梁国而归。

肥水战后，诸胡纷纷，其力，无一足以占据北方者，实为晋人恢复之好机会。然晋于是时，初不能出师经略。若不得已而出师，则谢玄、刘牢之、朱序等兵力皆嫌不足；谢安更无论矣。盖晋之君臣，本无远略；肥水之战，在秦虽有取败之道，在晋亦为幸胜；故其情势如此也。然则后燕、后秦之克分据北方，非其力足自立，乃晋实纵之耳。参看第八、第九两节自明。

第六节 秦、凉分裂

前凉建国，武功文治，均无足观，特以地处偏隅，为中原控制之力所不及，遂获割据自立者七十余年。苻坚丧败，姚苌继据关中，其驾驭之力，自又在前赵及前秦之下。于是西北一隅，割据者复纷纷而起矣。

吕光，略阳氐人。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载记》云：“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此五胡诸种自托于汉族之故智，不足信也。光为苻坚将，数有战功。前凉之亡也，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见第二节。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采缯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后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寘来朝。大宛献汗血马。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西域朝献之事，《晋书·坚载记》前后三叙。其实初十余国来朝是一次，此初通时事；后六十二王来朝，则系总括既通以后之事。《晋书》叙述误重。坚初慕汉文之返千里马，命群臣赋《止马诗》，所献马悉返之。寘等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寘等又乞依汉置都护。坚乃以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苻融固谏，朝臣又屡谏，皆不纳。光以太元八年（383年）发长安。行至高昌，见第二节。闻坚寇晋，欲更俟后命。杜进劝之，光乃进。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龟兹王帛纯距光，光破之，入其城。诸国贡款属路。光以驰二万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至宜禾，晋县，在今甘肃安西县境。梁熙谋闭境距之。高昌太守杨翰请“守高梧谷口，而夺其水。彼既穷渴，自然投戈。如以其远，伊吾之关，亦可距也。此据《苻丕载记》。《光载记》云：请守高桐、伊吾二关。胡三省曰：“高梧谷口，当在高昌西界。”伊吾，汉伊吾卢地，晋置伊吾县，在今甘肃安西县西北。若度此二要，虽有子房之策，难为计矣”。熙弗从。美水令犍为张统，美水，未详。犍为，见第三章第六节。说熙奉行唐公洛为盟主，以摄众望。则光无异心，可资其精锐以东。熙又不从。杀洛于西海。苻秦郡，今宁夏居延县。使子胤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见第三章第七节。光至高昌，杨翰以郡迎降。初光闻翰之说，恶之；又闻苻坚丧败，长安危逼；谋欲停师。杜进谏曰：“梁熙文雅有余，机鉴不足，终不能纳善从说也。闻其上下未同，宜在速进。”光从之。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晋昌，见第三章第七节。光以彭晃、杜进、姜飞等为前锋，击胤于安弥，汉绥弥县，后汉曰安弥，在今甘肃酒泉县东。大败之。胤轻将麾下数百骑东奔，杜进追禽之。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迎光，光杀之。武威，见第二章第二节。西郡太守索泮、酒泉太守宋皓等，并为光所杀。西郡，见第二章第二节。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光载记》。《本纪》：太元九年（384年）十月，吕光称制于河右，自号酒泉公。十年（385年）九月，吕光据姑臧，自称凉州刺史。光主簿尉祐，奸佞倾薄人也，与彭济同谋执梁熙。光深见宠任。乃谮诛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余人，南安、天水，皆见第二章第二节。远近颇以此离贰。光寻擢祐为金城太守。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祐次允吾，见第三章第五节。袭据外城以叛。祐从弟随据鹯阴以应之。汉鹑阴县，后汉曰鹤阴，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光遣其将魏真讨随。随败，奔祐。姜飞又击败祐。祐奔兴城，胡三省曰：“当在允吾之西。”扇动百姓，夷夏多从之。初苻坚之败，张天锡南奔，其世子大豫，为长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坚还长安，穆将大豫奔秃发思复鞬。秃发思复鞬送之魏安。前凉郡，在今甘肃古浪县东。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起兵数千，迎大豫于揖次。汉揟次县，《晋书》作揖次，盖调文也。在古浪县北。陷昌松郡。汉苍松县，后汉作仓松，前凉置昌松郡，在古浪县西。光遣杜进讨之，为大豫所败。大豫遂进逼姑臧。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岭谓洪池岭，见第五章第二节。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唐书·地理志》：张掖西北有祁连山，北有建康军。张掖，见第二节。大豫进屯城西。王穆率众三万，

及思复鞬子奚干等阵于城南。光出击，破之，斩奚干等。《通鉴》在太元十一年（386年）。大豫自西郡诣临洮，见第五章第一节。驱略百姓五千余户，保据俱城。在临洮界。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广武，见第五章第二节。穆奔建康。广武人执大豫送之，斩于姑臧市。《通鉴》在太元十二年（387年）。光于是自称凉州牧、酒泉公。《通鉴》在太元十一年十二月。王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阻兵以叛。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光屡遣讨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进有力焉，以为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权高一时。出入羽仪，与光相亚。光甥石聪，至自关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聪曰，“止知有杜进耳，实不闻有舅。”光默然，因此诛进。徐炅与张掖太守彭晃谋叛。光遣师讨炅。炅奔晃。晃东结康宁，西通王穆。光议将讨之。诸将咸曰：“今康宁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驾西行，宁必乘虚，出于岭左。晃、穆未平，康宁复至，进退狼狈，势必大危。”光曰：“事势实如卿言。今而不往，当坐待其来。晃、穆共相唇齿，又同恶相救，东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尔，宁、穆与之情契未密。及其仓卒，取之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复言。”光于是自率步骑三万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将寇 斩关纳光。光诛晃。王穆以其党索嘏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众攻嘏。光闻之，率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次凉兴。胡三省曰：“凉兴郡，河西张氏置，在唐瓜州常乐县界。”按唐常乐县，在今甘肃安西县西。穆引师东还，路中众散，穆单骑奔骍马。晋县，在今甘肃玉门县境。骍马令郭文斩首送之。《通鉴》在太元十二年（387年）。太元十四年（389年），光僭即三河王位。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后汉县，今西宁东南之白土城。光遣讨之，大败。乃亲讨之。攻克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又以子覆为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光僭即天王位。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于路，状若神龟，大如陵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时又有乞伏部，《魏书》本传云：“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则乞伏当属三部中之如弗部。如弗与女勃音近，窃疑当居女勃水畔。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冯，字之曰纥干。纥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勇，推为统主。号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其后有祐隣者，即国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户五千，迁于夏缘。未详。部众稍盛。鲜卑鹿结，七万余落，屯于高平川。见第二章第二节。与祐隣迭相攻击。鹿结败，南奔略阳。祐隣尽并其众。因居高平川。祐隣死，子结权立。徙于牵屯。山名，开头之音转。开头山，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即崆峒山也。结权死，子利那立。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讨鲜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胡三省曰：“苑川水，出天水勇士县之子城南山。东流，历子城川。又北，径牧师苑，故汉牧苑之地也，有东西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也。”按勇士，汉县，在今甘肃榆中县东北。《胡注》见成帝咸和四年（329年）。降其众二万余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傉大寒立。会石勒灭刘曜，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水经注》：“麦田山，在安定北界。山之东北有麦田城。又北有麦田泉。”按麦田城，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大寒死，子司繁立。《通鉴》在咸和四年（329年）。始迁于度坚山。在今甘肃皋兰县东北，黄河西北。寻为苻坚将王统所袭，部众叛降于统，司繁乃诣统降于坚。坚署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俄而鲜卑勃寒，侵斥陇右，坚以司繁为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以讨之。勃寒惧而请降。司繁遂镇勇士川。《通鉴》在宁康元年（373年）。甚有威惠。司繁卒，国仁代镇。《通鉴》在太元元年（376年）。及坚兴寿春之役，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会国仁叔父步颓叛于陇西，坚遣国仁还讨之。步颓闻而大悦，迎国仁于路。国仁乃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众至十余万。太元十年（385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以居之。苻登署为苑川王。十三年（388年），国仁死，子公府幼，君臣立其弟乾归。迁于金城。亦受署于苻登。登为姚兴所逼，遣使请兵，乾归遣骑二万救之。会登为兴所杀、乃还。国仁、乾归，多服氐、羌、鲜卑杂部，尽有陇西、巴西之地。吕光遣吕方及其弟吕宝讨乾归。窦济河，为乾归所败，宝死之。光率众十万，将伐乾归。左辅密贵周，左卫莫者羖羝言于乾归，乾归乃称藩于光，遣子勃勃为质。既而悔之，诛周等。乾归从弟轲殚，与乾归弟益州不平，奔于光。光又伐之。咸劝其东奔成纪。见第三章第八节。乾归不从。隆安元年（397年），光次于长最，见第五章第二节。使子纂克金城，弟天水公延克临洮、武始、河关。晋狄道郡，张骏改为武始。狄道，见第五章第二节。河关，汉县，在今甘肃导河县西。乾归乃纵反间，称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延信之，引师轻进。与乾归遇，败死。光还。乾归迁于苑川。姚兴使姚硕德率众五万伐之。兴僭师继发。乾归距之陇西，为兴所败。遁还苑川。遂走金城。率骑数百，驰至允吾。秃发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之。隆安四年（400年）。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已见第三章第八节。乌孤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未详。南至浇河，在今青海巴燕县西，后凉尝置郡。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寿阗立。《魏书》云：“初母孕寿阗，因寝产于被中，乃名秃发，其俗为被覆之义。”案秃发、拓跋，明系同音异译。《廿二史考异》云：“古读轻唇如重唇，发从犮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案此亦非魏收所为，盖魏人当日，有意将己与南凉之氐，异其译文也。后土之说，既不足

信，被覆之义，或反是真。特迁徙既始匹孤，则其与元魏之分携，亦当在此际，无缘至寿阗始得此氏。此或被覆之义为实，产于被中之说，出于附会；亦或产于被中之说并真，惟初不属于寿阗。传说之辗转淆讹，率多如此，不足怪也。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其事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树机能死，从弟务丸立。死，孙推斤立。死，子思复鞬立。部众稍盛。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吕光署为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筑廉川堡都之。在今青海乐都县东。乌孤讨破诸部。光进其封为广武郡公。又遣使署为益州牧、左贤王。乌孤不受。隆安元年（397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曜兵广武，攻克金城。光遣将军窦苟来伐，战于街亭，大败之。街亭，在今甘肃永登县北。降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乐都、湟河，皆后凉郡。乐都即今乐都县。湟河在乐都东南。岭南数万落皆附之。后光将杨轨来奔，见下。乌孤更称武威王。二年（398年），据《本纪》。徙于乐都。署弟利鹿孤为西平公，镇安夷；汉县，在今青海西宁县东。傉檀为广武公，镇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阴有图姑臧之志。后又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三年（399年）八月，乌孤卒，利鹿孤即伪位。徙居西平。乞伏乾归之败，利鹿孤遣傉檀迎之，处之于晋兴。见第五章第二节。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归将叛，谋泄，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扪天岭。胡三省曰：“在允吾东南。”乾归惧为利鹿孤所害，送其子炽磐兄弟为质，而奔长安。隆安四年八月。姚兴大悦，署为河州刺史、归义侯。遣还镇苑川，尽以其部众配之。

沮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临松，前凉郡，在张掖之南。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晋书·载记》。羌之酋豪曰大，故又以大冠之焉。《宋书·大且渠蒙逊传》。《传》曰“以位为氏，以大冠之”，则大非氏。世居卢水为酋豪。祖祁复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袭爵。苻氏以为中田护军。胡三省曰：“中田护军，盖吕光所置，镇临松。”案苻氏时已有之，则非吕光所置也。胡《注》见安帝元兴二年（403年）。蒙逊代父领部曲，有雄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吕光自王于凉州，使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又以蒙逊叔父罗仇为西平太守。隆安元年（397年），春，光遣子纂率罗仇伐乞伏乾归，为乾归所败。光委罪罗仇，杀之。此据《宋书·蒙逊传》。《晋书·蒙逊载记》，以罗仇与麹粥，皆为蒙逊伯父。从光征河南，光前军大败，麹粥劝兄罗仇叛光，罗仇不肯，俄而皆为光所杀。据《吕光载记》，罗仇为光尚书，麹粥为三河太守。三河，后凉郡，治白土。

四月，蒙逊求还葬罗仇，因聚众万余人叛光。杀临松护军，屯金山。在今甘肃山丹县西南。五月，为吕纂所破，将六七人逃山中。亦据《宋书》本传。《晋书·蒙逊载记》：蒙逊并杀光中田护军马邃、临松令井祥。《吕光载记》云纂败蒙逊于忽谷。胡三省曰：“忽谷，当在删丹界。”蒙逊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闻蒙逊起兵，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酒泉太守垒成讨之，败死。男成进攻建康。说太守段业，业，京兆人，为杜进记室。欲奉为主。业不从。相持二旬，外救不至。业先与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平，虑不自容，乃许之。男成等推业为凉州牧、建康公。光命吕纂讨业。蒙逊进屯临洮，为业声势。战于合离，亦作合黎，山名，在今张掖、山丹、高台、酒泉四县之北。纂师大败。光散骑常侍太常郭黁与王详谋叛，光诛详，黁据东苑以叛。姑臧有东西苑城。光驰使召纂，纂引还。黁推后将军杨轨为盟主。黁败，奔乞伏乾归。杨轨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以其二庶兄纂为太尉，弘为司徒。十二月，光死。明年，纂叛，绍自杀。纂僭即天王位。弘起兵东苑，众溃，奔广武。吕方执弘系狱，驰使告纂。纂遣力士拉杀之。纂伐秃发利鹿孤，利鹿孤使傉檀距败之。纂西击段业，围张掖，略地建康。侲檀帅骑一万袭姑臧。纂闻之，乃还。

段业以沮渠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王德以晋昌，孟敏以敦煌降业。男成及德围张掖，克之。业因据张掖。沮渠蒙逊率部曲投业，业以为临池太守。在今巴燕县西。王德为酒泉太守。寻又以蒙逊领张掖太守。隆安二年（398年）四月，业使蒙逊将万人攻昌光弟子纯于西郡，执之以归。四年（400年），业以孟敏为沙州刺史，署李暠为效谷令。效谷，汉县。在今敦煌县西。敏卒，其下推暠为敦煌太守，称藩于业。业以暠为敦煌太守。已又以索嗣代之。暠遣其二子歆、让逆战，破之。嗣奔还张掖。暠罪状嗣于段业。沮渠男成恶嗣，因劝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暠。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未详。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暠持节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胡三省曰：“盖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祁连也。”推暠为凉公，领秦、凉二州牧。遣宋县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时王德叛业，自称河州刺史。业使蒙逊西讨，德焚城，将部曲投唐瑶。蒙逊追德至沙头，汉池头县，后汉曰沙头，在今甘肃玉门关西南。大破之，虏其妻子部落而还。初业以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蒙逊谮之于业，业杀之。蒙逊谓男成曰：“所惮惟索嗣、马权，今皆死矣。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业羁旅孤飘，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犹鱼之有水。人既亲我，背之不详。”乃止。及是，蒙逊请为西安太守。西安，后凉郡，在张掖东南。业许焉。蒙逊期与男成同祭兰门山。在今甘肃山丹县西南。密遣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谋叛，以假日作逆。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日，果然。业收男成令自杀。蒙逊举兵攻业。业先疑其右将军田昂，幽之于内。至是，谢而赦之，使讨蒙逊。昂归于蒙逊。蒙逊至张掖，昂兄子承爱，斩关纳之。遂斩业。时隆安五年三月也。蒙逊自称凉州牧、张掖公。

吕纂游畋无度，荒耽酒色。隆安五年（401年）二月，为光弟宝之子隆、超所弑，并杀其弟纬。隆僭即天王位。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使说姚兴将姚硕德，且遣妻子为质。硕德遂率众至姑臧。超出战，大败。隆收集离散，婴城固守。东人多谋外叛。将军魏益多，又唱动群心。乃谋杀隆、超。

事发，诛之，死者三百余家。于是群臣表求与姚兴通好。隆弗许。超谏以“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张、陈、韩、白，亦无如之何，”隆乃请降。硕德表为凉州刺史、建康公。于是遣母弟、爱子、文武旧臣五十余家质于长安。硕德乃还。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人相食。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积尸盈于衢路。傉檀、蒙逊，频来伐之。隆以二寇之逼，遣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请迎于姚兴。兴遣其将齐难等步骑四万迎之。隆率户一万，随难东迁。后坐与子弼谋反，为兴所诛。后凉遂亡。时元兴二年八月也。据《通鉴》。

姚硕德之围姑臧也，沮渠蒙逊以昌隆既降于兴，酒泉、凉宁二郡又叛降李暠，凉宁，晋郡，在今甘肃玉门县境。乃遣弟建忠挐及牧府长史张潜见硕德于姑臧，请军迎接，率郡人东迁。硕德大悦，拜潜张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潜劝蒙逊东迁。挐私于蒙逊曰：“吕氏犹存，姑臧未拔，硕德粮竭将还，不能久也，何故违离桑梓，受制于人？”辅国臧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逊乃斩张潜。齐难迎吕隆，隆劝难伐蒙逊，难从之。莫孩败其前军。难乃结盟而还。兴使拜蒙逊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

秃发利鹿孤，以隆安五年（401年）僭称河西王，仍臣于姚兴。元兴元年（402年），死，弟傉檀嗣。僭号凉王。迁于乐都。姚兴遣使拜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傉檀大城乐都。姚兴建节王松忩率骑助吕隆守姑臧。至魏安，为傉檀弟文真所围。众溃。执松忩，送于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忩还，归罪文真，深自陈谢。齐难之迎吕隆，傉檀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元兴三年（404年），据《通鉴》。傉檀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上表姚兴求凉州。兴不许。义熙二年（406年），亦据《通鉴》。傉檀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于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而征其镇姑臧之王尚还。四年（408年），亦据《通鉴》。傉檀招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姚兴使其子弼伐之。弼济自金城，进拔昌松，长驱至姑臧。傉檀婴城固守，出兵击弼，败之。然仍遣使人诣兴谢罪焉。

乞伏炽磐以元兴元年（402年），自西平奔长安。姚兴以为兴晋太守。治浩亹，见第二章第二节。寻遣使加乾归左贤王，遣随齐难迎吕隆于河西。兴虑乾归终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为主客尚书，《通鉴》在义熙三年（407年）。以炽磐行西夷校尉，监抚其众。炽磐以长安兵乱将始，乃招结诸部一万七千，筑城于嵻 山，在甘肃洮沙县东南。据之。炽磐攻克枹罕。使告乾归，乾归奔还苑川。收众三万，迁于度坚。义熙五年（409年）七月，据《本纪》。僭称秦王。此从《载记》。《本纪》作西秦王，恐非。复都苑川。攻克姚兴金城、略阳、南安、陇西诸郡。兴力未能西讨，恐更为边害，使署为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乾归方图河右，权宜受之，遂称藩于兴。而务征讨诸杂部及吐谷浑，以益其众。八年（412年）五月，乾归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诸子十余人。炽磐与乾归弟智达、木奕干讨禽，并其四子 之。炽磐袭伪位。

姚硕德之破吕隆也，李暠亦遣使降于姚兴，兴拜为安西将军、高昌侯。义熙元年（405年），暠遣舍人黄始、梁兴闲行奉表诣阙。迁居酒泉。秃发傉檀来通好，暠遣使报聘。沮渠蒙逊侵寇，暠与通和立盟。蒙逊背盟来侵，暠遣世子歆要击败之。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初苻坚建元之末，坚建元元年（365年），为晋兴宁三年，终于二十年（384年），为晋太元九年。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以东之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暠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焉。

后凉之兴，事势与前凉大异。前凉张氏，夙尝树德于河西；张轨之西也，冯藉晋室之威灵，其人亦颇知治体；然凉州之大姓及诸郡守，尚多不服，久而后定，况于吕光，仅一武人，既无筹略，且迫昏耄者乎？光所以能戡定梁熙，暂据河右者，盖以其所率之兵颇精，且为思归之士故。然实未能据有凉州，且未能一日安也。姚兴虽灭后凉，然特因其自亡，又迫勃勃之难，故更无余力西略。西秦、南凉、北凉、西凉，皆以文属而已。氐、胡、鲜卑，皆不知治体，惟段业、李暠为汉人，为治较有规模，然业以大阿倒持，终至颠覆；暠亦弱不自振。要之：西北一隅，脱离王化既久，一时不易收拾也。

第七节 拓跋氏再兴

《魏书》以昭成帝为子所弑，道武为昭成之孙，不如《晋书》及《宋》《齐》二书，以昭成为苻坚所禽，道武为昭成之子之可信，说已见第三节。而《宋书》云：秦后听什翼犍北归，犍死，涉归代立；又不如《齐书》云：坚败，珪随慕容垂，其后还领其部之可信。何者？犍苟还北，不应略无事迩可见；而珪初年御外侮，戡内乱，深得后燕之援，亦必非无因也。《魏书·道武帝纪》曰：苻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贺讷传》曰：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太祖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七年（411年），晋太元八年。十月，苻坚败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仁弟眷摄国部。九年（413年），太元十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献明皇后传》云：帝姑为显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来告难。后乃令太祖去之。《奚牧传》云：眷使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七介山，《献明后传》作七个山，在善无县。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据《贺讷传》，贺兰部时在大宁。大宁见第三节。《穆祟传》云：崇机捷便辟，少以盗窃为事。太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刘显之谋逆也，平文皇帝外孙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太祖驰如贺兰部。道武之曾居独孤部，当非虚诬，然谓其早依库仁，则又难信。《库仁传》云：慕容垂围苻丕于邺，又遣将平规攻坚幽州刺史王永于蓟。库仁自以受坚爵命，遣妻兄公孙希率骑三千助永击规，大破之。库仁复将大举以救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上谷、代郡、繁畤，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其计无由。至是，知人不乐，乃夜率三郡人攻库仁。库仁匿于马厩，文执杀之。乘其骏马奔垂。窃疑道武之还独孤部，实在库仁助秦抗燕之时。盖库仁所统，本拓跋氏之旧部，故慕容垂于此时，释珪北归，以犄库仁；逮不为刘显所容，乃又遁居贺兰部也。贺兰、拓跋，旧为昏姻，其部落中自必有愿助珪者，珪乃得所冯依矣。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云：上谷公纥罗，神元曾孙。初从太祖自独孤部如贺兰部，招集旧户，得三百家，与弟建议劝贺讷推太祖为主。《贺讷传》云：刘显谋逆，太祖轻骑北归。讷见太祖，惊喜，拜白：“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味讷此语，一若不知珪之尚存；即知之，亦久不得其消息者；亦可见谓什翼犍死后，珪即依贺兰部之诬。太祖笑曰：“诚如舅言，要不忘也。”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图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染干不得肆其祸心。讷祖纥，尚平文女。纥生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野干即讷与染干及献明皇后父也。《献明后传》曰：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举兵围逼行宫。后出，谓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杀吾子也？”染干惭而去。《尉古真传》曰：太祖之在贺兰部，贺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诣行宫，将肆逆。古真知之，侯引等不敢发。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世业于我国中，当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牛川，出绥远凉城西，经左云至大同入河。是为拓跋珪复有部众之始，《魏书》以是为登国元年（386年），实晋太元十一年也。《魏书》谓是岁四月，珪又改称魏王。案《本纪》：天兴元年（398年），晋隆安二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崔玄伯传》云：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惟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故《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义也。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极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期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然则魏之定称为魏，实在破慕容氏取邺之后，前此尚魏、代杂称也。克邺称魏，事极寻常；尚居牛川之时，何缘以

魏为号？观玄伯、慕容永奉进魏土之语，则知永实以是封珪，盖欲与之攻慕容垂，而以是为饵耳。狼子野心，且不欲受封于晋，而况于永？然在当日，仍不过抉择于此二者之间，不过聊去代称，以示不臣于晋耳。云议国号，亦属诬辞，在当日，不过议一对晋之称号耳。其后自大愈甚，乃并永封以魏土之事而刊削之。然如是，则魏之号无自来，乃又伪造一自行改称之事实。矫诬至此，叹观止矣。然终不能尽掩天下后世之目也。

《道武本纪》：道武既即代王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二月幸定襄之盛乐，见第三章第八节。息众课农。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刘库仁传》云：奴真兄犍，先居贺兰部。至是，奴真请召犍而让部焉，太祖义而许之。犍既领部，自以久托贺讷，德之，乃使弟去斤遗之金马。讷弟染干因谓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领部，宜来从我。去斤请之奴真，奴真杀犍及去斤。染干闻其杀兄，率骑讨之。奴真惧，徙部来奔。太祖自迎之。遣使责止染干。《本纪》又云：五月，车驾幸陵石。胡三省云：在盛乐东。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七月，车驾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帝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是月，刘显弟亢泥率骑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来降。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太守。新兴，见第二章第二节。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植等与诸部人谋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于植，《北史》作于桓。《魏书·窟咄传》作于桓，《穆崇传》作于植。《窟咄传》云：同谋人单乌于以告。太祖虑骇人心，沉吟未发。后三日，桓以谋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诛桓等五人，余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案题后仍见杀，见本传。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贺亡奔窟咄，见《窟咄传》。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驎即慕容麟。帅步骑以随同等。《窟咄传》云：步骑六千。十月，贺驎军未至，而寇已前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弩山，未详。屯于延水。东洋河上源，出绥远兴和县东北。南出代谷，在句注北。句注，见第二章第二节。会贺驎于高柳。汉县，后汉末省，晋复置，在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上谷，见第三章第八节。帝不纳。二年（399年），晋太元十二年。五月，遣行人安同征兵于慕容垂。垂使子贺驎帅众来会。六月，帝亲征刘显于马邑，南追至弥泽，（在今山西朔县西南。大破之。显南奔慕容永。尽收其部落。《张衮传》云：时刘显地广兵强，跨有朔裔。会其兄弟乖离，共相疑阻。衮言于太祖曰：“显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今因其内衅，宜速乘之。若轻师独进，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声援。东西俱举，势必禽之。”太祖从之，遂破走显。《显传》云：太祖讨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卫辰与慕容垂通好，送马三千匹于垂，垂遣慕容良迎之，显击良军，掠马而去。垂怒，遣子驎、兄子楷讨之。显奔马邑西山。麟轻骑追之，遂奔慕容永于长子。部众悉降于驎。驎徙之中山。刘显败而拓跋氏之旧业复矣，而贺兰部之衅忽起。《本纪》：登国四年（389年），晋太元十四年。二月，道武讨叱突隣部，大破之。贺染干兄弟率诸部来救，与大军相遇，逆击，走之。《贺讷传》言：太祖讨叱突隣部，讷兄弟遂怀异图。讷于太祖，素称忠勤，刘显之难，窟咄之患，实再藉其力以济，及是，忽因一叱突隣部而启衅，其故安在，不可知矣。五年（390年），太元十五年。三月，慕容垂遣子贺驎率众来会。四月，行幸意辛山，胡三省曰：在牛川北，贺兰部所居。与贺驎讨贺兰、纥突隣、纥奚诸部落，大破之。纥突隣邻、纥奚二部，常为寇于意辛山，见《高车传》。六月，还幸牛川。卫辰遣子直力鞮寇贺兰部，围之。贺讷等请降告困。七月，帝引兵救之。至羊山，

未详。直力鞮退走。《贺讷传》言：太祖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盖至是而贺兰部处于拓跋氏钳制之下，欲叛不能矣。然因此，复与慕容垂启衅。是岁，八月，遣秦王觚使于慕容垂。六年（391年），太元十六年。六月，《本纪》言慕容贺驎破贺讷于赤城，今察哈尔赤城县。帝引兵救之，驎退走。《讷传》云：讷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讷为归善王，染干谋杀讷而代立，讷遂与染干相攻，垂遣子驎讨之，败染干于牛都。胡三省云：其地当在牛川东，夷人放牧，于此聚会，故名。破讷于赤城。太祖遣师救讷，驎乃引还。讷与染干相争，慕容氏当有所右，而兼讨之者，盖欲慑服其部，特以讨乱为名而已。太祖为之出师，而慕容垂所图不遂，乃止元觚而求名马。太祖遂绝之，而遣使于慕容永。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于是垂卵翼道武，永拥右刘显、染干，积年相敌者，局势一变。其月，卫辰遣子直力鞮出棝阳塞，棝阳，汉县，今绥远固阳县。侵及黑城。九月，帝袭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屠之，收其积谷。十一月，卫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车驾出讨，大破直力鞮军于铁岐山南。未详。自五原金津南渡河，次其所居之悦跋城。即代来城，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境内。卫辰父子奔遁。诏诸将追之，禽直力鞮。十二月，获卫辰尸，斩以徇。遂灭之。《铁弗传》云：卫辰单骑遁走，为其部下所杀。《昭成子孙传》：秦明王翰之子太原王仪获其尸。自河以南诸部悉平。卫辰子屈丐即赫连勃勃。《铁弗传》云：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也。奔薛干部，征之，不送。八年（393年），太元十八年。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帅大悉佛于三城。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偏城郡广武县有三城，唐延州丰林县，古广武县地。案唐丰林县，在今陕西肤施县东。会其先出击曹覆，帝乘其虚，屠其城，徙其民。薛干部，《晋书·勃勃载记》作叱干，大悉佛作佗斗伏，参看第九节。曹覆盖东西曹之部落也。铁弗氏与拓跋氏相抗近百年，至是倾覆，拓跋氏遂独雄于代北矣，此则猗卢、什翼犍之世所未有之形势也。

第八节 后燕分裂灭亡

从来北狄之强盛，大率由于互相并兼。自刘显破而拓跋氏之旧业复，卫辰亡而其累代之大敌去，其势既日张矣；而道武又频年征讨北方诸部落，自登国三年（388年）至天兴元年（398年），皆见《本纪》。得其畜足以为富，得其人足以为强，其势遂不可制。然中原之虚实，究非拓跋氏所深悉；慕容氏虽亟战兵疲，使其按兵不动，拓跋氏亦未敢遽犯之也；乃轻率出兵，而又任一不知兵之慕容宝，弟子舆尸，而灭亡之祸，遂迫眉睫矣。

慕容垂灭慕容永之明年，为晋太元二十年（395年），命其子宝伐魏，大败于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是役也，据《晋书·载记》：宝及垂子农、麟，众凡八万，而德及垂兄子绍，以步骑万八千为后继。魏闻宝将至，徙往河西。宝进师临河，惧不敢济。还次参合。忽有大风，黑气状若隄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师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昙猛固以为言，乃遣麟率骑三万为后殿。麟以昙猛言为虚，纵骑游猎。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师大至。三军奔溃。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绍死之。据《魏书·本纪》：则宝以是年七月，来寇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帝遣许谦征兵于姚兴。先是慕容永来告急，遣陈留公元虔救之，因屯秀容。后魏县，郡亦治焉。北秀容，在今山西朔县西北。南秀容，在岚县南，即尔朱氏所居也。其明年，太元十九年（394年）。又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阳塞外。见上节。及是，元仪徙据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八月，帝亲治兵于河南。九月，进师。是时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宝传》云：宝烧船夜遁。是时河冰未合，宝谓太祖不能渡，故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太祖进军济河。留辎重，简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参合陂西。宝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于宝曰：“今日西北风劲，是追军将至之应，宜设警备，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宝乃使人防后。先不抚循，军无节度，将士莫为尽心。行十余里，便皆解鞍寝卧，不觉大军在近。前驱斥候，见宝军营，还告。其夜，太祖部分众军。诸将罗落东西，为犄角之势。约勒士卒，束马，口衔枚无声。昧爽，众军齐进。日出登山，下临其营。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遗迸去者，不过千余。生禽其王公、文武将吏数千；获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案燕是役，兵数不盈十万，元虔等果有十七万骑，罗其三面，尚何必征师于姚兴？太祖之蹑慕容宝，不过二万余骑，虽云简锐轻行，然代北饶于马骑，岂有舍大兵不用之理？《魏书·张衮传》言：宝来寇，衮言于太祖曰：“宝乘滑台之功，因长子之捷，倾资竭力，难与争锋。愚以为宜羸师卷甲，以侈其心。”太祖从之，果破之参合。是知魏人此时，众寡强弱，皆与燕不侔，《魏书·本纪》之言，必非实录也。魏人获捷，实在避其朝锐，击其暮归，遂获乘天时之利；而宝自七月进兵，至于十月，既不能见可而进，又不能知难而退，遂至锐气隳尽，为敌所乘，其不知兵可知；一时警备之不周，盖尚其次焉者矣。是役在魏人亦为意外之捷，然魏人累世觊觎中原，至此，则益启其窥伺之心，遂为大举入塞之本。其于魏事，实为一大转捩。道武时开化尚浅，《魏书》所记年号，疑多出后来追拟，于是年纪元为皇始，实有由也。

《晋书·慕容垂载记》曰：宝恨参合之败，屡言魏有可乘之机。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参合之捷，有陵太子之心，宜及圣略，摧其锐志。”垂从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众出参合。凿山开道，次于猎岭。胡三省曰：“在夏屋山东北，魏都平城，常猎于此。”案夏屋山，在今山西代县东北。遣宝与农出天门。慕容隆、慕容盛逾青山，胡三省曰：“青岭即广昌岭，所谓五回道也。其南层压刺天，壁立直上，盖即天门也。”案五回岭，在今河北易县西南。袭魏陈留公泥于平城，泥，《魏书·本纪》作虔。陷之，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垂次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成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水经注》：在平城北四十里。宝等至云中，闻垂疾，皆引归。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舆尸在军”；魏又闻参合大哭，以为信然，乃进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垂至上谷之沮阳，死。沮阳，汉县，在今察哈尔怀来县南。据《魏书·本纪》：垂之来攻，在太元二十一年三月。元虔既死，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则垂于是役，颇有犁庭扫穴之志，因疾笃而远，然其还师仍有警备，故魏之追师不敢逼也。此亦可见慕容宝以不知兵而败，而非其兵力之不足用矣。然燕于是役，实无所获，其气弥挫，而魏之势乃愈张；更有内乱授之以隙，而败亡之祸，不可逭矣。

慕容垂死于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宝匿丧，还至中山，乃僭立。垂临死，顾命以宝庶子清河公会为宝嗣，而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乃盛称策宜为储贰，而非毁会。宝大悦，访其赵王麟、安阳王隆。麟等咸希旨赞成之。宝遂与麟等定计，立策母段氏为皇后，策为太子。时年十一。盛、会进爵为王。是岁六月，魏遣将攻宝广宁太守刘亢埿，斩之。广宁，见第四章第二节。徙其部落。宝上谷太守慕容普邻捐郡奔走。八月，珪大举攻宝。南出马邑，逾于句注。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句注，见第二章第二节。别将封真袭幽州，围蓟。见第四章第二节。九月，珪至阳曲，见第二章第二节。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弃城遁。

宝引韦臣议之。中山公苻谟曰：“魏军强盛，若逸骑平原，殆难为敌，宜杜险拒之。”中书令畦邃曰：“魏军多骑，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不过六旬，自然穷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勍敌也。百姓虽营聚，不足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阻关距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自完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十月，珪出井陉。在今河北井陉县东北，与获鹿县界。十一月朔，至真定。汉国，今河北正定县。自常山以南，守宰或走或降，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珪遣元仪五万骑攻邺，王建、李栗攻信都，而自进军围中山。不克，走之鲁口。见第五章第六节。隆安元年（397年）正月，围信都。宝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逾城走，信都降。宝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出攻魏，次于曲阳柏肆，败还。《晋书·载记》云：宝闻魏有内难，乃尽众出距。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次于曲阳柏肆。魏军进至新梁。宝惮魏师之锐，乃遣征北隆夜袭魏师，败绩而还。魏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惧，三军夺气。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三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于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无返。《魏书·本纪》云：宝闻帝幸信都，乃趋博陵之深泽，屯滹沱水。二月，帝进幸杨城。丁丑，军钜鹿之柏肆坞，临滹沱水。其夜，宝悉众犯营。燎及行宫，兵人骇散。帝惊起，不及衣冠，跣出击鼓。俄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帝设奇阵，列张营外，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戊寅，宝走中山。柏肆之役，远近流言，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隣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之，不克，死者数千。诏安远将军庾岳还讨叱奴根等，灭之。顺者，昭成孙、地干之子也。其《传》云：留守京师。柏肆之败，军人有亡归者，言大军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顺闻之，欲自立，纳莫题谏乃止。是役，燕盖诇知珪营所在，悉力攻之，使能禽斩珪，事势必大变，惜乎其功亏一篑也。曲阳，汉上曲阳县，今河北曲阳县，时为钜鹿郡治。柏肆坞，在今河北叶城县北。新梁，未详。博陵，见第三章第三节。深泽，汉县，在今河北深泽县东南。杨城，《郡国志》在中山蒲阴县，蒲阴，在今河北完县东。阴馆，见第三章第八节。三月，珪至卢奴。汉县，为中山郡治，《元和志》云：后燕都中山，改为弗违。宝遣使求和，请送元觚，割常山已西，许之。已而宝背约。辛亥，魏围中山。其夜，燕尚书慕容皓谋杀宝立麟，事觉，与同谋数十人斩关奔魏。麟惧不自安，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宝。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出奔丁零。盖翟氏之部落。初宝闻魏之来伐也，使慕容会率幽、平之众赴中山。麟既败，宝恐其逆夺会军，将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还，说麟招集丁零，军众甚盛，谋袭会军，东据龙城。宝与其太子策及农、隆等万余骑迎会于蓟，以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会步骑二万，迎宝蓟南。宝分其兵给农、隆。遣西河库辱官骥率众三千，助守中山。幽、平之士，不乐去会，请曰：“清河王天资神武，权略过人，臣等与之，誓同生死。愿陛下与皇太子、诸王，止驾蓟宫，使王统臣等，进解京师之围；然后奉迎车驾。”宝左右谮而不许。众咸有怨言。左右劝宝杀会。侍御史仇尼归闻而告会曰：“兵已去手，恐无自全之理。盍诛二王，废太子，大王自处东宫，兼领将相，以匡社稷。”会不从。宝谓农、隆曰：“观会为变，事当必然。宜早杀之。不尔，恐成大祸。”农等固谏，乃止。会闻之，弥惧，奔于广都黄榆谷。胡三省曰：广都县，魏收《地形志》属建德郡，在汉白狼县界，隋省入柳城县。白狼，见第五章第二节。遣仇尼归等率壮士二十余人分袭农、隆。隆见杀，农中重创。既而会归于宝。宝意在诛会，诱而安之。潜使左卫慕容腾斩会，不能伤。会复奔其众。于是勒兵攻宝。宝率数百骑驰如龙城。会率众追之。遣使请诛

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宝弗许。会围龙城。侍御郎高云夜率敢死士百余人袭会，败之。众悉逃散。会单马奔中山，逾围而入。为慕容详所杀。详僭称尊号。荒酒奢淫，杀戮无度。诛其王公已下五百余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视。四月，魏以军粮不继，罢邺围。五月，复罢中山之围。城中大饥，公卿饿死者数十人。七月，详遣乌丸张骧率五千余人出城求食。麟自丁零中入于骧军，因其众复入中山，杀详而自立。此据《魏书·本纪》。《晋书》在九月，当由闻其事较迟也。拓跋珪至鲁口，遣长孙肥率千骑袭中山，据《魏书·本纪》。《肥传》作七千骑。入其郛而还。八月，丙寅朔，珪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汉县，在今藁城县西北。时大疫，人、马、牛多死。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时群下咸思还北。珪知其意，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以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珪之虐用其下如此，使燕抗距之力少强，未有不为猗卢、郁律之续者，而惜乎燕之不足以语此也。珪又使元遵袭中山，芟其禾菜，入郛而还。九月，麟饥穷，率三万余人，出攻新市。汉县，在今河北新乐县西南。十月，珪进兵破之。麟单马走西山，中山之西山。遂奔邺。中山降魏。魏遣三万骑赴卫王仪，将以攻邺。

慕容垂临终，敕宝以邺城委慕容德。宝既嗣位，以德为冀州牧，镇邺，专总南夏。魏将拓跋章攻邺，此据《晋书·载记》，当即魏卫王仪。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击败之。魏师退次新城。即慕容垂所筑，见第五节。青等请击之。别驾韩 言：“魏利在野战，深入近畿，顿兵死地，前锋既败，后陈方固。彼众我寡，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且城隍未修，敌来无备。不如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德乃召青还师。魏又遣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与章围邺。章、卢内相乖争，各引军潜遁。德遣军追破章军，人心始固。贺赖卢，《魏书·外戚传》作贺卢。贺赖即贺兰异译。卢，讷之弟。其传云：太祖遣卢会卫王仪伐邺，而卢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仪节度。太祖遣使责之。卢遂忿恨。与仪司马丁建构成其嫌，弥加猜忌。会太祖勅仪去邺，卢亦引归。太祖以卢为广川太守。卢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下，袭杀辅，奔慕容德。案此亦魏可乘之隙，而惜乎燕无以乘之也。贺兰此时之服于魏，盖犹力屈，非心服，卢之外叛，必非以争宠与骄纵也。广川，汉县，后燕置郡，故城在今河北枣强县东。群臣议以慕容详僭号中山，魏师盛于冀州，未审宝之存亡，固劝德即尊号。德不从。会慕容达自龙城奔邺，称宝犹存，群议乃止。寻而宝以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麟奔邺，说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胜攻邺。虽粮储素积而城大难固；且人心沮动，不可以战。及魏军未至，拥众南渡，就鲁阳王和，据滑台，见第五节。聚兵积谷，伺隙而动，计之上也。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徙，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可一举而取也。”先是慕容和亦劝德南徙，于是许之。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徙于滑台。依燕元年故事称元年。隆安二年正月。慕容麟潜谋为乱，事觉，赐死。据《晋书·载记》。《本纪》云：麟为魏师所杀，误。魏克邺。拓跋珪至邺，有定都之意。已复自邺还中山，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望都，汉县，今河北望都县西北。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十余万而还。此时中原之民，未必心服，故珪不能遂留。被徙者自未必乐从，然燕无兵力援接，则人民虽欲自拔而末由矣。燕当是时，其破败之势，诚可伤悼也。

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劝慕容宝南伐，宝大悦。慕容盛谏，宝将从之，而慕舆腾劝之。宝乃曰：“吾计决矣，敢谏者斩。”以腾为前军，慕容农为中军，宝为后军。步骑三万，发自龙城，次于乙连。未详。长上段速骨、宋赤眉，因众军之惮役也，杀司空乐浪王宙，逼立高阳王祟。隆子。《通鉴》云：速骨等皆隆旧队。宝单骑奔农，仍引军讨速骨。众咸惮征乐乱，投杖奔之。腾众亦溃。宝、农驰还龙城。兰汗者，慕容垂之季舅，而慕容盛又汗之婿也。潜与速骨通谋。速骨进师攻城，农为汗所谲，潜出赴贼，为速骨所杀。众皆奔散。宝与盛、腾等南奔。兰汗奉慕容策承制。遣使迎宝，及于蓟城。宝欲还北。盛等以汗之忠款，虚实未明，今单马而还，汗有贰志者，悔之无及。宝从之，乃自蓟而南。至黎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其中黄门令赵思召慕容钟来迎。钟德之从弟。钟首议劝德称尊号，闻而恶之，执思付狱，驰使白德。慕舆护请驰问宝虚实。乃率壮士数百，随思而北。因谋杀宝。宝遣思之后，知德摄位，惧而北奔。护至，无所见，执思而还。德以思闲习典故，将任之。思不肯。德固留之。思责德不当自立。德怒，斩之。宝遣腾招散兵于钜鹿，盛结豪桀于冀州，段仪、段温收部曲于内黄，见第五章第三节。众皆响会，刻期将集，而兰汗遣迎宝。宝还至龙城。汗引宝入外邸，弑之。时隆安二年五月也。据《晋书·本纪》。汗又杀策及王公卿士百余人。

宝之如龙城，盛留在后，宝为兰汗所杀，盛驰进赴哀。将军张真固谏。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穷，汗性愚近，必顾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间，足展吾志。”遂入赴丧。汗妻乙氏，泣涕请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宫内，亲敬如旧。汗兄提、弟难，劝汗杀盛，汗不从。慕容奇，汗之外孙也，汗亦宥之。奇入见盛，遂相与谋。盛遣奇起兵于外，众至数千。汗遣兰提讨奇。提骄狠淫荒，事汗无礼，盛因间之。汗发怒，收提诛之。遣其抚军仇尼慕率众讨奇。汗兄弟见奇之诛，莫不危惧，皆阻兵背汗，袭败盛军。汗大惧，遣穆率众讨之。穆又劝汗诛盛。汗欲引见察之。盛妻以告。于是伪称疾笃，不复出入。汗乃止。李旱、宦者，《魏书》作李早。卫双、刘志、张豪、张真，皆盛之旧昵，穆引为腹心。旱等屡入见盛，相与结谋。穆讨兰难等，斩之。大飨将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厕，袒而逾墙，入于东宫，与李旱等诛穆。众皆踊呼。进攻汗，斩之。汗二子鲁公和、陈公杨分屯令支、白狼，令支，见第五章第二节。遣李旱、张真袭诛之。时隆安二年七月也。《晋书·本纪》。盛以长乐王称制。慕容奇与丁零严生、乌丸王龙阻兵叛盛，盛击败之，执奇，斩龙、生等百余人。盛于是僭即帝位。八月。后复去皇帝之号，称庶民大王。从《魏书》本传。《晋书·载记》作庶人，系唐人避讳改字。

晋南阳太守闾丘羡、宁朔将军邓启方率众二万伐燕，次于管城。在今河南郑县，后隋于此置管城县。慕容德遣其中军慕容法、抚军慕容和等拒之，王师败绩。隆安二年八月。初苻登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拜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堡。在今河北河间县北。广自称秦王，败德将慕容钟。时德始都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及钟丧师，反侧之徒，多归于广。德乃留慕容和守滑台，亲率众讨广，斩之。慕容宝之至黎阳也，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和不从，辩惧谋泄，乃引晋军至管城，冀德亲率师，于后作乱。会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辩又劝和。和不从。辩怒，杀和，以滑台降魏。时将士家悉在城内，德将攻之，韩范言：“人情既危，不可以战，宜先据一方，为关中之基，然后蓄力而图之。”德乃止。德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率将士家累二万余人而出。三军庆悦。德谋于众。张华劝德据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魏，西接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待之也。彭城土旷人希，地平无险。晋之旧镇，必距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僚，千里为湖。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劝德据广固。见第四章第二节。德乃引师而南。兖州北鄙诸县悉降。使喻齐郡太守辟闾浑，齐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浑不从。遣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之。浑将妻子奔魏。德遣兵追斩之于莒城。莒，汉县，今山东莒县。德遂入广固。时隆安三年六月也。

燕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内，慕容盛疑之，累征之，朗不赴。朗以母在龙城，未敢显叛，乃阴引魏军，将为自安之计。因表请发兵以距寇。盛知其诈，讨斩之。魏袭幽州，执刺史卢溥而去。溥本魏河间太守，就食渔阳，据有数郡，慕容盛以为幽州刺史。渔阳，见第三章第八节。遣孟广平援之，无及。盛率众三万伐高句丽，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辽志》：苏州安复军，高句丽南苏州。辽苏州，今辽宁金县也。新城亦当在辽西。散其积聚，徙五千余户于辽西。此谓燕之辽西郡，非泛指辽河以西。又讨库莫奚，大虏获而还。盛是时之力，未足以与魏争，而立国根本，复在龙城，句丽与奚，形势实逼，故先图攘斥之，抑亦利徙户、虏获，以强其众也。盛幼而羁贱流漂，长则遭家多难，夷险安危，备尝之矣。惩宝暗而不断，遂峻极威刑。纤芥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兆。旧臣靡不夷灭。于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亲戚忠诚，亦皆离贰。隆安五年（401年）七月，《本纪》。盛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中将军秦舆、段赞等，谋率禁兵袭盛。事觉，诛之，死者五百余人。前将军思悔侯段玑，舆子兴，赞子泰等，因众心动摇，夜于禁中鼓噪大呼。盛闻变，率左右出战。众皆披溃。俄有一贼，从暗中击伤盛，遂死。初盛立其子辽西公定为太子。时以国多难，宜立长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宝第四子。而河间公熙，垂少子。烝于太后丁氏，丁氏意在于熙。遂废定，迎熙入宫。熙僭即尊位。诛段玑、秦兴等，并夷三族。元以嫌疑赐死。并杀定。见《魏书》。熙宠幸苻贵人，丁氏怨恚咒诅，与兄子七兵尚书信谋废熙。熙闻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杀，而葬以后礼。诛信。又尽杀宝诸子。

熙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立其贵嫔苻氏为皇后。昭义苻氏死，伪谥愍皇后。二苻并美而艳，好微行游燕，熙弗之禁也。请谒必从。刑赏大政，无不由之。初昭仪有疾，龙城人王温称能疗之。未几而卒。熙忿其妄也，立于公交车门，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从之，北登白鹿山，《水经注》：白狼水出白狼县东南，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白狼县，见第五章第二节。东逾青岭，胡三省曰：在龙城东南四百余里。南临沧海。百姓苦之。士卒为虎狼所杀及冻死者，五千余矣。会高句骊寇燕郡，见第四章第二节。杀掠百余人。熙伐高句骊，以苻氏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见第三章第八节。熙曰：“待刬平寇城，朕当与后乘辇而入。”不听将士先登。于是城内严备，攻之不能下。会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归。拟邺之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熙与苻氏袭契丹，惮其众盛，将还，苻氏弗听，遂弃其辎重，轻袭高句骊。周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木底城，不克而还。《慕容皝载记》：慕容翰与高句骊王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九都。九都，在今辽宁辑安县境，木底城，当在新宾县之东。为苻氏起承华殿，高承光一倍。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极谏。熙大怒，斩之。苻氏尝季夏思冻鱼脍，仲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不得加以大辟。苻氏死，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户营墓。费殚府藏。下锢三泉，周输数里。熙被发徒跣，步从苻氏丧，而变起于内矣。

冯跋，长乐信都人也。父安，慕容永时为将军。永灭，跋东徙和龙，《魏书》云：东徙昌黎。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家于长谷。跋母弟素弗，次丕，次弘，皆任侠不修行业，惟跋恭慎，勤于家产。慕容宝僭号，署跋中卫将军，熙以为殿中左监，稍迁卫中郎将。犯熙禁，与诸弟逃于山泽。左卫将军张兴，亦坐事亡奔。与跋从兄万泥等二十二人结盟，推慕容云为主。云本高氏，句丽支庶，袭败慕容会，宝命为子者也。发尚方徒五千余人，闭门拒守。熙攻之，败走，为人所执。云杀之，及其诸子。时为义熙三年（407年）。此从《本纪》。《通鉴》同。《载记》作二年。云僭即天王位，复姓高氏。署跋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云宠养壮士，以为腹心。离班、桃仁等，并专典禁卫，赏赐月至数千万，衣食外起，皆与之同。五年（409年）九月，离班、桃仁弑云。跋帐下督张泰、李桑讨杀之。众推跋为主。跋僭称天王于昌黎，不徙旧号，即国曰燕。据《本纪》。《载记》云太元二十年（395年），误。万泥及跋从兄子乳陈据白狼以叛，跋弟弘讨斩之。尚书令孙护及弟叱支、乙拔，辽东太守务银提以有功怨望，并为跋所诛。

第九节 秦、夏相攻

后燕、后秦，虽乘苻坚之丧败，幸复旧业，然其兵力皆无足观。后燕一遇后魏，遂至溃败决裂，不可收拾。后秦之内衅，不如后燕之深，故其溃败亦不如后燕之速，然亦一与魏遇，即为所败；其后与夏相持，又数为所苦。盖时中原凋敝已甚，一时不易振作，而塞北方兴之势，遂不可御矣。此东晋与南北朝事势之转捩也。元魏、周、齐，所以能据有北方几二百年者，一由南朝依然不振，一亦由北方凋敝已甚，莫能起而与之抗也。

勃勃之奔叱干部也，叱干酋长佗斗伏欲送之于魏。兄子阿利谏，弗从。阿利乃潜遣劲勇，篡之于路，送诸没奕干。没奕干者，鲜卑部落，降于姚兴，兴以为高平公者也。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没奕干以女妻勃勃。姚兴以勃勃为五原公，使镇朔方，盖仍复其旧业。太元十八年（393年），魏登国八年。魏道武袭败叱干。以上参看第七节。元兴元年（402年），魏天兴五年。又使其常山公遵袭没奕干。没奕干弃其部众，率数千骑，与勃勃奔秦州。魏军进次陇西之瓦亭。在今甘肃固原县南。长安大震，诸城闭门固守。魏平阳太守贰尘入侵河东。平阳河东，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兴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伐魏。攻乾城，陷之。乾城，《魏书》作乾壁，在河东。遂据柴壁。在今山西临汾县境。八月，魏道武自将围之。兴遣其光远党娥、立节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岭北突骑赴援。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此岭谓九嵕山，见第六章第四节。越骑唐方、积弩姚良国，率关中劲卒，为平后继。姚绪统河东，见兵，为前军节度。姚绍率洛东之兵，姚详率朔方之众，以会于兴。兴率戎卒四万七千，自长安赴之。魏闻兴至，筑长围，以防平之出，拒兴之入。兴临汾西，卒不能救。十月，平粮竭矢尽，将麾下三十骑赴汾水死。狄伯支等将卒四万，皆为魏所禽。魏军乘胜进攻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姚绪固守不战，乃还。是役也，兴几于竭全力以赴之，而卒为魏所挫，秦遂为魏所轻矣。《晋书·载记》云：拓跋珪送马千匹，求婚于兴。兴许之，以魏别立后，遂绝婚，故有柴壁之战。至义熙二年（406年），魏天赐三年。乃复与魏通和。魏放狄伯支等还。五年（409年），魏明元帝永兴元年。珪死，子明元帝嗣立，遣使聘于兴，且请婚。兴许之。《晋书·兴载记》。《魏书·本纪》云：兴遣使朝贡，并请进女，事系永兴五年（413年），晋义熙九年也。至十一年（415年），魏神瑞二年。兴乃以西平长公主妻嗣，是为魏明元昭哀皇后。《魏书·帝纪》及《后妃传》皆云：以后礼纳之。《后妃传》云：后以铸金人未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是后犹欲正位，而后谦让不当。泰常五年（420年）宋武帝永初元年。薨，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后加谥焉。此乃妄说。《魏书》讳饰之辞最多，《后妃传》尤甚，读至后文自见。道武而后，虽沐猴而冠，妄有制作，未必能行。彼其宫中，安有所谓礼秩，云以后礼纳之即后耳。魏虽战胜，其视中原，犹如天上，故道武、明元，再世求昏于秦。大国之女下降，当时盖引为宠荣，安得不以后礼逆之？此犹之成吉思汗虽战胜，而仍尊礼卫绍王女也。后秦当时，盖无意北略；魏亦未遑南牧；匪寇昏媾，汔可小休，而匈奴之患起矣。

勃勃之为人也，可谓安忍无亲。初依没奕干，稍强，遂袭杀之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三年（407年）六月，僭称天王、大单于。自以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也，称大夏。其年，讨鲜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众万数千。《晋书·勃勃载记》。薛干即叱干，《晋书》杂采诸书，未加勘正，故其称名不画一也。《魏书·道武帝纪》：登国十年（395年），大悉佛自长安还岭北，上郡以西皆应之，盖叱干部落，虽一破坏，旋仍复国，至是乃为勃勃所破。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遂进攻姚兴三城以北诸戍，三城见第七节。诸将言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都。勃勃曰：“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戍，门不昼启。兴使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勃勃，为勃勃所禽。又遣其弟平北姚冲、征虏狄伯支、辅国敛曼嵬、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冲次于岭北，欲回袭长安，伯支不从，乃止。冲惧其谋泄，遂鸩杀伯支。兴自平凉如朝那，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朝那，汉县，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赐冲死。兴如贰城。见第六章第三节。此据《兴载记》。《勃勃载记》云：姚兴来伐，至三城。诸军未集，勃勃骑大至，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中垒齐莫统氐兵死战，勃勃乃退。兴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自还长安。《通鉴》在义熙五年（409年）。勃勃遣将胡金纂此据《兴载记》。《勃勃载记》作尚书金纂。万余骑攻平凉。兴如贰城，因救平凉，纂众大溃，生禽纂。勃勃又遣兄子提亦据《兴载记》。《勃勃载记》作罗提。攻陷定阳。汉县，在今陕西宜川县西北。又寇陇右。攻白崖堡，《十六国疆域志》曰：一作柏阳，又作伯阳，在清水。案清水，汉县，在今甘肃清水县西。破之。遂趣清水。略阳太守姚寿都委守奔秦州。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勃勃又收其众而归。兴自安定追之，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至寿渠川，《十六国疆域志》云：在临泾。案临泾，汉县，在今甘肃镇原县南。不及而还。《通鉴》义熙六年（410年）。姚详镇杏城，为勃勃所逼，

粮尽，委守，南奔大苏。《勃勃载记》云：详弃三城。大苏，《十六国疆域志》云在冯翊。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勃勃要之。《勃勃载记》云：遣平东鹿奕干婴之。兵散，为勃勃所执。兴遣卫大将军姚显迎详，详败，遂屯杏城。兴因令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岭北镇，未详治所。以杨佛嵩为雍州刺史，率岭北见兵，以讨勃勃。为勃勃所执，绝亢而死。《通鉴》义熙七年（411年）。义熙九年（413年），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统万城，在今陕西横山县西。阿利性工巧，然残忍刻薄。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筑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工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案勃勃之世仇为魏；是时形势与之相逼者，亦莫如魏。勃勃欲雪仇耻而求自安，惟有东向以与拓跋氏争一日之命。姚兴有德，可以为援，勃勃顾乘其衰敝而剽掠之，而于拓跋氏则视若无见。此无他，觊关中之富厚，志在剽掠，而于仇耻则非所知耳。《魏书·铁弗传》曰：屈孑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世祖顾谓左右曰：“蕞尔国，而用民如此，虽欲不亡，其可得乎？”魏之用民力，不为不甚，而其惊心怵目于夏如此，夏之虐用其民可知，尚安有久长之理哉？勃勃又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案铁伐即铁弗异译，勃勃盖自造一氏，而枝庶则仍其旧耳，勃勃攻姚逵于杏城，克之，执逵。姚弼救之，不及。勃勃又遣其将赫连建寇贰县。数千骑入平凉，遂入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姚弼讨之。战于龙尾堡，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大破之，擒建。初勃勃攻彭双方于石堡，未详。方力战，距守积年，不能克，闻建败，引还。时义熙十一年也（405年）。据《通鉴》。是岁姚兴病笃，明年死，内乱起，晋兵复至，而其国不可支矣。

兴初立其子泓为皇太子。天水姜纪，天水，见第二章第二节。吕氏之叛臣，阿谄奸诈，好间人之亲戚。兴子广平公弼，有宠于兴，纪遂倾心附之。弼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倾心事常山公显，树党左右。兴遂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既居将相，虚襟引纳，收结朝士，势倾东宫，遂有夺嫡之谋。姚文宗有宠于泓，弼深疾之，诬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为证。兴怒，赐文宗死。是后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兴遣姚绍兴从弟。与弼率禁卫诸军镇抚岭北。弼宠爱方隆，所欲施行，无不信纳。乃以嬖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左右机要，皆其党人。义熙十年（414年），据《通鉴》。兴寝疾，弼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被甲伏于其第。兴子懿，自蒲板将赴长安；镇东豫州牧洸，起兵洛阳；平西谌起兵于雍。见第三章第五节。兴疾廖，免弼尚书令，以将军公就第。懿等闻兴疾廖，各罢兵还镇。抗表罪弼，请致之刑法；懿、洸、宣赤兴子。谋来朝，又请委之有司；兴皆弗许。十一年（415年）三月，亦据《通鉴》。弼谮宣于兴。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以无匡辅之益，将戮之。丕性倾巧，因诬宣罪状。兴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狱，而使弼将三万人镇秦州。九月，兴药动，弼称疾不朝，而集兵于第。兴乃收弼。兴疾转笃，兴子南阳公愔与其属率甲士攻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愔等奔溃，逃于骊山。见第五节。十二年（416年）二月，兴死。《通鉴考异》云：《晋·本纪》《三十国晋春秋》皆云：义熙十一年二月，姚兴卒。《魏·本纪》《北史·本纪》《姚兴》《姚泓载记》，皆云十二年。按《后魏书·崔鸿传》：太祖天兴二年（399年），姚泓改号，鸿以为元年，故《晋·本纪》《三十国晋春秋》，凡弘始后事，皆在前一年，由鸿之误也。案弘始，姚兴年号，天兴二年（399年），晋隆安三年也。泓僭位，诛愔。命其齐公姚恢泓从弟。杀安定太守吕超，弼之党。恢久乃诛之，泓疑其有阴谋，恢自是怀贰，阴聚兵甲焉。北地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通鉴》太元九年（384年）《注》云：赵氏坞，据《晋书·载记》在北地，所据者盖即《姚泓载记》之文。姚绍讨禽之。姚宣时镇李闰，在冯翊东。未知雍败，遣部将姚佛生等来卫长安。宣参军韦宗说宣弃李闰，南保邢望。《括地志》：在李闰南四十里。宣既南移，诸羌据李闰以叛，绍进讨，破之。宣诣绍归罪，绍怒，杀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论宣，佛生遂赞成宣计，绍数其罪，又戮之。勃勃克上邦。见第三章第三节。进陷阴密。见第三章第五节。姚恢弃安定，奔于长安。安定人胡俨、华韬等据城降于勃勃。勃勃留羊苟儿镇之，进攻姚谌于雍。谌奔长安。勃勃次郿。汉县，今陕西郿县东北。泓遣姚绍御之。勃勃退如安定。胡俨等袭杀羊苟儿，以城降泓。勃勃引归杏城。未几，晋师出。姚恢叛泓，率镇户内伐，见第七章第七节。勃勃遂据安定。岭北镇戍、郡县悉降。

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第一节 道子乱政

晋孝武帝性甚愚柔，虽以苻坚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适值天幸，而非其有戡乱之才也。帝任会稽王道子，初封琅邪，太元十七年（392年），徙封会稽。政治大乱；逮至大权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致肇桓玄之篡窃，刘裕因之得政，而晋祚终矣。

道子者，帝母弟。太元五年（380年）为司徒。八年（383年）录尚书。十年（385年），谢安卒，遂领扬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数年，又领徐州刺史，为太子太傅。《谢安传》言：安以道子专权，奸谄颇相扇构，出镇广陵之步丘以避之。今江苏江都县之邵伯镇。案是时扇构于安与道子之间者，为王国宝、王珣、王泯等。国宝，坦之子。史言其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每抑而不用。而国宝从妹为道子妃，与道子游处，遂间毁安。珣与珉皆导孙，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安既与珣绝昏，又离珉妻，二族遂成仇衅。安卒后，珣迁侍中，孝武深杖之；而道子辅政，以国宝为中书令、中领军。史言国宝谗谀之计行，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盖皆恩怨权利之私，非因国事而有异同也。然朝政则自此大素矣。帝溺于酒色，为长夜之饮；又好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本纪》太元六年（381年）。而道子亦崇信浮屠，用度奢侈，下不堪命，为长夜之饮，蓬首昏目，政事多阙；盖二人之失德正同。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于是姏姆尼僧，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如赵牙出自优倡，而道子以为魏郡太守；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而以为骠骑咨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千秋则卖官贩爵，聚赀货累亿。官以贿迁，政刑缪乱。然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朝野辐凑；其必又有构之于帝者，势也。

时帝所任用者，为王恭、后兄，时为中书令。殷仲堪、尚书仆射，领吏部。王珣、徐邈、为中书舍人，迁散骑常侍。郗恢、王雅等。雅为丹阳尹。《王珣传》云：“时帝性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盖帝所好者多文学之才，非经纶之器，故任之以事，多见覆餗也。《王国宝传》云：“王雅有宠，荐王珣于帝。”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深陈得失。帝渐不平于道子，然外每优祟之。宁劝帝黜国宝。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为道子所亲爱者。因尼支妙音，致书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讬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遂因道子谮毁宁。帝不获已，流涕出宁为豫章太守。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王恭传》言悦之之诛由于恭。《王恭传》作悦，盖其人名悦，字悦之。六朝人多以字行，史所书者，亦名字不一也。盖至是而主相之衅成矣。《道子传》言：道子为皇太妃所爱，孝武及道子母李氏，本出微贱。孝武即位，尊为淑妃。太元三年（378年），进为贵人。九年（384年），又进为夫人。十二年（387年），加为皇太妃。十九年（394年），乃尊为皇太后。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帝益不能平。博平令闻人奭上疏，博平，汉县，今山东博平县西北。言茹千秋罪状。又言尼姏属类，倾动乱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权宠之臣，各开小府，施置吏佐，无益于官，有损于国。疏奏，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其实当时太阿已有倒持之势，亦非尽由太妃之逼也。

帝乃“出王恭为兖州，太元十五年二月。镇京口。殷仲堪为荆州；太元十七年十一月。镇江陵。本为荆州者王忱，国宝弟也，以是年十月卒。以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道子传》。《王雅传》云：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虑宴驾之后，王室倾危，乃选时望，以为藩屏。将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访雅。雅言“恭秉性峻隘；仲堪亦无弘量，且干略不长；委以连率之重，据形胜之地，四海无事，足以守职，若道不常隆，必为乱阶”。帝以恭等为当时秀望，谓雅疾其胜己，故不从。此或事后傅会之谈，然当时局势，外若无事，内实艰危，非恭与仲堪所能负荷，则殆不容疑也。

太元十一年（386年）九月，帝崩。《本纪》云：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天文志》云：兆庶宣言，夫人张氏，潜行大逆。《五行志》云：帝崩，兆庶归咎张氏。《草妖》。又云：张夫人专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雨雹》。夫宫禁之事，氓庶何知焉？不推贼而广布流言，贼之所在可知矣。《魏书·僭晋传》云：昌明以嬖姬张氏为贵人，宠冠后宫，威行阃内。于时年几三十。昌明妙列伎乐，陪侍嫔少，乃笑而戏之云：“汝年当废，吾已属诸妷少矣。”张氏潜怒。昌明不觉，而戏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张氏乃多潜饮宦者、内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卧，张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绝而惧，货左右，云以魇死。其说较《晋书》为详，即当时所散布之流言也。此事大不近情理，然孝武绝于宦官宫妾之手，则似无足疑。观国宝勾结能及于陈淑媛，则知当时宫禁之内，衽席之间，未始非危机之所伏也。太子德宗立，是为安帝。以道子为太傅，摄政。明年，为隆安元年（397年），帝加元服，道子归政。以王珣为尚书令，王国宝为左仆射。《国宝传》云：弟忱为荆州卒，国宝自表求解职迎母，并奔忱丧。诏特赐假。而盘桓不时进发，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国宝惧罪，衣女子衣，托为王家婢，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于帝，孝武。故得原。后骠骑参军王徽请国宝同燕。国宝素骄贵，使酒，怒尚书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盘盏、乐器掷台之。台之不复言。复为粲所弹。诏以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懦弱，非监司体；并坐免官。顷之，复职。愈骄蹇，不遵法度。起斋侔清暑殿。帝恶其僭侈。国宝惧，遂谀媚于帝，而颇疏道子。道子大怒。尝于内省面责国宝，以剑掷之，旧好尽矣。是时王雅亦有宠，荐王珣于帝。帝夜与国宝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将至，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倾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帝遂止。而以国宝为忠，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即恭帝，安帝母弟。道子改封会稽，立为琅邪王。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国宝复事道子。进从祖弟绪，为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见知。道子复惑之，倚为心腹。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阳尹。道子悉以东宫兵配之。案国宝果与道子中离，其复合，安得如是之易？孝武与国宝猜隙已深，岂容忽以为忠？王珣与孝武久昵，亦岂国宝所能间？此皆不待深求，而知其非实录者也。是时地近而势逼者，自莫如王恭。《恭传》言：恭赴山陵，绪说国宝，因恭入觐相王，伏兵杀之。国宝不许。而道子亦欲辑和内外，深布腹心于恭，冀除旧恶。恭多不顺。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协，王绪之说遂行。或劝恭因入朝，以兵诛国宝，而庾楷党于国宝，士马甚盛，恭惮之，不敢发。庾楷者，亮之孙，时为豫州刺史，镇历阳者也。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王恭在是时，与道子决无可以调和之理。既终不能调和，则势必至于互相诛翦。以恭辞色之不顺，为不能和协之原因，则所见大浅矣。恭于是时，若能整兵入朝，推问孝武帝崩状，最为名正言顺，恭后罪状国宝曰：“专宠肆威，将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 叩扉，欲矫遗诏。赖皇太后聪明，相王神武，故逆谋不果。”弑逆之罪，既纵而不问于先，遂不能更举之于其后矣。既有所忌而不敢发；道子等亦因有所顾虑，不敢诛恭，于是京邑蹀血之祸

抒，方镇连衡之局起，而桓玄遂乘机肆逆矣。

桓玄者，温之孽子。温甚爱异之。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时玄年五岁。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朝廷亦疑而未用。玄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太元末，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弃官归国。南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殷仲堪惮其才地，深相要结；玄亦欲假其兵势，诱而悦之。王国宝谋削弱方镇，内外骚动。玄乃说仲堪曰：“国宝与君诸人，素已为对。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便动之，惟当以君为事首。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觊为荆州，见下。君何以处之？”仲堪曰：“忧之久矣，君谓计将安出？”玄曰：“君若密遣一人，信说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此桓、文之举也。”仲堪迟疑未决。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仲堪以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荆州道远，连兵势不相及，乃伪许恭，而实不欲下。恭得书，大喜。乃抗表京师，罪状国宝及绪。国宝皇遽，不知所为。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相，以讨诸侯。车胤者，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宁康初，为中书侍郎，累迁侍中，后为护军将军。王国宝讽八坐，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胤称疾不署。隆安初，为丹阳尹，迁吏部尚书。亦不附道子、国宝者也。国宝许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国宝信之。又问计于胤。胤曰：“朝廷遣军，恭必城守。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大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诈称诏复本官，欲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诸侯，欲委罪国宝，乃遣谯王尚之恬子。时为骠骑咨议参军。恬见第五节。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并斩王绪于市以谢恭。恭乃还京口。仲堪闻恭已诛国宝等，始抗表兴师。遣杨佺期次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道子遗书止之。仲堪乃还。仲堪既纳桓玄之说，乃外结雍州牧郗恢，内要从兄南蛮校尉觊，南郡相江绩等。恢、觊、续并不同之。乃以杨佺期代绩。觊自逊位。觊以忧卒。江绩入为御史中丞。道子世子元显，夜开六门，绩与车胤，密启道子，欲以奏闻。道子不许。元显逼令自裁。盖其时王国宝、王绪既诛，道子素懦弱；王恭、殷仲堪，本文学侍从之选，非有乐乱之心；而元显年十六，聪明多涉，志气果锐，傅会者谓有明帝之风，恶王恭，尝请道子讨之；兵端之戢不戢，实不在道子、恭、仲堪，而在元显，故绩与胤欲去其权，不可谓非关怀大局者也。道子既不听，转拜元显为征虏将军，举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以配之；桓玄求为广州，道子不欲使在荆楚，顺其意许之，玄亦受命不行；内外之衅仍结矣。道子复引谯王尚之为腹心。尚之说道子曰：“藩伯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道子深以为然。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割豫州四郡，使愉督之。庾楷怒，遣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专弄相权，欲假朝威，贬削方镇。及其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复以告仲堪、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赴京师。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之信，因庾楷达之，以斜绢为书，内箭干中，合镝漆之。楷送于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楷为诈；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无连理；乃先期举兵。隆安二年七月。上表，以讨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为辞。司马刘牢之谏，恭不从。道子使人说庾楷。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令而奋。既不能距恭，反杀国宝。自尔已来，谁敢复攘袂于君之事乎？”道子日饮醇酒，而委事于元显，以为征讨都督。王恭本以才地陵物，虽杖刘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深怀耻恨。元显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恭参军何澹之以其谋告恭。牢之与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纳。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

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行至竹里，在今江苏句容县北。六朝时京口至建康，恒取道于此。牢之背恭，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军，轻骑击恭。恭败，奔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将奔桓玄，至长塘湖，见第四章第三节。湖浦尉收送京师，斩之。恭信佛道，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无财货，惟书籍而已。其居心实可谅也。牢之遂代恭。谯王尚之讨庾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战于慈湖，在今安徽当涂县北。大败，被杀。楷奔桓玄。殷仲堪使杨佺期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自率兵二万，相继而下。佺期、玄至湓口，见第三章第九节。王愉奔于临川，吴郡，治临汝，今江西临川县。玄遣偏军追获之。佺期进至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谯王尚之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领水军皆没。玄等至石头，仲堪至芜湖，皆见第三章第九节。忽闻王恭已死，刘牢之领北府兵在新亭，在今首都之南。玄等三军失色，无复固志，乃回师屯于蔡洲。见第四章第三节。仲堪素无戎略，军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玄从兄修冲子。告道子曰：“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许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于仲堪者。”此据《仲堪传》。《修传》云：修进说曰：“殷、桓之下，专恃王恭，恭既破灭，莫不失色。今若优诏用玄，玄必内喜，则能制仲堪、佺期，使并顺命。”案是谋既败，江绩奏修承受杨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则此说似不如《仲堪传》之确。此时桓玄一人之力，亦未必能兼制仲堪与佺期也。道子纳之。乃以玄为江州，佺期为雍州，黜仲堪为广州，以桓修为荆州。仲堪令玄等急进军。玄等喜于宠授，并欲顺朝命，犹豫未决。仲堪弟遹，《桓玄传》云：遹，仲堪从弟。为佺期司马，夜奔仲堪，说佺期受朝命，纳桓修。仲堪皇遽，即于芜湖南归。徇于玄等军曰：“若不各散而归，大军至江陵，当悉戮余口。”仲堪将刘系，领二千人隶于佺期，辄率众归。玄等大惧，狼狈追仲堪。至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及之。仲堪与佺期以子弟交质。遂于寻阳结盟。玄为盟主。十月。并不受诏，申理王恭，求诛刘牢之、谯王尚之等。朝廷深惮之，诏仲堪还复本位。仲堪等乃奉诏，各还所镇。

桓玄之未奉诏也，欲自为雍州，以郗恢为广州。恢惧玄之来，问于众。咸曰：“佺期来者，谁不戮力？若桓玄来，恐难与为敌。”既知佺期代己，乃谋于南阳太守闾丘羡，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称兵距守。佺期虑事不济，乃声言玄来入沔，而佺期为前驱。恢众信之，无复固志。恢军散，请降。佺期入府，斩闾丘羡，放恢还都。抚将士，恤百姓；缮修城池，简练甲卒，甚得人情。初桓玄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仲堪亲党劝杀之，仲堪不听。及还寻阳，资其声地，推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藉华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佺期传》云：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曾祖准。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直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佺期沉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即于坛所欲袭玄。仲堪恶佺期兄弟虓勇，恐克玄之后，复为己害，苦禁之。玄亦知佺期有异谋，潜有吞并之计，于是屯于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玄既与仲堪、佺期有隙，恒虑掩袭，求广其所统。朝廷亦欲成其衅隙，乃诏加玄都督荆州四郡，胡三省曰：谓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湘东，见第三章第九节。零陵，见第三章第六节。以其兄伟为南蛮校尉。佺期甚忿惧。仲堪亦虑玄跋扈，遂与佺期结昏为援。会姚兴侵洛阳，佺期乃建牙，声云援洛，密欲与仲堪共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许。犹虑弗能禁，复遣遹屯于北境以遏之。佺期既不能独举，且不测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蛮校尉杨广，佺期之兄也，欲距桓伟。仲堪不听。乃出广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宜都、建平，皆见第三章第六节。佺期从弟孜敬，先为江夏相，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玄以兵袭而召之。既至，以为咨议参军。玄于是兴军西征，亦声云救洛。与仲堪书，说佺期受国恩而弃山陵，宜共罪之。今亲率戎旅，径造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使仲堪收杨广。仲堪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隆安三年（399年），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时梁州刺史郭铨之镇，路经夏口，玄授以江夏之众，使督诸军并进。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皇遽，不知所为，乃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而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无食，可来见就，共守襄阳。”仲堪绐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佺期信之，率众赴焉。步骑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惟以饭饷其军。佺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乃不见仲堪，与兄广击玄。殆获郭铨。会玄诸军至，佺期众尽没，单马奔襄阳。仲堪出奔酂城。见第四章第二节。玄遣将军冯该蹑佺期，获之。广为人所缚送。玄并杀之。仲堪闻佺期死，将以数百人奔姚兴。至冠军，汉县，在今河南邓县北。为该所得。玄令害之。玄遂平荆、雍，表求领荆、江二州。诏以玄为荆州刺史，桓修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争，复领江州。玄又辄以伟为雍州刺史。时寇贼未平，朝廷难违其意，许之。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

第二节 孙恩之乱

殷仲堪等之举兵也，会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自为扬州刺史。道子酒醒，方知去职，而无如之何。庐江太守张法顺，为元显谋主。

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法顺屡谏不纳。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孙恩遂乘衅作乱。

孙恩，琅邪人，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师事钱唐杜子恭。钱唐，见第四章第三节。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嘉兴，见第四章第三节。子恭死，泰传其术。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南越以外皆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新安太守。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皆谓蝉蜕登仙，就海中资给恩。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在复仇。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吴会二字，初指吴与会稽言之，其后则为泛称。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秦县，今浙江上虞县西。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时隆安三年十一月也。恩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

，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吴兴丘尩，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义兴许允之，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临海周胄，临海，见第四章第三节。永嘉张永，永嘉，晋郡，今浙江永嘉县。及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新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没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牢之遣将桓宝救三吴，子敬宣为宝后继。比至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吴郡内史桓谦此依《牢之传》。《本纪》同。《恩传》作桓谨。已弃郡走。牢之乃率众东讨，拜表辄行。琰至义兴，斩贼许允之。进讨丘尩，破之。牢之至吴兴，击贼屡胜。径临浙江。琰屯乌程，见第四章第三节。遣司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众军济浙江。恩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惧官军之蹑，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海。朝廷以谢琰为会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琰本为徐州刺史。琰无抚绥之能，而不为武备。四年（400年），恩复入余姚，秦县，今浙江余姚县。破上虞，进至刑浦。此据《恩传》。《琰传》作邢浦，云在山阴北三十五里。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之。既而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群贼锐进。琰败绩。帐下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俱被害。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之。恩复还于海。于是复遣牢之东屯会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扈渎垒，在今上海市北。缘海备恩。明年，二月，恩复入浃口。《东晋疆域志》云：在余姚、鄮县之间。鄮汉县，在今浙江鄞县东。雅之败绩。牢之进击，恩复还于海。五月，转寇扈渎，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牢之率众西击，未达，而恩已至。朝廷骇惧，陈兵以待之。牢之在山阴，使刘裕自海盐赴难。海盐，汉县，在今浙江平湖县东南。晋徙治今海盐县。牢之率大众而还。裕兵不满千人，与贼战，破之。恩闻牢之已还京口，乃走郁州。

今江苏灌云县东北之云台山，古在海中，称郁州，亦曰郁洲。高雅之击之，为贼所执。贼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陷之。浮海而北。刘裕与刘敬宣并军蹑之于郁州。累战，恩复大败。渐衰弱，复缘海还南。裕亦寻海要截。复大破恩于扈渎。恩遂远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复寇临海，太守辛景讨破之。恩穷蹙，乃赴海自沉。妖党及伎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时元兴元年三月也。案恩之所为，与张角极相似。诳惑多而不能战。其诳惑士大夫之力，或犹过之，读本节所述即可见。沈约《宋书·自序》言：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宗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沈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恩作乱，警子穆夫，为其前部参军，与弟仲夫、任夫、豫夫、佩夫并遇害。警等为人如何不必论，要亦士大夫之家也。此或由其本为衣冠中人而然。然其所用，仍多亡命之徒，故其残杀破坏极甚。《恩传》言：恩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虽曰缘道多弃子女，能从者当尚不下十余万人。又云：自恩初入海，所虏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则死亡者当在二十万以上矣。当时海岛，能容几何人？十余万人，安能一时入海？此自不免言之过甚，然其死亡之众，则必不诬也。五斗米道诳惑之力固大，然亦可见是时东土之不安也。

第三节 桓玄篡逆

孙恩之作乱也，加道子黄钺，以元显为中军以讨之。又加元显录尚书事。道子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可设雀罗矣。于是军旅洊兴，国用虚竭，自司徒已下，日廪七升，而元显聚敛不已，富过帝室。及谢琰为孙恩所害，元显求领徐州，加侍中、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诸军事。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寻以星变解录，复加尚书令。桓玄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其后恩逼京都，玄建牙聚众，外讬勤王，实欲观衅而进。复上疏请讨恩。会恩已走，玄又奉诏解严。玄以兄伟为江州，镇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司马刁畅镇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桓振、石虔子。皇甫敷、冯该戍湓口。见第三章第九节。自谓三分有二，势运所归，屡使人上祯祥，以为己瑞。致笺道子，语多侮嫚。元显大惧。张法顺言：“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孙恩为乱，东土涂地，玄必乘此，纵其奸凶。及其始据荆州，人情未辑，宜发兵诛之。”元显以为然。遣法顺至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谋于刘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法顺还，说元显曰：“观牢之颜色，必贰于我，未若召入杀之。不尔，败人大事。”元显不从。元兴元年（402年）正月，加元显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征讨大都督、督十八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加黄钺、班剑二十人，以伐桓玄。以牢之为前锋，谯王尚之为后部。法顺又言于元显曰：“自举大事，未有威断，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宜斩之以孤荆州之望。谦冲子，时为元显咨议参军。且事之济不，系在前军，而牢之反复；万一有变，则祸败立至；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不贰；若不受命，当为其所。”元显曰：“非牢之无以当桓玄。且始事而诛大将，人情必动。”法顺言之再三，元显不可，而以谦为荆州刺史，以安荆楚。于时扬土饥虚，运漕不继，玄断江路，商旅遂绝，公私匮乏，士卒惟给粰橡。玄本谓扬土饥馑，孙恩未灭，朝廷必未皇讨己，可得蓄力养众，观衅而动。闻元显将伐之，甚惧，欲保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长史卞范之说曰：“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兵临近畿，土崩之势，翘足可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悦。乃留其兄伟守

江陵，抗表率众，东下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移檄京邑，罪状元显。檄至，元显大惧，下船而不敢发。玄既失人情，而兴师犯顺，虑众不为用，恒有回旆之计。既过寻阳，不见王师，意甚悦。其将吏亦振。庾楷以玄与朝廷构怨，恐事不克，祸及于己，密结元显，许为内应。谋泄，收絷之。至姑孰，见第四章第一节。使冯该等攻谯王尚之。尚之败，逃于涂中。涂同滁。十余日，为玄所得。尚之弟休之镇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以五百人出城力战，不捷，奔南燕。玄遣何穆说刘牢之。时尚之已败，人情转沮，牢之乃颇纳穆说，遣使与玄交通。其甥何无忌与刘裕固谏，不从。俄令子敬宣降玄。《宋书·敬宣传》云：牢之以道子昏暗，元显淫凶，虑平玄之后，乱政方始，欲假手于玄，诛除执政，然后乘玄之隙，可以得志于天下，将许玄降。敬宣谏曰：“方今国家乱扰，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玄藉先父之基，据荆南之势，虽无姬文之德，实为三分之形。一朝纵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则难图也。董卓之变，将生于今。”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后，令我那骠骑何？”遗敬宣为任。案玄一平元显，即夺牢之兵权，旋窃大位；或非牢之当时计虑所及，然谓取玄如反覆手，则亦诬也。《晋书》谓牢之因尚之之败，人情转沮，乃颇纳何穆之说，自近于实。玄至新亭，见第一节。元显弃船，退屯国子学堂。明日，列阵宣阳门外。佐吏多散走。刘牢之遂降于玄。元显回入西阳门，牢之参军张畅之率众逐之。众溃。元显奔入相府。惟张法顺随之。玄遣收元显，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张法顺亦见杀。又奏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徙安成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使御史杜竹林防卫，竟承玄旨鸩杀之。玄以刘牢之为会稽太守。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牢之叹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时玄屯相府，敬宣劝牢之袭之。牢之犹豫不决。移屯班渎。将北奔广陵相高雅之，据江北以距玄。《宋书·敬宣传》曰：牢之与敬宣谋共袭玄，期以明旦，直尔日大雾，府门晚开，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谓所谋已泄，

率部众向白洲，欲奔广陵。白洲当即班渎。胡三省曰：班渎在新洲西南。

案新洲，在今首都北江中。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敬宣先还京口援其家，失期不至，牢之谓为刘袭所杀，乃自缢而死。俄而敬宣至，不皇哭，奔高雅之，与雅之俱奔南燕。

桓玄入京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害庾楷父子、谯王尚之、尚之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允之等。以兄伟为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从兄谦为左仆射，领选。修为徐、兖二州刺史。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阳尹。玄让丞相，自署太尉，领豫州刺史，出居姑孰。固辞录尚书事，诏许之，而大政皆谘焉。小事则决于桓谦、卞范之。自祸难屡搆，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时为侨置。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刘牢之党，北府旧将也。袭兄冀州刺史轨奔南燕。二年（403年），桓伟卒，以桓修代之。从事中郎曹靖之说玄：以修兄弟职居内外，恐权倾天下。玄纳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南郡，见第三章第九节。石康，豁子。玄所亲杖惟伟。伟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满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妻，玄之妹也，仲文，觊弟。玄使总录诏命，以为侍中，与卞范之又共促之。于是先改授群司，又矫诏加其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南阳太守庾仄，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殷仲堪党也，九月，乘桓石康未至，起兵，袭冯该于襄阳，走之。江陵震动。桓济子亮，以讨仄为名，起兵罗县。汉县，在今湖南湘阴县东北。南蛮校尉羊僧寿，与石康攻襄阳，庾仄众散，奔姚兴。长沙相陶延寿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以亮乘乱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诛其同谋桓奥等。十二月，玄篡位。以帝为平固公，平固，见第三章第九节。迁居寻阳。玄入建康。

刘牢之虽死，高素等虽见诛，然北府之人物未尽也，而是时为其首领者，实为刘裕。初孙恩之死也，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桓玄欲且辑宁东土，以循为永嘉太守。永嘉见上节。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玄复遣裕东征。何无忌随至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劝裕于会稽起义。裕以为玄未据极位，且会稽遥远，事济为难；不如俟其篡逆事著，于京口图之。据《宋书·武帝纪》。《孔靖传》以是为靖之谋。玄既篡位，裕乃与其弟道规及刘毅、桓弘中兵参军。弘，冲子，时为青州刺史，镇广陵。何无忌、魏咏之、殷仲堪客。檀凭之、桓修长流参军。孟昶、青州主簿。诸葛长民、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王元德、名叡。弟懿，字仲德。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辛扈兴、童厚之等谋讨之。元兴三年（404年）二月，裕托以游猎，与无忌等收集义徒，袭京口，斩桓修。刘毅潜就孟昶，起兵袭杀桓弘，因收众济江。诸葛长民谋据历阳，失期不得发，刁逵执之，送于桓玄。未至而玄败，送人共破槛出之，还趣历阳。逵弃城走，为其下所执，斩于石头。元德、扈兴、厚之谋于京邑攻玄，事泄，并为玄所杀。玄召桓谦、卞范之等谋之。谦等曰：“亟遣兵击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锐，计出万死，遣少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覆舟山，在首都太平门内，钟山之西足也。彼安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忽见大军，必惊惧。我案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走散，此计之上也。”谦等固请，乃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之。义众推刘裕为盟主，移檄京邑。三月，遇吴甫之于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斩之。进至罗落桥。在江乘南。皇甫敷率数千人逆战。刘裕、檀凭之各御一队。凭之败死。裕进战弥厉，斩敷首。桓玄使桓谦屯东陵口，在覆舟山东。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刘裕躬先士卒奔之，将士皆殊死战，谦等诸军，一时土崩。玄将子侄浮江南走。裕镇石头，见第三章第九节。立留台总百官。以王谧导孙。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裕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为徐州刺史。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遵，武陵威王晞子。晞，元帝子。以刘毅为青州刺史，与何无忌、刘道规蹑玄。

桓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法物资之。玄收略，得二千余人，挟天子走江陵。何无忌、刘道规破玄将郭铨、何澹之及郭昶之等于桑落洲。在九江东北。众军进据寻阳。桓玄大聚兵众，召水军，造楼船、器械。率众二万，挟天子发江陵，浮江东下。与刘毅等遇于峥嵘洲。在湖北鄂城县东。众惮之，欲退还寻阳。刘道规曰：“彼众我寡，强弱异势，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加已经崩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因麾众而进。毅等从之。大破玄军。玄弃其众，复挟天子还江陵。冯该劝更下战，玄不从。欲出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沮，制令不行。玄乘马出城，至门，左右于暗中斫之，不中。前后相杀交横。玄仅得至船。于是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腾之率文武营卫。初玄之篡位也，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骑常侍、左将军。璩执留其使，不受命。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使王异据涪，郭法戍宕渠，师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涪、宕渠、巴，皆见第三章，第六节。白帝，城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璩传檄远近，列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希等。巴东、建平，皆见第三章第六节。仍率众次于白帝。初璩弟宁州刺史璠丧官，璩兄孙佑之及参军费恬，以数百人送丧葬江陵。会玄败，谋奔梁州。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使入蜀。玄从之。达枚回洲，在江陵南。恬与佑之迎击，益州督护冯迁斩玄并石康及玄兄子濬。玄子昇，时年数岁，送江陵市，斩之。毛璩又遣将攻汉中，杀桓希。

玄之败于峥嵘洲，义军以为大事已定，追蹑不速，据《宋书·武帝纪》。《刘道规传》云：遇风不进。玄死几一旬，众军犹不至。桓振逃于华容之涌中。涌水在华容。华容、汉县，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玄先令将军王稚徽戍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稚徽遣人招振，云桓歆已克京邑，歆玄兄，时聚众向历阳，为诸葛长民、魏咏之所破。冯稚等复平寻阳，稚，玄将，尝袭陷寻阳，刘毅使刘怀肃讨平之。怀肃，裕从母兄。刘毅诸军并败于中路。振大喜，乃聚党数十人袭江陵。比至城，有众二百。桓谦先匿于沮川，亦聚众而出。遂陷江陵。闰五月。迎帝于行宫。王康产、王腾之皆被害。桓振闻桓昇死，大怒，将肆逆于帝。谦苦禁之，乃止。遂命群臣辞以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更奉进玺绶。以琅邪王镇徐州。振为都督八州、荆州刺史。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妷齿之。及是，叹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也。今独作此，安归乎？”遂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残害。何无忌击桓谦于马头、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桓蔚于龙洲，皆破之。蔚，秘子。义军乘胜竞进。桓振、冯该等距战于灵溪，《水经注》：江水自江陵东径燕尾洲北，会灵溪水。龙洲，在灵溪东。案龙洲，据《桓玄传》。《何无忌传》作龙泉。道规等败绩，死没者千余人。刘毅坐免官，寻原之。义军退次寻阳，更缮舟甲。进次夏口。冯该等守夏口，孟山图据鲁城，亦作鲁山城，在今湖北汉阳县东北。桓山客守偃月垒。据《桓玄传》。《宋书·刘道规传》作桓仙客。偃月垒，亦曰却月城，在汉水左岸。刘毅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二城俱溃。冯该走，禽山图、仙客。毅等平巴陵。十二月。义熙元年（405年）正月，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襄阳，破伪雍州刺史桓蔚。何无忌诸军次马头。桓振拥帝，出营江津。戍名，在江陵南。请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无忌不许。鲁宗之破伪虎贲中郎将温楷，进至纪南。城名，在江陵北。振自击之，宗之失利。刘毅率何无忌、刘道规等破冯该于豫章口，在江陵东。推锋而前，遂入江陵。振见火起，知城已陷，遂与桓谦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惟逆党就戮。诏特免桓胤一人。冲长子嗣之子。三月，桓谦出自涢城，在云杜东南。云杜，汉县，在今湖北沔阳县北。袭破江陵。刘怀肃自云杜伐振，破之。广武将军唐兴临阵斩振。怀肃又讨斩冯该于石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桓亮先侵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时刘敬宣自南燕还，刘裕以为江州刺史，讨走之。桓玄以苻宏为梁州刺史，与亮先后入湘中；其余拥众假号者以十数，皆讨平之。桓谦、桓怡、弘弟。桓蔚、桓谧、何澹之、温楷，皆奔于秦。诏徙桓胤及诸党与于新安诸郡。三年（407年），东阳太守殷仲文，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桓玄峥嵘洲之败，留皇后王氏及穆帝后何氏于巴陵。仲文时在玄槛，求出别船，收集散卒，因奉二后奔夏口降。与永嘉太守骆球谋反，永嘉，见第二节。欲建桓胤为嗣，刘裕并其党收斩之。

桓玄乃一妄人，《晋书》言其缪妄之迹甚多，庸或不免傅会，如谓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此等几类平话。又谓其弃建康西走时，腹心劝其战，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已，亦与其据覆舟山待义兵之策，判若两人也。然其纵侈，玄之出镇姑孰，即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性好畋游，以体大不堪乘马，乃作徘徊舆，施转关，令回动无滞。自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或一日之中，屡出驰骋。性又急暴，呼召严速，直官咸系马省前。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尝诈欲讨姚兴，初欲饰装，无他处分，先使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曰：“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众皆笑之。此等事或疑其非实，然纨袴子弟，习于纵侈，不知虑患，确有此等情形也。好虚名，元兴二年（403年），玄诈表请平姚兴，又讽朝廷作诏不许。谓代谢之际，宜有祯祥，乃密令所在上临平湖开，又诈称江州甘露降。以历代咸有肥遯之士，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败走后，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于时不皇与群下谋议，惟耽思诵述，宣示远近。荆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宁之辞，玄悉不受，仍令所在表贺迁都焉。临平湖，在浙江杭县东北。故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喜佞媚，《玄传》言玄信悦谄誉，逆忤谠言。吴甫之、皇甫敷败，玄闻之，大惧，问于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不知政理，玄尝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异，造革纷纭。临听讼观录囚徒，罪无轻重，多被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尚书答春蒐字误为春菟，凡所关署，皆被降黜。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虽少负雄名，而实则怯懦，峥嵘洲之战，义兵数千，玄众甚盛，而玄惧有败衄，常漾轻舸于舫侧，故其众莫有斗心。要非诬辞也。玄之叛逆，不过当时裂冠毁冕之既久，势所必至，无足深异。晋室自东渡以后，上下流即成相持之局，而上流之势恒强，朝廷政令之不行，恢复大计之受阻，所关匪细，至桓玄败而事势一变矣。然中原丧乱既久，国内反侧又多，卒非一时所克收拾，此则宋武之雄才，所以亦仅成偏安之业也，亦可叹矣。而蜀中乘此扰攘，又成割据之局者数年，尚其至微末者也。

桓玄之死也，柳约之进军至枝江，汉县，在今湖北枝江县东。而桓振复攻没江陵，刘毅等还寻阳，约之亦退。俄而甄季之、罗述皆病。约之诣振伪降，欲袭振，事泄，被害。约之司马时延祖、涪陵太守文处茂等涪陵，见第三章第六节。抚其余众，保涪陵。振遣桓放之为益州，屯西陵。峡名，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处茂距击破之。毛璩闻江陵陷，率众赴难。使弟瑾、瑗顺外江而下。外水谓岷江，涪江曰内水，沱江曰中水。参军谯纵及侯晖等领巴西、梓潼军下涪水，与璩会巴郡。巴西梓潼，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此据《毛璩传》。《谯纵传》云领诸县氏。晖有贰志，因梁州人不乐东也，与巴西阳昧结谋，于五城水口，五城水，涪水支流，在广都入江。广都，见第六章第八节。逼纵为主。攻瑾于涪城。城陷，瑾死之。纵乃自号梁、秦二州刺史。时朝廷新以此授瑾。《通鉴》，事在义熙元年二月。璩时在略城，胡三省曰：据《晋书·毛璩传》，去成都四百里。遣参军王琼率三千人讨反者。又遣瑗领四千人继进。纵遣弟明子及晖距琼于广汉。见第三章第六节。琼击破晖等。追至丝竹，见第三章第六节。明子设二伏以待之，大败琼众，死者十八九。益州营户李腾开城以纳纵。璩下人受纵诱说，遂共害璩及瑗，并子侄之在蜀者，一时殄没。纵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明子为巴州刺史，率其众五千人屯白帝。自称成都王。瑾子修之，下至京师，刘裕表为龙骧将军，配给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及文处茂、时延祖等西讨。修之至宕渠，荣期为参军杨承祖所杀。修之退还白帝。《通镒》义熙二年九月。承祖自下攻之，不拔。修之使参军严纲收兵，汉嘉太守冯迁汉嘉，见第三章第六节。率兵来会，讨承祖斩之。时文处茂犹在益郡，修之遣兵五百，与刘道规所遣千人俱进，而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讨。《通鉴》在义熙三年（407年）。纵遣使称藩于姚兴。九月。且请桓谦为助。兴遣之。刘裕表遣刘敬宣率众五千伐蜀。分遣巴东太守温祚巴东，见第三章第六节。以二千人扬声外水，自率鲍陋、文处茂、时延祖由垫江而进。垫江，见第三章第六节。达遂宁郡之黄虎。城名，在今四川射洪县东。谯道福等悉众距险。敬宣粮尽，军中多疾疫，姚兴又遣兵二万救纵，王师遂引还。纵遣使拜师，仍贡方物，兴拜为蜀王。

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东晋国力，本不弱于僭伪诸国，而北方可乘之隙亦多；所以经略中原，迄无所就者，实以王敦、桓温等，别有用心，公忠之臣，如庾亮、殷浩等，又所值或非其时，所处或非其地，未获有所展布之故。当五胡初起之时，中原丧乱未久，物力尚较丰盈，石虎、苻坚，又全据中原之地，图之庸或较难；至肥水战后，后燕、后秦诸国，则更非其伦矣。此时傥能北伐，奏绩自属不难；而其地近而易图者，尤莫如南燕，此所以桓玄平后仅五年，而刘裕遂奏削平之绩也。

刘敬宣等之奔南燕也，南燕侍中韩范上疏劝慕容德入寇。德命王公详议。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图，乃止。俄闻玄败，德乃以慕容镇为前锋，慕容钟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万，骑五千，刻期将发，而德寝疾，于是罢兵。义熙元年（405年），德死。此据《载记》，《通鉴》同，《本纪》在元兴三年十月。案《载记》记南燕之事，较《本纪》皆后一年。初，德兄北海王纳，苻坚破邺，以为广武太守。广武，见第五章第二节。数岁去官，家于张掖。见第六章第二节。及慕容垂起兵，坚收纳及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于郡狱。狱掾呼延平，德故吏也，尝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子焉。东归后，德名之曰超。超年十岁，公孙氏卒，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吕隆降于姚兴，超随凉州人徙于长安。以诸父在东，深自晦匿。由是得去来无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归。德无子，立超为太子。德死，超嗣伪位。

初，德从弟钟，累进策于德，德用之颇中，由是政无大小，皆以委之。超立，以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俄以为青州牧。外戚段宏为徐州。南燕五州：并州治阴平，汉侯国，后汉为县，晋废，在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幽州治发干，见第五章第六节。徐州治莒，见第六章第八节。兖州治梁父，汉县，在今山东泰安县南。青州治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而以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内参政事。钟、宏及兖州慕容法谋反。超遣慕容镇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慕容凝、韩范攻兖州。钟奔后秦。宏奔魏。凝谋杀韩范，范知而攻之，凝奔法。范并其众，攻克兖州。凝奔后秦，法奔魏。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兄归为冠军、常山公。叔父颓为武卫、兴乐公。五楼宗亲，皆夹辅左右。王公内外，无不惮之。超母、妻先在长安，为姚兴所拘，兴责超称藩，求太乐诸妓。超送太乐百二十人。兴乃还其母、妻。《超载记》云，义熙五年（409年），正旦，超朝群臣，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兴，遣斛谷提、公孙归等入寇，陷宿豫，汉叴犹县，晋改曰宿豫，在今江苏宿迁县东南。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案兴责超称藩求伎时，又云：“若不可，便送吴口千人。”超遣群臣详议，段宏主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主降号，超从华议，可见其非欲搆衅于晋。宿豫之衅，未知其由，谓由掠生口以备仗乐，恐未必然。超所掠乃生口，非乐工，岂有南人可教，北人不可教之理邪？超又遣公孙归等入济南，汉郡，今山东历城县。执太守赵元，略男女千余人而去。于是刘裕出师讨之。四月，舟师发京都，泝淮入泗。五月，至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所过皆筑城为守。超引见群臣，议距王师。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绿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

“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禽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诒窘逼。”超不从。镇谓韩谟云：“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又不肯徙民逃寇，酷似刘璋矣。”超闻而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蓄锐以待之。《宋书·武帝纪》云：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岘，当坚守广固，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惟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汉县，今山东临朐县。退守广固。我一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军保之。”公既入岘，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此等皆傅会之谈。此行也，晋兵力颇厚，宋武用兵，又极严整；观其所过筑城为守可知。简骑二千，安能绝其粮道？民难一时入守，苗非仓卒可芟，亦自系实情。战既不如，守又难固，即据大岘，安能必晋兵之不入？弃大岘而悉力逆战，盖所谓以逸待劳；不胜即退守广固，则所守者小，为力较专；此亦未为非计。慕容镇之下狱，必别有其由，非徒以退有后言也。王师次东莞，见第三章第一节。超遣段晖、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王师度岘，超率卒四万就晖等。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公孙五楼，急往据之。孟龙苻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乘，分为两翼，方轨徐行，又以轻骑为游军。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命刘藩等齐力击之。日向昃，又遣檀韶直趋临朐。即日陷城。超闻临朐拔，引众走。裕亲鼓之，贼乃大破。斩段晖。超奔还广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使其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赦慕容镇，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群臣谢之。镇进曰：“内外之情，不可复恃。如闻西秦，自有内难，恐不暇分兵救人。正当更决一战，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犹有数万，可悉出金帛、宫女，饵令一战。不可闭门，坐受围击。”慕容惠曰：“今晋军乘胜，有陵人之气，败军之将，何以御之？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二国连衡，势成唇齿；今有寇难，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尚书令韩范，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济时艰。”于是遣范与王簿往。张纲自长安归，奔于刘裕。此据《晋书·载记》。《宋书·武帝纪》云：纲从长安还，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右仆射张华、中丞封恺，并为裕军所获。裕令华、恺与超书，劝令早降。超乃诒裕书，请为藩臣，以大岘为界。并献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许。江南继兵，相寻而至。尚书张俊自长安还，又降于裕。说裕密信诱韩范，啖以重利。“范来，则燕人绝望，自然降矣。”裕从之。表范为散骑常侍，遗书招之。时姚兴遣姚强率步骑一万，随范就姚绍于洛阳，并兵来援。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兴追强还长安。范叹曰：“天其灭燕乎？”会得裕书，遂降于裕。《宋书·武帝纪》云：录事参军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公以为谋主，动止必谘焉。时姚兴遣使告公曰：“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遣长驱而进。”公呼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闻有羌使，驰入，而公发遣已去。穆之尤公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与谋。此宜善详，云何卒尔？所答兴言，未能威敌，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大至，不审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张之辞耳。”此亦傅会之谈。夏寇虽急，秦未必待姚强所率万人以自救。晋当时兵力颇厚，而洛阳距广固遥远，即合姚绍，复何能为？然则姚兴之遣姚强，特聊以自解于韩范，本未必有救燕之意。遣使为请，必当逊顺其辞，不得如史之所云也。明年，二月，城陷。超出亡，被获。

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案慕容超之亡，实处于势不可救。刘敬宣之奔慕容德也，尝结青州大姓诸省封，并要鲜卑大帅免逵谋灭德，推司马休之为主。刻日垂发。高雅之欲要刘轨。时轨为德司空，大被委任。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齐志，不可告也。”雅之以为不然，告轨。轨果不从，谋颇泄，乃相与杀轨而去。至淮、泗间，会宋武平京口，即驰还。当德之时，燕之易倾如此，超更何以自固乎？《载记》谓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此或在所不免，然五胡之酋，荒淫暴虐，十倍于超者，则有之矣。史又咎超信任公孙五楼，五楼之于南燕，盖亦在外戚之列，特较段宏辈年少耳，非佞幸也。观慕容钟、慕容法、段宏、慕容凝之一时俱叛，则超之任新进而弃旧臣，亦必有不得已者。即其严刑峻法亦然。慕容钟等之叛也，超收其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诛之，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超尝议复肉刑，下诏曰：“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枭斩不足以痛之，宜致烹、之法，亦可附之律条。”张纲为刘裕造攻具，超县其母支解之。此固不免暴虐，亦有激而然也。当危急时，其臣劝以出降，皆不肯听；及见执，刘裕数以不降之状，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在亡国之君中，固为有气节者。公孙五楼，始终尽忠于超；将亡之时，犹与贺赖卢为地道出战，使王师为之不利；亦为陈力授命之臣，未可以成败论也。

第五节 宋武平卢循、谯纵

卢循，谌之曾孙，娶孙恩妹。恩作乱，与循通谋。恩亡，余众推为主。元兴二年（403年）正月，寇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八月，攻永嘉。见第二节。刘裕讨循，至晋安，晋郡，今福建闽侯县东北。循窘急，泛海到番禺，秦县，今广东番禺县。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三年十月。遣使贡献。时朝廷新诛桓氏，中外多虞，乃权假循广州刺史。义熙元年（405年）。刘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兴太守徐道覆，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循之姊夫也，使人劝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自至番禺说循。循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初道覆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南康，晋郡，治雩都，今江西雩都县北。后徙治赣，在今赣县西南。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船版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按卖券而取之，无得隐匿者。乃并力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庐陵、豫章，皆见第三章第九节。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江州刺史何无忌距之，船小，为贼所败，无忌死之。时刘毅为豫州刺史，镇姑孰，见第四章第一节。具舟船讨之，将发而疾笃，内外失色。朝廷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寻知贼定未至，人情小安。裕班师，至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至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闻何无忌被害，虑京邑失守，乃卷甲间行，与数千人至淮上，单船过江，进至京口，见第四章第一节。众乃大安。四月，裕至京师，刘毅以舟师二万，发自姑孰。循之下也，使道覆向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自寇湘中诸郡。荆州刺史刘道规遣军至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为循所败。循至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将向江陵。道覆闻毅上，驰使报循曰：“毅兵众甚盛，成败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循即日发江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五月，毅败绩于桑落洲。见第三节。初循至寻阳，闻刘裕已还，不信也；既破毅，乃审凯入之问。循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之，多日乃见从。毅败问至，内外汹扰。于时北师始还，多创夷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贼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

者，并声其雄盛。孟昶、诸葛长民欲拥天子过江，刘裕不听。昶仰药死。参看第六节。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刘裕以为贼众我寡，分屯则测人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乃移屯石头，见第三章第九节。栅淮，断查浦。见第四章第三节。此据《宋书·武帝纪》。《晋书·卢循传》作柤浦。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新亭，见第一节。白石，见第四章第三节。循以万全为虑，固不听。裕登石头以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见第四章第三节。道覆犹欲上，循禁之。自是众军转集。循攻栅，不利。焚查浦步上，屯丹阳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又为裕所败。乃进攻京口，寇掠诸县，无所得。循谓道覆曰：“师老矣，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七月，贼自蔡洲还屯寻阳。遣王仲德等追之。刘裕还东府，见第三章第九节。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先是以庾悦为江州刺史，自寻阳出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循之走也，复遣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邈在道为贼所断，徐道覆败后方达。孙季高率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时谯纵遣使朝于姚兴，请大举入寇。遣桓谦、谯道福率众二万，东寇江陵，兴遣前将军苟林率骑会之。刘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檀道济、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为林所破。卢循即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伐江陵。扬声云：徐道覆已克京邑。林屯江津，谦屯枝江。江津、枝江，皆见第三节。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长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鲁宗之率众数千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马迎之，宗之感悦。道规使宗之居守，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大败，单舸走，欲下就林。追斩之。遂至涌口，在江陵东。林又奔散。刘遵追林至巴陵，斩之。此据《宋书·道规传》。《武帝本纪》云追至竹町，竹町当在巴陵。《晋书·姚兴载记》则云：苟林惧，引而归。先是桓歆子道儿逃于江南，出击义阳，与卢循相连结，循使蔡猛助之。道规遣参军刘基破道儿于大薄，未详。临阵斩猛。桓石绥自洛甲口《通鉴》作洛口。《注》云：汉水过魏兴安阳县，东至 城南，与洛谷水合，所谓洛口也。安阳，汉县，在今陕西城固县东。自号荆州刺史，徵阳令王天恩自号梁州刺史。胡三省曰：徵阳当作微阳。微阳，在今湖北竹山县西，梁州刺史傅韶使子弘之讨石绥等，并斩之。《宋书·傅弘之传》。十月，刘裕治兵大办，率舟师南伐。是月，徐道覆率众三万寇江陵，刘道规又大破之。道覆走还湓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卢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亲党范祟民五千人，高舰百余戍南陵。城名，在今安徽繁昌县西。王仲德等闻大军且至，乃进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军，焚其舟舰。循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意。孙季高乘海奄至，焚贼舟舰，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轻舟奔始兴。刘裕屯军雷池，见第四章第三节。虑贼战败，或于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舰二百，于吉阳断之。吉阳，矶名，在安徽东流县东北。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众二万，方舰而下。刘裕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贼舰悉泊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军大败。循等还寻阳，悉力栅断左里。在江西都昌县西北。大军至，攻栅而进。循兵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单舸走。裕遣刘藩、孟怀玉轻兵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据《宋书·武帝纪》。《晋书》云千余人。径还广州。道覆还保始兴。七年，二月，循至番禺。孙季高距战。二十余日，循乃破走。追奔至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会病，不能穷讨，循遂走向交州。至龙编，汉县，在今安南北境。刺史杜慧度诱而败之。循自投于水。徐道覆屯结始兴，孟怀玉攻围之，身当矢石，旬月乃陷，斩道覆。

卢循之乱，宋武帝之智勇，诚不可及，然史之所传，亦有颇过其实者。何无忌之败以船小；刘毅之败，以卢循、徐道覆并力而下；其兵力皆本不相敌。而宋武则大治水军而后战。船既高大，又有万钧神弩以助之，其兵力，盖在卢循、徐道覆之上。然则毅、无忌之败，宋武之胜，实由兵力之不同，非尽智勇之不若也。卢循之众虽盛，恐未必能战，何者？孙恩唱乱，实恃扇惑之广，即循亦然。史言徐道覆大积船版而百姓弗之疑，然诸葛长民表言：“贼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隐蔽经年，又深相保明，屡欺无忌，罪合斩刑。”则其能阴造逆谋，实恃同党之隐蔽。桑落洲一败，而豫州主簿袁兴国，即据历阳以应贼，琅邪内史魏咏之遣将讨斩之。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则刘毅肘腋之下，亦有循之党在焉。《宋书·武帝纪》言贼不能力攻京都，犹冀京邑及三吴有应之者，盖此一带，本自杜子恭以来，扇惑最广之地也。孙恩覆灭，前辙昭然，乌合之众，其何能战？卢循始终欲据荆、江，不欲与晋大兵决战，后又不肯力攻京都者盖以此。如史之所传，则循之败，全由其过于持重，使早从道覆之计，宋武将亦不能支，恐其实未必如此。以兵谋论，循之持重，或实胜于道覆之轻进也。《晋书·卢循传》言循败于杜慧度，知不免，先鸩妻子十余人，又召伎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同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人情所难。”或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于是悉鸩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此乃教外谤毁之辞。《传》又言孙恩性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岂有仁于疏逖，而转忍于其所戚近者哉？自来所谓邪教者，其真相多不为世所知。然观其信从者之众，之死不相背负者之多，而知其实非偶然。试观张鲁，治国实颇有规模，可知其所以得众者，亦有由也。

谯纵据蜀，史言其本由迫胁，然其后则遂甘心作逆，屈膝羌虏，而与卢循等相景响焉。盖既无途自反，遂欲乘机作刘备者也。义熙九年（413年），宋武帝既诛刘毅，定荆州，乃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臧熹、蒯恩、刘钟、朱林等凡二万人伐蜀。《通鉴》系八年十二月。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亦隶焉。裕与龄石密谋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以重兵守涪城。内水、外水、黄虎，皆见第三节。涪城，见第三章第六节。若向黄虎，正陊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于是众军悉从外水。臧熹、朱林于中水取广汉。中水，见第三节。广汉，见第三章第六节。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谯纵果备内水，使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侯晖、谯诜等率众万余屯彭模，今四川彭山县。夹水为城。六月，龄石至彭模，欲蓄锐养兵，伺隙而进。刘钟曰：“前扬声大将由内水，故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兵逼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正可因其机而攻之。克彭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虚实相见，涪军复来，难为敌也。”从之。七月，龄石率刘钟、剻恩等攻城，皆克，斩侯晖、谯诜。众军乃舍船步进。臧熹至广汉，病卒。此据《晋书·谯纵传》。《宋书·熹传》云：成都既平，熹乃遇疾。朱林至广汉，复破道福别军。纵投道福于涪。道福怒，投以剑，中其马鞍。纵去之，乃自缢。道福散金帛以赐其众，众受之而走。道福独奔广汉。广汉人杜瑾缚送之，斩于军门。桓谦弟恬，随谦入蜀，为宁蜀太守，宁蜀，东晋郡。在今四川华阳县东南。至是亦斩焉。龄石遣司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产德作乱，叔任击斩之。此据《宋书·龄石传》。《沈演之传》：父叔任，为巴西梓潼太守，戍涪城。东军既反，二郡强宗侯劢、罗奥聚众作乱，破平之。

第六节 宋武翦除异己

宋武帝起自细微，内戡桓玄，平卢循，定谯纵；外则收复青、齐，清除关、洛，其才不可谓不雄。然猜忌亦特甚。同时并起诸贤，几无不遭翦灭者。虽国内以此粗定，然中原沦陷既久，非有才高望重者，不克当戡定之任。并时流辈，既已诛夷，而所卵翼成就者，不过战将，资名相埒，莫能相统，关中且以此不守，更无论进图恢复矣。诒元嘉以北顾之忧，不得谓非谋之不臧也。

宋武在北府诸将中，资名盖本当首屈，故义旗初建，即见推为盟主。既平桓玄，王谧与众议推裕领扬州，裕固辞，乃以谧录尚书，领扬州刺史。义熙三年（407年），谧薨。刘毅等不欲裕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欲令裕于丹徒领州，丹徒，见第四章第二节。而以内事付尚书仆射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谘裕。裕参军刘穆之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惟应云：此事既大，非可县论，便暂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明矣。”裕从之。四年（408年），遂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中枢政柄，至此始全入裕手。

五年（409年）三月，裕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留府事。卢循叛，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入卫。时镇丹徒。刘毅败问至，昶、长民欲拥天子过江，裕不听。昶固请不止。裕曰：“我既决矣，卿勿复言。”昶乃为表曰：“臣裕北讨，众并不同，惟臣赞裕行计。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今谨引分，以谢天下。”乃仰药死。夫昶岂草间求活之人？北迁之议，王仲德、虞丘进并以为不可，皆见宋书本传。岂昶之智而出其下？其欲出此，盖非以避卢循，而实以图裕也。昶之所以死可知矣。此为裕诛戮功臣之始。

资名才力，与裕相亚，而尤意气用事、不肯相下者，莫如刘毅。

《宋书·武帝纪》云：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惟谧交焉。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绶，为玄佐命功臣。及义旗建，众并以谧宜诛，惟高祖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绂所在，谧益惧。《刘敬宣传》云：毅之少也，为敬宣宁朔参军，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毅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当以

陵上取祸耳。”毅闻之，深以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还，乃使人言于高祖曰：“刘敬宣父子，忠国既昧，今又不豫义始，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论资语事，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郡，实为过优；寻知复为江州，尤所骇惋。”案敬宣论毅之语，显系毅被祸后傅会之谈，毅之怨敬宣，未必以此，特以其为高祖所左右耳。《传》又云：敬宣回师于蜀，毅欲以重法绳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怨伤至公。若必文致为戮，己当入朝，以廷议决之。”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生平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毅出为荆州，谓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相辅意乎？”其敖慢陵上，且专与高祖为难可见。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尤深相结。裕之伐南燕也，朝议皆谓不可，毅尤固止之。见《宋书·谢景仁传》。卢循之逼，毅欲往讨，裕与毅书曰：“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谓藩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投书于地，遂以舟师发姑孰。卢循自蔡洲南走，毅固求追讨。长史王诞密白裕曰：“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其欲争立功名，以收物望，彼此亦相若也。卢循平后，毅求督江州，裕即如所欲与之。时江州刺史为庾悦，毅数相挫辱，悦不得志，遂以疽发背卒。史言毅微时为悦所侮，以此致憾，其实亦未必然：悦为裕所亲任，毅或有意相摧折耳。义熙八年（412年）四月，刘道规以疾求归，以毅刺荆，道规刺豫。毅至江陵，乃以其辄取江州兵及留西府文武万余不遣，又告疾，请兖州刺史刘藩为副为罪状，自往讨之。时藩入朝，收之，及谢混并于狱赐死。遣参军王镇恶前发，诈称刘兖州上袭毅。毅自缢死。裕至江陵，又杀郗僧施焉。时为南蛮校尉。

裕之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事，而加刘穆之建武将军，置佐吏，配给资力以防之。长民诒刘敬宣书曰：“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使以呈裕。九年（413年）二月，裕自江陵还。前刻至日，辄差其期。既而轻舟径进，潜入东府。见第三章第九节。明旦，长民至门，裕伏壮士丁旿于幙中，引长民进语，旿自后拉而杀之。并诛其弟黎民。小弟幼民逃于山中，追禽戮之。

司马休之之自南燕还也，裕以为荆州刺史。桓振复袭江陵，休之战败，免官。刘毅诛，复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其子文思，嗣休之兄尚之，袭封谯王。在京师，招集轻侠。十年（414年），裕诛其党，送文思付休之。休之表废文思，与裕书陈谢。雍州刺史鲁宗之，常虑不为裕所容，与休之相结。十一年（415年）正月，裕收休之次子文宝、兄子文祖，并于狱赐死。率众军西讨。宗之自襄阳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竟陵太守轨距裕。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江夏太守刘虔之邀之，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军败见杀。裕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逵之，湛之父。《宋书·湛之传》作达之，《胡藩传》及《南史》诸传并作逵之。参军王允之出江夏口，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复为轨所败，并没。时裕军泊马头，见第三节。即日率众军济江。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裕呼参军胡藩令上。藩有疑色。裕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藩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休之等先求援于秦、魏。秦遣姚成王、司马国璠率骑八千赴之。国璠者，安平献王孚后，先与弟叔璠俱奔秦者也。至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魏长孙嵩至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闻休之败，皆引归。休之、文思、宗之、轨等并奔于秦。姚兴将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任以东南之事。休之固辞，请与鲁宗之等扰动襄、阳、淮、汉。乃以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宗之等并有拜授。及裕平姚泓，休之等复奔魏长孙嵩军。

时魏遣援泓者。月余，休之死嵩军中。据《魏书》。《晋书》本传云：休之将奔于魏，未至道卒，谓其未至魏都，非谓未至魏军也。又云：文思为裕所败而死，则误。时与休之同投魏者，尚有新蔡王道赐。族属未详。晃废后以道赐袭。晃见第五章第七节。自行归魏者，又有汝南王亮之后准，亮见第二章第二节。准弟景之、国璠、叔璠，及自云元显子之天助。国璠，魏爵为淮南公，道赐爵池阳子。文思与国璠等不平，而伪亲之，引与饮燕。国璠性疏直，因醉，语文思：将与温楷亦与休之同奔魏。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三城，见第六章第七节。因说魏都豪强可与谋者数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诛。然则文思似确有凶德，非尽刘裕诬之也。又有司马楚之者，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刘裕诛夷司马氏戚属，楚之叔父宣期、兄贞并见杀。楚之亡匿诸沙门中。济江，西入竟陵蛮中。休之败，亡于汝、颍之间。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与司马顺明、道恭等所在聚党。参看下节。及裕代晋，楚之收众据长社。秦县，在今河南长葛县西。归之者常万余人。裕遣刺客沐谦刺之。楚之待谦甚厚，谦遂委身事之。宋永初三年（422年），魏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遂请降，助之猾夏。案宋武帝之兴，实能攘斥夷狄；即以君臣之义论，“布衣匹夫，匡复社稷”，司马休之表语。其功亦为前古所未有。孔子之称齐桓也，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宋武当之，盖无愧焉。不念其匡维华夏之功，徒以一姓之私，事仇而图反噬，休之等之罪，固不容于死矣。当时晋宗室为宋武所诛者，尚有梁王珍之、孙。，武陵威王晞子。晞见第五章第七节。珣之。西阳王羕玄孙，为会稽思世子道生后。道生简文帝之子也。义熙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道子妃请以为嗣。宋武意其诈，案验之，果散骑郎滕羡奴也。坐弃市。道子妃哭之甚恸。此事之真伪，亦无以言之，然观于休之等之纷纷反噬，则除恶固不可不务尽也。

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晋书·姚兴载记》云：刘裕诛桓玄，遣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晋求南乡诸郡，兴许之，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南乡，见第六章第五节。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舞阴，汉县，在今河南泌阳县北。此等皆兴置以为郡。盖时桓氏遗孽，归秦者多，刘裕恐其为患，故欲暂与通和；而兴亦外患方殷，未能恶于晋，所置诸郡，亦本非其所能守也。然桓氏遗孽，兴卒加以卵翼；谯纵、司马休之等叛徒，兴亦无不与相影响者；其终不可以久安审矣。故荆、雍既定，兴又适死，而经略关、洛之师遂出。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伐秦。八月，发京师。九月，次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使王仲德督前锋诸军事，以水师入河。檀道济、王镇恶向洛阳。刘遵考、沈林子出石门。见第五章第一节。朱超石、胡藩向半城。亦作畔城。据魏收《地形志》，在平原郡聊城县。案聊城，汉县，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咸受统于仲德。道济、镇恶自淮、肥步向许、洛。羌缘道城守，皆望风降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见第三章第四节。伪兖州刺史韦华率众归顺。仲德从陆道至梁城。见第二章第三节。魏兖州刺史尉建弃州北渡。仲德遂入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十月，众军至洛阳。王师之出，秦姚绍、姚恢等方讨勃勃，取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绍还长安，言于泓曰：“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左仆射梁喜曰：“关中兵马，足距晋师。若无安定，虏马必及于郿、雍。”郿，见第六章第九节。雍，见第三章第五节。泓从之。吏部郎懿横言：“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未有殊赏。今外则置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恢拥精兵四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泓曰：“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又不从。王师至成皋，见第三章第四节。姚洸时镇洛阳，驰使请救。泓遣其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赴之。武卫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其征东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见第六章第一节。懿时镇蒲坂。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为之声援。洸部将赵玄说洸：“摄诸戍兵士，固守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金墉既固，师无损败，吴寇终不敢越我而西。”时洸司马姚禹，潜通于檀道济；主簿阎恢、杨度等，皆禹之党，固劝洸出战。洸从之。乃遣玄率精兵千余，南守柏谷坞；见第六章第五节。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城。见第五章第一节。会阳城及成皋、荥阳、虎牢诸城悉降，阳城，见第六章第五节。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道济等长驱而至。无讳至石关，胡三省曰：偃师县西南有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庙东有二石阙。奔还。玄与毛德祖战，败死。德祖，王镇恶之司马。姚禹逾城奔于王师。道济进至洛阳。洸惧，遂降。时阎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遂留不进。新安，湖城，皆见第三章第三节。姚懿司马孙畅，劝懿袭长安，诛姚绍，废泓自立。懿纳之。乃引兵至陕津，散谷帛以赐河北夷夏。泓遣姚赞及冠军司马国璠、建义虵玄屯陕津，武卫姚驴屯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懿遂举兵僭号。姚绍入蒲坂，执懿，囚之，诛孙畅等。明年，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趣长安。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姚绍、姚赞赴难，击破之，杀恢及其三弟。

是岁，正月，刘裕以舟师发彭城。王镇恶至宜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檀道济、沈林子攻拔襄邑堡。胡三省曰：在秦所分立之河北郡河北县，晋属河东。案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泓建威薛帛奔河东。道济自陕北渡，攻蒲坂。泓遣姚驴救蒲坂，胡翼度据潼关。又进姚绍督中外诸军，使率武卫姚鸾等步骑五万，距王师于潼关。姚驴与泓并州刺史尹昭夹攻檀道济，道济深壁不战。沈林子说道济曰：“蒲坂城坚，非可卒克。攻之伤众，守之引日。不如弃之，先事潼关。潼关天限，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寡，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矣。如克潼关，尹昭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弃蒲坂，南向潼关。姚赞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东，进据蒲津。

王仲德之入滑台也，宣言“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魏明元帝闻之，诏其相州刺史叔孙建自河内向枋头，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以观其势。仲德入滑台月余，又诏建渡河曜威，斩尉建，投其尸于河。然建亦不能制仲德。明元帝令建与刘裕相闻，以观其意。裕亦答言：“军之初举，将以重币假途，会彼边镇弃守。”明元帝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险，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明元帝将从之。崔浩曰：“如此，裕必上岸北侵，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未若假之水道，纵其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昏姻酬一女子之惠哉？”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明元帝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时魏泰常二年（417年），即晋义熙十三年二月也。三月，朱超石前锋入河。魏遣黄门郎鹅青、此据《宋书·朱龄石传》。《魏书》作娥清。安平公乙 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刘裕乃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眊。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裕先命朱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虏见营阵既立，乃进围之。超石先以轻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明元帝又遣其南平公托跋嵩三万骑至。托跋嵩即长孙嵩。魏人后来改氏，史家于其未改时，亦多依所改者书之。遂肉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资大锤并千余张矟，乃断矟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矟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超石率胡藩、刘荣祖等追之，复为所围。奋击尽日，杀虏千计。虏乃退走。此战也，以少击众，实可谓为一奇捷，晋可谓师武、臣力矣。魏师既败，遂假晋以道。盖索虏是时，亦破胆矣。《魏书·长孙嵩传》：太宗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传诣平原，缘河岸列军。次于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于栗磾传》：镇平阳。刘裕之伐姚泓也，栗磾虑其北扰，遂筑垒于河上，亲自守焉。裕遗栗磾书，假道西上。栗磾表闻，太宗许之。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

魏人既许假道，刘裕遂至洛阳。使沈田子入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进及青泥。姚泓使姚和都屯尧柳以备之。青泥、尧柳，皆见第五章第六节。姚绍以大众逼檀道济。道济固垒不战。绍欲分军据阌阳，乡，属湖县，今河南阌乡县。断其粮道。胡翼度言军势宜集，若偏师不利，则人心骇惧，绍乃止。绍旋欧血死，以后事托姚赞。众力犹盛。刘裕至湖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赞乃引退。七月，裕次陕城。遣沈林子从武关入，武关，见第三章第三节。会田子于青泥。姚泓欲自击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八月，使姚裕率步骑八千距田子，躬将大众随其后。裕为田子所败，泓退还灞上。见第五章第六节。关中郡县，多潜通于王师。刘裕至潼关。薛帛据河曲叛泓，裕遣朱超石、徐猗之会帛攻蒲坂，克之。贼以我众少，复还攻城。猗之遇害，超石奔潼关。王镇恶率水军入渭。姚强屯兵河上，姚难屯香城，在渭水北蒲津口。为镇恶所逼，引而西。姚泓自灞上还，次石桥以援之。石桥，在长安东北。姚强、姚难陈于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强，强战死。难遁还长安。镇恶直至渭桥，在长安北。弃船登岸。时姚丕守渭桥，为镇恶所败，泓自逍遥园赴之。逍遥园，在长安东北。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泓奔石桥。赞众亦散。泓将妻子诣垒门降。赞率子弟、宗室百余人亦降。刘裕尽诛之。余宗迁于江南。送泓于建康，斩于市。

秦之未亡也，晋齐郡太守王懿降于魏，齐郡，见第二章第三节。上书陈计，谓刘裕在洛，以军袭其后路，可不战而克。魏明元帝善之。《魏书·崔浩传》。姚赞亦遣司马休之及司马国璠自轵关向河内，轵关，见第五章第一节。引魏军以蹑裕后。于是明元帝敕长孙嵩：“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便率精锐，南出彭、沛。沛，见第三章第一节。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崤山，见第五章第一节。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于是嵩与叔孙建自成皋南济。裕克长安，乃班师。盖魏人不意秦之亡如是其速也。然明元帝亦不武，不如勃勃之慓锐，故刘裕不能久驻长安，而关中遂入于夏。

《宋书·武帝纪》云：公之初克齐也，欲停镇下邳，清荡河、洛，以卢循之乱不果。及平姚秦，又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以刘穆之卒，乃归。穆之者，东莞莒人，莒，见第六章第八节。世居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高祖起兵，为府主簿。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仓卒立定，并所建也。遂委以心腹之任，动止谘焉。穆之才甚敏，本传云：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又言高祖伐秦时，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而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高祖西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总摄后事，留穆之以辅之，加建威将军，置佐吏，配给资力。西伐司马休之，以中弟道怜知留任，事无大小，一决穆之。十二年北伐，留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尹。盖恃为留守之长城矣。穆之以十三年十一月卒，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于时朝廷大事，当决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军府；其倚任，远非穆之之比矣。穆之之殁，高祖表天子曰：“岂惟谠言嘉谋，溢于民听。若乃忠规远画，潜虑密谋，造膝诡辞，莫见其际。功隐于视听，事隔于皇朝，不可胜记。”此与魏武帝之惜荀文若正同。一代革易之际，必以武人位于大君，此不过藉其犷悍之气，以肃清寇盗，驾驭武夫，至于改弦更张，所以扫除秽浊，而开百年郅治之基者，必藉有文学之士以为之辅。此其功，与武人正未易轩轾，特不如武人之赫赫在人耳目耳。然当革易之际，能为大君而开一代之治者，亦必非犷悍寡虑之流，不过武功文治，各有专长，不得不藉文人以为之辅。既相须之孔殷，自相得而益彰，其能相与有成，亦断非徒为一身之计也。《宋书·王弘传》言：弘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此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与谓荀文若不得其死者无异。《张邵传》言：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可见穆之罹疾已久矣。《南史》言武帝受禅，每叹忆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岂专为一身起见哉！

十二月，裕发长安。以弟二子义真为雍州刺史，留镇，而留腹心将佐以辅之。以王修为长史。义真时年十二耳。十四年（418年）正月，裕至彭城，复以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镇蒲坂。遵考，裕族弟也，裕时诸子并弱，宗族惟有遵考，故用焉。赫连勃勃闻裕东归，大悦。问取长安之策于王买德。买德教以置游兵，断青泥、上洛之路，杜潼关、崤、陕，而以大兵进取长安。勃勃善之。以子 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子昌屯兵潼关；买德南断青泥；而勃勃率大军继发。义真中兵参军沈田子与司马王镇恶拒之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田子素与镇恶不协，矫刘裕令，请镇恶计事，于坐杀之。王修收杀田子。治中从事史傅弘之击赫连，大破之，夏兵退。义真年少，赐与不节，王修每裁减之，左右并怨，白义真曰：“镇恶欲反，故田子杀之，修今杀田子，是又欲反也。”义真乃使左右刘包等杀修。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于夏。勃勃进据咸阳，见第六章第四节。长安樵采路绝，不可守矣。十月，刘裕遣朱龄石代义真。敕龄石：“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诸将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傅弘之谓宜弃车轻行，不从。《晋书·勃勃载记》云：“义真大掠而东，百姓遂逐朱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岂不痛哉？赫连 率众三万，追击义真。至青泥，为所及。蒯恩断后，被执，死于虏中。恩时遣入关迎义真者。毛修之、傅弘之并没于虏。修之夏亡没于魏。弘之，勃勃逼令降，不屈，时天寒，裸之，叫骂，见杀。王敬先戍潼关之曹公垒，朱龄石率余众就之。虏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陷。被执至长安，皆见杀。刘裕遣朱超石慰劳河、洛，始至蒲坂，直龄石弃长安去，济河就之，亦与龄石并陷虏见杀。刘遵考南还，代以毛德祖，义真中兵参军。勃勃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三万攻之，德祖奔洛阳。关中遂没。

《宋书·武三王传》曰：高祖闻青泥败，未得义真审问。有前至者，访之，并云：“暗夜奔败，无以知其存亡。”高祖怒甚，刻日北伐。谢晦谏，不从。及得段宏启事，知义真已免，乃止。宏，义真中兵参军，以义真免者。此浅之乎测丈夫者也。高祖即善怒，岂以一子，轻动干戈？《郑鲜之传》云：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鲜之上表谏曰：“虏闻殿下亲御大军，必重兵守潼关。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江南颙颙，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钟危殆；伐司马休之时，以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有盗数百夜袭之，京师震骇，钟讨平之。冶亭，在建康东。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此当时不克再举之实情。《王仲德传》云：高祖欲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帝深纳之。《武三王传》亦言：高祖之发长安，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故以义真留镇。洛阳不能久驻，而况长安？将士不免思归，而况氓庶？势之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南史·谢晦传》言：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与《武三王传》之言适相反，固知史之所传，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归，由其急于图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沦寇手”，司马光语，见《通鉴》。此乃王买德对赫连勃勃之辞，非敌国诽谤之言，则史家傅会之语，初非其实。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侧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责者也。惟其经略赵、魏，有志未遂，实为可惜。当时异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尽而毙，惟铁弗、拓跋二虏，起于塞北，力较厚而气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为土广而人众。所以清定之者，实不当徒恃河南为根基，而断当经营关中与河北，以非如是则势不相及也，此观于后来元嘉之丧败而可知。武帝平秦之日，拓跋氏实无能为；铁弗氏之兵力，亦极为有限。拓跋氏虽因力屈假道，初实为秦形援，后又侵扰河南，伐之实为有辞。铁弗氏必不敢动。秦凉诸国，一闻王师入关，早已赡落。乞伏炽磐曾使求自效。沮渠蒙逊，猾夏最深，然朱龄石遣使招之，亦尝上表求为前驱。见第八节。当时此诸国者，未尝不可用之以威勃勃，而铁弗氏与拓跋氏，本属世仇；勃勃惟利是视；苟有事于拓跋氏，亦未必不可驱之，使与我相掎角。然则宋武设能留驻北方二三年，拓跋嗣或竟为什翼犍之续，亦未可知也。惟即如是，五胡乱华之祸，是否即此而讫，亦未可定。崔浩之为拓跋嗣策中国也，曰：“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刘裕亦不能守之。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浩实乃心华夏者，其为此言，盖所以息索虏之觊觎，而非为之计深远，说别详后。然于关中之情形，亦颇有合。宋武之平姚秦，已迫迟暮，其能竟此大业与否，亦可疑也。宋武之所阙，仍在于其度量之不弘。大抵人勋业所就，恒视乎其所豫期。长安之所以不守，实由将士之思归，及其贪暴，《王镇恶传》：是时关中丰盈，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观于义真败后，诸将尚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则平时极意收敛者，正不止镇恶一人也。而其所以如此，则平时之所以自期待者使之。神州陆沉，既百年矣，生斯土者，孰非其奇耻大辱？使为之率将者，果有恢复境壤、拯民涂炭之心，自不以

消除关洛为已足；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为其所卵翼裁成者，自亦不敢启思归之念、怀欲货之思矣。王镇恶之至潼关也，姚绍率大众距险，深沟高垒以自固。镇恶县军远入，转输不充，将士乏食。驰告高祖，求发粮援。时高祖缘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初与镇恶等期：克洛阳后，须大军至，及是，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运？”此时王师实为一大危机，而镇恶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遂复振。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义真进督东秦，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归本土，及置东秦，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王镇恶之死也，沈田子又杀其兄弟及从弟七人，惟镇恶弟康逃藏得免。与长安徙民张盱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为守战之备。时有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又有亡命司马道恭，自东垣见第六章第五节。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马顺明，五千人屯陵云台。顺明遣刺杀文荣，平复推顺明为主。又有司马楚之屯柏谷坞。索虏野坂城主黑弰公即于栗磾。游骑在芒上。北邙山，在洛阳东北。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救军至，诸亡命乃各奔散。盖遗黎之可用如此：关中诚如崔浩言，戎夷混并，然汉人之能为国宣力者实更多。即戎夷亦非无可用，此又证以后来柳元景之出师，盖吴之反魏而可知者也。义真之归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乃改除扬州刺史。毛德祖全军而归，以为荥阳、京兆太守，寻迁司州刺史，戍虎牢。此等兵力，其不足以固河南审矣。郑鲜之言：“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盖至此而徒保河南，弃置河北之势成矣。哀哉。

第八节 魏并北方

宋武帝既弃关中，其明年，遂受晋禅，受禅后三年而崩。子少帝立，为徐羡之等所废。文帝继位，初则谋诛永平逆党，继又因彭城王专权，尽力谋诛刘湛等，经略之事，匪皇顾虑；而其时北魏太武帝继立，剽悍之气，非复如明元之仅图自守，北方诸国，遂悉为所并，欲图恢复益难矣。自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弃关中，至宋元嘉十六年（439年）魏灭北凉，尽并北方，其间凡二十二年，中国实坐失一不易再得之机会也。今略述北方诸国及其为魏所并之事，以终晋世北方分裂之局。

秃发傉檀既得姑臧，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地属显美。显美，汉县，在今甘肃永昌县东。遂伐沮渠蒙逊，入西陕。蒙逊率众来距。战于均石，为蒙逊所败。蒙逊攻西郡，陷之。胡三省曰：均石，在张掖之东，西陕之西，盖西郡界。案西郡，见第二章第二节。赫连勃勃初僭号，求昏于傉檀，傉檀勿许。勃勃怒，率骑二万伐之。自阳非至于支阳，三百余里，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阳非亭，在今甘肃永登县西。支阳，汉县。胡三省引刘朐曰：唐兰州广武县，杜佑曰：唐会州会宁县。案广武，见第五章第二节。会宁，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傉檀率众追之。战于阳武，峡名，在靖远县境。为勃勃所败。将佐死者十余人。傉檀与数骑奔南山，胡三省曰：支阳之南山，《本纪》事在义熙三年十一月。几为追骑所得。傉檀惧东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屠谷成七儿，因百姓之扰，率其属三百人叛。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傉檀悉诛之。姚兴乘机，遣其子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又使姚显为弼等后继。遗傉檀书，云遣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傉檀以为然，遂不设备。弼陷昌松，见第六章第六节。至姑臧，屯于西苑。姑臧有东西苑城，见第六章第六节。州人王钟、宋钟、王娥等密为内应。候人执其使送之。傉檀欲诛其元首。前军伊力延侯曰：“今强敌在外，内有奸竖，兵交势踧，祸难不轻，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擅从之，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敛成纵兵虏掠。傉擅遣十将率骑分击，大败之。姚弼固垒不出。姚显闻弼败，兼道赴之。委罪敛成，遣使谢傉檀，引师而归。傉檀于是僭即凉王位。《纪》在义熙四年十一月。遣其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逊，掠临松人千余户而还。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徙数千户而还。傉檀太尉俱延伐蒙逊，又大败归。傉檀将亲伐之。尚书左仆射赵晁及太史令景保谏。傉檀曰：“吾以轻骑五万伐之。蒙逊若以骑兵距我，则众寡不敌；兼步而来，则舒疾不同。救右则击其左，赴前则攻其后，终不与之交兵接战，卿何惧乎？”既而战于穷泉，《十六国疆域志》云：在昌松。傉檀大败，单马奔还。《纪》义熙六年三月。蒙逊进围姑臧。百姓惩东苑之戮，即王钟等之诛。悉皆惊散。傉檀遣使请和，以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他为质。归至胡坑逃还，他为追兵所执。胡坑，胡三省曰：在姑臧西。蒙逊徙八千余户而归。右卫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胡三省曰：石驴山，在姑臧西南，属晋昌郡界。案晋昌，晋郡，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傉檀惧为蒙逊所灭，又虑奇镇克岭南，乃迁于乐都。今青海乐都县。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焦谌等闭门作难，推焦朗为大都督，谌为凉州刺史。蒙逊攻克之。

《通鉴》在义熙七年二月。《晋书》云宥朗。《宋书·蒙逊传》云：义熙八年（412年），蒙逊攻焦朗，杀之，据姑臧。盖因蒙逊迁居姑臧而追叙其攻克之事。遂伐傉檀。围乐都，三旬不克。傉檀以子安周为质，蒙逊引归。傉檀又将伐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谏，不从。邯川城，在今青海巴燕县黄河北岸。五道俱进。至番和、苕雚，掠五千余户。番和，汉县，后凉置郡，在今甘肃永昌县西。苕雚，在张掖东。其将屈右，劝其倍道还师，早度峻险。卫尉伊力延曰：“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还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傉檀败绩而还。蒙逊进围乐都。傉檀婴城固守，以子染干为质，蒙逊乃归。久之，蒙逊又攻乐都，二旬不克。蒙逊迁于姑臧。义熙八年（412年），僭即河西王位。傉檀弟湟河太守文支湟河，见第六章第六节。降蒙逊，蒙逊又来伐。傉檀以太尉俱延为质，蒙逊引还。《通鉴》在义熙九年四月。傉檀议欲西征乙弗。孟恺谏曰：“连年不收，上下饥弊，远征虽克，后患必深。不如结盟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畜力缮兵，相时而动。”傉檀谓其太子虎台曰：虎台从《魏书》。《晋书》作武台，乃唐人避讳改。“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逊近去，不能卒来。旦夕所虑，惟在炽磐，彼名微众寡，易以讨御。吾不过一月，自足周旋。汝谨守乐都，无使失坠。”乃率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四十余万。炽磐果率步骑二万，乘虚来袭。抚军从事中郎尉肃言于虎台曰：“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距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虎台惧晋人有贰心也，乃召豪望有谋勇者，闭之于内。孟恺泣白：“恺等进则荷恩重迁，退顾妻子之累，岂有贰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一旬而城溃。乌孤子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傉檀谓众曰：“今乐都为炽磐所陷，男夫尽杀，女妇赏军，虽欲归还，无所赴也。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是所望也。不尔即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抱中？”遂引师而西。众多逃返。遣镇北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惟中军纥勃、后军洛肱、安西樊尼、散骑侍郎阴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逊与吾，名齐年比，炽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势皆不济。与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二万，蒙逊方招

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遂归炽磐。惟阴利鹿随之。岁余，为炽磐所鸩。案好战者必亡，其傉檀之谓乎？《晋书·载记》云：“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僭立，至傉檀之世，凡十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414年）灭。”《本纪》亦系傉檀之亡于义熙十年六月。案自隆安元年（397年）至义熙十年（414年），止十八年（422年）。《乞伏炽磐载记》云：“炽磐以义熙六年（410年）袭伪位。”《本纪》在八年。又云：“僭立十年而入乐都。”则当为元熙元年（405年），年岁相距太远矣。疑僭立二字衍，而《秃发氏载记》之“凡十九年”，当作十八也。《通鉴》云：傉檀之死也，沮渠蒙逊遣人诱虎台，许以番禾、西安二郡处之；西安，后凉郡，在张掖东南。且借之兵，使伐秦，报其父仇，复取故地。虎台阴许之。事泄而止。炽磐后，虎台妹也，炽磐待之如初。后密与虎台谋曰：“秦本我之仇雠，虽以昏姻待之，盖时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遗令不治者，欲全济子孙故也。胡三省曰：不治，谓被鸩而不解也。为人子者，岂可臣妾于仇雠，而不思报复乎？”乃与武卫将军越质洛成谋弑炽磐。后妹为炽磐左夫人，知其谋而告之。炽磐杀后及虎台等十余人。事在宋景平元年（423年）。

乞伏炽磐既兼秃发傉檀，兵强地广。沮渠蒙逊遣其将运粮于湟河，自率众攻克炽磐之广武郡。见第五章第二节。以运粮不继，自广武如湟河，度浩亹。见第二章第二节。炽磐遣将距之，皆为蒙逊所败。蒙逊以弟汉平为湟河太守，乃引还。炽磐率众三万袭湟河，汉平降。义熙十一年（415年）。炽磐攻涨川，西秦郡，在今青海东南境。师次沓中。在今甘肃临潭县西。蒙逊攻石泉以救之，石泉，县名，《十六国疆域志》云：属漒川。炽磐引还。蒙逊亦归。遣使聘于炽磐，遂结和亲。

西凉立国酒泉，与蒙逊形势甚逼。《晋书》本传云：“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寻而蒙逊背盟来侵，玄盛遣世子士业要击，败之，暠世子谭早卒，立次子歆为世子，歆字士业。获其将沮渠百年。《本纪》在义熙七年十月。玄盛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且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盖其势实最弱也。义熙十三年（417年）二月，暠卒，子歆嗣。此据《晋书·本纪》。《宋书·且渠蒙逊传》云五月。蒙逊遣其张掖太守且渠广宗诈降诱歆。歆遣武卫温宜等赴之，亲勒大军，为之后继。蒙逊帅众三万，伏于蓼泉。胡三省曰：《新唐书·地理志》：张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祁连山，山北有建康军，军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歆闻之，引兵还，为蒙逊所逼，歆亲贯甲先登，大败之。《宋书·蒙逊传》云：歆伐蒙逊，至建康。蒙逊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涧，蒙逊大败，死者四千余人。乃收余众，增筑建康城，置兵戍而还。《晋书·蒙逊载记》云：蒙逊为李士业败于解支涧，复收散卒欲战，前将军成都谏，蒙逊从之，城建康而归。建康见第六章第六节。解支涧，胡三省曰：“《晋书》作鲜支涧，当从之，”然今《晋书》作解支涧，《十六国疆域志》亦同。

明年，蒙逊大伐歆。歆将出距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大芟禾稼而还。《通鉴》在义熙十四年（418年）。歆用刑颇峻，又缮筑不止。从事中郎张显、主簿汜称疏谏，并不纳。永初元年（420年）七月，据《宋书·且渠蒙逊传》。蒙逊东略浩亹，歆承虚攻张掖。其母尹氏及宋县固谏，并不从。县，暠臣，受顾命者。遂率步骑三万东伐，次于都渎涧。《十六国疆域志》引《通志》云：在蓼泉西。蒙逊自浩亹来距。战于怀城，《十六国疆域志》云：在福禄县。福禄，见第三章第七节。为蒙逊所败。勒众复战，又败于蓼泉，被害。蒙逊遂入酒泉。歆弟敦煌太守恂，据郡自称大将军。十月，蒙逊遣世子正德攻之，不下。明年，正月，蒙逊自往，筑长堤，引水灌城，数十日，又不下。三月，恂武卫将军宋丞、广武将军弘举城降。恂自杀。李氏亡。歆之亡在永初元年（420年）。本传云：士业立年而宋受禅，误。

故又云，其灭在永初元年，皆误多三年。

赫连勃勃既陷长安，遂僭称皇帝。《魏书》在泰常三年（418年），即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北史》在泰常四年（419年），即晋元熙元年。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诸卿适未见此耳。”乃于长安置南台，以其大子 领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而还统万。《魏书》云：以长安为南都。案云荆吴不足为患，姚泓之灭，岂特殷鉴不远？知东魏为心腹之忧，则终勃勃之世，何不闻以一矢东向相加遗邪？知此等皆史家傅会之辞，非其实也。勃勃性凶暴好杀。其在长安也，尝征隐士韦祖思，既至，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其猜忌汉人如此。常居城上，置弓箭于侧，有所嫌忿，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夷夏嚣然，人无生赖。议废其长子，自长安起兵攻勃勃。勃勃中子昌破，杀之。勃勃以昌为太子。《通鉴》元嘉元年（424年）。元嘉二年（425年），勃勃死，昌僭立。三年（426年）九月，魏遣奚斤袭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周几袭陕城。见第六章第一节。十月，魏太武帝西伐，临君子津。见第六章第三节。十一月，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略居民，徙万余家而还。奚斤东至蒲坂，昌守将赫连乙升弃城西走。昌弟助兴守长安，乙升复与助兴西走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奚斤遂入蒲坂，西据长安。四年（427年）正月，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五月，魏太武帝乘虚西伐。济君子津，轻骑三万，倍道兼行。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十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兵攻具，一时俱往。”太武曰：“夫用兵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兵，而徒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禽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复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遂行。次于黑水。见第六章第九节。去统万三十余里。分军伏于深谷，而以少众至其城下。昌将狄子玉来降，说“昌使人追定，定曰：城既坚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后徐往，内外击之，何有不济？昌以为然”。太武恶之。退军城北，示昌以弱。会军士负罪，亡入昌城，言“魏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击之为便”。昌信其言，引众出城。太武收军伪北，分骑为左右以犄之，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于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遂克其城。《魏书·本纪》在六月。是役也，昌虽寡谋，魏亦幸胜。其时魏兵不足二万，而昌众步骑三万；太武引而疲之，行五六里，冲其阵，尚不动；及战，太武坠马，流矢中掌，其不败者亦幸耳。娥清以五千骑攻赫连定，定亦走上邽。奚斤追之，至雍，见第三章第五节。不及而还。太武诏斤班师。斤请益铠马平昌，不许。抗表固请，乃许之。给斤万人，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与斤。五年（428年），魏神鹰元年。二月，昌退屯平凉。斤进军安定。马多疫死，士众乏粮，乃深垒自固。遣太仆丘堆等督租于民间，为昌所败。昌日来侵掠，刍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监军侍御史安颉请募壮勇出击。斤言“以步击骑，终无捷理”，欲须救骑至。颉曰：“今兵虽无马，将帅所乘，足得二百骑，就不能破，可折其锐。且昌狷而无谋，每好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掩击，昌可禽也。”斤犹难之。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焉。昌来攻垒，颉出应之。昌于阵前自接战，军士识昌，争往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众乱。昌退。颉等追击，昌马蹶而坠，遂禽昌。《通鉴考异》曰：“《十六国春秋钞》云：承光三年（427年）五月，战于黑渠，为魏所败。昌与数千骑奔还，魏追骑亦至。昌河内公费连乌提守高平，徙

诸城民七万户于安定以都之。四年（428年）二月，魏军至安定。三城溃。昌奔秦州。魏东平公娥青追禽之，送于魏。与《后魏纪传》不同，今从《后魏书》。”案承光赫连昌年号，承光三年（427年），宋元嘉四年也。观此，弥知魏太武之克统万为幸胜，当时设与之坚持，未有不以乏粮为患者也。昌余众立定，走还平凉。奚斤耻功不在己，轻赍三日粮，追定于平凉。娥清欲寻水而往，斤不从。定知其军无粮乏水，邀其前后。斤众大溃。与娥清、刘跋，俱为定所禽，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先守辎重在安定，闻斤败，弃甲东走蒲坂。定复入长安，魏太武诏安颉镇蒲坂以拒之。又诏颉斩丘堆。六年（429年），五月（430年），定侵统万，至侯尼城而还。胡三省曰：侯尼城，在平凉东。七年（430年），九月，定遣弟谓以代攻墉城，见第五章第六节。魏始平公隗归击破之。定又将数万人东击归。十一月，魏太武帝亲率轻骑袭平凉。定救平凉，登鹑觚原，鹑觚，汉县，在今甘肃灵台县东北。方阵自固。太武四面围之，断其水草。定引众下原。击之，众溃。定被创单骑走，收余众西保上邽。诸将乘胜进军，遂取安定。十二月，定弟社干、度洛孤出降。长安、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武功见第六章第五节。守将皆奔走。关中遂入于魏。

当刘裕伐秦之际，乞伏炽磐尝遣使诣裕求效力，拜为西平将军、河南公。《宋书·武帝本纪》。及魏伐夏之岁，炽磐又遣使于魏，请伐赫连昌。《魏书·本纪》始光三年正月。盖皆欲乘时以徼利也。及魏克统万，炽磐乃遣其叔泥头、弟度质于平城。元嘉五年（428年），炽磐死，子暮末嗣伪位。暮末依《晋书》。《宋》《魏书》及《十六国春秋》皆作茂蔓。炽磐之死，《晋书》在元嘉四年（427年）。下文云：暮末在位三年，为赫连定所杀，在元嘉七年（430年）。又云：始国仁以孝武太元十年（385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载，数亦相合。然据《魏书·本纪》：暮末之灭，在神 四年正月，则当为元嘉八年（431年），《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亦同。考《魏书·本纪》，赫连定之奔上邽，在神 三年十一月，似其年内未必能亡暮末，疑《晋书》纪事，误移前一年也。明年，沮渠蒙逊攻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暮末大破之，禽其世子兴国。暮末政刑酷滥，内外崩离。为赫连定所逼，遣使请迎于魏。魏太武许以安定以西、平凉以东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万五千至高田谷。胡三省曰：当在南安郡界。为赫连定所拒，遂保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魏太武遣使迎之。暮末卫将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内徙，暮末从之。赫连定遣其北平公韦代当即谓以代。率众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时元嘉八年正月也。从《魏书》，《通鉴》同。是岁，六月，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为吐谷浑慕 所执。明年，二月，送于魏，魏杀之。《宋书·沮渠蒙逊传》：元嘉七年（430年）四月，定奔上邽。十一月，茂蔓闻定败，将家户及兴国东征，欲移居上邽。八年（431年）正月，至南安。定率众御茂蔓，大破之。杀茂蔓，执兴国而还。四月，定避拓跋焘，欲渡河西击蒙逊。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峡口。渡河，济未半，为吐谷浑慕 所邀，见获。兴国被刭，数日死。其事述与《魏书》多牴牾，似不甚审。治城，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凉州东陉郡有治城县，其地当在黄河南。又凉州有建昌郡，亦有治城县。”案东陉郡之治城，当在旧凉州府境，建昌郡之治城，当在旧兰州府境。胡《注》见元嘉六年（429年）。赫连昌尚魏始平公主，封为秦王。元嘉十一年（434年），叛魏，西走河西，为候将所格杀。魏人并杀其群弟。

冯跋在僭伪诸国中，颇称有道。尝下书除前朝苛政，命守宰当垂仁惠，无得侵害百姓。兰台都官明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国。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谷帛有差。孝弟力田、闺门和顺者，皆褒显之。又下书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事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又下书，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禁厚于送终，贵而改葬。蝚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群下议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不听。库莫奚虞出库真献马请交市，许之。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凡兹厚抚四夷，亦皆欲以息民也。史称冯氏出自中州，有殊异类。虽旧史称其信惑妖祀，斥黜谏臣，然能育黎萌，保守疆宇二十余年，实人事而非天意，信不诬也。跋于夷夏之际，亦深有抉择。晋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来聘，跋使其中书郎李扶报之。魏明元帝遣谒者于什门往使，为跋所留。明元帝使长孙道生率众二万攻之，以其有备，不克而还。魏泰常三年（418年），即晋义熙十四年。可谓明于去就矣。惜亦以内乱不终，是则当上下交征、不夺不餍之世，积习不易挽也。

跋长弟素弗，任侠放荡，惟交结时豪为务。当世侠士，莫不归之。史称跋之伪业，实素弗所建。故高云死时，众推跋为主，跋曾以让素弗，而素弗不可。跋僭位，以为宰辅。素弗谦虚恭慎，虽厮养之贱，皆与之抗礼。车服务于俭约，修己率下，百僚惮之。惜跋之七年即死。义熙十一年（415年）。元嘉七年（430年），跋有疾。跋长子永先死，立次子翼为世子，摄国事。翼勒兵以备非常。跋妾宋氏，规立其子，谓之曰：“主上疾将瘳，奈何代父临国乎？”翼遂还。宋氏矫绝内外，遣阉人传问。惟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专掌禁卫。跋疾甚，福虑宋氏将成其计，乃言于跋季弟弘。弘勒兵而入。跋惊怖死。弘袭位。翼勒兵出战，不利，遂死。跋有男百余人悉为弘所杀，亦可谓甚矣。然弘仍不肯屈志于魏。九年（432年），魏延和元年。六月，魏太武伐之。七月，围之。弘婴城固守。其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胡三省曰：燕自慕容已来，分置郡县于辽西，其后或省或并，为郡为县，皆不可考。太武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弘先废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镇肥如，汉县，在今河北卢龙县北。以后妻慕容氏子王仁为世子。崇母弟广平公朗、乐陵公邈出奔辽西，劝崇降魏。崇纳之，遣邈入魏。魏太武拜崇为幽、平二州牧，封辽西王。弘遣其将封羽围崇。十年（433年），魏延和二年。正月，魏遣其永昌王健救崇。封羽以凡城降魏。凡城，在今热河平泉县境。徙三千余家而还。六月，健又往攻和龙。十一年（434年），魏延和三年。闰三月，弘上表称藩于魏，乞进女。魏太武帝许之，而征王仁入朝。弘不遣。魏又屡遣兵往攻。弘密求迎于高句骊。十三年（436年），魏大延二年，句骊遣将葛卢等率众迎之。五月，弘拥其城内士女，入于句骊。句骊处之于平郭。见第五章第二节。寻徙北丰。在今辽宁沈阳县西北。魏使散骑常侍封拨如句骊征送弘。句骊不听。太武议欲击之，纳乐平王丕计而止。弘素侮句骊，政刑赏罚，犹如其国。句骊乃夺其侍人，质任王仁。初弘于宋岁献方物。及是，表求迎接。文帝遣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句骊料理资遣。句骊王琏不欲使弘南，而魏又征弘于句骊，句骊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时元嘉十五年三月也。魏大延四年（438年）。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掩讨，禽漱，杀高仇等二人。琏以白驹等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白驹等下狱见原。其明年，文帝北讨，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盖帝方有事于索虏，不欲以一人伤一国之好也，然于北燕，则有违字小之仁矣。

《沮渠蒙逊载记》云：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来聘，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因表曰：“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赞大晋，笃生英辅。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驱。”盖龄石遣使，喻以夹攻后秦也。及刘裕灭姚泓，蒙逊闻之，怒甚。其门下校郎刘祚言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杀之。可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然蒙逊既据河西之地，故其文明程度究较高。义熙十四年（418年），遣使奉表称藩。晋以为凉州刺史。宋世亦累受爵命。蒙逊之灭西凉，以唐瑶之子契为晋昌太守。契，李暠孙宝之舅也。叛蒙逊。蒙逊遣其世子正德攻契。景平元年（423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见第六章第六节。八月，芮芮来抄。蒙逊遣正德拒之。军败，见杀。乃以次子兴国为世子。又为乞伏暮末所禽。蒙逊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之，暮末不遣。蒙逊乃立兴国弟菩提为世子。元嘉十年（433年）四月，蒙逊死。众议以菩提年幼，推立其弟三子茂虔。《宋书》及《十六国春秋》同。《魏书》作牧犍。十一年（434年），上表告私谥蒙逊为武宣王。诏仍加封授。十四年（437年），表献方物，并献书百五十四卷，求书数十件。文帝赐之。《魏书·本纪》：蒙逊以始光三年（426年）内附。元嘉三年。其后神 元年（428年）、三年（430年），元嘉五年、七年。皆书蒙逊遣使朝贡。而《蒙逊传》载神 中蒙逊表辞曰：“前后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还反，未审津途寇险，竟不仰达？为天朝高远，未蒙齿录？往年侍郎郭祇等还，奉被诏书，三接之恩始隆，万里之心有赖。”又云“商胡后至，奉公卿书，援引历数安危之机，厉以窦融知命之美”云云。则当赫连氏败亡之时，蒙逊求通于魏颇切，而魏初不甚省录。后蒙逊又遣子安周入侍于魏，魏太武乃于神 四年（431年）元嘉八年。九月，遣使册为凉州牧、凉王。及茂虔立，自称河西王，太武即如所称册之。先是太武遣李顺迎蒙逊女为夫人，会蒙逊死，茂虔受蒙逊遗意，送妹于平城，拜右昭仪。而茂虔取太武妹武威公主。《魏书》本传言：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医乘传救公主，得愈。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于酒泉。然《外戚传》言：世祖平凉州，颇以公主通密计。《西域传》言：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尝诏牧犍令护送。至姑臧，牧犍恒发使导路，出于流沙。后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见第三章第二节。牧犍左右谓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吴提妄说，云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士马疫死，大败而还，我禽其长弟乐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国中。又闻吴提遣使告西域诸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诸国亦有贰者。牧犍事主，稍以慢惰。使还，具以状闻。世祖遂议讨牧犍。此亦可

见武威远嫁，实为内间。不然，世岂有河西中毒，闻于代北，遣医往救，犹获全济者邪？蒙逊猾虏，更事颇多，其于索虏，未尝不心焉鄙之，然强弱不敌，蒙逊知之甚明，故其事魏颇谨，魏人欲伐之而无由，乃为是阴谋诡计，终则其所据为口实者，仍支离不可究诘也。元嘉十六年（439年），魏太延五年。六月，太武自将攻茂虔。茂虔婴城自守。九月，城陷，乃降。时茂虔弟仪德守张掖，仪德从《宋书》，《魏书》作宜得。无讳守酒泉，从子丰周守乐都，从《宋书》，《魏书》作弟安周。从弟唐儿守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仪德烧仓库，西奔酒泉，丰周南奔吐谷浑。魏奚眷讨张掖，遂至酒泉。无讳、仪德复奔晋昌，西就唐儿。初秃发傉檀亡，其子保周奔蒙逊，后奔魏，魏以为张掖公。延和元年（432年），宋元嘉九年。及是，进其爵为王，遣谕诸部鲜卑。保周因率诸部叛于张掖。十七年（440年），魏太平真君元年。正月，无讳、仪德围酒泉。三月，克之。四月，攻张掖，不克。保周屯于删丹，汉县，今甘肃山丹县。魏永昌王健攻之。七月，保周遁走，自杀。八月，无讳降。十八年（441年），魏太平真君二年。正月，拜为凉州牧、酒泉王。三月，复封沮渠万年为张掖王。万年，牧犍兄子。五月，唐儿反无讳。无讳留从弟天周守酒泉，与仪德讨唐儿，杀之，复据敦煌。七月，魏奚眷围酒泉。十月，城中饥，万余口皆饿死。天周杀妻以食战士。食尽，城乃陷。执天周至平城，杀之。《魏书·本纪》：四月，诏奚眷征酒泉，获沮渠天周，乃终言之。于是虏兵甚盛，无讳众饥馑不自立。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鄯善王恐惧，欲降，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连战不能克，退保东城。盖鄯善之东城，为安周所据者。十九年（442年），魏太平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四月，无讳渡流沙，据鄯善。士卒渡流沙，渴死者大半。初李宝随唐契奔伊吾，臣于芮芮。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至是，自伊吾归敦煌，遣弟怀远奉表于魏。魏拜怀远敦煌太守，授宝沙州牧、敦煌公。真君五年（444年），即元嘉二十一年，因其入朝留之。唐契攻高昌。高昌城主阚爽告急。

八月，无讳留丰周守鄯善，自将家户赴之。未至，芮芮遣部帅阿若救高昌，杀唐契。其部曲奔无讳。九月，无讳遣将卫奈夜袭高昌，阚爽奔芮芮。无讳复据高昌。遣常侍汜儁奉表京师，献方物。宋文帝以为凉州刺史、河西王。《本纪》在六月，则其遣使在据高昌之前。《魏书·西域传》云：无讳兄弟渡流沙，鸠集遗人，破车师国。真君十一年（450年），元嘉二十七。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言臣国自为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振救。于是下诏抚慰，开焉耆仓给之。自真君十一年（450年）上溯八年，则元嘉十九（442年）、二十年（443年）间也。二十一年（444年），魏真君五年。无讳病死，安周代立。宋仍以无讳官爵授之。《魏书·车伊洛传》曰：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恒修职贡。世祖录其诚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通鉴》作车师前部王。伊洛大悦。规欲归阙。沮渠无讳断路，伊洛与无讳连战，破之。时无讳卒，其弟天周，夺无讳子乾寿兵，规领部曲。伊洛前后遣使招谕乾寿等，率户五百余家来奔，伊洛送之京师。又招谕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送诣敦煌。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歇固守，连战，久之，外无救援，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唐和传》言：和，契之弟。契与阿若战殁，和收余众奔前部王。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此为无讳末年，安周初年之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宋元嘉二十二年也，魏太武诏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鄯善传》言：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都。是岁，拜韩牧为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丰周亡于此时，抑已先亡，则不可考矣。

《魏书·高昌传》云；和平元年（459年），宋大明四年。安周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宋书·氐胡传》言：世祖大明三年（459年），安周奉献方物，实其灭亡前之一岁也，亦可哀矣。茂虔亦为魏所害，事别见后。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一节 宋初内衅

晋安帝以义熙十四年十二月见弑。史称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饥饱寒暖，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刘裕将为禅代，以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缢之，而立其弟恭帝德文，以应谶焉。元熙二年（420年）六月，禅位于裕，是为宋高祖武皇帝。以恭帝为零陵王。永初二年（421年）九月，使其后弟褚淡之弑之。

宋武帝七子：长少帝义苻，次庐陵孝献王义真，次文帝义隆，次彭城王义康，次江夏文献王义恭，次南郡王义宣，次衡阳文王义季。帝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义宣传》。又以京口要地，去都邑甚迩，非宗室近戚，不得居焉。《刘延孙传》。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帝崩。少帝立。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景平二年（424年），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南豫州，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徙新安郡。见第四章第三节。旋使使诛之。时年十八。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皇太后令：废帝为营阳王，幽之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六月，见弑。时年十九。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义隆，是为太祖文皇帝。时年十八。史称少帝有失德,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华林园本在洛阳，见第三章第一节。此东渡后所营，在台城内。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破冈渎，在今江苏丹阳县境。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本在洛阳，此亦东渡后所开。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而兵至。见《本纪》，亦见《徐羡之传》。案自古帝王，纵恣者多矣，少帝未逮弱龄，即有失德，未至不可谏诲也，何至遽行废立？况又以帝废则次立者应在义真而先废之，且杀之乎？亦可谓甚矣。范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诚哉其然也。羡之等果何所恃而敢为此？抑亦何所迫而遽出此哉？时傅亮实奉迎文帝，帝以少帝见害，不敢下。司马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徐羡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废主若存，虑将来受祸；又畏庐陵严断，必不自容；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就怀不轨，势必不行。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兼采《宋书》《南史》本传。此言可谓洞见事情。时到彦之为南蛮校尉，文帝欲使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贰，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亦逆料诸人之无异心，非敢无备也。文帝引见傅亮，哭泣，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少帝之废，徐羡之即以谢晦为荆州刺史。晦虑不得去，甚忧皇。及发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至江陵，亦深结王华，冀以免祸。观此诸事，羡之等在当日，实求自全之意多，觊觎非分之想，可谓绝无。然敢行灭族之事，何也？《范泰传》载泰谏少帝之辞曰：“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义真传》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即豫州，亦曰北豫州。在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

与。深恶执政，表求还都。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谢灵运传》曰：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惟以文义处之。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搆扇异同，非毁执政，徐羡之等患之。灵运时为太子左卫率，因此出为永嘉太守。《颜延之传》云：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延之时为太子中舍人。盖少帝年少，羡之等不免专权。延之、灵运，皆轻躁之徒，疏于虑患，遂乘机搆扇义真，兄弟合谋，欲除其偪。后园之习武备，淮左之求入朝，所图正是一事。云庐陵与少帝不协，则适得其反矣。宋初杀机未启，非如后来之君臣动辄相屠，羡之等即或见废，亦不过免官归第，何至遽行灭族之事？此无他，利令智昏，贪恋权势而不肯去，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也。废立大事，虽威权闻望十倍于羡之等者，犹或无以善其后，况如羡之等之植根浅薄者乎？《谢晦传》云：晦与羡之、亮谋自全之计，以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以持久。此等计虑，又安足恃乎？羡之等之废立，盖深得王弘及檀道济之力，以弘门第高华，弘，导之曾孙，珣子。道济先朝旧臣，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也。见《羡之传》。然弘实非首谋，其弟昙首，又为文帝所亲委。道济素与弘善，弘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文帝乃用二人以携其党。元嘉三年（426年）正月，下诏诛羡之及亮。使中领军到彦之及道济讨晦。雍州刺史刘粹断其走伏。雍州时治襄阳。羡之走出郭，自缢死。时年六十三。亮被收付廷尉，伏诛。晦问计于记室何承天。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以腹心领兵戍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且当决战，走不晚也。”其昧险冒利，犹故智也。于是率军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至于破冢。戍名，在江陵东南。旍旗相照，蔽夺日光。然本非将才，徒眩耳目而已。到彦之至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县东北。为晦军所败，退保隐圻。在今湖南临湘县东北。而道济继至。晦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皇惧无计。西人离沮，无复斗心，遂一时溃散。晦夜投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得小船还江陵，与七骑北走。至安陆延头，为戍主所执，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送京师，伏诛。时文帝亲征，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闻晦破，乃还。帝遣中书舍人谓传亮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亮长子演先卒，演弟悝、湛并逃亡，徙湛弟都于建安。吴郡，今福建建瓯县。羡之子乔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及弟乞奴并从诛。兄子佩之，逵之兄。逵之尚高祖长女会稽长公主。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宠任。景平初，以羡之秉权，颇与政事。与吴兴太守王韶之、侍中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结。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亮不可，乃止。羡之既诛，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结殿中监茅亨谋反，亨密以闻，乃收斩之。豪家子弟之轻妄好乱如此。

文帝之为人也，颇深沉有谋，而其度量失之不广。帝之见迎也，众皆疑沮，惟王华、王昙首、到彦之赞之，故即位，即征彦之为中领军，而以华、昙首与殷景仁、刘湛并为侍中。景仁、湛皆历职武帝之世，景仁为少帝黄门侍郎，湛则随义真、义康于豫、南豫二州为长史，并以干用名于时者也。谢晦之败，义康继为荆州，而王弘为侍中、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平陆令成粲及范泰，并劝弘让权义康。弘从之，固自陈请。元嘉六年（429年），遂征义康为侍中，司徒，南徐州刺史，南徐州，治京口。与弘分录。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内外众务，遂一断之义康。九年（432年），弘薨，义康又领扬州刺史。时为文帝所任者，尚有孔宁子。初为镇西谘议参军，及即位，以为黄门侍郎。《王华传》言：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宁子以元嘉二年（425年）病卒，而王弘辅政，弟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常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文帝之所任者，亦皆非局量恢宏之人，然观华此言，亦可见帝之猜忌不能专有所任，知成粲、范泰之劝王弘引退，为有由也。帝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续者相系。而义康好吏职，锐意文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身不忘。又自强不息，无有懈倦。虽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大权遂为所窃。史称其“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已下，并委任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者，即度为台官。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矣。王华以元嘉四年（427年），王昙首以七年（430年）卒。义康之入，义恭代镇江陵，刘湛出为长史。八年（431年），殷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召为太子詹事。《湛传》云：“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仁专管内任，谓为闲己。昔为义康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搆之于太祖。其事不行。”《语》白：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谓湛是时之结义康，乃欲藉其力以回主眷，其谁信之？《义康传》云：“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太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斌等遂结朋党，伺察省禁。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搆造愆衅，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其欲去景仁之故，盖可知矣。九年（432年），景仁迁尚书仆射。湛代为中领军将军。十二年（435年），景仁复迁中书令。湛愈忿怒。景仁乃称疾

解职。上使停家养病。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上微闻之，迁景仁密迩宫府，故其计不行。十三年（436年），义康杀檀道济。道济自谢晦诛后，仍为江州。《传》云：“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太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义康秉政，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十二年（435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间。十三年（436年），春，将遣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并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至寻阳收道济子三人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案道济本无远志；既与景平之逆，后来虽自湔洗，亦未必能为文帝纯臣；然犹忌而诛之，可见事势之亟矣。十七年（440年）十月，收刘湛付廷尉伏诛。子黯、亮、俨从诛，弟素徙广州。又诛刘斌及刘敬文、孔胤秀等。王履废于家。义康改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征虏司马萧斌，昔为义康所昵，刘斌等害其宠，谗斥之，乃以斌为咨议参军，领豫章太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景仁传》言：“景仁外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湛传》言：是岁湛“所生母亡。时上与义康，形迹皆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南史》云：“湛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案此时似不易行此事，其说恐不足信。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盖亦逆知其将败，不欲其辱为婢妾也。其君臣之藏机于深以相图如此，岂不哀哉？

义康既出，殷景仁代为扬州刺史，月余卒。征义恭为侍中、司徒，录尚书。奉行文书而已。帝乃安之。时帝之所任者，为沈演之、范晔、庾炳之、何尚之等。演之为右卫将军，晔为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炳之为尚书吏部郎。尚之为吏部尚书。演之者，劲曾孙，亦义康寮属。史称其与殷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廷。晔，泰少子。尝为义康参军。后为尚书吏部郎，以事为义康所左迁，意好乖离。炳之者，冰之孙。《传》言时“朝士游殷氏者不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太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尚之为太祖所知，为侍中。元嘉十三年（436年），义康欲以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而以尚之为之。尚之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盖一时所用，莫非与义康为敌者矣，然难殊未已。

鲁国孔熙先，鲁国，见第三章第四节。博学，有纵横才志。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其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臧货得罪下廷尉，义康保持之，故得免。范晔外甥谢综，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为义康女夫。丹阳尹徐湛之，逵之子也。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同子弟。与刘湛等颇相附协。及湛得罪，事连湛之。太祖大怒，将致大辟，以其母故得全。《湛之传》曰：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太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新洲伐获，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及是，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太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便欲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后复为丹阳尹。熙先倾身事综，以交于晔。《晔传》言：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综随镇豫章，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大将军府史仲承柤，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承祖结事湛之，告以密计。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思话，孝懿皇后武帝继母。弟子，时为侍中，领太子左卫率。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恭家；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质，武敬皇后弟子，尝为义恭抚军参军，时为徐、兖二州刺史。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许为内应。豫章胡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去职还家，与法略甚款，密相酬和。湛之谓晔等：“臧质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使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衡阳王义季、南平王铄文帝子。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武帐冈，在建康广莫门外。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十一月，湛之上表告之。晔及熙先、综、仲承祖、许耀并伏诛。免义康及子女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以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遵世，藩第十四子。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太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447年），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欲奉义康。直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于是徙义康广州，仍以沈邵行广州事。未行，直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骚动，见第七节。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451年）正月，遣赐义康死。盖义康之事，推波助澜，前后凡二十余年焉。其中范晔谋乱一节，事极可疑。何者？国家不与姻娶，并非当时士大夫所耻。若耻闺庭为人论议，为乱岂

足雪之？晔蒙文帝眷顾，不为不深，即与沈演之厚薄稍殊，亦何至深怨，冒险而行赤族之事？是时之义康，岂易扶翼，况晔意好夙离，迥非刘湛之比邪？王鸣盛言：“熙先说诱蔚宗，晔字。蔚宗始则执意不回，终乃默然不答，其不从显然，反谓其谋逆之意遂定；蔚宗言于上，以义康奸衅已彰，将成乱阶，反谓其欲探时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乃云：武帐冈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为乱，区区文士，欲作寿寂之、姜产之技俩，是何言与？案《宋书》记此事，但云差互不得发而已。《南史·晔传》则云：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夫当时兵权在耀，耀而欲发，何必请命于晔？此真所谓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史事真相不传者，后人往往以意附会，为之弥缝。看似可信，实则愈离其真。《南》《北史》所采，固有足补正旧史处，然此等处亦不少，不可不分别观之也。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辩云：今宗室磐石，蕃岳张峙，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又云：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十七史商榷》。案王氏之言是也。《宋书》言晔不即首款，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辩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苻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云云。见上。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庾炳之。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夫使苻檄书疏，皆出于晔，尚何得喋喋呫呫？观其对何尚之之言，则是逆谋惟闻诸熙先，此外罪状，悉属诬妄矣。王氏谓《宋书》所据，皆当日锻炼之辞，诚不诬也。此狱主谋，实惟熙先，熙先非端人，其必欲诬引晔，或正以其不同而怨之，而陷之邪？此亦不能为作《宋书》者咎。史家行文，不能以己意为事实，亦断不能事事附以己意，加之辨正；据所传旧文书之，而其真伪则待后人自辨，固作史之道应尔；后人误以狱辞为事实，此自后人无识，作史者不任咎也。惟如《南史》之轻于刊落，则实不免粗疏耳。《徐湛之传》言：晔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实，为晔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上慰遣令归郡。其后湛之仍见信任。《何尚之传》言：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太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 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观此二事，亦可见晔之罪状，必非真实也。《何尚之传》语，乃事后附会之辞。尚之或欲出晔，必不能逆亿其有逆谋。苟逆忆其有逆谋，而文帝以如此之辞拒之，尚之又何以自容邪？然晔虽未与逆谋，谓非知情不举固不可。而当日之知情不举者，又何止晔一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义在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谓为非正，而当时之人，乃视犯上作乱，恬不为怪如此，此其君臣相杀之祸，所以史不绝书与？义康一案，《宋书》所载者，颇多义康一面之辞。如《义康传》云：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夫义康之得罪，非以不存形迹也。即以形迹论，义康与文帝，非田舍兄弟也，身居总录，又长吏职，而可诿为不知乎？此意存回护者也。《殷景仁传》言：诛刘湛后，为扬州刺史，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崇，此为湛不平者所造作也。观此等，亦可见当时私党之盛，及其时天泽之分之不严。

范晔诛后，庾炳之以为何尚之所奏免官。沈演之、何瑀之并卒。文帝所任者，为江湛及徐湛之，湛，元嘉二十五年（448年）为侍中，任以机密。二十七年（450年），转吏部尚书。湛之，范晔之败，出为南兖州刺史。二十六年（449年），复入为丹阳尹。二十七年（450年），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太子分守石头。二十八年（451年），转尚书右仆射，领护军将军。何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世谓之江、徐。史称炳之内外归附，势倾朝野。领选既不辑众论，又颇通货贿。何尚之密奏其“诸恶纷纭，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又云，“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二十五年（448年），乃免官。而江湛则极清廉。尝为上所召，直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后来元凶之难，亦能守节不移。则文帝所任之人，亦得失互见也。

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晋之末叶，北方诸国，相次衰颓，拓跋氏兴于代北，气力较完，诸国遂悉为所并，说已见前。是时拓跋氏初兴，虽有食牛之气，未成封豕之形；且其内衅甚多，可乘之隙实不少。惜乎中国亦多故，且自东渡已来，未尝以恢复为务，在北方之实力大薄，遂无以乘之，而听其坐大也。

拓跋氏之初兴，即有觊觎中原之意，观前所述猗卢、郁律、什翼犍之事可知。道武中兴，所注意者似在魏，其时与西燕且似有成约，说亦见前。天兴元年（398年），晋安帝隆安二年。克邺，史称其有定都之意，然卒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而北。是岁七月，遂定都平城。时于邺置行台，至天兴四年（401年），即晋隆安五年四月，亦罢之。盖其力实未足控制中原，故不敢自安也。天兴四年（401年），以长孙肥为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略地至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亦不过钞掠而已。其明年，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道武自将破姚兴于乾壁。见第六章第八节。又明年，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晋。《魏书·本纪》言：是岁五月，大简车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其明年，为天赐元年（404年），元兴三年。四月，使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直玄败而还。是秋，江南大乱，流民襁负而奔淮北者，行道相寻。《魏书》之言，固多夸侈，然是时江南有衅，则系实情，而魏迄不能有所举动，固知其力实有限也。

道武末年，似病狂易。史云由寒食散发。盖代北风气，本尚野蛮，道武性又暴戾，更益之以药力，遂至不可收拾矣。其天赐六年（409年），晋义熙五年也，为其子绍所杀。子嗣戡乱自立，是为太宗明元帝。《魏书·道武纪》云：初帝服寒食散，药数动发，至此逾甚。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寮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耳。”夫所杀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间，人为希少？说不足信，无俟深辩。《宋书·索虏传》言：先是有神巫，诫开：《索虏传》：道武名开，字涉珪。“当有暴祸，惟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或乘小辇，手自执剑，击担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日，死者数十。夜恒变易寝处，人莫得知，惟爱妾名万人知其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敌国传闻，固难尽审，然道武所杀，必不止于朝臣，则可信矣。此皆中国之遗黎，沦没不能自拔者也。哀哉！道武所杀朝臣，如和跋、奚牧、莫题、庾岳、贺狄干、李栗等，其罪名皆莫须有，传见《魏书》卷二十八。晁崇及其弟懿，见《卫艺传》。

《魏书·清河王绍传》云：绍凶很险悖，不遵教训。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太祖尝怒之，倒县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恒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太宗纪》云：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末年，后以旧法薨。夫魏自道武以前，安有建储之事？果系故事，道武但云上遵祖制可矣，何必远征汉武？《后传》之说，其为诬罔，不辩自明。综观始末，似太宗先因母咎获谴，而绍又继之也。绍母为献明皇后道武母。妹，实道武之从母。贺氏即贺兰氏，在代北故为强部，道武倚以复国，而其后为好不卒，致动干戈，实力服而非心服。是役也，《绍传》言肥如侯贺护，举逢于安阳城北，汉代郡东安阳县城，在今察哈尔蔚县西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护，《外戚传》作泥，为讷从父弟悦之子。《传》称贺兰部人至太宗即位乃罢，盖几酿成大变矣。太宗闻变乃还。《绍传》。惟东宫旧臣王洛儿、车路头从之。《洛儿传》云：太宗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洛儿邻人李道，潜相奉结。绍闻，收道斩之。洛儿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绍传》云：太宗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众皆响应。至城西，卫士执送绍。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绍时年十六。《北史》言昭成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关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献明帝似无其人，窟咄尝与道武争国，皆已见前。秦王翰子曰卫王仪，曰阴平熹王烈，曰秦愍王觚。寿鸠子曰常山王遵。纥根子曰陈留桓王虔。虔子曰朱提王悦，陈留景王崇。地干子曰毗陵王顺。力真子曰辽西公意烈。翰早卒。关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皆无事述可见。觚为慕容驎所杀，事亦见前。《遵传》云：好酒色。天赐四年（407年），晋义熙三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顺，柏肆之败欲自立，亦已见前。其《传》云：道武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只肃。惟顺独坐寐，不顾而唾。帝怒，废之。以王薨于家。夫道武岂能知黄、老者？即谓所谓黄、老，乃方士所托，道武好服食，故知其名，亦安能说其义？且方士之为药物者，亦曷尝有义可说？是顺之废，其罪状不可知也。《意烈传》云：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弃妻子，迎于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及平中原，有战获勋，赐爵辽西公，除广平太守。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时和跋为邺行台，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属，耻居跋下，遂阴结徒党，将袭邺。发觉，赐死。此时而欲袭邺，云以耻居和跋下，其谁信之？卫王仪，在道武之世，战功最多。又尝使于慕容氏。及道武破燕，将还代都，置中山行台，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寻征仪，以丞相入辅。《仪传》云：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上谷、代郡，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初来入军，闻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谦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平原公，仪初封。

道武以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第，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祟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将有所使。逐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帝秘而恕之。《崇传》云：天赐三年（406年）薨。先是卫王仪谋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谥，太祖亲览谥法，至述义不克曰丁，太祖曰：“此当矣。”乃谥曰丁公。案刘显之谋，窟咄之难，太祖皆赖崇以免，可谓心膂之臣，而亦与仪通谋，太祖且不敢举发，仪之声势可知矣。天赐六年（409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观下文所引《陈留景王崇传》，仪之死，恐亦未必如史之所云也。《悦传》云：悦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初姚兴之赎耿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悦因背诱奸豪，以取其意。后遇事谴逃亡，投雁门，规收豪杰，欲为不轨，为土人执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悦入侍，仍怀奸计。说帝云：“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云：“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从。悦内自疑惧，怀刃入侍，谋为大逆。叔孙俊疑之。窃视其怀，有刃。执而赐死。案《安同传》云：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技巧，众皆响应奉迎。所谓百工技巧，疑即天兴元年（398年）所徙，此亦当在京师杂人之列。是时贺兰部屯聚安阳，诸部亦往往相聚，盖皆内怀疑贰，太宗不获用代北诸部，乃藉新徙之汉人，以倾清河也。《烈传》云：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明元。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明元。《祟传》云：卫王死后，道武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素，遵子。惟祟独至。道武见之，甚悦。厚加礼赐。遂宠敬之。素等于是亦安。然则当时宗室之中，不怀疑叛者，惟烈、崇二人而已，犹未知其果出本心，抑事势邂逅，不得不然也。拓跋氏亦危矣哉！清河之变，盖不减六修之难。然六修之难，卫雄、箕澹能率晋人南归，而清河之变，播迁之百工技巧，只为明元之奉，则以六修难时，刘琨在北，声势相接，清河变时则不然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武之善经也，亦必我有以兼之、攻之、取之、侮之而后可。不然，纵机会日至，亦何益哉？

明元雄略，迥非道武之伦，故宋武戡定关中，审慎迟回，卒不敢救。然明元亦非忘情猾夏者，故宋武一死，而兵衅遂启，其事别见第四节。明元旋死，子焘立，是为魏世祖太武皇帝，而其猾夏弥甚矣。《魏书·明元纪》：泰常七年（422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几。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当时实未立太武为太子，疑当作皇长子。是月，泰平王摄政。八年（423年），宋少帝景平元年。十有一月，帝崩于西宫。太武监国后，明元避居之处，见下。时年三十二。《世祖纪》云：太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皇后传》云：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420年），永初元年。薨。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太宗命为世祖保母。性慈仁，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已来，太子立，辄杀其母。《宋书·索虏传》云：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魏书·外戚传》：杜超，泰常中为相州别驾，魏于邺置相州。奉使京师。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始光中，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至四年（427年）。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以法禁不得通问，乃讳饰之辞。焘母在魏宫，盖并无位号，后又因事为明元所杀。焘非藉窦氏保全之力，则得其长育之功，故感之甚深也。然其获建为继嗣，则又深得崔浩之力。《浩传》云：太宗恒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浩曰：“自圣化隆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几，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叡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太宗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官总己以听焉。太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会闻宋武之丧，遂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谏，不听。后卒自将南下。见第四节。世岂有不堪听政，而可以即戎者？然则谓明元传国，由于疾作，又魏史讳饰之辞也。其后献文传位孝文，亦自将出击柔然，然则以一人主国政，一人事征伐，盖拓跋氏之成法。《序纪》言禄官、猗迤、猗卢三人，同时并立，禄官坐守，而猗迤、猗卢，并出经略，亦其类也。明元时，道武诸子，多先后殂谢，道武十男：明元、清河而外，曰浑，曰聪，皆早死，未封。曰河间王修，曰长乐王处文，皆死于泰常元年（416年），即晋义熙十二年；曰阳平王熙，死于泰常六年；曰河间王曜，死于泰常七年（422年），即宋永初二年、三年；皆在太武监国之前。惟广平王连，至太武始光元年（424年），即宋元嘉元年；京兆王黎，至太武神 元年（428

年），即宋元嘉五年乃死。而与太武并生者六人：曰乐平戾王丕，母大慕容夫人。曰安定殇王弥，母氏阙。曰乐安宣王范，母慕容夫人。曰永昌庄王健，母尹夫人。曰建宁王崇，曰新兴王俊。母氏并阙。《刘洁传》云：世祖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洁典东部事，弼典西部。敷奏百揆。世祖即位，委以大任。超迁尚书令。鹿浑谷之役，见下节。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丕传》云：坐刘洁事以忧薨。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遂忧死，而道秀弃市。”《范传》云：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健子仁，与濮阳王闾若文谋为不轨。发觉，赐死。崇子丽，文成时封济南王。后与京兆王杜文宝谋逆，父子并赐死。俊坐法削爵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而己被贬削，恒致怨望，渐有悖心。事发，赐死。然则太武兄弟六人，始终无异意者，安定殇王一人而已，得毋以其殇故邪？乐平王之觊觎，早在明元之末，则明元之使太武监国，必非由于疾病。六人之母，未必无贵于太武者，太武之得立，盖实以其长，崔浩盖以是动明元也。《北史·长孙嵩传》云：明元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皇长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诏太武临朝监国。浩实乃心华夏者，见第六节。岂以太武母为汉人而辅立之与？然太武乃纯以鲜卑人自居。太武与宋文帝书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见《宋书·索虏传》。《魏书·本纪》言其“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赏赐皆是死事勋戚之家，亲戚爱宠，未尝横有所及。”岂以其少见遇如仆隶，故习于俭素与？又云：“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言虽溢美，然《宋书·索虏传》亦言其“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则其长于用兵，自非虚言。于是南吞僭伪诸国，北攘柔然、高车，而祸之中于中国者亦弥深矣。

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从来北狄之盛强，率以其裹胁之众，前已言之。拓跋氏此等经略，始于道武而盛于太武，实其盛强之大原因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漠南北之地，秦、汉之世，为匈奴所居；后汉匈奴西徙，则鲜卑继其后，其事已详《秦汉史》。晋世鲜卑侵入中国，踵其后者，实惟铁勒。铁勒之地，自天山之北，越两海而接拂菻，其蔓衍盖甚广。其最近中国者，则高车也。《北史》云：高车，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案此即回纥之异译。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后文云：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年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铁勒与突厥同族，此观突厥神话亦托于狼可知。高车一枝，则铁勒之最东而与匈奴混者，故其语同，而其神话亦与匈奴相涉也。《北史》又云：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阵，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盖其部族未能统一，亦无法制，故不能为患。然有能抚而有之者，则其众固足用矣。其地在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鹿浑海，盖今蒙古三音诺颜汗部之桑金达赖泊也。

在右翼右末旗之西。

铁勒部落近于魏者，尚有吐突隣、解如、纥突隣、纥奚、侯吕隣、薛干、即赫连勃勃所奔。黜弗、素古延、越勤倍泥等。道武时多为魏所破。时又讨库莫奚、袁纥、即上高车六种之一。叱奴、豆陈等部，破之。其事在登国三年（388年）至八年（393年）间，晋孝武帝太元十三至十八年。皆见《魏书·太祖纪》及《高车传》：此实魏之所以骤强。然亦有始终不服者，则柔然是也。《北史·蠕蠕传》云：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肩，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此盖魏人造作之说，以奴虏诬柔然之先。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隣部。当系纥突隣之误。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后太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案蠕蠕与柔然，实即一音之异译。故《宋书》作芮芮。此非更其名，乃易其字耳。清人每诋语汉人好以丑恶字样译外族人名，乃举旧史译名，妄加更改，并滥及地名及他译名。观魏太武此举，则知此等褊见，实仍出自塞外小部族人，中原无是也。《蠕蠕传》又云：车鹿会既为部帅，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车鹿会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及昭成崩，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魏。登国中讨之。蠕蠕遁走。长孙肥追之，至涿邪山。《汉书·匈奴传》：汉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其地当在河套西北。匹候跋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诰归之、社仑、斛律等。缊纥提西遁，将归卫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据下文在上郡。缊纥提复降。九年（443年），晋太元十九年。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长孙肥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斩曷多汗。社仑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令其子四人监之。社仑执四子而叛，袭执匹候跋。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社仑欲聚而歼之，释匹候跋。匹候跋归其诸子。社仑密举兵袭杀匹候跋。匹候跋子十五人，归于道武。社仑掠五原以西诸部，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北度大漠，侵高车，深入其地。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即《勿吉传》之如洛瓌水。其下文又作洛孤水。今之西辽河也。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无文记，将帅以羊矢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頞根河，今鄂尔坤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张掖，见第六章第二节。小国皆苦其寇钞，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道武谓尚书崔宏曰：“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每来钞掠，驾 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

置战阵，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案弱洛水距敦煌、张掖甚远，社仑之北徙弱洛水，与其立庭于敦煌、张掖之北，盖非一时事。观《北史》所述疆域四至，实已尽据漠北，跨及西域。盖时北方更无强部，故其开拓之易如此。西域诸国，文化较高，柔然之能立法整军，实由于此，非必学自中国也。然非吞并高车诸部，其众骤增，亦断不能及此。故柔然与魏为敌，不翄高车与魏为敌，实突厥兴起之先声也。

天兴五年（402年），晋元兴元年。社仑闻道武征姚兴，遂犯塞。入自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胡三省云：豺山，在善无。案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天赐三年（406年），晋义熙二年。夏，社仑寇边。永兴元年（409年），义熙五年。冬，又犯塞。二年（410年），义熙六年。明元讨之。社仑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部落立社仑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魏言姿质美好也。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边安静。神瑞元年（414年），与冯跋和亲。跋聘斛律女为妻。斛律长兄子步鹿真、大臣树黎共谋，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后伺其出执之，与女俱嫔于和龙。步鹿真立，委政树黎。初高车叱洛侯叛其渠帅，导社仑破诸部。社仑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举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大檀为主。”步鹿真闻之，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宝，自刎死。多珍宝，亦见其与西域交通之密。步洛真遂掩大檀。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绞杀之。大檀先统别部，镇于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之，号牟汗曷升盖可汗。魏言制胜也。大檀率众南徙犯塞。明元亲讨之。大檀遁走。遣奚斤追之。遇寒雪，士众冻死及堕指者十二三。魏史讳饰之辞最多，如此等处，皆可知其实败绩也。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闻而大喜。始光元年（424年），宋元嘉元年。秋，乃寇云中。见第三章第八节。太武亲讨之。大檀围太武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二年（429年），宋元嘉二年，太武大举，东西五道并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大檀部落骇惊，北走。神 二年（429年），宋元嘉六年。五月，太武又分两道袭之。大檀焚烧庐舍，绝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野布，无人收视。太武缘栗水西行，栗水，今翁金河。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次菟园水。今三音诺颜部之拜达里克河。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至张掖水，北度燕然山。即窦宪故垒所在也。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者，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太武闻东部高车屯己尼陂，《乌洛侯传》云：其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己尼陂，当在今三音诺颜部，当入贝加尔湖诸水之源。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四年（431），宋元嘉八年。遣使朝献。延和三年（444年），元嘉十一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太延二年（436年），元嘉十三年。绝和犯塞。四年（438年），元嘉十五年。又分三道征之，不见蠕蠕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五年（439年），元嘉十六年。太武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崇孙。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见第六章第七节。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吐颓山。未详。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胡三省曰：北镇即魏六镇，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镇。或曰：即怀朔镇。案怀朔镇见第一章。敬、祟等破之阴山之北，获乞列归。吴提闻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还。《穆寿传》云：舆驾行次云中，将济河，宴诸将。世祖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世祖谓寿曰：“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今闻朕

征凉州，必来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太子。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还斩卿。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寿顿首受诏。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公孙表传》：表子质，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寿雅信任，以为谋主。质信好卜筮，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设备。由质几至败国。而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听，乃止。保太后谥惠。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世祖还，以无大损伤，故不追咎。夫以世祖之酷，寿果违命，安不致诛？《寿传》之不足信，不待言也。乞列归之见获也，叹曰：“沮渠陷我”；而《牧犍传》亦言：牧犍闻蠕蠕内侵，幸车驾返旆，遂婴城自守；则吴提是役，确为救沮渠氏而来，可见其与西方关系之密。是役也，寇入颇深，魏史习于讳饰，乃造作引使深入之言，聊以解嘲耳。然亦可见吴提兵锋之锐矣。真君四年（444年），元嘉二十年。太武又分军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二将出东道；乐平王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车驾至鹿浑谷，胡三省曰：即鹿浑海之谷，本高车袁纥部所居。其地在平城西北，其东即弱洛水。与贼相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破之。车驾至石水而还。石水，今色楞格河。《恭宗纪》云：真君四年（444年），从世祖讨蠕蠕。至鹿浑谷，与贼相遇。虏皇怖，部落扰乱。恭宗言于世祖曰：“今大军卒至，宜速进击，掩其不备，破之必矣。”尚书令刘洁固谏，以为“尘盛贼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须军大集，然后击之可也。”恭宗谓洁曰：“此尘之盛，由贼恇扰，军人乱故，何有营上而有此尘？”世祖疑之，遂不急击。蠕蠕远遁。既而获虏候骑，世祖问之，对曰：“蠕蠕不觉官军卒至，上下皇惧，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洁传》云：时议伐蠕蠕，洁意不欲，群臣皆从其议。世祖决行，乃问于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从浩议。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故诸将不至。时虏众大乱，恭宗欲击之，洁执不可。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年（444年），焘伐芮芮，大败而还，死者十六七。不听死家发哀，犯者诛之。《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445年），元嘉二十一年。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综观诸文，太武是役，实以轻出致败，被围谷中者六日。当时盖几至不免，故刘洁有欲立乐平王之议也。见上节。亦足见其丧败之甚矣。真君五年（445年），太武复幸漠南，欲袭吴提。吴提远遁，乃止。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可汗，魏言唯也。十年（449年），元嘉二十六年。正月，太武北伐。吐贺真远遁。九月，又北伐。高昌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未详。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那掘长围坚守。相持数日。吐贺真数挑战，辄不利。以那众少而固，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遁。那引军追之，九日九夜。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穹隆岭，未详。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太武会于广泽。未详。羯儿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太安四年（458年），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武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刊石纪功而还。太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魏初与柔然之交涉，至此为一结束。魏史善讳饰，观上文所考辨可知。魏攻柔然，实始终未获大捷，然其时魏人兵力颇盛，屡次大举，柔然避之，渐趋西北，自系实情。北边抒，而魏益得专力于南矣。

魏之经略高车，亦始道武之世。《北史·高车传》云：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魏。魏道武袭之，大破其诸部。后复渡弱洛水西行。至鹿浑海，简轻骑西北袭破之。虏获生口，牛、马、羊二十余万。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亲勒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驳髯水，在今绥远陶林县西北。略其部。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三十余落。卫王仪别督诸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道武自牛川南引，牛川，见第六章第七节。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之西山。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县东。寻而侄利曷莫弗敕力健，率其众九百余落；后马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己尼陂之役，《传》称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六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牧畜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高车诸部，是时尚未能自立共主，魏人柔服之，既可增益众力，又于富厚有裨，实于魏之盛强，更有关系也。

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宋武帝之伐姚秦，魏明元虽以屈于兵力，未能救，然其心实未尝一日而忘南牧，故武帝甫崩，而兵衅即起。《宋书·索虏传》云：高祖西伐长安，嗣先取姚兴女，乃遣十万骑屯结河北以救之，大为高祖所破。于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岁通。高祖遣殿中将军沈范、索季孙报使。反命，已至河，未济，嗣闻高祖崩问，追范等，绝和亲。太祖即位，方遣范等归。《魏书·崔浩传》言：明元使太武监国后，闻宋武崩，欲取洛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时为司州治。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时为兖州治。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歘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锐意南伐，诘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观此，可知其处心积虑，欲图河南矣。

南伐既决，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奚斤曰：“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表传》云：太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表固执宜先攻城。太宗从之。观宋、魏后来兵事，浩议似是，然是时宋兵力尚强，魏兵力亦有限，既以徐严而来，我怠彼锐为惧，即略地至淮，又安能守？况未必能略地至淮邪？是时用兵，必争河南数重镇，其势然也。观明元自将南下，仍力攻滑台、虎牢可知。往史所载名臣言论，颇多事后附会之谈。《浩传》所载浩先略地之议，盖鉴于瓜步之役，佛狸横肆杀掠，六州荒残，河南遂不可守，乃为是言，实则明元时所谓略地，不过如道武时长孙肥之所为，师速而捷，安足以决胜负？浩盖不欲虏之得志也，亦可见其乃心华夏矣。

魏南伐之将，为奚斤、周几、公孙表。永初三年（422年），魏泰常七年。十月，斤等济河。攻滑台，不拔。求济师。明元遂自将南下。十一月，魏安颉等陷滑台。奚斤留公孙表守辎重，自率轻兵，徇下兖、豫。遂围虎牢。司州刺史毛德祖欲击之，虏退还滑台。十二月，明元至冀州。遣叔孙建等徇青、兖。兖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围青州刺史竺夔及济南太守垣苗于东阳。青州本治广固，武帝平南燕，夷其城，迁治东阳，在今山东益都县东。奚斤、公孙表复向虎牢。景平元年（423年），魏泰常八年。正月，魏将于栗磾破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河南太守王涓之弃城走。斤等遂进围虎牢。明元帝自率大众至邺，分兵击青州，又遣兵益虎牢之围。宋豫州刺史刘粹，时治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遣步骑五百据项，见第三章第三节。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见第五章第六节。兵力皆薄。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徐州刺史王仲德率水军北救。至彭城，以青、司并急，而所领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先救青州。四月，虏闻道济将至，焚攻具走。时东阳被攻日久，城转毁坏，战士多死伤，旦暮且陷，虽以救至获免，然其城遂不可守，竺夔乃移镇不其。汉县，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虏军径趋滑台。道济、仲德步兵乏粮，追之不及，停于湖陆。明元帝率大众至虎牢。自督攻城，不能下。留三千人益奚斤，自向洛阳。遂渡河北归。滑台兵亦就奚斤，共攻虎牢。毛德祖劲兵战死殆尽，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疮。德祖恩德素结，众无离心。公孙表旋见杀。《宋书·索虏传》云：表有权略，德祖以间杀之。《魏书·表传》则云：表以攻虎牢士卒多伤死获罪。二说自当以《魏书》为确，亦可见德祖拒守之功矣。然孤城无援，至闰四月，卒陷。德祖后殁于虏中。德祖初从武帝北伐，为王镇恶司马，为前锋。史云：镇恶克立大功，盖德祖之力，实良将也，以无援弃之，亦可惜矣。魏既陷虎牢，使周几镇枋头而北归。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奚斤之围虎牢也，尝南下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颍川太守李元德败走。虏用庾龙为太守。刘粹遣兵袭斩之。至是，元德复戍许昌，仍除荥

阳太守，督二郡军事。谓荥阳、颍川二郡。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十一月，周几遣军，并招集亡命攻许昌。元德奔项。虏又破汝阳、汉县，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邵陵，汉县，见第三章第九节。毁钟离而还。钟离，汉县，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宋是时盖内衅正结，莫或以北方为意，故魏得以乘其隙也。自武帝灭南燕以来，江东之声势，未尝不震动北方，至此，虏始有以窥中国之浅深矣。

宋文帝与魏太武，同年建元。元嘉、始光。宋方尽力于景平逆党，魏亦北伐柔然，西攻赫连，故其初年，疆场无事。至元嘉七年（430年），魏神 三年。文帝乃欲大举以复河南。是岁，三月，诏到彦之统徐州刺史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劲勇一万，与相犄角。长沙王义欣武帝仲弟、长沙景王道怜之子。出镇彭城，监诸军事。文帝先遣殿中将军田奇告魏：“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太武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必进军，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彦之进军，虏悉敛河南戍归北。彦之留朱修之序孙。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而自还东平。汉国，治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晋治须昌，在今东平县西北。十一月，虏将叔孙建、长孙道生济河。彦之将回师，垣护之以书谏，护之时以殿中将军随彦之北伐。谓宜使竺灵秀进滑台，助修之固守，而大军进拟河北。彦之不听，自历城焚舟弃甲，南走彭城。历城，汉县，今山东历城县。时为兖州治。竺灵秀亦弃须昌奔湖陆。于是洛阳、金塘、虎牢，并为魏将安颉及司马楚之所陷。杜骥奔走。尹冲众溃而死。颉与楚之遂攻滑台。宋遣檀道济往援。叔孙建、长孙道生拒之。道济兵寡，不得进。八年（431年），魏神 四年。二月，滑台陷。修之没虏。道济仅于历城全军而还。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下狱免。竺灵秀以弃军伏诛。

宋师出虽无功，然魏人是时亦未能经营河南，徒藉数降人以守之而已。诸降人中，丧心病狂、甘心为虎作伥者，为司马楚之及刁雍。楚之，当司马休之之败，亡命汝、颍之间。后复收众据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请降。魏假以荆州刺史。太武初，征入朝。南藩诸将，表宋欲为寇，使楚之屯颍川以距之。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溯河而西，楚之列守南岸，至于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遂以其众从安颉。既破滑台，上疏请扫除南中，平一区宇。太武以兵久劳，不许。刁雍，《魏书·传》云：兄逵，以刘裕负社钱，执而征焉。及裕诛桓玄，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奔姚兴。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魏。求于南境自效。太宗许之。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徐、兖。泰常八年（423年），太宗南幸邺，给五万骑，使别立军。遣助叔孙建攻东阳。雍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谯，见第三章第三节。梁，见第二章第三节。彭即彭城，沛，见第三章第一节。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汉梁国，后改为济阴郡，晋曰济阳，见第六章第五节。延和二年（433年），宋元嘉十年。立徐州于外黄，见第五章第六节。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刺史。在镇七年，至太延四年（438年），宋元嘉十五年。乃征还京师。真君十年（450年），宋元嘉二十六年。复授徐、豫二州刺史。历五年乃去。时又有王慧龙者，其《传》云：自云愉之孙。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时刺史魏咏之卒，辟疆与江陵令罗修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袭州城。刘裕遣其弟道规为荆州，众遂不果。罗修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鲁宗之。宗之资给，自虎牢奔姚兴。姚泓灭归国。鲁轨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崔浩弟恬，以女妻之。太宗以为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十余日，太宗崩，世祖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遂停前授。久之，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谢晦起兵，引为援。慧龙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王玄谟寇滑台，与安颉等同讨之。拜荥阳太守。在位十年。真君元年（441年），宋元嘉十七年。拜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卒。寇赞者，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为主，归魏。拜河南郡太守。其后秦、雍人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河南、河内，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拜赞南雍州刺史，于洛阳立雍之郡县以抚之。在州十七年。案慧龙为崔浩所拥右。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见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疏食，不参吉事。时制南人归国者，皆葬桑乾，而慧龙临殁，乞葬河内。虽重私仇，似非全不知夷夏之辨者。寇赞者，谦之之兄。观第六节所述，崔浩及谦之，皆有心于覆虏，则慧龙及赞，亦未必能为虏效死也。此外如司马天助、自云元显之子，魏尝以为青、徐，又以为青、兖二州刺史。司马灵寿等，灵寿，叔璠子，亦尝从安颉。则更微末不足道矣。此等人即不论其立心如何，其力亦不足用。故魏人是时，亦不能守河南，宋师至，即不得不敛戍以避。而惜乎宋之兵力，未能一举而大创之，使其马首不敢复南乡也。

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自永嘉丧乱，至于晋末，中原沦陷，已逾百年。是时民族意识，尚未光昌，史家仅录官书，或载士大夫言行、家世；又好文饰，往往以辞害意，失事实之真；以致异族野蛮横暴，及我民族吞声饮泣、冒死反抗之迹，可考者甚希。然谓我人民遂甘心屈服于异族，则决无此理。当时坞堡之主、山泽之雄，切齿腐心，誓 非种，而名湮没而不彰者，盖不知凡几矣！魏起北方，本极残虐；拓跋氏在塞外时，即极残虐，观第四章第二节所述穆帝之事，可见一斑。其入中原，残虐尤甚。《魏书·王建传》云：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太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议之。建曰：“不如杀之。”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及围中山，慕容宝走和龙，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为主。太祖悉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临城招之。其众皆曰：“群小无知，但恐复为参合之众，故求全日月之命耳。”太祖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此乃归过于下之辞，观太祖“何恤无民”之言，其待俘虏，尚安有恩德之可言邪？知其虐杀之事，为史所不载者必多矣。既入中原，不知吏治，守宰无禄，贪残弥甚；故抗之者尤多。魏守宰贪残之甚，观其《本纪》所载整顿吏治之事之频繁，即可见之。魏人非知吏治者，政令之峻切，不足见其恤民之心，只足见其官方之坏耳。道武都平城之岁，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如法者，亲览察黜陟之，此犹可诿曰：戡定之初也。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年）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臧，守宰不如法者，听百姓诣阙告之，可见贪取及违法者之多。二年（415年）三月，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今年赀调县违者，谪出家财以充，不听征发于民，又可见其下既病民，上又病国也。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神 元年（428年）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太延三年（437年）五月，诏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如法者。真君四年（444年）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征发。可见至太武之世，吏治亦迄未尝善也。道武甫破后燕，叛者即群起。道武平邺北还，至恒山之阳，博陵、渤海、章武，即群盗并起。其年，九月，乌丸张骧子超，又收合亡命，聚党二千余家，据南皮。此等虽旋即破灭，然继起者仍不绝。最大者，如河西之山胡白龙，自延和三年（434年）至太延三年（437年），即自宋元嘉十一年至十四年乃灭。渤海，汉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县。后汉移治南

皮，今河北南皮县。章武，晋国，今河北大城县。明元时，亦所在屯聚，用崔宏言大赦，乃获暂安。见《宏传》。魏人是时，盖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矣。而太武时盖吴举义，声势尤大。

《魏书·本纪》：太平真君六年（446年），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十月，长安镇副将元纥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渭水南岸之山。于是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高平，后魏郡，今甘肃固原县。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秦、雍，兵屯渭北。十一月，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略。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新平、安定，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杀汧城守将。汧县，见第五章第一节。吴遂进军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分兵略临晋已东。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将军章直与战，大败之。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将军叔孙枝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周鹿观讨之，不克而还。魏秦州治上封，即上邽县之更名也。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诏殿中尚书元处真、尚书慕容嵩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寇提三将一万骑讨白广平。盖吴自号天台王，《宋书·索虏传》：吴于杏城天台，举兵反虏。署百官。车驾西征。七年（447年），宋元嘉二十三年。正月，次东雍州。魏神 中置，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孝昌后治郑，今陕西华县。围薛永宗营垒。永宗出战，大败。六军乘之，永宗众溃。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车驾南幸汾阴，临戏水。在陕西临潼县东。盖吴退走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二月，幸盩厔，汉县，在今陕西盩厔县东。诛叛民耿青、孙温二垒与盖吴通谋者。军次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诛散关氐害守将者。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幸洛水，分军诛李闰叛羌。是月，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金城，天水，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冏。众复推会为帅。五月，闾根率骑诣上邦，与敕文讨梁会。会走汉中。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于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之。六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魏书·陆俟传》云：俟督秦、雍二州诸军事，为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高凉王那亦从俟计。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及期，吴叔不至。诸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宋书·索虏传》云：屠各反叛，吴自攻之，为流矢所中死。吴弟吾生，率余众入木面山，皆寻破散。夫吴即丧败，何至挺身而走？即谓如是，其二叔亦安能必擒之？知《陆俟传》之言不实。盖时吴已死，众败散，吴叔降魏，俟乃建议使之归，徼幸可得吴首耳。木面山，未详。永昌王仁平其遗烬。高凉王那破白广平，生擒屠各路那罗，斩于京师。八年（448年），宋元嘉二十四年。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吐京，后魏郡，在今山西孝义县西。诏武昌王提、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朔方，后魏县，今陕西清涧县。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九年（449年），宋元嘉二十五年。二月，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案自魏、晋以降，所谓胡者，种类极杂，而要以西域胡之程度为最高。割据诸国，抗魏最烈者，莫如沮渠氏，即以其多与西域交通故也。盖吴为卢水胡，实与沮渠氏同族；而其部帅白广平之白，亦西域姓；盖皆西域种类，不则深受其陶融者。是役也，汉族而外，响附之者，有氐，有羌，有

屠谷，有蜀，有新平、安定诸夷酋，吐京、朔方诸胡，及诸山民，与山胡杂居者。盖几合北方诸族而与魏为敌矣。据《宋书·索虏传》：吴起义时，年仅二十有九；魏太武累遣兵攻之辄败；自将攻之，又大小数十战不能克；可谓奇材。吴上表归顺，辞旨斐然。其第一表云：“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其辞可谓甚壮。第二表曰：“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摧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盖时亲与虏主，旗鼓相当，故望宋发兵为援也。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诸路丧败，惟关陕一军，所向克捷，足见关中民气之可用。《魏·本纪》：真君八年（447年）六月，西征诸将元处真等，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臧各千万计，并斩之。当师徒桡败，敌焰方张之日，而其所为如此，其为中国驱除亦至矣。而宋文帝于此，仅加吴以爵号，使雍、梁遣兵界上援接，竟亦不出，可谓之善乘机者邪？

《魏书·薛辩传》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汉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冯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河北，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时盖于此置郡。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太守。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太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泰常七年（422年），宋永初三年。卒。子谨，初授河东太守，后袭爵，迁秦州刺史。真君五年（445年），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见第三节。《宋书·薛安都传》云：河东汾阴人。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太守。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索虏使助秦州刺史北贺泊击反胡白龙子，灭之。由是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索虏主拓跋焘击芮芮，大败。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永宗营汾曲，安都袭得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会北地人盖吴起兵，遂连衡相应。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进击盖吴。安都料众寡不敌，率壮士辛灵度等归国。太祖延见之。求北还，搆扇河、陕，招聚义众。上许之。给锦百匹，杂缯三百匹。复袭弘农，虏已增戍，城不可克；盖吴又死；乃退还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魏书》辩子《初古拔传》云：安都为其族叔，则安都于谨为族兄弟。安都、永宗之叛魏，殆以谨被杀故邪？《魏书·安都传》云：真君五年（445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则是役尚牵涉沮渠氏，其结合可谓甚广。永宗举义，实在盖吴之前一年，特其声势不如吴之盛，故《魏书》但视作吴之附从耳。薛为河东强族，本无归虏之志。薛谨见戮，永宗又举宗赴义，其仇耻可谓甚深。故安都归国，报雪之志甚坚。宋用之不能尽其材，后且因内乱，仍殴之归虏亦可惜也。初古拔当太武亲讨盖吴、永宗时，诏其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绝不闻其投袂奋起，此或迫于兵势，不得不然，然其后迄仍仕魏，则可谓忘不共之仇矣。

《魏书·沮渠牧犍传》云：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共毒公主，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已见前。又云：既克，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448年），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陁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蒙逊女诛其宗族。惟万年及祖，皆牧犍兄子。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案牧犍果听其嫂与姊共毒公主，则于公主恩义已绝，降下之日，即不追举其罪，亦必使之离昏。乃牧犍之死，史言其与主诀良久乃自裁，此犹可曰不必果有恩义也，而牧犍既死，公主改适李盖，惠之父，见《外戚传》。及其死，仍与牧犍合葬，此何为者邪？且魏法最酷，牧犍罪衅，果如史之所云，其待之又安得如是其厚乎？府库所藏，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可也，并斫开府库，不更封闭之事而不知，则无是理，安待降下既久，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乎？昙无谶，据《释老志》所载，实为戒行高僧。《释老志》之言，固难尽信，以其为宗教家言。然使其果以通于房中术而见求，岂复以是为罪？又何必惧而杀之？《李顺传》言谶有方术，世祖诏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闻而嫌顺。顺之死，在真君三年（442年），宋元嘉十九年。与此云世祖至是始知之者，又不相符。《释老志》云：谶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其见求当正以此耳。所以以淫佚诬之者？《释老志》又言：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崔浩时从行，因进其说，遂有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之举。然则佛法见废，实由见疑与盖吴通谋，

谓由崔浩进说者，尚未知其真际也。《释老志》又言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大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法皆俱东，象教弥增矣。《本纪》：牧犍之亡，凉州人被徙者三万余家，而凉州人多不服魏。据《魏书·北史列传》：张湛、宗钦、段承根，皆凉州人，皆与崔浩善。钦、承根皆与浩俱死。湛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闭门却扫，庆吊皆绝，仅乃得全。湛兄铣，浩礼之与湛等。承根父晖，太武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从太武至长安，或告晖欲南奔。问曰：“何以知之？”曰：“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亡，何由尔也？”太武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遂斩之于市，暴尸数月。崔浩实乃心华夏者，见下节，诸人皆与浩善，可见其志之所在矣。然则沙门之见疑，牧犍之以与故臣民交通见告，宜也。然虏待牧犍素厚，又以人反之为讳，不欲明言其叛，乃不得不造作莫须有之辞以诬之。《本纪》言太武克姑臧，收其珍宝，不可胜计，而此时可以斫开府库见告，则知隐窃杀人，朋行淫佚，同为求其罪而不得而为之辞。所以必见诬以淫佚者？以是时沙门适有淫佚之事，而昙无谶先见召不至，遂牵连之以诬牧犍。然鲜卑亦素行渎乱，后人不知其说之诬，乃又亿测谶之见求，必以其通于房中术之故，而诬人者转以自诬矣，岂不诡哉？万年与祖，初虽叛国，后亦以谋叛魏见诛，则牧犍之有反谋，亦不足异也。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盖吴之叛，为人民之抗魏，而当时之士大夫，亦多不服魏者。道武之破后燕也，以卢溥为幽州刺史，而溥叛之，事已见前。溥与张衮同乡里，衮数谈荐之，其叛也，衮因之获罪。时又有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推群盗赵准为主，连引丁零，扇动常山、钜鹿、广平诸郡，常山、钜鹿，皆见第三章第四节。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事见《魏书·长孙肥传》。此皆士大夫之抗魏者也。长安之亡也，毛修之没于夏，夏亡，又入魏。魏以为吴兵将军。滑台之陷，朱修之亦没焉。太武以宗室女妻之，以为云中镇将。元嘉九年（432年），太武伐和龙，二人皆从。朱修之与同没人邢怀明，谋率吴兵，袭杀太武。又有徐卓者，亦欲率南人以叛。修之以告毛修之，毛修之不听，乃止。《魏书·毛修之传》云：是时诸军攻城，宿卫之士，多在战阵，行宫人少，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焘亦危矣，徐卓事泄被杀。朱修之与邢怀明奔北燕，后获南归。毛修之虽沮大计，然史言朱修之之见俘，修之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访焉。修之具答。并云：“贤子亢矫，甚能自处。”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乌乎！自此一不复及。其心固未尝忘中国也，亦可悲矣。是时之不听朱修之，殆势固有所不可邪？当时士大夫中，此等人必多矣。而处心积虑，密图覆虏，历数十年；当其不得已而立虏朝时，亦随事匡救，为中国谋；不幸所图不成，遂至所志不白者，尤莫如崔浩。千五百年之后，考其行事，想见其为人，犹未尝不使人感激兴起也。

元嘉七年（430年）战后，宋、魏复通好，信使每年不绝。盖宋文帝虽志复河南，而身既婴疾，又为介弟所逼，内忧未弭，未有长策；魏方以柔然为事，北方割据诸国，亦尚未尽灭；故彼此暂获相安也。二十年（443年），魏伐柔然，有鹿浑谷之败；继以薛永宗、盖吴之举义；其势孔亟，顾于二十二年，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略淮、泗以北，各迁数千户而去，其意盖以示强。至二十七年（450年），魏真君十一年。魏内忧既澹，北寇亦抒，二月，魏主乃自将入寇。攻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陈、南顿太守郑琨，陈，见第三章第四节。南顿，汉县，晋置郡，在今河南项城县北。汝南、颍川太守郭道隐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并委守走。虏钞略淮西六郡，杀戮甚多。因围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南平王铄时镇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陈宪行郡事。时城内战士不满千人，而宪婴城固守，四十余日，所杀伤万计，虏卒不能克，其功亦伟矣。太武遣永昌王仁步骑六万，将所略六郡生口，北屯汝阳。见第四节。时武陵王骏镇彭城，文帝敕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以参军刘泰之《魏书》作刘坦之。为帅。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虏众一时散走。而汝南城南，有虏一幢，登城望见泰之无继，又有别帅自虎牢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因引出击之。泰之败死。太武惟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为虑，及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文帝遣臧质轻往寿阳，即统其兵。南平王铄遣司马刘康祖与质救县瓠。太武乃烧营遁走。是役也，虏虽未克县瓠，而虏掠甚多，南师屡无功，为所轻侮，乃与文帝书曰：“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顷者往索真珠裆，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裆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迩，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北方已定，不复相释。”盖其大举入犯之志决矣。崔浩起义图于此时，诚可谓得其当也。

崔浩者，宏子。宏，清河东武城人。东武城，汉县，在今山东武城县西。少仕苻坚。后又仕慕容垂，为高阳内史。高阳，见第五章第二节。魏道武伐后燕，次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宏弃郡，东走海滨。道武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军门。与语，悦之，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后迁吏部尚书。及置八部大人，以拟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道武所任。太和中，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宏配享庙庭焉。然《宏传》云：始宏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则宏亦乃心华夏者。《传》又言：宏未尝蹇谔忤旨，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独无谴，盖其仕虏原非本心，故亦不为之尽力也。浩当道武时，给事秘书，转著作郎，不过以工书常置左右而已。及明元立，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阴阳术数，而浩能为《易》筮，通天文，又善说《洪范》五行，始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浩劝立太武为太子，太武监国，浩为右弼，已见前。太武立，左右共排毁之，以公归第。后议伐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惟浩赞之，乃稍见信任，出入卧内，加侍中。后迁司徒。恭宗总百揆，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盖汉人中甚得虏亲任者。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六月，浩被诛。史言其以史事，云：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逮于太宗，废而不述。神 二年（429年），宋元嘉六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颍、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及平凉州之后，复命浩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此《魏书》之辞。《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其辞较《魏书》为重。盖浩之死实非以史事，后人不知其真，以其见戮之酷，谓其触忌必深，传之久，不免增益其辞；李延寿亦不知其真，遂采之以改《魏书》也。有司案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夫魏史之伪造不足信旧矣。以魏威刑之峻，浩安敢显触其忌？浩若欲传其真，自可以作

私史。果触其忌，闵湛、郗标，安敢请刊？恭宗亦焉得而善之？且史事之发，与浩同作者，皆一无所问；仅高允、于浩被收时召入诘责，旋亦见释。其后允久典史事，史称其所续者仍浩故事也。然则浩书亦迄未尝废，触北人之怒者安在？而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范阳卢氏，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太原郭氏，太原，见第二章第二节。河东柳氏，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史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此岂似以史事获罪者乎？《宋书·柳元景传》云：元景，河东解人。解，汉县，在今山西临晋县西南。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索虏以为河北太守。河北，见上节。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其说决非虚诬矣。《魏书·卢玄传》言：玄，浩之外兄。玄子度世，以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罴家。罴匿之。使者囚罴长子，将加捶楚。罴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四子：渊、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余皆别生。浩之难，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戒约令绝妾孽，以防后患。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郑罴不闻以侠名，何至以亡命之人而弃其子。疑浩之义图，玄与罴皆与焉。孝文迁洛后，元丕子隆、超谋叛，丕亦心许之，而丕后妻之子不与。杨侃与庄帝密图尔朱荣，尔朱兆入洛，侃时休沐，得潜窜归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后尔朱天光遣侃子妇父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死，冀全百口。”侃往赴之，遂为天光所害。其事实颇与度世、罴类也。《宋书》之为实录，不待言矣。是役也，盖汉族之士大夫，大结合以谋虏。虏自知窃据，最讳人之反之，乃隐匿其事。适会是时，有不快于浩之国书者，乃借是以杀浩，又多杀郎吏，以掩人耳目，其谋可谓甚拙，而其事则亦酷矣。乃天下后世，竟为所欺，司马公作《通鉴》，亦以《宋书》为不足信而不之取，何哉？见《考异》。至于高允召问时之辞，则又多半出于后来之附会者也。《允传》载游雅之言，谓诏责时，崔浩声嘶股战不能言，而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辨，音韵高亮。斯言未知信否，即谓为信，亦正可见浩之获罪，不以史事，故允虽被责而不惧也。《传》又云：世祖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观“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之言，浩所坐非史事，灼然可见矣。国书犯触，戮及僮吏，魏法虽酷，亦不至是，况本无所犯触邪？所以为是淫刑者？不过欲以极刑加于谋叛之人，而又讳言其事，乃为是以掩人耳目耳。滥杀如此，其视汉人，岂特草芥之不若邪？

浩称虏朝名臣，然细观所言，便见其设谋画策，无一非为中国计者。神瑞二年（415年），晋义熙十一年。秋，谷不登，魏太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邺，浩与特进周澹固争之，盖不欲虏荐居中国，抑虑其因饥而至，诒害于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内外朝臣咸欲断河上流，勿令西过；王懿降魏，又劝绝宋武后路，明元因欲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宋武崩，又欲乘丧取洛阳、虎牢、滑台：浩皆力争之，后又阻其攻城之议。皆已见前。太武欲用兵于柔然及割据诸国，浩无不力赞之者，盖欲引其力以外向，使不得专于中国，且以疲之也。神 二年（429年）之役，朝臣内外，尽不欲行，保太后尤固止之。时宋方议北伐，论者谓吴贼南寇，舍之北伐，师行千里，其谁不知？此固不得谓为过虑，而浩力反之。其后南镇诸将，表宋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之在界上者，绝其乡道，此亦事势应尔，浩又訾诸将欲南抄以取赀财，为国生事，非忠臣。太武闻赫连定与宋遥分河北，欲先事定，诸将以宋师犹在河中为疑，胡三省曰：谓在河之中流。浩又决其不来。其心存中国，显然可见。伐赫连昌之役，实为幸胜，说亦见前。将伐沮渠牧犍也，奚斤、李顺等三十余人沮之，浩赞之。顺等之言曰：“自温圉河以西，温圉，《北史》作温围。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十余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浩则曰：“《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夫顺等所言，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引，止足明凉州一州，非无水草耳。所攻在于姑臧，城外军马难停，一州水草纵饶，何益于事？若谓汉家郡县，不应立于无水草之地，则自汉至魏，水道岂无变迁？太武之攻姑臧，亦幸而牧犍未能坚守耳，使其能之，而决渠以绝水道，未知将何以善其后也？鹿浑谷之役，浩说太武潜军轻出，致为敌所围，信臣见诛，薛谨又以此死，卒招薛永宗、安都之叛，浩之所以误虏者深矣。凉州之下，浩劝不徙其民，太武不听。后蒐于河西，召浩议军事，浩仍欲募徙豪强大家，以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以击蠕蠕，其欲引虏力以外向，且以疲之，犹曩志也。浩不信佛，亦不好老、庄之言，而独信寇谦之。《释老志》言：谦之以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浩独异其言，上疏赞明其事。《浩传》言：浩父疾笃，浩乃翦发截爪，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及得归第，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此岂似浩之所为？《释老志》又言：谦之尝遇仙人成公兴，谓谦之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谓老君玄孙李谱文为牧土宫主，

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而以嵩岳所统平土方万里授谦之。《浩传》载谦之谓浩：“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因属浩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其非忘情于世可知。攻赫连昌及神 二年（429年）之役，浩赞之，谦之亦赞之，二人之势若檠榜，可以概见。虏迷信素深，浩与谦之殆欲以是愚之邪？《浩传》又言：浩从太宗幸西河，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人服其言。及受谦之之属，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大致先以复五等为本。夫封建之不可复，浩宁不知之？然而为是言者？当时世家豪族，欲驱虏者盖多，然皆手无斧柯，故卒无所成就。使魏用浩之说以行封建，则如柳光世、薛永宗、安都之辈，必有膺茅受土者，合从缔交，圜视而起，而其情势大异矣。《高允传》言：浩荐冀、定、相、幽、并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不可，浩固争而遣之，岂欲多所树置，为登高一呼，四山皆应之计邪？或与其主复封建同一用意也？浩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必称冯代强，《急就篇》有冯汉强之语，魏以汉强为讳，故易之。其藏机于深如此，而所谋卒泄，岂非天哉！其事因魏人讳匿之深，遂无可考见，然仍有可微窥者。《卢玄传》言：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然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则浩之谋，似仍为汉人所泄也，亦足忿疾矣。

第七节 魏太武南寇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宋文帝大举北伐。命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前驱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之统帅。臧质勒东宫禁兵，统王方回、刘康祖、梁坦径造许、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东西齐举。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又诏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统杨文德及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震荡汧、陇。萧思话部枝坦、刘德愿由武关，见第三章第三节。玄谟取碻磝，进攻滑台，积旬不克。碻磝、滑台，皆见第六章第五节。九月，魏太武自将南下。十月，渡河。时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垣护之驰书劝其急攻，护之时为钟离太守，随玄谟入河。不从，遽奔退。麾下散亡略尽。护之时以百舸据石济，古棘津，见第四章第二节。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其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惟失一舸，留戍麋沟。城名。沈庆之与萧斌留碻磝。斌遣庆之率五千人往救。庆之曰：“玄谟兵疲众老，虏寇已逼，各军营万人，乃可进耳。少军轻往，必无益也。”斌固遣之，而玄谟已退。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庆之固争，乃退还历城。见第四节。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江夏王以为不可守，召令还。二十八年正月，亦至历城。魏太武自碻磝而南。永昌王仁《宋书》作库仁真。发关西兵趋汝、颍，高凉王那《宋书》作高渠王阿斗埿。自青州道并南出。诸镇悉敛民保城。十一月，太武至邹山。见第四章第二节。戍主崔邪利败没。虏众进趋彭城。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历城众少而食多。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直趋历城。义恭长史何勖欲席卷奔郁洲，见第七章第二节。自海道还都。骏长史张畅言：“食虽少，旦夕未至窘乏。一摇动，则奔溃不可止矣。”骏然之，义恭乃止。南平王铄遣兵克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大、小索。大索城，今河南荥阳县。小索城在其北。时铄遣刘康祖继进，而文帝命其速返。虏众八万，与之相及于尉武。亭名，在安徽寿县西。康祖众仅八千，大战一日夜，杀虏填积。康祖中矢死，军遂败，自免者裁数十人。虏焚马头、钟离，马头，宋郡，今安徽怀远县东南。钟离，见第四节。进胁寿阳。铄保城固守。虏遂过寿阳而东。其向青州之兵

攻东阳。见第四节。文帝遣申恬往援之，萧斌又遣解荣之与垣护之往援，与齐郡太守庞秀之保城。虏遂东略清河，从东安、东莞出下邳。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东安，汉县，在今山东沂水县东。东莞，汉县，即今沂水县治。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下邳太守垣阆，亦仅能闭城拒守而已。太武自彭城南出。十二月，于盱眙渡淮。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文帝遣臧质率万人往救。至盱眙，太武已过淮。其所属胡崇、臧澄之、毛熙祚并战殁。质众亦奔散，以七百人入盱眙，与太守沈璞共守。太武留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其中书郎鲁秀出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高凉王出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永昌王出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所过莫不残害。太武至瓜步，山名，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发民室屋，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箄筏，声欲渡江。文帝大具水军，为防御之备。自釆石至于暨阳，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暨阳，晋县，在今江苏江阴县东。船舰盖江，旌甲星烛。太武使饷文帝橐驼名马，求和请昏。上遣田奇饷以珍馐异味。太武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惟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缘。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豪。”又求嫁女与武陵王骏。见《宋书·索虏传》。《魏书·世祖纪》言：宋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亲，太武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此非实录。魏此时虽战胜，其视中原，尚如天上。姚兴嫁女与明元，明元以后礼纳之，况于天朝乎？《宋书·江湛传》云：文帝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惟湛赞成之。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俱厉。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明年，虏自彭城归，复求互市，亦无成议，至孝武世乃通之。详见第九章第五节。文帝虽无武略，恢复之志自坚；一二密勿之臣，亦与之志同道合；安有屈辱求婚之事邪？二十八年（451年），魏正平元年。正月朔，虏略民户、烧邑屋而去。复围盱眙。太武使就臧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作浮桥，以绝淮道。太武与质书，质答曰：“王玄谟退于东，梁坦散于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耳，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铄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虀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谢本朝。尔识知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诒。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然力攻三旬不能克。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去。自彭城北还。义恭震惧不敢追。四月，其荆州刺史鲁爽归顺。爽，宗之孙，轨之子也。虏以轨为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武陵王骏镇襄阳，轨遣人奉书，规欲归南，以杀刘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文帝累遣招纳，许以为司州刺史。轨死，爽袭其官爵。爽粗中使酒，数有过失。太武怒，将诛之。爽惧，密怀南归计。次弟秀，以军功为中书郎，以事为太武所诘，复恐惧。太武入寇，秀从。先是殿中将军程天祚，助戍彭城，为虏军所获。事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天祚善针术，深被太武赏爱。恒劝秀南归，秀纳之。及太武北还，遂与爽俱来奔。诏以爽为司州刺史，复领义阳内史，北镇义阳。义阳，本治新野，见第二章第三节。晋末移治仁顺，在今河南信阳县南。秀为荥阳、颍川二郡太守。虏是役，凡破南兖、徐、兖、豫、青、翼六州，杀掠不可胜数。《宋书·索虏传》述其残破之状曰：“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载至，增巢已倾。甚矣，覆败之至于此也！”亦可哀矣。

东路虽云丧败，西路之军，则颇致克捷。时随王诞为雍州刺史。二十七年（450年）八月，诞遣尹显祖出赀谷，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入卢氏，卢氏，汉县，今河南卢氏县。赀谷，在县南山之南。田义仁入义阳，中兵参军柳元景总统群帅。外兵参军庞季明，年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怀之。求入长安，招怀关、陕。乃自赀谷入卢氏。卢氏人赵难纳之。闰十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以难为卢氏令。难驱率义徒，为众军乡道。季明出自本城，与法起会，遂入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元景度熊耳山。在卢氏县南。安都顿军弘农。法起进据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季明率方平、赵难向陕西七里谷。陕县，见第六章第一节。十一月，元景众至弘农。以元景为太守。元景命安都等并造陕下。虏洛州刺史张是提众二万，度崤来救。崤山，见第五章第一节。大战，斩之。法起率众次潼关。先是华山太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次潼关，槐亦至，即据之。卢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列三营，以拟法起。封陵，在今山西永济县南。何难欲济河以截军后。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之，贼退散。关中诸义徒，处处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而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景等乃还。

震荡汧、陇之师，亦小有功绩。初仇池杨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逃奔关中。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后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坚败于淮南，关中扰乱，定尽力奉坚。坚死，乃将家奔陇右。徙治历城。城在西县界，去仇池百二十里。西汉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置仓储于百顷。招合夷、晋，得千余家，自号平羌校尉、仇池公，称藩于晋。孝武帝即以其号假之。求割天水之西县，武都之上禄为仇池郡，见许。上禄，见第五章第二节。太元十五年（390年），又以定为秦州刺史。其年，进平天水、略阳郡，天水，略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遂有秦州之地。十九年（394年），攻乞佛乾归，军败，见杀。后杨盛谥为武王。无子。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袭位。安帝以为仇池公。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改封武都王。文帝元嘉二年（425年）六月，卒。私谥惠文王。世子玄立。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明年，玄附魏。又明年，魏以为梁州刺史、南秦王。六年（429年），卒。私谥孝昭王。弟难当，废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宋仍以为秦州刺史、武都王。七年（430年）。难当使保宗镇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南。次子顺镇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保宗谋袭难当，事泄，收系之。先是流民许穆之、郝恢之投难当，并改姓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益州刺史刘道济，粹弟。委任长史费谦等，聚敛兴利，民皆怨毒。九年（432年），《氐胡传》作十年，此从《道济传》。难当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道济遣军击斩之。初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即伍城，见第六章第四节。督护费谦，固执不与。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等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氐奴既怀忿恚，因聚党为贼盗。其年，七月，及赵广等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阳泉，蜀汉县，在今四川德阳县西。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婴城自守。赵广迎道人程道养，诈称飞龙。众十余万。四面围城。道济使中兵参军裴方明击破之。贼溃还广汉、涪城。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时道济疾已笃。十年（433年）正月，贼复大至。道济卒。裴方明等秘丧。击贼，败之。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遣兵往援，破贼。道养等仍藏窜为寇盗不绝。十三年（436年），文帝遣萧汪之往讨，降帛氐奴。十四年（437年）四月，赵广等亦降。道养为其下所杀，乱乃定。盖前后历六年焉。时梁州刺史甄法护，亦刑法不理。十年，文帝使萧思话代任。难当因法护下，思话未至，举兵袭梁州，遂有汉中之地。魏拜为南秦王。十一年（434

年），思话使司马萧承之讨平之。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希败走，杨盛据有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惟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新城，见第五章第六节。其后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汉中之苞中县。及是，南城为贼所焚烧，不可固，思话乃还治南郑。见第五章第五节。难当使奉表谢罪，诏宥之。十二年（435年），难当释保宗，遣镇童亭。即董亭，在今天水县东南。《魏书》作薰亭，盖董之字误。保宗奔魏。魏太武帝以为南秦王，遣袭上邽。顺退守下辨。见第五章第一节。十三年（436年）三月，难当自立为大秦王。然犹奉朝廷，贡献不绝。是岁，五月，难当据上邽。七月，魏使乐平王丕攻之。九月，至略阳。难当奉诏摄上邽守。十六年（439年），魏以保宗为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难当攻之，为魏镇将元勿头所却。十七年（440年），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十八年（441年）十月，倾国南寇，规有蜀土。十一月，陷葭萌，获晋寿太守申坦。葭萌、晋寿，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遂围涪城。十余日不克，乃还。十九年（442年）正月，文帝遣裴方明等甲士三千人，又率荆、雍二州兵讨之。难当将妻子奔魏。后死于魏。仇池平。以胡崇之为秦州刺史，守仇池。魏使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杨保宗从祁山南入。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北。皮豹子与司马楚之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散关，见第五节。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事，南趋襄阳；刁雍东趋广陵，邀方明归路。二十年（443年）正月，崇之至浊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魏将拓跋齐等，败殁。余众奔还汉中。保宗谋叛魏，被执，送平城。三月，顺司马苻达、难当从事中郎任朏等起义，立保宗弟文德。拓跋齐闻兵起，遁走。追击，斩之。诏以文德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文德既受朝命，进戍葭芦。城名，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二十五年（448年），魏皮豹子攻之，文德奔汉中。时武陵王骏镇襄阳，执文德，归之京师。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450年），起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西入，摇动汧、陇。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氐来拒。阴平，见第五章第一节。平武，汉刚氏道，蜀汉分置广平县，晋改曰平武，在今四川平武县西北。文德大破追斩之。阴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氐，未详。不克。秀之执文德送荆州，而使文德从兄头戍葭芦焉。

二十九年（452年）二月，魏太武帝死。其六月，文帝复命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北伐。以张永为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经略河南。攻碻磝，十八日不能拔。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鲁爽、秀及程天祚并荆州军四万出许、洛，克长社、大、小索，进攻虎牢。欲舟师入河，断其水门。碻磝败退，水军不至，亦收众还。帝又以臧质为雍州刺史，使率所统向潼关。质顿兵近郊，不时发。及爽攻虎牢，乃使司马柳元景率薛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关城主弃戍走，即据之。元景至洪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欲与安都济河攻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会爽退，亦还。

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综其失策，凡有数端：夫以大势言之，则拓跋氏实当五胡之末运。然占地既广，为力自雄；又代北距中原远，欲一举而覆其巢穴，殊非易事；故宋欲 魏，实未可以轻心掉之。夫欲攻代北者，非徒自江、淮出兵，远不相及也，即河南犹虞其声势之不接，故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当元嘉五年（428年）之时，谢灵运尝上书劝伐河北。其言有曰：“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灵运固非经略之才，斯言则不能谓为无理。盖吴举义，元景西征，胡、蜀、氐、羌，莫不响应，关中如此，岂况河北？故谓河北、关中不可复者，非也。然河北、关中虽可取，亦必我有以取之。欲取河北，必先固河南；欲固河南，必先实淮土；而欲取关中，则必经营宛、洛与蜀、汉。自晋之东渡，置北方于度外久矣。宋武虽 南燕，覆后秦，然受命已在末年，经略未遑远及。史家病其“绵河置守，兵孤援阔”，《何承天传论》。景平丧败，职此之由。孝武初，周朗上书，有云：“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阒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不可怀？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谓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空守孤城，徒费财役。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跷足而待也。”当时河南形势之恶如此。斯时当务之急，实在于自固藩翰，而宜戒轻率出兵。故何承天作论，谓“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而其安边固守之方：则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耦车牛，以饰戎械”；城不可固，则以车为藩，平行趋险，贼不能干。故纂耦车牛，与浚复城隍同意。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周朗亦言：“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火相连。”承天又病“有急之日，民不知战。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守坐听，自无经略，惟望朝廷遣军。”谓非“大佃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精卒十万，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朗亦言：“须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可越淮穷河，跨陇出漠。”此诚老成谋国之至计也。乃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兵一动，即减百官俸三分之一，至大明六年二月始复。罢国子学，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又以兵力不足，

用何尚之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说见第五章第二节。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临事张皇如此，安可以兴大役乎？二十九年之役，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曰：“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财足自守。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使别驾崔勋之，直冲中山。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较略二军，可得七千许人。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岭，未详。冀州刺史向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岭名，在今河北昌平县西北。相州刺史备太行。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上意止存河南，不纳。论者或以为惜。然魏于河南，尚不肯舍，况于河北，窥其腹心，岂有不以死力争之之理？而可以七千人徼幸邪？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而不丧败哉？此以远计言之也。专就战事论之，其失亦有可得而言者。魏太武与文帝书曰：“彼尝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彼吴人正有斫营技，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里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此书所云，均系实语，并非虚辞，观其屡攻城不能克；又其战胜，若兵力相当，则恒由宋将帅怯懦，不则宋人恒能以少制众，杀伤过当可知。然则魏人攻城既非所长，野战亦无把握，论其兵力，实尚不逮南朝，而宋顾屡为所困者？魏人于中国无所爱惜，恃其骑兵剽捷，专以杀掠为务。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欲与之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宋书·索虏传》论，谓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周朗亦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宜蓄。”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终南北朝之世，北方非无可乘之机，而南方迄不能大捷，恢复境土者，无骑兵与之决胜于中原，实为一大原因，非徒宋世如此也。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沈庆之固陈不可，亦以马步不敌为言。文帝顾云：“虏所恃惟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何其言之易也？岂忘景平之覆辙邪？不特此也，文帝非不恭俭，然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王玄谟，怯懦之夫也，帝乃谓殷景仁曰：“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此以口舌官人也。檀道济最称持重，帝乃谓其养寇自资。到彦之逗桡不前，帝则恕以中途疾动。张永者，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通，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此乃文学之士、艺术之徒，帝顾谓其堪为将，授以专阃。用人如此，安得而不覆败？沈庆之谏北伐，帝使徐湛之、江湛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

事何由济？”观其用张永，则并白面书生而不逮矣。二十九年之役，庆之又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遂不使北出。好同恶异如此，安可用人？身未尝履行阵，而出军行师，每好县授兵略，见《徐爰传》。至于攻战日时，莫不仰听成旨，《本纪》赞。此尤用兵之大忌，而帝又犯之，尚安有成功之望邪？

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一节 元凶弑逆

文帝北伐，虽云丧败，然其时境域如故，使有大有为之君，吊死扶伤，厉兵秣马，固未尝不可徐图恢复也。乃北伐未几，身死逆子之手，兵端既启，骨肉相屠，卒授异姓以篡夺之隙。丧乱弘多，自不暇于外攘，不惟河南不可复，即淮北亦不能守矣。哀哉！

宋世宗戚之祸，实始于义康之谋夺宗，而发于元凶之弑逆。文帝后袁氏，生子劭及东阳献公主英娥。劭姊。上待后恩礼甚笃。后潘淑妃有宠，后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440年），崩。劭以元嘉六年三月，立为太子。潘淑妃生濬。一说：濬为淑妃所养，见下。封始兴王。劭深疾潘氏及濬。濬虑将来受祸，曲意事劭。劭与之遂善。文帝务在本业，敦劝农桑，使宫内皆蚕，欲以风厉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夫为劫，坐没入奚官。东阳公主应 婢王鹦鹉白公主。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见许。主及劭并信惑之。濬与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后遂为巫蛊。初主有奴陈天兴，鹦鹉养以为子，而与之淫通。鹦鹉、天兴及宁州所献黄门陈庆国，并预巫蛊事。宁州，见第三章第六节。劭以天兴补队主。东阳主薨，鹦鹉应出嫁。劭虑言语难密，与濬谋之。时吴兴沈怀远，为濬府佐，见待异常。乃嫁鹦鹉与怀远为妾。不以启上，虑后事泄，因临贺公主微言之。上后知天兴领队，遣阉人奚承祖诘让劭曰：“临贺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闻此下人养他人奴为儿，而汝用为队主，抽拔何乃速？汝间用主、副，并是奴邪？欲嫁置何处？”劭惧，驰书告濬。并使告临贺主：“上若问嫁处，当言未有定所。”鹦鹉既适怀远，虑与天兴私通事泄，请劭杀之。劭密使人害天兴。庆国谓宣传往来，惟有二人，虑将见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惊惋，即遣收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濬书数百纸，皆呪诅巫蛊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宫内。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濬往京口，濬时为南徐州刺史。又载以自随。或出止民张旿家。劭东宫置兵，本与羽林等。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彗星起毕昴，入太微，扫帝坐端门，灭翼轸。二十九年（452年），荧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大阳罕曜。三十年（453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上忧有窃发，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车驾出行，劭入守，使将白直队自随。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当镇江陵，时改刺荆州。复载道育还东宫，欲将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张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府内，似是严道育。”上初不信。试使掩录，得其二婢。云道育随征北还都。上惆怅惋骇，乃欲废劭，赐濬死。而第三子武陵王骏不见宠，故累出外藩；第四子南平王铄，第七子建平王宏，并为上所爱。铄妃，江湛妹，湛劝上立之。自寿阳征入朝，时为豫州刺史。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此据《徐湛之传》。《王僧绰传》云：随王诞妃，湛之妹，湛之欲立之。案文帝诸子，孝武帝次三，南平王次四，帝既不欲立之，庐陵王绍次五，出后义真，次六即诞，湛之之欲立之，或亦未必尽出私意也。而以语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驰报劭。劭因有异谋。每夜辄飨将士，或亲自行酒。王僧绰者，昙首子，即尚东阳献公主者也。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迁侍中，时年二十九。帝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具以启闻，劝上速断。不听。劭乃使斋帅张超之等集素所蓄养兵士二千余人，诈云受敕有

所收讨。超之等数十人驰入，拔刀径上合殿。时上与徐湛之屏人共言论，或连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烛绕壁检行，虑有窃听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与湛之屏人语，至晓，犹未灭烛。超之手行弑逆，二月甲子。并杀湛之。遣人杀江湛及其五子。又杀帝亲信左右数十人。转王僧绰为吏部尚书，委以事任。顷之，劭料检帝巾箱及江湛等书疏，得僧绰所启飨士并废诸王事，乃收害焉。案文帝猜忌太甚，而又多疑少决，此皆非君德，宜其及祸也。既知劭、濬逆谋，不能去劭之兵，仍谓荆州上流之重，宜有至亲，而以濬居之。徐湛之再与逆谋，仍极亲任，不过以甥舅故耳。《王僧绰传》云：父昙首，与王华并为太祖所任。华子嗣，人才既劣，信遇亦轻。僧绰尝谓中书侍郎蔡兴宗曰：“弟名位应与新建等，超至今日，盖以姻戚所致也。”此诚言，非谦辞也。此皆足征文帝之偏私。新建，嗣之封。

劭之将弑逆也，召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斌父摹之，源之之从父弟，源之，思话父也。及左卫率袁淑等告之。淑不从，被杀。斌初亦谏，后为所胁，与之同载。劭遣人谓鲁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为卿除之矣。”湛之父为鲁轨所杀。爽、秀归顺。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秀之，斌故吏也，甚加信委。时武陵王骏刺江州，文帝使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缘江蛮，使骏总统诸军，方次西阳之五洲，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五洲，在今湖北蕲水县西。即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劭分浙江东为会州，以会稽太守随王诞为刺史。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诞将受命，其参军沈正说司马顾琛，俱入说诞。诞犹豫未决。会武陵王骏使至，乃起兵。豫州刺史刘遵考亦起义。遵考，武帝族弟。劭以萧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思话还彭城，亦起义。武陵王骏以柳元景为前锋。濬及萧斌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不尔，则保据梁山。在今安徽当涂、和县间。江夏王义恭虑义兵仓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战，乃进策曰：“贼骏年小，未习军旅，远来疲弊，宜以逸待之。今远出梁山，则京都空弱，东军乘虚，或能为患。若分力两赴，则兵散势离。不如养锐待期，坐而观衅。”劭善其议。萧斌厉色争之，不纳。劭疑朝廷旧臣，悉不为己用，厚接王罗汉、鲁秀，悉以兵事委之。罗汉先为南平王铄右军参军，劭以为有将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劝劭保石头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头，俟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谁当见救？惟应力战决之，不然不克。”时义军船率小陋，虑水战不敌。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柳元景大喜，倍道兼行。闻石头出战舰，乃于江宁步上。晋分秣陵置临江县，更名江宁，在今首都西南。潜至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依山建垒。时四月也。劭使萧斌、鲁秀、王罗汉等精兵万人攻垒。将士怀劭重赏，皆为力战。元景蓄力以待其衰，击破之。劭又率腹心，自来攻垒。元景又破之。萧斌、王罗汉皆降。斌于军门伏诛。罗汉后亦死。斌弟简，为南海太守，世祖使讨之，经时乃克。斌、简诸子并诛灭。庞秀之、鲁秀等亦各南奔。义军遂克京城。劭、濬皆伏诛。时五月也。武陵王骏至新亭，即位。是为世祖孝武皇帝。

元凶之变，《宋书》谓“自赫胥以降，未闻斯祸。惟荆、莒二国，弃夏即戎；武灵胡服，亦背华典；然后有之。生民得无左衽，亦为幸矣”。其实世禄之家，争夺相杀，乃其恒事，宋史之论，殊不免于拘墟也。劭之杀潘淑妃也，谓濬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按《宋书·文九王传》，以濬为淑妃所生，《南史·文帝诸子传》总叙处亦同，而《劭传》又云：濬母卒，使潘淑妃养之，《宋书·二凶传》无此语。盖李延寿兼采异说。濬果淑妃所生，二凶虽悖，其言或未必如是。延寿所采异说盖是。然淑妃即濬阿保，出此语亦悖矣。劭又与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私通。见《宋书·赵伦之传》。其无伦理如此。劭之攻新亭垒而败也，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稽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钺。苏侯为骠骑将军。其无知识又如此。纨袴子弟，又曷可教哉？劭之行弑逆也，出坐东堂，呼中书舍人顾瑕问曰：“共欲见废，何不早启？”未及答，斩之。徐湛之子聿之，及江夏王义恭子十二人皆见杀。庞秀之南奔，子弟为劭所杀者，亦将十人。见《南史·萧思话传》。又以宿恨杀长沙悼王瑾、景王之孙。临川王晔、武帝少弟临川烈武王道规无子，以长沙景王弟二子义庆嗣。是为康王。晔，康王子。桂阳侯觊、景王子义融之子。新渝侯玠。义庆弟子。又欲杀三镇士庶家口，义恭及何尚之说之，乃止。其好杀加此。而义军之惨酷，亦未尝末减。劭、濬及劭四子，濬三子，并枭首大航，见第四章第三节。暴尸于市。又投劭、濬尸首于江。劭妻殷氏，赐死廷尉。濬妻褚氏，丹阳尹湛之女，湛之南奔，即见离绝，故免于诛。其余子女、妾媵，并于狱赐死。张超之为乱兵所杀，割肠刳心，脔剖其肉，诸将生啖之，焚其头骨。严道育、王鹦鹉并都街鞭杀，于石头四望山下焚其尸，扬灰于江。四望山，在今首都西南。杀机一启，而后来者益变本加厉，不可止矣，哀哉！

第二节 孝武世诸王之祸

文帝兄弟，自义康废后，尚有义恭、义宣、义季三人。义康之废，义恭入为总录，已见前。元凶弑逆，使义恭入住尚书下省，挟以出战，恒录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战败后，使义恭于东堂简将，乃得单马南奔。至新林，浦名。在今首都西南。即上书劝孝武即位。孝武以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宁，进位大传，领大司马。仍以空名尊之而已。初武帝遗诏，诸子以次居荆州。见第八章第一节。谢晦平后，以授义康。义康入相，义恭居之。临川王义庆，宗室令望，而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又居之。其后应在义宣。文帝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元嘉十六年（439年），以义季代义庆，而以义宣为南徐州刺史。会稽公主每以为言。上迟回久之，二十一年（444年），乃以义宣刺荆州，而以义季为南兖州刺史。二十二年（445年），迁徐州。义季自义康废后，为长夜之饮，遂以成疾。迁徐州之明年，索虏侵边，北境骚动，义季无他经略，惟饮酒而已。二十四年（447年）薨。而义宣至镇，勤自课厉，政事修理。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义宣传》云：“义宣首唱大义，威名著天下。”案《恩幸传》言：董元嗣与戴法兴、戴明宝，俱为世祖南中郎将典签。元嘉三十年（458年），奉使还都。直元凶弑立，遣元嗣南还，报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时在巴口，在今湖北黄冈县东。元嗣具言弑状。上遣元嗣下都，奉表于劭。既而上举义兵。劭责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谋。”劭不信，备加考掠。不服，遂死。《南史·沈庆之传》曰：孝武出次五洲，总统群帅。庆之从巴水出，至五洲谘受军略。会孝武典签董元嗣自建业还，陈元凶弑逆，时元凶密与庆之书，令杀孝武。庆之入求见，孝武称疾不敢见。庆之突前，以元凶手书呈简。孝武泣，求入内与母辞。庆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尝愿报德。今日之事，惟力是视。殿下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国安危，在于将军。”庆之即勒内外处分。府主簿颜竣，延之子。闻庆之至，驰入见帝，曰：“今四方尚未知义师之举，而劭据有天府。首尾不相应赴，此危道也。宜待诸镇唇齿，然后举事。”庆之厉声曰：“今方兴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参预，此祸至矣。宜斩以徇众。”帝曰：“竣何不拜谢？”竣起再拜。庆之曰：“君但当知笔札之事。”于是处分，旬日，内外皆整办。时谓神兵。《义宣传》云：元凶弑立以义宣为中书监、太尉、领司徒。义宣闻之，即时起兵。征聚甲卒，传檄远近。会世祖入讨，义宣遣参军徐遗宝率众三千，助为前锋。元嗣之还，与元凶下荆州之令，抵达先后，不能甚远。孝武当日，尚遣元嗣奉表于劭；庆之处分，虽云神速，亦绵旬日；而义宣闻命即起，则似义

宣义举，实在孝武之前。但观颜竣之语，则当孝武与庆之定谋之时，尚未知义宣义问耳。当天崩地坼之时，称兵者孰甘为牛后？即拥戴之者亦然。观沈庆之叱颜竣之语，其欲立功名之心，显然可见。果不知江陵义举，抑或知之而故不相承奉，亦殊难言之矣。父死子继，邦之旧典。孝武于文帝诸子，次居第三，二凶既行弑逆，孝武以讨贼居位，原不能谓为不正，然欲义宣甘心承奉，则其势甚难，而诸臣就素所亲昵者而各有所奉，亦势也。《臧质传》云：质始闻国祸，便有异图。以义宣凡暗，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以义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计不行。《柳元景传》云：质潜报元景，使率所领西还。元景即以质书呈世祖。谓其使曰：“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方应伐逆，不容西还。”质以此恨之。此皆诬辞。臧质、鲁爽，盖皆与义宣素洽。观义宣兵一起，二人即俱往江陵可知。质女为义宣子釆妇，自尤易相结也。

孝武既即位，改封义宣为南郡王，以为丞相、扬州刺史；随王诞为竟陵王，以为荆州刺史；而以臧质刺江州；沈庆之刺南兖州，柳元景刺雍州，垣护之刺冀州；迁鲁爽刺南豫州，鲁秀刺司州，刘秀之刺益州，徐遗宝刺兖州，王玄谟刺徐州。义宣不肯就征，诞亦固求回改，谓位号正与濬同。乃以诞为扬州，义宣仍刺荆州。臧质建议：爪牙不宜远出。上重违其言，更以柳元景为领军将军，而以朱修之为雍州。孝建元年（454年），义宣与臧质、鲁爽、徐遗宝同举兵反。《义宣传》云：义宣报爽及遗宝，本刻秋冬举兵，而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遗宝亦勒兵向彭城，义宣及质，狼狈举兵。此亦可惑。爽虽狂酒，刻反期何等事，而可失旨？况爽即失旨，岂遗宝亦失旨邪？

《通鉴考异》曰：“《宋本纪》：二月，庚午，爽、臧质、南郡王义宣、徐遗宝举兵反。《义宣传》云：其年正月便反。《宋略》云：二月，义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犹遣质收鲁弘，则非同日反明矣。又按《长历》：是月戊辰朔，然则庚午三日也。《义宣传》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

爽反在正月与二月耳。”案义宣之反，若在二月二十六日，则狼狈举兵之说似可信，然爽起兵必以承奉义宣为言，义宣恐未必能迟至是时始举兵也。质使鲁弘东下大雷，见第四章第三节。义宣遣谘议参军刘湛之就之。又使鲁秀攻朱修之。而自率众十万，会质俱下。鲁爽使弟瑜据小岘，自次大岘。大岘，见第七章第四节。小岘在其西。帝以兵力配历阳太守张幼绪，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使薜安都率步，又别遣水军援之。幼绪恇怯，引还。下之狱。而征沈庆之督统诸军。爽以食少引退，庆之使安都轻骑追之。及于小岘。爽亲断后。及战，爽饮酒过醉，为安都刺杀。瑜亦为部下所杀。遂平寿阳。时又以夏侯祖权为兖州刺史。徐遗宝袭彭城，祖权击破之。遗宝，垣护之妻弟也。初与护之书，劝使同逆。护之驰使以闻，而自率步骑袭湖陆。见第五章第六节。时为兖州治。遗宝弃城奔鲁爽。爽败，逃东海郡界，为土人所杀。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义宣等至鹊头，山名，在今安徽铜陵县西北。而爽、遗宝败问至。时上以王玄谟为豫州刺史，率舟师顿梁山。见上节。征垣护之据历阳。使柳元景为大统。元景屯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垣护之传》作南州，即姑熟也。使郑琨、武念戍南浦。在今安徽当涂县境。臧质径入梁山。义宣屯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质欲以万人取南浦，万人缀玄谟，浮舟直指石头。义宣将从之。刘谌之曰：“质求前驱，此志难测。不如尽锐攻梁山，事克然后长驱，万全之计也。”乃止。五月十九日，质攻梁山，克其西垒。欲仍攻东垒。义宣党颜乐之曰：“质若复拔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乃遣刘谌之就质。案此时义宣所猜，是否在质，已有可疑；且质以十九日克西城，而义宣之至梁山在二十一日，相距不过二日耳，尚何虑质专其功？又质欲攻东城，何必请命于义宣？故此说殊未必实也。质遣庞法起等攻南浦，败绩。二十一日，义宣至梁山。质出军东岸。玄谟使垣护之、薛安都等出垒奋击，大败之。护之等因风纵火。船舰先见焚烧，延及西岸营垒。众遂奔溃。质欲见义宣计事，义宣密已出走矣。质不知所为，亦走。鲁秀之攻襄阳，朱修之断马鞍山道，《水经注》：稷溪水出襄阳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湖在马鞍山东北。秀不得前，乃退。刘秀之遣参军韦山松袭江陵，为秀所杀。及是，义宣步向江陵。秀及其司马竺超民等，仍欲收合余烬，更图一决。而义宣惛垫，无复神守。左右腹心，相率奔散。欲随秀北走，复与秀相失。未出郭，将士逃散尽，复还向城。超民乃送之就狱。时孝武已以朱修之为荆州刺史矣，至江陵，于狱尽之。子十八人，除竢、悉、达早卒外，皆死。秀众叛且尽，为刘秀之所射，中箭赴水死。臧质至寻阳，焚烧府舍，载伎妾西奔，使所宠何文敬领兵居前。至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西阳太守鲁方平，质之党也，怀贰，诳文敬曰：“诏书敕旨，惟捕元恶一人，余并无所问。”文敬弃众而走。质先以妹夫羊冲为武昌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往投之，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质无所归，入南湖在武昌东。逃窜，为追兵所杀。豫章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林仲儒，为质尽力，皆伏诛。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孝武又欲杀竺超民及质长史陆展兄弟，尚书令何尚之言之，乃得原。案臧质数有战功，拒虏尤著绩；鲁爽，史称其少染殊俗，无复华风，亦不失为一战将；秀之才略，尤优于其兄；不能用以拒虏，而俱毙于内战，实可惜也。

义宣既败，义恭乃上表省录尚书。又与竟陵王诞奏裁诸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凡九事。有司附益，为二十四条。时西阳王子尚孝武次子。有盛宠，义恭又解扬州以避之。《义恭传》言其性嗜不恒，日移时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善骑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盖亦故为是以避祸也。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州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分扬州浙东五郡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置东扬州；治会稽。荆、湘、江、豫州之八郡荆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湘巴陵，江武昌，豫西阳。置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于建康。荆、扬并因此虚耗。何尚之建言复合二州，上不许。

南平穆王铄，初领兵戍石头。元凶弑立，以为中军护军将军。世祖入讨，劭屯兵京邑，使铄巡行抚劳，以为南兖州刺史。柳元景至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劭亲自攻之，挟铄自随。江夏王义恭南奔，使守东府。义军入宫，铄与濬俱归世祖。铄素不推事世祖，又为元凶所任使，世祖以药内食中毒杀之。

武昌王浑，文帝第十子。少而凶戾。尝出石头，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孝武即位，授南彭城、东海二郡太守，出镇京口。孝建元年（454年），迁雍州刺史。浑至镇，与左右人作文檄，自号楚王，号年为永光元年（465年），备置百官，以为戏笑。孝武闻之，逼令自杀。时年十七。时为义宣叛之明年，越五年而竟陵王之祸作。

竟陵王诞，文帝第六子。其《传》云：义宣之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孝武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然后处分。上流平定，诞之力也。此亦诬罔之辞。以孝武之猜鸷，安肯慑于虚声，遽弃大位？当时盖有是语而非由衷之言，诞亦知旨而执之，及后既叛，乃以是为功，好诞者因以为实事耳。当时史文，固多如是，不可不分别观之也。诞叛后，为表投之城外云：“丞相构难，臧、鲁协从，朝野恍忽，咸怀忧惧。陛下欲百官羽仪，星驰推奉。臣前后固执，方赐允俞。社稷获全，是谁之力？”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绝一时。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此等又皆孝武一面之辞，其信否亦不可知也。上意不平。孝建二年（455年），出诞为南徐州

刺史。大明元年（457年），又徙之南兖州，而以刘延孙为南徐，与之合族。高祖遗诏，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京口，见第八章第一节。《延孙传》云：延孙与帝室，虽同是彭城人，别属吕县。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及吕县为四刘。虽同出楚元王，由来不序昭穆。延孙于帝室，本非同宗。时竟陵王诞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迁之于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使腹心为徐州，据京口以防诞，故以南徐授延孙，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吕，汉县，在今江苏铜山县北。诞既见猜，亦潜为之备。因索虏寇边，修治城隍，聚粮治杖。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诞反。三年（459年），建康民陈文绍、吴郡民刘成、豫章民陈谈之上书告诞有反谋。四月，上使有司奏诞罪状，贬爵为侯，遣令之国，而以垣阆为兖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给事中戴明宝随阆袭之。事泄，为诞所败。阆遇害，明宝奔还。上乃遣沈庆之率大众讨诞。庆之进广陵。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并率众来会。诞见众军大集，欲弃城走，而其众并不欲去，乃复还。时垣护之、崔道固、庞孟虬、殷孝祖等破索虏还，时使北援青州，见第五节。至广陵，上使并受庆之节度。又遣屯骑校尉谭金、前虎贲中郎将郑景玄率羽林兵隶庆之。庆之填堑治攻道，直夏雨不得攻城。上玺书催督，前后相继。及晴，又使太史择发日，将自济江。太宰、江夏王义恭表谏，乃止。七月，庆之攻广陵，克之，杀诞。诞初使黄门吕昙济，与左右素所信者，将世子景粹，藏于民间。出门，并各散走。惟昙济不去。十余日，乃为沈庆之所捕得，斩之。贬诞姓为留氏。帝命城中无大小并斩。沈庆之执谏，乃自五尺以下全之。杀城内男为京观，死者数千。女口为军赏。初义宣之反也，义恭参军宗越，亦隶行间。追奔至江陵。时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诛戮；又逼略义宣子女；坐免官，系尚方。寻被宥，复官。诞之叛，越以长水校尉领马军隶庆之。及孝武命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挞，或有鞭其面者，而越欣欣然若有所得。诞之初叛也，孝武忿其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并诛之，死者以千数，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内叛出者。琅邪王玙之，五子悉在建业。玙之常乘城，沈庆之缚其五子，示而招之，许以富贵。玙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获死所耳，安可以私亲诱之？”五子号叫，于外呼其父。及城平，庆之悉扑杀之。诞遣使要结远近。山阳内史梁旷，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家在广陵，诞执其妻子，而旷斩使拒诞。诞怒，灭其家。刘遵考子琨之，为诞主簿。诞作乱，以为中兵参军。不就。系狱数十日，终不受。诞杀之。彭城邵领宗在城内，阴结死士欲袭诞，事泄，诞支解之。一时君臣之酷虐如此，人理不几于灭绝邪？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大明二年（458年），为雍州刺史。司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专，深之及主帅每案之，常怀忿怒。左右张伯超多罪过，主帅常加呵责。伯超惧罪，劝休茂杀行事及主帅，且举兵自卫。“此去都数千里，纵大事不成，不失入虏中为王。”休茂从之。夜挟伯超及左右，率夹毂队杀深之及典签。集征兵众，建牙驰檄。参军尹元庆起义，禽斩之。《宋书·本纪》云：义成太守薛继考讨斩之。《休茂传》云：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及休茂死，诈称立义，乘驿还都，事泄，伏诛。旧史盖据其事未泄前之诡辞，而修《宋书》者误袭之也。《南史》云：尹元庆起义斩之，当得其实。义成，见第五章第四节。时五年四月也。休茂时年十七。母、妻皆自杀。同党悉伏诛。

休茂既死，义恭上表言：“诸王贵重，不应居边。华州优地，时可暂出。既已有州，不须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于长史、掾属。若宜镇御，别差押城大将。若情乐冲虚，不宜逼以武事。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学，足充话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许。文武从镇，以时休止，妻子室累，不烦自随。百僚修诣，宜遵晋令，悉须宣令齐到，备列宾主之则。衡泌之士，亦无烦干候贵王。器甲于私，为用盖寡，自金银装刀剑战具之服，皆应输送还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无惧，恶者止奸。”其所以闲之者弥密，然人心好乱，枭桀乘机，徒恃具文终不足树维城之固也。

第三节 前废帝之败

凡置君如弈棋之世，往往君臣上下，彼此相猜。因相猜而相图，则君位之不固弥甚。而其相猜亦弥甚。迭相为因，而争夺相杀之祸，不绝于时矣。刘宋之所以败，正坐此也。

宋文帝之为人，已不免失之猜忌，而孝武及明帝二世尤甚。《南史·本纪》言：孝武帝末年，为长夜之饮。每旦寝兴，盥漱毕，仍复命饮。俄顷数斗。凭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外内服其神明，无敢弛惰。是其人未尝无监察之小才，然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佞幸·戴法兴传》。又好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如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戢齿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宠一昆仑奴，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王玄谟传》。江智渊初为竟陵王诞从事中郎。诞将为逆，智渊悟其机，请假先返。诞事发，即除中书侍郎，迁尚书吏部郎。智渊爱好文雅，辞采清赡。上初深相知待，恩礼冠朝。后以方退，渐不会旨，见出，以忧卒。参看下文。沈怀文为侍中，随事纳谏，匡正尤多，帝多不听。帝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帝谓故为异己，遂以事收付廷尉赐死。其好狎侮如此。即位之初，普责百官谠言，而庐陵内史周朗，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以上书忤旨，大明四年（460年），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传送宁州，见第三章第六节。于道杀之。颜竣旧为僚佐，讨劭之役，上发寻阳，便有疾，竣常出入卧内，断决军机；即位，为侍中，转吏部尚书；义宣、臧质反，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界，秣陵，见第四章第三节。湖熟，汉县，在今江宁县东南。江宁，见第一节。又以为丹阳尹，可谓股肱心膂之臣。而以谏诤恳切，藉竟陵王诞之叛陷之，先打折足，然后于狱赐死。沈怀文与竣及周朗素善，帝尝谓之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及怀文被系，其三子行谢，情哀貌苦，见者伤之。柳元景欲救怀文，言于帝曰：“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杀之，使其意分。”竟杀之。其好谀恶直、刻薄寡恩又如此。其所任者：颜师伯，帝为徐州时主簿。以善于附会，大被知遇。及践阼，以为黄门侍郎。累迁侍中、吏部尚书，为尚书右仆射。戴法兴、戴明宝、蔡闲，皆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亦为中书通事舍人。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蔡闲早卒。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凑。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法兴、明宝，亦大通人事，多纳货贿。明宝骄纵尤甚。所任如此，安有可托孤寄命之臣邪？身死未几，而嗣子遽败，固其所也。

大明八年（464年），闰五月，孝武帝崩。太子子业立，是为前废帝。时年十六。遗诏：江夏王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怀，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废帝即位，复置录尚书，以义恭为之。颜师伯迁尚书右仆射，领丹阳尹。元景、庆之、师伯、玄谟，固皆孝武帝所视为亲信之原臣也，然未再期而变起。景和元年（465年）八月，免戴法兴官，旋赐死。巢尚之亦解舍人。转颜师伯为尚书仆射，而以王景文为右仆射，分其台任。景文名彧，与明帝名同，以字行。其妹为明帝后。观废帝用人，可知其不尽与诸叔立异也。又夺其丹阳尹。义恭、元景、师伯等忧惧，谋废帝而立义恭。以告沈庆之。庆之发其事。帝亲率宿卫诛之。《佞幸传》言：帝即位，法兴迁越骑校尉。时义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己，而法兴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慑惮尤甚。废帝未亲万几，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传》又云：前废帝即祚，权任悉归法兴，而明宝轻矣。一似义恭、师伯，与法兴各不相干者。然又云：帝所爱幸阉人华愿儿，有盛宠，赐与金帛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儿甚恨之。帝常使愿儿出市里，察听风谣。而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应天子。应，《南史》作赝。愿儿因此告帝曰：“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官是一人，戴法兴是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吸习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兴是孝武左右，复久在宫闱，今将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许。”则法兴与义恭等，实已互相交关，愿儿于法兴，纵有私怨，然其告前废帝之语，必不能凭空造作，史固云道路先有“法兴为真天子，帝为应天子”之语，而后愿儿因之进说也。此语亦非史家所能造，即或传述出于附会，亦必当时实有此情形，附会者乃能为是说也。故法兴死而义恭等之变遂作。夫南北朝之主，所以好用寒人者？一以其时之士大夫，优游不能任事；一亦由其时争夺相杀，习为故常，寒人分望有限，不至觊觎非分耳。今戴法兴等亦与义恭等相交关，又曷怪废帝之欲加以翦除哉？史言帝年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每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一似法兴虽无礼于其君，意实在防闲其非者。然废帝即位，年已十六，欲有所为，何待期年之后？则此说不足信也。期年之中，不蜚不鸣，而一旦发之仓卒；而征讨之师，且继之而出；则知废帝非绝无能为，且非轻躁之流矣。

晋熙王昶者，文帝第九子，时为义阳王，晋熙乃其投北后，明帝所改封。为徐州刺史。《昶传》云：昶轻訬褊急，不能祇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责。民间喧然，常云昶当有异志。永光、景和中，废帝初改元为永光，诛义恭后，又改元为景和，实一年也。此声转甚。废帝既诛群公，弥纵狂悖，常语左右曰：“我即大位来，遂未尝戒严，使人邑邑。”义恭诛后，昶表请入朝，遣典签蘧法生衔使。《魏书》作虞法生。帝谓法生曰：“义阳与太宰谋反，我正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屡诘问法生：“义阳谋反，何故不启？”法生惧祸，叛走还彭城。帝因此北讨，亲率众过江。法生既至，昶即聚众起兵。统内诸郡，并不受命；将佐文武，悉怀异心。昶知其不捷，乃夜与数十骑开门北奔索虏。时九月也。昶之必叛，读其传文可见，更不得归咎于废帝之激变矣。

《孝武十四王传》云：始平孝敬王子鸾，孝武帝第八子。大明四年（460年），年五岁，封襄阳王。仍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其年，改封新安王。五年（461年），迁北中郎将，为徐州刺史，领南琅邪太守。南琅邪，东晋以江乘侨置，齐徙治白下。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鸾之府、国。及为南徐州刺史，又割吴郡以属之。六年（462年），丁母忧。追进淑仪为贵妃，班亚皇后。谥曰宣。上自临南掖门，临过丧车，悲不自胜。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又讽有司，创立新庙。葬毕，诏子鸾摄职，以本官兼司徒。又加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八年（464年），加中书令，领司徒。前废帝即位，解中书令，领司徒，加持节之镇。帝素疾子鸾有宠，既诛群公，乃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同生弟、妹并死。与子鸾同生者：孝武帝第十四子齐敬王子羽，大明三年（459年）卒。第十九子晋陵孝王子云，六年（462年）卒。是时死者，为第二十二子南海哀王子师，及第十二皇女。案孝武宫闱，颇多遗行。孝武所生路淑媛，即位之后，尊为皇太后。《传》云：上于闺门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南史·后妃传》

云：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或云：是殷琰家人，入义宣家，义宣败入宫云。《宋书目录》孝武文穆皇后下有宣贵妃，而《传》无其文。《江智渊传》云：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谥，智渊上议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惶惧。大明七年（463年），以忧卒。即此人也。《袁 传》云：大明末，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失，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颇言之。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南史》此下又云：“帝怒，振衣而入，亦厉色而出。左丞徐爰言于帝，请宥之，帝意解。”则子鸾在孝武时实有夺宗之势，府国人才既多，容有居为奇货者，废帝之除之，或亦有所不得已邪？愿身不复生王家之言，非十岁小儿所能作，即其徒党所造作也。

《宋书·后妃传》云：前废帝何皇后，父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长公主。豪竞于时。子迈，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迈少以贵戚居显宦，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县界，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去京师三十里。迈每游履，辄结驷连骑，武士成群。大明末，为豫章王子尚抚军谘议参军。废帝纳公主于后宫，伪言薨殒，杀一婢，送出迈第殡葬行丧礼。常疑迈有异图。迈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废立。事觉，废帝自出讨迈，诛之。时十一月三日也。孝武帝第三子晋安王子勋，时为江州刺史。其《传》云：迈谋因帝出行为变，迎立子勋。事泄，帝自率宿卫兵诛迈，使八坐奏子勋与迈通谋。又手诏子勋曰：“何迈欲杀我立汝，汝自计孰若孝武邪？可自为其所。”遣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景云至盆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停不进，遗信报长史邓琬。琬等因奉子勋起兵，以废立为名。案迈旧为子尚僚属，子尚是时，近在京邑，而齿长于子勋，迈欲行废立，何不拥戴之，乃远迎子勋邪？即此一端观之，而知此段史事，全不足信矣。

既杀何迈，遂诛沈庆之。《庆之传》云：帝凶暴日甚，庆之犹尽言谏争，帝意稍不说。及诛何迈，虑庆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闭清溪诸桥以绝之。庆之果往，不得度而还。帝乃遣庆之从子攸之赍药赐庆之死。此非实录，自不待言。庆之此时，年已八十，当其七十时，已于娄湖在今首都东南。广开田园之业，俨然一田舍翁矣，尚安有远志？且庆之于孝武，始终尽忠。既发义恭之谋，又从废帝度江讨义阳王昶，则于废帝亦非怀贰。既无侵逼之虞，而且藉其声望，足资镇慑；其于废帝，可谓有害无利，乃亦从而杀之，此实最不可解者也。案废帝事之真相，全在袁、蔡兴宗、徐爰三人传中。《传》言其沮孝武帝废立之意，已见前。又云：世祖又以沈庆之才用不多，言论颇相蚩毁，又陈庆之忠勤有干略，堪当重任。由是前废帝深感，庆之亦怀其德。景和元年（465年），诛群公，欲引进

，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又下诏曰：“宗社多故，衅因冢司。景命未沦，神祚再又。自非忠谋密契，岂伊克殄？侍中祭酒领前军将军新除吏部尚书，游击将军领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徐爰，诚心内款，参闻嘉策，匡赞之效，实监朕怀。宜甄茅社，以奖义概。可封新隆县子，爰可封吴平县男，食邑各五百户。”是诛群公之际，与爰皆参与密谋也。徐爰《宋书》入《恩幸传》，前人久议其失矣。爰乃学人，而史谓其便辟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礼仪，非爰议不行。虽复当时硕学，所解过人者，既不敢立异，所言亦不见从。此皆文致周内之辞也。又云：前废帝凶暴无道，殿省旧人多见罪黜，惟爰巧于将迎，始终无迕。诛群公后，以爰为黄门侍郎，领射声校尉。宠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与沈庆之、山阴公主同辈，爰亦预焉。可以见其君臣之相契矣。《传》又云：俄而意趣乖异，宠待颇衰。始令 与沈庆之、徐爰参知选事，寻复反以为罪，使有司纠奏，坐白衣领职。从幸湖熟，往返数日，不被唤召。虑及祸，诡辞求出。沈庆之为固陈，乃见许。除建安王休仁长史、襄阳太守。休仁不行，即以为雍州刺史。舅蔡兴宗谓之曰：“襄阳星恶，岂可冒邪？”曰：“白刃当前，不救流矢，事有缓急故也。今者之行，本愿生出虎口。且天道辽远，何必皆验？如其有征，当修德以禳之耳。”于是狼狈上路。恒虑见追，行至寻阳，喜曰：“今始免矣。”夫一州之主，岂足以当星象？之出，乃废帝所以树外援，观下节自明。然则废帝非真疏；之遄征，亦非所以避废帝；灼然可见矣。其出也，又安待庆之为之请？然既曰庆之为之请，则庆之是时之参与密谋，又可见也。然庆之发义恭等反谋，史言以与义恭等素不厚故，夫使庆之与义恭等果素不厚，义恭等安敢以反谋告之？则庆之与义恭等，亦非无交关。庆之是时，年老矣，气衰矣，专为免祸计而已矣，其发义恭之谋也，安知非逆料其事之不能成？然则势有可畏甚于义恭者，安保其不依违两可，甚且折而从之邪？《蔡兴宗传》云：兴宗为吏部尚书。前废帝即位，兴宗时亲奉玺绶。嗣主容色自若，了无哀貌。兴宗出，谓亲故曰：“鲁昭在戚而有嘉容，终之以衅结大臣，昭子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时义恭引身避事，政归近习。戴法兴、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远近。兴宗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进贤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恇桡，阿顺法兴，常虑失旨。闻兴宗言，辄战惧无计。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征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是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本纪》：景和元年（465年）八月，乙丑，复南北二驰道。自孝建已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兴宗每陈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几，而选举密事，多被

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旋以选事忤义恭，出为吴郡太守。固辞郡。执政愈怒，又转为新安王子鸾辅军司马、南东海太守，南东海，宋郡，今江苏丹徒县。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表陈其失。诏除兴宗新昌太守。新昌，吴郡，在今越南境。郡属交州，朝廷莫不嗟骇。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师。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觉。及兴宗被徙，论者并云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顷之，法兴见杀，尚之被系，义恭、师伯诛，复起兴宗为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为雍州刺史。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所共见。在内大臣，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当时人称荆州为陕西。为八州事；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患不测，同年而语乎？”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综观传文，兴宗盖夸者死权之徒，所深憾者在于戴法兴、巢尚之，而于义恭及颜师伯，并无积怒深怨。朝廷以其尝为义恭、师伯所踬，又于袁 为甥舅，欲用为荆州，使与 协力，而兴宗则初无尽忠于废帝之心。且其人之好恶，颇与人殊。景和革孝建、大明之奢，平心论之，必不能谓非善政，而兴宗亦以为非，则其于废帝，实早存一疾视之成见。职是一念，遂为太宗所中，其答袁，尚仅以自全为念者，未几即与太宗为徒党，而为之四出说诱焉。《兴宗传》又曰：重除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诣兴宗属事。兴宗谓羡曰：“公闭门绝客，以避悠悠请托耳，身非有求，何为见拒？”还造庆之。庆之遣羡报命，要兴宗令往。兴宗因说之曰：“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皇皇，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谁不景从？如其不断，旦暮祸及。”庆之曰：“仆比日前虑，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正当委天任命耳。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虽有其意，事亦无从。”兴宗曰：“殿内将帅，正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威风先著，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宗越、谭金之徒，出公宇下，并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谁敢不从？且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宅内奴童，人有数百。陆攸之今入东讨贼，又大送铠杖，在青溪未发。攸之，公之乡人，骁勇有胆力，取其器杖，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驱，天下之事定矣。仆在尚书中，自当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今若迟疑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从之祸。车驾屡幸贵第，醉酣弥留，又闻屏左右独入 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庆之曰：“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故当抱忠以殁耳。”时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邑里讹言，云已见诛，市道喧扰。此讹言盖欲为变者所为。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兴宗故郡民也，为玄谟所信。见使至。兴宗因谓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此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兴宗曰：“领军忧惧，当为方略，那得坐待祸至？”初玄谟旧部曲，犹有三千人。废帝颇疑之，彻配监者。玄谟太息深恨。启留五百人岩山营墓。岩山，在秣陵。事犹未毕，帝欲猎，又悉唤还城。岩兵在中堂。在台城外、秦淮北，见元嘉元年（424年）《通鉴注》。兴宗劝以此众举事，曰：“当今以领军威名，率此为朝廷唱始，事便立克。领军虽复失脚，自可乘舆处分。祸殆不测，勿失事机。君还可白领军如此。”玄谟遣法荣报曰：“此亦未易可行，期当不泄君言。”太宗践阼，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产、女婿章希真等曰：“当艰难时，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季产曰：“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非不会机，但大事难行耳，季产言之亦何益？”玄谟有惭色。右卫将军刘道隆，怀肃弟子。怀肃，

武帝从母兄。为帝所宠信，专统禁兵。乘舆常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兴宗马车从，道隆从车后过。兴宗谓曰：“刘公，比日思一闲写。”道隆深达此旨，搯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乌乎！自有史籍以来，未见是处游说，劝人行逆如兴宗者也。兴宗自恃素门平进，与主甚疏，可以无患，其敢于四出游说者以此。太宗之用之，盖亦以此。庆之固尝发义恭之事矣，而是时缄口不言；玄谟亦相期不泄；可见太宗非如义恭之易与也。《沈文秀传》云：文秀，庆之弟子。前废帝即位，为射声校尉。景和元年（465年），迁青州刺史。将之镇部曲，出屯白下。城名，在今江宁县北。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将至，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此人性情无常，猜忌特甚，将来之祸，事又难测。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千载一时，万不可失。”庆之不从。文秀固请非一，言辄流涕。终不回。文秀后亦尽忠于子勋，且尽力以抗虏，其人似非无气节者。《传》所云不知信否，然危而不能持，颠而不能扶，有先之起事者，即不免受附从之祸，为一身一家计，则诚如兴宗之言，有可深念者矣。文秀得毋门户之计深，而进是说于庆之邪？八十田舍翁，安知不为所动？抑《攸之传》言：攸之随庆之征广陵有功，事平当加厚赏，为庆之所抑，攸之甚恨之。从来门内之衅，恒酷于门外。攸之是时，与宗越、谭金、童大壹，同为废帝腹心，谗构庆之，固自易易，庆之得毋为所中欤？是则不可知已。宗戚外叛，嬖幸内离，而独恃数武人以御侮，此废帝之所以终败欤？

南平穆王铄三子：敬猷、敬渊、敬先。《铄传》云：帝召铄妃江氏入宫，使左右于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谓曰：“若不从，当杀汝三子。”江氏犹不肯。于是遣使于第杀敬猷、敬渊、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废帝亦殒。案宋氏宫闱，极为混乱，此等淫亵之事，固难保其必无。然《休仁传》言：帝尝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杨太妃。左右并不得已顺命。以至右卫将军刘道隆，道隆欢以奉旨，尽诸丑状。及太宗立，道隆为护军，休仁请解职，曰：“臣不得与此人同朝，”上乃赐道隆死。乍观之，其言似未必诬，更一观《蔡兴宗传》，则道隆乃兴宗欲搆使为逆而不果者，则又安知其以何罪死邪？穆王三子之见杀，岂以其父为孝武所杀，虑其报复故欤？江氏之见逼迫纵不虚，三子之见杀，亦未必以其母之不受命也。

文帝之子，是时存者，尚有六人：东海王袆、湘东王彧，明帝。始安王休仁、晋平剌王休祐、桂阳王休范、巴陵哀王休若也。《休仁传》言：废帝忌惮诸父，并囚之殿内，殴捶凌曳，无复人理。休仁及太宗、休祐，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竹笼盛而称之。以太宗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所畏惮，常录以自近，不离左右。袆凡劣，号为驴王；休范、休若年少，故并得从容。尝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掘地为坑阱，实之以泥水，裸太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为欢笑。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后以十数。休仁多计数，每以笑调佞谀说之，故得推迁。时廷尉刘矇，妾孕临月，迎入后宫，冀其生男，欲立为太子。《本纪》：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丁未，皇子生，少府刘胜之子也，与《休仁传》不合。《南史》作少府刘矇。《通鉴考异》云：《宋略》同。案废帝是时，年仅十七，是月十三日，壬寅，始立皇后，岂有急欲立太子之理？疑废帝后宫实有子，明帝绝之，而以非种诬之也。太宗尝忤旨，帝怒，乃裸之，缚其手脚，以杖贯手脚内，使人檐付大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谓帝曰：“猪今日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将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杀诸父，便发，其夕，太宗克定祸难。《本纪》云：先是讹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以厌之，先欲诛诸叔，然后发引。太宗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戊午夜，戊午二十九日。帝于华林园竹林堂射鬼。华林园，见第八章第一节。时巫觋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产之为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殒之。《恩幸传》云：阮佃夫，太宗初出，选为主衣。永光中，又请为世子师。甚见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于殿内，住在秘书省。佃夫与王道隆、李道儿及帝左右淳于文祖共谋废立。时直 将军柳光世，亦与帝左右缪方盛、周登之有密谋，未知所奉。登之与太宗有旧，方盛等乃使登之结佃夫。佃夫大悦。先是帝立皇后，普暂彻诸王奄人。太宗左右钱蓝生，亦在其列。事毕未被遣。密使蓝生候帝，虑事泄，蓝生不欲自出，帝动止辄以告文祖，令文祖报佃夫。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时，帝出幸华林园。休仁、休祐、山阴公主并侍侧。太宗犹在秘书省，不被召，益忧惧。佃夫以告外监典事朱幼；又告主衣寿寂之，细铠主姜产之；产之又语所领细铠将王敬则；幼又告中书舍人戴明宝；并响应。幼豫约勒内外，使蓝生密报休仁等。时帝欲南巡，腹心直 将军宗越等其夕并听出外装束，惟有队主樊僧整防华林，是光世乡人，光世要之，僧整即受命。产之又要队副聂庆，及所领壮士富灵符、俞道龙、宋逵之、田嗣。并聚于庆省。时巫觋云后堂有鬼，其夕，帝于竹林寺与巫共射之。寂之抽刀先入，产之随其后。文祖、方盛、登之、灵符、庆、嗣、敬则、道龙、逵之又继进。休仁闻行声甚疾，谓休祐曰：“事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在华林园中，见第九章第七节。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殒之。案废帝是时，无欲幸荆、湘之理。观其出袁 为雍州，又欲使其舅蔡兴宗为荆州，而后来湘州行事何惠文，亦尽忠于子勋，则是时建业形势，殆甚危急，废帝欲用上流，以戡祸难也。果如史之所言，太宗与休仁、休祐，其死久矣，尚安得从容要结，以成其谋乎？《后废帝纪赞》云：“前废帝卑游亵幸，皆龙驾帝饰，传警清路，苍梧王则藏玺怀绂，鱼服忘返，危冠短服，匹马孤征。”则知帝于戒备初未尝疏，图之实非易易。故蔡兴宗历说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皆欲借重于兵力，逮三人皆

不见听，乃不得已而用寿寂之等，为铤而走险之计也，其成亦幸矣。《本纪》言：帝少好讲书，颇识古事，自造世祖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采，与袁 之言，颇相符会。《佞幸传》言：大明中，有奚显度者，官至员外散骑侍郎。常使主领人功。苛虐无道，动加捶扑。暑雨寒雪，不听暂休。人不堪命，有自经死者。人役闻配显度，如就刑戮。前废帝戏言：“显度刻虐，为百姓所疾，比当除之。”左右因唱喏，即日宣旨杀焉。时人比之孙晧之杀岑昏。此实废帝有意除之，比诸孙晧乃诬谤之辞耳。更观其能革孝建、大明之侈靡，自不失为干父之蛊，而蔡兴宗亦以为罪，天下岂有真是非哉？戴法兴之死也，帝杀其三子。又截法兴棺焚之。义恭子十二人先为元凶劭所杀，至废帝，又杀其四子。颜师伯六子，柳元景九子皆见杀。元景弟侄在京邑、襄阳从死者又数十人。又断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为鬼且精。此等语不知皆实否，即谓皆实，亦一时风气如此，不能独责一人也。

第四节 子勋败亡

前废帝既死，湘东王彧以太皇太后令即帝位，太皇太后，孝武母路淑媛。是为太宗明皇帝。其明日，杀豫章王子尚及山阴公主楚玉，并废帝同母也。废帝同母五人：子尚、楚玉及临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乐公主修明也。子尚，《传》称其凶慝有废帝风，而不能举其实迹，盖近于诬。楚玉，《传》言其肆情淫纵。以褚渊貌美，请以自侍十日。废帝许之。渊虽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此事《废帝纪》亦载之。又云：主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此更不近情矣，世岂有肆情淫纵之人，而必持男女平权之论者邪？宗越、谭金、童大壹谋作难，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明帝。明帝即收越等下狱杀之。攸之之为人可知矣。然明帝虽肆意翦除，卒不能弭寻阳之难。

《袁 传》曰：至寻阳，与邓琬款狎，相过常请闲，必尽日穷夜。与琬人地本殊，众知其有异志矣。既至襄阳，便与刘胡谘议参军。缮修兵械，纂集士卒。盖朝旨使 要结琬，为勤王之备也。《琬传》云：太宗定乱，进子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令书至，诸佐吏并喜，造琬曰：“暴乱既除，殿下又开黄，实为公私大庆。”琬以子勋次居第三；又以寻阳起事；有符世祖，理必万克。乃取令书投地曰：“殿下当开端门，黄 是吾徒事耳。”众并骇愕。此乃诬罔之辞。子勋非反废帝，说已见前，其举兵盖实在此时也。于是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孝武帝第四子。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孝武帝第七子。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孝武帝第六子。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雍州刺史袁、梁州刺史柳元怙，元景从兄、益州刺史萧惠开、思话子。广州刺史袁昙远、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吴郡太守顾琛、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吴兴太守王昙生、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晋陵太守袁标、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义兴太守刘延熙，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并与之同。四方贡计，并诣寻阳。此中固有废帝豫行布置者，然临时承奉者必多也，亦可见顺逆之自在人心矣。

明帝遣王玄谟领水军南讨，吴兴太守张永为其后继。又使沈攸之、江方兴、刘灵遗屯虎槛。洲名，在芜湖西南。建安王休仁总统诸军。而东兵之势尤急。初明帝征子房为抚军，领太常，其长史孔觊不受命。帝使故佐庾业代觊，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劝 起兵，业亦与同。军至晋陵，部阵甚盛。明帝乃使沈怀明、张永东讨，巴陵王休若总众军。殿中侍御史吴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明帝大悦，简羽林士配之，又使任农夫为之助。喜进平义兴，刘延熙投水死。帝又使江方兴等助破晋陵军。喜进平吴兴，至钱唐，见第四章第三节。斩庾业。上虞令王晏上虞，见第七章第二节。起兵攻郡，杀孔觊，执子房送京都。孔璪为其门生所杀。顾琛、王昙生、袁标诣喜谢罪。喜皆宥之。东事不久即平，乃得专力于西矣。

邓琬初遣孙冲之以万人据赭圻，冲之，巴东、建平二郡太守，方之郡，邓琬逆用之，使与陶亮并统前军。巴东、建平，皆见第三章第六节。赭圻，见第五章第四节。又使陶亮统诸州兵合二万人，一时俱下。亮，子勋录事参军。时统郢、荆、湘、梁、雍五州之兵。时朝廷惟保丹阳一郡，永世县旋又反叛，吴永平县，晋更名永世，在今江苏溧阳县南。时县令为孔景宣，寻为本县人徐崇之起兵所杀。义兴兵垂至延陵，见第四章第三节。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兖州刺史殷孝祖外甥司徒参军葛僧韶建议征孝祖入朝，明帝遣之。孝祖率文武二千人，随僧韶还都，并伧楚壮士，人情乃安。明帝使孝祖督前锋诸军向虎槛。陶亮屯军鹊洲。在今安徽繁昌县东北江中。三月三日，水陆攻赭圻。孝祖为流矢所中死，军败。时江方兴复还虎槛，休仁遣领孝祖军，沈攸之代孝祖为前锋都督。孙冲之欲直取京都，陶亮不从。攸之进战，破之。冲之等于湖、白口筑二城，胡三省曰：巢湖及白水口也。又为军主张兴世所拔。陶亮惧，呼冲之还鹊尾，渚名，在今安徽无为县境。留薛常宝守赭圻。邓琬又遣刘胡，率众三万，铁骑二千，来屯鹊尾。胡宿将屡有战功，攸之等惮之。常宝粮尽，告胡求援。胡运米饷之。为攸之所败。四月四日，常宝突围走。休仁进据赭圻。时胡等兵众强盛，袁 又悉雍州之众来赴。六月十八日，率楼船千艘据鹊尾。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亦名梅根河，在今安徽贵池县东。沈攸之、吴喜赞之。刘胡累攻之，不能克。攸之、喜因进攻浓湖。在繁昌西。袁 驰召胡还。胡军亦乏食。邓琬大送资粮，至南陵，戍名，在繁昌西北。梁置县，唐移治今南陵。不敢下。胡遣兵迎之，又为钱溪所破，资实覆没都尽，烧米三十万斛。八月二十四日，胡遂委 奔走。闻胡去，亦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步取青林，山名，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南。欲向寻阳，为伯珍所杀。胡至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郡丞陈怀真杀之。初，废帝使荆州录送长史行事张悦，畅弟。至湓口，邓琬称子勋命释之，以为司马，与琬共掌内外众事。及是，杀琬诣休仁降。蔡那为明帝将，子道渊，被系作部，因乱脱锁入城，执子勋囚之。沈攸之诸军至，杀之。及其母。子勋时年十一。诸军分向荆、郢、雍、湘及豫章，皆平之。梁州亦降。袁昙远为其将李万周所杀。始兴士人刘嗣祖，据郡为明帝。昙远遣万周讨之。嗣祖诳万周云：寿阳已平。万周信之，还袭杀昙远。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初邓琬征兵巴东，巴东太守罗宝称持疑未决。会暴病死。巴东人任叔儿起兵据白帝。见第七章第三节。萧惠开遣巴郡太守费欣寿攻之，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败殁。更遣州从事程法度领三千人步出梁州，又为氏贼杨僧嗣所断。惠开为治，多任刑诛，蜀土咸怀猜怨。晋原遂反。汉江原县，李雄置郡，并县改曰汉原。蜀平后，郡改称晋原，而县复曰江原。在今四川崇庆县东。诸郡悉应之，并来围城。闻子勋平，蜀人并欲屠城，以望厚赏。惠开每遣兵出战，未尝不捷，而外众逾合，胜兵者十余万人。明帝以蜀土险远，赦其诛责，遣惠开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至涪，见第三章第六节。蜀人遏留不听进。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帅，然后得前。惠开奉旨归顺，城围得解。而时明帝又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宝首欲以平蜀为功，更奖说蜀人。于是处处蜂起。凡诸离散，一时还合。惠开遣战，大破之，生禽宝首，蜀乱乃平。案孝武以讨元凶立，实不得谓为不正，孝武正则子业亦正；所云淫虐，事既多诬；则明帝实为篡弑，此所以四方同契，不谋而咸奉寻阳也。寻阳兵之起也，萧惠开集将佐谓之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璧，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奉武、文之灵，并荷世祖之眷，今便当投袂万里，推奉九江。”此固义正辞严。

葛僧韶说殷孝祖曰：“国乱朝危，宜立长主。群小相扇，贪利幼弱。使天道助逆，群凶事申，则主幼时艰，权柄不一，兵难互起”云云。此当时推奉明帝者之议论也，然不得谓为正。史称邓琬性鄙暗，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此正见其综核名实，赏罚不苟。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宾客到门者，历旬不得前。群小横恣，竞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离心。此皆故为訾讆之辞。又云：张悦呼琬计事，琬曰：“正当斩晋安王、封府库以谢罪耳”，则尤为厚诬君子。袁 之与薛伯珍俱走也，夜止山间，杀马劳将士，顾谓伯珍曰，“我举八州，以谋王室，未一战而败，岂非天邪？非不能死，望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节，无复应者。何惠文才兼将吏，干略有施。时衡阳内史王应之，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起兵袭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与惠文交手战，为惠文所杀。明帝特加原宥。惠文曰：“既陷逆节，手刃忠义，天网虽复恢恢，何面目以见天下之士？”卒不食而死。孔觊为王晏所得，晏谓之曰：“此事孔璪之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觊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东 外。袁 初以粮仗未足，且欲奉表明帝，其子戬曰：“一奉表疏，便为彼臣，以臣伐君，于义不可。”从之，便建牙驰檄，奉表劝子勋即大位，与邓琬书，使勿解甲。然则一时臣卫，莫匪执德不回，琬年已六十，白头举事，复何所图？岂有反卖晋安以求活者邪？琬与袁、孔觊等，皆非能用兵之人。刘胡虽号宿将，功仅在于平蛮，亦不足当大敌，且不免于偃蹇。《邓琬传》云：袁 本无将略，性又怯挠。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惟赋诗谈义而已，不能抚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虽近诬诋，然谓 本无将略，当非全虚；即刘胡与不协，亦系实情，观其弃 而走可知也。特不如史所言之甚耳。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皆将才，而去京邑远，势不相及。明帝所用诸

将帅，年较少，气较锐。沈攸之既陷逆节，兵败便无所容，其致死也，盖非徒尽忠，亦谋自卫。吴喜、张兴世辈，则欲乘时以立功名。上流及东方诸将，自谓奉顺，且恃势大，不免疏虞，自非其敌。然成败之分，固非逆顺所在也。

先是孝武帝时，山阳王休祐为豫州刺史，废帝景和元年（465年），入朝，以长史殷琰行府州事。明帝以休祐为荆州，即以琰为豫州刺史。以西汝阴太守庞道隆为琰长史，西汝阴，宋郡，今安徽阜阳县。殿中将军刘顺为司马。顺劝琰同子勋。琰家累在京邑，欲奉明帝，而士人杜叔宝等咸劝琰同子勋。琰素无部曲，门义不过数人，受制于叔宝等。叔宝者，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为明帝，袁遣信诱矜司马常珍奇，珍奇即日斩矜，送首诣。以珍奇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明帝以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孟虬不受命，起兵同子勋。子勋召孟虬出寻阳，以其子定光行义阳郡事。明帝知琰逼迫士人，事不获已，犹欲羁縻之。泰始二年（466年）正月，乃遣刘勔率吕安国西讨，休祐出镇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为诸军总统。是月，刘顺等以八千人东据宛唐，亭名。此据《殷琰传》。《黄回》《王敬则传》并作死虎。《水经注》作死虖，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南。与勔相持。叔宝本谓台军停住历阳不办进，顺等至无不瓦解，惟赍一月粮。既与勔相持，军食尽，报叔宝送食。安国间道袭其米车，烧之。顺众溃，奔还寿阳。三月一日。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于是方轨而进。叔宝敛居民及散卒婴城自守。琰本无反心，叔宝等亦有降意，而众心持疑，莫能相一，婴城愈固。六月，弋阳西山蛮田益之弋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攻庞定光，子勋以孟虬为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义阳，并解寿阳之围。益之奔散。孟虬向寿阳。七月，至弋阳，见破，走向义阳；义阳已为王玄谟子昙善起兵所据，乃逃于蛮中。先是刘胡遣薛道标渡江扇动群蛮，规自庐江袭历阳。庐江，见第三章第九节。攻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陷之。寻阳平定，道标突围走常珍奇。寿阳人情危惧，将请救于索虏。主簿夏侯详说殷琰曰：“今日之举，本效忠节。社稷有奉，便当归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异域？”琰许之，即使详诣刘勔，详请勔解围退舍，勔亦许之。遣到城下，详呼城中人，语以勔辞。即日琰及众俱出，时十二月也。

第五节 宋失淮北

凡群疑众难之际，最忌欲藉杀戮以立威。《宋书·蔡兴宗传》言：明帝之初，诸方举兵，朝廷所保，惟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参看上节。上集群臣，以谋成败。兴宗曰：“今普天同逆，人有异志，当镇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此言实深协事宜，而明帝能从之，此其所以获胜也。《孔觊传》言：帝之遣兵东讨也，将士多是东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军，普加宣示，曰：“朕方务德简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为虑也。”众于是大悦。《本纪》言：上即大位，以宽仁待物。诸军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众为之用，莫不尽力。平定天下，逆党多被全。其有才能者，并见授用，有如旧臣。此皆明帝能用兴宗之言之征也。不特此也，《吴喜传》言：喜孝武世见驱使，常充使命。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及东讨，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解散，故喜所至克捷。《殷孝祖传》言：孝祖负其诚节，凌轹诸将。台军有父子兄弟在南北，孝祖并欲推治。由是人情乖离，莫乐为用。刘勔之攻寿阳也，明帝使中书为诏譬殷琰。蔡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过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私慰。今直中书为诏，彼必疑诏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难也。”不从。琰得诏，谓刘勔诈造，果不敢降。及城下，勔并抚宥，无所诛戮。自将帅以下，财物资货，皆以还之。约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士民，秋豪无所失。百姓感悦，生为立碑。用能抗拒索虏，卒不陷没。并可见宽仁与残暴之得失也。然帝天姿本刻薄，故仅能用之危急之际，及力所不及窎远之区，如蜀。所全者亦不过无足深忌之人，逮祸患一纾，而措置遂迥异矣，卒因此而失淮北及豫西。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诚百世之龟鉴也。

薛安都从子索儿，前废帝景和中为前将军，直，从诛诸公。明帝即位，以为左将军，直 如故。右将军柳光世，本豫废立，及宗越、谭金诛，光世惧，亦与安都通谋。见《宋书·光世传》附《柳元景传》。泰始二年（466年）正月，索儿、光世携安都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初沈庆之死，前废帝遣直 江方兴领兵诛沈文秀。未至，明帝已篡立，驰驿驻之。方兴既至，为文秀所执。寻见释，遣还京师。帝征兵于文秀，文秀遣刘弥之、张灵庆、崔僧琁三军来赴。安都遣使报文秀，文秀又令弥之等回应安都。崔道固亦遣子景征及傅灵越往应。弥之等南出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灵越自泰山道向彭城。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时济阴太守申阐守睢陵，济阴，见第八章第四节。睢陵，汉县，今江苏睢宁县。宋侨治，在今安徽盱眙县西。应明帝，索儿率灵越等攻之。弥之等至下邳，归顺明帝。僧琁不同，率所领归安都。索儿闻弥之有异志，驰赴下邳。弥之等溃，为所执，见杀。明帝以申令孙为徐州代安都。令孙北投索儿。索儿使令孙说申阐，阐降。索儿执阐及令孙并杀之，引军渡淮。明帝以萧道成为前锋，北讨。桂阳王休范总统诸军。道成击索儿，破之。索儿走向乐平县界，汉清县，后汉改曰乐平，在今山东堂邑县东南。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杀。时王广之隶刘勔，攻殷琰于寿阳。傅灵越奔逃，为广之军人所禽，送诣勔。勔躬自慰劳，诘其叛逆。对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勔又问：“四方阻逆，主上皆加以旷荡，即其才用，卿何不早归天阙？”答曰：“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然事之始末，备皆参豫，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勔壮其意，送还京师。明帝欲加原宥。灵越辞对如一，终不回改，乃杀之。亦足见当时是非所在矣。山阳内史程天祚，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据郡同安都，攻围弥时，然后归顺。《纪》在六月。索儿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亦率所领归降。子勋既败，安都亦遣使归款。明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于淮外，遣张永、沈攸之以重军迎之。蔡兴宗言：“安都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彭城险固，兵强将勇，围之既难，攻不可拔，臣为朝廷忧之。”时张永已行，不见从。安都惧，乃遣信要引索虏。时常珍奇亦乞降，明帝以为司州刺史，而珍奇虑不见纳，亦求救于索虏。《魏书》云：子勋败，珍奇遣使驰诣长社镇请降。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而南北之兵端遂起。

南朝之孝武帝，略与北朝之文成帝同时。《宋书·索虏传》言：世祖之立，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玄景、王玄谟、颜竣、檀和之、褚湛之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盖亦有意于绥抚矣。大明元年（457年），虏寇兖州。明年，又寇青州。孝武遣庞孟虬、殷孝祖往援，受青州刺史颜师伯节度，击破之。四年（460年）三月，虏寇北阴平。东晋郡，今四川梓潼县西北。其十二月，遣使请和。自是使命岁通。《魏书·文成帝纪》言：世祖经略四方，内颇虚耗，高宗与时消息，静以镇之，其时固无大兵革也。明帝泰始二年（466年），文成帝死，子献文帝立，主少国疑，内忧颇切，见第十一章第一节。亦岂有意于远略？乃因薛安都、常珍奇之叛，卒招魏人南牧之师，内忧之引致外患也，诚可痛矣。

魏使尉元、孔伯恭出东道，救彭城；使元石、张穷奇出西道，救县瓠。元石进至上蔡，汉县，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宋徙治县瓠。常珍奇率文武来迎。既相见，议欲顿兵汝北。参军事郑羲曰：“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石从之。城中尚有珍奇亲兵数百人，在珍奇宅内。羲谓石曰：“观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烧府厢屋，欲因救火作难。以石有备，乃止。虏骑救殷琰，至师水，出湖北随县，经河南信阳县至罗山县入淮。闻城陷，乃破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杀掠数千人而去。珍奇引虏西河公、即元石。长社公攻汝阴太守张景远，汝阴，见第四章第二节。景远与军主杨文苌拒击，大破之。景远寻病卒，以文苌代为汝阴太守。刘勔为豫州刺史。泰始四年（468年），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劝明帝北攻县瓠，可收陈、南顿、汝南、新蔡四郡之地。陈、新蔡，皆见第三章第四节。南顿，见第八章第六节。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上以所陈示刘勔。勔言其不足信，且曰：“自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阙，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诒后悔。界上之人，惟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首领回师，何尝不为河畔所弊？”明帝纳之，元友议遂寝。勔与常珍奇书，劝令反虏。珍奇乃与子超越、羽林监式宝，于谯杀虏子都公费拔等，凡三千余人。谯县，见第三章第三节。勔驰驿以闻。上大喜，以珍奇为司州刺史，超越为北豫州刺史，式宝为陈、南顿二郡太守。珍奇为虏所攻，引军南出。虏追击，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寿阳。超越、式宝，为人所杀。此据《宋书·刘勔传》。《魏书·珍奇传》云：魏以珍奇为豫州刺史。珍奇表请图南服。虽有虚表，而诚款未纯。岁余，征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师，密怀南叛。时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虚，于县瓠反叛。烧城东门，斩三百余人。虏掠上蔡、安城、平舆三县居民。屯于灌水。石驰往讨击，大破之。会日暗，放火烧其营。珍奇乃匹马逃免。其子超，走

到苦城，为人所杀。小子沙弥，囚送京师，刑为阉人。灌水，出河南商城县，东北至固始县入史河。安城、平舆，皆汉县，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苦亦汉县，在今河南鹿邑县东。

初明帝遣毕众敬诣兖州募人。众敬，孝武帝时，为泰山太守。至彭城，薛安都使行兖州事。时殷孝祖留其妻子，使司马刘文石守城。众敬率众取瑕丘，汉县，晋省，在今山东滋阳县西。杀文石。州内悉附。惟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汉县，在今山东东平县东。不与之同。明帝授纂兖州刺史。安都降虏，众敬不同其谋。子元宾，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日夜啼泣，遣请众敬。众敬犹未从之。众敬先已表谢明帝，帝授以兖州刺史，而以元宾有他罪，犹不舍之。此据《魏书·众敬传》。《通鉴》从《宋略》，云元宾先坐他罪诛。众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惟有此子，今不原贷，何用独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将入城。事定，众敬悔恚，数日不食焉。

毕众敬既下，申纂亦诈降，尉元遂长驱而进。《魏书·李灵传》云：军达九里山，在今江苏铜山县北。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礼接。安都还城，使遂不至。元令李璨与高闾入城说之。安都乃与俱载赴军。元等入城收管籥。《安都传》云：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谋图元等，欲遂以城叛。会元知之，不果发。安都因重货元等，委罪于女婿裴祖隆。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宋书·安都传》则云：祖隆谋杀尉元，举城归顺，事泄见诛。案安都果欲归罪，不患无人，何必自杀其女婿？《宋史》之言是也。安都盖本同祖隆之谋，虏亦惧激变，不敢穷治耳，不必由贪其贿也。张永、沈攸之屯下礚，未详。其辎重在武原，汉县，在下邳北。米船在吕梁，《水经注》：泗水自彭城东南过吕县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吕县，见第二节。为元所破。永、攸之引退，为虏所乘，大败于吕梁之东。时泰始三年正月也。攸之留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睢陵、淮阳，晋郡，在今江苏淮阴县西南。亦皆置戍，而身还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东安、东莞二郡太守张谠守团城，在彭城东北。始同安都，末亦归顺，明帝以为徐州刺史；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兰陵，见第五章第六节。保险自固；至是亦皆降于虏。尉元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汉县，晋置郡，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北。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处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徼幸之心。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八月，明帝复令沈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清、泗既干，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返者七。上大怒。攸之惧，乃进军。至下邳，尉元使孔伯恭步骑一万拒之。军主陈显达，攸之使守下邳，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胡三省曰：清水合于泗水，故泗水亦得清水之名。《水经注》：泗水过下邳县西，又东南，得睢水口。泗水又东南入于淮水，故谓之睢清口。为虏所破。攸之弃众南奔。王玄载狼狈夜走。宿豫、淮阳，皆弃城而遁。魏乃以高闾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而拜尉元为徐州刺史。东徐州，治下邳。东兖州，治瑕丘。徐州，治彭城。

刘弥之为青州强姓，门族甚多。弥之既降明帝，诸宗从相率奔北海，据城以拒沈文秀。北海，汉郡，宋治平寿，在今山东潍县西南。平原、乐安太守王玄默据琅邪，清河、广川太守王玄邈据盘阳，汉县，晋省，今山东淄川县。高阳、渤海太守刘乘民据灵济，汉狄县，后汉改曰临济，在今山东高苑县西北。并应明帝。文秀遣攻北海，陷之。乘民从弟伯宗，合率乡兵，复克北海，因向东阳。文秀拒之，伯宗战败见杀。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东安、东莞太守李灵谦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暠等并进军攻城。每战，辄为文秀所破，离而复合者十余。寻阳平定，上遣文秀弟文炳诏文秀。泰始三年（467年）二月，文秀归命请罪，即安本任。崔道固为土人起兵所攻，屡战失利，闭门自守。上遣使宣慰。道固亦奉诏归顺。二人先俱遣使引虏。虏使长孙陵、侯穷奇赴之。又使慕容白曜督骑五万，次于碻磝，见第六章第五节。为东道后援。白曜攻申纂，三月，克之。纂为乱兵所伤，走出，被禽，送于白曜。城中火起，纂创重不能避，烧死。清河房法寿，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少轻率勇果，结群小为劫盗。与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讨道固。玄邈以为司马。道固既归明帝，乃罢兵。道固虑其扇乱百姓，切遣之。法寿不欲行。其从祖兄弟崇吉，为沈文秀中兵参军。太原戍守傅灵越南赴，文秀以崇吉行郡事。太原，晋县，亦日升城，宋置郡，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北。崇吉背文秀，同于明帝。其母、妻在历城，为道固所拘。道固既归明帝，乃出其母。明帝以崇吉为并州刺史，领太原太守，戍升城。慕容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闭门固守。升城至小，胜仗者不过七百人。白曜侮之，遣众陵城，不克。乃筑长围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击。自二月至四月，粮矢俱尽。崇吉突围走，母、妻见获。崇吉东归旧邨，阴募壮士，欲篡其母，还奔河南。白曜知其如此，守备严固。崇吉乃托法寿为计。时道固以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广川郡事，广川，汉县，后汉为国，今河北枣强县。宋侨治今山东长山县。戍盘阳。法寿恨道固逼切，遂与崇吉潜谋，袭克之。仍归款于白曜，以赎母、妻。魏以法寿与韩麒麟对为冀州刺史，督上租粮，而以其从兄弟为诸郡太守。白曜先已攻克垣苗、麋沟二戍。智在太原县界。于是长孙陵、尉眷东讨青州，白曜进攻历城。时三年八月也。道固固守拒之。虏每进，辄为所摧。然孤城无援，至四年二月，卒陷。道固兄子僧佑，明帝使领众数千，从淮海扬声救援。将至不其，见第八章第四节。闻道固败，母、弟入魏，徘徊不进。白曜使道固子景徽往喻，僧祐遂降。幽州刺史刘休宾，乘民之兄弟也，镇梁邹。汉县，晋省，今山东邹平县。白曜军至升城，遣人说之。休宾不从。龙骧将军崔灵延、行渤海郡房灵建等数十家，皆入梁邹，同举休宾为兖州刺史。明帝即以授之。休宾妻，崔邪利女也，邪利守邹山败没，见第八章第

七节。生一男，字文晔，与邪利俱入魏。白曜表请崔与文晔。既至，以报休宾。又于北海执休宾兄弟延和妻子，送至梁邹，巡视城下。休宾答白曜，许历城降当即归顺。密遣兼主簿尹文达向历城，观魏军形势。白曜使至升城见休宾妻子。文曜攀援文达，哭泣号啕，以爪发为信。文达回还，复经白曜，誓约而去。还谓休宾曰：“升城已败，历城匪朝则夕，公可早图之。”休宾抚爪发泣涕曰：“吾荷南朝厚恩，受寄边任，今顾妻子而降，于臣节足乎？”然密与兄子闻慰为降计。闻慰曰：“此故当文达诳诈耳。年常抄掠，岂有多军也？”休宾又遣文达出，与白曜为期，刻日许送降款。白曜许城内贤豪，随人补授，文达即为梁邹城主。初白曜之表取休宾妻子也，魏献文帝以道固既叛，诏授休宾冀州刺史。至是，付文达诏策。文达还，谓休宾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为决计。恐攻逼之后，降悔无由。”休宾于是告闻慰：早作降书。闻慰执不作。遂差本契。白曜寻遣夜至南门下，告城上人曰：“汝语刘休宾，何由遣文达频造仆射，许送降文，违期不来？”于是门人唱告，城内悉知，遂相维持，欲降不得。寻被攻逼，经冬至春。历城降下，白曜遣道固子景业与文晔至城下。休宾知道固降，乃出。

历城既下，白曜遂围东阳。先是沈文秀既受朝命，乘虏无备，纵兵掩击，杀伤甚多。及虏围城，文秀善于抚御，将士咸为尽力。每与虏战，辄摧破之。掩击营寨，往无不捷。明帝所遣救兵，并不敢进。乃以文秀弟文静统高密、北海、平昌、长广、东莱五郡军事，海道救青州。高密，宋郡，在今山东胶县西南。平昌，见第三章第三节。长广、东莱，皆见第四章第三节。至不其，为虏所断遏，不得进，因保城自守。又为虏所攻。屡战辄克。四年（468年），城陷，文静见杀。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五年（469年），正月二十四日，城为虏所陷。文秀解释戎衣，缓服静坐，命左右取所持节。虏既入，兵刃交至。问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厉声曰：“身是。”因执之。牵出听事前，剥取衣服。时白曜在城西南角楼，裸缚文秀至曜前。执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之礼。”曜命还其衣服，设酒食，锁送桑乾。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据《宋书·文秀传》。《魏书·白曜传》云，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踞，不为之拜，忿而捶挞。《文秀传》云：白曜忿之，乃至挝挞。后还其衣，为之设馔。

是岁，五月，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下馆，此据《白曜传》。《道固传》云：初在平城西，后徙治旧阴馆之西。阴馆见第三章第八节。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薛安都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房法寿为上客，祟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安都等。沈文秀与长史房天乐、司马沈嵩等锁送平城。面缚，数罪，宥死。待为下客，给以粗衣疏食。安都、道固、文秀、众敬皆没于魏。崇吉停平城半岁南奔，夫妇异路，薙发为沙门，改名僧达。投其族叔法延。住岁余，清河张略之，亦豪侠士也，崇吉遗其金帛，得以自遣。妻从幽州南出，亦得相会。崔僧祐与法寿诸人皆不穆。法寿等讼其归国无诚，拘之岁余，因赦乃释。后坐与沙门谋反，见杀。

青、冀、兖、徐，至是皆陷，并失豫州之淮西。明帝乃侨立兖州于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徐州于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州。见第七章第二节。初刘道隆刺徐州，辟垣崇祖为主簿，厚遇之。景和世，道隆求出为梁州，与之同行，使还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诛。薛安都使将裴祖隆、王世雄据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战。会刘弥之归降，祖隆士众沮散。崇祖与亲近数十人夜救祖隆，与俱走还彭城。虏既陷徐州，崇祖仍为虏将游兵琅邪间，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不复归，虏不能制。崇祖密遣人于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觉，虏执其母为质。崇祖妹夫皇甫肃，兄妇薛安都之女，故虏信之。肃乃将家属及崇祖母奔朐山。在今江苏东海县南。崇祖因将部曲据之，遣使归命。萧道成镇淮阴，版为朐山戍主，送其母还京师。明帝纳之。崇祖启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虏，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崇祖，护之弟子。并为淮北州郡，门族布在北边，百姓所信。一朝啸咤，事功可立。乞假名号，以示远近。”明帝以为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兰陵，见第五章第六节。数陈计算，欲克复淮北。时虏声当寇淮南，明帝以问崇祖。崇祖因启：“宜以轻兵深入，出其不意，进可立不世之勋，退可绝窥窬之意。”帝许之。崇祖将数百人，入虏界七百里，据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扇动郡县。虏率大众攻之。崇祖败追者而归。泰豫元年（472年），以崇祖行徐州事，徙戍龙沮。在东海县南六十里。崇祖启断水，清平地，以绝虏马。帝以问刘怀珍，云可立。崇祖率将吏塞之。未成，虏主谓伪彭城镇将平阳公曰：“龙沮若立，国之耻也，以死争之。”数万骑奄至。崇祖马矟陷阵，不能抗，乃筑城自守。会天雨十余日，虏乃还。龙沮竟不立。

淮北之陷，全误于明帝及沈牧之等，志仅在于阋墙，而不在于御侮。寻阳之起，建康仅保丹阳、淮南数郡，然卒能摧折强敌，足见其时之兵力，非不足用。综观战事始末，知沈攸之等之将才，亦有足取。使能并力北向，何至以方数千里之地，拱手授人？乃争于内则征兵遣将，络绎于途，而其将帅亦能彼此和衷，殷孝祖之死也，人情震骇，并谓沈攸之宜代孝祖为统。时建安王休仁遣江方兴、刘灵遗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为孝祖既死，贼有乘胜之心，若不更攻，则示之以弱，方兴名位相亚，必不为己下，乃率诸军主诣方兴，推为统。方兴甚悦。明旦进战，遂致克捷。此事非攸之所能为，所以能为之者，实以既叛废帝，败则无地自容，迫而出此也。知计迭出；如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战于外则将师皆逗桡不前，庙堂亦熟视无睹，攻围虽久，应接终希；此何哉？寻阳得志，则君若臣皆无地自容，淮北陷没，不过蹙国弃民，君若臣之安富尊荣如故也。不但此也，沈文秀等皆嚄唶宿将，智勇兼人，始同子勋，穷而归顺，安知非明帝所忌？亦安知非攸之等所疾？而故借虏手以除之乎？此非深文周内之辞，综观明帝及攸之等之为人，固令人不得不作此想也。陷虏诸人，其才皆有可用，其心亦无一愿投虏者。有之，则惟一少为劫盗之房法寿耳。而民心尤为可恃。刘休宾欲降虏，而为其城民所持。常珍奇降虏，淮西七县之民，并连营南奔。尉元请攻下邳云：“彭城、下邳，信命末断。此城之人，元居贼界，心尚恋土。辄相诳惑，希幸非望。南来息耗，壅塞不通。虽至穷迫，仍不肯降。”明帝遣明僧暠北征，又使刘怀珍缘海救援。至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僧暠已退保东莱。怀珍进据朐城。众心汹惧，或欲且保郁州。怀珍曰：“卿等传沈文秀厚赂胡师，规为外援，察其徒党，何能必就左衽？”遂进至黔陬。汉县，在今山东胶县西南。然则文秀之能固守，岂独其抚驭之才，亦以人同此心，不愿陷虏故也。人心如此，而以君若臣之仅图私计弃之，岂不痛哉？

第六节 明帝诛戮宗室大臣

明帝之猜忌好杀，尤甚于孝武帝。《南史·孝武帝母路太后传》云：明帝少失所生，为太后所摄养，抚爱甚笃。及即位，供奉礼仪，不异旧日。有司奏宜别居外宫，诏欲亲奉晨昏，尽欢闺禁，不如所奏。及闻义嘉难作，义嘉，子勋年号。太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寿，是日，太后崩。案太后果欲毒杀帝，必不能与外间一无牵连，而当时绝未闻有此，其说恐不足信，而帝之毒后则真矣。孝武帝二十八男：前废帝，豫章、晋安、始平、南海四王，事已见前。皇子子深、子凤、子玄、子衡、子况、子文、子雍皆早夭。齐敬王子羽，晋陵孝王子云，淮阳思王子霄，皆卒于大明世。安陆王子绥，松滋侯子房，十一岁。临海王子顼，十一岁。皆以同子勋见杀。邵陵王子元，为子勋所留，事平赐死。九岁。永嘉王子仁，十岁。始安王子真，十岁。淮南王子孟，八岁。南陵王子产，庐陵王子兴，东平王子嗣，四岁。皇子子趋、子期、子悦，亦皆见杀。《南史·后废帝纪》云：“孝武帝二十八男，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泰始六年（470年）诏曰：世祖继体，陷宪无遗。则孝武之嗣，绝于明帝之世，史固有明文矣。长沙景王之孙祇，为南兖州刺史，谋应子勋；瞻为晋安太守，弼为武昌太守，晋安，见第七章第五节。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并与子勋同，皆死。韫为宣城太守，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弃郡赴朝廷。韫人才凡鄙，以此特为帝所宠。袭为安城太守，安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据郡拒子勋，亦以庸鄙封侯焉。

明帝兄弟：东海王袆，本为司空，帝即位，进太尉，改封庐江王。泰始五年（469年），河东柳欣慰谋反，欲立袆，袆与相酬和，降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宣城。上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明年，六月，逼令自杀。子充明，废徙新安歙县。今安徽歙县。太祖诸子，袆尤凡劣，诸兄弟并蚩鄙之，其实未必能谋反也。山阳王休祐，帝初命其刺荆州。寻改江州、南豫州。又改豫州，督刘勔等讨殷琰。琰未平，又徙荆州。改封晋平王。休祐素无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世，年尚少，未得自专。至是，贪淫好财色，裒刻所在，多营财货，民不堪命。泰始六年（470年），征为南徐州刺史，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狠戾强梁，前后忤上非一。上积不能平，且虑其将来难制。七年（471年）二月，因其从射雉，遣寿寂之等杀之，讳云堕马。是年，五月，遂杀建安王休仁。休仁年与帝邻亚，俱好文籍，素相友爱。及废帝世，同经危难，史云：太宗资其权谲之力。又云：太宗甫陨废帝，休仁即日推崇，便执臣礼，盖谋之有素矣。及即位，以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大勋克建，任总百揆，朝野四方，莫不辐凑。上渐不悦。休仁悟其旨，五年（469年），冬，表解扬州。及杀晋平王，休仁忧惧转切。其年，上疾笃，与杨运长为身后之计，五月，遂杀之。下诏谓其“规逼禁兵，谋为乱逆，申诏诰厉，辨核事原，惭恩惧罪，遽自引决”。有司又奏休祐与休仁共为奸谋，乃追免休祐为庶人，十三子并徙晋平郡。晋晋安郡，泰始四年（468年），改为晋平。晋安，见第七章第五节。休仁降始安县王。子伯融，听袭封爵。伯猷，先绍江夏国，令还本，赐爵乡侯。后废帝时，建平王景素为逆，杨运长等称诏赐之死。伯融时年十九，伯猷年十一。休仁之死也，上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曰：“休仁既经南讨，与宿卫将帅习狎。共事相识者，布满外内。常日出入，于厢下经过，与诸相识将帅，都不交言。及吾前积日失适，休仁出入殿省，诸卫主帅，裁相悉者，无不和颜，厚相抚劳。”此或是实语。杀机既动，彼此相猜，不必冀幸非常，即为免祸计者，亦或不得不尔也。而诏又云：“为诏之辞，不得不云有兵谋，非事实也”，则又虑四方因休仁有异意而生觊觎，故曲讳之，转非其实矣。史云：上与休仁素厚，至于相害，虑在后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谓人曰：“我与建安，年时相邻，少便狎从。景和、泰始之间，勋诚实重。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欢适之方，于今尽矣。”因流涕不自胜。亦云苦休若，初刺雍州。四年（468年），迁湘州。休祐入，改荆州。休祐被杀，休仁见疑，京邑讹言：休若有至贵之表，帝以言报之。休若闻，甚忧惧。会被征代休祐为南徐州，腹心将佐，咸谓还朝必有大祸。中兵参军主敬先因陈不宜入，劝割据荆楚，以距朝廷。休若伪许之。敬先既出，执录，驰使白之。敬先坐诛死。休若至京口，休仁见害，益怀危虑。上以休若和善，能谐辑物情，虑将来倾幼主。欲遣使杀之，虑不奉诏，征入朝又恐猜骇；乃伪迁休若为江州刺史，征还召拜。手书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于第赐死。于是文帝之子，

存者惟一休范矣。

帝之猜忌好杀，不徒在同姓诸王也，袁觊忠于所事，当其对敌，不得不事翦除，事平，固无所谓恩怨，乃流其尸于江。徐爰亦何能为，乃徙之交、广，亦可谓酷矣。其所任者，为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之徒。史称其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佃夫大通货贿，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伎女数千，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道隆亦家产丰积。惟杨运长不事园池，不受饷遗。李道儿亦执权要。寿寂之则见杀。史称寂之为南泰山太守，治南城，未详今地。多纳货贿，请谒无穷。有一不从，切齿骂詈。常云：利刀在手，何忧不办？鞭尉吏，斫逻将。七年（471年），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宋置，治临漳，今广东合浦县东北。行至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谋欲逃叛，乃杀之。案寂之罪固当诛，然明帝诛之，则亦未足以服其心也。而吴喜尤枉。喜实有大功于帝。史云：初喜东征，白太宗：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即于东枭斩。东土既平，喜见南方贼炽，虑后翻覆受祸，乃生送子房还都，凡诸大主帅顾琛、王昙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问也，而内密嫌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虏，臧私万计。又尝对宾客言：“汉高、魏武，本是何人？”益不悦。其后诛寿寂之，喜内惧，因启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骇。会上有疾，为身后之虑，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将来不能事幼主，乃赐死。此所言罪状，并据帝与刘勔、张兴世、萧道成诏辞，多非其实。喜之贪残罔极，罪固当诛，然帝之诛之，则亦初不以此也。喜平东土之时，本不利多杀，此乃明帝之深谋，安有衔之之理？诏又谓张灵度与柳欣慰等谋立刘袆，使喜录之，而喜密报令去，则尤诬矣。以明帝之猜忌，果有此事，安能容忍历年？汉高、魏武，本属何人之语，尤不足辨。喜乃小人，不过欲乘时以取富贵，安有此大志哉？喜之大罪，在其残暴。诏云：“喜军中诸将，非劫便贼。惟云：贼何须杀，但取之，必得其用。”又云：“喜闻天壤间有罪人死或应系者，必启以入军。”“劳人义士，共相叹息。”然又云：“义人虽忿喜不平，又怀其宽弛。”“其统军，宽慢无章，放恣诸将，无所裁检，故部曲为之尽力。”盖喜专收集群不逞之徒，恣其残民而用之也。诏又云：“喜自得军号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无复限极。为兄弟子侄，及其同堂群从，乞东名县，连城四五。皆灼然巧盗，侵官夺私。他县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犊，辄牵啖杀。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钱，盈村满里。诸吴姻亲，就人间征求，无复纪极。喜具知此，初不禁呵。”“西救汝阴，纵肆兵将掠暴居民。奸人妇女，逼夺鸡犬，虏略纵横，百姓吁嗟，人人失望。近段佛荣求还，欲用喜代之西人闻其当来，皆欲叛走。”此等纵或加甚，必非全诬，惟明帝之杀之，初不以此耳，喜之罪固不容于死矣，诏又谓其“妄窃善称，声满天下，”盖其宗族、交游、部曲，相与称颂之，非人民之感戴之也。王景文为帝后兄，任扬州刺史。上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472年），春，上疾笃，乃遣使送药杀之。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案景文乃一坐谈玄理之人，而亦忌而杀之，天下尚有可信之人邪？帝每杀兄弟及大臣，必为手诏赐臣下自解说，其言多有理致，而景文求解扬州时答诏，言贵不必难处，贱不必易安，遭遇参差，莫不由命，其言尤为通达，帝盖亦长于玄理者。然史言帝好小数，异于常伦，《本纪》云：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 字为马边瓜，亦以 字似祸字故也。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二百年，期讫更启，其事类皆如此。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颡谢，久之方释。太后停尸漆床，先出东宫。上尝幸宫，见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职局以之坐者数十人。内外尝虑犯触，人不自保。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为文辞祝策，

如大祭飨。《后废帝江皇后传》云：泰始五年（469年），太宗访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门无强荫，以卜筮最吉，故为太子纳之。盖顾虑祸福大甚，遂至于此耳。名士之不免忌刻，此亦其一证也。参看第四章第四节。又案明帝之为人，似有心疾而失其常度者。《本纪》言：泰始、泰豫之际，更忍虐好杀，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斮刳断截者。此时帝固去死不远矣。《南史·本纪》云：夜梦豫章太守刘愔反，遣就郡杀之，此非有心疾者，何至于是邪？《明恭王皇后传》云：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宋世宫闱，虽习于无礼，然帝苟为医家所谓平人，亦不至于是也。

第七节 宋治盛衰

宋氏开国，政事粗有可观，实由武、文二世之恭俭，而孝武帝及明帝坏之。《宋书·良吏传》云：“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绌华屏欲，以俭抑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扰。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 晏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囊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氏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稸，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晋世诸帝，多处内房。朝宴所临，东西二房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构。

高祖受命，无所改作。所居惟称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称。及世祖承统，制度奢广。犬马余菽粟，土木衣锦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饰，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继祚，弥笃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民之官，迁变岁属。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案治道之隆污，系于君心之敬肆。高祖以衲衣付会稽长公主，使戒后嗣之奢，已见第八章第一节。史又言：“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又云；微时躬耕于丹徒，见第四章第二节。及受命，耨耜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文帝幸旧宫，见而问焉，左右以实对。文帝色惭。及孝武大明中，坏高祖所居阴室，江左诸帝既崩，以其所居为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觊，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盖文帝已稍陵夷，至孝武而尽忘其本矣。史称文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其邻乎侈者，惟元嘉二十三年（446年）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史云役重人怨。然是岁固大有年也。以视孝武，其奢俭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明帝，则尤有甚焉。史称其时经略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日料禄奉，而上奢费过度，务为凋侈。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御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废帝元徽四年（476年），尚书右丞虞玩之表陈时事曰：“天府虚散，垂三十年。江、荆诸州，税调本少，自顷已来，军募多乏，其谷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委输京都，益为寡薄。天府所资，惟有淮海，民荒财单，不及曩日。而国度引费，四倍元嘉。二卫台坊人力，五不余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两存。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砖瓦双匮。敕令给赐，悉仰交市。尚书省舍，日就倾颓。第宅府署，类多穿毁。视不遑救，知不暇及。寻所入定调，用恒不周，既无储稸，理至空尽。积弊累耗，钟于今日。”盖实自孝武以来，积渐所致也。《沈昙庆传》言：元嘉十三年（435年），东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费减用，开仓廪以振之。病而不凶，盖此力也。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宋书·本纪》：大明八年（464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数百，都下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一斗，《南史》作一升。案作一斗者是也。《宋书·孔觊传》亦云：都邑一斗将百钱。政事之隆污，系于君心之敬肆，而民生之舒惨，即系于政事之隆污，可不戒哉。

高祖又非徒恭俭而已。《宋书·本纪》云：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釐革，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元兴三年（404年）。又云：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陵，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义熙七年（411年）。《刘穆之传》云：从平京邑。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赞》曰：“晋纲弛紊，其渐有由。孝武守文于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宪章坠矣；重之以国宝启乱，加之以元显嗣虐；而祖宗之遗典，群公之旧章，莫不叶散冰离，扫地尽矣。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由是祸基东妖，难结天下。荡荡然王道，不绝者若綎。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为一代宗臣，配飨清庙，岂徒然哉？然则江左之不振，非徒兵力之衰颓，政散民流，实为其本。虽桓玄犹未尝不知此义，而卒莫之能革。高祖一朝矫之，此其所以能扫荡青、齐，廓清关、洛欤？孝武以后，佞幸专朝，毒流氓庶，而此风息矣，岂不惜哉？

第八节 后废帝之败

凡好用权术驾驭者，无不思为万全之谋，然终不能收万全之效，以此知智计之有时而穷，不如道义之足任矣。宋明帝是也。明帝诛宗戚，翦伐大臣，于可疑者，可谓除之殆尽，然卒失之于萧道成。

道成破薛索儿后，迁巴陵王休若。卫军司马，随镇会稽。又除桂阳王休范。征北司马，行南徐州事。张永、沈攸之败，出镇淮阴。泰始六年（470年），征为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南史·帝纪》云：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间流言，帝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遣吴喜留军破釜，《齐书·本纪》云：以三千人北使。破釜，湖名，即今之洪泽湖也。在当时为一小湖。隋炀帝经此，亢旱得雨，改名洪泽。宋熙宁中，开渠通淮，金时河夺淮流，此湖始大。自持银壶酒赐帝。帝戎衣出门迎，惧鸩不敢饮，将出奔。喜告以诚，先饮之，帝即酌饮之。喜还，明帝意乃悦。《齐书·本纪》云：太祖戎衣出门迎，即酌饮之，乃讳饰之辞。《王玄邈传》云：仕宋，位青州刺史。齐高帝之镇淮阴，为宋明帝所疑，乃北通魏。遗书结玄邈。玄邈长史房叔安进曰：“夫布衣韦带之士，衔一餐而不忘，义使之然也。今将军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义，无故举忠孝而弃之三齐之士，宁蹈东海死耳，不敢随将军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业，发高帝谋。高帝于路执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将军。且仆之所言，利国家而不利将军，无所应问。”荀伯玉劝杀之。高帝曰：“物各为主，无所责也。”玄邈罢州还，高帝途中要之，玄邈严军直过。还都，启宋明帝，称高帝有异谋，帝不恨也。《垣崇祖传》云：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征为黄门郎，规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见亲，参与密谋。元徽末，高帝惧祸，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托皇甫肃，勒数百人入魏界，更听后旨。崇祖所建之策，盖即通魏。《齐书·王玄邈传》无高帝通魏语，亦无使房叔安于建业事；《垣崇祖传》亦无崇祖建策以免语；盖皆为高帝讳。《南史·荀伯玉传》云：为高帝冠军刑狱参军。高帝为宋明帝所疑，被征为黄门郎，深怀忧虑。伯玉劝帝遣数十骑入魏界，安置标榜。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界上。高帝以闻。犹惧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复本任。由是见亲待。《齐书·伯玉传》同。游骑履行，恐为年常恒有之事，高帝未必因此获留，盖亦不免讳饰也。道成是时，盖有降魏之谋而未敢显叛，非事势迫急，亦不欲遽入魏。明帝或亦鉴于薛安都之覆辙，未敢遽迫之，故获复安本任。然至明年，卒复征还京师。《齐书·本纪》曰部下劝勿就征。太祖曰：“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稚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他族？惟应速发，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僇力耳。”此亦事后附会之谈。明帝既复道成本任，越一岁而复征之，必复有所措置。当时谋叛亦非易，若单骑入虏，则非有大志者所肯出；故复冒险就征耳。既至京师，拜散骑常侍、左卫率。泰豫元年（472年）四月，明帝崩，长子昱即位，是为后废帝。年十岁。尚书令袁粲、从弟。护军将军褚渊湛之子。同辅政。遗诏以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寻解卫尉，领石头戍军事。是时之道成，尚非

权重所寄。刘勔守尚书右仆射，为中领军。勔为明帝心腹宿将。道成之不就征，勔出镇广陵，似使之防道成者。勔不死，道成恐未必能以兵权雄于建业也。乃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反，而道成之机会至矣。

《宋书·休范传》云：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太宗晚年，休祐以狠戾致祸，休仁以权逼不见容，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见害，惟休范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又云：太宗晏驾，主幼时艰，素族当权，近习秉政，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招引勇士，缮治器械。行人经过寻阳者，莫不降意折节，重加问遗；留则倾身接引，厚相资结。于是远近同应，从者如归。其言未免自相矛盾。盖当习于觊觎非分之世，又当上下互相猜忌之时，虽素谨愿者，亦将休于祸而求自全；而其下又有轻躁之士，欲翼戴之以立功名，而其祸不可逭矣。休范虽凡讷，翼戴之者似颇有人才。其叛也，大雷戍主杜道欣大雷，见第四章第三节。驰下告变，至一宿，休范已至新林，见第二节。朝廷震动。《齐书·本纪》曰：太祖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勔、仆射刘秉、长沙景王孙。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于覆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掖、东府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中堂，见第三节。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竞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并注同。当时情势，欲不守建业不可得，《齐书》之云，恐亦事后附会之谈也。道成出次新亭，刘勔及前兖州刺史沈怀明据石头，张永屯白下，袁粲、褚渊、刘秉等入卫殿省。休范于新林步上。及新亭垒，自临城南，仅以数十人自卫。屯骑校尉黄回见其可乘，乃与越骑校尉张敬儿同往诈降。敬儿遽夺休范防身刀斩其首。休范左右数百人皆惊散。然休范所遣丁文豪、杜墨蠡等不相知闻。墨蠡急攻新亭垒，文豪直至朱雀桁。见第四章第三节。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门外，急召刘勔。勔至，命开桁。道隆怒曰：“贼至但当急击，宁可开桁自弱邪？”勔不敢复言，遂战没。墨蠡等乘胜至朱雀门，道隆为乱兵所杀。于是张永弃众于白下，沈怀明于石头奔散，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通鉴》云：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门纳南军。《考异》曰：“《宋书》作抚军典签茅恬，《齐书》作车骑典签茅恬，盖皆为褚澄讳耳。今从《宋略》。”案澄，渊之弟，尚文帝女庐江公主。墨蠡径至杜姥宅。晋成帝杜皇后之母裴氏，立第于南掖门外，世谓之杜姥宅。宫省恇扰，无复固志。萧道成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入卫。袁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诸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于是显达等感激出战，斩墨蠡、文豪等。朝廷先以晋熙王燮刺郢州，明帝第六子，继晋熙王昶，时年四岁。以长史王奂行府州事，配以兵力，出镇夏口，本所以防休范也。至是，燮遣兵平寻阳。黄回之诈降也，休范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为质，至即斩之。德嗣弟青牛、智藏并伏诛。自来上流叛乱，建康形势未有危于是役者，虽获戡定，只可云幸胜耳。然刘勔既死，张永又弃军，杀休范及回援宫城，功皆成于萧道成一人之手，遂尔乘时崛起矣。是役之后，道成遂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

休范难平后二年，又有建平王景素之叛。景素，文帝第七子建平宣简王宏之子。宏好文籍，有贤名，景素亦有父风。泰始二年（466年），为南徐州刺史。《传》云：时太祖诸子尽殂，众孙惟景素为长。建安王休祐诸子并废徙，无在朝者。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由是朝野翕然。后废帝凶狂失道，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此言盖景素之党所造。惟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而杨运长、阮佃夫，并太宗旧隶，贪幼少以久其权，虑景素立，不见容于长主，深相忌惮。元徽三年（475年），景素防 将军王季符失景素旨，单骑奔京邑，告运长、佃夫云：景素欲反。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齐王萧道成。及袁粲以下并保持之。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朝，具自申理。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景素稍为自防之计。与司马何季穆、录事参军殷沵、记室参军蔡履、中兵参军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颙、毌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祇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时废帝单马独出，游走郊野。曹欣之谋据石头，韩道清、郭兰之欲说齐王使同，若不回者图之。候废帝出行，因众作难，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驻之，未欲匆匆举动。四年（476年）七月，垣祇祖率数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溃乱，劝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举兵。运长等声祇祖叛走，便纂严备办。齐王出屯玄武湖。在首都北。任农夫、黄回、李安民各领步军，张保率水军北讨。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其余众军相继进。齐王知黄回有异图，故使安民、佛荣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断竹里，见第七章第一节。以拒台军。垣庆延、祇祖、沈颙等曰：“今天时旱热，台军远来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劳，可一战而克也。”殷沵等固争，不能得。农夫等既至，放火烧市邑。而垣庆延等各相顾望，并无斗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扰不知所为。时张保水军泊西渚。京口城西。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自相要结击水军，应时摧陷，斩张保。而诸将不相应赴，复为台军所破。台军既薄城池，沈颙先众叛走。垣祇祖次之。其余诸军，相系奔散。左暄骁果有胆力，欲为景素尽节，而所配兵力甚弱，犹力战不退。于

万岁楼下横射台军，不能禁，然后退散。右卫殿中将军张倪奴、前军将军周盘龙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斩之。时年二十五。子延龄及二少子并从诛。垣庆延、祇祖、左暄、贺文超并伏诛。殷沵、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迁官，故不及祸。其余皆逃亡，直赦得免。景素既败，曹欣之反告韩道清、郭兰之之谋。道清等并诛。黄回、高道庆等，齐王抚之如旧。至九月，道庆乃伏诛。见《本纪》。

前废帝之败也，以佞幸亦叛，则无复腹心，而专恃数武人，故卒以粗疏偾事，后废帝亦然。《阮佃夫传》云：时废帝好出游走。始出宫，犹整羽仪，引队仗。俄而弃部伍，单骑与数人相随。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内外莫不惧忧。佃夫密与直 将军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宝，谋共废帝立安成王。即顺帝，见下。五年（477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帝每北出，常留队仗在乐游苑前，弃之而去。乐游苑，在今首都东北。佃夫欲称太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分人守石头、东府，遣人执帝废之，自为扬州刺史辅政。与幼等已成谋。会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宝因以其谋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于光禄外部赐死。佃夫、幼罪止身，其余无所问。盖以其党与众多故也。时为元徽五年四月。至六月，乃诛其党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佃夫传》云：佃夫矜敖无所降意，入其室者，惟沈勃、张澹等数人而已。幼文者，骥子。《骥传》云：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与沈勃、孙超之居止接近，常相从。又并与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废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幼文兄叔文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惟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案此可见废帝之出行，非徒游戏，实意在觇司诛杀也。于天宝以发佃夫之谋为清河太守、右军将军。升明元年（477年），出为山阳太守。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萧道成以其反覆，赐死。阮佃夫之力，似不足独行废立，观此举，则佃夫当日，似与道成有交关也。故佃夫之党甫除，而道成之谋遂亟矣。

《南史·齐高帝纪》曰：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屡欲害帝。常率数十人直入镇军府。时暑热，帝昼卧裸袒。苍梧王立帝于室内，画腹为射的，自引满将射之。帝神色不变，敛板曰：“老臣无罪。”苍梧左右王天恩谏曰：“领军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发即中帝脐。苍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建平王举兵，帝出屯玄武湖，事平乃还。帝威名既重，苍梧深相猜忌。刻木为帝形，画腹为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赏。皆莫能中。时帝在领军府，苍梧自来烧之，冀帝出因作难。帝坚卧不动。苍梧益怀忿患。所见之物，呼之为帝，加以手自磨鋋，曰：“明日当以刃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大功于国，今害之，谁为汝尽力？”故止。此等类乎平话之谈，固不足信。然《豫章王嶷传》曰：太祖在领军府，嶷居青溪宅。苍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袭宅内。嶷令左右舞刀戟于中庭。苍梧从墙间窥见，以为有备，乃去。其后苍梧见弑，王敬则将其首驰诣太祖，太祖尚疑为苍梧所诳，不敢开门。见《敬则传》。则苍梧是时，有轻行掩袭之计，似不诬也。《嶷传》又曰：太祖带南兖州，镇军府长史萧顺之在镇，忧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据此，顺之当同太祖渡江之谋。《南史·梁本纪》谓齐高谋出外，顺之以为一旦奔亡，则危几不测，不如因人之欲，行伊、霍之事，齐高深然之，与此岐异。彼盖梁人文饰之辞，不足信也。嶷谏曰：“主上凶狂，人不自保。单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鲜有克胜。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祸。今于此立计，万不可失。”《垣崇祖传》曰：元徽末，太祖欲渡广陵。崇祖谏曰：“领府去台百步，公走人岂不知？若单行轻骑，广陵人一旦闭门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动足下床，便恐有叩台门者，公事去矣。”《幸臣·纪僧真传》曰：太祖欲度广陵起兵。僧真启曰：“主上虽复狂衅，虐加万民，而累世皇基，犹固磐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明公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胜，则应北走胡中。窃谓此非万全策也。”《刘善明传》曰：元徽三年（475年），出为西海太守，未详所治。行青、冀二州刺史。从弟僧副，太祖引为安城王抚军参军。苍梧肆暴，太祖忧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声论。使僧副密告善明及东海太守垣崇祖曰：“多人见劝，北固广陵，恐一旦动足，非为长算。今秋风行起，卿若能与垣东海微共动虏，则我诸计可立。”善明曰：“宋氏将亡，愚智所辨，胡虏若动，反为公患。公神武世出，惟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诒猖獗。”遣部曲健儿数十人随僧副还诣领府。太祖纳之。《柳世隆传》云：为晋熙王安西司马。时世祖为长史，与世隆相遇甚欢。太祖之谋渡广陵也，令世祖率众下，同会京邑，世隆与长流萧景先等戒严待期。事不行。综观诸传，道成当时，渡江之计颇切。如能动虏而以朝命还镇淮阴，实为上计。然废帝不必堕其计中。如此，则惟有据广陵起兵，而使萧赜帅江州之师，顺流而下矣。其计之不易遂，诚如诸人之说。又时李安民行会稽郡事，欲于东奉江夏王跻起兵，明帝子。则弥不得地利，亦弥不合人心矣。故诸计皆不行，而肘腋之变作。

时王敬则为直 将军，结废帝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二十五人。七月七日夕，玉夫与万年同入，以帝防身刀弑帝。《南史·齐高帝纪》云：赍首，使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囊贮之，以与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叩门，大声言报帝。门犹不开。敬则自门窐中以首见帝。帝犹不信。乃于墙上投进其首。帝索水洗视。敬则乃逾垣入。帝跣出。敬则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夜入殿中。殿中惊怖。及知苍梧死，咸称万岁。明旦，召袁粲、褚彦回、刘彦节入议。彦回渊字，彦节秉字。《南史》避唐讳，故书其字。帝以事让彦节。彦节未答。帝须髯尽张，眼光如电。次让袁粲，又不受。敬则乃拔刀在床侧跃，麾众曰：“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仍呼虎贲剑戟羽仪，手自取白纱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谁敢复动？事须及热。”帝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则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议，迎立顺帝。

《齐书·王敬则传》略同。《褚渊传》云：袁粲、刘秉既不受任，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书授太祖，太祖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事乃定。顺帝者，明帝第三子安成王准也。明帝次子法良，早夭未封。时年九岁。追废后废帝为苍梧王。后废帝之为人，盖颇材武，史言其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久乃下，亦可见其趫捷之一端。然其轻率寡谋，远较前废帝为甚，宜其败也。至史所言诸失德，则大抵皆过甚其辞。史言帝年渐长，喜怒乖节。左右有失旨者，辄手加扑打。徒跣蹲踞，以此为常。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以虐刑。有白棓数十枚，各有名号。钳、凿、锥、锯，不离左右。尝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阮佃夫腹心人张羊，佃夫败叛走，后捕得，自于承明门以车轹杀之。杜延载、沈勃、杜幼文、孙超，皆手运矛铤，躬自脔割。执幼文兄叔文于玄武湖北，昱驰马执矟，自往刺之。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惶，夕不及旦。又云：帝初嗣位，内畏太后，外恽诸大臣，犹未得肆志。自加元服，变态转兴。内外稍无以制。三年秋冬间，便好出游行。太妃每乘青篾车，遥相检摄。昱渐自放恣，太妃不复能禁。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日暮乃归。四年春夏，此行弥数。自京城克定，意志转骄，于是无日不出。与左右人解僧智、张五儿恒相驰逐。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行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又云：制露车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从者不过数十人。羽仪追之恒不及。又各虑祸，不敢近寻，惟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果如所言，除之正自易易，尚安待深谋秘计邪？又谓帝非明帝子，盖亦有惭德者之加诬，不足信也。《废帝纪》云：先是民间讹言，谓太宗不男。陈太妃本李道儿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儿子也。昱每出入去来，常自称刘统，或自号李将军。《后妃传》则云：陈贵妃经世祖先迎入宫，在路太后房内。经二三年，再呼不见幸。太后因言于上，以赐太宗。始有宠。一年许衰歇，以乞李道儿。寻又迎还，生废帝。故民中皆呼废帝为李氏子。废帝后每自称李将军，或自谓李统。又云：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怀孕者，辄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杀其母，而以与六宫所爱者养之。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以陈昭华为母焉。《齐书·刘休传》云：帝素肥，痿不能御内。诸王妓妾怀孕，使密献入宫，生子之后，闭其母于幽房，前后十数。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苍梧王亦非帝子。陈太妃先为李道儿妾，故苍梧微行，常自称为李郎焉。案宫禁之事，民间何知焉？明帝仇诸弟特甚，又安肯杀其父而畜其子邪？

第九节 齐高篡宋

萧道成之得政，观上节所述，盖纯出一时之劫持，其无以善其后明矣。《齐书·高帝纪》：苍梧废，刘秉出集议，于路逢弟韫。韫开车迎问秉曰：“今日之事，固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韫捶胸曰：“君肉中讵有血。”可见当时非以兵力劫持，政柄原无属道成之理也。故得政未几，而内外之难交作。

沈攸之以泰始五年（469年）刺郢州。明帝崩，与蔡兴宗同在外蕃豫顾命。兴宗时为会稽太守。会巴西民李承明反，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执太守张澹，蜀土骚扰。时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征，蔡兴宗新除荆州刺史，未之镇，乃遣攸之权行荆州事。攸之既至，会承明已平，乃以攸之为荆州刺史。攸之自在郢州，便缮治船舸，营造器甲。至荆州，聚敛兵力。养马至千余。已皆分赋戍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廪财悉充仓储。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讨四山蛮。装战舰数千艘，沉之灵溪里。灵溪，见第七章第三节。朝廷疑惮之。累欲征入，虑不受命，乃止。初张敬儿欲诈降休范，道成言：“卿若能办，当以本州相赏。”敬儿，南阳冠军人。冠军，汉县，在今河南邓县西北。及敬儿既杀休范，道成以其人地既轻，不欲便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道成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笑而无言。乃以敬儿为雍州刺史。时元徽三年闰三月也。四年（476年），又以其长子赜行郢州事。初元嘉中，巴东、建平二郡，军府富实，与江夏、竟陵、武陵，并为名郡。巴东、建平、武陵，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世祖于江夏置郢州，郡罢军府。竟陵、武陵，亦并残坏。为峡中蛮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无几。其年春，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峡中军。巴东太守刘攘兵、建平太守刘道欣，并疑攸之自有异志，阻兵断峡，不听军下。时攘兵元子天赐，为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赐譬说之，令其解甲，一无所问。攘兵见天赐，知景素实反，乃释甲谢愆。攸之待之如故，复以攘兵为府司马。刘道欣坚守建平，攘兵譬说不回，乃与伐蛮军攻之，破建平，斩道欣。台直 高道庆，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庆时在家，牒其亲戚十余人，求州从事西曹。攸之为用三人。道庆大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此据《宋书·攸之传》。《南史》同。又云：道庆素便马，攸之与宴饮，于听事前合马矟。道庆矟中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庆驰马而出。至都，云攸之聚众缮甲，奸逆不久。杨运长等常相疑畏，乃与道庆密遣刺客。赍废帝手诏，以金饼赐攸之州府佐吏，进其阶级。案《佞幸传》云：攸之反，运长有异志，以此见诛，则运长实与攸

之声势相倚，当时建业所患，固不在荆州也。高道庆亦为道成所杀。故此说殊不足信。《南史》云：道庆请以三千人袭之，朝议虑其事难济，高帝又保持不许。夫攸之兵备甚雄，岂三千人所可袭？其说更不足辩矣。废帝既殒，顺帝即位，遣攸之长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废帝刳斮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异志。腹心议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发兵反叛。《南史》云：齐高帝遣元琰赍废帝刳斮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称庆，并与齐高帝书推功。攸之有素书十余行，常韬在两当角，云是宋明帝与己约誓。又皇太后使至，赐攸之烛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国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举兵。案攸之之反，《宋史·本纪》在十二月丁已，《南史》同。

沈攸之之兵既起，袁粲遂图谋于内。时道成居东府，粲镇石头。升明元年八月。刘秉为丹阳尹；太后兄子王蕴，素好武事；皆与粲相结。将帅黄回、任候伯、农夫弟。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并与粲合。蕴本为湘州刺史，与沈攸之结厚。及道成辅朝政，蕴、攸之便连谋。会遭母忧，还都，停巴陵十余日，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更与攸之成谋。欲至郢州，因萧赜下慰之为变，据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与荆州连横。赜觉其意，称疾不往，又严兵自卫。蕴计不得行，乃下。及是，道成入屯朝堂。秉从父弟领军将军韫入直门下省。卜伯兴为直。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粲谋先日矫太后令，使韫、伯兴率宿卫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率军来应。秉、候伯等并赴石头。本期夜发。秉素恇怯，骚动不自安，再 后，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尽室奔石头。部曲数百，赫奕满道。由此事泄。先是道成遣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云以助粲，实御之也。又领王敬则为直，与卜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刘秉已奔，叹曰：“今年事败矣。”时道成使蕴募人，已得数百。乃狼狈率部曲向石头。本期开南门，时已暗夜，薛渊等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即便散走。道成以报敬则，率所领收刘韫杀之。韫弟述出走，追禽杀之。并诛卜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渊，杀粲。刘秉逾城出走，于雒檐湖见禽，雒檐湖，《通鉴》作额檐湖。与二子承、俣并死。秉弟遐，为吴郡太守，道成遣张瓌诛之。瓌，永子。王蕴逃斗鸡场，见禽杀。时升明元年（477年）即元徽五年。十二月也。

沈攸之之举兵也，遣其中兵参军孙同等三万人为前驱，司马刘攘兵等二万人次之。又遣王灵秀等骑二千出夏口，据鲁山。城名，见第七章第三节。攸之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在今湖北监利县东南。以上据《齐书·柳世隆传》。闰十二月四日，攸之至夏口。时晋熙王燮征为扬州刺史，萧赜亦征为左卫将军，与燮俱下。闻攸之举兵，即据湓口城。湓口，见第三章第九节。武陵王赞为郢州，道成令周山图领兵卫送，赜为西讨都督，启山图为军副。攸之有顺流之志，府主簿宗俨之劝攻郢州。功曹臧寅以为攻守势异，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不从。初道成之谋渡广陵也，令赜率众东下。刘怀珍白道成曰：“夏口是兵冲要地，宜得其人。”道成纳之。与赜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合意者，委以后事。柳世隆其人也。”于是赜举世隆自代，转为郢州行事。及是，世隆随宜拒应，攻者披却。黄回军至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攸之素失人情，初发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大怒，令军中有叛者，军主任其罪。于是一人叛，遣十人追，并去不反。莫敢发觉，咸有异计。刘攘兵射书与世隆请降。世隆开门纳之。攘兵烧营而去。时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也。众于是离散，不可复制。攸之还向江陵。闻城已为张敬儿所据，乃与第三子文和至华容之 头林，华容，见第三章第九节。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与文和俱自经死。村人斩首送之。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张敬儿克城，元琰逃走。《南史》云：奔宠洲见杀。第二子懿先卒。第五子幼和，幼和弟灵和，及攸之孙四人，并为敬儿所禽，伏诛。攸之弟登之，为新安太守。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初沈庆之之死，其子文叔谓其弟文季曰：“我能死，尔能报。”

遂自缢。文季挥刀驰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至是为吴兴太守，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道成使督吴兴、钱塘军事，钱塘，见第四章第三节。收斩登之，诛其宗族。升明元年闰十二月。登之弟雍之，雍之弟荣之，皆先攸之卒。文和娶道成女，早死，有二女，道成迎还第内。后以雍之孙僧照为之后焉。攸之之举兵也，使要张敬儿及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等。敬儿、文和斩其使，驰表以闻。柏年、道和、佩玉持两端，密相应和。攸之既平，遣王玄邈代柏年。柏年先诱降晋寿亡命李乌奴，晋寿，见第三章第六节。乌奴劝柏年据汉中不受命。柏年计未决，玄邈已至。柏年迟回魏兴不肯下。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时道成孙长懋为雍州刺史，遣使说之，许启为府吏。柏年乃进襄阳。因执诛之。道和，后秦主兴之孙也。被征。以周盘龙代为刺史。时升明二年三月。令有司奏其罪，诛之。见《齐书·张敬儿传》。佩玉，王蕴为湘州时，为其宁朔长史、长沙内史。蕴去职，南中郎将王翙未之镇，权以佩玉行府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将、中兵参军、临湘令韩幼宗领军戍防湘州，临湘，后汉县，在今湖南长沙县南。与佩玉共事不美。攸之难作，二人各相疑阻。幼宗密图佩玉。佩玉知其谋，袭杀之。黄回至郢州，遣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杀佩玉。道成以吕安国为湘州刺史，收候伯诛之。袁粲之举事也，黄回闻石头鼓噪，率兵赴之，而朱雀桁有戍军，受道成节度，不听夜过。会石头已平，因称救援。道成知而不言，抚之愈厚。遣其西上，流涕告别。回与王宜兴素不协，虑或反告，因其不从处分，斩之。不乐停郢，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辄还。改南兖州刺史。升明二年（478年）四月，赐死。回之固求南兖，岂仍欲于肘腋之下，有所作为邪？彭文之先于二月下狱赐死。孙昙瓘于石头叛走，逃窜经时，至十月，乃于秣陵县禽获伏诛。秣陵，见第四章第三节。沈攸之反，杨运长有异志，道成遣骠骑司马崔文仲讨诛之。攸之本反覆小人，为政刻暴，《传》云：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辄面加詈辱。将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余人。赋敛严苦，攸之平后，道成次子嶷为荆州刺史。《齐书》本传云：初沈攸之欲聚众，开民相告，士庶坐执役者甚众，一月遣三千余人。见囚五岁刑以下，不连台者皆原遣。以市税重滥，更定坞格，以税还民。禁诸市调及苗籍。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诸曹吏听分番假。百姓大悦。

徒以军备充足，自谓可冀有成，实则久溺晏安，加以年衰气索，宜其亡不旋踵也。《南史》本传云：富贵拟于王者。夜中，诸厢都然烛达旦。后房服珠玉者数百人，皆一时绝貌。攸之既败，袁粲覆亡，黄回等诸将帅，亦诛 殆尽。萧道成于是莫予毒也已。

升明二年（478年）四月，萧道成受宋禅，是为齐太祖高皇帝。封宋顺帝为汝阴王，居丹阳宫。建元元年（479年）五月，监人杀王，而以疾赴。宋宗室抗齐者：有明帝子晋熙王燮，齐受禅后。江夏王跻，齐受禅后。衡阳文王孙伯玉，长沙景王曾孙晃，临川烈武王曾孙绰，升明三年三月。及晋平剌王子十三人，升明三年（479年）。案剌王诸子皆徒晋平，已见第六节。元徽元年（473年），听还都。皆无成。明恭王皇后，《南史·传》云：刘晃、刘绰、卜伯兴等有异志，太后颇与相关。顺帝禅位，迁居丹阳宫，拜汝阴王太后。顺帝殂，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479年），薨于第。盖亦非良死也。《齐·本纪》言：“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亦云酷矣。

第十章 齐、梁兴亡

第一节 齐武、文惠猜忌杀戮

凡朝代之革易，其力有自外至者，亦有自内出者。自外至者，非敌国则乱民，往往杀人盈城，僵尸蔽野。然操政权者既悉易其人，政事之改观自易。自内出者，恒为前代之权臣。望实既归，托诸禅让。市朝无改，宗社已移。兵燹之灾，于兹可免。然人犹是人，政犹是政，欲望其除旧布新则难矣。故以社会之安宁论，革易自内者较优；以政治之改革论，革易自外者较善也。萧齐一代之事迹，几与刘宋孝建以后无殊，则足以证吾说矣。

齐高帝代宋后，四年而崩。太子赜立，是为世祖武皇帝。高帝十九男：长武帝。次为豫章文献王嶷，与武帝同母，且有贤名。高帝创业之际，亦尝出作方州，入参密计。《南史·荀伯玉传》云：建元元年（479年），为豫章王司空谘议。时武帝居东宫，自以年长，与高帝同创大业，朝事大小，悉皆专断，多违制度。左右张景真，偏见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内外只畏，莫敢言者。骁骑将军陈胤叔，先已陈景真及太子前后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后密启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宠。政以武帝长嫡，又南郡王兄弟并列，文惠太子，初封南郡王。故武帝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东还，遣文惠太子、闻喜公子良宣敕诘责，并示以景真罪状，使以太子令收杀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闻。武帝忧惧，称疾月余日。上怒不解。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启请往东宫以慰太子。高帝无言。敬则因大声宣旨往东宫，命装束。又敕太官设馔，密遣人报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舆。高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以衣高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召诸王宴饮。因游玄圃园。高帝大饮，赐武帝以下酒，并大醉。尽欢，日暮乃去。是日无敬则，则东宫殆废。高帝重伯玉尽心，愈见信使。掌军国密事，权动朝右。武帝深怨伯玉。高帝临崩，指伯玉以属。武帝即位，伯玉忧惧。上闻之，以其与垣崇祖善，崇祖田业在江西，虑相扇为乱，加意抚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483年），与崇祖并见诬伏诛。而胤叔为太子左率。《崇祖传》曰：武帝即位，为五兵尚书，领骁骑将军。初豫章王有盛宠，武帝在东宫，崇祖不自附。及破魏军，建元二年（480年）。诏使还朝，与共密议。武帝疑之，曲加礼待。酒后谓曰：“世间流言，我已豁怀抱，自今已后，富贵见付也。”崇祖拜谢。及去后，高帝复遣荀伯玉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武帝以为不尽诚，心衔之。永明元年（483年），诏称其与荀伯玉搆扇边荒，诛之。又《江谧传》曰：齐建元元年（479年），位侍中。既而骠骑豫章王嶷领湘州，以谧为长史。三年（481年），为左户尚书。寻迁掌吏部。高帝崩，谧称疾不入。众颇疑其怨不豫顾命。武帝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时武帝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语间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何计？”武帝知之，出谧为南东海太守。南东海，见第九章第三节。未几，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恶，请收送廷尉。诏赐死。《嶷传》言：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帝颇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武帝友爱亦深。盖高、武同起艰难，高帝鉴于宋代之所以亡，知骨肉相争，为祸至烈，故不敢轻于易储；观下以长沙王晃属武帝语可见。而嶷亦小心谨慎，初虽或有夺宗之谋，继以知难而退，无足畏忌，故得以荣禄终也。高帝第三子临川献王映，史称其善骑射，解声律，应接宾客，风韵韶美，其性质盖近乎文，亦不

足忌。第四子长沙威王晃，少有武力。为豫州刺史，尝执杀其典签。史称高帝临崩，以晃属武帝，“处以辇毂近蕃，勿令远出”。永明元年（483年），以晃为南徐州刺史。入为中书监。时诸王蓄仗，在京都者，惟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为禁司所觉，投之江中。帝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渐时，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屠，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终无异意。然晃亦不被亲宠。当时论者，以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自此以下诸弟，年皆幼，更不足忌矣。然当时待藩邸颇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惟得看孝子图而已。又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娶妾，皆见《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其为纳之轨物邪？抑节其蕃育？未可知也。要之一时之人心，不易骤变，故武帝虽鉴于宋氏之灭亡，勉自抑制，然其于诸弟，终不能泯其猜忌之心也。

武帝之猜忌，亦见之于异姓之臣。垣崇祖既死，复杀张敬儿。永明元年（483年），五月。案敬儿在南北朝武人中，最为贪残好杀，沈攸之反，遣使报敬儿。敬儿劳接周至，为设酒食。谓之曰：“沈公那忽使君来？君殊可念。”乃列仗于听事前斩之。及攸之败，其留府司马边荣见敬儿。敬儿问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蕲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泰山程邕之，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曰：“与边公周旋，不忍见边公前死，乞见杀。”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其至江陵也，诛攸之亲党，没入其财物数十万，悉以入私。在雍贪残，人间一物堪用，莫不夺取。于襄阳城西起宅聚物货，宅大小殆侔襄阳。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于其处置台。纲纪谏曰：“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曰：“太傅是谁？我不识也。”以此等人莅民，民之受其荼毒，不待言矣。至此死晚矣。然武帝谓其招扇群蛮，规扰樊、夏，敬儿时为内任。妄设征祥，潜图问鼎：则莫须有之辞也。

高、武艰难创业，所期望于后嗣者至深。武帝子文惠太子长懋，当武帝镇盆城时，即使之劳接将帅。时年二十。事宁遣还都，高帝又命通文武宾客，敕出行日城中军悉受节度。将受禅，以襄阳兵马重地，不欲处他族，出为雍州刺史。会北虏南侵，上虑当出樊、沔，建元二年（480年），乃征为中军将军，置府，镇石头。武帝即位，立为太子。太子善立名尚，礼接文士，蓄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与同母弟竟陵文宣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而性颇奢丽。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起土山、地阁、楼观、塔宇，穷极奇丽，费以千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虑上宫望见，乃傍门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宜须鄣蔽，须臾成立，若应毁彻，应手迁徙。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采金翠，过于雉头远矣。以晋明帝为太子时立西池，乃启武帝，引前例，求于东田起小苑。上许之。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实，太子使宫中将吏，更番役作。营城包巷，制度之盛，观者倾都。上性虽严，多布耳目，太子所为，无敢启者。后上幸豫章王宅，还过太子东田，见其弥互华远，壮丽极目。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惧，皆藏匿之。由是见责。太子素多疾，体又过壮，常在宫内，简于遨游。玩弄羽仪，多所僭拟。虽咫尺宫禁，而上终不知。十一年（493年），薨。年三十六。武帝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堂为崇虚馆。

《南史·豫章王嶷传》云：嶷薨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痈不瘥；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据《本纪》：嶷薨于永明十年四月，太子薨于十一年正月。说虽不经，亦可见太子之猜忌矣，而鱼服侯子响之事，遂为亡齐之本。

子响，武帝第四子。豫章王嶷无子，养子响。后有子，表留为嫡。有司奏子响宜还本，乃封巴东郡王。子响勇力绝人。初为豫州刺史，后为江州。永明七年（489年），迁荆州。子响少好武。居西豫时，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在斋内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内人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长史刘寅等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寅等惧，欲秘之。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召寅及司马席恭穆，谘议参军江愈、殷昙粲，中兵参军周彦，典签吴修之、王贤宗、魏景渊杀之。上闻之，怒。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领斋仗数百人，此据《宋书》。《南史》作羽林三千。检捕群小。敕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齐书》云：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胡三省曰：在江津西，江水至此合灵溪水。江津、灵溪，皆见第七章第三节。遣传诏石伯儿入城慰劳。子响曰：“我不作贼，长史等见负，今政当受杀人罪耳。”乃杀牛、具酒馔响台军。而谐之等疑畏，执录其吏。子响怒，遣所养数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从灵溪西渡，刻明旦与台军对阵南岸。子响自与百余人袍骑将万钧弩三四张宿江堤上。明日，凶党与台军战。子响于堤上放弩，亡命王冲天等蒙楯陵城。台军大败。尹略死之。官军引退。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至。子响部下恐惧，各逃散。子响乃白服降。赐死。时年二十二。《南史》则云：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信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闻之，惟洒泣。又送牛数十头，酒二百石，果馔三十舆。略弃之江流。子响胆力之士王冲天不胜忿，乃率党渡洲攻台军，斩略，而谐之、法亮，单艇奔逸。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顺之将发，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密遣不许还，令便为之所。子响及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之。及顺之还，上心甚怪恨。百日于华林为子响作斋，上自行香，对诸朝士嚬蹙。及见顺之，呜咽移时。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阳山，见第九章第七节。见一猿，透掷悲鸣。问后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堕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见，故尔。”上因忆子响，歔欷良久不自胜。顺之惭惧成病，遂以忧卒。案子响击败台军之事，恐当以《齐书》之言为真。《茹法亮传》云：子响杀僚佐，上遣军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劳，安抚子响。法亮至江津，子响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又不遣。故子响怒，遣兵破尹略军。然则激变之咎，实在法亮，特尹略已死，无可质证，乃以罪归之耳。至于遣破台军，则发踪指示，自由子响，《南史》举其罪而蔽诸王冲天，又讳饰之辞也。《齐书》亦云：上怜子响死，后游华林园，见猿对跳子鸣啸，上留目久之，因呜咽流涕，则《南史》所云上有憾于萧顺之者自真。顺之盖非良死？梁武篡齐，固与报父仇无涉，然其助明帝以倾武帝之嗣，则不能谓非复仇一念使然也。争夺相杀之祸，推波助澜，至于如此，可惊，亦可哀矣。

第二节 郁林王之败

文惠太子之死也，武帝立其长子昭业为太孙。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武帝崩。昭业立，是为郁林王。时年二十。竟陵王子良，为文惠母弟。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宋末守会稽。高帝建元二年（480年），为丹阳尹。武帝即位，刺南徐州。永明二年（484年），入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十年（492年），领尚书令。为扬州刺史。寻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数陈政事。

又尝集学士，钞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论其地位声望，本可继文惠为储贰。然史称文惠薨，武帝检行东宫，见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以子良与太子善，不启闻，颇加嫌责。盖二人之罪，本相牵连；而竟陵之为人，亦文惠一流；武帝固知之，故卒舍之而立孙也。《南史·子良传》曰：武帝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日夜在殿内，太孙间日入参。武帝暴渐，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物议疑立子良。俄顷而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遗诏使子良辅政，明帝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时务，乃推明帝。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所志也。太孙少养于太良妃袁氏，甚著慈爱。既惧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极殿西阶之下。成服之后，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进位太傅，加侍中。隆昌元年（494年），加殊礼。进督南徐州。其年，疾笃，寻薨。四月。高帝第五子《武陵昭王晔传》曰：大行在殡，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孙未至，众论喧疑。晔众中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在太孙。”郁林立，甚见冯赖。《王融传》曰：融，弘曾孙。魏军动，竟陵王子良于东府募人，板融宁朔将军、军主。融文辞捷速，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节大习骑马，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融特为谋主。武帝病笃暂绝，子良在殿，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 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诏草已立。上重苏，朝事委西昌侯鸾。俄而帝崩，融乃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西昌侯闻，急驰到云龙门，不得进，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响如钟，殿内无不从命。融知不遂，乃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郁林深怨融。即位十余日，收下廷尉狱。朋友、部曲，参问北

寺，相继于道。请救于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争不能得。诏于狱赐死。《十七史商榷》曰：“融乃处分至无不从命一段，《齐书》所无，《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颇觉如绘。但李延寿既知此，则下文西昌侯固争不得一句，亦《齐书》所无，延寿何意又添此一句乎？”案此可见古人史例，凡众说皆网罗之，虽相矛盾，亦不刊落，以待读者之自参。因当时行文通例如此，故不必更加解释。后人动以矛盾驳杂议古人，实非也。抑表里之不必如一久矣，鸾虽隐与子良为敌，何尝不可显争融之死乎？王氏之言，未为达也。《南史·李安民传》：子元履，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参军，与王融游狎。及融诛，郁林敕元履随右将军王广之北征，密令于北杀之。广之先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无过，甚拥护之。会郁林败死。元履拜谢广之曰：“二十二载，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赐也。”此段亦《齐书》所无。夫果武帝生时，即有召东宫器甲皆入之命，又有使子良辅政、明帝知尚书事之遗诏，何至大行在殡，众论犹疑？且绝而复苏，尚能问太孙所在，何以未弥留之际，一任子良昼夜在内，太孙间日入参乎？然则绝而复苏一节，必非情实明矣。殆子良欲自立而未果，且防卫未周，仓卒之间，明帝乃以东宫器甲，入而败之邪？《齐书·高祖十二王传》曰：“世祖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难，高宗清谨，同起布衣，故韬末命于近亲，寄重权于疏戚。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势；支庶中立，可息觊觎之谋；表里相维，足固家国。”以为末命真出世祖，则为明帝所欺矣。

西昌侯鸾者，高帝次兄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时为右卫将军。郁林既立，鸾以遗诏为侍中、尚书令。王晏为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萧谌为后军将军，领殿内事。萧坦之为射声校尉。晏等并武帝旧人，郁林深加委信，而皆转附于鸾。晏本随世祖盆城。即位后，犹以旧恩见宠。领太孙右卫率。徐孝嗣领左卫率。世祖遗旨，以尚书事付晏及孝嗣，令久于其职。谌于太祖为绝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谌就世祖宣传谋计，留为腹心。世祖在东宫，谌

领宿卫。即位，为步兵校尉，斋内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参掌。

及卧疾延昌殿，敕谌在左右宿直。上崩，遗敕领殿内事如旧。坦之与谌同族。世祖时，亦以宗族见驱使。郁林深委信谌。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谌还乃安。坦之亦见亲信，得入内见皇后。高宗辅政，有所匡谏，惟遣谌及坦之，乃得闻达。郁林被废日，闻外有变，犹密敕呼谌焉。徐孝嗣为右仆射，转丹阳尹；孝嗣，聿之子。沈文季为护军将军，转领军；亦无所可否。惟中书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 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并为帝羽翼。帝又用阉宦徐龙驹为后 舍人，亦为帝心腹。鸾先启诛龙驹，帝不能违。奉叔者，盘龙子，父子并以勇名。《齐书》言帝谋诛宰辅，出奉叔为青州刺史，以为外援。高宗虑其一出不可复制，与萧谌谋，称敕召奉叔，于省内杀之。《南史》则云：明帝令萧谌、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镇树腹心。又说奉叔以方倍之重，奉叔纳其言。夫是时郁林所患，近在肘腋之间，青州孤寄海中，见第九章第五节。安能为援？《齐书》之言，其不实明矣。殆使谌、坦之胁帝出之，又乘奉叔自谓出外则可以无患，出不意而杀之也。《南史·恩幸传》云：有杜文谦者，吴郡钱塘人。钱塘，见第四章第三节。帝为南郡王，文谦侍五经文句。谓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尽粉灭，匪朝伊夕。不早为计，吾徒无类矣。”珍之曰：“计将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见摈斥，今召而使之，谁不慷慨？近闻王洪范与赵越常、徐僧亮、万灵会共语，皆攘袂捶床。君其密报周奉叔：使万灵会、魏僧勔杀萧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书斩萧令，两都伯力耳。其次则遣荆卿、豫让之徒，因谘事左手顿其胸，则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万世一时也。今举大事亦死，不举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珍之不能用。果收送廷尉，与奉叔、文谦同死。观此，知郁林羽翼，为鸾所翦除者多矣。时中书令何胤，以皇后从叔见亲，使直殿省。郁林与胤谋诛鸾，令胤受事，胤不敢当，依违杜谏，帝乃止。谋出鸾于西州。扬州刺史治所。在台城西，故称西州。中敕用事，不复关谘。帝谓萧坦之曰：“人言镇军与王晏、萧谌欲共废我，鸾时领镇军将军。似非虚传，兰陵所闻云何？”坦之尝作兰陵令，故称之。坦之曰：“天下宁当有此？谁乐无事废天子邪？昔元徽独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杀孙超、杜幼文等，故败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废立？朝贵不容造此论，政当是诸尼师母言耳。岂可以尼姥言为信？官若无事除此三人，谁敢自保？安陆诸王在外，宁肯复还？道刚之徒，何能抗此？”坦之之言，既以无废立之虞，宽譬郁林，又以有外患怵之，此郁林所以不敢有所举动也。然帝又曰：“兰陵可好听察，作事莫在人后。”其信坦之亦至矣。鸾既与谌、坦之定谋，曹道刚疑外间有异，密有处分，谌未能发。始兴内史萧季敞，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南阳太守萧颖胄，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并应还都。谌欲待二萧至，藉其威力以举事。鸾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谌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发，事无所复及。”谌皇遽。明日，谌领兵先入，杀曹道刚、朱隆之。时道刚直省，谌先入，若欲论事，兵随后奄进，以刀刺之，洞胸死。因进宫内废帝。直后徐僧亮甚怒，大言于众曰：“吾等荷恩，今日应死报。”又见杀。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系进。后宫斋内仗身，素隶服谌，莫有动者。此据《齐书·谌传》。《郁林纪》：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操弓楯欲拒战。谌谓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信之。及见帝出，各欲自奋。帝竟无一言。案帝时已以帛缠颈矣，又安能有言邪？遂弑帝而立其弟新安王昭文，是为海陵恭王。时隆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郁林之败，与宋之前后废帝相似而又不同。宋前后废帝皆多所诛戮，郁林则未戮一人。往史诬蔑之辞虽多，然细观之，犹可见其有性情，善容止，其文德实远在宋二废帝之上。《南史·本纪》曰：帝少美容止，好隶书。武帝特所钟爱。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之。进退音吐，甚有令誉。生而为竟陵文宣王所摄养，常在

袁妃间。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随住焉。性甚辩慧，哀乐过人。接对宾客，皆款曲周至。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择其中美貌者，皆与交欢。密就富市人求钱，无敢不与。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独住西州，每夜，辄开后堂，与诸不逞小人至诸营署中淫宴。凡诸小人，并逆加爵位。皆疏官名号于黄纸，使各囊盛以带之。许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又别作籥钩，兼善效人书，每私出还，辄扃籥封题如故，故人无知者。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闻之，相与谋曰：“若言之二宫，则其事未易。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打，及犬、物所伤，岂直罪止一身？亦当尽室及祸。年各已七十，余生宁足吝邪？”数日中，二人相系自杀，二宫不知也。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节其用度。帝谓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丧，哀容号毁，旁人见者，莫不呜咽。裁还私室，即欢笑酣饮，备食甘滋。葬毕，立为皇太孙。问讯太妃，截壁为，于太妃房内往何氏间，每入辄弥时不出。武帝往东宫，帝迎拜号恸，绝而复苏，武帝自下舆抱持之。宠爱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文帝薨，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杨婆。宋氏以来，人间有《杨婆儿哥》，盖此征也。武帝有疾，又令杨氏日夜祷祈，令宫车早晏驾。时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数日，疾稍危，与何氏书，纸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侍武帝疾，忧容惨戚，言发泪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辄哽咽不自胜。武帝以此，谓为必能负荷大业。谓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后，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临崩，执帝手曰：“若忆翁，当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敛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众乐。素好狗马。即位未逾旬，便毁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赐阉人徐龙驹，于其处为马埒。驰骑坠马，面额并伤，称疾不出者数日。多聚名鹰、快犬，以粱肉奉之。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迁内。裁入，即于内奏胡伎，鞞铎

之声，震响内外。自山陵之后，便于内乘内人车问讯，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间。因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与群小共作诸鄙亵，掷涂、赌跳、放鹰、走狗，杂狡狯。极意赏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每见钱，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即位未期岁，所用已过半，皆赐与诸不逞群小。诸宝器以相击剖破碎之，以为笑乐。及至废黜，府库悉空。其在内，常裸袒，着红紫锦绣新衣、锦帽、红縠裈、杂采袒服。好斗鸡，密买鸡至数千价。武帝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断用之。徐龙驹为后宫舍人，日夜在六宫房内。帝与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龙驹劝长留宫内，声云度霍氏为尼，以余人代之。皇后亦淫乱，斋通夜洞开，外内淆杂，无复分别。史之所言如此，虽极诬诋之能事，然其性情真挚，容仪温雅，固仍有隐然可见者。其诬罔，亦稍深思之即可知，不待一一辩正也。《南史·江夏王锋传》曰：工书，为当时蕃王所推。南郡王昭业亦称工，谓武帝曰：“臣书固应胜江夏王？”武帝答：“阇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业小名，阇梨锋小名也。此足与郁林善隶书之说相证明。工书之说不诬，知其哀乐过人，接对宾客，款曲周至等语，皆不虚矣。武帝之欲立孙，非偶然也。《安陆王子敬传》云：初子敬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为太子代太孙。子敬与太孙俱入，参毕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钝。”由此代换之意乃息。其说恐不足据。天王，胡三省曰：“谓天家诸王。”见《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注》。文帝，即文惠太子，郁林立追尊，庙号世宗。乃亦多作淫辞以诬之；不惟诬其身，抑且及其后；《南史·郁林王何妃传》云：妃禀性淫乱。南郡王所与无赖人游，妃择其美者，皆与交欢。南郡王侍书人马澄，年少色美，甚为妃所悦，常与斗腕较力，南郡王以为欢笑。又有女巫子杨珉之，亦有美貌，妃尤爱悦之，与同寝，处如伉俪。及太孙即帝位，珉之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为辅，与王晏、徐孝嗣、王广之并面请，不听。又令萧谌、坦之固请。皇后与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谓坦之曰：“杨郎好，年少无罪过，何可枉杀？”坦之耳语于帝曰：“此事别有一意，不可令人闻。”帝谓皇后为阿奴，曰：“阿奴暂去。”坦之乃曰：“外间并云：杨珉之与皇后有异情，彰闻遐迩。”帝不得已，乃为敕。坦之驰报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敕原之，而珉之已死。此等记载，岂近情理乎？正足见其胁君专杀耳。天下尚安有直道？使即以其言为实，天下又安有信史邪？

第三节 明帝诛翦高、武子孙

海陵既立，明帝遂大杀宗室，而其祸始于鄱阳王锵。锵，高帝第七子也。隆昌元年（494年），迁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锵雍容得物情，为郁林所依信。郁林心疑明帝，诸王问讯，独留锵，谓曰：“闻鸾于法身何如？”锵曰：“臣鸾于宗戚最长，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干，惟鸾一人，愿陛下无以为虑。”郁林退，谓徐龙驹曰：“我欲与公共计取鸾，公既不同，我不能独办，且复小听。”及郁林废，锵竟不知。延兴元年（494年），海陵年号，即郁林之隆昌元年也。进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镇东府，权威稍异。锵每往，明帝屣履至车迎锵，语及家国，言泪俱下，锵以此推信之。而宫、台内皆属意于锵，劝令入宫发兵辅政。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车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夹辅号令，粲等闭城门上仗，谁敢不同？宣城公政当投井求活，岂有一步动哉？海陵即位，明帝封宣城公。东城人政共缚送耳。”子隆欲定计，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且虑难捷，意甚犹豫。马队主刘巨，武帝时旧人，诣锵请间，叩头劝锵立事。锵命驾将入，复还回内，与母陆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宅害锵，谢粲等皆见杀。凡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斫关、排墙，叫噪而入，家财皆见封籍焉。遂杀子隆及安陆王子敬。子隆，武帝第八子；子敬，武帝第五子也。武帝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见惮，故与锵同夜见杀。时年二十一。子敬年二十三。第三子庐陵王子卿，代锵为司徒，寻复见杀。时年二十七。于是晋安王子懋起兵。子懋，武帝第七子也。武帝末刺雍州。隆昌元年（494年），移刺江州。闻鄱阳、随郡二王见杀，欲起兵赴难。与参军周英、防陆超之议，传檄荆、郢，入讨君侧。防 董僧慧攘袂曰：“此州虽小，孝武亦尝用之。今以勤王之师，横长江，指北阙，以请郁林之过，谁能对之？”于是部分兵将。母阮在都，遣书密欲迎上。阮报同产弟于瑶之为计。瑶之驰告明帝。于是纂严。遣中护军王玄邈、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讨。使军主裴叔业与瑶之先袭寻阳。声云为郢府司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业溯流直上，袭盆城。子懋闻叔业得盆城，乃据州自卫。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跃愿奋，叔业畏之，遣于瑶之说子懋曰：“今还都必无过忧，政当作散官，不失富贵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众情稍沮。中兵参军于琳之，瑶之兄也，说子懋重赂叔业。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说叔业，请取子懋。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城。琳之从二百人仗自入斋。子懋笑谓之曰：“不意渭阳，翻成枭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时年二十三。高帝第十五子南平王锐，时为湘州刺史。叔业仍进湘州。锐防 周伯玉大言于众曰：“此非天子意。今斩叔业，举兵匡社稷，谁敢不同？”锐典签叱左右斩之。锐见害。伯玉下狱诛。郢州刺史晋熙王銶，高帝第十八子。时年十六。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高帝第十六子。时年十八。皆见杀。时九月也。十月，复杀桂阳王铄，高帝第八子。衡阳王钧，高帝第十一子，出继衡阳元王道度。道度，高帝长兄也。钧时年二十二。江夏王锋，高帝第二子。锋有武力。明帝杀诸王，锋与书诘责，左右不为通。明帝深惮之。不敢于第收锋，使兼祠官于太庙，夜遣兵庙中收之。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防勒，锋以手击

却数人，皆应时倒地。遂逼害之。时年二十。建安王子贞，武帝第九子。时年十九。巴陵王子伦。武帝第十三子。时年十六。是月，以皇太后令，称帝早婴尪疾，降封为海陵王，而鸾即位，是为高宗明皇帝。改元建武。十一月，称王有疾，数遣御师觇视，乃殒之。时年十五。明年，建武二年（495年）。六月，诛西阳王子明，武帝第十子。年十七。南海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年十七。邵陵王子贞。武帝第十四子。年十五。永泰元年（498年）正月，复杀河东王铉，高帝第十九子。明帝诛高帝诸子，铉初以才弱年幼得全。及年稍长，建武四年（497年），诛王晏，以谋立铉为名，铉免官，以王还第，禁不得与外人交通。永泰元年（498年），明帝暴疾甚，乃见害。二子在孩抱，亦见杀。临贺王子岳，武帝第十六子。明帝诛武帝诸子，惟子岳及弟六人在后，时呼为七王。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永泰元年（498年），上疾甚，绝而复苏，于是诛子岳等。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明帝辄先烧香，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杀戮也。子岳死时年十四。司徒，胡三省曰：指帝弟安陆昭王缅。西阳王子文，武帝第十七子。年十四。衡阳王子峻，武帝第十八子。年十四。南康王子琳，武帝第十九子。年十四。永阳王子珉，武帝第二十子，明帝以继衡阳元王为孙。年十四。湘东王子建，武帝第二十一子。年十三。南郡王子夏，武帝第二十三子。年七岁。巴陵王昭秀，文惠太子第三子。年十六。桂阳王昭粲，文惠太子第四子。年八岁。于是高、武之子孙尽矣。高帝十九男：武帝外，豫章文献王嶷、临川献王映、长沙威王晃、安成恭王暠、始兴简王鉴，皆没于永明世。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皆早亡。其至郁林世者，惟武陵昭王晔殁于隆昌元年（494年），系善终。余皆为明帝所杀。武帝二十三男：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鱼复侯子响，事已见前。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廿二皇子早亡。余亦皆为明帝所杀。文惠太子四子，郁林、海陵外，即昭秀、昭粲也。王鸣盛曰：通计高帝之子孙

及曾孙三世，为明帝所杀者凡二十九人，而其子之见于史者，独有铉之二子，其实所杀必不止此数，当以其幼稚而略之也。

《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曰：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签赵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见武帝，相诬，晔遂免还。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此系南琅邪，治白下，见《齐书·本传》。白下，见第九章第三节。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秀后辄取子罕屐伞、饮器等，供其儿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系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典签吴修之不许，曰：“应谘行事。”乃止。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求衣食，必须谘访。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行事刘寅等，武帝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惟巴东？”武帝问其故。答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天王，释见上节。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诛异己者，诸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竟无一人相抗。又《恩幸传》曰：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士职。宋氏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蕃，素族出镇，莫不皆内出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宗悫为豫州，吴喜公为典签。悫刑政所施，喜公每多违执。悫大怒曰：“宗悫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喜公稽颡流血，乃止。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间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刘道济、柯孟孙等奸慝发露，虽即显戮，而权任之重不异。明帝辅政深知之，始制诸州急事，宜密有所论，不得遣典签还都，而典签之任轻矣。案《萧谌传》言：谌回附明帝，劝行废立，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亲要日久，众皆惮而从之。然则明帝之翦戮诸王，内外皆得典签之力，故能深知其弊，而思所以渐戢之也。众建亲戚，不过欲藉作屏藩，至于以幼小莅之，则其权不得不更有所寄；即长大而昏愚者，亦何独不然；于是本意失而更滋他祸矣。私天下之制，亦何一而可哉？吴喜公即吴喜，其人饶权略，亦有武干，而已不能制一衰迟之宗悫，果有桀骜欲擅土者，典签又岂足以制之？而不见童 之子响，畏耎之子懋乎？

高、武子孙虽尽，而萧谌及王晏，亦旋见诛夷，并及其子弟亲族。谌以建武二年六月诛。兄诞，为司州刺史，以梁武帝为别驾，使诛之。弟，与谌同豫废立，时方领军解司州围，于其还日诛之。晏之诛以四年正月。《晏传》云：高宗虽以事际须晏，而心相疑斥。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劝诛晏，帝曰：“晏于我有勋，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帝默然变色。时帝常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伧人鲜于文粱，与晏子德元往来，密探朝旨，告晏有异志。世范等又启上云：“晏谋因四年南郊，与世祖故旧主帅于道中窃发。”未郊一日，敕停行。元会毕，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子德元、德和俱被诛。晏弟诩，为广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将司马萧季敞袭杀之。太祖从子景先，与世祖款昵，常相随逐。建武世为中领军。其子毅，性奢豪，好弓马，为高宗所疑。晏败，并陷诛之。华林省，胡三省曰：省在华林园，故名。惟徐孝嗣爱好文学，不以权势自居，故得见容于建武之世焉。晏诛，以孝嗣为尚书令。王敬则以隆昌元年（494年），出为会稽太守。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恐。帝虽外厚其礼，亦内相疑备。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三年中，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武进，见第五章第二节。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慰之。永泰元年（498年），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置兵密防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朓，敬则女夫。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朓执岳，驰启之。敬则乃起兵，率实甲万人过江。张瓌遣将吏三千人迎拒于松江，闻敬则军鼓声，一时散走。瓌弃郡逃民间。朝廷遣左兴盛、刘山阳等三千余人筑垒于曲阿长冈。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沈文季为持节都督，屯湖头湖谓玄武湖。备京口路。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儋篙荷锸随逐之，十余万众。遇兴盛、山阳二寨，尽力攻之。官军不敌，欲退，而围不开，各死战。马军主胡松领马军突其后。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大败。兴盛军容袁文旷斩之。《梁书·丘仲孚传》：为曲阿令，王敬则反，乘朝廷不备，反问始至，而前锋已届曲阿。仲孚谓吏民曰：“贼乘胜虽锐，而乌合易离。今若收船舰，凿长冈埭泻演水以阻其路，得留数日，台军必至，则大事济矣。”敬则军至，值渎涸，果顿兵不得进，遂败散。子世雄、季哲、幼隆、少安在京师，皆见杀。长子元迁，领千人于徐州击虏，敕徐州刺史徐元庆杀之。

敬则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子恪，豫章文献王嶷子。高宗虑有同异，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及江陵公宝览等住中书省，宝义，明帝长子。宝览，安陆昭王缅之子。高、武诸孙住西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过此依军法。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太医煮药，都水办数十具棺材，须三更当悉杀之。子恪奔归，二更达建阳门。刺启时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书舍人沈徽孚与帝所亲左右单景雋共谋，少留其事。须臾，帝觉，景雋启子恪已至。惊问曰：“未邪？”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还第。《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南史·豫章王嶷传》云：子恪，建武中为吴郡太守。敬则反，以奉子恪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劝上并诛高、武诸子孙。于是并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余人人永福省。令太医煮椒二斛，并命办数十具棺材。谓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则一时赐死。”期三更当杀之。会上暂外，主书单景雋启依旨毙之。徽孚坚执，曰：“事须更审。”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故当未赐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抚床曰：“遥光几误人事。”及见子恪，顾问流涕。诸侯悉赐供馔。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说少不同，恐不如《齐书》之可信。明帝之猜忌好杀，初无待于遥光之教。又士大夫之见解，往往右护同类，而薄视所谓佞幸者流，实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亦不能以寸耳。观《南史》以高、武诸孙之获全，悉归功于沈徽孚，而谓单景雋早欲相毙，亦可见其说之久经传述，已遭改易也。

第四节 齐治盛衰

萧齐诸主，猜忌杀戮，固略与刘宋相同，而其政事之得失，亦复相类。齐高帝性极节俭。当其辅政时，即罢御府，省尚方诸饰玩。升明二年（478年），又上表禁民间华伪，凡十七条。即位后，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停太官池籞之税。《陈显达传》云：上即位，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烝一盘，上即以充饭。《本纪》言：帝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后宫器物、阑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着紫皮履。华盖除金华瓜，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风易俗云。庶几媲美宋武帝矣。然及武帝，即稍陵夷。武帝永明元年（483年），诏还郡县丞、尉田秩。又诏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南史·恩幸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五年（487年），诏“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此皆不得谓非善政。然帝性实猜忌、刻薄。故史虽称其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然又云：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尝恨之，未能遽绝。《南史·豫章王嶷传》言：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嶷后房亦千余人，则《本纪》之言，已为婉约矣。而帝之失德，尤在拒谏。《嶷传》又言：颍川荀丕，献书于嶷，极言其失。嶷咨嗟良久，为书答之，为之减遣。而丕后为荆州西曹书佐，上书极谏，其言甚直，竟于州狱赐死。《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言：帝好射雉，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帝虽为止，久之，超竟被诛。此则绝似宋孝武矣。其施政亦近严酷。永明三年（485年），冬，富阳人唐寓之以连年检籍，百姓怨望，聚党连陷桐庐、富阳、钱塘、盐官、诸暨、余杭。富阳，秦富春县，晋改曰富阳，今浙江富阳县。桐庐，吴县，在今浙江桐庐县西。钱塘，见第四章第三节。盐官，吴县，今浙江海宁县。诸暨，秦县，今浙江诸暨县。余杭，见第四章第三节。明年，遂僭号于钱塘。帝遣禁兵数千人平之。台军乘胜，百姓颇被掠夺。上闻之，收军主陈天福弃市，刘明彻免官、削爵，付东冶。天福，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齐书·沈文季传》。此诚可谓能整饬纲纪。然豫章王嶷因此陈检籍之非，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已为义勇所破，官军昨至，今都应散灭。吾正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又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亦见《沈文季传》。此则殊非仁者之言也。

明帝亦颇节俭。在位时，尝罢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建武元年十一月。废文惠太子所起东田，斥卖之。建武二年十月。断远近上礼。建武元年十月。又诏：“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十一月，诏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虽任土恒贡，亦为劳费，自今悉断。”是月，立皇太子，又诏“东宫肇建，远近或有庆礼，可悉断之。”二年（484年）十月，纳皇太子妃褚氏，亦断四方上礼。细作、中署、材官、车府诸工，悉开番假，递令休息。建武元年十一月。申明守宰六周之制。建武三年正月。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详减旧价。建武四年十一月。《本纪》言：帝于永明中舆、辇、舟乘，悉剔取金银还主衣库。世祖掖庭中宫殿、服御，一无所改。《皇后传》言：太祖创命，宫禁贬约。毁宋明之紫极，革前代之逾奢。衣不文绣，色无红采。永巷贫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运藉休平。寿昌前兴，凤华晚构，香柏文柽，画梁绣柱。雕金镂宝，颇用房帷。赵瑟吴趋，承闲奏曲。岁费旁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无损国储。高宗仗素矫情，外行俭陋，内奉宫禁，曾莫云改。《萧颖胄传》云：上慕俭约，欲铸坏大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豫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此等颇近深文。《南史·本纪》言：帝用皂荚讫，授余滦与左右，曰：“此犹堪明日用。”太官进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此虽高帝，何以尚之？要之帝之俭德，实在武帝之上，更无论宋孝武、明帝也。帝亦有吏才。《本纪》云：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良政传》云：“永明继运，垂心治术，仗威善断，犹多漏网。明帝自在布衣，晓达吏事。君临亿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肃震。”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当时之人民，必有实受其益者矣。《传》又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

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此则时会为之，不能归咎于人事也。惟帝之迷信，亦与宋明帝同。史言其每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自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径过宫内，致帝有疾。后湖，玄武湖。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秦淮。会崩，事寝。此则亦由顾虑祸福大甚，有以致之也。

齐世政事，亦皆在佞幸手中。《幸臣传》云：“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制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幸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其“尚书八坐、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咸皆冠冕缙绅，任疏人贵。伏奏之务既寝，趋走之劳亦息”矣。《幸臣传》所列者，为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吕文度五人。僧真、系宗，并高帝旧人，与于禅代之事。法亮，武帝江州典签。文显亦逮事高帝。文度则武帝镇盆城时知军队杂役者也。僧真、系宗，高帝世已为中书舍人，法亮、文显，则武帝时为舍人，其任遇并历明帝世无替。文度则武帝时为制局监云。《幸臣传》言：吕文显与茹法亮等，迭出入为舍人，并见亲幸。四方饷遗，岁各数百万。并造大宅，聚山开池。《南史·法亮传》云：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斋也。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郁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时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货贿交至，旬月之间，累至千金。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赞》又言其“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南史·吕文显传》云：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其后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礼。王俭闻之，谓上曰：“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仍奏文显等专擅愆和，极言其事。上虽纳之，而不能改也。案《齐书·佞幸传》云：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严。吕文显尝在殿侧欬声高，上使茹法亮训诘之，以为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隶，莫敢有言也。虎贲中郎将潘敞，掌监功作，上使造禅灵寺，新成，车驾临视，甚悦。敞喜，要吕文显私登寺南门楼。上知之，系敞尚方，而出文显为南谯郡守，久之乃复。不能总揽事权，徒恃是等小数，诚无益耳。“制局小司，专典兵力。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民役，行留之仪，请托在手。断割牢廪，卖弄文符。害政伤民，于此为蠹”云。案江左士大夫，大抵优哉游哉，不亲细务，欲求政事之修举，诚不能不任寒人；而此曹综核之才，亦容有过人者。明帝言：“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言自非无因。然此辈徒能釐务，不识远猷；持守文法或有余，开拓心胸则不足，欲与之大有为则难矣。齐初所尊者褚渊，所任者王俭，皆赞成禅让，以取富贵之徒，不徒不逮刘穆之，尚远在宋文帝所任诸臣之下也。此其为治之规模，所以尚不若宋氏欤？

第五节 东昏时内外叛乱

永泰元年（498年）七月，明帝崩。帝长子巴陵隐王宝义，少有废疾，故立次子宝卷为太子。及是即位，是为东昏侯。明帝兄始安靖王凤卒于宋世。三子：曰遥光，遥欣，遥昌。遥光袭爵。《齐书·遥光传》云：高宗篡立，遥光多所规赞。性惨害。上以亲近单少，憎忌高、武子孙，欲并诛之，遥光计画参议，当以次施行。河东等七王一夕见杀，遥光意也。遥欣，建武元年（494年），为荆州刺史。《齐书》本传云：高宗子弟弱小，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陕西，见第九章第三节。永泰元年（498年），以雍州虏寇，诏遥欣领刺史，移镇襄阳，虏退不行。《梁书·刘季连传》云：季连，思考子。思考，遵考从父弟也。季连为遥欣长史。遥欣至州，多招宾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恶之。季连族甥琅邪王会，为遥欣谘议参军。遥欣遇之甚厚。会多所慠忽，于公坐与遥欣竞侮季连。季连憾之，乃密表明帝，称遥欣有异迹。明帝纳焉。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连，四年（501年），建武。以为益州刺史，令据遥欣上流。盖明帝虽忌遥欣，然任其兄弟久，故未能遽去之也。江祏者，姑为景皇后，始安贞王妃追尊。少为高宗所亲，恩如兄弟。高宗之崩，祏为右仆射，弟祀为侍中，刘暄为卫尉，暄，明帝后弟。遥光为中书令，徐孝嗣为尚书令，萧坦之为领军将军，六人更日帖敕，时呼为六贵。高宗虽顾命群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动止关谘。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夺，坦之虽时有异同，而祏坚意执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祀议欲立江夏王宝玄明帝第三子。刘暄初为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不同祏议。欲立建安王宝寅。明帝第六子。密谋于遥光。遥光自以年长，属当鼎命，微旨动祏。祀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迟疑久不决。初谢朓以启王敬则反谋，明帝甚嘉赏之，迁尚书吏部郎。祏与祀密谓朓曰：“江夏年少轻脱，不堪负荷神器，不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亲人刘渢，《南史·渢传》云：渢妹适江祏弟禧。与祏兄弟异常。自尚书比部郎为遥光谘议，专知腹心任。时遥光任当顾托，朝野向渢如云，渢忌之，求出为丹阳丞。虽外迁，而意任无改。密致意于朓，欲以为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卫尉。朓惧见引，即以祏等谋告左兴盛、刘暄。兴盛不敢言。祏闻，以告遥光。遥光大怒。乃称敕召朓，仍回车付廷尉，与孝嗣、祏、暄等连名启诛朓。案朓本疏逖，特以文章见知，祏、祀、遥光等，何必与之谋议？则朓初必参与密计可知。云以受恩高宗，不答刘渢，恐非其实也。朓临败，叹曰：“我虽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夫敬则子虽有命，敬则则未有反谋，小子何能为？朓遽告之，其倾险可想。一时人士皆如此，安得不乱哉？江祏既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昙庆于青溪道中刺暄。昙庆见暄部伍人多，不敢发。事觉，暄告祏谋。帝处分收祏兄弟，同日见杀。祀弟禧早卒。有子廞，年十二，闻收至，赴井死。时永光元年七月也。遥光与遥欣密相影响。遥光当据东府号令，使遥欣便星速急下。潜谋将发，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诛。帝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惧，还省，便阳狂号哭。自此称疾不复入台。遥昌先卒寿春，豫州部曲皆归遥光。及遥欣丧还葬武进，见第五章第二节。停东府前渚，荆州众送者甚盛。帝诛江祏后，虑遥光不自安，欲转为司徒还第，召入喻旨。遥光虑见杀。八月十二日，晡时，收集二州部曲，召刘渢及诸伧楚，欲以讨刘暄为名。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历生随信便至。劝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台。城谓东府城。《南史·刘渢传》云：及遥

光举事旦方召渢。渢以为宜悉呼佐史。渢之徙丹阳丞也，遥光以萧懿第四弟畅为谘议，领录事。及召入，遥光谓曰：“刘暄欲有异志，今夕当取之。”遥光去岁暴风，性理乖错，多时方愈。畅曰：“公去岁违和，今欲发动。”顾左右急呼帅视脉。遥光厉声曰：“谘议欲作异邪？”因诃令出。须臾，渢入。畅谓曰：“公昔年风疾今复发。”渢曰：“卿视今夕处分云何，而作此语？”及迎垣历生至，与渢俱劝夜攻台。既不见纳，渢、历生并抚膺曰：“今欲作贼，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灭族矣。”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晓，遥光戎服出听事，停舆处分，上仗登城，行赏赐。历生复劝出军。遥光不肯，望台内自有变。至日中，台军稍至，围东城三面。十五日，遥光咨议参军萧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庆之孙，文叔子。潜自南出，济淮还台。人情大沮。十六日，垣历生从南门出战，因弃矟降曹虎军。虎命斩之。遥光大怒，于床上自竦踊。使杀历生儿。其晚，台军射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遥光还小斋，帐中著衣帢坐，秉烛自照。令人反拒斋，皆重关。左右并逾屋散出。遥光闻外兵至，吹灭火，扶匐下床。军人排 入，于暗中牵出斩首。时年三十二。此等人而亦作贼，岂不哀哉？刘渢遁走，还家园，为人所杀。此据《齐书·遥光传》，乃当时情实也。《南史·渢传》云：父绍，仕宋，位中书郎。渢母早亡，绍被敕纳路太后兄女为继室。渢年数岁，路氏不以为子。奴婢辈捶打之无期度。渢母亡日，辄悲啼不食，弥为婢辈所苦。路氏生溓，渢怜爱之，不忍舍，恒在床帐侧。辄被驱捶，终不肯去。路氏病经年，渢昼夜不离左右。每有增加，辄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爱遂隆。路氏富盛，一旦为渢立斋宇、筵席，不减侯王。溓有识，事渢过于同产。事无大小，必谘兄而后行。及遥光败，沨静坐围舍。溓为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复肯去。渢曰：“吾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无相守同尽。”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间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独生？”因以衣带结兄衣。俱见杀。何胤闻之，叹曰：“兄死君难，弟死兄祸，美哉！”此则加以文饰矣。《南史·遥光传》曰：“天下知名之士：刘渢，渢弟溓，陆闲，闲子绛，司马端，崔庆远皆坐诛，”亦此等议论也。渢之为乱党无疑，其弟盖亦邂逅致死耳。其内行之矫伪，不问可知。乃当时之人，曲称美之如此，其时安得不乱哉？诏殓葬遥光尸，原其诸子。《南史·遥光传》云：“东昏为儿童时，明帝使与遥光共斋居止，呼遥光为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诛后，东昏登旧宫土山望东府，怆然呼曰‘安兄’，乃呜咽，左右不忍视。见思如此。”此可见东昏之性情，尚颇温厚，而遥光之罪不容诛也。

江祏兄弟之欲立遥光也，密谓萧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复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耳。”持母丧还宅。宅在东府城东。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头着裈逾墙走。间道还台。假节督众军讨遥光。事平二十余日，帝遣延明主帅黄文济延明，殿名。领兵围坦之宅，杀之。子赏亦伏诛。遂杀曹虎及刘暄。虎，武帝腹心，明帝本忌之，故亦见杀焉。诸子长成者皆伏诛。时九月也。

遥光之反也，遣三百人于宅掩取尚书右仆射沈文季，欲以为都督。而文季已还台。明日，与徐孝嗣守卫宫城，戎服共坐南掖门上。孝嗣欲要文季以门为应。四五目之，文季辄乱以他语，乃止。虎贲中郎将许准劝孝嗣行废立。孝嗣欲候东昏出游，闭城门，召百僚集议废之。虽有此怀，终不能决。文季托老疾，不预朝机。兄子昭略谓曰：“阿父年六十，为员外仆射，谓为仆射而不与事。欲求自免，岂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十月与孝嗣俱被召入华林园，赐药。昭略亦被召，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孝嗣曰：“始安事吾欲以门应之，贤叔若同，无今日之恨。”孝嗣长子演，尚武帝女武康公主；三子况，尚明帝女山阴公主；俱见杀。昭略弟昭光，闻收兵至，家人劝逃去，昭光不忍舍母，入执母手悲泣，遂见杀。昭略兄子昙亮，已得逃去，闻昭光死，乃曰：“家门屠灭，独用生何为？”又绝吭死。哀哉！是时之君臣，可谓俱不保其命矣。

六贵皆除，自宋以来，屠戮宗戚、大臣，未有若此之全胜者也，而患又起于外。敌可尽乎？于以见猜防杀戮之终无益，而执权势者当以与人同利害为尚矣。明帝之末，索虏寇雍州，诏太尉陈显达往救。永元元年（499年）二月，败绩于马圈。事见下章。东昏以显达为江州刺史。初王敬则事起，遥光启明帝，虑显达为变，欲追军还。事寻平，乃寝。显达亦怀危怖。及东昏立，弥不乐还京师。得此授甚喜。已闻京师大相杀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传闻当遣兵袭江州，惧祸。十一月，十五日，举兵。破台军于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十二月十三日，至新林。潜军渡取石头，北上袭宫城。显达马矟，从步军数百人，于西州前与台军战，西州，见第二节。再合大胜。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被杀。时年七十三。诸子皆伏诛。

陈显达年老气衰，且夙无大略，其举兵，乃欲以急速徼幸于一胜耳，自未足为大患，而梁武帝萧衍据雍州，遂为齐室之大敌焉。衍，顺之子。史言其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故当齐明篡夺之际，衍颇与其谋。然其志不止于此也。建武四年（497年），魏孝文帝自率大军逼雍州，刺史曹虎渡沔守樊城。虎旧武帝腹心，明帝忌之，欲使刘暄为雍州。暄不愿出外，因江祏得留。乃以衍监雍州。明帝崩，遗诏以衍为刺史。陈显达之围建业也，豫州刺史裴叔业遣司马李元护率军来赴，实应显达也，显达败而还。东昏徙叔业为南兖。叔业以其去建业近，不欲。茹法珍等疑其有异志。去来者并云叔业将北入。叔业兄子植、飏、粲等，并为直、殿内驱使，弃母奔寿阳。说叔业以朝廷必见掩袭。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场，急则引虏，且欲羁縻之，遣其宗人中书舍人长穆慰诱之，许不复回换。叔业忧惧不已，遣亲人马文范访衍曰：“天下之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立理。雍州若能坚据襄阳，辄当戮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范报曰：“群小用事，岂能及远？多遣人相代，力所不办；少遣人，又于事不足；意计回惑，自无所成。惟应遣家还都以安慰之，自然无患。若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至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处，河南公宁可复得？如此，则南归之望绝矣。”衍之言如此，可见其早有异图，而其志又非叔业之比也。叔业遣子芬之等还质京师。又遣信诣虏豫州刺史薛真度，魏豫州此时治县瓠。具访入虏可否。真度答书劝以早降，云“临迫而来，便不获多赏”。数反，真度亦遣使与相报复，乃遣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等奉表降虏。永元二年（500年）正月，虏以为豫州刺史。二月，以萧懿为豫州刺史往征。懿，衍之兄也。叔业寻死。植以寿春降虏。三月，朝廷复遣护军崔慧景往征，而变故复起。

时慧景以年宿位重，不自安。江夏王宝玄镇京口。宝玄娶徐孝嗣女，孝嗣被诛，离绝恨望，密有异计。闻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兴说其北取广陵，身举州以相应。慧景响应。时庐陵王宝源，明帝第五子。长史萧寅、司马崔恭祖守广陵。慧景以宝玄事告恭祖。恭祖先无宿契，口虽相和，心实不同。还以事告寅，共为闭城计。慧景袭取之。慧景子觉，为直 将军，慧景密与之期，及是至，使领兵袭京口。宝玄本谓大军并来，见人少，失望，拒觉，走之。已而恭祖及觉以精兵八千济江。恭祖心本不同，至蒜山，在今江苏丹徒县西。欲斩觉，以军降，不果。觉等军器精严。谘议柳灯、长史沈佚复劝宝玄应觉。帝闻变，以右卫将军左兴盛督都下水陆众军。慧景率大众一时济江趣京口。宝玄仍以觉为前锋，恭祖次之，慧景领大都督，为众军节度。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皆溃。左兴盛走，慧景禽杀之。称宣德皇后令，文惠太子妃王氏。废帝为吴王。先是陈显达起事，王侯复入宫，竟陵王子良子巴陵王昭胄，惩往时之惧，谓王敬则事起，明帝召诸王侯入宫。与弟永新侯昭颖，逃奔江西，变形为道人。慧景举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意更向之，故犹豫未知所立。此声颇泄，灯、恭祖始贰于慧景。萧懿自历阳步道征寿阳，时在小岘。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小岘，见第九章第二节。帝遣密使告之。懿率军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济，顿越城。见第四章第三节。慧景遣觉将精甲数千人度南岸，大败。人情离沮。崔恭祖与骁骑刘灵运诣城降。慧景乃将腹心数人潜去。至蟹浦，在白下西南。投渔人大叔荣之。荣之故慧景门人，时为蟹浦戍。为所斩。时年六十三。觉亡命，为道人，见执，伏法。宝玄逃奔，数日乃出，杀之。昭胄兄弟投奔胡松，各以王侯还第。不自安。子良故防 桑偃，为梅虫儿军副，结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遣人说胡松。松许诺。事泄，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

崔慧景之难甫平，萧懿之祸又起。《梁书·武帝纪》云：东昏即位，高祖谓从舅张弘策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诣郢，陈计于懿：“宜召诸弟，以时聚集。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可得与时进退。”懿闻之，变色，心弗之许。弘策还，高祖乃启迎弟伟及憺至襄阳。《南史·懿传》言：懿之讨裴叔业，武帝遣典签赵景悦说懿：“兴晋阳之甲，诛君侧之恶。”懿不答。及崔慧景入寇，驰信召懿，懿时方食，投箸而起，率锐卒三千入援。武帝驰遣虞安福下都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还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人，必生后悔。”长史徐曜甫亦苦劝，并不从。案《梁书》无懿传，懿事见其子《长沙嗣王业传》，与《南史·懿传》，均无懿罢益州行郢州之文；而《南史·懿传》，将武帝遣虞安福说懿之事，叙在懿破慧景之前，其事决不容如是之速；故颇启后人疑窦。《廿二史札记》谓懿在历阳，闻诏即赴，一二日已达京师，败慧景，时武帝方在襄阳，距京师二千里，岂能逆知其事，而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然《南史·懿传》，初无武帝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之明文，不过叙次失当；又其叙景福语，亦若在未平慧景之先者然，此则简策所载，原非唇吻所宣，不过约举其意，不容以此为难；罢益州行郢州事，《梁书·张弘策传》亦云然；似不应疑其子虚也。可见武帝之图齐久矣。然懿亦非必纯臣。懿既平慧景，授侍中、尚书右仆射。未拜，仍迁尚书令，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弟畅为卫尉，掌管钥。《梁书·安成康王秀传》。《梁书·安成康王秀传》云：东昏日夕逸游，出入无度，众颇劝懿，因其出举兵废之，懿不听。《长沙嗣王业传》云：茹法珍等说东昏曰：“懿将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东昏信之，将加酷害。而懿所亲知之，密具舟江渚，劝令西奔。懿曰：“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遂遇祸。《南史·懿传》，以具舟江渚者为徐曜甫。云懿寻见留省赐药，与弟融俱陨。谓使者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一似懿为愚忠之徒者。其实人能自拔于风气之外者甚鲜，一时之人，处相同之境地中，其情每不甚相远。当南北朝之世，上下交征，习于争夺相杀，安得有此纯臣？况懿与齐氏有不共之仇乎？《梁书·安成康王秀传》言：帝左右既恶懿勋高，又虑废立，并间懿。懿亦危之。自是诸王侯咸为之备。及难作，临川王宏以下诸弟侄，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师，而罕有发觉。惟桂阳王融及祸。高祖义师至新林，秀与诸王侯并自拔赴军。高祖兄弟九人：长沙宣武王懿，桂林简王融，为齐东昏侯所杀。永阳昭王敷，衡阳宣王畅，皆前卒。南平元襄王伟，始兴忠武王憺，高祖启迎至襄阳。临川静惠王宏，安成康王秀，鄱阳忠烈王恢，皆高祖兵至新林乃出迎。可见其非无备豫；且其在京师，党羽未尝不众多也。东昏之作事，诚不可不谓之速，然敌不可尽，而荆、雍之兵旋起矣。

第六节 梁武代齐

梁武在雍州，颇饬武备，《本纪》云：至襄阳，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及建牙，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然其地距建业远，且荆、郢扼其冲，使荆、郢与建业同心，武帝虽有雄图，亦未必能有所为也。乃荆州旋与之同，而风云遂急。此则当时事势之艰难，不能不为身当其局者扼腕者矣。

萧懿之死也，东昏侯先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巴西、梓潼，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领兵三千，就萧颖胄共袭雍州。颖胄者，高帝从祖弟赤斧之子。时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颖胄为长史，行府、州事。《齐书·颖胄传》云：梁王将起义兵，虑颖胄不识机变，遣王天虎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或劝同义举。颖胄意犹未决。山阳至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迟回十余日不进。梁王复遣天虎赍书与颖胄，陈设其略。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义举。颖胄乃与梁王定契。斩天虎首，送示山阳。发百姓牛、车，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十一月十八日，山阳至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伏兵斩之。驰驿送山阳首于梁王。《梁书·颖胄传》云：山阳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呼席阐文、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亦劝焉。《忱传》语意略同。既畏襄阳，复虞建业，此为荆州同雍之实情，而山阳之畏懦不前，亦有以授之隙。《梁书·本纪》云：高祖遣参军王天虎、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及山阳西上，高祖谓诸将曰：“我能使山阳至荆，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山阳至巴陵，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谓张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书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疑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一似颖胄、山阳，全落武帝度内者，此则夸侈附会之辞，非其实也。

颖胄既杀刘山阳，乃传檄京邑，声东昏侯之罪。以梁武为左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颖胄为右将军，都督行留诸军事。《梁书武帝纪》：颖胄使告高祖：时月失利，当须来年二月，乃可进兵。高祖答以“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藉一时骁锐，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然高祖实仍至明年二月，然后进兵。而《纪》又载曹景宗及王茂，劝迎南康王于襄阳然后进军之说，则荆、雍兵之东下，并不甚速，且二州间亦不无猜疑，惜乎东昏之无以乘之也。永元三年（501年），即和帝中兴元年。宝融称相国。三月，称帝于江陵，是为和帝。以颖胄为尚书令，监八州军事，行荆州刺史。

梁武帝以二月发襄阳。以王茂、曹景宗为前军。时张冲为郢州刺史，东昏遣薛元嗣等领兵及粮运百四十余船送冲。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东昏敕留守鲁山。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鲁山，见第七章第三节。僧寄谓冲曰：“臣虽未荷朝廷深恩，实蒙先帝厚泽，荫其树者不折其枝，实欲微立尘效。”冲深相许诺，共结盟誓。乃分部拒守。冲遣军主孙乐祖数千人助僧寄，据鲁山岸立城垒。茂等至汉口，轻兵济江逼郢城。冲置阵据石桥浦。茂等与战，不利。诸将议欲并军围郢，分兵以袭西阳、武昌。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梁武言：汉口不阔一里，若悉众前进，贼必绝我军后。乃命王茂、曹景宗济岸，与荆州所遣邓元起等会于夏首，而自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游遏江中，绝郢、鲁信使。三月，张冲卒，众推薜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荆州又遣萧颖达领兵来会。颖达，颖胄弟。五月，东昏遣吴子阳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见第九章第二节。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赍颖胄等议，谓高祖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高祖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厌汉口，连络数州。今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搤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郦生已足，脱距王师，故非三千能下，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贼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诒其忧？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诒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恃镇军静镇之耳。”此言缘饰非事实。《南史·吕僧珍传》言：武帝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独不肯，累日乃见从。则当时实有情见势绌者。盖武帝之顿兵汉口，非徒与敌争锋，亦欲自通运路。济师益饷，持此为枢，势固不容轻释。然顿兵坚城，实犯兵家之忌。敌军援至，锐气方新，决战既无必胜之机，出奇又苦兵力不足。使不能一战而胜，成败正未可知也。子阳进据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州带水，筑栅垒以自固。加湖，《南史·韦叡传》作茄湖，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南。房僧寄死，众推助防张乐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等袭加湖。子阳大溃，窜走。众尽溺于江，茂虏其余而还。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张乐祖、

程茂、薛元嗣相继请降。先是东昏遣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加湖之捷，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说伯之。反命，求未便进军。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乃命邓元起率众，即日沿流。八月，高祖登舟，命诸将以次进路。《梁书·张弘策传》曰：郢城平，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直指京邑。以计语弘策。弘策与高祖意合。又访宁远将军庾域，域又同。乃命众军即日上道。按是时兵势已强，下流之兵，新遭摧挫，卒难更集，风利不泊，愚智所知，断无顿兵不进之理，盖颖达等皆为荆州，不欲高祖遽成大功也。伯之收兵，退保湖口，鄱阳湖入江之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高祖至，乃东甲请罪。于是上流兵势，如风利不得泊矣，其关键，实全在加湖一战也。

时外患未平，而内乱又作。张欣泰者，兴世子。崔慧景围城，欣泰入城领军守备。东昏侯以为雍州刺史。欣泰与弟欣时密谋，结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谯太守王灵秀、南谯，宋郡，在今安徽巢县东。直 将军鸿选等十余人并同契。会帝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等相送中兴堂。宋孝武帝即位新亭，改新亭曰中兴堂。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坐斫杀元嗣、明泰。虫儿亦被创。居士逾墙得出。法珍散走还台。时明帝第六子建安王宝寅镇石头，灵秀往迎，率城内将吏见力，载向台城。至杜姥宅，见第九章第八节。城上人射之，众散。欣泰初闻事发，驰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城内处分，必尽见委，表里相应，因行废立。既而法珍得返，处分闭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选在殿内，亦不敢发。少日，事觉，欣泰、松等皆伏诛。宝寅逃亡之日，戎服诣草市尉。胡三省曰：台城六门之外，各有草市，置尉司察之。尉驰以启帝。帝迎宝寅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由。帝笑，复其爵位。

江州既破，梁武帝遂乘胜东下。时东昏侯以申胄监豫州事，屯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张瓌镇石头。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九月，梁武前军次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申胄弃姑熟走。军东进，李居士迎战，败绩。新亭城主江道林出战被禽，余众散走，退保朱爵，即朱雀门。冯淮以自固。十月，东昏侯遣王珍国三万人陈于航南。珍国，广之子，时为青、冀二州刺史，梁武兵起，召还京师。三万人据《齐书·东昏侯纪》。《梁书·武帝纪》云十余万人，乃侈辞也。开航背水，以绝归路。又败绩。投淮死者，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以济。朱爵诸军望之皆溃。东昏悉焚烧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实甲七万。亦据《东昏纪》。《梁书·武帝纪》云：有众二十万。梁武命诸军筑长围。时张稷以侍中兼卫尉，都督城内诸军，稷，瓌之弟。王珍国结其腹心直 张齐以要之，稷许诺。十二月，珍国于卫尉府勒兵入弑帝，奉首归梁武。时年十九。和帝之立，遥废帝为涪陵王，至是，又以宣德太后令，废为东昏侯。胡三省曰：荆、雍在西，谓帝以昏虐居东。

南北朝时，史所言无道之主甚多，其胪举罪状，连篇累牍，尤未有若东昏之甚者，然其见诬亦恐最甚也。史所言者：曰好弄而荒于政事也。《南史·本纪》云：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又云：自江祏、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远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阉竖以纸苞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裁竟，便还殿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会，忽遽而罢。又云：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帝小有得失，潘则予杖。乃敕虎贲威仪，不得进大荆子，内不得进实中荻。虽畏潘氏，而窃与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舆，宫人皆露裈着缘丝屩，帝自戎服骑马从后。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曰四出游走也。《南史·纪》又云：太子所生母黄贵嫔早亡，令潘妃母养之。拜潘氏为贵妃。乘外舆，帝骑马从后。著织成袴褶、金薄帽，执七宝缚矟。又有金银校具、锦绣诸帽数十种，各有名字。戎服急装，缚裤上着绛衫，以为常服。不变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要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驰去。马乘具用锦绣处患为雨所湿，织杂采珠为覆蒙，备诸雕巧。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玳瑁帖箭。每出，辄与鹰犬队主徐令孙、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左右争逐之。又云：陈显达卒，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吏司奔驱，叫呼盈路，打鼓蹋闱，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临时驱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应手格杀。百姓无复作业，终日路隅。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里，皆空家尽室。巷陌县幔为高障，置人防守，谓之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绕宛转，周遍都下。老小震惊，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疾患困笃者，悉掆移之。无人掆者，扶匐道侧，吏司又加捶打，绝命者相系。从骑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无不荡尽。工商莫不废业，樵苏由之路断。至于乳妇、昏姻之家，移产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为监司所问，推至水中，泥覆其面，须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殓，家人被驱，不得留视，及家人还，鼠食两眼都尽。如此非一。又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当产不去，帝入其家，问何独在？答曰：“临产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长秋卿王儇病笃，不听停家，死于路边。丹阳尹王志被驱急，狼

狈步走，惟将二门生自随，藏朱雀航南酒垆中，夜方得羽仪而归。喜游猎，不避危险。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故贵人富室，皆数处立宅，以为避围之舍。每还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后得反，禁断又不即通，处处屯咽，或泥涂灌注，或冰冻严结，老幼啼号，不可闻见。时人以其所围处号为长围。及建康城见围，亦名长围，识者以为谶焉。沈公城，未详。蒋山，见第六章第四节。曰宫室、服御，恣为骄奢，因兴苛敛也。《南史纪》又云：三年（501年），殿内火。合夕便发。其时帝犹未还，宫内诸房 已闭，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领军将军王莹率众救火，太极殿得全。内外叫唤，声动天地。帝三更中方还，先至东宫，虑有乱，不敢便入，参觇审无异，乃归。其后出游，火又烧璇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左右赵鬼，能读《西京赋》，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椽桷之端，悉垂铃佩。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瑠璃？”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琥珀钏一只直百七十万。都下酒租，皆折输金，以供杂用。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大乐主衣杂费。由是所在塘渎，悉皆隳废。又订出雄雉头、鹤氅、白鹭缞，百品千条，无复穷已。亲幸小人，因缘为奸，科一输十。又各就州县，求为人输，准取见直，不为输送。守宰惧威，口不得道，须物之处，以复重求。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少府太官，凡诸市买，事皆急速，催求相系。吏司奔驰，遇便虏夺。市廛离散，商旅靡依。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当暑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卒无一生。于是征求人家，望树便取。毁彻墙屋，以移置之。大树合抱，亦皆移掘。插叶系华，取玩俄顷。刬取细草，来植阶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纷纭往还，无复已极。山石皆涂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壁上，画男女私亵之象。明帝时多聚金宝。至是金以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买金，不问多少，限以贱价，又不还直。曰赋役严急也。《南史纪》又云：自永元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又横调征求。皆出百姓。曰迷信鬼神也。《南史·纪》又云：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动辄谘启，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数。师巫魔媪，迎送纷纭。光尚辄托云神意。后东入乐游，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光尚曰：“向见先帝大瞋，不许数出。”帝大怒，拔刀与光尚等寻觅。既不见处，乃缚菰为明帝形，北向斩之，县首苑门上。乐游苑，见第九章第八节。曰不接朝士，乐近鄙人，群小恣为威福也。《南史·纪》又云：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又云：潘妃放恣，威行远近。父宝庆，与群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诬为罪，田宅赀财，莫不启乞。或云寄附隐藏，复加收没。计一家见陷，祸及亲邻。又虑后患，男口必杀。帝年未弱冠，好弄容或有之，然必不至如史所言之甚。果如所言，则是童，

岂能诛戮宰执，翦除方镇？《齐书·江祏传》：祏既死，帝于后堂骑马致适，顾谓左右曰：江祏若在，我当复能骑此否？不能免于好弄，而亦未至于不可谏诲，东昏之为人，大致如此。四出游走，害至如史所言之烈，京师岂复可一日居？以当时之裂冠毁冕，习为故常，其见弑，何待兵临城下之日？宫室、服御，恣为奢侈，岂特东昏一人？文惠之孔雀裘，史固言其过于雉头。其东田之华美，恐亦非东昏诸宫殿之比矣。《王敬则传》言：敬则为会稽太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武帝许之，此与东昏下扬、南徐二州桥航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何异？赋役严急，恐自明帝已来即然，读上节所述可见。尼媪纷纭，群小恣横，亦不自东昏始。《纪》言帝初任徐世檦为直，凡有杀戮，皆其用命，后稍恶其凶强，遣禁兵杀之，然则帝所用小人，或且自除之也。要之，史于帝之所为，皆附会为罪状；明明人所共有之事，于帝则指为罪大恶极；此真所谓文致。然其锻炼并不甚工。如云：帝尤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帝曰：“拟作殿。”竟不与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昼夜不休。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须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此岂似能坚守围城者之所为？且与他诸奢侈之事，何由相容乎？帝之性，盖颇近材武；《南史·纪》言：帝甚有筋力，牵弓至三斛五斗。能担幢。初学担幢，每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伤。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皆可见其材武。围城之际，被大红袍，登景阳楼望，弩几中之，亦非怯弱者所能为也。而其作事，亦能敏以赴机，《纪》云：明帝临崩，属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案此亦由以近事为殷鉴使然也。故宰执竟为所斩艾。然方镇又相继背叛，荆、雍厚集其力，合从缔交，则其势实有不易抗者，帝之亡，亦非战之罪也。遥光之死，罪不及孥，宝夤见胁，亦遭宽释，宝玄、昭胄，则固罪有应得也。崔慧景之败也，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军名，帝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复可罪余人？”其措置实颇有思虑。郢、鲁二城，死者相积，竟无叛散，时以张冲及房僧寄比臧洪。席谦镇盆城，闻梁武兵东下，曰：“我家世忠贞，陨死不二。”为陈伯之所杀。《齐书·张冲传》。马仙琕为豫州刺史，梁武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琕斩以徇。梁武兵至新林，仙琕尚持兵于江西，日抄运漕。建康陷，号哭经宿，乃解兵归罪。凡此效忠者之多，固不必悉由东昏之善用，然亦可见其非不可辅。加湖未捷之际，西师实颇蹈危机，一时败亡之君，支持危局，未有若是其坚凝者，正未可以成败论也。

萧颖胄之起兵也，遣杨公则下湘州。公则留长史刘坦行州事，而身率湘府之众，会于夏口。时义阳太守王抚之、天门太守王智逊、武陵太守萧强等，并不从命，颖胄遣吉士瞻讨平之。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天门，见第三章第九节。武陵，见第三章第六节。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亦不从。巴西、巴东，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颖胄遣刘孝庆进峡口拒之。为休烈及惠训子 所破，进至上明。见第六章第四节。江陵大震。颖胄驰告梁武：宜遣公则还援。梁武不听。颖胄遣蔡道慕屯上明以拒之，久不决。颖胄忧虑成气，十二月，病卒。《梁书·柳忱传》云：郢州平，颖胄议迁都夏口，忱谏以为巴峡未宾，不宜轻舍根本，摇动民志。颖胄不从。俄而巴东兵至硖口，迁都之议乃息。论者以为见机。盖当时荆雍之间，亦未尝不相忌，梁武之必厚集其力而不肯分兵，或并非但虞郢、鲁二城也。梁武之下也，留弟伟守襄阳，而以杜陵人韦爱为司马。秦杜县，汉曰杜陵，见第三章第五节。时州内储备及人皆虚竭，魏兴太守裴师仁，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齐兴太守颜僧都，齐兴、始平二郡，皆侨治武当。武当见第三章第九节。并据郡不受命，举兵将袭雍州。州内惊扰。爱素为州里所信服，乃推心抚御，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和帝司马夏侯详，与萧颖胄同创大举，凡军国大事，颖胄多决于详。时为尚书仆射，建议征兵雍州，遣卫尉席阐文往。伟乃割州府将吏，配弟憺赴之。等闻建康将下，皆降。详又让荆州刺史于憺，荆州遂折而入雍。东昏侯之死也，宣德太后令：以梁武帝为大司马，录尚书事，扬州刺史，承制。中兴二年（502年）正月，后临朝。二月，湘东王宝晊兄弟有异谋，被杀。

安陆昭王缅三子：宝晊，宝览，宝宏。《齐书·本传》云：东昏废，宝晊望物情归之，坐待法驾。既而城内送首诣梁王。宣德太后临朝，以宝晊为太常。宝晊不自安，谋反。兄弟皆伏诛。《南史·王亮传》：亮为尚书左仆射。东昏遇杀，张稷等仍集亮于太极殿前西钟下坐议。欲立齐湘东嗣王宝晊。领军王莹曰：“城闭已久，人情离解，征东在近，何不谘问。”张稷又曰：“桀有昏德，鼎迁于殷，今实微子去殷，项伯归汉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床。乃遣国子博士范云赍东昏首送石头。又杀邵陵王宝攸，明帝第九子。晋熙王宝嵩，明帝第十子。桂阳王宝贞，明帝第十一子。鄱阳王宝寅奔虏。和帝东下，至姑熟，禅位于梁。旋死，年十五。

初萧颖胄弟颖孚在京师，庐陵人循灵祐，窃将南上，于西昌县山中，聚兵二千袭郡。此据《齐书》。《梁书·萧颖达传》云：颖孚自京师出亡，庐陵人循景智潜引与南归，至庐陵，景智及宗人灵祐与起兵。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西昌，吴县，今江西泰和县。内史谢纂奔豫章。颖孚、灵祐据郡求援。颖胄遣范僧简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简进克安成，以为内史，安成，见第三章第九节。颖孚为庐陵内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东昏遣军主彭盆、刘希祖三千人受陈伯之节度，南讨二郡，仍进取湘州。颖孚走。希祖至安成，僧简见杀。颖孚收散卒据西昌。谢纂又遣兵攻之。颖孚奔湘州，寻卒。希祖移檄湘部。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此据《梁书·刘坦传》。始兴，《齐书·萧颖胄传》作湘东，皆见第三章第九节。湘部诸郡并起。僧粲遣军袭湘州，西朝行事刘坦拒之，屡战不胜。及闻建康下，僧粲散走，乃斩之。杨公则还州，群贼乃散。刘希祖亦以郡降。

陈伯之本为劫盗，后随王广之。建康平，遣还镇。伯之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伯之与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汉诸暨县，吴改名永兴。诸暨，见第四节。戴永忠并有旧。及在州，用缮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緭，京师之薄行者。齐末为扬州西曹，遇乱居闾里。时轻薄互能自致，惟緭不达。高祖即位，緭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緭，坚拒之。緭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遽减作河南郡？”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事之，大见亲狎。及伯之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险。刑政通塞，悉共专之。伯之子虎牙，时为直 将军，高祖手疏龙符罪，亲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邓缮。伯之并不受命。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库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代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等每赞成之。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奉齐建安王教，建安王，宝寅。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今江苏六合县。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时天监元年五月也。高祖遣王茂讨伯之。伯之趣豫章，太守郑伯伦坚守。伯之攻之，不能下。茂前军至，伯之表里受敌，败走。伯之之叛也，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及是，伯之间道亡命出江北，与虎牙及褚緭俱入魏。四年（505年），临川王宏北讨，命记室邱迟与伯之书，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来归。《纪》在五年三月。虎牙为魏人所杀。褚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会，緭戏为诗曰：“帽上著笼冠，裤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魏始平郡，当在今陕西境。日日行猎，堕马死。一怒而北走胡、南走越者，可以鉴矣。

刘季连为益州，贪鄙无政绩，又严愎酷狠，郡县多叛乱。季连讨之，不克。高祖遣送季连弟及二子喻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高祖以邓元起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连为南郡时薄之。元起典签朱道琛，尝为季连府都录，无赖小人，季连欲杀之，逃免。至是，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府库，必多耗失。刘益州临归空竭，岂复能远遣候递？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又恶昔之不礼于元起也，益愤懑。遂矫称齐宣德皇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琛杀之。天监元年（502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连遣将拒战，互有得失。久之，乃败退。季连驱略居人，闭城固守。元起稍进围之。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季连食粥累月，饥窘无计。二年（503年）正月，高祖遣宣诏降季连，季连肉袒请罪。四月，元起入成都，蜀平。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第一节 冯后专朝

元魏之国情，实至孝文迁洛而一大变。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太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太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欲知后之得政，又必先知其前此两朝继嗣时之争乱。

《魏书》：太武皇帝十一男：贺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晋王伏罗。舒椒房生东平王翰。初封秦王。弗椒房生临淮王谭。初封燕王。伏椒房生楚王建闾。后改封广阳王。《北史》但名建。石昭仪生南安王余。其小儿、猫儿、虎头、《北史》作彪头，避唐讳。龙头，并阙母氏，皆早薨；无传。《殿本考证》云：“凡十人，而云十一男者？盖其一不特阙母氏，并未有名，故未可得纪也。”案《北史》猫儿下多一真，则足十一之数矣。景穆帝为其子高宗文成帝濬即位后追谥。庙号恭宗。名晃。以太武帝延和元年（432年），宋文帝元嘉九年。立为太子。时年五岁。真君五年（445年），元嘉二十一年。监国。正平元年（451年），元嘉二十八年。死。《魏书·阉官传》云：宗爱，不知其所由来。以罪为阉人。历碎职，至中常侍。正平元年（451年）正月，世祖大会于江上，班赏群臣，以爱为秦郡公。恭宗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中仇尼道盛，《北史》作侯道盛。案此等系或从本姓或据后所改之姓追书。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爱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是后世祖追悼恭宗，爱惧诛，遂谋逆。二年（452年），元嘉二十五年。春，世祖暴崩，二月甲寅。爱所为也。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发丧。延、疋议以高宗冲幼，时年十三。欲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废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犹豫未决。爱知其谋。始爱负罪于东宫，而与吴王余素协。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矫皇后令皇后赫连氏，屈丐女。征延等。延等以爱素贱，弗之疑，皆随之入。爱先使阉竖三十人持仗于宫内，以次收缚，斩于殿堂。执秦王翰，杀之于永巷。而立余。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爱既立余，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群情咸以爱必有赵高、阎乐之祸。余疑之，遂谋夺其权。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事在十月丙午朔。高宗立，诛爱、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余传》云：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赏群下，取悦于众。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尤好弋猎，出入无度。边方告难，余不恤之。百姓愤惋，而余宴如也。宗爱权恣日甚，内外惮之。余疑爱将谋变，夺其权。爱怒，因余祭庙，夜杀余。

《刘尼传》云：拜羽林中郎。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惟尼知状。尼劝爱立高宗。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今欲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皇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秃发傉檀子。本名破羌，太武赐姓，后又赐名。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高宗于苑中。丽抱高宗于马上，入京城。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贺及渴侯登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于宫门外，入登永安殿。

《宋书·索虏传》云：初焘有六子：长子晃，字天真，为太子。次曰晋王。焘所住屠苏为疾雷击，屠苏倒，见厌殆死，左右皆号泣，晋王不悲，焘怒，赐死。《魏书》：晋王死于真君八年（448年），即宋元嘉二十四年。次曰秦王乌奕干。与晃对掌国事。晃疾之，诉其贪暴。焘鞭之二百，遣镇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次曰燕王。次曰吴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树洛真。焘至汝南、瓜步，晃私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通鉴考异》引《宋略》云：焘既南侵，晃淫于内，谋欲杀焘。焘知之。归而诈死，召晃迎丧。晃至，执之。罩以铁笼，捶之三百，曳于丛棘以杀焉。以乌奕干有武用，以为太子。会焘死，使嬖人宗爱立博真为后。宗爱、博真恐为奕干所危，矫杀之而自立。博真懦弱，不为国人所附。晃子濬，字乌靁直懃，素为焘所爱。燕王谓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真懃嫡孙应立耳。”乃杀博真及宗爱，而立濬为主。《魏书》之非实录不俟辩，自当以《宋书》为据。《魏书·高允传》云：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不纳，则恭宗颇好贿，私取卤获。说自不诬。仇尼道盛、任平城，盖即其左右之见亲者。秦王既为太子，则本所当立，薛提非持正之论，反为干纪之人，故兰延、和疋疑不敢应；高宗即位，乃以其有谋立之诚，特诏其弟浮子袭兄爵也。宗爱虽为郡公，究属阉宦，安能为所欲为？观《宋书》之说，则知南安之立，本由太武乱命，故虽据非其所，仍能绵历八阅月也。《魏书·本纪》：文成即位之后，以元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寿乐，章帝之后。《传》云：有援立功。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一月，二人争权，并赐死。是月，临淮王谭薨。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进爵乐陵王。陆丽为平原王。十二月，以周忸为太尉，陆丽为司徒，杜元宝为司空。遗子。遗，密皇后兄超之从弟。建业公陆俟进爵东平王。俟，丽之父。《丽传》云：封平原王。频让再三，诏不听。丽又启曰：“臣父历奉先朝，忠勤著称，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愿裁过恩，听遂所讲。”高宗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为乐平王。广平公杜遗进爵为王。周忸有罪，赐死。濮阳公闾若文进爵为王。明年，正月，杜元宝进爵京兆王。是月，杜遗薨。尚书仆射东安公刘尼进爵为王。封建宁王崇子丽为济南王。崇，明元帝子。尚书西平公源贺进爵为王。二月，杜元宝谋反，伏诛。建宁王崇，崇子济南王丽为元宝所引，各赐死。三月，安丰公闾虎皮进爵为河间王。七月，闾若文、永昌王仁谋反，仁，明元子永昌庄王健之子。赐仁死于长安，若文伏诛。又古弼与张黎，恭宗摄政时俱为辅弼。吴王立，弼为司徒，黎为太尉。高宗立，二人俱以议不合旨免。弼有怨谤之言，家人告其巫蛊，伏法。黎亦同诛。凡此，皆当与当时争位之事有关，其详则不可考矣。

文成帝在位十三年，以宋明帝泰始元年五月死。太子弘立，是为显祖献文皇帝。时年十一。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陆丽自汤泉入朝，浑又杀之。此汤泉在代郡，见《丽传》。以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七月，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顺阳公郁传》云：郁，桓帝后。高宗时，位殿中尚书。高宗崩，乙浑专权，隔绝内外，百官震恐，计无所出。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欲诛浑。浑惧，逆出问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见天子，群臣忧惧，求见主上。”浑窘怖，谓郁曰：“今大行在殡，天子谅阴，故未接百官，诸君何疑？”遂奉显祖临朝。后浑心规为乱，朝臣侧目。郁复谋杀浑，为浑所诛。《宜都王目辰传》云：为侍中、尚书左仆射。与兄郁议欲杀浑，事泄，郁被诛，目辰逃隐得免。观此，则浑在当日，殆有废立之谋而未克遂也。至明年，正月，乃为文明皇后所杀。

《文成文明皇后传》云：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母乐浪王氏。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乐浪，汉武定朝鲜所置四郡之一，治今平壤，此时已没于高句丽矣。后生于长安。朗坐事诛，后遂入宫。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案此事极可异，其时殆有欲杀后者？其即乙浑邪？抑非也？《传》又云：显祖即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三，居于谅暗，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烈帝玄孙丕传》云：显祖即位，累迁侍中。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诏丕帅元贺、牛益得收浑诛之。乙浑事之可考者，如是而已。浑妻庶姓，而求公主之号，为贾秀所拒，见《秀传》，其事无甚关系。魏史之阙略，诚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也。

献文帝在位五年，以天安六年（471年），即孝文帝延兴元年，宋明帝泰始七年。传位于子宏，是为高祖孝文皇帝。又五年（476年）而死。孝文帝承明元年，宋后废帝元徽四年。《文明后传》云：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奕，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此十一字，《北史》作“遂害帝”三字。《通鉴考异》引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李奕者，顺之子。其见诛在皇兴四年（470年），即宋明帝泰始六年，献文传位之前一年也。奕兄敷、式，敷次子仲良，敷从弟显德，妹夫宋叔珍，同时俱死。敷长子伯和，走窜岁余，为人执送，杀之。惟奕别生弟冏，逃避得免；伯和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实当时一大狱也。敷之获罪，由李 列其罪恶二十余条，太和初，太后追念奕兄弟，乃诛而存问式子宪等焉。敷之诛，《帝纪》与慕容白曜连书。《白曜传》云：高宗崩，与乙浑共秉朝政。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依附，缘此追以为责。及将诛也，云谋反叛，时论冤之。白曜之诛，非以依附乙浑，无待于言，或正以其与李奕等交关耳。白曜陷青、冀有功，在当时应有威望，然则奕之见诛，恐尚不仅以其为太后所宠也。案高祖之生，在皇兴元年八月，宋泰始三年（267年）。其时显祖年仅十三，能否生子，实有可疑。后来后专朝政，高祖拱手不得有为，且几遭废黜，《高祖纪》云：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惟深德丕等。《天象志》云：太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故竟得无咎。然迄无怨言。比其死也，方修谅阴之仪，致史家讥其昧于《春秋》之义。《天象志》云：献文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其后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暗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奸人之党。是以胡氏循之，卒倾魏室。岂不哀哉？又高祖之母思皇后李氏，绝无事迹可见。《文明后传》言：“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夫后之于高祖，绝非如宋章献后之于仁宗，何以为此讳匿？思皇后为李惠女，惠家遭文明后屠戮，后死后绝无平反。且高祖于冯氏甚厚，李氏甚薄，至世宗时犹然。李惠者，盖之子，盖即尚沮渠牧犍之妻武威公主者也。《外戚传》云：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天下冤惜焉。此事在太和元年（477年），即宋顺帝之升明二年也。惠时为青州刺史。《传》又云：惠从弟凤，为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主簿。后长乐以罪赐死，时卜筮者河间邢赞辞引凤，云长乐不轨，凤为谋主，伏诛。惟凤弟道念与凤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后遇赦乃出。案凤之死在太和三年（479年），即齐高帝建元元年也。长乐，文成帝子。《传》又云：太和十二年（488年），高祖将爵舅氏，诏访存者，而惠诸从以再罹孥戮，难于应命。惟道念敢先诣阙，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阳侯，兴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从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将军。十五年（491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见。诏谓之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于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

外氏之宠，超于末叶。从今已后，自非奇才，不得复以外戚谬班抽举。

既无殊能，今且可还。”后例降爵，安祖等改侯为伯，并去军号。高祖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太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世宗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己不沾恩泽。其事皆不可解。然则高祖果思后子邪？抑非思后子也？窃谓文明后为好专权势之人，岂有因生孙而罢政？且亦何必因此而罢政？岂高祖实后私生之子，后因免乳，乃不得不罢朝欤？此事固无证据可举，然以事理推之，实不得不作如是想。此等事，固永无证据可得也。冯朗为北燕末主弘之子。冯跋，史虽云其家于昌黎，遂同夷俗，然观其政事，即知其大与胡虏不同。乐浪王氏，亦久为衣冠之族。《齐书·魏虏传》亦云：冯氏黄龙人。又载一异说云：“冯氏本江都人，江都，汉县，今江苏江都县。佛狸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南侵，略得冯氏。濬以为妾”，其说恐不足信。即谓可信，其为以文明人入野蛮部族，亦与燕、魏之为婚媾同也。高祖之教育，盖全受诸文明后，与佛狸母虽汉人，教育则全受诸鲜卑者大异，此其所以能去腥膻之乡，践礼教之域，毅然独断，大革胡俗欤？《北史·薛聪传》云：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人。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彼其胸中，盖无复丝豪以虏自居之意矣。谓非实有以吕易嬴之事，而彼且自知之，得乎？

孝文受禅时，年五岁。史言献文本欲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景穆子。以任城王云亦景穆子。及元丕、源贺、陆馛、俟子。高允、赵黑固谏，乃止。此自为表面文字。献文死，文明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至太和十四年（490年）齐武帝永明八年。乃死，称制凡十五年。自乙浑诛至此，则二十五年矣。《后传》云：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杞道德、即抱嶷，见《阉官传》。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寒阉，岁中而至王公。太后所宠阉人，尚有赵黑。尝为选部尚书，出为定州刺史，又为尚书左仆射。李 之死，黑有力焉。又有剧鹏、李丰、王质、李坚、孟鸾等，皆见《阉官传》。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责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叡传》云：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缯采，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车载往，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赉锡，外示不私，所费又以万计。至其子椿，《传》犹称其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伎自适，无乏于时。叡弟谌之孙超，史亦称其每食必穷水陆之味焉。《阉官传》云：李丰之徒数人，皆被眷宠，积赀巨万，第宅华壮。文明太后崩后，乃渐衰矣。又云：张祐岁月赏赐，家累巨万。王遇与抱嶷，前后赐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王叡疾病，高祖、太后，每亲视疾。侍官省问，相望于道。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诏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冢五家。京都士女，谄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宾，次女又适赵国李恢子华，女之将行也，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别帐。叡与张祐侍坐。叡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及车引，太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太后嫁女。张祐，太后为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亲率文武往燕会焉。抱嶷，幼时陇东人张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败，父睹生逃避得免，嶷独与母没入京师，遂为宦人。太后既宠之，乃征睹生，拜太中大夫，赏赐衣马。睹生将退，见于皇信堂，高祖执手谓之曰：“老人归途，几日可达？好慎行路。”其上下渎乱如此，宜乎《天象志》谓太后专朝且多外嬖，虽天子犹依附之也。李冲

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冲传》云：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至是始为富室。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芥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王叡等，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如李、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案后奢侈之事见于史者，不可枚举。即以营建论：高祖尝为后经始灵塔；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后与高祖游于方山，在今山西大同县北。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481年）起作，齐建元三年。八年（484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太后又立宣王庙于长安，太后父。燕思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后之侈，未知视胡灵后何如，杀戮则过之矣，而没身无患，至于孝文，犹称魏之盛世，岂不以距开创未久，兵力尚强，而代北之地，风气质朴，莫敢称兵以叛邪？至于南迁，而情势又异矣。

第二节 孝文迁洛

魏初风俗至陋。《齐书·魏虏传》述其情形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明元帝。始土著居处。佛狸破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城邑。《魏书·天象志》：天赐三年（406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天赐三年，晋安帝之义熙二年也。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大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山边别立祖父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太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年、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索备倾倒。轺车建龙旗，尚黑。妃后则施杂采幰，无幢络。太后出，则妇女著铠骑马，近辇左右。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正殿施流苏

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为四轮车，元会日六七十人牵上殿。蜡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自佛狸至万民，献文帝。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其文化，盖兼受诸中国及西域，然究不脱北狄本色，《魏虏传》云：“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此胡风指西域言，国俗则鲜卑之本俗也。欲革之于旦夕之间，固非迁徙不为功矣。

孝文知北人之不乐徙也，乃借南伐为名以胁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年），虏太和十七年也。八月，孝文发代都，声言南伐。九月，至洛阳。自发代都，霖雨不霁，孝文仍诏发轸。群臣稽颡马前。孝文乃言：“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行，即当移都于此。”众惮南征，无敢言者。遂定迁都洛阳之计。其事详见《魏书·李冲传》。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当南伐时，即起宫殿于邺西，十一月，移居焉。而委李冲以新都营构之任。明年，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二月，北还。诏谕其下以迁都意。闰月，至平城。三月，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其事详见《魏书·东阳公丕传》。《传》谓孝文诏群下各言其意，然无敢强谏者，盖逆知其不可回矣。当时赞孝文南迁，并为开谕众人，镇抚旧京者，有任城王澄、南安王桢、广陵王羽及李韶等，亦不过从顺其意而已，非真乐迁也。《于烈传》云：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深，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似直言，实亦巽辞也。明帝建武二年（495年），太和十九年。六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文成五王传》：广川王略子谐，太和十九

年（495年）薨，有司奏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其年九月，遂尽迁于洛阳。

孝文之南迁，旧人多非所欲也，遂致激成反叛。《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496年），齐建武三年。十有二月，废皇太子恂为庶人。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道武都平城，于其地置司州，迁洛后改为恒州。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澄景穆。子任城王云之子。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景穆子。乐陵王胡儿无子，显祖诏胡儿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袭封。后改名思誉。《恂传》云：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太和二十年八月。恂留守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见群臣于清徽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汉县，晋省，魏复置，在今河南孟县西。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高祖幸代，遂如长安。太和二十一年四月，齐建武四年（497年）。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献文子。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二十二年（498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尚坐系廷尉。时彪免归，高祖在邺，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案恂死时年十五，废时年仅十四，安知跨据恒、朔？则其事必别有主谋可知。穆泰之叛也，史云：泰时为定州刺史，魏于中山置定州。自陈病久，乞为恒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与叡及安陆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隆、业、超皆丕子。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朔州，魏置，今山西朔县。颐，景穆子阳平幽王新成之子。颐伪许以安之，而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发并、肆兵以讨之。并州治晋阳，今山西阳曲县。肆州治九原，在今山西忻县西。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谕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不克，单马走出城西，为人禽送。《澄传》：高祖遣澄，谓曰：“如其弱也，直往禽翦。若其势强，可承制发并、肆兵殄之。”澄行达雁门，太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城下聚结。”澄闻便速进。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须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动。”澄不听，而倍道兼行。又遣李焕先赴，至即禽泰。澄亦寻到，穷治党与。《澄传》云：狱禁者凡百余人。高祖幸代，《纪》：太和二十一年正月北巡，二月至平城。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陆叡赐死于狱。《新兴公丕传》：自高祖南伐以来，迄当留守之任。后又迁太傅，录尚书。冯熙薨于代都，熙，文明后兄。丕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迄今，岂有以天子之重，亲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县，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陆叡传》：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冯熙之丧，坐削夺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丕

前妻子隆，同产数人，皆与别居，后得宫人，所生同宅共产，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丕前妻子隆，与弟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见第二章第二节。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与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身，躬非染逆之党，听免死，仍为太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案冯熙死于太和十九年三月。是岁，六月，诏恂赴平城宫。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恂传》云：二十年（496年），改字宣道。迁洛，诏恂诣代都。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云云。此与十九年六月之诏，当即一事，叙于二十年改字之后，盖《传》之误。《丕传》所谓高祖发平城，太子留于旧京者，当即此时。高祖若至代都，称兵要胁之事，其势必不可免。代都为旧人聚集之地，势必难于收拾，故高祖拒而不往；又虑群情之滋忿也，乃使恂北行以慰抚之；自谓措置得宜矣，然魏以太子监国，由来旧矣；禅代，献文又特创其例矣。泰等是时，盖犹未欲显叛高祖，特欲挟太子据旧都，胁高祖授以监国之任？禅代盖尚非其意计所及。高祖本使恂往，意在消弭衅端，不意恂亦为叛党所惑，还洛之后，犹欲轻骑奔代也。然此必非恂所能为，洛京中人，必又有与叛党通声气者矣，亦可见其牵连之广也。恂既废，叛党与高祖调停之望遂绝，乃又谋推阳平，亦所谓相激使然者邪？穆泰者，崇之玄孙，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文明太后欲废高祖，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陆叡，俟之孙。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又数征柔然有功。实肺胕之亲，心膂之任，乔木世臣，民之望也，而皆躬为叛首。《于烈传》言：代乡旧族，同恶者多，惟烈一宗，无所染预而已。当时情势，亦危矣哉？

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齐书·王融传》：永明中，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水草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踶乳于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其于魏末丧乱，若烛照之矣。《魏书·孙绍传》：绍于正光后表言：“往者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太和，极陈得失；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今其所陈不可悉考，然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鸟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孝文亦人杰矣哉！

《昭成子孙传》云：高祖迁洛，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昭成玄孙晖，乃请间言：“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当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肃宗纪》：熙平二年（517年），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十月，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业，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此可见孝文虽雷厉风行，实未能使代都旧贵一时俱徙，且于既徙者亦仍听其往还也。然以大体言之，南迁之计，固可谓为有成矣。

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太和十八年（494年），齐建武元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明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又明年，正月，诏改姓元氏。又为其六弟各聘汉人之女，前所纳者，可为妾媵，事见《咸阳王禧传》。《传》又载：孝文引见群臣，诏之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案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不则一切取之于人，仍必岿然独立为一民族。就国史观之，往昔入居中原诸族，及久隶我为郡县之朝鲜、安南，即其明证。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釐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375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桀之士也。

拓跋氏之任用汉人，始于桓、穆二帝。其时之卫操、姬澹、卫雄、莫含等，虽皆乃心华夏，非欲依虏以立功名，然于虏俗开通，所裨必大，则可想见。六修之难，晋人多随刘琨任子南奔，虏之所失，必甚巨也。事见第四章第二节。《卫操传》云：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卫懃、卫崇、卫清、卫沈、段业、王发、范班、贾庆、贾循、李台、郭乳。六修之难，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昭成愚憨，观其见获后对苻坚之语可知，见第六章第三节。其能用汉人，盖尚不逮桓、穆。其时汉人见用，著于魏史者，惟许谦、燕凤而已。据《魏书·传》：凤为昭成代王左长史，谦为郎中令，兼掌书记。道武性质，更为野蛮。破燕以后，不得不任用汉人，然仍或见诛夷，或遭废黜，实不能谓为能用汉人也。《道武本纪》谓参合陂之捷，始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与参谋议。及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又云：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此不过用为掾史之属而已，无与大计也。道武所用汉人，较有关系者，为许谦、燕凤、张衮、崔宏、邓渊、崔逞。谦、凤皆昭成旧人，其才盖非后起诸臣之敌。宏事略见第八章第六节。渊以从父弟晖与和跋厚善见杀。逞使妻与四子归慕容德，独与小子留平城，道武嫌之，遂借答晋襄阳戍将书不合杀之。张衮以先称美逞及卢溥，亦见黜废。《逞传》言：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太祖初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皆曰：“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此亦不过一时之悔而已，以道武之猜忍好杀，又安知惩前毖后邪？然既荐居中国之地，政务稍殷，终非鲜卑所能了，故汉人之见任者，亦稍多焉。崔浩见信于明元、太武二世，浩以谋覆虏诛，而太武仍任李孝伯；孝伯为顺从弟。《传》云：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亚于浩。高允与立文成，初不见赏，《允传》云：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

不言。文明后诛乙浑，乃引允与高闾入禁中，共参朝政；即可见此中消息。然允等之见任，实不过职司文笔而已，《允传》云：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闾传》云：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齐书·王融传》：融上疏曰：“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于东都羽仪，四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虏之遇汉人如何，当时固人知其情也。《允传》言：允谏诤，高宗常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夫以言不忍闻，遂令左右扶出，所谓礼遇甚重者安在？高宗之爱允，不过以不彰其过而已，此实好谀恶直，岂曰能容谏臣？允之谏诤，史所举者，营建宫室，及婚娶丧葬，不依古式，此并非听者所不乐闻；又以不显谏自媚；而其见宠，尚不逮把持弓刀之人，虏之视汉人何等哉？然史又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盖允虽貌若蹇直，实不肯触虏之忌，其不欲尽忠于虏，犹崔宏之志也。《传》又言：高宗既拜允中书令，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又云：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盖允之仕虏，特不得已求免死而已。虽不逮崔浩之能密图义举，视屈节以求富贵者，其犹贤乎？允之见征，在太武神 四年（431年），宋文帝元嘉八年也。史云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盖太武之世征用汉人最盛者也。事见《魏书·本纪》。即李冲见宠衽席之上，实亦佞幸之流，高祖特以太后私昵，虚加尊礼，非真与谋军国大计也。此外李彪、宋弁、郭祚、崔亮之徒，或佐铨衡，或助会计，碌碌者更不足道。虏之桢幹，仍在其种戚之手。此辈一骄奢疲耎，而其本实先拨矣。此则非迁都所能求益，抑且助长其骄淫，所谓“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也。

第三节 齐魏兵争

南北之兵争，至宋末而形势一变。宋初，中国尚全有河南，魏太武之南伐，中国虽创巨痛深，然虏亦仅事剽掠，得地而不能守也。及明帝篡立，四境叛乱，淮北沦陷，魏人始有占据河南之心，至孝文南迁，而虏立国之性质亦一变；于是所争者西在宛、邓，中在义阳，东在淮上矣。

淮北沦没之后，宋、魏之使命仍通。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魏孝文帝延兴三年也。《魏书·本纪》云：十月，太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然其后南巡，仅至怀州而还。怀州，后魏置，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明年，九月，《纪》又云：以刘昱内相攻战，诏将军元兰等五将三万骑，及假东阳王丕为后继伐蜀汉。而《列传》及《宋书》，皆不载其事，《通鉴》因此未书其事，见《考异》。盖兵实未出也。及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乃命元嘉出淮阴，太武子广阳王建闾之子，时为假梁王。《齐书·垣崇祖传》作伪梁王郁豆眷。元琛出广陵，薛虎子出寿春。代人。《北史》避唐讳作彪子。初，高帝策虏，必以送刘昶为名出兵，所攻必在寿春，徙垣崇祖为豫州刺史以防之。明年，二月，元嘉、刘昶马步号二十万攻寿春，《通鉴》：魏将薛道标趋寿阳，上使齐郡太守刘怀慰作将军，薛渊书以招之。魏人闻之，召道标还，使梁郡王嘉代之。为崇祖所破；攻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又为徐州刺史崔文仲所败。虏又遣兵向司州，分兵出兖、青界，围朐山。见第九章第二节。戍主玄元度固守。青、冀二州刺史卢绍之遣子奂往援。潮水至，虏淹溺，元度出兵奋击，大破之。虏乃遣冯熙迎嘉等还。是岁，七月，角城戍主降魏。角城晋县，在今江苏淮阴县南。魏诏徐州刺史元嘉赴接。十月，又命冯熙为西道都督，与桓诞出义阳。诞者，大阳蛮酋，大阳，戍名，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北。自云桓玄之子，以宋明帝末降魏者也。时李安民行淮、泗诸戍。三年（475年），魏太和五年。正月，破虏军于淮阳。见第九章第五节。冯熙向司州，冯熙，《齐书·魏虏传》作冯莎。荒人桓天生说熙云：诸蛮皆响应。熙至，蛮竟不动。熙大怒，于淮边猎而去。高帝未遑外略，既克，乃遣后军参军车僧朗北使。先是宋使殷灵诞、苟昭先在虏。闻高帝登极，灵诞谓虏典客曰：“宋、魏通好，忧患是同，宋今灭亡，魏不相救，何用和亲？”及虏寇豫州，灵诞因请为刘昶司马，不获。僧朗至北，虏置之灵诞下，僧朗立席言曰：“灵诞昔是宋使，今成齐民，实希魏主，以礼见处。”灵诞交言，遂相忿詈。刘昶赂客贾奉君，于会刺杀僧朗。虏即收奉君诛之。殡敛僧朗，送丧随灵诞等南归，厚加赠赙。世祖践阼，昭先具以启闻。灵诞下狱死。灵诞既欲尽忠于宋，即宜终殁虏廷，乃复顾恋家园，随丧南返，足见外托尽忠一姓之名，而忘夷夏之大界者，必无

端人正士也。永明元年（483年），魏太和七年。魏使李彪来，齐使刘缵报聘，使命复通。五年（487年），魏太和十一年。桓天生与雍、司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攻舞阴。见《齐书·陈显达传》。舞阴，汉县，后魏置郡，在今河南泌阳县西北。虏遣骑万余人助之。至比阳，亦作沘阳，汉县，在今河南泌阳县西。为戴僧静等所破。天生亦为舞阴戍主殷公愍所破。明年，天生复引虏出据隔城，在今河南桐柏县西北。遣曹虎讨拔之。十一年（493年），魏太和十七年。二月，雍州刺史王奂辄杀宁蛮长史刘兴祖。上怒，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 将军曹道刚领斋仗五百人收奂，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奂第三子彪，闭门拒守。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斩之。彪及弟爽、弼，女婿殷叡皆伏诛。长子融，融弟琛，于都弃市。琛弟肃、秉并奔魏。奂，景文兄子，蕴之兄也，武帝本疑之，以王晏言得解，及是诛灭焉。是岁，七月，魏孝文借南伐为名，定迁都之计，事已见前。《齐书·魏虏传》云：北地人支酉，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聚数千人，于长安城北西山起义。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人王广，起义应酉，攻获伪刺史刘藻。《魏书·藻传》藻为秦州刺史。孝文南伐，以为东道都督。秦人纷扰。诏藻还州，人情乃定。不知宋人传闻不实邪？抑魏人自讳其丧败也。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众至十万，各自保壁望救。宏遣弟伪河南王干、尚书卢阳乌击秦、雍义军，大败。时虏使赵郡王干督关右诸军事，卢渊为副。干，献文子。酉进至咸阳北浊谷，咸阳，见第六章第四节。围伪司空长洛王缪老生，《魏书》穆亮。大破之，老生走还长安。阴智伯遣数千人应接。酉等进向长安，所至皆靡。会世祖崩，宏闻关中危急，乃称闻丧退师。遣杨大眼等数万人攻酉。酉、广等皆见杀。案孝文此次南伐，虽云意在迁都，然其人初非无意于猾夏者，盖既欲迁都京洛，则宛、邓、义阳，皆迫圻甸，其形势，迥非立国平城时比矣。故《魏书·王肃传》，谓肃降魏，劝以大举，而其图南之志转锐也。明年，为明帝建武元年（494年），魏太和十八年。齐使雍州刺史曹虎诈降，以刺魏情。魏遂使薛真度出襄阳，刘昶出义阳，元衍出钟离，刘藻出南郑。孝文亦自将南伐，至县瓠。又明年，建武二年（495年），魏太和十九年。齐使王广之督司，萧坦之督徐，沈文季督豫以拒之。又使青、冀二州刺史张冲出兵，分其军势。魏孝文自渡淮攻钟离，为徐州刺史萧惠休所破。乃借冯诞死为名，诞，熙子，时为司徒。遣使临江，数明帝杀主自立之罪而还。刘昶与王肃围义阳，司州刺史萧诞固守。王广之遣萧衍等间道先进，内外合击，破之。元英围南郑，英，景穆子南安惠王桢之子。刺史萧懿固守，自春至夏六十余日。懿又使氐人杨元秀还仇池，说氐起兵，断虏运道。英乃退入斜谷。参看下节。斜谷，在今陕西郿县西南。四年（497年），魏太和二十一年。魏孝文又大举入寇。过赭阳、南阳，留兵攻之，而自南至新野。赭阳，后魏县，在今河南叶县西南。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十月，四面进攻，不克，乃筑长围守之。曹虎与南阳太守房伯玉不协，顿兵樊城不进。樊城，见第五章第二节。齐遣萧衍、张稷救雍州。十二月，又遣崔慧景总督众军。明年，为永泰元年（498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正月，新野太守刘思忌，煮土为粥，而救兵不至。城陷。虏缚思忌问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宁为南鬼，不为北臣。”乃杀之。于是湖阳、赭阳、舞阴、顺阳诸戍并弃城走。湖阳，汉县，在今泌阳县南。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舞阴城主，即黄瑶起也。虏军追获之。王肃募人脔食其肉，亦可谓行如野番矣。二月，房伯玉降虏。初，薛真度南侵，为伯玉所破。《齐书·魏虏传》言：魏孝文因此怒，以南阳小郡，誓取灭之，故自率军向雍州。案孝文是役，似因先不得志于淮上而然，谓其甘心于南阳一城，似未必确，然其至南阳，使数伯玉三罪，而败薛真度居其一，则其未能忘情于丧败可知也。伯玉虽力屈而降，然虏以为龙骧将军，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给其子希哲钱五千，米二十斛。后伯玉就

虏，求南边一郡，为冯翊太守，此冯翊郡当在今河南境，未详所治。生子，幼便教其骑马，常欲南归。永元末，希哲入虏，伯玉大怒曰：

“我力屈至此，不能死节，犹望汝在本朝，以报国恩。我若从心，亦欲间关求返。汝何为失计？”遂卒虏中。亦可哀矣。齐又遣陈显达救雍州。崔慧景至襄阳，五郡已役，胡三省曰：五郡，谓南阳、新野、南乡、北襄城，并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也。案南乡即顺阳郡治。北襄城治堵阳。西汝南，在今泌阳县西北。北义阳，在今河南信阳县南。乃分军助戍樊城。三月，慧景与萧衍等五千余人进行邓城。汉邓县，晋分置邓城县，在今湖北襄阳县北。虏以大军乘之。慧景败绩。孝文帝自追之。至樊城，曹虎固守。虏耀兵襄阳而还。先是明帝令徐州刺史裴叔业援雍州。叔业启：北人不乐远行，惟乐侵伐虏界，则雍、司之贼，自然分张。上从之。徙叔业为豫州刺史。叔业围涡阳，后魏县，今安徽蒙城县，时为其南兖州治。分兵攻龙亢戍。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北，虏马头郡治此。虏徐州刺史广陵王率二万人、骑五千匹至龙亢，叔业大败之。时王肃方攻义阳，孝文帝闻之，使解围赴涡阳。叔业见兵盛，委军遁走。明日，官军奔溃。虏追之，伤杀不可胜数。叔业还保涡口。是岁，七月，明帝崩。九月，孝文称礼不伐丧，自县瓠还。明年，为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魏太和二十三年。陈显达督崔慧景等军四万围南乡界马圈城。在今河南邓县东北。四十日，取之。遣兵进取南乡。三月，孝文复南伐，至马圈。显达走均口。均水入汉之口。《梁书》《南史》皆作汋均口，汋当作汹，均乃后人旁注，误入正文。台军缘道奔退，死者三万人。孝文帝旋死，子宣武帝立。明年，裴叔业降魏。魏使奚康生、杨大眼入据，又以彭城王勰领扬州刺史，与王肃勒步骑十万赴之。齐以萧懿为豫州刺史。懿屯兵小岘，见第九章第二节。使胡松、李居仕据死虎，见第九章第四节。为肃所破。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亦为魏兵所禽。陈伯之又以水军败于肥口。寿春遂入于魏，魏置兵四万以戍之。案齐自高帝至明帝三世，皆颇有意于恢复。高帝尝敕垣崇祖曰：

“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残丑。”淮北义民桓磊块，于抱犊固与虏战，大破之。抱犊山，在今山东峄县北。徐州刺史崔文仲驰启。上敕曰：“北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事在建元三年（481年），见《齐书·崔祖思传》。淮阳之捷，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诏李安民赴救。安民留迟，虏急攻摽之等，皆没，上甚责之。周山图为兖州刺史，淮北四州起义，谓宋明帝时所失青、冀、徐、兖之地。上使自淮入清，倍道应赴。敕曰：“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义众已为虏所没，山图仅拔三百家还淮阴。又以彭、沛义民起，遣曹虎领六千人入涡，王广之出淮上。广之家在彭、沛，启求招诱乡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许之，以为徐州刺史。广之引军过淮，无所克获，坐免官。武帝尝于石头造灵车三千乘，欲自步道取彭城。见《魏虏传》。又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辄观览焉。见《王融传》。南琅邪，见第九章第三节。孔稚珪表劝明帝遣使与虏言和，帝不纳。永明中，祖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建武中，明帝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四年（497年），徐孝嗣又以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若不周，表立屯田。事御见纳。时帝已寝疾，又兵事未已，亦竟不施行。盖三主御宇，仅二十年，又非闲暇之时，故虽有志而未逮也。至东昏失寿春，而形势愈恶矣。《魏书·高闾传》：孝文攻钟离，未克，将于淮南修故城而置镇戍，以抚新附之民，赐闾玺书，具论其状。闾表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民？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原，伐木必拔其本。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原本也。三者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敌之大镇，隔深淮之险，少置兵不足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充。又欲附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蓄，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长，救援实难。”孝文乃止。及还，告闾，谓以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盖时淮北虽亡，而淮南之形势，尚称完固如此。魏孝文之渡淮，兵力不为不厚，而迄未能得志，乃裴叔业一叛，举寿春拱手而授诸人，内乱之招致外侮，诚可惧也。

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

齐末荆、雍之衅既启，魏人颇有欲乘机进取者。元嵩时为荆州刺史，嵩，任城康王云之子。云见第一节。魏荆州，初置于上洛，今陕西商县。太和中改为洛州，移荆州于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后又移治穰城，今河南邓县。表言：“流闻萧懿于建业阻兵，与宝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宝卷之弟，必有图衍之志。臣若遗书相闻，迎其本谋，冀获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后，彼必还师赴救丹阳，当不能复经营疆垂，全固襄、沔，则沔南之地，可一举而收。缘汉曜兵，示以威德。思归有道者，则引而纳之；受疑告威者，则援而接之。总兵伫锐，观衅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息懈之势已著，便可顺流摧锋，长驱席卷。”诏曰：“所陈嘉谋，深是良计。如当机可进，任将军裁之。”已而无所举动，盖以荆、郢已一故也。及梁武帝起兵，元英时在洛阳，又请躬指沔阴，据襄阳，进拔江陵；又命扬、徐俱举。英时行扬州事。事寝不报。英又奏欲取义阳。尚书左仆射源怀亦以为请。以梁武已克，遂停。此于魏为失机，若当时乘机进取，则齐、梁相持颇久，魏纵不能大有所获，中国亦必不能一无所失矣。内乱之招致外患，诚可惧也。

魏宣武帝即位时，年尚幼，诸王又颇有觊觎之心，国家未宁，实不能更图南牧。故其用兵，绝无方略。齐、梁相毙，既失乘衅之机，逮梁事已定，乃又信降人而轻动干戈焉。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魏宣武帝景明四年。四月，时萧宝夤在魏，宝寅，《魏书》及《北史》皆作宝夤。伏诉阙下，请兵南伐，陈伯之亦请兵立效；魏乃以宝夤为扬州刺史，配兵一万，令且据东城，宋县，当在今江苏境。待秋冬大举；而以伯之为江州刺史，戍扬石。亦作羊石，城名，在今安徽霍丘县南。以任城王澄总督二镇，授之节度。澄云子。澄表言：“萧衍频断东关，在今安徽巢县。欲令巢湖泛溢。若贼计得成，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皇皇，并惧水害。事贵应机，经略须早。纵混一不可必，江西自是无虞。”于是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中秋之中，毕会淮南，魏冀州，治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定州，见第二节。瀛州，治乐成，今河北河间县。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并州，见第二节。济州，治碻磝，见第六章第五节。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三年（504年），魏正始元年。三月，宝夤行达汝阴，见第四章第二节。东城已陷，遂停寿春。澄遣统军傅竖眼等进攻大岘、东关、九山、淮陵等地。大岘，见第七章第四节。九山在盱眙。淮陵侨县，在今安徽凤阳县境。澄总勒大军，络绎相接。既而遇雨，淮水暴长，澄引归寿春。《魏书·澄传》云：失兵四千余人，然有司奏夺其开府，又降三阶，恐所失必不止此矣。

元英以天监二年八月，进攻义阳。明年，围之。时城中众不满五千，食裁支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随方抗御，皆应手摧却。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虏甚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兄子僧勰、从弟灵恩，及诸将帅，谓曰：“吾受国厚恩，不能破灭寇贼，今所苦转笃，势不支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没有遗恨。”又令取所持节，谓僧勰曰：“禀命出疆，冯此而已。

即不能奉以还朝，方欲携之同逝，可与棺柩相随。”众皆流涕。五月，卒。虏知道恭死，攻之转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及后将军王僧昞步骑三万救义阳。僧昞二万据凿岘，当在合肥与大小岘之间。景宗一万继后。僧昞军为元英所破，景宗亦不得前。马仙琕继之，尽锐决战，一日三交，皆不克。据《魏书·元英传》。八月，义阳粮尽，城陷。三关之戍闻之，亦弃城走。三关：东曰武阳；西曰平靖；中曰黄岘，亦作广岘；在今河南信阳县南。于是魏封英为中山王，而梁以南义阳置义州。南义阳，在今湖北安乡县西南。先一月，角城戍主柴广宗，亦以城降魏。角城，见上节。淮水上下游，同时告警矣，而梁州之变又起。

时有夏侯道迁者，谯国人。见第三章第三节。仕宋明帝。随裴叔业至寿春，为南谯太守。南谯，见第十章第十节。两家虽为姻好，而亲情不协，遂单骑奔魏。又随王肃至寿春。肃死，魏景明二年（501年），齐和帝中兴元年。道迁弃戍南叛。梁武帝以庄丘黑为梁、秦二州刺史，镇南郑。黑请道迁为长史，带汉中郡。黑死，武帝以王珍国为刺史。未至，道迁阴图归魏。初杨头之戍葭芦也，宋复以杨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元和继杨氏正统，群氐欲相宗推，而年少才弱，不能绥御。头母妻子弟，并为索虏所执，而头至诚奉顺，无所顾怀。雍州刺史王谟，请授头西秦州，假节，孝武帝不许。后立元和为武都王，治白水。《魏书·氐传》云：既为白水太守。白水，齐县，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南。不能自立，复走奔索虏。元和从弟僧嗣自立，还戍葭芦。《魏书》云：僧嗣为元和从叔。案僧嗣为文度兄，文度与文德、文弘当系昆弟，则作从叔为是。宋以为仇池太守。后又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卒，弟文度自立。泰豫元年（472年），以为略阳太守，封武都王。文度贰于魏，魏献文帝授以武兴镇将。武兴，城名，在今陕西略阳县。既而复叛魏。后废帝元徽四年（476年），以为北秦州刺史。文度遣弟文弘伐仇池。文弘，《魏书》避献文讳，书其小名曰杨鼠。顺帝升明元年（477年），以文弘为略阳太守。魏使皮欢喜等攻葭芦，破之，皮欢喜，豹子子。《魏书·本传》但名喜。斩文度首。难当族弟广香，先奔虏，及是，虏以为阴平王、葭芦镇主。文弘退治武兴。宋以为北秦州刺史，袭封武都王。文弘亦使谢罪于魏。魏以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广香反正。以为沙州刺史。范柏年诛，李乌奴奔叛，见第九章第一节。文弘纳之。帝以文弘背叛，进广香为西秦州刺史，子炅为武都太守；以难当正胤后起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后起为文弘从兄子，则系难当之孙。镇武兴。三年（481年），文弘归降，复以为北秦州刺史。魏孝文帝亦以文弘爵授后起，而以文弘子集始为白水太守。广香病死，氐众半奔文弘，半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后起进据白水。四年（482年），后起卒，诏以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后起弟后明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为武都王。集始朝于魏，魏又以为南秦州刺史、武兴王。武帝永明十年（492年），集始反，率氐、蜀、杂虏寇汉川。刺史阴智伯遣兵击败之。集始入武兴，以城降虏。氐人苻幼孙起义攻之。明帝建武二年（495年），氐、虏寇汉中。梁州刺史萧懿，遣后起弟子元秀收合义兵。氏众响应，断虏运道。虏亦遣伪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山，未详。以相拒格。参看上节。元秀病死，苻幼孙领其众。杨馥之聚义众屯沮水。出今陕西中部县，东流入洛。集始遣弟集朗迎拒州军，大败。集始走下辨。见第五章第一节。馥之据武兴。虏军寻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兴，自引兵据仇池。以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四年（497年），杨灵珍据城归附。攻集始于武兴，杀其二弟集同、集众。集始穷急，请降。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复以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梁武帝天监初，亦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死，子绍先袭。魏亦以为南秦州刺史、

武兴王。初，齐武帝以杨炅为沙州刺史、阴平王。《齐书·氐传》。下文又云：隆昌元年（494年），以炅为沙州刺史，未知孰是。明帝建武三年（496年），死，子崇祖袭。崇祖死，子孟孙立。及是，以孟孙为沙州刺史、阴平王。二年（495年），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南史·氐传》。《魏书·夏侯道迁传》云以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或在此授之后邪？灵珍助戍汉中，有部曲六百余人，道迁惮之。时绍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义。武兴私署侍郎郑洛生至汉中，道迁使报绍先并集起等，请其遣军以为腹背。集起、集义贪保边蕃，不欲救之，而集朗还至武兴，使与道迁密议。据道迁叛后上魏主表。表又言“中于寿阳，横为韦缵所谤，理之曲直，并是杨集朗、王秉所悉”，则集朗与道迁同在寿阳。又案《魏书·道迁传》云：年十七，父母为结昏韦氏。道迁云：欲怀四方之志，不欲取妇。家人咸谓戏言。及至昏日，求觅不知所在。于后访问，乃云逃入益州。道迁之与武兴相勾结，当在此时。当狡焉思启之时，实不应令此等人在于疆场也。梁使吴公之等至南郑，知其谋，与府司马严思、臧恭，典签吴宗肃、王胜等共杨灵珍父子谋诛之。道迁乃伪会使者，请灵珍父子。灵珍疑而不赴。道迁乃杀五人。驰击灵珍，斩其父子。并送五首于魏。即遣驰告集朗求援。白马戍主尹天宝围南郑。阳平关，在今陕西沔县西北，南北朝时谓之白马戍。武兴军蹑其后。天宝之众宵溃。依山还白马。集朗禽斩之。道迁遂据城归魏。时天监四年正月也。魏正始元年闰十二月。魏授道迁豫州刺史，时魏豫州治县瓠。而以尚书邢峦督梁、汉诸军事。

邢峦至汉中，遣兵陷关城。此关城亦曰阳平关，在今陕西宁羌县西北。又遣统军李义珍攻晋寿。晋寿太守王景胤宵遁。时梁益州刺史邓元起，以母老乞归供养，诏许焉，以西昌侯渊藻代之。长沙嗣王业之弟。《梁书·元起传》云：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克刘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土翕然称之。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娄、光济，而治迹稍损。夏侯道迁叛，尹天宝驰使报蜀，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此处于《梁书》元文有删节。元文云：“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人。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魏将王景胤、孔陵寇东西晋寿，并遣告急。”《南史》则云：“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将王景胤、孔陵攻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据《魏书·邢峦传》，则王景胤为梁晋寿太守，孔陵亦梁将，为王足所破者。疑《梁书》元文，当作魏将某某寇东西晋寿，太守王景胤，某官孔陵并遣告急，文有夺佚，传写者以意连属之，以致误缪。《南史》误据之，而又有删节也。东晋寿在今四川广元县，西晋寿在今四川昭化县境。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浸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救？”黔娄等苦谏，皆不从。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将救汉中。比是，魏已攻陷两晋寿。渊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以上《南史》同。渊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收付州狱。于狱自缢。《南史》则云：萧藻入城，《南史》避唐讳，单称渊藻为藻。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以马为？”藻恚，醉而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其故。藻惧，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帝疑焉。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藻曰：“元起为汝报仇，胡三省曰：谓协力诛东昏，报其父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观史传之文，谓元起逗留不救汉中，必系渊藻之诬蔑。观下引邢峦及罗研所言蜀中空尽之状，盖因军资不足，欲遄征而未果也。于是魏以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人严玄思附魏，攻破其郡，杀太守庞景民。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魏统军王足，频破梁军，遂入剑阁，围涪城。见第三章第六节。峦表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

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兼民人丧胆，无复固守之意。二可图也。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图也。蜀之所恃，惟在剑阁。既克南安，宋郡，今四川剑阁县。已夺其险。从南安向涪，方轨任意。前军累破，后众丧魂。四可图也。渊藻是萧衍兄子，逃亡当无死理。脱军克涪城，复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斗，庸、蜀之卒，惟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五可图也。今若不取，后图便难。辄率愚管，庶几殄克。如其无功，分受宪坐。且益州殷实，户余十万，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诏曰：“若贼敢窥窬，观机翦扑；如其无也，则安民保境，以悦边心。子蜀之举，更听后敕。”峦又表曰：“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况臣才绝古人，智勇又阙，复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益州便是成禽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梓潼，见第三章第六节。民户数万，朝廷岂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则已一万，臣今请二万五千，所增无几。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复何能持久？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又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三五。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不为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比

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已来，仍使行事。巴州广袤一千，户余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为国有。”垫江，见第三章第六节。世宗不从。又王足于涪城辄还。足事《魏书》附见《崔延伯传》。云隶邢峦伐蜀，所在克捷，诏行益州刺史。遂围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复以羊祉为益州，足闻而引退，后遂奔萧衍。遂不能定蜀。峦遣军主李仲迁守巴西。仲迁得梁将张法养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费兵储，专心酒色。公事谘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降梁将谯希远。遂复巴西。杨集义恐武兴不得久存，扇动诸氐，推绍先僭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引梁为援。邢峦遣傅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魏都。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北史·氐传》云：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魏末，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周文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死，子辟邪立。大统十一年（545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史。废帝二年（553年），讨平之。先是氐酋杨法深据阴平称王，亦盛之苗裔也。从尉迟迥定蜀。军回，法深与其宗人崇集、陈侳各拥众相攻，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案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为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废帝二年，元帝承圣二年也。《南史·武兴传》：杨孟孙死，子定袭封爵。绍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535年），克复汉中，智慧上表，求率户四千内附，诏许焉，即以为东益州。杨氏传世始末，大略如此。案恢复之略，必宜规取秦川，规取秦川，蜀、汉实其根本，第八章第七节已言之；而其地又据荆、郢上流，方舟而下，实有建瓴之势，从来立国江东者，不得巴、蜀，未有能久存者也。魏孝文时，元英攻梁州，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魏雍州治长安。泾州治今陕西泾县。岐州治雍，今陕西凤翔县。拟戍南郑，克城则遣。李冲表谏，言：“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乃止。盖南山之未易逾如此。乃道迁一叛，举梁州拱手而授诸人，而益州且几至不保，内奸之为祸，亦云烈矣。然亦非徒一二内奸，遂能为祸也。《南史·罗研传》：附《邓元起传》后。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临汝侯渊猷，渊藻弟。齐苟儿，当时叛者，尝以十万众攻州城。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其时蜀中民生之困如此。据《魏书·本纪》所载，王足入蜀，所向摧陷，梁诸将败亡相系，奏报之辞，固难尽信，然蜀中兵力之不竞，则百喙莫能解矣。如此局势，犹使裙屐少年处之，梁武帝可谓知兵，可谓能用人乎？而未已也，犹子方失地于西，介弟又舆尸于东。

天监四年（505年），魏正始二年。十月，武帝诏大举北伐。以临川王宏为都督。明年，魏正始三年（506年）。三月，陈伯之自寿阳率众来降。五月，张惠绍克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此时为魏南徐州治。昌义之克梁城。东晋时侨立之梁郡，在今安徽凤阳县西南。韦叡克合肥。六月，迁豫州于此。裴邃克羊石，又克霍丘。戍名。隋时置县，即今安徽霍丘县也。六月，桓和克朐山，见第九章第五节。七月，又取孤山、固城。孤山，未详。固城，或云即抱犊崮城。魏以中山王英督扬、徐二道诸军，又以邢峦督东讨诸军事。峦复陷宿豫及淮阳。临川王宏次洛口，在凤阳西南，梁城之东。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而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议欲还师。诸将多不同。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吕僧珍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乃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是军政不和，人怀愤怒。九月，洛口军溃。宏弃众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众散而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张惠绍次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闻洛口败，亦退。案是时梁人之兵力，必非不能敌魏，然以如是不和之众而与敌遇，则必无幸矣，亦无怪宏之不敢战也。然诸将所以不和，实因元帅不得其人之故，梁武此举，几于视国事如儿戏矣。

洛口之师既败，魏人遂乘机进取。十一月，围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州两岸作浮桥，跨淮通道。邵阳州，在今安徽凤阳县北。元英据东岸，杨大眼据西岸以攻城。时城中众裁三千。昌义之督率之，随方抗御。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自后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又设飞楼及冲车以撞之。然不能克。魏诏邢峦帅师会之。峦言钟离不可取，弗听。峦又表言：“征南军士，元英时为征南将军。从戎二时，疲敝死病，量可知已。彼牢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到春，则士自疲苦。若信臣言也，愿赐臣停；若谓臣难行，求回所领兵统，悉付中山，任其处分。”又不许。峦累表求退，乃许之。更命萧宝夤往。《魏书·范绍传》云：任城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绍曰：“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已乡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盖欲克钟离，必于春水生前，故自秋末以百日计也。时又诏绍诣钟离，与元英论攻取形势。英固言必克。绍观其城隍形势，劝令班师。英不从。魏朝诏英有云：“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盖动于绍与邢峦之说也，而英自诡四月必克，亦可谓贪功矣。梁武帝诏曹景宗往援，又诏韦叡会焉。进顿邵阳州。六年（507年），魏正始四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武帝先诏景宗等逆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及是，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景宗攻其南，叡攻其北。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倏忽间，桥尽坏。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魏人大溃，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昌义之出逐元英，至于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禽五万余。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此为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洵足寒鲜卑之胆已。元英、萧宝夤皆坐除名；任城王澄夺开府，降三阶；杨大眼徙营州为兵；魏营州，治和龙。亦可见其丧败之烈矣。

司州之陷也，魏人以为郢州，以司马楚之之孙悦为刺史。后以为豫州，而以娄悦行郢州事。天监七年（508年），魏宣武帝永平元年。九月，魏郢州司马彭增、治中督荣祖潜引梁军。三关之戍并降。娄悦婴城自守。十月，魏阳关主许敬增以城内附。阳关，未详。诏大举北伐，使始兴王憺入清，王茂向宿豫。县瓠镇主白皂生《魏书》作早生。杀司马悦，《梁书·马仙琕传》作司马庆增。按《魏书·列传》，悦字庆宗。推乡人胡逊为刺史，以城内附。诏司州刺史马仙琕赴之。又遣直 将军武会超、马广为援。仙琕进顿楚王城。在今河南新蔡县境。遣别将齐苟儿，《南北史》同。《魏书》作苟仁。以兵三千，助守县瓠。广、会超等守三关。魏中山王英以步骑三万赴之，与邢峦共攻县瓠。十二月，陷之。斩皂生，执苟儿。宁朔将军张道凝屯楚王城，弃城南走。英追击，斩之。八年（509年），魏永平二年。正月，进攻武阳关，禽马广。遂攻黄岘、西关，武会超等亦退散。魏人遂复据三关。是月，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斩宿豫戍主严仲宝，以城内属。魏使杨椿以四万人攻之，不克。二月，其楚王城主李国兴亦复内附。白皂生之叛也，魏使其中书舍人董绍慰劳。至上蔡，见第九章第五节。被执，囚送江东。武帝放还，令通好，许以宿豫还魏，而要魏以汉中见归。魏人不许。

天监十年（511年），魏永平四年。梁复有朐山之捷。是岁，三月，琅邪民王万寿据《魏书·本纪》。杀琅邪、东莞太守刘晰，《梁书·马仙琕传》《魏书·本纪》同。《梁书·本纪》作邓晰。以朐山降魏，魏徐州刺史刘昶，使琅邪戍主傅文骥入据。梁使马仙琕攻之。魏使其荥阳太守赵遐及萧宝夤等先后往赴，皆无功。十一月，文骥以城降。昶退。诸军相寻奔遁。遇大寒雪，军人冻死及落手足者，三分之二。自朐山至于郯城，汉县，今山东郯城县。二百里间，僵尸相属。论者谓自魏经营江左，以钟离之败及是役，失利为最甚焉。《萧宝夤传》云：惟宝夤全师而归。《魏书》于是役，颇归咎于刘昶。然《游肇传》：肇，明根子。肇言：“梁于朐山，必致死而争之。假令必得，亦终难全守。知贼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臣谓此言可许。”世宗将从之，寻而昶败。则亦不能全为昶咎，盖以地利论，朐山固非魏所能争也。初郁州接近边垂，即郁州，见第七章第二节。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与魏通，不自安；而张稷为青、冀二州刺史，宽弛无备，僚吏又颇侵渔。天监十二年（513年），魏宣武帝延昌二年。二月，州人徐文角，从《梁书·康绚传》。《魏书·本纪》作徐玄明。《游肇传》云系军主。夜袭州城，害稷，以郁州降魏。魏使前兖州刺史樊鲁率众赴之。游肇复谏：“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不敌。”世宗不纳。梁北兖州刺史康绚，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北兖州，在今江苏淮安县东南。

时魏以李崇为扬州刺史，守寿春。崇，文成元皇后兄诞之子。是岁，天监十二年（513年）。五月，寿春大水。裴叔业长兄之子绚，为扬州治中，与别驾郑祖起等谋反正。诏假以豫州刺史。遣马仙琕赴之，不及。绚投水死。祖起等皆遇害。十三年（514年），魏延昌三年。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高祖以为然。使水官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太子石卫率康绚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在今盱眙县西。《昌义之传》称为荆山堰。案王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十四年（515年），魏延昌四年。堰将合，淮水漂疾，辄复决溃。众患之。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犹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十一月，魏遣杨大眼扬声决堰。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魏军小却。先是九月。梁将赵祖悦袭据西硖石。今安徽凤台县北夹淮水之山曰硖石。西硖石在淮北岸。又遣昌义之、王神念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春。李崇请援，表至十余。魏使崔亮救硖石，萧宝夤于堰上流，决淮东注。十二月，亮围硖石，不克。又与李崇乖贰。十五年（516年），魏明帝熙平元年。正月，魏以李平为行台，节度诸军。与崔亮及李崇所遣水军李神合攻硖石。别将崔延伯、伊瓮生挟淮为营，舟舸不通，梁兵不能赴救。祖悦力屈降，被杀。李平部分诸军，将水陆并进以攻堰，而崔亮以疾请还，随表而发，魏师乃还。《梁书·康绚传》：十四年（515年）十二月，魏遣其尚书仆射李昙定督众军来战，绚与徐州刺史刘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昌义之、鱼弘文、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昙定，李平字。《通鉴考异》曰：“《魏纪》：十五年正月，乃遣李平节度诸军，《绚传》误也。”十五年（516年）四月，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五丈九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谓绚曰：“四

渎，天之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然之。开湫东注。又纵反间曰：“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魏人信之，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犹不减。《魏书·萧宝夤传》云：宝夤于堰上流更凿新渠，引注淮泽，水乃小减。案魏人是时，既不能坏梁所作之堰，则惟有自凿渠以泄水，亦未必中梁反间之计也。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见第六章第四节。《魏书·李崇传》云：崇于八公山之东南，更起一城，以备大水，州人号曰魏昌城。北南居人，散就冈垄。初堰起于徐州界，刺史张豹子宣言于境，谓己必尸其事，既而绚以他官来监，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每事辄先咨焉。由是遂谮绚与魏交通。高祖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绚还后，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决坏，奔流于海。魏以任城王澄为大都督，勒众十万，将出彭、宋，会堰自坏，遂不行。案淮堰大逆自然之势，即能勤修，恐亦无久而不坏之理。况四月成而八月即坏，又安能归咎于失修邪？用兵当取远势，不当斤斤于一地之得失。自寿阳而北，梁、楚之郊，所谓车骑之地，若能挫魏于此，则寿阳反在军后，其势自不可守。此正与佛狸南略江、淮，而洛阳、虎牢、滑台遂不可固同。与其疲民力以筑堰，曷不以其暇日，大简车徒，以奇兵出襄、邓拟许、洛，而正兵出于陈、宋之郊，与虏一决胜负之为得邪？

魏宣武帝之用兵，可谓绝无方略。既违邢峦之计，舍蜀不取，及其末年，乃复听降人淳于诞、李苗之说，而兴伐蜀之师焉。天监十三年（514年）十一月，以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五万，分四路出师。傅竖眼出巴北，羊祉出涪城，奚康生出绵竹，甄琛出剑阁。即以诞、苗为乡道。明年，正月，宣武帝死，兵罢。先是王足之寇蜀也，高祖使张齐往救，未至而足退。齐进戍南安。天监七年（508年），魏永平元年。秋，使齐置大剑、寒冢二戍。大剑戍，当在大剑山上。寒冢戍，未详。迁巴西太守。初南郑没于魏，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未详治所。《隋志》云：梁于巴西郡置南梁州，不得云益西。《梁书·齐传》：齐以天监十四年（515年），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十七年（518年），迁持节都督南梁州诸军事、南梁州刺史。南梁州当以是时，迁于巴西也。州镇草创，皆仰益州取足。齐上夷獠义租，得米二十万斛；又立台传，兴冶铸，以应赡南梁。十二年（513年），魏延昌元年。魏将傅竖眼寇南安，齐率众距之，竖眼退走。及是，高祖遣宁州刺史任大洪，从阴平入益州北境，欲扰动氐、蜀，以绝魏运路。此阴平为晋时所侨置，在今四川梓潼县西北。梁时曰北阴平郡，仍置阴平县，为郡治。魏军既还，大洪率氐、蜀数千，围逼关城，胡三省云：即白水关城。为魏益州刺史傅竖眼遣军所破。魏益州，时治晋寿。孝明既立，竖眼屡请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葭萌人任令宗，葭萌，见第三章第六节。因众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归款。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齐帅众三万迎令宗。克葭萌、小剑诸戍，进围州城。明年，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五月，魏驿征傅竖眼于淮南，仍以为益州刺史。七月，齐兵少，不利，引还。葭萌复没于魏。小剑、大剑诸戍，亦捐城走。鄱阳王与张齐，较诸前人，差能经略，然蜀事败坏已久，亦非一时所能振起也。李苗之劝魏取蜀也，曰：“巴、蜀孤县，去建业辽远，偏兵独戍，溯流十千。牧守无良，专行劫剥。官由财进，狱以货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若命一偏将，可传檄而定。”其说略与邢峦同。然魏至宣武、孝明之时，亦实已衰敝，蜀纵可取，魏亦未必能取之矣。

宣武非有志于拓土者，末年之伐蜀，颇疑高肇欲借此以立功名也，参看下章二节。

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第一节 魏政荒乱（上）

魏孝文帝既废太子恂，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齐明帝建武四年。立子恪为皇太子，即世宗宣武皇帝也。母曰昭皇后，高氏，肇之妹。案废太子恂之母为贞皇后，林氏。《魏书·皇后传》云：后平原人。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叔父金闾，起自阉官，有宠于常太后。高宗乳母即位尊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官至尚书、平凉公。金闾兄胜，为平凉太守。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金闾，显祖初为定州刺史。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未几，为乙浑所诛。兄弟皆死。胜无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483年），齐武帝永明元年。后依旧制薨谥，曰贞皇后。及恂以罪赐死，有司奏追废后为庶人。案恂之立，在太和十七年（493年）齐永明十一年。六月，其死以二十一年，传云年十五，则即生于太和七年（483年）。使其甫生即有建为储贰之意，何以迟至十七年（493年）始立？若云建储之计，决于十七年前后，何以甫生即杀其母？其事殊为可疑。案孝文之立皇后，事在太和十七年四月，是为废皇后冯氏，太师熙之女。二十年（496年）齐建武三年。七月废。明年，七月，立昭仪冯氏为皇后，是为幽皇后。亦熙女。《皇后传》云：母曰常氏。本微贱，得幸于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贵宠，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时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见爱幸。未几，疾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高祖犹留意焉。几余而太后崩。高祖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希复进见。拜为左昭仪。后立为皇后。废后之废，《传》云由后谮构也。又《昭后传》云：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汉县，今河南辉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世宗之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道隆备。魏初固无适庶之别，即长幼之别，亦不甚严。宣武死时年三十三，溯其生年，亦在太和七年（483年），与废太子长幼之别实微，而宣武母贵矣，何以当时即有立恂为储贰之意而杀其母邪？废太子有无叛逆之意不可知，然在河阳，则必无能为，高祖非好杀者，其废恂既待自归，杀恂何如是之果？然则恂之死，殆亦由于幽后之谗搆邪？《齐书·魏虏传》云：初伪太后冯氏兄昌黎王冯莎二女：大冯美而有疾，为尼。小冯为宏皇后。生伪太子询。后大冯疾差，宏纳为昭仪。宏初徙都，询意不乐，思归桑乾。宏制衣冠与之，询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大冯有宠，日夜谗询。宏出邺城马射，询因是欲叛北归，密选宫中御马三千匹置河阴渚。皇后闻之，召执询，驰使告宏。宏徙询无鼻城，在河桥北二里。寻杀之，以庶人礼葬。立大冯为皇后。便立伪太子恪。是岁，伪太和二十年（496年）也。依此说，则实无所谓贞皇后其人者，不知信否。然魏世皇后略无事迹者，其有无实皆有可疑，正不独贞后一人也。

废后虽废，幽后亦不久即败。《魏书·皇后传》云：后始遣归，颇有失德之闻。高祖频岁南征，后遂与中宫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是时，彭城公主，高祖妹。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于高祖。高祖许之。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家僮十余人，乘轻车、冒霖雨赴县瓠，案高祖以太和二十二年三月至县瓠，九月自县瓠返，十一月至邺，明年五月还洛。奉谒高祖。自陈本意，因言后与菩萨乱状。高祖闻而骇愕，未之全信，而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彭城王勰，高祖弟，见下。此后，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母常或自诣宫中，或遣侍婢与相报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邺，后虑还见治检，弥怀危怖。骤令阉人托参起居。皆赐之衣裳，殷勤托寄，勿使漏泄。亦令双蒙充行，省其信不。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阉官刘腾传》云：高祖之在县瓠，腾使诣行所。高祖问其中事，腾具言幽后私隐，与陈留公主所告符协。高祖问其本末，戒以勿泄。至洛，执问菩萨等六人，迭相证举，具得情状。高祖以疾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萨等于户外。后临入，令阉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斩。后顿首泣谢。乃赐坐东楹，去御筵二丈余。高祖令菩萨等陈状。又让后曰：“汝母有妖术，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启。高祖敕中侍悉出，惟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拄之。后犹不言。高祖乃以丝坚塞整耳，自小语呼整，再三，无所应，乃令后言。事隐，人莫知之。高祖乃唤彭城、北海二王，亦高祖弟，见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辞不获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高祖深自引过，致愧二王。又曰：“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犹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废。良久，二王出，乃赐后辞，死诀，再拜稽首，涕泣歔欷，令入东房。及入宫后，帝命阉人有所问于后。后骂曰：“天子妇亲面对，岂令汝传也？”高祖怒，敕召后母常入，示与后状。后挞之百余，乃止。高祖寻南伐，后留京师，虽以罪失宠，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东宫无朝谒之事。案高祖引问幽后之后，召彭城、北海王入，二王

犹固辞，何以彭城公主言后淫乱时，彭城王独不屏退？《高祖本纪》言其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髆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说虽非实，不合全虚。观其东征西讨，不皇宁处，确非荏弱之人，虽曰病卧，既已搜幽后之身，无复寸刃矣，何必令白整以刀拄之乎？观高祖谓二王之言，所深憾者，似在常之厌魅，何以后又召其入宫？云以文明太后故，冯家女不能相废逐，又何以废废后如扫落叶邪？其可疑岂直一端而已。

高祖弟六人：曰咸阳王禧，曰赵郡灵王干，曰广陵惠王羽，曰高阳文穆王雍，曰彭城武宣王勰，曰北海平王详。干与高祖同年殁。羽，世宗景明二年（501年），齐和帝中兴元年。以淫员外郎冯俊兴妻，为俊兴所击死。高祖时，勰最见信任，《勰传》言：高祖草创，勰以侍中长直禁内，参决军国大政，万几之事，无不豫焉。而任城王澄亦次之。澄，云子，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据《本纪》：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二月，陈显达陷马圈。三月，庚辰，车驾南伐。丙戌，不豫。勰侍疾禁中，且摄百揆。丁酉，车驾至马圈。戊戌，与显达等战，破之。庚子，帝疾甚，北次谷塘原。当在今邓县、南阳间。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见第四章第二节。践阼。以北海王详为司空公，王肃为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嘉，建闾子。建闾，见第十一章第一节。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至丁巳而世宗即位于鲁阳，史称其居谅暗，委政宰辅焉。《勰传》言：高祖前在县瓠不豫，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密为坛于汝水之滨，依周公故事，乞以身代。为此矫诬，意欲何为，殊不可测。《任城王澄传》云：陈显达入寇汉阳，是时高祖不豫，引澄入见清徽堂，诏曰：“显达侵乱，沔阳不安，朕不亲行，莫攘此贼。朕疾患淹年，气力惙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夫气力惙敝，犹必亲行，元魏当时情形，何至危急如此？《勰传》言：行次淯阳，淯水，今白河。高祖谓勰曰：“吾患转恶，汝其努力。”车驾至马圈，去贼数里，显达等出战，诸将大破之。孝文疾患如此，而勰等犹敢以之冒进，至去敌仅数里，有如此大胆之臣子乎？杀后之事，据《后传》曰：高祖疾甚，谓勰曰：“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殡以后礼。梓宫次洛南，咸阳王禧知审死，相视曰：“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夫此时之受遗旨及奉宣遗旨者，即前此彭城公主陈后淫乱时独得在侧与闻，及高祖引问后后，唤令入坐之人；其授药者，亦即引后时敕中侍悉出，惟令在侧以刀拄后者也。然则与后罪状相终始者，惟此三人耳。生则六宫奉以后礼，死犹以后礼殡之，终莫能言其罪状，然则史所载后之罪状，其可信乎？而其载后临命及咸阳王之辞，则可谓婉而彰矣。《任城王澄传》：弟嵩。高祖疾甚，将赐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顾谓澄曰：“任城必不负我，嵩亦当不负任城，可使嵩也。”于是引嵩入内，亲诏遣之。《通鉴考异》曰：“按《冯后传》，梓宫至鲁阳，乃行遗诏赐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

《勰传》言：勰受顾命时，泣言震主之声必见忌。高祖久之曰：“吾寻思汝言，理实难夺。”乃手诏世宗曰：“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遗敕数纸。咸阳王禧疑勰为变，停在鲁阳郡外，久之乃入，谓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窃怀防惧。既葬，世宗固以勰为宰辅。勰频口陈遗旨，请遂素怀。世宗对勰悲恸，每不许之。勰频烦表闻，辞义恳切。世宗难违遗敕，犹逼以外任，乃以勰为定州刺史。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所谓遗敕，盖即出勰时所造也。勰既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岂有反不与于顾命之理？然则与于顾命之人，其遗诏又可信乎？而赐幽后死之诏视此矣。然究极言之，即高祖之死，尚有可疑，而遗诏更不足论矣。

彭城既出，任城旋亦被排。《澄传》云：世宗初，有降人严叔懋者，告王肃潜通宝卷，澄信之，乃表肃将叛，辄下禁止。咸阳、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辅，免官归第。《肃传》言：肃与禧等参图谋谟。自鲁阳至于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禧兄弟并敬而昵之。惟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然则当时禧与详为一党，肃亦附和之，而澄孤立也。在孝文时，最有权力者为勰，次则澄，至此则局面一变矣。

孝文死之明年，为宣武之景明元年（500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也。裴叔业以寿阳叛，勰与王肃同赴之。是年，十月，复以勰为司徒，录尚书事。明年，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齐和帝中兴元年。正月，宣武始亲政，听勰以王归第，而以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勰传》云：时咸阳王禧，渐以骄矜，颇有不法，北海王详阴言于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辅，劝世宗遵高祖遗敕。禧等又出领军于烈为恒州，非烈情愿，固强之，烈深以为忿。烈子忠，尝在左右，密令忠言于世宗云：“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时将礿祭，王公并斋于庙东坊，世宗遣于烈将宿卫壮士六十余人召禧、勰、详等。卫送至于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而烈复为领军。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五月，禧与妃兄兼给事中、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事泄遁逃，诏烈遣直 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追执之，赐死私第。越三年，为正始元年（504年），梁武帝天监三年也。五月，详见杀。《详传》言详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节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又于东掖门外大路之南，驱逼细人，规占第宅。至有丧柩在堂，请延至葬而不见许，乃令舆梓巷次。行路哀嗟。详母高太妃，颇亦助为威虐，亲命殴击，怨响嗷嗷。

妃宋王刘昶女，不见答礼。宠妾范氏，爱等伉俪。及其死也，痛不自胜。乃至葬讫犹毁隧视之。又烝于安定王燮妃高氏。燮，景穆子安定靖王休之子。高氏即茹皓妻姊。详既素附于皓，又缘淫好，往来稠密。详虽贪侈聚敛，朝野所闻，而世宗礼敬尚隆，冯寄无替。军国大事，总而裁决。每所敷奏，事皆协允。详常别住华林园之西隅，华林园，见第三章第一节。与都亭宫馆，密迩相接，亦通后门。世宗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与高太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岁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亲政也，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犊车，防卫严固，高时皇迫，以为详必死，亦乘车傍路，哭而送至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及详得免，高云：“自今而后，不愿富贵，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扫市作活也。”至此，贵宠崇盛，不复言有祸败之理。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皓等谋为逆乱。于时详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纠详贪淫，及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专恣之状。夜即收禁皓等南台。又虎贲百人，围守详第。至明，皓等皆赐死。详单车防守，还华林之馆。十余日，徙就太府寺。诏免为庶人。别营坊馆，如法禁卫，限以终身。遂别营馆于洛阳县东北隅。二旬而成。将徙详居之。会其家奴数人，阴结党辈，欲劫出详。密抄名字，潜托侍婢通于详。详始得执省，而门防主司，遥见突入，就详手中，揽得陈奏。至夜，守者以闻；详哭数声而暴死。详贪淫之迹，固非必由于虚构，然世宗宠寄甚隆，则知其诛之初不以此。亲政之际，咸阳、彭城皆遭黜斥，而详反膺宠寄，则知二王之黜，实由详之谗搆。当此之际，岂特无被祸之虞？高太妃顾哭而送之，非未知其事之真，则史传之失实也。《咸阳王禧传》云：禧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诛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世宗颇恶之。然其诛之则亦并不以此也，亦可见其纲纪之废弛矣。

茹皓等事，并见《魏书·恩幸传》。皓为直，率常居内，留宿不还。传可门下奏事，领华林诸作，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天渊池，见第八章第一节。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北邙，见第七章第七节。南山，谓洛阳南方之山。徙竹汝、颍，罗峙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皓资产盈积。起宅宫西，朝贵弗之及也。皓旧吴人，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雁门人谄附者，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府、省以闻，诏特依许。娶仆射高肇从妹，于世宗为从母。又为弟娉安丰王延明妹。延明，文成子安丰匡王猛之子。延明耻非旧流，不许。详劝解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昏姻也？”延明乃从焉。初赵修及皓之宠，详皆附纳之，又直将军刘胄，本为详所荐，常感详恩，密相承望，并共来往。高肇乃搆之世宗，云皓等将有异谋。世宗乃召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擅势纳贿及私乱诸事。季贤起于主马。世宗初好骑乘，用是获宠。与茹皓通知庶事，势望渐隆。引其兄为朝请、直寝，娶武昌王鉴妹；季贤又将娶洛州刺史元拔女；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并结托帝戚，以为荣援云。扫静为世宗典栉疏；又有徐义恭，善执衣服；并以巧便，旦夕居中，爱幸相伴。二人皆承奉茹皓，皓亦并加接眷，而扫静偏为亲密，与皓常在左右，略不归休。义恭小心谨慎，谦退少语。皓等死后，弥见幸信。长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义恭昼夜扶侍，崩于怀中。此外，世宗朝佞幸见于《传》者，尚有王仲兴、寇猛、赵邕，而赵修最横。修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颇有膂力。世宗践阼，仍充禁侍，爱遇日隆。亲政旬月之间，频有转授。每受除设宴，世宗亲幸其宅，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世宗亲见其母。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时将马射，世宗留修过之。帝如射宫，修又骖乘。修恐不逮葬日，驿赴窆期。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修道路嬉戏，殆无戚容。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从者 喧哗，诟詈无节。莫不畏而恶之。是年，又为修广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门高堂，房庑周博，崇丽拟于诸王。其四面邻居，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补长史大郡。修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敖无礼，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讽纠其罪。自其葬父还也，旧宠少薄。初王显只附于修，后因忿阋，密伺其过，列修葬父时路中淫乱不轨，又云与长安人赵僧 谋匿玉印。高肇、甄琛等构成其罪，乃密以闻。诏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琛与显监决其罚，遂杀之。仲兴与修，并见宠任。世宗游幸，仲兴常侍从，不离左右。外事得径以闻。百僚亦耸体而承望焉。仲兴世居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见第五章第六节。故为雍州大中正。雍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寇猛以膂力为千牛备身，历转遂至武卫将军。出入禁中，无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上谷，见第三章第八节。得补燕州大中正。魏燕州，治今河北昌平县。家渐富侈。宅宇高华，妾隶充溢。赵邕以赵出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徙属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为南阳中正，父为荆州大中正，邕后亦为荆州大中正。世宗崩后，出为幽州刺史。魏幽州治蓟，见第四章第二节。在州贪纵，与范阳卢氏为婚，范阳，魏郡，晋废，后魏复为郡，治今河北涿县。女父早亡，其叔许之，而母不从。母北平阳氏，北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携女至家，藏避规免，邕乃考掠阳叔，遂至于死。案宣武之溺于群小，纲纪荡然，实自文明太后之世，相沿而来，不得独为宣武咎，然其驾驭之才，不如文明太后，则群小之纵恣弥甚矣。白龙豫且，困于鱼服，诸人既皆托于帝戚，又安知其不有觊觎之心哉？高肇之发其谋，恐不得

云莫须有也。

永平元年（508年），梁武帝天监七年。宣武弟京兆王愉反，彭城王亦因之见杀。愉，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齐明帝建武四年。为徐州刺史。世宗初，为护军将军。迁中书监。《愉传》云：世宗为纳顺皇后妹为妃，顺皇后，世宗后，于烈弟劲之女。而不见礼答。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东郡，见第三章第三节。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李产子宝月。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愉好文章，时引才人宋世景等，共申燕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于是世宗摄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愉既势劣二弟，广平王及清河王怿。潜怀愧恨；又以幸妾屡被顿辱，在州谋逆。遂杀长史羊灵引及司马李遵。《北史·羊祉传》：弟灵引，甚为高肇所昵。京兆王愉，与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镇冀州，肇以灵引为愉长史，以相间伺。灵引恃肇势，每折愉。及愉作逆，先斩灵引于门。时论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灵引所致。此亦私曲之论。愉乃妄人，其为州，自不得不有人以监之，灵引之折愉，或系裁抑其非法也。称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谋杀害主上。遂为坛于信都之南，信都，冀州治，见第四章第二节。柴燎告天，即皇帝位。立李氏为皇后。世宗诏尚书李平讨愉。愉出拒，频败，遂婴城自守。愉知事穷，携妾及四子数十骑出门，诸军追之，见执。诏征赴京师，申以家人之训。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虽锁絷之中，饮食自若，略无愧惧之色。至野王，见第五章第一节。愉语人曰：“虽主上慈深，不忍杀我，吾亦何面目见于至尊？”于是歔欷流涕，绝气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杀之。《勰传》云：言于朝廷，以其舅潘僧固为冀州乐陵太守。乐陵，见第三章第四节。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见逼从之。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因僧固之同逆，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勰国郎中令魏偃，前防 高祖珍，希肇提携，搆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晖昭成六世孙。以奏世宗，晖不从。令左卫元珍言之。珍，平文第四子。高，凉王孤六世孙。世宗访之于晖。晖明勰无此。世宗更以问肇。肇以偃、祖珍为证，世宗乃信之。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及肇等入，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杀之。愉、怿皆反状明白，史皆以为高肇诬构，其非实录明矣。

《魏书·世宗纪》言其雅性俭素。又云：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案《邢峦传》称：峦当世宗初，奏曰：“粟帛安国，育民之方；金玉虚华，损德之物。故先王深观古今，去诸奢侈。服御尚质，不贵雕镂。所珍在素，不务奇绮。至乃以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宴，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虽躬行俭素何益？况其嬖溺近幸如此，所谓俭素者，又安在邪？溺情释氏，则亦只足以废事而已矣。

第二节 魏政荒乱（下）

世宗怠荒已甚，当其时，在朝诸臣，几无一乃心君国者，然有一独立不倚之人焉，曰高肇。肇者，世宗母文昭皇后之兄也。世宗初立皇后于氏，景明三年（502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太尉烈弟劲之女也，是为顺皇后。生子昌。后以正始元年（504年）梁天监三年。十月死。永平元年（508年），梁天监七年。三月，昌亦死。七月，立夫人高氏为皇后。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肇传》云：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录尚书事。未几，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尚世宗姑高平公主。迁尚书令。肇出自夷土，肇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孝文初入魏。蓨，汉县，《汉书·地理志》作修，《景帝纪》《周亚夫传》作条，在今河北景县境。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世宗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搆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谮杀彭城王勰。由是朝野侧目，咸畏恶之。因此专权，与夺任己。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龙门外庑下忽忿诤，大致纷纭。太尉高阳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见宠信。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好改先朝旧制，出情妄作；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矣。延昌初，梁天监十一年（521年）。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案北海、京兆、彭城三王之事，已见上节，其死是否肇之所致？其叛是否由肇激成无俟深辩。愉之叛，以其妾被顿辱，顿辱其妾者，顺皇后也，顺皇后者，于忠之从妹，忠则害肇之人也。《勰传》言肇欲搆勰而元晖不从。《晖传》言：晖为侍中，领有卫将军，深被亲宠。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晖别奉旨藏之于柜，惟晖入乃开，其余侍中、黄门，莫有知者。侍中卢昶，亦蒙恩眄，故时人号曰饿虎将军、饥鹰侍中。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出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

汤阴间，首尾相继，道路不断。其车少脂角，即于道上所逢之牛，截去角以充其用。其为人何如邪？又晖尝欲害其从弟寿兴，事见《昭成子孙传》，而独厚于勰乎？信都，冀州治，见第四章第二节。汤阴，即荡阴，见第三章第一节。《勰传》言：世宗诏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幽守诸王，乃由京兆、广平，暴虐不法，如京兆、广平之所为，欲无防禁得乎？《怿传》云：肇谋去良宗，屡谮怿及愉等，愉不胜忿怒，遂举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搆杀勰；怿恐不免。肇又录囚徒，以立私惠。怿因侍宴酒酣，乃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炎炎不息？”又言于世宗曰：“臣闻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减膳录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讵是人臣之义？”所谓忿争，盖亦此类。世宗耽于游宴，故肇为之录囚，此亦未必僭逆，此自怿之褊衷。史云肇屡谮怿，怿究何尝见害乎？可见诸王之不终，与肇无涉，至以顺皇后母子之死，归罪于肇，则更所谓莫须有者矣。附之者超升，背之者陷罪，以及予夺任己等辞，则居尚书中者，固易加以此等罪状也。减削封秩，抑黜勋人，正见其能综核名实，予夺不苟耳。《张彝传》云：陈留公主寡居，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谮彝于世宗，称彝擅立刑法，劳役百姓，此亦近乎诬罔。彝之为人，本近严酷也。

延昌四年（515年），梁天监十四年。正月，宣武帝死。其第二子翊，母曰胡充华。生于永平三年（510年），梁天监九年。延昌元年（512年），梁天监十一年。立为太子。领军将军于忠与侍中崔光，迎翊即位，是为肃宗孝明皇帝。时高肇为大都督，伐蜀。忠与门下省议：引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宫，请即敕授。御史中尉王显，与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等寝门下之奏，欲以高肇录尚书事。忠于殿中收显杀之。入蜀兵罢，肇还，雍与忠潜备壮士十余人于舍人省，肇入省，壮士搤而拉杀之。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叔业兄子，见第十章第五节。劝雍出忠，忠并矫诏杀之。又欲杀雍，崔光固执，乃免雍太尉，以王还第。自此之后，诏命生杀，皆出于忠。先是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胡充华为皇太妃。及高肇死，皇太后出俗为尼。神龟元年（518年），死于瑶光寺，梁天监十七年也。至是，遂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忠又领崇训卫尉，为尚书令。太后旋临朝称制。解忠侍中及崇训卫尉。未几，出忠为冀州刺史。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史云：世宗崩后，高太后将害灵太后。胡后谥。中常侍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计于崔光。光曰：“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理必万全。”忠等从之，具以此意启灵太后。故太后深德腾等。熙平二年（517年），梁天监十六年。四月，复以为尚书右仆射。神龟元年（518年）三月，复仪同三司。旋死。案高后之为人，未必能杀胡后，此说恐亦不足信也。后聪明多才艺。能亲览万机，手笔断决。道武玄孙叉，京兆王黎之曾孙。后妹夫也，为侍中、领军将军，深为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怿，参决机事，以叉恃宠骄盈，裁之以法，叉遂令通直郎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欲谋逆立怿。怿坐禁止。后穷治无实，得免，犹以兵卫守于宫西别馆。此据《叉传》。《维传》云：告文殊父子欲谋逆立怿，怿坐被录禁中。文殊父子惧而逃遁。鞫无反状，以文殊亡走，县处大辟。置怿于宫西别馆，禁兵守之。维应反坐。叉言于太后，欲开将来告者之路，乃黜为燕州昌平郡守。及叉杀怿，征为散骑侍郎。太后反政，以叉党除名。寻追其诬告清河王事，赐死。《怿传》则云：叉党人宗准爱，希叉旨告怿谋反，禁怿门下，讯问左右及朝贵，贵人分明，乃得雪释。昌平，汉县，后魏初省，后复置郡。今河北昌平县。久之，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侍中刘腾密谋。《腾传》云：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怿抑而不与，腾以为恨，遂与叉害怿。后在嘉福，未御前殿，腾诬怿欲害帝。肃宗闻而信之。案肃宗时年十一耳，怿之诛非自为政可知。然《怿传》及他篇，多以怿为正人，而《灵后传》

云：后逼幸怿，恐得其实，则觊觎之意，亦不敢保其必无也。乃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太后不得出。怿入，叉使人防守之。腾称诏召集公卿，议以大逆论。咸畏惮叉，无敢异者。夜中杀怿。于是假为灵太后辞逊之诏，幽之北宫。时正光元年（520年）七月，梁普通元年也。腾自执管钥，肃宗亦不得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不免饥寒。叉遂与高阳王雍等辅政。以腾为司空公。叉为外御，腾为内防。迭直禁闼，共裁刑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讨叉、腾，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熙，英子。为其长史柳元章等所执。叉遣尚书左丞卢同杀之，传首京师。太后从子都统僧敬，此据《后传》。《外戚传》：名虔，字僧敬。与备身左右张车渠等谋杀叉，复奉太后临朝，不克。僧敬坐徙边，车渠等死。胡氏多废黜。初奚康生领右卫将军，与叉同谋废后。子难，娶左卫将军侯刚女，刚长子，即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托。三人多俱宿禁内，时或迭出。叉以难为千牛备身。康生性粗武，叉稍惮之，见于颜色。明年，正光二年（521年），梁普通二年。肃宗朝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顾视太后，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肃宗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劳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问谁？”群臣莫敢应。后自起，援肃宗臂，下堂而去。肃宗引前入，左右竞相排，不得闭，康生夺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肃宗既上殿，康生时有酒势，将出处分，遂为叉所执，锁于门下。处斩刑。难以侯刚子婿，恕死徙安州。魏置，在今河北密云县东。后尚书卢同为行台，又令杀之。时灵太后、肃宗同升于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康生既被囚执，内侍贾彝绐太后曰：“侍臣怀恐不安，陛下宜亲安慰。”太后信之。适下殿，粲便扶肃宗，于东序前御显阳，还闭太后于宣光殿。武卫将军于景，忠弟。亦以谋废叉，黜为怀荒镇将。怀荒，六镇之一，见下节。初叉之专政，矫情自饰，劳谦待士，时事得失，颇以关怀。而才术空浅，终无远致。得志之后，便骄愎。耽酒好色，与夺任情。

政事怠惰，纲纪不举。刘腾尤骄恣。八坐九卿，旦造其宅，参其颜色，方赴省府。亦有历日不能见者。公私属请，惟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见下节。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逼夺邻居，广开宅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523年），梁普通四年。三月，腾死，防卫微缓。叉亦颇自宽，时宿于外。每日出游，留连他邑。灵太后微察知之。五年（524年），梁普通五年。秋，后对肃宗谓群臣曰：“隔绝我母子，不听我往来儿间，复何用我为？放我出家，我当永绝人间。”欲自下发。肃宗与群臣大惧，叩头泣涕，殷勤苦请，后意殊不回。肃宗乃宿于嘉福殿。积数日，遂与后密图叉。后瞋忿之言，欲得往来显阳，皆以告叉。叉殊不为疑，乃劝肃宗从太后意。于是太后数御显阳，二宫无复禁碍。丞相高阳王雍，虽位重于叉，而甚畏恽，欲进言于肃宗而事无因。会太后与肃宗南巡洛水，雍邀请车驾，遂幸雍第。日晏，肃宗及太后至雍内室，从者莫得入，遂定图叉之计。解叉领军。后叉出宿，又解其侍中。孝昌元年（525年），梁普通六年。四月，太后复临朝。刘腾追夺爵位，发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财产。叉除名为民。未几，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谋反，并赐死于家。出贾粲为济州刺史，济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未几，遣使驰驿杀之。叉之解领军也，灵太后以其腹心尚多，恐难卒制，权以侯刚代之，寻出为冀州刺史，在道又加削黜焉。

灵后再临朝后，朝政疏缓，威刑不立，牧守所在贪惏。郑俨污乱宫掖，与徐纥并为中书舍人，共相表里，势动内外。俨本太后父胡国珍司徒参军，得幸于后。纥，世宗时即为舍人，谄附赵修。修诛，坐党徙枹罕。后复见用。又事元叉，得其欢心。至此，复曲事郑俨，因得总摄中书门下之事。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李神轨崇子。亦领中书舍人，时云见幸帷幄，与俨为双，莫能明也。高阳王雍以太师录尚书事，后又进位丞相；东平王略，中山王英子，熙之弟。城阳王徽，景穆子城阳王长寿之孙。先后为尚书令；亦惟谄附俨、纥而已。后性奢侈，又信佛法。自其初听政时，即锐于缮兴，在京师起永宁等佛寺，外州各造五级浮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兼曲赉左右，日有数千。《任城王澄传》。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食货志》。孝昌二年（526年），梁普通七年。十一月，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闰月，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三年（527年），梁大通元年。二月，诏凡输粟瀛、定、岐、雍四州者，瀛、岐、雍州，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华州，钱大昕云：盖初治李闰堡，世宗时移治古冯翊。案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北华州，治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盖其财政，已至山穷水尽之境矣。案肃宗在位十二年，而胡灵后之见幽者凡六年，以魏事败坏，悉蔽其罪于后，实非平情之论。魏之败坏，乃其政权始终在亲贵及代北旧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太后以来，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观元魏之乱亡，而知《春秋》之讥世卿，为有由也。

第三节 北方丧乱

自道武至太武之世，人民之叛魏者甚多，已见第八章第五节。此等叛乱，至孝文、宣武之朝，迄仍不绝。孝文太和五年（481年），即齐高帝建元三年，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十三年（489年），即齐武帝永明七年，兖州人王伯恭聚众劳山，自称齐王，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十四年（490年），即齐永明八年，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禽获伏诛。二十一年（497年），即齐明帝建武四年，先是定州人王

金钩讹言，自称应王，州郡捕斩之。二十三年（499年），即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幽州人王惠定聚众反，自称明法皇帝，刺史李肃捕斩之。宣武景明元年（500年），即齐永元二年，齐州人柳世明聚众反，齐、兖二州讨平之。正始二年（505年），即梁武帝天监五年，秦州人王智等聚众，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二月，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七月，降之，秦、泾二州平。案时反于泾州者为屠谷陈瞻，苟儿则羌也，见《杨椿传》。正始四年（507年），即梁天监六年，夏州长史曹明谋反，伏诛。永平二年（509年），即梁天监八年，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三年（506年），即梁天监九年，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儁反，州军讨平之。四年（507年），即梁天监十年，汾州刘龙驹聚众反，诏谏议大夫薛和讨之。延昌三年（514年），即梁天监十三年，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四年（515年），即梁天监十四年，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元遥破斩之。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即梁天监十六年，余贼复相聚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讨平之。神龟元年（518年），即梁天监十七年，秦州羌、东益州南秦州氐皆反。河州人却铁忽聚众反，自称水池王。后诣行台源子恭降。正光二年（521年），即梁普通二年，东益、南秦州氐反，河间王琛讨之，失利。至五年（524年），即梁普通五年，而破六汗拔陵反，时局不可收拾矣。魏兖州，初治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后移瑕丘，见第九章第五节。是称东兖，而滑台称为西兖。太和中，又于涡阳置兖州，是为南兖。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劳山，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南。东莱镇，后改为光州，今山东掖县。平原郡，后魏治聊城，在今山东平原县南。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幽州见第十二章第一节。齐州，治历城，今山东历城县。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夏州，治岩绿，在今陕西横山县西。华州，见第二节。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汾州，治蒲子，在今山西隰县东北。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阜城，汉县，在今河北

阜城县东。瀛州、东益州，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南秦州，治骆谷，在今甘肃成县西南。河州，今甘肃导河县。《魏书·良吏传》云：“魏初，拥节分符，多出丰、沛，政术治风，未能咸允。虽动诒大戮，而贪虐未悛。亦由网漏吞舟，时挂一目。高祖肃明纲纪，赏罚必信，肇革旧轨，时多奉法。世宗优游而治，宽政遂往。太和之风，颇以陵替。肃宗驭运，天下淆然。其于移风革俗之美，浮虎还珠之政，九州百郡，无所闻焉。”然则魏之吏治，实以孝文之时为最整敕，然据《本纪》所载：则太和十二年（488年），齐永明六年。梁州刺史临淮王提，魏梁州，初治仇池，夏侯道迁降魏，乃移治南郑。提，太武子临淮王谭之子。坐贪纵配北镇。见第八章第三节。十三年（489年），齐永明七年。夏州刺史章武王彬，又以贪财削封。彬，景穆子章武王大洛之子。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并坐臧贿，免为庶人。天赐、桢，皆景穆子。十五年（491年），齐永明九年。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郁，景穆子济阴王小新成之子。此等皆系亲贵，获罪较难，而终不免于获罪，可见其贪残之甚；抑此等皆系亲贵，故其获罪得以备书于史，俾后人有所考见，此外地位较微，为史所不载者，盖不知凡几矣，又可见其贪残者之多也。太和七年（483年），齐永明元年。二月，诏曰：“朕每思知百姓疾苦，以增修宽政，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今秀、孝、计掾，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复犯无恕。”以死罪胁秀、孝、计掾，举发州郡罪状，可谓闻所未闻。明年，齐永明二年（484年）。正月，诏陇西公琛、尚书陆叡为东西二道大使，褒善罚恶。是岁，始颁官禄。禄行之后，臧满一匹者死。虏何爱于中国人？观其用法之严，而知其吏治之恶矣。

州郡如此，镇将尤甚。魏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官氏志》。其后则内地亦置之。肃宗正光五年（524年）改镇为州，诏曰：“太祖道武皇帝，应期拨乱，大造区夏；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丕绪，

光阐王业；躬率六师，扫清逋秽。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

契阔行间，备尝劳剧。逮显祖献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便差割强族，分卫方镇。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帅，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实惟斯等。”此魏置镇之大略也。《魏书·袁飜传》：飜于正始、熙平之间，议选边戍事曰：“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惟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财货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惟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钞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小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渍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间伺，审此虚实，皆云粮匮兵疲，易可乘扰，故驱率犬羊，屡犯疆场。频年以来，甲胄生虮，十万在郊，千金日费。为弊之深，一至于此。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贾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此南边诸镇之情形也。北边则尤有甚焉。《世宗纪》：景明四年（503年），梁天监二年。十一月，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拯恤。《怀传》载怀表曰：“景明已来，北蕃连年灾旱。案观下文所言，当时北蕃饥荒，恐不尽系天灾，而实由于人事。延昌二年（513年），梁天监十一年也，二月，以六镇大饥，开仓振赡，可见其饥荒久而未抒矣。六镇，见下。高原陆野，不任营殖。惟有水田，少可菑亩。主将参寮，专擅腴美。瘠土荒畴，以给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联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沃野，汉县，魏置镇，在今绥远临河县境黄河西岸。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传》云：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所上事宜，便于北边者，凡四十余条。可见其积弊之深，民生之困矣。而身为将士者，亦未尝不抑郁思乱。《北齐书·魏兰根传》曰：正光末，李崇为都督，讨茹茹，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白：“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已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维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崇以奏闻，事寝不报。逮破六汗拔陵既叛，崔暹败于白道，见下。广阳王渊又上书曰：渊，嘉之子，嘉见第一节。渊《北史》避唐讳作深，《魏书·本纪》作渊，《死传》亦作深，盖后人所改。《通鉴》亦依《北史》作深。“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惟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及阿那瓌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

未许。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渊传》云：时不纳其策。东西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渊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六镇，在代郡北塞，东至濡源。其自西徂东之次，曰怀朔，曰武川，日抚冥，曰柔玄，曰怀荒，曰御夷。怀朔，在今绥远固阳县境。武川，已见第一章。抚冥，镇城所在未详。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境。怀荒、御夷二镇，后改为蔚州，蔚州，即今察哈尔蔚县也。六镇自西徂东之次，依胡三省说，见《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注。案崔暹之败，事在正光五年七月。其年八月，《纪》载诏诸州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郦道元传》云：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而《李崇传》言：临淮王彧、李叔仁败，亦见下。诏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使陈良策。吏部尚书元修义景穆子汝阴王天赐之子。谓宜得重贵，镇压恒、朔。皆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诏欲遣崇。然仍责其改镇为州之表，开诸镇非异之心，致有今日之事。则魏朝当日，始终不甚以此策为然；加以六镇尽叛，政令格不能行，诏旨自成虚语矣。然此时即能行之，恐于势亦已无及也。

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梁武帝之普通五年也。三月，沃野镇人破洛韩拔陵反，杀镇将。诏临淮王彧讨之。彧，提之孙。五月，败于五原。朔州治，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安北将军李叔仁寻败于白道。在今绥远归绥县北。武川陷。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崔暹出东道，广阳王渊出北道，皆受崇节度。崇至五原。七月，崔暹大败于白道之北。贼遂并力攻崇。崇与渊力战相持，至冬，乃引还平城。渊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祟坐免官爵，征还，以后事付渊。崇之将班师也，留别将费穆守朔州。穆招离聚散，颇得人心。时北境州镇，悉皆沦没，惟穆独据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军不至；兼行路阻塞，粮仗俱尽；亦弃城南走。明年，魏孝昌元年（525年），梁普通六年。三月，拔陵别帅王也不卢等攻陷怀朔。至六月，乃为柔然主阿那瓌所破，南移渡河。而恒州卒于又明年七月失陷，孝昌二年（526年），梁普通七年。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行台元纂南走。代北遂不可收拾矣。而杜洛周、鲜于修礼复起。

初李叔仁为破六韩拔陵所逼，求援。广阳王渊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渊与元纂，表求于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振赍，息其乱心。不从。而遣黄门侍郎杨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渊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孝昌元年（525年）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此依《魏书·本纪》。《梁书·侯景传》作吐斤六周，云柔玄镇兵。上谷，见第三章第八节。攻没郡县，南围燕州。见第十二章第一节。九月，诏幽州刺史常景为行台，征虏将军元谭为都督讨之。谭，献文子赵郡灵王干之子。二年（526年）正月，谭次军都，燕州治。为洛周所败。以别将李琚代谭。四月，又败没于蓟城之北。蓟，幽州治。五月，燕州刺史崔秉南走中山。定州治。七月，洛周遣其别帅曹纥真寇掠幽州。常景遣都督于荣邀于栗园，胡三省曰：当在固安县界。大破之，斩纥真。九月，景又破洛周，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别帅侯莫陈升。然至十一月，幽州卒陷，景被执。

鲜于修礼，本怀朔镇兵，据《梁书·侯景传》。为五原降户。以孝昌二年（526年）正月，反于定州。诏长孙稚为大都督，稚，字承业，史或书其字。《北史》作名幼。与河间王琛讨之。齐郡顺王简子，继河间孝王若。简、若，皆文成子。琛与稚有隙，前到呼沱，稚未欲战，而琛不从。稚至五鹿，在河北濮阳县南。为修礼所邀，琛不赴。贼总至，遂大败。稚与琛并除名。修礼及杜洛周之叛也，其余降户，犹在恒州，欲推广阳王渊为主，渊上书乞还京师，令左卫将军杨津代为都督。及是，五月。复以渊为大都督，章武王融为左都督，融，彬子。裴衍为右都督，衍，植之弟。北讨。初朔州毛普贤，为渊统军，后与修礼同反。见《甄琛传》。修礼常与葛荣谋，《梁书·侯景传》云：荣怀朔镇将。后稍信普贤，荣常衔之。渊使人喻普贤，普贤乃有降意。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果相猜贰。葛荣遂杀普贤、修礼而自立。此据《渊传》。《本纪》云：八月，贼帅元洪业斩鲜于修礼请降，为贼党葛荣所杀。荣以新得大众，上下未安，遂北度瀛洲。渊便率众北转。荣东攻。章武王融战败于白牛逻，《纪》云在博野。博野，今河北蠡县。殁于阵。渊退走，趋定州。闻刺史杨津疑其有异志，止于州南佛寺。召都督毛谥等六七人，臂肩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谥疑渊意异，乃密告津，云渊谋不轨。津遣谥讨渊。渊走。逢贼游骑，引诣葛荣，为荣所杀。三年（527年），梁大通元年。荣陷殷州。在今河北隆平县东。东围冀州。先是以安乐王鉴为相州刺史、北讨大都督，鉴，文成子安乐王长乐之孙。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与裴衍共救信都。冀州治。鉴谋反，降荣。八月，都督源子邕怀子。此据《本纪》。《列传》作子雍。与衍合围鉴，斩首传洛。十一月，信都陷。时除子邕冀州刺史。子邕上书曰：“贼中甚饥，专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饱暖。高壁深垒，勿与争锋。彼求战不得，野掠无所获。不盈数旬，可坐制凶丑。”时裴衍复表求行。诏子雍与衍速进。子雍重表固请，不听。遂与衍俱进。至阳平郡东北漳曲，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荣率贼十万，来逼官军。子邕、衍并战殁。明年，武秦元年（528年），梁大通二年。正月，杜洛周陷定州，瀛州亦降。二月，为荣所并。三月，荣陷沧州。在今河北南皮县东南。遂独雄于河北矣。

破洛韩拔陵之叛也，高平酋长胡琛亦起兵攻镇以应之。正光五年（524年），四月。高平镇，后为原州，今甘肃固原县。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时秦州刺史李彦，刑政过猛，为下所怨。六月，城民薛珍、刘庆、杜超等禽彦，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据《彦传》。《萧宝夤传》杜超作杜迁。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杀刺史崔游，以应大提。大提遣城人卜朝《通鉴》作卜胡。袭克高平。大提寻死，子念生代立。据《萧宝夤传》，念生为大提第四子。僭称天子。七月，诏元修义为西道行台，率诸将西讨。李苗上书，以为“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沮，坐受崩溃。今宜且勒大将，深沟高垒，坚守勿战；别命偏师，精卒数千，出麦积崖，在今甘肃天水县东南。以袭其后；则汧、岐之下，群妖自散”。于是诏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出梁、益，隶行台魏子建。东益州刺史，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念生遣其兄天生下陇东寇。据《本纪》。《宝夤传》及《梁书·羊侃传》：皆云天生为念生子。八月，元志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元修义性好酒，遂遇风病，神明昏丧，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九月，更以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崔延伯、北海王颢西讨。颢，详子。十一月，天生攻陷岐州，执元志。遂寇雍州，屯于黑水。在今陕西城固县北，南流入汉。十二月，魏子建招降南秦氐民，复六郡、十三戍，斩韩祖香。张长命畏逼，乃告降于萧宝夤。先是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雄执刺史宋颖，据州反。七月。吐谷浑主伏连筹讨之。于菩提弃城走，追斩之。城民赵天安复推宋颖为刺史。是月，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天安复执颖以应之。魏凉州，治姑臧，见第二章第二节。孝昌元年（525年），梁普通六年。正月，萧宝夤、崔延伯击天生，破之黑水。天生退走入陇西。泾、岐及陇东悉平。先是高平人攻杀卜朝，共迎胡琛。正光五年十一月。琛遣其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寇泾州。延伯、宝夤会于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威甚盛。四月，延伯为丑奴所败，战殁。延伯与奚康生、杨大眼并称名将，其死也，朝野叹惧焉。十月，吐谷浑复讨赵天安，降之。天水吕伯度兄弟，天水，见第二章第二节。始与莫折念生同逆。后保于显亲，后汉侯国，后为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北。聚众讨念生。

战败，降于胡琛。琛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见第三章第八节。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在今甘肃庄浪县南。遂至显亲。念生身自拒战，又大奔败。伯度乃背胡琛，袭琛将刘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骑东引魏军。念生事迫，乃诈降于萧宝夤。魏朝嘉伯度之功，授以泾州刺史。而元修义停军陇口，久不西进。念生复反。伯度终为万俟丑奴所杀。贼势更盛，萧宝夤不能制。胡琛与念生交通，事破六韩拔陵寖慢。拔陵遣其臣费律至高平，诱琛斩之。其众尽并于万俟丑奴。孝昌三年（527年），梁大通元年。正月，宝夤大败于泾州。北海王颢寻亦败走。岐、豳、东秦、北华州俱陷。豳州，今陕西邠县。东秦州，秦州陷后，置于汧城。汧，汉县，后魏曰汧阴，在今陕西陇县南。北华州，见上节。宝夤还雍州。莫折天生乘胜寇雍州。宝夤部将羊侃隐身堑中射之，毙，其众乃溃。有司奏处宝夤死罪，诏恕为民。四月，复以为雍州刺史、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九月，念生为其常山王杜粲所杀，合门皆尽。粲据州，请降于宝夤。十二月，粲又为骆超所杀，亦遣使归魏。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归罪。十月，魏朝复宝夤旧封。而宝夤自以出军累年，糜费尤广，一旦覆败，内不自安。魏朝颇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郦道元为关中大使。宝夤谓密欲取己，弥以忧惧。长安轻薄之徒，因相说动。道元行达阴槃驿，阴槃，汉县，在今陕西长武县西北。宝夤密遣其将郭子恢等攻杀之。遂叛魏，自号为齐。遣子恢东攻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张始荣围华州。见上节。魏诏尚书仆射行台长孙稚讨之。初宝夤之败，北地功曹毛洪宾据郡引寇，钞掠渭北。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时杨椿为雍州刺史，其兄子侃为录事参军，请讨之。洪宾通书送质，乞自效。及是，与其兄遐，纠率乡义，将攻宝夤。宝夤遣其将卢祖迁击遐，为遐所杀。又遣其将侯终德攻遐。时薛凤贤反于正平，后魏郡，在今山西新绛县西南。薛修义屯聚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分据盐池，攻围蒲坂，见第三章第四

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杨侃为稚行台左丞。稚军次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侃劝其“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稚从之。令其子子彦等领骑于弘农北渡。围城之寇，各自散归，修义亦即逃遁。子恢为官军所败。稚又遣子彦破始荣于华州。终德因此势挫，还图宝夤。宝夤战败，奔万俟丑奴。时武泰元年（528年）梁大通二年。正月也。

以上皆孝明之世叛乱之较大者；其较小者：在清河则有崔畜。在广川则有傅堆。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广川，见第九章第五节。孝昌元年（525年）三月，畜杀太守董遵，堆执太守刘莽反。青州刺史安乐王鉴讨平之。在朔州则有鲜于阿胡、库狄丰乐。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孝昌二年四月据城反。在平原则有刘树、刘苍生。孝昌二年十一月反。州军破走之。刘树奔梁。在徐州则有任道棱。孝昌三年（527年）正月，袭据萧城。州军讨平之。萧，今江苏萧县。在东郡则有赵显德。东郡，魏治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显德，孝昌三年二月反。诏都督李叔仁讨之。四月，别将元斌之斩显德。在齐州则有刘钧、房须。孝昌三年（527年）三月，钧执清河太守邵怀，须屯据昌国城。六月，诏李叔仁讨钧，平之。须，《彭城王勰传》作顷。昌国，汉县，在今山东淄川县东北。在陈郡则有刘获、郑辨。孝昌三年（527年）七月，反于西华。州军讨平之。西华，汉县，在今河南西华县南。在营州则有刘安定、就德兴。营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安定、德兴，正光五年，据城反。城人王恶儿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号燕王。孝昌二年（526年）九月，攻陷平州。至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十一月，乃遣使来降。平州，治肥如，今河北卢龙县北。在巩县一带，又有李洪。《本纪》：武泰元年（528年）二月，群盗烧劫巩县以西，关口以东，公路涧以南。诏李神轨为都督，讨平之，《神轨传》云：蛮帅李洪，扇动诸落。伊阙以东，至于巩县，多被烧劫。巩县，见第五章第一节。关盖谓函谷关。公路涧，未详。伊阙，见第六章第五节。虽为患不广，然是处蜂起，势成燎原矣。

叛乱之兴，固非仅恃兵力所能戡定，然即以兵力论，其不足恃亦已甚。神龟二年（528年），梁天监十七年。征西将军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羽林虎贲千余人焚彝第，殴伤彝，烧杀其长子始均。彝亦旋死。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史云：“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论当时兵事者：路思令曰：“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宠贵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贵戚子弟，未经戎役。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便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怖惧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又怖敌，迁延而不进。国家便谓官号未满，重爵屡加；复疑赏赍之轻，金帛日赐。帑藏空虚，民财殚尽。致使贼徒更增，胆气益盛；生民损耗，荼毒无聊。”辛雄曰：“秦、陇逆节，将历数年；蛮左乱常，稍已多战；凡在戎役，数十万人。三方师众，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故也。兵将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宴然在家；致令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赏罚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敌士之所难，欲其必死，宁可得也？”高谦之曰：“自正光已来，边城屡扰，命将出师，相继于路，军费戎资，委输不绝。至于弓格赏募，咸有出身；槊刺斩首，又蒙阶级；故四方壮士，愿征者多。若使军帅必得其人，赏勋不失其实，何贼不平？何征不捷？而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虚受征官，身不赴阵，惟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曾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以此政令，用此将士，无怪契胡一入，莫之能御矣。

第四节 尔朱荣入洛

两晋之世，五胡作害中州，不久皆力尽而毙，而元魏崛起北方，独获享祚几百五十年者？自道武登国元年（386年），即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至明帝武泰元年（528年），即梁武帝大通二年，凡百四十三年。以是时中原之地，丧乱方剡，代北僻处一隅，与于战争之事较少，民力较完，抑且风气较质朴，便于战斗故也。元魏南迁以来，此等情形，迄未尝变，故及其衰敝，而尔朱、高、宇文诸氏，又起自代北，纷纷南下焉，而六镇则其先驱也。魏之所以兴，正其所以亡也。

尔朱荣，北秀容人。秀容，见第六章第八节。其先居尔朱川，未详。因为氏。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平晋阳，定中山。胡三省曰：“尔朱氏，契胡种也。”又曰：“契胡，尔朱之种人也。”见《通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年）《注》：案昔人于中国言姓氏，于夷狄言种姓。契胡，盖其氏族或部落之名也。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曾祖郁德，祖代勤，父新兴，继为酋长。家世豪强，财货丰赢。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魏朝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正光中，四方兵起，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秀容内附胡民乞伏莫干破郡，杀太守，魏秀容郡，治秀容，在今山西忻县北。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反叛，杀太仆卿陆延；事在正光五年八月，见《纪》。并州牧子素和婆仑崄作逆；并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荣前后讨平之。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魏瓜州，治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汉县，后汉省，后魏复置，在今察哈尔凉城县西。荣并灭之。敕勒斛律洛阳作逆桑乾，事在孝昌二年三月，见《纪》。桑乾，见第四章第二节。西与费也头牧子迭相犄角，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未详。

逐牧子于河西。孝昌二年（526年），梁普通七年。八月，荣率众至肆州。刺史尉庆宾畏恶之，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执庆宾于秀容。自是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鲜于修礼之叛也，荣表东讨。杜洛周陷中山，明帝声将北讨，以荣为左军，不行。及葛荣吞洛周，荣表求遣骑三千，东援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不许。荣遣兵固守滏口。太行陉名，在今河南武安、河北磁县之间。复上书，求慰喻阿那，直趋下口，胡三省曰：“盖指飞狐口。”案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察哈尔蔚县间。以蹑其背；北海王颢之兵，镇抚相部，以当其前；而自诡自井陉以北，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滏口以西，分防险要，攻其肘腋。并严勒部曲，广召义勇，北捍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东塞井陉。荣之意，是时惟在中原，所苦者，未能得间而入耳。

胡灵后与明帝，母子之间，嫌隙屡起。帝所亲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武泰元年（528年），梁大通二年。正月，潘充华生女。郑俨与太后计，诈以为男，大赦改元。二月，明帝死。事出仓卒，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太后乃奉潘嫔女即位。经数日，见人心已安，始言潘嫔本实生女，今宜更择嗣君。遂立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宝晖，高祖孙，年始三岁。初李崇北讨，高凉王孤六世孙天穆，孤，平文帝第四子。奉使慰劳诸军。路出秀容，尔朱荣见其法令齐整，深相结托。天穆遂为荣腹心。及是，荣与天穆等密议，乃抗表请赴阙，问侍臣帝崩之由；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然后更召宗亲，推立年德。太后甚惧，以李神轨为大都督，将于太行杜防。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长乐王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具论荣心。子攸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此据《魏书·荣传》。《北史》六王作五王。惟子攸独就。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迎子攸。子攸与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潜渡赴之。时四月九日也。十一日，荣奉子攸为主，是为敬宗孝庄皇帝。废帝朝中兴二年，谥为武怀皇帝。孝武帝太昌元年，改谥孝庄，庙号敬宗。以荣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尚书、领军将军、领左右、谓领左右千牛备身。太原王。是日，荣济河。太后乃下发入道。内外百官，皆向河桥迎驾。河桥，见第三章第三节。荣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言，谓天下乘机可取，《魏书·穆传》：穆弃朔州南走，投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荣向洛，灵太后征穆，令屯小平。及荣推奉孝庄帝，河梁不守，穆遂弃众先降。穆素为荣所知，见之甚悦。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及元颢入洛，穆降，颢以河阴酷滥，事起于穆，引入诘让，出而杀之。一似荣之滥杀，由穆指踪，更无疑义者。然《北齐书·慕容绍宗传》言：荣称兵入洛，私告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悉诛之，尔谓可不？”则其翦戮朝士之计，早定于入洛之先矣。又《魏书·荣传》云：荣性好猎。元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济天下，四方无事，惟宜调政养民，顺时蒐狩。”荣便攘肘谓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节。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妄自署假，譬如奴走，禽获便休。顷来受国大宠，未能开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勋也？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校猎高原，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因平汾胡。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径度数千骑，便往搏取。待六合宁一，八表无尘，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观风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称勋耳。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此段言辞，多出附会，然欲令朝贵入围搏虎之语则真。荣本不知中国情形，意谓但藉杀戮立威，即可以

胁众戴己，此其本怀。费穆多亦不过附和之，不能匡正而已。谓其谋本出于穆，恐未必然也。元颢之杀穆，或以其不为己用，或则当时有搆之者耳，不能以此证实穆之罪状也。小平津，见第五章第六节。晋阳，见第五章第二节。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延兴初，于安昌置南荆州，在今河南信阳县西北，与沘阳之东荆，谓之三荆。乃谲朝士，共相盟誓。将向河阴西北三里。至南北长堤，悉令下马西度。即遣胡骑四面围之。妄言丞相高阳王欲反，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皆敛手就戮。此据《北史》。《魏书·荣传》云：十三日，荣引迎驾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皇弟、皇兄，亦并见害。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宫。庄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帐。此处亦采《北史》。庄帝兄劭，本封彭城王，弟子正为霸城公。庄帝即位后，以劭为无上王，子正为始平王。上文采《魏书》，于渡河之际，已书子正为始平王，与《北史》此处称子正为霸城王，皆非也。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察，《通鉴》察作刹。共西部高车叱列杀鬼，在帝左右，相与为应。及见事起，假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迁帝于河桥。沈灵太后及少主于河。时又有朝士百余人后至，仍于堤东被围。遂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御史赵元则出作禅文。荣令人诫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其众咸称万岁。荣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荣所信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言今时人事未可。荣乃曰：“若我作不去，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长乐王有王兆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庄帝。《魏书·荣传》云：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荣曰：“愆误若是，惟当以死谢朝廷。今日安危之机，计将安出？”献武王等曰：“未若还奉长乐，以安天下。”于是还奉庄帝。十四日，舆驾入宫。《北齐书·神武纪》云：神武恐谏不听，请铸像卜之，乃止。《周书·贺拔岳传》云：荣既杀害朝士，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岳进言，荣寻亦自悟，乃尊立孝庄。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左右咸言：“高欢虽言不思难，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史家文饰之辞，敌国诽谤之语，皆不足信。神武是时，位卑言轻，未必能与于是议；即或有言，亦不过随众附和，断无诛之可以谢天下之理也。望马首叩头请死。其士马三千余骑，既滥杀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为移都之计。持疑经日，始奉驾向洛阳宫。及上北芒见第七章第七节。视宫阙，复怀畏惧，不肯更前。武卫将军泛礼苦执，不听。复前入城，不朝戌。北来之人，皆乘马入殿。诸贵死散，无复次序。庄帝左右，惟有故旧数人。荣犹执移都之议，上亦无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誓言无复二心。庄帝自起止之。因复为荣誓言无疑心。荣喜。因求酒。及醉，熟寐。帝欲诛之，左右苦谏，乃止。即以床舆向中常侍省。荣夜半方寤，遂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荣女先为明帝嫔，欲上立为后。帝疑未决。给事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文公在秦，怀嬴入侍，事有反经合义，陛下独何疑焉？”上遂从之。荣意甚悦。于时人间犹或云荣欲迁都晋阳，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惊恐。人情骇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旷废。荣闻之，上书谢愆。请追尊无上王帝号。复追尊为孝宣皇帝。诸王、百官及白身，皆有追赠。又启帝，遣使巡城劳问。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来归阙。五月，荣还晋阳，乃令元天穆向京，为侍中、太尉公，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封上党王。树置腹心在列职。举止所为，皆由其意。七月，诏加荣柱国大将军。是时之庄帝，盖不但仅亦守府而已。荣之将入洛也，郑俨走归乡里。俨，荥阳人也，荥阳，见第三章第二节。其从兄仲明，先为荥阳太守。俨与仲明欲据郡起众，寻为其部下所杀。徐纥走兖州，投泰山太守羊侃，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说令举兵。魏攻侃，纥说

侃乞师于梁，遂奔梁。参看第六节。

尔朱荣乃粗才，必不能定中原，成大业，然其用兵则颇饶智勇，以其出自代北，习于战斗也。此可见代北劲悍之风，尚未全替，周、齐继元魏之后，复能割据中原数十年，为有由矣。时中原叛者尚多，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即明帝武泰元年也。五月，齐州人贾结聚众反，夜袭州城，会明退走。七月，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于濮阳，八月，讨平之。二年（529年），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二月，燕州人王庆祖，聚众上党，尔朱荣讨禽之。齐州、光州，皆见第三节。濮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燕州，见第一节。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而西方之万俟丑奴，东方之葛荣，及新起之邢杲，声势最大。永安元年（528年）六月，葛荣使其仆射任褒，率车三万余乘，南寇沁水。见第四章第二节。魏以元天穆为大都督讨之。八月，荣围相州，刺史李仁轨闭门自守。贼锋过汲郡。见第三章第三节。所在村坞，悉被残略。尔朱荣启求讨之。九月，乃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禽葛荣，余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普告勒：“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于是冀、定、沧、瀛、殷五州悉平。冀州、瀛州，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沧州、殷州，皆见第三节。十月，槛送葛荣于洛阳，斩于都市。邢杲者，河间人。河间，汉县，后魏为郡，在今河北河间县西南。魏兰根之甥。见《北齐书·兰根传》。为幽州平北府主簿。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杲拥率部曲，屯据鄚城，鄚，汉县，在今河北任邱县北。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广阳王渊等败后，杲南渡，居青州北海界。北海，见第九章第五节。灵太后命流人所在，皆置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会台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永安元年（528年）六月，反。所在流人，先为土人陵忽，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东掠光州，尽海而还。遣李叔仁讨之。十月，失利于潍水。时泰山太守羊侃反正，行台于晖攻之，十二月，诏晖回师讨杲，次于历下。是岁，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幽州，见第一节。明年，永安二年（529年），梁中大通元年。正月，晖所部都督彭乐，率二千余骑，北走于楼，乃班师。三月，诏元天穆与高欢讨杲。破之济南，见第七章第四节。杲降。送洛阳，斩于都市。于是大敌之未平者，惟一万俟丑奴，而南方之师，乘虚至矣。

第五节 梁武政治废弛

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斯言也，观于梁世而益信。南北朝时，南北兵争，论者皆谓北强南弱，其实不然。当时兵事，南方惟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一役，受创最巨，然魏亦无所得。此后宋明帝之失淮北，齐东昏之失寿春，皆内乱为之，非魏之力征经营也。梁武得国，魏政日衰，继以内乱。自此至东西分裂，凡三十三年；至高欢死，侯景叛魏，则四十六年。此数十年，实为南方极好之机会。生聚教训，整军经武；恢复国土，攘除奸凶；在此时矣。乃不徒不能发愤为雄，并政刑亦甚废弛，致有可乘之机会而不能乘，而反以招祸，此则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梁武帝之为人也，性甚恭俭，亦能勤政恤民，《梁书·本纪》云：帝“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后宫衣不曳地，旁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历观古昔，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此非虚语。下引《循吏传序》，可以参观。又其敕责贺琛自述之辞，虽或过实，亦必不能全虚也。然实非政事之才，故绝不能整饬纲纪。其时散骑常侍贺琛，尝启陈事条，读之最可见当时政俗之弊，今节录其辞如下；其一事曰：“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虽是处凋流，而阙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致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故邑宰怀印，类无考绩。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案流移之弊，当时实为极甚。天监十七年（518年），正月朔，诏曰：“夫乐所自生，含识之常性；厚下安宅，驭世之通规。朕矜此庶氓，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阙，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弥。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告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灭，应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其

商贾富室，亦不得顿相兼并。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若有拘限，自还本役。并为条格，咸使知闻。”其后大通元年（529年），大同元年（535年）、十年（544年），中大同元年（546年），太清元年（547年），皆有逋叛流移，听复宅业，蠲课役五年之诏。而大同七年（541年），诏曰：“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公创之外，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能假与豪家。”又诏：“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冀。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此为怨酷，非止一事。亦频禁断，犹自未已。外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先是天监七年（508年），已有“薮泽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普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诸屯戍见封熂者，可悉开常禁”之诏。及大同十二年（546年），又诏：“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戍逻，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其求民瘼，未尝不勤。然《南史·郭祖深传》，载祖深舆榇诣阙上封事，言“朝廷擢用勋旧，为三垂州郡。不顾御人之道，惟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之人，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又惧本属检问，于是逃亡他境。侨户之兴，良由

此故。”则所以致民流移者，实即当时之官吏也。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况又有害之者乎？三关、三津，皆未详。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见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今虽庶贱，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缾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弊增奸，实由于此。”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无事，必能使国丰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行，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各检所部。凡京师冶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损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及国容戎备，在昔宜多，在今宜少；虽于后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屯传、邸冶，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征求，虽关国计；权其事宜，皆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故蓄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自普通已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凋流。今魏氏和亲，疆场无警，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观其言，当时政俗之弊，略可见矣。《梁书·良吏传》曰：“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掊克聚敛，侵愁细民。天下摇动，无所措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逮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民之瘼。乃命 轩，以省方俗。《本纪》：帝即位之后，即分遣内侍，周省四方。天监三年（504年）六月，又诏可分将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巨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置肺石以达穷民。《本纪》：天监元年（502年），诏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大政侵小，豪门陵贱；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六年（507年），诏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可各诠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闻。大同二年（536年），诏画可外牒，或致纰缪。凡政事不便于民者，州、郡、县即时皆言，勿得欺隐。如使怨讼，当境任失。而今而后，以为永准。务加隐恤，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饰。宫掖不过绫采，无珠玑锦绣。太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饮酒不过三盏。以俭先海内。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御前，亲勖治道。”又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帝之志在恤民，盖无疑义。然徒法不能自行。当时后军参军郭祖深，又尝诣阙上封事，言：“愚辈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太过，驭下太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人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钩者升进重沓。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

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昔宋人卖酒，犬恶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则帝于督责之术，实有所未尽也。《魏书·岛夷传》曰：“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王侯贵人，奢淫无度。弟兄子侄，侍妾或及千数，至乃回相赠遗。其风俗颓丧，纲维不举若此。”虽敌国诽谤之辞，亦不能谓其全属子虚也。帝所任者，周舍、徐勉。舍豫机要二十余年，性极俭素，身后更蒙褒奖。勉当王师北伐时，候驿填委，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而亦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可谓股肱心膂之臣。然终不能有裨于时者，盖其所为，亦不免贺琛所谓以深刻为能，绳逐为务，即能尽其用，已不克大有所为，况帝又宽纵于上乎？周舍卒后，朱异代掌机密，《南史·朱异传》云：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敬容质悫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见幸。《敬容传》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简文频于玄圃，自讲老、庄，学士吴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氏丧乱，颇由祖尚虚玄，胡贼遂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免职出宅，无余财货。其为人，亦可谓庸中佼佼者，然亦不过能应簿书期会而已。周舍卒于普通五年（524年），徐勉卒于大同元年（535年）。

居权要二十余年，徒以善窥人主意旨、曲能阿谀闻，而又贪冒财贿，《南史》本传，言其产与羊侃相埒。《恩幸传》云：陆验、徐驎，并吴人。验，朱异故尝有德，言于武帝拔之，与驎递为少府丞、太市令，并以苛刻为务，百贾畏之。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观下引鱼弘之事，可谓文臣武将，取之各有其道矣。遂酿大清之祸。盖帝至晚岁，实已耄荒，而又不免于自满，国内、国外情形如何，实非所深悉也。贺琛书奏，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其辞多自辩白，实则饰

非拒谏而已。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尚安能自闻其过哉？郭祖深言：当时“执事，皆同而不和，答问唯唯而已。入对则言圣旨神衷，出论则云谁敢逆耳”。好谀恶直者，固势必至此也。《魏书·岛夷传》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国家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朝臣左右，承其风旨，莫敢正言。”此其所以招侯景之祸也。

当时将帅，亦极骄横。羊侃可谓乃心华夏者，侃归国，事见下节。侯景作乱，台城被围时，守御惟侃是杖，亦可谓有将帅之才。然史言其豪侈，乃殊出意计之外。《南史·侃传》云：性豪侈。善音律。姬妾列侍，穷极奢靡。初赴衡州，于两艖 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绣。盛设帷屏，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命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食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饮酒，而好宾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以贺琛之言衡之，其所费为何如邪？衡州，梁置，治含洭，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夫侃，晚而归国；其归国也，乃在败逋之后；势不能多有所携，而其富厚如此，何所取之，实不能令人无惑。观于鱼弘之贪暴，《南史·弘传》：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而知当时武将之剥民，或更甚于文吏矣。此等人，尚安能驱之使立功业哉？

帝于诸王，宽纵尤甚，遂为异日之祸根。帝八子：长，昭明太子统，以天监元年（502年）立，中大通三年（531年）卒。有五子：曰华容公欢，曰枝江公誉，曰曲江公詧，曰，曰鉴。次子豫章王综，实齐东昏侯子也，其事别见下节。三子晋安王纲，昭明太子母弟也。昭明太子之薨，帝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乃决立纲为太子。而封欢为豫章郡王，誉为河东郡王，詧为岳阳郡王，为武昌郡王，鉴为义阳郡王，以慰其心。昭明太子母曰丁贵嫔，以

普通七年（526年）卒。《南史·太子传》曰：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惟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后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宫。简文追感太子冤，挥泪诛之。案此事为《梁书》所无。不足以消弭争端，而复授以争夺之资，同室操戈之机，伏于此矣。第四子曰南康简王绩，第五子曰庐江威王续，并先帝卒。绩卒于大通三年（531年），续卒于中大同二年（536年）。第六子曰邵陵携王纶。第七子曰湘东王绎，即元帝也。第八子曰武陵王纪。史惟于绩无贬辞。于续即言其贪财，而纶悖戾尤甚。《南史·纶传》：普通五年（524年），摄南徐州事。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遨游市里，杂于厮隶。尝问卖鳝者曰：“刺史何如？”对者言其躁虐。纶怒，令吞鳝以死。自是百姓皇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着之，匍匐号叫。签帅惧罪，密以闻。帝始严责，纶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愈甚，乃取一老公短瘦类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棰之于庭。忽作新棺木，贮司马崔会意，以轜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妪乘车悲号。会意不堪，轻骑还都以闻。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昭明太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大通元年（527年），复封爵。中大通四年（532年），为扬州刺史。纶素骄纵，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赊买锦采丝布数百匹，拟与左右职局防为绛衫，内人帐幔。百姓并关闭邸店不出。台续使少府市采，经时不能得。敕责，府丞何智通具以闻。因被责还第。恒遣心腹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于路寻何智通。于白马巷逢之，以矟刺之，刃出于背。智通以血书壁作邵陵字乃绝。帝悬钱百万购贼。西州游军将宋鹊子条姓名以启。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五百人围纶第。于内人槛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骁勇，逾墙突围，遂免。纶锁在第。昙粲并主帅领仗身守视，免为庶人。经三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后预饯衡州刺史元庆和，于坐赋诗十二韵。末云：“方同广川国，寂寞久无声。”大为武帝所赏，曰：“汝人才如此，何虑无声？”旬日间，拜郢州刺史。初昭明之薨，简文入居监抚，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及庐陵之没，纶觖望滋甚。于是伏兵于莽，用伺车驾。而台舍人张僧胤知之，其谋颇泄。又纶献曲阿酒百器，上以赐寺人，饮之而毙。上乃不自安，颇加卫士，以警宫内。而纶亦不惧。帝竟不能有所废黜。西州，见第十章第二节。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案《南史》言诸王之恶，多为旧史所无；其中邵陵王纶，当侯景难作后，差能尽忠君父，而史乃言其再谋弑逆；故颇有疑其不实者。然其辞必不能尽诬。而帝之宽纵，又不但己子，于昆弟，于昆弟之子，无不如是者。史所载者：如临川静惠王宏，《南史·本传》云：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忆。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帝每贳之。十七年（518年），帝将幸光宅寺，有士伏于骠骑航，待帝夜出。帝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帝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颠坠，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周公、汉文，念汝愚故。”宏顿首曰：“无是无是。”于是以罪免。而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拟于齐东昏潘妃，宝屧直千万。好食鲭鱼头，常日进三百。其它珍膳，盈溢后房，食之不尽，弃诸道路。宏未几复为司徒。普通元年（520年），迁太尉、扬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526年），薨。宏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在内堂之后，关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上它日送盛馔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惟携布衣之旧射声校尉邱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

房。”便呼后舆，径往屋所。宏恐上见其贿货，颜色怖惧。上意弥言是仗，屋屋检视。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砂、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帝后知，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后，贫庶不复失居业。宏又与帝女永兴主私通，因是遂谋弑逆，许事捷以为皇后。帝尝为三百斋，诸主并豫。永兴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逾阈失屦，帅疑之，密言于丁贵嫔。欲上言，惧或不信，乃使宫帅图之。帅令内舆人八人，缠以纯锦，立于幕下。斋坐散，主果请间。帝许之。主升阶，而僮先趋帝后，八人抱而禽之。帝惊，坠于扆。搜僮得刀，辞为宏所使。帝秘之。杀二僮于内，以漆车载主出。主恚死，帝竟不临之。宏性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如南平元襄王伟，《南史·本传》云：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又加穿筑。果木珍奇，穷极凋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笼炉，夏设饮扇，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蕃邸之盛无过焉。如临贺王正德，临川靖惠王子。《南史·本传》云：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猎。齐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养以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还本。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怏。普通三年（522年），奔魏。魏不礼之，又逃归。武帝泣而诲之，特复本封。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东府有正德及乐山侯正则，潮沟有董当门子暹，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后正则为劫杀沙门徙岭南死。洪为其父奏系东冶，死于徙。暹坐与永阳王妃王氏乱，诛。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六年（525年），为轻车将军，随豫章王北伐，辄弃军走，为有司所奏，下

狱，免官削爵土，徙临海郡。未至，道追赦之。八年（527年），复封爵。

大通四年（530年），特封临贺郡王。后为丹阳尹，坐所部多劫盗，复为有司所奏，去职。出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广陵沃壤，遂为之荒，至人相食啖。既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转增愤恨，乃阴养死士，常思国衅。其后与侯景通之事，见第十三章第二节。正则，正德弟也。恒于第内私械百姓令养马。又盗铸钱。大通二年（530年），坐匿劫盗，削爵，徙郁林。与西江督护靳山顾通室。招诱亡命，将袭番禺。未及期而事发，遂鸣鼓会将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长史元孝深讨之。正则败逃于厕。村人缚送之。诏斩于南海。东府，见第三章第九节。临海，见第四章第三节。番禺，南海都治，亦广州治，见第七章第五节。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其罪恶无不骇人听闻。有一于此，纲纪已不可问，况其多乎？帝之不诛齐室子孙，颇为史家所称道，事见《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廿二史札记》曰：“宋之于晋，齐之于宋，每当革易，辄取前代子孙尽殄之。梁武父顺之，在齐时，以缢杀鱼复侯子响事，为孝武所恶，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赞齐明帝除孝武子孙以复私仇，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后其兄懿又为明帝子东昏侯所杀，故革易时亦尽诛明帝子以复之，所谓自雪门耻也。至于齐高子孙，犹有存者，则皆保全而录用之。”又云：“高、武子孙，已为明帝杀尽，惟豫章王一支尚留。”案齐明帝十一男：长巴陵隐王宝义，次东昏侯，三江夏王宝玄，五庐陵主宝源，六鄱阳王宝寅，八和帝，九邵陵王宝攸，十晋熙王宝嵩，十一桂阳王宝贞。史云余皆早夭，谓第四、第七二皇子也。东昏侯、和帝外，宝玄为东昏侯所杀。宝攸、宝嵩、宝贞，皆以中兴二年（532年）见杀。宝玄亦死于是年，史书薨，然恐实非良死也。宝寅奔虏。宝义封巴陵郡王，奉齐后，天监七年（508年）薨，盖以幼有废疾，故独得全也。宝攸，《南史》本传作宝修，《本纪》亦作宝攸。然其纵恣亲贵，诒害于民如此，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义衡之，觉列朝之诛戮功臣、亲贵者，其流毒，反不若是之巨矣。

帝之诒讥后世者，为信佛法。其实信佛法而无害于政事，初未足以召乱，帝之所以召乱者，亦以其纲纪之废弛耳。郭祖深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侈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惟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僧尼之害治如此，崇信之者，复何以为国哉？帝之学问，在历代帝王中，自当首屈一指。当其在位时，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又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史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本纪》赞。良亦有由，然粉饰升平之为，终非所以语于郅治之实也。

第六节 梁纳元颢

魏至明帝之朝，政事紊乱，干戈四起，势已不能与梁竞。为梁人计者，实宜厚集其力，为一举廓清之计，而不宜轻用其锋。以北朝是时之衰乱，梁苟能出全力以乘之，河北、河东，纵难全复；河南、关中，必可全而有也。梁若有力以出关中，必非萧宝寅、万俟丑奴等所能御。河南、关中既下，秣马厉兵，再接再厉，而六合之澄清有望矣。然梁武本非能用兵之人，亦未尝实有恢复之志。疆场无事，偷安岁久，兵力之不振，实更甚于其有国之初。故北方虽有机可乘，而梁人用兵，仍不越乎淮上。若言大举，则始终思藉降人之力。独不思降人若本无能为，辅之安能有济？若有雄略，又安肯为我不侵不叛之臣？辅而立之，岂非自树一敌邪？

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魏孝明帝正光五年也。武帝复谋北伐。使裴邃率骑三千，先袭寿春。邃时为豫州刺史，镇合肥。入其郛。以后军失道不至，拔还。时诸将北征，多所克获。魏遣河间王琛援寿春，安乐王鉴援淮阳。见第九章第五节。初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据镇自立。法僧，道武子阳平王熙之曾孙。《梁书》本传云：普通五年（524年），魏室大乱，法僧遂据镇称帝。诛 异己，立诸子为王。部署将帅，欲议匡复。既而魏乱稍定，将讨法僧。法僧惧，乃遣使归款，请为附庸。欲议匡复，乃其归梁后之饰说。法僧乃一妄人，刺益州时，杀戮自任，威怒无恒，致合境皆叛，招引外寇，具见《北史》本传。且归梁时年已七十有二矣，复何能为？梁乃赐之甲第、女乐、金帛、前后不可胜数，谓方事招携，欲以抚悦初附，何不回此赀财，以饷战士邪？法僧之叛，《魏书·本纪》谓其自称宋王，其本传及《北史》皆云称尊号，与《梁书》合。《通鉴考异》云：法僧立诸子为王，则必称帝，其说是也。时又有元略者，中山王英之第四子也。其兄熙起兵而败，略奔梁。梁封为中山王。法僧降，以为大都督，令诣彭城诱接初附。寻与法僧同征还。后豫章王综入魏，长史江革及将士五千人，悉见禽虏，魏明帝悉遣还以征略。梁乃备礼而遣之。魏人将讨之，法僧惧，六年（525年），魏孝昌元年。正月，遣使归款，请为附庸。魏安乐王鉴攻之，不克。魏又使临淮王彧、见第三节。安丰王延明、见第一节。尚书李宪讨之。法僧请还朝。高祖遣朱异迎之，而使豫章王综顿彭城，总督诸军。五月，裴邃卒于军。诏中护军夏侯亶代焉。与魏河间王琛、临淮王彧等相拒，频战克捷。时方修宿豫堰，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又修曹公堰于济阴，宋郡，在今安徽盱眙县西。有密敕：班师合肥，以休士马，须堰成复进。而豫章王之变起。初综母吴淑媛，本在齐东昏侯宫，后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综。综自信为东昏侯子。《南史》本传云：在西州，于别室岁时设席，祠齐氏七庙。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齐明帝陵。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其骨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日，潜杀之，既瘗，夜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每武帝有敕疏至，辄忿恚形于颜色。徐州所有练树，并令斩杀，以帝小名练故。西州，见第十章第二节。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降意下士，以伺风云之会。又为入北之备。《南史》本传又云：轻财好士，分施不辍。常于内斋，布沙于地，终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于徐州还，频载表陈便宜，求经略边境。累致意尚书仆射徐勉，求出镇襄阳。为南兖，颇勤于事，而不见宾客，其辞讼则隔帘理之；方辐出行，垂帷于舆，每云恶人识其面也。诸侯王、妃、主及外人，并知此怀，惟武帝不疑。帝性严，群臣不敢轻言得失，综所行，帝亦弗之知也。尝使人入北，与萧宝寅相知，呼为叔父，许举镇归之。及是，敕综退军。综惧南归则无因复与宝寅相见，乃与数骑夜奔延明。此据《梁书》。《南史》本传云：武帝晓别玄象，知当更有败军失将，恐综为北所禽，手敕综令拔军，每使居前，勿在人后，综恐帝觉其意，遂奔。又云：综至魏，改名缵，追服齐东昏斩衰。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绝其属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诏复属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吴淑媛俄遇鸩而卒，有诏复其品秩，谥曰敬。使直主其丧。及萧宝寅据长安反，综复去洛阳欲奔之。魏法：度河桥不得乘马，综乘马而行，桥吏执之，送洛阳。陈庆之之至洛也，送综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综小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未几，终于魏。后梁人盗其柩来奔，武帝犹以子礼，祔葬陵次。案陈庆之至洛时，吴淑媛尚在，不得云俄遇鸩，此亦古人博采兼存，不加注释之一证。或谓俄遇鸩之俄字，乃承上久之二字而言，则于语气不合也。于是众军皆溃。魏人遂复据彭城。时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拥强兵而久不决战，议者疑其有异图。魏之遣河间、临淮二王及李宪，外声助稚，实防之也。七年（526年），魏孝昌二年。鲜于修礼反，遂调稚北讨。初魏咸阳王禧之死也，其长子通亦见杀。通窃入河内，太守陆琇初与通情，闻禧败，乃杀之。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通弟翼，会赦，诣

阙上书，求葬其父；又频年泣请，世宗不许。翼乃与弟昌、晔来奔。翼弟显和、昌弟树，后亦来奔。武帝封翼为咸阳王，以为青、冀二州刺史。翼谋举州归魏，为武帝所移。树，武帝封为魏郡王，后改封邺王，数为将。是夏，淮堰水盛，寿阳将没，帝乃使树北道军稍进。夏侯亶通清流涧，在今安徽滁县西北。韦放自北道会焉。放，叡子。两军既合，所向皆下，凡克城五十二。十一月，魏扬州刺史李宪降。于是久为敌据之寿春克复。诏依前代，于寿阳置豫州，以合肥为南豫州。以夏侯亶为二州刺史。大通三年（531年），卒于镇。明年，为大通元年（529年），魏孝昌三年。正月，司州刺史夏侯夔出义阳道，夔，亶弟。攻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克之。平静，即平靖，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穆陵，亦作木陵，在今湖北麻城县北。阴山，在麻城县东北。时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今河南息县。夔自武阳会焉。武阳，义阳三关之一，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九月，庆和降。诏以僧智领东豫州，镇广陵。又遣领军曹仲宗攻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涡阳城主王伟降。诏以涡阳置西徐州。二年（530年），魏明帝武泰，孝庄帝永安元年。二月，魏孝明帝死，国大乱。四月，其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降。愿达，明元孙，《南史》作显达。诏改为北司州。以夏侯夔为刺史。四月，魏北海王颢、见第三节。临淮王彧、汝南王悦孝文子。并来奔。时魏以颢为相州刺史，御葛荣。颢至汲郡，属尔朱荣入洛，推奉庄帝，遂盘桓顾望，图自安之策。先是颢启其舅范遵为殷州刺史，遵以葛荣见逼，未得行，颢令遵权停于邺。颢既怀异谋，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为己表里之援。相州行台甄密，先受朝旨，委其守邺。知颢异图，恐遵为变，遂相率废遵，还推李神摄理州事。然后遣军候颢逆顺之势。颢遂与子冠受来奔。彧时为东道行台，以尔朱荣杀害元氏，故来奔。旋北还。悦则清狂不惠。故三人中惟颢为梁所资焉。六月，魏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以城降。胡三省曰：“魏北青州治东

阳，去梁境甚远。《五代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郡领怀仁县。

又《注》云：梁置南北二青州，意元世儁以怀仁之地来降也。”案怀仁，东魏县，在今江苏赣榆县西。南荆州，见第四节。泰山太守羊侃后魏泰山郡，治钜平，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祖规，为宋徐州从事，以薛安都降北陷魏。父祉，每有南归之志。常谓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异域？汝等可归奉本朝。”侃至是，将举河、济，以成先志。兖州刺史羊敦，魏兖州，初治滑台，后移瑕丘。亦称东兖，而称滑台为西兖。太和中，于涡阳置兖州，正光中，移于谯城，谓之南兖。西兖，孝昌三年（527年），尝移于定陶，后复。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瑕丘，见第九章第五节。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定陶，秦县，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侃从兄也，密知之，据州拒侃。侃率精兵三万袭之，弗克。仍筑十余城守之。魏主闻之，使授侃骠骑大将军、司徒、泰山郡公，长为兖州刺史。侃斩其使以徇。魏人大骇。十月，以于晖为行台，与徐、兖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等攻之。南军不进。侃乃溃围南奔。是月，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降。治县瓠。此时梁用兵颇致克捷，惟曹义宗围魏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为费穆所破，义宗被禽。益州刺史萧渊猷，长沙宣武王子。遣樊文炽、萧世澄围小剑戈，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魏益州刺史邢虬，遣子子达，行台魏子建，遣别将淳于诞拒破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炽为元帅，先走获免。事在普通六年（525年）。魏遂分安康置东梁州，以诞为刺史。事在大通元年（529年）。安康，汉安阳县，晋改曰安康，在今陕西汉阴县西。则梁仍为失利：此魏孝明之世南北搆兵之大略也。

大通二年（530年），北方既大乱，梁武帝乃立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 将军陈庆之卫送北归。颢于涣水即魏帝号。涣水，出陈留，入宿县，至灵璧县入淮。今上流已湮，下流即永城以东之浍河也。授庆之前军大都督。发自铚县。秦县，在今安徽宿县西南。进拔荥城。胡三省曰：“《春秋》沙随之地，杜预《注》以为即梁国宁陵县北之沙阳亭，俗谓之堂城。荥堂字相近，意即此地而字讹也。”案宁陵，汉县，在今河南宁陵县南。遂至睢阳。秦县，在今河南商邱县南。魏将邱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城以距。庆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垒。大千乃降。济阴王元晖业景穆子济阴王小新城之曾孙。率二万人，来救梁、宋，进屯考城。汉县，在今河南考城县东南。庆之攻陷其城，生擒晖业。仍趋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望旗归款。时中大通元年（529年）魏永安二年。五月朔也。魏乃以杨昱椿子。为东南道大都督，镇荥阳，见第三章第三节。尚书仆射尔朱世隆见第四节。镇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尔朱世承荣从弟。镇崿阪。《本传》云：守 辕，见第三章第四节。初元颢之北也，魏元天穆方总众以讨邢杲。颢据酇城，见第四章第二节。天穆集文武议所先。议者咸以杲众甚盛，宜先经略。行台尚书薛琡，以为邢杲聚众无名，虽强犹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宜先讨颢。天穆以群情不欲，遂先讨杲。此据《北齐书·琡传》。《魏书·尔朱荣传》云：朝廷以颢孤弱，不以为虑，诏穆先平齐地，然后回师征颢。及是，庆之率众而西，攻荥阳，未能拔，而天穆大军将至。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裁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虏骑不可争力平原，及未尽至，须平其城。”一鼓悉使登城，克之。执杨昱。时五月二十二日。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骑三千，背城逆战，大破之。天穆单骑获免。进赴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不暇追报世承，寻为元颢所禽，杀之。于是孝庄帝出奔。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至河内。其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率百僚迎颢入洛阳。二十五日。元天穆率众四万，攻陷大梁；分遣王老生、费穆兵二万据虎牢，刀宣、刀双入梁、宋。庆之随方掩袭，并皆降款。天穆与十余骑北渡河。《周书·杨宽传》：邢杲反，宽以都督从元天穆讨平之。属元颢入洛，天穆惧，计无所出，集诸将谋之。宽曰：“吴人轻佻，非王之

敌；况悬军深入，师老兵疲，强弩之末，何能为也？愿径取成皋，合兵伊、洛，戮带定襄，于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军趣成皋。寻以众议不同，乃回赴石济。盖魏是时军气不振，故天穆未能悉力与庆之决战也。石济，见第八章第七节。自发铚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其兵锋可谓锐矣。然魏之兵力，未大损也。初元颢之逼虎牢也，或劝魏孝庄帝赴关西。孝庄以问其中书舍人高道穆。道穆对曰：“关西残荒，何由可往？元颢兵众不多，乘虚深入，由将帅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亲率宿卫，高募重赏，背城一战，破颢孤军，必不疑矣。如恐成败难测，便宜车驾北渡，循河东下，征天穆合于荥阳，向虎牢；别征尔朱荣军，令赴河内，以犄角之。旬月之间，何往不克？”帝曰：“高舍人议是。”尔朱荣闻庄帝渡河，即时驰传，与之会于长子。见第三章第四节。于是魏人重来之计决，而元颢之势危矣。《梁书·陈庆之传》云：初元子攸止单骑奔走，宫卫嫔侍，无改于常。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魏书·颢传》云：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风政。而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待，干扰政事。又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兵，陵窃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时又酷敛，公私不安。案颢固非能有为之人，然其猜忌陈庆之，则亦势所必至，无足为怪。当日情势，遣兵太少，非不足定颢，则颢位既定之后，必反为所戕，其事至显；而梁当日，一遣庆之，遂无后继，此其举措，所以为荒缪绝伦也。又《杨昱传》：谓昱之败，陈庆之等三百余人伏颢帐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颢不可，而曰：“自此之外，惟卿等所请。”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则南兵骄横残暴，亦自实情，实非吊民伐罪之师。遣此等兵，虽善战，亦不能定国也。与安丰、临淮，共立奸计，将背朝恩。庆之心知之，乃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伏尚多。若知人虚实，方更连兵。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元延明说颢曰：“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复肯为用乎？”颢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时已定，惟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禽讨。今州郡新服，政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高祖遂诏众军，皆停界首。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镇。颢曰：“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忽闻舍此朝寄，欲往彭城，谓君遽取富贵，不为国计。手敕频仍，恐成仆责。”庆之不敢复言，惟有坐待丧败矣。《王规传》言：庆之克复洛阳，百僚称贺，规退曰：“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阶矣。”此固人人之所知，而梁武漫不加省，举朝亦莫以为言，怠荒至此，何以为国？况求克敌乎？

元颢入洛后二日，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刀宣即破颢后军都督侯暄于梁国，见第二章第三节。斩之。及尔朱荣与孝庄帝会，即日反旆。旬日之间，兵马大集。资粮器仗，继踵而至。于是魏军声势骤盛。颢都督宗正珍深、河内太守元袭固守不降。荣攻克之，斩以徇。孝庄如河内。荣与颢相持于河上。颢令延明缘河据守。荣无舟船。有夏州人为颢守河中渚，求破桥立效。荣率军赴之。及桥破，应接不果，皆为颢所屠。荣怅然，将图还计。黄门侍郎杨侃及高道穆，并固执不可。以为大军若还，失天下之望。并教以缚筏造船，处处遣渡。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求为乡道。《周书·杨 传》：元颢入洛，孝庄欲往晋阳就尔朱荣，诏 率其宗人，收船马渚。未至，帝已北度大行，遂匿所收船，不以资敌。及尔朱荣奉帝南讨，至马渚，乃具船以济王师。马渚，在硖石东。硖石，见第四章第二节。七月，荣乃令尔朱兆等率精骑夜渡。兆，荣从子。颢子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兆大破禽之。延明闻冠受见禽，遂自逃散。颢率麾下数百骑及南兵勇健者，自 辕而出。至临汝，宋县，治所未详。部骑分散，为临颍县卒所斩。临颍，汉县，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颖弟瑱，潜窜，为人执送，斩于都市。延明南奔，后死于江南。陈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直嵩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见第四章第二节。乃得归。

第七节 孝庄帝杀尔朱荣

元颢败后，尔朱荣复继平内乱。其年，九月，侯渊讨韩楼于蓟，破斩之。幽州平。《周书·宝炽传》：葛荣别帅韩娄、郝长众数万人据蓟城不下，以炽为都督，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之，炽手斩娄。深即渊，避唐讳改字。明年，梁中大通三年（531年），魏庄帝永安三年，长广王晔建明元年，前废帝即节闵帝普泰元年，后废帝中兴元年。正月，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王赦等杀刺史元大宾，据城反。魏东徐州，治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以樊子鹄为行台讨之。二月，克之。东徐平。事亦见《魏书·鹿传》。万俟丑奴以去年夏僭号。从《尔朱天光传》。《本纪》在七月，盖魏朝至此始闻之。九月，陷东秦州。见第三节。是岁，除尔朱天光雍州刺史，率贺拔岳、侯莫陈悦等讨之。天光初行，惟配军士千人。诏发京城已西路次民马给之。时东雍赤水蜀贼断路，胡三省曰：东雍州时治郑县。赤水，《水经注》：在郑县北。郑县，见第三章第三节。诏侍中杨侃先行晓喻。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关击破之。简取壮健，以充军士。悉收其马。至雍，见第三章第五节。又税民马。合得万匹。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荣遣责之，杖天光一百。而复遣二千人往赴。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至岐州界长城，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与丑奴行台尉迟菩萨遇，破禽之。丑奴弃岐州，走还安定。置栅于平亭。泾州，治安定，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平亭，在泾州北。天光至岐，与岳合势。于汧、渭之间，停军牧马。宣言待至秋凉，别量进止。丑奴谓为实，分遣诸军，散营农稼。天光袭破之。丑奴弃平亭，欲趋高平。见第三节。天光遣岳轻骑急追，禽之。天光逼高平，城内执送萧宝夤。囚送魏都。斩丑奴，赐宝夤死。泾、豳、二夏，北至灵州，并来归降。豳州、夏州、灵州，皆见第三节。二夏，谓夏州及东夏州。东夏州，在今陕西北境，治所未详。其党万俟道洛、费连少浑犹据原州。见第三节。天光使造高平李贤，令图道洛。贤绐道洛出城。天光至，遂克之。遣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道洛袭杀邪利。天光与岳、悦驰赴之。道洛还走入山，西依牵屯。见第六章第六节。荣责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复使杖之一百。天光与岳、悦等复赴牵屯。道洛入陇，投略阳贼帅白马龙涸胡王庆云。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龙涸，亦作龙鹄，今四川松潘县。道洛骁果绝伦，庆云得之甚喜。乃自称皇帝，以道洛为将军。《纪》在六月。天光率诸军入陇。至庆云所居水洛城，见第三节。禽庆云、道洛。悉坑其众，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于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善，咸来归顺。据《魏书·天光传》。《周书》鄯善作鄯州。三秦，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东秦、南秦、河、凉州，皆见本章第三节。瓜州，见第四节。渭州，后魏置于陇西郡。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鄯州，治西都，今青海乐都县。贼帅宿勤明达，降天光于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复北走，收聚部类，攻降人叱干麒麟。麒麟请救。天光遣岳讨之。未至，明达走于东夏。岳闻尔朱荣死，不追之，还泾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陇，与岳图入洛之策。迨前废帝立，乃复出夏州，遣将讨禽之焉。

尔朱荣破葛洪后，为大丞相，进位太师。及平元颢，又造立名目，称为天柱大将军。荣寻还晋阳，遥制朝廷。亲戚腹心，皆补要职、百僚，朝廷动静，莫不以申。至于除授，皆须荣许，然后得用。庄帝虽受制权臣，而勤于政事。朝夕省纳，孜孜不已。以选司多滥，与吏部尚书李神儁议正纲纪。荣乃大相嫌责。曾关补定州曲阳县令，曲阳，见第六章第八节。神儁以阶悬不奏，别更拟人，荣大怒，即遣其所补者，往夺其任。荣使入京，虽复微蔑，朝贵见之，莫不倾靡。及至阙下，未得通奏，恃荣威势，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逊位。荣欲用其从弟世隆摄选，世隆时为尚书左仆射。上亦不违。荣曾启北人为河内诸州，欲为犄角势。上不即从。元天穆入见论事，上犹未许。天穆曰：“天柱有大功，为国宰相。若请普代天下官属，恐陛下亦不得违。如何启数人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为人臣，朕亦须代；如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理。”荣闻，大怒，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皇后复嫌内妃嫔，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语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复决。”世隆曰：“兄止自不为。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荣见帝年长明晤，为众所归，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将天子拜谒金陵，后还复恒、朔”；而侍中朱元龙，辄从尚书索太和中迁京故事；于是复有移都消息。荣乃暂来向京，言看皇后娩难。帝惩河阴之事，终恐难保，乃与城阳王徽，见第二节。侍中杨侃、李彧，尚书右仆射元罗谋。皆劝帝刺杀之。惟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晖业言：荣若来，必有备，恐不可图。李彧，庄帝舅延寔之子。尚帝姊丰亭公主。任侠交游。尔朱荣之死，武毅之士，皆彧所进。孝静初被杀。延寔为青州刺史，尔朱兆入洛，亦见害。侃晞，凤之孙。与鲁安等同杀荣。后奔梁。皆见《魏书·外戚传》。又欲杀其党与，发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师人怀忧惧。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东出。荣乃遍与朝士书，相任留。中书舍人温子昇以书呈帝。帝恒望其不来，及见书，以荣必来，色甚不悦。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建义，亦孝庄年号，后乃改永安。往来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为荣通亲，不敢与之言。毅曰：“若必有变，臣宁死陛下难，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无异心，亦不忘卿忠款。”是年，八月，荣将四五千骑向京。时人皆言其反，复道天子必应图之。九月初，荣至京。有

人告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岂可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阳王曰：“纵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邪？”北人语讹尔朱为人主，上又闻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长星出中台，扫大角。恒州人高荣祖，颇明天文，荣问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旧布新象也。”荣闻之悦。又荣下行台郎中李显和曾曰：“天柱至那无九锡？安须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见机。”都督郭罗察曰：“今年真可作禅文，何但九锡？”参军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何虑天柱不应？”荣下人皆陵侮帝左右，无所忌惮，事皆上闻。奚毅又见求闻。帝即下明光殿与语。帝又疑其为荣，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诚，乃召城阳王及杨侃、李彧，告以毅语。荣小女嫁与帝兄子陈留王，小字伽邪，荣尝指之曰：“我终当得此女婿力。”徽又云：“荣虑陛下终为此患，脱有东宫，必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则立陈留，以安天下。”并言荣指陈留语状。十五日，天穆到京。《魏书·荣传》云：帝既图荣，荣至入见，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为后患，故隐忍未发。驾迎之。荣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宴射。荣乃奏曰：“近来侍官皆不习武，陛下宜将五百骑出猎，因省辞讼。”先是奚毅言：“荣因猎挟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十八日，召温子昇，告以杀荣状，并问以杀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曰：“王允若即赦凉州人，必不应至此。”良久，语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不必死？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上谓杀荣、天穆，即赦其党，便应不动。应诏王道习曰：“尔朱世隆、司马子如、自云晋南阳王模之后，时为金紫光禄大夫。朱元龙，比来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虚实，谓不宜留。”城阳王及杨侃曰：“若世隆不全，仲远、天光，岂有来理？”仲远，荣从弟，见下。帝亦谓然，无复杀意。城阳曰：“荣数征伐，要间有刀，或能狠戾伤人，临事愿陛下出。”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其日，荣与天穆并入。坐食未讫，起出。侃等从东阶上殿，见荣、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

二十日荣忌日。二十一日，暂入，即向陈留王家，饮酒极醉。遂言病动，频日不入。上谋颇泄。世隆等以告荣。荣轻帝，不谓能反。《魏书·荣传》云：荣启将入朝，世隆与荣书，劝其不来。荣妻北乡郡长公主亦劝不行。荣并不从。《世隆传》云：庄帝将图荣，或榜世隆门，以陈其状。世隆封以呈荣，劝其不入。荣自恃威强，不以为意。遂手毁密书，唾地曰：“世隆无胆，谁敢生心？”《北史》则云：庄帝之将图荣，每屏人言。世隆惧变，乃为匿名书，自榜其门，曰：“天子与侍中杨侃、黄门马道穆等为计，欲杀天柱。”以此书与北乡郡公主。并以呈荣，劝其不入。又劝其速发。皆不见从。案当时恐无肯泄密谋于尔朱氏者，且谁能榜世隆之门？《北史》所言盖是，此可见荣之难于告语矣。北乡郡，《魏书·帝纪》作乡郡，当从之。《五代志》：上党郡乡县，石勒置武乡郡，后魏去武字为乡郡。魏收《志》无北乡郡。二十五日旦，荣、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东序中，西面坐。荣与天穆，并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向坐。城阳入，始一拜。荣见光禄卿鲁安等持刀从东户入，即驰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斩之。《魏书·荣传》云：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乱斫，荣与天穆、菩提，同时并死。时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竖子若过今日，便不可制。”天穆与荣子菩提亦就戮。于是内外喜叫，声满京城。既而大赦。以上叙荣事，以《北史·本传》为主。案荣本粗才，无可成大业之理。《北史·荣传》云：性甚严暴，弓箭刀矟不离于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忧。曾欲出猎，有人诉之，披陈不已，荣怒，即射杀之。又云：荣好射猎，不舍寒暑。法禁严重，若一鹿出，乃有数人殒命。曾有一人，见猛兽便走，谓曰：“欲求活邪？”即斩之。自此猎如登战场。曾见一猛兽，在穷谷中，乃令余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伤损。于是数人被杀，遂禽得之。列围而进，虽险阻不得回避。其为人，盖与魏道武相类。然道武

行之代北可也，荣行之中原，则不可一日居矣。然北魏本出窃据，非如后汉之足以维系人心；况尔朱氏安知名分？徒恃大赦，欲安反侧，安可得邪？

尔朱氏之族：天光较有才略，然时方督师下陇，与洛邑声势不相接；仲远刺徐州，去洛邑亦较远，且其人本无能为；惟兆刺汾州，见第三节。去晋阳、洛邑皆近。兆又夙从荣征伐，故荣一死，而兆之师即至焉。庄帝之杀荣，遣奚毅、崔渊镇北中。北中郎府城，在河桥北岸。今河南孟县南。是夜，尔朱世隆奉乡郡长公主，率荣部曲，焚西阳门出走，便欲还北。司马子如曰：“事贵应机，兵不厌诈。天下汹汹，惟强是视。于此际会，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变故随起。不如分兵守河桥，回军向京。出其不意，或可离溃。假不如心，犹足示有余力，使天下观听，惧我威强。”世隆从之。还攻河桥，禽奚毅等害之。据北中城，南逼京邑。庄帝以杨津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台，经略并、肆。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李叔仁为大都督，讨世隆。魏兰根为河北行台，节度定、相、殷三州。后代以薛昙尚。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殷州，见本章第三节。帝临大夏门，集群臣博议。百僚恇惧，计无所出。李苗请断河桥。城阳王及高道穆赞成其计。苗乃募人，以火船焚河桥。官军不至，苗战殁。然世隆因此退走。至建州，后魏置，今山西晋城县东北。刺史陆希质拒守。城陷，世隆尽屠之，以泄其忿。停高都，后魏郡，在晋城东北。尔朱兆自晋阳来会。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长广王晔为主。景穆子南安王桢之孙。尔朱仲远亦率众向京师。庄帝使源子恭镇太行丹谷。在晋城东南。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贺拔胜等拒仲远。胜与仲远战于滑台东，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失利，遂降之。先护部众逃散。尔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殁，羊文义、史仵龙降，源子恭奔退。兆轻兵倍道，与尔朱度律荣从父弟。自富平津上，富平津，即孟津，见第二章第二节。率骑涉渡。《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世儁，尔朱兆寇京师，为都督，守河桥。兆至河，世儁便隔岸遥拜。遂将船五艘迎兆军，兆因得入。京都破残，皆世儁之罪，时论疾之。《魏书》无“遂将船”以下二十一字。案世儁虽无守意，然兆之得济，必不能恃其所将之五船也。十一月三日，大风鼓怒，黄尘涨天。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袍拨弦，矢不得发。一时散走。庄帝步出云龙门，为兆骑所系。兆先令卫送晋阳。留洛旬余，扑杀皇子，污辱妃嫔，纵兵虏掠，乃归晋阳。十三日，害帝于五级寺。时年二十四。并害陈留王览。即伽邪。城阳王徽走山南，至故吏寇弥宅。弥怖徽云：“官捕将至。”令避他所，使人于路邀害之，送尸于兆。史言尔朱荣死后，徽总统内外，算略无出，忧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参谋议，独与帝决。朝臣有上军国筹策者，并劝帝不纳。乃云：“小贼何虑不除？”又吝惜财物，有所赏赐，咸出薄少。或多而中减，与而复追。徒有糜费，恩不感物。案徽诚非匡济之才，然时事势实艰难，亦不能为徽咎也。庄帝先以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外托征蛮，阴为不利，则南行之计，未及发，为尔朱世隆所害。

长广王之立也，以世隆为尚书令，先赴京师。世隆与兆会于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兆让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时，耳目应广，如何不知不闻，令天柱受祸？”按剑瞋目，声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深恨之。时尔朱度律留镇洛阳，仲远亦自滑台入京，世隆乃与兄弟密谋，别行拥立。广陵王恭，献文子广陵惠王羽之子。以元叉专权，托称瘖病，绝言垂一纪。居于龙华佛寺，无所交通。世隆欲立之。而度律意在南阳王宝炬。孝文子京兆王愉之子。乃曰：“广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彦伯，密相敦喻。又与度律同往龙华佛寺，知其能言。三月，晔至邙南，世隆等遂废之而立恭。是为《魏书》所谓前废帝。《北史》从西魏追谥，称为节闵帝。兆以己不与谋，大恚，欲攻世隆。诏令华山王鸷兼尚书仆射、北道大使，慰喻之，兆犹不释。鸷，平文子高凉王孤之六世孙。《魏书》以为尔朱氏党。云：兆为乱，庄帝欲率诸军亲讨，鸷与兆阴通，乃劝帝曰：“黄河万仞，宁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鸷又约止卫兵。帝见逼，京邑破，皆由鸷之谋。案时魏朝兵力，自不足用，庄帝即亲讨，亦何能为？逮兆既入殿，又岂卫兵所能格邪？此等传说，自近虚诬。然观此时特令鸷喻止兆，则其为尔朱氏之党不疑也。世隆复遣彦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北史·世隆传》曰：世隆与兄弟密谋，虑元晔母干豫朝政，伺其母卫氏出行，遣数十骑如劫贼，于京巷杀之。寻又以晔疏远，欲推立节闵帝。夫当时元魏之君，奚翅仅亦守府？况于其母？既视置君如弈棋矣，亲疏又何择焉？《天光传》言：兆入京后，天光曾轻骑向都见世隆等，乃还雍，世隆等议废立，遣告天光，天光亦与定策。然则当时之废立，盖专以犄兆，即无神武之兵，尔朱氏之内难亦必作。然其毒痡四境，使人人有时日曷丧之怀，则并其内难之作而亦有所不能待矣。

时天光控关右，仲远居大梁，仲远时仍为徐州刺史，不之镇而居大梁，后又移屯东郡。大梁，见上节。东郡，见第三节。兆据并州，世隆处京邑，各自专恣。除天光史言其“差不酷暴”，彦伯史言其“差无过患”外，均极贪虐，而仲远尤甚。于大家富族，诬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财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胜数。诸将妇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乱。东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世隆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佚。信任近小，随其与夺。度律亦所至为百姓患毒。世隆之入洛也，主者欲追李苗赠封，世隆曰：“吾尔时群议：更一二日，便欲大纵兵士，焚烧都邑，任其采掠，赖苗京师获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尔朱兆既纵掠京邑，先令卫送庄帝于晋阳，乃白于河梁监阅财货。贪暴如此，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况乎怨仇者之日伺其侧邪？

第八节 齐神武起兵

尔朱世隆等既立节闵帝，是月，镇远将军崔祖螭即聚青州七郡之众围东阳。青州治，见第六节。刘灵助时为幽州刺史，亦起兵于蓟。幽州治。渤海蓨人高翼，魏渤海郡，因宋侨置之旧，治灵济城，在今山东高苑县西北。蓨，见第二节。为山东豪右，葛荣乱作，魏朝即家拜为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于河、济之间。魏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尔朱荣弑庄帝，翼保境自守，谓诸子图之，事未辑而卒。翼三子：乾、昂、季式，皆轻侠。孝庄居藩，乾潜相托附。及立，遥除龙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乾兄弟皆受葛荣官爵。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乾兄弟相率出降。孝庄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尔朱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庄帝乃听乾解官归乡里。乾与昂俱在乡里，阴养壮士。尔朱荣闻而恶之。密令刺史元仲宗此据《北齐书·昂传》。《魏书》《北史·本纪》皆作嶷。案嶷为昭成孙常山王遵之玄孙，字子仲，见《魏书·昭成子孙传》。《北史》同。诱执昂，送于晋阳。庄帝末，荣入洛，以昂自随，禁于牛署。荣死，庄帝即引见劳勉之。乾闻荣死，驰赴洛阳。庄帝以为河北大使，令招集乡闾，为表里形援。昂亦请还乡里，招集部曲。尔朱兆入洛，遣其监军孙白鹞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乾兄弟送马，因收之。乾乃潜勒壮士，袭据州城，杀白鹞，执元仲宗，推封隆之行州事。隆之亦蓨人，为河内太守。尔朱兆入洛，隆之持节东归。与乾等定计，袭克州城。受刘灵助节度。灵助本以方技见信尔朱荣。其举兵也，《魏书》言其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又妄说图谶，作诡道厌祝之法。然又言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沧州，见本章第三节。《北齐书·叱列延庆传》亦云：诸

州豪右咸相结附；如李元忠宗人愍及安州刺史卢曹等皆是，见《北齐书·元忠传》。安州，见第二节。卢曹，《北史》作卢胄。则其声势亦颇盛。灵助本幽州大侠，非徒恃邪术惑民者也。灵助至博陵之安国城，今河北安国县。与魏侯渊及定州刺史叱列延庆、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延庆，尔朱世隆姊婿，时为山东行台。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等战，败死。四月，尔朱仲远使其都督魏僧勖等攻崔祖螭，斩之。《通鉴考异》曰：《北齐·李浑传》：普泰中，崔社客反于海、岱，攻围青州，以浑为征东将军都官尚书行台赴援。而社客宿将多谋，诸城各自保固，坚壁清野。诸将议有异同。浑曰：“社客贼之根本。若简练骁勇，衔枚夜袭，径趋营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间，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则诸郡可传檄而定。”诸将迟疑，浑乃速行，未明达城下。贼徒惊骇。擒社客，斩首送洛阳。按其年时事迹，与祖螭略同。未知社客即祖螭，为别一人也？然齐神武之兵旋起矣。

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亦渤海蓨人。祖谧，魏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见第三节。神武累世北边，习其俗，遂同鲜卑。神武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初给镇为队主，转为函使。后从杜洛周。与尉景、善无人，神武姊夫。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段荣、武威人。祖信，仕沮渠氏。入魏，以豪族徙北边。家于五原。武威，见第二章第二节。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蔡儁广宁石门人。父普，北方扰乱，奔走五原，守战有功。儁豪爽有胆气，高祖微时，深相亲附。广宁，后魏郡，石门，后魏县，在今山西寿阳县境。图之，不果。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从荣徙并州。荣以为亲信都督。又以为晋州刺史。晋州，东雍州改，今山西临汾县。尔朱兆将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及兆入洛，执庄帝以北，神武闻之，大惊。《魏书·兆传》：腾还具报。王曰：“兆等猖狂，举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进不能度，退不得还，吾乘山东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举而擒。”俄而兆克京师，孝庄幽絷，都督尉景从兆南行，以书报王，王得书，大惊。又使孙腾伪贺兆，因密觇孝庄所在，将劫以举义，不果。《魏书·兆传》：王得书大惊，召腾示之，曰：“卿可驰驿诣兆，示以谒贺。密观天子，今在何处？为随兆军府？为别送晋阳？脱其送并，卿宜驰报，吾当于路要迎。”腾晨夜驱驰，已遇帝于中路。王时率骑东转，闻帝已渡，于是西还。案神武此时，兵力实未足与兆敌，史所传恐未必可信也。神武之所以兴者，实缘得六镇之众，而其所以得此众者，则史之所传又互异。《北齐书·本纪》云：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初孝庄之诛尔朱荣，知其党必有逆谋，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步藩既败兆等，兵势日盛。兆又请救于神武。神武内图兆，复虑步藩之难除，乃与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为兄弟。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曰：“善。谁可行也？”贺拔允时在坐，请神武。神武拳殴之，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请杀之。”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后或致疑贰，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阳曲，见第二章第二节。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莫不皆至。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徒污人国土。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兆从其议。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今四方扰扰，人怀异望，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虑也？”绍宗曰：“亲兄弟尚尔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谮绍宗与神武旧有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

武发。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见第四节。路逢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兆闻，乃释绍宗而问焉。绍宗曰：“犹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汉县，后魏置郡，在今山西襄垣县北。会漳水暴长，桥坏。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受公主言，自来赐追。今渡河而死不辞，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与神武坐幕下。陈谢。遂授刀引头，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贺六浑更何所仰？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间至此，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之。神武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劲捷，而凶狡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又召神武。神武将上马诣之。孙腾牵衣，乃止。兆隔水肆詈，驰还晋阳。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神武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之以杀其从者，从者尽散。于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神武遂前行，屯邺。《魏书·尔朱兆传》云：初荣既死，庄帝诏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等，令袭秀容。兆入洛后，步蕃兵势甚盛，南逼晋阳。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师御之。兆虽骁果，本无策略，频为步藩所败。于是部勒士马，谋出山东。令人频征献武王于晋州。乃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统领。既分兵别营，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锐。步蕃至于乐平郡，治沾城，在今山西昔阳县西南。王与兆还讨破之，斩步蕃于秀容之石鼓山。其众退走。兆将数十骑诣王，通夜宴饮。后还营招王。王知兆难信，未能显示，将欲诣之。临上马，长史孙腾牵衣而止。兆乃隔水责骂腾等。于是各去。王还自襄垣东出，兆归晋阳。谓欢受兆命统众，在破步蕃之前，亦无请就食山东之事，与《齐书·本纪》异。《齐书·慕容绍宗传》云：纥豆陵步藩逼晋阳，尔朱兆击之，累为所破，欲以晋州征高祖，共图步藩。绍宗谏曰：“今天下扰扰，人怀觊觎，高晋州才雄气猛，英略盖世，譬诸蛟龙，安可借以云雨？”兆怒曰：“我与晋州，推诚相待，何忽辄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绍宗，数日方释。遂割鲜卑隶高祖。其谓分众在平步蕃之前与《魏书》同，而又谓所分者为鲜卑。今案费也头为河西强部。《北史·尔朱荣传》曰：庄帝恒不虑外寇，惟恐荣为逆。常时诸方未定，欲使与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魏书·尔朱天光传》言：前废帝立后，天光复出夏州，遣将讨宿勤明达，擒之送洛。时费也头帅纥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据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齐献武王起兵，内怀忧恐，不复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备之而已。费也头盖北方诸部中仅存而未服于尔朱氏者，故庄帝因而用之也。庄帝诛尔朱荣后，所遣经略防守之兵甚多，无一能奏效者，牵制之师，盖以此为最尽力矣。然谓其能南逼晋阳，亦似大过。《魏书·孝庄纪》：永安三年（528年）十二月，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破落韩常大败尔朱兆于秀容，此即兆入洛而步蕃犄其后之事，其战事固犹在代北也。当时抗尔朱氏者，刘灵助、高乾兄弟皆在山东，尔朱兆部勒士马欲东出，盖以此故？步蕃盖以此时踵其后而逼晋阳？晋阳为尔朱氏根本之地，兆自不得不回师御之。其所统者，盖即《魏书·兆传》所云六镇之兵，亦即《齐书·慕容绍宗传》所谓鲜卑？三州，盖谓并、肆及兆所刺之汾州？其兵盖多出六镇？固非必鲜卑种人，然亦必所谓累世北边，习其俗，遂同鲜卑者。其中葛荣降众必多，皆有家累，故《齐书·神武纪》侈言其数为二十余万也。其分属神武，自当在破步蕃之前。兆回攻步蕃所以屡败者，盖正以所将者为此曹，心怀怨恨之故，故一分诸神武而即克。然则兆之分兵，实迫于势不得已，非因醉而然也。《齐书·神武纪》，叙此于既破步蕃之后，实为大误。然其建牙而东，则必在求就食山东得请之后，《魏书》叙神武得众之时虽不误，而漏去请就食山东一节，一似神武既平步蕃，径行东出者，当时情事，亦不可见矣。神武在尔朱荣时已为晋州，而《齐书·慕

容绍宗传》谓兆欲以晋州征高祖，一似以此为共图步蕃之报者？盖兆征神武入洛而神武不从，嫌隙已搆，兆于是时，盖有欲夺神武晋州之意，至此，乃又以许仍旧贯为并力之报也。绍宗谏兆，未知究在何时，然必非因其征神武而发。何则？征神武，则神武且为兆用，而又何猜焉？兆所分诸神武者，未知究有若干人，然必不能甚众。观韩陵战时，神武众尚不满三万可知。然此众虽寡弱，而于尔朱氏蓄怨甚深，故神武得因之而起也。

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也。二月，神武军次信都。冀州治。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尔朱度律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征使入觐。神武辞。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怨。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惟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惟命。”明日，椎牛飨士，喻以讨尔朱之意。六月，庚子，遂建义于信都。尚未显背尔朱氏。赵郡柏人李元忠，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柏人，见第五章第三节。善方技，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家素富实。其家人在乡，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乡人甚敬重之。永安初，就拜南赵郡太守。南赵郡，太和时分赵郡置，在今河北隆平县东。直洛阳倾覆，元忠弃官还家，潜图义举。会神武率众东出，便自往奉迎。时高乾亦将十数骑迎谒。神武密遣元忠举兵逼殷州，令乾伪往救之。乾入见尔朱羽生，羽生与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斩羽生首来谒。神武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本纪》云：镇广阿。案广阿，汉侯邑，后废，后魏置县，在今河北隆平县东。八月，尔朱兆率步骑二万出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元忠弃城还信都。孙腾以为朝廷隔绝，不权立天子，则众望无所系。十月，举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为帝。《魏书》称曰后废帝，《北史》但曰废帝。于时度律、仲远之军，皆与兆会。屯于广阿，众号十万。神武乃广纵反间，或云世隆兄弟谋欲害兆，复言兆与神武同图仲远等。于是两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进。仲远等频使斛斯椿、贺拔胜喻兆。兆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兆性粗犷，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深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椿、胜等追而晓譬，兆遂拘迫将还，经日放遣。仲远等于是奔退。神武乃进击兆军，兆大败。十一月，神武攻邺。明年，梁中大通四年（532年），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正月，拔之。二月，后废帝如邺。

尔朱氏中，世隆、天光，较有智计。齐神武之起兵也，仲远、度律等，皆不以为虑，惟世隆独深忧恐。广阿战后，兆与仲远、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请前废帝纳兆女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礼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随其所为，无敢违者。又累使征天光，天光不从。《周书·贺拔岳传》：天光将率众距齐神武，遣问计于岳。岳报曰：“王家跨据三方，士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然师克在和，但愿同心戮力耳。若骨肉离隔，自相猜贰，则图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克全。”此说不知岳当日果有是言，抑系后来附会？然使当日，天光不尽众东出，则必可以后亡，当时事势，神武欲进取关中，固不易也。后令斛斯椿苦要之，曰：“非王无以克定，岂可坐视宗家之灭也？”天光不得已，东下。《北史·椿传》：椿谓贺拔胜曰：“天下皆怨毒尔朱，吾等附之，亡无日矣。不如图之。”胜曰：“天光与兆，各据一方，俱禽为难。”椿曰：“易致耳。”乃说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讨齐神武。此非实录。在尔朱、高二氏之间，椿与胜皆忠于尔朱氏者也。于是兆与天光、度律，更自信约。闰三月，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于邺。众号二十万。神武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四面赴击，大败之。韩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阳县东北。《北齐书·高昂传》云：韩陵之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儁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无昂等，高祖几殆。《北史·贺拔胜传》云：韩陵之役，尔朱兆率铁骑陷阵，出齐神武后，将乘其背而击之。度律恶兆之骁悍，惧其陵己，勒兵不进。胜以其携贰，遂以麾下降齐神武。度律军以此免退，遂大败。案此役胜负，固在几微之间，然尔朱氏积失人心，而又自相乖离，欲求幸胜，实不易也。于是兆趋并州，仲远奔东郡。天光、度律，将赴洛阳，斛斯椿与都督贾显智倍道先还。四月朔，椿等据河桥。世隆请出收兵，前废帝不许。此据《魏书》。《北史》则云：彦伯欲领兵屯河桥，世隆不从。世隆令其外兵参军阳叔渊单骑驰赴北中，见上节。简阅败众，以次纳之。斛斯椿诡说叔渊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闻其欲掠京邑，迁都长安，宜先内我，以为其备。”叔渊信而纳之。椿既至桥，尽杀世隆党附。度律欲攻之，会大雨，士马疲顿，弓矢不能施用，遂西走。于灅波津为人擒执。灅波津，在河桥西。天光亦被执。囚送于齐神武。神武攻尔朱兆时，致之洛阳，斩之。斛斯椿令行台长孙稚诣阙奏状，别使贾显智、张劝率骑掩执世隆与其兄彦伯，俱斩之。叱列延庆时为定州刺史，亦在军中，与仲远走渡石济。见第七节。仲远奔梁。延庆北降齐神武，后为孝武帝中军大都督。神武入洛，杀之。青州刺史尔朱弼，亦欲奔梁，为其部下所杀。神武至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使魏兰根观察前废帝。兰根，庄帝末为定州，为侯渊所败，走依高乾。乾以兰根宿望，深

礼遇之。太仆卿綦儁主仍前废帝，而兰根与高乾及黄门侍郎崔恢固主废之。时梁武帝复遣兵送汝南王悦，置之境上，乃遣使迎之。既至，清狂如故，乃舍之，是岁十二月，悦被杀。而立平阳王修。修，广平文穆王怀子，孝文帝孙也。是为孝武帝，《魏书》谓之出帝。神武还邺。七月，神武入自滏口，大都督库狄干入自井陉，讨尔朱兆。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而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而自以大军继之。明年，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年），梁中大通五年。正月，泰奄至兆庭。军人因宴休堕，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胡三省曰：杜佑曰：石州离石县有赤洪水，即离石水，赤洪其别名也，高欢破尔朱兆于赤洪岭，盖近此。案离石，今山西离石县。兆自缢。兆弟智虎，前废帝以为肆州刺史，与兆俱走。神武禽之于岢岚南山。岢岚，后魏县，在今山西岚县北。赦之。后死于晋阳。尔朱荣子菩提，与荣俱死。叉罗、文殊皆早卒。文畅，姊为魏孝庄帝后，神武纳之，待其家甚厚。文畅及弟文略皆素侈。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郑仲礼、房子远等相狎，谋害神武，事捷共奉文畅。谋泄，以姊宠，止坐文畅一房。任胄，延敬子。延敬初从葛荣，荣败，降。随神武起兵。后为魏尚书左仆射，斛斯椿衅发，弃家北走。胄少在神武左右。兴和末，神武攻玉壁，还，以晋州西南重要，留西河公岳为行台镇守，以胄隶之。胄饮酒游纵，不勤防守。神武责之。胄惧，遂潜遣使送款于周。为人纠列。穷治未得其实。神武特免之，谓胄曰：“我推诚于物，谓卿必无此理。且黑獭降人，首尾相继，卿之虚实，于后何患不知。”胄内不自安，乃谋害神武。事发，及子弟并诛。时武定三年（545年）也。文畅时年十八。静帝使人往晋阳，欲拉杀文略，神武特奏免之。遗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后为齐文宣所杀。尔朱氏自荣入中国，至兆之死，凡六年。席有为之资，值可为之时，而其运祚短促至此，诚蛮夷不知中国情形，徒肆暴戾者之殷鉴也。

第九节 魏分东西

高欢虽灭尔朱氏，然时北方诸族，不为欢下者尚多，如斛斯椿，如贺拔氏兄弟，皆其佼佼者也。而宇文氏遭遇时会，遂获创立基业，与欢对峙。

后周之先，为匈奴之裔君临鲜卑部落者，已见第三章第八节。侯豆归子陵，仕燕。魏道武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归魏。天兴中，随例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破六汗拔陵作乱，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肱纠合乡里，斩可孤，其众乃散。后避地中山，陷于鲜于修礼。为定州军所破，没于阵。四子：长颢，与卫可孤战殁。次连，与肱俱死。次洛生，葛荣破鲜于修礼，以为渔阳王，领肱余众。尔朱荣擒葛荣，定河北，随例迁晋阳。次泰，字黑獭，即周太祖文皇帝也。荣诛洛生，复欲害泰。泰自理家冤，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泰与贺拔岳有旧，岳讨元颢，以别将从。孝武帝图高欢，以斛斯椿及岳兄弟为心腹。岳长兄允为侍中，胜为荆州刺史。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初尔朱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侯莫陈悦行华州事。华州，见第二节。普泰中，梁中大通三年（531年）。以岳为雍州，悦为岐州刺史。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天光率众赴洛，岳与悦下陇赴雍，禽其弟显寿，以应高欢。《周书·文帝纪》：天光东拒齐神武，留弟显寿镇长安。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将军众东下。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太祖谓岳曰：“今天光尚迩，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太祖轻骑为前锋。太祖策显寿怯懦，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显寿果已东走。追至华山，擒之。此说恐出文饰。观悦后附齐神武，此时恐已有叛尔朱氏之心，不待太祖之计也。华山，后魏郡，今陕西大荔县。孝武即位，加岳关中大行台。《北史·薛孝通传》曰：齐神武起兵河朔，尔朱天光自关中讨之。孝通以关中险固，秦、汉旧都，须预谋镇遏，以为后计。纵河北失利，犹足据之。节闵深以为然。问谁可任者？孝通与贺拔岳同事天光，又与周文帝有旧，二人并先在关右，因并推荐之。乃超授岳关西大行台、雍州牧，周文帝为左丞，孝通为右丞，赍诏书驰驿入关授岳等，同镇长安。后天光败于韩陵，节闵遂不得入关，为齐神武幽废。观此，知以关中为退据之资，当时事势实尔，东西魏之分立，非偶然矣。

永熙二年（533年），梁中大通五年。孝武密令岳图欢。岳自诣北境，安置边防。率众趣平凉西界。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先是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等，并拥众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会平凉，受岳节度。惟灵州刺史曹泥不应召，而通使于欢。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南秦州、河州、灵州，即薄骨律镇，皆见本章第三节。渭州，见第七节。《周书·文帝纪》：太祖谓岳曰：“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其僻远，常怀异望。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风。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实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举也。”此言不知果出周文以否，然实当时西方之形势也。夏州，见第三节。欢乃遣左丞翟嵩使至关中，间岳及悦。三年（534年），梁中大通六年。岳召悦会于高平。原州治，见第三节。将讨曹泥，令悦为前驱。悦诱岳入营，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岳左右奔散。悦遣人安慰，云：“我别禀意旨，止在一人，诸君勿怖。”众皆畏服，无敢拒遣。悦心犹豫，不即抚纳。乃还入陇，止水洛城。见第三节。其士众散还平凉。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推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岳之为关西大行台，以泰为左丞，领府司马。及次平凉，表为夏州刺史。于是大都督赵贵言于众，共推泰。《周书·赫连达传》：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拜都将。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军中大扰。赵贵建议迎太祖。诸将犹豫未决。达曰：“宇文夏州昔为左丞，明略过人，一时之杰。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济。赵将军议是也。达请轻骑告哀，仍迎之。”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或云东告朝廷。达又曰：“此皆远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贵于是谋遂定，令达驰往。泰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贺拔胜使其大都督独孤信入关，抚岳余众，泰已统岳兵矣。孝武帝闻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追岳军还洛阳。亦敕追侯莫陈悦。悦不应召。泰表言：“军士多是关西之人，不愿东下。乞少停缓，徐事诱导。”孝武诏泰即统岳众。且曰：“今亦征侯莫陈悦。若其不来，朕当亲自致罚。宜体此意，不过淹留。”泰奉此诏后，表有“臣以大宥既颁，忍抑私憾”之语，则时孝武已赦悦罪。泰又表乞少停缓。而与悦书，约同东下。不则“枕戈坐甲，指日相见”。悦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拨，《北齐书》本传：名拨，字普拨。令与悦为党援。普拨疑之，封诏呈泰。泰表言：“今若召悦，授以内官，臣亦列旆东辕，匪伊朝夕。若以悦堪为边捍，乞处以瓜、凉一藩。瓜州，见第四节。凉州，见第三节。不然，则终致猜虞，于事无益。”初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禽之，并获次安、伯和等。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拨又遣骑二千来从军。三月，泰进军。四月，出陇。留兄子导镇原州。导，颢之子。军出木峡关，在今甘肃固原县西南。大雨雪，平地二尺。泰知悦怯而多

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左右亦不安。众遂离贰。闻大军且至，退保略阳。留一万余人，据守水洛。泰至，围之，城降。即率轻骑数百趋略阳。悦召其部将议之。皆曰：“此锋不可当。”劝悦退保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悦弃城，南据山水之险，设阵候战。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弼，从《周书》。《魏书》作李景和。景和，弼字也。弼妻，悦之姊也，特为悦所信委。弼遣人诣泰，密许翻降。至暮，乃勒所部，使上驴驼。复绐悦帐下云：“仪同欲还秦州，汝等何不装办？”众谓为实，以次相惊。皆散走，趋秦州。弼先驰据城门，以慰辑之。遂拥众以归泰。悦由此败。案悦之败，似由众皆欲走秦州，而悦逆之，故然。弼果有意叛悦？抑众已溃散，乃不得已而率之投泰，乃以摇惑军心为功；尚未可知也。悦之失，首在不能抚纳岳众；次则不敢与泰决战，而欲避入险僻之区，致逆众心；其失在于无勇。若能奋力迎战，泰之兵力，实亦有限，非不可敌也。与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泰曰：“悦本与曹泥应接，不过走向灵州。”乃令导要其前，都督贺拔颖等追其后。至牵屯山，见第六章第六节。追及悦，斩之。《魏书·悦传》云：悦部众离散，猜畏旁人，不听左右近己。与其二弟并儿及谋杀岳者八九人，弃军迸走。数日之中，盘回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劝向灵州，而悦不决。言下陇之后，恐有人所见。乃于中山令从者悉步，自乘一骡，欲向灵州。中路，追骑将及望见之，遂缢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见擒杀。惟先谋杀岳者悦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后奔晋阳。案《周书·李贤传》，太祖令导追悦，以贤为前驱。转战四百余里，至牵屯山，及之。悦自刭于阵。贤亦被重创，马中流矢。则《魏书》之言，似失其实。泰入上邽。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跋也恶蚝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元传》在《北齐书》，云：悦走，元收其众，入据秦州，为周攻围苦战，结盟而罢。后仍奔高欢。赵贵行秦州事。征豳、泾、东秦、岐四州粟以给军。豳州，见第三节。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周书·刘亮传》：悦之党豳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泾、秦、灵等州，悉与相应，太祖令亮袭斩之，于是诸州皆即归款。自关以西，大致平定。是岁，正月，高欢西伐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迁其部于河东。欢所得于西方者，如是而已。是时孝武帝志欲与欢决战，其欲并召泰及侯莫陈悦东下盖以此？使泰从命而东，不过行间之一将，且其势未必能与欢敌，在关西则有负嵎之势，且可自擅于远，泰固筹之熟矣。然当时欲与欢抗，自以持重为善，泰之计固未为失也。

秦州既捷，孝武征二千骑镇东雍州，见第七节。仍令泰稍引军而东。泰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渭合口，为图河东之计。泰之讨侯莫陈悦也，悦使请援于高欢。欢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坂。雍州刺史贾显度送船与轨，请轨兵入关。泰因梁御之东，乃逼召显度赴军。御遂入雍州。孝武进泰关西大都督。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魏书·地形志》不言治所。钱大昕曰：以《隋志》考之，当治固道郡之梁泉县。按梁泉，后魏县，今陕西凤县。南岐州刺史卢待伯拒代，遣轻骑袭禽之。待伯自杀。时斛斯椿为侍中，密劝孝武帝置 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百；直 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天下轻剽以充之。又说帝数出游幸，号令部曲。别为行阵，椿自约勒，指挥其间。军谋、朝政，一决于椿。尔朱荣之败，汝南王悦在梁，椿归之；后又归尔朱兆；兆败，与贾显智等覆尔朱氏；及是又图高欢；一似其人反覆无常者。史于椿尤多贬辞。然原其心而论之，椿实忠于魏朝，亦未尝不睠睠于尔朱氏，观其力谋和解兆与世隆、度律等可知。尔朱氏既不可辅，爱其身以有为，而不忍轻于一掷，此亦厚自期许者宜然，不能以硁硁小节责之也。贺拔胜始降尔朱仲远，又降高欢，又与武帝图欢，迹亦与椿相似，亦当以此观之。尔朱荣之死，胜与田怡等奔赴荣第。时宫殿之门，未加严防，怡等议即攻门。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更有奇谋，吾众旅不多，何轻尔？”怡乃止。乃世隆夜走，

胜随至河桥，以为臣无仇君之义，遂勒所部还都。于轻重之际，尤有权衡，非徒激于意气者比。要之椿与胜，以古义衡之.俱可谓有君子之风也。初后废帝之立也，以高乾为侍中，又拜司空。时乾遭丧，未得终制。及孝武立，乃表请解职，行三年之礼。诏听解侍中。既去内侍，朝廷罕所关知，居常怏怏。帝望乾为己用。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实亦义同兄弟。宜立盟约，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不谓帝便有异图，遂不固辞，亦不启高欢。及帝置部曲，乾乃启欢。欢召乾诣并州，面论时事。启乾复为侍中。屡启，诏书竟不施行。乾知变难将起，求为徐州。将发，帝知乾漏泄前事，乃诏欢云：“曾与乾邕，乾字。私有盟约，今复反覆两端。”欢便取乾前后启论时事者，遣使封送帝。帝遂赐乾死。乾弟慎、昂皆奔欢。封隆之、孙腾为侍中，皆逃归乡里。欢召隆之至晋阳。腾亦奔晋阳。娄昭，欢妻弟也，亦辞疾归晋阳。于是孝武与欢之相图，如箭在弦上矣。帝以斛斯椿兼领军，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鹫在徐州，欢使邸珍夺其管籥。建州刺史韩贤、建州，见第七节。济州刺史蔡儁济州，治碻磝，见第六章第五节。皆欢党，帝省建州以去贤，而以贾显智为济州。儁拒之。五月，帝下诏云将南伐。发河南诸州兵，增宿卫守河桥。六月，帝密诏欢：言“宇文黑獭，事资经略，故假称南伐”。欢谋迁帝于邺。遣骑三千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白沟，在今河南阳武、封丘二县间。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于是孝武下诏罪状欢，欢亦宣告诛斛斯椿，而兵事作。欢以高昂为前锋。武帝征兵关右，召贺拔胜赴行在所。遣大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安乐王鉴弟。共镇虎牢。汝阳王暹镇石济。见第八章第七节。行台长孙子彦稚子。帅前弘农太守元洪略镇陕。见第六章第一节。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椿弟。伐蔡儁。欢使窦泰与莫多娄贷文逆显智，韩贤逆暹。元寿军降。泰、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显智阴约降，引军退。军司元玄菟觉之，驰还请益师。孝武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死之。七月，孝武躬率大众屯河桥。欢至河北十余里，再遣口申诚款。孝武不报。欢乃引军渡河。孝武问计于群臣。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帝未决，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弃椿径还，绐帝曰：“欢兵至矣。”乃决西行。《周书·王思政传》曰：齐神武潜有异图。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军大将军大都督，总宿卫兵。思政乃言于帝曰：“高欢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关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御万夫。且士马精强，粮储委积。进可以讨除逆命，退可以保据关、河。宇文夏州纠合同盟，愿立功效。若闻车驾西幸，必当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资，因已成之业；一二年间，习战阵，劝耕桑，修旧京，何虑不克？”帝深然之。《北史·裴侠传》：孝庄授侠东郡太守。及孝武与齐神武有隙，征兵，侠率所部赴洛阳。王思政谓曰：“当今权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己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抚之，恐是据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周书·柳庆传》云：魏孝武将西迁，除庆散骑侍郎，驰传入关。庆至高平，见太祖，共论时事。太祖即请奉迎舆驾，仍命庆先还复命。时贺拔胜在荆州。帝屏左右谓庆曰：“高欢已屯河北，关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庆对曰：“荆州地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境，内拒欢党，危亡是惧，宁足以固鸿基？”帝深纳之。合此三者观之，具见当日西行实非良图，然舍此又无他策。《北史·斛斯椿传》云：帝以椿为前驱大都督。椿因奏请率精骑二千，夜渡河掩其劳弊。帝始然之。黄门侍郎杨宽曰：“高欢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于人，恐生他变。今度河，万一有功，是灭一高欢，生一高欢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叹曰：“顷荧惑

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间搆，不用吾计，岂天道乎？”此非实录。孝武与椿，相信有素，何至临时，更生疑忌？椿即掩击克捷，亦岂能遽为高欢？《周书·文帝纪》云：齐神武稍逼京邑，魏帝亲总六军，屯于河桥，令左卫元斌之、领军斛斯椿镇武牢，遣使告太祖。太祖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度，大事去矣。”此乃附会之谈。决战须视兵力，岂能藉万乘之空名徼幸？荡阴之役，晋惠帝独非万乘乎？战而不捷，则并关西亦不可得至矣。孝武当日，前驱之师，无不迎降、奔北者，人心士气，亦既可知，岂能徼幸于一捷？决战尚不可恃，况以二千骑掩袭？即获小胜，又何裨于大局邪？《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遵之曾孙毗，武帝少亲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于卧内。帝与齐神武有隙，议者各有异同，惟毗数人，以关中帝王桑梓，殷勤叩头请西入。策功论赏，与领军斛斯椿等十三人为首。然则劝入关者，椿固十三之一也。事势所限，虽有善者，亦如之何哉？以为由于元斌之之一言，则愈疏矣。

孝武帝之征兵于西也，宇文泰令前秦州刺史骆超，率精骑一千赴洛，而传檄方镇，罪状高欢。七月，泰发自高平。前军至于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欢稍逼京邑，泰又以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坂济，趋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轻骑一千赴洛。是月，孝武帝自洛阳率轻骑入关。高欢入洛阳，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居尚书下舍，承制决事。亶，孝文子清河文献王怿之子。欢归至弘农。初北地三原人毛鸿宾，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三原，见第五章第六节。世为豪右。与兄遐，共起兵以拒萧宝夤。明帝改北地郡为北雍州，以鸿宾为刺史；改三原县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孝武与高欢隙，令鸿宾镇潼关，为西道之寄。九月，欢攻潼关，克之，执鸿宾。至并州，以忧恚卒。命长史薛瑜守之。此从《北齐书》。《周书·太祖纪》作薛瑾，《北史》同。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见第八章第七节。于蒲津西岸筑城，以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使高昂行豫州事。还至洛阳，立清河世子善见，亶之世子。是为孝静帝。时年十一。魏于是分为东西。欢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连梁境；北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诏下三日便发。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欢留洛阳部分毕，乃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已。孝武帝至关中，闰十二月，见弑，立南阳王宝炬，见第七节。是为西魏文帝。

贺拔胜至广州，治鲁阳，今河南鲁山县。犹豫未进，武帝已入关。胜还军南阳，令长史元颖行州事，自率所部，将赴关中。进至淅阳，今河南淅川县。闻高欢已平潼关，乃还荆州。州人邓诞，执元颖，引欢军。时欢已遣行台侯景、大都督高昂赴之。胜战败，奔梁。在南三年，乃还长安。其兄允，为欢所杀。樊子鹄据兖州不服欢。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众就之。南青州，今山东沂水县。欢遣娄昭等攻之。大野拔斩子鹄以降。侯渊之平韩楼，为平州刺史，镇范阳。见第一节。尔朱荣死，太守卢文伟诱渊出猎，闭门拒之。渊帅部曲，屯于郡南，为荣举哀，勒兵南向。庄帝使东莱王贵平为大使，慰劳燕、蓟，渊乃诈降，执贵平自随。元晔立授渊定州刺史。后随尔朱兆拒高欢于广阿。兆败，渊从欢，破尔朱氏于韩陵。永熙初，除齐州刺史。齐州见第三节。孝武末，渊与樊子鹄及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相连结，又遣使通诚于高欢。及孝武入关，复还顾望。清河王亶承制，以汝阳王暹为青州刺史。渊不时迎纳。城人刘桃符等，潜引暹入据西城。渊争门不克，率骑出奔。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渊乃复还。贵平自以斛斯椿党，不受代。渊率轻骑夜趣青州。城人执贵平出降。渊自惟反覆，虑不获安，遂斩贵平，传首于邺，明不同于斛斯椿。及樊子鹄平，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渊既不获州任，情又恐惧，遂劫光州库兵反。光州，见第三节。其部下督帅叛拒之。渊奔梁。达南青州境，为卖浆者所杀，传首于邺。

第十节 东西魏争战

东西魏分立后，高欢、宇文泰，剧战凡十余年，各不逞志，于是东西分立之局定。而高欢死后，侯景背叛，祸转中于梁矣。

高欢还军之后，宇文泰进攻薛瑜，虏其卒七千。梁武帝大同元年（535年），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年）也，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率所部降于东魏。东魏将司马子如攻潼关。宇文泰军于霸上。见第五章第六节。子如回军，自蒲津攻华州。刺史王罴击走之。二年（536年），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正月，高欢袭夏州，禽其刺史斛拔弥俄突，留将张琼、许和守之，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女夫凉州刺史刘丰请内属于东魏。宇文泰遣兵围之，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高欢命阿至罗虏绕出西魏军后，西魏军乃还。欢迎泥、丰，拔其户五千以归。二月，欢又令阿至罗逼秦州，自以众应之。三月，其刺史万俟普拨亦归于东魏。宇文泰勒轻骑追之，不及。此时关中形势，已颇完固，非挑诱一二叛人，所能倾覆矣。

是岁，十二月，高欢自晋阳西伐，次于蒲津。使高昂趋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窦泰入潼关。三年（537年），西魏大统三年，东魏天平四年。宇文泰军于广阳，县名，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召诸将曰：“贼今犄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欢起兵以来，泰每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将咸曰：“贼在近，舍而远袭，事若蹉跌，悔无及也。”泰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亦未出郊，贼顾谓但自守耳。又狃于得志，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不能径渡。此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周书·达奚武》《苏绰传》，均谓泰此策惟武及绰同之，《宇文深传》又谓太祖将袭泰，诸将咸难之，太祖乃隐其事，阳若未有谋者，而独问策于深，深劝其袭泰，恐未必可信。于是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而潜出军。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而阵。未及成列，泰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余人。斩泰，传首长安。《北齐书》云：泰自杀。高昂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殁，弃城走。高欢亦撤桥而退。企子元礼归复洛州。是为东魏西征一小挫。

是岁，六月，宇文泰遣于谨取杨氏壁。胡三省曰：盖华阴诸杨遇乱筑壁以自守者。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七月，征兵会咸阳。今陕西咸阳县。八月，率李弼等十二将东伐，取弘农。高欢率众十万出壶口，山名，在今山西临汾县西南。趋蒲坂。又遣高昂以三万人出河南。是岁，关中饥。泰既平弘农，因馆谷五十余日。时战士不满万人。闻欢将渡，乃引军入关。欢遂渡河，逼华州。刺史王罴严守。乃涉洛，军于许原西。许原，在洛南。泰据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渡河，远来至此，吾欲击之，何如？”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泰曰：“欢若得至咸阳，人情转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十月，至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县南。距欢军六十余里。欢闻泰至，引军来会。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闻鼓声而起。欢军至，大破之。欢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虏其卒七万。留其甲士二万，余悉纵归。收其辎重、兵甲。《北齐书·神武纪》云：弃器甲十有八万。还军渭南，所征诸州兵始至。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案此役，东魏之兵力，远优于西魏，且已得渡河；当时西魏形势，实极危迫，纵不至举陇以东而弃之，然长安不守，则意中事。何者？东魏兵数既多，无论屯聚或分道而进，其势皆不易遏止也。长安若陷，所征之兵能集与否？集而能整与否？俱不可知。即曰能之，东魏遂不能久据关中，复收众而返，而西魏之受创已深矣。故曰：此役为西魏一大危机也。然东魏遂一蹶不振者，实失之恃众而寡虑。《北齐书·斛律羌举传》曰：从高祖西讨。大军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羌举曰：“黑獭聚凶，强弱可知。若欲固守，无粮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兽。若不与战，径趣咸阳，咸阳虚空，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于军门矣。”诸将议有异同，遂战于渭曲，大军败绩。又《薛琡传》云：高祖大举西伐，将度蒲津。琡谏曰：“西贼连年饥馑，无食可啖，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民尽应饿死。宝炬、黑獭，自然归降。愿王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举，兵众极大，万一不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合力；前军若败，后军乘之。”高祖皆不纳，遂有沙苑之败。夫如薛琡之说，则失之轻进；如羌举之说，则失之轻战；如侯景之说，则又失之于临战之时；一人三失，其败宜矣。自经此挫，东魏遂不复能渡河、入关矣。

然西魏欲图进取，力亦不足，此东西所以遂成相持之局也。宇文泰既捷于沙苑，遣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趋荆州。贺拔胜、李弼渡河围蒲坂。牙门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事亦见《周书·薛善传》。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胜等追获之。泰遂进军蒲坂，略定汾、绛。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初泰自弘农入关，高昂围弘农，闻军败，退守洛阳。独孤信至新安，见第二章第三节。昂复走渡河，信遂入洛阳。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颍州，治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贺若统，从《周书·本纪》。《北齐书·尧雄传》作贺若徽。《周书·宇文贵传》亦作统，而云刺史。与密县人张俭，密县，见第三章第五节。《北史·本纪》云：俭荥阳人。执刺史田迅，举城降。西魏都督梁回入据之。荥阳郑荣业、郑伟等攻梁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崔彦穆、檀深攻荥阳，擒其郡守苏定；皆附西魏。东魏将尧雄、赵育、是云宝《北齐书·尧雄传》作是育宝。《北史》作是宝。《梁书·陈庆之传》作元云宝，一本作是元宝。《周书·文帝纪》作是云宝。《通鉴》同。案《魏书·官氏志》有是云氏，后改是氏。出颍川，治颍阴，今河南许昌县。欲复降地。泰遣宇文贵、梁迁等逆击，大破之。赵育降。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尧雄合。西魏将怡峰，复与贵、迁等击破之。又遣韦孝宽取豫州。《北齐书·尧雄传》：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宝等举豫州降敌，执刺史冯邕。是云宝杀其阳州刺史邢椿，以州降。阳州，治宜阳，见第三章第三节。四年（538年），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元象元年。东魏贺拔仁攻南汾州，今山西吉县。拔之。任祥、尧雄与侯景、高昂、万俟受洛取颍州，梁回等遁走。二月，尧雄又取阳州。七月，侯景、高昂围独孤信于金墉。西魏文帝与宇文泰来救。东魏使库狄干率诸将先驱，高欢总众继进。八月，宇文泰至榖城，汉榖成县，后汉曰榖城，晋省，在洛阳西北。莫多娄贷文、可朱浑元来逆。临阵斩贷文。元单骑遁免，悉虏其众。送弘农。遂进军瀍东。是夕，景等解围夜去。及旦，泰率轻骑追之，至于河桥。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阵。战，东魏将高昂、李猛、宋显等皆死，而西魏右军独孤信、李远，左军赵贵、怡峰并不利，皆弃其卒先归。后军李虎、念贤遇信等，亦与俱还。由是班师。洛阳亦失守。留长孙子彦守金墉，高欢渡河，亦弃城。西魏军至弘农，守将皆已西走，所虏降卒在弘农者，因相与闭门拒守。进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民间，乃谋为乱。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辅魏太子钦出次渭北。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华州刺史宇文导袭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渡渭，

与泰会。攻青雀，破之。关中乃定。此数年中，西魏经营东方，不为不力；兵锋亦甚锐利；然终至挫衄，关中且几致大乱者，失之力小而任重也。观于此，而知西魏之只足自保，不能进取矣。

是岁，十一月，侯景攻陷广州。见第九节。十二月，是云宝袭洛阳，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赵刚袭广州，拔之。自襄广以西城、镇，复为西魏。襄州，今河南叶县。六年（540年），西魏大统六年，东魏兴和二年。侯景出三鸦，在今河南南召县北，接鲁山县界。将侵荆州。宇文泰遣李弼、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景乃退还。盖东魏兵力，重于河北，故在河南，尚不能与西魏争也。初河桥战后，王思政镇弘农，以玉壁险要，请筑城移镇之。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八年（542年），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兴和四年。十月，高欢出兵围之。不能克。大寒，士卒多死，乃还。是为东魏出河北又一挫衄。九年（543年），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与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时被高欢子澄委任，慎恐其构己，每不自安。东魏又遣镇城奚寿兴典兵事，慎但知民务而已。遂执寿兴，以虎牢归西魏。据《周书·李棠传》。宇文泰以慎所据辽远，难为应接。诸将亦皆惮行。惟李远曰：“北豫远在贼境，高欢又屯兵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常理实难救援。但兵务神速，事贵合机，古人有言：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济。脱有利钝，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顾望不行，便无克定之日。”泰喜曰：“李万岁所言，万岁，远字。差强人意。”乃授远行台尚书，前驱东出。泰率大兵继进。远乃潜师而往，拔慎以归。泰围斛律金于河阳。三月，高欢至河北。泰还军瀍上。欢渡河，据邙山为阵。泰夜登山，未明击之。中军右军皆捷，而左军赵贵不利，遂败退。欢追至陕，西魏使达奚武御之。《北齐书·封子绘传》曰：高祖总命群僚，议其进止。子绘言曰：“贼帅才非人雄，偷窃名号。遂敢驱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祸淫，一朝瓦解。虽仅以身免，而魂胆俱丧。混一车书，正在今日。天与不取，反得其咎。伏愿大王不以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时既盛暑，方为后图，遂命班师。《陈元康传》曰：大会诸将，议进退之策。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元康曰：“两雄交战，岁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时不可失，必须乘胜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涉沙苑还军，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高祖竟不从。及疾笃，谓世宗曰：“邙山之战，不用元康之言，方诒汝患。以此为恨，死不瞑目。”此非实录。沙苑尚致丧败，况此时尚未入关，人马疲瘦，又迫盛暑邪？然西魏东略之不易得志，则观于是役而弥可见矣。欢使刘丰生追奔，拓地至弘农而还。北豫、洛皆复入东魏。

中大同元年（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武定四年。春，西魏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以州应仲和。凉州，见第三节。瓜州，见第四节。宇文泰遣独孤信讨之。五月，禽仲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瓜州都督令孤延起兵，禽张保。瓜州亦平。此为西魏之小衅，东魏自不能乘机也。邙山之败，宇文泰命王思政镇弘农，命举代己者。思政进所部都督韦孝宽。是岁，九月，高欢自邺西伐，围玉壁。孝宽拒守六旬，不能下。会欢有疾，烧营而退。明年，正月朔，欢死，其后嗣不复能为吞并之计，西魏力亦不足，东西战争之势杀矣。

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

第一节 侯景乱梁（上）

侯景，朔方人，或云雁门人。朔方，见第八章第五节。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据《梁书·景传》。《南史》云：景怀朔镇人。怀朔，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南史》云：景右足短，弓马非其长。案景右足短之说，他无所见，恐非其实。以选为北镇戍兵，北镇，见第八章第三节。《南史》云：为镇功曹史。稍立功效。尔朱荣自晋阳入，景始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会葛贼南逼，荣自讨，命景先驱。以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自是威名遂著。齐神武入洛，景复以众降之，仍为神武所用。《南史》云：高欢微时，与景甚相友好。及欢诛尔朱氏，景以众降。仍为欢用，稍至吏部尚书。景性残忍酷虐，驭军严整，然破掠所得财宝，皆班赐将士，故咸为之用，所向多捷。总揽兵权，与神武相亚。魏以为司徒、南道行台，案事在大同八年（542年），即东魏兴和四年。拥众十万，专制河南。《南史》云：欢使拥兵十万，专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体。又云：时欢部将高昂、彭乐，皆雄勇冠时。景常轻之，言似豕突尔，势何所至？案欢所用，战将多而有谋略者少；又欢居晋阳，去河南较远，势不能不专有所任；此景之所以有大权也。神武疾笃，谓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我死后，必不为汝用。”乃为书召景。景知之，虑及于祸，《南史》云：将镇河南，请于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

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

及欢疾笃，其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惧祸，因用王伟计求降。《北齐书·神武纪》亦云：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案神武猜忌性成，从未闻以将帅为腹心，而自疏其子弟；况文襄在神武世，与政已久，神武与景有约，文襄安得不知？说殆不足信也。太清元年（547年），西魏大统十三年，东魏武定五年。乃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请降。《本纪》事在二月。云：景求以豫章、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齐等十三州内属。《景传》载景降表，则云与豫州刺史高成、广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长宣、齐州刺史许季良、东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浑愿、扬州刺史乐恂、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扬州刺史无神和等。《廿二史考异》云：“豫章之章字衍。洛阳之阳当作扬。广州刺史下，夺‘暴显、颍州刺史司马世云、荆州刺史’十四字，当据《通鉴考异》补。朱浑愿，当依《考异》作尔朱浑愿。《纪》有西扬，《传》作北扬；《纪》有东荆，《传》但云荆；未审谁是。”案豫州，见第十二章第六节。广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后移襄城，今河南方城县。颍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扬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西扬，未详。东荆，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北荆，魏收《志》不言治所。或云治其首郡伊阳，在今河南嵩县东北。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东豫州，见第十二章第六节。南兖州，正光中移治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西兖州，治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后移左城，在今定陶县西南。齐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北扬州，治项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景之叛也，颍州刺史司马世云应之。景入据颍城。诱执豫、襄、广诸州刺史。高澄遣韩轨等讨之。景以梁援未至，又请降于西魏。三月，宇文泰遣李弼援之。《魏书》作李景和，弼字。轨等退去。《周书·文帝纪》云：景请留收辑河南，遂徙镇豫州。于是遣王思政据颍川，见第十二章第十节。弼引军还。七月，景密图附梁。

太祖知其谋，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景惧，遂叛。案景之降梁，在降西魏之先，事甚明白，安得云此时始有是谋？盖至此乃与西魏绝耳。《周书·王悦传》云：侯景据河南来附，太祖先遣韦法保、贺兰愿德等率众助之。悦言于太祖，太祖纳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寻叛。《裴宽传》言：宽从法保向颍川。景密图南叛，军中颇有知者，以其事计未成，外示无贰。景往来诸军间，侍从寡少。军中名将，必躬自造。至于法保，尤被亲附。宽谓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关。虽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杖兵以斩之，亦一时之计也。如曰不然，便须深加严警。不得信其诳诱，自诒后悔。”法保纳之。然不能图景，但自固而已。盖时西魏欲召景入关，而景不肯，遂至彼此相图。西魏兵力，未足取景，然其将帅严警有备，景亦不能图之，故弃颍川而走豫州也。景非不侵不叛之臣，此自西魏所知。为之出师，原不过相机行事。而当时事机，并不甚顺。必欲乘衅进取，势非更出大兵不可。然此时西魏，亦甚疲敝；兼之景既不易驾驭，又须抗拒东魏及梁；利害纷纭，应付非易，故西魏始终以谨慎出之。此自不失为度德量力。而梁之贪利冒进者，乃自诒伊戚矣。

梁武帝既纳元颢而无成，其年，中大通元年（529年），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十一月，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以城降。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遣萧玩等援之。明年，中大通二年（530年），魏永安三年。正月，始欣为魏所破斩。玩亦被杀。是岁，六月，又遣元悦还北。高欢欲迎立之而未果，事已见前。其明年，中大通三年（531年），魏节闵帝普泰元年。魏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还往，盖颇有意于与南言和矣。是年，南兖州城民王买德，逼前刺史刘世明以州降。十一月，梁使元树入据。四年（532年），魏孝武帝永熙元年。二月，复以元法僧为东魏王。盖欲并建法僧与树。魏以樊子鹄为东南道行台，率徐州刺史杜德讨元树。树城守不下。七月，子鹄使说之。树请委城南还。子鹄许之。树恃誓约，不为战备。杜德袭擒之。送魏都，赐死。时梁以羊侃为兖州刺史，随法僧还北。行次官竹，《水经注》：睢水自睢阳东南流，历竹圃，世人谓之梁王竹园。官收其利，因曰官竹。睢阳，见第十二章第六节。闻树丧师，军亦罢。十二月，魏尔朱仲远来奔。以为定洛将军，封河南王，北侵。随所克土，使自封建。亦无所成。五年（533年），魏永熙二年。四月，青州人耿翔，袭据胶州，《魏志》云：治东武陵。陵字当系城字之讹。东武，汉县，今山东诸城县。杀刺史裴粲，来降。六月，魏以樊子鹄为青、胶大使，督济州刺史蔡儁讨之。师达青州，翔拔城走。是月，魏建义城主兰保，杀东徐州刺史崔祥，以下邳降。《魏书·纪》云：东徐州城民王早、简实等杀刺史崔庠，据州入萧衍。六年（534年），魏永熙三年。十月，以元庆和为镇北将军，封魏王，率众北侵。闰十二月，据濑乡。胡三省曰：即陈国苦县之赖乡。案其地在今河南鹿邑县东。是岁，魏始分为东西。明年，为大同元年（535年），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东魏东南道行台元宴击元庆和，破走之。六月，庆和又攻南顿，见第八章第六节。为东魏豫州刺史尧雄所破。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西魏梁州刺史元罗降。《北史》在七月，《梁书》在十一月。二年（536年），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九月，魏以侯景节度诸军入寇。十月，梁亦下诏北伐。侯景攻楚州，治楚城，在今河南息县西。刺史桓和陷没。景仍进兵淮上，陈庆之击破之。十一月，诏北伐众军班师。十二月，与东魏通和。自此岁通使聘，直至侯景来降，而兵衅始启。《北史·本纪》：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年）二月，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遣行台慕容绍宗讨平之。《北齐书·慕容绍宗传》云：梁刘乌黑入寇徐方，《北史》作梁人刘乌黑。此特人民之叛魏，非两国有战事。

侯景之来降也，高祖诏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及百辟等议，皆云纳景非宜。高祖不从。《梁书·景传》。下文又云：初大同中，高祖尝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旦见朱异，说所梦。异曰：“此岂宇内方一，天道前见其征乎？”及景归附，高祖欣然自悦，谓与神通。乃议纳之。而意犹未决。曾夜出视事，至武德阁，独言：“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非可悔也。”异接声而对曰：“侯景据河南十余州，分魏土之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若拒而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深纳异言，又信前梦，乃定议纳景。《异传》略同。此乃归罪于异之辞，不足为信，观前文叙廷议事，并无异欲纳景之说可知。高祖是时，于北方降者，无所不纳，何独至于景而疑之？《南史·谢举传》云：侯景来降，帝询诸群臣。举及朝士，皆请拒之。帝从朱异言纳之，以为景能立功赵、魏。举等不敢复言。《南史》后出，但主博采，亦不足信也。乃下诏：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董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辄行，如邓禹故事。遣北司州刺史羊鸦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土州，治龙巢，在今湖北随县东北。仁州刺史湛海珍，仁州，治己吾，在今河南宁陵县南。精兵三万，趋县瓠应接。七月，鸦仁入县瓠。诏以县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北广陵为淮州，项城为殷州，合州为南合州。以西阳太守羊思建为殷州刺史。高澄以书喻侯景云：“若能卷甲来朝，当授豫州刺史，即使终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宠妻爱子，亦送相还。”景报书曰：“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三分鼎峙。燕、卫、晋、赵，足相奉禄；齐、曹、宋、鲁，悉归大梁。”观此，知景之意，亦仅在于河南，无意进取河北也。六月，以鄱阳王范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范，鄱阳忠烈王恢之子。八月，命群帅大举北伐。以南豫州刺史渊明为大都督。渊明，长沙宣武王懿之子。《南史·范传》云：为雍州刺史。范作牧莅人，甚得时誉；抚循将士，尽获欢心。于是养士马，修城郭，聚军粮于私邸。时庐陵王续。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启称范谋乱。范亦驰启自理。武帝恕焉。时论者犹谓范欲为贼。又童谣云：“莫匆匆，且宽公。谁

当作人主？草覆车边己。”时武帝年高，诸王莫肯相服。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声闻四方。范以名应谣言，而求为公。未几，加开府仪同三司。范心密喜，以为谣验。武帝若崩，诸王必乱，范既得众，又有重名，谓可因机，以定天下。乃更收士众，希望非常。太清元年（547年），大举北侵，初谋元帅，帝欲用范。时朱异取急外还，闻之，遽入曰：“嗣王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常，非吊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反气，骨肉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详择。”帝默然曰：“会理何如？”南康简王续子。对曰：“陛下得之，臣无恨矣。”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襻舆施版屋，冠以牛皮。帝闻，不悦。行至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贞阳侯明《南史》避唐讳，渊明但称明。请行，又以代之，而以范为征北大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内相乖离如此，安冀克捷？况范与会理、渊明等，无一为将帅之才，而必用为元帅，安得不召舆尸之祸邪？《明传》云：代为都督，趋彭城。《敕》曰：“侯景志清邺、洛，以雪仇耻，其先率大军，随机抚定。汝等众军，可止于寒山，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筑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沈，孤城自殄，慎勿妄动。”观此，知武帝欲以扫荡北方之责，全委诸侯景，即使克捷，景又安可制邪？《传》又云：明师次吕梁，见第九章第五节。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版。魏遣将慕容绍宗赴援。时魏以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高欢从父弟清河王岳及潘乐共御渊明。明谋略不出，号令莫行。诸将每谘事，辄怒曰：“吾自临机制变，勿多言。”众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惟禁其一军，无所侵略。绍宗至，决堰水，明命诸将救之，莫肯出。魏军转逼，人情大骇。胡贵孙谓赵伯超曰：“不战何待？”伯超惧不能对。贵孙乃入阵苦战。伯超拥众弗敢救。乃使具良马，载爱妾自随。贵孙遂没。伯超子威方将赴战，伯超使人召之，遂相与南还。明醉不能兴，众军大败。明见俘执。十一月。北人怀其不侵略，谓之义王。《羊侃传》云：大举北侵，以侃为冠军将军，监作寒山堰。堰立，侃劝明乘水攻彭城，不见纳。既而魏援大至。侃频言乘其远来可击；旦日，又劝出战；并不从。侃乃率所领顿堰上。及众军败，侃结阵徐还。观此，知当日梁兵，真同儿戏，他时台城被围，援军四集而不能救，而徒以扰民，其机已兆于此矣。渊明既败，慕容绍宗进围潼州。治夏丘，今安徽泗县。刺史郭凤弃城走。十二月，景围谯城，不下。攻城父，见第五章第三节。拔之。遣其行台左丞王伟、左民郎中王则诣阙献策：求诸元子弟，立为魏主，辅以北伐。诏遣元贞为咸阳王，贞，树子。须渡江，许即伪位。乘舆副御，以资给之。齐遣慕容绍宗追景。景退入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相持于涡北。景军食尽。士卒并北人，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景军溃。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硖石，见第六章第四节。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奔寿春。羊鸦仁、羊思建并弃城，魏进据之。恢复河南，遂成画饼矣。

侯景之去颍川也，王思政分布诸军，据其七州、十二镇。景既败，东魏使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生攻之。宇文泰遣赵贵帅军至穰，魏荆州治，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并督东西诸州兵，以救思政。东魏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兵不得至。贵还。太清三年（549年），西魏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四月，绍宗、丰生共乘楼船，以望城内。大风暴起，船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急，赴水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陈元康劝高澄自以为功。澄从之，自将而往。六月，陷之。思政见俘。《周书·崔猷传》言：思政初赴景，太祖与书曰：“崔宣猷智略明赡，有应变之才。若有所疑，宜与量其可否。”思政初顿兵襄城，后欲于颍川为行台治所，遣使人魏仲奉启陈之，并致书于猷。猷复书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充斥，径至城下。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治所；颍川置州，遣郭贤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仲见太祖，具以启闻。太祖即遣仲还，令依猷之策。思政重启，求与朝廷立约：“贼若水攻，乞一周为断；陆攻请三岁为期；限内有事，不烦赴援。过此以往，惟朝廷所裁。”太祖以思政既亲其事，兼复固请，遂许之。及颍川没，太祖深追悔焉。案颍川之败，实败于无援。小敌之坚，大敌之禽，若终无援师，即据襄城何益？自侯景之败，思政即势成孤悬，不拔之还，即宜豫筹救援之策。赵贵之兵，纵云沮于水不得至，岂出他道牵掣之师，亦不能筹画邪？而当时绝不闻有是，是弃之也。岂思政为孝武腹心，宇文泰终不免于猜忌欤？亦可异矣。

第二节 侯景乱梁（中）

侯景之济淮也，莫适所归。时鄱阳王范为南豫州刺史，未至，马头戍主刘神茂，马头，见第八章第七节。为监州韦黯所不容，驰谓景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王次近郊，黯必郊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景执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对曰：“黯懦而寡知，可说下也。”乃遣豫州司马徐思玉夜入说之。黯乃开门纳景。据《南史·景传》。《梁书·景传》云：监州韦黯纳之，其辞较略。《萧介传》云：高祖敕防主韦黯纳之，则恐非其实也。景遣于子悦驰以败闻，自求贬削。优诏不许，复求资给，即授南豫州刺史。光禄大夫萧介表谏，言“景必非岁暮之臣。今既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一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之好，臣窃不取也”。不听。而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其措置，实不免于姑息矣。

《梁书·傅岐传》云：太清二年（548年），渊明遣使还，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议。朱异言：“且得静寇息民，于事为便。”议者并然之。岐独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新复败退，今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朱异等固执。高祖遂从异议。《南史·侯景传》云：魏人更求和亲，帝召公卿谋之，张绾、朱异咸请许之。景闻，未之信，乃伪作邺人书，求以贞阳侯换景。帝将许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余，宁肯束手受絷？”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帝从之。复书曰：“贞阳朝至，侯景夕返。”景谓左右曰：“我知吴儿老公薄心肠。”案邺人之书，似不易伪为；即能伪之，武帝复书，亦未必轻率至是；此说殆不足信。不则景妄为此言，以激怒其众也。然即不以渊明易景，当时与北言和，亦非所宜。傅岐之议，可谓洞烛事机。史言岐在禁省十余年，机事密勿，亚于朱异，而武帝于此，独不用其议，盖偷安苟且之念，入之深矣。是岁，六月，遣使通好于北。侯景累启绝和，及请追使。又致书朱异，辞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报之。案和议合宜与否，别是一事。国家和战之计，要非降人所得与。若如景之所为，是国家当守小谅，为匹夫报仇也，其悖亦甚矣。既决意言和，而景有此请，便宜乘机，加以诛责，乃又优容不断，又曷怪景之生心乎？鄱阳王及羊鸦仁累启称景有异志，朱异并抑不奏闻。异盖以常理度之，谓景必不能叛也。然事有出于意计之外者，而其变化，遂非恒情所能测度矣。故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也。

是岁八月，侯景举兵反。《南史·景传》：景上言曰：“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通和，臣亦所窃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闻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嚣。宁堪粉骨，投命仇门？请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领甲临江，上向闽越。非惟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语答景使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结，正德许为内应，景遂发兵反。以诛朱异等为辞。攻马头木栅，执太守刘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闻之，笑曰：“是何能为？吾以折棰答之。”于是诏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封山侯正表临川靖惠王子，正德之弟。时为北徐州刺史，治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为北道都督，柳仲礼为西道都督，裴之高邃兄子。为东道都督。又令邵陵王纶董督众军。景闻之，谋于王伟。伟曰：“莫若直掩扬都，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闻拙速，不闻工迟，即今便须进路。不然，邵陵及人。”案景乃羁旅之臣，众又寡弱，即极剽悍，安敢遽犯京师？纵使幸胜，亦将何以善其后乎？景上武帝书，虽绝悖慢，然其“表疏跋扈，言辞不逊”，亦《南史·景传》语。为朝廷所优容久矣，实未可指为反迹，故武帝不以为意，及其既叛，尚以谈笑处之也。然则无正德之许，景必不敢遽叛。《正德传》云：正德阴养死士，常思国衅。侯景反，知其有奸心，徐思玉在北，经与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业，具以事告。又与正德书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必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天下义士，窃所愤慨，岂得顾此私情，弃兹亿兆？景虽不武，实思自奋。”正德得书大喜，曰：“侯景之意，暗与人同，天赞我也。”遂许之。谓景之要结正德，在其举兵之后，必不然矣。九月，景发寿春，声云游猎，伪向合肥，遂袭谯州。南谯州，今安徽滁县。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高祖闻之，遣太子家令王质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进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太守庄铁又降。帝问羊侃以讨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据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令邵陵王袭取寿春，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众，自然瓦解。议者谓景未敢便逼都城，遂寝其策。陈庆之子昕，为临川太守，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敕召之还。昕启云：“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虏必济。”乃版昕为云骑将军，代质，

而追质为丹阳尹。时正德都督京师诸军，屯丹阳郡，先遣大船数十艘，伪称载荻，实拟济景。景至江将渡，虑王质为梗，俄而质退，而陈昕尚未下渚，景遂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八千人。京师不之觉。景分袭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遂至慈湖。见第七章第一节。皇太子见事急，入启帝曰：“请以事垂付，愿不劳圣心。”帝曰：“此是汝事，何更问为？”太子仍停中书省指授。于是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大器，简文帝长子，即哀太子也。羊侃为军师将军副焉。十二月，侃卒。朱异以明年正月卒。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率所部与之合。石头、白下皆弃守。景百道攻城，不克，伤损甚多。乃筑长园，以绝内外。十一月，景立正德为帝。攻陷东府城。于城东西各起土山，以临城内。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材官将军宋嶷降贼，又为贼立计，引玄武湖水以灌城。阙前御街，尽为洪波矣。十二月，景造诸攻具，百道攻城，又不克。时梁兴四十七年，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城中惟羊侃、柳津、韦黯，津老疾，黯懦而无谋，军旅指，一决于侃，《南史·羊侃传》。而侃又卒，平荡之事，自不得不期望援军。援军最先至者，为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纶。直指钟山，见第四章第三节。为贼所败。退奔京口。已而鄱阳世子嗣、范子。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司州刺史柳仲礼、前衡州刺史韦粲、宣猛将军李孝钦、南陵太守陈文彻等皆至。共推仲礼为大都督。仲礼者，津子。《南史·仲礼传》云简文帝为雍州，津为长史。及入居储宫，津从，仲礼留在襄阳，马仗、军人悉付之。稍迁司州刺史。侯景潜图反噬，仲礼先知之，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景济江，朝野便望其至，兼畜雍、司精卒，见推总督；景素闻其名，甚惮之。《梁书·韦粲传》云：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下流众军。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累日不决。粲乃抗言于众曰：“今者同赴国难，志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形势，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齿，年德已隆，岂应复挟私情，以沮大计？粲请为诸君解释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于是诸将定议。仲礼方得进军。军次新亭。贼列阵于中兴寺。相持至晚，各解归。是夜，仲礼入粲营部分。令粲顿青塘。青塘当石头中路，粲虑栅垒未立，贼必争之，颇以为惮。仲礼使直 将军刘叔胤助粲。直昏雾，军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垒栅至晓未合。景登禅灵寺门 望粲营未立，便率锐卒来攻。军副主王长茂劝据栅待之，粲不从。令军主郑逸逆击之，刘叔胤以水军截其后。叔胤畏懦不敢进，逸遂败。贼乘胜入营。左右牵粲避贼，粲不动，犹叱子弟力战。兵死略尽，遂见害。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南史·仲礼传》曰：韦粲见攻，仲礼方食，投箸，被练驰之。骑能属者七十。比至，粲已败。仲礼因与景战于青塘，大败之。景与仲礼交战，各不相知。仲礼矟将及景，贼将支伯仁自后砍仲礼，中肩，马陷于淖。贼聚矟刺之。骑将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壮气外衰，不复言战。神情敖狠，凌蔑将帅。邵陵王纶亦鞭策军门，每日必至，累刻移时，仲礼亦弗见也。纶既忿叹，怨隙遂成。而仲礼常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父津，登城谓曰“汝君父在难，不能尽心竭力，百代之后，谓汝为何？”仲礼闻之，言笑自若。晚又与临城公大连不协。大连，亦简文子，时为东扬州刺史，以兵至，见下。东扬州，治会稽。景尝登朱雀楼与之语，遗以金环。是后开营不战。众军日固请，皆悉拒焉。案谓仲礼一战而伤，遂气索不敢复战，殊不近情；谓其与侯景通，亦近溢恶：《南》《北史》主博采，鲜别择，所言固不尽可信也。当日者，诸军独力皆不足破景，欲解台城之围，非齐力决战不可。然将骄卒惰，久成痼疾，不有严令，孰肯向前？而一时诸将，无一材望足资统率者。不得已，就兵之最强者求之，柳仲礼遂以小器出承其

乏。得之既不以其道，自为众情所不服，虽膺都督之任，依然号令不行，欲决战，仍非独力前进不可，此自非仲礼所乐为；诸军亦无不如是；如其向前，亦徒为韦粲耳，然并此亦无第二人也。遂成相杖不战之局矣。此正与寒山之役，齐师决堰，诸军莫肯出战同。故曰：观于寒山，而知台城之围之不可解也。时邵陵王之兵，与临城公大连再至南岸，亦无功。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下援。与鄱阳世子，及永安侯确，邵陵王纶子。前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共破东府前栅，营青溪东。旋为景将宋子仙所破，文皎死之。《南史·景传》云：是时邵陵王与柳仲礼，甚于仇敌；临城公与永安侯，逾于水火。诸军之情形，固如出一辙也。

时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军亦饥，不能复战。东城东府城。有积粟，其路为援军所断，且闻湘东王下荆州兵。彭城刘邈，乃说景乞和，全师而返。景与王伟计，遣任约至城北，拜表伪降，以河南自效。帝曰：“吾有死而已，宁有是议？且贼凶逆多诈，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简文乃请帝许和，更思后计。帝大怒曰：“和不如死。”迟回久之，曰：“尔自图之，无令取笑千载。”乃听焉。景请割江右四州之地，谓南豫州、西豫州、合州、光州。南豫州、合州皆见第一节。西豫州，今安徽怀宁县。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解围济江。仍许遣其仪同于子悦、左丞王伟入城为质。傅岐议：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许之，乃请石城公大款出送。大款，大器弟。诏许焉。遂于西华门外设坛为盟誓。遣尚书仆射王克，兼侍中、上甲乡侯韶、散骑常侍萧瑳，与于子悦、王伟等登坛共盟。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下，景出其栅门，与津遥相对，刑牲歃血。韶，长沙宣武王懿孙。时太清三年二月也。景之渡江也，武帝召封山侯正表入援。正表率众次广陵，闻正德为景所推，遂托舫粮未集，盘桓不进。景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于欧阳立栅，欧阳，在今江苏仪征县境。以断援军。又欲进攻广陵。

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遣军击破之。正德走还钟离，遂降魏。会理与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鄱阳忠烈王恢子。西昌侯世子彧西昌侯渊藻，长沙宣武王懿子，时为南徐州刺史。率众三万，至于马邛州。在台城北。景虑其自白下而上，断其江路，请悉勒聚南岸；又启称永安侯、赵威方频隔栅诟臣，乞召入城；敕并从之。《南史·本传》云：确知此盟多贰，欲先遣赵威方人，确因南奔。纶闻之，逼确使入。后与景猎钟山，引弓将射景，弦断不得发，贼觉，杀之。景运东城米于石头，食遂足。湘东王绎师于武城，在湖北黄陂县南。湘州刺史河东王誉次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前信州刺史桂阳王慥顿江津，慥，桂阳简王融之子。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未进，亦有敕班师。景知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效。又闻城中死疾转多，谓必有应之者。王伟又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背叛，围守官阙，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秽宗庙，今日持此，何处容身？愿且观其变。”景然之。乃抗表陈帝十失，请诛君侧之恶臣，清国朝之秕政，然后还守藩翰。三月朔旦，城内以景违盟，举烽鼓噪。景决石阙前水，胡三省曰：景前决玄武湖水积于此。百道攻城，昼夜不息，城遂陷。景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于是诸军并散。《南史·柳仲礼传》：仲礼及弟敬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并开营降贼。僧辩者，湘东王使督舟师援台者也，才至而宫城陷。景留敬礼、鸦仁，而遣仲礼、僧辩西上，各复本位。饯于后渚。敬礼谓仲礼曰：“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便可杀，虽死无恨。”仲礼壮其言，许之。及酒数行，敬礼目仲礼，仲礼见备卫严，不敢动，遂不果。后景征晋熙，敬礼与南康王会理谋袭其城，刻期将发，建安侯萧贲告之，遂遇害。贲者，正德弟正立之子。正德为侯景所立，贲出投之。专监造攻具，以攻台城。常为贼耳目。后贼恶其反覆，杀之。羊鸦仁出奔江西，将赴江陵，于路为人所害。惟赵伯超为贼用。景降萧正德为大司马。撤二宫侍卫，而使其党防守。武帝忧愤感疾。五月，崩。年八十六。景密不发丧。二十余日，乃迎皇太子即位，是为太宗简文皇帝。正德知为贼所卖，密书与鄱阳王，期以兵入。贼遮得，矫诏杀之。时六月也。

先是景以武帝手敕召南康王会理，而使其党董绍先据南兖州。会理僚佐咸劝距之。会理用其典签范子鸾计，谓处江北功业难成，不若身赴京师，图之肘腋，遂以城输绍先。至都，景以为司空，兼尚书令。祖皓起义，期以会理为内应，景矫诏免会理官。后景往晋熙，都下虚弱，会理与柳敬礼谋取王伟。事觉，与弟通理皆遇害。祖皓起义，见下。又使萧邕代西昌侯渊藻据南徐州。以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姑熟。使李贤降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于子悦、张大黑入吴。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悦、大黑，肆行毒虐，吴人各立城栅拒守。景又遣侯子鉴入吴，收子悦、大黑还京诛之。戴僧逷据钱唐，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据州，吴兴太守张嵊据郡，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景使宋子仙、赵伯超、侯子鉴、刘神茂等攻破之。文成侯宁于吴西乡起兵，亦为景党孟振、侯子荣所破杀。景又以郭元建为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镇新秦。宋郡，今江苏六合县。前江都令祖皓起兵，袭杀董绍先，亦为景所破，更以侯子鉴监南兖州。鄱阳王范弃合肥，出东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请兵于魏，遣二子为质。魏人据合肥，竟不出师助范。范屯于栅口，今安徽裕溪口，在芜湖东北。待援兵总集，欲俱进。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闻之，遣要范西上，以湓城处之。大心，简文子。湓城，即湓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景出顿姑熟。范将裴之悌、夏侯威生以众降。景以之悌为合州刺史，威生为南豫州刺史。范至湓城，以晋熙为晋州，晋熙，晋郡，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遣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辄更改易。寻阳政令所行，惟存一郡。初庄铁降景，又奉其母奔大心。大心以铁旧将，厚为其礼。军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为豫章内史。铁据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参军韦约等击之。铁败绩，又乞降。嗣先与铁游处，请援之。范从之。乃遣将侯瑱，率精甲五千救铁。夜袭破韦约等营。于是二藩衅起，人心离贰。范居湓城，商旅不通，音使距绝。范数万之众，皆无复食，人多饿死。范恚，发背薨。嗣犹据晋熙。城中食尽，士乏绝。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七月，任约、卢晖略攻晋熙。嗣中流矢，殁于阵。约进袭江州。大心遣司马韦质拒战，败绩。时帐下犹有勇士千余人，咸说大心轻骑往建州，以图后举。此建州置于苞信县，在今河南商城县西。劝往此者，盖以便于入齐也。而大心母陈淑容不肯行。大心乃止。遂与约和。于是景之兵锋，直逼荆、郢矣。

第三节 侯景乱梁（下）

先是上流之地，湘东王绎刺荆州，岳阳王詧刺雍州，武帝内弟张缵刺湘州。缵，弘策子，出后伯父弘籍太清二年（548年），征缵为领军，俄改雍州刺史，而以河东王誉刺湘州。缵素轻少王，州府迎候及资待甚薄。誉深衔之。至州，遂托疾不见缵，仍检校州、府庶事，留缵不遣。侯景寇京师，湘东王绎军于武城，见上节。誉饬装当下援，缵密报绎曰：“河东起兵，岳阳聚米，将来袭江陵。”绎惧，沈米、断缆而归。因遣谘议周弘直至誉所，督其粮、众。三反，誉不从。绎大怒。七月，遣世子方等讨誉。方等，绎长子也。母曰徐妃，以嫉妒失宠。而绎第二子方诸母王氏，以冶容幸嬖。王氏死，绎归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绎闻之，又恶方等。方等益惧。时武帝年高，欲见诸王长子，绎遣方等，方等欣然登舟。遇侯景乱，绎召之。方等启曰：“昔申生不爱其死，方等岂顾其生？”绎省书，知无还意，乃配步骑一万，使援台城。贼每来攻，方等必身当矢石。及是，求征誉。临行，谓所亲曰：“吾此段出征，必死无二。死而获所，吾岂爱生？”及至麻溪，在今湖南长沙县北。军败溺死。绎遣鲍泉继之。初绎命所督诸州并发兵下，岳阳王詧遣司马刘方贵为前军，出汉口。及将发，绎又使喻詧自行。詧辞颇不顺。绎怒。而方贵先与詧不协，潜与绎相知，刻期袭詧。未及发，会詧以他事召方贵。方贵疑谋泄，遂据樊城拒命。樊城，见第五章第二节。詧遣军攻之。时张缵弃所部，单舸赴江陵。绎乃厚资遣缵，若将述职，而密援方贵。缵次大堤，胡三省曰：《沈约志》：华山郡，治大堤。《五代志》：襄阳郡汉南县，宋置华山郡。唐并汉南入宜城。曾巩曰：宋武帝筑宜城之大堤为城。案宜城，今湖北宜城县。樊城已陷。詧擒方贵兄弟及党与，并斩之。缵因进至州。詧迁延不受代，而密图之。缵惧，请绎召之。绎乃征缵于詧。詧留不遣。州助防杜岸兄弟绐缵曰：“岳阳殿下，势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祸。使君既得物情，远近必当归集。以此义举，事无不济。”缵深以为然。因与岸等结盟誓，又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众。缵服妇人衣，乘青布轝，与亲信十余人出奔。引等与杜岸驰告詧。詧令中兵参军尹正与岸等追讨，并擒之。缵惧不免，因请为沙门。詧以誉危急，率众三万、骑千匹伐江陵以救之。大雨暴至，众颇离心。绎与岸弟崱有旧，密要之。崱乃与兄岸、弟幼安及杨混各率其众降。詧夜遁。初詧囚张缵于军，至是，先杀缵而后退焉。杜岸之降也，请以五百骑袭襄阳。詧至，岸奔其兄 于广平。晋渡江，侨置广平郡于襄阳，宋以汉南阳郡之朝阳为实土。案朝阳，在今河南邓县东南。詧遣尹正、薛晖等攻之，获、岸等。并其母、妻、子女杀之。尽诛诸杜宗族、亲旧，其幼稚疏属下蚕室。又发掘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其酷虐如此。鲍泉围湘州，久未能拔，绎命王僧辩代之。大宝元年（550年）四月，克湘州，斩誉。詧自称梁王，称蕃于魏。魏遣兵助戍襄阳。台城之陷也，邵陵王纶奔禹穴，在今浙江绍兴县。东土皆附。南郡王大连惧，图之。纶觉，去至寻阳。寻阳王大心欲以州让之，纶不受。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让之，恪，南平元襄王伟之子。纶又不受。河东王誉请救，

纶欲往救之，以军粮不继而止。与绎书劝止之。绎不听。纶大修器甲，将讨侯景。绎闻其盛，八月，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逼之，纶走。于是侯景之兵锋，绎实当之矣。

江州之陷，绎遣徐文盛率众军下武昌。文盛，宁州刺史，闻国难，召募得数百人来赴。是岁，九月，侯景率舟师上皖口。皖水入江之口，在今安徽怀宁县西。十二月，绎又遣尹悦、王珣、杜幼安助文盛。任约以西台益兵，告急于景。二年（551年），闰三月，景自率众二万，西上援约。至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徐文盛不敢战。文盛妻石氏，先在建业，至是，景载以还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无战心。众咸愤怨。初郢州之平，绎以子方诸为刺史，鲍泉为长史，行府、州事。方诸与泉不恤军政，惟蒱酒自乐。景访知其无备，兵少，四月，遣宋子仙袭陷之，执方诸及泉，尽获武昌军人家口。文盛等大溃，奔归江陵。王珣、尹悦、杜幼安并降于贼。景遂乘胜西上。绎先遣王僧辩东下代文盛，军次巴陵。会景至，僧辩因坚壁拒之。景设长围，筑土山，昼夜攻击，不克。军中疾疫，死伤大半。绎遣胡僧祐、陆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约以精卒数千逆击，六月，僧祐等击破之，禽约。王僧辩督众军追景，而陈霸先之兵亦来会。

陈霸先，吴兴长城人。长城，见第三章第九节。为广州刺史萧映僚佐。映，始兴忠武王憺子。讨破交州叛贼李贲。映卒，以霸先为交州司马，与刺史杨 讨贲，平之。除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高要，汉县，梁置郡，今广东高要县。时太清元年（547年）也。二年（548年），冬，侯景寇京师，霸先将率兵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法僧子也，欲图霸先。《北史·道武七王传》云：侯景遣诱召之，诈奉为主，景仲将应之。霸先知其计，与成州刺史王怀明、成州，今广西苍梧县。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戒严。三年（549年）七月，集义兵于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穷蹙，自缢死。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广州。定州，治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勃，武帝从弟吴平侯昺之子。初衡州刺史韦粲，自解还都征侯景，以临贺内史欧阳 监衡州。衡州，治曲江，今广东曲江县。临贺，见第三章第九节。京城陷后，岭南互相吞并。高州刺史兰裕，攻始兴内史萧绍基，夺其郡。高州，治高凉，在今广东阳江县西。始兴，见第三章第八节。裕以兄钦与 有旧，遣招之。不从。裕攻之。请援于勃。勃令霸先救之，悉擒裕等。仍监始兴郡。十一月，霸先遣杜僧明、胡颍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僧明，广陵临泽人。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南江督护，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所启，与俱行。安兴死，僧明复副其于子雄。及李贲反，逐交州刺史萧谘，谘奔广州。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冏讨贲。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广州刺史萧映不听。谘又促之。子雄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乃引其余兵退还。萧谘启子雄及冏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梁武帝敕于广州赐死。子雄弟子略、子烈，并雄豪任侠，家属在南江，天合乃与周文育等率众结盟，奉子略为主，以攻萧映。霸先时在高要，闻事起，率众来讨，大破之。杀天合。禽僧明及文育等，并释之，引为主帅。案陈武生平，用降将最多，详见《廿二史札记》，其气度必有大过人者，僧明、文育，特其一耳。颍，吴兴东迁人，为广州西江督护。霸先与其同郡，待之甚厚。萧谘，鄱阳王范之子。临津，宋县，在今江苏高邮县东北。合浦，汉郡，治徐闻，今广东海康县。后汉治合浦，今广东合浦县。梁、陈间复治徐闻。东迁，晋县，今为镇。属浙江吴兴县。并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郡人侯安都、张偲等率千余人来附。萧勃闻之，遣说停霸先。霸先不听。使间道驰往江陵，秉承军期节度。时蔡路养南康土豪。起兵据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义军。大宝元年（550年），霸先发自始兴，次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县、广东南雄县之间。路养出军顿南野，秦县，在今江西南康县西南。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霸先与战，大破之。路养脱身窜

走。霸先进顿南康。六月，修崎头古城，在大庾县东。徙居焉。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在江西吉安县南。遣主帅杜平虏等率千人入灨石、鱼梁。灨石，指灨江十八滩，在今江西赣县至万安县间。鱼梁，在万安县南。迁仕之兵，盖以援台至此。霸先命周文育击走之。迁仕奔宁都。吴阳都县，晋更名，今江西宁都县。宁都人刘蔼等资迁仕舟舰、兵仗，将袭南康。霸先遣杜僧明等率二万人据白口，《通鉴考异》引《太清纪》云：于雩都县连营相拒，则其地当在雩都。雩都，汉县，今江西雩都县东北。筑城以拒之。迁仕亦立城以相对。二年（551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迁仕送南康。霸先斩之。湘东王绎命霸先进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九月，又以王僧辩刺江州，而以霸先为东扬州刺史。

侯景之东还也，以丁和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时灵护等助和守御。以支化仁、阎洪庆等守鲁山城。见第七章第三节。王僧辩率巴陵诸军，沿流讨景。攻鲁山，化仁降。攻郢，擒灵护。子仙行战行走。至白杨浦，胡三省曰：盖去郢城未远。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鄱阳王范及其子嗣之死也，侯瑱领其众，依于庄铁。铁疑之。瑱惧，诈引铁谋事，因而刃之，据有豫章。侯景将于庆南略，至豫章，瑱穷蹙，降于庆。庆送瑱于景。景以瑱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平定蠡南诸郡。蠡南，谓彭蠡湖以南。及是，瑱起兵袭之，庆败走。景尽诛瑱妻、子及弟。湘东王绎授瑱南兖州刺史。七月，僧辩军次湓城，贼行江州事范希荣弃城走。八月，晋熙人王僧振、郑宠起兵袭城，伪刺史夏侯威生、仪同任延遁。绎命僧辩且顿江州，须众军齐集。顷之，命江州众军，悉同大举。于是发江州。命侯瑱率锐卒轻舸，袭南陵、鹊头等戍，至即克之。南陵，见第七章第五节。鹊头，见第九章第二节。三年（552年），元帝承圣元年。二月，霸先与僧辩会于白茅洲，在江西德化县北，与安徽宿松县接界。登坛盟誓。

侯景之东还也，二年（551年）八月，废太宗为晋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西阳王大钧、武宁王大威、建平王大球、义安王大昕、绥建王大挚，皆简文子。及寻阳王诸子二十人。矫为太宗诏，禅位于豫章嗣王栋。欢子。遣使害南海王大临于吴郡，南郡王大连于姑孰，安陆王大春于会稽，新兴王大壮于京口。亦皆简文子。大壮，《南史》作大庄。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夺之心，以四方须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丧师，猛将外歼，雄心内沮，便欲伪僭大号，遂其奸心。其谋臣王伟云“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故景从之。其太尉郭元建闻之，目秦郡驰还，谏景曰：“四方之师，所以不至者？政为二宫万福。若遂行弑逆，结怨海内，事几一去，虽悔无及。”王伟固执不从。此据《梁书·景传》。《南史》则云元建谏废简文，景意遂回，欲复帝位，以栋为大孙，王伟固执不可。又《南史·简文纪》云：景纳帝女溧阳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伟每以为言。景以告主，主出恶言。伟知之，惧见谗，乃谋废帝而后间主，苦劝行弑，以绝众心。此亦不根之谈。伟小人，安知远虑。知远虑，不事景矣。十月，景弑太宗。十一月，遂废栋而自立。先是张彪起义于会稽若邪山，事在大宝元年（550年），《纪》在十一月，《景传》在十二月。彪，南郡王前中兵参军。若邪山，在今浙江绍兴县南。攻破浙东诸县。景遣田迁、赵伯超、谢答仁等东伐彪。是年，正月，彪遣别将寇钱唐、富春。钱唐，见第四章第三节。富春，即富阳，晋避太后讳改，见第十章第四节。田迁进军与战，破之。十月，景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仪同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桑乾王元頵等据东阳归顺。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仍遣元頵及别将李占、赵惠朗下据建德江口。建德，秦县，今浙江建德县。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义，夺其兵。新安，见第四章第二节。张彪攻永嘉，见第七章第二节。永嘉太守秦远降。十一月，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镇钱唐。遣田迁、谢答仁等东征神茂。十二月，答仁等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栅，大破之。执頵、占送景。明年，大宝三年（552年），即元帝承圣元年。谢答仁攻刘神茂。刘归义、尹思合等弃城走。神茂孤危，复降。初海宁程灵洗，吴海阳县，晋曰海宁，在今安徽休宁县东。据黟、歙以拒景。汉黝县，宋曰黟，在今安徽黟县东。歙县，见第九章第六节。景军据有新安，新安太守西乡侯隐奔依灵洗，灵洗奉以主盟。刘神茂建义，灵洗攻下新安，与之相应。及是，景偏帅吕子荣进攻新安，灵洗复退保黟、歙。景败，子荣走，灵洗复据新安，进军建德。二月，王僧辩军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芜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长贵等率兵二千，助侯子鉴守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追田迁还京师。三月，景往姑熟，巡视垒栅。诫子鉴曰：“西人善水战，不可与争锋。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汝但坚壁，以观其变。”子鉴乃舍舟登岸，闭营不出。僧辩等遂停军十余日。贼党大喜，告景曰：“西师惧吾之强，必欲遁走。不击，将失之。”景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子鉴乃率万余人渡洲，并引水军俱进。僧辩逆击，大破之。子鉴仅以身免。僧辩进军次张公洲。即蔡洲，见第四章第三节。景以卢晖略守石头，纥奚斤等守捍国城。在今江苏江宁县南。悉逼百姓及军士家累入台城。僧辩焚景水栅，入淮，至禅灵寺渚。景大惊，乃缘淮立栅。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楼雉相接。僧辩遣杜崱问计于陈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礼数十万，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贼乃登高望之，表里俱尽。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霸先即于石头城西横陇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西北。贼恐西州路断，西州，见第十章第二节。亦于东北果林筑五城，以遏大路。景自率侯子鉴、于庆、史安和、主僧贵等拒守，使王伟、索超世、吕季略守台城。景列阵挑战，僧辩率众军奋击，大破之。侯子鉴、王僧贵各弃栅走。卢晖略、纥奚斤并以城降。景既退败，不入宫，敛其散兵，屯于阙下，遂将逃窜。王伟揽辔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今宫中卫士，尚足一战，宁可便走？弃此欲

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贺拔胜，败葛荣，扬名河朔，与高王一种人。今来南渡大江，取台城如反掌，打邵陵王于北山，破柳仲礼于南岸，皆乃所亲见。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当复一决耳。”仰观石阙，逡巡叹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通鉴》云：江东所生。挂马鞍，与其仪同田迁、范希荣等百余骑东奔。王伟委台城窜逸。侯子鉴等奔广陵。王僧辩命众将入据台城，侯瑱、裴之横率精甲五千，东入讨景。景至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进次嘉兴。见第三章第四节。赵伯超据钱唐拒之。景退还吴郡，达松江，而侯瑱军奄至。景众未阵，皆举幡乞降。景不能制，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沪渎，见第七章第二节。羊侃第三子鹍，随侃台内，城陷，窜于阳平，宋县，未详今地。景呼还，待之甚厚。及景败，鹍密图之，乃随其东走。景于松江战败，惟余三舸下海，欲向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会景倦，昼寝，鹍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此据《羊侃传》。《景传》作壶豆洲。在今江苏镇江县北。景觉，大惊。问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鹍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景欲投水，鹍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底。鹍以矟入，刺杀之。送尸于王僧辩。传首西台。僧辩收贼党王伟等二十余人，送于江陵。赵伯超降于侯瑱，亦送江陵。陈霸先出广陵，郭元建奔齐。

侯景之为人也，可谓酷虐无伦。其犯建康，初至便望克定，号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离沮；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玉帛，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时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盈数万。东府之陷，景使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二千余人。台城之陷，悉卤掠乘舆服玩，后宫嫔妾。初城中积尸，不暇瘗埋；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者；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性残忍，好杀戮，恒以手刃为戏。方食，斩人于前，言笑自若，口不辍飡。或先断手足，割舌，劓鼻，经日乃杀之。于石头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捣杀之。又禁人偶语，不许大酺，有犯则刑及外族。东阳人李瞻起兵，为贼所执，送诣建业，景先出之市中，断其手足，剖析心腹，破出肝肠。祖皓之败，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斩之。此据《梁书·景传》。《南史》作埋而射之。元頵、李占被执送京口，景截其手足，徇之，经日乃死。刘神茂降，送建康，景为大剉碓，先进其脚，寸寸斩之，至头方止，使众观之以示威。每出师，戒诸将曰：“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诸将以杀人为戏笑。百姓虽死，亦不从之。然景之南奔也，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铁镬盛油煎杀之。女以入宫为婢。男三岁者并下蚕室。后齐文宣梦猕猴坐御床，乃并煮景子于镬。其子之在北者歼焉。则初非景一人如是，盖代北之风气然也。魏道武等，亦特此风气中之一人耳。简文帝时，景尝矫诏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及僭位，王伟请立七庙，并请七世讳，敕太常具祭祀之礼。景曰：“前世吾不复忆，惟阿爷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啖是？”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或跂户限，或走马敖游，弹射鸦鸟。自为天子，王伟不许轻出，郁快更成失志，曰：“吾不事为帝，与受摈不殊。”岂特沐猴而冠而已。

是时王师杀掠之酷，亦几不减于景。台城之被围也，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之，才得过淮，便竞剥掠。贼党有欲自拔者，闻之咸止。景之走，王克开台城引裴之横入宫，纵兵蹂掠。时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老小相扶竞出，才度淮，王琳、杜龛军人掠之，甚于寇贼，号叫彻于石头。王僧辩谓为有变，登城问故，亦不禁也。是役也，可谓江南一浩劫。台城初被围，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及景违盟，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懦。景攻台时，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此据《南史·景传》。《梁书》云：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魏书·岛夷传》云：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肉而卖之。军人共于德阳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绢三千匹，卖一狗得钱二十万。皆熏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尽，死者相枕。大宝元年（550年），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不出户牖，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垄焉。代北残暴之风，江南淫靡之俗，合而成此大灾，只可谓人类所造之恶业，人类还自受之而已矣。

第四节 江陵之变

简文帝之崩也，四方劝进于湘东者相属。湘东以巨寇未平，未欲即位。然简文之立，湘东谓其制于贼臣，始终仍用太清年号，则其怀自立之心久矣。《南史·豫章王栋传》云：栋既废，及二弟桥、樛，并锁于密室。景败走，兄弟相扶出。初王僧辩之为都督，将发，谘元帝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有何仪注？”帝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平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由是帝别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行忍酷。会简文已被害，栋等与买臣遇见，呼往船共饮，未竟，并沉于水。案王僧辩乃一热中之士，惟思乘时以立功名，《梁书·僧辩传》：赵伯超降于侯瑱，送至，既出，僧辩顾坐客曰：“朝廷昔惟知有赵伯超耳，岂识王僧辩？社稷既倾，为我所复，人之兴废，亦复何常？”器小易盈，情见乎辞矣。于逆顺之际，初无所择。故一战而败，即不惜屈膝于异族，以奉渊明。而何爱于简文及豫章？况元帝为人，猜忍至极，僧辩征陆纳时，以欲待部下之集，见疑规避，几遭诛戮，陆纳事见下。《僧辩传》曰：世祖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辩闷绝，久之方苏。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皆系之。会岳阳王军袭江陵，人情骚扰，未知其备。世祖遣左右往狱，问计于僧辩。僧辩具陈方略。乃赦为城内都督。此时又安敢批其逆鳞邪？故谓湘东授意僧辩，使贼嗣君，而僧辩不肯从者，必失实之辞也。然朱买臣之贼豫章，即非承湘东之旨，亦必窥其意而为之，则无疑矣。大宝三年（552年）十一月，湘东即位于江陵，是为世祖孝元皇帝。

柳仲礼之入援也，竟陵郡守孙暠以郡降西魏。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宇文泰使符贵往镇之。及台城陷，仲礼降景，景遣西上，湘东王以为雍州刺史，使袭襄阳。仲礼方观成败，未发。及南阳围急，杜岸请救，仲礼乃以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守义阳，自帅众如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使司马康昭讨孙暠，暠执符贵以降。仲礼命其将王叔孙为竟陵太守，军副马岫为安陆太守，置孥于安陆，而以轻兵师于漴头，在湖北安陆县西北。将侵襄阳。岳阳王詧告急于魏，遣妃王氏及世子嶚为质。宇文泰遣杨忠、长孙俭救之。陷随郡。见第四章第三节。进围安陆。大宝元年（550年），西魏大统十六年。正月，仲礼来援，忠逆击，破禽之。马岫以城降。王叔孙亦斩孙暠降。元帝遣子方略为质，并送载书，请魏以石城为限，石城，竟陵郡治，见第三章第九节。梁以安陆为界。忠乃旋师。据《周书·杨忠传》。《南史·梁本纪》：是年，正月，使少子方略质于魏。魏不受质，而约为兄弟。《元帝诸子传》云：方略年数几。至长安，即得还。魏命詧发丧嗣位，策命为梁王。邵陵王纶之败也，与子确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时纶长史韦质、司马姜律，先在于外，闻纶败，驰往迎之。于是复收散卒，屯于齐昌。齐郡，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北。将引魏军共攻南阳。任约闻之，使铁骑二百袭纶。纶无备，又败。走定州。治蒙茏城，在今湖北麻城县西。定州刺史田龙祖迎纶。纶以龙祖荆镇所任，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至汝南，《隋志》：安陆郡吉阳，梁立汝南郡，在今湖北应山县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纶之故吏，闻纶败，开城纳之。纶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将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马岫闻之，报于西魏。安州，安陆。西魏遣杨忠、侯几通率众赴焉。二年（551年），西魏大统十七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纶婴城自守。会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众。后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执纶，纶不为之屈，遂害之。《周书·杨忠传》云：纶与前西陵郡守羊思达，要随陆土豪段珍宝、夏侯珍治合谋，送质于齐，欲来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纶故吏也，开门纳焉。梁元帝密报太祖，太祖乃遣忠督众讨之。诘旦陵城，日昃而克。擒纶，数其罪而杀之。忠间岁再举，尽定汉东之地。于是汉东之地，入于西魏矣。初大同元年（535年），魏梁州民皇甫圆、姜宴反正，《周书·杨乾运传》。北梁州刺史兰钦因攻汉中，魏梁州刺史元罗降，梁遂复梁州。是岁，十月，宇文泰遣王雄出子午，见第五章第四节。伐上津、在今湖北郧西县北，路通陕西之山阳县。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郑。明年，大宝三年（552年），即元帝承圣元年。西魏废帝元年，不立年号。春，王雄陷上津、魏兴，以其地置东梁州。达奚武围南郑，梁梁州刺史宜丰侯循鄱阳忠烈王恢子。《南北史》皆作修。力屈降。八月，东梁州民叛魏，围州城。泰复遣王雄攻之。明年，承圣二年（553年），魏废帝二年。春，平之。迁其豪帅于雍州。事见《周书·泉企传》。于是汉中之地，亦入于西魏矣。其东方之地，则东魏于太清二年（548年），东魏武定六年。以辛术为东徐州刺史、淮南经略使。术本为东南道行台，与高岳等同破侯景及渊明。明年，太清三年（549年），武定七年。

萧正表以北徐州降魏。侯景使王显贵守寿阳，亦降魏。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于魏。《隋志》：东海郡怀仁县，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东徐州。案怀仁，东魏县，在今江苏赣榆县西。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祇，南平元襄王伟子。与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凤，同起兵，将赴援，至是，凤谋以淮阴应景，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祇等力不能制，并奔魏。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景遣厢公丘子英、直 将军羊海赴援。海斩子英，率其众降于魏。魏人遂据淮阴。鄱阳王范出东关，魏又据合肥。事见上节。柳仲礼使夏侯强守司州，魏又使潘乐取之。城镇先后附魏者二十余州。辛术遂移镇广陵。大宝元年（550年），齐文宣帝天保元年。齐篡东魏。明年，大宝二年（551年），齐天保二年。五月，齐合州刺史斛斯显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陷之。江北之地尽矣。《南史·元帝纪》云：“自侯景之难，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东晋郡，今湖北荆门县北。西拒峡口。自岭以南，复为萧勃所据。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万。中兴之盛，尽于是矣。”其形势实至蹙也。

武陵王纪，以大同三年（537年）为益州刺史，至是已十六年矣。纪在蜀，南开宁州、越巂，宁州，见第三章第六节。越巂，汉郡，治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县东南。晋徒治会无，今四川会理县。宋还治邛都。齐没于獠。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大宝元年（550年）六月，纪遣世子圆照领兵三万东下，受元帝节度，元帝命且顿白帝。见第七章第三节。七月，元帝遣报武帝崩问。十一月，纪总戎将发，元帝又书止之曰：“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灭贼。”又别纸云：“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三年（551年）四月，纪称帝。元帝遣万州刺史宋簉袭圆照于白帝。万州，治石城，今四川达县。纪第二子圆正，时为西阳太守，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召至，锁于省内。承圣二年（553年）五月，纪东下，次西陵。见第七章第三节。元帝命陆法和立二城于峡口，名七胜城，锁江以断峡。湘州刺史王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并入后庭见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为将帅。琳果劲绝人，又能倾身下士。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平景之功，与杜龛俱为第一。恃宠纵暴于建业。王僧辩禁之不可，惧将为乱，启请诛之。琳亦疑祸，令长史陆纳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径上江陵。将行，谓纳等曰：“吾若不返，子将安之？”咸曰：“请死相报。”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以子方略为湘州刺史。时承圣元年十月也。于是陆纳及其将潘乌累等反。袭陷湘州。十一月，纳遣潘乌累等攻破衡州。此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县。十二月，分兵袭巴陵，为湘州刺史萧循所破。循降魏后，宇文泰使还江陵。营州刺史李洪鸦，营州，治营阳，今湖南道县。自零陵率众出空灵滩，零陵，汉郡，治零陵，在今广西全县北。后汉徒治泉陵，在今湖南零陵县北。空灵滩，据《王僧辩传》，《本纪》作空云，在今湖南湘潭县北。称助讨纳。朝廷未达其心，深以为虑。乃征王僧辩兵上，就循南征。二年（553年）二月，李洪雅降贼。贼将吴藏等据车轮，洲名，在湖南湘阴县北。夹岸为城，前断水势。士卒骁猛，皆百战之余。僧辩乃不战以骄之。五月，因其无备，陷其二城。贼归保长沙。时武陵拥众上流，内外骇惧，元帝乃遣王琳以和解之。六月，湘州平。僧辩旋于江陵，因被诏会众军西讨，而武陵之难已平矣。初兴势杨乾运，兴势，晋县，今陕西洋县。为方隅豪族，魏除安康郡守。安康，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汉中之复，乾运亦来归。求为梁州刺史，不得，而以为潼州刺史。此从《南史·纪传》。《周书·乾运传》云：纪称尊号，以乾运威服巴、渝，拜梁州刺史，镇潼州。潼州，今四川绵阳县。乾运兄子略，说乾运送款关中。乾运深然之。乃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

今四川剑阁县。会宇文泰遣乾运孙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乾运，乾运乃使入关送款。氐酋杨法琛，求为黎州刺史，不得，以为沙州刺史，亦遣使通西魏。大同元年（535年）汉中之复，法琛为北益州刺史阴平王，见《梁书·本纪》。《通鉴》：大宝元年（550年），黎州民攻刺史张贲，贲弃城走，州民引法琛据黎州，命王、贾二姓诣纪，请法琛为刺史。纪深责之，囚其质子。使杨乾运攻之。法琛使降魏，而据剑阁以拒乾运。明年，乾运破之，焚平兴。平兴，法琛治所也。胡三省曰：魏以武兴为东益州，梁盖以为北益州。平兴，宋县，在今四川昭化县西北。黎州，今四川广元县。沙州，胡三省曰：盖即以平兴为之。时元帝以纪东下，请救于魏，又请伐蜀。据《周书·尉迟迥传》。宇文泰与群公会议。诸将多有异同。惟尉迟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蜀必空虚，王师临之，必有征无战。”乃令迥督甲士一万二千，骑万匹伐蜀。承圣二年（553年），春，前军临剑阁。乐广降。杨干运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飨将士，引之而西。纪之次西陵也，军容甚盛。时陆纳未平，蜀军复逼，元帝甚忧。陆法和告急，旬日相继。帝乃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将军刘棻，共约西赴。六月，纪筑连城，攻绝铁锁。元帝复于狱拔谢答仁为步兵校尉，配众一旅上赴。纪顿兵日久，频战不利，师老粮尽，智力俱殚；又魏人入剑阁，成都虚弱；忧懑不知所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执所俘馘，频遣报纪。圆照镇巴东，留执不遣。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灭，疾下大军。”纪谓为实然，故仍率众沿江急进。于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圆照责之。圆照曰：“侯景虽诛，江陵未服，宜速平荡。”纪亦以既居尊位，宣言于众：“敢谏者死。”蜀中将卒，日夜思归。所署江州刺史王开业进曰：“宜还救根本，更为后图。”江州，治犍为，今四川彭山县。诸将佥以为然。圆正、刘孝胜独言不可，孝胜，纪长史，纪僭号，以为尚书仆射。纪乃止。闻王琳将至，潜遣将军侯叡，傍险出陆法和后，临水筑垒，以御琳及法和。元帝书遗纪，遣使喻意，许其还蜀，专制岷方。纪不从。既而侯叡为任约、谢答仁所破；又陆纳平，诸军并西赴；纪频败，知不振，遣往江陵，论和缉之计。元帝知纪必破，遂拒而不许。于是两岸十余城俱降。七月，陆法和揣纪师老卒惰，令将樊猛率骁勇三千，轻舸百余，乘流直上，出不意薄之。纪众惊骇，不及整列，皆弃舰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数。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峡口。法和收圆照兄弟三人。圆照及纪第四子圆普、第五子圆肃。《南史·圆照传》云：次弟圆正，先见锁在江陵，元帝使谓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频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狱，并命绝食，于狱啮臂啖之，十三日死。并命绝食，当兼指圆正及圆照兄弟三人言之也。纪之东下，留永丰侯 为益州刺史，，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子。见兵不满万人。仓库空竭，军无所资。尉迟迥至，乃为城守之计。迥进军围之。纪至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闻迥来侵，遣谯淹回援，为迥分兵所破。前后战数十合，皆不克，乃降。时八月也。案纪果有觊觎天位之心，则当台城被围时，宜倾蜀中之众东下，以图一决，其时元帝未必能阻，乃裴回不进，至景已将平，忽又称帝，岂不进退失据？史言其东下时，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每战，则悬金帛以示将士，终不赏赐。宁州刺史陈知祖请散金银募勇士，不听，恸哭而去。自是人有离心，莫肯为用。岂非妄庸人哉？然唇亡齿寒，蜀既亡，江陵亦益危矣。

时东方寇氛，亦甚炽烈。郭元建之奔齐也，陈霸先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王僧辩启霸先镇京口。承圣元年（552年），齐天保三年。三月，齐以其清河王岳为南道大都督，潘乐为东南道大都督，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五月，术围严超达于秦郡。见上节。霸先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霸先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之。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乃收兵而退。七月，广陵侨民朱盛、张象潜结兵袭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来告。霸先率众济江以应之。会齐人来聘，求割广陵之地，王僧辩许焉，仍报霸先，霸先乃引还。元帝承制，授霸先南徐州刺史。及王僧辩征陆纳，又命霸先代镇扬州。二年（553年），齐天保四年。九月，齐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谋袭建业，又遣其大将邢景远、步大汗萨、东方老等继之。霸先驰报江陵。元帝诏王僧辩次于姑孰，即留镇焉。十一月，僧辩遣侯瑱帅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征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继之。十二月，宿豫土民东方光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东方光，《齐书》作东方白頟。据城归化，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三年（554年），齐天保五年。正月，霸先攻广陵。秦州刺史严超达围泾州。治石梁戍，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侯瑱出石梁，为其声援。霸先遣杜僧明助东方光。三月，齐将王球攻宿豫，僧明逆击，大破之。六月，齐遣步大汗萨救泾州。又征其冀州刺史段韶攻宿豫。韶留兵围守，自将步骑数千人，倍道赴泾州，破严超达。回赴广陵，霸先亦引还。韶遣辩士喻东方光。光请盟。盟讫，韶执而杀之。图江北之事，更无所成，而精兵良将，已萃于下游矣。武陵王之败也，元帝授王琳衡州刺史，又改广州。琳友人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也。”膺然其言，而不敢启。王琳虽无足取，自不失为一战将。琳去，上游弥空虚矣。

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废帝三年。九月，魏遣于谨、宇文护、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入寇。其启衅之因，《周书·于谨传》云：帝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文帝纪》则云：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此皆所谓强为之辞。《长孙俭传》：俭除荆州刺史，密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此当是启衅之实情。江陵陷后，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遂令镇江陵。而《于谨传》言岳阳王詧“仍请王师”，或亦足以促其生心耳。十月，丙寅，虏兵至襄阳。萧詧帅众会之。元帝征王僧辩及王琳，仓卒皆不得至，惟徐世谱、任约以军次马头岸。见第七章第三节。世谱，鱼复人，善水战。从陆法和讨任约，随王僧辩攻郢州，皆有功。仍随僧辩东下，恒为军锋。时为衡州刺史。江陵陷后，世谱、约皆退巴陵，约后降于齐。鱼复，汉县，以鱼复浦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后移治白帝。于是树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以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虏以十一月丙申至，悉众围城。戊申，胡僧祐、朱买臣等出战，买臣败绩。辛亥，魏军大攻。帝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胡僧祐中流矢薨，军败。反者斩西门守卒，以纳魏军。帝见执。如萧詧营，甚见诘辱。他日，见长孙俭，谲俭云：“埋金千斤于城内，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此可见魏人之贪。帝因述詧相辱状，谓俭曰：“向聊相谲，欲言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据《南史·本纪》。其下文云：梁王詧遣尚书傅准监行刑，帝谓之曰：“乡幸为我宣行。”准捧诗流泪不能禁，进土囊而殒之。詧使以布帊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车一乘，葬于津阳门外。盖魏欲戕帝，而使詧行之也。詧诚可谓枭獍矣。愍怀太子元良帝弟四子方矩更名。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见害。简文子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亦遇害。惟汝南王大封，《南史·传》云：魏克江陵遇害则误。《北史·萧大圜传》云：元帝令大封充使，大圜副焉，其实质也。周保定二年（562年），大封为晋陵县公。《南史·元帝纪》亦云：大封为俘归长安，与传异。大圜，亦简文子。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轝法物以归。虏百官

及士民十余万人，没为奴婢，其免者二百余家而已。兼据《周书·文帝纪》及《于谨传》。《梁书·本纪》云：“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数字上疑夺十字。

元帝之亡，论者多咎其不肯迁都建业，其实亦不尽然。当时江陵、建业，皆隔江是敌，形势之浅露正同，而江陵，元帝居之有年矣，其完富，亦非建业新遭兵燹者比，江陵不可守，岂建业独可守乎？敬帝即位之后，齐氏大举入犯，其兵力，曷尝薄于西魏之师，若如元帝之所为，建业亦安有不亡者哉？《南史·元帝纪》云：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业。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动。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大夫刘懿，以为建业王气已尽，且渚宫洲已满百，于是乃留。及魏军逼，朱买臣按剑进曰：“惟有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渚宫洲已满百者？下文云：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内怀篡逆，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在蕃，一洲自立，俄而纂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太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此本不足信之说，不欲迁者，不过姑借以为言，元帝亦未必真信此也。《周书·王褒传》云：元帝以建业凋残，方须修复，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尝召群臣议之。领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太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瑴等曰：“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矣。臣等又尝闻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气，今陛下龙飞缵业，其应斯乎？天时人事，征祥如此，臣等所见，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坐，乃顾谓褒等曰：“卿意以为何如？”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后因请间密谏，言辞甚切。元帝颇纳之。然其意好荆楚，已从僧祐等策。明日，乃于众中谓褒曰：“卿昨日劝还建业，不为无理。”褒以宣室之言，岂宜显之于众，知其计之不用也，于是止不复言。谓建业凋残，方须修复，又与寇止隔一江，皆系实情，当时梁与齐干戈日接，与西魏则固和好也。然则主不迁者，实未必专为乡里之私。迁之利究何在，求之于史，并无切实之说。则以不迁为失计者，特事后追咎之辞，或竟出于欲迁者之附会，亦未可知也。枝江，见第七章第三节。帝之失，首在信敌国过深。夫狡焉思启封疆者，何国蔑有？况在巴蜀已亡，襄阳作伥，武宁而外，即为敌境之时乎？而帝信魏人之和好，将精兵良将，尽行遣往下流，剩一王琳，又迁诸岭外，于是江陵宿将，惟一胡僧祐，精兵盖无一人焉，此而可恃以为安乎？元帝敕王僧辩曰：“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此是实情。御武陵时，即须拔任约、谢答仁而用之，可见其将才之乏也。然江陵兵力虽薄，谓当时即有必亡之势，则又未必然，此又误于帝之不能坚守。《周书·于谨传》云：谨率众出讨，太祖饯于青泥谷，见第五章第六节。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今湖北枝江县境。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夫弃城而逆走，安能必所走者之必可守？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南北朝时，以重兵攻一小城而不能下者多矣。然则谨所谓上策，特史家文饰，侈其兵威之辞；所谓中策，乃上策也。《梁书·王僧辩传》曰：世祖遣李膺征僧辩，僧辩命侯瑱等为前军，杜僧明等为后军。处分既毕，乃谓膺云：“秦兵骁猛，难与争锐，众军若集，吾便直指汉江，截其后路。千里馈粮，尚有饥色，况贼越数千里者乎？此孙膑克庞涓时也。”此

亦良谋。魏师至凡二十八日而城败，《南史·本纪》。从来下流应援，本无如是之速，即僧辩亦未料及江陵之遂破也。或咎下流应援之过迟，又非其实矣。江陵之守，若更能绵互旬月，于谨即不为庞涓，亦必敛兵而退。谨谓梁人以我有齐患，谓力不能分，此乃当时实在情势。观长孙俭观其形势，不欲东下之语，则魏人本意，原冀元帝迁都建业，乃乘虚而取江陵，其不能用甚厚之兵力可知，一大创之，则此后不敢复至，而江陵安如泰山矣。故曰：元帝之失策，不在不迁建业，而在不能坚守江陵也。《南史·本纪》曰：魏人烧栅，朱买臣、谢答仁劝帝乘暗溃围，出就任约。帝素不便驰马，曰：“事必无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将。帝以问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党，岂是可信？成彼之勋，不如降也。”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吹给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谋之，答仁请入不得，欧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质请降。论者或又以是为帝之失计，此又不然。《周书·王褒传》云：褒本以文雅见知，一旦总戎，深自勉厉，尽忠勤之节。被围之后，上下猜惧，元帝惟于褒深相委信，此必非偶然。又言褒从元帝入子城，犹欲固守，然则谓元帝听其言，致误溃围、守城之计，非传者之诬，则必任约、谢答仁，有其灼然不可信者在也。元帝猜忌，自难为辩，然传述之辞，亦多过其实。帝多杀戮，自系实录，然当时如此者实非帝一人，如萧詧其忍虐，岂不更甚于帝乎？杀机既动矣，亲戚相屠，既已成习矣，徒为徐偃、宋襄，岂遂有裨于大局？《南史·本纪》云：帝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宠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刘之遴学，使人鸩之。如此者甚众。改宠姬兄名同人父名，何以能败其名。有学问者多矣，杀一刘之遴何益？此等皆传者之过也。《侯景传》云：王伟及吕季略、周石珍、严亶俱送江陵。伟尚望见全，于狱为诗赠元帝下要人，又上五百字诗于帝。帝爱其才，将舍之。朝士多忌，乃请曰：“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辞句。”元帝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帝大怒，使以钉钉其舌于柱，剜其肠，仇家脔其肉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并夷三族。其杀之之法诚酷矣，杀之之由，是否如史之所云，亦难遽断。且当时用此等酷刑者，亦非帝一人也。观其于任约、谢答仁，尚能释而用之，临难时又能擢王褒于文臣之中，则亦非全不能用人者，惟究非豁达大度之流，故其下可任之才甚少，如陈武帝，帝即用之未尽其才也。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杜陵所以慨想于孙吴之世欤？

江陵既亡，宇文泰命萧詧主梁嗣，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入于魏。詧乃称皇帝于其国。惟上疏则称臣，奉正朔。仍置江陵防主，统兵居于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兼防詧也。江陵陷时，宿将尹德毅谓詧曰：“人主之行，与匹夫不同。魏虏贪惏，肆其残忍，多所诛夷；俘囚士庶，并充军实；此等戚属，咸在江东，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悠悠之人，不可户说，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仇也，谁与为国？魏之精锐，尽萃于此。若殿下为设享会，固请于谨等为欢，彼无我虞，当相率而至。豫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果毅，掩其营垒，斩馘逋丑，俾无遗噍。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官僚，随即铨授。魏人慑息，未敢送死。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缵尧复禹，万世一时。晷刻之间，大功可立。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詧不从。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又失襄阳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居常怏怏，遂以忧愤，发背而死。乌乎！哀莫大于心死，梁武当攻郢不下，进退惟谷之际，尚不肯求援于异族，虽裴叔业欲入虏，亦劝止之，而詧托庇于非类，以主其祀，春秋飨祭，祝史将何辞以告？而詧亦何颜以入其父祖之庙乎？

第五节 陈武帝却齐师

江陵既陷，建业复危，斯时之中国，几于不国矣。梁任公曰：“旷观我国之历史，每至群阴交搆，蜩螗沸羹之际，则非常之才出焉。”则陈武帝其人也。

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方智，为江州刺史。江陵既陷，王僧辩与陈霸先奉为梁王，太宰、承制，奉迎还建康。江陵陷之明年，敬帝绍泰元年（555年），齐天保六年。二月，即位，是为敬帝。时年十三。而齐即以是月，遣其上党王涣，神武第七子。纳贞阳侯渊明为梁主。齐文宣与王僧辩书，属其迎接。渊明亦频与僧辩书。僧辩不纳。三月，涣陷谯郡。见第十章第十节。至东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裴之横拒之。营垒未周，齐军大至，兵尽矢穷，没于阵。案是时下流兵力，未为甚乏，僧辩何以遣之横孤军迎敌，不筹应援，甚可疑也。之横既死，僧辩遂谋纳渊明，具启定君臣之礼。渊明复书，许齐师不渡江。僧辩又报书，许遣其第七子显，显所生刘，并弟子世珍为质。仍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因求以敬帝为太子。渊明许之。又许众军不渡。僧辩遂使送质于邺。渊明求渡卫士三千，僧辩止受散卒千人。七月，渊明自采石济，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入京师，即伪位。以敬帝为皇太子。此时齐人若果有吞并江南之心，其师必不临江而返。齐人当日，盖亦如梁之纳元颢，以偏师要幸而已。其兵锋，尚不及陈庆之之锐也。有何不可拒，而必迎立之哉？僧辩在梁世，功名不为不高，而其晚节不终如此，小人岂知自爱哉？渊明既即伪位，大赦，惟宇文黑獭、贼詧等不在赦例，是时之中国，则纯乎一齐而已矣。

时陈霸先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九月，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王僧辩谓齐军必出江表，遣记室参军江旰报霸先，仍使整舟舰器械。霸先因与薛安都谋袭之。使安都率水军，自京口趋石头，自率马、步，从江乘罗落会之。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自江乘至罗落桥，为自京口趋建康之大路。安都至石头北，弃舟登岸。僧辩弗之觉也。石头城北接冈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众随而入。进逼僧辩卧室。霸先大军亦至。僧辩正视事，与其子 走出，据南门楼，乞命拜请。霸先命纵火焚之。方共 下就执。尔夜斩之。《南史·僧辩传》云：陈武宿有图僧辩志，及闻命，留江旰城中，衔枚而进，知谋者惟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谓旰征兵捍北。时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殆天授也。然陈武亦可谓善于乘机矣。《传》又云：僧辩平建业，遣陈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结廉、蔺之分；且为第三子 许娶陈武章后所生女，未婚而僧辩母亡，然情好甚密，可见陈武此举，纯出公义。抑《梁书·僧辩传》言：僧辩既就执，陈武谓之曰：“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致讨？”此语最堪注意。陈武既不能屈膝于异族，僧辩倒行逆施，何所不至？寿春虽无齐师，安知不忽焉而有？陈武果听其调遣而出江西，安知不为裴之横之续邪？要之陈武之于中国，有存亡绝续之功，则不可诬矣。僧辩既伏诛，陈武乃黜渊明，复立敬帝。封渊明为建安郡王，后复以为大传。《齐书·渊明传》云：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方智请称臣，永为蕃国。齐遣行台司马恭及梁人盟于历阳。明年，诏征明，霸先犹称藩将，遣使送明，会疽发背死。明以疽发背死，不知信否，则方智请称臣为蕃国，其说之信否，亦不可知矣。即谓为信，是时之臣齐，亦文而非实，而膺惩之师，且旋起矣。

吴兴太守杜龛，崱兄岑之子，王僧辩婿也。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僧辩以吴兴为震州，以龛为刺史。霸先诛僧辩，密使兄子蒨还长城立栅以备之。蒨，陈武帝兄始兴昭烈王道谈子。长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十月，龛与义兴太守韦载同举兵反。据《陈书·本纪》。《载传》云：高祖诛王僧辩，乃遣周文育轻兵袭载。未至而载先觉，乃婴城自守。案陈武生平，用降将最多，其豁达大度，实古今罕匹。载降后陈武重用之，载亦为陈武尽力。载虽久随僧辩，似不至遣兵袭之也。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时蒨收兵才数百人，战备又少。龛遣其将杜泰领精兵五千，乘虚掩至，日夜苦攻。蒨激厉将士，身当矢石。相持数旬，泰乃退走。周文育攻韦载。载所属县卒，并霸先旧兵，多善用弩。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命所亲监之。约曰：“十发不两中则死。”每发辄中，所中皆毙。文育军稍却。因于城外据水立栅相持。霸先闻文育军不利，自将征之，克其水栅，而齐寇至。

时徐嗣徽为秦州刺史，秦州，即秦郡，见第三节。其从弟嗣先，王僧辩之甥也，与嗣徽弟嗣宗、嗣产，俱逃就嗣徽。嗣徽据其城以入齐。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共举兵应杜龛、韦载。南豫州时治宣城。齐人资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师空虚，率精兵五千，掩至阙下。时侯安都宿卫宫省，闭门偃旗帜，示之以弱。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将旦，贼骑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开东西掖门与战，大败之。贼乃退还石头。霸先遣韦载族弟翙，赍书喻载以诛王僧辩之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载解兵。载得书，乃以众降。霸先厚加抚慰。即以翙监义兴郡。所部将帅，并随才任使。引载恒置左右，与之谋议。而卷甲还都。命周文育进讨杜龛。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渡据姑孰。见第四章第一节。霸先命徐度于冶城寺立栅，南抵淮渚。冶城，在今江苏江宁县西。齐又遣其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安州，治定远，在今安徽定远县东。楚州，治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淮州，治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领兵万人，于胡墅渡。胡墅，在今江苏江浦县南。米粟三万，马千匹，入于石头。时萧轨为大都督，至江而还。霸先问计于韦载。载曰：“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即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别令轻兵，绝其粮道，使进无所虏，退无所资，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霸先从其计。癸未，霸先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周铁虎率舟师断齐运输。仍遣韦载于大航筑城，使杜棱据守。齐人又于仓门、水南立二栅，以拒官军。仓门，石头仓城门。水南，秦淮河之南。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栅。霸先领铁骑精甲，出自西明门袭击之。贼众大溃。嗣徽留柳达摩等守城，自率亲属、腹心往采石迎齐援。十二月，癸丑，霸先遣侯安都领舟师袭嗣徽家口于秦州，俘获数百人。官军连舰塞淮口，断贼水路。丙辰，霸先尽命众军，分部甲卒，对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渡淮置阵。霸先督兵疾战。纵火烧栅，烟尘涨天。贼溃。争舟相排挤，死者以千数。时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军士乘胜，无不一当百。尽收其船舰。贼军慑气。是日，嗣徽、约等领齐水步万余人还据石头。霸先遣兵往江宁，见第九章第一节。据要险以断贼路。贼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霸先遣侯安都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乘单舸脱走。尽收其军资器械。丁巳，拔石头南岸栅，移渡北岸，起栅以绝其汲路。又堙塞东门故城中诸井。齐所据城中无水，水一合贸米一升，米一升贸绢一匹。己未，官军四面攻城。自辰讫酉，得其东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柳达摩使侯子钦、刘仕荣等诣霸先请和。霸先许之。乃于城门外刑牲盟约。其将士部曲，一无所问，恣其南北。辛酉，霸先出石头南门，陈兵数万，送齐人归北者。

是月，杜龛以城降。明年，敬帝太平元年（556年），齐天保七年。正月，癸未，诛龛于吴兴。据《陈书·本纪》。《梁书·龛传》云：龛闻齐兵还，乃降。案齐兵之还在辛酉，而《陈书·本纪》纪龛之诛在癸未，相距二十一日，明是龛降后得朝命乃诛之。乃《南史·龛传》云：龛好饮酒，终日恒醉，勇而无略。部将杜泰，私通于文帝，说龛降，龛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仇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财赏募，复大败文帝军。后杜泰降文帝，龛尚醉不觉，文帝遣人负出项王寺前斩之。其言野矣。《梁书·龛传》云：龛遣军副杜泰攻陈蒨于长城，反为蒨所败，与《陈书·文帝纪》合。又云：霸先遣将周文育讨龛，龛令从弟北叟出距，又为文育所破，走义兴，亦与《陈书·武帝纪》合。乃《南史·龛传》谓其频败陈文帝军，又谓其妻出私财赏募，又大败文帝军，是又不根之辞也。《梁书》云：龛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在军府日，都不以霸先经心；及为本郡，每以法绳其宗门，无所纵舍；霸先衔之切齿。《南史》略同。然则陈武帝之诛龛，乃所以报私怨者邪？抑龛岂能用法之人乎？是皆所谓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者也。初僧辩之诛，弟僧智举兵据吴郡。霸先遣黄他攻之，不能克。又使裴忌讨之。忌勒部下精兵，轻行倍道，自钱唐直趋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疑大军至，轻舟奔杜龛。后奔齐。僧愔，亦僧辩弟，亦奔齐。《梁书·侯瑱传》：瑱为江州刺史，王僧辩使僧愔率兵与瑱共讨萧勃。及高祖诛僧辩，僧愔阴欲图瑱而夺其军。瑱知之，尽收僧愔徒党。僧愔奔齐。《南史·瑱传》同。其《僧辩传》则云：僧愔为谯州刺史，征萧勃。及闻兄死，引军还。吴州刺史羊亮，隶僧愔下，与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见禽。僧愔以名义责瑱。瑱乃委罪于将羊鲲，杀之。僧愔复得奔齐。未知孰是。谯州，即谯郡，见上。吴州，治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初张彪攻侯子鉴，不克，仍走向剡。汉县，今浙江嵊县。及侯景平，王僧辩遇之甚厚。引为爪牙，与杜龛相似，世谓之张、杜。渊明篡立，以为东扬州刺史。东扬州，见第二节。是时亦起兵围临海，太守王怀振遣使求救。临海，见第四章第三节。此从《陈书·世祖纪》。《南史·彪传》云：剡令王怀之不从，彪自征之。陈蒨与周文育轻兵往会稽掩彪。彪将沈泰等与长史谢岐迎蒨。彪因其未定，逾城入。蒨走出。文育时顿城北香岩寺，蒨夜往赴之。因共立栅。彪来攻，不能克。还入若邪山。见第三节。蒨遣章昭达以千兵往，重购之。若邪村民斩彪，传其首。于是僧辩余孽，在肘腋间者略尽矣，而齐师又至。

太平元年（556年）二月，陈霸先遣侯安都、周铁虎率舸舰备江州，仍顿梁山起栅。梁山，见第九章第一节。是月，齐人来聘。使侍中王廓报聘。三月，戊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侍中裴英起，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徐嗣徽等，据《陈书·本纪》。《南史》徐嗣徽下又有王僧愔。《梁书·敬帝纪》则但书齐大将萧轨。《北齐书·高乾传》云：命仪同萧轨，率李希光、东方老、裴英起、王敬宝。又云：五将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为军师。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军中抗礼，不相服御。竞说谋略，动必乖张。故致败亡。东广州，见第一节。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率众十万出栅口。见第二节。向梁山。帐内荡主黄丛逆击败之，烧其前军船舰。齐顿军保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霸先遣沈泰、裴忌就侯安都，其据梁山以御之。四月，丁巳，霸先诣梁山军巡抚。五月，甲申，齐兵发自芜湖。丙申，至秣陵故治。今江宁县南之秣陵关。霸先遣周文育顿方山，在江宁东南。徐度顿马牧，胡三省曰：牧马之地。杜棱顿大航南。己亥，霸先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于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视。士卒观者益奋。辛丑，齐军于秣陵故县跨淮立桥栅，引渡兵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还京师。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儿塘。在方山西北。游骑至台。周文育、侯安都顿白土冈。在方山北。旗鼓相望，都邑震骇。霸先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见第八章第七节。获舟舰百余艘，陈粟万斛。即日，天子总羽林禁兵顿于长乐寺。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钟山龙尾。钟山，见第四章第三节。龙尾，在钟山东北。丁未，进至幕府山。在今首都北，长江南岸。霸先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要击齐人粮运，获其船米。齐军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庚戌，齐军逾钟山。霸先众军分顿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断其冲要。覆舟山，见第七章第三节。乐游苑，在覆舟山南。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将据北郊坛。玄武湖，见第九章第八节。众军自覆舟东移，顿郊坛北，与齐人相对。其夜，大雷震

电，暴风拔木，平地水深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中，悬鬲以爨。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官军每得番休。引玄武湖水，南径台城，入秦淮支流，曰潮沟。是时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间以麦，兵士皆困。会陈蒨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霸先即炊米煮饭，誓申一战。士及防身，计粮数脔，人人裹饭，混以鸭肉。据《南史·本纪》。《陈书·孔奂传》云：齐军至后湖，都邑骚扰；又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惟在京师；乃除奂建康令。时累岁兵荒，户口流散，勍敌忽至，征求无所，高祖刻日决战，乃令奂多营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军人旦食讫，弃其余，因而决战，遂大破贼。案时建康荒残已甚，虽战于我境，敌军反饱，我众反饥，齐师初至时，韦载重护东路，陈武运筹，每重断敌粮道以此。此亦可见梁元不欲迁都为有由也。甲寅，少霁，霸先命众军秣马蓐食，通明攻之。乙卯，自率帐内麾下出幕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白下，见第九章第三节。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执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于临沂。晋县，在今首都东北。江乘、摄山、钟山诸军，相次克捷。摄山，今江宁栖霞山。虏萧轨、东方老、裴英起等将帅凡四十六人。据《陈书·本纪》。《南史》此处多一王僧智。其《僧辩传》云：僧辩既亡，僧智得就任约，约败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荻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北齐书·高乾传》云：是役将帅俱死；士卒得还者十二三；所没器械军资，不可胜纪。《南史》云：惟任约、王僧愔得免。《僧辩传》同。先是童谣云：“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自晋、宋以后，经 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是时以赏俘贸酒者，一人裁得一醉。亦可见其荒残之甚已。处如此困境，而能克敌卫国，陈武帝诚可谓天锡智勇，观于此，而知人定胜天，而笑王僧辩等之徒自怯也。裴之横一战而败，遽迎渊明，僧辩何至怯弱如此？故其先已通敌与否，终有可疑，惟无明确证据耳。丁巳，众军出南州，烧贼船舰。己未，斩刘归义、徐嗣产、傅野猪于建康市。《南史·王僧辩传》：徐嗣徽与任约、王晔、席皋渡江。及战败，嗣徽堕马，嗣宗援兄见害，嗣产为陈武军所擒死，任约、王晔得北归。是日，解严。庚申，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诛。初齐师之去石头，求霸先子侄为质。霸先遣弟子昙朗往。霸先母弟南康忠壮王休先之子。《陈书·昙朗传》云：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高祖难之，而重违众议。乃言于朝曰：“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且齐人无信，窥窬不已，谓我浸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高祖虑昙朗惮行，或奔窜东道，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以昙朗还京师。仍使为质于齐。齐果背约，复遣萧轨等随嗣徽渡江。高祖与战，大破之，虏萧轨、东方老等。齐人请割地，并入马牛以赎之。高祖不许。及轨等诛，齐人亦害昙朗于晋阳。案萧轨等以乙卯见获，庚申伏诛，相距仅五日，齐朝且不及闻败报，安能遣使？割地求赎之请，其出于军中败将可知。二月使节犹通，三月大军遽至，齐朝信誓如此，况于败将？匹夫不可狃，况国乎？无怪陈武之不许也。陈武明知昙朗之不返，而决遣之，此时又不以私爱害公义，其公忠体国为何如？以视梁武帝惜一渊明，遽欲与北言和者，其度量之相越，岂可以道里计哉？明年，二月，遣徐度入东关。度至合肥烧齐船三千艘。是月，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齐亦不能更为之援矣。

太平二年（557年），即陈武帝永定元年。十月，陈霸先受梁禅，是为陈高祖武皇帝。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记曰：“礼，时为大。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人君之责，在于内安外攘而已。当强敌侵陵，干戈遍地之际，岂可以十余龄之稚子主之哉？陈武帝与宋武帝，并有外攘之功，陈武之所成就，似不如宋武之大，然此乃时势为之，论其功绩，则陈武实在宋武之上。且宋武自私之意多，陈武则公忠体国。宋武乃一武夫，陈武则能幸庄严寺讲经，可见其于学问非无所知；而又非如梁武帝之仅长于学问，而不宜于政事。宋武于并时侪辈，无不诛夷，陈武则多能收用降将，其度量之宽广，盖又有大过人者。陈武诚文武兼资，不世出之伟人哉！敬帝逊位后，旋死。《南史·刘师知传》云：陈武帝入辅，以师知为中书舍人，掌诏诰。梁敬帝在内殿，师知常侍左右。及将加害，师知诈令帝出。帝觉，绕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陈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后莫复尔。”一武夫岂不足了敬帝，而待师知执衣；观“乃忠于我，后莫复尔”之言，又似武帝初不之知者；有是理乎？师知后为宣帝所诛，此言盖宣帝之党造作以诬之也。敬帝之见杀，自不能谓非陈武之意，然此乃革易之际，事势不得不然。萧庄尚有居为奇货者，况敬帝乎？是时情势，兀臬已甚，使有藉其名而起者，又必九州云扰，且至牵引外寇矣。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黄台之瓜，岂堪三摘？又安能顾一人而诒忧大局乎？

第六节 陈平内乱（上）

国门之外，强敌虽除，然梁室遗孽，尚思蠢动；又是处武夫专横、土豪割据，陈氏开创之艰难，实十倍于宋、齐、梁三朝而未有已也。

陈武帝之迎萧勃为广州刺史也，梁元帝力不能制，遂从之。江表定，以王琳代为广州。琳至小桂岭，当在曲江县北。遣其将孙玚监州。勃率部下至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以避琳兵锋。《陈书·欧阳传》。孙玚闻江陵陷，弃州还。勃复据广州。太平二年（557年）二月，勃举兵自广州度岭，顿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初梁元帝承制，以始兴为东衡州，以欧阳 为刺史。勃至始兴，别据一城，不往谒，闭门高垒，亦不拒战。勃怒，遣兵袭，尽收其赀财马仗。寻赦之，还复其所，复与结盟。荆州陷，委质于勃。及是，勃以为前军都督，顿豫章之苦竹滩。在今江西丰城县西北。使傅泰据墌口城。在今江西南昌县西南。新吴洞主余孝顷，据《陈书·周文育传》。《纪》作南江州刺史，盖即新吴置南江州耳。新吴，汉县，在今江西奉新县西。举兵应勃。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水经注》：赣水经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石盘，谓之石头。勃使其子孜将兵与孝顷会。使周文育讨之。于豫章立栅。官军食尽，并欲退还。文育不许。周迪者，临川南城人也。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南城，汉县，今江西南城县。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侯景之乱，迪宗人周续，起兵于临川，梁始兴王萧毅，以郡让续，迪召募乡人从之。续所部渠帅，皆郡中豪族，稍骄横，续颇禁之，渠帅等并怨望，乃相率杀续，推迪为主。迪乃据有临川之地，筑城于工塘。在今江西临川县东南。太平元年（556年），除临川内史。文育讨勃，迪按甲保境，以观成败。文育使长史陆山才说迪。迪乃大出粮饷，以资文育。文育烧所立栅伪退。孝顷望之，大喜，因不设备。文育由间道兼行，信宿达芊韶。在今江西新建县南。芊韶上流则欧阳、萧勃，下流则傅泰、余孝顷，文育据其中间，筑城飨士。贼徒大骇。欧阳 乃退入泥溪，在今江西新淦县南。作城自守。文育遣周铁虎与陆山才袭擒之。三月，前军丁法洪生俘傅泰。萧孜、余孝顷退走。萧勃在南康，闻之，众皆股栗，莫能自固。其将谭世远斩勃欲降。四月，勃故主帅兰敳袭杀世远，敳仍为夏侯明彻所杀。《梁本纪》云：亡命夏侯明彻，《陈书·周文育传》云：明彻，世远军主。明彻持勃首以降。萧孜、余孝顷犹据石头。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孝顷弃军走，孜请降，豫章平。五月，孝

顷亦遣使诣丞相府乞降。文育送欧阳 于高祖，高祖释之。萧勃死后，岭南扰乱，乃授 衡州刺史。未至岭南，子纥，已克定始兴。及 至，岭南皆慑伏。乃进广州，尽有越地。改授广州刺史。

萧勃乃一妄人，附从之者，亦皆土豪之流，出其境则无能为，未足惮也，而王琳则异是。西魏之寇江陵也，梁元帝请援于齐。齐使其清河王岳为西南道大行台，统潘乐等救江陵。明年，敬帝绍泰元年（555年），齐天保六年。正月，次义阳，荆州已陷。因略地，南至郢州，获刺史陆法和。齐朝知江陵陷，诏岳旋师。岳留慕容俨据郢。梁使侯瑱都督众军攻之。俨食尽请和。瑱还镇豫章。据《陈书·瑱传》。此实录也。《北齐书·俨传》，侈陈瑱攻击之烈，俨守御之坚，无一语在情理之中，真可发一大噱。俨，廆后。《梁书·侯瑱传》作恃德，乃其字也。及敬帝立，齐文宣以城在江表，据守非便，诏还之。于是上流之齐师亦退矣，而王琳窃发。初梁元帝征琳赴援，除琳湘州刺史。琳师入长沙，知魏已陷江陵，立萧詧，乃为元帝举哀，遣别将侯平率舟师攻梁。琳屯兵长沙，传檄诸方，为进趋之计。时长沙蕃王萧韶见第二节。及上游诸将，推琳主盟。侯平虽不能渡江，频破梁军；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不克。又师老兵疲，不能进。乃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又使献款于魏，《周书·权景宣传》：梁将王琳在湘州，景宣遗之书，谕以祸福，琳遂遣长史席壑，因景宣请举州款附。求其妻子。亦称臣于梁。陈武帝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征之，琳不从命。乃大营楼舰。太平二年（557年）八月，遣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之。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因部下交争，稍不平。十月，战于沌口，见第三章第九节。败绩。安都、文育，并为琳所擒。后自琳所逃归。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又遣樊猛袭据江州。梁元帝孙永嘉王庄，方等子。江陵陷时，年七岁，逃匿民家。后琳迎还湘中，卫送东下。及敬帝立，出质于齐。琳乃请纳庄为梁主。齐文宣遣兵援送，仍册拜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琳乃遣兄子叔宝，率所部十州刺史赴邺，奉庄纂梁祚于郢州。据《北齐书·琳传》。《文宣纪》：天保九年（558年）十一月，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仍以江州内属，令庄居之。《通鉴考异》云：琳时在湓城，盖始居江州，后迁郢州耳。时永定二年（558年）齐天保九年。三月也。先是侯瑱据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有入朝意。余孝顷初为豫章太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县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留军人妻子于豫章，令从弟 知后事，悉众以攻孝顷。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长围守之。尽收其禾稼。与其部下侯平不协，平率所部攻，虏掠瑱军府妓妾、金玉，归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众皆溃，轻归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趋湓城，投其将焦僧度。僧度劝瑱投齐。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高祖复其爵位。太平元年七月。及是，诏瑱与徐度率舟师为前军以讨琳。七月，又遣吏部尚书谢哲谕琳。诏临川王蒨西讨，以舟师五万发京师。谢哲反命，琳请还镇湘川，诏追众军，缓其伐。盖时内忧外患孔多，故高祖不欲竟其诛也。扶风郿人鲁悉达，侯景之乱，纠合乡人保新蔡，新蔡，秦县，晋置郡，今河南新蔡县。梁侨置，在今安徽霍丘县东。力田蓄谷。时兵荒饥馑，京都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存者，皆携老幼以归之，悉达分给粮廪，所济活者甚众。仍于新蔡置顿以居之。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晋熙，见第二节。使其弟广达，领兵随王僧辩讨侯景。景平，梁元帝授悉达北江州刺史。梁北江州，在今湖北黄冈县。抚绥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乐为之用。王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亦授以江州刺史，陈北江州，治南陵，见第九章第四节。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高祖使沈泰潜师袭之，不能克。琳欲图东下，以悉达制其中流，恐为己患，频遣使招诱。悉达终不从。琳不得下，乃连结于齐，共为表里。齐遣其清河王岳助之。相持岁余，悉达裨将梅天养惧罪，引齐军入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高祖。永定三年（559年）六月，

遣临川王蒨往皖口皖水入江之口，在今安徽怀宁县西。置城栅，使钱道戢守焉。是月，高祖崩。帝第六子昌，帝为长城侯时，尝立为世子。帝一至五子皆无考。逮平侯景，镇京口，梁元帝征帝子侄入侍，与兄子顼俱西。顼，始兴昭烈王第二子。荆州陷，又与顼俱迁关右。武帝即位，频遣使请诸周，周人许之，而未即遣，及武帝崩，乃遣之，而王琳梗于中流，未得还。皇后章氏，与中书舍人蔡景历等定议迎立蒨，是为世祖文皇帝。详见第八节。时王琳辅萧庄，次于濡须口。即栅口，见第二节。齐遣扬州道行台慕容俨率众临江，为其声援。十一月，琳寇大雷，见第四章第三节。遣侯瑱、侯安都、徐度御之。瑱为都督。又遣吴明彻袭湓城，为琳将任忠所败。瑱与琳相持百余日，未决。天嘉元年（559年），周武成二年，齐天保十年。二月，东关春水稍长，舟舰得通。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鲈相次而下，其势甚盛。瑱率军进虎槛洲。见第九章第四节。战，琳军稍退，却保西岸。是时西魏遣大将史宁蹑其上流，瑱闻之，知琳不能持久，收军却据湖浦，《北齐书·琳传》云：引军入芜湖。以待其敝。及史宁至，围郢州，琳恐众溃，乃率船舰来下，去芜湖十里而泊。明日，齐人遣兵数万助琳。琳引众向梁山，欲越大军，以屯险要。梁山，见第九章第一节。齐行台刘伯球，率兵万余人助琳水战；慕容俨子子会，领铁骑二千，在芜湖西岸博望山南，为其声势。瑱令军中晨炊蓐食，顿芜湖洲尾以待之。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众军施拍纵火。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其余冒突、青龙，各相当直。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贼舰，并镕铁洒之。琳军大败。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践。马骑并淖于芦荻中，弃马脱走以免者十二三。尽获其舟舰、器械。并擒刘伯球、慕容子会。自余俘馘以万计。琳与其党潘纯陁等乘单舴艋冒阵走。《北齐书·琳传》云：时西南风忽至，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掷船者，皆反烧其船。琳船舰溃乱，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至湓城，犹欲收合离散，众无附者，乃与妻妾、左右十余人入齐。初琳命左长史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同典兵侍卫萧庄。及兵败，泌降。仲威以庄投历阳。琳寻与庄同降邺都。先是萧詧遣其大将王操，略取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永定二年（558年）。琳亦遣其将雷文柔袭陷监利。永定三年（559年）。武陵，汉郡，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后汉移治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南平，吴南郡，晋改曰南平。南齐治孱陵，在今湖北公安县南。陈后移治作唐，在今湖南安乡县北。监利，吴县，后梁是时为郡，今湖北监利县。及琳与陈相持，称蕃乞师于詧，詧许之，师未出而琳败。从来论琳者，或以为忠于梁室而恕之，且有称之者。曾亦思渊明之入，中国既不国矣！拯中国于被发左衽者谁乎？即以忠于一姓论：陈武自立之后，琳亦立萧庄，犹可说也，当其立敬帝时，何名拒之？萧詧者，亲结虏以剚刃于琳之君之腹者也，琳顾称臣焉；且以妻子之故而献款于虏焉；忠臣顾如是乎？国士顾如是乎？阳托效忠一姓之名，阴行割据自私之实，惟利是视，琳之谓矣，又何取焉？

王琳之入寇也，以孙玚为郢州刺史，总留府之任。史宁奄至，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玚兵不满千人，乘城拒守，周人苦攻不能克。及闻大军败王琳，乘胜而进，周兵乃解。玚于是尽有中流之地，遣使奉表诣阙。先是齐军守鲁山，见第七章第三节。至是，亦弃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分荆、郢置武州，治武陵，以吴明彻为刺史，而以玚为湘州刺史。玚怀不自安，固请入朝。不忠于一姓，而忠于民族、国家，且举可以自擅之地而奉诸朝廷，可谓君子矣。时三月也。

江陵陷后，巴、湘之地，并属于周，周遣梁人守之。至是，陈人围逼湘州，遏绝粮援。《周书·贺若敦传》云：陈将侯瑱、侯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考诸《陈书·纪传》，实敦等先犯巴、湘，乃遣侯瑱等出讨，其初围逼湘州之师，非瑱等自行也。周使贺若敦率步骑六千，渡江赴救。八月，敦率马、步一万，奄至武陵。吴明彻不能拒，引军还巴陵。九月，周将独孤盛领水军，将趣巴、湘，与敦水陆俱进。侯瑱自寻阳往御。遣徐度率众会瑱于巴丘。在今湖南岳阳县西南。十月，瑱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在湘江口。尽获其船舰。盛收兵登岸，筑城以保之。十二月，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都守之。巴州，治巴陵。独孤盛收余众遁。明年，天嘉二年（561年），周保定元年。正月，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二月，以侯瑱为湘州刺史。三月，瑱薨，以徐度为之。四月，分荆州置南荆州，镇河东，晋侨郡，今湖北松滋县。以吴明彻为刺史。七月，贺若敦自拔遁归，人畜死者十七八。据《陈·本纪》。此实录也。《周书·敦传》，侈陈敦守御之功，与《北齐书·慕容俨传》，同一可笑。其尤甚者，乃云：相持岁余，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虑其或诈，拒而弗许。瑱复遣使谓敦曰：“骠骑在此既久，今欲给船相送，何为不去？”敦报云：“湘州是我国家之地，为尔侵逼，敦来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决，所以不去。”瑱后日复遣使来，敦谓使者云：“必须我还，可舍我百里，当为汝去。”瑱等留船于江，将兵去津路百里。敦觇知非诈，徐理舟楫，勒众而还。夫瑱死在三月，而敦之遁在七月，乃絮絮述其使命往复如此，敦岂共鬼语邪？武陵、天门、见第三章第九节。南平、义阳、东晋分南平郡置，在今湖南安乡县西南。河东、宜都郡悉平。宜都，见第三章第六节。陈始获以江为界矣，然东南之地，仍多未定。

第七节 陈平内乱（中）

王琳之叛，不徒招引齐寇，扰乱缘江也，于今闽、浙之地，牵引亦广。时周迪欲自据南川，胡三省曰：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谓之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声言入赴。朝廷恐其为变，因厚抚慰之。琳至湓城，余孝顷举兵应琳，琳以为南川诸郡，可传檄而定，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猛等与余孝顷合，众且二万，来趋工塘，连八城以逼迪。临川周敷，为郡豪族，性豪侠，轻财重士，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周迪之代周续也，以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冯杖之。渐有兵众。迪据临川之工塘，敷镇临川故郡。黄法 者，巴山新建人。巴山，梁郡，在今江西崇仁县西南。新建，吴县，亦在崇仁西南境。侯景之乱，于乡里合徒众。太守贺诩下江州，法 监知郡事。高祖将逾岭入援，李迁仕作梗中途，侯景又遣于庆至豫章，法 助周文育破之。梁元帝以为新淦县令。新淦，汉县，在今江西清江县北。敬帝太平元年（557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 为刺史，镇于巴山。萧勃遣欧阳 攻法，法 与战，破之。及是，率兵援迪。迪使周敷顿临川故郡，截断江口。出战，屠八城，生擒李孝钦、樊猛、余孝顷，送于京师。收其军实器械山积，并虏其人马，迪并自纳之。时永定二年七月也。孝顷子公扬、弟孝劢，犹据旧栅，扇动南土。十月，高祖复遣周文育及迪、法 讨之。熊昙朗者，豫章南昌人。南昌，汉县，在今江西南昌县东。世为郡著姓。侯景之乱，稍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吴富城县，晋改曰丰城，在今江西丰城县西南。桀黠劫盗多附之。梁元帝以为巴山太守。荆州陷，昙朗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民，山谷之中，最为巨患。侯瑱据豫章，昙朗外示服从，阴欲图瑱。侯平之反瑱，昙朗为之谋主。瑱败，昙朗获瑱马仗、子女甚多。及萧勃逾岭，欧阳 为前军，昙朗绐 共往巴山袭黄法

。又报法，期共破。约曰：“事捷，与我马仗。”及出军，与犄角而进，又绐 曰：“余孝顷欲相掩袭，须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济。”乃送甲三百领助之。及至城下，将战，昙朗伪北，法乘之，失援，狼狈退归，昙朗取其马仗。时巴山陈定，亦拥兵

立寨，昙朗伪以女妻定子。又谓定曰：“周迪、余孝顷，并不愿此婚，必须以强兵来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昙朗执之，收其马仗，并论价折赎。盖土豪中最反复桀黠者也。太平元年（485年），以桂州刺史资领丰城县令。及是，亦率军来会。众且万人。文育遣吴明彻为水军，配周迪运粮。自率众军入象牙江，城于金口。在今江西新建县西南。金口，金溪口，奉新县小溪。公飏领五百人伪降，谋执文育。事觉，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乃舍舟为步军，进据三陂。在金口西南。王琳遣将曹庆，率兵二千人，以救孝劢。庆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率所领径攻周迪、吴明彻军。迪等败绩。文育退据金口。昙朗因其失利，害之。时永定三年（559年），五月也。

时令侯安都继攻孝劢及曹庆、常众爱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门，蹑众爱后。宫亭湖，鄱阳湖罂子口以南。松门，山名，在新建县北。文育见害，安都回取大舰，值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破之。生擒炅、协。孝劢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协败，乃诣安都降。安都进军禽奇洲，破曹庆、常众爱等。焚其船舰。《本纪》：侯安都败众爱等于左里，禽奇洲当距左里不远。左里，见第七章第五节。众爱奔庐山，为村人所杀。余众悉平。熊昙朗既杀周文育，据豫章。将兵万余人袭周敷，径至城下。敷与战，大败之。昙朗尽执文育所部诸将，据新淦县，带江为城。王琳东下，世祖征南川兵，周迪、黄法 欲沿流应赴，昙朗乃据城列舰断遏。迪等与法，因率南川兵筑城围之，绝其与琳信使。及王琳败走，昙朗党援离心，迪等攻陷其城，虏其男女万余口。昙朗走入村中，村民斩之，传首京师。于是尽收其党族，无少长皆弃市，时天嘉元年三月也。

留异，东阳长山人。长山，后汉县，今浙江金华县。世为郡著姓。异为乡里雄豪，多聚恶少，陵侮贫贱，守宰皆患之。梁代为蟹浦戍主，蟹浦，见第十章第五节。历晋安、安固二县令。吴东安县，晋改曰晋安，今福建南安县。汉安阳县，晋改曰安固，今浙江瑞安县。侯景之乱，还乡里召募士卒。东阳郡丞与异有隙，异引兵诛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台，让郡于异。异使兄子超监知郡事，率兵随巡出都。及京城陷，异随临城公萧大连。大连版为司马，委以军事。景将宋子仙济浙江，异奔还乡里。寻以其众降于子仙。大连趣东阳之信安岭，后汉新安县，晋改曰信安，今浙江衢县境。欲之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异乃为子仙乡道，令执大连。侯景署异为东阳太守，收其妻子为质。刘神茂拒景，异外同神茂，而密契于景。及神茂败绩，为景所诛，异独获免。侯景平后，王僧辩使异慰劳东阳。仍纠合乡闾，保据岩阻。其徒甚盛，州郡惮焉。元帝以为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辩以异为东阳太守。世祖平定会稽，异虽转输粮馈，而拥擅一郡，威福在己。太平元年（557年），除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又以世祖长女丰安公主配异第三子贞臣。永定二年（558年），征异为南徐州刺史。异迁延不就。世祖即位，改授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异频遣其长史王澌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虽外示臣节，恒怀两端，与王琳潜通信使。琳又遣使往东阳署守宰。及琳败，世祖遣沈恪代异为郡，实以兵袭之。异出下淮抗御。当在今兰溪县。恪与战，败绩，退还钱唐。异乃表启逊谢。是时众军方事湘、郢，乃降诏书慰喻，且羁縻之。异知朝廷终讨于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建德，见第三节。湘州平，世祖乃下诏命侯安都讨之。天嘉二年十二月。异本谓官军自钱唐江而上，安都乃由会稽、诸暨步道袭之。诸暨，见第十章第四节。异闻兵至，大恐，弃郡奔桃支岭，在今浙江缙云县境。立栅自固。明年，春，《纪》在三月。安都大破其栅。异与第二子忠臣奔陈宝应。异党向文政，据有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程灵洗子文季为新安太守，随安都讨异，降之。文政，新安人，见《陆缮传》。

熊昙朗之亡，周迪尽有其众。王琳败后，世祖征迪出镇湓城，又征其子入朝。迪趦趄顾望，并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属于迪，至是，与黄法 率其所属诣阙，世祖录其破昙朗之功，并加官赏。迪闻之，甚不平，乃阴与留异相结。及王师讨异，迪疑惧不自安，乃使其弟方兴袭周敷。敷与战，破之。又别使兵袭华皎于湓城。皎时为寻阳太守，监江州事。事觉，尽为皎所擒。天嘉三年（562年）三月，以吴明彻为江州刺史，都督众军，与黄法、周敷讨之。明彻至临川，攻迪，不能克，乃遣安成王顼总督讨之。此据《迪传》。《本纪》：九月，迪请降，诏安成王顼督众军以招纳之。迪众溃，妻子悉擒，脱身逾岭依陈宝应。《纪》：四年（263年），正月，临川平。东昌县人修行师应迪，东昌，吴县，在今江西泰和县西。攻庐陵太守陆子隆。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子隆击败之。行师乞降。送于京师。以黄法 为江州刺史，周敷为临川太守。六年（565年），征法 为中卫将军。

陈宝应，晋安侯官人也。晋安，晋郡，在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侯官，汉治县，后汉改曰侯官，亦在今闽侯县境。世为闽中四姓。父羽，有材干，为郡雄豪。梁代晋安数反，累杀郡将，羽初并扇惑，合成其事，后复为官军乡道破之，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纪侯萧云以郡让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后汉临水县，晋改曰临安，在今浙江杭县北。永嘉，见第七章第二节。又数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资产，士众强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为晋安太守。高祖辅政，羽请归老，求传郡于宝应。高祖许之。时东西岭道，寇贼拥隔，宝应自会稽趋于海道贡献。高祖受禅，授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世祖嗣位，命宗正录其本系，编为宗室。并遣使条其子女，无大小，并加封爵。其宠可谓盛矣。而宝应取留异女为妻，侯安都之讨异也，宝应遣助之，又以兵资周迪。留异又遣第二子忠臣随之。天嘉四年（563年），秋，迪复越东兴岭。东兴、南城、永城县民，皆迪故人，复共应之。东兴，吴县，在今江西黎川县东北。永城，吴县，在今黎川县北。世祖遣章昭达征迪。迪又散于山谷。《纪》在十一月。诏昭达由建安南道度岭，建安，见第八章第一节。又命益州刺史领信义太守余孝顷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纪》在十二月。时益州地已入周，陈盖命孝顷遥领。信义，梁县，在今江苏昆山县东，时盖以为郡。昭达逾东兴岭，顿于建安。宝应据建安之湖际，此据《宝应传》。《昭达传》云：据建安、晋安二郡之界。水陆为栅。昭达与战，不利。因据其上流，命兵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于其上。缀以大索，相次列营，夹于两岸。宝应数挑战，昭达按甲不动。俄而暴雨，江水大长，昭达放筏冲突宝应水栅，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大合战，余孝顷出自海道适至，因并力乘之。宝应大溃。奔山草间，窘而就执。并其子弟二十人及留异送都，斩于建康市。异子侄及同党无少长皆伏诛，惟贞臣以尚主获免。《纪》天嘉五年十一月。

侯景之乱，百姓皆弃本业，群聚为盗，惟周迪所部，独不侵扰。并分给田畴，督其工作。民下肆业，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余部乏绝者，皆仰以取给。迪性质朴，不事威仪。轻财好施。凡所周赡，豪釐必均。讷于语言，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德之，并共藏匿，虽加诛戮，无肯言者。章昭达度岭，与陈宝应相抗，迪复收合出东兴。时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以城降迪。以吴州刺史陈详为都督，讨迪。吴州，治鄱阳。至南城，与贼相遇，战败，死之。迪众复振。时周敷又从军，至定川县，未详。与迪相对，迪绐敷共盟，敷许之，为迪所害。世祖遣都督程灵洗击破之。迪又与十余人窜于山谷。日月转久，相随者亦稍苦之。复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足痛，舍于邑子。邑子告临川太守骆牙。《南史》作骆文牙。牙执之，令取迪自效。因使心腹勇士，随入山中。诱迪出猎，伏兵于道旁斩之。传首京师。《纪》在天嘉六年七月。

淳于量当梁元帝时，出为桂州刺史。桂州，今广西桂林县。荆州陷，量保据桂州。王琳拥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虽与琳往来，而别遣使从间道归于高祖。琳平后，频请入朝。天嘉五年（564年），征为中抚大将军。量所部将士，多恋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566年），至都。至此，武人及豪右之割据者略尽矣，而以宣帝之篡，复召湘、广之变。

第八节 陈平内乱（下）

继嗣之争，乃南北朝之世召祸之最烈者也，而陈氏亦以此致变。陈文帝之立，实已非正，然时武帝之子未归，君位不可久旷；且文帝究有功于天下，为众所服；故未至大变，至宣帝则异是矣。

文帝之被征也，侯安都随之还朝。《安都传》云：时世祖谦让弗敢当；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其情形，实与迫胁无异。昌之还也，居于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明年，王琳平，二月，乃由鲁山济江。鲁山，见第七章第三节。百僚表以为湘州牧，封衡阳王。诏可。三月，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安都传》云：昌之将入也，致书于世祖，辞甚不逊。世祖不怿，乃召安都从容言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将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自请迎昌。昌济汉而薨。武帝有再造华夏之功，安都事帝亦久，而以逢迎时主之故，绝其胤嗣，亦酷矣。《蔡景历传》云：高祖崩时，外有强寇，世祖镇于南皖，朝无重臣，宣后呼景历及江大权、杜棱定议，《棱传》云：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军中，朝廷宿将，惟棱在都，独典禁兵。乃秘不发丧，疾召世祖。景历躬共宦者及内人，密营敛服。时既暑热，须治梓宫，恐斤斧之声，或闻于外，仍以蜡为秘器。文书诏诰，依旧宣行。荀朗者，颍川颍阴人。颍阴，汉县，今河南许昌县。侯景之乱，招率徒旅，据巢湖间，无所属。台城陷后，简文帝密诏授朗豫州刺史，令与外蕃讨景。景使宋子仙、任约等频往征之。朗据山立寨自守，子仙不能克。时京师大饥，百姓皆于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振赡。众至数万人。侯景败于巴陵，朗出自濡须，见第六节。截景，破其后军。王僧辩东讨，朗遣其将范宝胜及弟晓领兵二千助之。承圣二年（553年），率部曲万余家济江，入宣城郡界立顿。齐寇据石头城，朗自宣城来赴，与侯安都等大破齐军。时亦随世祖拒王琳于南皖。宣太后与景历秘不发丧，晓在都微知之，乃谋率其家兵袭台。事觉，景历杀晓，仍系其兄弟。世祖即位，并释之。因厚抚慰朗，令与侯安都等共拒王琳。荀晓是时，权位尚微，衡阳未归，袭台纵克，将何所奉？观世祖既还，太后犹以衡阳故不肯下诏，则晓之谋袭台，究系自有异志？抑承太后之旨而为之？亦殊难言之矣。朗亦鲁悉达之伦，当时缘江尚未平定，其未致召变者亦幸也。景历之有功于世祖，盖不让安都，然以其为文人，故不为世祖所忌，而安都卒不终。《安都传》云：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御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世祖性严察，深衔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骄横。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燕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

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燕讫，又启便借供帐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世祖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初重灵殿灾，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帝甚恶之，自是阴为之备。又周迪之反，朝望当使安都讨之，帝乃使吴明彻讨迪。又频遣台使，案问安都部下，检括亡叛。安都内不自安。天嘉三年（562年），冬，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并问省中事。景历录其状具奏之，希旨称安都谋反。世祖虑其不受制，明年，春，乃除安都江州刺史。自京口还都，部伍入于石头。世祖引安都燕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于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将帅，尽夺马仗而释之。因出景历表以示于朝。明日，于西省赐死。安都固非纯臣，然史所载之罪状，其辞多诬，则至易见矣。文帝之诛安都，可谓谋之至深，稍或不慎，其召变亦易耳。

文帝长子曰伯宗，立为太子。帝弟安成王顼，与衡阳献王同迁关右，事已见前。永定元年（557年），遥袭封始兴郡王。世祖嗣位，以本宗乏飨，徙封安成郡王，而自封其第二子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祀。荥阳毛喜与顼俱往江陵，俱迁关右。世祖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事在天嘉元年（560年），周明帝武成二年。周命杜杲来使。世祖遣使报聘，并赂以黔中数州之地，仍请画界分疆。周使杲再来。陈以鲁山归周。周拜顼柱国大将军，使杲送之还国。喜于郢州奉迎。顼之入关，妻柳氏，子叔宝、叔陵并留于穰。魏荆州治，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又遣喜入关，以家属为请。仍迎之还。时天嘉三年（562年）也。顼既还，授侍中、中书监。寻授扬州刺史。太康元年（566年），授尚书令。是岁，四月，文帝崩。太子立，是为废帝。顼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阴不佞等并受遗诏辅政。师知与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顼为扬州刺史，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仲兴、不佞与尚书右丞王暹谋，矫敕顼还东府。众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世祖以为东宫通事舍人。乃驰诣相府，面宣敕令。毛喜时为顼骠骑府谘议参军，领中记室，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顼使与吴明彻筹焉。明彻时为丹阳尹。明彻曰：“殿下亲实周、召，德冠伊、霍，社稷至重，愿留中深计，慎勿致疑。”顼乃称疾。召师知，留之与语，使喜先入，言之于后。世祖沈皇后。后曰：“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废帝。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喜出报顼，顼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其夜，于狱中赐死。暹、不佞并付治。顼素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乃以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仲举子郁，尚文帝女信义长公主。官至中书侍郎。出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马。是年，迁为南康内史，以国哀未之任。仲举既废，居私宅，与郁皆不自安。右卫将军韩子高，少为文帝亲侍。及长，稍习骑射，颇有胆决，愿为将帅。帝配以士卒。子高亦轻财礼士，归之者甚众。将士依附之者，子高尽力论进，文帝皆任使焉。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前上虞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言其事。顼收子高、仲举及郁，并付廷尉，于狱赐死。《子高传》言其求出为衡、广诸镇。《毛喜传》云：子高始与仲举通谋，其事未发，喜请高宗曰：“宜简选人马，配与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高宗惊。喜曰：“子高甚轻狷，脱其稽诛，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图之一壮士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计。盖时四方平定未久，故深虑外州之有变也。然外变卒不可免。光大元年（567年）三月，《纪》书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伏诛。其后高祖章后废废帝之诏曰：“韩子高小竖轻佻，推心委杖，阴谋祸乱，决起萧墙。元相虽持，但除君侧。又以余孝顷密迩京师，便相征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灵，袄氛自灭。”则孝顷之变，实继子高而作，《子高传》谓其死在光大元年八月者误也。《华皎传》云：子高诛后，皎不自安，乃

有反谋，《纪》亦书其反于光太元年五月，疑子高之死，实在天康元年八月，《纪》误后一年。子高谋之于内而败，孝顷谋之于近畿而亦败，而上流之变作矣。

华皎，晋陵暨阳人。暨阳，见第八章第七节。世为小吏。皎，梁代为尚书比部令史。侯景之乱，事景党王伟。高祖南下，文帝为景所囚，皎遇之甚厚。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以皎为都录事，军府谷帛，多以委之。及平杜龛，仍配以人马甲仗，犹为都录事。稍擢为暨阳、山阴令。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王琳东下，皎随侯瑱拒之。琳平，镇湓城，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文帝令皎以法驭之。王琳奔散，将卒多附于皎。后随吴明彻征周迪，授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并送于京师。韩子高诛后，皎内不自安，密启求广州，以观时主意。顼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萧岿为主。士马甚盛。诏乃以吴明彻为湘州刺史，实欲以轻兵袭之。时光太元年五月也。是时虑皎先发，乃前遣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趋郢州。又遣淳于量帅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又令徐度与杨文通，别从安城步道出茶陵，汉安成县，晋改曰安复，今江西安福县西。茶陵，汉县，今湖南茶陵县东。巴山太守黄法慧，别从宜阳出澧陵，汉宜春县，晋避太后讳，改曰宜阳，今江西宜春县。澧陵，汉侯国，后汉为县，今湖南醴陵县。与郢州程灵洗，参谋讨贼。先是萧詧以天嘉三年（562年）死，伪谥宣皇帝，庙号中宗。子岿嗣。伪谥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及是，皎与巴州刺史戴僧朔，巴州，见第六节。并附于岿。皎遣子玄响为质，仍请兵伐陈。岿上其状于周。周武帝命其弟卫公直督荆州总管权景宣、大将军元定等赴之，因而南伐。岿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会皎于己陵。直屯鲁山，定攻围郢州。皎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舰与王师相持。白螺，见第九章第九节。未决，闻徐度趋湘州，乃率兵自巴、郢因便风下战。淳于量、吴明彻等大败之。权景宣统水军，与皎俱下，一时奔北，船舰器仗，略无孑遗。皎与戴僧朔单舸走。至巴陵，不敢登岸，径奔江陵。时九月也。元定等无复船渡，步趋巴陵。巴陵城邑为官军所据，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济，食且尽，诣军请降。俘获万余人，马四千余匹，送于京师。程灵洗出军蹑定，因进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宽。周沔州，在今湖北汉川县东南。陆子隆督武州诸军事，武州，见第六节。皎以子隆居其心腹，频遣使招诱，子隆不从，皎因遣兵攻之，不能克。及皎败，子隆出兵以袭其后，因与王师相会。寻迁荆州刺史。是时荆州新置，治于公安，蜀汉县，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绥集夷夏，甚得民和焉。宇文直既败，归罪于萧岿柱国殷亮，岿不敢违命，遂诛之。吴明彻乘胜攻克岿之河东郡。见第六节。明年，光大二年（568年），周天和三年。明彻进攻江陵，引江水灌城。岿出顿纪南，以避其锐。纪南，见第七章第三节。周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岿尚书仆射王操拒守。岿马军主马武、吉彻等击明彻，明彻退保公安，岿乃还江陵。宣后废废帝诏曰：“密诏华皎，称兵上流，国祚忧惶，几移丑类。乃至要招远近，协力巴、湘；支党纵横，寇扰黟、歙。见第九章第六节，第十三章第三节。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当时牵动之广，声势之盛可知，此举败而顼之篡势成矣。

宣后废废帝诏又曰：“张安国蕞尔凶狡，穷为小盗，仍遣使人蒋裕，钩出上京，即置行台，分选凶党。贼皎妻吕，春徒为戮，纳自奚官，藏诸永巷，使其结引亲旧，规图戕祸。荡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朝，啖以深利，谋兴肘腋。适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大有交通，兵力殊强，指期挻乱。皇家有庆，历数遐长，天诱其衷，同然开发。”《世祖沈皇后传》云：后忧闷，计无所出，乃密赂宦者蒋裕，令诱建安人张安国，建安，见第八章第一节。使据郡反，冀因此以图高宗。安国事觉，并为高宗所诛。时后左右近侍，颇知其事，后恐连逮党与，并杀之。案建安距京邑太远，势不相及，故《通鉴》疑其事而不取，见《考异》。窃疑当时欲使安国据以建义者，实非建安郡，《后传》之文，非史氏言之不审，则传写或有佚夺也。使据郡反一语，使据之下，容有夺文。此次外钩盗党，内结武夫，实为废帝亲党最后之一举，其计亦败，事乃无可为矣。光大二年（568年）十一月，以太皇太后令，废帝为临海郡王。太建二年（570年），四月薨，时年十九。顼立，是为高宗孝宣皇帝。刘师知等之矫诏出高宗也，始兴王伯茂劝成之。师知等诛后，高宗恐伯茂扇动朝廷，令入居禁中，专与废帝游处。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伯茂并阴预其事。案既入居禁中，复何能为？此语亦必诬也。既废帝为临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为温麻侯。时六门之外有别馆，以为诸王冠婚之所，名曰婚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于路遇盗，殒于军中。世祖第三子鄱阳王伯山，本为南徐州刺史，高宗不欲令处边，光大元年（567年），徙为东扬州。废帝后父王固，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奶媪往来禁中，颇宣密旨。事泄，比将伏诛。高宗以固本无兵权，且居处清洁，止免所居官，禁锢。《废帝纪》曰：帝仁弱，无人君之器，世祖忧虑不堪继业，既居冢嫡，废立事重，是以依违积载。及疾将大渐，召高宗谓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高宗初未达旨，后寤，乃拜伏涕泣固辞。其后宣太后依诏废帝焉。《孔奂传》：奂为五兵尚书，世祖不豫，台阁众事，并令到仲举共奂决之。及世祖疾笃，奂与高宗及仲举，并吏部舍人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世祖尝谓奂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须遵此意。”奂流涕歔欷而对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王介弟之尊，足为周旦，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世祖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天康元年（566年），乃用奂为太子詹事。此等则皆高宗之党所造作之言语也。

欧阳 之至广州也，王琳据有中流，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时 弟盛为交州刺史，次弟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名振南土。又南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于军国焉。天嘉四年（563年），薨，子纥嗣。太建元年（569年），征纥为左卫将军。其部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始兴之衡州。刺史钱道戢告变。遣章昭达讨纥。《纪》在十月。昭达倍道兼行，达于始兴。纥出顿洭口。洭水、溱水合口，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南。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败之，禽纥，送于京师。《纪》太建二年二月。以沈恪为广州刺史。四年（572年），征还。萧引者，思话曾孙，侯景之乱，与弟彤及宗亲百余人奔岭表。时欧阳 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章昭达平番禺，始北还。太建十二年（580年），时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而兵甲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朝野颇生异议。高宗以引悉岭外物情，且遣引观靖，审其举措，讽令送质。既至番禺，靖即悟旨，尽遣儿、弟下都为质。然至后主至德二年（584年），卒以临池县侯方庆为广州刺史，方庆，南康愍王昙朗之子。袭靖诛之。章昭达子大宝，为丰州刺史，胡三省曰：陈丰州治闽县。案闽，隋县，今福建闽侯县。在州贪纵。三年（585年），后主以太仆卿李晕代之。大宝袭杀晕；举兵反。《纪》在三月，《传》云四月。遣将杨通寇建安。建安内史吴慧觉据郡城距之。通累攻不克。官军稍近，人情离异，大宝计穷，乃与通俱逃。台军主陈景祥追禽之。于路死。传首，夷三族。

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第一节 齐篡东魏

北齐基业，虽创自神武，而其能整顿内治，则颇由于文襄。文襄者，神武长子，名澄，文宣篡魏后，追谥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武明皇后娄氏所生也。后为神武微时妃。《齐书》本传云：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许焉。盖实奸通，非聘娶也。《传》又云：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倾产以结英豪，密谋秘策，后恒参与，此乃妄说。《传》又云：神武逼于茹茹，欲取其女而未决，后曰：“国家大计，愿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处之。《北史·彭城太妃尔朱氏传》云：荣之女，魏孝庄后也。神武纳为别室，敬重逾于娄妃。《冯翊太妃郑氏传》云：名大车。初为魏广平王妃，迁邺后，神武纳之。宠冠后庭。神武之征刘蠡升，文襄烝于大车。神武还，一婢告之，二婢为证。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见隔绝。时彭城尔朱太妃有宠，生王子浟，神武将有废立意。文襄求救于司马子如。子如来朝，伪为不知者，请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难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妃是王结发妇，常以父母家财奉王；王在怀朔被杖，背无完皮，妃昼夜供给看创；后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矢，自作靴；恩义何可忘？夫妇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业；又娄领军勋；何宜摇动？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神武因使子如鞠之。子如见文襄，尤之曰：“男儿何意畏威自诬？”因告二婢反辞，胁告者自缢。乃启神武曰：“果虚言。”神武大悦，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遥见神武，一步一叩头，文襄且拜且进，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观此数事，神武于父子夫妻之际薄矣。北夷本不严嫡庶之别，所重特在贵族，娄后之家世，自远不逮尔朱氏等，然神武不替文襄者？创业之际，长子未可轻动；抑文襄颇有吏才，政事实赖之；又娄后女配至尊，其弟昭，即子如所谓娄领军者，亦有勋绩；此正如汉高不替吕后、惠帝，为有种种牵制故也。《后传》又云：文宣将受魏禅，后固执不许，帝所以中止，此又妄说。文宣欲受禅，岂其谋及于后？且后亦曷尝能终止文宣之篡乎？其后孝昭、武成之篡，后若成之，则其地位使然，且亦二王势力已成，非真后之能有所作为也。读史者或以后为能通知政事、能豫政，其说实误，故一辩之。北夷入中国，多以不知政理败，如尔朱荣即是，齐神武虽有才，政事尚不能不藉文襄为助，况于娄后邪？早豫军国筹策。天平三年（563年），梁武帝大同二年。入辅朝政。时年十六。元象元年（538年），梁大同四年。摄吏部尚书。《北齐书·本纪》云：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汏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本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盖颇能于武人、勋贵之外，有所任用矣。《纪》又云：兴和二年（540年），梁大同六年。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自正光以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洁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案《孙腾传》云：腾早依附高祖，契阔艰危，勤力恭谨，深见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气骄盈，与夺由己。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府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在邺，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为四贵。非法专恣，腾为甚焉。腾、隆之、子如皆为尚书令仆，岳为京畿大都督。《论》曰：“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京台机务，委寄深远。孙腾等俱不能清贞守道，以治乱为怀。

厚敛货财，填彼谿壑。赖世宗入辅，责以骄纵，厚遇崔暹，奋其霜简。不然，则君子属厌，岂易间焉？”《循吏传》曰：“高祖以战功诸将，出牧外藩。不识治体，无闻政术。非惟暗于前言往行，乃至始学依判、付曹。聚敛无厌，淫虐不已。虽或直绳，终无悛革。此朝廷之大失。”可见当时内外皆残民以逞之徒矣。《高隆之传》云：入为尚书右仆射。时初给民田，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隆之启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获五万余人。而群小喧嚣，隆之惧而止。夫隆之等虽贪暴，然遇有益于公、无损于私者，则亦未尝无整顿之心，此实自古暴君污吏皆然。委寄深远，宜若可行其志，然犹以群情弗顺，有所慑惮而止，可见整顿之不易矣。文襄作辅，于崔暹之外，又任宋游道、卢斐、毕义云等，加以直绳。三人皆见《北齐书·酷吏传》。游道初为殿中侍御史，以风节著。孝庄即位，除左兵郎中，与尚书令临淮王彧相失，上书告之，解职。后除司州中从事。神武自太原来朝，见之曰：“此人宋游道邪？常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迁游道别驾。后日，神武之司州飨朝士，举觞属游道曰：“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及还晋阳，百官辞于紫陌，神武执游道手曰：“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怀畏虑，当使卿位与之相似。”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文襄执请，乃以崔暹为御史中尉，以游道为尚书左丞。文襄谓暹、游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游道入省，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又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始依故事，于尚书省立门名，以记出入早晚。令、仆已下皆侧目。为高隆之所诬，处其死罪，朝士皆分为游道不济，而文襄闻其与隆之相抗之言，谓杨遵彦曰：“此真是鲠直，太刚恶人。”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诏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谓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尔，他经略杀卿。”游道后至晋阳，以为大行台吏部。卢斐，文襄引为相府刑狱参军。毕义云为尚书都官郎中。文襄令普句伪官，专以车辐考掠，所获甚多，然大起怨谤。会为司州吏所讼，文襄以其推伪众人怨望，并无所问，乃拘吏数人斩之，因此锐情讯鞫，威名日盛。紫陌，在邺城西北五里。遵彦，愔字。神武虽间以旧恩，有所纵舍，如尉景、司马子如是也。《景传》云：景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库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库狄干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神武诫景曰：“可以无贪也？”景曰：“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神武笑不答。历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见禁止。使崔暹谓文襄曰：“语阿惠：儿富贵，欲杀我邪？”神武闻之，泣诣阙曰：“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三请，帝乃许之。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动，叫曰：“杀我时趣邪？”常山君谓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为尔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抚景，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马，文襄求之，景不与，曰：“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儿惯去，放使作心腹，何须干啼湿哭，不听打邪？”常山君，景妻，神武姊也。《北史·司马子如传》曰：文襄辅政，以贿为崔暹劾在狱，一宿而发尽白。辞曰：“司马子如本从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给露车一乘，觠 牛犊。犊在道死，惟觠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书敕文襄曰：“马令是吾故旧，汝宜宽之。”文襄驻马行街，以出子如，脱其锁。子如惧曰：“非作事邪？”于是除削官爵。神武后见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

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然文襄能行其意者盖多。《宋游道传》曰：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贞豫建义勋，意将含忍。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密启云：“子贞、元康交游，恐其别有请属。”文襄怒，于尚书都堂集百僚扑杀子贞。则虽豫建义之勋者，亦不必尽蒙宽宥；而亲要如元康，亦时有不能庇右者矣。《崔暹传》言：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咸阳王坦，禧子。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师，群官迎于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往前朝廷岂无法官？而天下贪婪，莫肯纠劾。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群公奉法。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今荣华富贵，直是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使骑之以从。且行且语。暹下拜，马惊走，高祖亲为拥之而授辔。魏帝宴于华林园，此邺下之华林园。谓高祖曰：“自顷朝贵，牧、守、令长，所在百司，多有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王可劝酒。”高祖降阶跪而言曰：“惟御史中丞崔暹一人。谨奉明旨，敢以酒劝。并臣所射赐物千匹，乞回赐之。”其所以风厉之者至矣。自是之后，诸勋贵亦颇知敛迹，如尉景获罪后，授青州刺史，史言其操行颇改。司马子如起行冀州事，亦能自厉改。不可谓非整顿之效也。从来恶直丑正之论，无如《北齐书·杜弼传》之甚者，不可不辞而辟之。《传》曰：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

却讨外寇。高祖问内贼是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矟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矟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时大恐，因顿颡谢曰：“愚痴无智，不识至理，今蒙开晓，始见圣达之心。”夫兵之所以可畏者，以其将杀伤人也，若明知其注而不射，举而不击，按而不刺，则人孰未尝见兵？弼即畏懦，何至战栗汗流？高欢乃一犷悍之夫，安知衣冠礼乐为何事？且果如所言，其任高澄以裁勋贵，又何为乎？稍深思之，即知此传所云，并非实录，而为不快于督责之治者所造作矣。《北史·文襄纪》云：少壮气猛，严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怀狠戾，兼亦有惧威略，亦此等人所造作也。其《论》曰：“文襄志在峻法，急于御下，于前王之德，有所未同。盖天意人心，好生恶杀，虽吉凶报应，未皆影响，总而论之，积善多庆。然文襄之祸生所忽，盖有由焉。”此论亦必有本，可谓怨毒之情，形于辞表矣。果如此曹之意，则欲求辅弼者，必纵其虐民而后可乎？此真所谓盗憎主人者也。又案《陈元康传》云：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将杀暹，世宗匿而为之谏请，高祖曰：“我为舍其命，须与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卿若使崔暹得杖，无相见也。”暹在廷，解衣将受罚，元康趋入，历陛而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容忍邪？”高祖从而宥焉。又云：侯景反，世宗逼于诸将，欲杀崔暹以谢之。密语元康。元康谏曰：“今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世宗乃止。《暹传》云：显祖初嗣霸业，司马子如挟旧怨，言暹罪重，谓宜罚之。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显祖从之。及践阼，谮毁之者犹不息。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甚贫匮，惟得高祖、世宗与暹书千余纸，多论军国大事。帝嗟赏之。仍不免众口。乃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地牢。岁余，奴告暹谋反，锁赴晋阳。无实。释而劳之。寻迁太常卿。帝谓群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无双，卿等不及。”《崔季舒传》云：时勋贵多不法，文襄无所纵舍，外议以季舒及崔暹等所为，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难，文宣将赴晋阳，黄门郎阳休之劝季舒从行，曰：“一日不朝，其间容刀。”季舒性爱声色，心在闲放，遂不请行，欲恣其行乐。司马子如缘宿憾，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共列其过状，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边。天保初，文宣知其无罪，追为将作大匠。再迁侍中。俄兼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大被恩遇。夫文宣犹知季舒、暹之无罪，况于神武及文襄？然当武夫搆变之时，暹即几罹不测；至文宣，则竟为所胁，而暹、季舒并不免流徙、鞭责之祸，可见当时恶直丑正之徒，其势甚可畏也。《元康传》又云：世宗入辅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并被任使，张亮、张徽纂并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时人语曰：“三崔二张，不如一康。”又云：元康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然则当时暹等虽云锋利，而真被宠任之徒，仍有为霜简所不及者矣。刬除贪暴，其难如此，而岂得如《弼传》所云，复故纵舍之哉？马城，汉县，晋废，在今察哈尔怀安县北。

文襄之为中书监也，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北齐书·崔季舒传》。以其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令监察魏主动静。武定五年（547年），梁武帝太清元年。正月，神武死，文襄秘丧，至六月乃发。七月，魏主诏以文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大行台、渤海王，而以其母弟洋为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八月，文襄朝于邺，固辞丞相。魏主诏复前大将军，余如故。《魏书·孝静帝纪》曰：文襄尝侍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使季舒劳帝。帝亦谢焉，赐绢。季舒未敢受，以启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束百匹以与之，曰：“亦一段耳。”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乃与华山王大器、鸷子。鸷高凉王孤六世孙。元瑾密谋，于宫内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动，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宫，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将杀诸妃。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关于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嫔？”文襄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见烹于市。《荀济传》云：燔杀之。见《北史·文苑传》。盖时侯景尚未平，故文襄未能遽篡也。六年（548年），梁太清二年。正月，侯景败；七年（549年），梁太清三年。六月，颍川亦平；于是篡谋转急。七月，文襄如邺。八月，为盗所杀。时年二十九。《北齐书·文襄纪》云：初梁将兰钦子京，为东魏所虏，王命以配厨。钦请赎之，王不许。京再诉，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曰：“更诉当杀尔。”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将欲受禅，与陈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京将进食，王却之。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宜杀却。”京闻之，置刀于盘，冒言进食。王怒曰：“我未索食，尔何遽来？”京挥刀曰：“来将杀汝。”王自投伤足，入于床下。贼党去床，因而见杀。《北史》略同。案此卷《齐书》实亡，盖后人取《北史》补之。《陈元康传》云：世宗将受魏禅，元康与杨愔、崔季舒并在世宗坐，将大迁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苍头奴兰固成，《北史·元康传》云：固成，一名京。先掌厨膳，甚被宠昵。先是世宗杖之数十。其人性躁，又恃旧恩，遂大忿恚。与其同事阿改，《北史》云弟阿改。谋害世宗。阿改时事显祖，常执刀随从。云若闻东斋叫声，即加刃于显祖。是日，东魏帝初建东宫，《魏书·本纪》：八月，辛卯，诏立皇子长仁为皇太子。案时齐将篡而为魏立太子者，盖欲先行废立，后乃禅代也。群官拜表。事罢，显祖出东止车门，别有所之，未还而难作。固成因进食，置刀于盘下，而杀世宗。元

康以身捍蔽，被刺伤重，至夜而终。杨愔狼狈走出。季舒逃匿于厕。盖魏人阴谋，欲并澄与洋而歼之也。而洋以邂逅得脱，乃入诛京等。

旋归晋阳。明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魏武定八年，齐文宣天保元年。五月，如邺，遂废魏主而自立。明年，十二月，遇鸩死。是为北齐显祖文宣皇帝。文宣之篡，高德政与杨愔实成之。时德政从文宣于晋阳，愔居邺。史言娄太后及勋贵多弗顺，然时篡势已成，必无人能阻之者，德政与愔，亦乘已成之势而成之耳，非能有所作为也。事见《北史·文宣纪》及《齐书·德政传》，以其无甚关系，今略之。

第二节 文宣淫暴

自元魏分裂以来，东西南三方，遂成鼎峙之势，地广兵强，实推东国，然其后齐反灭于周者，则以北齐诸主，染鲜卑之习太深，以致政散民流，不能自立也。北齐乱君，实以文宣为首。

《北史·文宣纪》云：帝沉敏有远量，外若不远，内鉴甚明。文襄年长英秀，神武特所爱重，百僚承风，莫不震惧，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贬退，言咸顺从，故深见轻，虽家人亦以为不及。文襄嗣业，帝以次长见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预宴会，容貌远过靖德皇后，文襄弥不平焉。帝每为后私营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时未与，帝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惜？”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无饰让。每退朝还第，辄闭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跃，后问其故，对曰：“为尔慢戏。”此盖习劳而不肯言也。及登极之后，神明转茂。外柔内刚，果于断割，人莫能窥。又特明吏事，留心政术。简靖宽和，坦于任使。故杨愔等得尽匡赞，朝政粲然。兼以法驭下，不避权贵。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机策，独决怀抱，规谋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缮甲练兵。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惟恐前敌不多。屡犯艰厄，常致克捷。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刀张弓，游行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鹿车，白象、骆驼、牛、驴，并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处处游行。多使刘桃枝、崔季舒负之而行。或担胡鼓而拍之。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悉去衣裳，分付从官，朝夕临视。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每至将醉，辄拔剑挂手，或张弓傅矢，或执持牟槊，游行市廛。问妇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乃杀之。或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都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旁人见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台飞下，免其罪戮。果敢不虑者，尽皆获全；危怯犹豫者，或致损跌。沉酗既久，转亏本性。怒大司农穆子容，使之脱衣而伏，亲射之，不中，以橛贯其下窍，入肠。虽以杨愔为宰辅，使进厕筹。以其体肥，呼为杨大肚。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以刀子剺其腹。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恶戏”，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于棺中，载以轜车，几下钉者数四。曾至彭城王浟宅，谓其母尔朱曰：“忆汝辱我母婿时，何由可耐？”手自刃杀。又至故仆射崔暹第，谓暹妻李曰：“颇忆暹否？”李曰：“结发义深，实怀追忆。”帝曰：“若忆时，自往看也。”亲自斩之，弃头墙外。尝在晋阳，以矟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而死。在三台大光殿上，锯杀都督穆嵩。又幸开府暴显家，有

都督韩哲无罪，忽众中召斩之数段。魏安乐王元昂，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召昂令伏，以鸣镝射一百余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后帝自往吊，哭于丧次，逼拥其妻。仍令从官脱衣助，兼钱彩，号为信物，一日所得，将逾巨万。后啼不食，乞让位于姊，太后又为言，帝意乃释。所幸薛嫔，甚被宠爱，忽意其轻与高岳私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于东山宴，劝酬始合，忽探出头投于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一坐惊怖，莫不丧胆。帝方收取，对之流泪，云“佳人难再得，甚可惜也”。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至有闾巷庸猥人无识知者，忽令召斩。邺下系徒，罪至大辟，简取随驾，号为供御囚，手自刃杀，持以为戏。兼以外筑长城，内营宫殿，赏赉过度，天下骚然。内外憯憯，各怀怨毒。而素严断临下，加之默识强记，百僚战栗，不敢为非。案文宣本性，或尚较文襄为深沉，其吏才亦不让文襄。《文襄纪》言其情欲奢淫，动乖制度。尝于宫西造宅，墙院高广，听事宏壮，亚太极殿，神武入朝责之乃止，使其获登大位，亦未必愈于文宣也。文宣淫暴之事，多在天保六七年后，非徒本性，实亦疾病使然，观其冒犯寒暑，临履危险，多为人所不堪可知，《本纪》又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亦其有疾之一证。即其耽于麹蘖，亦未必非病状也。特有狂易之疾者，发为何种行动，仍系习染使然，文宣虽云有疾，非染于鲜卑之俗，其淫暴，亦当不至如是其甚耳。

《北齐书·本纪》述文宣淫虐之事云：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党，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见害。案诸元被戮，见于史者，有咸阳王禧之子坦，高阳王雍之子斌，济阴王小新成之曾孙晖业，临淮王彧之弟孝友，昭成五世孙景皓，无上王之子彭城王韶。坦之死，以其子酒醉诽谤，妄说图谶，坦因此配北营州，和龙。死于配所。斌，天保二年（551年）从讨契丹，还至白狼河，今大凌河。以罪赐死，未知罪状为何。晖业亦死于是年，以骂元韶“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

晖业在魏宗室中，颇有学问、气节。其在晋阳，无所交通，而撰魏藩王家世，为《辨宗录》三十卷，盖不胜其宗国之痛焉。孝友与之俱死。孝友，史亦称其明于政理，盖皆忌之也。景皓，天保时，诸元帝室亲近者，多被诛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议欲请姓高氏，景皓不肯，曰：“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此言白文宣，遂被诛，家属徙彭城。元韶，齐神武以孝武帝后配之。《传》云：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可谓曲意求全矣，然亦卒不免。《传》又云：文宣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十年（559年），天保十年。太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文宣谓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诛诸刘不尽。”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余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尝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矟。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北史》同。又云：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飞至紫陌。见上节。仍付御史狱，毕义云饿杀之。《本纪》纪五月诛二十五家、禁止十九家，并同《韶传》，而无七月大屠剿之事。《北史》则诛二十五家、禁止十九家之下又云：“寻并诛之，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并投漳水，”与《韶传》所云七百二十一人者，多寡悬殊。《纪》又书八月癸卯，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北史》亦同，岂《传》之所云，特就二十五家、十九家言之，《纪》则并当时滥及者数之，故其数不同邪？弃本宗，逐他姓，而卒遭骈戮之惨，亦可哀矣。然虽如是，元氏之获漏网者，仍非无之。景安以改姓获免。赐姓高氏。景安叔父种之子豫，景安告景皓时，漫言引之，云相应和。豫占云：“尔时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问景皓，所列符同，亦获免。元文遥者，昭成六世孙，文襄时为大将军府功曹。齐受禅时为中书舍人，后被幽执，不知所由。积年，文宣自幸禁狱释之。遂见任用，历武成、后主之世焉。元蛮者，江阳王继之子，孝昭元皇后之父，十年大诛元氏，孝昭为之苦请，因是追原之，赐姓步六孤氏，见《北齐书·外戚传》。昭成之后，又有名士将者，武成时位将作大匠，见《北史·魏诸宗室传》。即元坦家属徙彭城，亦未闻其更行追戮也。《十七史商榷》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元魏之后，闻于唐世者甚多，然所列者，皆是后周韩国公谦及隋兵部尚书平昌公岩之后，则知元氏惟西魏尚有存者，而东魏已绝。”其说实为非是。惟屠戮多而所存廑耳。王氏又云：“《洛阳伽蓝记》第四卷云：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未及三十年，而元氏子孙三千人，又被高洋尽杀之；且前代之翦灭，不过阴行酖害，此则骈斩于市”云云，则诚蛮夷猾夏者百世之龟鉴矣。

永安简平王浚，神武第三子；上党刚肃王涣，神武第七子；其被祸俱在天保九年（558年）。陈永定二年。史言浚小时本与文宣有隙，后又以直谏被祸；涣之被祸，则以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文宣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莫过漆。”帝以涣第七为当之；此皆非其真。史又言浚豪爽有气力，善骑射；涣材武绝伦，尝率众送萧渊，破东关，斩裴之横，威名甚盛；则或其见杀之由耳。先一年，文宣在晋阳，浚时为青州刺史，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涣录尚书事。文宣征浚，浚谢疾不至。文宣怒，驰驿收之。又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昇之邺征涣。涣至紫陌桥，见第一节。杀伯昇以逃，冯河而渡，土人执以送帝。既至，盛以铁笼，俱置北城地牢下。饮食溲秽，共在一所。是年，帝亲将左右，临穴歌讴，令浚等和之。浚等皇怖且悲，不觉声战。帝为怅然，因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神武第九子，即武成帝。

先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长广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左右闻者，莫不悲伤。浚与涣皆有雄略，为诸王所倾服，帝恐为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矟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石土。后出，皮发皆尽，尸色如灰。帝以浚妃陆氏配仪同刘郁捷，涣妃李氏配冯文洛，皆帝家旧奴，令杀浚、涣，故以配焉。又神武第十二子博陵文简王济，尝从文宣巡幸，在路忽忆太后，遂逃归，帝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恍。又清河王岳，为高归彦所搆，归彦，神武族弟。属文宣召邺下妇人薛氏入宫，即《纪》所云薛嫔。而岳先尝唤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悬薛氏姊而锯杀之，让岳，以为奸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轻薄不用，非奸也。”帝益怒。天保六年（555年），梁敬帝绍泰元年。十一月，使归彦就宅切责之。岳忧悸不知所为，数日而死。时论纷然，以为遇鸩焉。案观长广王“猛虎不可出穴”之语，则知高氏弟兄相忌，初非独文宣一人，此当时风气使然，无足为怪，至其杀之之惨酷，则自由文宣有狂易之疾故也。

高隆之，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天保五年（554年），梁元帝承圣三年。见杀。《传》云：初世宗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启显祖，并欲害之，不许。显祖以隆之旧齿，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谮云：“隆之每见诉讼者，辄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显祖以其委过要名，非大臣义，禁止尚书省。隆之曾与元昶宴饮，酒酣，语昶曰：“与王交游，当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将受魏禅，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衔之，因此遂大发怒，令壮士筑百余下放出。渴将饮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饮之。因从驾死于路。帝末年追忿隆之，诛其子德枢等十余人，并投漳水。又发隆之冢，出其尸，斩截骸骨，投之漳流。高德政，受禅之日，除为侍中。天保七年（556年），迁尚书右仆射，仍兼侍中。其《传》云：德政与尚书令杨愔纲纪政事，多有弘益。显祖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德政屡进忠言，帝不悦。谓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惧，乃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帝谓杨愔曰：“我大忧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禅代之际，因德政言情切至，方召致诚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趾。刘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临阶砌，切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因索大刀自带，欲下阶。桃枝乃斩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于门下。其夜，开城门，以毡舆送还家。旦日，德政妻出宝物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而怒曰：“我府藏犹无此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也。遂曳出斩之。时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祭酒伯坚。德政死后，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案德政之死，在天保十年八月，正大诛诸元之后，德政乘机胁取其赂，而仍不能为之救解；如文宣言，则且从而下石焉；亦可谓险 矣，足见伪朝之无正士也。杜弼亦以是年夏见杀。弼时为胶州刺史。见第十三章第一节。其《传》云：弼性质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显祖作相，致位僚首。初闻揖让之议，犹有谏言。显祖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我。高德政在要，不能下之，德政深以为恨，数言其短。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受人请属，大营婚嫁。显祖内衔之。弼恃旧，仍有公事陈请。上因饮酒，遂遣就州斩之。既而悔之，驿追不及。王元景，名昕，猛六世孙，为秘书监。《传》云：显祖以昕疏诞，骂之曰：“好门户，恶人身。”又有谗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运不应

遂绝。”帝愈怒，乃下诏徙幽州。后征还，判祠部尚书事。帝怒临漳令嵇晔，临漳，见第三章第三节。及舍人李文师，以晔赐薛丰洛，文师赐崔士顺为奴。郑子默私诱昕曰：“自古无朝士作奴。”昕曰：“箕子为之奴，何言无也？”子默遂以昕言启显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于殷纣。”帝后与朝臣酣饮，昕称病不至，帝遣骑执之，见其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御前，投尸漳水。亦天保十年（559年）也。李蒨之事，其详无所见。案高隆之、高德政，位高权重，皆有取死之道焉，史所言致死之由，不必实也。其杀王昕、杜弼，自为淫刑，然观高德政、杜弼，皆以讥鲜卑获罪，文宣种族之见，亦可谓深矣，安得尽委之于狂易哉？

文宣之营三台，《本纪》书其事于天保九年八月，云：先是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雀曰金风，金兽曰圣应，冰井曰崇光云。此为文宣侈靡之一端。至其起长城，则意在守御北方，虽曰劳民，不能尽目为暴政也。

文宣亦薄有武略。惟其时关西无隙可乘；南方陈武帝崛兴，力亦足以攘外，始纳渊明，继辅萧庄，皆致失利；故其力，仅用之于北边焉。魏世北边大敌，本为柔然。宣武帝时，柔然衰乱，其主阿那瓌奔魏，魏人辅之还北，一时颇见驯伏。六镇乱作，魏人始畏柔然。逮东西既分，乃竞与结好。西魏文帝，以元昱之女，称为化政公主，昱，孝武时舍人。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纳阿那瓌女为后。加以金帛诱之。阿那瓌遂留东魏使元整，不报信命。又掠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秀容，见第六章第八节。杀元整，转谋侵害。孝静帝元象元年（538年），梁武帝大同四年。神武志在绥抚。会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因遣相府功曹参军张徽纂使阿那瓌，间说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杀阿那瓌之女；妄以疏属假公主之号，嫁彼为亲。又阿那瓌渡河西讨时，周文烧草，使其马饥，不得南进。”又论“东魏正统所在。言其往者破亡归命，魏朝保护，得存其国。若深念旧恩，以存和睦，当以懿亲公主，结成姻媾；为遣兵将，伐彼叛臣。”阿那瓌乃归诚于东魏。东魏以常山王骘妹乐安公主妻之，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兴和三年（541年），梁大同七年。阿那瓌以其孙女号隣和公主，妻神武第九子长广王湛。兴和四年（542年），梁大同八年。又以其爱女，号为公主妻神武。武定四年（546年），梁中大同元年。自此东魏边塞无事。至武定末，贡献相寻。齐受禅，亦岁时来往不绝。天保三年（552年），梁元帝承圣元年。阿那瓌为突厥土门所破。突厥，自其初起时，即亲附西魏，西魏尝以长乐公主妻之。大统十七年（551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即文宣天保二年也。案西魏文帝后本乙弗氏，以纳蠕蠕主故，废而杀之。《北史·饔后传》云：年十六，帝纳为妃。及帝即位，以大统元年（535年），册为皇后。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惟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帝更纳悼后，命后逊居别宫，出家为尼。悼后犹怀猜忌，复徙后居秦州，依子刺史武都王。帝虽限大计，恩好不忘。后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然事秘禁，外无知者。六年（540年），春，蠕蠕举国渡河，颇有言虏为悼后之故兴此役。帝曰：“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虽然，致此物论，朕亦何颜以见将帅邪？”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令后自尽。年三十一。及文帝山陵毕，手书云：万岁后欲令后配饔。公卿乃议追谥曰文皇后，袝于太庙。案后之废，在大统四年（538年），年二十九。自其十六归帝，至此仅十有四年，而生男女十二人，足见其情好之笃。而帝竟不能庇其命，亦可哀矣。《蠕蠕传》云：阿那瓌率众度河，以废后为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废后自杀，与《后妃传》岐异。观下述阿那瓌以蠕蠕公主妻神武，而敕秃突佳留住，待见外孙乃归，恐以《蠕蠕传》之言为信；抑非蠕蠕有是言，当时魏朝，亦未必有欲害文后者也。然以惮于御敌之故，而使文后死于非命，魏之军人，亦可耻矣。兰陵公主之适蠕蠕也，自晋阳北迈，资用器物，神武亲自经纪，咸出丰渥。蠕蠕公主之来也，阿那瓌女妻神

武者，号曰蠕蠕公主。武明皇后亦避正室以处之。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仍戒曰：“待见外孙，然后返国。”神武尝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秃突佳怨恚，神武即自射堂舆疾就之。观此诸事，可见当时宇文、高氏畏北狄之甚。齐既与柔然睦，而柔然为突厥所破，突厥又夙睦于西魏，固无怪文宣之欲经略之也。又宇文氏为慕容氏所破，别种窜于松漠之间者为奚、契丹，至南北朝末，亦渐强盛，能犯塞。此等虽未必大敌，然必边塞安，乃能尽力于西南二方，文宣乘闲暇之时，出兵经略，固不能谓为非计也。

文宣之用兵于北垂，事起天保三年（552年）。梁承圣元年。《北齐书·本纪》：是岁，三月，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东为民。二月，阿那瓌为突厥所破，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瓌从弟登注俟利发，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九月，帝自并州幸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十月，至黄栌岭。在今山西汾阳县西北，接离石县界。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胡三省云：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案唐石州，今山西离石县。武州，今山西五寨县。社干戍，《通鉴》作社平戍，胡《注》云：《齐纪》作社干。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四年（553年），梁承圣二年。二月，送铁伐、登注、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九月，契丹犯塞。帝北讨。十月，至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从西道趋长堑。胡三省曰：曹操征乌丸，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后人因谓之长堑。案卢龙塞，在今河北迁安县北。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趋青山。未详。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趋断契丹走路。帝至阳师水，胡三省曰：《唐志》：贞观三年（629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师州及阳师县于营州之废阳师镇，即此。倍道兼行，掩袭，大破之。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十二月，突厥复攻茹茹。茹茹举国南奔。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乃废库提，立庵罗辰，置之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亲追突厥于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五年（554年），梁承圣三年。三月，庵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四月，茹茹寇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黄瓜堆，在今山西山阴县北。虏骑散走。五月，北讨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众东徙，将南侵。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金山，未详。茹茹闻而远遁。十二月，北巡。至达速岭，在今山西平鲁县西北。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六年（555年），梁绍泰元年。六月，亲讨茹茹。七月，顿白道，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及于怀朔镇。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见第十二章第三节。获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头。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胡三省云：盖即居庸下口。案居庸关，在今河北昌平县察哈尔延庆县之间。至恒州，九百余里。据《赵郡王琛传》，筑城时在六月。十二月，先是自西河总秦戍未详。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557年），陈永定元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库洛拔，《通鉴》作库洛枝。坞纥戍，《通鉴》作坞纥戍。未详为今何地。凡四百余里。八年筑城之役，亦见《赵郡王叡传》。经略北边之事，盖至此而粗毕，故自是不复北出，亦无复大举矣。史所称帝之雄武，大抵皆指此诸役言之。《纪》于天保四年（553年）伐契丹之役云：“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又云：“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惟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五年四月之役云：“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前所引《北史·本纪》，谓帝每临行阵，亲当矢石云云，即櫽栝是诸役而

为言也。当时北边安静，远国来朝贡者颇多，此数年中，奚、契丹、突厥外，尚有肃慎、地豆干亦来朝，皆见《本纪》。其功绩似不无足称，然亦不过使北边暂告安静而已。当时之茹茹、突厥及奚、契丹，兵力皆不甚强；史于文宣武功，又不免铺张扬厉；实亦无甚足称也。柔然、突厥、奚、契丹之事，参看第十六章。

第三节 孝昭、武成篡夺

北齐之事，始坏于文宣，而大坏于武成。文宣嗣子幼弱，致启孝昭、武成二世之争夺，自此宗室之中，猜忌觊觎，互相屠戮，奸臣因之窃柄。孝昭在兄弟中，似较修饬，然享年不永；武成荒淫，实更甚于文宣；诒谋不臧，至后主而益昏荡。政治内素，强敌外陵，于是太宁之后，不及二十年，而齐祚迄矣。

文宣母弟四人：常山王演，神武第六子。襄城王淯，神武第八子。长广王湛，见上节。博陵王济神武第十二子。是也。襄城为人，盖无能为；博陵年幼；故惟常山、长广二王为亲逼。常山，天保五年（554年），梁元帝承圣三年。除并省尚书令。七年（556年），梁敬帝太平元年。从文宣还邺。文宣以尚书奏事，多有异同，令与朝臣先论定得失，然后敷奏。八年（557年），陈武帝永定元年。转司空，录尚书事。九年（558年），陈永定二年。除大司马，仍录尚书。《孝昭纪》云：文宣溺于游宴，帝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晞以为不可，帝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帝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并即考竟。文宣乃立帝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罚者，临以白刃，求帝之短，咸无所陈，方见解释。后赐帝魏时宫人，醒而忘之，谓帝擅取，遂以刀环乱筑，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为。先是禁王晞，乃舍之，令侍帝。《晞传》云：文宣昏逸，常山王数谏，帝疑王假辞于晞，欲加大辟。王私谓晞曰：“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为欲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晞二十。帝寻发怒，闻晞得杖，以故不杀，髡钳鞭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因谏争，大被殴挞，闭口不食。太后极忧之。帝谓左右曰：“傥小儿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每问王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晞还汝。”乃释晞令往。后王承间苦谏，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谁教汝？”催遣捶楚。乱杖抶数十，会醉卧得解。盖常山当文宣之世，实已屡濒于危，特以太后故得免耳。十年（559年），陈永定三年。十月，文宣死于晋阳。太子殷立，是为废帝。尚书令杨愔，与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名颐。同受遗诏辅政。愔在文宣朝，称为贤相，史称自天保五年（566年）以后，维持匡救，实有赖焉。尚太原长公主。归彦，文宣诛高德政，金宝财货，悉以赐之，盖亦颇得宠信。子献，尚阳翟长公主。子默，文宣为太原公时，为东 祭酒。与宋钦道特相友爱。钦道为文宣大将军主簿，后令在东宫教太子习事。钦道文法吏，不甚谙识古今，而子默以文学见知，有疑事必询焉。二人幸于两宫，虽诸王大臣，莫不敬惮，盖又与废帝关系较深者也。并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晋阳，以大行在殡，天子谅暗，议令常山王在东馆。欲奏之事，皆先谘决。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随梓宫至邺，留长广王镇晋阳。执政复生疑贰，而王又俱从至于邺。子献立计，欲处太皇太后于北宫，武明后。政归皇太后。文宣后李氏。自天保八年（557年）以来，爵赏多滥，愔先自表解其开封王，诸叨窃恩荣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归彦初虽同德，寻以疏忌之迹，尽告两王。《归彦传》云：济南自晋阳之邺，杨愔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阴怨杨、燕。杨、燕等欲去二王，问计归彦，归彦诈喜，请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许心违，驰告长广。元海

者，上洛王思宗子，思宗，神武从子也。可朱浑天和道元季弟。尚东平公主。时为领军大将军。又每云：“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钦道面奏帝，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共详其事。”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启皇太后，具述安危。宫人李昌仪者，胡三省曰：昌仪盖亦内职，而《北史·后妃传》无之，盖太后女官之名。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太后以昌仪宗情，甚相昵爱，以启示之，昌仪密启太皇太后。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常山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及二王拜职，于尚书省大会百僚，愔等并将同赴，子默止之，不听。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并与数勋胄约：“行酒至愔等，我各劝双杯。彼必致辞。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尔辈即捉。”及宴，如之。于是愔及天和、钦道，皆被拳杖乱殴击，头面血流。各十人持之。子献素多力，头又少发，排众走出省门。斛律光逐而擒之。使执子默于尚药局。《孝昭纪》云：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二叔率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使骑杀之。开府成休宁拒门，归彦喻之，乃得入。《孝昭纪》：帝至东 门，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休宁厉声大呼不从。归彦既为领军，素为兵士所服，悉皆弛杖，休宁乃叹息而罢。《归彦传》云：孝昭将入云龙门，都督成休宁列仗拒而不纳，归彦喻之，然后得入。进而柏阁、永巷，亦如之。送愔等于御前。长广王及归彦在朱华门外。太皇太后临昭阳殿。太后及帝侧立。常山王以砖叩头，进而言曰：“臣与陛下，骨肉相连。杨遵彦等欲擅朝权，威福自己。王公以还，皆重足屏气，共相唇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等为国事重，贺拔仁、斛律金等惜献皇帝基业，共执遵彦等领入宫。未敢刑戮。专辄之失，罪合万死。”帝时默然。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叩刀仰视，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却。《孝昭纪》：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性吃讷，兼仓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誓言帝无异志，惟去逼而已；高归彦敕劳卫士解严，永乐乃纳刀而泣。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入守门，斩娥永乐于园。与《杨愔传》不同，当以《孝昭纪》为确，观永乐被害，桃枝安然无患可知。《武成纪》：帝既与孝昭谋诛诸执政，迁太傅，录尚书事，领京畿大都督，正使之守御门也。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儿，次及我，尔何纵之？”帝犹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又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太后拜谢。常山王叩头不止。太皇太后谓帝曰：“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殿去，此辈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长广王以子默昔谗己，作诏书，故先拔其舌，截其手焉。以上据《杨愔传》。时废帝乾明元年二月也。即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年），陈文帝天嘉元年。以赵彦深代总机务。彦深者，幼孤贫，司马子如用为尚书令史。后荐诸神武，为大丞相功曹参军，专掌机密。历文襄、文宣之世，以温柔谨慎称。盖委蛇自保之流，故能历武成、后主之世而无患。杨愔固非端人，至彦深则每况愈下矣。后主时，赵郡王俨作乱，见下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广宁、安德二王广宁王孝珩，文襄第二子。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适从西来，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中常侍刘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顾众而言曰：“孝昭帝杀杨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数千，何言人少？”孝昭杀杨遵彦止八十人，未知信否，然时二王非有兵权，徒党必不能多；勋胄特以利合，或则年少好事，岂能为之力战？陛卫之士，自足御之，而废帝吃讷不能发言，遂使二王幸而获济矣。《废帝纪》云：文宣登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

断其首。文宣怒，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时复昏扰。然则教之杀人者，适所以使之见杀于人也。亦可哀矣。

杨愔等既死，于是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太傅、录尚书、京畿大都督。演寻如晋阳。有诏：军国大政，咸谘决焉。八月，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演即位于晋阳，是为孝昭皇帝。

孝昭之诛杨愔等，谓长广王湛曰：“事成，以尔为皇太弟。”及践阼，乃使湛在邺主兵，立子百年为皇太子。湛甚不平。时留济南于邺，除领军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以斛律丰乐光弟，名羡。为领军，以分湛之权。湛留伏连，不听丰乐视事。乃与河阳王孝瑜伪猎，谋于野，暗乃归。孝瑜，文襄长子。本传云：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愔等，孝瑜豫其谋。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孝昭纪》云：帝以尊亲而见猜斥，乃与长广王期猎，谋之于野，疑即与武成谋之传误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气。”孝昭以为济南应之，使平秦王归彦之邺，迎济南赴并州。时高元海以散骑常侍留邺典机密，湛先咨焉，并问自安之计。元海说梁孝王惧诛入关事，请以数骑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以死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当且表云：威权大重，恐取谤众口，请青、齐二州刺史，沉静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逼之。答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孝昭即位，武明后复为太后，文宣后降居昭信宫，称昭信太后。今集文武，示以此敕，执丰乐，斩归彦，尊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湛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令数百骑送济南于晋阳。既至，孝昭杀之。时皇建二年九月也。陈天嘉二年（561年）。十一月，孝昭死，征湛入即位，是为世祖武成皇帝。

孝昭之篡也，高归彦以司空兼尚书令。孝昭死，归彦迎武成于邺，进位太傅，领司徒。武成以前翻覆之迹，渐忌之。河清元年（562年），陈天嘉三年。二月，出为冀州刺史。至州，不自安，谋逆。

望车驾入晋阳，乘虚入邺。为其郎中令吕思礼所告。诏段诏袭之。城破，归彦单骑北走，至交津，《水经注》：白马河入衡漳之口，在武隧县南。武隧，汉县，后汉曰武遂，北齐省，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见获，锁送邺，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明年，河清二年（563年），陈天嘉四年。高元海亦被捶马鞭六十，出为兖州。先是，已杀文宣次子太原王绍德。及是，复杀河南王孝瑜，及其弟河间王孝琬。孝琬弟延宗，亦被捶几死。绍德之死，《后妃传》谓由武成淫其母，生女，绍德愠，母惭，杀其女，即昭信皇后也。《传》云：武成践阼，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之。后有娠，绍德至，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对后前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挞之，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南阳王绰传》云：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本传谓系修旧怨，《传》云：武成因怒李后，骂绍德曰：“尔父打我时，竟不来救，”以刀环筑杀之。其说两岐，盖特以其为废帝母弟而杀之；至孝瑜之见杀，则其故自与归彦、元海之见忌同也。《孝瑜传》云：武成尝使和士开与胡后对坐握槊，孝瑜谏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与臣下接手。”帝深纳之。后又言赵郡王父死非命，不可亲。由是叡及士开皆侧目。士开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东惟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尔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与之通，后因太子婚夜，孝瑜窃与之言。武成大怒，顿饮其酒三十七杯，使娄子彦载以出，酖之于车。至西华门，烦热躁闷，投水而绝。赵郡王叡，琛子，琛，神武弟，以乱后庭，因杖而毙。武成后通和士开，可信与否，尚在疑似之间，观下节自见，谓孝瑜因谏后与士开握槊而招怨，更不足信矣。孝琬，文襄第三子。《传》云：突厥与周师入太原，武成将避之而东，孝

琬叩马谏，请委赵郡王部分之，必整齐，帝从其言。孝琬免胄将出，帝使追还。孝琬以文襄世嫡，骄矜自负。河南王之死，诸王在宫内，莫敢举声，惟孝琬大哭而出。又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与祖珽谮之云：“草人拟圣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岂是老妪须著此？此言属大家也。”初魏世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珽以说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鸣，孝琬将建金鸡而大赦。”帝颇惑之。时孝琬得佛牙，置于第内，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顺请以奏闻，不从。帝闻，使搜之，得镇库矟幡数百。帝闻之，以为反状。讯其诸姬。有陈氏者，无宠，诬对曰：“孝琬画作陛下形哭之。”然实是文襄像，孝琬时时对之泣。帝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孙，何为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两胫而死。案文襄第二子广宁王孝珩，第四子兰陵王长恭，一名孝瓘，武成世皆无患；第五子安德王延宗，虽被挝几死，亦获保全；而孝琬独见杀者？盖由其以文襄世嫡自负，故为武成所忌也。《延宗传》云：河间死，延宗哭之泪赤。又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于地，马鞭挝之二百，几死。其明年，河清三年（564年），陈天嘉五年。遂杀孝昭太子乐陵王百年。《百年传》云：河清三年（564年）五月，白虹围日再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帝以盆水承星影而盖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厌之。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帝乃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带玦留与妃斛律氏。见帝于玄都苑凉风堂。使百年书敕字，验与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乱捶击之。又令人曳百年绕堂，且走且打，所过处血皆遍地。气息将尽，曰：“乞命，愿与阿叔作奴？”遂斩之。弃诸池，池水尽赤。于后园亲看埋之。妃把玦哀号，不肯食，月余亦死。玦犹在手，拳不可开。时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开。《孝昭纪》云：初帝与济南约不相害。及舆驾在晋阳，武成镇邺，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帝尝恐济南复兴，乃密行鸩毒。济南不从，乃扼而杀之。后颇愧悔。初苦内热，频进汤散。时有尚书令史，姓赵，于邺城见文宣从杨愔、燕子献等西行，言相与复仇。帝在晋阳，与毛夫人亦见焉。遂渐危笃。备禳厌之事。诸厉方出屋梁，骑栋上，歌呼自若，了无惧容。时有天狗下，乃于其所讲武以厌之。有兔惊马，帝坠而绝肋。太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帝不对。太后怒曰：“杀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临终之际，惟扶服床枕，叩头求哀。遣使诏追长广王入纂大统，手书云：“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百年传》亦云：帝临崩，遗诏传位于武成，并有手书，其末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学前人。”说虽荒诞，谓孝昭杀济南而悔，及其临死属武成之语则或真，亦可哀矣。《废帝纪》云：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从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也。”邵惧，请改焉。文宣不许，曰：“天也。”因谓孝昭帝曰：“夺时但夺，慎勿杀也。”与史纪孝昭属武成之语颇相类，此则殊不足信。大抵帝王必有所私昵之人，丧败之后，私昵为之不平，又感激私恩，乃造作此等言语，以见其能前知，流俗无识，则亦相与传之云尔。其实富贵中人，大多神识昏瞀，不能悬鉴未来，亦且不暇豫虑后事也。是岁，又杀神武第四子平阳靖翼王淹。《淹传》云：河清三年（564年），薨于晋阳，或云以鸩终。神武第五子彭城景思王浟，车驾临幸常留邺，是岁，二月，群盗田子礼等谋劫浟为主，不从，遇害。

因宗室之间，猜忌甚深，遂有传位太子之举。武成后胡氏，生子纬，以河清元年（562年），立为太子。次子曰东平王俨。《祖珽传》云：皇后爱少子，愿以为嗣。武成以后主体正居长，难于移易。珽私于和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二，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求策焉。珽曰：“宜说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计也。君此且微说，令主上粗解，珽当自外论之。”士开许诺。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旧布新之征，珽于是上书，帝从之。河清四年（565年），即后主天统元年，陈天嘉六年。四月，传位于纬，是为后主。时年十岁。案武成时年二十有九，何至虑及其将死？则《珽传》之言，不足信也。帝盖亦自有此意？其不肯废长立幼亦以此？然君臣之位，又岂可以虚名定哉？

第四节 武成、后主荒淫

神武诸子，孝昭才性，似为最优。《本纪》云：帝聪敏有识度。深沉能断，不可窥测。自居台省，留心政术。闲明簿领，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弥所刻厉。轻徭薄赋，勤恤人隐。内无私宠，外收人物。日昃临朝，务知人之善恶。每访问左右，冀获直言。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几，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后又嫌疏漏。”泽因被宠遇。其乐闻过如此。雄断有谋，于时国富兵强，将雪神武遗恨，意在顿驾平阳，为进取之策，参看下节。远图不遂，惜哉！说虽过情，然其视文襄、文宣为优，则必不诬矣。至武成而大坏。

《恩幸传》云：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桢干之臣，惟郭秀小人，有累明德。秀事高祖，为尚书右丞。天保五年（554年）之后，虽罔念作狂，所幸之徒，惟左右驱驰，内外亵狎，其朝廷之事，一不与闻。太宁之后，奸佞寖繁，盛业鸿基，以兹颠覆。《后主纪》云：“武成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后主以中庸之姿，怀易染之性。永言先训，教匪义方。始自襁褓，至于传位，隔以正人，闭其善道。养德所履，异乎春诵夏弦；过庭所闻，莫非不轨不物。辅之以中宫奶媪，属之以丽色淫声。纵韝绁之娱，恣朋淫之好。语曰：从恶若崩，盖言其易。”然则后主之荒淫，亦不翅武成为之也。武成诚亡齐之罪魁矣。武成、后主之世，嬖幸极多，其乱政最甚者，实为和士开、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数人。士开初为武成开府参军，甚相亲狎。文宣知其轻薄，责以戏狎过度，徙长城。后武成复请为京畿士曹参军。及践阼，累除侍中，又除右仆射。武成寝疾，士开入侍医药。武成谓其有伊、霍之才，殷勤属以后事。临崩，握士开之手曰：“勿负我也。”仍绝于其手。

士开虽小人，然不能谓其无才。《齐书·佞幸传》谓其说世祖云：“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苦也。”世祖大悦。又谓寿阳陷没，后主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惟当行乐，何因愁为？”此乃其时士大夫见解如此，乃傅会为此说耳。自古荒淫之人，皆惟溺其事，安论其理邪？武成好握槊，士开善于此戏，以此得幸。《胡后传》又谓士开每与后握槊，因此与后奸通云。案观下文所述，后之见禁，实以赵王俨之故，则史所叙后淫乱之迹，不必尽信。穆提婆本姓骆，后其母陆令萱佞媚穆昭仪，养之为女，见下。乃改姓穆氏。令萱以配入掖庭。后主襁褓之中，令其鞠养，谓之乾阿奶。遂大为胡后所昵爱。令萱奸巧多机辩，取媚百端。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天统初，奏引提婆，入侍后主。朝夕左右，大被亲狎。高阿那肱，父市贵，从高祖起义，那肱为库典，从征讨，以功勤，擢为武卫将军。妙于骑射，便辟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为世祖所爱重。又谄悦和士开，尤相亵狎，士开每为之言，弥见亲待。韩凤，字长鸾。有膂力，善骑射。稍迁都督。后主居东宫，世祖简都督二十人，送令侍卫，凤在其数，数唤共戏云。此外又有宦官、神武时，宦者惟 内驱使，不被恩遇。历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宠幸，但渐有职任。武成时，有至仪同、食干者，而邓长颙任参宰相，干豫朝权。又有陈得信，亦参时宰。与长颙并开府、封王。后主朝，多授开府，罕止仪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者。多带侍中、中常侍，此二职乃至数十人。史称其“败政虐民，古今未有。”“一戏之赏，动逾巨万；丘山之积，贪恡无厌”焉。苍头，高祖时有陈山提、盖丰乐、刘桃枝等。天保、太宁之朝，渐以贵盛。至武平时，皆以开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则追赠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为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胡小儿，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眼鼻深险，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及以音乐、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使鬼等见幸者，时又有开府薛荣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于后主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经古冢，荣宗谓舍人元行恭：“是谁冢？”行恭戏之曰：“林宗冢。”复问：“林宗是谁？”行恭曰：“郭元贞父。”荣宗前奏曰：“臣向见郭林宗从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捶马鞭，问臣：我阿贞来否？”是时群妄多类此。以上据《北齐书》及《北史·佞幸传》。皆盛于武成之朝，而诒诸后主者也。武成传位元子，名号虽殊，政犹己出，及其身，朝局尚无大变动，至武成死而波澜迭作矣。

武成死于天统四年十二月。陈废帝光大二年（568年）。时年三十二。黄门侍郎胡长粲，武成皇后从兄。领军娄定远，昭子。录尚书赵彦深，左仆射和士开、高文遥，即元文遥赐姓。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右仆射唐邕同知朝政，时人号为八贵。武成之死也，和士开秘丧三日不发。黄门侍郎冯子琮，其妻，胡皇后之妹也。《子琮传》云：子琮素知和士开忌赵郡王叡及娄定远，恐其矫遗诏，出叡外任，叡时为太尉，录尚书事。夺定远禁卫之权，乃谓士开曰：“但令在内贵臣，一无改易，王公已下，必无异望。”乃发丧。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奖成太后干政，说赵郡王及士开出之，拜郑州刺史。郑州，治颍阴，见第十三章第八节。至州未几，太后为齐安王纳子琮长女为妃，齐安王廓，武成第四子。子琮因请假赴邺，遂授吏部尚书，俄迁右仆射，乃摄选。观此，知武成甫死，太后与赵郡王，业已互相龁矣。明年，天统五年（569年），陈宣帝太建元年。正月，杀定州刺史博陵王济。济，神武第十二子也。其传云：天统五年（569年），在州语人云，“计次第亦应到我。”后主闻之，阴使人杀之。案是时神武第十子任城王湝尚存，济安得作此语？济之死，必别有其故可知矣。至二月而赵郡王之变作。《和士开传》云：叡与娄定远等谋出士开，引诸贵人，共为计策。《北史》云：仍引任城、冯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为计策。冯翊王润，神武第十四子也。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天平初，蠕蠕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在其本蕃，为人所谮，投奔神武。属太后觞朝贵于前殿，叡面陈士开罪失。太后曰：“先帝在时，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饮酒，勿多言。”叡辞色愈厉。或曰：《北史》作“安吐根继进曰。”“不出士开，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言辞咆勃，无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诣云龙门，令文遥入奏。太后不听。段韶呼胡长粲传言：“太后曰：梓宫在殡，事大匆促，欲王等更思量。”赵郡王等遂并拜谢，更无余言。《北史》云：长粲复命，太后谓曰：“成妹母子家计者，兄之力也。”厚赐叡等而罢之。太后及后主召见问士开。士开曰：“先帝群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谅暗始尔，大臣皆有觊觎心。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谓叡等曰：令士开为州，待过山陵，然后发遣。《北史》作“宜谓叡等云：文遥与臣，同是任用，岂得一去一留？并可以为州，且依旧出纳，待过山陵，然后发遣。”叡等谓臣真出，必心喜之。”后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开旨。以士开为兖州刺史。《北史》多文遥为西兖州刺史句。山陵毕，叡等促士开就路。士开载美女、珠帘，及条诸宝玩，诣定远谢。定远喜，谓士开曰：“欲得还入不？”士开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实称本意，不愿更入，但乞王保护，长

作大州刺史。今日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后主。进说曰：“观朝贵意，势欲以陛下为乾明，济南年号。臣出之后，必有大变。”因恸哭。帝及太后皆泣。问计将安出？士开曰：“臣已得入，复何所虑？正须数行诏书耳。”于是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责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杀之。《叡传》云：入见太后，出至永巷，遇兵被执，送华林园，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而杀之。时年三十六。复除士开侍中、尚书、右仆射。定远归士开所遗，加以余珍赂之。武平元年（570年），陈宣帝太建二年。封淮阳王。除尚书令，录尚书事，复本官，悉得如故。观此传所言，叡不臣之迹，较然甚明。段韶、娄定远，特劫于势，无可如何，初非与之为党，亦显而易见。士开藉定远之力乃得入见，可见叡之跋扈。当日者，与谓齐之社稷与叡共安危，毋宁谓太后、后主与士开同利害，曷怪武成临终，殷勤托付哉？《叡传》所言，叡之邪正，适与此传反，其不足信亦明矣。

文遥、定远既出，唐邕专典外兵，参看第八节。綦连猛、高阿那肱别总武任，惟胡长粲常在左右，兼宣诏令。从幸晋阳，后主富于春秋，庶事皆归长粲。胡长仁者，武成皇后长兄也。言于后，发其阴私，请出为州，后主不得已，从焉。长仁初以内戚，历位尚书左仆射尚书令。武成崩，参豫朝政。封陇东郡王。左丞郦孝裕，郎中陆仁惠、卢元亮，厚相结托，人号为三佞。孝裕劝其求进。和士开深疾之。于是奏除孝裕为章武郡守，章武，见第八章第五节。元亮为淮南郡守，淮南郡，治寿春。仁惠为幽州长史。孝裕又说长仁曰：“王阳卧疾，和士开必来，因而杀之，入见太后，不过百日失官，便代其处。”士开知其谋，更徙孝裕为北营州建德郡守。建德，后魏郡，未详今地。长仁每干执事，求为领军。将相文武，抑而不许，以本官摄选。长仁意犹未尽。天统五年（569年），陈太建元年。从驾自并还邺。夜发滏口，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帝以夜漏尚早，停于路旁。长仁后来，谓是从行诸贵，遂遣门客程牙驰骑呼问。帝遣中尚食陈德信问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获。令壮士扑之，决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开因此，遂令德信列长仁倚亲骄豪，无畏惮。据《北史·长仁传》。《北齐书》云：“后长仁倚亲骄豪，无畏惮”，则以德信之弹文为事实矣。由是除齐州刺史。齐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及辞，于昭阳列仗引见，长仁不敢发语，惟泣涕横流。到任，启求暂归，所司不为奏。怨愤，谋令人刺士开。其弟告之。士开密与祖孝征珽字。议之。孝征引汉文帝杀薄昭故事，于是敕遣张固、刘桃枝驰驿诣齐州，责长仁谋害宰辅，遂赐死。案长仁亲太后兄，而其死也，太后不能庇，恐其罪状，亦不止于欲谋杀士开矣。《祖珽传》：珽以言禅事，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既见重二宫，因志于宰相。先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乃疏赵彦深、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惧不敢通，其事颇泄。彦深等先诣帝自陈。武成。帝大怒，鞭二百，配甲坊。寻徙于光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为深坑置诸内，桎梏不离其身。夜中以芜青子烛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后主忆之，就除海州刺史。东魏改青州为海州。治龙沮，见第九章第五节。是时陆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爱幸，珽乃遗陆媪弟悉达书。和士开亦以珽能决大事，欲以为谋主，故弃除旧怨，虚心待之。与陆媪言于帝。珽由是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盖时士开势亦甚危，故明知珽之倾险，而亦欲引以自助也，然卒不免于赵郡王之祸。

赵郡王俨，在武成时，已拜开府、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迁大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帝幸并州，俨常居守。《传》云：帝每称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以后主为劣，有废立意。此与《和士开传》谓胡后欲立俨，而武成以后主体正居长，难于移易者又不同，足见史说多不尽信。和士开、骆提婆忌之。武平二年（571年），陈太建三年。出俨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得复每日见太后。每日，《北史》作无时。四月，诏除太保，余官悉解。犹带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库，欲移俨于外，然后夺其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左右开府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说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间构。何可出北宫，入百姓丛中也？”俨谓侍中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儿欲杀之。”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因赞成其事。俨乃令子宜表弹士开罪，请付禁推。子琮杂以他文书奏之。后主不审省而可之。俨诳领军库狄伏连曰：“奉敕令领军收士开。”伏连以谘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须重奏？”伏连信之。伏五十人于神虎门外，诘旦，执士开送御史。俨使冯永洛就台斩之。俨徒本意，惟杀士开，及是，因逼俨曰：“事既然，不可中止。”俨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后主急召斛律光。光入见后主于永巷。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邪必不敢动。”皮景和亦以为然。景和时为领军将军。后主从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来。”俨徒骇散。帝驻马桥上呼之。俨犹立不进。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执其手，强引以前。帝拔俨带，刀环乱筑辫头，良久，乃释之。收伏连及高舍洛、王子宜、刘辟疆、都督翟显贵于后园，帝亲射之而后斩。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职吏，尽欲杀之。光以皆勋贵子弟，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云：《春秋》责帅；于是罪之各有差。自是太后处俨于宫内，食必自尝之。陆令萱说帝；何洪珍与和士开素善，亦请杀之；未决，以食舆密迎祖珽问之。珽称周公诛管叔，季友酖庆父，帝纳其言。以俨之晋阳。九月下旬，帝启太后曰：“明日欲与仁威出猎，仁威，俨字。须早出早还。”是夜四更，帝召俨，使刘桃枝杀之。时年十四。有遗腹四男，皆幽死。《北史·冯子琮传》云：和士开居要日久，子琮旧所附托，中虽阻异，其后还相弥缝。时内外除授，多由士开奏拟，子琮既恃内戚，兼带选曹，自擅权宠，颇生间隙。时陆媪势震天下，太后与

之结为姊妹，而和士开于太后有丑声，子琮欲阴杀陆媪及士开，因废帝而立琅邪王俨。以谋告俨，俨许之。乃矫诏杀士开。及俨见执，言子琮教己。太后怒，又使执子琮，遣右卫大将军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绞杀之。此与《俨传》谓俨徒本意惟欲杀士开者绝异。《胡后传》言：后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帝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法。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邺，至紫陌，见第一节。卒遇大风雪，舍人魏僧伽明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帝诈云邺中有急，弯弓缠矟，驰入南城。令邓长幽太后北宫。仍有敕：内外诸亲，一不得与太后相见。久之，帝迎复太后。太后初闻使者至，大惊，虑有不测。每太后设食，帝亦不敢尝。周使元伟来聘，作《述行赋》，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文虽不工，当时深以为愧。然则冯子琮之死，究出太后意？抑其逆谋竟与太后相连？又不可知矣。要之，和士开虽小人，然当时倾侧冒利之徒，其不知利害，罔顾大局，恐尚皆出士开下也。《封隆之传》：隆之弟子孝琰，为通直散骑常侍，以本官兼尚书左丞，其所弹射，多承意旨。有僧尼以他事诉竞者，辞引昙献，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致极法，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门下事。

赵王既死，南阳王绰遂见杀。《绰传》云：绰实武成长子，以五月五日辰时生。至午时，后主乃生。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贬为第二，其见忌宜矣。绰时为定州刺史。《绰传》言其好微行，游猎无度，恣情强暴，云学文宣伯为人。后主闻之，诏锁赴行在所。至而宥之。问在州何者最乐？对曰：“多取蝎，将蛆混看极乐。”后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谓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绰由是大为后主宠，拜大将军，朝夕同戏。韩长鸾闻之，除绰齐州刺史。将发，长鸾令绰亲信诬告其反。奏云：“此犯国法，不可赦。”后主不忍显戮，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搤杀之。其说非实，显而易见。武成第四子齐安王廓，《传》云：性长者，无过行，其为人盖无足忌，故免于患。第五子北平王贞，武成行幸，总管留台事积年。阿那肱承旨，令冯士干劾系于狱，夺其留后之权。第六子高平王仁英，第七子淮南王仁光，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几，次乐平王仁邕，次颍川王仁俭，次安乐王仁雅，次丹阳王仁直，次东海王仁谦。皆养于北宫。琅邪死后，诸王守禁弥切。武平末年，仁邕以下，始得出外。供给俭薄，取充而已。

赵王俨之变，所以戡定甚易，盖颇有赖于斛律光，然未几，光亦遭族诛之惨。立乱朝者，诚无以自全哉！光父金，先世本朔州敕勒部人。高祖侯倍利，道武时率户内附。父那瓌，为领民酋长。金初从破六韩拔陵，后诣云州降。后魏正光中，改朔州为云州。稍南出，为杜洛周所破，与兄平脱身归尔朱荣。后从神武为将。金老寿。光，神武时久刺晋州，后移朔州，乾明后刺并州。弟羡，字丰乐，久刺幽州。《北齐书·光传》，侈陈光之功绩，几于为齐之长城，其实所争者不过汾州、宜阳间之小戍，且亦无大克捷，读第六节自见，《光传》盖阿私斛律氏者之所为，不足信也。光之所以见忌者，徒以仍世贵显，男尚公主，女为皇后，又兄弟并膺边任故耳。武平二年（571年），陈太建六年。周人围宜阳，光赴之，还军未至邺，敕令便放兵散。光以为军人多有功勋，未得慰劳，乃密通表请使宣旨，军仍且进。朝廷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仍驻营待使。帝心甚恶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拜光左丞相。光忿祖珽。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帝赐提婆晋阳之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难，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由是祖、穆积怨。周将韦孝宽忌光，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祖珽因续之，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之，以告其母。遂相与协谋，以谣言启帝，曰：“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明月，光字。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帝以问韩长鸾，长鸾以为不可，事寝。祖珽又见帝请间。惟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得公启，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理。”珽未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而不决行，万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犹豫未决。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放兵散，光令军逼帝京，将行不轨，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数；每遣使丰乐、武都处，武都，光长子，见下。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启云军逼帝京，会帝所疑亿。谓何洪珍云：“人心亦大圣，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耎，恐即变发，令洪珍驰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从命。珽因云：“正尔召之，恐终不肯入。宜遣使赐其一骏马，云明日将往东山游观，王可乘此马同行。光必来奉谢，因引入执之。”帝如其言。顷之，引入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拉而杀之。于是下诏称光谋反，今已伏法，其余家口，并不须问。寻而发诏尽灭其族。敕使中领军贺拔伏恩等十余人驿捕羡。遣领军大将军鲜于桃枝、洛州行台仆射独孤永业便发定州骑卒续进，仍以永业代羡。伏恩等至，羡出见，遂执之，死于长史听事。光四子：长武都，梁、兖二州刺史，遣使于州斩之。次须达，先卒。次世雄，次恒伽，并赐死。少子钟，年数岁，获免。羡之死，及其五子世达、世迁、世辨、世酋、伏护，余年十五以下者宥之。案光虽再世为将，兄弟又并握兵，然自乾明以来，中朝政变迭乘，光皆若不闻者；亦不闻有人与之相结，光女为乐陵王妃，死状甚惨，光亦无怨怼意；其不足忌可知，而后主畏忌之如是，可见其度量之不广矣。

斛律光以武平三年（572年）陈太建四年。七月死，八月，其女为皇后者遂废。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长仁女也。十月，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十二月，废胡后为庶人。明年，武平四年（573年），陈太建五年。二月，拜穆氏为皇后。《后妃传》云：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从婢也。母名钦霄，本穆子伦婢也，转入侍中宋钦道家，奸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钦道伏诛，因此入宫。有幸于后主。陆太姬知其宠，养以为女。《佞幸传》云：穆后立，令萱号曰太姬，此即齐朝母氏之位号也，则此时尚未有太姬之号。武平元年（570年）六月，生皇子恒。虑皇后斛律氏怀恨，先令母养之，立为皇太子。陆以国姓之重，穆、陆相对，又奏赐姓穆氏。斛律后废，陆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许。祖孝征请立胡昭仪。其后陆媪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女？作如此语言。”太后问有何言？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太后多行非法，不可以训。”太后大怒，唤后出，立剃其发，送令还家。案太后见幽，不知此时已迎复不？即已迎复，与后主猜忌甚深，安能立剃后发，即送回家？其不足信可知。《北史·穆提婆传》曰：令萱，自太后已下，皆受其指麾。斛律皇后之废也，太后欲以胡昭仪正位后宫，力不能遂，乃卑辞厚礼，以求今萱，说较《后妃传》为近理。《祖珽传》云：和士开死后，仍说陆媪出赵彦深，以珽为侍中。在晋阳，通密启请诛琅邪王。其计既行，渐被任遇。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陆媪为太后，撰魏太后故事，为太姬言之。太姬亦称珽为国师、国宝。由是拜尚书左仆射。斛律光甚恶之。常谓诸将云：“边境消息，处分兵马，赵令尝与吾等参论之，盲人掌机密以来，全不共我辈语，正恐误他国家事。”珽颇闻其言，因其女皇后无宠，以谣言闻上。令其妻兄郑道盖奏之。珽又附陆媪，求为领军。后主许之。诏须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征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明旦，面奏具陈珽不合之状。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无大臣体。珽亦求面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与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谮臣。”帝弱颜，不能讳，曰：“然。”珽列元海共司农卿尹子华、大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遂除子华仁州刺史，仁州，梁置，后入魏。治赤坎城，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叔元襄城太守，襄城，见第三章第四节。叔略

南营州录事参军。魏孝昌中，营州陷，永熙二年（533年），置南营州，治英雄城，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陆媪又唱和之，复除元海郑州刺史。珽自是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元海传》云：河清二年（563年），元海为和士开所谮，被棰马鞭六十，出为兖州刺史。元海后妻，陆太姬甥也，故寻被追任使。武平中，与祖珽共执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语告珽。珽求领军，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报太姬。太姬怒，出元海为郑州刺史。《珽传》又云：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珽推崇高望，官人称职，内外称美。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始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案此事在武平二年十月，正琅邪王俨死后，盖因俨以此作乱故也。事连百姓，皆归郡县。宿卫、都督等，号位从旧。官名、文武章服，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推诚延士，为致治之方。陆媪、穆提婆议颇同异。珽乃讽御史中丞丽伯律，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贿，知其事连穆提婆，欲使臧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陆媪。犹恐后主溺于近习，欲因后党为援，请以皇后兄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为御史中丞。陆媪闻而怀怒，百方排毁。即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领军，君璧还镇梁州。皇后之废，颇亦由此。王子冲释而不问。珽日益以疏。又诸宦者更共谮毁之。后主问诸太姬，闵默不对。三问，乃下床曰：“老婢合死。本见和士开道孝征多才博学，言为善人，故举之。比来看之，极是罪过。人实难知，老婢合死。”后主令韩长鸾检案，得其诈出敕受赐十余事。以前与其重誓，不杀，遂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珽求见后主。韩长鸾积嫌于珽，遣人推出柏阁。珽固求见面，坐不肯行。长鸾乃令军士曳牵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诮责。上道后，令追还，解其开府、仪同、郡公，直为刺史。观此，知胡、穆之兴替，实祖珽与陆令萱、穆提婆母子之争耳。祖珽小人，安得忽有整顿政事之想？盖居机衡之地者，无论如何邪曲，其所为，终必有为群小所不便之处，故韩长鸾及诸阉宦，群起而攻之，此乃势所不免，而非珽之能出身犯难也。珽虽无行，究系士人，珽败，穆提婆遂为尚书左仆射；高阿那肱录尚书，后且进位丞相；韩长鸾为领军大将军；共处衡轴，朝局益不可问矣。段韶之弟孝言，为东部尚书，抽擢之徒，非贿则旧。祖珽执政，将废赵彦深，引为助。又托韩长鸾，共构祖珽之短。及珽出，除尚书右仆射，仍掌选举。恣情用舍，请谒大行。富商大贾，多被铨擢。所用人士，咸是倾险放纵之流。寻迁左仆射，特进，侍中如故。

是时王师来讨，江、淮失陷，见第七节。于是兰陵王长恭见杀，武平四年五月。盖忌之也。无几，又有崔季舒等见杀之事。十月。季舒时待诏文林馆，监撰《御览》。《后主纪》：武平三年（572年）二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后改名《修文殿御览》。季舒素好图籍，暮年转更精勤，实已无意于政事。祖珽受委，奏季舒总监内作。珽被出，韩长鸾以为珽党，亦欲出之。属后主将适晋阳，季舒与张雕虎议，张雕虎从《本纪》。本传作张雕，《北史》作张雕武，皆避唐讳也。以为寿春被围，大军出拒，信使往还，须禀节度；兼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云大驾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启谏，必动人情。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临时疑贰。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虎、侍中。刘逖、封孝琰、皆散骑常侍。裴泽、郭遵等皆黄门侍郎。为首，并斩之殿庭。长鸾令弃其尸于漳水。自外同署，将加鞭挞，赵彦深执谏获免。季舒等家属男女徙北边，妻、女、子妇配奚官，小男下蚕室，没入赀产。张雕虎者，见《齐书·儒林传》中。尝入授后主经书。后主甚重之，以为侍读，与张景仁并被尊遇。其《传》云：胡人何洪珍，有宠于后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为其兄子娶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里，恩遇日隆。雕以景仁宗室，自托于洪珍。倾心相礼，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尝为其指南。时穆提婆、韩长鸾与洪珍同侍帷幄，知雕为洪珍谋主，甚忌恶之。洪珍又奏雕兼国史。寻除侍中，加开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见从。特敕奏事不趋，呼为博士。雕自以出于微贱，致位大臣，厉精在公，有匪躬之节。论议抑扬，无所回避。宫掖不急之费，大存减省。左右纵恣之徒，必加禁约。数讥切宠要，献替帷扆。上亦深倚杖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为己任，意气甚高。长鸾等虑其干政不已，阴图之。刘逖见《文苑传》，云：初逖与祖珽，以文义相待，结雷、陈之契。又为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将免赵彦深等也，先以造逖，仍付密契，令其奏闻。彦深等颇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逖告其所为。及珽被出，逖遂遣弟离婚，其轻交易绝如此。然则季舒等之见杀，其中又有赵彦深、祖珽之争焉，真匪夷所思矣。张雕虎亦非正士，而为韩长鸾所疾，其故，正与祖珽之见疾同，要而言之，则不容有政治耳。

武平五年（574年），陈太建六年。二月，南安王思好反。思好本浩氏子，上洛王思宗元海之父。养以为弟。累迁朔州刺史，甚得边朔人心。《传》云：后主时，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谨，光弁倨敖，思好衔恨，遂反。帝闻之，使唐邕、莫多娄敬显、刘桃枝、中领军库狄士连驰之晋阳，帝敕兵续进。思好兵败，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围之，且杀且招，终不降以至尽。此岂似徒有憾于斫骨光弁者耶？北齐是时，即无外患，内乱亦必作，然外患既迫，内乱且欲起而不及矣。

《后主本纪》总述当时荒淫之状云：帝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每灾异、寇盗、水旱，亦不贬损，惟诸处设斋，以此为修德。雅信巫觋，解祷无方。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剥人面皮而视之。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赂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官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诸贵宠祖祢追赠官，岁一进，位极乃止，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弊。《穆后传》云：武成时，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费不可称计，被火所烧。后主既立穆皇后，复为营之。属周武遭太后丧，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赍锦采三万匹，与吊使同往，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周人不与交易。然而竟造焉。颜之推《观我生赋注》云：“武成奢侈，后宫御者数百人，食于水陆贡献珍异，至乃厌饱。裈衣悉罗缬锦绣珍玉织成，五百一段。尔后宫掖遂为旧事。”故曰：后主之侈靡，其原实自武成开之也。承武成之奢丽，以为帝王当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宫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文襄六王传》云：初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矟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于是贵贱慕斆，处处兴造。则后主之侈于宫室，亦自武成启之也。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狗则饲以粱肉。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

鹰之入养者，稍割犬肉以饲之，至数日乃死。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为乞食儿。又为穷儿之市，躬自交易。尝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为羌兵鼓噪陵之，亲率内参临拒。或实弯弓射人。自晋阳东巡，单马驰骛，衣解发散而归。又好不急之务。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焉。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爰自邺都，及诸州郡，所在征税，百端俱起。凡此诸役，皆渐于武成，至帝而增广焉。然未尝有帷薄淫秽，惟此事颇优于武成云。案后主虽荒淫，不甚暴虐，谓其尽杀群厉，剥人面皮，似近于诬。一夜索蝎，与《南阳王传》所言，似即一事，其说之不足信，前已辨之矣。后主受病之根，在于承武成而以为帝王当然一语，故曰诒谋之不臧也。

第五节 周篡西魏

从来北狄入中国者，其能否有成，恒视其能否通知中国之情形。以此言之，则尔朱荣不如高欢，高欢又不如宇文泰。欢之任其子澄以绳抑勋贵，特因诸勋贵纵恣大甚，纲纪荡然，不得不如是耳，非真能留意政事也，而泰则颇知治体。泰之平侯莫陈悦也，周惠达归之。惠达初从贺拔岳，泰任以后事。营造戎仗，储积食粮，简阅士马，时甚赖焉。赵青雀之叛，辅魏太子出渭桥以御之者，即惠达也。时惠达辅魏太子居守，总留台事。史称自关右草创，礼乐阙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仪轨稍备，其人盖亦粗知治制。为大行台仆射，荐行台郎中苏绰于泰。泰与语，悦之，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后又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辅泰凡十二年。

自大统元年（535年）至十二年（546年），即自梁大同元年至中大同元年。史称绰之见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指陈帝王之道，不过门面语，兼述申、韩之要，则实为当时求治之方，盖为治本不能废督责，而当文武官吏竞为贪虐之乱世为尤要也。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又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一治心身，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饬吏治以恤民生，可谓得为治之要矣。泰于绰，实能推心委任。凡所荐达，皆至大官。泰或出游，常豫署空纸以授绰，须有处分，随事施行，及还，启之而已。泰又欲放《周官》改官制，命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令卢辩成之。辩亦累世以儒学名者也。泰又立府兵之制，以整军戎。建国之规模粗备。

西魏文帝以大统十七年（551年）死。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太子钦立，是为废帝。废帝二年（553年），梁元帝承圣二年，废帝不建年号。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而死。废帝仍欲谋泰。时泰诸子皆幼；犹子章武公导、中山公护，复东西作镇，故惟托意诸婿，以为心膂。李远子基，李弼子晖，于谨子翼，俱为武卫将军，分掌禁旅，故密谋遂泄。据《周书·李远传》。案泰长子毓，即明帝，当魏恭帝元年，年已二十一，不为甚幼，盖其人本无能为，故泰不得不以后事属宇文护也。泰使尉迟纲典禁旅，密为之备。纲者，迥之弟。其父俟兜，娶泰姊昌乐长公主。迥与纲少孤，依托舅氏。明年，泰废帝，立齐王廓，宝炬第四子。是为恭帝。仍以纲为中领军，总宿卫。是年，泰死，梁敬帝之太平元年（556年）也。泰长子宁都郡公毓，其妻独孤信之女也。次子曰宋献公震，前卒。第三子略阳郡公觉，母魏孝武帝妹，立为世子。《周书·李远传》云：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长，已有成德，孝闵处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谓之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司马即独孤信，明帝敬后父也。众皆默，未有言者。远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礼经》明义，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即斩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陈说。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议。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议。”案信在诸将中不为特异，太祖何至惮之？疑传之非其实也。泰长兄邵惠公颢，与卫可孤战死。次兄曰杞简公连，与其父俱死定州。三兄曰莒庄公洛生，为尔朱荣所杀。参看第十二章第九节。颢长子什肥，连子光宝，洛生子菩提，皆为齐神武所害。颢次子导，夙从泰征伐，死魏恭帝元年（537年）。导弟护，泰初以诸子并幼，委以家务，故泰死，宇文氏之实权集于护。《周书·于谨传》曰：“太祖崩，孝闵帝尚幼，中山公护虽受顾命，《护传》云：太祖西巡，至牵屯山，遇疾，驰驿召护。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牵屯山，见第六章第六节。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云阳，见第三章第五节。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护深忧之，密访于谨。谨曰：“夙蒙丞相殊睠，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辞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人图问鼎，丞相志任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国祚中兴，群生遂性。今上天降祸，奄弃群僚。嗣子虽幼，而中山公亲则犹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是家事，素虽庸昧，何敢有辞？”谨既太祖等夷，护每申礼敬，至是，谨乃趋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再拜。因是众议始定。观此，便知泰死后宇文氏急于图篡之故，盖不篡则魏相之位，人人可以居之，不徒若护之名位素下者，不能久据，即宇文氏亦且濒于危；既篡则天泽之分定，而护亦居亲贤之地，不复以名位素下为嫌矣。

于是泰既葬，护使人讽魏恭帝，恭帝遂禅位于觉，是为周孝闵皇帝。

然众究不可以虚名劫也，于是赵贵、独孤信之谋起焉。《贵传》云：孝闵帝即位，晋公护摄政，贵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与信谋杀护。及期，贵欲发，信止之。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被诛。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时闵帝元年二月也。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年），闵帝亦不建年号。及九月而闵帝亦废。《纪》云：帝性刚果，见晋公护执政，深忌之。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护之专。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潜谋，请帝诛护。帝然之。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密白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潼州，今四川绵阳县。凤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将召群公入，因此诛护。光洛又白之。时小司马尉迟纲统宿卫兵，护乃召纲，共谋废立。令纲入殿中，诈呼凤等论事。既至，以次执送护第，并诛之。纲乃罢散禁兵。帝方悟无左右。独在内殿，令宫人持兵自守。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遂幽于旧邸。月余日，以弑崩。时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观闵帝欲召群公而诛护，则知是时朝贵之不服护者仍多矣。李植者，远之子，护并逼远令自杀。植弟叔谐、叔谦、叔让亦死。惟基以主婿，又为季父穆所请得免。远兄贤，亦坐除名。贺兰祥者，父初真，尚太祖姊建安长公主，祥年十一而孤，长于舅氏。与护中表，少相亲爱，军国之事，护皆与祥参谋。亦尉迟纲之流也。时与纲俱掌禁旅，递直殿省者，尚有蔡祐。祐父事太祖。闵帝谋害护，祐常泣谏，不从。盖时闵帝尚在幼冲，欲图摇动护，实非易也。闵帝既废，护乃迎太祖长子毓而立之，是为世宗明皇帝。明年，建元武成。陈永定三年（559年）。正月，护上表归政。许之。军国大政，尚委于护。帝性聪睿，有识量，护深惮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幸于护，稍被升擢，至膳部下大夫。二年（560年），陈帝天嘉元年。四月，护密令安因进食加以毒药弑帝。于是迎立太祖弟四子鲁公邕，是为高祖武皇帝。百官总己，以听于护。

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督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保定元年（561年），陈天嘉二年。以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二年（562年），陈天嘉三年。侯莫陈崇从高祖幸原州，高祖夜还，京师窃怪其故。崇谓所亲曰：“吾昔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死耳。”于是众皆传之。有发其事者。高祖召诸公卿于大德殿责崇。崇惶恐谢罪。其夜，护遣使将兵就崇宅逼令自杀。《崇传》云：“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537年），梁大同三年。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550年）梁大宝元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欣，献文子广陵王羽之子。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言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六人者，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及崇也，而为护所杀者三焉。初太祖创业，即与突厥和亲，谋为掎角，共图高氏。是年，乃遣杨忠与突厥东伐。期后年更举。先是护母阎姬，与皇第四姑及诸戚属，并没在齐，皆被幽系。护居宰相之后，每遣间使寻求，莫知音息。至是并许还朝。四年（564年），陈天嘉五年。皇姑先至，护母亦寻还。周为之大赦。护与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高祖率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荣贵之极，振古未闻。是年，突厥复率众赴期。护以齐氏初送国亲，未欲即事征讨，复虑失信蕃夷，更生边患，不得已，遂请东征。护性无戎略，此行又非本心，遂至败绩。周与突厥伐齐之事，详见下节。天和二年（567年），陈废帝光大元年。护母薨。寻有诏起令视事。高祖以护暴慢，密与卫王直图之。七年（572年），诛护后改元建德。陈宣帝太建四年。三月十八日，护自同州还。魏华州，西魏改为同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帝御文安殿见护讫，引护入含仁殿朝太后。帝以玉珽自后击之。护踣于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斩之。泉惶惧，斫不能伤。时卫王直先匿于户内，乃出斩之。初帝欲图护，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颇豫其谋，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是日轨等并在外，更无知者。杀护讫，乃召宫伯长生览等告之。即令收护诸子及党与，于殿中杀之。李安亦豫焉。齐王宪白帝曰：“李安出自皂隶，所典惟庖厨而已。既不预时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为也。”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蒲州，周置，今山西永济县。征赴京师，至同州，赐死。昌城公深使突厥，遣赍玺书就杀之。《于翼传》言：翼迁大将军，总中外宿卫兵事，晋公护以帝委翼腹心，内怀猜忌，转为小司徒，拜柱国，虽外示崇重，实疏斥之。武帝之图护，盖未尝用一兵；并王轨等数人，临事亦无所闻；可谓藏之深而发之卒矣。卫王直，太祖第四子，帝母弟也。太祖第五子齐王宪，才武。世宗时为益州刺史，后为雍州牧。数与齐人战。护雅相亲委，赏罚之际，皆得豫焉。护诛，以宪为大冢宰，实夺其权也。直请为大司马，帝以为大司徒。建德三年（574年），陈太建六年。帝幸云阳宫，直在京师举兵反。袭肃章门。宫门。司武尉迟运纲子。时辅太子居守。闭门拒守。直不得入，遁走。追至荆州，获之。免为庶人。囚于别宫。寻诛之，及其子十人。宇文护虽跋扈，亦不可谓无才。《周书·护传论》曰：“太祖崩殂，诸子冲幼，群公怀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变魏为周，俾危获 者，护之力也。”太祖诸子，较长者无才，有才者多幼，微护，宇文氏之为宇文氏，盖有不可知者矣。其居相位时，政事亦似未大坏。《传》言护“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诸子贪残，僚属纵逸，恃护威势，莫不蠹政害民”；或死后加

罪之辞也。至周武帝之为人，则性极雄武。《周书·本纪》云：“帝沉毅有智谋。初以晋公护专权，常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及诛护之后，始亲万机。克己厉精，听览不怠。用法严整，多所罪杀。号令恳恻，惟属意于政。群下畏服，莫不肃然。性既明察，少于恩惠。凡布怀立行，皆欲逾越古人。身衣布衣，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堦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亲脱靴以赐之。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帝之为人，盖极宜于用兵。周之政治，本较齐为修饬，而帝以雄武，乘齐人之昏乱，遂成吞并之势矣。

第六节 周、齐兵事

当高欢、宇文泰之世，东西仍岁战争，而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及文宣篡魏，宇文泰遂以其年东伐。盖以有辞可藉，姑出兵以尝之也。是岁，九月，泰发长安。时连雨，自秋及冬，诸军马驴多死。十一月，至陕城。见第六章第一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文宣亲戎，次于城东。晋阳城东。泰闻其军容严盛，自蒲坂还。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皆入于齐。尔后八年，西魏用兵于南，取蜀，陷江陵；齐则用兵于柔然、突厥、奚、契丹；魏、齐初无甚争战，盖彼此皆知敌之无衅可乘也。陈敬帝太平元年（556年），齐天保七年，魏恭帝三年。宇文泰死。《北齐书·文宣纪》云：“尝于东山游燕，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伐。是岁，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此乃侈辞。沙苑之战，神武尚致丧败，况西魏此时，立国已久，根基已固邪？文宣盖亦明知其事之难，故兵竟不出也。明年，陈武帝永定元年（557年），齐天保八年，周闵帝元年。周闵帝篡魏。又明年，陈永定二年（558年），齐天保九年，周明帝元年。三月，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降于周。北豫州，治虎牢，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消难，子如子也，尚神武女。在州不能廉洁，为御史所劾。又与公主情好不睦，主谮诉之。文宣在并，驿召上党王涣，涣斩使者东奔，朝士私相谓曰：“上党亡叛，似赴成皋，若与司马北豫州连谋，必为国患。”言达文宣，文宣颇疑之。消难惧，故降周。周使达奚武、杨忠拔之以归。此亦徒得一齐之叛臣耳。又明年，陈永定三年（559年），齐天保十年，周明帝武成元年。齐文宣死，孝昭立，《纪》谓其意在顿驾平阳，为进取之计。按《北齐书·卢叔武传》云：叔武，《北史》作叔彪，实名叔虎，避唐讳。肃宗即位，召为太子中庶子，问以世事。叔武劝讨关西，曰：“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贫。大齐比之关西，强弱不同，贫富有异，而戎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于不用强富也。轻兵野战，胜负难必，是胡骑之法，非深谋远算，万全之术也。宜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蒲州，见上节。深沟高垒，运粮积甲，筑城戍以属之。彼若闭关不出，则取其黄河以东。长安穷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为我敌。所供粮食，皆出关内。我兵士相代，年别一番；谷食丰饶，运送不绝。彼来求战，我不应之；彼若退军，即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有艰难，与我相持，农作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纳之。又愿自居平阳，成此谋略。令元文遥与叔武参谋，撰《平西策》一卷。未几，帝崩，事遂寝。此《本纪》之言所由来也。案关、陇户口，或较少于东方；然西魏之地，本逾函

谷，扼三鵶，攻守之计，非但蒲津一路；况周是时，已取全蜀，并襄阳，兵饷所资，又岂必专恃关、陇？则叔虎之言，亦失之夸矣。然使孝昭在位，虽不足言兼并，或可与周相抗；孝昭死而武成荒淫，志不在敌，至后主昏乱弥甚，于是东西搆兵，只有东略之师，更无西入之计矣。

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齐武成之太宁元年，而周武帝之保定元年也。周于玉壁置勋州，玉壁，见第十二章第十节。以韦孝宽为刺史。案东魏及齐，国都在邺，其兵马重镇，则在晋阳。自潼关东出，取洛阳，度河北上，以摇动邺与晋阳较难，而自蒲津度河东出较易；自东方西入，欲图摇动长安者亦然。故神武之攻西魏，始终重在汾北；周武帝亦卒出此而后成功；而此时齐孝昭欲顿驾平阳，周亦注重于此一路之防守也。四年（563年），齐河清二年，周保定三年。九月，周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十二月，复遣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忠。武成自邺赴救。明年，陈天嘉四年（564年），齐河清三年，周保定四年。正月，杨忠至晋阳，战，大败。齐段韶追之，出塞而还。《周书·杨忠传》云：朝议将与突厥伐齐，公卿咸曰：“非十万不可。”忠独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万骑足矣。”与《本纪》言忠率骑一万相合；而《齐书·本纪》言：忠率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余万人；《段韶传》言突厥从北结阵而前，东距汾河，西被风谷；山名，在太原西，接交城县界。则周兵寡而突厥颇众。然《韶传》又言：周人以步卒为先锋，从西山而下；而《杨忠传》谓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战；则突厥此役，实未与于战事，故杨忠以寡弱而败也。《北齐书·武成纪》言：突厥自恒州分为三道，杀掠吏人；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周书·杨忠传》言：突厥纵兵大掠，自晋阳至栾城，后汉县，晋省，魏复置，北齐又废，在今山西栾城县北。七百余里，人畜无遗；则周虽丧败，而齐之受创亦深矣。齐使斛律光御达奚武。武闻杨忠败，亦还。武成归宇文护之母以通好，已见上节。突厥复率众赴期，护不欲行，又恐失信突厥，或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暨秦、陇、蜀之兵，诸蕃国之众，凡二十万，十月，复东征。至潼关，遣尉迟迥以精兵十万为先锋。权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县瓠。杨檦出轵关。太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尉迟迥围洛阳。十二月，与齐救兵战于邙山，见第七章第七节。大败。《周书·宇文护传》云：护本令堑断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遏其救兵，然后同攻洛阳。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惟斥候而已。直连日阴雾，齐骑直前。围洛之军，一时溃散。惟尉迟迥率数十骑捍敌，齐公宪又督邙山诸将拒之，乃得全军而返。《齐炀王宪传》云：晋公护东伐，以尉迟迥为先锋，围洛阳。宪与达奚武、王雄等军于邙山。自余诸军，各分守险要。齐兵数万，奄至军后。诸军恇怯，并各退散。惟宪与王雄、达奚武拒之，而雄为齐人所毙，三军震惧。《达奚武传》言：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粗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旦弃之乎？”宪从之，乃全军而返。《齐书·段韶传》云：尉迟迥等袭洛阳，诏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击之。军于邙山之下，逗留未进。世祖召谓曰：“今欲遣王赴洛阳之围，但突厥在北，复须镇御，王谓如何？”韶曰：“北狄侵边，事等疥癣，西羌窥边，便是膏肓之病，请奉诏南行。”世祖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自晋阳。五日便济河。韶旦将帐下二百骑，与诸军共登邙阪，聊观周军形势。至太和谷，邙山谷名。便直周军。即遣驰告诸营，追集兵马。乃与诸将结阵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周人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战。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其中军所当者，亦一时瓦解，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洛城之围，亦即奔遁，尽弃营幕。从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物，弥满川泽。

综观诸传之文，周军当日，实以斥候不明而败，谓其未断河阳之路，尚属恕辞。何者？长恭与光，至邙山已久，并非仓卒奄至也。至已久而逗留不进，必待段韶迫之，然后能战，则齐之将帅，亦并无勇气，而周竟丧败如此，谓其同于儿戏，亦不为过矣。此实由元戎威令不行，诸将治军不肃，有以致之，《宇文护传》谓其性无戎略，信哉！时权景宣已降豫州，闻败，亦弃之。杨檦以战败降齐。杨忠出沃野，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应接突厥，闻护退，亦还。周与突厥无能为如此，而武成一遭侵伐，即急还护母以言和；《段韶传》言：宇文护因边境移书，请还其母，并通邻好。世祖遣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韶以“护外托为相，其实王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见，且外许之，待通和后，放之未晚。”不听。《周书·护传》言：护报阎姬书后，齐朝不即发遣，更令与护书，要护重报，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议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齐，移书未送而母至，则齐终据护私书而还其母也。亦可见武成求和之亟矣。邙山捷后，亦不闻乘胜更有经略；其无能为，实更甚矣。陈废帝光大二年（568年），齐后主天统四年，周天和三年。两国遂通和。是岁，武成死。宣帝太建元年（569年），齐天统五年，周天和四年。周盗杀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齐，孔城，后魏新城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县南。两国衅端复起。齐兰陵王长恭、斛律光，周齐王宪等互争宜阳及汾北之城戍。宜阳，见第三章第三节。至三年（571年）齐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四月，而周陈公纯等取宜阳，六月，齐段韶取汾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然初无与于胜负之大计；而此数年中，两国使命，亦仍相往来；则特疆场上衅而已，《周》《齐》两书诸列传，侈陈战绩，乃邀功、夸敌之辞，不足信也。是岁，九月，段韶卒。明年，陈太建四年（572年），齐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三月，周杀宇文护。六月，齐杀斛律光。《周书·于翼传》曰：先是与齐、陈二境，各修边防，虽通聘好，而每岁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获。高祖既亲万机，将图东讨，诏边城镇并益储偫，加戍卒。二国闻之，亦增修守御。翼谏曰：“宇文护专制之日，兴兵至洛，不战而败，所丧实多。数十年委积，一朝麋散。虽为护无制胜之策，亦由敌人有备故也。且疆场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戍防，继好息民，以待来者。彼必喜于通和，懈而少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若犹习前踪，恐非荡定之计。”帝纳之。于是周、齐之争，内急而外缓，而齐人是时，荒纵已甚，敌皆能识其情，而陈人经略之师起矣。

第七节 陈取淮南

华皎之乱，陈与梁、周启衅。太建二年（570年），周天和五年。章昭达复伐梁。时萧岿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袭之，焚其舟舰。周军于峡下南岸筑垒，峡，谓西陵峡。名曰安蜀城。于江上横列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以攻其城，降之。岿告急于周襄州总管卫公直。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直令赵訚、李迁哲救之，并受江陵总管陆腾节度。迁哲守江陵外城，程文季与雷道勤夜袭入之。迁哲不能抗。陆腾遣甲士出击，道勤中流矢死，文季仅以身免。昭达又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城。《水经注》：纪南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在灵溪东。纪南、灵溪，皆见第七章第三节。迁哲塞北堤以止水。腾率将士战于西堤，陈兵不利。昭达乃还。周武帝使杜杲来，论保境息民之意。宣帝许之。使命复通。三年（571年），齐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帝遣使如齐谋伐周。齐人弗许。四年（572年），齐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杜杲复来。帝使谓之曰：“若欲合从图齐，当以樊、邓见与，方可表信。”杲答曰：“合从图齐，岂惟敝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是岁，华皎朝于周。至襄阳，谓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人少国贫，望借数州，以裨梁国。”直然之，遣使言状。武帝许之。以基、平、鄀三州归于岿。基州，西魏置，在今湖北钟祥县南。平州，周置，今湖北当阳县。鄀州，西魏置，在今湖北荆门县北。盖周之意，始终在翼梁以敌陈也。是时周无衅可乘，而齐政荒乱，宣帝乃舍西而图东。

太建五年（573年），齐武平四年。三月，分命众军北伐。以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出秦郡。见第十三章第三节。黄法 出历阳。齐遣其历阳王步骑来援，于小岘筑城。法 遣樊毅御之大岘，大破其军。大小岘，见第九章第二节。吴明彻至秦郡，克其水栅。初王琳之归齐也，齐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戮力。陈合州刺史裴景晖，琳兄珉之婿也，请以私属，道引齐师。孝昭委琳与行台右丞卢潜率兵应赴。沉吟不决。景晖惧事泄，挺身归齐。孝昭令琳镇寿阳。其部下将帅，悉听以行。乃除琳扬州刺史。琳水陆戒严，将观衅而动。属陈氏结好于齐，齐乃使琳更听后图。琳在寿阳，与行台尚书卢潜不协，更相是非。被召还邺。武成置而不问。及是，敕领军将军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为经略。《北齐书·源文宗传》云：赵彦深密访文宗。文宗，贺曾孙，名彪，《齐书》《北史》皆称其字，疑实名虎，以避唐讳改也。文宗曾为泾、秦二州刺史，知江、淮间事，故彦深访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数千已下，复不得与吴、楚争锋，命将出军，反为彼饵。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进既不得，退又未可，败绩之事，匪伊朝夕。国家待遇淮南，得失同于蒿箭。如文宗计者：不过专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旧将，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于昙顼，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窃谓计之上者。若不推赤心于琳，别遣余人掣肘，更成速祸，弥不可为。”彦深叹曰：“弟此良图，足为制胜千里。但口舌争来十日，已不见从。时事至此，安可尽言？”因相顾流涕。案王琳一人，岂有足御陈大军之理？盖齐人是时，已决弃淮南，特以琳委之于陈，胜则为意外之捷，不胜则于齐无所损耳。所以决弃淮南者？以一与陈连兵，则恐周人乘衅而至，其精兵之不肯多付诸将者以此。然则陈宣大举，亦系乘周、齐之衅而动。此固兵机宜然，然克捷之后，遂忘其本来，而自谓兵力足恃则误矣。此其所以旋败于周邪？琳背父母之邦而投戎狄，而敌人乃更令其代己受祸。为汉奸者，亦可以憬然悟矣。琳进战，大败，单马突围仅免。还至彭城，后主令便赴寿阳，并许召募。明彻既破破胡，遂降秦郡。五月。进兵仁州。见第四节。六月。至于峡口。见第六章第四节。七月。进围寿阳，堰肥水以灌其城。时魏皮景和等屯于淮南，竟不赴救。十月，城陷，琳被执，明彻斩之。皮景和等遁去。此盖源文宗所谓淮南得失，同之蒿箭，但令旧将，固守淮北者，乃齐人是时已定之策，非必景和等之驽怯也。史称琳有忠义之节，已辩于前。又称其“轻财爱士，得士卒之心”。其败也，“吴明彻欲全之，而其下将领，多琳故吏，争来致请，并相资给，明彻由此忌之，故及于难”。又言“琳被执，百姓泣而从之，明彻恐其为变，杀之，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号酹尽哀，收其血，怀之而去。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莫不为之歔欷流泣。观其诚信感物，虽李将军之恂恂善诱，殆无以加焉”。此真所谓淫辞。夫琳，不过一轻侠之徒。其在建业，既因恃功为暴，虽王僧辩之宽纵，亦不能舍之。张载之见害也，陆纳等抽其肠，系诸马脚，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备五刑而斩之。琳之徒党，所为如是，曾是百姓冒死以从此等人，而为之流泣乎？王僧辩之子，随琳入齐，为竟陵郡守。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闻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号哭，一恸而绝。汉奸末路，亦可悲矣。时黄法 亦克历阳，五月。进取合州。六月。诸军所向克捷。淮南之地尽复。于是南豫州还

治历阳，先治宣城。豫州还治寿阳，而于黄城置司州。明彻进攻彭城。七年（575年），齐武平六年。九月，大败齐师于吕梁。见第九章第五节。时周人攻齐之师，亦已起矣。

第八节 周灭北齐

陈取淮南，齐人所以视同蒿箭者，以备周也，然亦因此而更启周人之轻视。《周书·韦孝宽传》云：武帝志在平齐，孝宽上疏陈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长淮以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返。内离外叛，力尽计穷。《传》不云乎？仇有衅焉，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见第六节。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犄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鵶；广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三鵶，见第十二章第十节。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北山，谓稽胡所据之山，在长安之北。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命各募关、河以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廷，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其第二策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鵶以北，万春以南，胡三省曰：《新唐志》：武德五年，析龙门置万春县，盖以旧地名名县也。案万春，今山西河津县。广事屯田，豫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师，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大周土宇，跨据关、河，南清江、汉，西龛巴、蜀，塞表无虞，河右底定，惟彼赵、魏，独为榛梗。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震威，观衅而动。斯则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此三策，洵为当时进取之良图。周武帝气锐才雄，遂取其第一策。

齐氏政治虽乱，兵力夙强，非一举摧破其大军，终难期廓清底定，故周武攻取之方，乃在攻其所必救，以致其一战。建德四年（575年），齐武平六年，陈太建七年也。七月，武帝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告以出师方略，曰：“今欲数道出兵，水陆兼进。北拒太行之路，东扼黎阳之险。黎阳，见第五章第三节。若攻拔河阴，汉平阴县，三国魏改曰河阴，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兖、豫则驰檄可定。然后养锐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战，则破之必矣。王公以为何如？”群臣咸称善。于是部分诸军，使齐王宪以二万人出黎阳，于翼以二万人出陈、汝，侯莫陈芮以一万人守太行，李穆以三万人守河阳。又使杨坚以舟师三万，自渭入河。而自率众六万，直指河阴。八月，攻其大城，克之。进攻子城，未克。闰月，齐大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师次河阳。九月，周师还。齐王宪、李穆、于翼降拔三十余城，皆弃不守。水师亦焚舟而退。是役也，周武帝谓有疾故退师，恐系托辞。或谓以浅攻尝之，亦未必然。以予观之，似以河阴距长安较远，应接非易，恐战或不捷，复为邙山之续，故宁知几而退也。明年，周建德五年（576年），陈太建八年。十月，武帝谓群臣曰：“前入贼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晋州本高欢所起，控扼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若有沮吾军者，当以军法裁之。”遂复总戎东伐，分兵守诸要害。癸亥，自攻晋州。壬申，克之。以梁士彦为刺史，留精兵一万守之。时齐主猎于祁连池，即天池，山名，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闻之，乃还晋阳，自将来救。十一月，己卯，周主班师，留齐王宪为后拒。是日，齐主至晋州。宪亦引军度汾。齐师遂围晋州。癸巳，周主至长安。丁酉，复东伐。十二月，戊申，至晋州。庚戌，战于城南，齐师大败。《周书·文帝纪》曰：初齐攻晋州，恐王师卒至，于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帝率诸军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余里。齐主亦于堑北列阵。申后，齐人填堑南引。帝大喜，勒诸军击之。齐人便退。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齐众大溃。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齐书·高阿那肱传》曰：周师逼平阳，后主于天池校猎，晋州频遣驰奏，从旦至午，驿马三至。肱曰：“大家正作乐，何急奏闻？”至暮，使更至，云平阳城已陷，贼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淑妃又请更合一围。及军赴晋州，令肱率前军先进，仍留节度诸军。后主谓肱曰：“战是邪？不战是邪？”肱曰：“勿战，却守高梁桥。”在今山西临汾县北。安吐根曰：“一把贼，马上刺取掷汾河中。”帝意未决。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帝曰：“此言是也。”于是渐进。后主从穆提婆观战，东偏颇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开府奚长乐谏曰：“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齐整，未有伤败，陛下舍此安之？御马一动，人情惊乱，且速还安慰之。”武卫张常山自后至，亦曰：“军寻收回，甚整顿。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将内参往视。”帝将从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难信。”帝遂北驰。《北史·冯淑妃传》曰：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穆后爱衰，以五月五日进之，号曰续命。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晋州告亟，帝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帝从其言。及帝至晋州，城已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观之。淑妃妆点，不获时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淑妃欲往观之。帝恐弩矢及桥，故抽攻城木造远桥。监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罚。帝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称妃有功勋，将立为左皇后，即令使驰取袆翟等皇后服御。仍与之并骑观战。东偏少却，淑妃怖曰：“军

败矣。”帝遂以淑妃奔还。至洪洞戍，在今山西洪洞县北。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后声乱唱贼至，于是复走。内参自晋阳以皇后衣至，帝为按辔，命淑妃著之，然后去。其言颇类平话，未必尽信。综全局而观之，齐师不能坚战，自为致败之由，然其大失，尚不在此。周人是时，欲诱齐师一战之策，仍与去年无异，特所攻者近而少，则兵力益得厚集，且应援较易，决战更有把握耳。《隋书·赵煚传》：武帝出兵巩、洛，欲收齐河南之地。煚谏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以定。”帝不从，师竟无功。《宇文 传》：武帝将出兵河、洛以伐齐，进策曰：“齐氏建国，于今累叶，虽曰无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须择其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愿陛下详之。”帝不纳，师竟无功。《鲍宏传》：帝尝问宏取齐之策。宏对曰：“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指晋阳，出其不虞，斯为上策。”帝从之。此等庸有事后附会之谈，然攻平阳胜于攻洛阳，则无足惑，以其道里近而地势亦较平坦也。周人既厚集其力而来，齐人自亦宜厚集其力以待之。平阳虽云重镇，必难当周举国之师，则救之宜如沃焦捧漏。乃周师既发七日，齐主尚猎于天池；周师以己酉发，齐主以丙辰猎于天池。又七日，周主已至晋州，齐主乃以其日还晋阳；又七日，乃自晋阳南下，庚午。则发二日而晋州已陷矣。此误于赴救之太迟也。周人是时，盖以晋州委齐，诱使攻城，以敝其力。故不特周主引还，即齐王宪亦渡汾不战。晋州若陷，所失不过梁士彦万人，不下而齐力已敝，则决战之机至矣。为齐人计者：度能速下晋州而所伤不多，则宜攻之，不则当别思方略。乃遂引兵急攻，此则为周人所致矣。而攻之又不能下。齐人以己卯至，即攻城，至庚戌战，凡三十二日。顿兵坚城，主反为客，锐气已堕，故周武度其可破，引兵再来。是时之计，盖以高阿那肱不战而却守高梁桥之说为较得，此又所以挫周人新锐之气也。乃后主又不能用，则不战而先自败矣。故曰：战不能坚，尚其失之小焉者也。战之明日，辛亥。周武帝至晋州，仍率诸军追齐主。诸将固请还师。帝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乃不敢言。武帝盖度齐之不能整，而亦使之不及整也。高阿那肱守高壁，岭名，在今山西灵石县东南。望风退散，周师遂至并州。

齐师之败也，后主弃军先还。后三日，入晋阳。癸丑。谓朝臣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慰朝野。收拾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密遣送皇太后、皇太子于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军劳将士。其夜，欲遁。诸将不从。丁巳，穆提婆降周。陆令萱自杀。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委以备御。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幸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之邺。在并将卒，咸请于延宗曰：“王若不作天子，诸人实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北齐书·唐邕传》曰：周师来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允，因此有隙。肱谮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责让，留身禁止。寻释之。车驾将幸晋阳，敕孝卿总知骑兵、度支，事多自决，不相谘禀。邕自霸朝以来，常典枢要，历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为孝卿所轻，负气郁怏，形于辞色。帝平阳败后，狼狈还邺都，邕惧那肱谮之，恨孝卿轻己，遂留晋阳，与莫多娄敬显等宗树安德王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然则当日立延宗者，亦未必皆无私意。然以大体言之，则失望于后主，而欲别图拥戴以拒敌者必多也。邕初为高祖直外兵曹，擢为世宗大将军府参军。世宗崩，事出仓卒，显祖部分将士，镇压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显祖甚重之。显祖频年出塞，邕必陪从，专掌兵机。识悟闲明，承变敏速。自督将以还，军吏以上，劳效由绪，无不谙练。每有顾问，占对如响。或于御前简阅，虽三五千人，邕多不执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尝缪误。凡是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及器械精粗，粮储虚实，精心勤事，莫不谙知。史所言者如此，虽或过情，其为本兵长才，则决无疑义，乃以高阿那肱之私憾，斛律孝卿之骄纵而失之，用人如此，此亦齐之所以速亡欤？众闻之，不召而至者相属。延宗倾覆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千余家。见士卒，皆亲执手，陈辞自称名，流涕呜咽。众争为死。周军围晋阳，望之如黑云四合。庚申，延宗拥兵四万出城。周武帝率诸将合战。齐军退。帝乘胜逐北，际昏，率千余骑入东门。诏诸军绕城置阵。至夜，延宗与莫多娄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延宗本命敬显拒城南，亲当周主于城北。城中军却，人相蹂践，大为延宗所败，死伤略尽。齐人欲闭门，以阍下积尸，扉不得合。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时四更也。齐人既胜，皆入坊饮酒，延宗不复能整。诘旦，周武帝还攻东门，克之。又入南门。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于民家见禽。晋阳遂陷。以上兼采《周书·武帝纪》及《齐书·延宗传》。《延宗传》曰：周武帝出城，饥甚，欲为遁逸计。齐王宪及柱国王谧谏，以为去必不免。延宗叛将段畅，亦盛言城内空虚。周武帝乃驻马鸣角收兵，俄项复振。案是时，周、齐兵力，相去悬殊，齐人仅一小捷，何益于事？周人所失，不过入城之千人耳，其绕城置阵之兵自在也，武帝何遽欲走？又何至走即不免？果其奔溃者众，又岂俄顷所能振邪？后十三日，癸酉。武帝率军趋邺。

后主以延宗出战之日入邺。后四日，甲子。皇太后从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雀门，赐酒食，给笔纸，问以御周之方。群臣各异议。帝莫知所从。《广宁王孝珩传》曰：后主自晋州败奔邺，诏王公议于含光殿。孝珩以“大敌既深，事藉机变。宜使任城王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趋并州；独孤永业领洛州兵趋潼关，扬声趋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溃散”。又请出宫人、珍宝，以赐将士。帝不能用。案是时周师方锐，断非虚声所能慑之使退；齐锐气已堕，孝珩逆战，亦必不能胜也。又引高元海等议，依大统故事，以明年陈太建九年（577年），周建德六年。正月朔，传位于太子恒，是为幼主。时年八岁。周军续至。人皆汹惧，无有斗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属。清河王岳之子劢奏后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贰。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曰：若战不捷，即退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力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背城一决，理必破之。”后主不能用。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后主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之推传》曰：帝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主。先趋济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癸亥，幼主又自邺东走。壬辰，周武帝至邺。癸巳，围之。遂入邺。遣尉迟勤率骑二千追后主。后主以乙亥渡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于任城王湝。为任城诏，尊后主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留太皇太后于济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韩长鸾、邓长颙等数十人从。太上皇既至青州，即为入陈之计。而高阿那肱召周军，约生致齐主。屡使人告：“贼军在远，已令人烧断桥路。”太上所以停缓。《肱传》：后主自晋州北驰，有军士告称肱遣臣招引西军，今故闻奏。后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检校。孝卿云：此人妄语。还至晋阳，肱腹心告肱谋反，又以为妄，斩之。乃颠沛还邺。侍卫逃散，惟肱及内官数十骑从行。后主走度太行，令肱以数千人投齐州，仍遣觇候。每奏云：周兵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须南行。及周将军尉迟迥至关，肱遂降。时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齐主，故不速报兵至，使后主被禽。然则谓肱约降而卖后主，特时人测度之辞。肱虽不忠，此说似属诬蔑；谓其在晋州时即有叛意，尤必无之理也。周军奄

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于陈，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尉迟勤所获。送邺。

任城王湝时为瀛州刺史，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后主奔邺，加大丞相。安德王称尊号，使修启于湝，湝执送邺。幼主禅位，令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不达。此从《湝传》。《后主纪》云：孝卿以之归周，《周书·武帝纪》则云：被执送邺。初幼主即位，以广宁王孝珩为太宰，孝珩与呼延族、莫多娄敬显、尉相愿同谋，期正旦五日，孝珩于千秋门斩高阿那肱，相愿在内以禁兵应之，相愿时为领军。族与敬显自游豫园勒兵出，废后主而立孝珩。既而阿那肱从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军。肱及韩长鸾恐其为变，出为沧州刺史。见第十二章第三节。至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召募，得四万余人。周遣齐王宪、杨坚讨之。战败，湝、孝珩俱被禽。周武帝以湝已下大小三十王归长安。孝珩以十月卒。是月，周诬后主与穆提婆等谋反，与湝、延宗等数十人无少长皆赐死。惟高平王仁英以清狂，安乐王仁雅以瘖疾获免。俱徙蜀。神武子孙，存者一二而已。时惟文宣第三子范阳王绍义及齐疏属高宝宁能拒周。

绍义，后主奔邺，以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齐之重镇，诸勇士多聚焉。前卒长赵穆、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瀛州。事不果。便迎绍义。绍义至马邑，辅相及其属韩阿各奴等数十人，皆齐叛臣。及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余从辅相者，皆反为齐。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灵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欲取并州。至新兴，见第二章第二节。而肆州已为周守。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周。周兵击显州，后魏置，在今山西孝义县西。执刺史陆琼。又攻陷诸城。绍义还保北朔。周将宇文神举军逼马邑，绍义遣杜明达拒之，大败。绍义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众三千家，令之曰：“欲还者任意。”于是哭拜别者大半。突厥他钵可汗谓文宣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隶绍义。高宝宁，《齐书》本传云：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北史》同，而其《阴寿传》及《周书·文帝纪》则皆云宝宁为齐之疏属。武平末，为营州刺史，镇黄龙。周师将至邺，幽州行台潘子晃征黄龙兵，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至北平，后魏郡，今河北卢龙县。知子晃已发蓟，见第四章第二节。又闻邺都不守，便归营州。周武帝遣使招慰，不受，而上表绍义劝进。绍义遂即皇帝位，署宝宁为丞相，以赵穆为天水王。他钵闻宝宁得平州，亦招诸部各举兵南向，云共立范阳王作齐帝，为其报仇。周武帝大集兵于云阳，将亲北伐，遇疾暴崩。绍义闻之，以为天赞己，范阳人卢昌期亦叛周，表迎绍义。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俄为宇文神举攻灭。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至潞河，神举已屠范阳，绍义乃回入突厥，宝宁还据黄龙。周人购之于他钵，又使贺若义往说之。他钵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义执之。流于蜀，死蜀中。宝宁至隋世，尚与突厥合兵为寇。开皇三年（583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幽州总管阴寿出塞击之。宝宁弃城奔碛北。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宝宁寻引契丹、勿吉之众来攻。寿患之，以重赏购之，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宝宁走契丹，为其麾下所杀。北边平。

第九节 陈失淮南

甚哉，陈宣帝之不度德、不量力也，闻齐亡而遽欲进取淮北也。周之攻齐也，凡四阅月而齐亡，建德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入邺。而陈之攻齐也，则历二年而仅得淮南之地耳。自太建五年三月至七年二月。且周之攻齐也，是存亡生死之争也，而陈之攻齐，则齐迄视淮南如蒿箭。陈之与周，强弱见矣。不争之于齐未亡之日，而争之于齐既亡之后乎？陈果欲复淮北，则齐师败于晋州之后，即当亟起与周分功。齐必不能分兵捍御，淮北之地唾手可得。进取山东，后主可以卵翼，藉其名以抚用任城、广宁、范阳、高宝宁等，周虽强，必不能取之如拉枯朽也。太建七年九月，陈已有吕梁之捷，此后一年余，周、齐之争方剧，陈竟熟视若无睹，至齐地已定，周人之锐气方新，乃忽欲进取淮北，是诚何心哉？于时蔡景历谏，以为“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毛喜亦谏，以为“淮左新平，边民未，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岂以敝卒疲兵，复加深入？且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帝皆不听。且以景历为沮众，出为豫章内史。未行，为飞章所劾，以在省之月，臧污狼藉，免官、削爵土，徙居会稽。盖度出兵之举，弗顺者必多，故以是威众也。史官论之曰：“李克以为吴之先亡，由数战数胜，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驭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岂不信哉！

太建九年（577年），周建德六年。以吴明彻为大都督，北伐。十月，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拒战，明彻频破之。士彦守城不敢复出。明彻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周以王轨为行军总管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欲密决其堰。诸将闻之，甚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马主裴子烈曰：“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不如前遣马出，于事为允。”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率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势以退军。及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不得渡。众军皆溃。明彻穷蹙就执。时太建十年二月也。周宣政元年（578年）。寻以忧愤疾，卒于长安。时年六十七。明彻之败，实不得谓非人谋之不臧也。《陈书·萧摩诃传》：摩诃谓明彻曰：“闻王轨始断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断，贼势不坚。彼城若立，吾属且为虏矣。”明彻奋髯曰：“搴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周兵益至。摩诃又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引步卒乘马轝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计，乃良图也。然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弟马军宜须在前，不可迟缓。”摩诃因率马军夜发。先是周军长围既合，又于要路下伏数重。摩诃选精骑八十，率先冲突，自后众骑继焉。比旦，达淮南。明彻兵力，不为不厚，任王轨断其下流，且合长围，而不出兵力争，殊不可解。《周书·王轨传》言：是役惟萧摩诃以二千骑先走得免，则摩诃之能突围不虚。长围既合，尚能突走，况于筑城未立之际乎？明彻固拒其请，何哉？无他，骄耳。明彻本非将才，迹其生平用兵，败多胜少，况于是时，衰迟不振，陈宣用之，实为失策。《陈书·徐陵传》云：废帝即位，高宗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豫其谋。太建元年（569年），除尚书右仆射。二年（570年），迁左仆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劢等。高宗苦属之。陵乃奉诏。及朝议北伐，高宗曰：“朕意已决，卿可举元帅。”众议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独曰：“不然。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于是争论，累日不能决。都官尚书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诏明彻为大都督，令忌监军事。遂克淮南数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举杯属陵曰：“赏卿知人。”夫徐陵非知兵之人，其举明彻，岂有真知灼见？当时盈廷争论，至于累日不决，必有深知其不可者，高宗顾违众而用之，岂以篡立之际，陵与明彻，皆尝与谋，故其言易人邪？决策如彼，用人如此，不败何待？

明彻既败，乃分命众军以备周。淳于量为大都督，总水陆诸军事。孙玚都督荆、郢水陆诸军事。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缘淮众军。清口，泗水入淮之口。荆山，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南。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等众军。霍州，治灊县，在今安徽霍山县北。樊毅遣军渡淮北，对清口筑城。霖雨，城坏，自拔而还。是岁，六月，周武帝死，宣帝立。十二月，周以滕王逌为行军元帅，南伐。明年，陈太建十一年（579年），周大象元年。正月，杀王轨，停南伐诸军。九月，复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杞国公亮及梁士彦南伐。然仍遣杜杲来使。盖周在是时，亦无意于大举也。陈复遣淳于量、樊毅、任忠等拒之，皆无功。豫州、寿阳。霍州相继陷。南北兖、南兖治广陵，北兖治淮阴。晋三州，晋州，治怀宁。及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阳平、在今江苏宝应县西。马头、见第八章第七节。秦、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沛、治石梁，在今安徽天长县东北。北谯、今安徽全椒县。南梁等九郡，胡三省曰：南梁，自《宋志》有之，不知其实土。梁冯道根行南梁太守，戍阜陵，盖自是为实土。案阜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并自拔还京师。谯、涡阳。北徐州又陷。淮南之地，遂尽没于周矣。

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周武帝之生平，颇与后周世宗相似。武帝之灭齐，犹世宗之破北汉也；其破陈，取淮南，犹世宗之破南唐也；破陈而即伐突厥，犹世宗之破南唐而即伐契丹也；而其北伐遇疾，赍志身死，国祚旋移，二者亦无不相类。史事不能相同也，而其相类至于如此，岂不异哉。

武帝宣政元年（578年），陈宣帝之太建十年也，五月，北伐突厥。至云阳，遇疾。六月，还京。其夜，死于途。参看第十四章第八节。时年三十六。太子赟立，是为宣帝。武帝生平，所最信任者，为宇文孝伯。孝伯，安化县公深之子。深，文帝族子也。孝伯与高祖同日生，太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高祖同学。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托言与孝伯同业受经，思相启发，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得入为右侍上士。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之机务，皆得与焉。次则王轨及宇文神举。神举，文帝族子。诛宇文护之际，惟三人者颇得与焉。而尉迟运平卫刺王之乱，总宿卫军事，亦称帝之信臣。武帝寝疾，驿召孝伯赴行在所。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马事。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而尉迟运总侍卫兵还京师。宣帝之为皇太子，武帝尝使巡西土，因讨吐谷浑。轨与孝伯并从。《轨传》云：军中进止，皆委轨等，帝仰成而已。时宫尹郑译、王端等并得幸。帝在军中，颇有失德，译等皆与焉。军还，轨等言之于高祖。高祖大怒，乃挞帝，除译等名，仍加捶楚。后轨与孝伯等屡言宣帝之短，神举亦颇与焉。《神举传》。而轨言之最切。《周书》诸人列传，谓皆由宣帝多过失，《隋书·郑译传》，则谓轨欲立武帝第三子秦王贽，未知事究如何，要之，诸人当武帝时，皆有权势，其见忌于宣帝，自有其由；王轨等之死，亦是一疑案。《轨传》云：轨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皇太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言之。轨后因侍坐，乃谓高祖曰：“皇太子仁孝无闻，复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论是非，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识度宏远，而弼比每对臣，深以此事为虑。”高祖召弼问之。弼乃诡对曰：“皇太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未审陛下何从得闻此言？”既退，轨诮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翻覆？”弼曰：“此公之过也。皇太子国之储副，岂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灭门之祸。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后轨因内宴上寿，又捋高祖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高祖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孝伯传》：孝伯为东宫左宫正，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曰：“正人岂复过君？”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孝伯仍为左宫正。寻拜宗师中大夫。及吐谷浑入寇，诏皇太子征之，军中之事，多决于孝伯。俄授京兆尹。入为左宫伯，转右宫伯。尝因侍坐，帝问之曰：“我儿比来，渐长进不？”答曰：“皇太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言太子之不善，帝罢酒，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隋书·贺若弼传》，谓弼知太子不可动摇，故诡辞以对，与《孝伯传》不能割情忍爱之说合，则《轨传》谓高祖深以轨言为然者不仇矣。孝伯虽言太子之失，而其辞甚

婉。《尉迟运传》云：运为宫正，数进谏，帝不能纳，反疏忌之。时运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轨屡言帝失于高祖，帝谓运与其事，愈更衔之，是运实未尝言帝之失。《神举传》亦不过谓其颇与焉而已。乐运以强直称，其《传》云高祖尝幸同州，召运赴行在所。既至，谓曰：“卿来日见太子不？”运曰：“臣来日奉辞。”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高祖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聪明睿知，惟运独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谓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运之言，亦不过如宇文孝伯耳。然则始终力言太子之不善者，王轨一人而已。《宣帝纪》云：帝惮高祖威严，矫情修饰，以是过恶遂不外闻，与孝伯“太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之说合，则宣帝在武帝世，实无大过恶。宣帝为武帝长子，次汉王赞，次秦王贽，《轨传》云武帝以汉王不才，故不能用其说，而《隋书·郑译传》，谓轨欲立秦王，其说亦隐相符合，然则轨之力毁太子，又恶知其意果何在邪？《译传》云：轨每劝帝废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后诏太子西征吐谷浑，太子乃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毋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毋失子道而已，勿为佗虑。”太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邑三百户。后坐亵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为民。太子复召之，译戏狎如初。因言于太子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悦而益昵之。夫译以功最受赏，则谓军中之事，皆由轨及宇文孝伯者为不仇矣。何时得据天下之言，又何其与勉著仁孝之语，大不相类也？而齐王宪，自武帝之世，即专征伐，见猜疑，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宪传》云：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高祖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高祖变色曰：“汝若惮行，谁为吾使？”宪惧曰：“臣陪奉銮舆，诚为本愿，但身婴疹疾，不堪领兵。”帝许之。果宪欲屏退，抑帝不欲其领兵，亦不可知也。其不能见容于宣帝，自更不待言矣。帝即位未逾月，即杀宪。《宪传》云：高祖未葬，诸王在内治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而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高祖山陵还，诸王归第，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诏宪：晚共诸王俱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执而缢之。宪六子：贵，先宪卒。质、賨、贡、乾禧、乾洽，并与宪俱被诛。《孝伯传》云：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不怿，因渐疏之。乃与于智、王端、郑译等密图其事。后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宪入，遂诛之。孝伯既不肯害宪矣，何以召宪时必遣孝伯？孝伯又何以肯承命召宪？岂真全不知帝之将杀之邪？明年，宣帝大成元年（579年）。及传位，改元大象。陈宣帝太建十一年。二月，又杀王轨。神举时为并州总管，使人鸩诸马邑。又赐宇文孝伯死。尉迟运求外出，为秦州总管，亦以忧死。《孝伯传》曰：帝诛轨，尉迟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对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人臣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出为秦州总管。《运传》云：运至州，犹惧不免，大象元年（579年）二月，遂以忧薨于州。

宣帝，史以为无道之主，然其人初非大恶，特武帝束之太严，《纪》云：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棰朴。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此等如束湿薪之教往往一纵弛即不可收拾。而实未亲正人，又年少无学识，其举动遂多可笑耳。《纪》言其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

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罇彝珪瓒之属以饮食。此等皆孩穉所为耳。史所谓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务行乐，他无所知。一则颇欲有所兴作，釐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兴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二者之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即属于后一类，参看《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周宣帝亦其伦也。《本纪》言帝于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又云：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可见其所改之多。变改必不能专于后宫，史不能详记耳。又言其每召侍臣论议，惟欲兴造变革；又云：未尝言及治政，盖意在创制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务也。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与公卿旦夕论议，不省狱讼，亦系此等见解。此等人往往阔于事情，然谓其规模不弘远，不可得也。即可见其欲兴作，釐正制度。其所行者，亦不得谓无善政。如即位之岁，即遣大使巡察诸州。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一曰：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昏。三曰：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曰：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六曰：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可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曰：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豫选，降二等授官。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此即苏绰制六条诏书之意。明年，正月，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一洗代北之俗。胡三省《通鉴注》曰：以此知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又明年，大象二年（580年），陈太建十二年。二月，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三月，追封孔子为邹国公，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皆可见其能留意于文教：此盖自文帝以来，即喜言创制改革，故帝亦习染焉而不自知也。然其亡谓且有害之事亦甚多。即位之明年，二月，即传位于太子衍。后更名阐。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有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皇帝衍称正阳宫。衍时年七岁耳。帝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奄官奏之。初诏营邺宫。大象元年（579年）二月，停之，而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迄于晏驾。史言帝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为太子时，立妃杨氏，隋文帝之女也。即位后立为皇后。传位后，改称天元太皇后。是年四月，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朱氏，静帝所生母也。吴人，坐事没入东宫。年长于帝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崇之。帝所宠元氏，魏宗室晟之女。陈氏，高氏隶山提之女。陈山提，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史》云尔朱氏之隶，误。西阳公温，杞国公亮之子也。妻尉迟氏，迥之孙女，有容色。以宗妇例入朝，帝逼而幸之。亮方为行军总管伐陈，闻之惧，因谋反。还至豫州，夜将数百骑袭行军元帅韦孝宽营，为孝宽所击斩。帝即诛温，追尉迟氏入宫，立为妃。七月，取法于后妃四星，改称朱氏为天皇后，立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明年，二月，又取五帝及土数惟五之义，以杨后为天元太皇后，朱后为天太皇后，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元氏为天右太皇后，而立尉迟氏为天左太皇后焉。尝遣使简京兆及诸州士民之女，以充后宫。事在大象元年五月，见《本纪》。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致贵贱同怨，声溢朝野。乐运所陈帝八失之一，见《运传》。帝好出游。即位之年，八月，幸同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十月乃还。明年，正月，东巡狩。三月乃还。八月，幸同州。十一月，幸温汤，又幸同州。十二月，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又明年，三月，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戒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在长安北。数十里间，幡旗相

蔽，鼓乐俱作。又令虎贲持钑马上称警跸，以至于同州。四月，幸中山祈雨。中山，亦作仲山，在云阳西。至咸阳宫，雨降，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迎候。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饰，羽仪仗卫，晨出暮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武帝时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大象元年（579年），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十月，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伎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戏乐。京兆郡丞乐运，舆榇诣朝堂，言帝八失，有云：“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惟供鱼龙烂漫，士民从役，只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则其游戏举动，诒害于人民甚烈矣。游戏无节如此，度支自不免竭蹶。大象二年（580年）正月，乃税入市者人一钱。此盖史纪其征敛之至苛者，其为史所不载者，又不少矣。

乐运之陈帝八失也，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岩绐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获免。翼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是忠臣。先皇明圣，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乃赐御食以赏之。则帝亦不尽拒谏。《颜之仪传》云：周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太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惟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宣帝即位，迁御正中大夫。帝后刑政乖僻，昏纵日甚，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深为帝所忌，然以恩旧，每优容之。及帝杀王轨，之仪固谏，帝怒，欲并致之法。后以其谅直无私，乃舍之。案帝于之仪，任之甚重，见下。谓其欲致之法，恐亦莫须有之辞也。斛斯征者，高祖以其治经有师法，令教授皇子。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礼。及即位，迁大宗伯。上疏极谏。

帝不纳。郑译因谮之。遂下征狱。狱卒张元哀之，以佩刀穿狱墙出之。此虽酷暴，然征因遇赦获免，亦未闻帝之更事追求也。然帝之用刑确不详，而又偏于严酷。初高祖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大象元年（579年）八月，大醮于正武殿，又告天而行焉。乐运初以帝数行赦宥，上疏极谏，及其陈帝八失，则云：“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严刑酷罚，非致治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民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严前制？今宿卫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转散。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本纪》言：帝摈斥近臣，多所猜忌。常遣左右，伺察群臣。动止所为，莫不钞录。小有乖违，辄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不可胜言。每笞棰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盖帝之为人，凡事皆任情而动，又承武帝酷法之后，遂致有斯弊耳。

鲜卑立国，本无深根固柢之道，周武帝虽云英武，亦仅能致一时之富强耳，故嗣子不令，国祚即随之倾覆焉。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宣帝死。帝之即位也，以郑译为内史下大夫，委以朝政。俄迁内史上大夫。译颇专擅。帝幸东京，译擅取宫材，自营私第，坐是复除名为民。刘昉数言于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刘昉者，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译与杨坚，有同学之旧，昉亦素知坚。宣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昉遂与译谋，引坚辅政。《周书·颜之仪传》云：宣帝崩，刘昉、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昉等草诏署记，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谓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案隋文帝在周世，既无大权，亦无重望，之仪安知其将篡？《传》所载之仪之言，必非实录。《隋书·郑译传》，谓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韦孝宽外孙，为宫尹中士。卫刺王作乱，城门已闭，百僚多有遁者，绩闻难赴之。于玄武门遇皇太子。太子下楼，执绩手，悲喜交集。武帝闻而嘉之，迁小宫尹。宣政初，拜畿伯下大夫。累转御正下大夫。柳裘俱入，柳裘本仕梁。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陷，遂入关中。时为御饰大夫。宣帝不悆，留侍禁中。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执之。则更东野人之言矣。《隋书·高祖纪》：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太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580年）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郑译传》云：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请元帅。帝曰：“卿意如何？”译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高祖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伐陈。谓高祖为宣帝所忌，全系事后附会之谈，实则当日伐陈，尚系以郑译为主，高祖但以宿将懿戚，与之

偕行耳。《李德林传》云：郑译、刘昉，初矫诏召高祖受顾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诸卫既奉敕，并受高祖节度。译、昉议欲授高祖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曰：“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便即依此。以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昉但为丞相府司马。译、昉由是不平。观此，便知译、昉所以引高祖之故，而亦知高祖所以克成大业之由。盖译、昉之意，原欲与高祖比肩共揽朝权，而不意高祖究系武人，兵权既入其手，遂抑译、昉为僚属也。此译、昉之所以不终。抑高祖位望素轻，当日安知其将篡？此又尉迟迥等之起，韦孝宽等之所以为高祖尽力？彼固以为扶翼周朝，不以为助成高祖之篡夺。抑尉迟迥等之起兵，未尝非觊觎权势，亦未必知高祖之将篡，而志在扶翼周朝也。及迥等既败，则高祖之权势坐成，而其篡夺，转莫之能御矣。此乃事势邂逅使然，即高祖亦未必自知其成大业如此之易也。自来篡夺之业，必资深望重，大权久在掌握而后克成，而高祖独以资浅望轻获济，此又得国者之一变局矣。

高祖之骤获大权，实得武人拥戴之力。《隋书·卢贲传》：贲辑司武上士，时高祖为大司武，贲知高祖非常人，深自推结。及高祖初被顾托，群情未一，乃引贲置于左右。高祖将之东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贲恒典宿卫。当日之情形，实类陈兵劫迫，此周之宗戚，所以束手而不敢动也。观此，而知周宣帝之废尉迟运为自诒伊戚矣。东宫即正阳宫也，时以为丞相府，而静帝入居天台。汉王赞为右大丞相，高祖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刘昉传》云：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高祖同帐而坐。昉饰美妓进于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赞时年未弱冠，性识庸下，闻昉之说，以为信然，遂从之。其说未知信否，然赞即居禁中亦未必能与高祖相持也。于是京城之大权，尽归于高祖矣。

时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高祖令迥子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以韦孝宽代之。迥留惇举兵。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众数十万。荣州刺史宇文胄，荣州，魏之北豫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胄，什肥子，见下。申州刺史李惠，申州，江左之司州，后魏之郢州也，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魏东楚州，治宿豫，后周改泗州，盖史以旧名称之。东潼州刺史曹惠达，《五代志》：下邳郡夏丘县，梁置潼州，盖时尚未废。夏丘，汉县，今安徽泗县。各据州以应迥。高祖以韦孝宽为元帅讨之。惇率众十万入武陟。今河南武陟县。为孝宽所败。孝宽乘胜进至邺。迥与子惇、祐等悉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勤率众五万，自青州来赴，以三千骑先至。战，又败。迥自杀。勤、惇、祐东走，并追获之。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郧州，周置，今湖北安陆县。闻迥不受代，举兵应迥。使其子泳质于陈以求援。高祖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消难奔陈。王谦者，雄之子，时为益州总管，亦举兵。隆州刺史阿史那瓌为画三策，梁南梁州，西魏改曰隆州，今四川阆中县。曰：“亲率精锐，直指散关，见第八章第五节。上策也。出兵梁、汉，以顾天下，中策也。坐守剑南，发兵自卫，下策也。”谦参用其中下二策，遣兵镇始州。西魏置，今四川剑阁县。高祖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之。益州刺史达奚惎，总管长史乙弗虔等攻利州，西魏置，今四川广元县。闻睿至，众溃。密使诣睿，请为内应以赎罪。谦不知，并令守成都。睿兵奄至，谦自率众迎战，又以惎、虔之子为左右军。行数十里，军皆叛。谦以二十骑奔新都。汉县，今四川新都县。县令王宝斩之。惎、虔以成都降。高祖以其首谋，斩之。阿史那瓌亦诛。皆七月中事也。尉迟迥时已衰暮；王谦徒藉父勋，本无筹略；司马消难则一反覆之徒耳；《消难传》云：性贪淫，轻于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难云。韦孝宽时亦年老无奢望，孝宽平迥后即死，时年七十二。且事出仓卒，诸镇即怀异志，亦不及合谋；而高祖所以驾驭之者，亦颇得其宜；此其戡定之所以易也。《隋书·李德林传》：韦孝宽为沁水泛涨，兵未得度，长史李询上密启云：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高祖得询启，深以为忧。与郑译议，欲代此三人，德林独进计曰：“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以挟令之威使之耳。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者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便须禁锢。然则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丞相大悟，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柳裘传》云：尉迥作乱，天下骚动，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高祖令裘往喻之，穆遂归心高祖。《周书·穆传》云：尉迟迥举兵，穆子荣欲应之，穆弗听。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穆执送京师。此等皆隋事成败之关键。

周文帝子十三人：长明帝。次宋献公震，前卒。次闵帝。次武帝。次卫刺王直，以谋乱并子十人被诛。次齐炀王宪，与子并为宣帝所杀，已见前。次赵僭王招。次谯孝王俭。次陈惑王纯。次越野王盛。次代奰王达。次冀康公通。次滕闻王逌。俭与通亦前卒。赵、陈、越、代、滕五王，大象元年五月，各之国。宣帝疾，追入朝。《隋书·高祖纪》曰：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变，以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辞征之。比至，帝已死。五王与明帝长子毕刺王贤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寝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九月，赵王伏甲以宴高祖，

《周书·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隋书·元胄传》亦云：

招要高祖就第；其说当是。《高祖纪》云：高祖赍酒肴造赵王第，欲观所为，恐非。为高祖从者元胄所觉，获免。胄，魏昭成帝六代孙。齐王宪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于是诛招及盛，并招子员、贯、乾铣、乾铃、乾鉴，盛子忱、悰、恢、懫、忻。十月，复诛纯及其子谦、让、议。十一月，诛达及其子执、转，逌及其子祐、裕、礼、禧。而俭之子乾恽，毕刺王之弟酆王贞及其子德文，宋王寔，出后宋献公。闵帝子纪厉王康之子湜，康武帝世为利州刺史，有异谋，赐死。宣帝弟汉王赞并其子道德、道智、道义，秦王贽并其子靖智、靖仁，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兑，荆王元，静帝弟邺王衎，从《本纪》。《传》作衍，则与静帝初名同矣。郢王术亦皆被杀。于是宇文泰之子孙尽矣。泰三兄，惟邵惠公颢有后。颢长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第三子护，武帝时与诸子皆被诛；亦已见前。什肥被害时，子胄以年幼下蚕室。天和中，与齐通好，始得归。举兵应尉迟迥，战败被杀。颢次子导，有五子：曰广、亮、翼、椿、众。广、翼皆前死。亮，宣帝时以反诛，子明、温皆坐诛。温出后翼。广子洽、椿、众，椿子道宗、本仁、隣武、子礼、献，众子仲和、孰伦，亦皆被杀。惟德帝从父兄仲之孙洛，静帝死后，封介国公，为隋国宾云。周于元氏子孙，无所诛戮，见《周书·元伟传》。且待之颇宽，《周书·明帝纪》：闵帝元年（557年）十二月，诏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者，悉宜放免。而高祖于宇文氏肆意屠翦，读史者多议其非，然宇文氏代魏时，元氏已无能为，而隋高祖执权时，宇文氏生心者颇众，势亦有所不得已也。《廿二史札记》云：隋文灭陈，不惟陈后主得善终，凡陈氏子孙，自岳阳王叔慎以抗拒被杀外，其余无一被害者，皆配往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同一灭国也，于宇文氏则殄灭之，于陈则悉保全之，盖隋之篡周，与宇文有不两立之势，至取陈则基业已固，陈之子

孙，又皆孱弱不足虑，故不复肆毒也。

内外之敌皆除，隋高祖遂以陈太建十二年二月代周。周静帝旋见杀。隋室之先，史云弘农华阴人，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汉太尉震之后，此不足信。高祖六世祖元寿，仕魏，为武川镇司马，因家焉，盖亦代北之族。然高祖时胡运既迄，文化大变，高祖所为，皆以汉人自居，不复能以胡人目之。五胡乱华之局，至此终矣。

第二节 陈后主荒淫

甚哉，积习之不易变也！荒淫、猜忌，为江左不振之大原，陈武帝崛起岭峤，豁达大度，今古罕俦，且能以恭俭自厉；至文帝，尚能守其遗风；《高祖纪》言：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调发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绍泰，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闱房者，衣不重采，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乎前。及乎践阼，弥厉恭俭。《世祖纪》云：世祖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诸身。主者奏决，妙识真伪，下不容奸，人知自厉矣。一夜内刺闺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云“吾虽眠，亦令惊觉也。”始终梗概，若此者多焉。《后妃传》云：世祖性恭俭，嫔嫱多阙。庶几积习可以渐变矣。乃至后主，卒仍以此败，岂不哀哉！

太建十四年（582年）正月，陈宣帝崩。太子叔宝立，是为后主。宣帝次子始兴王叔陵，性强梁。尝刺江、湘二州，又为扬州，皆极暴横。宣帝初不之知，后虽稍知之，然素爱叔陵，责让而已，不能绳之以法也。第四子长沙王叔坚，亦桀黠凶虐。与叔陵俱招聚宾客，各争权宠，甚不平。文帝第五子新安王伯固，性轻率。与叔陵共谋不轨。宣帝弗豫，叔坚、叔陵等并从后主侍疾。叔陵阴有异志，乃令典药吏曰：“切药刀甚钝，可砺之。”及宣帝崩，仓卒之际，又命其左右于外取剑。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疑有变，伺其所为。及翼日小敛，后主哀顿俯服，叔陵袖剉药刀趋进，斫后主中项。后主闷绝于地。又斫太后数下。宣帝后柳氏。后主乳媪吴氏，乐安君。时在太后侧，自后掣其肘。后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后主衣。后主自奋得免。叔坚手搤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叔坚求后主所在，将受命焉。叔陵因奋袖得脱。此据《叔陵传》。《叔坚传》云：叔坚自后扼叔陵，禽之。并夺其刀，将杀之。问后主曰：“即尽之，为待邪？”后主不能应。叔陵旧多力，须臾，自奋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放囚以充战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马。仍自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召诸王将帅，莫有应者，惟伯固闻而赴之。伯固时为扬州刺史。是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乃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以后主命召萧摩诃，令讨之。摩诃时为右卫将军。叔陵聚兵仅千人，自知不济，遂入内，沉其妃沈氏及宠妾七人于井，率人马数百，自小航渡，秦淮上航，当东府门。欲趋新林，以舟舰入北。为台军所邀，与伯固皆被杀。叔陵诸子，即日并赐死。一场叛乱，不过自寅至巳而已，真儿戏也。

叔陵既平，叔坚以功进号骠骑将军，为扬州刺史。寻迁司空，将军、刺史如故。时后主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委叔坚决之，于是势倾朝廷。叔坚因肆骄纵，事多不法。后主由是疏而忌之。至德元年（583年），出为江州刺史。未发，又以为骠骑将军，重为司空，实欲去其权势。叔坚不自安，稍怨望，乃为左道厌魅，以求福助。其年冬，有人上书告其事。案验并实。此据《陈书·本传》。《南史》云：阴令人造其厌魅，又令人上书告其事，案验令实。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将杀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数之以罪。叔坚对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臣既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于九泉之下。”后主感其前功，乃赦之。

司马申以功除太子左卫率，兼中书通事舍人。迁右卫将军。申历事三帝，内掌机密，颇作威福。性忍害，好飞书谮毁，朝之端士，遍罹其殃。性又果敢，善应对，能候人主颜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而靡。初宣帝委政于毛喜。喜数有谏争，事并见从。自吴明彻败后，帝深悔不用其言，谓袁宪曰：“一不用喜计，遂令至此。”由是益见亲重。喜乃言无回避。时后主为皇太子，好酒，每共亲幸人为长夜之宴。喜尝言之宣帝，后主遂衔之。即位后，稍见疏远。及被始兴王伤，创愈置酒，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酣而命喜。于时山陵初毕，未及逾年，喜见之不怿，欲谏而后主已醉。乃详为心疾，升阶，仆于阶下。移出省中。后主醒乃疑之，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知其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耳。”乃与申谋曰：“此人负气，我欲将乞鄱阳兄弟，鄱阳王伯山，文帝第三子。听其报仇，可乎？”对曰：“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傅縡争之曰：“若许报仇，欲置先皇何地？”后主乃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乃以喜为永嘉内史。傅縡者，亦为中书舍人。性木强，不持检操。负才使气，陵侮人物，朝士多衔之。会施文庆、沈客卿以便佞亲幸，专制衡轴，而縡益疏。文庆等因共谮縡受高丽使金。后主收縡下狱。縡素刚，因愤恚，于狱中上书。略云：“陛下顷来，酒色过度。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赂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书奏，后主大怒。顷之，意稍解，遣使谓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縡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后主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穷治其事，遂赐死狱中。时又有章华者，亦以不得志，祯明初上书极谏。书奏，后主大怒，即日命斩之。施文庆者，家本吏门，至文庆，好学，颇涉书史。后主之在东宫，文庆事焉。及即位，擢为中书舍人，大被亲幸。自太建以来，吏道疏简，百司弛纵，文庆尽其力用，无所纵舍，分官联事，莫不振惧。又引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惠景等，云有吏能。后主信之。然并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后主益以文庆为能，尤亲重内外众事，无不任委。客卿，至德初为中书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后主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每立异端，惟以刻削百姓为事。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估，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慧朗为大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豪釐不差。纠谪严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总以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后主大悦，寻加客卿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请。祯明三年（589年），客卿遂与文庆俱掌机密。案为治之道，必不能废督责，而督责之术，惟无朋党者为能施之。南朝君主，好言吏事，好用寒人，实不能谓为无理。其为史所深诋者，则史籍皆出于士大夫之手，正所谓朋党之论也。然以此求致治则可，以此事聚敛而中人主之欲，则为民贼矣。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其所以用之者异也，夫恶可以不审？况乎出于文法之外，而使之参与大计哉？抑督责之家，每戒主劳而臣逸，谓不可躬亲细务，而遗其大者远者耳，非谓自求逸豫也。若其自求逸豫，则为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桎梏之邪说。南朝君主，多好吏事而不治，病正坐此，而后主亦然。以江总为尚书令，不持政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者，辄以罪斥之。于是危亡迫于眉睫而不自知矣。而其时女谒尤盛。

后主皇后沈氏，贤而无宠，而宠张贵妃及龚、孔二贵嫔。后无子，孙姬生子胤。姬因产卒，后哀而养之，以为己子。时后主年长，未有胤嗣，宣帝因命以为嫡孙。太建五年（579年）。后主即位，立为皇太子。后卒废之而立张贵妃之子深焉。祯明二年（588年）。据《袁宪传》，太子颇不率典训，然后主之废之，则初不以此。后主第八子会稽王庄，性严酷，数岁，左右有不如意，辄剟刺其面，或加烧爇，以母张贵妃有宠，后主甚爱之。《陈书·后妃传》述后主之恶德云：魏征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后主初即位，以始兴王叔陵之乱，被伤卧于承香阁下，时诸姬并不得进，惟张贵妃侍焉。至德二年（584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贵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官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张贵妃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南史》此下又云：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而后宫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贵妃，贵妃则令李、蔡先启其事，而后从容为言之。大臣有不从者，亦因而谮之。所言无不听。于是张、孔之势，熏灼四方。《南史》此下云：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贿赂公行、赏罚无章，纲纪督乱矣。术家所坊，同床其一后主引张贵妃共决事，方自谓有裨治理，而恶知其弊之至于此哉？

第三节 隋并梁、陈

自周灭北齐之后，北方吞并之形势已成，隋文帝篡立之初，内忧未弭，故与陈仍敦邻好。然开皇元年（581年），陈太建十三年。三月，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镇广陵；此据《隋书·本纪》。《弼传》楚州作吴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见第三章第九节。已稍为用兵之备矣。司马消难之来降也，陈以樊毅督沔、汉诸军事，使任忠趋历阳，宜阳侯慧纪高祖从孙。为前军都督，趋南兖州。诸军并无甚功绩。惟樊毅等据甑山，镇名，消难以之来降，在今湖北汉川县南。周罗 攻陷胡墅。见第十三章第二节。太建十四年（582年），隋开皇二年。九月，隋以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来伐。仍命高颎节度诸军。景山出汉口，甑山守将弃城遁。明年，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年），隋开皇三年。陈遣使请和于隋，归隋胡墅。高颎乃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盖隋是时之志，仅在复消难叛时所失之地而已。

至德三年（585年），隋开皇五年。梁主萧岿死，伪谥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子琮嗣。初尉迟迥等起兵，岿将帅皆密请兴师，与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岿以为不可。《隋书·柳庄传》：庄仕后梁，为鸿胪卿。高祖辅政，萧岿令庄奉书入关。时三方搆难，高祖惧岿有异志，庄还，执手使申意于梁主。庄言于岿曰：“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岿深以为然。众议遂止。未几，消难奔陈，迥及谦相次就戮。岿谓庄曰：“近者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案高祖初辅政时，未必有篡周之势，说已见第一节。庄之说，乃事后附会之谈，不待深辩。梁欲尽节于周，本无此理；即谓欲尽节，在当时，亦岂易辨高祖与尉迟迥等之顺逆邪？然使迥等而成，必不能责萧岿之不协力；岿即与之协力，亦未必能遂据山南；迥等而败，则祸不旋踵矣。利害明白，中智所知，又岂待庄之决策也。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纳岿女为晋王妃；晋王广，即炀帝。又欲以其子玚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及琮立，复置总管以监之。后二岁，陈祯明元年（587年），隋开皇七年。隋征琮入朝，遣崔弘度将兵戍之。军至鄀州，见第十四章第九节。琮叔父岩及弟 等虏居民奔陈。宜黄侯慧纪时为荆州刺史，以兵迎之。隋遂废梁国。先是隋已以杨素为信州总管，今四川奉节县。及梁亡，而顺流之势成矣。

祯明二年（588年），隋开皇八年也。十月，隋置淮南行台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旋命晋王广、秦王俊、文帝第三子。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汉县，北齐以为齐昌郡，见第十三章第四节。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东魏海州，隋改为东海郡，今江苏东海县。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萧岩、萧 之至也，后主忌之，远散其众，以岩为东扬州，为吴州刺史。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欲以襟带二州。使南平王嶷镇江州，永嘉王彦镇南徐州。皆后主子。寻诏二王赴明年元会，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以示梁人之来者。由是江中无一斗船。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然都下甲士，尚十余万人。及闻隋军临江，后主曰：“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军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散。”《南史·施文庆传》曰：时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在职既久，大得人和，后主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为用，无所任者，乃擢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居外后执事者持己短长，因进沈客卿以自代。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及文武群臣共议，请于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己得专权；俱言于朝曰：“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宪等以为然。二人赍启入白后主，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及隋军临江，间谍数至，宪等殷勤奏请，至于再三。文庆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后主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又对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后主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又抑宪等。由是未决而隋师济江。《孔范传》云：时孔贵人极爱幸，范与结为兄妹，宠遇优渥，言听计从，朝廷公卿咸畏。范因骄矜，以为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后主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后主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益以为然。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隋师将济江，群官请为备防，文庆沮坏之，后主未决，范奏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虏若能来，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因死去？”后主笑以为然，故不深备。案史所言施文庆、沈客卿罪状，皆近深文周内。二人者盖文法之吏。凡文法吏，往往不知大局，即遇非常之事，亦以寻常公务视之，此等人吾数见不鲜矣。谓孔范自负才能，亦非其实。如范者，岂知以才能自负？徒知取媚而已。文法之吏，狃于故常；谐臣媚子，惟知谐

媚；承当时上下相猜之习，惟求中于时主之心，大兵压境，灭亡在即，而仍无所委任，无所措置，此则当时朝局之真相。故曰：猜忌与荒淫，同为江左灭亡之大原因也。谐臣媚子，惟知谐媚，即国亡家破，彼亦漠然无所动于其中，此真隋文帝所谓全无心肝者。文法之吏，似愈于彼矣，然狃于故常，罔知大局，虽国事由彼而败坏，彼尚以为世运如此，吾之所为固未尝误也。野老早知今日事，朝臣犹护昔年非，处存亡绝续之交，而以国事付诸此等人之手，诚使旁观者不胜其叹息矣。

祯明三年（589年），隋开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贺若弼自广陵济京口。韩擒虎趣横江济采石，自南道将会弼军。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以萧摩诃、樊毅、鲁广达并为都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庚午，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韩擒虎又陷南豫州。时樊猛第六子巡摄行州事，及家口并见执。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南康嗣王方泰领水军于白下游奕，以御隋六合兵。隋行军元帅长史高颎溯流当之。猛及元逊并降。方泰所部将士离散，乃弃船走。方泰，昙朗子。文奏败还。隋军南北道并进。辛巳，贺若弼进据钟山。见第四章第三节。初弼镇广陵，后主以萧摩诃为南徐州刺史，委以备御之任。是年元会，征摩诃还朝，弼乘虚济江袭京口。摩诃请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进军钟山，摩诃又请曰：“贺若弼悬军深入，声援犹远；且其营垒未坚，人情皇惧；出兵掩袭，必大克之。”后主又不许。任忠入赴，后主召摩诃以下于内殿定议。忠执议曰：“客贵速战，主贵持重，宜且益兵坚守宫城，遣水军分向南豫州及京口，断寇粮道。待春水长，上江周罗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计也。”而众议不同。任蛮奴请不战，而己度江攻其大军。司马消难言于后主曰：“弼若登高举烽，与韩擒虎相应，鼓声交震，人情必离。请急遣兵北据蒋山，见第六章第四节。南断淮水。质其妻子，重其赏赐。陛下以精兵万人，守城莫出。不过十日，食尽，二将之头，可致阙下。”孔范冀欲立功，志在于战，案此说亦未必实。范在此时，不过束手无策，乃姑徇后主之意请战而已。乃曰：“司马消难狼子野心，任蛮奴淮南伧士，语并不可信。”事遂不行。隋军既逼，蛮奴又欲为持久计。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后主从之。案隋当是时，兵力固较任约、徐嗣徽等为厚，而陈是时兵力，亦远厚于武帝时。武帝之御任约、徐嗣徽，其得策，全在断其后路，而陈此时乃徒为孤注一掷之计，其轻亦甚矣。轻为用兵之大忌，此陈之所以速亡也。甲申，后主遣众军与贺若弼合战。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冈，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居众军之南偏，与弼旗鼓相对。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萧摩诃最居北。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各不相知。广达躬擐甲胄，手执桴鼓，率厉敢死，冒刃而前。隋军退走。逐北至营，杀伤甚众。如是者数四。弼分军趣北。孔范出战，兵交而走。诸将支离，阵犹未合，骑卒溃散，驻之弗止。萧摩诃无所用力，为隋军所执。后同汉王谅反，见杀。弼乘胜至乐游苑。见第九章第八节。广达犹督散兵力战，不能拒。弼进攻宫城，烧北掖门。广达督余兵苦战，斩获数十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于是就执。入隋，遘疾不治卒。是时韩擒虎自新林至石子冈。在今江宁县南。任忠驰入台见后主言败状。启云：“陛下惟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后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辞云：“臣处分讫，即当奉迎。”后主令宫人装束以待忠，久望不至。忠乃率数骑往石子冈降韩擒虎，仍引擒虎经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门入。台城遂陷。后主闻兵至，自投于井。及夜，为隋军所执。丙戌，晋王广入据京城。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业，入于长安。隋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薨于洛阳。隋师之至也，宗室王侯在都者百余人。后主恐其为变，乃并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宣帝第三子。总督之，而又阴为之

备。及六军败绩，相率出降。因从后主入关。至长安，隋文帝并配于陇西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大业二年（606年），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女婤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焉。《陈书·世祖九王传》。

隋师之济江也，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率将士三万，船舰千余，沿江而下，欲趣台城。遣南康太守吕肃将兵据巫峡，《南史·慧纪传》。案巫峡恐系西陵峡之误。杨素击之。肃力战，久之乃败。慧纪至汉口，为隋秦王俊所拒，不得进。闻肃败，尽烧公安之储，公安，见第十三章第八节，时为荆州治。伪引兵东下。时晋熙王叔文自湘州还朝，因推为盟主，而叔文已请降于隋矣。水军都督周罗，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时为郢州治。晋王广遣使以慧纪子正业来谕。又使樊猛喻罗。上流城戍悉解甲。慧纪及巴州刺史毕宝巴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县。乃恸哭俱降。罗 亦降。王世积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与陈将纪瑱战于蕲口，蕲水入江之口。破之。建业平，世积乃移书告谕。陈江州司马黄偲弃城走。南川守将并诣世积降。杨素兵下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与江北岸虎牙山相对。别遣庞晖略地，南至湘州。刺史岳阳王叔慎，宣帝第十六子。与助防遂兴侯正理诈降，缚晖斩之。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武州刺史邬居业武州今湖南常德县。皆请赴难。隋遣薛胄为湘州刺史，闻庞晖死，请益兵。隋遣行军总管刘仁恩救之。未至，薛胄兵次鹅羊山，未详。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战，自旦至于日是，隋兵迭息迭战，正理兵少不敌，于是大败。胄乘胜入城，禽叔慎。时邬居业来赴，刘仁恩亦至。战，居业又败。仁恩虏叔慎、正理、居业及其党与十余人，秦王斩之汉口。叔慎时年十八。初后主除王勇为东衡州刺史，《南史》作王猛，云本名勇。清子。清为新野、东阳二郡太守，文帝攻杜龛，龛告难于清，清引兵援之。欧阳 初同清，中更改异，杀清而归陈武帝。猛终文帝世，不听音乐，疏食布衣，以丧礼自处，宣帝立，乃求位。见《王淮之传》。领始兴内史，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取马靖，事见第十三章第八节。祯明二年（588年），徙镇广州。未之镇，而隋师济江。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迎方庆，欲令承制，总督征讨诸军事。是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宣文帝敕云：“若岭南平定，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丰州，见第十三章第八节。方庆闻之，恐勇卖己，乃率兵以拒智烈。智烈与战，败之。斩方庆于广州，虏其妻子。勇又令其将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文帝第七子。伯信惧，奔清远。汉县，梁置郡，今广东清远县。孝武追杀之。时韦洸兵已上岭。郑万顷初居周，深被隋文帝知遇，万顷随司马消难奔陈。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间道降于隋军。而陈将徐憕，以南康拒守，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韦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高凉洗氏，高凉，高州治，见第十三章第三节。世为南越首领。罗州刺史冯融，治石龙郡，在今广东化县东北。为其子高凉太守宝聘其女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留于新会。宋郡，今广东新会县。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夫人诚约本宗，使从民礼。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夫人止宝勿往，而自袭破其将杜迁虏，与陈武帝会于灨石。事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新州晏然。欧阳纥反，夫人发兵拒境，帅百越迎章昭达。时夫人子仆为石龙太守，诏册夫人为石龙太夫人。至德中，仆卒。陈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晋王广遣陈后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夫人遣其孙魂迎韦洸入广州。王勇计无所出，乃降。萧、萧岩拥兵拒守。隋行军总管宇文述讨之。燕荣以舟师自海至。陈永新侯君范，自晋陵奔。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战败，彼执。岩、君范降。送长安斩之。南方悉平。

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方诸国

中国文化之传播，莫盛于东方，东方诸国，能承受中国之文化者，莫如貉族；《先秦史》及《秦汉史》已言之。貉族之立国北方者曰夫余，使夫余而能日益昌大，则白山、黑水之区，可早成文明之域，惜乎塞北苦寒，崎岖于鲜卑、靺鞨之间，至竟不能自立；尔后貉族之展布，日趋于东南；而辽东、西已北之地，为鲜卑、靺鞨所据，遂与漠南北游牧之民，同为侵掠之族矣。近人撰《东北史纲》，谓此一转变，关系之大，不让中央亚细亚自印度日耳曼人之手转入突厥人之手，诚不诬也。

公孙康因夫余介居句丽、鲜卑之间，妻以宗女，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此时之夫余，形势盖已颇危殆，然中国之声威，未尽失坠，为蕃国者，究不敢明目张胆，互相吞并也。及晋初而形势又恶。《晋书·夫余传》云：武帝时，频来朝贡。太康六年（284年），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廆载记》云：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子弟走保沃沮。今朝鲜咸镜道之地，详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龛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救。龛上列，遣督邮贾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沈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廆载记》云：龛遣沈迎立依虑之子为王，廆遗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夫余之国。尔后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帝愍之，又发诏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隋书·高丽传》谓朱蒙曾孙莫来并夫余，《北史》同，其说殊误。莫来尚在宫之前，读《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其误立见。《魏书·句丽传》但云莫来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周书》亦但云莫来击夫余而臣之；其说盖是。然亦一时之事，非谓自此以后，夫余遂永为句丽之臣属也。不然，宫犯玄菟时，夫余王又何缘遣子与州郡并力邪？《晋书·慕容皝载记》：永和三年（347年），皝遣其世子儁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亦见《恪传》。案慕容氏是时用兵，盖专务俘略以益其众，故其所虏至于如是之多，参观其伐句丽时之俘略可见。经一次见侵，则人众寡弱一次，此夫余之所以卒难复振。夫余距辽东、西近，又其地平夷，无险可扼，而句丽则反之，此又夫余之所以难于自全，句丽之克避凶锋，终至昌大也。是其国当晋穆帝之世，犹自有王也。《慕容暐载记》：苻坚攻邺，散骑侍郎徐蔚率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是其国当海西公之世，仍与句丽比肩而事燕也。《魏书·高宗纪》：太安三年（459年）十二月，于阗、夫余等五十余国各遣朝献。太安三年（459年），为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则其国至宋世仍能自达于中原。然所居似已非故地。《魏书·高句丽传》：世祖时，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使其国。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其地北至旧夫余。《豆莫娄传》云：在勿吉国北千里，旧北夫余也。在室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下文述其法俗，全与前史《夫余传》同，其为夫余遗种无疑。《唐书》云：达末娄，自言北夫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达末娄即豆莫娄，那河，今嫩江也。句丽疆域，南北不过千余里，亦李敖所说。似不能至此。则所谓旧夫余者，必在靺鞨之南或在今图们江流域。若后汉以来之夫余，则在句丽之西北而不在其北，且句丽境界，亦不能至此。疑夫余自遭破败，分为两支：一北走，居靺鞨之北，是为豆莫娄；一南出，居句丽、靺鞨之间，其后又经丧败，乃并此而失之，则此所谓旧夫余之地也。南出之夫余，失此旧夫余之地后，播迁何处，今难质言，但知其地仍产黄金。何者？《高句丽传》又云：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芮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案句丽当世祖时，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高祖时贡献倍前，赏赐亦稍加焉。黄金之阙贡，当在世宗之朝。则夫余当是时，又经一破败，并其既失旧夫余后所居之地而失之，而为句丽封内之寓公矣。其祭祀绝于何时不可考。《北史》言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等国，历齐、周及隋，朝贡遂绝，则豆莫娄虽唐世犹存，亦必式微已甚矣。东国史籍，自句丽、百济以前悉亡佚，今所谓古史者，类皆出于后人之附会，不尽可据。据其说：则夫余国王有曰解夫娄者，用其相阿兰弗之言，迁于加叶原，是为东夫余。其族人解慕濑，代主旧国，是为北夫余。中国史所述夫余之事，彼皆以为北夫余之事。而所谓东夫余者，则以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为靺鞨所逐，降于句丽。据朝鲜金于霖《韩国小史》。核以中国史籍，说亦不相矛盾，但夫余国王，似应氏夫余而不应氏解耳。观百济出于夫余，而以夫余为氏可见。

夫余虽敝，貉族之移殖于南者，则日益昌大，则句丽、百济是也。《魏书》述句丽缘起，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魏书》又云：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王，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后汉时之句丽王宫，《魏书》谓为莫来裔孙，而不能详其世数。清光绪七年（1881年），辽东怀仁县今曰桓仁。发见《高句丽永乐太王碑》，称句丽之始祖为邹牟王，即朱蒙音转；新罗僧无亟所作《东事古记》，亦称朱蒙为邹牟。称朱蒙之子为儒留王，则音与始闾谐及闾达皆不合。然碑为称颂功德之作，亦不必其所言者较中国史籍为可信也。宫及其子遂成、孙伯固、曾孙伊夷模、玄孙位宫之事，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第十二章第十节。《魏书》云：位宫玄孙乙弗利，利子钊。《梁书》云：钊频寇辽东，慕容廆不能制。据《晋书·廆载记》：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尝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廆而分其地。太兴初，三国伐廆，攻棘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廆行反间之策，二国疑宇文同于廆，引归，宇文悉独官遂败绩。崔毖亦奔句丽。然其明年，句丽复寇辽东。又《石季龙载记》；季龙谋伐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尝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俱可见句丽之日渐强大，而足为慕容氏之患。然句丽究系小部，崎岖山谷之间，故其势尚不足与大举之鲜卑敌。廆之世，使其庶长子翰镇辽东。见《翰传》。廆死，子皝嗣，翰奔段辽，皝母弟仁，又据辽东以叛，故皝不能逞志于句丽。已而皝袭仁，杀之；翰亦复归，皝乃以咸康七年（341年）伐句丽。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陕，使翰及子垂为前锋。又遣长史王 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南陕、北置，盖从辽东趋木底、丸都之南北两道，今难确指。钊谓皝军从北路，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将卒，以防南陕。翰与钊战于木底，见第六章第八节。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句丽都城，在今辽宁辑安县境。钊单马而遁。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皝载记》载其记室参军封裕谏皝之辞曰：“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之患。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合前慕容廆虏夫余人之事观之，可见慕容氏是时用兵，极重俘掠人口。焚其宫

室，毁丸都而归。明年，钊遣使称臣于皝，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而使慕容恪镇辽东。见《恪传》。钊于是沦为慕容氏之臣属矣。《慕容儁载记》：儁僭位后，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责其方物，儁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钊后为百济所杀。《魏书·高句丽传》。事见下。自钊以后，句丽与晋及拓跋魏，皆无交涉，故其世次史亦不详。据东史，则钊称故国原王，殁于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子小兽林王丘夫立，殁于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弟故国壤王伊连立，殁于太元十五年（390年）。子广开土王谈德立，即所谓永乐大王也。燕之亡也，慕容评奔句丽，郭庆追至辽海，句丽缚评送之，《苻坚载记》。此事尚在钊之世。其后符洛谋叛，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薛罗、休忍等，诸国不从，亦见《坚载记》，事在太元五年。则在小兽林王之世矣。自前燕入中原，辽东守御之力稍薄，句丽之势，盖至此而稍张；至符秦亡而益盛。《晋书·慕容垂载记》：高句丽寇辽东，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马郝景救之，为所败，辽东、玄菟遂没。建节将军徐岩叛，据令支，见第五章第二节。慕容农攻克之，斩岩兄弟。进伐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此事据《北史》在太元十年（385年）。然据《慕容熙载记》：高句丽寇燕郡，未详。杀掠百余人，熙伐高句丽，以符氏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不能下。又与符氏袭契丹，恽其众，将还，符氏弗听，遂弃其辎重，轻袭高句丽。周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木底城，不克而还。此二事，《通鉴》系诸义熙元（405年）、二年（406年），则不及二十年（424年），而辽东复陷矣。《冯跋载记》有辽东太守务银提，以谋外叛见杀，《通鉴》系义熙十一年（415年）。冯氏未闻用兵于东方，其时之辽东，恐系侨置或遥领，未必仍在故地也。《北史·句丽传》：慕容垂死，子宝立，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不言其年代。《韩国小史》：辽东之陷，在隆安元年（397年），至元兴元年（402年），又陷平州，皆在广开土王之世。王殁于义熙八年（415年）。东史叙事已不足据，纪年更无论也。钊之曾孙琏，始复见于中国史。据东史，为广开土王之子。《魏书》云：琏以太和十五年（491年）死，齐武帝永明九年。年百余岁，故东史称为长寿王焉。子云立，东史文明咨王罗云。天监十七年（518年）卒。子安立，东史大安藏王兴安。普通七年（526年）卒。子延立，东史安原王宝延，云系安藏王之弟。太清二年（548年）卒。子成立。东史阳原王平成。成卒，东史在永定三年（557年）。子汤立，东史平原王阳成。而南北朝之世遂终。自琏至汤，皆兼通贡于南北朝，受封爵。然魏太武帝诏琏送冯弘，琏不听。后文明太后以显祖六宫未备，敕琏荐其女，琏始称女已出嫁，求以弟女应旨，及遣送币，则又称女死，魏遣使切责之，云若女审死者，听更选宗淑，琏虽云当奉诏，会显祖死，事遂止，设显祖不死，亦未必其女之果至也。云之立，高祖诏其遣世子入朝，云亦惟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而已，诏严责之，终亦不闻其至也。而宋太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即献马八百匹。盖句丽之于虏，特畏其无道，不得不姑与周旋，于中国，则心悦诚服者也，此则不可以力致者也。

半岛诸国，嗣受中国之文化者，在晋、南北朝之世，似当以百济为嫡乳。高句丽虽系出夫余，然以高为氏，似系夫余之支庶，百济以夫余为氏，则似系夫余之正支也。《周书·百济传》云：王姓夫余氏。《北史》作余氏，即夫余氏之略称。如其王余映、余毗等，余皆其氏也。句丽名城曰沟娄，见《三国志·本传》，北沃沮一名置沟娄，苏犹言置城。句丽二字，疑仍系沟娄异译，高句丽亦犹言高氏城耳。百济开国神话，见于《隋书》。《隋书》云：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北史》作出自索离国。索疑橐之误；说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北史》：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北史》：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北史》：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北史》：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北史》：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带方，汉县，公孙康以为郡，在今朝鲜锦江流域，详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北史》无此四字。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北史》无海字。因号百济。与夫余、句丽开国传说略同，盖系貉族所共。然云夫余人共奉之，则所君者仍系夫余人，与自夫余出走，而为他族之大长者异矣。云初以百家济海，则其播迁至带方旧壤，实系浮海而来，此语自为仇台之事，乃史实而非神话也。东明传说，乃貉族之所共，仇台则诚百济始祖，故百济岁四祠之，见《周书》本传。《隋书》以百家济海之语，《北史》删一海字，出入甚大，作史之不可轻于增删如此。案《晋书》尚只有《三韩传》。其《马韩传》云：武帝太康元年（279年）、二年（280年），其王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285年）、八年（286年）、十年（288年）又频至。大熙元年（290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277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辰韩传》云：太康元年（279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280年），复来朝贡。七年（285年），又来。弁辰十二国，属于辰韩，故不能径通于中国。盖皆以马韩及辰韩之名自通，则百济、新罗之大，必在武帝以后也。新罗出于辰韩，辰韩，前史言为秦人避役者，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然至晋、南北朝之世，则似新罗之中国人反少，而百济反多。《梁书·百济传》云：今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魏书·句丽传》云：立则反拱，拜曳一脚，行步如走。《隋书》云：拜则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

摇手。拜申足，即满洲人之打跧，乃夷俗，而百济无之。《梁书》又云：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而新罗则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与高丽相类。亦见《梁书》本传。则秦韩遗俗，不在新罗，顾在百济矣。观史所载三国法俗，文化程度，似以百济为最高。百济法俗，《北史》言之最详。其官制较之句丽，即远近于中国。昏取之礼，略同华俗。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都下有方，分为五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亦中国法也。俗重骑射，兼爱文史，秀异者颇解属文。新罗则《梁书》本传言其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且待百济而后通也。日本之文化，据彼国史籍，受诸百济者，亦较句丽、新罗为多，其以是欤？

《宋书·百济传》云：本与高丽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其后高丽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梁书》云：晋世句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济郡。《宋书》云：义熙十二年（416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百济二字，盖即据其自置之郡也。百济是时之都，应在辽西。《周书》云：百济治固麻城；《隋书》云：其都曰居拔城，则其迁归半岛后之所居也。自带方故地遵陆而至辽西非易，且句丽未必容其越境；疑其略有辽西，亦浮海而至也。据《梁书》，则晋太元中，其王须已遣使献生口。余映之后余毗，于宋元嘉七年（430年）复修贡职。毗死，子庆立。《宋书》。庆死，子牟都立。都死，子牟大立。天监元年（502年），进号。寻为高句丽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521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丽，今始与通好。《梁书》云：百济更为强国，然辽西之地，则似未能恢复也。《魏书·百济传》云：延兴二年（472年），宋泰豫元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云：“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旧好。亲率士众，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应机驰击，矢石暂交，枭斩钊首。自尔已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踧。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帚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厩；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是灭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天威一举，有征无战。臣虽不敏，志效毕力，当率所统，承风响应。”又云：“去庚辰年后，庚辰当系宋元嘉十七年（440年），即魏太平真君元年。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视之非高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沉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验。”显祖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诏曰：“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返，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校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生必然之过。”又曰：“高丽称藩先朝，供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礼等至平壤，余礼，百济使。欲验其由状。然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行人不能抑其请，司法无以成其责，故听礼等还。若今复违旨，则过咎益露，后虽自陈，无所逃罪，然后兴师讨之，于义为得。”又诏琏护送安等。安等至高句丽，琏称昔与余庆有仇，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案余庆表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之语，则其使本自海至。乃下诏切责之。五年（475年），宋元徽三年。使安等从东莱浮海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赐余庆玺书。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返。案自延兴二年（472年）上溯三十六年，为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魏太武帝太延二年。冯弘实以其岁走句丽。百济之事势，盖自此逐渐紧急。观此，知句丽不肯送冯弘于魏，又不肯听其归宋，盖欲留其众以为用也。冯氏在十六国中兵力不为强盛，然句丽一得其众，百济之事势，即形紧急，则知是时半岛诸国之兵

力，远非中国之敌，此其所以自慕容氏以前，累为辽东所弱欤？《永乐太王碑》言：王以丙申之岁伐百济，取城五十八，部落七百。己亥之岁，百济违誓，与倭连和，新罗请救。庚子，王以步骑五万救新罗，倭退。移师伐百济，取质而归。丙申为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己亥为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庚子为其四年，又在冯弘亡前四十载。钊之用兵于百济，当在其见败于慕容氏之后，慕容皝之入丸都，下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凡五十四年。丽、济之构衅，可谓旧矣。《隋书》称钊为昭烈帝，似系其国之私谥。观此，知其人好黩武，虽始丧师于北，继且殒命于南，亦必自有其功烈，故能窃帝号以自娱，而其国人亦被之以大名也。《梁书》：隆以普通五年死，复诏其子明袭其爵号。《北史》云：齐受禅，其王隆亦通使焉，齐受禅上距普通五年二十有六载，疏矣。或传写误邪？隆之后为昌，尝通使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光大元年（567年），太建九年（577年），至德二年（584年），皆见《纪》。亦通使于齐、周。见《北史》本传。

《梁书·新罗传》云：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始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521年），王名慕泰，始使随百济奉献方物。《隋书》则云：新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毌丘俭讨高句丽，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秽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594年），遣使贡方物。又云：其先附庸于百济，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北史》说同《梁书》，又列《隋书》之说于后为或说。案沃沮为今朝鲜咸镜道，乐浪为平安南道、黄海道、京畿道之地，辰韩则庆尚地道，详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七节。疆域既各不相干。《梁书》之王名募泰，《南史》作姓募名泰，当有所据。《陈书·本纪》：太建二年（570年）、三年（571年）、十年（578年），新罗并遣使贡方物，不言其王之姓名。《北齐书》武平三年（572年），亦但云遣使朝贡，而河清四年（565年），《纪》载以其国王金真兴为乐浪郡公、新罗王，与《隋书》王氏金者相合。金之与募，亦各不相干。又剧《梁》《隋》二书，一则君民皆属辰韩，一则民杂华夏、句丽、百济、沃沮、韩、秽，而君为百济人，亦若风马牛之不相及。迦罗当即《齐书》之加罗，云：三韩种也。建元元年（479年），国王荷知使来献。三韩在半岛中，势较微末，未必能拓土而北。加罗既能自通于上国，盖其中之佼佼者，故新罗曾附庸焉。则新罗与今庆尚道之地有交涉矣。窃疑《梁书》所谓新罗，与《隋书》所谓《新罗》，本非一国。新罗本辰韩十二国之一，其王氏募，在梁普通二年（521年）至齐河清四年（565年），即陈天嘉六年之间，凡四十四年。自百济浮海逃入乐浪故地之金氏，拓上而南，兼并其国，而代募氏为王。《梁书》只知募氏时事，《隋书》又不知有募氏，夺去中间一节，故其说龃龉而不可通也。东史云：辰韩有二种：一曰辰韩本种，一曰秦韩，是为杨山、高墟、大树、珍支、加利、明活六村，今庆州之地也。新罗始祖曰赫居世。其生也，蒙胞衣而出，其状似瓠，方言呼瓠为朴，故以朴为姓。年十三，高墟部长与诸部推尊之，赫居世乃即王位。卒，子南解立。南解子曰儒理，婿曰昔脱解。南解遗命：继嗣之际，于朴、昔二姓中，择年长者立之。于是二姓迭承王位。第十一世王曰助赍，婿曰金仇道。助贲卒，弟沾解立。沾解传位于仇道之子味邹，而复归于助贲之子儒理。儒理传其弟子基临。基临传昔氏之族讫解。讫解传味邹兄子奈勿。自此新罗王位，遂永归于金氏。《隋书》之金真平，东史称为金平王，名伯净，为新罗第二十六王。《北史》云：新罗传世三十至真平，说差相近，或不尽无据。然即有据，亦必居乐浪故地金氏之

世系，以之牵合于辰韩则误矣。岂金氏之于朴氏，实如莒之于鄫，非以力取邪？迦罗，东史作驾洛，云：少昊金天氏之裔八人，自中国之莒县见第六章第八节。之辰韩之西，人称其地曰八莒，今之星洲也。其后有名首露者，弁韩九干立为君。干尊称。案此说出金海《金氏谱》。金氏又有恼窒朱日者，别开国曰大加耶，今高灵。或曰任那。说出崔致远《释利贞传》。或曰：驾洛之始，有兄弟六人，皆美好长大，众推其兄为驾洛之主，余五人则分为大、小、阿罗、古宁、碧珍五加耶焉。小加耶，今固城。阿罗加耶、古宁加耶，皆今咸安。碧珍加耶，今星洲。此说出新罗僧无亟《东事古记》。首露神圣，在位凡百五十八年，乃死。自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至献帝建安四年（199年）。其后传九世，合首露十世。至梁中大通四年（532年），乃降于新罗。加耶则尝为日本所据。彼国史有所谓神功皇后者，即《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拟为我国史之卑弥呼者也。据彼国史，尝渡海伐新罗，新罗降，得金帛八十艘。其后日本遂定任那之地，置府驻兵。据朝鲜史籍，则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大加耶为新罗所灭，日本所置府亦毁。以上所述朝鲜事，亦据金于霖《韩国小史》。《永乐太王碑》亦载王援新罗却倭人之事，则朝鲜、日本史籍所载，不尽子虚，可知是时三韩、日本，隔海相对，日本之势，较之三韩为少强也。

日本在晋、南北朝之世，与中国交涉颇繁。卑弥呼、壹与之事，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晋书·倭传》云：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晋帝纪》：魏正始元年（504年），东倭重译纳贡。《武帝纪》：泰始二年（266年），倭人来献方物。《梁书·倭传》云：其后复立男王。其事在于何时，则不可考矣。《南史·倭传》云：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晋书·本纪》在义熙九年（413年），云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帅并献方物。《宋书·倭传》云：高祖永初二年（421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而不言所除授者为何。元嘉中，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即马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年（439年），倭国王济遣使贡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447年），乃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462年），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子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东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舶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否。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假受，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宋书·本纪》：元嘉七年（430年）、十五年（438年）、二十年（443年），大明四年（460年），升明元年（477年），皆书倭国王遣使献方物。

齐建元元年（479年），进号为镇东大将军。梁高祖即位，进号征东将军。《纪》在天监元年（502年）。案观倭武表辞，可知是时句丽为倭强敌。倭人自假所督诸国，中国除百济外，皆如其所请与之，又可见是时中国视百济与倭相等夷，余则皆下于倭也。黄公度《日本国志邻交志》曰：“源光国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弗道。揣其意，盖因推古以降，稍习文学，略识国体，观于世子草书，自称天皇；表仁争礼，不宣帝诏；其不肯屈膝称臣，始于是时，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谓推古以前，国家并未遣使，汉史所述，殆出于九州国造任那守帅之所为。余考委奴国印，出于国造，是则然矣。《魏志》《汉书》所谓女皇卑弥呼，非神功皇后而谁？武帝灭朝鲜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罗而彼受魏诏，其因高丽为乡道，情事确凿，无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贡物，岂容遽停使节？且自应神已还，求缝织于吴，求《论语》《千文》、佛像、经典于百济，岂有上国朝廷，反吝一介往来之理？宋顺帝时，倭王上表，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谓有国造、守帅，能为此语者乎？惟《宋》《齐》《梁》诸书所云倭王，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于推古时始用甲子，始有纪载，东西辽远，年代舛异，译音辗转，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无足怪。按此自黄氏时之见解，由今言之，日本、朝鲜、安南等之古史，皆冯藉中国史籍，附会而成，治此诸史者，反当以中国史为据，理极易明，不待更说也。日本人每讳言臣我，而中土好自夸大，辄视为属国。余谓中古之时，人文草昧，礼制简质，其时瞻仰中华，如在天上，慕汉大而受封，固事之常，不必讳也。隋、唐通使，往多来少，中国未尝待以邻礼，而《新》《旧唐书》，不载一表，其不愿称臣、称藩，以小朝廷自处，已可想见。五代以后，通使遂希。而自元兵遇飓，倭寇扰边以来，虽足利义满，称臣于明，树碑镇国，赐服封王，而不知乃其将军，实为窃号。神宗之封秀吉，至于裂冠毁冕，掷书于地，此又奚足夸也？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中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为《元蕃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之乡邻交骂，于事何益？”此

论可谓极其持平，足以破拘墟狭隘之见矣。《北史·倭传》云：“居于耶摩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亦可见与我往还者，确为其共主也。

第二节 南方诸异族之同化

内地诸异族之同化，为晋、南北朝之世之一大事，第一章已言之。此等异族之同化，固由汉族入山，与之杂居，亦由地方丧乱，旷土增多，诸蛮族逐渐出居平地。当政事素乱、防务空虚之日，自不免苦其扰害，然易一端而论之，则同化之功，正因之而加速，长江流域之全辟，实深有赖于兹。史事利害，繁赜难明，固不容偏执一端也。

曷言乎斯时之开拓，深有赖于诸异族之出居平地也？大抵当九州鼎沸，群龙无首之日，海内之扰乱必甚，可谓几无一片干净土，若犹有一政府，则暴政虽曰亟行，疆场虽曰多故，较之群龙无首之世，终必有间。故后汉之末，华人相率入山者，至晋、南北朝之世，则又相率而出焉。其出也，不徒一身，必有稍已同化之蛮民，与之偕出，势也。又不徒在其附近之地，而必分播于较远之区。何哉？丧乱之后，旷土增多，迁徙者必追踪而往，一也。新居不必安靖，甫奠居者或又将转徙，二也。如是，故其为数滋繁，而所至亦颇远。《宋书》分蛮为荆雍州蛮及豫州蛮。《齐书》则云：布荆、湘、雍、郢、司五州界。《魏书》云：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地实苞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陕西六省。《宋书》以荆雍州蛮为盘瓠后，豫州蛮为廪君后；《魏书》亦云：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夫盘瓠、廪君，皆不过一小部落，安能散布至于如是之广？《齐书》云：蛮言语不一；又言其俗或椎髻，或翦发；即可见其种类之多。

然观其一出山即可列为编户，又可见其中汉人实不少；即本为蛮族，其同化于汉，亦必已甚深。《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谓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齐书》谓蛮言语不一，当亦如是，非遂不知华语也。

《宋书·荆雍州蛮传》云：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豫州蛮传》云：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齐书》云：蛮俗善弩射，皆暴悍，好寇贼。《魏书》云：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观此诸语，一似华夏与诸蛮，日在争战之中者，其实不然。《宋书·荆雍州蛮传》云：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赋税。然则蛮人之扰乱，仍是中国贫民，铤而走险耳。当两国相争之时，彼此咸藉蛮以为用。平时则资其捍蔽，战时则用为前驱。又或使其扰乱敌后，阻塞道路。蛮族之桀黠者，遂得叛服于二国之间焉。《北齐书·元景安传》言：景安除豫州刺史。管内蛮多华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宁辑。招慰生蛮，输租赋者数万户。豫州中原之地，而至于蛮多华少者？干戈数动，则民卒流亡，惟蛮人依据险阻，又质直，能耐劳苦，不虑危难，故其荡析离居，转不如汉人之甚也。土满者岂曰能有其土？疆场之控扼，不能谓其无成劳矣。即内争之际，亦有引以为助者。而战败之士，亡命之徒，又或藉为逋逃之薮。史所记者，本以兵事为多，遂觉杀伐之气，满于纸上矣。然其同化，实仍在平和中逐渐致之。综观晋、南北朝之世，所谓诸蛮，大烦征讨者，不过三役：一为宋文帝、孝武世之于沔中蛮及西阳蛮。沔中蛮，亦曰缘沔蛮，即雍州蛮。元嘉七年（427年），刘道产为雍州刺史，诸蛮悉出，缘沔而居。十九年（442年），道产卒，群蛮大动，朱修之讨之失利，沈庆之乃讨破之。二十二年（445年），孝武帝为雍州，庆之又随之西上，率柳元景、宗悫等，前往讨击。汉西阳县，本在今河南光山县境，晋世为蛮所据，乃于今湖北黄冈县西立西阳郡。元嘉末，为亡命司马黑石等所诳动，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孝武时为江州刺史，与沈庆之往讨之，会元凶弑逆，旋师起义，至孝建四年（454年），庆之乃复往讨定，事见《宋书》诸人本传。二周文帝之于峡中蛮。详见《周书·蛮传》。三魏明帝之末，三鵶蛮人，大肆扰乱，明帝至欲亲征，后卒未果，而遣临淮王刬讨之。事在孝昌元年（525年），见《纪》。前二役诚用兵力戡定，后一役仍不过徒有其名，此外则皆州郡及理蛮之官，晋武帝于荆州置南蛮校尉，雍州置宁蛮校尉，皆治襄阳，江左省。寻置南蛮校尉，治江陵。孝武帝又置宁蛮校尉，以授鲁宗之。宋世祖罢南蛮，而宁蛮如故。事见第九章第二节。武帝又置南夷校尉，治宁州，江左改曰镇蛮校尉，见《宋书·百官志》。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任，见《齐书·州郡志》。此等皆理蛮之官也。随宜讨伐而已。诸蛮既与汉人习狎，抚之者自以能行德化为上。《梁书·良吏传》：孙谦擢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镇之。谦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又《文学传》：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此皆治蛮不必用兵力之证也。然能如是者卒鲜，往往滥施讨伐，而其行军且极残酷。《宋书·夷蛮传》曰：自元嘉将半，寇盗弥广，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已甚。按俘虏之多，盖利其可输税租，服力役，甚且没为奴婢耳。亦有无所利而肆情诛杀者，如陈显达为益州刺史，使责大度村獠租赕，獠帅

杀其使，显达分部诸将，声言出猎，夜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此则所谓申好杀之愤者也。此实将帅之贪功徼利，谓蛮非讨伐不可，固不其然。抑虽如是，真能深入其阻者，亦卒鲜也。当时诸蛮之出山，固有胁以兵力者；又有由于俘获，迫令迁移者；然其慕化内徙，或酋长身来归顺者，亦属不少。慕化内徙，即同齐民。酋长内附，往往设置郡县，即以其人为守令，多有仍行世袭之制者，然数世之后，终必别简人以代之，此亦无形之改土归流也。《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蜓，曰，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既同于齐民，则无复君长耳，非本无君长也。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是也。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可见晋、南北朝之世所谓蛮者，至隋、唐时，多已泯然无迹矣。使其言语风俗，判然与我不同，岂能泯然于一旦？可见民族早已同化，觉其不同者，特时势之不安谧，激之使然耳。然则民族之同化，实皆社会自为之，政治之所能为力者甚鲜也。

梁、益二州情形，则较荆、雍、豫州为恶。以荆、雍、豫州，汉末以来，丧乱较烈，华人之入山者较多，梁、益二州则不然；观此二州无所谓山越，史间言山僚亦甚希可知。又荆、雍、豫州，去大川及平地近，其人之出山较易，梁、益地势较险，夷人自深山而出者，仍依山并谷故也。《魏书》云：“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僚即今所谓仡佬，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虽处山谷，其初本来自海滨，《魏书》言其“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又曰：“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乃自卖以供祭者。”此缘海之马来人，即古所谓越族者食人之俗也。详见《先秦史》。因所居深阻，罕与华人交接，故其旧俗沿袭尚多，而其文明程度亦较低焉。《魏书》云：“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案干阑之名，与后印度诸国同，亦可见其初居海滨也。《魏书》云：“李势之时，诸僚始出，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此谓华人所居山谷之地，僚自深山迁此。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夏侯始迁之叛也，魏以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颇得僚和。后以羊祉、元恒、元子真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竖眼颇得物情。祉性酷虐，恒、子真并无德绩，诸僚苦之。魏以梁、益二州，统摄险远，又立巴州，以统诸僚，《魏书·地形志》：巴州郡县阙。《隋书·地理志》：清化郡，旧置巴州，今四川巴中县。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盖因梁之隆城郡，在今四川仪陇县北。所绾僚二十万户。隆城所统，谓之北僚，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僚，并皆不顺，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孝昌初，诸僚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时魏子建为山南行台，勉谕之，乃得散罢。始欣虑获罪谴，谋来附，而其族子恺为隆城镇将，归心于魏。魏子建启以镇为南梁州，以恺为刺史。发使执始欣，囚于南郑。遇子建见代，傅竖眼为行台，竖眼久病，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贿，使得还州，始欣乃起众攻恺屠灭之，据城南叛。梁将萧玩，率众援接，为魏梁、益二

州兵所破斩。魏攻陷巴州，执始欣，然梁州未久即入梁。其后梁、益皆陷于周。《周书》云：“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私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其虐，亦无以异于梁也。又云：“其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可见其同化，远较豫、荆、雍州蛮为后矣。

交、广、宁三州，情形较梁、益二州为尤恶。案此三州，西通缅甸，东苞东京湾为内海，实为中国向南拓展之枢机，惜距中原较远，民族拓展之力，一时有所不及，而政事尤欠清明，遂至越南之地，终于分裂以去，而自云南西南出之路，亦未能尽力经营也。中国之稍知注意于交土，似自后汉中叶以来。《晋书·地理志》云：顺帝永和九年（144年），交趾太守周敞交趾，今越南河内。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203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150年），移治番禺。《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策欲杀于吉，诸将连名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又引虞喜《志林》：喜推考桓王之薨，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于前亡，张津于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裴松之案：“太康八年（286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建安六年（201年），张津犹为交州牧，《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此云津拜交州在建安八年（203年），又与《交广春秋》不合。案当时任疆寄者，多自刺史进为州牧，津盖本为交趾刺史，至八年乃进为牧也。桓王引津死事，以譬将吏，自为虚辞，古人轻事重言，此等处多不审谛，不足深较也。《宋书·州郡志》云；交州刺史，本治龙编，见第七章第五节。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广信，汉县，为苍梧郡治，隋时改县曰苍梧，今广西苍梧县。十六年（151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州甫立而治所即内移，可见中朝威柄之失坠矣。观下引《薛综疏》，津或因欲与刘表争，以致无暇顾及交土也。是时交土实权，乃入于士燮之手。《三国·吴志》：燮，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汶阳，汉县，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日南，今越南乂安。燮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弟壹领合浦太守，合浦，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次弟 领九真太守，九真，今越南清华。弟武领南海太守。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武先病殁。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后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零陵，见第三章第六节。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址太守如故。”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建安七年（202年），权尝表朱治为九真太守，见《治传》。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据《骘传》事在建安十六年（211年）。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内附。益州，汉郡，蜀汉改曰建宁，在今四川晋宁县东。权益嘉之。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226年），魏文帝黄初七年。年九十卒。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时以徽领九真太守，见《吕岱传》。宗即賨，賨乃夷人所出赋税之名，用为种族之名，实借字耳。《三国志》多作宗。以上据《士燮传》。

吕岱督兵三千人浮海，与良共讨平之。杀徽兄弟六人，见《士燮传》。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吕岱传》。交、广之分，交州业已还治龙编，《宋书·州郡志》。至是，则复举七郡之地，通以龙编为控制之所矣，可谓内地威柄之一振也。黄龙三年（231年），魏明帝太和五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竹邑薛综，竹邑，后汉县，属沛郡，在今安徽宿县北。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孙权除为合浦、交趾太守。岱之讨伐，综与俱行。及是，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于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案汉武帝平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九郡。昭帝时罢儋耳。元帝时又罢珠崖。孙权之分交、广，以南海、苍梧、郁林三郡为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见《晋书·地理志》。此云四国，指交趾、日南、九真、合浦也。秦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孙权黄武七年（228年），改合浦为珠官郡。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址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髻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址，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以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参看《秦汉史》第九章第六节。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今广东琼山县。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址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在今安南境。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 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然

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及臣所见：南海黄盖，为日南太守，下车以供设不丰，挝杀主簿，仍见驱逐。九真太守儋萌，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址太守士燮，遣兵致讨，卒不能克。又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次得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后得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表又遣长沙吴巨为苍梧太守，巨武夫轻悍，不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骘。是时津故将夷廖、钱愽之徒尚多，骘以次治，纲纪适定，会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变，越军南征。平讨之日，改置长吏，章明王纲。威加万里，大小承风。由此言之，绥边抚裔，实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祸福尤甚。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高凉，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郁林，今广西贵县。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高凉郡，汉末吴所分置，并前所言七郡为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读此疏，可略知交、广民生，吏治之情形矣。赤乌二年（239年），魏明帝景初三年。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汉郡，今湖南郴县。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孙权传》。吕岱时在武昌，自表辄行。孙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等。《吕岱传》。十一年（248年），魏齐王芳正始九年。交址、九真夷贼攻役城邑，交部骚动。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交域清泰。至孙休永安元年（258年）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乃征还。《胤传》。五年（262年），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休使察战到交址调孔雀、大猪。注：察战，吴官号。案其人姓名，似即《晋书·本纪》之邓句，《陶璜传》之邓苟，见下。先是交址太守孙谞，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察战至，恐复见取，郡吏吕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杀谞。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休传》。《晋书·陶璜传》云：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苟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送秣陵，兴杀谞及苟，及郡内附。七年（264年），八月后为孙皓元兴元年（264年）。魏常道乡公咸熙元年。吴复分交州置广州。《孙休传》。仍统南海、苍梧、郁林三郡，见《晋志》。九月，魏以吕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诏曰：“孙休遣使邓句敕交址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吴将吕兴因民心忿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桀，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告以祸福。遣都尉唐谱等诣进乘县，因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自陈。”案蜀以李恢为建宁太守，遥领交州刺史，晋平蜀，亦以弋遥领交州，见《晋书·地理志》。策命未至，兴为下人所杀。《魏志·本纪》。然是岁，魏所置交址太守之郡。《孙皓传》。案《华核传》：宝鼎二年（267年），核上疏言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址、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则其时日南尚属吴。然《晋书·武帝纪》：泰始五年（269年）五月，曲赦交址、九真、日南三岁刑，则日南亦属晋矣。孙皓宝鼎三年（268年），晋武帝泰始四年。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入击交址。为晋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皓传》。《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年）十月，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陶璜传》：吕兴为功曹李统

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址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址。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建衡元年（269年），晋泰始五年。十一月，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建安，见第八章第一节。皆就合浦击交址。二年（270年），晋泰始六年。春，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四月，勖及徐存家属皆伏诛。三年（271年），晋泰始七年。汜、璜破交址，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孙皓传》。《晋书·本纪》：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七月，吴将陶璜等围交趾，太守杨稷与郁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于吴。案谓稷、炅降吴者，说出《汉晋春秋》。《华阳国志》则云：稷至合浦欧血死，炅不屈，为吴所杀。见《三国志·孙皓传注》。《晋书·陶璜传》兼采二说。又云：炅密谋袭璜。事觉，被诛。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璜遣攻之，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九德，吴分九真郡立。破交趾后，又分交趾为新昌郡。诸将破扶严夷，置武平郡。皆在今越南境。土地阻险，夷僚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晋书·璜传》。天纪三年（279年），晋武帝咸宁五年。夏，修允转桂林太守，疾病，住广州，先遣部曲督郭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诸夷。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晧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会聚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兴广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苍梧，族攻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八月，以滕修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讨马。与族遇于始兴，未得前。皓又遣徐陵督陶濬，璜弟。将七千人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马。陶濬至武昌，闻北军大出，停驻不前。《孙皓传》。滕修赴难，至巴丘，见第十三章第六节。而晧已降，乃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为广州牧，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太康九年（288年），卒。《晋书·修传》。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诏复本职。晋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山带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尩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惟兵是镇。又宁州兴古，见下。接据上流，去交址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货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朝廷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传》：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静。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众父，见《众传》。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璜父基，吴交州刺史。威

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璜传》。威，《晋书·忠义王谅传》作咸，云：新昌太守梁硕，专威交土，迎立陶咸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机为刺史。硕发兵距机，自领交址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敦以谅为交州刺史。谅既到境，湛退还九真。广州刺史陶侃遣人诱湛来诣谅，谅斩之。硕率众围谅于龙编。以上《谅传》。太宁元年（323年）五月，龙编陷，谅死之。六月，陶侃遣参军高宝攻硕，斩之。《本纪》。参看第三章第九节。太元五年（327年）十月，初九真太守李逊，父子勇壮有权力，威制交土。闻刺史滕逊之当至，分遣二子断遏水陆津要。杜瑗者，朱鸢人，汉朱 县，《晋志》作朱鸢，在今河内东南。本属京兆，祖元为宁浦太守，宁浦，晋郡，今广西横县西南。遂居交趾。瑗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是时为交趾太守。收众斩逊，州境获宁。逊之居州十余年及北还，以瑗为交州刺史。参看下节。义熙六年（410年），年八十四卒。府州纲佐，共推瑗第五子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411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李逊子奕、脱等，引诸俚帅，众五六千人，受循节度。慧度与弟交趾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讨破之。循中箭赴水死。斩李脱等。慧度俭约质素，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卒。以慧度子弘文为刺史，亦以宽和得众。太祖元嘉四年（427年），以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弘文就征。会得重疾，行到广州，卒。《宋书·慧度传》。二十年（424年），以檀和之为刺史。二十三年（427年），伐林邑，破之，事见下节。《齐书·南夷传》云：泰始初，刺史张牧卒，交趾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宋书·徐爰传》云：悉诛北来流寓，无或免者。爰时徙交州，长仁素闻爰名，爰又以智计诳诱，乃得无患。据交州叛。数年，病死。从弟叔献嗣事，号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献得朝命，人情服从，遂发兵守险，不纳焕。焕停郁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479年），仍以叔献为交州刺史，就安慰之。案《宋书·本纪》：泰始四年，三月，以孙奉伯为交州刺史。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南，陈伯绍讨平之。八月，以刘勃为交州刺史。五年（483年）七月，以陈伯绍为交州刺史。七年（485年）二月，置百梁、在今广东合浦县东。櫳苏、在合浦东北。永宁、在今广东阳江县境。安昌、在合浦北。富昌、未详。南流郡，今广西郁林县。又分广、交州三郡广之临漳，交之合浦、宋寿。立越州。《齐志》：镇临漳。案临漳，宋郡，在今合浦东北。盖孙奉伯、刘勃、陈伯绍皆未能之镇，故立越州以规交土也。《齐书·太祖纪》：即位后遣使分行四方，以交、宁道远不遣使。《刘善明传》：善明表陈时事，以为“交州险敻，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盖太祖本意在息民，又时交州惟有珠宝，太祖性俭，非其所重，故遂以姑息处之也。《南夷传》又云：叔献受命。既而断割外国，贡献寡少。世祖欲讨之。永明元年（483年），以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郡兵征交州。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叔献间道自湘川还朝。六年（488年），以始兴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镇，属病不理事，好读书。长史伏登之因此擅权，改易将吏。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余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将部曲袭执法乘。启法乘心疾动，不任亲事。世祖仍以登之为交州刺史。盖终不免于姑息矣。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畟讨平之。十五年（516年），交州刺史李畟斩州反者阮宗孝，传首京师。普通四年（526年）六月，分交州置爱州。治九真。皆见《本纪》。大同七年（541年），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攻谘。谘输

赂，得还越州。台遣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兼采梁、陈《书·本纪》。高州治高凉，见第十五章第三节。新州梁置，今广东新兴县。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听，谘又促之。时谘亦至广州。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乃引其余兵退还。谘启子雄及冏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武帝敕于广州赐死。《陈书·杜僧明传》。子雄弟子略，与冏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南江督护沈，进寇广州。《陈书·武帝纪》。其事详见《杜僧明传》。陈高祖时为西江督护，讨平之。时又遣越州刺史陈侯、罗州刺史宁巨、安州刺史李智、爱州刺史阮汉同征贲。罗州，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安州，未详。九年（543年）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治九德。攻贲。贲将范脩破走之。十年（544年）正月，贲于交趾窃位号，署置百官。《梁书·本纪》。诏陈高祖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刺史杨南讨。十一年（545年）六月，军至交州，破贲。中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克交趾嘉宁城。贲窜入僚洞。屈獠斩贲，传首京师。《陈书·高祖纪》在太清元年（547年），《梁书·本纪》在二年三月，盖贲死于元年，《纪》于其传首至京之日书之。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二万，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高祖仍率众讨平之。越南国史，称贲为前李氏。谓其七世祖为中国人，徙居太平。以大同十年（546年）自立，国号万春，年号天德。贲死后，天宝自立为桃郎王。有赵光复者，亦于太清三年（549年），自立为越王。敬帝绍泰元年（555年），天宝死，无子，诸臣共立其族人李佛子。陈宣帝太建二年（556年），袭禽赵光复。至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降隋。据冯承钧译迦节《越南世系》，在《史地丛考续编》中，商务印书馆本。案李佛子之降，事见《隋书·本纪》及《刘方传》。越南古史，原系依附中国史籍而成，其不足据，与朝鲜、日本之古史正同也。陈世交、广之域，欧阳氏实擅大权，欧阳 为广州刺史，及其子纥之事已见前。弟盛为交州刺史。纥之平，交址夷僚往往相聚为寇抄，阮卓奉使招慰，交趾多金翠珠贝珍怪之产，前后奉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还，衣装无他，时论咸服其廉焉。以上所言，为交、广缘海之地，为文明及财富所萃，政权亦托于是。大抵能树威德者，皆久居其地之豪族，单车孤往则形同羁旅，即使清能，亦多无以善其后，而贪暴者更无论矣。此其所以势同割据，五代后卒至分裂而去也。至远海之区，则启辟尤廑。《齐书·州郡志》言：“广州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俚、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元徽二年（474年），以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獠。土有瘴气杀人。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处高，今交土调和，越瘴独甚。刺史尝事戎马，惟以战伐为务。”此可见广州之启辟，不如交州，越州又落广州之后。盖其文化皆自海道传来，交州眣出海中，故其启辟较易也。

琼州一岛，汉武帝时，置儋耳、今广东儋县。珠崖二郡，昭帝时罢儋耳，元帝时又罢珠崖，已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十六节。孙权欲取夷洲及珠崖，陆逊、全琮皆谏，详见第五节。然赤乌五年（242年），卒遣将军聂权、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三国·吴志·权传》。是岁，遂置珠崖郡。晋平吴，省入合浦。宋文帝元嘉八年（480年），又立珠崖。《南夷传》云：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四年（476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罗州治。遣前朱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返。沈下狱死。则亦仅等诸羁縻而已。

宁州之地，距中原窎远，与交、广无异，而又无海路可通，故其闭塞尤甚。自两汉开辟之后，迄于南北朝，惟蜀汉之世，颇能控制之，则以其相距较近；又蜀土褊狭，军资国用，势不能不有藉于此；故能尽力经营也。晋世宁州之地，后汉时分越巂、见第十三章第四节。益州、牂牁、今贵州平越县。永昌今云南保山县。四郡，而以庲降为控扼之所。《三国·蜀志·李恢传注》云：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案《马忠传》言：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住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似庲降都督本治益州也。平夷，今云南曲靖县。雍闿之乱，杀太守正昂。蜀以张裔为太守，闿又执之，送于吴。吴遥置闿为永昌太守，《三国·蜀志·吕凯传》。而以刘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诸葛亮平南中，阐还吴，为御史中丞，见《蜀志·二牧传》。越巂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亦叛。惟永昌五官掾功曹吕凯，与丞王伉闭境拒闿。诸葛亮欲自征之。长史王连谏：以为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为留连久之。建兴三年（225年）三月，卒自行。时李恢为庲降都督，领交州刺史，住平夷。亮由越巂，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未详。恢给以官军粮尽，欲引还，乘其怠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谢钟英《三国疆域志补注》云：即今南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时亮发在道，而雍闿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改益州为建宁，分建宁、永昌置云南，治弄栋，今云南姚安县。建宁、牂牁置兴古。治温，今云南罗平县。表吕凯为云南太守，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王伉为永昌太守。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其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案《诸葛亮传》称亮南征之功，亦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见当时之用兵，固欲绝后顾之忧，实亦利其赋入也。七年（229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九年（231年），张翼为庲降都督。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十一年（233年），耆帅刘胄作乱。翼讨之，不克。以马忠代之，乃讨斩胄。移治味县。越嶲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

安定治所未详。除张嶷为太守。嶷诱以恩信，讨其不服。在官三年，徙还故郡。定莋、在今四川盐源县南。台登、在今四川冕宁县东。卑水在今四川会理县东北。三县，旧出盐、铁及漆，夷徼久自锢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郡有旧道，经旄牛中旄牛，汉县，在今四川汉源县南。至成都，既平且近，绝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安上，谢钟英云：当在峨边、越嶲间。亦获开通，复古亭驿。嶷在郡十五年，至延熙十七年（255年）乃还。永昌郡夷僚不宾，以霍弋领太守，率偏军讨之，斩其豪帅，郡界宁静。弋后领建宁太守，统南郡事。蜀亡降魏，仍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使救吕兴，事已见前。案马谡攻心之论，诸葛亮七纵七禽之说，古今侈为美谈，《三国·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阻，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粗安、粗定四字，最可注意，所能期望者，原不过如此也。其实反斾未几，叛旗复举，重烦讨伐，又历多年，知志在赋取者，终非如厚往薄来之可以无猜也。邓艾入阴平，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谯周言：“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事乃已。晋既定蜀，泰始七年（271年），建为宁州。太康三年（282年），废宁入益，置南夷校尉以护之。《三国·蜀志·霍峻传注》引《汉晋春秋》：弋之孙彪，为晋越巂太守；《吕凯传注》引《蜀世谱》：凯子祥，为晋南夷校尉；祥子及孙，世守永昌；又《马忠传注》：子修，修弟恢，恢子义，皆为晋建宁太守；盖皆用旧人以抚之，故获相安。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复立宁州。巴氐乱作，声教始隔。永嘉元年（424年），南夷校尉李毅卒，宁州遂陷。治中毛孟求刺史于京都，诏以李逊为之。逊仍据州与李雄相拒。逊死，州人立其子坚。陶侃使尹奉代之。至成帝咸和八年（333年），乃为李寿所陷，已见第三章第六节。咸康二年（336年），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击夜郎，晋郡，今贵州石阡县西南。新昌太守陶协击兴古，并克之。加督宁州。五年（339年），岳又伐蜀，建宁人孟彦执李寿将霍彪以降。寿遣李奕攻牂牁，太守谢恕固守，奕粮尽引还。后八岁，李氏灭，宁州还属晋朝。苻坚陷益州，《载记》言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归之，盖尝致其献见，然坚实未能有其地也。宋世萧惠开督益、宁，大明八年（464年）。《传》言其欲收牂牁、越嵩，以为内地，绥讨蛮、濮，开地征租，然有志而未逮。梁世武陵王纪居蜀，史言其南开宁州、越巂，故能殖其财用，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此亦意在赋敛而已。其时徐文盛为宁州，《传》云：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僚感之，风俗遂改。当时自边徼举兵勤王者，实惟文盛与陈高祖二人。其人盖亦异才，惜乎未竟其用也。《齐书·州郡志》云：宁州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盖客籍官于宁能举其职亦少，故其后地遂为两爨所擅焉。

第三节 林邑建国

秦、汉之开南越，所至之地，不为不远，然其地陆路阻塞，交通皆藉海道，其南境，海道距印度近而距中国已开发之地远，故越三四百年，其地之民族，遂有承袭印度之文化而谋自立者，林邑是也。《晋书·林邑传》曰：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汉象林县，在今越南之广南。其地有茶荞古城，考古者云即林邑之都，见鄂鲁梭《占城史料补遗》，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商务印书馆本。《水经·温水注》云：建武十九年（43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又云：秦徙余民，染同夷俗，日南旧风，变易俱尽。盖其地华人甚少，故渐为夷所同化。后汉末，功曹姓区，有子曰连，《梁书》作达，《水经注》作逵。杀令，自立为王。子孙相承。《水经注》云：自区逵以后，国无文史，失其年代，世数难详。其后王无嗣，外孙《梁书》作外甥，《隋书》作其甥。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336年），《梁书》《南史》作三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齐》《梁书》《南史》皆作范稚。西卷县，在今越南承天府附近。尝牧牛涧中，获二鲤鱼，化成铁，用以为刀。刀成，乃对大石鄣而祝之曰：“鲤鱼变化，冶成双刀，石鄣破者，是有神灵。”进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随商贾往来，《梁书》《南史》云：范稚常使之商贾。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梁书》《南史》作及兵车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文乃谮逸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为王。《梁书》《南史》云：文伪于邻国迎王子，置毒于浆中而杀之，遂胁国人自立。于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梁书》云：举兵攻旁小国，皆吞灭之。有众四五万人。近世治南洋史者，谓林邑即唐之环王，五代后之占城，在我虽有异名，在彼则迄以占婆自号，《唐书》：环王，亦名占婆。《西域记》名摩诃瞻波。《南海寄归内法传》作占波。未尝有所谓林邑者。冯承钧译马司培罗《占婆史序》。商务印书馆本。案《太平寰宇记》卷百七十六。云：林邑国，本秦象郡林邑县地，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而《水经注》述林邑事，有“后去象林、林邑之号”之文，则占婆建国之初，实曾以中国县名，为其国号也。《三国·吴志·吕岱传》，谓岱既定交州，遣从事南宣国化，徼外扶南、林邑、明堂诸王各遣使奉贡，则《晋书》谓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者实非；或其所谓中国，乃指汉、魏而言也。《后汉书·南蛮传》：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四月，日南象林县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率，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明年，用李固议，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址刺史，乃讨平之。后张津为区景所杀，事见上节。然则象林徼外蛮夷，为患已久，而区氏为象林魁桀，故终至杀令而自立也。占婆古碑，尚有存者。马司培罗谓考诸碑文，占婆有史以来第一王为释利魔罗（cri Mara），或即区连云。见《占婆史》第二章。范为中国姓，抑系译音，近人多有异说。伯希和云：占婆碑文，国王名号，无一与范字相类者；马司培罗谓范为Varnan对音；详见费郎《叶调斯调与爪哇》，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其言似亦有理，然究不能谓中国史所载林邑诸王，必见于占波碑文中也。予谓范文之知识，尚系得诸中国，则自此以前，以中国人入占波作大长，于势甚顺。范熊、范文，不必论其种姓如何，视为中国民族，固无不可也。

陶璜言范熊世为逋寇，则林邑之为边患，由来已久，及范文立而愈烈。《晋书·林邑传》言：文遣使通表入贡，其书皆胡字，此与《本纪》所书咸康六年十月，林邑献驯象，当即一事。后七年而兵端启。《传》云：永和三年（347年），文率其众，攻害日南，陷太守夏侯览。杀五六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梁书》作朱藩。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货贿，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壮时，《梁书》《南史》皆作姜庄。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大半，又伐船调桅，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且林邑少田，贪日南之地。戢死，继以谢擢，《梁书》作谢稚。侵刻如初。及览至郡，《梁书》云：台遣览为太守。酖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既而文还林邑。是岁，朱蕃使督护刘雄戍于日南，文复攻陷之。四年（348年），文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护滕畯率交、广之兵伐文于卢容，县名，当在承天府之南。为文所败，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广州刺史滕含率众伐之。佛惧，请降。含与盟而还。含，修之孙，见《修传》。《梁书·林邑传》云：文杀夏侯览，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朱蕃后遣刘雄戍日南，文复屠灭之。进寇九德，残害吏民。遣使告蕃：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蕃不许。又遣督护陶缓、李衢讨之。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五年（349年），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桓温遣督护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帅交、广州兵讨之。佛婴城固守。邃令畯盛兵于前，邃率劲卒七百人自后逾垒而入。佛众惊溃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请降。留日南三年旬，乃总其前后而言之，自永和三年（347年）至五年（349年）。此处所谓乃还林邑，与下文之文归林邑，正是一事。然云寻复屯日南；又云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则自永和三年（418年）之后，林邑之兵，实迄未尝去日南矣。惟范文初还，刘雄未败时尝暂复，此时文实尚未据日南也。滕峻之兵，《晋书》在范文时言其败，而《梁书》在范佛时言其胜者？《水经注》言：永和五年（349年），桓温遣督护滕畋，率交、广兵伐范文于旧日南之卢容县，为文所败，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创死，子佛代立。七年（351年），畯与交州刺史杨平复进。军寿泠浦。在区粟城之南。区粟城，《水经注》云：即西卷县。入顿郎湖。在四会浦口之西。四会浦口，今顺安海。讨佛于日南故治。佛蚁聚，连垒五十余里。畯、平破之。佛逃窜山薮，遣大帅面缚，请罪军门。遣武士陈延劳佛，与盟而还。则畯征林邑，实经再驾，始败终胜，范文既以创死，则初役亦不得谓全败。《晋书》漏书其后一役，《梁书》又漏书其前一役也。《本纪》：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讨佛于日南，破其五十余垒。《梁书·传》云：升平初，复为寇暴，刺史温放之讨破之。放之，峤子。《晋书·峤传》云：放之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将征林邑，交址太守杜宝、别驾阮朗并不从，放之以其沮众，诛之。勒兵而进，遂破林邑而还。《水经注》事在升平二年（358年），云水陆累战，佛保城自守，重求请服，听之。《本纪》：三年（359年）十二月，放之又讨林邑参离、耽潦，盖林邑属夷。并降之。此数事《晋书·传》亦漏书。《传》又云：至孝武宁康中，遣使贡献。至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达立，上疏贡黄金盘碗及金钲等物。一似佛死胡达立，在义熙之后者，其误殊甚。《杜慧度传》：慧度父瑗，平李逊之乱，交州刺史滕逊之乃得至州，已见上节。《传》又云：逊之在前十余年，与林邑累相攻伐。逊之将北还，林邑王范胡达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围州城。时逊之去已远。瑗与第三子爰之，悉力固守。多设权策，累战，大破之。追讨于九真、日南，连捷。故胡达走还林邑。乃以瑗为交州刺史。义熙六年（410年），

年八十四，卒。李逊之叛，事在太元五年十月，其见杀在六年七月；逊之到官，必在六七年间，在州十余年，约当太元之末；佛死而胡达继，必在升平二年（358年）至太元末年之间。《梁书·传》云：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佛孙须达复寇日南，执太守炅源。又进寇九德，执太守曹炳。交址太守杜瑗遣都督邓逸等击破之。即以瑗为刺史。则隆安三年（399年），林邑王位又嬗于须达矣。《晋书·本纪》：太元七年（382年）三月，林邑范熊献方物，此时在位者为佛为胡达不可知，要不得更有范熊，疑熊乃号而非名也。《梁书·传》又云：义熙三年（407年），须达复寇日南，杀长史。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斩获甚众。九年（413年），须达复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慧度弟。与战，斩其息交龙王甄知，及其将范健等。生俘须达息那能，及虏获百余人。《本纪》：是年三月，林邑范湖达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湖达盖即甄知，亦号而非名也。《梁书·传》云：自瑗卒后，林邑无岁不寇日南、九德诸郡，杀荡甚多。交州遂致虚弱。《杜慧度传》云：高祖践阼之岁，慧度率文武万人南讨林邑。所杀过半。前后被钞略，悉得还本。林邑乞降，是役盖亦一大举，然兵端仍不戢。《宋书·林邑传》云：高祖永初二年（421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贡献，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诸郡。八年（427年），又遣楼船百余寇九德，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讨。攻区粟城，不克而还。林邑欲伐交州，借兵于扶南，扶南不从。十年（429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十二（431年）、十五（434年）、十六（435年）、十八年（437年），频遣贡献，而寇盗不已。所贡亦陋薄。太祖忿其违慠。二十三年（442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振武将军宗悫受和之节度。和之遣府司马萧景宪为军锋，悫仍领景宪军副。向区粟城，克之。乘胜进讨，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奔逃。所获珍异，皆是未名之宝。此役之后，林邑寇盗遂息，或谓中国之兵威，有以慑之，核其实，亦未必然。《齐书·林邑传》云：永初二年（421年），林邑王范杨迈，初产，母梦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丽，中国谓紫磨金，夷人谓之杨迈，故以为名。杨迈死，子咄立，纂其父，复改名杨迈。下叙檀和之征林邑事。其下云：杨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篡立为王。永明九年（491年），遣使贡献金簟等物。诏可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范杨迈子孙范诸农，率种人攻当根纯，复得本国。十年（492年），以诸农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永泰元年（498年），诸农入朝，海中遭风溺死。以其子文款为假节、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梁书》则云：须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传位于其甥。国相藏驎固谏，不从。其甥既立，而杀藏驎。藏驎子又攻杀之，而立敌铠同母异父之弟曰文敌。文敌后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而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宋永和二年（434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纂其父，复曰阳迈。下乃叙元嘉以来侵暴，及檀和之讨伐之事。案自义熙九年（413年）至永初二年（421年），其间仅八年，似未能容敌真、敌铠、藏驎、文敌、范当根纯、范诸农之争夺相杀，及诸农后两世之传袭。永明九年（491年）、十年（492年）之除授，明有当根纯及诸农之名，必不致误。《齐书·扶南传》：永明二年（484年），其王阇邪跋摩上表曰：“臣有奴名鸠酬罗，委臣逸走，别在余处，构结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为王。伏愿遣军，讨伐凶逆。臣亦自效微诚，助朝廷翦扑。若欲别立余人为彼王者，伏听敕旨。脱未欲灼然兴兵者，伏愿特赐敕在所，随宜以少军助臣，乘天之威，殄灭小贼。”此所谓鸠酬罗，与当根纯当即一人。一云奴，一云王子者？或奴而见养为子，或实奴而诈称王子；或又讳子叛父，称之为奴也。然则《梁书》此段叙述必误。阳迈本号而非名，《占婆史》云：

阳迈yanmah，意言金王也。故人人可以之自称也。《齐书》死于永初二年（421年）之杨迈，似即须达；《梁书》范诸农之子阳迈，则即《齐书》之文款也。林邑在宋、齐之际，盖内既有衅，外又遭扶南贼子之侵寇，故无暇陵犯边邑矣。《梁书》又云：孝武建元、当作孝建。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长史，奉表贡献。明帝泰豫元年（472年），又遣使献方物。齐永明中，范文赞累遣使贡献。神成、文赞，似即敌真、文敌。二人皆须达之子，而未受封拜，故《齐书》云阳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也。阇邪跋摩之表在永明二年（484年），则当根纯之篡夺林邑，必尚在其前，永明中文赞似不容累使贡献，或国都虽见夺于当根纯，范文之子孙仍能据一隅自守，诸农乃藉之而起，亦如后世新、旧阮之事邪？《梁书》又云：天监九年（510年），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诏以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十三年（514年），天凯累遣使献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贡献。普通七年（526年），王高式胜铠遣使献方物。中大通二年（530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陁罗跋摩遣使贡献。诏皆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文赞果即文敌，则天凯非以子继父乃继文款之后，要仍为范文之子孙，弼毳跋摩之名，忽易而为侏离之语，云系文赞之子，或不可信。当时史籍，于四裔世次多误，参看第七节吐谷浑、第八节高昌等可见。自此以后，林邑诸王名号皆然。疑其国更有变故，而为史所不详。王林邑者，自中国民族易而为印度民族，或即在斯时也。林邑之自立，实由占婆民族受印度文化之濡染程度稍高，不忍官吏之贪暴而叛去。《晋书·林邑传》云：人皆保露徒跣，以黑色为美；《隋书传》云：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可见其民纯系马来人。其文化：如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梁书》本传。自系马来旧俗。然谓师君为婆罗门；《齐书》本传。其大姓亦号婆罗门；《宋书》本传。女嫁者由婆罗门率婿与妇，握手相付；《齐书》。其王著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事乾尼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檀和之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宋书》。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隋书》本传。则纯为来自印度之文化矣。种族既不相同，文化又复岐异，为之大长之范氏，即果系中国人，其不能持久，亦其宜也，况益以官吏之贪暴乎？既服于我之民族，复叛而去，论者恒以为可惜。然政治之管辖，仅一时之事，惟社会合同而化，乃可以长治久安。苟其不然，兵力虽强，政令虽酷，终不能永远束缚也。文化本所以谋乐利，我之文化果优于彼，彼自乐从。若其不然，安能强人以从我？文化既不相同，安能禁人之谋自立？若谓彼藉我之力而稍开化，转图叛我，实为孤恩。则我之启发彼，果为我欤？抑为彼也？此世所谓先进之民族，不应不抚心自问者也。果以大公无我为心，则人自不知求自立而至于知求自立，正见我牖启之功，以先知先觉自任者，正当欣然而笑耳。

第四节 海南诸国

《梁书·海南传》云：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十有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案史官记载之多少，由于诸国修贡职者之多少；诸国修贡职者之多少，特其与朝廷交际之多少，民间航海之盛衰，则初不系乎此也。《传》以林邑居首，今以其本为中国郡县，别为一节，其余诸国，则著之于此。

海南诸国，扶南为大。扶南，今柬埔寨也。《晋书·扶南传》云：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齐书》云：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蛮中，蛮盖弯之误。《梁书》云：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乍观之，极似指今之泰国，故中外史家，多有以泰国释之者，然非也。法艾莫涅《扶南考》曰：“凡中国史家所载扶南事述，证之柬埔寨，全相吻合，然从未有一端合于暹罗者。”艾莫涅《扶南考》，在《国闻译证》第一册中，开明书店本。记扶南事者，以《梁书》为详。其《传》云：扶南国俗本裸，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晋书》作叶柳。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齐书作激国，《南史》同。《晋书》但云外国人。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晋书》作混溃。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晋书》云：梦神赐之弓，又教乘舶入海。混溃旦诣神祠得弓，遂随贾入泛海至扶南外邑。《齐书》云：梦神赐弓二张。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帕，穿度一面，矢及侍者。《齐书》云：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伯希和《越南半岛中国史文》引《吴时外国传》曰：扶南之先，女人为主，名柳叶。有摸趺国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梦人赐神弓一张，教载贾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庙，于神树下得弓，便载大船入海。神回风令至扶南。柳叶欲劫取之。混慎举神弓而射焉，贯船通渡。柳叶惧伏。混慎遂王扶南。此文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伯希和云：《吴时外国传》，即康泰《行记》之一名。柳叶似非译音。若云译意，柬埔寨无柳树，何来柳叶？恐是椰叶之误。明陈继儒《珍珠船》云：诃陵以柳花为酒，柳花酒必是已见唐人记载之椰子花酒。设女王实名椰叶，则可推想扶南亦有一椰树部落，与古占城同矣。混慎，他书作填或滇，康泰元文似作填，此为Kaundinya之汉译无疑也。摸趺不见他书，必有误。《御览》又引康泰《扶南土俗》多条，大半在第七百八十七卷中。有一条，言混填初载贾人大舶入海之国名乌文国，其元名似系Uman或Umun，然亦无考。一条云：横跌国，在优钹之东南。又云：优钹国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同。横跌、摸趺，字形相类，明是一国。以古来译例求之，元名似系摸跌。此处所云天竺，设指全印度，则其东南五千里之优钹，应在恒河以东。摸跋在优跋东南，似当求之马来半岛东岸。乌文亦在此处。惟未将康泰《行记》一切残文及他可助考证文字详考，不能尽废在印度东岸之说也。伯希和此篇，在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占婆古有二大部落：一曰槟榔，在宾童龙；一曰椰子，在其北。见冯译《占婆史》第一章。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费郎云：即东起琼州，西至麻六甲海峡之中国海，见所著《苏门答剌古国考·苏门答剌史草》篇。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隣国，伯希和《扶南考》云：屈都昆之名，他处未见，仅见屈都乾、都昆、都军等。屈都乾见《齐书·林邑传》及《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林邑记》，省称屈都。此处之屈都昆，应即都昆。《通典》卷百八十八，《御览》卷八百八十八，有边斗一云斑斗，都昆一云都军，拘利一云九离，比嵩四国。云：并隋时闻焉。扶南度金隣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都昆，应在马来半岛。九稚，盖九离之讹，亦即《御览》卷七百九十之句稚。典孙，即顿逊。金隣，《御览》七百九十引《异物志》云：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又引《外国传》云：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余里。《水经注》卷一引竺芝《扶南记》云：林阳国，陆地距金隣国二千里。《御览》

卷七百八十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云：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又引《南州异物志》云：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亦有金隣之名，日本僧人注解，谓即此传之金洲，则为梵文之Suvarnadvipa，今之Palembang矣。伯希和此篇，亦冯承钧译，在《史地丛考续编》中。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吴时，遣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惟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缦也。案《三国·吴志·孙权传》：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吕岱传》言扶南奉贡，已见上节。岱之召还，在黄龙三年（231年），则扶南入贡，应在黄龙三年以前。惟史家叙事，不能皆具年月，《岱传》或系要其终而言之，则扶南初入贡，或即在此年，亦未可知也。则范旃篡立，略当吴大帝之时。其先须容一老寿之盘况及盘盘三年；自此上溯，必尚有数世；则混填年代，必不得甚近。扶南之建国，尚当在林邑之先也。《晋书·扶南传》云：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武帝纪》：泰始四年（468年），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此后书其至者，为太康六年（285年）、七年（286年）、八年（287年）。《梁书》云：晋武帝太康中，寻始遣使贡献，误。穆帝升平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帝以殊方异兽，恐为人患，诏还之。此事《纪》在升平元年（357年），竺旃檀作天竺旃檀，竺盖天竺之省称也。其后《纪》于太元十四年（389年），又书其来献方物，而不言其王为何人。《梁书》亦叙竺旃檀贡驯象事，下云：其后主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见下。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按竺旃檀当是印度人，当其时，天竺治法，必已颇行于扶南矣，特至憍陈如而更盛耳。《梁书》又云：憍陈如死，后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献方物。《宋书·夷蛮传》云：元嘉十一（434年）、十二（435年）、十五年（438年），国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献。《齐书·南夷传》云：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邪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案此叙事即系据其表辞。永明二年（484年），阇邪跋摩遣那伽仙上表，已见上节。梁天监二年（503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以为安南将军、扶南王。十年（511年）、十三年（514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其后十六年（517年）、十八年（519年）、普通元年（520年）、中大通二年（530年）、天同元年（535年）、五年（539年），又遣使来，皆见本传。陈高祖永定三年（559年），宣帝太建四年（572年），后主祯明二年（588年），皆使献方物，见《本纪》。艾莫涅《扶南考》，谓中国于四裔，同时或时极相近者，多以异名称之，层见叠出。使能名号归一，国数必可大减。彼谓《文献通考》纪狼牙修事云：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不敢害。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修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加达多立。天监十四年（515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案此亦《梁书·海南传》之文。狼牙修即扶南，贤王即憍陈如，此说似太早计。彼又谓憍陈如之印度名曰甘婆（Kambu），从大自在天神（Siva）处得一妇，即柬埔寨梵文碑之班罗（Perá）。因此，古代传说，其国名甘婆地（PaysdeKambu），教徒名甘婆阇（Kambujas）。意即系出甘婆之人。此为其五世纪时之名，后遂以甘白智名国云。甘白智，柬埔寨古名。憍陈如登位后，号持留陁跋摩（rutavarman），意即圣经之保卫者。柬埔寨列王，皆以跋摩（Varman）字为尊号结尾，自此王启之也。持梨陁跋摩（resthavarman）意为善人与婆罗门教士之保护者。后代

碑文，称其居持梨陁补罗（resthapura），意即婆罗门城。留陁跋摩（Rudravarman）自附于憍陈如之女之统系，必持梨陁跋摩之戚属而非其子。碑刻中亦颂扬其功烈云。

《梁书·扶南传》云：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艾莫涅云：史莱格（Schlegel）谓即今答纳萨利或旦那赛林，是也，惟南境当展至麻六甲半岛。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艾莫涅曰：即白古。言距扶南八千里者，自扶南之毗骞，当绕行麻六甲半岛全部也。伯希和云：此国似在Iraouaddy江及印度洋缘岸。传其王身长丈二，头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南史·刘杳传》：沈约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师长尺二寸，惟出《论衡》；长颈是毗骞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约即取二书寻检，一如杳言。朱建安《扶南以南记》，即朱应《扶南异物志》也。国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艾莫涅曰：此犹言猛种（Mons）或白古种（Pégouans）言语，与吉蔑族（Khmers）言语相似也，至今日始知其确。国法刑罪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惟王不死。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有自然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极得数尺，以为手巾。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案此即火浣布，乃石绵所制，昔人不知其故，自然火洲，盖上有火山，因附会而为此说也。《苏门答剌古国考》云：《通典》卷百十八，《御览》卷七百八十八，有国名杜薄。在扶南东涨海中，直渡海数十日而至。伯希和以为社薄之讹。社薄，古音读如Jabak，为阇婆迦（Jāvaka）、阇婆格（Zābag）之对音。印度《罗摩延书》（Rāmāyana）有耶婆洲（Yavadvipa）、耶婆（Yava）之名，昔人释为爪哇，然中有“七国庄严、黄金为饰”之语，南海西部诸洲，有金矿者惟一苏门答剌。苏门答剌昔名耶婆，转为阇婆，又转为阁婆迦，诸薄古音读若Cubak，应亦为阇婆迦之讹译，则亦应在苏门答剌矣。凡此诸国，殆皆因扶南而传闻者也。其自宋至陈，来朝贡者：有诃罗施、元嘉七年（430年）来献。史载其表辞。王名坚铠。所遣二人，一名毗纫，一名婆田。呵罗单国，元嘉七年（430年）亦来献，无表文及王与使者之名。十年（433年）奉表，王名毗沙跋摩。后为子所篡夺。十三年（436年），又上表求买铠仗、袍袄及马，所遣使者，亦名毗纫。颇疑诃罗陁、呵罗单实一国，而史误析为二也。呵罗单、元嘉七年（430年）、十年（433年）、十三年（436年）来。后又一来。二十六年（449年），与媻皇、媻达同被除授。二十九年（452年）又来。治阇婆洲。《本纪》纪其十一年（431年）、十四年（434年）来，而无十三年（433年）来之事。十年（430年）有阇婆洲来，疑亦即呵罗单，而史误析之也。媻皇、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孝建三年（456年），大明三年（459年）、八年（464年），泰始二年（466年）来。《纪》载其元嘉十九（442年）、二十六年（449年）来，孝建之来在二年（455年）。媻达、元嘉二十六年（449年）来，二十八年（451年）再来。《纪》十二年（435年）来，而二十八年（451年）只一来。阇婆婆达、元嘉十二年（435年）来。《纪》作阇婆娑达，《南史》作阇婆达。盘盘、元嘉、孝建、大明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532年）来。四年《南史》作六年。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年），后主至德二年（584年）来，

见《纪》。《唐书》：盘盘，北与环王，南与狼牙修接。艾莫涅云：今之槃直（Padjai〔Phonthiet〕）、邦利（Panri）、邦朗（Panrang）诸谷道，皆从盘盘一名，变化而来。丹丹、中大通二年（530年）、大同元年（535年）来。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年）来，十三年（581年）来，后主至德二年（584年）来。见《纪》。干陁利、宋孝武世，梁天监元年（502年）、十七年（508年），普通元年（520年）来。陈文帝天嘉十年来，见《纪》。此国或云在爪哇，或云在苏门答剌。艾莫涅云：即后之赤土，居湄南江下游，今泰国之地也。狼牙修、天监十四年（515年）来。《纪》又载其普通四年（523年）、中大通三年（531年）来。陈废帝光大元年（561年）来，见《纪》。婆利、天监十六年（517年）、普通三年（522年）来，艾莫涅云：即安南古著作家所记之Balsi，为扶南之别名。其遣使之年，皆与扶南同。《传》云：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艾莫涅云：白净王夫人即柳叶，案此似近武断。投和，《陈书·后主纪》：至德元年十二月，头和国来，当即此。冯承钧云：此国在湄南江流域。大抵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爪哇之境。诸国人皆黑色，中国谓之昆仑，入奴籍者颇多。《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此以黑色者为昆仑也。《宋书·王玄谟传》：孝武宠一昆仑奴子，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此以昆仑为奴之证。然用昆仑为奴者，初不必帝王之家，故唐人小说，多有所谓昆仑奴者。《齐书·王琨传》：父怿不慧，侍婢生琨，名为昆仑，盖几于以奴视之矣。《南史·孔范传》：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惟负贩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当时外人流入中国为奴者固多，时又习以奴从军也。马来人肤色虽黑，其骨格仍有类白种人者，则亦谓之胡。《宋书·邓琬传》，刘胡以颜面坳黑似胡，故以为名是也。近人《唐人用黑奴考》云：今日欧洲各国，通称黑人曰尼刻罗（Negro）。此字出于西班牙。非洲黑人，种类甚多。所谓尼刻罗者，居于赤道线，北至撒哈拉，西至几内亚缘岸，东至阿比西尼亚。自古贩卖黑奴者，以几内亚缘岸为大市。今几内亚海岸缘非洲热带，有黑人曰刻罗（Kroo），或称刻弄门（Krumen）。西班牙所谓尼革罗，其原盖出于此。本专称一种，后乃为泛称耳。唐人诗“生下昆仑儿”，昆字读入声，犹麒麟儿之麒读入声也。然其文明程度，并不甚低。如扶南初虽裸体，然此乃因其地气候炎热，无须乎衣，非不能制衣也。《晋书》言其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则已进于耕农矣。又言其好雕文刻镂，亦有书记、府库。《齐书》云：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则其营造之技，亦不可谓拙。以善造船，故能航海。《齐书·荀伯玉传》言：张景真度丝锦与昆仑营货。《北齐书·魏收传》：收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得奇货，罪当死，以赎论。可见是时，昆仑人在海道经商亦颇盛也。大抵皆得诸印度者也。《宋》《梁书》所载各国表文，多可见其信佛。毗骞王能作天竺书，已见前。《晋书·扶南传》云：文字有类于胡，即非天竺文，亦必出于天竺文者也。那伽仙之来也，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梁书·扶南传》云：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即是物也。此亦天竺人所奉事。摩醯首罗，名见《阿育王经》。此时交州既多丧乱，官吏又习于侵刻，故来广州者渐多，《齐书·东南夷传》云：“扶南人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暴，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扶南未必自陆道通交州，此所侵击者亦海舶也。诃罗陁坚铠之表曰：“臣国先时，人众殷盛，不为诸国，所见陵迫。今转衰弱，邻国竞侵。伏愿圣主，远垂覆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若见哀念，愿时遣还，令此诸国，不见轻侮，亦令大王，名声普闻。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启，诚实可信，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其渴望通商，而又厚有望于广州可见。朝贡之盛，亦未必不由于此也。

斯时南海之航业，盖以印度为最盛，故其与中国之往还亦渐烦。《梁书》云：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惟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此当指恒河。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本纪》：中天竺，天监二年（503年）来，盖即此国。又有北天竺，天监三年（504年）来。《陈书·纪》：宣帝太建四年（572年），天竺来。案《宋书》载天竺迦毗梨国国王月爱，元嘉五年（428年），遣使奉表，亦见《本纪》。其表辞，与屈多之表，几于全同，明系一国。迦毗黎与嘉维舍卫，皆即《佛国记》所谓迦维罗卫。其城东五十里为佛生处。吕澂《印度佛教史略》曰：“释迦族住处，在罗泊提河（Rapti）东北，面积约三百二十方里。卢 尼河（Rohini）今Ko hāna河。贯其间，遂分十家，各为一小城主。河西北劫比罗伐窣睹（Kapilavastu）最强，即释尊家也。劫比罗伐窣睹，在今毕拍罗婆（Pipra^va）。西历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佩毗（W.C.Peppé）于尼波罗（Nepal）南境，北纬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之地，掘得一石匮。中藏石瓶、石函等物。有一瓶，纳于铁、水晶等层叠之函内，以黄金华叶安置佛骨。观其名，则佛陀世尊舍利之函，而释迦族所供养者也。石匮所在，正当法显所指之迦比罗卫，劫比罗伐窣睹之俗称。因得定佛之生地焉。”然则中国与佛国之交通，由来旧矣。《宋书》于迦毗黎国之下，又载苏摩黎、元嘉十八年（441年）来。斤陁利、孝建二年（455年）来。婆黎元徽元年（473年）来。三国，似以为属于天竺者，然斤陁利似即干陁利；婆黎《本纪》作婆利，恐即一国，冯承钧云：“婆利一作薄利，即今爪哇东之Bali岛，则皆非印度之地也。”冯说见《苏门答剌古国考·附录》。师子国，今锡兰。晋义熙初，宋元嘉六年（435年）、此据《梁书》。《宋书》云元嘉五年（428年），《南史》同。十二年（441年），梁大通元年皆来贡。

汉桓帝时，大秦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国，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梁书》云：汉世惟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黝、歙，见第十三章第三节，第九章第六节。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自此至南北朝末，史迄未更记大秦之来，盖其人仅至交趾，不诣扬郡，故其事迹无传于后也。

第五节 海道交通

凡物，有可欲，则人从而求之。《宋书·夷蛮传》曰：“晋氏南移，河、陇敻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投，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太祖以南琛不至，远名师旅。此可见宋文帝之征林邑，不尽因其侵掠边境也。泉浦之捷，威震沧溟，未名之宝，入充府实。”《齐书·东南夷传》亦曰：“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瓌宝溢目，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然则不徒彼求通商贾、利赐与而来，即时主亦未尝不甘心焉，欲益财用而充玩好矣。此其往还之所以盛欤？然当时海路所通，初不止此。

《三国·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市；会稽东县人，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陆逊传》云：权欲遣偏师取夷洲及珠崖，皆以谘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事夷洲，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戡，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养育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权遂征夷洲，得不补失。《全琮传》曰：权将图珠崖及夷洲，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瘴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是则，权之劳师，志在益众，二洲必非绝远，且必多有华人可知。《后汉书·东夷传》，述夷洲、亶洲事，略同《权传》，盖所本者同。惟末云“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则误。又《后书》亶作澶，乃因其在海中而加水旁耳。亶、澶之音，当与掸同，乃民族之名，与暹、蜀、賨、叟等，说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又云：“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此疑在今舟山群岛中。《注》引沈莹《临海水土志》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施以麕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惟用鹿格为矛以战斗，摩砺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也。”述其风俗、物产甚悉，且有乡方、道里可稽，可见民间必多往来。亶洲人能时至会稽，所在亦必非绝远，但将卒惮劳，不能至耳。沈莹述夷洲居民，全为夷族，而二将所掠，即得数千人，珠崖曾为郡县者可知，陆逊之言，必非其实，此孙权所以甘心焉而后卒复立为郡也。然则吴朝遣将，虽云无功，人民之移殖海外者，则不少矣。世多以徐福不归为止于日本，此特以日本与所谓三神山者，差堪比拟，而姑妄言之；日本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亦其欲自托于我时之附会；观孙权欲取夷洲、亶洲事，便知其诬。何者？吴时日本，与南方尚无往来，权既志在益众，使长老传言，其地果与日本相近，必不肯劳师远征也。《淮南王书》亦载徐福事；吴中父老，又有止于澶洲之说，且其说得诸其人之来货市者，非尽无稽；则徐福所将之众，或竟在会稽、临海之表，未可知也，特难凿指为今何地耳。将来设在海岛中掘得古迹，亦未必其终不可知也。《隋书·倭传》：炀帝遣文林郎斐清使于其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聃罗国。聃，《北史》作耽，今济州岛。经都斯麻国，迥在大海。又东至一支国。今壹岐。又东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此自亿测，不足为据，然当时华人有移植于日本之地者，则又可见矣。故知海路所通，史之所志，实十不及一也。

东北海路，所至亦不为不远，但非自吴往耳。《梁书·倭传》云：其南有侏儒国，人长三四尺。又南有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案此说亦系旧闻。《三国志·倭传》云：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后汉书》云：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后书》云：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后书》云：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此《梁书》所本也。然如《国志》之说，侏儒在倭东之国之南，不得径云在倭南；裸国、黑齿国，更在侏儒之东南，更不得云在倭南；《梁书》之措辞，为不审矣。侏儒之种，中国自古有之，上节所述黝、歙短人，即其一事。唐世道州尚有矮民，以之充贡，阳城为州，乃奏免之，事见《唐书·城传》。白居易《新乐府》，亦有一章咏其事。希勒格《中国史籍中未详诸国考证》，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谓此种人散布于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缘岸，如黑龙江流域、朝鲜、日本北海道、千岛、堪察加、库页等地皆是。《三国·魏志·韩传》云：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济州。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后书》说同，而辞较略。希勒格引司特莱（Steller）《北堪察加游记》，谓千岛列岛之国后岛，土人仅衣海鸟皮所制上衣，与此相符。又米耳尼（S. Milne）于日本亚洲协会记录中，记占守岛之民，亦谓其上衣为鸟皮所制，下服则仰给于过往船舶，盖犹其遗俗云。案近岁有在圣劳伦斯发见千五百年前短人之村落者，其遗物皆与西伯利亚缘海居民同。而据最近所发见，则琼州列岛中，尚有此等短人。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美晚报》译《大陆报》，谓有中国人三，与一海关英员，乘快艇入海。遥见一小洲，即赴之，登岸游览。未数武，即有短人迎面而来。短人见生人，即以信号告其同侪。顷刻间，短人集者数百。其人最长者不及三

尺。皆嗜酒。岛中乏盐，然有一种植物，可取盐汁。人极和善。日用所须，皆能自给云。知古者僬侥、靖人等记载，为不诬矣。黑齿盖南海之民，有涅齿之俗者。裸国则热带中人，固多如是。此等国盖皆在今北太平洋中。记载者虽未尝身至其地，然既有此传闻，则必有曾至其地者无疑。然东行海路之所极，尚不止此。

《梁书·东夷传》云：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余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頟上有三文，文直者贵，文小者贱。土俗欢乐。物丰而贱。行客不赍粮。有屋宇，无城郭。其王所居，饰以金银珍丽。绕屋为壍，广一丈，实以水银，雨则流于水银之上。市用珍宝。犯轻罪者则鞭杖，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有枉则猛兽避而不食，经宿则赦之。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无兵戈，不攻战。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食，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为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晋安，见第十三章第七节。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声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文身、大汉、扶桑三国，以乡方、道里核之，其必在今美洲无疑。顾仍有创异说者。《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以文身为千岛群岛中之得抚岛，大汉为堪察加，扶桑为库页岛。其论扶桑木即楮；蒲桃为玫瑰果；长角载重之牛为驯鹿；南北狱为虾夷之法；以及居室之制婚丧之礼，皆可见之于库页、堪察加及虾夷；说似甚辩。然谓扶桑在大汉东二万余里之大汉；乃《唐书》斛薛条下之大汉，地在今列那河及叶尼塞河流域，则未谙中国文史义例，乃外人读中国书隔膜处，其说必不可通。旧史之道里、乡方，固不审谛，史家亦自言之，《宋书·夷蛮传》云：“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案史籍所载道里，有得之经行之人者，有得诸传闻之辞者。得诸传闻者，其辞或近实，或夸侈、讹缪，其信否不能一律，要在探其原而审核之，不能一笔抹杀，视作毫无根据之谈也。得诸经行之人者，其言大抵近实，惟古里较今里小，又所言者皆人行之道，非天空鸟迹，故乍观之恒觉其夸侈耳。近今西洋史家治中国史者，亦多谓此等记载，并无大差。其折算之法，大致平地五里合一英里，山地六里合一英里。然

其误亦有所极，必不能大缪不然，至于如此也。文身、大汉，盖皆古之越族。扶桑则对卢之名，婿屋之俗，皆同句骊；《三国·魏志·高句丽传》：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其俗作婚姻，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旁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嗣王立三年不亲政事尤为殷代谅暗遗制，必貉族之东迁者无疑。文身、大汉、扶桑之法俗、物产，虽可见诸今之千岛、堪察加、库页，不能谓今千岛、堪察加、库页之法俗、物产，不能见诸古之美洲也。希勒格又论：“所谓女国者，实海兽而非人。海熊、海狗等产乳海滨，此入水则妊娠之说所由来也。此种海兽，无乳房，乳头有四，两两隐布于下腹厚毛之中，此胸前无乳之说所由来也。海师除五月十五至六月十五日交尾、产子之时，见人即避，则偏畏丈夫之说所由来也。所食咸草为海带。声如狗吠，欧洲游历之人及治博物之学者亦云然。项后生毛，似指虾夷。食尗而土户如窦，则堪察加人如是。慧深此所言者，非得诸亲历，而闻诸虾夷，故实事与神话相杂云。”其说颇为精审。然必实指其地为千岛，则亦有可商。今所见诸一地之事物，不能谓自古已来，必限于此一地也。居无城郭，市无租估，行不赍粮，国无攻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读之能无穆然睪然于大道之行乎？古女国非一。《三国·魏志·沃沮传》云：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尝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后汉书》云：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希勒格《扶桑国考证》云：“两袖长三丈，或三尺之误。虾夷衣袖甚长。”其《女人国考

证》云：“神井窥之辄生子，盖矿泉可治不孕之传讹，此俗日本及欧洲皆有之。”其说良是。惟谓两袖长三丈为三尺之讹，似尚未审。三丈固侈言之，然三尺则不足异矣。

移殖西半球者，固以越、貉二族为最早，然中国人之至西半球，亦远在哥伦布之前。章太炎《法显发见西半球说》云：近法兰西《蒙陁穆跌轮报》言：始发见亚美利加洲者，非哥伦布而为支那人。自来考历史者，皆见近不见远，徒以高名归哥氏。案纪元四百五十八年，支那有佛教僧五众，自东亚海岸直行六千五百海里而上陆。其主僧称法显。纪元五百二年，公其行记于世，今已传译至欧洲。据其所述，上陆地确即今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尚有支那文物、制度之蜕形。见有婆罗门装饰，又有大佛像等，不知何年制造。今案所谓行记者，则《佛国记》。其发见美洲之迹，当在东归失路时。录其元文如下：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到师子国。同行分披，或留或亡。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直大风，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须臾。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直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舶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得好水菜，知是汉地。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是岁甲寅，晋义熙十二年（416年）矣。案师子国即今锡兰，本欲自锡兰东归广州，乃反为风所播，东向耶婆提国。耶婆提者，以今对音拟之，即南美耶科陁尔国（Ecuador），直墨西哥南，而东滨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两音多相溷，如婆薮槃豆一译作和修槃头是。耶婆提正音耶和提，明即耶科陁尔矣。世传墨西哥旧为大国，幅员至广，耶科陁尔在当时，为墨西哥属地无疑。所以知耶婆提必在美洲，非南洋郡岛者？自师子国还向广州，为期不过四十六日。据《唐书·地理志》：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二日行，至占大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行，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陁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至海硖，蕃人谓之质。东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法显失道，商舶赍五十日粮，盖仍依师子、广州水程为准。是则由师子国至广州，最迟不过五十日也。今据法显所述：遭大风，昼夜十三日，始至一岛，又九十日而至耶婆提国，合前三日计之，已得一百六十日，是东行倍程可知。况南洋与师子国间，涂次悉有洲岛，往往相属。当时帆船，皆旁海岸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无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见驸海岛屿，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群岛。逮至耶婆提国，犹不知为西半球地，复向东北取道，又行百余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东行又百许日，则还绕大西洋而归矣。当时海师，不了地体浑圆，惟向东方求径，还绕泰西，行进既久，乃轶青州海岸之东，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达牢山南岸，是显非特发见美洲，又旋绕地球一匝也。不然，由师子国至广州，程涂只五十日，而东行一百六日，乃至耶婆

提国，复由耶婆提国东行一百余日，始达中国近海，是为期已二百余日，不应迂回至此。由此知《蒙陁穆跌轮报》所说可信。哥伦布以求印度妄而得此，法显以返自印度妄而得此，亦异世同情哉！然据《佛国记》，耶婆提国已先有婆罗门，特无佛法，则法显以前，必有印度人遇风漂播至此者，故婆罗门教得传其地，特所谓大佛像者，或法显停留五月时所遗耳。又观美洲山脉，横贯南北者，在北美曰落迦（Rocky Mountains），至南美则曰昂底斯（Andes）。落迦本印度称山之语，如补陁落迦咀落迦、弹多落迦、朅地落迦是也。落迦义本为见，引伸则为世界。落迦冈底斯为西藏大山，即葱岭所自起，以绵亘万里得名。美之山脉，莫长于昂底斯，正与葱岭等。明昂底斯亦即冈底斯之音转。斯皆以梵语命山，益明婆罗门尝先至美洲，特以姓名不著，而尸其名者独在法显，斯可为梵土前哲悲，亦为汉土尊宿幸矣。《太炎文录别录》二。长广，见第四章第三节。章氏之说如此，信否难遽质言，然墨西哥、秘鲁等美洲古文明之国，发见中国人像、佛像、寺庙、宅舍遗述，及他古物者，实非一次。华人之至美洲在哥伦布之先，实无足疑，特不知较印度人先后何如耳。又无论中国人、印度人至美洲先后如何，必皆在貉族之后，即一二人先之，成群移殖，亦必落其后。亦似无足疑也。近人笔记云：《梁书》扶桑国，近西人诺哀曼（Neumann）推度其地，谓即墨西哥，未知确否。特墨西哥建国甚早，与闽、粤缘海诸地同纬线，在齐、梁时，亦非不可与中华交通。《梁书》言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其文字以扶桑皮为纸。今考墨西哥特产，植物有摩伽（Maguey），其学名曰Agave Americane，土人亦名百岁花，谓经百岁始一花。其物多纤维，古墨西哥象形文字，皆书于摩伽叶。此犹印度之贝叶，埃及之巴比利叶。谓摩伽即扶桑，亦近附会。但齐、梁时东行二万余里，果有文物之国，墨西哥外，实无地以当之，此诺哀曼氏所以疑扶桑为墨西哥也。

第六节 北方诸异族之同化

晋、南北朝之世，为我族同化异族最盛之时，无南北一也。世之论者，恒谓南北民族，强弱不同；北方诸族，性质强悍，故能割据土地，篡窃政权；南方诸族，则只能蟠据山谷，窃出为患而已。其实不然。北方地形平坦，利合大群；又政治枢机，列代在北；一遇变乱，异族之桀黠者，自亦能操戈而起。南方则社会之进化较迟，又非政治枢机所在，大局变乱之际，其扰攘远不如北方之烈，异族之未同化者，多自成一区，不与汉人相杂，既有自安之地，何苦厕身变乱之中？此其割据土地、篡窃政权之事，所以绝无而仅有也。然不论何族，好争斗者总只少数，此乃境遇使然，失其本性，其大多数，固皆安居乐业，自谋生理，与世无争者也。明乎此，则知所谓五胡者，看似日以搏噬为事，实亦仅其少数人，其大多数，固仍在平和中同化矣。

五胡之中，入居塞内最早者为匈奴。《晋书·北狄传》云：“呼韩邪失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此等人多能从事田作，如石勒微时，为邬敬、宁驱力耕是也，见第二章第二节。当时诸胡所以可执卖者，亦以其能事田作也。史又言勒与李阳邻居，岁争麻地，互相殴击。《王恂传》言太原诸郡，以匈奴人为田客，动有百数。此皆入居内地者。刘卫辰请田内地，春来秋去，则近塞者，亦稍事耕农矣。事见第六章第三节。使大局安定，未始不可在平和中同化，无如杨、贾、八王，纷纷搆难，于是匈奴之本可安居乐业者，遂亦见牵率而日事斗争矣，史所载屠谷、休屠诸种是也。匈奴杂居内地者，晋、南北朝

诸史，不复以匈奴称之，而多称其种姓。其中屠谷扰乱最烈，盖以其旧为单于，统领诸种故也。其自安生理者，则亦如南方诸蛮，相率为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之计。史家为特立一传者，为《周书》之稽胡，余则统称为山胡，其种类亦非寡少也。《稽胡传》曰：“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二说自当以前说为是。若如后说，两汉、三国史家，不得一言不及也。《传》又云：“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类繁炽。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乱。”此等情形，实所谓山胡者之所同，而非稽胡之所独，盖稽胡原不过山胡之一，特以占地较广，种落较繁，史家乃特为之传尔。稽胡酋长，声势最盛者，为魏末之刘蠡升。孝昌中，梁武帝普通六年（527年）至大通二年（530年）。居云阳谷，在今山西左云县境。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汾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晋州，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齐神武迁邺，始密图之。伪许以女妻其太子。蠡升信之，遣其子诣邺。神武厚为之礼，缓其婚期。蠡升既恃和亲，不为之备。大统元年，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三月，神武潜师袭之。蠡升率轻骑出外征兵，为其北部王所杀。其众复立其第三子南海王为主，率兵拒战。神武击灭之。建德五年（576年），陈宣帝太建八年。周高祖败齐师于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敛，稽胡乘间窃出，并盗而有之。乃立蠡升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六年（577年），高祖定东夏，将讨之，议欲穷其巢穴。齐王宪以为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且当翦其魁首，余加慰抚。高祖然之。乃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赵王招、谯王俭、滕王逌等讨之。招禽没铎。刘蠡升一支之患，盖自此而息。其居河西者，亦稍为周所讨破，皆见《传》。山胡之烦大举者，在魏世有白龙，白龙在西河，魏延和二（433年）、三年（434年），即宋元嘉十年、十一年讨灭之，事见《魏书·本纪》及《娥清》《奚眷》《陈建》等传。薛安都亦尝与于是役，见《宋书》本传。在齐世有石楼。石楼，山名，在今山西石楼县东南。《北齐书》云：其山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文宣于天保五年（554年），即梁元帝承圣三年讨平之，见《本纪》及《薛循义传》。此皆其特强大者，故重烦兵力而后服，余则皆假以岁月，逐渐同化者也。《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遥，肃宗初，迁冀州刺史。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以诸胡先无籍贯，悉令造籍。既设籍，遂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搆遥。《刘洁传》：洁与建宁王崇，于三城胡部中，三城，见第六章第七节。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崇击诛之，虏其男女数千人。《周书·杨忠传》：保定四年（563年），陈天嘉四年。命忠出沃野以应突厥。事见第十四章第六节。时军粮少，诸将忧之，忠曰：“当权以济事耳。”乃招稽胡诸首领咸会，使王杰盛军容，鸣鼓而至。忠阳怪而问之。杰曰：“大冢宰已平洛阳，天子闻银、夏之间，生胡扰乱，使杰就公讨之。”银州，周置，在今陕西米脂县北。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又令突厥使者驰至，告曰：“可汗留兵十余万在长城下，故遣问公，若有稽胡不服，欲来共公破之。”坐者皆惧。忠慰喻而遣之。于是诸胡相率归命，馈输填积。此可见胡人皆能从征戍，供赋役，伐胡者之所利，正在此也。齐文宣九锡之命曰：“胡人别种，蔓延山谷，酋渠万旅，广袤千里，冯险不共，恣其桀黠，有乐淳风，相携叩款，粟帛之调，王府充积。”其所以招徕之之故，情见乎辞矣。刘蠡升之亡也，《魏书》云获逋逃二万余户，《北史》云胡、魏五万户，则所谓逋逃者，实专指汉人言之。《隋书·侯莫陈颖传》：周武帝时，从滕王逌击龙泉文成叛胡，龙泉，周郡，在今山西隰县北。文成，城名，在今山西吉县北。

与豆卢勣分路而进。先是稽胡叛乱，辄略边人为奴婢。至是，诏胡有厌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有人言为胡村所隐，勣将诛之，以颖言而止。然则山胡中汉人实不少，其情形正与山越同，此其所以一出山即能列为编户也。然诛胡虽有利，能入山穷讨者亦少，多恃其自出耳。此观于有能以德意招抚，山民自乐出山者之多而可知也。《周书·韩果传》云：从大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健，号为著翅人。可见探入穷搜者之少。《韦孝宽传》言：汾州之北，离石之南，悉是生胡，钞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翦。乃当要处，置一大城，遣开府姚岳监筑之。云地入于齐，无方诛翦，乃藉口之辞，其实即在境内，亦不过如是。《隋书·郭荣传》：宇文护以稽胡数为寇，使荣绥集之。荣于上郡延安筑五城，遏其要路。即其证也。当时诛翦山胡者，杀戮殊惨。如石楼之平，《齐书》云斩首数万级，《北史》云男子自十二以上皆斩，即其一例。然叛乱初不因此而减，可见虐杀之无益。《魏书·尉拨传》：拨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得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屠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合第二节所言刘道产之事观之，可见南北之无异情也。延安，西魏广安县，隋世改曰延安，此盖作史者依当时地名书之。唐时复改曰延长，即今陕西延长县也。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故曰：北之山胡，南之山越，名虽殊，其实一也。

氐、羌二族，居处相杂，故其种姓，殆不可分。如仇池本氐地，然当时述仇池事者多连称氐、羌，《魏书·吕罗汉传》云：仇池氐、羌反，其一例也。其散布之区，实较匈奴为广。风尘动荡之际，几于无役不与焉。如大兴四年（321年）刘曜攻凉州，张茂参军陈轸谓其精卒寡少，多是氐、羌乌合之众。茂以轸为平虏护军，轸发氐、羌之众击曜，走之。咸和初，张骏遣辛岩等会韩璞攻秦州诸郡，曜遣刘胤拒之。岩谓我拥众数万，藉氐、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璞不听。胤闻之，大喜。后璞遣岩分兵运粮，胤遂乘机击破之。其策璞，谓其羌、胡皆叛，不为之用。璞既败，胤遂乘胜济河，攻陷令居，入据振武，河西大震。骏遣皇甫该拒之。会刘曜东讨石生，长安空虚，骏欲袭秦、雍。索珣谏，谓曜虽东征，胤犹守本，虑其冯氐、羌以拒。是凉、赵相争，彼此皆藉氐、羌为用也。宋高祖至长安，傅弘之于姚泓驰道内缓服戏马，羌、胡观者数千人，并惊惋叹息。奚斤据长安，秦陇氐、羌，多叛赫连昌诣斤降，昌遂卒无以自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庞季明以秦之冠族，羌人多怀之，求入长安，招徕关、陕。及其有功，四山羌、胡，咸皆请奋。此等事不胜枚举。令居，见第五章第一节。振武，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然其山居自力于衣食者，亦不为少。《魏书·刘藻传》言：藻为秦州刺史。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秦人恃险，率多粗暴。或拒课输，或害长吏。目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领，不入郡县。藻开示恩信，诛戮豪横，羌、氐惮之。守宰始得居其旧所。《李洪之传》言：洪之为秦、益二州刺史。益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虽相羁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为道，广十余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扰。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其疾苦，因资遗之。众羌喜悦，求编课调，所入十倍于常。此等虽曰梗化，实皆自安耕凿，内乱不与焉者也。当时官吏务出之者，亦不过利其赋役。《周书·达奚寔传》云：大军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南岐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兼都军粮。先是山氐生犷，不共赋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寔导之以政，氐人感悦，并从赋税。于是大军粮饩，咸取给焉。《赵昶传》云：拜安夷郡守，带长虵镇将。安夷，见第六章第六节。氐族荒犷，世号难治。昶威怀以礼，莫不悦服。期岁之后，乐从军者千余人。《刘璠传》：璠左迁同和郡守，后魏临洮郡，西魏改曰同和，在今甘肃岷县东北。善于抚御，莅职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蔡公广时镇陇右，嘉璠善政，及迁镇陕州，后魏置，今河南陕县。欲取璠自随，羌人乐从者七百人，闻者莫不叹异。皆其事也。蜀人居处，本与氐人相杂，

当时亦有北迁者，以河东薛氏为大宗，事见第八章第五节。薛永宗之败，蜀人可谓受一大创，然其声势仍不减。尔朱兆召齐神武，神武辞以山蜀未平，尔朱天光入关，仍患蜀贼断路可见。

五胡之中，鲜卑入山者似最少。尉元以彭城戍兵，多是胡人，欲换取南豫州徙民，又以中州鲜卑，增其兵数，见《魏书》本传。《通鉴》言：高欢善调和汉、鲜卑人。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韩陵之战，高昂自领乡人部曲，欢欲参以鲜卑。详见第一章。文宣简六坊之人，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隋书·食货志》。《北齐书·文宣纪》但云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北史》同。然《隋志》又云：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则宿卫之士，自系简任鲜卑也。皆可见当时斗兵，实以鲜卑为主。即可推想鲜卑人多以从军为务。此盖魏与周、齐酋长皆系鲜卑人使然，然鲜卑之死于锋镝者，亦恐视他胡人为独多矣。

五胡之众，非至南北朝之末，悉行同化也，隋、唐之世，存者实犹多。隋高祖开皇元年（581年），尝发稽胡修筑长城。豆卢勣之子毓，为汉王谅主簿。谅反，毓闭城拒之，遣稽胡守堞。《隋书·虞庆则》《宇文庆》《侯莫陈颖》《慕容三藏》诸传，多载其征抚山胡之事。隋末，离石胡刘苗王叛，见《隋书·本纪》大业十年（614年）。其子季真、六儿，相继攘窃，至唐初始平。《唐书》有传。唐兵之起也，稽胡五万略宜春，谓宜春苑，在长安南。窦轨讨破之。又有刘迦论者，据雕阴，隋郡，唐改为绥州，今陕西绥德县。与稽胡刘鹞子声势相倚，见《旧唐书·屈突通传》。至太宗取泾阳，隋县，今陕西泾阳县。乃击破之。马三宝从平京师，亦别击破叛胡刘拔真于北山。稽胡大帅刘屳成，部落数万，为边害，隐太子讨之，破之鄜州，今陕西鄜县。诈诛六千余人。事在武德三（620年）、四年（621年），见《新书·本纪》。屳成降梁师都，师都信谗杀之，其下乃多叛来降。时又扬言将增置州县，须有城邑，课群胡执版筑，而阴勒兵执杀之。《新》《旧书·隐太子传》。高宗永淳三年（684年），绥州城平县人白铁余率步落稽以叛，程务挺讨禽之。据《旧书·务挺传》，《新书》云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城平，县名，今陕西清涧县。仆固怀恩上书，尚有鄜、坊稽胡草扰之语，坊州，今陕西中部县。是所谓山胡、稽胡者，唐中叶后，尚未尽同化也。《隋书·地理志》言：汉阳、后魏郡，今甘肃礼县。临洮、宕昌、今甘肃岷县南。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东南。同昌、今甘肃文县西北。河池、今陕西凤县。顺政、今陕西略阳县。义城、今四川广元县。平武、今四川平武县。汶山今四川茂县。诸郡，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是秦、陇间之氐、羌，未同化者尚多也。《豆卢勣传》言：周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邛州，周置，今四川邛徕县。未之官，渭源烧当羌因饥馑作乱，汉首阳县，西魏改曰渭源，在今甘肃渭源县东北。以勣有才略，转渭州刺史。渭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唐书·薛举传》：岷山羌钟利俗，以众三万降。夫烧当与钟，乃羌种姓之甚古者，而至南北朝末唐初犹存。又《隋书·地理志》言：上洛、隋郡，见第三章第五节。弘农，今河南陕县。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淅阳、隋郡，今河南淅川县东南。清阳隋郡，今河南南阳县北。亦颇同其俗云。以商、洛之异俗，溯源于汉初之移民，似失之远，然晋、南北朝之世，所谓河东蜀者，迄未尽化，则可见也。又《旧唐书·吐蕃传》：大历四年（769年）九月，以吐蕃侵扰，豫为边备，降敕令郭子仪以上郡、即鄜州。北地、今甘肃宁县。四塞、未详。五原未详。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严会栒邑。今陕西栒邑县。义渠种人，此时尚有存焉者不，事甚可疑，稽胡、鲜卑之

未尽化，则统观史迹，不足疑也。同化之全功，亦可谓难竟矣。此等部族，读史者多淡焉若忘，史家亦无复记载，何哉？海内一统，风尘不扰，诸部落皆安居乐业，与华人以平和相处，固无复形迹可见也。然则谓五胡入中国，而中国必为之扰乱者，岂理也哉？

第七节 羌、浑诸国

地形平坦之处，交通易而利合大群，故其民之进化速，山岭崎岖之地则反是。匈奴、西羌，同为强悍善战之民族，而其国势强弱不同，由此也。至晋世，乃有漠南游牧之族，移居西羌故地者，时曰吐谷浑。吐谷浑者，慕容廆庶兄。以与廆不协，西附阴山。《宋书》云：奕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为慕容氏。浑庶长，廆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廆怒，遣信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牧马，何不相远，而致斗争相伤？”浑曰：“马是畜生，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致斗。斗在于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于是拥马西行，日移一顿。顿八十里。经数顿，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中乙那楼追浑令还。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即使所从二千骑共遮马令回。不盈三百步，歘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向一远。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晋书》记此事，情节同而辞较略。奕洛韩作涉归。《北史》云：涉归，一名奕洛韩。七百户，《魏书》《北史》皆同，《晋书》作一千七百家。吐谷浑开国之事，人事也，而颇带神话性质矣。观此，可知野蛮部族之先祖，稍附会为神者之所由也。属永嘉之乱，度陇而西，据今甘肃、青海、四川三省间地。《晋书》云：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宋书》云：浑既上陇，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枹罕县。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齐书》云：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驾川。《梁书》云：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州，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数千里。案西零即先零，与罕升皆羌种名。甘松，见第五章第二节。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昴城，未详。龙涸，亦作龙鹄，在今四川松潘县。清水川，丁谦《齐书·夷貉传考证》云：“即湟水上源博罗克克河，《隋书》作伏罗川。”又云：“赤水在青海西，今乌阑乌苏，乌阑译言赤，乌苏译言水。”浇河，见第六章第六节。吐屈真川，《宋书》作屈真川，云有盐池。丁谦云：“吐字疑衍。今青海有柴集河，西流入盐池。”《宋书》又云：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驾州。丁谦云：“驾字为贺字之讹。《晋书》作莫何川，今青海东南谟和尔布拉克河。”叠州，周置，在今青海东南境。西北杂种，谓之阿柴虏，或号为野虏。《晋书》之文。《齐书》云：“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赀，一谓之赀虏。”柴、赀似一音之转。《通典》作阿赀虏。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性酷忍，为羌酋姜聪所刺。属其将纥拔泥；抚其子叶延，速保白兰。叶延嗣位，史称其颇识书记，《梁书》之文。《魏书》云：“颇视书传。”《晋书》云：“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晋书·吐谷浑传》，缘饰失实最甚，然其言亦必有因，其人盖颇有思想。曰：“《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卒，长子辟奚嗣。此据《晋书》本传。《宋书》作

碎奚，《魏书》同。《晋书·苻坚载记》亦作碎奚。三弟皆专恣，长史钟恶地诛之。据《晋书》。《宋书》云：“诸大将共诛之。”辟奚以忧卒。辟奚始受拜于苻坚。为安远将军。卒，子视连立。通聘于乞伏乾归。乾归拜为白兰王。史言视连以父以忧卒，不知政事，不饮酒游田者七年，又载钟恶地谏辞，盖大权仍在恶地之手矣。视连卒，长子视罴嗣。据《晋书》。《魏书》云弟。乞伏乾归拜为都督龙涸以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宋书》云：“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南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魏书》云：“部内有黄沙，周回数百里。”胡三省云：黄沙在浇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见《通鉴》义熙元年（405年）《注》。不受。遣众击之。视罴大败，退保白兰。晋、南北朝时四裔封爵，多就所居部族，锡以王号，观此，知吐浑自叶延以后，迄保白兰，视罴盖复图进取，故为乾归所忌也。视罴卒，子树洛干年少，传位于弟乌纥提。一名大孩。性耎弱，耽酒淫色，不恤国事。乞伏乾归之入长安也，乌纥提屡抄其境。乾归怒，率骑讨之。乌纥提大败，亡失万余口。按视罴自言：控弦之士二万。游牧部族，丁男皆能控弦，其数约当口数五之一。观两《汉书》所载南匈奴与西域诸国口数及胜兵人数可见。此等小国及不甚进化之部族，户口之数，恒较翔实也。亡失万余口，则失其众十一矣。乌纥提保于南凉，遂卒于胡国。树洛干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漒杂种，莫不归附。《清一统志》云：洮水出涨台山，兼涨川之名，其地亦谓之洮漒。其西接黄河，亦谓之沙漒。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赤水都护。观乾归此授，知树洛干是时居于赤水也。后屡为乞伏炽槃所败，又保白兰，惭愤发病而卒。据《晋书》所载：叶延在位二十三年，辟奚二十五年，视连十五年，视罴十一年，乌纥提八年，树洛干九年。《宋书》云：“树洛干立，自称车骑将军，义熙初也。”姑以为义熙元年（405年）。前此列代年数，以逾年改元之例推之，则叶延元年（322年）为晋元帝永昌元年，辟奚元年（346年）为穆帝永和二年，视连元年（371年）为简文帝咸安元年，视罴元年（386年）为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乌纥提元年（397年）为安帝隆安元年，而树洛干卒于义熙九年（413年）。若以当年改元之法计之，则叶延元年（322年）为成帝咸和二年，辟奚元年（346年）为永和五年，视连元年（374年）为孝武帝宁康二年，视罴元年（388年）为其太元十三年，乌纥提元年（398年）为隆安二年。案乞伏乾归之立，在太元十三年（388年），如逾年改元之例所推，则视连不及受其封拜。然则吐谷浑历主，应以当年改元也。树洛干死，《晋书》云：世子拾虔嗣；《宋书》云：弟阿豺立。案阿豺三传之后，其位仍归于树洛干之子拾寅，见下。或谓拾虔乃拾寅之误，然《魏书·吐谷浑传》，多同《宋书》，盖其所本者同。《魏书》记阿豺临死，召诸子弟告之曰：“先公车骑，舍其子虔，以大业属吾，吾岂敢忘先公之举而私于纬代。”则拾虔确有其人，岂其暂立而为阿豺所废邪？谯纵乱蜀，阿豺遣其从子敕来浞拓土至龙涸、平康。平康，周县，属松州，在今四川松潘县西。此据《宋书》本传。案谯纵亡于义熙九年（413年），正阿豺立之岁，豺盖乘纵之亡而拓土也。《魏书》云：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少帝景平中，《本纪》在元年。阿豺遣使上表献方物。诏以为沙州刺史、浇河公。未及拜受，太祖元嘉二年（425年），又诏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魏书》云在元嘉三年（426年），《通鉴》系元嘉元年十月。弟慕 立。据《宋书》。《魏书》云：“乌纥提立，而妻树洛干母，生二子：慕、利延，”则慕 为阿豺同母异父弟，下文又云：兄子慕 立。盖前史有此异说，而《魏书》杂采之也。慕，《宋书·文帝纪》元嘉九年（432年）作慕容，则慕为慕容之略。吐谷浑之后，亦以慕容为氏，《传》云若洛廆别为慕容氏，非矣。七年（430年），以为沙州刺史、陇西公。九年进为王。慕 前后屡遣兵击乞伏茂蔓。

茂蔓率部落东奔陇右。慕 据有其地。赫连定为索虏所攻，拥秦户口十余万，西次罕升，欲向凉州。慕 拒击，大破之，生禽定。拓跋焘使求定，慕 与之。《魏书·本纪》，事在延和元年（432年），宋元嘉九年也。《魏书》云：慕 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魏封为西秦王。神 四年（431年），宋元嘉八年。元嘉十二年（435年），卒。《魏书》：慕 卒于太延二年（436年），则为十三年。弟慕利延立。《宋书·文帝纪》作慕容延，见元嘉十五（438年）、十六年（439年）。十六年（439年），改封河南王。魏改封为西平王。《魏书》云：“世祖征凉州，慕利延惧，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慕利延兄有擒赫连定之功，遣使宣喻，乃还。”案吐谷浑是时，既受封拜于魏，何所猜疑，而欲遁逃？足见虏行师之暴也。《魏书》又云：“慕利延兄子纬代，惧慕利延害己，与使者谋，欲归国，慕利延觉而杀之。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请兵。世祖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慕利延走白兰。事在真君五年（444年），即宋元嘉二十一年。后复遣高凉王那等讨之。慕利延遂入于阗。真君六年（445年），宋元嘉二十二年。据《魏书·本纪》，是役擒其世子被囊。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遣使通刘义隆求援，献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等物。义隆赐以牵车。七年（446年），遂还旧土。”《宋书》记此事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云：“慕延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巂门。太祖许以虏至不自立，听入越巂。”盖慕延得此许，乃敢归国也。慕延之归国，当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魏正平元年。慕延卒，树洛干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梁书》云：“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魏书》云：“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其文明，盖得诸于阗、罽宾邪？宋仍封为河南王，魏亦封为西平王。《魏书》云：后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高宗时，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多良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议者咸以先帝再征，竟不能克。今在白兰，不犯王塞，不为人患。若遣使招慰，必求为臣妾，可不劳而定。安曰：“臣昔为浇河戍将，与之相近，明其意势。若分军出其左右，拾寅必走南山。谓其所居南方之山。不过十日，牛马草尽，人无所食，众必溃叛，可一举而定也。”从之。诏阳平王新城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给事中公孙拔及安出北道。拾寅走南山。诸军济河追之，多病，引还。魏太安元年（455年），宋孝武帝孝建二年也。拾寅，《魏书·本纪》作什寅。显祖复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军至曼头山，在今青海东北境。胡三省曰：“河源郡有曼头城，盖因山得名也。”案河源，隋炀帝平吐谷浑所置四郡之一。拾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纪》在皇兴四年（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于是思悔，复修藩职。遣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显祖幽之，不报其使。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浇河。诏皮欢喜为前锋，长孙观为大都督以讨之。观等军入拾寅境，刍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诣军，表求改过。观等以闻。显祖下诏切责之，征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本纪》作费斗斤。此次用兵，事在太和三（479年）、四年（480年），齐高帝建元元（479年）、二年（480年）也。时显祖为太上皇。又《魏书·纪》：太和六年（482年），白兰王吐谷浑翼世以诬罔伏诛，其事他无所见。显祖寻遣斤还。拾寅后复扰掠边人，遣其将良利守洮阳。晋县，后周置郡，今甘肃临潭县。枹罕镇将杨钟葵诒书责之。拾寅表求令洮阳贡其土物。显祖许之。自是岁修职贡。统观魏文成、献文二世之用兵，盖纯出于边将之贪功徼利，屡勤师旅，卒无成功，反蹙洮阳之戍，亦可笑矣。齐高帝建元三年（481年），魏太和五年。拾寅卒，子度易侯立。此从《梁书》，《魏书》同。《齐书》作易度俟。伐宕昌。魏让之。令所掠口累，部送时还。度易侯奉诏。卒，子休留茂立。《齐书》云：永明八年（490年），授爵号。《梁书》作休留代。本传、《本纪》皆同。《本纪》见天监元年（502年）。《魏书》无此一世，云度易侯死，子伏连筹立。《梁

书》伏连筹作休运筹。案《周书》言自吐谷浑至伏连筹一十四世，明《魏书》夺此一世。盖休留茂与魏无交涉，魏史遂有此误也。《魏书》云：“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梁书》载其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又云：“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盖又渐染中国之文化矣。伏连筹修洮阳、泥和，胡三省曰：即《水经注》迷和城，洮水径其南，又径洮阳城东。置戍。魏师讨之，二戍请降。事在太和十五年（491年），见《纪》。齐武帝永明九年。《魏书》云：“终世宗世，至于正光，梁普通元年（520年）至五年（525年）。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后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绝。凉州城人万干菩提等东应念生，囚刺史宋颖。颖密求援于伏连筹。伏连筹亲率大众救之，遂获保全。自尔以后，关徼不通，贡献路绝。”《梁书》伏连筹后，有呵罗真、伏连筹子，大通三年（529年）除授。《本纪》中大通元年（529年）作阿罗真。佛辅呵罗真子。《本纪》见中大通二年（530年）。二世，而《魏书》云“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其致误之由，盖亦与其夺休留茂一世同也。《魏书》言夸吕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地兼鄯善、且末。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盖其极盛之时。又云：“齐献武王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献武王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假道蠕蠕频来。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使于其国。《文苑·温子昇传》云：“阳夏太守傅标使吐谷浑，见其国王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昇文也，”则夸吕亦通文墨。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其于西魏：大统中，梁大同元年（535年）至大宝二年（551年）。再遣使献马及牛羊等。然犹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废帝二年（553年），梁承圣二年。夸吕通使于齐。源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采丝绢以万计。恭帝二年（555年），梁绍泰元年，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袭吐谷浑。周太祖令宁率骑随之。至番禾，番禾，见第七章第八节。后魏置郡，后周废郡置镇。吐浑已觉，奔于南山。木汗将分兵追之，宁说其取树敦、贺真二城，木汗从之。宁入树敦，木汗破贺真。史言树敦是浑旧都，多诸珍藏，木汗亦大获珍宝，盖皆志在剽掠而已。武成初，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贺兰祥攻拔其洮阳、洪和二城，洪和，疑即泥和。置洮州而还。天和初，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以其地为扶州。建德五年（576年），陈宣帝太建八年。其国大乱。高祖诏皇太子征之。军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案夸吕以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卒，《隋书》言其在位百年，则此时夸吕年已老。隋世吐谷浑屡有内衅，盖皆其耄荒使然，此时已肇其端矣。《晋书》云：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魏书》云：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北界气候多寒，惟得芜菁、大麦。《齐书》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梁书》云：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毡庐也。盖虽略知稼穑，终以畜牧为主。《晋书》又言其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此纯乎羌人之习。其慕效中国或又取法乎西域，盖皆其王室、贵人所为，不能逮下也。其所重者商贾，所贪者货财。《宋书》谓其“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虽复贡篚岁臻，事惟贾道，”然则《梁书》言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盖正以贾道故，乃为是纷纷然。慕 曾表魏朝，言“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骑既饰，而财不周赏”，魏朝令公卿会议，不肯多与，自是贡献颇简；其通齐之使，实与商胡俱；俱可为《宋书》之言作左证。《宋书》又云：“金罽毡眊，非用斯急；送迓烦扰，获不如亡。”盖慨乎言之矣。或曰：《齐书·芮芮传》，言中国与之通使，常由河南道抵益州。建元元年（479年），太祖遣王

世武拜授拾寅，仍往芮芮，赐书云：“想即资遣，使得时达。”永明三年（485年），又遣给事中丘冠先往使，并送芮芮使。其殷勤于河南，盖欲藉通芮芮，其欲通芮芮，则所以牵制索虏也。然芮芮牵制索虏，为力几何，江东君臣，不应不知。丘冠先之往使也，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史家颇艳称之，则天朝士夫，亦曷尝不重异物？冠先后拜授休留茂，并行吊礼，遂不得其死。史云：“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厉色不肯，休留茂耻其国人，执冠先，于绝岩上推堕深谷而死。”吐谷浑非夜郎自大者流，既徒志在赐与，安得争此虚文？然则冠先之死，又恶知其究因何事邪？

吐谷浑为外来之族，故其文明程度稍高，其邻近诸族，则仍多率其榛狉之旧。诸族最近吐浑者为白兰。《周书》云：“白兰，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其与中国通，惟周保定元年（561年），陈天嘉二年。曾一遣使献犀甲、铁铠而已。《北史》云：“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魏书》作乙弗敌国。国有屈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惟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白兰山西北，又有可兰国。《魏书》作阿兰国。风俗亦同。目不识五色，耳不闻五声，是夷蛮戎狄中之丑类也。土无所出，直大养群畜，而户落亦可万余。人顽弱，不知斗战。忽见异人，举国便走。性如野兽，体轻工走，逐不可得。”此皆今青海东南境之部族也。利模徒、鄂，地皆无考。《宋书》云：吐谷浑之地，自甘松及洮水西南极白兰，则白兰当在今松潘县西北四川、青海界上。白兰山盖即其所居之地，则可兰当在青海东南境；乙弗勿敌当在青海北境，南山之南。屈海不易实指。丁谦《魏书·外国传考证》以玉门县东北花海子当之，恐非。玉门乃西域商胡往来孔道，居其地者，断不至不识五谷也。其在川、甘界上者，有宕昌、邓至，程度稍高。《魏书·宕昌传》云：“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此苞今川、甘、青海界上之地而总言之。又云：“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廗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则专指宕昌言之也。《水经注》：羌水径宕昌城，又东南径武阶，武阶今武都县，宕昌在武都西北，即今西固县地。羌水，今白龙江也。此一大区域中之情况，《魏书》总述之曰：“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即以继母、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其进化之迟滞，盖全因其所居之闭塞也。宕昌盖因地近仇池，故开发较早。《魏书》本传曰：“有梁懃者，《周书》作梁勒。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懃孙弥忽，世祖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弥忽死，孙虎子立。”《北史》作彪子，避唐讳。案《世祖纪》：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宋元嘉二十五年。宕昌羌酋梁瑾慈遣使内附，并贡方物。《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元年（457年），以梁瑾葱为河州刺史、宕昌王。《梁书》本传作梁瓘怱。《南史》作梁瑾忽。五年（461年），以宕昌王梁唐子为河州刺史。瑾葱、瑾慈，似即弥忽；唐子似即虎子也。《魏书·传》又云：“虎子死，弥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浑。吐谷浑遣兵送羊子，欲夺弥治位。弥治遣使请救。世祖诏武都镇将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弥治死，子弥机立。”《宋书·后废帝纪》：元徽四年（476年）十月，以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此除授，或在其纂立之初也。南朝自此率以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授其主，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亦以此授弥机。《齐书·武帝纪》：永明三年（485年），以行宕昌王梁弥颉为河、凉二州刺史。本传同。是岁为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魏书·本纪》：七月，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

弥承为其国王。《穆崇传》：崇玄孙亮，为仇池镇将。时宕昌王梁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来奔仇池。亮以弥机蕃教素著，矜其亡灭；弥博凶悖，氐、羌所弃；弥机兄子弥承，戎民归乐，表请纳之。高祖从焉。于是率骑三万，次于龙涸，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齐书·本纪》：永明六年（488年），亦以弥承为河州刺史，而不详魏替弥博立弥承之事，然弥颉尝一继位，则《魏书》又不详，疑其为弥博出亡后吐谷浑所立也。十年（486年），魏太和十六年。弥承朝于魏。又使求军仪及伎、杂书于齐。诏军器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赐以《五经》集注、论各一部。《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502年），宕昌王梁弥进号，盖颉之误；四年（505年）四月，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本传同。则弥承之后，弥颉、弥博复相继在位，《齐书》谓“弥颉卒，乃以弥承为王”，疏矣。弥博死，子弥泰立。大同十年（544年），复授以父爵位。《周书·宕昌传》云：自弥忽至仚定九世，弥忽、虎子、弥治、弥机、弥承、弥颉、弥博、弥泰、仚定。每修职贡不绝。后见两魏分隔，遂怀背诞。永熙末，梁中大通六年（534年）。乃引吐谷浑寇金城。仚定，《文帝纪》作企定，云引吐谷浑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连结，所在蜂起。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渭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南秦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大统初，又率其种人入寇。行台赵贵督仪同侯莫陈顺等击破之。仚定惧，称藩请罪。太祖舍之，拜抚军将军。四年（538年），梁大同四年。以仚定为南洮州刺史。后改洮州为岷州，仍以仚定为刺史。七年（541年），梁大同七年。仚定又举兵入寇。独孤信时镇陇右，诏信率众便讨之。军未至而仚定为其下所杀。信进兵破其余党。《信传》亦作企定，云企定子弟收其余众。朝廷方欲招怀殊俗，乃更以其弟弥定为宕昌王。十六年（550年），弥定宗人獠甘袭夺其位。弥定来奔。先是羌酋傍乞铁忽等，因仚定反叛之际，遂拥众据渠林川。《宇文贵传》作渠株川。云纳弥定后，于渠株川置岷州，不知本宕昌地为铁忽所据？抑铁忽平后，岷州移治也？与渭州民郑五丑，扇动诸羌，阻兵逆命。至是，诏大将军宇文贵、豆卢宁，凉州刺史史宁等率兵讨獠甘等，并擒斩之纳弥定而还。此亦见《宇文贵》《豆卢宁》《史宁》《赵刚》《赵昶传》。保定四年（564年），陈天嘉五年。弥定寇洮州，总管李贤击走之。是岁，弥定又引吐谷浑寇石门戍。甘肃临潭县南有石门山。贤复破之。高祖怒，诏大将军田弘讨灭之。以其地为宕州。见上节。邓至，《魏书》云：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亭街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亭街，未详。平武，汉县，在今四川平武县东。汶岭即岷山。《水经注·漾水篇》：白水东南径邓至城南，又东南径阴平故城南，则邓至城在阴平西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龙骧将军、邓至王。遣贡不绝。案其见于《魏书·本纪》者：又有像舒彭。太和十七年（493年），齐永明十一年。遣子旧诣阙朝贡，并求以位授旧。诏许之。世宗永平二年（509年），梁天监八年。八月，丁未，邓至国遣使朝献。戊申，以邓至国世子像览蹄为其国王。盖其初立时也。《梁书》亦有传，云：宋文帝时，王象屈耽遣使献马。《齐书》附《宕昌传》，云：建元元年（479年），征虏将军、西凉州刺史、羌王像舒彭进为持节平西将军，后叛降虏。然《武帝纪》：永明元年（483年）二月，以东羌王像舒彭为西凉州刺史，则复来归顺矣。梁天监元年（502年），始封为邓至王。五年（493年），遣使来献。见《纪》及本传。《周书》云：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554年），梁承圣三年。檐桁失国来奔。太祖令章武公导率兵送复之。《魏书》云：邓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国，时遣使朝贡，朝廷皆授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北史》云：赫羊部内，初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鲜赤，故因为国名，其说似近附会。又举诸国之名曰：东亭街、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习山、仓骧、覃水，云风俗粗犷，与邓至国不同焉。亦不能备二十之数也。

第八节 西域诸国

两汉之世，中国与西域之交通，可谓极盛，其后虽遭丧乱，往还实迄未尝绝，不过记载有详略而已。晋迁江左，与西域之交通，自不能如建都长安、洛阳时之盛。据有凉州之国，往还虽密，然偏隅割据，运祚短促，记载不详。惟魏据北方较久，故其记载，亦较翔实焉。《魏书·西域传》：《魏书》此卷亡，实皆录自《北史》。世祖时，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见下。还，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旁国，云：“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大延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者舌，今塔什干。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两海，谓咸海、里海。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见第六章第六节。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在今罗布泊南。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车师，前部在广安城西，后部在济木萨南。为一道；从莎车西行，莎车，今莎车县。百里至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故月氏休密翕侯地，见下。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西域记》钵露罗，今Balti。为一道。”案四域之中，第一为天山南路，第二苞今波斯、阿富汗及印度，海曲之海，指波斯湾。第三指天山北路及咸海以东土耳其斯单，第四谓咸海、里海间地，皆汉世所已通。四道中之第一、第二两道，汉世不之数；第三、第四两道，实即汉世之南道；故其名增于汉，而实减之。然此自指使译所经，民间商旅之往来，未必有异于故也。

四域之中，与中国关系最密者，自为第一域。《魏书》云至太延中为十六国者，盖专指此域言之。惟董琬、高明之还，西域与之俱来者凡十六国，则未知当时天山南路国数果为十六？抑因其来朝之数，姑妄言之？《魏书》记载太荒，见下。实令人不能无疑也。汉、魏之世，诸国互相吞并之事，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至晋世，天山南路之国，以车师、鄯善、焉耆、今焉耆县。龟兹、今库车县。疏勒、今疏勒县。于阗今和阗县南。为大。

都护之职，自汉衰而废，魏世，以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而晋因之，亦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故是时中国与西域之交通，以凉州为关键。张氏割据河西，至骏之世，始有事于西域。时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骏击禽之。又使其将杨宣出讨。《晋书·焉耆传》云：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狯胡之女。狯胡，未详。姬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为世子。会少而勇桀。安病笃，谓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遣子熙归本国为王。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率服。然恃勇轻率，尝出宿于外，为龟兹国人罗云所杀。其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前凉沙州，治敦煌。率众疆理西域。宣以部将张植为前锋，所向风靡。军次其国。熙距战，为植所败。率其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案《张骏传》言：骏使宣伐龟兹、鄯善，《龟兹传》不载其事，鄯善则无传，《本纪》亦但书骏伐焉耆降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盖其勤兵力者，惟焉耆为大？《骏传》言：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此等非徒葱岭以东所能致；《石勒载记》言：骏使送高昌、见第六章第二节。于寘、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则其与葱岭以西诸国，往还必密。《龟兹传》云惠、怀末，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重华不在惠、怀之世，其说必误，疑其间有夺文。然其贡方物于重华，当不虚也。亦可见张氏与西域交通之盛矣。张氏亡，苻坚据有凉州，遣吕光讨定西域，已见第六章第六节。时则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置为光乡导。光进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此据《光载记》：《焉耆传》述熙降杨宣事后云：“吕光讨西域，复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两举熙名，不应皆误，盖泥流其蕃名，熙其汉名也。龟兹王帛纯距光。此亦据《光载记》。《龟兹传》作白纯。光进攻城。帛纯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温宿、尉头，皆在今乌什县。战于城西，大败之。帛纯收其珍宝而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此指龟兹旁国。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此指较远之国。光皆表而易之。坚闻光平西域，以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坚载记》同。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乃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乃以驼二万余头，《魏书·光传》作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上文云：“光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然则光之欲留，乃溺其繁盛耳。肆掠东归，何殊盗贼？然非独光如此，古来通西域者，盖无不有贪其财宝之意存焉。苻坚初慕汉文，却大宛天马之贡，卒违群臣之谏而用兵，亦如是而已矣。见第六章第四节及第六节。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命子弟镇之。光乃以子覆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后凉分裂，敦煌为李暠所据，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在敦煌西。广田积谷。鄯善、前部王皆遣使贡其方物。沮渠蒙逊灭李氏，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宋书·氏胡传》之文。案是时西域，葱岭以东，实无三十六国；若合葱岭以西言之，则又不止此数，此特沿袭旧文，犹言故三十六国之地之诸国耳。《苻坚载记》云：“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所获珍宝以万万计。”亦此例也。茂虔亡，无讳据鄯善，又袭据高

昌，安周又陷车师，已见第七章第八节。至此而割据诸国与西域之关系终矣。

魏通西域，始于太武时。太延元年（435年），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遣使二十辈使西域。二年（436年），宋元嘉十三年。八月，又遣使六辈使西域。自是来者颇多。据《本纪》。《西域传》曰：太祖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太祖曰：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遂不从。历太宗世，竟不招纳。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世祖以西域汉世虽通，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国不惮遐险，远贡方物，当与其进，安可豫抑后来？乃从之。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金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初琬等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谓琬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此文之善于涂饰，真可发一大噱。据《本纪》：鄯善之来，在太延元年六月，粟特之来在八月，均在使出之后，世祖岂逆知其将至而欲不报？有司岂逆知其将至，而请勿抑其后来邪？曲笔献媚如此，真可谓秽史矣。沮渠牧犍亡，无讳据敦煌。真君三年（442年），宋元嘉十九年。又渡流沙据鄯善，西域为所隔，历年不至。五年（444年），宋元嘉二十一年。无讳卒。六年（445年），宋元嘉二十二年。遣万度归袭鄯善，执其王。以韩拔为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西域传》即在是年，《本纪》在九年。事见第七章第八节。《西域传》云：凉州既平，鄯善国以为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后平鄯善，行人复通。据《本纪》：太延五年（439年），尚有鄯善、龟兹、疏勒、焉耆、粟特、渴槃陁、破洛那、悉居半等遣使朝贡，真君元年（440年）至四年（443年），则绝无之。五年三月，乃遣使者四辈使西域。是岁十二月，乃书粟特国遣使朝贡，盖全为无讳所隔也。鄯善是时，国且为武威遗孽所据，岂有因其灭亡，转虑唇亡齿寒之理？真所谓乡壁虚造，信口开河者矣。《鄯善传》云：“无讳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应安周。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鄯善人颇剽劫之上有夺文，此所剽劫者，非魏通西域则西域朝贡之使，其事初非鄯善人所为，故魏伐鄯善，其王真达出降，魏人仍厚待之也。九年（448年），宋元嘉二十五年。又遣万度归讨焉耆。《传》云：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其王鸠尸卑那奔龟兹。鸠尸卑那，龟兹婿。度归遂讨龟兹，《传》云：其东关城戍，寇窃非一。大获驼马而还。自是西域复通。然西域要害，在于伊吾，见第六章第六节。汉世实恃此以卫凉州。魏世，柔然蟠据西北，形势极逼，乃其重镇不过敦煌。文成太安二年（456年），宋孝武帝孝建三年。敦煌镇将尉眷击伊吾，虽克其城，然眷子多侯，仍为镇将，上疏求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计，卒不能用。高昌自张轨以来为郡县，至魏世乃自立为国，而受制于柔然。显祖末，柔然攻于阗，于阗遣使求救，魏亦不能出兵。然则魏世守备之规，经略之计，不逮汉朝远矣。《食货志》言：万度归伐焉耆，其王单骑奔龟兹，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此乃胁夺其钱货耳。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传》

云：焉耆为国，斗绝一隅，不乱日久，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橐驼、马、牛、杂畜巨万。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瓌诡之物亿万已上。又言：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虏除货财、玩好之外，岂有所知邪？

高昌之立国于西域，其事颇有关系。《魏书传》云：世祖时，有阙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为蠕蠕所执。真君中，爽为沮渠无讳所袭，夺据之。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460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464年），齐高帝建元三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主。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480年），齐明帝建武四年。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高祖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至羊榛水，儒遣礼、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榆中，汉县，今甘肃榆中县西北。既立，又臣于蠕蠕那盖。顾礼与义舒随安保至洛阳。及蠕蠕主伏图为高车所杀，嘉又臣高车。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永平元年（571年），梁武帝天监十年。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田地城，汉之柳中，今鲁克沁。仍求内徙，乞军迎援。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于后十余遣使，款诚备至。惟赐优旨，卒不重迎。延昌中，梁天监十一年（512年）至十四年（515年）。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梁天监十五年（516年）。遣使朝献。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怗。何者？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神龟元年（518年），梁天监十七年。冬，孝亮复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许。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嘉死，子坚立。坚，《梁书》作子坚。永熙后乃隔绝。《周书》：大统十四年（548年），诏以其世子玄喜为王。恭帝二年（555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隋书》云：坚死，子伯雅立。案《梁书》言麹嘉在位二十四年，自其立之年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起计，当卒于梁普通元年（520年），下距《隋书》所记大业五年伯雅来朝之岁，凡九十年。嘉先仕马儒，立年不得甚少；嘉非早世，则坚之继位，亦非冲龄；伯雅能入朝于隋，亦必尚未衰眊；其间似不能历九十年之久，必《隋书》误夺也。《梁书》言大同中子坚遣使来献，大同纪元，与西魏之大统恰同，然则坚之死，当在大统十三、四年间，即梁之太清元（547年）、二年（548年）也。《梁书·高昌传》云：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周书》云：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案《魏书》言其国有八城，皆有华人，盖华人自华言，胡人自胡语也。然《梁书》又言其人面貌类高丽，则实非深目高鼻之族，特久居胡中，习其言语耳。《魏书·于阗传》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案汉世西域，胡人虽多，华人亦不少，说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据《魏书》此文，似魏、晋以后，华人颇减，胡人稍增，盖其移殖有难易使然。晋、南北朝之世，华人之居西域者，必以高昌、于阗为巨擘矣。《梁书》云：其

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谘议、校尉、主簿，置四十六镇；姻有六礼；《周书》云：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可见其法俗尚多承中华之旧。惟辫发垂之于背，《梁书》又云：女子头发，辫而不垂，《周书》云：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盖指此。实为胡俗。然伯雅朝隋归国，曾下令国中，解辫削衽，虽云竟畏铁勒不敢改，《隋书》本传。其心固未尝忘华夏也。

葱岭以西之地，始擅于大月氏，而后入于嚈哒。《后汉书·大月氏传》曰：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侯。《汉书》：休密治和墨城，双靡治双靡城，贵霜治护澡城，肸顿治薄茅城，高附治高附城。《后书》高附作都密，余同。《魏书》：伽倍，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车西。折薛莫孙，故双靡翕侯，都双靡城，在伽倍西。钳敦，故贵霜翕侯，都护澡城，在折薛莫孙西。弗敌沙，故肸顿翕侯，都薄茅城，在钳敦西。阎浮，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敌沙南。沙畹《大月氏都城考》云：休密，即唐之护密，今之（Wakhan）。双靡，即宋云《行记》之赊弥，玄奘《西域记》之商弥，今之（Tchitral）。贵霜，在健驮罗（Gandhara）北境。弗郎克（Franke）云即健驮罗。肸顿，在喀布尔河（Kaboulrond）支流Pandjshir河之Parwa^n地方。都密，在喀布尔附近，惟与喀布尔有别。见冯承钧《史地丛考》。白鸟库吉云：休密，即Sarik-Chaupan。贵霜为Wakhan之西部。合二者为Wakhan，即《魏书》之钵和，《唐书》之镬偘。双靡为Mastoj。薄茅当作薄第，为Badaxshan。高附为Jamgan。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二章。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本。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此王字疑涉下“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而衍。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西域之佛教》第二章云：即乌弋山离，今阿富汗南境及旁遮普之一部。罽宾，克什米尔之西北，今健驮罗地方。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是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三国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说与此合。丘就却与阎膏珍之年代，不易确定，要当在后汉安帝以前，以《后书·西域传序》，自云本于安帝末班勇所记也。西域史籍亦乏，近世治月氏史者，多珍视其泉币。谓丘就却之名，与见于泉币之Kujula Kadphises相当；阎膏珍之名，与Wema Kadphises相当。此外尚有迦腻色迦（Kaniska）、胡韦色迦（Huviska）、韦苏特婆（Vasudeva）三王。近年在马图刺（Mathura）及山屺（Saachi），得有刻文，又有韦西斯迦（Vasishka：Vasashka：Vasushka）之名，或谓其当次迦腻色迦、或胡韦色迦之后，或谓即韦苏特婆。诸王中，迦腻色迦为传布佛教名王，苦心探索其年代者尤多。或谓在丘就却、阎膏珍之前，或谓在其后。或又谓迦腻色迦有二：一在丘就却、阎膏珍之前，一在其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日本羽溪了谛所撰《西域之佛教》第二章第二节，曾撮举其大要，读之可见其概。欲与中国史籍相印合，尚不易毫发无遗憾。要之谓大月氏之兴起，在两汉之际，其强盛迄于晋初，当无大差也。柔然兴，月氏乃稍见侵削。《魏书·大月氏传》云：都卢监氏城。《史记》《后汉书》作蓝氏城，《汉书》作监氏城，《北史》作剩监氏城，今班勒纥（Balkh）。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西徙都薄罗城。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第四篇注云：“沙畹原以嚈哒都城为Badhaghis，后又改订为Faizabad，第《北史》有‘盖王舍城也’一语，印度境外，有王舍城之号者，只缚喝罗（Balkh），此亦即大月氏都城薄罗，兹为改正于此。”商务印书馆本。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盖其势初蹙于北，而犹盛张于南焉。及嚈哒兴，月氏复为所蚕食，而其势不可支矣。

《北史》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唐书》：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今之撒马儿罕也。枝庶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其所举诸国，曰安，《唐书》：安，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密者，今布哈尔。曰 汗，《唐书》：宁远，本拔汗那，或曰拨汗，元魏时谓破洛那。案今《魏书》《北史》传文皆夺破字，云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沙畹云：拔汗那，今之Ferghanah，见《西突厥史料》第三篇。白鸟库吉云：汉贵山城，在Khodjend东北约百三十英里之Kasan，见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本。曰米《唐书》：或曰弥末，又曰弥秣贺。冯承钧云：Maimargh之对音，见所著《新唐书·西域羁縻府州考》，在《史地丛考》中。曰史，《唐书》：或曰佉沙，又曰羯霜那。冯承钧云：今之Shehrsebz。曰曹，《唐书》有东、西、中曹，云西曹者，隋时曹也，治瑟底痕城。冯承钧云：Ischtikhan之对音。曰何，《唐书》：或曰屈霜你迦，又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永徽时，以其地为贵霜州。冯承钧云：此贵霜为Koschana，非昔贵霜翕侯治地，亦非《唐书·地理志》大汗都督府之附墨州。曰乌那遏，《隋书》云：都乌浒水南。乌浒水，今阿母河。曰穆，《隋书》云：都乌浒水西。曰漕，烈维、沙畹《罽宾考》云：即《大唐西域记》之漕矩吒，在今Ghazni地方。此篇亦在《史地丛考》中。凡九。《唐书》则以康及安、曹、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冯承钧曰：今之塔什干。米、何、火寻、或曰货利习弥，又曰过利。冯承钧曰：即Kharism之对音。居乌浒水之阳，即今之Urgeny。戊地、冯承钧曰：即《西域记》之伐地，古之木鹿，今之Merv。史为昭武九姓，而云康之始为突厥所破。案昭武汉县，属张掖。《后书·梁慬传注》云：昭武故城，在张掖西北，其地属今之高台县，乃月氏故地，非康居故地，云康为康居之地可，云康为康居之后则误，且与其王为月氏人之说，自相矛盾矣。月氏西迁，盖自

今伊犁河域达妫水之滨，未尝经葱岭，云西逾葱岭亦误。《唐书》觉其不合，改匈奴为突厥，然逮突厥之兴，祁连山北久无月氏矣。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月氏西迁之后，只闻分国为五部翕侯，未闻以枝庶分王各邑。然则昭武诸国之立，乃在月氏西迁又遭破坏之后，无复共主，乃分崩离析而为是诸小国也。或曰：《魏略·西戎传》言：“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西数千里，有月氏余种。”《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所谓西逾葱岭者，安知非指此种人言之；案《后书·羌传》云：“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此文亦必有所本。西逾葱岭，明指月氏初破败时言之，此乃古人措辞不审，不必曲为之讳。湟中月氏胡，特其来降之一小支，其余盖皆在南山羌中。《魏略》下文云：“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然则云自婼羌至于葱岭皆有月氏余种，亦不过约略之辞，盖以月氏与羌同处，乃以羌之所至，即为月氏之所至，其实月氏踪迹，能否西抵葱岭，尚有可疑也。与羌同居之月氏，皆为羌所化。其处境闭塞，故其文明程度甚低。然四塞之区，外兵罕至，故其处境实甚宽闲，从古不闻迁徙。与谓昭武诸国，系此等月氏余种，迁徙而去，似不如谓为月氏西迁之后，更遭破败，乃离析而成此诸国之为得也。

嚈哒，《梁书》谓之滑国，其缘起史甚茫昧。《梁书·滑国传》云：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126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事见《后书·西域车师传》。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516年），其王厌带夷栗陁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520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526年），又奉表贡献。元魏之居桑乾，见第四章第二节。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宋书》芮芮附《索虏传》后，云：其东有盘盘国、赵昌国，渡流沙万里，即此国也。《西突厥史料》云：“盘盘，南海国名，不应列入西域诸国之间，疑有错简，”误。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今阿克苏县。于阗、句盘疑即渴槃陀，今蒲犁县。等国，开地千余里。案滑国距车师甚远，果其本居后部，其迁徙而西，安得一无事迹可见？《梁书》又有白题国，云：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今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其可疑亦与滑国同。今案《裴子野传》云：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白题入贡，事在普通三年（522年），见本传。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然则以滑国为八滑之后，特穿凿附会之谈，作史者据为典要，傎矣。《梁书》又有末国，云：“汉世且末国也，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其地理亦全然不合。丁谦《梁书·夷貉传考证》谓即米国，说颇似之，乃因末字附会为且末，亦裴子野之智也。《滑国传》云：少女子，兄弟共妻。《魏书·嚈哒传》云：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隋书·挹怛传》略同。《梁书》云：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一妻多夫之俗，较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为少，苟其有之，必同族也。《嚈哒传》云：大月氏之种类也。《隋书》同。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金山，今阿尔泰山。与《梁书》以滑国为八滑之后，同一无据。《通典·边防典》云：按刘瑾《梁典》，滑国姓嚈哒，后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挹怛焉。《注》云：其本原：或云车师之种，或云高车之种，或云大月氏之种。又韦节《西蕃记》云：亲问其国人，并自称挹阗。又按《汉书》：陈汤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阗钞其后，则此或康居之种类。然传自远国，夷语讹舛，年代绵邈，莫知根实，

不可得而辨也。以挹怛为康居之后，正与裴子野之智同。韦节亲闻，说自可据。因此知哒怛二字，音与阗同；于邑双声，于于同字；嚈哒、挹怛，殆于阗之异译也。其王名厌带夷栗陁，厌带盖其姓。《唐书·地理志》：突厥羁縻州葛逻州，以葛逻挹怛部置，盖挹怛余众，属于葛逻者也。《西突厥史料》第四篇云：五世纪中叶，嚈哒居乌浒河域，渐强大，为波斯大敌。四百八十四年，其王Akschounwar，大败波斯，波斯王Pirouz战死。此王在Théophane de Byzance著述中，名Ephthalanos。彼谓嚈哒（Hephthalites）之名，即出此王。《梁书·滑国传》：其王厌带夷栗陁。《唐书》云：嚈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合此三证，知嚈哒之称，惟见于五世纪末年之故。盖以适当Akschounwar战胜之后，此王之姓，不作Hephthal，即作Hethailit也。案四百八十四年，为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据《梁书·诸夷传》所载：滑国法俗，有类于阗者三焉：王与妻并坐接客，一也。滑女人被裘，于阗妇人皆辫发，衣裘袴，二也。《滑传》云：其跪一拜而止，此事无甚足异，史家未必特著其文，《于阗传》云：其人恭，相见则跪，其跪则一膝至地，疑《滑传》文有讹误，其俗实与于阗同，此非东夷之拜则曳一足，乃古武坐致右宪左之类。三也。又《渴盘陁传》云：风俗与于阗相类，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而《滑传》亦云：著小袖长身袍。又《高昌传》云：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武兴传》云：长身小袖袍、小口袴；则此为甘肃南境之通俗，蔓延于南山之北，葱岭之西。《芮芮传》亦云：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靴为胡俗，小袖袍、小口袴，或受诸高昌等。滑，“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梁书》本传。又云：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此亦足证谓其出于车师、高车、月氏等之误，诸国皆久与文明之国接，非复刻木为契者矣。《魏书》云：其语与蠕蠕及高车诸胡不同，又足证其非同族。其来又自岷山道，其故居所在，自略可推测。一妻多夫，易行女系，女系固非即女权，然女权究易昌大，且女子易为族长，因此亦易为国主。《魏书·吐谷浑传》云：北又有女王国，以女为主，人所不知，其传云然，谓女王国在吐谷浑北，显有讹误。或北为误字，或系编次之误，或则传写简错。此条若不在此处，则“北又有”之文，非谓其在吐谷浑之北矣。《北史》云：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国。与其《西域传》谓于阗南去女国二千里，《隋书·女国传》谓其在葱岭之南者相符，其地盖在今后藏。此女国在后藏境，而西川之西。尚有一女国。在唐西山八国中。西山八国：曰女，曰诃陵，曰南水，曰白狗，曰逋租，曰弱水，曰清远，曰咄霸。见《唐书·韦皋传》，云皆因皋请入朝。据《旧书·本纪》，事在德宗贞元九年（793年），惟云六蛮，无清远、咄霸，盖二国之附在后也。又诃陵作哥邻。《北史》言女国土著，宜桑麻，熟五谷。而《魏书》言嚈哒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梁书》亦云：滑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盖藏地一妻多夫之族，有耕农，有游牧，游牧者迁徙较易，北出天山南路，先陷于阗，乃越葱岭而西，至于《魏书》所云嚈哒之都拔底延城。巴达克山之异译。谓之滑国者？《唐书·地理志》：大汗都督府，以嚈哒部活路城置，此即《西域记》之活国，Aboulféda地志云：为吐火罗都城，旧为嚈哒国，《西突厥史料》第三篇。梁武帝时其主盖居焉，而以其名自通，故《梁书》称为滑国也。《梁书》又有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三国，周古柯，未详。呵跋檀，或云即渴盘陁。胡密丹，即护蜜。云皆滑旁小国。普通元年（520年），使使随滑来献方物，又云：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盖其相率俱出者。此国之强盛，盖当南北朝之初。《魏书》言：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即疏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周书》云：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朱居波、沙畹云：今哈尔噶里克（Karghalik），见《西突厥史料》第二篇。《传》云：役属嚈哒。渴盘陁《传》云：附于嚈哒。钵和《传》云：亦为嚈哒所统。赊弥《传》，云：亦附嚈哒。《传》言其皆臣附焉。《乾陁传》云：乾

陁，即健驼罗。本名业波，为嚈哒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临国已三世矣，盖嚈哒所树置也。焉耆见破，事已见前。嚈哒又与柔然合从，以攻高车，事见下节。皆可见其威力之广：其破亡在南北朝之末。《周书》云：大统十二年（546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遣使献其方物。魏废帝二年（553年），梁元帝承圣二年。明帝二年（559年），陈武帝永定三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其事当在陈文帝之世也。《西突厥史料》第四篇云：“突厥既灭蠕蠕，嚈哒失一大外援。波斯王Khosrou Anouschirwan，欲雪其祖败亡之耻，乃娶突厥可汗女，与盟，共谋嚈哒。陀拔（Tabari）《纪年》云：Sindjibou，为突厥最勇健之可汗，统军最众。败嚈哒而杀其王者，即此人。弥南（Ménandre）《希腊史残卷》，谓Silziboul与嚈哒战甫终，即宣告将往击Avares，事在五百六十二年。又谓五百六十八年，Dizaboul可汗使告嚈哒已灭。则嚈哒之灭，应在五百六十三至五百六十七年。”案五百六十三年，乃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年）；五百六十七年，则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也。嚈哒灭亡之年，东西史籍相合。Silziboul与Dizaboul即系一人，沙畹云：即《隋书》之室点密，见下节。

在《魏书》所云第三、第四两域中，引起轩然大波者，似为匈奴。《魏书·悦般传》云：在乌孙西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翦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欲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妇人舌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真君九年（448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创一月复常，又无瘢痕。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是岁，再遣使朝贡，求与官军东西齐契讨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诸军戒严，以淮南王他为前锋，袭蠕蠕。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于乐府。自是每使贡献。案汉世西北诸国，大者曰康居，曰大宛，曰乌孙，曰奄蔡。《后汉书》无康居传。《晋书》有之，云：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方物。苏薤城乃史国之都，为康居小王故地，洪氏钧谓“是昭武之分王，非康居之统主，苏薤在大宛西不及二千里，《晋书》但引《史记》，而不知与己说剌缪”，《元史译文证补·西北古地考、康居、奄蔡》。其说良是。然则康居旧国已亡。大宛，《晋书·传》云：其国“有大小七十余城。太康六年（285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廋为大宛王。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似尚为泱泱大风。然自此而后，亦无闻焉。乌孙惟《魏书》有传，云：“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则更微不足数矣。悦般之地，自龟兹之北至乌孙西北，盖苞巴勒哈什湖而抵咸海。自此以西北，亦更无强部。故或谓“《后书》无康居传者，其地已入悦般也。《后书》有粟弋国，又有严国，在奄蔡北。奄蔡，改名阿兰聊国，皆云属康居，即属于匈奴矣。”《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说亦可通。《魏书》：“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此亦一匈奴战胜攻取之迹。然若是者甚寥寥，何也？今案匈奴是时，兵锋盖深入欧洲，故在亚洲，其可见之战功甚少也。洪氏钧又云：《魏书》以粟特即奄蔡。《后汉书》分粟弋、奄蔡为二，曰栗

弋国属康居。《通典》以粟弋即粟特，而亦与奄蔡分为二国。且曰粟弋附庸小国，四百余城。似非一国。《元史类编·西域传》引《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长，而魏收以为一国，误矣。《汉书·陈汤传》：郅支单于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师古曰：胡广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国名奄蔡，一名阖苏，然则阖苏即奄蔡也。《史记正义》引《汉书解诂》曰：奄蔡即闱苏也。名称互岐，诸说不一，折衷考异，爰采西书。当商、周时，古希腊国人已至黑海，行舟互市，筑室建城。秦、汉之时，罗马继之。故亚洲西境部族，播迁欧洲者，惟希腊、罗马古史，具载梗概。今译其书，谓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尔族居之，盖东方种类，城郭而兼游牧者。厥后有粟特族，越里海北滨，自东而西，夺辛卑尔地。辛卑尔人四散。大半窜于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众入罗马，为罗马击杀无遗。东汉时，有郭特族人，亦自东来。其王曰亥耳曼。粟特族人败溃不复振。晋时，匈奴西徙。其王曰阿提拉，用兵如神，所向无敌。亥耳曼自杀。其子威尼达尔，率郭特人西窜，召集流亡，别立基业。阿提拉复引而西。战胜攻取，威震欧洲。罗马亦惮之。立国于今马加之地。希腊、罗马、郭特之人，多为其所抚用。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同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史称阿提拉仁民爱物，信赏必罚。在军中，与士卒同甘苦。子女玉帛，一不自私。邻国贡物分颁其下。筵宴使臣以金器皿，而自奉俭约，樽簋以木。将士被服饰金，而己则惟衣皮革。是以遐迩咸服，人乐为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罗马大将峨都思，率郭特、佛郎克等众御之。战于沙隆之野，两军死者五十万人。阿提拉败归。南侵罗马，毁数城而去。寻卒，诸子争立，国内乱，遂为罗马所灭。当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居里海西，高喀斯山北，亦东来族类，而属于粟特。厥后郭特、匈奴，相继攘逐，独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恃险久存。后称阿兰，亦曰阿兰尼；又曰阿思，亦曰阿兰阿思；皆见东罗马书。今案耶仄亦即汉奄蔡，元阿速。昔时俄罗斯人称阿速曰耶细，为耶仄亦变音。阿速于明后始为俄罗斯所并，享国之久，可谓罕见。奄蔡一国，粟特一国，一为大部，一为附庸，《后汉书》《通典》《十三州志》说合。其曰粟弋者？仅一粟字，嫌切音未足，因增弋字，当作粟弋特而删特字也。其曰阖苏者？阖字为启口时语助之音，西方文字，往往而有。战国时希腊人海洛犊特之书，其言粟特，音如阖苏，故知是也。郭特之名，华书无征，《魏书·粟特传》：“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传至王忽倪已三世，稽其时序，似即郭特王亥耳曼自戕之事，而不合者多，难于论定。”案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氏（Hirth），考定忽倪已即Hernae，实阿提拉少子继为芬王者。忽倪已以文成时通好于魏，文成在位，当西历四百五十二年至四百五十六年，忽倪已之即位，则在四百五十二年也。然则匈奴虽深入欧洲，其于亚洲西北，固未尝不陆詟而水栗矣。特以大体言之，则是时之匈奴，已稍为西胡所同化，非复好斗嗜杀之民族矣。然亚洲西北，固犹为其所羁制。此等情形，盖历晋、南北朝之世，未之有改，直至其末叶突厥兴而始一变也。

西域诸国，见于《魏书》者，除前所述外，尚有且末、都且末城，今且末县。后役属鄯善。蒲山、故皮山。居皮城，今皮山县。后役属于阗。悉居半、故西夜国，一名子合。治呼犍谷，在今叶城县南。权于摩、故乌秅。居乌秅城，今巴达克山。渠沙、居故莎车城，今莎车县。且弥、都天山东于大谷。此汉之西且弥，在今呼图壁河至玛纳斯河间。本役属车师。姑默、居南城，即姑墨，见上。役属龟兹。温宿、居温宿城，见上。役属龟兹。尉头、居尉头城，见上。役属龟兹。者至拔、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迷密、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悉万斤、都悉万斤城，见上。忸密、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见上。洛那、即破洛那，见上。伏卢尼、都伏卢尼城，在波斯北。色知显、都色知显城，在悉万斤西北。伽色尼、都伽色尼城，在悉万斤南。薄知、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牟知、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阿弗大汗、都阿弗大汗城，在忸密西。呼似密、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大汗西。案此国即唐之火寻，见上。诺色波罗、都波罗城，在忸密南。案此国即唐之那色波，亦曰小史，在佉沙西百五十里。早伽至、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伽不单、都伽不单城，在悉万斤西北。者舌、见上。阿钩羌、在莎车西南。波路、见上。罽宾，都善见城，见上。吐呼罗、沙畹云：在巴达克山。见所著《大月氏都城考》，在《史地丛考》中。副货、东至阿副使且国，西至没谁国，中间相去一千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国，相去一千五百里。其所在并所接之国均未详。或云：奇沙即佉沙。波知、在钵和西南。钵卢勒。在赊弥东。或通朝贡，或否。其国名多与都城同，盖本一城之主，盛时则能自通中国，衰即隶属于人矣。大秦，《晋书》《魏书》皆有传。《晋书》云：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魏书》仅袭前史之文，无事迹，盖自太康后无往还。是时安息微而波斯之萨山朝兴。《魏书》云：神龟中，梁武帝天监十七（518年）、十八年（519年）。遣使上书贡物，自此每使贡献。而安息之名亦仍存，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丁谦《魏书·西域传考证》云：“巴而特亡后，尚有一小国，在里海南山中。大食先灭波斯，后灭此国。据此，安息国即《唐书》所谓陀拔斯单。安息本在月氏西南，此国滨近里海，故云在月氏西北。蔚搜城，当是今萨里城。”周天和二年（567年），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尝遣使来献。盖陆路之交通，至亚洲西境而极。印度陆路之交通，《魏书》所载，有南天竺国。世宗时，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年）。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献。南天竺去代三万一千里，次南天竺之下者为叠伏罗，去代三万一千里，其国当亦在印度。世宗时，其国主伏陁末多尝遣使献方物。次叠伏罗之下者为拔豆，去代五万一千里，其相去似太远，岂五万为三万

之讹，其国亦在印度欤？在赊弥南之乌苌，即《西域记》之乌仗那，其国在北印，《魏书》不言其有所交通。其西之乾陁，即健陁罗，则为嚈哒所羁制矣。

中国东南面海，西北连陆。北方多游牧民族，惟事侵略，西方则不然。其国多系文明之国，我之文明，能裨益彼者诚不少，彼之文明，能裨益我者亦孔多也。近年英、俄、法、德考古家，在新疆发见古书，有与印度、欧罗巴语类者，以其得之之地，名之曰焉耆语、龟兹语。焉耆语行于天山之北，龟兹语行于天山之南。予疑龟兹语为塞种语，焉耆语为乌孙等游牧民族语。已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烈维《龟兹语考》云：据迈埃（Meillet）研究，其语特近意大利色特（ItaloCeltes）、斯拉夫（Slaves）、希腊（Héllénes）诸语，实难纳诸一类语言。与印度伊兰语，又不相类。中国初译佛经，在二世纪时，其语，有非印度元文所能对照，必用龟兹语，始能解其音译者，此文亦在《史地丛考》中。此可见西域诸国自有其文化，非尽受之于人，而其有裨于我者为至大也。当时西域诸国文明富厚之情形，读前文所述龟兹、焉耆之事，已可概见。王国维《西胡考》曰：魏、晋以来，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实皆西域物。予谓不仅此。《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凡一种文明，由贵族传入者，在当时恒为侈靡之事，久之，流衍于民间，则为全群之乐利矣。此等器物、技艺，有益于我者，实亦甚深，参观以下各章可见。西域诸国人入中国者亦甚多。胡本匈奴之名，久之，中国人乃以称北方诸民族。在匈奴之东者曰东胡，乌丸、鲜卑之先是也。在匈奴之西者曰西胡，亦曰西域胡。匈奴亦黄种，容貌与中国人同，一同化即不可复别。西胡则为深目高鼻之族，文化虽已交融，容貌不能骤变。魏、晋而后，胡名遂稍为所专。既惟称此种人为胡，则东西之名，可以不立。此说详见予所撰《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知此，则知西域人入中国者之多，亦知中国与西域关系之密矣。又不特中国，北方之游牧民族，与西胡关系亦深，此事须统观隋、唐以后史实，方能明之，然观第八章第三节及下节，亦可见其端倪也。

第九节 柔然、突厥兴亡

魏初与柔然、高车之交涉，已见第八章第三节。《魏书·蠕蠕传》曰：和平五年（464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吐鲁真死，子予成立，号受罗步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称永康元年（464年）。率部侵塞，北镇游军，大破其众。北镇，见第八章第三节。皇兴四年（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丁谦《魏书·外国传补考证》云：女水，今坤都伦河。虏众奔溃。改女水曰武川。延兴五年（475年），宋废帝元徽三年。予成求通婚聘。太和时，复以为请。高祖诛之。予成虽岁贡不绝，而款约不著，婚事亦停。九年（479年），齐武帝永明三年。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称太平元年（485年）。

柔然实倚铁勒以为强，故至豆仑之世，铁勒叛而柔然遂中衰。《魏书·高车传》曰：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豆仑之世，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太和十一年（487年），齐永明五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固谏，不从。怒，率所部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车师前部，见上节。国人号之曰侯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豆仑追讨之，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十四年（490年），齐永明八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云：“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树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

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观虚实。阿伏至罗与穷奇遣使者簿颉随于提来朝。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复与于提往使。《蠕蠕传》曰：豆仑性残暴好杀。其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通和，勿侵中国。豆仑怒，诬石洛候谋反，杀之，夷其三族。十六年（492年），齐永明十年。八月，高祖遣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并为都督，领军斛律恒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落西走，自立为王。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汉太初二年（105年），赵破奴出朔方二千余里至浚稽山。汉朔方郡，在今绥远临河县境。那盖出自金山。见上节。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那盖累有胜捷。国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欲推为主。那盖不从。众乃杀豆仑母子，以尸示那盖。那盖乃袭位。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魏言悦乐也。自称太安元年（492年）。是时盖魏与高车协谋，以犄蠕蠕也。《梁书·芮芮传》云：永明中，为丁零所破，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当在此时。其移居何地，则不可考矣。《魏书》又云：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可汗，魏言绪也。自称始平元年（506年）。正始三年（504年），梁武帝天监三年。伏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请求通和。世宗不报其使。诏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损畴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汉，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藩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永平元年（508年），梁天监七年。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并献貂裘。世宗不纳，依前喻遣。观此，知魏与柔然，迄用邻敌之礼来往，此时乘其衰弱，乃欲胁以称臣也。然高车旋复为柔然所破。

《高车传》云：穷奇后为嚈哒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其众分散，或来奔附，或投蠕蠕。阿伏至罗长子烝阿伏至罗余妻，谋害阿伏至罗。阿伏至罗杀之。阿伏至罗又残暴，大失众心。众共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岁余，嚈哒伐高车，将纳弥俄突。国人杀跋利延迎之。弥俄突既立，复遣使朝贡。世祖诏之曰：“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云云。观此，知魏与高车协谋柔然，柔然又与嚈哒协谋高车也。《高车传》又曰：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于蒲类海北，今巴尔库勒泊，在新疆镇西县西北。为伏图所败。西走三百余里。伏图次于伊吾北山。伊吾，见第六章第六节。先是高昌王麹嘉，表求内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伏图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弥俄突此战，可谓幸胜耳。《蠕蠕传》云：伏图死，子丑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称建昌元年（555年）。熙平元年，梁天监十五年（516年）。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弥俄突，杀之。尽并叛者。国遂强盛。《高车传》云：肃宗初，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禽，丑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梁书》云：天监中，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在此时也。然丑奴实非拨乱之主，故不久而内难复作。

《蠕蠕传》云：豆仑之死也，伏图纳其妻候吕陵氏，生丑奴、阿那瓌等六人。丑奴立后，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得。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年二十许，为医巫，假托神鬼，先尝为丑奴所信，出入去来。乃言此儿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中秋，在大泽中施帐屋，斋洁七日，祈请天神。经一宿，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丑奴母子抱之悲喜。大会国人，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赐牛、马、羊三千头。地万既挟左道，亦有姿色，丑奴甚加重爱，信用其言，乱其国政。如是积岁。祖惠年长，其母问之。祖惠言“我恒在地万家，不曾上天。上天者，地万教也。”其母具以状告丑奴。丑奴言：“地万县鉴远事，不可不信，勿用谗言也。”既而地万恐惧，谮祖惠于丑奴，丑奴阴杀之。正光初，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丑奴怒，欲诛具列等。又阿至罗侵丑奴，丑奴击之，军败。还，为母与其大臣所杀。立丑奴弟阿那瓌。立经十日。其族兄俟力发示发率众数万以伐阿那瓌。阿那瓌战败，将弟乞居伐轻骑南走归国。阿那瓌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案豆仑之死，国人亦并杀其母，则似柔然之母可贺敦习于干政，盖浅演之国，法制不立使然。候吕陵氏盖谋立其少子而行弑逆也。《宋书》言芮芮僭称大号，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抗礼。《朱书·芮芮传》附《索虏传》后。观其自予成以后，每主皆建年号，知其言之不诬。至此，乃以内难故入臣于魏矣。

阿那瓌既至，魏封为朔方郡公、蠕蠕主。阿那瓌乞求兵马，还向本国。诏议之。时朝臣意有同异，或言听还，或言不可。领军元叉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货之，遂归北。阿那瓌东奔之后，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率数万人入讨示发，破之。示发奔地豆干，为其下所杀。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二年（521年），梁普通二年。二月，肃宗诏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瓌之意。婆罗门殊自骄慢，无逊让之心。责具仁礼敬。具仁执节不屈。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一千，随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还镇，论彼事势。阿那瓌虑不敢入，表求还京。会婆罗门为高车所逐，见下。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于是蠕蠕数万，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启云：“投化蠕蠕二人到镇，云国土大乱，往往别住，迭相抄掠。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送臣碛北，抚定荒人。”九月，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阿那瓌兄也。列称规望乞军，并请阿那瓌。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等奏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在怀朔镇北。婆罗门宜置西海郡。在敦煌北。魏时盖未能定阿那瓌，故与婆罗门俱就境内安置之也。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嚈哒，嚈哒三妻，皆婆罗门妹。州军讨禽之。四年（523年），梁普通四年。阿那瓌众大饥，入塞寇钞。肃宗诏尚书左丞元孚兼行台尚书持节喻之，为其所执。以孚自随，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谢孚放还。诏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之。出塞三千余里，至瀚海，不及而还。是时之阿那瓌，安能远引？此非崇等规避，即魏史之夸辞也。破六韩拔陵反，诸镇相应，孝昌元年（525年），梁普通六年。春，阿那瓌率众讨之，从武川西向沃野，武川、沃野，皆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频战克捷。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马稍盛，乃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揽也。初弥俄突之死也，其部众悉入嚈哒。经数年，嚈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伊匐复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罗门走投凉州。伊匐后与蠕蠕战，败归。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天平中，梁中大通六年（534年）至大同三年（537年）。越居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兴和中，梁大同五年（539年）至八年（542年）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自是高车复衰，柔然独雄于漠南北矣。魏氏既乱，所以待柔然者，复异于前。建义初，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年）。孝庄诏阿那瓌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东西既分，彼此竞结姻好，柔然寖骄，事已见前。然柔然是时，实已不振，遂为新兴之突厥所灭。

突厥缘起，凡有数说：《周书》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此一说也。又云：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契骨，即汉之坚昆，唐之黠戛斯。剑水，《唐书》作剑河，即《元史》之谦河，在唐努乌梁海境内，见《元史译文证补·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下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条。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又一说也。《隋书》则云：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平凉，符秦郡，见第六章第三节。后魏徙治鹑阴，在今平凉县西南。后周废。隋复置，治平高，今甘肃固原县。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下乃叙其先为邻国所灭，惟余一男，与狼交而生十子，后出穴臣于蠕蠕之事，与《周书》略同。惟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不云为匈奴别种，则《周书》之第一说析为二，而以出穴者为阿贤设，则转与《周书》之第二说相沟通矣。《北史》略同《隋书》，又列《周书》之第二说，是共得三说也。今案诸说虽异，亦有可相沟通者。大约突厥之先，尝处于一海子之上，其海在高昌之西；其国为邻国所破，遁居高昌北山中；出山之后，转徙而至平凉；沮渠氏亡，再奔茹茹；茹茹处之金山；其人工于铁作，故为茹茹所倚重。其国凡有十姓，孑遗一儿，与狼交而生十子之说，为其族之神话；逮居金山，邻近本有契骨诸族，亦自有其神话，二者稍相糅合，于是阿贤设之前，更有所谓讷都六设，而其故国，亦自无名号变而有索国之称矣。

以凉州附塞之族，播迁于漠北荒瘠之区，其能抚用其众，稍致盛强，固其所也。

《周书》云：其后曰土门，其后之其字，当指阿贤设言。《隋书》云：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于穴中，世臣茹茹。至大叶护，种类渐强。当后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云云。《唐书·西突厥传》云：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密，一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544年），梁武帝大同十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陁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十二年（545年），梁中大同元年。土门遂遣使贡方物。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绝，而求婚于我。太祖许之。十七年（550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六月，以魏长乐公主妻之。魏废帝元年（551年），梁元帝承圣元年。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怀荒，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阿那瓌自杀。其子庵罗辰奔齐。余众复立阿那瓌叔父邓叔子为主。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汗可汗。

《隋书》云：伊利可汗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斗，称为木杆可汗。案俟斗当作俟斤，突厥官号也。《北史》云：乙息记可汗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斤，是为木杆可汗。乙息记与逸可汗，当即一人。案他钵死后，摄图继立，以其子雍虞闾性懦，遗令立其弟处罗侯，雍虞闾使迎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也。”则弟兄相及，似始木杆，乙息记似以从《周书》作土门子为是。

俟斤，一名燕都，性刚暴，务于征伐。乃率兵击邓叔子，灭之。叔子以其余烬来奔。俟斤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摸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俟斤部众既盛，乃遣使请诛邓叔子等。太祖许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杀之于青门外。此事据《北史·蠕蠕传》，在西魏恭帝二年（555年），齐文宣之天保六年也。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年）。《北史》又云：天保三年（552年），阿那瓌为突厥所破，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瓌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拥众奔齐。其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四年（553年），齐文宣送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其国人仍立登注为主。又为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其国人复立库提为主。是岁，复为突厥所攻，举国奔齐。文宣乃北讨突厥，迎纳蠕蠕，废库提，立庵罗辰为主。致之马邑川。亲追突厥于朔方。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于是蠕蠕贡献不绝。五年（554年）三月，庵罗辰叛，文宣亲讨，大破之。庵罗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散走。五月，帝又北讨。六月，蠕蠕帅部众东徙，将南侵。帝帅轻骑邀击。蠕蠕闻而远遁。六年（555年），又亲讨蠕蠕，至沃野。是后遂无记事，其时恰与邓叔子之死同年，盖柔然自是遂亡矣。其国运，亦可谓与后魏相终始也。齐文宣与柔然之交涉，可参看第十四章第二节。是时周人之计，盖欲助突厥以倾柔然；齐人则与之相反，欲辅柔然以拒突厥。然柔然卒不可辅，于是突厥强而周、齐二国，复不得不倾心以奉之矣。《周书》云：时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以为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许进女于太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谕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仍请举国东伐。其事已见第十四章第六节。杨忠言于高祖曰：“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

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高祖不纳。周朝是时之畏葸，亦可云甚矣。保定五年（565年），陈文帝天嘉六年。诏陈公纯等往逆女。天和二年（567年），陈废帝光大元年。陈公纯等至，俟斤复贰于齐。会有风雷变，乃许纯等以后归。俟斤死，弟他钵可汗立。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陵轹中夏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采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齐灭，他钵立高绍义，已见第十四章第八节。周武帝欲讨之，会死，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直至隋文帝出，乃加以惩创焉。

第十节 东北诸国

鲜卑之众，当五胡扰乱时，几尽相率而入中国，然仍有遗留于今热河境内者，时曰奚、契丹。《魏书》曰：库莫奚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今热河境内，古有一大松林。白乌库吉云：此松林以巴林部为中心，东北及阿尔沁部、札鲁特部，西南及克什克腾部。案巴林旗为今林西、林东二县地，阿尔沁为天山设治局地，札鲁特为开鲁县及鲁北设治局地，克什克腾为经棚县地。白鸟氏说，见所著《地豆干及霫考》，在《东胡民族考》中，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本。又云：契丹，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大破之。遂逃迸，与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和龙，见第五章第二节。奚：高宗、显祖世，岁致名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贡。太和四年（480年），齐高帝建元二年。辄入塞内，辞以畏地豆干钞掠。诏书切责之。二十二年（498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入寇安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营、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燕、幽皆见第十二章第一节。三州兵击走之。

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交易。诏曰：“库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以前，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交易往来，并无疑贰。至二十二年（498年）叛逆以来，遂尔远窜。今虽款附，犹在塞表。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节。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监之。”自是已后，岁常朝献，至于武定末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不绝。《周书》云：其众分为五部：一曰辱纥主，二曰莫贺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会氏，最为豪帅，五部皆受其节度。役属于突厥，而数与契丹相攻。大统五年（539年），梁武帝大同五年。遣使献其方物。契丹：《魏书》云：多为寇盗。真君以来，真君元年（440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于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密云，后魏县，并置郡，今河北密云县。贡献不绝。太和三年（479年），齐高帝建元元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白狼水，今大凌河。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及世宗、肃宗时，恒遣使贡方物。至齐受禅常不绝。齐文宣征之，已见第十四章第二节。案奚、契丹之处境，颇似汉世之乌丸，故能渐次开化，至唐末遂为名部也。

自奚、契丹而东北，以失韦及勿吉为大宗。《魏书》云：失韦国，《北史》作室韦，云室或作失，《隋》《唐书》皆作室韦。在勿吉北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北史》作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捺水，旧以嫩江释之。白鸟库吉《失韦考》云：啜水，今绰尔河。屈利水，今嫩江。捺水，今黑龙江。失韦在和龙北千余里，又二十七日程，假日行百里，则在今朝阳北三千七百余里，当在今爱珲、海兰泡境。案《魏书》所述，全程皆北行，如是说则变为东行，古人乡方，纵不审谛，不应大误至此。且此荒漠之境，必不能日行百里。此捺水，即勿吉使者至中国乘船溯难河西上之难河，见下。勿吉使者自难河入大沵河，大沵河今洮儿河，难河明为今嫩江，失韦之地，不过在今黑龙江南境耳。白鸟氏之作，亦在《东胡民族考》中。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惟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武定二年（544年），梁大同十年。始遣使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及齐受禅，亦岁时朝聘。地豆干，在室韦西千余里。白鸟氏《地豆干及霫考》云：此国即唐时之溜，与铁勒十五部之白霫有别。其地北以洮儿河与乌洛侯接；南以西喇木伦连奚契丹；东隔沙陀，与高句丽属地夫余邻；西以兴安岭与柔然接壤。多牛、羊，出名马。无五谷，惟食肉酪。延兴二年（472年），宋明帝泰豫元年。八月，遣使朝贡。至于太和六年（482年），齐高帝建元四年。贡使不绝。十四年（490年），齐武帝永明八年。频来犯塞，诏阳平王颐击走之。自后时朝京师。迄武定末，贡使不绝。《魏书》本传。及齐受禅，亦来朝贡。《北史》本传。乌洛侯国，在地豆干之北。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完水、于己尼大水，皆见第三章第八节。世祖真君四年（443年），宋元嘉二十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世旧墟，已见第三章第八节。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民尚勇，不为奸窃，好猎射。《魏书》本传。此今吉、黑二省西境之情形也。

《晋书》云：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未详。北极弱水。今松花江。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父子世为君长。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无井、灶，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以足挟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暖。土无盐、铁。烧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编发。以布作襜，径尺余，以蔽前后。贵壮而贱老，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哭者谓之不壮。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案此盖谓异部之间。故虽野处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长尺有咫。其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贡。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丝、帛。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事亦见第五章第五节。《宋书·高句丽传》曰：大明三年（459年），献肃慎氏楛矢、石砮。《魏书·勿吉传》曰：旧肃慎国也。邑落自有君长，不相统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见第八章第三节。又北行十五日，至大鲁水。即大沵河。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今松花江。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其国无牛，有车马。案此较诸晋时之有马而不乘，已有进矣。佃则耦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俗以人溺洗手面。头插虎、豹尾。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中者便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延兴中，宋明帝泰始七年（271年）至废帝元徽三年（475年）。遣使乙力支

朝献。太和初，太和元年（477年），宋顺帝升明元年。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大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即如洛瓌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九年，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复遣使侯尼支朝献。明年，复入贡。其旁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太和十二年（588年），齐永明六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迄于正光，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至五年（524年）。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兴和二年（540年），梁武帝大同六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至于武定梁大同九年（543年）至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年）。不绝。《北史》云：以至于齐，朝贡不绝。案勿吉，《隋书》作靺鞨，云：其渠帅曰大莫弗瞒咄，靺鞨二字，疑仍瞒咄之异译。明世，满洲人自称其酋长曰满住，明人误为部族之称，满人亦即以为国名，而改其字为满洲，说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及孟森《心史史料》。满住亦即瞒咄，白鸟氏《室韦考》云：乃蒙古语Baghatur义为勇士，勇猛。之转音，突厥语Batur之对音。至其民族之名，则自为肃慎，即后世所谓女真。秦、汉之盛莫之致，盖为夫余所隔？故晋世夫余亡而肃慎复通矣。此今吉林省东境之情形也。

《晋书》又云：裨离国，在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领户二万。养云国，去裨离马行又五十日。领户二万。寇莫汗国，去养云国又百日行。领户五万余。一群国，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计去肃慎五万余里。其风俗、土壤并未详。泰始三年（267年），各遣小部献其方物。述此等国之里程，自不免于恢侈，然其国必当在今西伯利亚境内也。又云：至太熙初，复有牟奴国帅逸芝、惟离模卢国帅沙支臣芝、于离末利国帅加牟臣芝、蒲都国帅因末、绳余国帅马路、沙娄国帅钐加，各遣正副使诣东夷校尉何龛归化。此等国并不能知其所在，然其相距当较近也。《三国·魏志·韩传》：弁辰亦十二国，又有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臣芝疑与臣智一语。又句丽五族：曰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亦与牟奴、沙娄之名相似。则此诸国或丽、韩族类。

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去古渐远，则一切社会制度随社会组织而有变迁。古者贵族之家，皆有妾媵，然其以一人拘多女，实反不如后世富者之甚，故诸侯不再娶之礼，与其一娶九女并存。逮于后世，封建之制既绝，于是继娶之礼兴，而前娶与后继，皆为适室矣。陈舒谓：“自秦、汉以来，废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复继室之礼，先妻卒则更娶，苟生加礼，则亡不应贬。”见《晋书·礼志》。《魏律》正杀继母与亲母同，见《晋书·刑法志》。《北史·节义·刘孝翊传》引《令》，为人后者，父母殁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继母嫁不解官，此自因继母非天属之亲，嫁则恩义不存故尔，非其地位与正室有殊也。此自社会渐趋平等使然，然一切制度，不能一变则其余与之俱变，故其彼此之间，转有不能和协者。《颜氏家训·后娶篇》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虱，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希斗阋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豫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北史·李叔彪传》：孙象，丧妻无子，终竟不娶，论者非之。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殁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又曰：“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辟，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莫不为防焉，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继亲虐则兄弟为仇，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盖适妾之别，其分自明，至前后妻则贵贱相等，而其子之争斯起矣。此封建之世妻妾之制既更，而承袭之制，不随之而俱变，有以致之也。

继室之礼既废，为妾媵者，可升为正适乎？《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4年），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阶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适正。”此非指并后、匹适言，乃谓正妻亡殁、离绝，仍不得以妾媵继之也。孙腾妻死，正其妾贾为妻；夏侯道迁不娶正室，惟有庶子数人；自中国人言之，其非礼甚矣。《晋书·后妃传》：元帝简文宣郑太后，嘉平时，群臣希旨，谓应配食元帝。徐邈言：“子孙岂可为袓考立配？崇尊尽礼，由于臣子，故得称太后，祔葬配食，义所不可。”从之。《宋书·臧焘传》：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宫，焘亦以为不可。则虽死后，亦不容侪于适室矣。当时诸王之所生母，率缘母以子贵之义，班秩视子为序，故多封为其国太妃。然亦有并此而不得者，魏齐郡王简之子祐，母常氏孝文帝以纳不以礼，不许为妃是也。宣武以母从子贵，特拜为齐国太妃，此自中国人观之，已为非礼。至北齐高归彦封为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为太妃，则更为礼所不容矣。

二适为礼所不许，然时直非常，则有非常之事，即礼、律亦有难言之者。《晋书·礼志》：太康元年（280年），东平王楙上言：“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直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生死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当追成服，求平议。”其时议者：谢衡以为“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宜更相为服”。张恽谓“《尧典》以釐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而传记亦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盖皆以为无妨于二适者也。然二适实礼所不许，以其有故而许之，能保无故者之不矫托于有故乎？于是有欲强绝其一者：虞溥谓“未有遭变而二适，更娶则绝前之证，故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许猛以为地绝。卫恒谓地绝、死绝无异。李胤谓“大义灭亲，毖为黄门侍郎，江南已叛，不得以故妻为妻”。皆欲强求其说者也。然昌母何故当义绝？说不可通。故议者或谓当同之于死而义不绝。地绝亦难质言，且亦难免狡诈者之藉口，而刘卞谓“地既通何故追绝之”，于义为尤允矣。然则毖妻未故而地通，又将如何？大义灭亲，说尤牵强。江南叛，非毖之妻叛也。果如所言，有擅土而叛者，则一竟之民，未能自拔者，夫妇皆当离绝乎？虞溥谓毖“妻专一以事夫，夫怀贰以接己，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义”；卫恒谓“绝前为夺旧与新，为礼、律所不许，人情所不安”；于义实协。然人情非有妃匹，不能久安其处，当求归不得之日，而必责以守信独居，亦事之难行者也。当时又有陈诜者，先娶零陵李繁姊。产四子而遭贼。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李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往迎还诜。诜籍注二妻。及李亡，诜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将军庾亮。府司马王愆期议曰：“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其妻非犯七出。临危请活姑命，可谓孝妇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夫社会之于贞节，恒偏责诸女子，李繁姊在贼中，盖已不能全节，而愆期之议犹如此，况王昌之母，未尝失节者乎？愆期又曰：“后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母之，况其存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适后继，有自来矣。”干宝议毖事云：“同产无适侧之别，而先生为兄；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二妻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后为秩。今生而同室者寡，

死而同庙者众，及其神位，故有上下也。《春秋》贤赵姬遭礼之变而得礼情。朝廷于此，宜导之以赵姬，齐之以诏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后妻崇卑让之道，室人达少长之序，百姓见变礼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说与愆期同，似协于义。刘卞云：毖于南为邦族，于北为羁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于义似不甚安。然赵姬之美，非可责诸人人，使王昌之母，不甘为妾，议者亦无以难也，而可强抑之乎？时又有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之妻某氏，生子绥伯。太康中，某已亡，绥伯将母以归邦族，兄弟交爱敬之道，二母笃先后之序；及其终也，二子交相为服；可谓能行宝与愆期之议矣。然虞溥云：“伯夷让孤竹，不可以为后王法。”又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适。前妻亡，后妻子勋疑所服。荀勖议曰：“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元衅，为陈氏服适母之服，事陈公以从舅之礼。而族兄宗伯，责元衅谓抑其亲。”此亦不能责后妻之子若其亲属，不持此议也。于道为又穷矣。此诚礼律之所难言者也。此亦非礼律之过。有制度则必有所穷。所谓礼律者，亦不过据一时之社会组织，而为之制度耳，原不能通于万变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此等非常之事，亦有以法令济其穷者，然终不能餍于人心也。沛国刘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则。毌丘俭败，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绝。及毌丘氏卒，正舒求袝葬焉，而陶不许。舒不释服，讼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缀落。数十年不得从，以至死亡。此于舒为可哀，于陶不受责也。《贾充传》：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郭配女。名槐，封广城君。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而荃为齐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及帝舅羽林王虔前妻，皆毌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皆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濬每号泣请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濬惧充遂出，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太子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充薨，李氏二女欲令其母祔葬，贾后弗之许，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焉。此等法令，随朝局之转移而转移，终非人心之所安也。

晋武帝敕贾充置左右夫人，已为非礼，魏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魏太常刘芳孙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齐文宣并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则更为非礼矣。虏主固不足责也。收卒无子，后病甚，恐身后适媵不平，乃放二姬。然北人二妻者颇多。陆丽二妻：长杜氏，次张氏。长子定国，杜氏所生。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纳范阳卢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适妾不分。定国亡后，两子争袭父爵。仆射李冲，有宠于时，与度世子泉，此据《魏书·丽传》，《北史》作伯源，皆避唐讳也。据《魏书·卢玄传》，其人实名渊。昏亲相好，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职位赫奕。安保沉废贫贱，不免饥寒。李洪之微时，妻张氏，助其经营赀产，自贫至贵，多所补益，有男女几十人。洪之后得刘氏，刘芳从妹。《北史》作姊。洪之钦重，而疏薄张氏。为两宅别居，偏厚刘室。由是二妻妒竞，互相讼诅，两宅母子，往来如仇。此则较之遭变更娶，或有君命者，更无以自解矣。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虞女，为右卫将军郭琼子妇，以琼死罪没官，齐高祖启以赐陈元康为妻，元康乃弃故妇李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薛琡初与奸通，后纳以为妇，逐前妻于氏，不讱其子，家内怨忿，竟相告列。崔道固兄子僧深，坐兄僧祐与沙门法秀谋反徙薄骨律镇。后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骥。后薄房氏，纳平原杜氏，与俱徙。生四子：伯凤、祖龙、祖螭、祖虬。僧深得还之后，绝房氏，遂与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骥与母房居冀州。虽往来父间，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顿阻一门。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门。祖龙刚躁，与兄伯驎讼适庶，并以刀剑自卫，若怨仇焉。此等皆近于薄。魏故事：前妻虽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适；见《魏书·毕众敬传》。又有因尚主而出妻者；如李盖是，见《外戚传》。其政令固有以启之也。

古代昏礼，大抵废坠，如不贺、不举乐，虽尚沿袭其文，而已罕存其实是矣。《晋书·礼志》：穆帝升平元年（357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定其礼。以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八年（364年），台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鼓吹不？博士胡讷议：“临轩仪注阙，无施安鼓吹处所，又无举麾鸣钟之条。”彪之以为“昏礼不乐，鼓吹亦乐之总名，仪注所以无者依昏礼。今宜备设而不作。”时用此议。永和二年（346年），纳后，议贺不。王述云：“昏是嘉礼。《春秋传》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传》曰：郑子罕如晋贺夫人，邻国犹相贺，况臣下邪？此便应贺，但不在三日内耳。今因庙见成礼而贺，亦是一节也。”彪之议云：“昏礼不乐、不贺，《礼》之明文。《传》称子罕如晋贺夫人，既无《经》文，又《传》不云礼也。《礼》取妇三日不举乐，明三日之后自当乐，至于不贺，无三日之断，恐三日之后，故无应贺之礼。”又云：“《礼记》所以言贺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庆语也。愚谓无直相贺之礼，而有礼贶共庆会之义，今世所共行。”于时竟不贺。此晋朝典礼，犹守不乐、不贺之故实也。然云礼贶共庆会，其去贺之实几何？《宋书·文五王传》：南平王铄早薨，子敬渊婚，庐江王祎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礼不举乐，且敬渊等孤苦，倍非宜也。”当时虽为世祖所格，然祎有此借，可见时俗举乐，习为故常。王公如此，况于氓庶？《魏书·高允传》：允言“前朝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而俗不革变。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而独禁细民，此一异也。”《周书·崔猷传》云：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可见南北皆然矣。徐孝嗣云：“三加废于王庶，六礼限于天朝。”《齐书·礼志》。信矣。违礼之失，大抵在于奢侈，致嫁娶不能及时。当时政令，深以蕃民为急，于此屡加督劝，然亦文具而已。《宋书·周朗传》：朗上书曰：“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则有司加纠。凡宫中女隶，必择不复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妃。要使天下不得有终独之生，无子之老。”此欲蕃民者之议论也。《晋书·武帝纪》：泰始九年（273年）十月，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齐书·海陵王纪》：延兴元年（494年）十月，诏曰：“督劝婚嫁，宜严更申明；必使禽币以时，摽梅息怨。”《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496年）七月，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世宗纪》：正始元年（504年）六月，诏“男女怨旷，务令媾会。”《肃宗纪》：正光二年（521年）七月，诏“男女怨旷，务令会偶。”《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574年）正月，诏“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此蕃民之政令也。官为妃合，惟间施诸军士，每致诒害闾阎。此固虐民以奉军，非真能行蕃民之政也。武定三年（545年），齐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间寡妇。天保七年（556年）十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皆见《北齐书·本纪》。《北史·本纪》，五分之一作十二三。又天保六年（555年）三月，发寡妇以配军士。史传所载昏嫁之年颇早，梁武帝纳丁贵嫔，时年十四。《魏书·高允传》：允言“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妃者或长少差舛，或罪人掖廷。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

盖既求满淫欲，又欲急求子嗣，故不得取女之年长者也。孝文将为废太子恂娶冯诞女，以其年幼，先为聘刘长文、郑懿女为左右孺子，则其一证。时恂年十三四。帝欲使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而罢。崔光言：“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幼年涉学，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帝以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此已为有节限者。若齐乐陵王百年死时，妃年不过十四；琅邪王俨死时年十四，已有遗腹四男矣，或尚有女，为史所不载者也。尚主者年亦多小：如梁张缵，年十一，尚高祖女富阳公主。魏穆绍，年十一，尚琅邪长公主。齐文襄十二，尚魏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又神武为武成聘柔然太子庵罗辰女，武成时仅八岁。此等固或别有原由，不可以常格论，然贵族之习于早昏，则亦因此可见矣。其非王公贵人，则杜有道妻严氏，皮京妻龙氏，出适年皆十三，见《晋书·列女传》。史映周妻出适年十七；魏溥、董景起之死，妻年皆十六；张洪部之死，妻年十七；见《魏书·列女传》。宇文护母与护书，言“吾十九入汝家”，则多系贵族。不则民间为子取妇，利其勤劳，且为颇迟者矣。冀早育，乃求女之年长者，参观下文可知也。

孤贫不立之士，则有三十不昏如颜延之者矣。财产私有之世，女子若货物然，皆聚于多财之家，固事之无可如何者也。

职是故，当时之世家大族，虽高自位置，陵蔑庶姓，而贪其财利，与结昏姻者仍甚多。《北齐害·封述传》：述为息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述忽取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一息娶范阳卢庄之女，述又经府诉云：“送骡乃嫌脚跛，平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史以此讥述之吝啬，实则卢、李二家之求取，正因此而可知。此诚颜之推所谓“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者矣。《颜氏家训·治家篇》。嫁女既欲得财，取妻自望送赠。“为子取妇，恨其生赀不足，倚作舅姑之尊，毒口加诬，不识忌讳”，《归心篇》。又曷足怪乎？《抱朴子·弭讼篇》，载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谓“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辱，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聘；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已则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先家拱默，不得有言，血刃之祸，于是将起”。欲使“女氏受聘，即日报板，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必十人已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当时变悔者之多可见。《晋书·刑法志》述贾充等定律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理私约。”盖亦以其纷纭变幻，不可胜理也。梁武帝时，富阳满璋之，为息觅婚。东海王源，嫁女与之。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源先丧妇，又以所聘余直纳妾。中丞沈约奏弹之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贩鬻祖曾，以为贾道；明目腆颜，曾无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业可怀；栾、郤之家，前徽未远；既壮而室，窃资莫非皂隶；结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闻而伤心，耆老为之叹息。”可见贵族之贪利结昏，与庶民无异矣。

古代昏姻自由之风，斯时尚未尽泯。《晋书·王濬传》云：濬美姿貌。州郡辟河东从事。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隋开皇初，乐平公主周宣帝后，隋文长女。有女娥英，妙择昏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李敏。贤孙，见《北史·贤传》。可见自魏至隋，匹对皆许男女自择。贾充有女，通于韩寿，即以妻之；魏太原长公主寡居，与裴询私奸，肃宗仍诏询尚焉；亦顺本人之意，非如后世谓女重从一，虽曰奸通，亦不容改适也。《晋书·潘岳传》云：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载而归，亦可见当时妇女之自由也。惟昏姻由父母主持者究多，故指腹为昏等事，南北朝之世，亦时有所见焉。《梁书·韦放传》：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昏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尝赡恤之。及为北徐州，有贵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魏书·王慧龙传》：子宝兴。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

离昏尚颇容易。张稷长女楚琼，适会稽孔氏，无子归宗，是无子即可去也。刘 妻王氏，椓壁挂履，土落 母孔氏床上，孔氏不悦，即出其妻。孙谦从兄灵庆，尝病寄于谦，谦出行，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此等似失之轻易，然与其强合，无宁听其离绝之为愈。《宋书·王微传》：微弟僧谦卒，微以书告其灵曰：“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若行，便可家有孝妇。”此乃欲束缚妇人，使不得去，则不敢不尽其孝敬，乃压制之加深，非能体念妇女也。然无子即去，在当时尚颇通行，则亦由此可见。《陈书·徐陵传》：陵第三弟孝克，事所生母陈氏，尽就养之道。梁末，侯景寇乱，京邑大饥，饿死者十八九，孝克养母，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之曰：“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许也。时有孔景行者，为侯景将，富于财。孝克密因媒者陈意。景行多从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谷帛，悉以供养。孝克又剃发为沙门，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给焉；臧亦深念旧盟，数致馈饷；故不乏绝。后景行战死，臧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见。谓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孝克默然无答。于是归俗，更为夫妻。学道之人，举动自异流俗，然亦可见当时视妇女名节，尚不甚重也。

改嫁实为恒事。后妃、公主，改嫁者亦甚多，魏孝武帝后，改适彭城王勰之孙韶，见《北史·献文六王传》。孝静帝后改适杨愔。齐孝昭后元氏，齐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乃放还山东。后主后斛律氏，齐亡，嫁为开府元仁妻。胡氏后亦改嫁，皆见《北史·后妃传》。齐琅邪王俨妃，李祖钦女也，俨死，谥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后进为楚帝后，齐亡亦改嫁，见《北齐书》本传。齐文襄长子河间王孝瑜之母，本魏颖川王斌之妃，为文襄所纳。文宣以永安王浚妃配刘郁捷，上党王涣妻配冯永洛，皆高氏奴，此固由乱命，亦不闻其抗节不屈也。公主中如魏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改适王肃，又冯翊长公主嫠居，孝武以之归周文。而民间无论矣。改嫁有出自愿者，《南史·徐孝嗣传》：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嫁，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无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要，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亦有为亲族所迫者，《齐书·孝义传》：晋陵吴康之妻赵氏，少时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贰。义兴蒋儁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杀，乃止。此逼迫之出于夫家者也。又韩灵敏兄灵珍亡，无子，妻胡氏，守节不嫁，虑家人夺其志，未尝告归。《北史·列女传》：钜鹿魏溥妻房氏，慕容垂贵乡太守房湛女也。年十六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姑刘氏辍哭谓曰：“新妇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觊持此自誓耳。”于时子缉生未十旬，鞠养于后房之内，未尝出门。缉年十二，房父母仍存，于是归宁。父兄尚有异议。缉窃闻之，启其母。房命驾，绐云他行，因而遂归。其家弗之知也，行数十里，方觉。兄弟来追，房哀叹而不返。其执意如此。又：荥阳刀思遵妻，鲁氏女也。始笄，为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许嫁已定。鲁闻之，以死自誓。父母不达其志，遂经郡诉，称刀氏恡护寡女，不使归宁。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司徒府自告情状，此逼迫之出于母家者也。盖终不免有因以为利之意也。以不再醮而见旌表者，亦时有之。刀思遵妻，普泰初有司闻奏，诏依式标榜，是旌表有式也。《齐书·孝义传》：吴翼之母丁氏，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诏表门闾，蠲租税。《南史·孝义传》：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

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西昌侯藻嘉其美节，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闾。又表于台。《梁书·止足传》：顾宪之除豫章太守。有贞妇万晞者，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魏书·高祖纪》太和九年（485年）八月，诏“自太和六年（482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聘为妻妾，遇之非礼，情不乐者亦离之。”此与后汉光武、明帝诏饥民遭乱为贼所略，或依托人为下妻，边人遭患为内郡人妻者，得以恣去颇相似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政令固应尔也。

同姓不昏，古本论姓而不论氏，然至后世，则古义渐亡，以姓氏之别已亡故也。《晋书·刘颂传》：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姚、虞、陈、田为昏，为古义所不许，而礼、律不之禁者以世皆仅知尚存之氏，而不能溯已亡之姓，禁之势有不行也。《刘聪载记》：聪后呼延氏死，将纳其太保刘殷女，其弟乂固谏。聪更访之于太宰刘延年、太傅刘景。景等皆曰：“臣常闻太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原既殊，纳之为允。”聪大悦。使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谓弘曰：“太保于朕，实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与圣原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大悦，赐弘黄金六十斤，曰：“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刘景、李弘之意，庸或以取媚于聪，其言则是也。然乂以此为疑，而聪亦不能不以为恨，可见流俗讥平之所在矣。魏初不禁同姓昏，至太和七年（483年），乃诏禁之。见《纪》。《北史·长孙绍远传》曰：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昏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玩因以成俗一语，当时同姓为昏者，实不仅戎落为然，盖戎多华少之地，华人亦稍化于戎矣。然此等处实不多，其俗亦不能持久也。亲族禁昏，本当兼论母系。魏文帝大统九年（543年），尝禁中、外及从母姊妹为昏。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亦诏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然宣帝即位，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昏，则其制之不能行审矣。盖恒情于父母统系，恒只能论其一也。

姬妾之数，大抵富贵者为多。宋胡藩有庶子六十人。南郡王义宣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梁鄱阳王恢有男女百人。魏咸阳王禧姬妾数十，犹欲远有简聘。奚斤有数十妇，子男二十余人。齐神武既纳建明皇后，小尔朱。又纳孝庄皇后彭城太妃。及魏广平王妃。冯翊太妃。高阳太妃游氏，父京之，为相州长史，神武克邺，欲纳之，京之不许，遂牵曳取之，京之寻死，皆见《北史·后妃传》。可见是时贵人之暴横矣。然土豪之纵恣者亦不乏。《北史·李迁哲传》云：迁哲累叶雄豪，为乡里所服。迁哲安康人，安康，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阍人守护。迁哲每鸣笳侍从，往来其间，纵酒欢燕，尽生平之乐。子孙参见，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此其豪纵，恐尚有过于王公也。贺琛之言曰：“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无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可见富人之纵恣，亦不下于朝贵矣。亦有欲为立限节者，如齐永明中，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又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齐书·王晏传》。是也。然此等法令之不能行，则显而易见矣。伎本与妾有别，然畜伎者既务宣淫，其下渔自无节限。《魏书·高聪传》云：聪有伎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可见伎妾之别，特其名焉而已。当时贵族，多以伎妾回相赠遗，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又有鬻卖以为利者。《隋书·李谔传》：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上书曰：“如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后，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妻妾，《北史》作伎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殁，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聘，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云云。上览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案此事在开皇十六年（596年），《纪》云：“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谔陈子孙嫁卖，朋旧规取之非，诏乃禁及再嫁，可谓答非所问矣。案《梁书·高祖三王传》：南康简王续子乂理，生十旬而简王薨，至三岁而能言。见内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问其故。或曰：“此简王宫人，丧毕去耳。”乂理便号泣，悲不自胜。诸宫人见之，莫不伤感，为之停者三人焉。然则丧终而伎妾分散，实为当时通法，而北朝子孙嫁卖，友朋规取，皆在其人方死之初，此其所以为人所嫉恶也。李元护弟静，兄亡未敛，便剥夺诸伎服玩及余财物，与鬻卖取利者，可谓正同。然如高聪病，不欲他人得其妾，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其不法，实更甚于规取及嫁卖者矣。

广罗姬妾以纵淫欲者，贵人也，而限止贵人，使之不得畜妾纵淫者，亦贵人女。比而观之，真使人叹淫之与妒，皆为贵族所独擅矣。魏临淮王谭之曾孙孝友，以通于政理称，尝奏表曰：“古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八有一妾。而圣朝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案《魏书·皇后传》言“昭成之前，世崇俭质，妃嫱嫔御，率多阙焉，惟以次第为称”，盖鲜卑本止一妻，故无适庶之别。酋长如此，岂况凡民？尚公主、娶后族者，其数不能甚众，而孝友言举朝略是无妾，有娶者即共相嗤笑，至于家道离索，身事迍邅，便可见其俗本无妾。颜之推言北人妻死，必须重娶，盖以此也。娶妾既非旧俗，有行之者，其妻之父母、姑姊，自必教之以妒，劝之以忌矣。淫乱之生，由于饱暖逸居而无教。世家巨室，与民隔绝，内淫易而外淫较难，故当时贵人之家，若累世同居之义门，帷薄往往不修。贵家淫乱者：如宋始安王休仁之妃殷氏，因疾召祖翻视脉，遂与之通。荀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随人逃去。魏北海王详，烝于安定王燮之妃高氏。孝静帝姑博陵长公主，女为元景献妻，祖珽以货物致之，与诸狎游者递寝。大族内乱者：如袁翻弟飏死后，飏弟昇，通于其妻，翻惭恚，为之发病，昇终不止。李元护子会顽，其妻，南阳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会不答之。房乃通于其弟机。因会饮醉杀之。机与房遂如夫妇。积十余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卢元明妻郑氏，与元明兄子士启淫污，元明不能离绝。卢氏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自渊兄弟亡，渊子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淫秽，为论者所鄙。《毕众敬传》云：“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帷薄不

修，为时所鄙。”《郑羲传》云：“自灵太后豫政，淫风稍行，及元乂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者咸叹息矣。”其实此时不过舆论纠谪稍宽，其秽乱，未必始于此时也。巨族家风，亦有修饬者，如羊烈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是也，然此等恐甚寡，且亦不足尚也。秽乱之甚者，如北之抱嶷，南之临贺王正德，至于易室而奸，见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五节。

此与不娶妾何与？而孝友欲以置妾塞奸淫，可谓扬汤止沸矣。《宋书·后妃列传》曰：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滔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江湛孙斅，当尚世祖女，上乃使人为斅作表让昏，曰：“自晋氏以来，配尚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阳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诏，王偃无仲都之质，而裸露于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投躯于深井，谢庄殆自同于曚室，殷冲几不免于强锄，数人者非无才意，而势屈于崇贵，事隔于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于仆隶，防闲过于婢妾。往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宾待客，朋友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阀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惟交友离异，乃亦兄弟疏阔。第令受酒肉之赐，制以动静，监子荷钱帛之私，节其言笑。姆妳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争，相谄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材，监子皆葭萌愚竖，议举止则未闲是非，听言语则谬于虚实。姆妳敢恃耆旧，惟赞妒忌，妮媪自唱多知，务检口舌。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余饮食，诘辩与谁，衣被故敝，必责头领。又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于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夕，则老丑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礼则有列媵，象则有贯鱼，本无慢嫡之嫌，岂有轻妇之诮？况今义绝旁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无仪适，设辞辄言轻易我。又窃闻诸主聚集，惟论夫族，缓不足为急者法，急则可为缓者师，更相扇诱，本其恒意，不可贷借，固实常辞。虽曰家事，有甚王宪，发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虽复强佷，颇经学涉，戏笑之事，遂为冤魂；褚暧忧愤，用致夭绝；伤理害义，难以具闻。夫螽斯之德，实致克昌，专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云云。太宗以此表遍示诸主。《齐书·刘休传》云：明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劳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率尔应曰：“听圣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扫帚、皂荚以辱之。此等刑罚，并为失衷，然大势所趋，卒亦非一二失衷之刑赏所能挽也。当时尚主者固多罹祸，而主之还罹其祸者亦多，所谓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而已。尚主而罹祸者：如张琼之子欣，尚魏平阳公主，与主情好不笃，遂为孝武所害。其两受其弊者：如刘昶之子辉，尚魏兰陵长公主，世宗第二姊也。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怿穷其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之状，无可为夫妇之理，请离婚。太后从之。公主在宫周岁，高阳王及刘腾等为言，听复旧义。太后流涕送公主，诚令谨慎。正光初，辉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恶。主姑陈留公主共相扇奖，遂与辉复致忿争。辉推堕主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辉惧罪逃逸。灵太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公主因伤致薨。太后亲临恸哭。出葬城西，亲送数里，尽哀而还。谓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过哀者？追念公主为辉顿辱非一，乃不关言，能为隐忍，古今宁有此？此所以痛之。”后执辉，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得免。又卢度世孙道虔，尚高祖女济南长公主，公主骄淫，声秽遐迩，先无疹患，仓卒暴薨，时云道虔所害。世宗

秘其丑恶，不苦穷治。后灵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为民，终身不仕。崔暹子达拏，尚齐文襄女乐安公主。文宣问主：“达拏于汝何如？”答云：

“甚相敬，惟阿家憎儿。”文宣令宫人召达拏母入而杀之，投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此皆祸之至酷者。南朝究系礼义之邦，故其惨酷不如北朝之甚。然如赵伦之之孙倩，尚宋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主甚爱重倩，而倩因言戏，以手击主，事上闻，帝怒，离婚，倩父伯符惭惧，遂发病卒。梁武帝与殷叡少故旧，以女永兴公主妻其子钧。钧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为殷叡字，钧辄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于背，然犹恨钧。诚所谓人莫知其子之恶矣。江斅表辞，固由授意，然如晋荀崧子羡，将尚寻阳公主，远遁去，监司追之，不获已乃出；又如宋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适太原王景深，离绝，当适王景文，景文固辞以疾；则惧而逃之者，实非无人也。司马消难之叛，固由其反覆无常，而与公主情好不睦，为主所诉，亦为其原因之一，其为祸不亦博乎？

饱暖思淫欲，事理之常，故当时贵家妇女，亦多淫恣。其公然行之者，宋废帝为山阴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已见第九章第三节。读史者以为异闻，然据《南史·后妃传》：郁林王尝为文安王皇后置男左右三十人，则行之者实不仅主一人也。面首者，年少貌美之意。《齐书·恩幸传》：茹法亮选白衣左右八十人，皆面首富室是也。

适庶兄弟之相争，祸实更甚于前后妻之子。如卢度世以庶兄弟欲相危害，遂戒绝妾孽是也。见第八章第六节。为妾者多出贱族，然较高之门第，亦时有之。《晋书·列女传》：周 母李氏，字络秀，淮南人也。少时在室，父浚为安东将军，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悴，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矣。”父兄许之。遂生 及嵩、谟。等既长，络秀谓之曰：“我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等从命。由此李氏为方雅之族。《后妃传》：简文宣郑太后，河南荥阳人，世为冠族。后少孤，无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长，先适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元帝为丞相，敬后先崩，纳为琅邪王贵人，甚有宠。后虽贵幸，而恒有忧色。帝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已适长沙王襃，余二妹未有所适，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李与郑固非贱族也。然出于贱隶者究多。《齐书·孔稚珪传》：兄仲智妾李氏，骄妒无礼，稚珪白太守王敬则杀之。盖律杀奴婢，不过先以白官，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妾与婢无异，故其杀之之易如是也。妾既多出贱族，庶生之子，自不易与适出者并，故贱视庶孽及遇庶兄弟无礼之事，史屡见之。《晋书·王沈传》：子浚，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齿之。年十五，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魏书·崔道固传》：道固贱出，适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父辑谓攸之曰：“此儿姿识如此，或能兴人门户，汝等何以轻之？”攸之等遇之弥薄，略无兄弟之礼。时刘义隆子骏为徐、兖二州刺史，将辟他州民为从事，辑乃资给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骏以为从事。青州刺史新除过彭城，骏谓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为叹息。”《北齐书·高乾传》：从兄永乐子长命贱出，年二十余，始被收举。《魏收传》：收有贱生弟仲固，先未齿录，及崔 将加弹劾，收因此怖惧。《北史·李 传》：母贱，为诸兄所轻。《高允传》：始神 中，允与从叔济俱被征。济子遵贱出，其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遵遂驰赴平城归允。允为作计，乃为遵父举哀，以遵为丧主。京邑无不吊集，朝贵咸识之。徐归奔赴。免丧后为营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诸父。此等事未易枚举。褚渊庶生，其母，宋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也，以渊有才，表为嫡嗣，此等事不易多觏矣。

《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数年未相识，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

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又曰：“河北妇人，织纴组 之事，黼黻、锦绣、绮罗之工，大优于江东也。”乍观之，似北方妇女，生利之力，较强于南，故其地位亦优于南者。然《抱朴子·疾谬篇》云：“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不绩其麻，士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暐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成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其所言，与颜氏适相反，则颜氏所云，恐非恒、代之遗风，实京、洛之弊俗也。参观第十八章第三节自明。至于僻陋阻塞之区，则葛屦履霜之风特甚。《隋书·地理志》述豫章之俗云：“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又言其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勤劳如此，而其见弃遗如彼，“非以贫而为奴，乃以为奴而贫”，信矣！《南史·蔡廓传》：廓孙樽，为吴兴太守。初樽在临海，百姓杨元孙，以婢采兰，贴与同里黄权，约生子酬乳哺直。权死后，元孙就权妻吴赎婢母子五人。吴背约不还。元孙诉樽，判还本主。吴能为巫，出入樽内，以金钏赂樽妾，遂改判与之。元孙挝登闻鼓讼之，为有司所劾。当时民间之于妇女，利其作力之情形可见矣。

贵人之家，虽多畜女伎，然民间妇女为倡伎者，亦非无之，而贵人亦时遨游于其间。《隋书·地理志》言：“齐郡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北齐书·祖珽传》云：珽丰于财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即是物矣。

《晋书·五行志》云：“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放效，或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宋书·五行志》同。其事之见于史者：苻坚与慕容冲，已见第六章第四节。《石季龙载记》：勒为聘将军郭荣妹，季龙惑优僮郑樱桃，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北史·卢鲁元传》：少子内，给侍东宫，景穆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食。正平初，宫臣伏诛，太武以鲁元故，惟杀内而厚抚其兄弟。此皆虏主，不足责。然如辛德源，士大夫也，而史称裴让之特相爱好，兼有龙阳之重。亦见《北史》。《宋书·谢方明传》：子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被徙废塞，不豫荣伍。尚书殷景仁爱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儿时便见世中有此文，而论者云是谢惠连，其实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应通之。”似其见讥徒以居忧作诗者。然《宗室传》：长沙景王子义宗，元嘉八年（431年），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还第内藏，义宗隐蔽之免官。德灵雅有姿色，为义宗所爱宠，本会稽郡吏，谢方明为郡，子惠连爱幸之，为之赋诗十余首，《乘流归渚篇》是也。则惠连见讥之深，其故自别有在矣。《南史·王僧达传》：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相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往。僧达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杀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又《梁宗室传》：长沙宣武王弟子韶，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中，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

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读之俱令人骇笑。此亦当时贵族堕落，不可救药之一端也。

第二节 族 制

聚族而居，范围之大小，必视生计情势以为衡。自氏族散为家族，其势日趋于分，读《先秦史》第十二章第二节，《秦汉史》第十三章第二节，可见其概。晋、南北朝之世，社会情势，实与前无异。惟其时去古较近，各地方强宗巨家，尚有存者；又直丧乱之际，移徙者多与亲族相偕，初至异邦，与当地之人，未能融洽，或仍聚族而居；于是家族之大者，往往有之。此就全国言之，实为特异之象；又昔时之人，狃于成见，不知社会贵化除畛域，而以亲族互相依倚为美谈，政令既加以褒扬，舆论又群相称道，史家自必勤于记录。读者不察，遂谓其时社会情形，与今迥异矣。其实以中国之大，历朝史籍所占年代之长，有此区区，正如凤毛麟角耳。大家族不见记载者，自亦有之，且其数必不少，然即具记之，在全社会中，亦必仍微不足道，则理有可信者也。

《北史·韦孝宽传》：孝宽欲筑城汾北，画地形具陈其状，宇文护谓使人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遣谁固守？”事遂不行，可见子孙百人，在当时犹以为少。《周·法尚传》：法尚为顺州刺史，司马消难作乱，遣兵攻围之，法尚弃城走，虏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法尚在当时，未闻为著名大族，而其家累至于三百，可见其时士大夫家口之众矣。此等家口，并不以后世所谓同姓为限。《晋书·朱伺传》：杜曾遣说伺云：“马隽等感卿恩，尽以君家内外百口付隽，隽已尽心收视，卿可来迎。”《祖约传》：石勒诈约，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灭之。《宋书·沈庆之传》：庆之有园舍在娄湖，一夜移子孙徙居之。又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自序》言：沈林子赏赐重叠，皆散于亲故，家无余财，中表孤贫悉归焉。《魏书·袁翻传》：父宣，为沈文秀府主簿，随文秀入国，刘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又《高祐传》：孙谅，造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盖古代亲亲，原不限于父族；如九族之制是也，详见《先秦史》。又其两姓恒交昏，而又继之以世；故夫之父母，与母之兄弟，父之姊妹同称，详见《先秦史》。故中表之情为尤亲。次则从母之子，自亦为母族中之最亲者。自此展转推之，其范围自有甚广者矣。《魏书·卢玄传》：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玄子。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度世推计中表，致其供恤。每觐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振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堕落，多所收赎。及渊、昶等，皆度世子。并循父风。远亲疏族，叙为尊行长者，莫不崇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称。其一事也。沈充之败也，亡失道，误入故将吴儒家。儒欲杀之。充曰：“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儒遂杀之。充子劲，竟灭吴氏。劲固强果，然其能复仇，必得其宗族之助，则可推知。宋明帝之杀王景文也，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景文门生焦度忿怒，发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王奂之见收也，子彪议闭门拒命，长史殷叡，奂女婿也，谏曰：“百世门户，宜思后计，孰与仰药自全？”董峦讨益州，为魏所执，并其子景曜。魏以峦为越骑校尉，景曜为员外郎。峦谋南叛，坐徙朔州。孝文南寇，召峦从军。军次鲁阳，峦单骑南走。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须还，不得顾汝一子也。”《魏书·田益宗传》。当时亲族关系之密如此，故苟有刑诛，必致波及。

孝文之南寇也，董景曜亦被召，至洛阳，密陈其父必当南叛，及峦南走，仍锁诣魏主所，数而斩之。袁瑾之死也，并其宗族数十人。魏孝武入关，以韦子粲为南汾州，城陷不能死难，阖门百口，悉在西魏，多致诛灭。盖聚族既众，则其为力强，虑以怨毒、不自安之情，或致反侧，故其措置如此。晋、南北朝之世，刑法酷滥，实由此也。是时之迁徙者，亦多率族而行。如黄泓率宗族归慕容廆；《晋书·艺术传》。张昌之乱，王伛、吕蕤，密将宗室奔汝南；樊毅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战死，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皆是。魏孝庄帝徙河北，执杨侃手曰：“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后图。”侃曰：“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固求陪从。及帝图尔朱荣，侃豫其谋。尔朱兆入洛，侃时休沐，遂得潜窜，归于华阴。普泰初，天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侃，播子。昱，播弟椿之子。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遂赴之，为天光所害。元颢入洛，昱出镇荥阳，见擒。又椿弟顺，顺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并在河北，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时人助其忧怖。或劝椿携家避祸。椿曰：“吾内外百口，何处逃窜？正当坐任运耳。”当时亲族、中外，互相依倚如此，此族诛之刑，所由足累其心与？

《魏书·源子恭传》云：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其“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匆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赀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曾无忧虑”。以是为怪。可见当时巨家，多历显宦，有厚产矣。《晋书·文苑传》：应贞，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此以门第显者也。《习凿齿传》云：宗族富盛，世为乡豪，此以财力雄者也。职是故，其人在地方，多有声势。使能教养其民，原未尝不足为善。《北史·李灵传》：孙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是其力足以养民也。又《李士谦传》：李氏宗党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宁可违乎？”少长肃然，无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是其力足以教民也。无如世禄之家，鲜克由礼，能善导其民者少，而恃势武断乡曲者多。如卞悛以门盛轻郤诜，相视如仇，诜后为中丞，卒奏陷卞氏，见《晋书·卞壶传》。而当风尘澒洞之时，尤易启其轻狡之念。张轨割据河右，晋昌张越，凉州大族、密图代之。又有贾摹者，寔之妻弟，亦凉州大姓，势倾西土。时有谣曰：“手莫头，图凉州。”其居心可想。张茂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此虽未成割据之业，而实有割据之心者也。薛氏之在河东，羁旅之族也，然犹同姓三千家，宋高祖不得不用为太守，虏亦不得不用为都统，见第八章第五节。此则无割据之名，而有割据之实者也。苏峻之乱，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诸军讨其将张健。见《晋书·顾众传》。宋景平中，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见《宋书·褚叔度传》。义康之徙也，胡藩子诞世、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谋奉之。见第八章第一节。刘弥之青州强姓，门族甚多故其宗从，能相合率以拒沈文秀。见第九章第五节。侯景之乱，沈众表梁武帝，称家世所隶义故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武帝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人入援。王广攻毛兴于枹罕，兴遣卫平率其宗人千七百袭败之。后枹罕诸氐，以平年老，不可以成事业，议废之，而惮其宗强，连日不决。有啖青者，挺身而起，乃获废平而推苻登。见《晋书·苻丕载记》。郝温举义于杏城，盖鲜率宗族为虏讨之。《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独孤信东伐，赵肃率宗人为之乡道。魏孝武西迁，猗氏樊、王二姓举兵，为

东魏所诛。《周书·儒林樊深传》。此等虽顺逆不同，而其隐若敌国则一。南北疆场，一彼一此，亦多有此等豪族，参与其间，非尽恃兵力也。又有保险劫掠，行同盗贼者。《宋书·朱龄石传》：迁武康令。丧乱之际，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能讨。龄石至县，伪与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必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止涂径。乃要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率五人驰至其家，掩其不备，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平。《魏书·李仲琁传》：为弘农太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险为害。仲琁示以威惠，并即归伏。《薛辨传》：河北郡带山河路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冯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酷吏传》：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家处险隘，多止亡命，与之为劫。显祖怒之，戮其家。思祖宗党，相率寇盗。《北史·宋隐传》：弟子世良，拜清河太守。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条之制，盗奔他堤。此等皆地方之大害。梁、陈间诸割据者，亦不过此等人中之佼佼者耳，读第十三章第六、七、八节可知也。

然此等巨族，究为特异之象，以大势论之，则仍日趋于分。《晋书·刑法志》言：魏世制法，“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言：“今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时人疾恶分异之烈。然参考史事，则宗族之能同居者实少。兄弟白首不分异，业已侈为美谈；《北史·甄琛传》：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山伟传》：伟弟少亡，伟抚家训孤，同居二十余载，恩义甚笃。《周书·崔谦传》：与弟谌特相友爱。虽复年事并高，名位各重，所有赀产，皆无私焉。《寇俊传》：兄祖训、祖礼及俊，并有志行，闺门雍睦，白首同居。观此等亦侈为美谈，知当时兄弟同居者已少。群从同居者更寡；《晋书·忠义传》：嵇绍与从子含等五人共居，抚恤如所同生。《魏书·韩麒麟传》：孙子熙，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子伯华又幼，子熙友爱，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赀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颜色。《北史·辛绍先传》：孙少雍，妻王氏，有德义。少雍与从弟怀仁，兄弟同居。怀仁等事之甚谨。闺门礼让，人无间焉。又《寇俊传》：笃于仁义。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丰约，并与之同。其更广于此者，则真如凤毛麟角矣。宗族百口，累世同居者，多见诸史《孝义》《节义》等传。此外如《晋书·儒林传》：汜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北史·许彦传》：曾孙子恂，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周书·辛威传》：家门友义，五世同居。而好生分及不能相恤之事则甚多。《南史·袁粲传》：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魏书·裴伯茂传》：伯茂先出后其伯仲规，与兄景融别居，景融贫窘，伯茂了无振恤，殆同行路。此犹在平时，其在流离颠沛之中者：《李宝传》：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举，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仁义吉凶，情义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迫，不加拯济。此犹曰李氏入魏，即蒙恩宠也。韦子粲阖门诛灭，入魏获存者，惟子粲与弟道谐二人，而粲富贵之后，遂捐弃道谐，令其异居。所得廪禄，略不相及。当时于此等事，不惟舆论群相责难，即法律亦或加以惩处。如《魏书·岛夷传》言：萧鸾宣德太仆刘朗之，游击将军刘璩之，坐不赡给兄子，使其随母他嫁，免官禁锢是也。然究何益哉？生分之俗，南方较北方为甚。《魏书·裴叔业传》云：叔业兄子子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赀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是其证。《晋书·隐逸传》：陶潜与子书曰：“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可见其强相维系，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矣。《南史·蔡兴

宗传》：父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以与兄轨。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兴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深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此事不足见时人之能共丰俭，正足见其习于分异耳。然谓北方能不分异者，亦非其实。杨昱第六叔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妻元氏请别居。昱父椿，集亲姻泣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别居？”不听。崔挺三世同居，门有礼让，于后频直饥年，亦卒分析。义门如此，况在恒人？《北史·薛慎传》：保定初，出为湖州刺史。蛮族昏娶之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慎乃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数户蛮，别居数年，遂还侍养；及行得果膳，归奉父母。慎以其从善之速，具以状闻。有诏蠲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又《儒林·乐游传》：授湖州刺史。人多蛮左，未习儒风。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异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当时蛮左，实多华人，具见第十六章第二、第六节。此盖仕宦之家，亲族多互相依倚，平民之多田产者，亦能聚族而居，其贫苦者则不然，非关华夷之异也。《隋书·食货志》言：山东承齐俗，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既狃于成见而责其合，又利其赋役而迫之分，狐埋狐搰，谓之何哉？其以敦睦称者，又或别有所为。《晋书·儒林传》：范隆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单孤无缌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奉广如父。《周书·薛憕传》：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弘敞，值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孝昌中，杖策还洛阳。先是憕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兖归魏。其子怀俊，见憕，甚相亲善。《北史·独孤信传》：子罗，为高氏所囚，及信为宇文护所诛，罗始见释。寓居中山，孤贫无以自给。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故，哀之，为买田宅，遗以资畜。此等似乎甚厚。然《宋书·王懿传》言：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懿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则其相周恤，特迫于人言耳，非出本心也。《北史·胡叟传》：卒，无子，无家人营主凶事。胡始昌迎殡之于家，葬于墓次，即令弟继之袭其爵。叟与始昌虽宗室，性气殊诡不相附。其存，往来甚简。及亡而收恤甚厚。议者以为非敦哀疏宗，或缘求利品秩也。可谓肺肝如见矣。刘昶令袁宣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宣时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显，与济子洸、演，遂各陵竞。洸等乃经公府以相排斥。以利合者，固无以善其终也。然后知社会演进之大势，终不可逆也。语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此由古所谓忠臣者，多尽力于一人一姓，而古所谓国者，本与家同物，特大小有殊而已。至于后世，则国之与家，性质大异。尽忠于国者，非当异族冯陵之际，以国家为民族之藩卫，视君主为主权之表征；则廑己饥己溺之怀，思得政权以遂其拯民于涂炭之志。若此者，知识既高，愿力亦大，岂仅尽心于一小抟体者之所知？不宁惟是，小抟体之利害，往往与大抟体不相容。顾虑身家之念重，尽忠君国之义自轻。赵氏翼尝讥：“江左高门大族，雍容令仆，裙屐相高。与时推迁，自保家世。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条。所以致此，虽其道多端，然家室之累，实其大者。然则即以忠君旧义论，笃于宗族者，亦未必遂可托孤寄命矣。不宁惟是，行以中庸为贵，而流俗之所称美者，则大抵非行庸德、谨庸言之徒。吾尝见居丧尽礼，有过恒人，而性情乖戾，为乡里所患苦者矣。高宗，殷之贤王也。《记》称之曰：“继世即位，而子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然实杀孝己。与宠姜女而替太伯之古公，溺骊姬而杀申生之晋献正相类。此中消息，殊耐寻思。特非方内之士所敢道耳。《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孙谭，粗险好杀。然孝事诸叔，尽于子道，国禄岁入，每以分赡，世以此称之。古今人情，固不甚相远也。

凡大族，能历时稍久者，必自有其法度。《陈书·王玚传》云：玚兄弟三十余人，居家笃睦。每岁时馈遗，遍及近亲。敦诱诸弟，并禀其规训。《魏书·卢玄传》言：玄子度世，及孙渊、昶，并循父风。父母亡后，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崔挺传》言：挺三世同居，门有礼让。挺有子六人，长曰孝芬，弟孝喡等奉之，尽恭顺之礼。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挺与弟振同居，振亡之后，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启觐。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库。四时分赉，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余岁。《杨播传》言：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季相事，有若父子。播刚毅，椿、津并播弟。恭谦。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闲言。魏世已来，惟有卢渊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节义传》言：李几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进。夫抟结多人，不可无法，家国之理一也。此等法度，实此等巨家之所以能持久也。然果足尚乎？子弟率教之谨，最为拘墟之士所艳称。然如是，则身居其间者，将绝少自由，于才性之发扬，所损实巨。而身家之念大重，则尽忠于国家、民族、社会之念自轻，前已言之矣。即以一家论，亦未必终为其利，何者？此等大族，抟结之始，必以生计之互相依倚为之因。此盖一时事势使然。久之，事势改变，大族生利之力虽强，终不如一切与全社会相依，而更扩其分工协力之范围为得计矣。此其所以终于离析欤？卢氏自渊亡后，家风衰损，已见上节。崔氏频遭饥年，家遂分析，说亦见前。庄帝还宫，杨椿频乞归老，临行诫子孙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可见其家法亦寖寖不能维持矣。

凡权势之家，据权势愈久，则其自私而思保守之愈甚。历代帝王之家，所谓敦宗睦族者，原其朔，则不过如是而已。《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推之子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孙，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曰：“《律》云议亲者，非惟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谨寻斯旨，将以广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变革事条，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当出暂时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辅己者众。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在汉，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谓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广胙河山，称之曰公。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遥，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诏付尚书博议。令任城王澄、左仆射元晖奏同遥表。灵太后不从。据此，拓跋氏之待宗室，实较汉、魏以来为薄，一由其互相猜忌，一亦由其演进本浅，故其自私，转不如中国之甚也。亦可见一切弊政，皆由积渐而致矣。

小史之职既废，谱牒之作，只为私家之事，自晋以降，国家乃复起而干与之，则以其时严士庶之别故也。《晋书·挚虞传》曰：虞以汉以来丧乱，谱牒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此为谱学之权舆。《齐书·文学传》：贾渊，祖弼之，世传谱学。竟陵王子良使撰《见客谱》。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仍迁左民曹。《南史》作“及左户曹”。民作户避唐讳。渊父及渊，三世传学。

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渊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南史·王僧孺传》：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327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参看第三节。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罹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即弼之。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即渊，《南史》本传书其字曰希镜，此处则改为深。《唐书·儒学柳冲传》云：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王太子序亲谱》四篇。世传其业。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通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并行于世。是南方谱学，实以贾氏为名家，其后官私撰述，并承其余绪也。梁、陈二代，通谱学者，亦有其人。《梁书·徐勉传》：勉居选官时，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傅昭传》：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陈书·陆琼传》：迁吏部尚书，详练谱牒。“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为河南洛阳人。《周书·文帝纪》：魏恭帝元年（554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记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隋书·经籍志》。北魏宗室及诸臣，亦有通谱学者。《北史·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曾孙晖业，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录》，四十卷，行于世。《宋隐传》：弟子世良，撰《宋氏别录》十卷。周武帝敕鲍宏修皇室谱一部。《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门，著录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则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云。《齐书·王晏传》：武帝欲以高宗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北史·魏收传》：收撰《魏书》。杨愔谓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可见当时视此之重已。

然时虽致谨于族姓，而自诬其祖者仍多，此又大势所趋，无可如何者也。刘延孙于宋室，本非同宗，而孝武与之合族。见第九章第二节。此执政柄者之自乱其例也。《晋书·惠羊皇后传》：贾后既废，孙秀议立后，后外祖孙旂，与秀合族，又诸子自结于秀，故以太安元年（303年），立为皇后。《南史·周弘正传》：台城陷，弘正谄附王伟，又与周石珍合族。此趋炎附势之为也。《齐书·贾渊传》：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乃得免罪。此以财货诱引者也。《晋书·石苞传》：苞曾孙朴，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为宗室，特加优宠。《北齐书·高隆之传》：

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乡。父干，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后有参议之功，高祖命为从弟，仍云渤海蓨人。此异族之攀援也。侯景僭位，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李贤，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窦炽，自云扶风平陵人，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当时此等诬辞，盖又不知凡几矣。读《唐书·宰相世系表》，尚有可见者。元魏入中国，赐姓命氏，其事不一。其后改易，多有与中国同者。详见《魏书·官氏志》。而赐姓又多。赐姓魏、周、齐皆有之，而周尤盛。甚有如令狐整，宗人二百余户，并列属籍者。女子亦有赐姓者，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于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是也。静帝大象元年（579年），诏诸改姓者悉令复旧，然不复者必多矣。华之与夷，盖混淆不可辨矣。然同是圆颅方趾之伦，优劣本无区别；又凡诸民族，血统孰不混淆？此固不足计也。当时之人，皆非以异姓为后，即法律亦所不许，见下。然随所养而改姓者仍多。如高隆之之父即是。《陈书》：高祖宣皇后章氏，本姓钮，父景明，为章氏所养，因改焉。周文育，本姓项氏，为寿昌浦口戍主周荟所养。纪少瑜，本姓吴，养于纪氏，因而命族。又独孤永业，本姓刘，母改适独孤，永业随母，为独孤家所养，遂从其姓，皆其事也。父母之恩，本不在生而在养，此又不足怪也。北族之养子弟，则非因其幼小无依，而特为臣主之间，以恩相结，盖由不知君臣有朋友之谊，而惟知有亲族关系使然，又与中国之养子殊科矣。《北史·齐宗室诸王传》：上洛王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养以为弟。又《蔡祐传》：周文帝谓祐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父事我。”《张奫传》：隋文帝谓曰：“卿可为朕儿，朕为卿父。”又《宇文述传》：性贪鄙，知人有

珍异物，必求取。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珍宝累积。又有赵行枢者，本太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儿，受其赂遗。此为认义子者之又一变格，然亦北族之俗，有以作之俑也。

《晋书·贾充传》云：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妒忌。充子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麾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充遂无胤嗣。及薨，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不从。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是充遗意。帝乃诏曰：“周之公旦，汉之萧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勋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黎民后。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于人心。其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如太宰，皆不得以为比。”及下礼官议充谥，博士秦秀，援莒人灭鄫之文，谓“充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不从。《秀传》。案贾充固非正人，《晋书》所载之辞，则亦多诬蔑。三岁过期之儿，安知恋念乳母而死？即曰知之，而二子之死，其事若一，理可通乎？莒人灭鄫，虽曰《春秋》之义，然时异势殊，宁可拘执。当时议者，亦借此以攻充耳，意初不在礼律，此参观第三章第一节而可知者也。然其事至烦武帝特下诏书，亦可见旧习入人之深矣。又古之为人后者，仅主其祭祀，而非利其财产。《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惟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八年（412年），混以刘毅党见诛。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与谢氏离绝。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惟有二女，年并数岁。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载，而室宇修整，仓库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元嘉九年（432年），东乡君薨，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公私咸谓室内赀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案琰，安子，峻、混皆琰之子。弘微，安弟万之孙。案议者谓田宅僮仆，应属弘微者？盖谓此与封爵相联，乃古圭田之例，然弘微并此而不取，则可见继其宗祧者，原不必袭其财产。《梁书·阮孝绪传》：孝绪七岁出后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此则又非亲生女之比矣。《晋书·殷仲堪传》言：仲堪以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惟令主其烝尝，不听别籍以避役。此又见按诸礼、律，承嗣本与财产无关，足以告后世之与为人后而有所冀者矣。

第三节 户口增减

中国历代，史所记户口之数，多寡县殊，晋、南北朝之世，则其寡少殊甚。《晋书·地理志》云：太康元年平吴（280年），大凡户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书·地理志》云：太康时，户二百六十余万。此后无总数可考。桓温尝言“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则东晋之世，民户之寡少可知。《南史·本纪》言：梁元帝时，人户著籍，不盈三万，详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其寡少尤为可骇。《隋书·地理志》言：陈世户数，为六十万。《北史·隋本纪》：陈国平，户五十万，口二百万。《隋书·本纪》无。盖昔人好举成数，其户数，当在五十、六十万之间也。北朝以正光以前为全盛，其数倍于晋之太康。孝昌以后，耗减且将大半。《魏书·地形志》。元孝友当魏末，谓“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族二百家，是有二百万户也。《周书·武帝纪》：关东平，得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隋志》载北齐户数本之，而谓隋世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数为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云。僭伪诸国，户口之数可考者：《苻坚载记》，谓坚灭前燕，入邺宫，阅其名籍，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慕容垂载记》，载翟钊所统七郡户数为三万八千，慕容永所统新旧八郡户数为七万六千八百。此外皆无所见。案乱离分裂之世，户口之数，自当少于统一全盛之时。然据当时记载，仅山阴一县，户数即已三万；《宋书·顾觊之》及《良吏·江秉之传》。其课户为二万，见《齐书·顾宪之传》。魏孝静帝迁邺，户四十万，狼狈就道；《北齐书·神武纪》。陈国虽褊小，岂有仅二十倍于山阴；魏末虽丧乱，岂有仅五倍于邺都之理？其非实数，显而易见。盖史之所记，原不过当时占著之数，非以为生齿之实也。然以考生齿之数虽不足，以考人民占籍之情形，则有可见者矣。

著籍之数，何以寡少？其原因盖有多端。《晋书·武帝纪》，载帝平吴，得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五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则吏之与兵，皆在民户之外。《慕容宝载记》：宝嗣伪位，遵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宋书·州郡志》：南彭城蕃县、薛县，皆义旗初免军户所立。《刘粹传》：弟道济，为益州刺史，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皇惧，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高祖纪》：开皇十年（590年）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帐籍，一与民同。”遂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新置军府。是晋、南北朝之世，有兵籍者，多在民户之外也。《南史·郭祖深传》：祖深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魏书·释老志》言：太和十年（486年），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又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宋明帝失淮北，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平齐郡以居之，其民谓之平齐户，见第九章第五节。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此等盖亦如僧尼之不贯民籍矣。《阉宦·仇洛齐传》言：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齐奏议罢之，一属郡县。《隋书·刑法志》言：自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魏武入关，隶户皆在东魏。后齐因之，仍供厮役。建德六年（577年）齐平后，武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事亦见《周书·本纪》。《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杀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定、相三州为营户。《高祖纪》：延兴元年（471年），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475年），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此等亦皆不贯民籍者。《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七年（518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

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南史》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为编户。则奴婢亦在编户之外。《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遥，迁冀州刺史。以诸胡先无籍贯，悉令造籍，遂欲税之，为胡所搆，则诸胡又莫非漏籍之人也。无籍及不属州县者既多，民户自见其少。然此等为数，究属有限，其大使民户减少者，则人民之漏籍，豪强之隐占也。

漏籍之弊，南北皆然。《晋书·庾冰传》：冰为扬州刺史，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陈书·文学·褚玠传》：除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魏书·韩茂传》：显祖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五州，据上文观之，当为冀、定、相、青、东青。诏茂子均检括，出十余万户。足见其数之多。诸漏籍之人，有竟不占著者，《隋书·食货志》言：“江左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是也。有隐蔽于大户之中者，虞玩之谓“抱子并居，竟不编户”；《魏书·李冲传》言：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是也。齐建元二年（480年）诏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齐书·虞玩之传》。《魏书·昭成子孙传》：元晖上书，言“国之资储，惟藉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调，割人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近世论户籍者，或谓“饥时散振，平时服役之书，必不足用，更须重造，可见编审之无谓”，此言实不翄自承其户籍之不实。《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一年（487年）七月，诏“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九月，又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振贷平均。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是其振饥册籍，亦临时编造，而又不能善其事也。又近世所谓编审者，初非阅实户口，只是量度一州县赋役，合取丁钱多少，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耳。所谓丁随粮行也。一条鞭之法行后，举国皆渐行此法，故其生齿虽盛，而户口不增。清圣祖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正窥破此中消息也。《北史·李义深传》：弟幼廉，为瀛州长史。齐神武行经异部，总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损，亲自部分。多在马上，征责文簿。幼廉应机立成，恒先期会，为诸州准的。版籍苟实，何容以意增损？其所谓增损者，盖亦随赋役为盈虚耳。又编审之难，在于官不能亲历闾阎；又不能令民抱子携妻，赴公堂而听点。而《齐书·顾宪之传》，宪之谓“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则凡近世之弊，南北朝时，已皆有之矣。《隋书·食货志》述北齐文宣时事云：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版籍不实之情形，真可发一大噱。

《晋书·食货志》：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正月，敕戒郡国计吏：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高阳王睦传》：武帝受禅，封中山王。咸宁三年（277年），睦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有司奏事在赦前应原。诏不许，贬为县侯。可见豪强隐蔽，晋初其弊已甚。东渡之际，百姓遭难流移，多芘大姓为客。时不能正，乃定给客之制。然仍有不可检实者。

见《齐书·州郡志》南兖州。《隋书·食货志》云：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客皆注家籍。案给客之数，随官爵大小为差，详见《志》。此为法之所许，然违法隐占者实多。《陈书·宣帝纪》：太建二年（570年），诏籍有巧隐，并王公百司

辄受民为程荫，解还本属，即其事也。又有擅募部曲，及逼人为左右者。参看第十二章第五节所引郭祖深之言。《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迁湘州刺史，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廛里殆无遗者。其中脱有逃窜，辄杀其妻子。其暴横如此。《慕容德载记》：其尚书韩上疏，言“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避熏烧。宜隐实黎民，正其编贯”。德纳之。遣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而以 为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其数亦可谓多矣。《山涛传》：涛孙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诸豪强莫不切齿，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逋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可见整顿之不易矣。

流亡之多，亦使户籍大损。《宋书》美元嘉之治曰：“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亦不过美其民不流亡而已。详见第九章第七节。《晋书·王彪之传》，称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可见流亡者之多。《齐书·柳世隆传》：尚书符罪状沈攸之曰：“窜叛入境，辄加拥护；逋亡出界，必遣穷追。”是行暴政者既迫民使流亡，又开他境之民之流亡也。历代开亡叛自首之途者甚多，《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年）八月，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五年（461年），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皆有原赦逃亡之诏，见《纪》。梁武帝时，诏令尤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实惠未必逮下。《魏书·韩茂传》言：魏因河外未宾，民多去就，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之民，咸受优复，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是宽政亦有流弊也。然能行宽政者究少，大抵皆严于追捕。《晋书·王羲之传》：羲之遗谢安书曰：“自军兴以来，征役、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宋书·羊玄保传》言：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南史·郭祖深传》言：“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其虐可谓甚矣。

《宋书·州郡志》曰：“《晋书》济岷郡，魏平蜀，徙蜀豪将家于济河，故立此郡，安帝义熙中土断，并济南。”此即侨郡。盖古之为治，习于属人，侨居之民，与当地之民，不易浃洽，故特立郡县以抚安之也。五胡之乱，迁移者既多，侨州郡县遂盛，而其有害政理，亦缘之而甚焉。范宁陈其弊曰：“圣主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陇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遣，辄致严坐。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读此而当时新徙之民，狃于自私，规避政役之情形可见矣。散居为当时侨人大弊。《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永明元年（483年），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虽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则别详立。”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民户帖属。《隋书·食货志》曰：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欲图治理，自非严行土断不可。其事始于晋成帝之咸康七年（341年）。《本纪》：“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胡三省《通鉴注》曰：“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白籍者，户口版籍。宋、齐以下有黄籍。”案既云土断白籍，则晋时已有黄籍矣，观范宁之言，尤为晓然。胡氏之意，盖谓晋世虽有此政，宋、齐以下，仍有黄籍也。至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复行之，谓之庚戌制。《本纪》：“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彭城穆王之玄孙玄，以匿五户，为桓温所表，收付廷尉，可见其行法之严。然至末造，其法复坏。《宋书·武帝纪》：帝于义熙九年（413年）表论之曰：“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殷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解张，无以济治。请准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其后孝武帝大明元年（458年），土断雍州诸侨郡县。时王玄谟为雍州刺史，民不便之。柳元景弟僧景为新安太守，恃元景之势，至欲发兵以讨玄谟，赖玄谟处之以静，得以无事。亦可见恶直丑正者之实繁有徒矣。废帝元徽元年（473年）八月，诏曰：“圣武造运，道一闳区，诒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

流，戎役惰敝，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可见宋初之制，至是已渐隳坏矣。《齐书·吕安国传》：建元二年（480年），虏寇边，上遣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此亦土断之意。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七月，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魏书·张普惠传》：除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综观诸文，则土断之政，终南北朝之世未息，终亦未能弊绝风清，盖以其时内乱外患，迄未宁静也。《陈书·宣帝纪》：太建十一年（519年）三月，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豫”。此与公违土断者何异？以是为宽恤之政，土断之所以难行者可知矣。《魏书·太祖纪》：天赐元年（404年），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而甄琛当世宗时，仍表言边外小县，所领不满百户，可见北朝亦有斯患。《隋书·杨尚希传》：尚希于隋初上表曰：“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文帝鉴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盖侨州郡县之弊，至是始除，亦以其时海内宁一故也。

籍分黄白，而弊窦随之。《齐书·虞玩之传》：玩之承建元二年（480年）之诏，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454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自书籍，躬加隐校。古之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自泰始三年（467年）至元徽四年（476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籍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自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良亦有以。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状，诈人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往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云云。上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490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诏：“既往之諐，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改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永明六年（488年），唐寓之之乱，实因检籍而作，事见第十章第四节。梁武帝时，王僧孺言晋籍宜加宝爱，武帝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已见上节。案役籍既与户籍并为一谈，士人又得特邀宽典，势自不能无弊。《魏书·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北齐书·高隆之传》：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获五万余人。而群小喧嚣，隆之惧而止。可见南北情弊，如出一辙也。特有黄白籍之别，俾得

所藉手，则其弊更甚耳。

魏初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已见前。李冲创三长之制上之。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或以为不可。或谓事属有益。惟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于是遂立三长。史称公私便之。盖前此隐漏虽多，利仍在于苞荫者也。此事在太和十年（486年）。先是延兴三年（473年）九月，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此所谓户主者，盖即《李冲传》所谓宗主，督责虽勤，收效盖寡。及太和十四年（490年）十二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此时必责成三长，其收效当较弘。魏之户口，获倍于太康，盖在此时也。丧乱以后，隐匿遂多，一切之政复作。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年），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六十余万，侨居者各勒还本属，史称租调之入有加焉。见《魏书·本纪》及《隋书·食货志》。《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可见其数之众矣。周行《刑书要制》，正长隐五户及十丁已上，皆至死刑，《北史·周本纪》建德六年（577年），《隋书·食货志》。李冲所创之制，亦徒便于作茧丝耳。

著籍之少，固非必生齿之减，然谓是时户口不凋耗，则又不可得，此观于其时嫁娶者之减，自残及生子不举者之多而可知也。《晋书·五行志》云：义熙中，东阳人莫氏，生女不养，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遂活。此犹曰：世俗重男轻女，故有生女不养之事也。然《王濬传》言：濬除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则亦不以女为限矣。《范宁传》：宁上疏曰：“古之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刘毅传》：毅转江州都督，表言：“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宋书·周朗传》：朗上书曰：“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者日有数途，生人者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良吏传》：徐豁为始兴太守，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其时之民，“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可谓惊心动魄矣。《晋书·列女传》：郑休妻石氏。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有庶子沈生，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宋书·孝义传》：郭世道，家贫无产业，庸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男，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又：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此犹闾阎贫苦之家。至如《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太公曰：养女大多，一费也。陈蕃云：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烝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

母随号泣，莫敢救之。”此则淫佚之夫，徒以欲保财产之故，而亦忍行杀害，可谓天理所不容矣。然亦可见其时行此者之多，故习以成俗也。《南史·刘怀肃传》言：宋武帝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帝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帝。怀肃，武帝从母兄，怀敬，怀肃弟。乌乎！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历来弃而不举之子，安知其中无宋武帝之俦哉？“法有禁杀子之科，设早娶之令”。周朗之言。历代政府，留意于此者亦多，早娶之令，可参看第一节。禁杀子或加惠于其父母者：如《王濬传》言：濬因巴郡生男多不养，乃严其科条；宽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齐书·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诏曰：“今产子不育，虽炳常禁，比闻所在，犹或有之。宜节以严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量附定。蠲恤之宜，务存优厚。”《南史》云：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产子者，复其父。《齐书·明帝纪》：建武四年（497年）正月，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蠲夫役一年。《南史·任昉传》：出为宜兴太守。时产子者不举。昉乃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家。《北史·邢邵传》：除中书令。旧格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绝之。邵曰：“此格不宜辄断。勾践以区区之越，赏法：生三男者给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舜藏金于山，不以为乏。今藏之于民，复何所损！”诏从之。皆其事也。然此岂法令所能挽哉？

第四节 人民移徙

两汉之世，移民之政颇详。虽其行之之善否，未知如何，然国家于土满、人满之间，时思加以调剂；且欲以是振起风俗，树立边防，则彰彰然也。晋、南北朝之世，此等用意，几于不可复见。移民之举，非计疆场之利，则为镇压之图而已。

当时行军，多事俘掠。有以外夷而掠中国者，如石虎使夔安等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是也。《晋书·成帝纪》咸康五年（339年）。《石季龙载记》作七万户，盖侈辞。有以外夷而略外夷者，如慕容皝伐宇文归，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石虎伐段辽，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是也。皆见《载记》。不惟外夷，即中国人之用兵，亦往往如是，如邵续攻石勒之渤海，虏三千余人；见《勒载记》。桓温败姚襄，徙其余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穆帝纪》永和十二年（356年）。攻苻健，健芟苗清野，军粮不足，乃收三千余口而还是也。《温传》。当时割据之国，初兴之时，多务俘掠，或则逼徙其民，以益其众，慕容氏、拓跋氏、沮渠氏、秃发氏尤甚，读《晋书·载记》及《魏书·本纪》自见。如有率众归之者，自亦为其所乐受，如司马楚之、刁雍、寇赞等之附魏皆是。《周书·司马裔传》：太祖令山东诸将，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太祖欲遂以封之。可见其招徕之亟矣。

勇于战斗之民，及地方豪右，亦为割据者所欲徙。刘曜时，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下，大酋虚除权渠自号秦王，游子远降之，徙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及讨杨韬，又迁陇右万余户。平陈安，则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赵灭前赵，徙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皆见《刘曜载记》。《石勒载记》：勒灭前赵，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先是石勒已徙平原乌丸三万余户于襄国。其攻靳准，又迁巴帅及诸羌、羯十余万落于司州。秦州休屠王羌反，徙其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石虎破石生，徙雍、秦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慕容恪克广固，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苻坚灭慕容暐，徙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又徙关东豪桀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齐神武虏纥豆陵伊利，迁其部落于河东。周文帝破曹泥，迁其豪帅于咸阳。大统十二年（546年），宇文仲和反，独孤信讨禽之，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东梁州平，亦迁其豪帅于雍州。皆其荦荦大者也。此等异族，大抵勤事生产，不如汉人，而颇乐于战斗，故欲逼迁之以绝后患，然则华人之习于战斗者，自亦为其所欲徙，故周建德六年（577年），有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之举焉。地方豪右，恒反覆于疆场之际，一彼一此之间，亦为割据者之所忌。在一地方有势力者，易地则无能为，故当时于降户，有移之甚远者，如魏徙鲁阳叛蛮于幽、并诸州是也。见《魏书·李柔传》。然此等举措，多无以善其后。如梁定州刺史田超秀附魏，魏恐致边役，未许，会超秀死，其部曲相率附魏，魏徙之六镇、秦、陇，遂致所在反叛，《魏书·蛮传》。其一事已。

移民以实都邑若形要之地者亦有之。刘曜之移民于长安，石勒之移民于襄国，即兼有此意者也。李寿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年），诏曰：“京口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官给以田、宅，并蠲复。”此皆专为充实地方起见。并有因此而出于俘掠者，如《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南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是也。《崔浩传》：世祖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表曰：“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浩为乃心华夏之人，其为虏画策，庸或别有深意，见第八章第六节。然其理自不诬。魏人于西域，守御之规，不逮前世远甚；而其于柔然，终不能一大创之者，亦以其根据实在西北，而魏凉州兵力太弱故也。参看第十六章第八、第九节。延兴中，尚书以敦煌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赖韩秀力争乃罢。使行尚书之议，则西北守御之规弥隘矣。此亦误于初平凉州时逼迁其民之故。反观之，移民以实形要之地，其利自明。然晋、南北朝之世，能行此而收其利者，则绝未之见也。河南之不可复，实误于淮南之不能充实，即其大者，自东晋以来，弊皆如此。

《晋书·宣帝纪》：魏正始七年（246年），吴寇沮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曹爽不从。贼果袭破沮中，所失万计。有民而不能卫，则反为敌资，此兵争之世，缘边之所以多旷土也。《宋书·州郡志》论淮南云：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此最可见兵争而缘边旷废之情形也。于是有度不能守而豫弃之者，《晋书·五行志》：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年），大水，去年氐贼攻没襄阳，又向广陵，于是逼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业，道殣相望，即其事也。何承天以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为寇之资，欲悉徙之泰山以南，参看第八章第七节。姚苌僭即帝位，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又以安定地狭，且逼苻登，使姚硕德镇之，而徙安定千余家于阴密，亦此意也。然此等迁徙，无以善其后者多。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而败，又为赫连勃勃所破，虑东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遂召屠各成七儿之叛；宋武帝征姚泓，姚绍言于泓曰：“豫州、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泓以疑忌姚恢，未用其策，见第七章第七节。然即用之，亦未必能作困兽之斗也。有虽丧其地而仍欲迁其民者，如刘琨徙陉北五县之民，而以其地畀鲜卑；陈亡淮南，而徙三州、九郡之民是也。亦有地经残破，不复可守，而为移民之计者，如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熟是也。此等皆随军事为进退，不足语于移民之计也。

徙户虽云颠沛，亦必薄有赀财，移徙之间，多致丧失，此人民之所以视迁徙为畏途也。《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伐沮渠蒙逊，掠五千余户而归。其将屈右进曰：“徙户赀财，盈溢衢路，宜倍道还师，早度峻险。”卫尉伊力延曰：“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还师，必捐弃赀财，示人以弱。”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傉檀败绩而还。骑步势不相及，而傉檀卒致败绩者，以徙户为赀财所累，不能速行也。然即使徐行，安然而返，亦未必能一无所损。故徙户多困穷。李平崇从弟。表宣武，言代人之迁洛者，“赀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大行之险，历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大半，贫者可以意知”，则其明证。《魏书·高允传》：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振，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傅永为崔道固城局参军，与道固俱降，入为平齐百姓。父母并老，饥寒十数年。赖其强于人事，戮力佣丐，得以存立。此其幸而获济者。其不能自强，又莫相振恤，以至流离死亡者，盖不知凡几矣！故移民极易召变。慕容麟说慕容德曰：“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徙，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可一举而取。”其后魏果致仇儒之变，见第八章第六节。惜乎燕势太弱，无以乘之，使其少能自振，因惮迁之民，以犄思归之众，魏未必能遂有赵、魏也。《北史·崔宏传》：明元以郡国豪右，为人蠹害，优诏征之。人多恋本，而长吏逼迁之。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帝引宏及安同、叔孙建、元屈等问焉。宏欲大赦以纾之。屈曰：“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宏曰：“王者临天下，以安人为本，何顾小曲直也。”明元从之。使从元屈之议，其乱恐非一时所能定也。

《魏书·崔玄伯传》言：道武还代京，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此等事特出偶然，况其口惠而实不至？而督促之人，却有极暴虐者，如略阳王羯儿与永昌王健讨秃发保周，徙张掖数百家于武威，与诸将私自没入是也。《魏书·道武七王传》。又《周观传》：真君初，诏观讨秃发保周，徙其民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流移之民，往往为旧民所轻侮，杜弢、邢杲，皆以是致叛，然亦有新民转苦旧民者，如《魏书·娥清传》言：徙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青徙之平城是也。当时之于人民，一徙之后，或继之以再徙，如姚兴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吕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以其相扇动，复徙之于西河是也。孝静帝之迁邺，徙邺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之民，是又因移新民而累及旧人矣。移民之烦扰如此，民安得不视为畏途哉？《晋书·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魏书·世祖纪》：太延元年（435年）二月，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刘昺传》：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已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昺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以听还乡里为惠，可知新民之不安。史暠谓秃发利鹿孤曰：“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当时如是者，正不止利鹿孤一人。迁徙者既久而不安，故压力一弛，即相率遁归本土，此冉闵之所以亡，蒲洪、姚弋仲亦此等思归戎落之大酋耳。参看第五章第三节。《宋书·天文志》：永和七年（351年），刘显杀石祇及诸胡帅，中土大乱，戎、晋十万数，各还旧土，互相侵略，及病疫死亡，能达者十二三。

新旧侨民，既难浃洽，则绥抚之者，不得不设侨州、郡、县。宋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宋书·州郡志》。则其一例。不独华人，即于戎落，亦或如是。《魏书·昭成子孙传》：道武时，休屠郁原等叛，寿鸠之子素讨之，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立平原郡以处之，是其事也。侨州、郡、县之置，实为政理之害，已见上节。

移多就寡，实为移民之首务，此所以调剂土满与人满也，然能行之者绝少。《宋书·孔靖传》：子灵符，大明初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公卿多不以为然。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移多就寡，有成效者，恐惟此而已。封裕之谏慕容皝也，曰：“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流人之多旧士，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无田者十四。”其窘困之情可想。魏初徙民，多给田业。天兴元年（398年）二月，诏给内徙民耕牛，计口授田；永兴五年（413年）七月，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徙二万家于大宁，计口授田则其事。盖代北地广人希，故能如是。然鲜卑实昧于政理，恐亦未必能善其事也。《隋书·食货志》言：北齐天保八年（557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于范阳宽乡，而百姓惊扰。土满人满之不易调剂，由来旧矣。

官家移民，虽多无以善其后，然士大夫则仍有能为之率将者。《晋书·徐邈传》：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与乡人臧环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祖逖传》云：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为行主。郗鉴之寝疾也，上疏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因荐蔡谟为徐州刺史，兄子迈为兖州刺史。逖与鉴之能保土立功，其故盖可思矣。《孝友·庾衮传》云：明穆皇后伯父也。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衮躬亲稼穑，以给供养。齐王冏之唱义也，张弘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为弃之。”乃集群士而谋曰：“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事，非君而谁？”衮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及冏归于京师，逾年不朝。衮曰：“晋室卑矣，寇难方兴。”乃携其妻子适林虑山。比及期年，而林虑之人归之，咸曰庾贤。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衮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及将收获，命子怞与之下山，中涂目眩瞀，坠崖而卒。此传称美，庸或过当，然其人必田畴、管宁之伦，则可信矣。当时山泽之主、堡坞之雄，此等人必不少也。官亦有能率民以徙者：柳庆五世祖恭，仕后赵为河东郡守，以秦、赵丧乱，率民南徙，居于汝、颍之间；高翼为渤海太守，率合境徙于河、济之间是其事。

播迁之众，能犯波涛，移殖海外者，亦颇有之。《晋书·庾翼传》言：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陈：“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此自一时之边防言为可虑，自长久之计言之，则夷人之开化，正有藉于此等播迁之民矣。《冯跋载记》：河间人褚匡言于跋曰：

“陛下至德应期，龙飞东夏，旧邦崇族，倾首朝阳，以日为岁。若听臣往迎，致之不远。”跋曰：“隔绝殊域，阻回数千，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临海，船路甚通，章武，见第八章第五节。出于辽西临渝，不为难也。”跋许之。匡寻与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率五千余户来奔。《陈书·萧允传》：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允弟引曰：“诸王力争，祸患方始。今日逃难，未是择君之秋。吾家再世为姑兴郡，遗爱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门耳。”于是与弟彤及宗亲百余人奔岭表。观此，知当时南至交、广，北至辽东、西，人民之浮海而往者，皆不少也。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汉世风俗，见于《汉书·地理志》，晋、南北朝风俗，则见于《隋书·地理志》。《隋志》多承《汉志》立论，虽其说不必尽确，然总可见其变迁之大略也。

《隋志》论雍州云：京兆王都所在，隋京兆，治今西京。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冯翊，魏时为同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扶风，本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安定、本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北地、本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上郡、本北华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陇西、本渭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天水、本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金城，今甘肃皋兰县。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今陕西绥德县。延安、魏东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弘化，西魏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本原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朔方、本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盐川、今宁夏盐池县北。灵武、魏灵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榆林、今绥远托克托县境。五原，今绥远五原县。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

论梁州云：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今陕西安康县。房陵、今湖北竹山县。清化、本巴州，见第十六章第二节。通川、今四川达县。宕渠，今四川渠县。地皆连接，风俗颇同。汉阳、魏南秦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临洮、周洮阳郡，后立洮州，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宕昌、周宕州，见第十六章第七节。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东南。同昌、今甘肃文县西北。河池、魏南岐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顺政、魏东益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义城、西魏利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平武、今四川平武县东南。汶山，今四川茂县。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蜀郡、见第三章第六节。临邛、今四川雅安县。眉山、今四川乐山县。隆山、今四川仁寿县。资阳、今四川资中县北。泸川、今四川泸县。巴东、见第三章第六节。遂宁、今四川遂宁县。巴西、西魏隆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新城、今四川三台县。金山、西魏潼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普安、西魏始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犍为、今四川宜宾县西南。越嶲、今西康西昌县。牂柯、今贵州德江县西。黔安，今四川彭水县。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昔刘备资之以成三分之业；自金行丧乱，四海沸腾，李氏据之于前，谯氏依之于后；当梁氏将亡，武陵冯险而取败；后周之末，王谦负固而速祸；故孟门不祀，古人所以诫焉。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家专于趋利。其处家，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又有、、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

论豫州云：洛阳，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故《汉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此亦自古然矣。荥阳今河南郑县。古之郑地，梁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梁孝王故都，邪辟敖荡，旧传其俗。今则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谯郡、魏南兖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襄城、今河南临汝县。颍川、魏郑州，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汝南、治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淮阳、今河南淮阳县。汝阴，今安徽阜阳县。其风颇同。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古帝乡，搢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上洛、见第十六章第六节。弘农，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淅阳、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淯阳，见第十六章第六节。亦颇同其俗云。参看第十六章第六节。

论兖州云：东郡、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东平、见第三章第三节。济北、旧济州，治碻磝，见第十二章第九节。武阳、今河北大名县东。平原今山东陵县。等郡，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太公、康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其人多好尚儒学，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

论冀州云：信都、旧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北。河间、旧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博陵、旧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恒山、周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赵郡、今河北赵县。

武安、今河北永年县。襄国，见第四章第二节。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幽、冀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尚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魏郡，魏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尚。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语曰：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斯皆轻狡所致。汲郡、今河南濬县西南。河内，旧怀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得殷之故壤。考之旧说，有纣之余教；汲又卫地，习仲由之勇；故汉之官人，得以便宜从事，其多行杀戮，本以此焉。今风俗颇移，皆向于礼矣。长平、旧建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上党，今山西长治县。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诬诈。河东、周蒲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绛郡，今山西新绛县。文城、今山西吉县。临汾、旧晋州，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龙泉、今山西隰县。西河，今山西临汾县西。土地沃少塉多，以是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雁门、今山西代县。马邑、旧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定襄、今山西平鲁县西北。楼烦、今山西静乐县。涿郡、今河北涿县。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北平、今河北卢龙县。安乐、今河北密云县东北。辽西，旧营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风教不为比也。

论青州云：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执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缪。齐郡，旧曰济南，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君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本胶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

论徐州曰：其在列国，则楚、宋及鲁之交。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案此指彭城言。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

论扬州云：江都、旧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弋阳、今河南光山县。淮南、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蕲春、今湖北薪春县西北。同安、今安徽潜山县。庐江、今安徽合肥县。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毗陵、今江苏武进县。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余杭、今浙江杭县西。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果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俗少争讼，而尚歌舞。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称为鸡鸣布。新安、今安徽歙县。永嘉、今浙江丽水县东南。建安、今福建闽侯县。遂安、晋新安郡，见第四章第三节。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九江、今江西九江县。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宜春，见第十三章第八节。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庞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抵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参看第十六章第二节。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惟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县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搆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论荆州云：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亦天性然也。南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夷陵、今湖北宜昌县西北。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沔阳、今湖北沔阳县。沅陵、今湖南沅陵县。清江、今湖北恩施县东。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舂陵、魏南荆州，见第十二章第四节。汉东、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县。永安、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九江、江夏今湖北武昌县。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班布为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陵，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梁简文之临雍部，发教禁之，由是颇息。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袒踊，亦知号叫哭泣。始死，即出尸于中庭，不留室内。敛毕，送至山中。以十三年为限。先择吉日，改入小柩，谓之拾骨。拾骨必须女婿。蛮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弃小取大。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著芒心接罗，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传云：盘瓠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为风俗。隐讳其事，谓之刺北斗。既葬设祭，则亲疏咸哭。哭毕，家人既至，但欢饮而归，无复祭哭也。其左人则又不同。无衰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辞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阕，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亦有于村侧瘗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长沙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又杂有夷蜓，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着白布裈、衫，更无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婚嫁用铁钴 为聘财。武陵、今湖南常德县。巴陵、见第三章第

九节。零陵、今湖南零陵县。桂阳、今湖南郴县。澧阳、今湖南澧县。衡山、今湖南衡阳县。熙平今广东连县。皆同焉。其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

《隋志》之言如此：综而论之：北方之俗，大体质朴厚重；而河东俭啬，幽、冀椎鲁，齐、鲁文儒，缘边之地，多尚武节，又各因其所处之境而殊；大致尚与《汉志》所言相类，然如邺都为都邑所在；梁郡则菁华已竭，褰裳去之；而其风气亦即随之而异，则又可见风俗之随人事而变迁者为不少矣。以大体言之，北方之文教，可谓颇有增进。六郡无复寇盗；汲郡之桀惊，化为驯良；青州之侈靡，归于节俭；涿郡、太原，亦日习于文雅；皆其验也。江、淮之俗，本称劲悍。自晋室东渡，衣冠之族，为土人所慕效，武风乃渐就衰颓。后世江域之风气，转较河域为弱，盖始于此。然如京口之习兵，荆域之狎于水战，其流风遗烈，盖犹有存焉。《记》曰：“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而流示之禽，而盐诸利，以观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贪其得，故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古于生活大有关系之事，必有大祭，聚众既多，则因以习武，牵钩、竞渡，其原皆出于此，云以追屈原等，则附会之谈耳。淮南则因丧乱而习于战斗。《晋书·伏滔传》：滔从桓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以淮南之多叛，归咎于其地之人，可谓因果颠倒矣。《齐书·地理志》：刘毅复镇姑孰，上表曰：“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惟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可见其致此之由。当时南风之强劲，实不在北方之下。使能善用之，夫岂五胡所能格？惜乎政柄迄在北来贵族之手，淫靡脃弱，徒作新亭之对泣也。蜀为沃土，故其民耽于逸乐而颇尚文。其地阻塞，故安土而不乐与外境往来。民不习战而即安，故有割据其地者，其人皆不能抗，然割据者亦不能用其人以有为也。此时代中，汉族与异族，关涉最繁。异族众多之区，汉族亦间染其习尚，如雕阴等郡则是。然以大体言之，固皆异族同化于我，彼之风俗，终不能以久存矣。殊方之俗，至此时始见记载，如竞渡至此始见正史。可见彼我交涉之繁。此等风俗，其后有遂不可见者；如畜蛊之俗，据《隋志》，今江西地方最盛，后世则惟西南诸省有之矣。亦有久存而并为汉人所效法者，如竞渡即其一事。然亦全非故意矣。风气之迁移，必随乎生计。汉族资生之法，较诸异族，演进实深，彼我相遇，彼自不得不舍其旧而从我。自蜀至于豫章，皆女劳而男逸，此盖浅演之世，女事生产，男事战斗，其后干戈日澹，而男女职业，不复转变使然，此亦一种社会组织也，而其后遂不可复见，杜甫《负薪行》咏夔州之俗云：“土风坐男使女立，应门当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又云：“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则至唐世犹有其风，然虽有存焉者寡矣。而蜀人之处边郡者，且能规固山泽，役使夷獠，可见生计之变迁，彼皆舍其旧而从我矣。资生之法变，则日用行习，一切随之而变，而风气迥殊矣。野蛮社会，人皆讥为野蛮，实则其组织自有法度，相处乃极安和，而文明社会，则适与之相反，风尚迁流，俗亦随之而薄，固其所也。此亦一古今之升降也。特世鲜通方之士，于我之古变为今，则哀之惜之，于彼则庆其自野蛮进于文明，自诩牖启之功，且以是为彼幸，为可笑耳。南北分疆之世，华夷错处之时，际会之区，风气自极错杂，《梁书·太祖五王传》：南平元襄王伟之子恭，除雍州刺史，太宗手令曰：“彼士流肮脏，有关辅余风；黔首捍格，但知重剑轻死；降胡惟尚贪惏，边蛮不知敬让。”可以见其一班。一统之后，乃稍归于一焉，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斯时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见之渐见融和。吴亡之后，叛晋者之多，已见第三章第九节。《晋书·周浚传》云：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问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戏之曰：“吾固疑吴无君子，而卿果吾乡人。”陆玩者，机之从弟，元帝引为丞相参军，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 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王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旁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丘灵鞠乌程人。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辈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齐书·文学传》。观此数事，当时南北人士相疾之情，实不可谓之不深刻。案是时北人岐视南人颇甚。《晋书·儒林传》：文立，蜀时游太学，师事谯周。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又以立为散骑常侍。是晋之于蜀，颇能收用其人。乃吴亡则大不然。《顾荣传》云：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薛兼传》云：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此皆南士之宜见收用者也。乃《贺循传》言：循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前烝阳令郭讷，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顾荣传》：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荣惧及祸，以情告友人长乐冯融。融为荣说冏长史葛屿曰：“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陆晔传》曰：太兴元年（318年），元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齐书·张绪传》：太祖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坐，启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沈文季传》：世祖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合第三章第九节所引刘颂、华谭之言观之，可见北人岐视南人之甚。此固由朝士把持权利之私，然南北意见，未尽融和，亦必不能为之曲讳；抑北人之岐视南人，此等成见，或且隐为之祟也。自元帝东渡至陈末，历二百七十年，岁月既深，侨居者渐成土著，而此等意见，寖以消融矣。此亦我民族合同而化之一重要关键也。

异族既已同化，则习焉而忘其初相处之难，遂忘古人提携诱掖之劳，此亦未足知人论世也。今试引二事，以见当时异族风气与汉人相去之远。《齐书·焦度传》曰：南安氐人也。明帝时，补晋熙王燮防，随镇夏口。武陵王赞代燮为郢州，度仍留镇。沈攸之大众至夏口，将直下都，度于城楼上肆言辱骂攸之，至自发露形体秽辱之，故攸之怒，改计攻城。后度见朝廷贵戚，说郢城事，发露如初。杨大眼者，武都氐难当之孙也。仕魏，以勇名。《魏书》本传云：大眼妻潘氏，善骑射。战阵游猎之际，大眼令潘戎装，或齐镳战场，或并驱林壑。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时指之谓人曰：“此潘将军也。”大眼有三子：长甑生，次领军，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大眼徙营州，以钟离之败，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潘在洛阳，颇有失行。及为中山，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勋，起为试守中山内史。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言之于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杀之。后娶继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问印绶所在。时元始怀孕，自指其腹，谓甑生等曰：“开国当我儿袭之，汝等婢子，勿以为望。”甄生深以为恨。及大眼丧将还京，大眼为荆州刺史死。出城东七里，营车而宿。夜二更，甑生等开大眼棺。延宝怪而问之。征南射杀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弯弓射之。甑生曰：“天下岂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左右扶掖以叛。奔于襄阳，遂归萧衍。此等举动，自汉人观之，直是匪夷所思，无怪当时暴主如石虎、高洋辈，淫虐出人意外也。使其洗心革面，岂易事哉？

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阀之制（上）

魏、晋、南北朝之世，崇尚门阀之风极盛。论其事者，以唐柳芳为最详，今录其辞如下：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所记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左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官，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众矣。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然则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桀，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分别贵贱、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又诏代人诸胄，初无族姓，其穆、陆、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视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昏姻而有别。山东之人质，故尚昏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昏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适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敝，

则失其所尚矣。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昏者，人道大伦。周、汉之官人，齐其政，一其门，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诸姓纷乱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唐书·儒学·柳冲传》。据其所说，魏、晋已后士庶之别，实原于古封建之世。封建之世，士庶之别，本自釐然，秦并六国，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其等级业已夷灭。汉高祖起徒步，有天下，亦未尝复张其焰。然此特法律如是。古士庶之别，在民间实不得遽泯；而强宗大家，尤为人所尊敬，则政令初无如之何。惟习为故常之事，每为论议记载所不及，故后之读史者，遂觉两汉之世，社会平夷无等级耳。东汉季世，九域分崩，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士流播迁，皆失其所。凡在一地方习为人所尊敬者，易一地焉则人莫之知，乃不得不高标郡望，以自矜异。亦会其时，五胡云扰，异族纷纷，入据中国，神明之裔，耻胤胄之淆杂，而欲明其所自出者，亦或有之。然其关系，恐尚较本族之中士庶之别为浅。以当时人士，区别士庶之见颇深，而民族之义，则尚未昌明也。此等风气，使无法令以助长之，维持之，亦或不旋踵而灭，而九品中正之制，适起于此时；他法令之区别士庶者，又随之而俱起；则虚声与实利相合，而其势益盛，而其阅时亦益久矣。然社会组织，既与封建之世殊科，区区政令之力，又安能逆之而行？胙土之制既废矣，同出一祖者，已不复能相维相系，安得不尚外族而后本宗？官人必取其才，安能常先适长而后庶孽？有权利者必为人所附，安得不崇冠冕、右贵戚；崇冠冕、右贵戚矣，略伉俪慕荣华，徇势利忘礼教之弊，又安得而不作乎？犹欲如封建之世，以士族为国之桢干，民之表率，安可得哉？乔木世臣，自孟子已慨其无有，况于千载之后乎？柳芳之见，亦适成其为柳芳之见而已。晋、南北朝之世，盖古封建遗孽回光返照之时也。

其所以能为是回光返照者，实以其冯藉政权之故。政权之冯藉，自以选举为大。《魏书·刘昶传》：高祖临光极堂大选，曰：“朝因月旦，欲平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今班镜九流，清一朝轨。”《韩麒麟传》载高祖与其子显宗及李冲、李彪等论议，其意亦同。孝文虽渴慕中华，究系虏主，而其言如是，中国人之见解，可以概见。斯时操选举之权，史称其能不偏于贵胄者，固非无人，然因“家世贵显，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者，《梁书·王暕传》谓暕之语。恐实多矣。贵胄出身既优，《晋书·阎缵传》：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间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梁书·张缅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宋书·江智渊传》：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固辞不肯拜。《梁书·王筠传》：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美，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将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北史·穆崇传》：孝文欲以崇玄孙弼为国子助教，弼辞以为屈。帝曰：“朕欲敦厉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帝曰：“朕与卿作州督，举一主簿。”即命弼谒之。因为帝所知。此皆贵胄出身习于优异之事。《梁书·王僧虔传》：迁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分支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是贵胄之中又有高下也。《齐书·王晏传》：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议谥，上欲依王导，谥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已来不加素族。”则并虚名亦不相假矣。《梁书·文学传》：庾于陵拜太子洗马。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可见族望逊者膺清选之难。入官之年又早。《梁书·武帝纪》：上表请立选簿云：“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此实巨蠹，尤宜刊革。”然天监四年正月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齿。”则其制实未革也。《张缅传》：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缅弟缵，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可见贵胄出仕之早。庶族则虽抱异才，执政柄，仍为人所轻视；《晋书·张华传》：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蔡兴宗之位望，不为不高，然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则当时庶族，虽居高位，握重权，其分望究与贵胄有异也。齐高帝大渐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而梁王琳谓李膺曰：“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宜矣。《齐书·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

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可见庶族之自视欿然也。其平流而进者，则内而丞、卿、曹掾，《魏书·张普惠传》：任城王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良吏传》：窦瑗，除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与轻之。《北史·赵隐传》：齐文襄为尚书令，沙汰诸曹郎，隐以地寒被出。按隐即彦深，避齐庙讳，以字行。《吕思礼传》：普泰中，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寻以地寒被出。外而州郡佐吏，《晋书·石苞传》：孙铄，河内怀人也。少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不与铄同坐。奋大怒，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郭奕传》：咸宁初，迁雍州刺史。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奕用为别驾。含后果有名位，时以奕为知人。《忠义传》：易雄，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宋书·孝义传》：郭世道子原平。会稽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蔡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长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智会上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又：吴逵，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梁书·杨公则传》：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北史·贾思伯传》：弟思同，初为青州别驾。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苏绰传》：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县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文苑传》：樊逊，字孝谦。崔暹大会客，大司马襄城王旭时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逊曰：“此人学富才高，兼之佳行，可为王参军也。”旭目之曰：“岂能就邪？”逊曰：“家无荫第，不敢当此。”天保八年（557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案《梁书·武帝纪》：天监五年正月朔，诏凡诸郡国，旧邦族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七年（508年）二月，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此所搜荐者，亦必多衣冠中人。《齐书·王琨传》：琨出为会稽太守、本州中正。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谓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当时贵胄之与寒贱，出身之优劣，岂可以道里计邪？亦无不为人所挤排。《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472年）六月，诏曰：“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而韩显宗上言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第，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可见门尽州郡之高为实语，才极乡闾之选为虚言矣。秀孝察举，虽不限于未仕，究以未仕及仕而未达者为多，其为门望所占如此，寒贱宁复有奋扬之路？梁初钟嵘上言：吏姓寒人，惟当听极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陈世，章华以素无阀阅，遭朝臣排抵，除太市令。见《陈书·传縡传》。魏孝文以李彪为秘书令，至特为之下诏。寒族登进之艰可知。若夫执技事上之流，限其所至之途尤酷。魏太和元年（477年）诏：户内有工役者，惟止本部丞已下，不得或染清流。已云酷矣。甚至如真君五年（444年）之诏：百工技巧、驺卒子息，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并其乡学之途而绝之焉。蒋少游因工艺自达，高允、李冲皆右之。高祖、文明太后谓百官曰：“本谓少游作师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少游卒不迁移。张景仁实强毅有为，而史谓其“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讥议之意显然。《颜氏家训·杂艺篇》言：吴郡顾士端父子、彭城刘岳，并妙丹青。士端父子，常被梁元帝所使，每怀羞恨。

岳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岂见此耻？又言琴足畅神情，惟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当时士大夫，视曲艺之士，为何如哉？

世业之制破，则职业无复制限，人得尽其才性，以各赴其所长，此实古今之一大变，今之远胜于古者也。乃至南北朝之世，犹有欲行管子四民异居之说者，泥古而不察实，亦足异矣。魏孝文之迁洛也，韩显宗上言曰：“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称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粱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原，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其言所就系于所习，诚与今教育家言教育当改造环境之义合，然百工伎作，何故当限其所至？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又岂易强之以其所不欲，以就世业邪？

当时高门，皆不服役，故籍有黄白之别，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黜越为役门。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启太祖求复次门。许之。所谓次门，盖尚克邀免役之宽典者也。兵亦役之一，故军户亦为贱辱，别于论兵制时详之。又刑罚亦因贵贱而异施。《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曰：“夫狱讼惟平，画一在制。虽恩家得罪，必宜申宪，鼎姓诒諐，最合从网。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宗。”此法同而用之有异者也。《幸臣传》：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魏书·源贺传》：贺子怀，景明二年（501年），征为尚书左仆射。时有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役。源奏曰：“守宰犯法，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伏寻条制：勋品已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案事条：侵官败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乖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罚不等。”书奏，世宗纳之。此等则立法亦有偏颇矣。

车服之殊，古本用以别贵贱。当时之人，既视士庶等级，判然不同，则其视车服之殊，自亦以为应然之事。《晋书·良吏传》：王宏，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绩。《齐书·明帝纪》言：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书·良吏传》：沈瑀起为余姚令。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邪？”悉使着芒屩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相榜棰。史言：“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可见当时视此等度制，不以为非，故怨家不得而中之也。张祚禁四品已下不得衣缯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车马。苻坚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国卿。黄门侍郎程宪言于坚。坚于是推检引掇等为国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慕容熙之败也，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至巨万。行货于冯跋吏部尚书马弗勤。弗勤以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跋虽原马弗勤，而以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命东市考竟。则虽偏隅小国，法令且甚峻切矣。

车服既殊，起居动作之间，庶族自不得与贵胄并。《齐书·东昏侯纪》言：帝每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随，士庶莫辨，则其本有辨可知。《梁书·文学传》：王籍以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则当时士大夫徒行者甚少。杨晫以陶侃州里，与同乘见顾荣，而人讥其与小人共载，宜矣。《宋书·后妃传》：路淑媛，孝武帝母。弟子琼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常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南史·僧达传》云：琼之太后兄庆之孙。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又《张邵传》：子敷。中书舍人狄当、狄当作秋。《蔡兴宗传》《陆慧晓传》《恩幸传叙》皆作秋。《广韵·秋字注》：“又姓，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又《蔡兴宗传》：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南史》作中书舍人弘兴宗，盖传写之误，观下文言“弘还”与《宋书》同可知。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君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此八字，南史作“至是兴宗复尔”六字。《南史·江斅传》：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时人重斅风格，不为权幸降意。此数事相类，庸有附会之谈，然当时必有此等事，则可知也。纪僧真等犹曰佞人，案《南史·江斅传》言：僧真容表有士风，《齐书幸臣传》亦云：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则其人亦必非无可取也。徐爰则被服儒雅，乃宋文帝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然则学问文章，举非所尚，而惟门第之崇矣。《晋书·列女传》：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太傅繇曾孙也。浑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虽贵门，与郝雅相亲重。郝不以贱下琰，琰不以贵陵郝，时人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云。《魏书·公孙表传》：初表与渤海封恺友善。后为子求恺从女，恺不许，表甚衔之。及封氏为司马国璠所逮，太宗以旧族欲原之，表固证其罪，乃诛封氏。表第二子轨，终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叡。轨弟质第二子邃。邃、叡为从父兄弟，而叡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县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势利之见，存于骨肉之间，异哉！

《晋书·郗鉴传》：鉴陷于陈午，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鉴不许，及是，实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实大惭而退。《齐书·王僧虔传》：徙为会稽太守。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稽，请假东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孙敻奏僧虔前莅吴兴，多有谬命，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委州检削，坐免官。《南史·袁粲传》：大明七年（463年），皇太子冠。上临宴东宫，与颜师伯、柳元景、沈庆之等并樗蒲。愍孙劝师伯酒，粲少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孙。师伯不饮。愍孙因相裁辱，曰：“不能与佞人周旋。”师伯见宠于上，上常嫌愍孙以寒素陵之，因此发怒，曰：“袁濯儿不逢朕，粲父名濯。员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将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孙色不变。沈、柳并起谢，久之得释。此等事史并以为美谈，实亦客气用事耳。《朱异传》：异轻敖朝贤，不避贵戚。人或诲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实亦恃枯骨而骄人者，有以自取之也。宋武帝微时，王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见《魏书·王慧龙传》。又《南史·庾悦传》：累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初刘毅家在京口，酷贫。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悦为司徒右长史，与府州僚佐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并贫踬，营一游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不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时众人并避，惟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将府。深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毅之挫折悦，庸或以非己党，欲去其权，然当时贵人，任意而行，贾怨寒士，自所不免也。

欲使族姓贵贱，恒久不变，则必婚姻不通而后可。故当时士庶之族，通婚颇难。《陈书·儒林传》：王元规，太原晋阳人。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欲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昏非类？”母感其言而止。《魏书·崔辩传》：孙巨伦，有姊明惠，有德行，因眇一目，内外亲族，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观此二事，可知当时贵胄，不肯苟婚庶姓。《宋书·褚叔度传》，谓诸尚公主者并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魏孝文帝以诸王婚多猥滥，为咸阳王禧聘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聘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聘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聘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聘荥阳郑懿女。北齐世宗谓赵郡王叡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崔 传》：一门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 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观此诸事，可知当时帝王之家，求婚望族之切。然《梁书·王峻传》：峻子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县主，不惠，为学生所嗤，遂离昏。峻谢王。王曰：“此是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构为门户。”则望族之于王室，转不以获居胏胕为荣矣。门望较下之家，尤以结婚望族为至幸。

《北史·孙骞传》：世寒贱。神武赐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又《陈元康传》：左卫将军郭琼以罪死，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神武启以赐元康为妻，元康地寒，时以为殊赏。求之不得，则以为大怨。如前述公孙表之于封氏，即其一事。《北史·崔逞传》：逞六世孙叔义，父休，为青州刺史，放盗魁令出其党，遂以为门客，在洛阳，与叔义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时城阳王徽为司州牧，临淮王彧以非其身罪，数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书而杀之。又《崔 传》：为齐文襄所禁，谓邢子才曰：“卿知我属意太丘不？”子才出，告 子瞻曰：“尊公正应欲结姻于陈元康。瞻有女，乃许妻元康子。”元康为言于文襄，乃舍之。此又以许婚而见德者也。甚有视为盛衰荣辱所关，出死力以争之者。《北史·房谟传》：谟与子结婚卢氏。谟卒后，卢氏将改适他姓。有平阳廉景孙者，少厉志节，以明经举郡孝廉，为谟所重，至是讼之台、府，不为理。乃持绳诣神庙前，北面大呼曰：“房谟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见陵，神而有知，当助申之，今引决诉于地下。”便以绳自经于树。卫士见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诚，命女归房族。观此，而知当时士庶之间，限隔之峻也。至于百工厮养之徒与士民通婚，则法本为之厉禁矣。《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463年）十二月，制皇族、师传、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高祖太和元年五月，以百姓习常，仍不肃改，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十七年九月，诏厮养户不得与庶士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然贪财而与卑姓婚者仍多，见第十七章第一节。乃知社会演进之大势，卒不可逆也。

冢中枯骨，与人生荣辱升沉，关系之密如此，谱牒自不免于诬。《南史·齐本纪》云：“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南史》之言如此，而《齐书·本纪》，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其诬亦可谓甚矣。《陈书·高祖纪》云：“其本甚微，自云汉太丘长寔之后也。”亦为不信之辞。梁武请立选簿表曰：“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言之可谓深切矣。乃其谓俞药曰：“俞氏无先贤，宜改姓喻。”见《南史·陈庆之传》。又何其习于诬罔，恬不为怪也？

门寒者虽或骤贵，仍不免见轻于人。《宋书·袁湛传》：朱龄石伐蜀，使袁豹为檄文曰：“蕞尔谯纵，编户黔首。”《南史·张缵传》：大同五年（539年），武帝诏曰：“缵外氏英华，朝中领袖，司空已后，名冠范阳，可尚书仆射。”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论，而诏有司空、范阳之言，深用为恨。以朱异草诏，与异不平。又《到溉传》：溉掌吏部尚书，时何敬容以令参选，事有不允，溉辄相执。敬容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溉祖彦之，初以担粪自给，故世以为讥云。皆其事也。然亦有世实显贵，妄为人所挤排者。《晋书·杨佺期传》云：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佺期沉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桓玄传》云：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藉华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宋书·杜骥传》：骥高祖预。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晚度北人，朝廷恒以伧燕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躬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梁书·羊侃传》：中大通四年（532年），诏随太尉元法僧北讨。侃曰：“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轻汉。”《魏书·李元护传》：辽东襄平人。八世祖胤，晋司徒、广陆侯。胤子顺、璠，及孙沉、智，皆有名宦。沈孙根，慕容宝中书监。根子后智等，随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数世无名位，三齐豪门多轻之。世族既以把持权利为事，自不免于互相挤排，故位宦深沉，虽冯家世，亦藉人事也。荀伯子

通率好为杂语，敖游闾里，遂失清途。白建虽无他才伎，而勤于在公，以温柔自处。与唐邕俱以典执兵马，致位卿相。诸子幼弱，俱为州郡主簿。男婚女嫁，皆得胜流。平恒三子，并不率父业，好酒自弃。恒常忿其世衰，不为营事婚宦，故仕聘碎浊，不得及其门流。其明验矣。

门第优劣，亦有兼论名德者。《南史·王彧传》：彧曾孙克，仕侯景，景败，克迎候王僧辩。僧辩问克曰：“劳事夷狄之君。”又诮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坠。”《北史·郑羲传》言：“自灵太后豫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正，昏宦无贬于时，有识者咸以叹息矣。”则其本有纠贬可知。此似较专论位宦者为优，然庸流无识，所纠贬者，亦多琐琐末节，无当于出处大节也。《北齐书·羊烈传》：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为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还，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场之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盖讥义云之帷薄焉，窥观女贞，又何关于德业邪？

士庶利权，相去既远，故欲清釐之者，每以招怨。《晋书·慕容宝载记》言：宝以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定士族旧籍，明其官仪。而法峻政严，上下离德，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焉。《宋书·沈怀文传》言：孝武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罚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魏书·道武七王传》：元法僧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虐。杀戮自任，威怒无恒。王、贾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为卒伍，无所假纵。于是合境皆反。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固也，然政令本已非平，而更加之以操切，又曷怪怨叛之起邪？

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语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晋、南北朝之世，所谓世族者，既居于率将之地，则国家之盛衰强弱，恒必由之。乃其人率多呰窳莫能振拔，遂致神州陆沉，久而不复矣。《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则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此辈之见讥于世者，首为其不事事。《梁书》载姚察之论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经。阮孚谓之曰：卿尝无闲暇，不乃劳乎？《晋书·壸传》云：壸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敬弘名裕之，名与宋武帝讳同，故以字行。元嘉三年（426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虽加礼敬，亦不以时务及之。见《南史》本传。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马生郊，宜其然矣。”《何敬容传论》。《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隳废，祸生邻国。”案当时论者，率以政事之败坏，归咎于人主之好用小人，实仍是士族偏私之见。此辈实不可谓无才；抑贵胄既不事事，人主虽欲不用此辈，亦不可得也。参看下引《颜氏家训》自明。是时流风所扇，虽英君、哲相，亦不能免。《南史·郑鲜之传》云：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是虽雄才如宋武，亦未能免俗也。《宋书·袁粲传》云：粲与齐王、褚渊、刘秉入直，平决万几，时谓之四贵。粲间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咨决，或高咏对之。宅宇平素，器物取给。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适。居负南郭，时杖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及受遗当权，四方辐凑，闲居高外，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疏率如此，此粲之所以败也。甚至武人亦沿其流。《宋书·沈演之传》：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自序》：沈林子所著，有《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杜慧度以勋业名，《传》亦云其颇好庄、老。甚至如崔慧景，称兵内向，而顿法轮寺，对客高谈，卒以致败。习俗之误人，可谓深矣。朝士旷职者，多见容恕。《晋书·阮孚传》：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南史·王裕之传》：宋武帝以为道规谘议参军。时府主簿宋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其孙延之，在江州，独处斋内，未尝出户，吏人罕得见焉。延之子纶之，为安成王记室参军，偃仰召会，退居僚末。司徒袁粲闻而叹曰：“格外之官，便今日为重。”贵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记为高，自纶之始也。可谓世有佚德矣。《王球传》：彭城王义康谓刘湛曰：“王

敬弘、王球之属，竟何所堪？施为自富贵，复那可解。”殷景仁卒，球除尚书仆射。素有脚疾，多病还家，朝直甚少。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义恭又面启文帝曰：“王球诚有素誉，颇以物外自许，端任要切，或非所长。”帝曰：“诚知如此，要是时望所归。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任，盖所以崇素德也。”遂见优容。《张率传》：为扬州别驾。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及为别驾，奏事，梁武帝览牒，问之，并无对，但云事在牒中。帝不悦。然亦不闻其有所惩也。即有愿治之主，或加屏弃；《南史·明山宾传》：诏使公卿举士。左卫将军江祏上书荐山宾才堪理剧。齐明帝不重学，谓祏曰：“闻山宾谈书不辍，何堪官邪？”遂不用。又《恩幸传》：齐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惟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持正之士，深致讥平；《梁书·何敬容传》：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侯景传》：陶弘景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卒不能挽滔滔之俗也。当时衣冠中人，亦间有明于政务，勤于职事者。如《宋书·王淮之传》云：曾祖彪之，尚书令。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淮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淮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风味，不为时流所重。撰仪注，朝廷至今遵用之。《梁书·周舍传》云：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何敬容传》云：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敬容处之如初，亦不屑也。然此等人甚少矣。魏寇之动也，梁元帝犹于龙光殿述《老子》义，敌兵至襄阳，乃停讲，旋复续讲，百僚戎服以听。置祸福死生于度外，时人庸或以为高致，然膺民社之重者，其成败利钝，实非徒一身死生祸福之所关，而其轻心掉之，至于如此，尚何言哉？王衍之死也，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桓温曰：“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信矣。此等弊风，前人每蔽其罪于清谈，而溯其原于正始。《日知录》云：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唱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其实正始诸贤，初非无意于天下者，读《秦汉史》所述，已可见之。谈玄亦学问之事，初不必其废事；即晋世所谓名士者，亦或废事或不废事，初非一染玄风，即遗俗务也。如《晋书·羊曼传》曰：“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阮放为宏伯，郗鉴为方伯，胡母辅之为达伯，卞壶

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濌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此中温峤、庾亮、桓彝、郗鉴、卞壸、蔡谟，并功名志节之士也。故以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蔽罪于清谈，溯原于正始，非笃论也。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实当溯其原于千载以前。盖自隆古之世，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等级既分，治人者遂日益纵恣淫佚，而其居心亦日益险诈卑鄙，其体魄遂日以委靡不振，终至于灭亡而后已。此乃一等级之将即消亡，固非一人一事之咎，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晋、南北朝之世，士大夫之恶德，盖有多端。言之深切著明者，莫如葛洪。洪固有心人，其所著之《抱朴子》，《内篇》虽惑溺神仙，《外篇》则实足与王符之《潜夫论》并称也。今试略引其言，以见其时所谓贵胄者之情形焉。其恶德之最浅而易见者，时曰淫酗。《酒诫篇》述其弊曰：“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或登危蹋颓，虽堕坠而不觉。或肆忿于器物，或酗醟于妻子，加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亵严主以夷戮，犯凶人而受困。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棓杖奋而罔顾前后。搆漉血之仇，招大辟之祸。以少陵长，则乡党不相重矣；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推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士不能堪矣；计数深刻，则醒者不能恕矣。其为祸败，不可胜载。”此等情形，设见于今日，宁非极下等无教化之人所为乎？今之论者，每谓“中国人之酒德，远胜于欧、美”，然此实后世之事，若稽诸古昔，则知其淫酗实与欧、美人同，此篇亦可为其证也。此犹可诿曰酒实为之也，而其醒时之悖戾，亦有不减于醉时者。《疾谬篇》曰：“嘲戏之谈，或及祖考，或逮妇女。往者必务其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仇。绝交坏身，搆隙致祸。”此其忿不思难，亦何异于醉客乎？夫行检之不修，实由其居心之不逊。《疾谬篇》又曰：“或因变故，佻窃荣贵；或赖高援，翻飞拔萃；于是气陵云物，步高视远。顾瞻否滞失群之士，虽实英异，忽焉若草。或倾枕而延宾，或称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门以成林，车骑填噎于闾巷。”更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杖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争处端上，作色谐声，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对不退。其行出入也，窄逼之地，耻于分涂，振策长驱，推人于险，有不即避，更加摅顿。”此非子舆氏所谓横逆之来，与禽兽奚择者乎？《刺骄篇》曰：“生乎世贵之门，居乎热烈之势，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便自轩昂，视人犹芥。或曲宴集，管弦嘈杂，后宾填门，不复接引。或于同造之中，偏有所见。复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苞苴继到，壶榼不旷耳。”内贪婪而外悖慢，其恶德为何如哉？其夷居则不务德业，惟事游荡。《疾谬篇》曰：“盛务惟在樗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口不逾绮襦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交际篇》自言：“诸戏弄之事，弹棋、博、弈，皆所恶见；飞轻走迅，游猎遨览，咸所不为；殊不喜嘲亵”，则“亲交辽远”矣。至其党类聚集，则《疾谬篇》又言之曰：“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横拨淼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甚有如《刺骄篇》所言：“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者。其游遨也，则《疾谬篇》言之曰：“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平论美丑。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落拓之子，无骨鲠而好随

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恭。于是要呼愦杂，入室视妻；促膝狭室，交杯咫尺；弦歌淫冶之曲，以誂文君之心；载号载呶，戏谑丑亵，穷鄙极黩。”又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黩，不可忍论。”乃“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酒客酗醟，不知限齐，至有伤于血流，踒折支体者”。此则直当归诸司败，威之齐斧矣。而其时之妇女，亦市也婆娑，习非成俗，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观于此，然后知宋孝武之狎侮，齐文宣之淫酗，宋、齐诸荒主之四出游走，梁世诸王、贵游之扰害人民，以及历朝佞幸之臣之权势熏灼，货贿丰盈，皆非一时之失政，一人之失德，而实为其时贵族社会之通病也。吾故曰：此实自隆古以来，所谓治者阶级，积其纵恣淫欲，将趋于灭亡之候也。

或曰：无礼无义之徒，贵游之中，何世蔑有？安得以此诬当时之名士乎？则试与观当时之所谓名士者，其居心之忌刻，参看第四章第四节论王羲之，第九章第六节论宋明帝。交友之势利，《晋书·郗超传》：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见愔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迁延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接物之狂敖，《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闲事，由此多忤于物。案南北朝时，狂敖之甚者，无过于谢灵运与王僧达，可参看《宋书》本传。立身之无礼，而且无行，《晋书·胡母辅之传》：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子谦之，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辅之正酣饮，谦之窥而厉声白：“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毕卓传》：卓少希放达，为胡母辅之所知。大兴末，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此无礼也。《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则无行矣。《南史·张融传》：永明二年（484年），总明观讲，敕朝臣集听。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难问既毕，乃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为御史中丞到 所奏，免官。《文学传》：谢几卿，性通脱，会意便行，不拘朝宪。尝豫乐游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墟，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若。后以在省署夜著犊鼻裈，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为有司纠奏，坐免官。此皆无礼之尤。徐孝绰与到洽友善，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及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高祖为隐其恶，改妹为姝。坐免官。孝绰诸弟，时随藩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鄙。到氏又写别本，封呈东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开视也。孝绰所携，果妾，高祖当究到洽之诬，不得但改妹为姝。鄙辞累及十事，凡鄙之所羞言，况于士君子邪？此真无行之尤矣。果有以异于乡之所云者乎？为此者果何人哉？《抱朴子·疾谬篇》又曰：“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昏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志通步高，清论所不能制，绳墨所不能弹，遂成鹰头之蝇、庙垣之鼠矣。”其下于此者，《刺骄篇》云：“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后生晚出，见其或以泾清之资，或佻窃虚名，而躬自为之，便谓立身当世，莫此为美。”乃转为其所污染者耳。夫显为名者，未有不阴为利者也。《交际篇》谓此辈“能令壤虫群飞，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为祸福”。《刺骄篇》云：“所惠则得多，属托则常听，所欲则必副，言论则见饶，有患则见救。所论荐则蹇驴蒙龙骏之价，所中伤则孝己受商臣

之谈。”此“小人之赴之”，所以“若决积水于万仞之高堤，而放烈火于云梦之枯草”也。参观第二章第一节所引干宝、潘尼之言，而其所由来，可以思过半矣。

葛氏推原此等弊风，以为皆起于东汉。其所辞严义正、首致其诛者乃为最负高名之郭林宗。《正郭篇》曰：“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见推慕于乱世。所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乎则非所安。”故其“言行相伐，口称静退，心希荣利”。其“名称重于当世，美谈盛于既没”，则“其所得者世共传闻，所失者莫之有识”。“逋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也，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使“世眩名实，大乱滋甚”。“朱家、郭解之乱世，曾不若是也”。葛氏之言如此，可谓禹鼎象物，魑魅罔两，无所遁其形矣。《刺骄篇》又总论之曰：“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敖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背叛礼教，而纵肆邪辟。谗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此则汉世之所谓名士者，何一能免于葛氏之讥乎？吾曹试一按往史，《三国·吴志·诸葛恪传》云：“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魏晋、南北朝使人，每好以口舌争胜，实为无礼之尤。魏孝文使卢昶、王清石聘于齐，谓清石曰：“凡使人以和为贵，勿迭相矜，见于辞色，失将命之体。”其所见，反出于中国君若臣之上也，亦可愧矣。《蜀志·周群传》：蜀郡张裕，先主与刘璋会涪时，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尝衔其不逊，后遂以事诛之。此即葛洪所云好相嘲谑，出辞鄙黩之俗也。《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此即洪所谓狐蹲牛饮，争食竞割者也。又引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此即洪所云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者也。《蜀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云：司马德操尝造庞德公，直其渡沔，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此即洪所谓入门呼奴，入室视妻者也。有一起于正始之年者乎？即谓起于东京季世，亦非其情，此特吾曹之所知极于此耳。同一事也，誉之者则以为名士风流，疾之者则曰“左衽之所为”，“羌、胡猾夏先著之妖怪”，《抱朴子·刺骄篇》。不博考诸家之记载，验以今日之人情，亦安往而能知史事之真哉？

六朝风俗之敝如此，顾论世之士，犹有称道之者，谓其尊严家讳，矜尚门地，慎重婚姻，区别流品，主持清议，皆非后世所能及也。清杨绳武之论，《日知录·正始》条《集释》引之。矜尚门地，慎重婚姻，区别流品，其不足取，读前所述，已可见之。清议之不足尚，当于述选举之时明之。尊严家讳，为时人所谓守礼之一端。六朝士夫，好讲礼学，亦多能宝其刍狗，其人率多以此自矜，其实乃极可笑。夫礼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为人生之轨范耳。既为人生之轨范，则修之必因乎俗。《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已深明之。在晋世，亦惟葛洪，深明此义，《抱朴子·省烦》之篇，实名论也。其言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弥纶人理，诚为曲备，然冠婚饮射，何烦碎之甚邪？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足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跽拜俯伏之无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无事，好古官长，时或修之。至乃讲试累月，督以楚挞，昼夜修习，废寝与食。经时学之，一日试之，执卷从事，案文举动，黜谪之罚，又在其间，犹有过误，不得其意，而欲以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询于刍荛，博采童谣，狂夫之言，犹在择焉，墨子之论，不能废也。但其张刑网，开涂径，浃人事，备王道，不能曲述耳。至于讥葬厚，刺礼烦，未可弃也。自建安之后，魏之文、武，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予以为丧乱既平，朝野无为，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学洽闻之士，才任损益，免于居愚者，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其烦重游说，辞异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无所伤损，卒可断约，勿令沉隐，复有凝滞。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觯之属，衣冠车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宫室尊卑之品，朝飨宾主之仪，祭奠殡葬之变，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礼，皆可减省，务令俭约。夫约则易从，俭则用少；易从则不烦，用少则费薄；不烦则莅事者无过矣，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拜伏揖让之节，升降盘旋之容，使足叙事，无令小碎。条牒各别，易案用今。五礼混扰，杂饰纷错，枝分叶散，重出互见，更相贯涉。曲儒寻案，犹多所滞。驳难渐广，异同无已。殊理兼说，岁增月长。自非至精，莫不惑闷。治之勤苦，妨费日月，废弃他业。长致章句，多于本书。今若次比、删削，息学者万倍之役，弥诸儒争讼之烦，将来达者观

之，当美于今之视周矣。此亦改烧石、去血食之比也。顾其时朝廷之所修，晋、南北朝之世，修礼之盛业，当推梁世之五礼。其事起于齐之永明三年（485年），至梁普通五年（524年）乃成。六年（525年），徐勉表上之。见《梁书勉》及《司马褧》《儒林·贺玚》《处士·何胤传》。礼论先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并为三百卷，见《南史·承天传》。士夫之所守，率多违人情而不可行。《颜氏家训·风操篇》云：“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皆当泣涕，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又云：“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心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飖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又云：“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有故及道遥者，致书可也，无书亦如之。”此等既非人情，于事自亦多碍，不可行也。即以避讳论：闻名心瞿之实不存焉，而以是自矜其知礼，其事已极无谓。乃度责罚之不加，则恣睢而废事；《颜氏家训·风操篇》云：“《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邪？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盖知闻名须有消息，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梁世谢举，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臧逢世，臧严之子也。孝元经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竞修笺书，朝夕辐凑，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此等皆有碍于事。又云：“言及先人，理当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难。江南事不获已，乃陈文墨；须言阀阅，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便尔话说，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人加诸己，则当避之。”此为颜氏所主张，然已不可行矣。《晋书·礼志》：太元十三年（388年），召孔安国为侍中，安国表以黄门郎王愉名犯私讳，不得连署求解。有司议云：“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讳，求解职，明诏爰发，听许换曹，盖是恩出制外耳。而顷者互用瞻式。源流既启，莫知其极。请一断之。”从之。是矣。然《江统传》：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统因上疏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之号，发言所称。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朝廷从之。《王舒传》：舒父名会。舒授会稽内史，上疏辞以父名。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都。《梁书·张稷传》：稷父名永，稷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以郡犯私讳，改永宁为长宁。则因之以废事者，卒不少也。逮富贵之可求，又借之以行谄；《齐书·礼志》：晋武太始二年（266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此已为非礼之礼矣，犹曰皇后之尊也。乃如毛宝子穆之，字宪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讳，故行字，后又以桓温母名宪，乃更称小字。虞预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徐爰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改为爰。荆州人为羊祐讳，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则谄谀已甚矣。遂至有权势者，亦以此求之于人。桓玄平元显后，讽朝廷发诏为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姚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此并非法已甚。《魏书·游肇传》：高肇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魏史于高肇，多溢恶之辞，所云或非其实，然亦当时实有此等事，故得肆其诋诬也。行比于宦官宫妾，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颜氏家训·风操篇》云：“刘绦、缓、绥兄弟，父名昭，一生不为照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是讳嫌名也。古之避讳者，讳其音非讳其义，照岂无昭音乎？是并不达于礼矣。《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

于前。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子炎之罪，理或可恕。”案《神武纪》其父名树，盖其字为后来所制，实非单名树也。《颜氏家训》云：“江南至今不讳字，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晋书·儒林传》：刘兆，字延世，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门人大怒。更可发笑。

而其居心之悖傲、卑鄙，则更甚焉，不亦可羞矣乎？抑礼之非因乎人情者，虽不复足为人生之轨范，然情生文，文亦生情，果为众所共严，犹足维持一时之纲纪，如《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论《后汉书·儒林传赞》之语，虽诬而实不可谓之诬是。此实当时社会仅存一线之纲维也。乃自魏、晋已还，而此藩篱又毁。《日知录》又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嵇绍之父，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非其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亭林所谓亡国，即今所谓王室之兴亡，其所谓亡天下，则今所谓国家、民族之倾覆也。五胡云扰之时，民族实藉国家以自卫，君主则为主权所寄托，而为国家之表征，君臣之义，荡焉如此，国家、民族，安得而不倾覆？本实既拨矣，而以琐琐末节，自矜其知礼，不益可羞矣乎？

当时君臣之义，何以荡焉如是？曰：此贵族争夺相杀必至之符，亦足证吾晋、南北朝士夫风俗之恶，实为其阶级将趋消亡之说也。《齐书·褚渊传论》曰：“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异遇。夫爵禄既轻，有国常选。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其于是时世族徒知自保，蔑视节义之原因，言之可谓深切矣。然若深求其原，则尚不止此。夫君臣之义之最高者，彼此皆有拯民于水火之心，奠国于苞桑之念；或为元首，或为股肱，各因其才，以任其职，志事既彼此相同，死生自不相弃背，此义知之者盖罕。寻常所谓忠君者，则古封建之世，视土地人民为私有，为臣者乃受豢于其君，衣食既见解推，礼貌复云优异，乃为是感激意气之私。世变既殊，土地人民非一人一姓所私有，其义终将昌明而为之君者，亦日益骄淫纵恣，不复能有恩礼于其臣，或且视之如草芥；意气感激之念，复安得存？逐鹿、从龙，同为私利，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固势之所必至也。梁武帝之受禅也，齐和帝之臣颜见远不食而死。武帝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文苑·颜协传》。见远，协之父。不啻明言之矣。丧乱之世，武人秉权，自尤不知忠义之可贵。宋竟陵王诞之叛也，其臣王玙之，五子悉在建业。玙之尝乘城，沈庆之缚其五子，示而招之，许以富贵。玙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获死所耳，安可以私亲诱之？”五子号叫，于外呼其父。及城平，庆之悉扑杀之。沈攸之在郢州，州从事辄与府录事鞭，攸之免从事官，而更鞭录事五十，谓人曰：“州官鞭府职诚非体，要由小人陵侮士大夫。”仓曹参军事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为荣鞭杀录事。攸之自江陵下，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张敬儿将至，人或说之，使诣敬儿降。荣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缓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败见敬儿，敬儿问曰：“边公何

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蕲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欢笑而去，容无异色。泰山程邕之者，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曰：“与边公周旋，不忍见边公前死，乞见杀。”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齐始安王遥光之叛也，府佐司马端为掌书记。曹虎谓之曰：“君是贼非？”端曰：“仆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杀，执送还台。徐世 杀之。《梁书·陆襄传》：父闲，为遥光扬州治中。遥光作乱，或劝闲去之。闲曰：“吾为人吏，何所逃死？”台军攻陷城，闲见执。将刑，第二子绛求代死，不获，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南史》云：闲被收至杜姥宅，尚书令徐孝嗣启闲不与逆谋，未及报，徐世 命杀之。而各忠所事，实有碍于统一，为大君者，又从而摧残之。宋孝建二年（455年），改革诸王车服制度，事见第九章第二节。上讽有司增广条目。奏曰：“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见《宋书·礼志》及《义恭传》。《周书·齐炀王宪传》：开府裴文举，宪之侍读，高祖尝御内殿引见之，谓曰：“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代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耳。”积古所传君臣之义，安得不荡焉以尽？《齐书·王延之传》云：宋德既衰，太祖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延之时为左仆射。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梁书·谢朏传》：齐高帝进太尉，以朏为长史。高帝方图禅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钦属，论魏、晋故事，因曰：“晋革命时事久兆，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帝不悦，更引王俭为左长史。以朏为侍中，领秘书监。及齐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朏阳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

“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言于高帝，请诛朏。帝曰：“杀之则逆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耳。”遂废于家。后复起，为吴兴太守。明帝谋入嗣位，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

，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 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齐书·传》曰：高宗废郁林，引兵入殿，左右惊走报

。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也。《梁书·王志传》：志领右卫将军。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高祖览笺无志署，心嘉之，弗以让也。此曹在当日，已为贤者矣，亦以其时篡夺者率重民望不敢害；又明知此曹无能为，不欲加害；可以沽名，可以避事，而不至于受祸，故相率而为此耳。晋初名士，率计避祸。阮籍之事，已见第一章。《阮孚传》：明帝即位，迁待中，转吏部尚书。及帝疾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咸和初，拜丹阳尹。谓所亲曰：“今江东虽累世，而年数实浅。主幼时艰，运终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将兆乱矣。”遂苦求出。除广州刺史，未之镇卒。而阮放亦以其时求为交州，皆为避祸计也。谢鲲为王敦大将军长史，从容讽议，卒岁而已。敦将为逆，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理？”出鲲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与俱下。史称是时朝望被害，皆为其忧，而鲲推理安常，时进正言，亦以其本不当权，不虞见害，非真能持正犯难也。既避实祸，亦惜虚名，心法相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改。《齐书·孝义传》：乐颐，隆昌末，谓丹阳尹徐孝嗣曰：“外传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举？人笑褚公，至今齿冷。”孝嗣心甚纳之。当时爱人以德之士，所期望于人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其乾没图利者，褚渊母与继母，皆为宋公主，王俭之母亦然；二人又皆尚主；而皆“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梁书·处士·何点传》：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江、河日下之势，尚可以堤防止乎？斯时志节之士，所行亦有足称者，《晋书·张轨传》：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太尉庞参掾。参、贤相诬，罪应死，各引咏为证。咏计理无两直，遂自刎而死。参、贤惭悔，自相和释。《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闭门拒使，参军贺弼固谏。诞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劝弼出降。弼曰：“公举兵向朝廷，既不可从；荷公厚恩，又义无违背；惟当以死明心耳。”乃服药自杀。然究见危授命，抑亦邂逅至此，尚有难言。朱龄石伯父宪及斌，并为袁真将佐。桓温伐真，真以宪兄弟与温潜通，并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温怒，将斩之。弟冲苦请得免。绰事冲如父。及冲薨，绰欧血而死。此乃意气感激之私，无与于君臣之义也。陶侃，庐江太守张夔召为督邮，迁主簿。会州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晋书·忠义传》：王育，太守杜宣命为主簿。俄而宣左迁万年令。杜令王攸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侪耳，何故不见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鹞乎？”育执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食耳。小县令敢轻辱吾君，汝谓吾刀钝邪？敢如是乎？”前将杀之。宣惧，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亦侃此事之类也。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

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侃少本巧宦，老非纯臣，此之所为，乃正借以行谄耳。《魏书》所载石文德、河中蒲坂人。真君初，县令黄宣在任丧亡，宣单贫无期亲，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持服三年。奉养宣妻，二十余载。及亡，又衰绖敛祔，率礼无阙。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石祖兴、常山九门人。太守田文彪、县令和真等丧亡，祖兴自出家绢二百余匹，营护丧事。邵洪哲、上谷沮阳人。县令范道荣，先自眴城归款，除县令。道荣乡人徐孔明，妄经公府，讼道荣非勋。道荣坐除名。羁旅孤贫，不能自理。洪哲不胜义愤，遂代道荣诣京师，申明曲直。经历寒暑，不惮劬劳。道荣卒得复雪。北镇反乱，道荣孤单，无所归附，洪哲兄伯川，复率乡人，来相迎接，送达幽州。以上皆见《节义传》。杜纂，常山九门人。少以清苦自立。时县令齐罗丧亡，无亲属收瘗，纂以私财殡葬。见《良吏传》。皆以齐民，尽忠守令，此则地方豪民，本有以获接官长为荣者；且可借此以立名，亦非中庸之行也。姚泓将赵玄，与晋将毛德祖战败，被创十余，据地大呼。玄司马骞鉴，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创已重，君宜速去。”鉴曰：“若将军不济，去将安之？”皆死于阵。《晋书·泓载记》。宋武帝讨司马休之，密书招其录事参军韩延之。延之报书曰：“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云。”《宋书·武帝纪》。王僧辩之诛也，所司收僧辩及其子 尸，于方山同坎埋瘗。许亨以故吏，抗表请葬之。乃与故义徐陵、张种、孔奂等相率以家财营葬。凡七柩，皆改窆焉。王琳传首建康，县之于市。琳故吏朱玚，致书徐陵求琳首。仍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权瘗八公山侧。此等虽久要无愧，而昧于民族大义，其愚忠又不足尚也。胡藩参郗恢征虏军事。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藩外兄罗仚生为仲堪参军。藩请假还，过江陵，省仚生。仲堪要藩相见。藩因说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于失职。节下崇待大过，非将来之计也。”仲堪色不悦。藩退，谓仚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祸。若不早规去就，后悔无及。”玄自夏口袭仲堪，藩参玄后军军事。仲堪败，仚生果以附从及祸。义旗起，玄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玄直以马鞭指天而已。于是奔散，相失。追及玄于芜湖。桑落之战，藩舰被烧。义军既迫，不复得西，乃还家。其后复事宋武。盖无所谓公义，亦无所谓私仇，有用之者，则委身焉，败则去之而已。为之君者，不亦难乎？不特此也，袁粲之死也，小儿数岁，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抱以首。晋安王子懋之败，于琳之劝其僚佐陆超之逃亡，超之不可。王玄邈等以其义，欲将还都。超之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当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魏庄帝之败，城阳王徽走故吏寇弥宅。弥怖徽云：官捕将至。令避他所，而使人于路要害，送尸于尔朱兆。然则私恩亦无一足恃者矣。此无他，上下皆怀利以相接也。国家民族之义未昌，而君臣之义先敝，一时之人心，安得不如泛舟中流，靡知所届乎？

凡物之将腐者，未有虫不生之者也；木之既槁者，未有风不陨焉者也。积古相传之世族，既如朽木粪墙矣，遭直时变，安得不随风而靡？梁、陈之际是也。《颜氏家训·涉务篇》曰：“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又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车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乃至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脃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勉学篇》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冯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孤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邪？”观此，可知当时世族之无能，而亦可知其丧乱之际颠覆之惨矣。承平之世，既因通婚、通谱而统系稍见混淆；丧乱之际，又以柔靡痴愚，而地位忽焉降落；恃选举以弋高位，则以其无能大甚，而其制度亦卒不得不变；于是一命以上，皆在选举，实权丧而积古沿袭之虚名，亦卒不可久矣。此亦世变必至之势，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第三节 豪右、游侠

从来为地方人民之患者，莫如豪右及游侠，而二者又恒相结。晋、南北朝，为纲纪废弛之世，故此二者，为患尤甚焉。豪族有由于阀阅者，如《晋书·刘颂传》，言其为汉广陵厉王之后，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是也。有由于多财者，如《忠义传》言：麹允金城人，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是也。又有恃当路之权势者，如《梁书·谢朏传》言：朏弟子览，出为吴兴太守；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子弟专横，前太守皆折节事之是也。《宋书·谢方明传》言：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而《蔡兴宗传》言：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挠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梁书·良吏·沈瑀传》言：余姚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则数者兼有之矣。当时豪族，有从事劫掠与盗贼无异者，如《南史·沈庆之传》言：诸沈为劫首者数十，人士患之，庆之诡为置酒，一时杀之，于是合境肃清，人皆喜悦。《魏书·李安世传》言：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刺史相州。薛道 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 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则豪右、游侠，二者殆不可分矣。贵人子亦有为劫者：《晋书·戴渊传》言：渊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北齐书·毕义云传》言：义云少粗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北史·毕众敬传》言：众敬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此尚其小焉者。其大者，如齐之阿伽郎君，《北齐书·阳州公永乐传》：弟长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殴击行路。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广武王。时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闾肆。后入长弼党，专以斗为事。文宣并收掩付狱。天恩党十余人皆弃市。长弼鞭一百。寻为南营州刺史。在州无故自惊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周之李居士，居士父名昶，在周尚公主，与隋高祖有旧，及受禅，甚见亲礼。居士为太子千牛备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头反缚，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

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趫捷者号为饿鹘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每韝鹰绁犬，连骑道中，殴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者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有人告“居士与其徒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后列队，意有不逊。每相约曰：当为一死耳”。又时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当于京师应之。”帝谓昶曰：“今日之事，当复如何？”昶犹恃旧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狱，补居士党与治之。居士坐斩，昶赐死于家。见《隋书·列女传》。则其为人患尤甚矣。第十二章第五节所述梁诸王事亦此类，可以参观也。

此等豪暴之徒，徒能恃势倚众，犯法陵民，非能结合徒党自成一队，如古所谓隐若一敌国者，实侠徒中之下焉者也。其能如此者，亦自有其人。《晋书·王衍传》：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宫中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豫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郭氏素惮之。衍谓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小损。李阳之势力可想。此等游侠魁首，遭逢丧乱，往往能挺戈而起，如王弥，史言其“少游侠京师”是也。永和中，张琚据陇东，遣使招司马勋，勋复入长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洪知勋惮琚兵强，因说勋曰：“不杀张琚，关中非国家有也。”勋乃伪请琚，于坐杀之。琚弟走池阳，合兵攻勋。勋频战不利，乃请和归梁州。《晋书·济南惠王遂传》。侠徒之为重一方可见矣。职是故，有志于建立勋业者，亦多藉其人以为用。《晋书·祖逖传》云：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居丹徒之京口。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逖自若也。《北齐书·高乾传》：乾父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弟昂，初以豪侠立名。为之羽翼者：刘海宝，少轻侠；东方老，少粗犷无赖，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又《李元忠传》：元忠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焚契免责。其宗人愍，少有大志。年四十，犹不仕州郡，惟招致奸侠，以为徒侣。洛京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门山，潜与刘灵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卢曹等同契。助败，愍遂入石门。高祖建义，以书招愍，愍奉书，拥众数千人以赴。又元忠族叔景遗，少雄武，有胆力。好结聚亡命，共为劫盗，乡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钜鹿太守无为，以臧罪为御史所劾，禁于州狱。景遗率左右十余骑，诈称台使，径入州城，劫无为而出之。州军追讨，竟不能制。由是以侠闻。及高祖举义信都，景遗赴军门。高祖素闻其名，接之甚厚。命与元忠举兵于西山。仍与大军俱会，擒刺史尔朱羽生。又《毛遐传》：遐少任侠。弟鸿宾，尤轻财好施，遐虽早立，而名出其下。又《外戚传》：李延寔长子彧，任侠交游，轻薄无行。尔朱荣之死，武毅之士，皆彧所进。知风尘澒洞之际，侠徒之为用，为不少矣。

游侠之大者，其党羽必散布各地，又必彼此互相交通，故道路艰阻之时，行人往还，或藉其力。房崇吉之南奔，赖张略之得达，已见第九章第五节。元亨父季海，魏司徒、冯翊王。遇周、齐分隔，遂仕长安。亨时年数岁，与母李氏在洛阳。齐神武禁锢之。亨母，魏司空李冲女也。素有智谋。诈称冻馁，请就食荥阳。齐人以其去关西尚远，老妇弱子，不以为疑，许之。李氏阴托大豪李长寿，携亨及孤侄八人，潜行草间，遂得至长安。魏孝庄帝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李元忠。奉绢千余匹。元忠惟受一匹，杀五牛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客。”如言，贼皆舍避。声气之广如此，此周亚夫得剧孟，所以若得一敌国欤？

侠徒之所以为侠，穷其本原，则既不能勤事生产，又不能淡泊自甘，乃不能不犯法以求食而已。捍法非一人所能为，则不得不相要结；欲相要结，则盗亦有道，又不得不互相振赡；此古今一辙者也。《魏书·薛安都传》：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厩。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满其庭。又《裴延儁传》：延儁从孙庆孙，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在郡之日，值岁饥凶，四方游客，常有百余，庆孙自以家财赡之。《冯元兴传》：家素贫约，食客恒数十人，同其饥饱，曾无吝色。《北史·房法寿传》：少好射猎，轻率勇气，结诸群小为劫盗。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后以母老，不复应州郡命。常盗杀猪羊以供母。招集勇士，恒有数百。及降虏，虏给以田宅奴婢，亲旧宾客，率同饥饱，坎壈常不丰足。《毛遐传》：世为豪右，赀产巨亿，士流贫乏者，多被振赡。故中书郎檀翥、尚书郎公孙范等，常依托之。至于自供，衣食粗敝而已。鸿宾，昆季之中，尤轻财好施。尔朱天光自关中还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将自随。鸿宾亦领乡中壮武二千人以从。洛中素闻其名，衣冠贫冗者，竞与之交。寻拜西兖州刺史。羁寓倦游之辈，四坐常满。鸿宾资给衣食，与己悉同。私食不足，颇有公费。《周书·韦祐传》：少好游侠。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正光末，四方云扰，王公避难者或依之，多得全济。此等皆侠徒之本色，不如是，殆不足为侠也。既如是，安能不取非其有，此其所以终不免为盗跖之居民间者欤！亦有能振施而不为轻侠者：《晋书·隐逸·刘驎之传》云：驎之虽冠冕之族，而信义著于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于阳岐，在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凡人致赠，一无所受。去驎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直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此事甚类侠者之所为，然驎之名列《隐逸》之传，则非为侠者也。其汉郑当时之流乎？盖尚不逮王丹？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三节。然较诸盗跖之居民间者，则自贤矣。

能裁抑豪强者，莫如宋武帝，已见第九章第七节。《晋书·张辅传》：补蓝田令，不为豪强所屈。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宗妇族也，僮仆放纵，为百姓所患。辅绳之，杀其二奴。又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一县称之。转山阳令。太尉陈准家僮暴横，辅复击杀之。蔡兴宗守会稽，亦能绳之以法。谢览守吴兴，黄睦之子弟来迎。览逐去其船，杖吏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沈瑀为余姚令，虞氏非讼诉无所通。召县南豪族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李安世设方略，诱李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泉企除东雍州刺史。部民杨羊皮，太保椿之从弟，恃托椿势，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治之，将加极法。杨氏惭惧，宗族诣阁请恩。自此豪右屏迹，无敢犯法。此皆能不畏强御者。《周书·宇文贵传》：除益州刺史。先是蜀人多劫盗。贵乃召任侠轻健者，署为游军，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颇息。又《韩襃传》：出为北雍州刺史。州带北山，多有盗贼。襃密访之，并豪右所为也。阳不之知，悉召桀黠少年，素为乡里所患者，署为主帅。分其地界，有盗发而不获者，以故纵论。诸被署者莫不皇惧。皆首伏曰：“前盗发者，并某等为之。”所有徒侣，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隐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襃乃取盗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门曰：“自知行盗者，可急来首，即除其罪。尽今月不首者，显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赏前首者。”旬月之间，诸盗咸悉首尽。襃取名簿勘之，一无差异。并原其罪，许以自新。由是群盗屏息。此亦能以方略除盗者也。然良有司不易得，欲以是绝其根株，难矣。《魏书·太宗纪》：永兴五年（413年），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崔玄伯传》云：太宗以郡国豪右，大为民蠹，乃优诏征之。民多恋本，而长吏逼遣。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太宗引玄伯及安同、叔孙建、元屈等问曰：“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诛，朕欲大赦以纾之，何如？”屈对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赦而不改，诛之不晚。”太宗从之。即永兴五年事也。可见普加诛翦之不易矣。《梁书·良吏·何远传》：迁东阳太守。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细民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南史·范云传》：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辄共杀害，不则逐之。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迁广州刺史。时江祏姨弟徐艺为曲江令，祏深以托云。有谭俨者，县之豪族，艺鞭之，俨以为耻，至都诉云，云坐征还下狱。然则无论德化刑威，良吏之得行其志，要不易也。

第四节 奴、客、部曲、门生

奴婢有官私之别。官奴婢在平世，皆以罪没入。争战之世，亦兼以俘虏为之。《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十四年（389年）正月，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是也。又以之充军赏，诏又言“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是也。终南北朝之世，屠戮丁男，而以老弱妇女充赏者极多。桓温禽袁瑾，瑾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桓玄之败也，其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伎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人有所获。《晋》《宋书·五行志》。陈武帝之破齐军，以赏俘贸酒者，一人裁得一醉。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吕弘之败，吕纂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姚弼攻秃发傉檀，州人王钟等密为内应，傉檀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乐都之溃，傉檀喻其众曰：“若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抱中？”赫连勃勃兄子罗提攻姚兴将姚都于定阳，克之，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观此等记载，可见当时以俘虏充赏者之多。宋孝武帝克广陵，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论者以为至酷，其实孝武特不应以此施诸本国之民，至以此施诸敌国者，其事初不可一二数也。疆场之间，战阵之际，将帅以抄略自利者亦多。魏济阴王小新成之子丽，为秦州刺史，讨破吕苟儿、陈瞻，枉掠良善七百余人，则其一事。《北史·李崇传》：孝文初，为荆州刺史。边戍掠得齐人者，悉令还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许人。两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周书·韩襃传》：保定三年（563年），出为汾州刺史。先是齐寇数入，民废耕桑。襃伏击之，尽获其众。故事：获生口者并囚送京师。襃奏请放还，以德报怨。有诏许焉。自是抄兵颇息。此等事不易觏矣。

以俘虏作奴婢者，尤莫如索虏之酷。魏初用兵，本为俘掠，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其时以奴隶若隶户为赐者即甚多。后来吞并割据诸国，世祖之攻赫连氏及冯文通，皆以生口班赉，见《魏书·本纪》始光四年正月、五月，神 三年（430年）十一月，延和元年（432年）八月。《高宗纪》：兴安二年（453年）十二月，诛河间鄚民为贼盗者，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则不惟施之敌国，亦且施之本国之民；不惟施之反叛，亦且施之盗贼矣。及其入犯中国，亦多如是。《世祖纪》：真君十一年（450年）四月，正平元年（451年）三月，皆以南伐所获生口为赐。《高祖纪》太和三年（479年）六月，五年（481年）四月亦然。十八年（494年）十二月，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十九年（495年）二月，车驾至钟离，军士擒萧鸾卒三千，帝曰：“在君为君，其民何罪？”于是免归；此盖一时之措置。故其后世宗永平元年（508年）十二月，肃宗熙平元年（516年）三月，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正月，即复以县瓠、硖石、寒山之俘分赐矣，皆见《纪》。段韶破东方白頟，显祖以吴口七十为赏，见《北齐书·韶传》。尉迟迥之陷蜀，吏人等各令复业，惟收僮奴及储积，以赏将士，在虏之用兵，实为罕见。盖以蜀地险阻，虑其复叛也。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其平陈也，敕有司曰：“亡国物我一不以入府。”然犹大陈奴婢、货贿，令王公、文武以射取之。积习之难改，可谓甚矣。事见《隋书·韩擒虎传》。其尤甚者，则为青、兖及江陵二役。慕容白曜陷无盐，即欲尽以其人为军实，以郦范言得免。及青、兖州陷，卒徙其民望于下馆，置平齐郡以居之，其余则悉以为奴婢，分赐百官焉。江陵之陷，于谨选男女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悉杀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是役也，谨获赐千口。长孙俭以元谋，亦获赐三百口。谨子翼传云：谨平江陵，以所赐得军实分给诸子，翼一无所取，惟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别待遇之。《唐瑾传》云：瑾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江陵既平，衣冠、士伍，并没为仆隶。瑾察其才行，有信善者，辄议免之。赖瑾获免者甚众。时论多焉。《隋书·艺术·庾季才传》言：郢都之陷，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周文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缙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耳。”太祖乃悟，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然则以儒为驱，正不待胡元之入，而后有此酷矣。《周书·武帝纪》：保定五年（565年）六月，诏有“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之言。建德元年（572年）十月，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然至六年（577年）十一月，仍有“平江陵之日，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之诏，则其前此之令，未能尽行可知

也，亦云酷矣。然沈璞之守盱胎，臧质收散卒千余人向城，众谓璞勿受，而璞叹曰：“贼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宋书·自序》。则儒之为驱，已为有幸矣，民族可无武备以自卫哉？

民间私奴，多因贫穷而鬻卖。《晋书·惠帝纪》：元康七年（297年），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陶回传》：迁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鬻卖，以拯一时之急。盖卖买奴婢，法本有禁，凶荒之际，鬻卖者多，禁之既力有所穷，又不能纵而不问，乃为是权宜之计耳。其平时民间鬻卖，不至彰著耳目者，则法之置诸不问久矣。故其事之见于史者颇多。《晋书·忠义传》：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欷歔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齐书·孝义传》：公孙僧远，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吴康之妻赵氏，父亡弟幼，值岁饥，母老病笃。赵诣乡里自卖，言辞哀切。乡里怜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吴达之，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与之同财共宅。《南史·孝义传》：朱文济自卖以葬母。《周书·王德传》：子庆，小名公奴。初德丧父，家贫无以葬，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因遭兵乱，不复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庆。皆其事也。鬻卖之多者，皆在兵荒之时。如《魏书·岛夷传》言：侯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陈宝应因东境饥馑，平民男女并皆自卖，多致玉帛子女是也。详见第十三章第七节。国家亦间有救正之策，如姚兴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是，然其效盖微矣。

鬻卖之外，又有以人为质者，亦谓之贴。《晋书·桓冲传》云：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

《宋书·何承天传》言：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齐书·孝义传》：公孙僧远弟亡无以葬，身自贩贴与邻里，供敛送之费。《良政传》：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皆其事也。《齐书·陆澄传》：扬州主簿顾测，以奴就澄弟鲜质钱，鲜死，子晖诬为卖券，合第十七章第一节所述杨元孙以婢贴与黄权之事观之，可知卖与质之别也。

以力胁迫人为奴婢者曰掠。既胁迫之，而又鬻卖之以取利曰掠卖。大者如熊昙朗之缚卖居民，见第十三章第七节。小者如《南史·柳仲礼传》言：其弟敬礼，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是也。亦有身为官吏，而为此不法之事者。如《魏书·酷吏传》“羊祉为秦、梁二州刺史，坐掠人为奴婢，为御史中丞王显所弹免”是也。据《魏书·刑法志》：“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和卖人法盖不能尽治，掠人及掠卖人，则尚不能置之不问。《北史·高谦之传》：谦之弟道穆，正光中为御史，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为憾。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会谦之家奴诉良，神轨左右之。人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太后发诏，于狱赐死。此事虽出搆陷，然合羊祉之事观之，可见胁迫人为奴婢者，其罪甚重也。然官吏之不法者仍多。元暹为凉州，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魏书·景穆十二王传》。邢峦在汉中，因百姓去就，诛灭齐民，籍为奴婢者二百余口。冯熙为州，取人子女为奴婢，有容色者，则幸之为妾。此皆罪不容于死，然法固不能尽治也。因之掠卖人之事颇多。丧乱之际，虽贵胄亦不得免。如晋惠帝贾皇后女临海公主，洛阳之乱，为人所略，传卖与吴兴钱温是也。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镇建康，主诣县自言，元帝为诛温及女。亦可慨矣。

古之有奴婢者，皆使事生业，故其数可以甚多，说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晋、南北朝之世，犹有此风。石崇之败也，有司簿阅，仓头八百余人。刁协孙逵，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陶淡家累千金，僮客百数。谢混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东乡君薨，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详见第十七章第二节。沈庆之奴僮千计。魏咸阳王禧，奴婢千数。高崇家资富厚，僮仆千余。王叡子椿，亦僮仆千余。赵黑及张宗之之后，皆家僮数百。老寿败后，妻常氏，收纪家业，稍复其旧，奴婢尚六七百人。北齐娄提，昭之祖。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周薛善家素富，僮仆数百人。此中除一二豪侈之士，庸或多以之供使令外，如石崇等。使事生业者必多。故奴婢多者田业亦多。《陈书·程灵洗传》，言其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伎妾且然，况于奴婢乎？中人之家，则大抵有奴婢一二十人。王僧达请解职，自言“婢仆十余，粗有田入，岁时是课，足继朝昏”；《颜氏家训·止足篇》云：“常以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翄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分求之。”是其证。陶潜与子书曰：“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此则家无仆役者。设有所蓄，亦不过一二人。又不逮中家之业矣。

私奴中亦有佳人被抑者。《晋书·熊远传》：远祖翘，尝为石崇仓头，而性廉直有士风，潘岳见而称异，劝崇免之，乃还乡里。《魏书·索敞传》：初敞在州之日，敞敦煌人，凉州平，入魏。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不能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去，为诉理得免。是其证也。

《齐书·萧景先传》：景先遇疾，遗言曰：“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则奴婢之事力作者，初不求其俊巧。然权势之门，不必其皆如是。故《魏书·文苑传》言：温子昇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焉。《北史·恩幸传》言：赵邕以少年端谨，出入李冲家，颇给按摩奔走之役。冲令与诸子游处，人有束带谒冲者，时托之以自通。按摩奔走，盖去奴仆无几？而谒者托以自通，则权势之渐矣。《颜氏家训·风操篇》云：“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僮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中国士大夫之风教，固非虏朝之士所能及也。《魏书·恩幸传》：王仲兴兄可久在徐州，恃仲兴宠势，轻侮司马梁郡太守李长寿，遂至忿诤。可久乃令僮仆邀殴长寿，折其骨。《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之孙诞，为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家之奴隶，悉迫取良人为妇。则更不法之尤矣。

晋、南北朝之世，僮奴多习武事。盖由时值丧乱，畜奴者多武人，又地方豪右，亦藉僮奴以自卫故也。刘伯根之起也，王弥率家僮从之；法秀之乱，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余人，招结奴隶，谋与相应；《魏书·高祖纪》太和五年（481年）。则藉其力且可以为乱矣。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道，直至临海，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灵运非能为乱者，而其声势如此，武人及土豪可知。职是故，当时有奴客者，往往怀不逞之心，而亦易招疑忌。蔡兴宗说沈庆之曰：“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数百。”封士让启斛律光曰：“家藏弩甲，奴僮千数。”胡灵后欲出张烈为青州，议者以烈家富殖，僮客甚多，虑其怨望，谓不宜出为本州，烈，元义党。宜矣。奴既习武，故亦可以从戎。尉迟迥之叛，梁士彦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而身继之，所当皆破，其著者也。职是故，充兵者或以奴自代，而朝廷亦时发私奴从军。《晋书·何充传》：充入领扬州。先是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所谓中兴时已发三吴者？《王敦传》言：“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渊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是其事。其后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武十三王传》。此等勉强不得已之众，束缚驰骤而用之，夫安得不偾事？《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案为奴者为国驱驰，苟非有功，即须仍还奴籍，安足为劝？而为之主人者，又以丧失财产为虑。主奴皆怨，其众复安可用邪？《魏书·高谦之传》：谦之上疏曰：“自正光已来，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阵，惟遣奴客充数而已。”此亦魏之兵力所以不振欤？

兵亦役也。发奴以从军，即责其主出奴以应役也。故亦可发奴以应他役。《晋书·食货志》：咸宁元年（275年）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惠帝本纪》：太安二年（303年），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以给兵廪。《苻坚载记》：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斥卤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赖其利。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二月，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配送司州。此等苟能善用之，似较使从征戍为善也。

奴籍之免除，有行之以政令者。每丁丧乱之后，必多旷荡之恩。《晋书·元帝纪》：太兴四年（321年），诏曰：“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此举固未尝无利其可充征役之心，然大乱之后，被抑者多，为民生计，势亦不得不尔也。周武帝建德元年八月，诏曰：“有刑止刑，以轻代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代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是年十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六年（577年）灭齐，诏：“自武平三年（572年）已来，河南诸州之民，伪齐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是年十一月，又诏：“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宣政元年三月，诏：“豆卢宁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此等行之虽未知如何，以政令论，固为度越前人之举也。至于平时彝典，则为奴婢者，大抵以六十为限，故律、令有妇人六十已上免配之条，《北史·崔仲方传》：仲方从叔昂，从甥李公统，河清元年（562年），坐高归彦事诛。依律：妇人年六十已上免配官。时公统母年始五十余，而称六十。公统舅宣宝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录尚书彭城王浟发其事，竟坐除名。案此事亦见《齐宗室诸王传》，云“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而诏命亦时有免六十已上奴婢之举也。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之诏，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北齐书·孝昭帝纪》：皇建元年八月，诏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为庶人。《后主纪》：天统四年十二月，诏掖庭、晋阳、中山宫人等，及邺下并州太官官口二处，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简放。政令以外，亦有主人自行释放者，不则当以财赎。间有以人赎者，《魏书·崔光传》：皇兴初，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后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赎免是其事。抑勒不许赎者，其罚颇重。《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八月，诏曰：“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或因缘势力，或私行请托，共相通融，不时检校。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今仰精究，不听其赎，有犯加罪。若仍不检还，听其父兄上诉，以掠人论。”可见其一斑也。然被掠者亦须以财赎。吴达之赎从祖弟，已见前。《梁书·文学传》：刘峻，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亦其事也。

赎法亦通行于国际之间。《南史·刘善明传》：泰始五年（470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少立节行，及累为州郡，颇黩财贿。所得金钱，皆以赎母。及母至，清节方峻。《魏书·张谠传》：初谠妻皇甫氏被掠，赐中官为婢。皇甫遂乃诈痴，不能梳沐。后谠为刘骏冀州长史，以货千余匹，购求皇甫。高宗怪其纳财之多也，引见之。时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义。此老母复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费也？”案此可见鲜卑人之思想。《齐书·刘怀珍传》：子灵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没虏。灵哲倾私产赎，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虏主，虏主送以还南。《北史·韦孝宽传》：兄子冲，从元定渡江，为陈人所虏，周武帝以币赎还之。复令冲以马千匹使陈，赎开府贺拔华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还。观此数事，则不论官私奴婢，皆可以财赎，且可公然求之于异国之君，实为国际间明仞之法矣。

《南史·范云传》：云为始兴内史。旧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货之买银输官。云乃先听为百姓志之，若百日无主，依判送台。卖买奴婢，既为法所不许，奴婢逃者，必其主人遇之不善，此当分别情事，或径放免，或则为赎，乃或因以为利，或则抑还其主，亦酷矣。虏以生口为利，故其酷尤甚。《魏书·崔模传》：附《崔玄伯传》。为刘裕荥阳太守，戍虎牢。神 中平滑台，模归降。始模在南，妻张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师，赐妻金氏。生子幼度。

冲智等以父隔远，乃聚货物，间托开境，规赎模归。张氏每谓之曰：“汝父性怀，本自无决，必不能来也。”行人遂以财贿至都。当窃模还。模果顾念幼度等，指幼度谓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辈，令坐致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于我。”乃授以申谟。谟刘义隆东郡太守，与朱修之守滑台，神 中被执入国，俱得赐妻，生子灵度。申谟闻此，乃弃妻子，走还江外。灵度刑为阉人。《隋书·艺术传》：万宝常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然则没虏者虽可以财赎，而依常法并不能得，谋叛走者，则又当身死而刑其家累也，可谓无道矣。

中国人或掠外夷为奴婢，如第十六章第二节所言，南北朝皆有伐僚之事是也。《隋书·苏孝慈传》：兄子沙罗，检校益州总管长史。蜀王秀废，吏奏案沙罗云：秀调熟僚令出奴婢，沙罗隐而不奏，则虏掠之外，并有以人为赋者，其无道尤甚矣。《秀传》：秀废为庶人，幽内侍省，不得与妻子相见，令给僚婢二人驱使，盖尚携自蜀中者也。亦有外夷掠外夷之人，而卖诸中国者，如第十六章第一节所言，慕容廆掠夫余种人，卖诸中国是也。《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并无所取。又《良吏传》：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掠得生口，皆放还家。《魏书·吕罗汉传》：高祖诏罗汉曰：“赤水诸羌居边土，非卿善诱，何以招辑？仰所得口马，表求贡奉，朕嘉乃诚，便领纳。其马即付都牧，口以赐卿。”此并缘边之地，以夷口为利之事，已为无道，若其附塞或居塞内者，既经归化，即为中国边氓，而司马腾乃执卖诸胡以为利，则其无道更甚矣。芮芮之亡也，周文既听突厥之请，缚其主已下三千余人付突厥使斩之，又以其中男已下配王公家，茹柔而嗜利，尚复成何政体哉？

中国人为夷虏奴婢者亦多，第六章第六节所言，吕隆时姑臧被困，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第十六章第六节引《侯莫陈颖传》言胡村厌匿汉人为奴皆其事。《北史·王慧龙传》：崔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慧龙子。从母也，缘坐没官。宝兴亦逃避。未几得出。遐妻时官赐度斤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则赎法亦通行于塞外。然丧乱之际，没身异域而不能归者，必甚众矣。

汉世杀奴婢者，不过先以白官，晋、南北朝之世，盖犹有此习，故孔稚珪杀其兄之妾，亦不过先白太守，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然《宋书·沈文秀传》，坐为寻阳王鞭杀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则似又不能擅杀也。《魏书·高谦之传》：世无髡黥奴婢。常称俱禀人体，如何残害？然《北史·魏本纪》：文帝大统十三年二月，诏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亡罪。又《房谟传》：前后赐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后赐其生口，多黥面为房字而付之。则黥法尚习为故常也。《晋书·王敦传》言：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常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崇传》：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每冬得韭蓱虀。尝与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恺每以此三事为恨。乃密货崇帐下，问其所以。答云：“豆至难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牛奔不迟，良由御者逐不及反制之，可听蹁辕则 矣。”于是悉从之，遂争长焉。崇后知之，因杀所告者。《北齐书·卢文伟传》：子宗道，性粗率，重任侠。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坐。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伎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纪纲废弛之世，人命真如草菅也。

部曲缘起，本因军事，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故当丧乱之际，招募孔多，或藉之以为乱。遥光之叛，欲用遥欣、遥昌二州部曲。桑偃等谋立昭胄，亦以萧寅有部曲，大事皆以委之。皆见第十章第五节。殷琰无部曲，则受制于杜叔宝。见第九章第四节。刘秉之图齐高帝也，其弟遐为吴郡，潜相影响，齐高密令张瓌取遐。诸张世有豪气，瓌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遐召瓌，瓌伪受旨，与叔恕领兵十八人入郡，与防郡队主郭罗云进中斋取遐。遐逾窗而走。瓌部曲顾宪子手斩之。郡内莫敢动者。夏侯夔在豫州七年，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大同四年（538年），卒于州。子譒，少粗险薄行，常停乡里领其父部曲，为州助防。刺史萧渊明引为府长史。渊明彭城战役，复为侯景长史。景反，譒前驱济江，顿兵城西士林馆，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财贷，尽掠有之。渊明在州有四妾，并有国色。渊明没，并还京第。譒至，破第纳焉。有部曲者之足以为患如此。案《齐书·萧景先传》：景先北征，军未还，遇疾，遗言“周旋部曲，还都理应分张，其人旧劳勤者，应料理随宜启闻乞恩”，则部曲本不应传袭，而当时多听其子孙有之，此其所以诒祸也。《梁书·处士传》：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此等人盖不多也。《齐书·李安民传》言，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安民上表陈之，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其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太祖。纳之，诏断众募，固不得不然矣。部曲亦为私属，故亦可以赏赐。《北史·窦炽传》：子荣定，为洛州总管，隋文帝受禅来朝，文帝赐以部曲八十户。是其事。其等级较高于奴婢，故奴婢可免为部曲也。部曲之女曰客女。皆见上。

宾客虽云寄食，犹为敌体，说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然其后亦成为部曲之流，敌体之义微矣。晋室东渡之际，百姓遭难流移，多芘大姓为客，时不能正，乃定给客之制，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书·食货志》云：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轝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持锥斧武骑、武贲，持钑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此即所谓给客之制，法所许为其私属者也。《晋书·外戚传》云：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恽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践位，诏禁募客。则客制实起于曹魏之世，晋初尝禁之，其后力不能胜，乃又从而许之也。魏世有僧祇户、佛图户，亦系私属，见第十七章第三节。

门生之地位，更高于部曲。其人盖古舍人之类，故亦可以入仕。《齐书·王琨传》：琨转吏部郎。更曹选局，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南史·陆慧晓传》：慧晓迁吏部郎。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慧晓为用数人而止，晏恨之。《晏传》云：内外要职，并用周旋门义。又云：内外要职，并用门生。《周书·李贤传》：高祖西巡，幸贤第，门生昔经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帅都督，六人别将。则其入仕之途颇捷，时亦颇优；又依附公卿，人多视为荣幸；故富人子弟，亦慕为之，不惟无所利于其主，而且有所献纳焉。《南史·徐湛之传》言：湛之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资质端美，衣服鲜丽。《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又《江革传》：革除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饷，不容独当故人筐篚。”至镇惟资公费。则其证也。其人既系仕宦之流，故颇能通文墨。《北史·杨愔传》：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是其证也。其来也既多由趋炎附势，恣横自所不免。周嵩嫁女，门生断道，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刘隗为御史中丞，劾其兄，坐免官。江斅出为豫章内史，还除太子中庶子，领骁骑将军，未拜，门客通臧利，至烦齐世祖遣使检核。何敬容既废，宾客门生，喧哗如昔。会稽谢郁致书戒之曰：“踵君侯之门者，未必皆感惠怀仁，有灌夫、任安之义，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复用也。”则门生未尝不足为居官之累矣。《齐书·刘怀珍传》云：孝建初，为义恭大司马参军、直 将军。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土人怨之。此盖其特多者。然如范云之不畜私门生者，士夫中恐不易多觏矣。

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资、赀产

欲知一时代中人民生计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费，次知其所入几何，以供此费，为有余，抑为不足？若有余者，其余财用诸何方？而其俗之侈俭可知矣。一切费用，若能均以钱币计算，自为最便。苦于前代，钱之为用，不甚普遍；晋室东渡以后，又南北分离，币制既不统一，又皆不甚整饬，公家所铸之钱，不得民信，民间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为代之物，又不能画一，故其计算极难也。

语曰：“食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价，而欲知谷价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历代度、量、衡制，略见于正史之《律历志》，然与民间所用，实不甚相符。《隋书》所载晋、南北朝度制，以晋荀勖准《周礼》所造，即所谓晋前尺者，为计算之准。此尺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王莽时刘歆所造之铜斛尺，后汉之建武铜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较此长七氂。江东所用，谓之晋后尺，当此尺一尺六分二氂。宋民间所用之尺，传诸梁、陈者，当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后三种：前尺当晋前尺一尺二寸七氂。中尺当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后尺，亦即后周民间所用，当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又有所谓东魏尺者，为高齐所沿用，当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氂。后周保定中，诏遣太宗伯卢景宣等累黍造尺，从衡不定。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事在保定元年（561年），见下。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谓之玉尺。《隋志》云：俗间见玉作名为玉尺，见铁作名为铁尺。与相承一铜籥云是蔡邕铜籥者，校计相符。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当时因此大赦，改元天和。《志》云：“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然又云：“平齐后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于天下。”则玉尺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铁作，俗间名为铁尺。《志》又载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谓“今之铁尺，是太祖遣苏绰所造，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平齐之始，已用宣布，因而为定，弥合时宜”，则铁尺初非取诸宋氏。不知周氏讳言之而妄云为苏绰所造邪？抑绰之所造，实取正于上国也？《志》又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则其尺亦未尝行也。量法：《隋志》引魏刘徽《九章商功注》：谓王莽铜斛，当魏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又云：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升。五年十月，准为铜升，班之天下。依甄鸾算术：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称法：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称。案魏孝文、齐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举；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尤为旷然一大变革，然实皆未行。《魏书·本纪》：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北齐书·本纪》：天平三年（537年）八月，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周书·本纪》：建德六年（577年）八月，议定权、衡、度、量，班于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隋书·本纪》：大业三年四月，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案《魏书·张普惠传》：普惠以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万姓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奔走以役其勤。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其道。今宫

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重，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其在库绢、布并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后普惠表论时政得失，又以审法度、平斗尺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为首。二人之论，皆在明帝之初，距太和十九年（495年），不过二十年耳。则谓改制之始，民乐输将，后乃稍离其本，不过逊顺之辞，实则太和之诏，初未尝行也。《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隋志》谓其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与民间所用，实不相符之证。后周则观《志》言其平齐后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达奚震等仍以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历代之度、量、衡，盖无不徒有其名者。《晋书·律历志》言：荀勋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 以医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改治权、衡，不见省；其明证也。《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盖据当时实在行用者，约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间自制，自不能无“增损、讹替”。语见《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实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长，量之大，衡之重；民间交易，权操于豪强、商贾，其所利者，亦与官司同；故增损、讹替之余，度必渐增其长，量必渐增其大，衡必渐增其重。《日知录》云：“《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大斗大两》条。自注引《通典》载诸郡土贡，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如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是也。愚案《晋》《隋书》《律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荅、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然则随物之精粗、贵贱而异其度、量、衡之器，民间本有此法。久之渐趋画一，取其一器以为正，如量粟、菽、麻、麦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长、大、重，亦随之而增矣。此较增损、讹替者，所增为巨。《齐民要术·作酱法》云：“豆黄堆量不概，盐曲轻量平概。达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堆量、轻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动；虽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随俗而殊，断难画一。故计算历代之物价，总只能得其大较之大较也。商业兴盛之国，交易皆集于都会，小都会又取准于大都会，则度、量、衡及钱币等，皆易于画一。以农业为主之国，交易分成多区，区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势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难。中国历代，皆欲画一度、量、衡及钱币，而皆徒有其名，盖为此也。以大较之大较言之：南朝之量与衡，视为与古略相放，北朝

之量与衡，视为于古二而为一，或当相去不远也。据《隋志》所载尺法，惟东魏于古，二而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颇多。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间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为一，由来已久，而官家乃从而用之也。又《梁书·庾诜传》，载诜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盖以诜之米为己之米，己之米为诜之米也。魏太和五年（481年）班禄增调，《魏书·本纪》言谷二斛九斗，《食货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证斛、石仍同。然《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地方储积，固有多少之殊；运转亦有难易之别；官家须用，亦有缓急之不同；然酬奖之厚薄，似不应县殊至是？则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难于详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进考其时之币价。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坏五铢钱铸小钱，实为钱法一大变。其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造四铢钱。三年（456年），用徐爰议，收铜缮铸，私铸始甚。前废帝即位，改铸二铢；又用沈庆之说通私铸，而钱法大坏。史述其弊，至于“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梁武帝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亦卒为私钱所乱。后废铜钱，更铸铁钱，大同后遂至积如丘山，交易者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北朝太和十九年（495年），始行五铢钱，后世宗又铸之，其行皆不广。肃宗以后，私铸转甚。亦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迄于齐、周，无以善其后。本节所论币制，宜与第二十章第四、五节参看。以是言之，其时物价，宜极腾贵。顾史所载者，与前世并无大殊，钱价仍远较后世为贵，其故何也？曰：当时钱币之为用，本不普遍；恶钱虽与好钱并行，盖皆减折行使；论物价者，仍以好钱为准，而史从而书之，故觉其物价无甚变动也。《晋书·食货志》云：“董卓铸小钱，货轻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武作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夫民间果其通用，岂魏武一令所能罢？此观于历代私钱之难禁可知。盖董卓所铸之小钱，本已废而不行矣。《志》又云：“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钱。”钱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计而知。民间果其通用，更岂魏文一令所能废？《志》又载晋末桓玄议废钱，孔琳之驳之，谓“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盖必有所见，非慢然言之也。《晋书·张轨传》：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物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为段。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此为琳之之说之铁证。盖前世钱贵，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故钱之用，惟于商贾为最切，商贾不行，即寖至于废矣。《晋志》载琳之之议又曰：“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钱废谷用既久”句，《宋书·琳之传》作“钱废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举成数，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数不甚精密，虽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则必为后人所改，盖作史者疑自黄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时，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语，乃上溯汉献帝时言之也。此亦足证董卓所铸小钱，自致于废，而无待于魏武之令也。即谓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190年）至建安元年（196年）魏武作相，亦不过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铸四铢钱，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罢之，及其明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亦不及十年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隋书·食货志》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似铁钱至梁亡始废。然其为用见于史者，仅《陈书·沈炯传》，

谓其为宋子仙所逼，令掌书记，王僧辩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而已。此盖破败之余，铜钱阙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时铁钱之果行也。然则积如丘山，适足见其壅塞不行而已。当时短陌大行，最贵者京师以九十为陌，次则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为陌。此即钱日贵，物日贱，向值百钱者，落至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仅值三十五也。钱日多而物日贱，钱之不行可知。魏肃宗初，任城王澄上书论当时钱货，谓太和五铢，不入徐、扬之市，河北且无新造五铢，与此正可参证。太和五铢，不可谓之恶钱，且犹如此，况于梁之铁钱哉？齐初，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言：“盗铸者摩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鬻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易。反覆生诈，循环起奸。”观此，知当时私铸虽甚，而私钱之废而不行者亦多；且新旧二钱，判然异价；论物价者，安得不以旧钱为主？又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欲以大钱一当两，沈演之议，谓：“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说谓晋世钱货不行之地尚多是实，其谓宋世流行，则不过故甚其辞，以伸己说，故《隋志》谓梁初尚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也。钱且不行，况于新铸？其论物价之辞，必以旧钱为主，更不待言矣。

然则当时币价，果何如邪？案《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谓“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惟劬，斛直数倍。今机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棰、质系，益复无聊。”又谓“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子良传》载其启，又谓“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然则当齐初，好恶钱之相比，为以两当一，或以十七当十。与所谓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者，相去何其远邪？足见此等情形，即有之亦为时甚暂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减其半，至齐初则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数观之，略可见其时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铜钱而外，金、银亦略具钱币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详见第二十章第五节。即其通行渐广之征。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史无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异，则其比直或无甚变动。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新室币制，银八两为一流，直千，见《秦汉史》第七章第二节。当金价五分之一。是时若无变动，则银一两直钱百二十五也。

金、银为用不广，钱又不足于用，所资以交易者，实惟谷、帛为多。宋世周朗，亦主废钱币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不患其难。”可见北多用帛，南多用谷。欲计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长、广。《宋书·律志》谓“布幅广二尺七寸，四十尺为匹”，较《汉书·食货志》所云“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者少广。《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则与《汉志》符同。又云：“六十匹为一端。”案太和班禄之先，户以九品混通，各调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详见第三节。一匹二丈，则六十尺。盖因有是调，乃有一端之称也。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则多言绢、布，盖以绢为丝织之总名。《北齐书·李元忠传》云：元忠贡世宗蒲桃一盘，世宗报以百缣，又载世宗书辞曰：“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缣，下言绢，其明征矣。是时铜钱日少，故绢价日廉。《晋书·石勒载记》：勒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百姓私买，则中绢四千，下绢二千。魏太和十九年（495年）行钱，内外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529年）铸五铢，官欲贵钱，出藏绢，分使人于三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盖官卖止收好钱，私市兼收恶钱。普泰元年（531年），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则利于多取，其时绢价未必至是也。《北史·房谟传》云：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匹，征钱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可见四百为多取也。自石勒之时，至于魏世，绢价约落至十分之一，亦颇与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载谷价，多在饥荒丧乱之时，实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晋、南北朝谷价异常者：《惠帝纪》：元康七年七月，关中饥，米斛万钱。时直齐万年之乱。太安二年十月，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时直张方之乱。《怀帝纪》：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时刘曜、王弥陷京师。《愍帝纪》：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时刘曜自前月逼京师。《成帝纪》：咸和四年正月，苏峻子硕攻台城，城中大饥，米斗万钱。《魏书·僭晋传》云：谷石数万。咸康元年（335年），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石季龙载记》：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吕光载记》：光之称酒泉公，谷价腾踊，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吕隆之将亡也，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人相食，饿死十余万。《魏书》本传同。《秃发氏载记》云：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其尚书左丞婆衍仑曰：“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则尚未至如《隆载记》所言之烈。盖其初危急时，与后极困弊时，谷价又有不同也。《宋书·沈演之传》：元嘉十二年（435年），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前废帝纪》：大明八年（464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早。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一升，《南史》作一斗。案《孔觊传》言：大明八年（464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南史》亦同，则作斗者是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502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庾革传》亦言革以是时行会稽郡事，时承凋敝之后，百姓凶荒，所在谷贵，米斗数千，人多流散。《侯景传》言：景围台城时，食稍尽，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南史·景传》云：景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魏书·岛夷传》云：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而卖之。军人共于德阳前立市，屠一牛得绢三千匹，卖一狗得钱二十万。皆熏雀掘鼠而食之。案谷价之翔贵，由于水旱者实少，由于兵乱者特多且甚，此以见人祸之更烈于天灾也。其稍近于常情者：《晋书·食货志》载户调之式，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此恐亦仅能取诸户主。课调既愈远而愈轻，则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斗之价。此大粗略；且远夷情形，亦与中国不同；不足以考谷价。《齐书·豫章王嶷传》：嶷为荆、湘二州刺史，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此条最可考见南朝谷价。荆、湘为产米之区，参看第二十章第一节。谷斛不及百钱，余瘠薄之地当较贵，则当在百钱左右也。梁天监四年（505年），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农，自无疑矣。然《魏书·食货志》言：天兴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隋书·食货志》言：东魏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魏初绢匹，假依石勒时中绢为四千，斛得钱约五十，其斛傥与古量相同，已去天监之世不远。东魏之世，斗、称于古，既已二而为一，则古斛一斛，仅得四钱半，不惟视梁之米斛三十为廉，且较汉宣帝时谷石五钱犹下矣。岂其所谓斛，犹以古斛言之邪？然南北朝时，不论南北，粜价皆贱，则似不足疑。此当时论者，所由多以伤农为虑也。

日食之量，在前世为人五升，已见《秦汉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似亦无甚差殊，此固不应有异也。《晋书·食货志》载邓艾论屯田之语曰：“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十万之众，五年食三千万斛，则人年食六十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一斗六升余，此似乎大多。然《宋书·乐志》载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散骑常侍顾臻表谏伎乐之语，谓“兵食七升，忘身赴难”。又《宋书·刘勔传》，载勔策攻县瓠之语，谓“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则人岁食米二十四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六升又三分升之一。则与五升之数，相去不远矣。《后汉书·伏湛传》注引《九章算术》云：“粟五十粝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为粝。”邓艾之语，盖据粟言之，一斗六升粟，得粝九升许，以稍精凿之米言之，则亦与顾臻、刘勔所云相去不远也。《梁书·何胤传》：胤谓王果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得有宦情？《陈书·孝行传》：司马嵩丁父艰，日食薄麦粥一升。张昭及弟乾，父卒，并日食一升麦屑粥。此为衰者、毁者之食，不能以例常人。《梁书·江革传》：革为元延明所执，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齐书·孝义传》：崔怀慎孤贫独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所以为至觳之养，免死之周也。此升皆近于古。《北齐书·库狄伏连传》：附《慕容俨传》后。家口百数，盛夏之日，料以食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若为南朝之量，必不能支。盖谓盛夏可以少食，故又略减于古之五升。亦足证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也。

《晋书·何曾传》云：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读史者皆以为极侈，其实亦不尽然。《北齐书·韩轨传》：子晋明，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然则万钱为宴客之侈者。曾乃日食之，劭则又倍之耳。若寻常之食，则《宋书·衡阳王义季传》云：义季为荆州刺史，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每月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噉肉。丰所噉肉，未必更由官给。然则日得钱三十三，足以啖肉，且不阙于甘旨之养矣。《颜氏家训·治家篇》云：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独食月得四百五十钱，略半于义季所以周续丰者，亦不为甚俭矣。《南史·褚彦回传》云：时淮北属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人有饷彦回鳆鱼三十枚。彦回时虽贵，而贫薄过甚。门生有献计卖之，云可得十万钱。何曾所食，设有若彦回时鳆鱼者，但一味，已去万钱十之三四矣。故史事苟记载真实，而又参互详考之，无甚远于情理而不可解者也。

衣料：布帛价已见前。《宋书·沈怀文传》云：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是，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此虽异常之价，然二者横调既同，价之增当亦相近。假以绢一匹为钱二千五百，绵一两为钱三百五十，则绵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绢匹三百，绵斤当得六百七十二文矣。《齐书·褚渊传》：渊死后，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白貂盖为名裘，当时之貂，亦产于今之吉、黑。《魏书·勿吉传》曰：其父母春夏死，立理之；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失韦传》曰：亦多貂皮。间关至中国殊不易。《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谓其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天下以为名裘，其地尚较勿吉、失韦为近也。质价固非卖价，然渊甚贫，所质必与卖价相近，以是度之，裘亦不能甚贵也。

《宋书·后妃传》：明帝陈贵妃，家在建康县界，有草屋两三间。上出行，问尉曰：“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赐钱三万，令起瓦屋。则以草屋改为瓦屋，每间所费，为万至万五千钱。《蔡兴宗传》：父廓，奉兄轨如父。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轨。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直。造价若倍于改为，则五十万之赀，可得屋二十五间或十八九间也。造屋所费如是，买宅价亦相近。《齐书·王琨传》：琨罢广州刺史还，宋孝武问还赀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南史·吕僧珍传》：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千万买邻为虚言，百万买宅为实语，则其所费，倍于蔡廓耳。广州固仕宦者膏腴之地，季雅亦以豪举称，故其所费较多也。崔慰祖卖宅四十五万，与蔡廓起宅所费略侔。桓闳弟子昙深，为临城县，罢归，得钱十万，买宅奉兄，见《南史·桓护之传》。则其人以行义称，故其所费为独少也。《晋书·石勒载记》：勒将营邺宫，其廷尉续咸上书切谏。勒怒，欲收之。其中书令徐光又谏。勒为之止，而叹曰：“人家有百匹赀，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勒时中绢之价为四千至千二百，下绢之价为二千至八百，已见前。百匹市宅，以中绢计，为钱十二万或四十万；以下绢计，为钱八万或二十万；亦与南朝相去不远也。

《晋书·食货志》言：惠帝荡阴反驾，囊钱三千，似至俭矣。然《魏书·萧宝夤传》言：宝夤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要系千许钱以奔虏；又《司马楚之传》言：有上蔡董毛奴，赍钱五千，死于道路。则当时民间行旅，原不过赍钱数千，惠帝亦侪于氓庶耳。《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闻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粟西上，以投仲堪。晋世布价，十倍齐初，粟价亦当十倍，数斛粟亦当得数千钱也。《习凿齿传》：桓温追蜀人知天文者至，问国家运祚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不悦，送绢一匹，钱五千文。星人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高义，乞为标揭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凿齿曰：“君几误死，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赀，是听君去耳。”以萧宝夤、魏咏之所赍例之，温之所赠，亦未为薄也。

不徒以为行赀不为菲也，即以为棺价亦然。《齐书·刘祥传》：祥从祖兄彪，以崇圣寺慧首鬀头为尼，以五百钱为买棺材，以泥洹轝送葬刘墓，为有司所奏。又《张融传》：遗令以三千买棺。《梁书·刘歊传》；歊著《革终论》，欲死后以一千钱市治棺。二人固主薄葬者，然歊论言“积习生常，难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则亦非过于俭者。然则当时棺价，极亦不过数千钱耳。

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杂载物价颇多，今摘录如下：《种瓠篇》云：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种胡荽篇》云：春种者五月子熟，拔取曝干格柯打出，作蒿盛之。冬月亦得入窖。夏还出之。但不湿。亦得五六年停。一亩收十石。都邑粜卖，石堪一匹绢。秋种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亩两载，载直绢三匹。《种桑柘篇》云：一枝直十文。此上有夺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为弓材，一张二百。亦堪作履，一两六十。裁截碎木，中作锥刀靶，一个直三文。二十年好作犊车材，一乘直万钱。欲作鞍桥者，生枝长三尺许，以绳系旁枝，木橛钉着地中，令曲如桥。十年之后，便是浑成柘桥。一具直绢一匹。欲作快弓材者，宜于山石之间北阴中种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处，多掘深坑，于坑之中种桑柘者，随坑深浅，或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树条直，异于常材。十年之后，无所不任。一树直绢十匹。《种榆、白杨法》云：榆：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堪作椽。不挟者即可砍卖，一根十文。挟者镟作独乐及盏，一个三文。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无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器皿，一百文也。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一直二百。车毂一具，直绢三匹。其岁岁料简剥治之功，指柴顾人，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卖柴之利，已自无赀。岁出万束，一束三文，则三十贯。荚叶在外也。况诸器物，其利十倍。岁收三十万。砍后复生，不劳耕种，所谓一劳永逸。能种一顷，岁收千匹。惟留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耕、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车毂。一树三具，一具直绢三匹，成绢一百八十匹。聘财、资遣，粗得充事。白杨：一亩三垅，一垅七百二十株，一株两根，一亩四千三百二十株。案当作根。三年中为蚕，五年任为屋椽，十年堪为栋梁。以蚕 为率：一根五钱，一亩岁收二万一千六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比之农夫，劳逸万倍。去山远者，实宜多种，千根以上，所求必备。《种棠篇》云：八月初天晴时，摘叶薄布，晒令干，可以染绛。成树之后，岁收绢一匹。《种谷楮篇》云：三年便中斫。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三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岁收绢百匹。《种槐、柳、楸、梓、梧篇》云：杨柳：三岁成椽，一亩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合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箕柳：至秋任为簸箕，五条一亩，岁收万钱。柞：十年中可杂用，一根直十文。二十岁中屋樽，一根直百钱。《种红花、蓝花、栀子篇》云：花，负郭良田种顷者，岁收绢三百匹。一顷收子二百斛，与麻子同价。既任车脂，亦堪为烛。即是直头成米，二百石米，已当谷田，三百匹绢，端然在外。此皆当时物价间可考见者也。

力作者以一人一日之所作，为计算之单位，此乃事理之自然。今俗语工夫二字，专指时间言之，乃其偏端之义。溯其原，则夫指人力；工亦作功，谓一人一日之所作也。《宋书·孝义传》：王彭，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哀之，各出夫力助作砖。此为夫字之义。《晋书·文帝纪》：帝将伐蜀，谋众曰：“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刘曜载记》：曜葬其父母及妻，游子远谏，谓：“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皆以一人一日所作为一工也。庸力者即准此论直。《齐书·王敬则传》：敬则为会稽太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竟陵王子良启言：“塘丁所出，本不入官。均夫、订直，民自为用。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均夫者，通计全工须用人力若干，均之各家。订直者，定一人一日之作，所直若干，有不能力作之人，许其出直以为代。史言士庶皆保塘役，士人未必能力作，必许其出直以为代也。民间订直，或不必皆以见钱，敬则则一以见钱计直而取之，故云评敛为钱。《东昏侯纪》言其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其所为亦犹是也。民间有以夫力助人，亦有借人夫力而以夫力还之者。又有技艺者，其顾直与徒能力作者不同。《宋书·孝义传》：吴逵，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族皆尽，惟逵夫妻得全。家徒壁立，冬无被袴。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逆取谓暂未给直。施之则不取其直。佣力报答，则以夫直还夫直也。又郭原平，性闲木功，庸赁以给供养。性谦虚。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父亡，以为奉终之义，情理所毕，营圹凶功，不欲假人。性虽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

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每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暂替。所余私夫，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本性智巧，既学搆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赴，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散夫，盖别无技艺，仅能力作之人。原平既闲木工，此即所谓作匠，原不应取散夫之价，故其取之为谦虚。搆冢云取贱价，盖亦指此。客为依人之称，兼具隶属之义，故晋世佃客、衣食客，皆注家籍。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十夫客受取买主之赀，盖亦同于奴婢，故有自卖之名。所异者，还其买价，即可自赎耳。《宋书·自序》言：世祖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征虏军事。时营创城府，功课严促。亮病其以岁月之事，求不日之成。谓：“比见役人，未明工作，闭鼓乃休。呈课既多，理有不逮。至于息日，拘备关限。”公家役民，程课之法，亦必本诸习俗。彼此相况，则民间庸顾之法可明。虽受顾直，而其日可不工作，是为息日。非息日者，工作亦有定时，往必后于未明，罢必先于闭鼓。息日若未往之先，既罢之后，工力自仍为所自有。此时力作，是谓私夫。故原平得庸赁以养母，又得聚以自赎也。庸力得直，可使农民于稼穑之余，别有所入。无常职者，尤恃此为日食之资。程课宽严，平直高下，于民生舒蹙，所关实大。《齐民要术》言：指柴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又言柴一束三文；则日得卅钱，已为顾直之优者矣。其《种红花、蓝花、栀子篇》又言：“一顷收花，日须百人。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驾车地头，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则指物顾人，自为当时通法。盖由民间钱少故如此。日得钱三十，准诸谷价，不为不优。然此尚须卖出柴始得钱，而主人亦不更给食，故其平直如此耳。顾臻言“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廪五斗”，此盖当时伎乐庸直。伎乐之艺，自更优于匠人，且为侈靡之事。刺绣文不如倚市

门，自古然矣，故其所得亦较优也。

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此言计算农家生计，最为清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亦以粟十五石计；则五人终岁，当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为至俭之率矣。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当得粟九十石。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当得粟六十石。南朝斛、石，去古不远，米斛以百钱计，当得万八千钱；绢匹以三百计，当得六十匹绢也。今试本此，以观其时人之所入。晋世，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食俸日五斛。太康二年（281年），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291年），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奉日五斛，年得千八百斛，恰十倍于农家五人终岁之计。绢三百匹：依石勒时中绢官定之价，为钱三十六万，私价百二十万。下绢依官价，为钱二十四万，私价六十万。绵二百斤，据前所引沈怀文说，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依石勒时中绢官价，斤得钱二千六百八十八，私价得钱八千九百六十。下绢官价，斤得钱千七百九十二，私价得钱四千四百八十。以二百乘之，为钱五十三万七千六百，或一百七十九万二千，或三十五万八千四百，或八十九万六千。合绵、绢二项，为钱六十九万七千六百，或三百九十九万二千，或五十九万八千四百，或百四十九万六千。以粟斛千钱计，又得八百九十七斛六斗，或二千九百九十二斛，或五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一千四百九十六斛。菜田一顷，所入不易计算，以再食俸一年计，又得千八百斛。奉、绵绢、菜田三项合计，其所入，为四千四百九十七斛六斗，或六千五百九十二斛，或四千一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五千有九十六斛。当农家五口之计，二十四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七十七有六，或三十六倍又百八十分之百十二，或二十三倍又有八十分之五十八，或二十八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五十六也。特进，食奉日四斛；春服绢五十匹，秋绢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食奉日三斛；春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太子太傅、少傅同。尚书令，食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依此可以类推。《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谓其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盖以上公而受兵卒之饷，宜乎其穷蹙矣。《魏书·薛虎子传》：虎子除徐州刺史，上表言：在镇之兵，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盖月得一匹。匹以钱二百，谷以斛五十计，月得谷四斛，岁得谷四十八斛。《刘芳传》言：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侔于谷四百余斛。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宜矣。若论赀产之数，则贫民所有，不过数千。《齐书·顾宪之传》：西陵戍主杜元懿请增诸埭税，宪之议言：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是也。富人则有千万倍于此者。元嘉北伐，有司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详见第八章第七节。《南史·张敬儿传》：敬儿诬襄阳吴泰与袁 同逆，收籍其家，僮役、财货，直数千万；此尚苞括各项资财。若《晋书·郗鉴传》，言其子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宋书·萧惠开传》，言其自蜀还资财二千余万；《齐书·豫章王嶷传》，言其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曹虎传》言其在雍致见钱五千万；《南史》作七千余万。又云：悉厚轮大郭，他物称是。则尚非其赀产之全。其贪积最甚，若梁之临川王宏者，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则其赀财，

更不可以称计矣。财多如此，故其用财亦无节限。《齐民要术》言：男女嫁娶，得绢百八十匹，粗足充事。绢匹二百，不过钱三万六千。

《宋书·武帝纪》言帝俭德，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晋书·卞壸传》：言壸廉洁俭素，居甚贫约，息当婚，诏特赐钱五十万，既已数倍或十数倍于平民。而刘敬宣女嫁，武帝乃赐之钱三百万。萧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世祖子，发遣之资，须应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则更不成语矣。婚嫁一端如此，其余诸事，又可推想也。

第二节 豪贵侈靡

晋、南北朝贵人豪族之侈靡，实为其时风俗之大弊，第二章第一节，已略言之。此盖自古以来，操治理之权者，积渐堕落，以至崩，非一人一事之失也。《晋书·文六王传》：齐献王攸奏议，言：“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王导传》：导言：“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足见晋初之弊，皆沿自魏朝。而魏世之弊，则又有沿诸秦、汉者。《江统传》：统转太子洗马，上书曰：“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染相放，莫以为耻。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问。”夫商贾之事，古之士大夫，莫不视为大耻，今乃以太子之尊，而公然为之，封建之世，治人、食于人者之节概，扫地尽矣。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欤？

当时奢侈之事，观史之所载，殆无不出于意表者。如王济食晋武帝，供馔悉贮琉璃器中，已见第二章第一节。《石崇传》云：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三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采耀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恍然自失矣。琉璃、珊瑚，乃西域、南海之物，既路途遥远，又丧乱荐臻，宇县分隔，致之甚艰，而晋初君臣，乃能多致之如此，其骄淫矜夸，可以想见。当时以奢侈闻者，如竟陵王楙、何曾、夏侯湛、任恺、贾谧、贾模等，其事迹皆见《晋书》本传。王濬功名之士，而史称其平吴之后，不复素业自居，玉食锦衣，纵奢侈以自逸。习俗之移人，可谓深矣。奢侈之极而无以供，则不得不竞为聚敛。如义阳成王望、《望传》云：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望孙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贬为三纵亭侯。和峤、杜预称峤有钱癖，见《预传》，亦见《峤传》。《王济传》云：峤性至俭。家有好李，武帝求之，不过数十。济候其上直，率少年诣园共啖，毕，伐树而去。王戎等是也。《戎传》云：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又云：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俭以持身者，殆为凤毛麟角。当时以俭称者：如高密王泰、下邳王晃、刘寔、山涛、华恒等是，皆见《晋书》本传。然泰子新蔡王腾，史称邺中虽府库虚竭，而腾资用甚饶。性俭啬，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可数升，帛各数尺。人不为用，遂致于祸矣。甚至身当戎马之际，日迫危亡之机，而犹不能自振焉。如罗尚，史称蜀中风谣，谓其富拟鲁、卫，辞固多诬，见第三章第六节，然谓尚不富亦不可得也。又如王浚，《裴楷传》言石勒簿其官寮、亲属，皆赀至巨万。浚之所以败，未必不由此也。流风所被，则虽贤者亦不能独立，而不得不随俗波靡矣。如杜预饷遗洛中贵要，苟晞厚遗都下亲贵是也，见第二章第一节。刘毅等

数劾奏何曾侈汰无度，武帝一无所问。益州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唐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盖其视贪侈，亦习焉而不以为怪矣。曷怪其口言节俭，而卒不能董之以齐斧哉？参看第二章第一节。

当时之贵戚、功臣，非惟侈靡而已，其敖狠又特甚。如石崇因其帐下泄其作豆粥、韭蓱齑及御牛之法而杀其人，又吹笛小不韵而杀其伎是也。骄侈之极，则见恶于人，而身亦不免。《晋书·何曾传》言：曾每宴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馔。又云：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曾子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劭庶兄遵，性亦奢汰。遵四子：嵩、绥、机、羡。史惟于嵩无贬辞。于绥则云：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敖。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乱，而矜豪乃尔，岂其免乎？”刘舆、潘协谮之于东海王越，越遂诛绥。于机则云：性亦矜敖。责乡里谢鲲等拜。或戒之曰：“礼敬年爵，以德为主，令鲲拜势，惧伤风俗。”机不以为惭。于羡则云：既骄且吝，陵驾人物，乡闾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得谓之偶然乎？《石崇传》云：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曰：“在所择。”使者曰：“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返，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夫其所以召祸，亦未始非其敖狠有以致之也，岂真以一伎哉？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当时贵势中人，轻浅寡虑如此，而欲任之以家国之重，安可得乎？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欤？

元帝渡江，奢侈之风，未之有改。《晋书·纪瞻传》云：瞻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谢安传》云：安于土山营墅，楼观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则虽贤者亦不免焉。安弟石，遂以聚敛无厌，取讥当世，不可谓非父兄之教不先也。武人如陶侃、刘胤，见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世族如王国宝等，国宝，述之孙，坦之之子也。史言其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家。不知礼义者，自更不足责。恭谨志节之士，不随俗波靡者，如周、卞壸、褚裒、庾冰、桓冲、王恭、殷仲堪等，其为凤毛麟角，亦与西晋之世无以异也。南方之豪，其贪纵鄙吝者如周札等，亦与北方之士无异。《札传》云：性贪财好色，惟以业产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敝者给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为之用。此与新蔡王腾，可谓双绝矣。《谢安传》言：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以为珍膳。顶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江东之穷困如此，而北来新人，溺于故习，南方旧族，率其弊俗如此，欲求振起得乎？

凡政治，每随风俗为转移，而欲以政治之力，矫正风俗者，则往往仅能收效于一时，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然使惩劝有方，亦尚能收一时之效。而晋、南北朝之世，则并此而无之。《晋书·范宁传》：宁上书曰：“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蒱博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敖诞成俗。”其弊可谓深矣。然不赡者岂不穷而思反，合第十二章第五节所引贺琛之言观之，而知整饬之非遂无术也。乃谢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曰襄墨，此徒以虚名贬斥，而时尚不能用，况其进于此者乎？《王述传》云：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赂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犯法至千三百条，而犹为当时所叹，可见时俗之波靡矣。而王导之徇私纵恶，其所犯，又奚翄千三百条而已哉？

纵侈之为，固多出于贵势，然纪纲既素，则亦将延及平民。《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曰：“一体炫金，不及百两；一岁美衣，不过数袭；而必收宝连椟，集服累笥。逮至婢竖，皆无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竖之家，列竖以役。瓦金、皮绣、浆酒、藿肉者，不可称纪。至有列 以游敖，饰兵以驱叱，不亦重甚哉？且细作始并，以为俭节，而市造华怪，即传于民。如此，则迁也，非罢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原，实先宫阃。”梁武帝中兴二年（502年）下令曰：“自永元失德，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可见侈靡之风，渐染氓庶矣。武人不知礼义，所欲者不出于声色货利之间，故开创之后，不继之以文教者，敝俗必不能革。刘穆之，宋开国元臣也，而自奉不免奢豪；参看第九章第七节。《宋书》本传云：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王镇恶，亦当时名将也，而入关裒敛无极。《镇恶传》云：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高祖以其功大，不问也。此后贵戚、武人之伦，抑更不足论矣。宗室中如梁之诸王，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此外如宋南郡王义宣、竟陵王诞、齐萧景先之子毅、陈始兴王叔陵；世族如谢灵运、虞悰；国戚、功臣之后，如宋之徐湛之、何勖、孟灵休，齐之到 等；史皆言其纵侈。武人如沈攸之，见第九章第九节。张敬儿，见第十章第一节。鱼弘、羊侃，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又沈庆之、夏侯夔、孙玚等，其事迹皆见本传。世族既骄淫矜夸，其人遂不足用，乃不得不任所谓佞幸者流。此辈出身虽微，而既小有才，能把握事权，则其势焰熏灼，臧污狼籍，又非世族之无能为者比也。参看第九章第三节，第十章第四节。开创之君，大率多有俭德，然不一再传，即复流于纵侈。参看第九章第七节，第十章第四节。甚至迫其臣以贡献，《宋书·后妃传》云：太宗为后废帝立江皇后为妃，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及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南史·齐武帝诸子传》云：南康王子琳，以母宠故，最见爱。太尉王俭因请婚。武帝悦而许之。群臣奉宝物、名好，尽直数百金。武帝为之报答，亦如此。盖几成例举矣。《崔慧景传》云：每罢州，辄倾赀献奉，动至数百万，武帝以此嘉之。《垣闳传》云：孝武帝即位，以为交州刺史，时交土全实，闳罢州还，赀财巨万。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朝，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魏书·岛夷传》云：梁武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其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梁武未必贪取于下，然其政事既废弛，则积习亦不易改也。或取之以樗蒱，樗蒱永日，最为恶习，然在当时，几上下皆习之。《晋书·陶侃传》言：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可见东渡之初，此风已甚，后乃更借之以取财。《桓玄传》云：

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当时如是者必非玄一人。《南史·朱修之传》云：修之立身清约。百城贶赠，一无所受。惟以蛮人宜存抚纳，有饷皆受。辄与佐史赌之，未尝入己。可见时俗渐靡，不以为非。《颜师伯传》云：孝武尝与师伯樗蒱。帝掷得雉。大悦，谓必胜。师伯后得卢。帝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几得卢。”尔日师伯一输百万，此与逼夺又何异邪？且此风无间南北。《魏书·食货志》：和平二年（461年）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此已为非礼。《北史·王思政传》：周文帝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数千段，令诸将樗博取之。物尽，周文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则其恶风全与南朝无异矣。或径出于劫夺。《齐书·到 传》：资藉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伎妾姿艺，皆穷上品。爱仗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颇怨望。帝令有司诬奏 罪，付廷尉，将杀之。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责。由是屏斥声玩，更以贬素自立。又《刘悛传》：悛既藉旧恩，尤能悦附人主，承迎权贵。宾客闺房，供费奢广。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罢任，以本号还朝，欲献之，而世祖宴驾，郁林新立，悛奉献减少。郁林知之，讽有司收悛付廷尉，将加诛戮。高宗启救之，见原，禁锢终身。又《张欣泰传》：父兴世，元徽中在家，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苍梧王自领人劫之，一夜垂尽。兴世忧惧，感病卒。群下效之，相驱成俗。《南史·王僧达传》：为吴郡太守。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渔阳王绍信，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太守郑道盖谒，长命欲起，绍信不听，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为起？”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妃与长命妻为姊妹。责其阖家幼长，皆有赠贿。钟氏因此遂贫。此亦与劫夺无以异也。观于南北朝之弊风，而知罔不小大，草窃奸宄之非虚言也。京邑如此，边方自更无忌惮。《宋书·刘秀之传》言：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大营聚畜，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罗研言蜀中之民，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盖有由也。《南史·梁宗室传》言：邓元起在蜀，崇于聚敛，金玉珍物为一室，名曰内藏，绮縠锦绣为一室，号为外府。此盖萧渊藻诬蔑之辞。参看第十一章第四节。《梁书》无此语，盖知其不足信而不之采也。然亦必宦蜀者贪取已甚，乃能为是诬辞也。梁、益如斯，交、广更不必论，其屡招外寇而激起土人之怨叛，亦宜矣。参看第十六章第二、第三节。

侈费甚则所入虽丰，仍苦不足，乃不得不厚自封殖。梁临川王夺人田宅、邸店，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石崇之败也，有司簿阅崇水碓至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财物称是。其仓头，盖即使管治田宅、水碓等者，非以供使令也。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田园之盛，观前所述谢氏世业，即可见之。见第十七章第二节。而此曹又多封固山泽，详见下节。《齐书·虞悰传》，言其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魏书·毕众敬传》，言其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知当时豪富之徒，能持筹握算若王戎者，为不少矣。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兴。”郑羲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此盖田舍翁所不忍言，商贾人所不屑为，而当时士大夫，讼言之公行之而不以为耻。“民之轻死，以其奉生之厚”，盖亦有迫于不得已者在邪？梁之萧琛，频莅大郡，不治产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此所谓随身用度，悉仰于官也，古人如此者多。此已为贤者。周王思政不营赀产，尝被赐园池，出征后家人种桑果，及还，命左右拔而弃之，亦尚不失武士之风。若乃徐勉，虽居显贵，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尝为书诫其子崧曰：“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则一人而已矣。

既以不足为患，自不得不流于吝啬。案当时士夫，家口率多，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江南士夫，又无田业，惟资俸禄以为食，见《颜氏家训·涉务篇》。其患不足，理固宜然。治生纤悉，容或势不得已，非尽可以为讥议。《南史·王琨传》云：俭于财用。设酒不过两盘，辄云此酒难得。盐、豉、姜、蒜之属，并挂屏风；酒、浆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赋之。此非其性癖，即必有所不得已也。《陈书·沈众传》云：众性吝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558年），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朝士共诮其所为。众性狷急，于是忿恨。遂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高祖大怒。以众素有令望，不欲显诛之，后因其休假还武康，遂于吴中赐死。众之死，有他故否难考。假其不然，亦以狷急致祸。史所采者积毁之辞，不足信也。《魏书·崔亮传》：亮从父弟光韶，家足于财，而性俭吝，衣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于夜遇盗，害其二子。孝庄诏黄门高道穆，令加检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绫、绢、钱、布，匮箧充积。议者讥其矫啬。然又云：其家资产，皆光伯所营，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后送还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贷，仆不知也。”竟不纳。则光韶必非矫啬之人也。又《张烈传》云：弟僧晧，好营产业，孜孜不已。藏镪巨万，他资亦称是。兄弟自供俭约，车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纨绮。僧晧尤好蒲弈，戏不择人。是以获讥于世。则其兄弟皆非不用财之人，特不好饬车服耳。清节易招嫉忌；欲沾润泽而不得者，尤易造为诬谤之辞；不可不分别观之也。然如北方之崔和，埋钱数百斛，母思堇惜钱不买，而其子乃盗钱百万亡走；又如《颜氏家训》所云邺下领军，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者，见上节。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敝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则虽欲不谓之为吝啬而不可得矣。然真有俭德者，亦易见毁于人。朱修之之去荆州，秋毫无犯。计在州然油及牛、马、谷、草，以私钱十六万偿之，可不谓廉乎？乃其《传》又云：性俭刻，少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未尝供赡。尝往视姊，姊欲激之，为设菜羹粗饭。修之曰：“此乃贫家好食。”致饱而去。先是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镇，分禄秩之半以供赡之，西土称焉。耗公家之财以奉其姊，孰与躬履俭素，与九族同之之为爱人以德？史之所云，谓非恶直丑正得乎？《魏书·良吏传》言：杜纂历任好行小惠，疏食敝衣，多涉诬矫，而轻财洁己，终无受纳，为百姓所思。夫轻财洁己，终无受纳，廉吏也，惟俭可以养廉，非疏食敝衣，安克致此？而乃以为诬矫，不亦难乎？然则清德之士，若宋之孔觊、顾觊之；齐之刘善明；梁之周舍、徐勉、江革、到溉、顾宪之、孙谦、夏侯亶；周之苏绰等，终不能谓非贤于人者也。

北方之俗，大体较南方为俭。《颜氏家训·治家篇》云：“生民之本，要稼穑而食，桑麻以衣。疏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能守其业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其明征矣。然此亦以大较言之，若居要势者之侈汰，则北朝初末未减于南朝，且恐其纵恣尤甚。虏本不知礼义，惟以富厚相夸。观其兼并他国，惟事略夺；有来朝贡，则肆诛求可知。《魏书·食货志》云：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镇，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又云：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魏书·蠕蠕传》云：太和元年（477年），遣莫河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求一观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比拔见之，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观此记载，而索虏之风尚可见矣。职是故，其人亦惟知贪取。元志晚年耽好声伎，在扬州日，侍侧将百人。器服珍物，冠于一时，及在雍州，逾尚奢侈，聚敛无极。元晖在宣武世，深被亲宠。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天下号曰市曹。出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汤阴间，首尾相属，道路不断。其车少脂角，即于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公孙轨之死也，太武谓崔浩曰：“吾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将，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刘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拔城破国，聚敛财货者，与洁分之。其败也，籍其家产，财盈百万。视俘掠所得为利薮，而君臣上下，共朋分之，此真鲜卑之文化也。其嬖幸阉宦之纵恣，实亦更甚于南朝，读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可知。《周书·儒林传》载乐逊陈时宜之言曰：“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竞，人习浇薄。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失。”又言：“其时富贵之家，为意稍广。无不资装婢隶，作车后容仪。服饰华美，眩耀街衢。使行者辍足，路人倾盖。”而《艺术传》载黎季明上书，且谓“汉文帝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曾不如婢隶之服”。是时关中实较东方为贫瘠，而其侈靡犹如此，而东方之俗可想矣。

第三节 地权不均情形

晋、南北朝时，豪族贵人，可谓极其奢侈，问其财自何来，则地权之不均，其大端也。近人钱氏穆曰：汉世租额，系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魏、晋租额，则《晋书·傅玄传》言：玄于泰始四年（288年）上便宜，云：“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又《慕容皝载记》：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谓“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是魏、晋收租，以什六、什五为常，什七、什八为酷，盖私家租额本如是，官乃从而效之也。至一人所种田数，及其所入租数，则可据屯田之制推之。《三国·魏志·邓艾传》，载艾策屯田之语曰：“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计除众费外，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四万人岁完五百万斛，是人岁输百二十五斛，此盖取其全数。《宋书·良吏·徐豁传》：豁为始兴太守，上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魏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事在太和十二年（488年），寻施行焉，见《魏书·食货志》。则半取之也。王莽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是时之政府，实自为豪民也。盖大乱之后，农民无所托命，不得不依附豪强，豪强遂因而虐取之，田虽非其所有，而取之遂同于其所有。至于屯田，则政府将无主之田，收为己有，分赋军人耕种，土地之所有权，又移于政府手中，故其取之又同于私租也。晋武平吴，制户调之式。《晋书·食货志》述其制云：“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占田合百亩，即古一夫百亩之制。其外二字，承上绵、绢之输而言，乃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非百亩之外别给以七十亩，此

仍是十七之税。其时又有官品占田之制：品第一者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东渡后仍袭其制。《隋书·食货志》谓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客皆注家籍。此非授强宗豪旅以私占之权，乃括其先已私占者以归于公，而为定一私占最多之数耳。此时租税：《晋书·食货志》云：咸和五年（330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377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税三斛。八年（383年），又增税米口五石。亩税三升，为十分取一，则口税三斛，乃视为有田百亩。然王公有田必不止此数，其取诸佃户者，亦必不止什一，则仍获邀宽典也。

魏之所以救是失者，则为孝文时所行均田之制。《魏书·食货志》云：“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民希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授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惟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此为井田废坠以后疆理土田之一大举。其所由然，则与豪强争民也。均田之制，与三长并行。三长之制，《食货志》述之云：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太和十年（486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案人帛四分之一匹，则一丈。粟五斗。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案人帛八分之一匹，则五尺。粟二斗五升。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案耕牛一头，所出当奴婢一口所出十之四，则为帛二尺，粟一斗。《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请分典

虞、右典牧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所分兼及士庶，必无全取之如前所言为百二十五斛之理。以六十斛计，则牛力五倍于人矣。故魏之所取于耕牛者至薄也。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案未娶者四之一则一丈，奴婢八之一则五尺。牛二尺。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改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冲传》云：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不以为然。太尉元丕，则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而众又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又驳之。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案《食货志》言：太和八年（484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如所言，以依旧制而征敛倍于公赋计之，苞荫之家，可赢得帛七匹，絮四斤，丝二斤，粟四十石。若如新制所收，除完官调外，尽入苞荫之家，则苞荫三十家者，可得帛二十六匹半，粟四十石；苞荫五十家者，可得帛四十六匹，粟八十石，宜乎其富厚矣。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李安世传》载安世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陵夺矣。”《传》云：“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案均田之制，在太和九年（485年），三长之立，在其十年二月，《疏》云三长既立，而《传》云均田之制起此，似乎有误。窃疑此《传》所云均田，非指九年定制，乃三长既立，民返旧墟，豪强不便而捍格之，犹欲肆其侵陵劫假之旧，安世乃复以为言，魏朝从之，立为年断，使事久难明者，悉属今主，俾贫民亦有田可耕，以是谓之均田也。世皆谓西晋户调之式，元魏均田之法，惟大乱之后，土田乏主，乃可行之。今观魏之授田：一夫一妇，不及百亩，必土广民希，乃许随力所及；狭地则有以桑田为正，不给倍田，人别减受之法；即未至此，而同时授田，亦必先贫后富；可见中原之地，闲土无多。盖其所授者，本即其人之所耕，特其所属，并不分明，豪强获倍赋之利，

则听其耕种，及其不获苞荫，则将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而争之，以如是而获直，则田复为其所有，而可遂其侵陵劫假之私也。然则均田制之所为，不过于细民所耕种者，确定二十亩为其所有，此外又给之以四十亩，俾免其求乞于豪强耳。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然政府于豪贵之多田者，亦不夺之。钱氏又云：“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又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令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案亦见《隋书·食货志》。据此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者之多；且北齐尚有限制，而元魏则无之。又《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则政府之于豪强，虽夺其隐蔽私敛之权，初未尝使之屈居人下也。”虽与豪强大争其民，而其行之初不甚激，此其所以不至激成相抗之局欤？然举数百年来私擅于豪强之土地、人民而悉出之，终不可不谓之贤矣。以上引钱氏之论，见其所著《国史大纲》第十九、第二十两章（商务印书馆本）。惟皆系推衍其意，非录元文耳。

《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盐井而外，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已见上节。又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奉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种，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涉务篇》。然则江南士夫，其于田业，实远在北方之下。《南史·江秉之传》：人有劝其营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即之推之说之证也。前节所引沈庆之、虞悰等善于经纪者，盖不多觏矣。然虽不自经纪，而务广其封略者仍不少。《梁书·后妃传》：天监十一年（512年），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太宗简皇后王氏父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此其一事。此或出于保守先业之意，然亦有借以营利者。《晋书·李班载记》：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541年），诏谓：“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此即所谓豪强侵陵，分田劫假者。故虽不能自行田作，而以贵势逼夺民地者仍有之。如颜延之启买人田，拒捍余直，垂及周年，为尚书左丞荀赤松所奏是也。大抵膏腴之地，争夺者多，贫瘠之区，则又皆弃而不顾。孔灵符以山阴土地褊狭，民多田少，表徙无赀之家，见第十七章第四节。而江夏王义恭谓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义恭以是驳灵符，适足证山阴之田，尽为豪富所擅耳。《晋书·隐逸传》：郭翻家于临川，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又可见荒瘠之区之无人过问也。

土田而外，豪富之于山泽，占据尤多。《晋书·职官志》言：“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则山泽之不容封禁可知。此等禁令，历代有之。如《元帝纪》：建武元年七月，弛山泽之禁；《安帝纪》：义熙九年四月，弛湖池之禁。皆是。《宋书·武帝纪》：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即义熙九年（413年）事也。先一年，武帝至江陵，下书曰：“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罢之。”其整顿不为不力。然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诏言：“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则禁令等于具文矣。《宋书·羊玄保传》云：玄保兄子希，大明初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有司检壬辰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臧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熂炉，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鮆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臧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336年）壬辰之科。”从之。此制可谓极其迁就。然大明七年七月诏言：“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申明旧制。”则犹之具文也。齐高帝初即位，崔祖思陈政事，即以“时罢山泽之威禁，深抑豪右之专擅”为言。建元元年四月，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大官池籞，官停岁入，优量省置。”郁林王之立，亦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冶。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有“公家屯戍，封熂者悉开常禁”之诏。大同七年（541年），又“禁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越界禁断”。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凡所禁止，实多成虚言。《晋书·刘弘传》：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泽不封，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王湛传》：子承，迁东海太守。小吏有盗池中鱼，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邪？”承族子峤，王敦请为参军。敦在石头，欲禁私伐蔡洲荻，以问群下。时王师新败，士庶震惧，莫敢异议。峤独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禁人

樵采，未知其可。”敦不悦。《梁书·傅昭传》：出为临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后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陈书·宗元饶传》：迁御史中丞。时合州刺史陈裒，臧污狼籍。遣使就渚敛鱼，又于六郡乞米。元饶劾奏之。《南史·任昉传》：出为新安太守。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太守所采。昉以冒险多物故，即时停绝。吏人咸以百年未之有也。此官吏之固护者也。《晋书·刁协传》：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孔灵符传》：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免官。《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太守孟，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兴岯崲湖为田。又固执。灵运谓 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信佛。言论毁伤之。与 遂构仇隙。《梁书·顾宪之传》：行婺州事。时齐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此贵豪之固护也。南方如是，北方亦然。《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季龙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又《慕容暐载记》言：慕容评性贪鄙，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苻坚载记》言：坚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姚兴载记》言：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咸谏。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齐文襄秉政，亦禁贵豪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可见其情形与南方无异矣。

第四节 侈靡之禁

侈靡之禁，历代有之，惜行之不以其实。此固非政令所能为，然告朔饩羊，其意亦不可不知也。晋武帝即位之岁，即下诏大弘俭约，后又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李重传》云：泰始八年（272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其法亦可谓严矣。其时名臣议论：如刘颂云：“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将近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采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此言实得古人制礼之精义。又言：“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费，而计终已大益；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恒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此防名为兴利，实以自润者，亦言督责之术者所不可废也。傅玄言：“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果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此言大偏重农业，自不脱古人见解。然其言分人授事，则仍得合全社会而通筹之意，与一任其迁流所届，而不能加以控驭者不同。后世之人，知此义者鲜矣。抑计天下之人，他途皆取裁足，余尽驱之归农，似大不自由，而背于社会进化之理。然当大乱之后，四海困穷，生众食寡，为疾用舒，自为当务之急。暂举天下之人，迫使尽出于生利之一孔，固亦事势应尔，未可訾其狭隘酷烈也。惟此等论议，必也小国寡民，可由人力控驭，乃能行之。卫文公等破败之后，易于复振，即由于此。在后世，则往往徒托诸空言耳。然行之以文者仍不绝。

苻坚因其诸公引商人赵掇等为国卿，而立非命士以上不得于都城百里内乘车马，主商、皂隶妇女不得服金银、锦绣之制，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刘曜载记》：曜禁无官者不得乘马，禄八百石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姚兴载记》：兴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是虽夷狄之君，亦知制度之不可无也。南北朝诸主中，齐高帝最崇俭节。宋顺帝昇明二年三月，帝上表禁民间华伪，凡十七条。武帝虽不能自克，然于法令，亦能踵袭前规。永明七年四月，诏：“婚礼下达，人伦攸始。晚俗浮丽，历兹永久。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如故有违，绳之以法。”十月，又诏：“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海陵王延兴元年（494年），申明织成、金薄、采花、锦绣履之禁，则虽篡夺纷纭之际，此等禁令，亦不废弛矣。梁武帝于中兴二年（502年）下令述齐末之侈，已见上节。于是减损浮费，又命外详为条格。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诏：“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宣帝太建十一年十二月，下诏非军国资须，多所减省。并敕“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违我严规，抑有刑宪。具为条格，标榜宣示”。后主即位，亦诏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采华之属，详为条制，并皆禁绝。是虽淫侈之主，亦能奉行故事也。虏朝亦多此等禁令。魏世祖太平真君九年十月，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高宗和平四年十二月，又诏有司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高祖太和二年五月，又诏：“朕今宪章旧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世宗延昌二年九月，以贵族豪门，崇习奢侈，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献文六王传》：高阳王雍领司州牧，表请王公以下贱妾，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则鞭一百。《周书·崔猷传》：猷以大统时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猷请禁断。周武帝建德二年九月，诏：顷者婚嫁，竞为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惟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禁断。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皆其事也。此等皆朝廷之政令，亦有以有司而行诸一地方者。如晋范粲为武威太守，郡壤富实，珍玩充积，粲检制之，息其华伪；北齐苏琼为南清河太守，婚姻丧葬，皆教令俭而中礼。是也。然其为效弥微，则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历代禁奢之政，似皆有名无实矣。然此特在今日为不可行，若一旦社会组织，涣然丕变，则其义仍有不可不知者。此固势不能行，非谓义不当尔也。而历代于违礼之物，不惜加以摧毁，绝不顾惜物力，则其陈义尤高。《传》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历代奢丽之物，苟皆视作文明，其可珍者何限？然今竟安在哉？虽欲惜之，亦恶得而惜之？况夫社会组织，苟极安和，此等物自将日出而不穷，其宏壮，其工巧，皆将十百千万于古而未有已。故此等物，除以为古迹而保存之外，他无足取。而至其时，则人人共享其利，与前世及今日，徒足少数人之淫欲，而竭多数人之血汗，或且糜其顶踵以为之，且因此而更引起少数人之淫欲者，大不同矣。不足非天下之公患，天产与人工所为之物正同，又何恤而不摧毁之，以为矫正风俗之助哉？晋武帝焚雉头裘，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此事读史者以为美谈，其实若此之举，历代初不止一二。《晋书·陆云传》：云拜吴王晏郎中，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言：“武帝训世以俭，屡发明诏，厚戒丰奢，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十月，诏罢东田，毁兴光楼。《皇后传》谓太祖毁宋明之紫极。周武帝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六年正月，入邺，诏曰：“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六年五月，诏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弘敞，有逾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

《魏书·长孙道生传》言：道生廉约，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切责之，令毁宅。此皆毁坏宫室者。诸奢侈之物，宫室营造，工力实为最多，而犹不惜毁坏，他更不足论矣。《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论革侈丽之俗曰：“自今以去，宜为节目，若工人复造奇技淫器，则皆焚之而重其罪。”文惠太子薨后，齐武帝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梁武帝受相国、梁公之命，亦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陈宣帝太建七年四月，监豫州陈桃根表上织成罗文锦被裘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此皆与晋武帝之焚雉头裘无异。梁武帝天监四年正月，有司奏吴令唐佣铸盘龙火炉、翔凤砚盖，诏禁锢终身。《魏书·韩秀传》：子务，为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类矣，可付其家人。此诏当出宣武。”此二者虽未毁其物，然其绝之之深，亦与毁其物者无以异也。

第五节 借贷、振施

晋、南北朝之世，民间借贷，利率颇巨。《晋书·张骏传》言：骏境内大饥，市长谭祥请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则其时民间利率，必尚不止三倍。《魏书》言骏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北齐书·卢叔武传》言：叔武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其偿，都不计较，而岁岁常得倍余。盖平时借贷，自春及秋，偿之以倍，饥馑之时，则有过于三倍者也。《魏书·高宗纪》：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北史·齐本纪》言：后主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周书·苏绰传》：绰为六条诏书，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其六均赋役曰：“财货之生，其功不易。必须劝课，使豫营理。如其不豫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棰朴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其所言，即魏和平二年（461年）诏旨之所诫也。此等乘人之急者，其利率，又不可以常理论矣。

贵豪借贷，有为数颇巨者。《晋书·庾敳传》：刘舆见任于东海王越，人士多为所搆，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敳。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枕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周奉叔就王敬则换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斛，并金铪等物。梁武帝在戎多乏，就曹虎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又帝为荆州谘议时，刘之遴父虬，隐在百里洲，早相知闻。帝偶匮乏，遣就虬换谷百斛。之遴时在父侧，曰：“萧谘议踬士，云何能得舂？愿与其米。”虬从之。及帝即位，常怀之。此等非以市恩，即由慑势，与寻常借贷，实不尽同。至寻常借贷，则为数仍微，且多以物为质。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万一千，已见第一节。渊从父弟炫，罢江夏郡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并分与亲族。病无以市药，以冠剑为质。谢弘微曾孙侨，尝一朝无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答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庾诜，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孙腾、司马子如尝诣李元忠，逢其方坐树下，葛巾拥被，对壶独酌，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及卒，又以金蝉质绢，乃得敛焉。祖珽亦尝以《华林遍略》数帙，质钱樗蒱。此等盖皆谨守民间借贷之法者。若其所负非一人，而为数颇巨者，则有若宋萧惠开为益州，府录事参军刘希微负蜀人责将百万，为责主所制，不得俱还，惠开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之，此恐其初亦不免恃势乞取。褚渊之没，负责数十万，则其位高而家本贫。庾丹父景休，罢巴东郡，颇有资产。丹负钱数百万，责者填门，景休怒，不为之偿。既而朝贤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为还之。《南史·梁宗室传》。丹盖好交结者。夏侯道迁子夬，沽卖饮啖，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负，犹数千余匹。则其人本无行之徒也。宋江夏王义恭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已见第九章第四节。《南史·刘秀之传》：秀之徙丹阳尹。时赊买百姓物不还钱，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用。当时所谓民间债负，盖多兼赊市言之，非必尽贷金钱也，然其倚势取求则一矣。

其真民间借贷，则为数甚微。《南史·宋武帝纪》言：帝微时，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执，王谧以己钱代偿，乃得释。《魏书》《刁雍》及《岛夷传》皆同。惟《北史·雍传》作一万。宋武虽贫窭，犹是豪杰之流，真闾阎细民，零星乞贷，必尚不及此数也。富人亦有能弃券已责者。《宋书·王弘传》：弘父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又《顾觊之传》，言其子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觊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尝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觊之悉焚烧，宣语远近：“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丧累日。《齐书·崔慰祖传》：料得父时假贷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焚之。魏崔光伯亡，其兄光韶悉焚其契，已见第二节。《北齐书·李元忠传》：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此皆以钱物出贷者。《魏书·虑义僖传》：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北史·李士谦传》：士谦出粟万石，以贷乡人。属年谷不登，责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责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明年大熟，责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此则以谷物为贷者也。此等人实不能多，而豪势且有恃官力放责者。宋游道劾咸阳王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弼、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臧贿，终是不避权豪，此借官之名以放责者也。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此恃官之势而放责者也。《北齐书·虑潜传》云：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循吏·苏琼传》：迁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及欲求谒，度知其意，每见则谈问玄理，应对肃敬。研虽为责数来，无由启口。此则自放责而倚官力为之征偿者也。若民间豪右自行征偿者，则刁逵之执录宋武，其一事矣。皆可见责主之暴横也。

当时僧寺，实为借贷之所。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于招提寺，已见第一节。《南史·循吏·甄法崇传》：法崇孙彬，尝以一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不受。僧寺本以施济为事，施济不能遍及，乃推而为借贷，此亦便民之举。然在财产私有之世，惟牟利之事，为能遍行，能常行，此则事之无可如何者。故僧寺之借贷，亦渐变为求利之举焉。《魏书·释老志》：永平二年（509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是其事。如道研者，盖即其人也。

借贷者既多有质物，受其质者，自亦必有券契与之，使得凭以取赎。《齐书·萧坦之传》：坦之死，遣收其从兄翼宗。检家赤贫，惟有质钱帖子数百。《通鉴》胡三省《注》曰：“质钱帖者，以物质钱，钱主给帖与之，以为照验，他日出子本钱收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此即后世当票之权舆矣。

公家借贷于民者：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及僧尼，并按赀财，四分换一，以充军用，已见第八章第七节。萧颖胄之起兵，史亦言其换借富赀，以助军费。晋、南北朝时所云换者，即今所谓借，既以换为名，自无不归还之理，此颇类今之公债。魏宣武帝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人。又樊子鹄为殷州刺史，会岁旱俭，子鹄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此虽以官力迫人出贷，而公家不以债户自居，不得以公债为比也。

振施之事，豪富之家，亦颇能行之。《晋书·裴楷传》言：楷每游荣贵，辄取其珍玩，虽车马器物，宿昔之间，便以施诸穷乏。梁、赵二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以散亲族。人或讥之。楷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郗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超又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为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泛腾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萧惠开自蜀还，赀财二千余万，悉散施道路，一无所留。崔慰祖，父庆绪为梁州，家财千万，慰祖散与宗族。邓元起，少时尝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有稻几二千斛，悉以施之。此等皆徒为豪举，其所惠，实不出于宗族、故旧之间，不则所识穷乏者得我耳，真能爰及矜人者鲜矣。其所施较广者：宋徐耕，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大旱，民饥，诣县陈辞，以千斛助官振贷。严成、王道盖，大明八年（464年），东土饥旱，各以谷五百斛，助官振恤。吴明彻，侯景寇京师，天下大乱，明彻有粟麦三千余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曰：“当今草窃，人不图久，奈何有此而不与乡家共之？”于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李士谦，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年饥，罄家财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田粮种子，分给贫乏。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此则足当任恤之目者邪？然亦非有力者不能为也。若乃崔怀慎，孤贫特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沈约少孤贫，干宗党，得米数百斛；此则合众人之力以济一人，真为平民之互相救恤者矣。

振恤之政，古代本有恒典。爰及后世，事多废坠。其新起者，则多溺于佛说，欲事布施。此固不失慈爱之意，然小惠不遍，执政权者，不能修明旧典，而惟小惠是务，实不能无讥焉。《宋书·礼志》云：“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方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饮食。按此诏，汉时犹依月令施政事也。”读此文，而知宋时此等政事，无复存焉者矣。《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振给饥民。其意盖欲以僧曹行振恤之政。然中国佛寺，权力之大，赀财之富，均非欧洲基督教会之比，故其所成就亦微。《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梁书·武帝纪》：普通二年正月，舆驾亲祀南郊，诏曰：“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分收租赋。”《南平王伟传》云：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太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即赋给之。《南史·昭明太子传》云：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密加振赐，人十石。又出土衣绢帛，年常多作袴，各三千领，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无可敛，则为备棺槥。《梁宗室传》：始兴王憺子，为北徐州刺史，尝载粟帛游于境内，遇贫者即以振焉。此皆以布施行小惠。《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一年九月，诏曰：“可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其意，亦与梁普通二年（521年）之诏同也。惠而不知为政，天下之人，岂能耕而食之，绩而衣之邪？然如北齐后主，武平七年正月，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以操切之道行之，其无济于事而易以滋弊，抑更不待言矣。

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后汉之末，九州云扰，农业大丧，一时较能自立者，皆恃屯田，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一节。晋初开创，于农业仍甚留意，盖时势使然也。《石苞传》：苞为司徒，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巡行，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诏即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扶风王骏，代汝南王亮镇关中，劝督农桑与士卒分役。己及寮佐，并将帅兵士等，人限田十亩。具以表闻。诏遣普下州县，使各务农事。此等举措，具见一时君若臣之属望于农。然其行之之效，终不能副其所期，何哉？官田收租大重，而民不劝，一也。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傅玄言：“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言：“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齐民要术·杂说篇》言：齐地大亩为一顷三十五亩，则当时北方亩制，亦不画一。所宽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百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十斛。自顷以来，日增顷亩之课，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以还，或不能偿种。”玄为御史中丞时陈便宜之语。案武帝即位，段灼上疏追理邓艾，言其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而《食货志》称其屯田之效曰：东南有事，大军出征，资食有储。《郤诜传》言：诜母病，苦无车。及亡，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假葬。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隐逸传》言：郭文，河内轵人。洛阳陷，步担入吴兴余杭大涤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食有余谷，辄恤穷匮。皆可见耕作精者收效之宏。然土旷人希之时，农民每好多占顷亩，官家所课之田，又以顷亩多少为黜陟，督课者遂务虚张其数以为功；而甫田维莠之弊作矣，二也。又豪强占夺，屯官亦各恤其私，疆理之道，遂至不得其宜。《束晳传》：时欲广农，晳上议，以为“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晳又言：“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迁徙西州，以充边土。”则当时以大体言之，虽苦土满，而土狭人繁之弊，仍在所不免，此皆调剂之未得其宜也。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苑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可悉徙诸牧，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是当时旷良田以为牧场也。又言：“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殖。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蒲之饶，搆说官长，终于不破。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食货志》载杜预咸宁三年（277年）疏，言：“今者水灾，东南特剧。下由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塉。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希，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

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垦至。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送。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各据所见，不从遵言。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潦瓮溢，大为灾害？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观此，而当时豪民、田官各恤其私，不顾大局之情形可见矣。利于此而害于彼，而害且余于其利，农业安得而兴？三也。傅玄言：“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宜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此在当日，实为当务之急，然未闻武帝能行之。而齐献王言：“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宜严敕州郡，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考绩黜陟，毕使严明。”傅玄言：“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束晳言：“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徒欲以操切之政，责诸守令而已。而不知劝课之效，非徒守令所能为也，亦何益哉？

东渡以后，荆、扬二州，农业大盛。此盖社会生计自然之演进，而政府之南迁，或亦有以促之也。《宋书·孔靖传论》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苞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元熙十一年（429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弗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据其说，农事之最盛者，实今两湖间沼泽之区，及江、浙间之太湖流域也。《陈书·裴忌传》：高祖诛王僧辩，僧辩弟僧智举兵据吴郡。高祖遣黄他攻之，不能克。高祖谓忌曰：“三吴奥壤，旧称饶沃，虽凶荒之余，犹为殷盛，而今贼徒扇聚，天下摇心，非公无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袭据吴郡。又《沈君理传》：高祖受禅，出为吴郡太守。是时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悦附，深以干理见称。韦载之策齐军曰：“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可急于淮南筑城，以通东道运输。”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此策于高祖之成功，所关实大。凡此，皆可见当时之财富，惟东土是资也。侯景乱后尚如此，况于平时哉？而荆楚自东渡以来，即能以其独力，捍御北虏；庾翼、桓温等，且能因乘时会，震撼北方；亦必非徒以其兵甲之精也。实业之有造于国，讵不大哉？

然荆、扬虽云殷盛，而淮南北之地，则极荒芜，此于恢复之无成，所关亦大。《齐书·徐孝嗣传》云：是时建武。连年虏动，军国虚乏。孝嗣表立屯田，曰：“窃见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若不图。利害之基，莫此为甚。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费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埆之异。州、郡、县戍，主帅以下，悉分番附农。今水田既晚，方事菽、麦，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开创之利，宜在及时。所启允合，请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当境规度，勿有所遗。别立主曹，专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详所给。岁终殿最，明其刑赏。此功克举，庶有弘益。若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权其所饶，略不可计。”事御见纳。时帝已寝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史臣论之曰：“江左以来，不暇远策。王旅外出，未尝宿饱。四郊婴守，惧等松刍。县兵所救，经岁引日。凌风泙水，转漕艰长。倾窖民之储，尽仓敖之粟。流马木牛，尚深前弊，田积之要，惟在江、淮。郡国同兴，远不周急。故吴氏列戍南滨，屯农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横开漕，皆辅车相依，易以待敌。孝嗣此议，殆为空陈，惜矣。”可见屯田之策，于恢复之图，所关实大也。《魏书·薛虎子传》：虎子以太和四年（480年），为彭城镇将。上表言：“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余万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 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惟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高祖纳之。又《范绍传》言：世宗时，有南讨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广开屯田。八坐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虏为之能收其利，而谓我不能为之哉？

北方诸胡，知留心农事者盖寡。惟苻坚，《晋书·载记》言其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又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苑中，已见上章第三节。案封裕言：“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则当时流民之入辽西者甚众。皝不能抚绥之，乃重征之以要利，亦可谓无远略矣，然较之刘、石等之徒知虐取者，尚较愈也。《慕容宝载记》言：辽川先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冯跋载记》云：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惰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又下书曰：“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此等皆较能留心民事者，然十六国中，殊不多见也。

魏起陉北，至道武之世，乃知留心农事。《魏书·食货志》言：太祖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391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河种人工技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纪》在天兴元年（398年）。案明元永兴五年（413年），亦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盖北方土旷，故能如是也。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太宗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415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世祖屡亲戎驾，而委政于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恭宗纪》言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种殖之功。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此等烦碎之政令，安能及于闾阎而收实效？史云“垦田大为增辟”，亦不过缘饰之辞耳。《高祖纪》：延兴三年二月，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太和元年正月，诏：“牧民者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加以罪刑。”三月，诏曰：“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所在，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四年四月，诏：“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五年五月，又诏：“农时要月，民须余力。其敕天下，勿使留狱、久囚。”案魏本一小部落，后来虽藉兵力，窃据中原，然实不知治体，其政令亦不甚能行，故至恭宗劝农，所留意者，仍不过畿内，至高祖世，乃勤勤诰诫牧、守，然以魏吏治之坏，此等空言，又岂能有验邪？《韩麒麟传》：太和十一年（487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日多。贵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 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

实在于斯。”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内，而其情形至于如此，虏之所谓农政者可知矣。

畜牧之利，北方确较南土为饶，此则地利为之也。《魏书·食货志》所言道武破刘卫辰所收马、牛、羊之数，盖张侈之辞。然《尔朱荣传》，言其家世富有，牛、羊、驼、马，色别谷量；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北齐书·神武帝纪》：神武初见荣，说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案此所记神武初见荣时事，皆饰说不足信，然缘饰之辞，亦必揣度当时情势而为之，谓荣多马，则不诬也。又《广阳王深传》，言其刺恒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可见北方之马实多。《北齐书·卢潜传》言：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尽送官厩。由是百姓骚扰，切齿嗟怨。又可见南方之马，多来自北方也。魏之服高车，徙诸漠南，此于魏之牧政，裨益甚大，详见第八章第三节。《食货志》云：泰常六年（421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亦可见北族牧利之饶。《志》又云：“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槖驰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盗所盗掠焉。”案孝文南迁，主牧事者为宇文福。《福传》言：孝文“敕其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以吾民衣食所资之地，旷为异族之牧场，使得游牝其间，厚其力以猾夏，亦可哀矣。南北兵事之利钝，步骑之不敌，实为其大原因；南方欲图恢复，必有精骑以与虏决胜于中原；说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及第十一章第四节。《隋书·贺娄子干传》言：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希，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堠，岂容集聚人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案游牧之民，所以难于制驭者，以其迁徙易，不易根剿，而其来犯又极飘忽故也。我之所业与彼同，则不足为惮。淮上之地，既易为虏所扰，耕凿难安，曷不制其表为牧地，养马以备与虏驰驱乎？此古人未发之策，然言国防者似可参证也。

山泽之利，虽已不可专恃，然亦有时而相需甚殷。杜预咸宁三年（277年）疏曰：“当今秋夏，疏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草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石季龙载记》言：其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使令长率丁，随山泽采橡、捕鱼，以济老弱。《北齐书·卢潜传》言：高元海执政，断渔猎，而淮南人家，无以自资。可见疏食、渔、猎之利，亦与民生相关非浅矣。

丧乱之际，水利多不修举，此与农事，所关最大。《晋书·苻坚载记》言：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赖其利。《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二年五月，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十三年八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此等政令，其效如何不可知，然即以政令论，南北朝之世，亦不多见也。《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正月，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此事当较有实际。《魏书·崔楷传》：楷因冀、定数州，频遭水害，上疏曰：“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溢。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欲“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豫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过，泻其潟，泄此陂泽。九月农罢，量役计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县遣能工，麾画形势。郡发明使，筹察可不。审地推岸，辨其脉流。树坂分崖，练厥从往。别使案检，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审通塞。当境修治，不劳役远。终春自罢，未须久功。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伦。江、淮之南，地势洿下。云雨阴霖，动弥旬月。遥途远运，惟有舟舻。南亩畬菑，微事未耜。而众庶未为馑色，黔首罕有饥颜。岂天德不均，致地偏罚？故是地势异图，有兹丰馁。”后世论者，每谓兴水利即所以除水害，故沟洫实为治水要图，楷之所论，已先发其义矣。河域水利，不如江域之饶，而文明启发，转在其先者？沟洫之修举实为之，沟洫废而水灾兴，隋、唐以后，北方遂仰给于江、淮矣，此古今升降之一大端也。而其转移，实在晋、南北朝之世，丧乱与民生之关系，岂不大哉？然南方水利，虽云得天独厚，人工亦未尝废，观会稽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亦有丁功可知。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世岂有专恃天惠之事乎！又晋世水碓之利颇大。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见第三章第三节。实为常山覆败之因，可见其与民生相关之切。然多为豪强所擅，石崇之败，有司簿阅其訾产，水碓至三十余区是也。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晋书·魏舒传》，言其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可见豪贵之擅此者颇多，细民亦必不免受其剥削

矣。南方则似无此利，故至祖冲之始创为之，而后亦不闻其推行也，见下节。

矿业，当此时代，实极衰微。南北朝之世，所以迄欲铸钱而终不能善者，铜之乏，实为其大原，别见第四节。《齐书·刘悛传》：悛于永明八年（490年）启武帝，言“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其地即秦之严道，汉文帝赐邓通铸钱之处。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南朝因铸钱而开矿之事，惟此一见而已。《宋书·良吏传》：徐豁，于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426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二曰：“郡领银民三百余户。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顾崩压。一岁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检切，犹致逋违。老少相随，永绝农业。千有余口，皆资他食。寻台邸用米，不异于银，谓宜准银课米，即事为便。”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银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乌语，不闲货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又称两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弱，不辨自伸。官所课甚轻，民以所输为剧。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矿课之治累于民，及其有名无实如此。北朝矿利，亦极微末。《魏书·食货志》云：世宗延昌三年（514年），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三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又云：熙平二年（517年）冬，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案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然亦徒因此而致私铸繁兴而已，见第四节。

此时农学，亦极衰微。《隋书·经籍志》载农家之书五种：《氾胜之书》二卷，《四民月令》一卷，后汉崔寔撰。尚皆汉人之作。《禁苑实录》一卷，不著撰人名字。惟《齐民要术》十卷，为后魏贾思勰撰。《春秋济世六常拟议》五卷，杨瑾撰。瑾始末不详，或亦此时人也。《志》又云：梁有《陶朱公养鱼法》《卜式养羊法》《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各一卷，亡。《通志·艺文略·食货豢养类》：卜式《月政畜牧栽种法》一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此盖承上文亦以为卜式书，未必真有依据也。案此三书及《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皆引之，盖其书采摭颇博。贾思勰固当时农学一大家也。

前世农书传于后世完好者，今亦以此书为最古。

第二节 工 业

中国于工业，不甚重视，然巧思之士，亦历代有之。在晋、南北朝之世，似当以祖冲之为巨擘。《齐书·冲之传》云：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圜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车。太祖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毁焚之。案《刘休传》云：宋末，上造指南车，以休有思理，使与王僧虔对共监试。则休亦必有巧思。索驭驎之智巧，未知视冲之如何。其所为虽无成，然若冲之因姚兴成制，而驭驎无所因循，则其制作实较冲之为难，不得以成败为优劣也。《冲之传》又云：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南史》同，而上多“晋时杜预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十四字，下多“与周庙不异”五字。案《晋书·预传》云：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预所作若无成，必无由奏上；又周器形制无存，冲之所作，后人安知其同异？《南史》盖杂采众说而失之也。《周书·薛憕传》云：大统四年（538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为之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香气。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凫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处一床。钵圆而床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满则平，溢则倾。憕各为作颂。魏文欹器，必非古制。杜预所作，宋末盖亦已无存，冲之乃又以意创为之也。《冲之传》又云：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冲之之才，盖诚能利物前民者。建武中，明帝使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可谓用当其材，而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惜矣。《南史》云：冲之子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无以过也。当其诣微之时，雷霆不能入。尝行遇仆射徐勉，以头触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始行焉。暅之子皓，少传家业，善算历。可谓世济其美矣。《梁书·江革传》：革为镇北豫章王长史。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马，乃泛舟而还。途经下邳，遂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廷明将加害焉，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革骂暅曰：“卿荷国厚恩，已无报答，今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

并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将加棰扑。革厉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讨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还朝。祖暅巧矣，江革之气节，尤国之宝也。

北方有巧思者，当以蒋少游为最。《魏书·术艺传》云：少游乐安博昌人。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与高聪俱依高允。允爱其文用，遂并荐之。与聪俱补中书博士。骤被引命，屑屑禁闼，以规矩刻绩为务。因此大蒙恩锡，超等备位，而亦不迁陟也。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齐书·魏虏传》，谓孝文议迁都洛京，于永明九年（491年），遣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通和意，不许。然则少游是行，乃专为窥觇宫殿来也。《少游传》又云：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治，修旧增新；改作金塘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云。

此外巧思之士，如南朝之张永，已见第八章第七节。《晋书·石季龙载记》云：季龙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南史·齐本纪》云：东昏侯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陈书·长沙王叔坚传》，言其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日月下醮之，咒诅于上。此皆能为机捩者。又《孙玚传》，言其巧思过人，为起部尚书，军国器械，多所创立。《魏书·术艺传》云：高宗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高祖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世宗、肃宗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恩幸传》云：王叡子椿，雅有巧思。凡所营制，可为后法。正光中，元叉将营明堂、辟雍，欲征椿为将作大匠。椿闻而以疾固辞。椿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伎自适，无乏于时。或有劝椿仕者，椿笑而不答。盖溺于宴安者，非欲远元叉也。又云：茹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世宗悦之。见第十二章第一节。此等亦皆有巧思之士。若乃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蒸土作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又造百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复铸铜为大鼓、飞廉、铜仲、铜驼、龙、兽虎字避唐讳改。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此则徒为虐杀而已。史谓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薄，残忍刻薄诚有之，工巧或转未必也。

争战之世，能造兵器者必多，盖以趋时用也。《宋书·武帝纪》云：大军进广固，即屠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纲者，超伪尚书郎，有巧思。会超遣纲称藩于姚兴，乞师请救，纲从长安还，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乃升纲于楼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于是使纲大治攻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此事或言之大过，然纲必机巧之士，则无疑也。《陈书·徐世谱传》，言其领水军，从陆法和与侯景战。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高祖之拒王琳，水战之具，悉委世谱。世谱性机巧，谙解旧法。所造器械，并随机损益，妙思出人。其巧思，亦未必逊于张纲矣。《北齐书·方技传》云：綦母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作刀犹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此制，当尚胜于叱干阿利之百刚刀也。《魏书·食货志》云：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可见魏于兵器，亦甚留意矣。

此时公家铜、铁甚乏，颇为考工之累。铜之乏，别见第四节。《晋书·刑法志》云：“魏国建，定甲子科，犯 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南阳王模传》云：模代河间王颙镇关中。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模之所为，乃以铜代铁，可见铁之乏矣。然乏于官者必散之民，民间之械器，正可因此而益修也。《晋书·陶璜传》：吴用璜为交州刺史。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庾翼传》言：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冀表陈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可见铁之多少，关系于工业者大矣。

《宋书·礼志》云：“天子坐漆床，居朱屋。史臣按：《左传》丹桓宫之楹，何休注《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从来久矣。漆床亦当是汉代旧仪，而《汉仪》不载。寻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树，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阻，致之未易。藉地广之资，因人多之力，则役苦费深，为敝滋重。是以上古圣王，采椽不斫。斫之则惧刻桷雕楹，莫知其限也。哲人县鉴微远，杜渐防萌。知采椽不惬后代之必，不斫不为将来之用。故加朱施漆，以传厥后。

散木凡材，皆可入用。远探幽旨，将在斯乎？”案汉人言舜造漆器，谏者七人，其言虽不足信，可见其时尚以施漆为侈靡之事，此则转以为俭矣。《齐书·文学传》：崔慰祖父庆绪，永明中为梁州刺史，家财千万。慰祖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则不独宫禁用之，臣下之家，亦多有之矣。可见社会生计之逐渐进步也。

奇巧之制，来自西域者颇多。魏文欹器，疑亦西域巧工所制，仙人瓶钵等固皆西域意匠也。然此等奇技，惟淫侈之家，用为玩弄，故不久而即绝。何者？闲其事者少；且千金屠龙，成亦无益，故其传不广也。《北史·元韶传》云：齐神武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转而不可出；马脑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此等物果何所用之邪？王济以琉璃器贮馔享晋武帝，帝色为不平，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晋书·崔洪传》云：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汝南王亮尝燕公卿，以琉璃钟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当时之重琉璃如此，以其来自外国，难得故也。《魏书·大月氏传》云：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则其技曾传入中国矣。然《北史·何稠传》言：稠开皇中累迁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织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则琉璃之制，传入未久而又绝矣。稠以博览古图，多识旧物而能作波斯锦，则异物之可放制者正多。然不特实物不能久存，即图亦终归覆瓿，则一技之传，非成为寻常之事，其物能供众人之用，终必不久而旋绝耳。平心论之，其绝亦正不足惜也。

珍贵之物，果为众人所能用者，则始虽为贵豪所专有，久必渐流于民间。《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一年（487年）十月，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魏初绫锦，皆由宫中婢使自造，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大半，班赉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此事与历代以车服别贵贱之禁令正相反。可见其物果为众人所能用，虽以法令禁之亦无益，此生计之情势使然也。《隋书·地理志》言：魏郡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又言梁州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上国。知凡侈靡之地、富厚之邦，民间工作亦无不精进矣。

第三节 商 业

晋、南北朝之时，沿袭旧见，尚多贱视商业，发为崇本抑末之论。如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魏恭宗监国，欲课农功，亦禁弃本沽贩是也。详见第一节。然商业总只有随时而日盛。当海宇分崩，苛政亟行之际，往来既多艰阻，税敛又苦烦苛，故惟有势力者便于营商。王公大臣，外至方镇，遂多乘时要利者。虽为舆论所鄙，弗恤也。晋义阳成王望之孙奇，尝遣使到交、广贩货，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宋前废帝即位，诏藩王贸货，壹皆禁断。《沈怀文传》言：西阳王子尚等，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怀文言之，不听。此诏盖即为此而发，然无益也。《孔觊传》云：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忝与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当时士大夫，鄙视商业之情形，可以想见。然《谢庄传》言：孝武践阼，欲弘宣风则，下节俭诏书。庄虑此制不行，言曰：“诏云：贵戚竞利，兴货廛市者，悉皆禁制，此实久惬民听。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栽纠。若废法申恩，便为令有所阙。此处分伏愿深思。无缘明诏既下，声实乖爽。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则当时朝臣逐利之情形，亦与藩王无异矣。齐临川王映为雍州，尝致钱还都买物。有献计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以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邪？乃复求利？”似贤矣。然《豫章王嶷传》载嶷启言：“伏见以诸王举货，屡降严旨。少拙营生，已应上简。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资，皆是公润。臣私累不少，未知将来。罢州之后，或当不能不试营觅以自赡。”以严旨申禁之事，尚敢明文求乞，况于阴行违犯？无怪谢庄以声实乖爽为虑矣。刘峻兄孝广，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王莹少子实，为新安太守。实从兄来郡就求告。实与铜钱五十万，不听于郡及道散用。从兄密于郡市货，还都求利。去郡数十里，实乃知。命追之。呼从兄上岸，盘头，令卒予杖。搏颊乞原，劣得免。张畅为南蛮校尉，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亹状。僧宝有私货，停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遂不得去。褚渊，或饷之鳆鱼，门生有献计卖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庾仲文在尚书中，令奴沽酃酒。徐度恒使僮仆屠沽。邓琬起兵，史言其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其辞盖诬，前已辩之，然其婢仆，安知不乘时要利邪？柳世隆为湘州，亦以在州立邸、兴生，为御史所奏。当时无上无下，无内无外，可谓无不以贩鬻求利为事者矣。向靖无园田商货之业，徐勉拒兴立邸店，舳橹运致，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史安得

不以为美谈邪？

南方如是，北方更甚。魏太和八年（484年），始班官禄，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本纪》载孝文诏书云：“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忧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豫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臧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然则魏当未班官禄之前，实有隶官商人。盖名为市买以供官用，实则有司藉以营利，可谓作法于贪者矣。其制虽随班禄而罢，然积习既成，自难一旦革绝。恭宗禁民沽贩，而高允即诤其贩酤市廛，与民争利，上行下效，贪风其安克戢？故其北海王详，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刘腾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贵近如是，外方自将效尤。邢峦，志欲平蜀者也，而至汉中岁余，即商贩聚敛。李崇，南边之大将也，而贩肆聚敛，营求不息。其缘边州郡，疆场统戍，惟有通商聚敛之意，驱其羸弱，贩贸往还，袁翻之言，详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抑更无足为怪矣。《封懿传》言：郑云谄事刘腾，得为安州刺史，谓懿族曾孙回曰：“彼土治生，何事为便？”回答之曰：“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此等人盖亦如凤毛麟角矣。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十二月，以牧、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帖店肆，争利城市。可见大小官吏，竞行贩鬻。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周齐公宪出镇剑南，以裴文举为益州总管府中郎。蜀土富饶，商贩百倍，或以是劝文举。又可见周、齐之朝，风气无异于元魏也。

职是故，当时之达官贵人，多喜与商贾往来。苻坚诸公，引商人赵掇等为国卿，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言：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又段孝言掌选，富商大贾，多被铨擢，则此等事曾不足为异矣。《和士开传》言其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封隆之传》言：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而刘昉亦富商大贾，朝夕盈门。《杨愔传》言：太保、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可见不为此者之少矣。士夫之与此辈往来，不过利其货贿，自不待言，而专制之世，富豪多以名器为荣，故亦乐于攀附。观王辨祖训，以行商致富，而当魏世，以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太守可知。《隋书·辨传》。故一至昏乱之朝，富商即夤缘并进，而官方为之大坏也。

此等巨贾，亦颇有势力。刘道济之乱蜀，实以费谦等限止商利之故，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其规模较小者：如《梁书·贺琛传》言其伯父玚没后，家贫，尝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琛山阴人。《南史·恩幸传》言：陆验少而贫苦，邑人郁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此等必躬逐微利，非如王公贵人，安坐持筹，而使门生、奴婢辈为之营运者矣。《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沟中。《文学·刘勰传》言：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此则贩夫、贩妇之伦也。《魏书·赵柔传》：有人与柔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北史·寇儁传》：家人曾卖物与人，剩得绢一匹，儁访主还之。此等则偶然鬻卖，并不得谓之商人也。

达官贵人经商，其事虽多见于史，然此特旧时史籍，只有此等人之传记，故其事之可考者较多耳，非谓经商者皆此等人也。《隋书·地理志》言：洛阳俗尚商贾。丹阳小人率多商贩，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已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北史·魏诸宗室传》云：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者。可见小民从事贸易者之多矣。抑亦非仅限于都会。桓玄与晋朝搆衅，断江路，商旅绝，公私匮乏，士卒惟给粰橡。陈宝应载米粟与会稽贸易，遂致富强。《陶侃传》言：侃迁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作商船以诱之。生获数人，乃是西阳王羕之左右。《莫含传》言其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含，雁门繁峙人。然则南暨江海，北邻沙塞，商路罔不通利，虽遭丧乱，曾不足以阻之矣。

南北虽云分隔，商贾实无时而不通。石勒求交市于祖逖，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已见第四章第二节。索虏求互市于宋世祖，众议不一，而时遂通之，亦见第九章第五节。《魏书·食货志》言：魏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可见其贸易实为经常之事矣。亦有无许通市之明文，而仍相交往者。《苻健载记》言：苻雄遣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异贿盈积；《魏书·崔宽传》：附《崔玄伯传》。宽为陕城镇将，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来往，家产丰富是也。并有冒禁令而为之者。《北齐书·高季式传》，言其随潘乐征讨江、淮之间，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崔季舒传》言其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臧贿事，为御史所劾是也。《循吏传》：苏琼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琼以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此则名为利民，实则违禁图利者矣。南北使节往返，亦为交市之机。《北齐书·李绘传》云：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可见其习为故常。《崔暹传》言：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则交市者尚不仅使臣也。惟其所市者，似以珍异之物为多。《魏书·李安世传》言：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使任情交易。《北齐书·魏收传》言：收托附陈使封孝琰，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又收之副王昕使梁还，高隆之求南货于昕、收，不能如志，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于其台，久之乃得释。皆其证。其寻常笨重之货，当仍由民间贩粥耳。《周书·韦孝宽传》言：齐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则当北方分裂时，彼此贸迁，亦不利于隔绝矣。

附塞部落，亦贸易多通。库莫奚请市于冯跋，第七章第八节。又与魏交易于安、营二州；第十六章第十节。吐谷浑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第十六章第七节。突厥以至塞上市缯絮，乃通西魏；第十六章第九节。皆已见前。慕容翰之奔宇文归也，皝遣商人王车阴使察之。还言翰欲来。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刘显之欲杀魏道武也，《魏书·本纪》言：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慕容永之纳窟咄，道武奔贺兰部，遣安同及长孙贺乞援于慕容垂。安同者，辽东胡人。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侍子入洛阳。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暐灭，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亦商人也。长孙贺亡奔窟咄，同间行达中山。垂遣贺驎步骑六千随之。同与垂使人兰纥俱，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同隐藏于商贾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贺驎。当时商贾在北夷中活动之情形可见。盖惟此辈多往来于各部落中，熟习道路及各地之人情风俗，且多与其酋豪往还，故能知其机事，并可为间谍，可衔使命也。阿那瓌之返国也，其人大饥，相率入塞。瓌表请振给。诏元孚为北道行台，诣彼振恤。孚陈便宜云：“北人阻饥，命县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可见通易相需之殷。《南史·河南王传》言：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陶侃之守武昌，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可见近塞部落，皆利交易，南北正无二致矣。

域外通商，所至亦远。《梁书·中天竺国传》云：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日南、交趾。又扶南王尝遣商货至广州，诃罗随，元嘉七年（430年），表求市易往反，不为禁闭；皆见第十六章第四节。可见自南方来者颇多。《北史·粟特国传》云：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栗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又可见自西北来者之远也。

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隋书·食货志》言：南北朝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参看第五节。即此一端，已可见西域贸易之盛。《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暹，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可见凉州富贾之多。《周书·韩褒传》：除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可见通商为利之厚。又《韦瑱传》云：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此又足征西域来者之众也。齐后主欲为穆后造七宝车，遣商胡赍锦采市真珠于周，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皆西域商人留居中国，仍以经商为事者。《周书·异域传》言：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则其于国计，亦略有裨益。然《魏书·食货志》言：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而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蕃客何人，讵非商贾？则其耗费亦不少矣。其干乱政事者：北齐后主宠信胡户，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恩幸传》言胡小儿眼鼻深险，盖其人虽习华风，形貌则犹未变其深目高鼻之旧也。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言后主昵近凶狡，商胡丑类，擅权帷幄。案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魏书·李昕传》：昕为相州刺史，以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得罪。商胡之乱政，又不独宫禁之中，朝宁之上矣。然《隋书·儒林·何妥传》言：其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本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则好任用贾胡者，又不独北方为然也。《魏书·崔浩传》言：世祖攻蠕蠕，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大将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灭之矣。”世祖殊恨之。此说殊不足信。然北荒多有贾胡，则于此可见。阿伏至罗求击蠕蠕商胡越者，实为衔命，见第十九章第九节。此亦犹安同之为道武使慕容垂。《宋书·芮芮传》云：献师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此又细胡之伦也。商人之无远弗届，亦可惊异矣。

古者商业未盛，贸易皆有定时定地，《易》称神农氏日中为市；《记》言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是也。晋、南北朝之世，久非其时，然人心仍习于旧，故其立市犹有定地，而贸易之盛，亦或尤在农隙之时焉。《晋书·乐志》：《拂舞歌诗》云：“孟冬十月，北风徘徊。”“耨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此虽沿袭旧说之辞，亦或于当时情景，略有按合也。《晋书·地理志》：河南郡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齐王冏传》，谓其大筑一第馆，北取五谷市。《隋书·食货志》言：晋过江后，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此皆立市之可考者：然亦非谓市之外遂无贸易，故魏韩显宗称道武“分别士庶，使技作屠沽，各有攸处”，而又病其“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也。无市之处，官为置市，亦足以广招徕。《晋书·良吏传》言：鲁芝转天水太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是矣。《宋书·自序》言：沈邵出为钟离太守，郡先无市，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置立焉，盖为此也。市皆设官管治，兼司收税。《隋志》谓江东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齐东昏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见第十章第六节。然其善者，亦足收平亭之效。《晋书·陆云传》言：云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而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亦无二价是其事。其不善者，乃借以牟利。《魏书·李崇传》，言其子世哲为相州刺史，无清白状，邺、洛市廛，收擅其利，为时论所鄙是也。《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司市之职，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衒。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廉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此阳慧朗所以为人所疾恶欤？见第十五章第二节。《齐书·良政传》言：少府管掌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识，此其意原在以才举，然其后不流于聚敛者，殆未之有也。此时商贾之事，尚为士大夫所不齿，故市亦为其所罕到。吕僧珍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尝道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则史以为美谈；李输好自入市肆，高价买物，则虽商贾，亦共嗤玩之矣。见《北齐书·魏收传》。然又未尝不歆其利，此

好立邸店者之所以多也。《隋书·李德林传》云：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谦宅赐之，文书已出至地官府，忽复改赐崔谦。上语德林曰：“夫人欲得将与其舅，于公无形迹，不须争之。可自选一好宅。若不称意，当为营造。并觅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堰，为王谦宅替。开皇九年（589年），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诉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遇追苏威自长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以谄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赁之，德林诬罔，奏以自入。”李圆通、冯世基等又进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臧。”上因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乃悉追店给所住者。后出德林为湖州刺史，犹以罔冒取店为罪状焉。可见店舍为利之厚矣。魏孝武给斛斯椿店数区，耕牛三十头，椿以国难未平，不可与百姓争利，辞店受牛，日烹一头，以飨军士，诚不愧武士之风也。

第四节 钱 币（上）

晋、南北朝，为币制紊乱之世，其所由然，则以钱不足用，官家乏铜，既不明于钱币之理，政事又不整饬，铸造多苟且之为，有时或且借以图利，私铸因之而起，遂至不可收拾矣。此等情形，实历隋、唐之世而未能大变，至宋世行用纸币，乃又成一新景象焉。今述晋、南北朝币制之略如下：

《晋书·食货志》云：献帝初平中，董卓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魏武为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案民间果其通行，岂魏武一令所能废。当时钱之不用，实由兵乱积久使然，说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矣。自此至于江东，仍以钱少为患。《志》又云：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驳之，朝议多同，玄议乃不行。案自南北朝以前，时有废钱而用谷帛之议，固由其时钱币之理，尚未大明，然钱法之敝，实亦有以致之。钱法之敝，钱少而不足于用，以致钱贵物贱，其大端也。当此之时，欲善币制，实非鼓铸不可。然鼓铸迄不能善，币制之坏，遂与南北朝相始终矣。

宋高祖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悉市民铜，更造五铢钱，未果。见《宋书·范泰传》。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月，立钱署，铸四铢钱，是为南朝铸钱之始。二十四年（447年）六月，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明年（448年）五月，罢之。见《南史·本纪》。《宋书·何尚之传》云：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未知其极。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采铸久废，兼丧乱累承，摩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襁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案此说非尽实，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兼造之费；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更铸四铢钱。《前废帝纪》：大明八年（464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升，当依《南史》作斗，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薄小，商货不行。永光元年（465年）二月，铸二铢钱。九月，开百姓铸钱。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即前废帝永光元年。十二月，罢二铢钱。见《南史·本纪》。二年（466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颜悛传》云：元嘉中铸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案《何尚之传》言民间颇盗铸，此云不盗铸者，盖虽有盗铸而未甚也。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三年（467年），尚书右丞徐爰议：“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宜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诏可。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免死者相系，《刘怀慎传》：怀慎弟孙亮，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顾琛传》：大明四年（460年），为吴兴太守，坐郡民多翦钱及盗铸免官。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沈庆之立议：“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翦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上下其事公卿。义恭及竣皆驳之。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驳之。然及前废帝即位，卒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

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景和元年（465年），亦即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大宗初，惟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云。案宋世圜法之敝，铸造之不善，固其大端，而铜之乏所关亦巨。惟铜乏，故议铸造者皆不免爱铜，既减五铢为四，又减四铢为二，甚至欲以一为两，名实溷淆，民听眩惑，遂至不可收拾也。铜之乏，散入民间，以之制器，盖为其大原因。三国时，吴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刘备亦铸当五百大钱，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齐书·崔祖思传》：祖思言刘备取帐钩铜以铸钱。吴为产金之区，蜀为富饶之地，铜之乏且如是，况于他邦？盖自董卓毁坏五铢，所铸小钱，本不得民信，又为魏武所废；至魏文则并五铢而废之；其时民间用钱本少，又值丧乱，商贾不行；向为钱币之铜，遂多转而为械器矣。《齐书·高帝纪》言帝俭德云：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禁人车及酒器用铜。《北齐书·杨愔传》言其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宅内有茂竹，其季父暐，为愔于林边别茸一室，命独处其中。常以铜盘具盛馔以饭之。因以督厉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何远素器物无铜漆，则史以为清操。可见上自宫禁，下至民间，以铜为器物者之多。盖每经丧乱，则公家之藏，流入民间，而民间生计，后裕于前，遂能用之以制器，亦与金、银之散入民间，同一理也。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书·食货志》：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中国之铜已少，况又有流入异域者邪？梁武东下，用度不足，南平王伟时守襄阳，取寺铜佛，毁以为钱。北齐王则为洛州刺史，亦毁旧京诸像以铸钱。此固军旅倥偬之时、官方败坏之际，然亦可见其时铜之难得也。

《齐书·刘悛传》云：宋代太祖辅政，有意欲铸钱，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元四年（482年），奉朝请孔 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粜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患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实与今之言泉币者，立说相符。泉币通行之后，用之者固皆计其数，不复论其重，当其未行之时，则民之信否，恒视其重轻之名实相符与否，此四铢、二铢之所以不行。五铢行用最久，准其轻重，亦为下令于流水之原。孔 诚明于钱法之利弊者也。时议者亦多以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太祖使诸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永明八年（490年），恢启世祖：蒙山有古铜坑，上使入蜀铸钱，功费多，乃止，已见第一节。此时钱价之贵，十倍宋初；好恶钱相贸，好钱一当恶钱二，或十当其十七，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

梁、陈相继，圜法之素乱如故。《隋书·食货志》云：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本纪》事在四年十二月。《南史》云：用给事中王子云议。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黄汝成《日知录·短陌条集释》云：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案《志》言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乃指其都会之地，非谓尽其辖境。庾岭在当时，恐非用钱之所。破岭疑即破冈，见第八章第一节。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546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见《纪》。诏下而人不从，钱陌愈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云。《南史·梁敬帝纪》云：武帝末年，都下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陌。及江陵将覆，每百复除六文，称为六陌。案钱币贵于画一，梁武顾不恤自乱其例，铸女钱与五铢并行，盖利于去其周郭？其后又议铸铁钱，盖亦以铜少故也？《周书·艺术·姚僧垣传》：梁元帝尝有心腹疾，以从僧垣进大黄得愈，元帝大喜，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钱十万，实百万也，则元帝曾铸当十钱。然此外更无所见，盖其钱亦未行也。

《隋志》又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梁书·敬帝纪》：太平元年三月，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二年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丙申，复用细钱。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564年），改铸五铢。《纪》在三年闰二月。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569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陈书·本纪》：太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始用大货六铢钱。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案《志》言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又云：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盖商贾用金、银，人民自用盐、米、布也。此亦足证当时钱币之用，尚不周遍。

北朝圜法之坏，其情形亦与南朝略相似。《魏书·食货志》云：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510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不。或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诒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510年），都坐奏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环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绝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已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变易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澄又奏：“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师，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有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惟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案魏太和、永平五铢，盖所铸甚少，不足周用，故河北竟无新钱，即京西、京北，亦有无钱之处也。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颇近今世自由铸造之制，此私铸之所以不行。既用任城之议，则通行之地稍广，所需愈多。明年（511年），又从崔亮议，于有冶利处开铸。见第一节。私铸遂因之而兴。《志》云：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肃宗纪》：孝昌三年正月，诏峻铸钱之制。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529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书·杨侃传》：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侃奏曰：“昔马援至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后援征入为虎贲中郎，亲对光武，申释其趣，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入坐不许。以今况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侃乃随事剖辨。孝庄从之。乃铸五铢钱，如侃所奏。《高谦之传》：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轻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脱以为疑，求下公卿博议，如谓为允，即乞施行。”诏将从之，

事未就，会卒。则初亦有铸轻钱之议，而后未果行也。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迁邺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533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此时之操切，可谓至极，然不能禁绝私铸，而欲称其轻重以为用，亦只可谓之无策耳。《隋志》云：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此即《魏志》所云文襄奏革其弊者，事虽系之神武，谋实出自文襄也。《志》又云：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本纪》在天保四年正月。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又云：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北史·文帝纪》：大统六年二月，十二年三月，皆铸五铢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亦见《周书·本纪》。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

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二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本纪》事在正月。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亦见《本纪》。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本纪》但云与五行大布并行。北齐圜法之弊，全与魏同，盖承魏之敝，欲变焉而未能者。后周则思铸大钱以救钱荒，而卒亦捍格，其为弊，又与三国时之吴、蜀及宋之文帝同也。

民间苦铜钱不足，公家及豪富人，则有藏钱颇多者。《晋书·苏峻传》，峻陷宫城，得官省之钱亿万。齐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齐库亦出三亿万。见第十章第二节。白曜之破东阳，获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此公家之藏也。江禄为武宁郡，积钱于壁，壁为之倒。曹虎在雍州，致见钱七千万。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梁临川王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县一紫标，如此者三十余间。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曹景宗弟羲宗，富人向姓，以其为方伯之弟，豪强之门，出见钱百万，以妹适之。魏崔和子轨，盗钱百万，背和亡走。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梁南平王伟，于富僧藏镪者，多加毒害。此豪富之所藏也。《晋书·王导传》：子悦，先导卒。先是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潜为祈祷者数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皆藏闭。《齐书·祥瑞志》：永明七年（489年），《南史·本纪》在六年七月。齐兴太守刘元宝治郡城，于壍中获钱百万，《南史》作三十七万。形极大，《南史》云：皆轮厚径一寸半。以献台为瑞。世祖班赐朝臣以下各有差。十年（492年），齐安郡民王摄掘地，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十枚，品制如一。古人本有埋钱之风，当恶钱盛行之日，必更有甚焉者，此亦钱乏之一因欤？

金属为币，其弊在于私铸、私销之难禁。终南北朝之世，币制之坏，可谓皆由于私铸。《魏书·辛子馥传》：绍先孙。天平中，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可见豪右铜冶，胥为私铸之媒。又崔 尝私铸钱，见第十八章第一节。而南朝梁高祖从父弟昱，亦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免死徙临海郡。临川王宏之子，亦尝盗铸钱。又可见冒利而为之者之众矣。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可以止私铸，不能止私销。若欲禁绝私销，非如昔人之言，举铜冶而尽禁之不可，此岂可行之事哉？此则以金属为币，无可救正之弊也。

第五节 钱 币（下）

铜钱缺乏之世，所以代之者，北方多用绢布，南方则兼用谷，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晋书·石勒载记》：勒铸丰货钱，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石季龙载记》：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盖所以省帛之用。则北方之用绢布，由来旧矣。《魏书·辛绍先传》：绍先子穆，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返。敬文病临卒，以杂绫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访不得。经二十余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其廉信。又《冯元兴传》：齐郡曹昂，有学识，举秀才。永安中为太学博士，兼尚书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贫。忽遇盗，大失绫缣。时人鄙其矫诈。是收藏者皆用绢布也。赵柔卖铧，索绢二十匹，后有商人与之三十匹，而柔不肯背约；寇儁家人卖物，剩得绢五匹，访主还之，已见第三节，是卖买者皆以绢布也。《赵柔传》又云：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百缣，柔呼主还之，是估价者皆以绢布也。《鹿悆传》言：悆尝诣徐州，马瘦，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悆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还。则虽乡僻之地，亦以绢为交易之资矣。此行旅所以多赍绢布为资，如《杨播传》言：播弟津为岐州刺史，有武功民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也。播弟椿，又尝受命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拣充军士。后未行。可见绢布为用之广。若南方，则《晋书·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闻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是缘途皆可以谷为用。此等事，北方记载绝罕见。河北交易，虽云杂用谷帛，盖以谷济帛之穷，免于尺寸分裂而已。握粟出卜，以粟易械器，实为最古之俗，岂南方生计，演进较迟，故古俗之存者较多欤？孔琳之驳桓玄废钱之议曰：“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以钱谷对举，可见用谷处之多。南方论议，不甚病布帛之翦截，盖为此也。若北方则此弊殊甚。《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此由调外又入帛一匹二丈，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肃宗纪》：熙平二年正月，诏遣大使巡行四方，绢布缯采，长短合式，亦为所奉诏条之一。任城王澄刺定州，禁造布绢不任衣者，此即其熙平初上表所云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者也。见上节。既以为交易之资，势必至此而后已，禁之又何益邪？然当时官司之虐民，所调绢布，务求长广厚重，实较民间之单丝疏缕，狭幅促度者，其弊为尤甚。张普惠表，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魏书·卢同传》：同于熙平初转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

长绢。同乃举按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奉公之绩。调绢加长，至倍定式，而反获奉公之誉，可为张普惠之言之证。辛穆转汝阳太守，值水潦民饥，上表请轻租赋，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北齐苏琼，迁南清河太守，蚕月豫下丝、绢度样于部内；此等循吏，盖不易多觏矣。此亦以绢布代钱之一弊也。

金银为用亦稍广。旧日史家，率言汉世黄金多，后世渐少，由于佛事之消耗，说不足信。黄金之渐少，实由流入民间者之渐多，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宋书·礼志》言：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夫人金五十斤，魏氏聘后、王取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穆帝纳何皇后，孝武纳王皇后，纳征皆以绢三百匹。魏与东晋姑勿论，西晋初之侈靡何所不至，而必舍金而用绢，足见当时黄金实少。苏峻之陷宫城，官有金银五千斤，可谓其细已甚。梁武陵王之多金，为史所艳称，然实不过有金万斤、银五万斤，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较之王莽亡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各有数匮；董卓区区，犹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者；亦微末不足道矣。齐武帝，史称其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此乃约略之辞，未必其藏金之果多也。而民间：则《南史·侯景传》言其攻台城时，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才过淮，便竞剥略，征责金银；其后江南大饥，江、扬弥甚，百姓流亡，死者涂地，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此固非下贫之家，然民间多有金银，则于此可见。《齐书·萧颖胄传》言：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及颖胄起兵，乃取充军资；《魏书·释老志》言：世祖之废佛法，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金银宝物，及诸经论，大得秘藏。僧寺财自何来，宁非民间所布施邪？《南史·东昏侯纪》，言其潘妃服御，极选珍宝，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都下酒租，皆折输金，又令富室买金；详见第十章第六节。《魏书·任城王传》亦言：灵太后锐于缮兴，金银之价，为之踊上；可见民间金银交易，已极盛行矣。

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即可见藉以为用者之多。晋、南北朝之世，用金以斤计者：晋购石季龙首金五十斤。《元帝纪》建武元年（304年）。祖逖遣参军王愉使于石勒，赠以方物，勒遣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王弥与刘曜，阻兵相攻，弥长史张嵩谏止之，弥与曜各赐嵩金百斤。刘聪欲纳刘殷之女，李弘引王基为子纳王沈女，以见姓同源异，无碍婚姻，聪大悦，赐之黄金六十斤。详见第十七章第一节。佛狸伐入寇，宋购斩其头者赏金银各百斤。《宋书·索虏传》。邓琬奉子勋起兵，传檄京师，赐太宗金银五百斤。梁陆杲子罩，为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皇太子简文。赐之黄金五十斤。元略自梁返魏，梁武帝赐之金银百斤。魏豆代田，以战功赐黄金百斤，银百斤。赵郡王干除冀州刺史，高祖密赐黄金十斤。抱睹生死，嶷之父。赐黄金八十斤，以供丧用。齐文襄烝于冯翊太妃，见幽，司马子如全之，神武赐子如黄金百三十斤。《北史·后妃传》。陈元康进慕容绍宗，遂破侯景，世宗赏金五十斤。时段韶留守晋阳，世宗还，赐之金十斤。案汉世赏赐，即有虽言金而实与之钱者，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书·术艺传》：徐謇以疗高祖，赐钱一万贯。又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乃以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与之。则古来赏赐，原未尝不可以他物充代。太和为铸钱之世，万贯之赐，尚不能具，可见魏铜钱之乏。又《北史·高昂传》：西魏赏斩昂首者布绢万匹，岁岁稍与之，周亡犹未充，则又不必一时皆给。然则史所言赏赐、购募等，虽云金银若干斤，恐未必皆如数登与之矣。张茂以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献刘曜。吐谷浑辟奚以金银五百斤献苻坚。《晋书》本传。《坚载记》亦记其事，而作碎奚，《宋书》《魏书》亦作碎奚，见第十六章第七节。乞伏炽磐贡黄金二百斤于魏，请伐赫连昌。沮渠牧犍尚魏武威公主，献黄金五百斤。车伊洛亦以金百斤为献。宋攻杨难当，难当奔上邽，魏假古弼节，督陇右诸军，诏弼悉送难当子弟，杨玄少子文德，以黄金四十斤赂弼，弼乃留之。此等皆以地近西域，与往来，故多金，说见下。阿那瓌启请还国，朝臣意有异同，瓌以金百斤货元叉；周文使杨荐至蠕蠕，赐以黄金十斤，亦以蠕蠕稍徙西北，多与西域往来，故知以金银为用也。苻坚灭张天锡，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则其数虽多，敛之固以锱铢。《周书·柳庆传》言：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为一沙弥所窃。其人盖大贾，故持金较多。《晋书·艺术传》言：隗炤临终，书版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穷，虽尔，慎莫卖宅也。却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版往责之，勿违言也。”炤亡后，其家大困乏。欲卖宅，忆夫言辄止。期日，有龚使止亭中，妻遂赍版往责之。使者执版惘然。良久而悟，谓曰：“贤夫何善？”妻曰：“夫善于《易》，而未曾为人卜筮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告炤妻曰：“贤夫自有金耳。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遂掘之，皆如卜焉。其言诞谩不足信。《隋书·艺术传》言：或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杨伯丑。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其言之诞谩与隗炤事同，然言藏金不过数两而已。梁元帝谲长孙俭，言埋金千斤于城内，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周书·王思政传》：思政为荆州刺史，州境卑湿，城壍多坏，思政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掘得黄金三十斤；亦必贵富者所埋矣。是时公家用金，亦

多以两计者：如宋明帝欲以金千两赎晋熙王昶于魏；隋文帝践极，遣赐萧岿金五百两、银一千两是也。杜弘奔临贺，送金数千两与王机，求讨桂林贼自效；侯景饷朱异金二百两；则贵富人相赠遗，亦以两计矣。《晋书·食货志》言愍皇时斗米二金，而《帝纪》云米斗金二两，此为当时用金，多以两计之确证。《石季龙载记》言：其时金一斤直米二斗，则又四倍愍皇时，米贵似不应至此。颇疑《载记》之斤字，实当作两，非传写之误，则载笔者习熟旧史言金以斤计重之文，下笔时偶尔失检也。此疑如确，则凡他言金若干斤者，又安知其不有为两字之误者邪？史之言金，又有不著其为斤抑为两者，如第十九章第二节所引：范宁言并兼之士，一宴之馔，费过十金；《谢安传》言其肴馔屡费百金是也。汉时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或无甚变动，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何曾食日万钱，时人已视为极侈，《范宁》《谢安传》所云，若以斤计则其所费，又将十百于曾，虽侈不容至是，其必以两计可知。《北齐书·慕容俨传》言：俨斩侯瑱骁将张白石首，瑱以千金赎之。《俨传》之辞，全不足信，说已见前，即谓造作言语，亦当按切情势，仍可考见事实，则以宋明帝赎晋熙王之事例之，亦必以两计无疑。至如第一节所引会土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等，则系循行文之便，约略言之，不容凿求其数也。黄金有常形制，或为挺，或为饼，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武陵王纪黄金以一斤为饼，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杨运长等密以金饼赐沈攸之佐吏，见第九章第九节。《北齐书·陈元康传》言，世宗以元康进计征颍城而克，赏以金百挺。《祖珽传》言：文襄遇害，元康被伤，使珽作书属家累事，并云：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书，唤祖喜私问，得金二十五挺，惟与喜二挺，余尽自入。《北史·李幼廉传》：《北齐书》之李稚廉。出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幼廉收系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则挺、饼二者，晋、南北朝之世，固犹通行。窃意此等沿袭旧形制之金，其重必以斤计。此等惟公家或豪富之家藏之，赏赐、购募，赠遗、货赂，间或藉以为用。民间所用，并是散碎，则皆以两计。亦犹近世富家藏金薄、银挺，人间寻常用碎银也。

金银零星使用见于史者，以兵乱时赏赐将士者为最多，即此可以推见民间使用之情形矣。宋明帝泰始三年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宋书·本纪》。《天文志》事在八月癸卯。休范之叛，皇太后、太妃剔取宫内金银器物以充用。侯景之难，羊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以赐战士。时有一小儿，请以飞 传致消息。乃作数千丈绳，缀纸 于绳端，缚书其背，又题 口：若有得 送援军者，赏银百两。《魏书·岛夷传》。陈高祖讨王僧辩，密具袍数千领，及采帛、金银，以为赏赐之具。淳于量、吴明彻等讨华晈，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周罗 平山贼，宣帝赐之金银二千两。叔陵作乱，呼其甲士，散金银以赏赐。贺若弼进钟山，后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赐。及战，弼躬当鲁广达，窘而复振。而陈兵得人头，皆走后主，求赏金银。弼更趣孔范，范兵势交，便败走，陈军遂溃。任忠驰入台见后主。后主与之金两縢，曰：“为我南岸募人，犹可一战。”周武帝伐齐，齐王宪上金宝一十六件，以助军资。及入并州，出齐宫中金银，班赐将士。皆战时用金银赏赐之事也。徐陵之迁吏部尚书也，冒进求官者，喧竞不已，陵乃为书宣示，曰：“永定之时，圣朝草创，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可见赏赐本以钱绢为主，不得已乃代之以金银，又不得已，乃代之以官阶矣。此等赏赐，必不能用铤饼，必皆用金钗及器物等以充之，其物既小，分赋又多，其不能以斤计而以两计，亦势使然也。而民间之使用金银视此矣。金银本无用之物，贵族之宝之，大抵皆用为装饰。装饰有为礼制所许者，如晋之五路，皆饰以金；又汉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至晋乃代之以木，贵者用玉首，贱者则以蚌、金、银、玳瑁为雕饰是也。见《晋

书·舆服志》。《齐书·舆服志》云：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盖反以为俭矣。然非礼之用实多。《齐书·萧颍胄传》：高宗每存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颍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未足为侈。”帝不悦。后与曲宴，银器满席。颍胄曰：“陛下前欲坏银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曲宴银器，固为非礼，元日上寿，又何以必用银酒枪邪？宋明帝将杀吴喜，召入内殿，赐以名馔，并金银御器。则金银之器，又不徒宫禁中用之矣。然此尚非其至侈者。齐武帝至刘悛宅，昼卧，觉，悛自奉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与帝；则真骇人听闻矣。然一时君若臣以金银器物赏赐、贡献、馈遗者殊多。如齐高帝送金钗二十枚与周盘龙爱妾杜氏，武帝以金镂柄银柱琵琶赐褚渊，王敬则以金铪饷周奉叔是也。索虏不知礼义，故其奢侈尤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刘泰之等袭汝阳虏营，营内食具，皆是金银，事见《宋书·索虏传》。战时如此，平时可知。辽西公意烈之曾孙库汗，尝从太武北巡，有兔起乘舆前，命射之，应弦而毙，太武悦，赐一金兔，以旌其能。此似偶然之事，然孝武在洛，以银酒卮容二升许，县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西魏文帝在天游园，亦以金卮置堠上，命公卿射：事见《北史·魏诸宗室》《周书·宇文贵传》。造次颠沛之间，而犹如此，则其以金银器充赏，亦习为故常矣。臣下之藏金银器饰者：黄权母吴，以金钏赂蔡樽妾，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梁庐陵王续临终，上金银器千余件。徐君蒨侍妾数十，服玩悉以金银。鱼弘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有眠床一张，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饰。陶侃宴阳斐，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阮孝绪七岁，出继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遗财百余万，孝绪一无所纳，乳人辄窃玉羊、金兽与之，见第十七章第二节。皆可见其所藏器饰之多。其北方：则周太祖破侯莫陈悦，左右窃其银镂瓮。周武帝克晋州，使招北齐行台右仆射傅伏，以金、马碯二酒钟为信，伏

不受，后降，又以金酒卮赐之。可朱浑元归齐，齐高祖使持金环一枚以赐。后主亦以金银酒钟各一赐慕容俨。其甚者：毕义云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物，因被禁止。杨钧造银食器十具，以饷元叉，见《北史·杨昱传》。以孙腾、达奚武之功名，而腾盗府藏银器为家物，武为太司寇，库有万钉金带，因入库取之以归，几于廉耻扫地矣。此等事本有禁令，然大抵成为具文。《宋书·礼志》言：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者，其非禁物，皆得服之，而纯金银器，列为禁物之一。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 绫锦，金钗、镮、铒，及以金校饰器物，张绛帐。士卒百工，加不得以银饰器物，张帐。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金黄银钗、镮、铃、、铒。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银，错刻雕饰无用之物。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断金银涂。齐东昏侯永泰元年十一月，尚书令徐孝嗣议：王侯贵人昏连卺以真银卮，盖出近俗。今除金银连锁。自余新器，悉用埏陶。陈世祖天嘉元年八月，诏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后主太建十四年四月，诏禁镂金银薄。魏高阳王雍领司州牧，请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奴婢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此等法令，几于无代不有，然观法令之陈陈相因，即可知其久成具文矣。民间相与慕效，而金银之流散者遂多。豪富之家，至缓急之际，乃亦藉之以为用，而其用愈溥矣。谷帛为币，耗损殊多，且病滞重；铜钱不易周用，亦非把握可藏；以金银济其穷，以钱币演进之理言之，自亦未为非计。然则金银之流衍民间，实化无用为有用也。论者或反致慨于公家所藏之少，实为不达此义矣。

《日知录·黄金》条引宋太宗问杜镐曰：“两汉赐与，多用黄金，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答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此本漫然之语，而亭林引《三国·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魏书·释老志》：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谓镐之言颇为不妄。《廿二史札记》承其说，谓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金，帖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汉多黄金条》。夫金银为贵重之物，用后仍可还元，亭林引《草木子》，谓金一为箔，无复还元；瓯北述故老言：谓涂金、泥金，不复还本；皆非是。不能遂目为消失。抑且佞佛如魏献文，可谓甚矣，而所耗亦不过六百斤，此于中国，奚翄九牛一毛？故谓黄金以佛入中国而耗损者，必非其实也。抑且中国之金，不徒不因与西域、南海通而有所耗损也，且必因此而增多。《晋书·大秦传》云：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北史·波斯传》，谓其赋税准地输银钱。《高昌传》云：赋税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则银钱自西海至高昌，皆极通用，故能流入河西。《周书·李贤传》：贤为瓜州刺史，高祖西巡，使往瓜州，赐以银钱一万；盖即因其通用而赐之。《北齐书·王昕传》言：魏汝南王悦辟为骑兵参军。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昕独不拾。悦又散银钱以目昕，昕乃取其一。盖亦自西域而来，可见其流衍之远。然尚不止此。《晋书·地理志·日南郡象林县》云：自此南有四国，贡金为税。所谓四国，盖指日南所属庐容、朱吾、西卷、比景而言。其俗至蛮野，何来黄金？而《扶南传》亦言其以金银、珠、香为贡赋。此外海南诸国，史记其产金银，以金银为器饰，来献其金银若金银器物者甚多。其开化之程度，似未能至是。案《晋书·大秦传》又言：其邻国使到，辄廪以金钱。盖凡商旅所通之地，皆可持金银以通市易，故虽蛮野之国，亦知宝之，能用之，寖假且能取之于地矣。《南史·吕僧珍传》言：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贺，署函曰钱一千。阍人少之，弗为通。强之乃进。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银钱也。河西金银之钱，流衍至南方非易，季雅曾为南康郡，此银钱傥自交、广来欤？此说如不缪，

则《隋志》谓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亦未必皆生金银矣。李万周之杀袁昙远也，见第九章第四节。交州刺史檀逸被代，还至广州，资货巨万。万周诬以为逆，袭而杀之。遂劫掠公私银帛，籍袁、檀珍货，悉以自入。《梁书·止足传》：陶季直祖愍祖，宋广州刺史。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季直时甫四岁，独不取。《陈书·欧阳 传》：交州刺史袁昙缓，密以金五百两寄，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龚蒍，四百两付儿智矩。此等皆交、广金银之入中国者。宋文帝之征林邑，史云因其所贡陋薄，见第十六章第三节。盖未尝无利之之心？故檀和之之克捷，所取金宝颇多。《齐书·东南夷传论》，谓其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见第十六章第五节。则其自贡献、市易而来者，又不少也。《陈书·周文育传》：文育与王劢俱下，至大庾，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此交、广以金银为货之明征。抑尚不止此。颜悛在蜀作金浴盆；邓元起在蜀，亦致崇于聚敛，史有称其以金玉珍帛为内藏之诬辞。皆见第十九章第二节。蜀中财自何来？观武陵王纪之富，由于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而知其所由然矣。魏曹安表求击拾寅曰：“拾寅今保白兰，多金银、牛马，击之可以大获。”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吐浑安有金银，而况白兰？非来自西域而何自乎？蜀汉先主之入成都也，取城中金银，以赐将士，其时赏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者，即各金五百斤、银千斤。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铜之乏，至于取帐钩以铸钱，而金银之饶如是，何欤？《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始兴简王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珍宝甚多，金银为蚕虵形者数斗；则蜀之多金银旧矣。果自何来哉？观《秦汉史》言自蜀至印、缅之路之夙通，第九章第四、第六节。而其所由来，可以想见也。《魏书·食货志》云：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云：和平二年（461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

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则魏之金银，得自贡献者不少。句丽贡金于虏，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又《邢峦传》：峦于世宗初奏言：“先皇深观古今，去诸奢侈。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赀。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前。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贵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世宗从之。则其买自贾人者，又不少矣。阿伏至罗之立，魏以金银宝器奉之。见《北史·节义朱长生传》。按朱长生，《高车传》作可足浑长生。弥俄突之立，以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为献，后又遣使献金银。北夷之知宝金银如此，谓非与西域交往致然，其谁信之？西域之金银，尚能至北夷，岂况中国？故曰：中国与西域、南海通，不徒金银不致耗损，且必有所增益也。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晋、南北朝之世，稍见南北食性之殊。大抵南多食稻，北多食菽麦等。然北方之人，亦未尝不以稻米为贵。《晋书·惠帝纪》：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颖与帝单车走洛阳。服御分散，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官舍。宫人有持升余粇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帝，帝啖之。次获嘉，市粗米饭，盛以瓦盆，帝啖两盂。《宋书·孝义传》：何子平，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子平世居会稽。不办常得生米，何心独享白粲？”《南史·徐孝克传》：陈亡，随例入长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后，孝克遂常啖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焉。《魏书·安同传》：同长子屈，太宗时典太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请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诏长给同粳米。又《卢玄传》：曾孙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周书·裴侠传》：除河北郡守。躬履俭素，爱民如子，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又《刘璠传》：左迁同和郡守。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赀产，惟璠秋豪无所取。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并当时南北皆贵稻米之征。齐师之来寇，孔奂多营麦饭，以饷战士，盖以其时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惟在都下故也。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然徐孝嗣论屯田，谓菽麦为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则其利民初无以异矣。北人食麦，率多以之作饼。《晋书·何曾传》：蒸饼上不拆作十字，不食。《周书·王罴传》：罴性俭率，不事边幅。尝有台使，罴为其设食，使乃裂其薄饼缘。罴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舂簸造成，用力不少；乃尔选择，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惭。《北史·胡叟传》：不事产业，常苦饥贫，然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门，恒乘一车，敝韦裤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饮啖醉饱，盛余肉饼，以付螟蛉。皆其征也。《南史·后妃传》：“永明九年（491年），诏太庙四时祭，宣皇帝荐起面饼、鸭臛，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葅羹，昭皇后荐茗、粣、炙鱼，并生平所嗜也。”《通鉴》胡三省《注》云：“起面饼，今北人能为之。其面浮软，以卷肉啖之，亦谓之卷饼。案此即今山东薄饼。其实今江南人所为，尤较山东为薄而浮软也。程大昌曰：起面饼，入教面中，令松松然也。教，俗书作酵。”盖因多食面，故发明此法。然观胡氏之言，则其时南人犹未知作教也。

疏食之事，空乏之时，偏僻之地，亦间有之。《魏书·崔逞传》云：太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太祖虽嫌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逞又曰：“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太祖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后乃以答晋襄阳戍将书事杀之。事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案飞鸮食椹，道武知为何语？逞安得引此以对？盖其意，不欲虏敛谷以扰民，并不欲其劳民以取椹，道武以是憾之耳。然在当时，卒不得不听民以椹当租，可见谷必乏，民必有以椹为食者也。又《羊敦传》言：敦雅性清俭。转广平太守，属岁饥馑，家馈未至，使人外寻陂泽，采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周书·李迁哲传》：太祖令迁哲留镇白帝。信州先无仓储，军粮匮乏。迁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给之。迁哲亦自取供食。此并空乏之时，仰给疏食者也。《齐民要术·非中国物篇》引《吴录》云：交趾有欀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干捣之，以水淋之，似面，可作饼。又引《蜀志》云莎树出面，一树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兴古。又引刘欣期《交州记》曰：都句树，似栟榈，木中出屑如面，可啖。贾氏此篇，自言聊存名目，记其怪异，其所引据，不皆可信，然可信者亦多。桄榔可食，见《后汉书·夜郎传》，说非虚诬。欀、莎、都句，盖亦其类。此启辟较迟之地，本仰给于疏食者也。第二十章第一节，可以参观。

古惟贵者、老者肉食，晋、南北朝之世，犹有其遗风。《魏书·高宗纪》：太安元年（455年），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诏云：“入其境，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虽循旧文立说，然观杨椿械子孙谓：“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寮，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则虽富厚之家，平时亦不必皆肉食矣。魏末减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已见第二十章第三节。据所纪，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则给米一石者，给肉三十斤弱，即升米得肉五两弱。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假令人日食二升半，则得肉十一两余，此已非常人之食矣。《晋书·陆晔传》：晔弟子纳，出为吴兴太守，将之郡，先至姑熟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至醉可饮几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纳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后伺温间，谓之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酌。余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更敕中厨设精馔，酣饮极欢而罢。案《北齐书·卢叔武传》言：魏收曾来诣之，访以洛京旧事，不待食而起，云“难为子费”。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则陆纳所馈，已不为菲，桓温更敕中厨设精馔，则已侈矣。肉食者北方多有牛羊，南方颇饶鹅鸭，而鸡、彘及鱼，仍为常食。何以知之？《北齐书·元晖业传》云：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惟事饮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犊，此固信陵君 酒、妇人之意，然亦可见北人之习食牛羊。南方则食牛有禁。《南史·王僧孺传》云：出为南海太守。南海俗杀牛曾无限忌，僧孺至便禁断。《梁书·傅昭传》：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是其证。《晋书·虞预传》：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数。”乃犯法之事也。食羊亦罕见记载。晋惠帝之次获嘉，有老父献蒸鸡。亦见《本纪》。郤诜母亡，无马舆柩，养鸡、种蒜以致之，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苻坚遁还淮北，或进壶飧、豚髀。《北史·良吏传》：孟信为赵平太守，山中老人以纯酒馈之。并民间以鸡豚为常食之证。闲取野味，如陆纳以鹿肉饷桓温，盖亦非常食。河北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裴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为也，”乃悉罢之；盖非之也。《隋书·地理志》言：梁州人多事佃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盖特异之俗矣。刘毅在京口，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庾悦为司徒左长史，暂至京，亦要府州僚佐，共出东堂。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遣与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齐民要术·养鹅鸭篇》云：供厨者：鹅百日以外，子鸭六七十日佳，过此

肉硬。岂能以残炙见惠。”而齐太庙所荐，有鸭臛、鸭卵。陈武帝之御齐寇，陈蒨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并南人多食鹅鸭之证。《齐书·武陵王晔传》云：尚书令王俭诣晔，晔留设食，柈中菘菜、鱼而已。《梁书·良吏·何远传》云：江、浙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南史·孔休源传》云：休源初到都，寓于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庙，侍中范云一与相遇，深加褒赏。后云命驾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带，谓当诣之，备水陆之品。云驻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仓米饭、蒸鲍鱼。云食休源食，不举主人之馔。高谈尽日，同载还家。登深以为愧。沈众监起太极殿，携干鱼、菜饭独啖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齐书·孝义乐颐传》：吏部郎庾杲之常往候，颐为设食，枯鱼、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于茅季伟，我非郭林宗。”盖鱼为俭者之食，而干鱼则为尤俭，以鱼不劳饲养，干鱼又可于闲时取之，不费人力也。

常食以盐菜为主。《魏书·高允传》言：高宗幸允第，厨中惟盐菜；《周书·裴侠传》言：侠所食惟菽麦、盐菜是也。《晋书·皇甫谧传》：城阳太守梁柳，谧之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是贫家饭客，亦不过盐菜也。《宋书·孝义传》：郭原平佣赁以给供养。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肴味，惟飧盐饭而已。库狄伏连家口百余，盛夏人料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有并盐菜而不能具者。案古人言疏食食之主，又言疏食、菜羹，盖羹为食之所必备，余肴则为增设。《魏书·石虎传》言：石宣杀石韬后，虎以铁镮穿宣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以羹饭，以猪、狗法食之；犹是以羹饭为食之主。常食盐菜者，菜盖以之作羹也。又有以之为菹者，《齐书·虞杲之传》言：杲之清贫自业，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杂菜是也。赵平老人之馈孟信也，信和颜接引，殷勤劳问。乃自出酒，以铁铛温之。素木盘盛芜菁葅，惟此而已。又以一铛借老人。但执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谓老人曰：“吾至郡来，无人以一物见遗，今卿独有此饷；且食菜已久；欲为卿受一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费。”老人大悦，再拜擘纯进之。酒尽方别。肉食者鄙，与民并耕而食，饔餐而治，不亦清明在躬，不为口腹所累乎？

葱韭等物，仍为时人所嗜，豉亦为调和之资，故惠皇失御，宫人以燥蒜、盐豉进；郤诜亦事种蒜也。《梁书·吕僧珍传》；为南兖州刺史。平心率下，不私亲戚。从父兄子宏，以贩葱为业。僧珍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厚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可见嗜之者多，故能以贩鬻为业也。

宴客之侈，读第十九章第二节，可见其略。《北齐书·元孝友传》：孝友当魏末，上言：“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槃。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观是言，亦可想见祭槃之侈。孔琳之论宴会之侈曰：“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饰祭槃以悦生人之目，不亦厚诬其祖乎？又当时宴客者，必并其从者而亦宴之，其所费亦不赀。如《晋书·何曾传》言：曾都督河北诸军，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太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是也。卢叔武以粟飧、菜、片脯食魏收，所将仆从亦尽设食，一与此同，斯为美已。《宋书·武三王传》云：高祖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齐书·宣孝陈皇后传》言：后，太祖之母。太祖虽从宦，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于我过足矣。”其实口腹之欲，亦不过如是而已。“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未及下堂，已同臭腐，”贺琛之言，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果何为哉？

烹饪之法，贵家妇女，盖颇习之。《魏书·崔浩传》：浩著《食经》，叙曰：“予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尝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荐臻，疏糊口，不能具其物，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此盖所以供宾、祭、奉养。至侈于饮食者，则别有其相传之方。《晋书·何曾传》，言其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而《齐书·虞悰传》云：悰善为滋味，和齐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馔享宾，谓悰曰：“今日肴羞，宁有所遗不？”悰曰：“恨无黄颔臛，何曾《食疏》所载也。”足见曾之厨膳，为太官所不及，非偶然矣。《北齐书·崔 传》：子瞻，在御史台，恒宅中送食，别室独飧；盖亦曾之类也。《虞悰传》又云：世祖幸芳林园，就悰求扁米粣，悰献粣及杂肴数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诸饮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后体不快，悰乃献醒酒鲭酢一方而已。孟子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食方是秘，不亦贱丈夫矣乎？贺琛谏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夫能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其烹饪之方必极精。梁武欲自鸣其俭，而不知适以自暴其侈也。《魏书·胡叟传》言：高闾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蔬食，皆手自办集。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醢酱调美。叟亦饮食之人也。饮食之侈俭，岂系乎肉食、疏食哉？《齐书·刘 传》：弟琎，建元初，为武陵王晔冠军征虏参军。晔与僚佐饮，自割鹅炙。琎曰：“应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请退。《梁书·循吏传》：孙谦从子廉，便辟巧宦。贵要每食，必日进滋旨。皆手自煎调，不辞勤剧。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魏书·毛修之传》：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常在太官，主进御膳。此乃左右便嬖之职。朱修之欲袭诛佛狸，以告修之，而修之不听，佛狸遂得漏网。见第八章第六节。饮食之人，为人所贱，又何怪乎？

外国食法，亦有流传中国者。《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载《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干姜一两，胡椒七十枚，皆捣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内著酒中，云：此胡人所谓荜拨酒也。其作和酒法，用荜拨六枚，《蒸缹法篇》载胡炮法，亦用荜拨，则荜拨酒胡人必以荜拨制之，中国乃改用姜、椒、安石榴等耳。然胡椒、安石榴，亦异域物也。此外《作酢篇》有外国苦酒法，《飧饭篇》有胡饭法。《晋书·五行志》：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则外国食法，流传中国者多矣。

《宋书·武三王传》言：义恭爱宠异常。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乞与傍人。庐陵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此《内则》所谓孺子食无时，俗语谓之杂食，亦曰零食，今又谓之闲食者也。此等物味甘者居多，其时中国似尚未有蔗饧，皆用米、麦所制之饧及蜜。故颜悛上言：谓禁糃一月，息米近万斛。《武三王传》又言：废帝挑取义恭眼睛，以蜜渍之，为鬼目精。见第九章第三节。精，《南史》作粽。《通鉴》从之。胡三省《注》曰：“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即蜜渍益智也。”此即今之蜜饯也。《齐民要术》有《饧 篇》，所用亦皆谷类。其《非中国物篇》有甘蔗，云：“雩都县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余县所无。”则雩都附近，颇有甘蔗。然不云可制饧。又引《异物志》云：“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斩而食之既甘。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此即今之冰糖。然其物恐交、广以外，未必有之。《通鉴》：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周晋公护使李安置毒于糖，以弑世宗。《注》云：“，丸饼也。江陵未败时，梁将陆法和有道术，先具大、薄饼，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见、饼，盖北食也。今城市间元宵所卖焦 即其物，但较小耳。糖出南方，煎蔗为之，绝甘。”案齐明帝，太官进御食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已见第十章第四节。《通鉴注》云：“今之裹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药、松子、胡桃仁等，以竹箨裹而蒸之，大才二指许，不劳四破也。”建武三年（496年）。以糖和糯米粉入松子、胡桃仁蒸食，今所谓嘉、湖细点中犹有之，吾乡呼为玉带糕，但无香药，不以竹箨裹之耳，此古裹蒸之变也。盖米麦糖所制之物，不宜冷食，故齐明帝时之裹蒸，于朝食时进之，今人改用蔗糖，则以为无时之食矣。此说若不误，则南方尚用米麦所制之糖，北方安得有蔗糖？胡《注》释糖 之糖为蔗糖，恐失之矣。又齐太庙荐茗粣，《通鉴注》曰：“粣，《类篇》云：色责翻，糁也；又侧革翻，粽也。《南史》：虞悰作扁米粣，盖即今之馓子是也，可以供茶。”侧革翻，似即今蜜饯之饯字之音，但上入异耳。以之供茶，实今之称点心为茶食之本。女真初兴时，其所谓茶食者固尚以蜜涂也。

贵人饮食虽侈，然居丧则能守礼者尚多。《魏书·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伯，母亡居丧，不食盐菜。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周书·孝义传》：皇甫遐母丧，食粥枕凷。远近闻其至孝，竞以米、面遗之。遐皆受而不食，以营佛斋。皆其事。并有能持之以久者，如何子平母丧去官，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日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杨愔遭离家难，常以丧礼自居，所食惟盐菜是也。甚有如甄恬，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不肯食者。《梁书·孝行传》。皆当时风气使然也。

酿酒多用秫谷。《晋书·孔愉传》：愉从弟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麹糵事。”又《隐逸传》：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粇，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粇。是其事。酿酒耗谷颇多。魏正光后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魏书·食货志》。官给之酒，所耗如此，私酿所费之广，不言可知。故历代皆有酒禁，其法且有颇酷者。《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八年十二月，开酒禁。《安帝纪》：隆安五年（401年），是岁饥，禁酒。义熙三年三月，除酒禁。《刘曜载记》：曜制季秋农事毕，乃听饮酒。《石勒载记》：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正月，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二十二年九月，开酒禁。《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魏书·高宗纪》：太安四年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刑罚志》云：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王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亲宾，则开禁，有日程。《孝静帝本纪》：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齐献武王请开酒禁。《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四年二月，以年谷不登，禁酤酒。《后主纪》：天统五年十一月，诏禁造酒。《上洛王思宗传》，言其子元海为右仆射，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当即此时事也。武平六年闰月，开酒禁。《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二月，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案历代酒禁，史之所载，未必能具也。然《抱朴子·酒戒篇》论当时禁酒情形云：“曩者饥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责榜徇者相续，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沽卖之室，废弃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冯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垆专利，乃更倍仇。从其酤买，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以葛氏之言推之，历代酒禁，恐皆利少弊多矣。《魏书·列女传》：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事姑王氏甚谨。太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酝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告，曰：“老病须酒，在家私酿，王所为也。”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其罪在张。”有司疑其罪，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高宗义而赦之。法过严者不能行，势非至于屈法纵舍不止，立之复何益哉？要之风俗之所由成，其道恒隐曲多端，断非一切之法所能政也。

造酒之法，《齐民要术》第六十三至六十七篇详之。中有《祝麹文》，启五方、五土之神，东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黄帝、土公、黄帝威神。求使“出类绝踪，穴虫潜影”，则今酿酒者之迷信，由来旧矣。《晋书·刘弘传》：弘为荆州刺史，下教曰：“酒室中云斋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麹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酒之优者盖较厚，故其性亦较烈。《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云：“穄米酎，先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凡人大醉，酩酊无知，身体壮热如火者，作热汤，以冷解，名曰生熟汤。汤令均，小热得通人手，以浇醉人。汤淋处即冷。不过数斛汤，回转翻覆，通头面痛淋，须臾起坐。与人此酒，先问饮多少，裁量与之。若不语其法，口美不能自节，无不死矣。一斗酒醉二十人。得者无不传饷亲知以为恭。”黍米酎，“悉同穄酎法，芬香美酿，皆亦相似。酿此二酝，常宜谨慎，多喜杀人。以饮少，不言醉死，正疑药杀。尤须节量，勿轻饮之。”观此二酝，当时名酒，盖多味厚性烈者，此亦酒祸之所由滋欤？

茗饮始见正史者，为《三国·吴志·韦曜传》，已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困学纪闻》言荼字有三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日知录》言：荼字中唐始变作茶。同声异韵之字，减一画而化为两字，中华造字，旧有此法，实即六书中之转注也。《齐民要术》论茶，引《尔雅》“槚，苦荼。”郭璞《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盖茶味亦苦，故藉苦菜之名以名之，久乃变其韵而析为二语也。《日知录》云：“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据其说，茗饮盖始于蜀而浸淫于吴、楚。《齐民要术》列茶于《非中国物篇》中，又引《荆州地记》曰：浮陵茶最好。盖其所谓中国，限于北方，故云尔。然亦可见是时北方尚未有茶也。又引《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则其时已有伪物矣。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钱币之用愈微，则实物之储愈富，故古代仓廪，恒较后世为充实。晋承丧乱之后，然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陈敏建议，谓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朝廷从之，转漕颇有成效。可见南方储谷之多。北方虽云丧乱，而离石大饥，刘渊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又使其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则亦未至全乏也。晋迁江东，《隋书·食货志》云：“其仓：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大仓，东宫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唐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州郡、台传，亦各有仓。”《晋书·五行志》：海西公太和中，郗愔为会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虞潭传》：潭转吴国内史，徙会稽。未几，复还吴郡。是时军荒之后，苏峻乱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振救。《陶回传》：回迁吴兴太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鬻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言不如开仓廪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赖之。《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良吏·邓攸传》：攸守吴郡，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贷。未报，辄开仓救之。《外戚·王蕴传》：蕴补吴兴太守。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赖蕴全者十七八。此等事，具见地方贮备之丰。三吴固富庶之区，在辇毂之下，然桓玄乘殷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而伐之；又《王长文传》言：太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文到州，刺史徐幹舍之，长文不谢而去；则偏远之区，振贷亦未遂成为具文也。拓跋焘之南侵也，江夏王义恭次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沈庆之、何勖，咸欲弃城逆奔。以张畅言而止。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畅传》载畅之言曰：“今军仓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便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则其时仓谷实未大乏，庆之等自怯懦耳。《传》又云：时太祖遣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骑送之。焘闻知，即遣数百骑急追。爰已过淮，仅得免。初爰去，城内闻虏遣追，虑爰见禽，失米最，虏知城内食少。义恭忧惧无计，犹

欲奔走。会虏大众至，乃不果。则当时城内之人，视其粮储，实已岌岌，然彭城初未奔溃。《梁书·庾域传》：长沙宣武王为梁州，以为录事参军，带华阳太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有空仓数十所，域封题，指示将士云：“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以安。是当时梁州，粟亦空乏。然萧懿坚守六十余日，未曾失陷。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则虽空乏，亦未至于绝无，故能以空言安众心也。《宋书·沈庆之传》：南新郡蛮帅田彦生反叛，攻围郡城。庆之遣柳元景赴之。未至，郡已被破。焚烧城内仓储及廨舍荡尽。是凡有兵备之处，仓谷皆略有存储。《隋书·食货志》言：南朝自侯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此与《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言其时军旅洊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之事，可以参观。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各种给赐皆绝，而米廪犹存，可见其仓储实较后世为充实。若在后世，则即财政宽裕之时，京官亦不能皆给米栗也。

《魏书·韩麒麟传》：太和十一年（487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又《李彪传》：彪上封事七条，其三曰：“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臧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彪之封事，据《食货志》，事在太和十二年（488年）。《志》谓孝文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则魏当太和大饥以前，积贮之情形甚恶，自此以后，乃颇有更革。故至宣武延昌元、二、三年（512、513、514年），复遭饥馑，颇能有所振施也。见《纪》。

仓储虽云有备无患，然死藏其谷，不能生利，亦非计之得者。得轻重敛散之意者，莫如常平。故历代论者，多主行之也。《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九月，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杜预传》谓预拜度支尚书，乃奏兴常平仓五十余条，皆纳焉，盖即此时事。《刘颂传》：颂上疏言：“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所谓成制，盖亦常平之类也。《宋书·沈昙庆传》云：时岁有水旱，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民急，太祖纳其言而事不行。史臣谓“大明之末，积旱成灾，口减过半，若常平之议兴于中年，或不至是”。可见其相需甚殷。然又谓“若笼以平价，则官苦民优，议屈当时，盖由于此”。盖主其事者，未能计及远利也。魏立常平仓，事在太和二十年（496年），见《纪》。常平之所患者，谷物之贸迁已盛，而公家之资本较微，不足以制其轻重。李彪之议，年丰籴积，时俭出粜，亦即常平之意，而析州郡常调，分京都度支以为之，资力较雄，此其所以能收公私丰赡之效欤？然则太和以后资储之充实，所恃者转不在常平之司矣。北齐河清定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籴贮。周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皆见《隋书·食货志》。亦皆常平之意也。

《魏书·释老志》：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振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又云：世宗永平四年（511年）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欲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自今已后，不得传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振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责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又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永明元年（483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可特原之，余如奏。”案《志》载昙曜元奏，本谓俭岁振给饥民；高肇奏辞，亦云不限道俗；而世宗诏谓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则其振施似以僧尼为主。竭民力以奉僧尼，已为无理，况又强取民户，规图赢息，其弊至于不可究诘乎？而僧暹等犹见特原，亦可谓无政事矣。

世宗诏令出贷先尽贫穷，富有之家，不听辄贷，是当时僧祇之粟，反有贷于富家者也。近世农民银行之兴，富家或以微息贷之于行，而加重之以贷于民。主行事者，利富家易于征偿；又总贷之于数富家，而听其转贷贫民则事简；富家又或饵以微利；遂乐贷之于富家，今古之情弊正同也。诏又言或有私债，转施偿僧，此又民间放债，征责不得，而藉僧祇之力，为之索取者，参看第十九章第五节自明。僧人之举动如此，可谓不法极矣。货币用微之世，实物之储蓄恒多。凡物皆然，米谷尤甚。故在前世，不惟官家仓廪，较后世为充实，即民间之存谷亦多。《宋书·孝义·徐耕传》：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大旱，民饥，耕以千斛助官振贷。诣县陈辞曰：“此郡虽弊，耕晋陵延陵人。犹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旱之所弊，实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厉，为劝造之端。”又《自序》言：沈亮转西曹主簿。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劝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此皆凡民虽饥，富家自有藏粟之证。齐竟陵王子良为丹阳尹，开私仓以振属县贫人。刘怀珍族弟善明，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 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赎命田。可见富贵之家，仓储亦自充足。此等人若能如徐耕之助官振贷，卢叔武之听民赊借，见第十九章第五节。自为最善。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剥削贫民者实多。《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积贮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此即沈亮之议，以理论，虽无可訾，然行之恐不易也。《北齐书·循吏传》：苏琼为南清河太守。天保中，郡界大水。琼普集郡中有粟之家，自从贷粟，给付饥者。此亦贤智之过，不能常行、遍行。无已，则仍惟有乞灵于通粜。故饥荒之岁，商贩最宜使之流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

仗自防者悉勿禁，即以此也。然遏粜者亦殊多。《南史·崔祖思传》：青州刺史张冲启：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南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祖思叔父景真之子。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即其一事也。夫遏粜非徒有害于邻境也，在本境亦为谷贱伤农。平时行之犹不可，况频岁不熟之后，饥疲之民亟待振起之际乎？于此而遏其流通，亦可谓不达于政矣。

张冲言青州邻接戎寇，弥须沃实，是也，然亦有宜慎者。兵戈之际，往往民食不足，而兵家之蓄有余。《晋书·石勒载记》：勒将图王浚，引其舍人王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此亡期之至也。”《浚传》：勒既执浚，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则浚当时藏粟实多。然究何益哉？《刘聪载记》：刘曜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宋书·索虏传》：历城建武府司马申元吉破碻磝，获虏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梁书·夏侯亶传》：亶合韦放出兵，降城五十二，获米二十万石。弟夔出兵，凡获粟六十万斛。军中奏报，固多夸大之辞，然必不能全虚，则缘边要害之地，储粟无不充实矣。梁武帝以雍州为边镇，运数州之粟以实之。见《南史·南平王伟传》。后周之世，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周书·郭彦传》。《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榜棰，以是人有逃散。盖其取之之虐如此。然究何益哉？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宋书·臧质传》谓虏初南出，后无资粮，惟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钞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故悉力以攻之。《魏书·卢玄传》：玄孙渊，曹虎遣使请降，高祖使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及知虎降之诈，诏渊进取南阳。渊以兵少粮乏，赭阳近叶仓，表求先攻之。高祖许焉。《慕容白曜传》言：白曜之陷肥城，获粟三十万斛；破垣苗，得栗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克东阳后，史又最其凡云：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邢峦攻破宿豫、淮阳二戍，获米四十余万石。侯景之围台城，亦食石头常平仓。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凡此皆赍盗粮而已。即不为敌所因，亦有不能自保者。《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月，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焚谷米百八十万斛。据《王浑传》，所焚又有稻苗四千余顷。稻苗固难刈获，积谷亦未易迁移，然独不能自焚之乎？使佛狸南犯之时，是处坚壁清野，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悉行焚荡；虏马虽健，能以饥军纵横于无人之地乎？固知焦土为御敌之上策矣。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遗谢安书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周书·裴侠传》：“侠迁民部中大夫。时有奸吏，主守仓储，积年隐没至千万者。及侠在官，厉精发擿。数旬之内，奸盗略尽。”仓储之难于管理如此，故后世积谷，多改储银钱。其弊则在荒歉之际，无由易为粮食。社仓之制，分谷诸社，令人民自行掌管，善矣，然民或不能自理，而至移之于县，则其弊亦与官所设仓同。愚谓各地仓屋，宜悉由官造。商人之贩易米谷者，皆不许自建仓屋，而责其必僦储于官仓。官所造仓，易于合式，米谷存储，难于变坏，其善一也。可度远近适中，水陆利便之地造焉，平时既利转输，战时亦易移徙，其善二也。商人之营米业者，储谷于官仓若干，则官责其代管官谷若干，凡出陈易新，及严防耗坏之事悉属焉。此系以国权责成米商，不许辞避。存谷可分定期、不定期二种，一如银行存款。需用提取，悉按定章。寇至，责其运至后路，费由官给。不能运者，亦即责其焚毁。民间亦可存谷与商人，一如存钱于银行。如此，官民皆省管理之劳，而度年岁上下，外路来源多少，以定存谷之多少，悉由熟悉情形之商人为之，其计画必较徒事敷衍之官吏、不习其事之人民为精。不须存留，即可运用。不虞空乏，又免死藏；寇至易于运走，否亦不至资敌；一举而数善备焉。逮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此在今后，允宜惩前而毖后者也。

耕九余三之制，昔人侈为美谈，然此特小国寡民，一切悉恃自给之世为然耳，交通便则通工易事之范围广，与就一地方而调其丰歉，自不如合各地方而剂其盈虚矣。夫如是，则转漕必不可免。其利害，亦有宜详度者。魏显祖因民贫富，为输租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魏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定令：垦租送台，义租纳郡。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隋书·食货志》。此为经常之制。魏孝文太和七年正月，诏青、齐、光、东徐四州之民，户运仓粟二十万石，送瑕丘、琅邪，复租算一年，此则临时之措置：凡所以均漕转之劳也。然此究不易均平，且其间极易丛弊。《魏书·李 传》：为太仓尚书，用范檦、陈端等计，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使所在委滞，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货赂，各求在前。远近大为困弊。此其显而易见者矣。韩麒麟言绢布之输，于民为利，盖以此也。欲救此弊，则宜多置仓及于紧要之地置仓。齐神武迁邺之后，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则其事也。《隋书·食货志》。然终不易使各地方一皆丰足，而一有荒歉，则穷僻之地，仰转输以资接济，为尤难焉。《北齐书·李元忠传》：天平四年（537年），元忠除光州刺史。时州境灾俭，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贷，俟秋征收。被报听用万石。元忠以为万石给人，计一家不过升斗而已，徒有虚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万石以振之。夫一光州，薄振即须如是，而论积贮，则东晋京都诸仓，总计不过五十余万，欲求振给之遍，岂不难哉？故在北方，偏多移民就谷之举。神瑞二年（415年）之困，从崔浩、周澹议，分民诣山东三州。太和十一年（478年）之旱，亦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廪。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魏书·食货志》。此岂不重为烦费？延昌元年（512年），诏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又诏饥兵就谷六镇，则其相违弥远矣。相违愈远，则其旋反愈难，宜乎李彪之病之也。故欲谋是处之丰足，仍赖商贾之流通。官家亦有自为买卖者，是为和籴。魏世韦朏为荆、郢和籴大使，见《魏书·韦阆传》。孙绍为徐、兖和籴使，鹿悆为河北五州和籴大使。特以使臣主其事，视之可谓颇重。齐神武谋迁邺，运诸州和籴粟入邺城，《北齐书·本纪》。盖其所积者实不少也。迁邺之后，常调外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隋书·食货志》。则行之亦有常典矣。《鹿悆传》言：元子直出镇梁州，悆随之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悆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命。则其事亦不能无弊矣。漕运与第六节参看。

第三节 衣 服

服饰之变迁，大抵随乎风尚。《抱朴子·讥惑篇》云：“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頟’也。”此等风尚，盖今古皆然。《晋书·五行志》云：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元帝太兴中又上短，带才至于腋。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并葛氏之言之证。然此特小小之变迁耳，通长期而观之，则其变迁，仍有渐趋于美善者，此演进自然之势也。

王后六服皆袍制，见于《周官·郑注》，其说未知信否，然后汉妇人，必多衣袍，则可见矣。《释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则著袍者初不必妇人。然外必加以衣裳，盖旧习不易卒变也。深衣之制，连衣裳而一之，实足证外服以通长为便。便于通长，而仍必备衣裳之式，此亦不过泥古而已，别无深意也。事物必日趋简易，久之，去衣裳而径以袍衫为外服，即成后世之式矣。此等变迁，始于东汉，而成于魏、晋、南北朝之世。任大椿《深衣释例》曰：“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也；不殊衣裳者为燕服，深衣是也。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古今之异制也。《续汉志》云：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梁刘昭《注》曰：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盖古者天子以白布衣、素裳为朝服，诸侯以缁布衣、素裳为朝服，皆衣裳殊。后汉始以袍为朝服，不殊衣裳。故司马彪谓袍为古之深衣。晋、宋以后，以绛纱皂袍、五色纱袍、纱朱衣、绛单衣、绛皂褠衣为朝服。具服、从省服，《隋志》亦云制本深衣。然则不殊衣裳，古以为便服，汉、晋以为礼服矣。《隋志》：乘舆鹿皮弁服，绯大襦，白罗裙，在宫听政则服之。《北史·柳世隆传》：令王著白纱高顶帽，傧从皆裙襦袴褶。《长孙俭传》曰：晚着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上襦而下裙，即殊衣裳之制也。然则六朝时转以殊衣裳者为便服矣。”又曰：“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故内司服《注》：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连衣裳不异其色。则《周礼》王后六服，制度皆本深衣。《通典》载宋制：太后、皇后入庙，服袿襡大衣，谓之袆衣。公、特进、列侯夫人，卿、校世妇，二千石命妇年长者，入庙佐祭，皂绢上下；助蚕则青绢上下。自皇后至命妇二千石，皆以蚕衣为朝服。齐、梁以后并同。即《续汉志》所云深衣制，徐广所云单衣也。其不殊衣裳，古今无异。然古乐府《陌上桑》曰：缃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襦与裳不相连者也。繁钦《定情诗》曰：何以合欢欣？纨素三条裾。《西河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缬裙，加细布裳。《东观记》：鲍宣之妻，悉归侍御，更著短布裳。又云：王良为司徒，妻布裙徒跣。此皆别言裙裳，可知衣裳之殊矣。然则汉时妇人朝祭之服，制同深衣，燕间之服，衣裳自殊，亦犹丈夫以袍、单衣为礼服，而其便服雅尚裙襦。《通典》载后周命妇服制云：诸命秩之服曰公服，盖即制本深衣，不殊衣裳者也。又云：其余裳服曰私衣，盖即衣裙异著者也。”然则以袍衫为外服，妇人且较早于丈夫矣。

去衣裳而又短其袍，是为袴褶之服，其实即与襦袴无异矣。《宋书·礼志》云：“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急就篇》注云：“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案即戎行役若服劳者，必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曲礼》：童子不衣裘裳。《内则》：十年，衣不帛，襦袴。襦袴即不裳之谓。所以不裳者？郑《注》云：为其便易，此服劳役者之短衣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称童谣曰：“公在乾侯，征蹇与襦。”《说文》：蹇，袴也。此行役者之短衣也。又成公十六年，有靺韦之跗注。杜《注》云：“跗注，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云若袴，则亦有踦，此即戎者之短衣也。戴德《丧服变除》云：“童子当室，谓十五至十九，为父后，持宗庙之重。其服深衣不裳。”《内则》二十可以衣裘帛，与上十年衣不帛襦袴互相备。二十可以衣帛，则亦二十而后裳。所以二十而裳者？二十而冠，冠而责成人之礼焉。然则裳者礼服。礼不下庶人，故庶人即以深衣为吉服，明其不裳，与当室者同。则其平时固皆襦袴矣。褶若袍而短，而于重衣最在上，与径以襦为外衣，其实何异？云左衽者，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虽有此服，当时谓非礼容，惟供驱使及好狡狯者服之。故《宋书·后废帝纪》：讥其常著小袴褶，未尝服衣冠。《齐书·吕安国传》云：安国被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魏书·胡叟传》：叟于高元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又《礼志》：博士孙惠蔚上书，言：“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馂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笄，观祭祀，纳酒浆，助奠庙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子未冠，礼谢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无名之服，礼文罕见。”此说显与记意相背，将亦有激而云然欤？戎装谓之急装，皆缚其袴。《通鉴》齐明帝永泰元年（498年）《注》。《齐书·虞悰传》：郁林废，悰窃叹曰：“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宋书·袁淑传》：元凶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萧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此缚袴之法之可考者也。

凡戎装者皆短衣，《南史·梁宗室传》谓见理性甚凶粗，长剑短衣，出入廛里，不为宗室所齿是也。此自古短衣楚制之伦，与袴褶无涉。王国维《胡服考》以袴褶全为胡服，有袴褶，中国乃有短衣，误矣。胡人多衣皮。刘璠妻子随羌俗衣皮是也。见第一节。然中国人亦自有衣皮者。《晋书·魏舒传》，谓其性好骑射，着韦衣入山泽，以渔猎为业；又《隐逸传》：郭文，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携与俱归，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是其事。此亦以其强靭，不如缯絮之易裂弊，非关胡服也。诸服中确出自胡者惟鞾。《广韵》八戈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所服。”《太平御览》六百九十八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案《说文》无鞾字。《革部》：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九字，不知为元文以否？即谓为元文，亦似中国名革履为鞮，以胡人履连胫，乃加一络字以别之，《说文·糸部》：“络，聚也。”不训苞络。苞络字汉人多作落。则叔重时尚无鞾名。赵武灵王所服，不得至后汉时尚无其字，则谓鞾为赵武灵王所服者，必附会之辞。世皆以鞾字为古，靴字后起。然《北齐书·徐子才传》谓武明后病，童谣有“惟得一量紫綖靴”之语，之才弟之范，以问之才，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则南北朝时，其字久作靴矣。疑鞾之名稍行于东汉之世，其字则鞾靴杂作也。《隋书·礼仪志》云：“靴为胡履，施于戎服。”今案《晋书·毛宝传》，谓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北齐书·慕容俨传》，谓俨为侯瑱等所攻，煮靴、皮带、觔、角等物而食之。《周书·武帝纪》，谓帝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亲脱靴以赐之。并靴为戎服之证。然北俗非即戎亦多服之。《魏书·慕容永传》：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卖鞾于市。《北史·后妃传》：司马子如谓齐神武：“安妃是王结发妇，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矢自作靴，恩义何可忘？”《北齐书·乐陵王百年传》：后主时，改九院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诸内参窃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绍德。《琅邪王俨传》：俨死，不脱靴，裹以席，埋于室内。《任城王湝传》：天统三年（567年），拜并州刺史。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召城外诸妪，以靴示之。诈曰：“有乘马人在路被贼劫害，遗此靴，得无亲属乎？”一妪

抚膺哭曰：“儿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北史·陈元康传》：文襄之被害，杨愔狼狈走出，遗一靴。并北人常著靴之证。若南方则著者较少。《齐书·豫章王嶷传》云：嶷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有投书相告，置鞾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梁书·萧琛传》：起家齐太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燕于乐游苑，乃著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南史·陈庆之传》：子暄。陈太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乡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去。举止自若，竟无怍容。作书谤陵，陵甚痛之。赵翼《陔余丛考》，谓南朝著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今案萧琛之于王俭，陈暄之于徐陵，皆有意为之，以自表见。《晋书·儒林·刘兆传》：尝有人著鞾，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亦视为野哉之流。《南史·恩幸传》：简文之立，严亶学北人著靴上殿，无肃恭之礼。有怪之者。亶曰：“吾岂畏刘禅乎？”《贼臣传》言：侯景自篡立后，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则尤为裂冠毁冕之行，负乘致寇之伦。信乎南人著靴者之不多也。

《陔余丛考》又云：“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縢，袜去，故行縢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 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宋绵初《释服》云：“凡自外入内者，必解屦然后升堂。既解屦，则践地者袜也，久立地或渍污，故有解袜就席之礼。失之亦为不敬。解袜见逼，《诗》曰：“邪幅在下”，正燕饮而跣以为欢之时也。其仪制汉时已亡。”《日知录》曰：“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常著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履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恒礼，凡履行者，应皆跣袜。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幾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蹬，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著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著履，此唐初之制也。”案《宋书·孝义传》：龚颖，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尽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闻举乐，蹈迹逆乱乎？”纵大将谯道福引出将斩之。道福母即颖姑，跣出救之，得免。《齐书·谢超宗传》：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又《徐孝嗣传》：泰始二年（467年），西讨解严，车驾还宫，孝嗣登殿不著袜，为治书侍御史蔡准所奏，罚金二两。则是时跣者尚多。《隋书·礼仪志》云：“案图云：复下曰舄，单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于乾腊之义。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乌，履同乌色。诸非侍臣，皆脱而升殿。凡舄，惟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则诸服皆用，

惟褶服以靴。”案时人亦不皆著履。《晋书·隐逸·陶潜传》：潜无履，王弘顾左右为之造履是也。为便于行走者恒着。《宋书·张畅传》：畅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为着？君且如此，将士云何？”畅曰：“戎阵之间，不得缓服。”《梁书·良吏传》：沈瑀为余姚令，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悉使著芒粗布。《陈书·沈众传》：众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 是也。《梁书·处士传》：张孝秀尝冠谷皮巾，蹑蒲履。盖亦芒 之伦。俭者亦著屐。《齐书·虞玩之传》：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太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蒵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幼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太祖善之。夫亦可谓久矣。屐有齿，然遇崎岖之地，亦或去之。《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帝出兵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后马步俱进是也。

《宋书·礼志》云：“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又云：“《傅玄子》曰：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又云：“魏武以天下凶荒，赀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通以为庆吊服。巾以葛为之，形如 而横着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国子、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居士、野人，皆服巾焉。”又云：“徐爰曰：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 也。古者有冠无帻，冠下有，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裁 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冠者皆服之。”史臣案：“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制听尚书八坐丞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白帢低帻，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宫著乌纱；然则土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时野人已着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员耳。后乃高其屋云。”案《吕览·上农》曰：“古者庶人不冠弁。”《仪礼·丧服注》曰：“庶人不冠爵弁，则冠素委貌。”《诗都人士正义》曰：“庶人冠缁布冠或玄冠。”盖惟行礼时或用之，平时则不。《释名》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巾以覆髻则曰帻，《说文》“发有巾曰帻”，《广雅》“帻，巾覆结”是也。《独断》曰：“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或以巾。”《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谓杨彪著布单衣皮弁以见，则虽单衣亦不用巾。《后汉书·蔡义传》：诏事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周书·崔彦穆传》：子君肃，解巾为道王侍读。《后汉书·逸民传》：韩康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并居士、野人服巾之证。《后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云：“巾，以葛为之，形如。”《玉篇》曰：“，帽也；绢，帻也。”则巾近于帽。《说文》云：“帽，小儿、蛮夷头衣也。”《书大传》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领者。”《注》曰：“冒，覆也。”《淮南氾论》曰：“古者有鍪而绻领。”《注》曰：“鍪，头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盖冠弁等皆后起之饰，帽则诚所以覆头者。《宋书·舆服志》曰：“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说或附会，然《魏书·辛绍先传》，谓其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著垂裙皂帽，则帽确可以覆发。用无慊乎冠弁，而视冠弁为简易矣。去冠弁而著帽，抑可谓反古复始，变文从质者也。《释名》：“帻，迹也，下齐眉迹然也。”其制齐眉，故可掩额发矣。《北史·萧詧传》，言其恶见人发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担舆者冬月必须裹头，夏月则加莲叶帽，亦帽可覆发之证。然《隋书·崔賾传》：大业四年（608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著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賾答曰：“谨案汉文帝已前，

示有冠帻，即是文帝已来所制作也。”然则帻自景帝而有，初不待元帝矣。《通鉴》：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魏主攻宛，宛城东南隅沟上有桥，魏主引兵过之，南阳太守房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于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注：“虎头帽者，帽为虎头形。”此与莲叶帽皆随时所制，足见帽之通行，为甚广也。

古三属之甲，此时亦稍变为直垂，是为两当，遂为后世所谓背子者之本，此亦犹衣裳之易而为袍衫也。《深衣释例》曰：“裲裆甲，一名裲裆衫，《宋书》薛安都惟着绛衲两当衫；案见《柳元景传》。《隋书·舆服志》：正直绛衫，从则裲裆衫是也。案当作《礼仪志》，直将军、诸殿主帅之服。考《宋史·舆服志》曰：太祖建隆四年（963年），范质议云：《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裆，如袖，无身，以覆其膊胳。《释文》《玉篇》相传曰：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谓之两当。请兼存两说，择而用之。今剧演将帅所被金银甲，即所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者也。裲裆甲古既称裲裆衫，安有无身之衫乎？刘孝标《乐府》：裲裆双心共一抹，袙腹两边作一襊。盖一当胸，一当背，故曰双心。属合两边，以固前后；又曰袙腹，则《广雅》所谓裲裆谓之袙腹也。”又曰：“《隋书·舆服志》：案亦当作《礼仪志》。诸将军侍从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装裲裆甲，一曰紫衫金装裲裆甲，一曰绛衫银装裲裆甲，盖外着裲裆甲，内衷紫绛衫，衫制短小，为裲裆之衬，尤便捷也。《南史·齐·崔慧景传》：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敬则；直以衫代裲裆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胫，分而为三，以组属之，故曰三属之甲。裲裆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于军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案《北史·阳休之传》：武定二年（544年），除中书侍郎。时魏收为散骑常侍，领兼侍郎，与休之参掌诏命。齐受禅，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诏书脱误，左迁骁骑将军。文宣郊天，百僚咸从，休之衣裲裆甲，手持白棓。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义真服未？”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可见是时裲裆南北皆为武人之服。《石林燕语》曰：“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用背子。然须用上襟，腋下与背子垂带。余大观闲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则裲裆又变为文人之服矣。今之裲裆，北人谓之坎肩，吴语则谓之马甲，似犹溯其原而言之。然《说文》“无袂衣谓之”，《三国·魏志·杨阜传》：阜见明帝披缥绫半袖，则裲裆之制，似又不始于武人。盖俗本有短袖或无袖之衣，武人乃放之制为衫，又因衫而制为甲耳。短袖无袖，动作最便，亦衣服变迁，趋于简便适用之一端也。

此时衣料，絮为最贵。齐太祖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已见第一节。《宋书·孝义传》：朱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孔凯宿，衣悉裌布。饮酒醉眠，凯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凯亦为之伤感。《晋书·孝友传》：王延，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蒲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梁书·良吏传》：孙谦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布被缊袍。具见绵之难得。《宋书·孔琳之传》：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惟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外；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案木绵未兴以前，欲以絮纩供举国之用，其势必不能给，此绵价之所以恒贵，况又有滥用之者乎？《魏书·焉耆传》云：养蚕不以为丝，惟充絮纩。西域诸国，酷爱中国之缯帛，而焉耆养蚕顾不以为丝，亦可见絮纩为用之亟矣。

《陔余丛考》曰：“古时未有绵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绵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绵皂帐事，据史炤《释文》：木绵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 碾去其硋取绵，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按史照《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绵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纻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绵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粤中木绵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氎，《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绵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绵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绵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逮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元注：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绵皂帐，即是草本之绵所成，而非木绵树也。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绵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绵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案此说之不确，自不待辩。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元注：草绵亦名橦花。李琮诗：腥味鱼吞墨，衣裁木上绵。东坡诗：东来贾客木绵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绵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盖昔时绵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咏，其为罕而珍重可知。逮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案门生以南布送姚察，事见《陈书·察传》。云：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门生献媚，固事所恒有，然既明言不敢厚饷，则其物必非甚贵可知。《梁书·武帝纪》，称帝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亦以为俭德，非以为侈而能致异物也。《海南诸国传》云：林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狼牙修，男女皆以吉贝为干缦。婆利，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然则《扶南传》言：范寻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参看第十六章第四节。其所谓布，亦必吉贝所织矣。《渴槃陀传》云：衣吉贝布。则其流传已及西域。《晋书·王戎传》：南

郡太守刘肇，赂戎筒巾细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十七史商榷》云：“筒中布名，《后汉书·王苻传注》引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作中是。”此亦绵布也。更证以《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为果、布之凑，布亦疑是绵布，则其入中国实已久。然越五岭而北者卒少，即交、广亦罕事种植、纺织。固知文明之传播，自有其时，时未至不容强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为销金及织成，时遭禁止，已见第十九章第四节。《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注》云：“炫金，今之销金是也。”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石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五文织成靴。案事见《晋书·载记》。《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广雅》曰：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则织成初来自西域，而中国放为之也。切于民生日用者，绵、麻之外为毡，北人多用之。《晋书·慕容熙载记》：熙将以慕容隆妻张氏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敝毡，遂赐死。《北齐书·赵隐传》：即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毡，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尚书令史。可见作靴无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御寒者。《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是也。《北史·文苑传》樊逊兄仲，以造毡为业，可见其为用之广矣。卉服，野人亦间有用之者。《晋书·隐逸传》：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魏书·逸士传》：郑修，少隐于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谓之黄油。张稷等弑齐东昏，以黄油裹其首，送诣石头。《通鉴注》曰：“黄绢施油，可以御雨，谓之黄油。以黄油裹物，表可见里，盖欲萧衍易于省视也。”《隋书·炀帝纪》：帝为晋王时，尤自矫饰。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黄油所为矣。《抱朴子》言其为囊可以盛酒，见第一节。则其制颇工矣。

虏起北方，本皆编发、左衽，故中国人号为索虏。其稍事改革，则起于道武之朝，而成于孝文之世。《魏书·礼志》：“太祖天兴六年（404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孝文时议改服制，蒋少游、刘昶等实与其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魏书·阉官·张宗之传》云：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此又参虏制作之一人也。《献文六王传》：高祖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任城王澄传》云：高祖还洛，引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欤？可令史官书之。”其改革之心，可谓至切。然制衣冠与伪太子询，询即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齐书·魏虏传》。出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魏书·自序》。齐文宣末年，亦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隋书·五行志》。彼其习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北齐书·王 传》云：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可见左衽之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变也。褚 之嘲魏人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即其放效中国时，亦不免南北杂糅，非驴非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初令百官执笏，见《纪》。《齐王宪传》：宪死时掷笏于地。似有志于放效中国。然建德三年（574年）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见《纪》。《隋书·礼仪志》云：“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则其积习亦未能遽变。直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受朝露门，乃用汉、魏衣冠焉。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有处腥膻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书·李礼成传》言：周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从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当两民族相争之时，亦或视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从人，则寖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举所征服之族之习尚而尽变之。清人以酷法迫汉族剃发易服，盖为是也。齐王融言：“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日，犹巾褠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夫不获申其志于平日，而犹存其礼于婚丧之时，此亦清世明之遗民，所谓“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意欤？婚姻者人伦之始，丧葬者人事之终，于此而寄其微意焉，何其悲也？虏乃于此加以诛夷，其用心又何其刻也？谁谓浅演之族而不知猾夏哉？

晋世杜预创短丧之说，为礼家一重公案，今于此附论之。预之议因武元杨皇后崩太子应否终服而发，谓天子诸侯，事异士庶，不得以服丧而废事，当遵魏氏既葬而除之典，以心丧终三年，古谅阴即心丧之谓也。其说详见《晋书·礼志》。议礼之家，多以预为薄，甚且诋为名教罪人。然行礼者不惟其名惟其实，三年之丧，或可行于邃古，而必不能行于后世。何者，生活异，则人情因之而异也。观儒书言能行之者之少，而知其时之习俗，已不相容，况秦、汉而后乎？夫衰麻哭泣，丧之文也，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丧之实也，后世之士大夫，执亲之丧，孰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亦曷尝衰麻在身？

较之杜氏谓天子犹当以心丧终三年者，为过薄矣，而敢议杜氏乎？即不论此，亦可行乎平治之世，而不可行于丧乱之时；可行于贵富之家，而不可行于贱贫之子。“不言而事行者，扶而后能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后能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儒家固自言之矣。《宋书·礼志》引《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此即墨者薄葬之论。儒家力攻墨氏，然事势所迫，却有同于墨氏而不自知者。《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魏氏东关之役，失亡尸柩，葬礼无期，遂不得不制令释服，使其子弟不废婚宦，《晋书·礼志》。江左亦不得不申明其制矣。见《陈书·儒林·沈洙传》。善夫！郑鲜之之言之也，曰：“求礼当先远大。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忘其身，况大丈夫哉？”《宋书》本传。夫亦安得因丧而废事也？

第四节 宫 室

晋、南北朝之世，贵富之家，居室颇侈，而平民之居，则仍甚简陋。斯时之奢侈者：一为无道之主，及逾侈之贵族，竞营宫室、苑囿，一则贵族及士大夫之较有雅致者，经营园圃，是为后世园林之本。又佛教东来，寺塔亦大盛，别于论佛教时述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267年），始营太庙，其侈，已见第二章第一节。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梁又折。见《宋书·五行志》。《晋书·礼志》亦言其穷极壮丽。盖其规制过于崇闳，而营造之技不足以副之，故其基址不能坚实也。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改作太庙，堂集方石，庭以砖。见《宋书·礼志》。此在当时，亦为已侈，皆武帝之作法于贪，有以启之也。偏方割据之国，如张茂、张骏、见第六章第二节。石虎、见第五章第二节。赫连勃勃、见第六章第九节。慕容熙；见第六章第八节。南北朝偏安之世，如宋孝武帝、明帝、见第九章第七节。《齐书·王俭传》云：宋明帝紫极殿，珠帘绮柱，饰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齐文惠太子、见第十章第一节。梁昭明太子以贤称，然史亦言其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庭馆。东昏侯、见第十章第六节。陈后主、见第十五章第二节。魏胡灵后、见第十二章第二节。齐文宣帝、见第十四章第二节。后主、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周宣帝；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皆盛营宫室、苑囿，其事已述于前，斯时之奢靡者，不独人主，即人臣亦多侈丽其居，甚至人主反爱乐之，足见其土木之功为已侈也。

士大夫寻常居宅，大抵为屋数十间。《晋书·山涛传》：涛死，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武帝为之立宅。《王沈传》云：沈素清俭，不营产业，帝使所领兵为作屋五十间。《良吏传》：鲁芝，素无居宅，武帝亦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合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述观之，可见士大夫居室之大概。其时亦有俭素者，如李重死，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裴佗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魏书·良吏传》。孙谦每去官，辄无私宅，常藉官空车厩居焉。《梁书·良吏传》。鹿悆虽任居通显，而自无居宅，常假赁居止皆是。然此等人似不多，而务于侈靡者则不少。有专务壮丽，僭拟宫殿者：如晋齐王冏大筑第馆，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梁南平王伟，广营第宅，重斋步櫩，模写宫殿。北齐清河王岳，于城南造宅，高归彦奏其僭拟帝宫，制为永巷，惟无阙是也。《周书·韦夐传》：晋公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夐至宅，访以政事。夐仰视其堂，徐而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侈丽盖亦此类矣。而好经营园圃者尤多。古苑囿率因山泽为之，虽占地颇广，而劳人力穿筑之事则不多。其诒祸于人者，不过如齐宣王之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讥其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又谓尧、舜既殁，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耳。其弊在乎弃地，而不在乎劳人也。晋、宋以后，官私苑囿，占地多者亦有之。如石虎欲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见第五章第二节。慕容熙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见第六章第八节。孔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围三十三里，含带二山皆是。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北齐书·阳斐传》：东郡太守陆士佩，以黎阳关河形胜，欲因山即壑，以为公家苑囿，此犹是古制之遗。《齐书·高逸传》：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谠言，谓贵势之流，货室之族，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其诒害亦不可谓不深。然私家之居，占地究不易甚广，故就田庐之地，加以经营者尤多。其苟完苟美如徐勉者，原亦未足为过。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然或踵事增华，则其所耗之人力物力，为不少矣。《晋书·会稽王道子传》云：嬖人赵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帝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道子无以对，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还宫，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尔必死矣。”可见其劳人之甚。然贵戚若嬖幸，如是者实不少。如《宋书·徐湛之传》：言其室宇园池，贵游莫及。《竟陵王诞传》，言其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刘勔传》，言其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恩幸传》言：阮佃夫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于宅内开渎，东出十余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齐书·刘悛传》，言其宅盛治山池，造瓮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于

牖中宴乐。《南史·谢弘微传》，言其曾孙举，宅内山斋，舍以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孔珪传》，言其居宅盛营山水。齐衡阳嗣王钧往游焉。见《齐宗室传》。《武陵昭王晔传》：豫章王于邸起土山，列种桐竹，号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为乐。顾临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静，因以为称。”又问晔。晔曰：“臣山卑，不曾栖灵昭景，惟有薇蕨，且号首阳山。”可见诸王之邸，多有假山，道子之劳人，亦不足为异矣。《朱异传》言：异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朝来下，酣饮其中。又言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陈书·孙玚传》，言其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此等皆慕为雅致，而又极奢纵者。此外若梁南平王伟，见第十二章第六节。齐吕文度、茹法亮、吕文显等，见第十章第四节。其宅第之侈，并已见前。即隐沦恬退之士，亦多以此为务者。如戴颙，以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池，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书·隐逸传》。沈道虔，居县北石山下。道虔，吴兴武康人。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为立小宅。临溪有山水之玩。同上。刘慧斐，起家为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梁书·处士传》。裴之平，陈世祖即位，除光禄大夫、慈训宫卫尉，并不就。乃筑山穿池，植以卉木。居处其中，有终焉之志。《陈书·裴忌传》。张讥，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陈书·儒林传》。阮卓，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陈书·文学传》。皆是。雕梁画栋，自不如竹木山池之美，渐近自然。故虽帝王，亦顾而乐之，乃从而效之。如东昏侯芳乐苑，当暑种树，又刬取细草，来植阶庭；见第十章第六节。陈后主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下亦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

是也。北朝风气，亦与南朝相似。北海王详及赵修、茹皓之事，已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又如王叡子椿，史言其园宅华广。赵猛，史言其宅宇高华。薛谨之曾孙裔，史言其盛营园宅，宾客声伎，以恣嬉游。郑述祖，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北史·郑羲传》。夏侯道迁，于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园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李元忠，园庭之内，罗种果药。亲朋寻诣，必留连宴赏。段孝言，时苑内须果木，科民间及僧寺备输，悉分向私宅种植。殿内及园中须石，差车从漳河运载，复分车迥取。皆可见其好尚所在。茹皓之所经构，为魏世宗所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齐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河南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矟于舟上，数集诸王，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其上下相师之情形，亦与南朝同也。《宋书·五行志》云：晋武帝太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圃。可见经营园圃，实为当时普遍之好尚。居宅与园圃相连，则空气清新，且可略知稼穑，诚为有益之事，惜为之者多富厚之家，遂致踵事增华，重劳人力，有失初意也。

别业之本，既系园圃，故其地之广者，仍可种植以获利。《北史·献文七王传》：广陵王羽之子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又《庾岳传》：置相州，拜岳为刺史。邺旧有园池，时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进御，吾何得先尝？”《周书·萧大圜传》：大圜尝云：“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甽。”皆其证也。《王思政传》：思政尝被赐园地，出征后家人种桑果，及还，见而怒曰：“匈奴未灭，去病辞家，况大贼未平，何事产业？”命左右拔而弃之。此固不失武士之风，然孳孳为利固不可，以暇从事于种植，亦未必遂为小人之事也。

因务广居宅，遂有侵夺官私之地者。齐王冏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万数。宋孝武帝使有司奏竟陵王诞云：

以广拓宅宇，地妨艺植，辄逼徐湛之遗孤，顿相驱徙。又缘溪两道，积代通衢，诞拓宇开垣，擅断其一，致使经途壅隔，川陆阻碍。又以临川武烈王道规，庙居宅前，固请毁换，诏旨不许，怨怼弥极。孝武之杀竟陵，固非以其贪纵，然此等罪状，则众目昭彰，非可虚构也。《晋书·贺循传》：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讼于州府，皆不见省。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闿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此事可谓不法已极。贺循一耳，张闿正多，民之不得安其居、保其业者，盖不少矣。《魏书·高道穆传》：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季世哲，尚书令崇之子，贵盛一时，多有非法。逼买民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悉毁之。然不闻其于所逼买之宅，迫使还民也。又梁临川王宏、魏北海王详及赵修，咸有占夺民地之事，已见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五节。

民间屋宇，多为草舍。宋明帝陈贵妃，家有草屋，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晋书·桓冲传》：冲子嗣，为江州刺史，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孔愉传》：出为会稽内史。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候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江逌传》：苏峻之乱，屏居临海，绝弃人事。翦茅结宇，耽玩载籍，有终焉之志。《儒林传》：范宣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文苑传》：罗含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布衣蔬食，宴如也。《宋书·臧焘传》：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餐，不改其旧。《孝义传》：何子平所居屋败，不蔽雨日。兄子伯兴采伐茅竹，欲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以母未葬。《隐逸传》：孔淳之，草屋蓬户。《梁书·陆倕传》：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裴子野传》：

无宅。藉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陈书·马枢传》：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卑辞厚意，令使者邀之。王别筑室以处之。枢恶其崇丽，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焉。《南史·刘善明传》：所居茅斋，斧木而已。《刘 传》：兄弟三人共处。蓬室一间，为风所倒，无以葺之。怡然自乐，习业不废。《贺琛传》：幼孤，伯父玚授其经业。初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玚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草屋数间。《胡叟传》：叟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此等皆士大夫之家，而犹如此，细民自不必论。《宋书·王玄谟传》：玄谟之围滑台，城内多草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魏书·甄琛传》：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定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廛，草茅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隋书·高颎传》：上尝问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可见南北皆多草舍。《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言：“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是则公家苛政，亦有阻民修筑者。然以大体言之，则其时生活程度，固只如此也。农家之屋，亦有必须草覆者，如《齐民要术·作豉篇》言：“屋必以草盖，瓦则不佳。”是也。然右所引者，多为人居。《南史·陆澄传》：王俭尝问澄曰：“崇礼门有鼓而未尝鸣，其义安在？”答曰：“江左草创，崇礼门皆是茅茨，故设鼓，有火则扣以集众，相传至今。”可想见北人东渡时之情形矣。

营造之材，仍以土木为主。观道子山由版筑，萧嶷亦于邸起土山可知。桓嗣以茅茨代版檐，而以版付船官，则时材木似颇难得。

梁太宗幽系之后，无复侍者及纸，乃书壁及板障，为诗及文数百篇。《通鉴注》云：“柱间不为壁，以板为障，施以丹漆，因谓之板障。”

大宝二年（551年）。此制恐不能多。观《魏书·杨播传》言：播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见第十七章第二节。不言障之以板可知也。《周书·王罴传》：授西河内史，辞不拜。时人谓之曰：“西河大邦，俸禄殷厚，何为致辞？”罴曰：“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朝贵营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办，力所不堪；若科民间，又违法宪，以此辞耳。”西河材木不必甚多，其为京洛所取资，盖以其相去之近。真饶于材木者，必在偏僻之区。如《南史·隐逸传》言：邓郁隐居衡山，立小板屋两间；《齐书·氐传》言：仇池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是也。《北史·张耀传》：天平初，迁邺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关经构。耀清直素著，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诏从之。《周书·若干惠传》：太祖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亲老矣！何时办此乎？”太祖闻之，即日徙堂于惠宅。所以不恤劳人，屡事迁徙，似亦以材木难得故也。

当时能为窟室者颇多。《晋书·隐逸传》：孙登，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登，汲郡共人。张忠，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服气，餐芝，饵木，修导养之法。其居依崇严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郭瑀，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瞿硎先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窟室。《宋书·武三王传》：南郡王义宣反问至，其子恺，于尚书寺内著妇人衣、乘问讯车投临汝公盖诩。诩于妻室内为地窟藏之。事觉，收付廷尉。诩伏诛。此等似因其时之人，遦穿地窖而然。虏大官有八十余窖，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高颎言江南储积，多非地窖，则北方地窖正多。此滑台之围，所以能于造次之间，撤草屋而为窟室也。《魏书·奚斤传》：父箪，有宠于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 骝，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养于窟室。箪闻而驰往取焉。则北方之人，并有为窟室以养马者。又《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之孙弼，入嵩山，以穴为室。此则自然洞穴，不待开凿者。盖当时人民，亦本有穴居者也。

其时民居，又有极简陋者。《魏书·封回传》：除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回下车，勒令别处。其俗遂改。此必因屋少而然也。《北齐书·神武帝纪》言：帝从尔朱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及得志，以其宅为第，号为南宅。虽门巷开广，堂宇崇丽，其本所住团焦，以石垩涂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时遂为宫。团焦盖极简陋之室，其营造如何，何以名为团焦，则不可知矣。北人多居毡帐，有极大者。《颜氏家训·归心篇》云：“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可见毡帐之大，能容千人也。

民居虽甚简陋，贵人所用营建材料，却有极贵者。琉璃之贵，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而东昏侯诮武帝兴光楼何不纯用琉璃，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南方室屋，亦有用琉璃者，即兴光楼亦颇用之矣。《晋书·外戚传》言：王恺用赤石脂泥壁。《宋书·百官志》言：明光殿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以丹朱色地，谓之丹墀。东昏侯涂壁皆以麝香。亦见第十章第六节。王肃之归虏，虏为起宅舍，亦以香涂壁。此等皆妄为奢侈，无益实际者也。

时所营构，有甚高者。魏明元帝起白台，高二十余丈，见第八章第二节。亦见《本纪》泰常二年（417年）。齐文宣营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见第十四章第二节。《梁书·处士传》：陶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馆。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北史·崔辩传》：辩曾孙弘度，膂力绝人。年十七，周太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累转大都督。时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令弘度从焉。尝与训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俯临之。训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掷下至地，无所损。训大奇之。此楼亦必不止一层也。

虏起朔方，本非居国，故昭成欲定都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而平文后尼之，事见第六章第三节。道武再兴，始于平城附近筑城郭，立市里，起宫庙。又营台观苑囿，穿池引渠。所至之处，又多建离宫。自此至孝文迁洛之前，仍世皆有增造。其事具见《本纪》。然平城规制，实尚简陋，观第十一章第二节所引《齐书·魏虏传》可知。《魏书·莫含传》：含孙题，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宜。题久侍颇怠，赐死。足见其规模离邺、洛、长安犹远也，而劳民则已颇甚。《高允传》：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太祖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工，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其所损废，亦已多矣。”虏之滥用民力，可以见矣。孝文迁洛，用蒋少游等以司营造，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然其事实未大成。《魏书·太武五王传》：广阳王建闾之子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罢。即此事。是至世宗之时，坊里之制，犹未备也。《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李崇传》：崇于肃宗时上表曰：“窃惟皇迁中县，垂二十祀。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营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工。墉堞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又府寺初营，颇亦壮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膳，厅宇凋朽，墙垣颓坏，皆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三时农隙，终此数条。”则洛邑工程，不徒未完，且寖有毁损矣。迁邺之役，尝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见《魏书·孝静帝纪》。

度地居民之法，在营建新都时易，而因旧则难，以新都一切皆出新构，无毁旧之足惜；又地皆在官，易于措置也。晋、南北朝之世，在官廛里，似已不如汉代之多，故赐宅之事较少，如裴子野之藉官地以造宅者，不多见也。亭传亦已芜废，故行旅或一时无宅者，不复能如汉世之藉寓，而多以佛寺为栖托之所，如李翥，晚节贫无居宅，寄止佛寺；见《北史·李义深传》。侯景平后，萧大圜归建康，寓居善觉佛寺是也。参看本章第六节，及《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四节。好兴土木者虽多，然皆徒为私计，罕能为地方为人民计者。《梁书·良吏传》：何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此等人不易多覯矣。

主营造之事者，历代各有其职。《宋书·百官志》云：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将军。又罢左校令。令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此南朝司空之职也。《北齐书·高隆之传》：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周书·窦炽传》：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此皆随事设职。受任之人，亦颇有克举其职者。蒋少游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南史·崔祖思传》言：少游之至，祖思从弟元祖欲留之，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魏书·李业兴传》言：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就求之，披图按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则当时司营造者，已能先立图样，按图从事矣。高隆之之为营构大将军也，史称其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硙，并有利于时。可谓颇有缔造之才。《魏书》言王遇性巧，强于部分。世宗初，兼将作大匠。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此亦强干之材。然使此等人主持工事，往往易媚上而虐下，亦不可不知也。

公家功力，往往为私人所占用。如《南史·恩幸·綦母珍之传》言：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其一事也。晋武帝为王沈、鲁芝立宅，皆使军人；文惠太子起苑东田，亦役宫中将吏，见第十章第一节。似能以兵代民役，然劳民之时卒多。《魏书·成淹传》云：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合高允谏高宗之语观之，而知运转之弊已深，构造之艰，可勿论矣。而于劳民逞志之外，又或为嬖幸而役民，如《赵修传》言：修以罪徙之后，“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是也，其厉民亦可谓深矣。

室屋固多版筑，即城郭之作，用砖石者亦少，李崇谓洛都城隍阙砖石之工是也。然砖石之工，亦不必较版筑为固。《宋书·臧质传》言：虏攻盱眙，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此阿利蒸土筑城，所由自诩其固也。见第六章第九节。《齐书·州郡志》言：宋自淮北没虏，青州寄治郁州。刘善明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累石为之，可见石城转不逮版筑之坚已。其用力则当较版筑为省。《南史·梁宗室传》：长沙王业，历位南兖州刺史，运私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盖亦以其劳民者浅也。

中国长城之修筑，凡有数期。大抵北边安静时，无事于此，如清代是也。有大敌时，亦无事于此，以其不能恃此以御之也，如汉、唐之世，匈奴、突厥方张之时是也。惟有小小寇贼，释之不可，防之不胜其劳，则长城之修筑急焉。五胡乱后，北方较大之部落，多已侵入中国，所遗皆零星小部。诸胡侵入中国后，浸失其轻悍之风，向之好侵扰人者，今转虑人之侵扰，而修筑长城之事起矣。《魏书·本纪》：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天象志》云：以备蠕蠕也。是为魏修长城之始。太武帝真君七年六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乃罢。其时盖吴声势方盛，盖虑蠕蠕乘机入塞，故以是防之也。太武屡出塞击敌，于长城相须尚不甚殷，至孝文迁洛以后，而情势又异矣。其时高闾上表曰：“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之地，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宣武帝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恒、代。诏源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征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怀旋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表》曰：“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远遁，中国以疲。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代表诸蕃，比因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观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怀传》云：“世宗从之，今

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案魏于六镇，所集兵力甚厚，而仍不能无藉于长城，可见长城之于备御，为用甚宏。故至南北朝之末，东西分争，北戎是惧，而其功愈亟。孝静帝武定元年八月，齐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明年（544年）十月，复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履，莫不严固。皆见《北齐书·神武纪》。文宣天保三年（552年）、六年（555年）、八年（557年）修筑长城，已见第十四章第二节。与其事者，有元景安、赵郡王叡、卢询祖、张纂、阳斐等，皆见《北齐书》本传。后主天统中，斛律羡为幽州刺史，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作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于翼传》云：大象初，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凡以防侵轶而省戍逻也。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所发者为南汾州胡，见《韦冲传》。三年三月，城榆关。《长孙晟传》云：开皇元年（581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榆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突厥传》云：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崔仲方传》云：高祖受禅，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561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此时之情势，尚与周、齐时无异。其后突厥因乱，为中国所绥服，故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之后，皆二旬而罢。遂无复劳役焉。及炀帝世，乃复有修筑之举。大业三年六月，帝幸榆林，朝启民。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史言其死者十五六。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五行志》言其时百姓失业，道殣相望焉。此时中国全盛，欲绥服突厥，自有其长驾远驭之规，初不必劳民以事修筑。《宇文恺传》言：长城之役，诏恺规度，恺固善为侈大，以逢君之恶者。而贺若弼、宇文、高颎，皆于是时见杀，苏威亦于是时免官。诸臣之获罪，夫固别有其由。然《弼传》云：弼以飨启民太侈，与颎、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伏诛。《传》云：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竟坐诛死。《颎传》云：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威传》云：颎、弼等之诛，威坐与相连免官。则诸人之获罪亦不能谓与修筑长城，全无关系。盖徒慕为侈大之规，而于实际有无裨益，则初非所计也。

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故义宣之败，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史记之，以为罕有之事，见《宋书》本传。而胡床尤盛行。《晋书·戴若思传》言：若思少好游侠，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张重华传》言：谢艾与麻秋战，下车据胡床，指挥处分。《秃发利鹿孤载记》：吕纂来伐，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锐，进度三堆，三军扰惧。傉檀下马据胡床而坐，众心乃安。《梁书·杨公则传》：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韦放传》：高祖遣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帅师会之。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三百余人。众请放突去。放厉声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魏军遂退。放遂北至涡阳。《王僧辩传》：围陆纳于长沙。僧辩出坐垄上。贼党吴藏、李贤明等率锐卒千人奄出，蒙楯直进，径趋僧辩。带甲从者，止百余人。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南史·梁本纪》：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觇人还告曰：“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柳世隆传》：沈攸之先大军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是虽军旅之际，亦恒携胡床也。是时众人共处，胡床盖惟尊者据之。故齐武帝在东宫宠张景真，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南史·荀伯玉传》。魏孝武帝与齐神武搆衅，使温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北齐书·神武纪》。然此特体制所限，苟其不然，则几于无不用之者。张镜与客谈，颜延之取胡床坐听。《南史·张裕传》。刘 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可谓造次不离矣。《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兄子粲，为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曰：“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然则虽祀神，犹携胡床以行矣。《晋书·王猛传》：猛少贫贱，以鬻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不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隋书·尔朱敞传》：彦伯子。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于大街，见童儿群戏者。敞解所著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初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三年，乃资而遣之。此二事均不足

信，然可见时人之所想象，虽深山僻壤，亦有胡床也。《晋书·五行志》谓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见第一节。信不诬矣。《通鉴》胡三省《注》曰：“胡床，即今之交床。隋恶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倚是也。”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今日举国皆用桌椅之风，实成于是时，此亦中外文化交相融洽之一端也。

第五节 葬 埋

厚葬之弊，至秦、汉之世而大著，故自后汉以来，薄葬稍成为舆论。至魏武、文二帝，乃大革其弊。晋世亦因仍之。《晋书·礼志》云：“魏武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又自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也。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本纪》又云：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皆遵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267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案江左惟元帝葬其子琅邪悼王焕，颇失之侈，焕年仅二岁。事见《晋书》本传。又《江逌传》：穆帝崩，山陵将用宝器，逌谏曰：“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太妃罔己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书奏，从之。则康帝之葬，亦稍违礼，此外无以泰侈闻者。南朝淫侈之主虽多，亦未闻有厚葬之事。不可谓非经验所积，自然之革进也。又《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月，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宋书·礼志》作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其后宋宣太后陵，虽移徙禁内坟瘗，然给其葬直，蠲复家丁，亦与前代之肆行扰累者异也。见《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467年）。

北方僭伪诸国，其葬有颇侈者。如刘曜之葬其父妻，见第五章第一节。慕容熙之葬其妻是也。见第六章第八节。《吕纂载记》言：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则张氏之葬亦颇侈。盖由地接西域，多宝物使然。后魏文明后以侈靡称，然其葬尚未甚泰，《后传》载孝文帝诏曰：“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揜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命”云云。而胡灵后葬其父母甚侈，则以其智识又不及文明后也。见《魏书·外戚传》。魏、周、齐三朝，周人于中国之文化，最能了解，故其葬亦最俭，观周明帝、武帝遗命可知。胡人处中国，多有自疑之心，乃为虚葬之法。《晋书·石勒载记》言：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牢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勒死，亦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慕容德载记》云：德死，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宋书·索虏传》云：死则潜埋，无坟陇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然则虚葬实为诸胡成法矣。齐神武之死，亦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通鉴》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欺人自欺，究何益哉？

《晋书·礼志》云：“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文帝陵。一谒峻平陵，景帝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复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王导传》：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导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戚。由是诏百官拜陵，自导始也。案此可谓非礼之非礼，抑其僭亦甚矣。导之恣睢偃蹇，备见第四章第四节，其为此，所以示小忠小信邪，抑仍率其恣睢偃蹇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曰：今虽权制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烦黩无准，非礼意也。安帝元兴元年（402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惟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宋书·礼志》曰：“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武帝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文帝陵。案墓祭最为非礼，而自魏、晋至宋，终不能尽革，可见有其举之，正之正不易矣。魏武终令曰：“《周礼》冢人葬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宋书·礼志》。此本于礼有据，然《晋书·刘毅传》言：毅子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则于礼有据之事，转以启非礼之渐矣。皆过重茔墓之风，有以启之也。

守墓之风，汉世极盛，魏、晋来亦稍衰，然犹有行之者。《魏书·王慧龙传》言：宋文帝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舍之。及慧龙死，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此或出于意气感激之私，不可以常理论。《周书·孝义传》：荆可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可家旧墓，茔域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余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此则近于矫伪矣。又《柳霞传》：《北史》作柳遐。萧詧莅雍州，选为治中。寻迁别驾。及詧于襄阳承制，授霞吏部郎、员外散骑常侍。俄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闻喜县公。寻进位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我，霞乃辞詧曰：“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惟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雾，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詧重违其志，遂许之。夫詧之于霞，恩顾不为不厚，而竟违之于流离颠沛之中，臣节岂云无缺？此亦重视坟墓太甚之弊也。

因时直非常，遂有所谓招魂葬者。观议礼之家，多以为非，而知重视形魄，不应过甚矣。《晋书·东海王越传》言：裴妃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墓毁，又改葬于丹徒。案古人未尝不重形魄，读《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可见。谓形魄不足重者，盖一二哲人之见。然法古者固当法哲人，不当法流俗也。《晋书·五行志》云：“孝武晏驾，而天下骚动，刑戮无数，多丧其元。至于大敛，皆刻木及蜡，或缚菰草为头。”夫非其形体，又何藏焉？乃若所为，则并亡其躯者，又可制刍偶以代之欤？其惑亦甚矣。又代北之俗，兵死者不入墓域。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为之下诏，谓其“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又曰：“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案禁兵死不入墓域，盖谓先人之灵，恒栖丘陇，恶见子孙之伤残，与汉人受刑者不上丘墓，张猛不欲其头过华阴历先人之墓同，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亦重视形魄之见也。

以骨肉归复于土，魂气则无不之之义言之，客死者原不必归葬。魏孝文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迁北，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未为非义也。然世俗则多重归葬。《魏书·孝感传》：赵琰，天水人。初为兖州司马，转团城副将。还京，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尝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又齐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汉中，母丧，因殡彼。后青、徐归国，遂为隔绝。承宗性至孝，万里投险，偷路负丧还京师。张谠之死也，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后父丧得葬旧墓，乃还属清河。《北史》本传。《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直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家道困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旁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 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又曰：“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自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惟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其言未尝不达，然因不得归葬，创痛之情，终溢于言表焉。中国士大夫之见解如此，虏所由以必葬桑乾胁之欤？《魏书·王慧龙传》：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场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没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韩延之传》云：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延之固忠义之士。慧龙，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其人亦尚非全无心肝者流，盖以家难不得已而臣虏，尚未自绝于中国者。其乞葬河南之语，特其饰辞。延之之言，其为假托，尤显而易见。盖皆不欲葬北者也。虏岂易欺，度其必葬桑乾之法，本亦不

能尽行耳。然为所牵制者必多矣。此法盖所以胁中国之士夫不敢叛之，并不能舍之而去也。然后来孝文之所以胁其族人南迁者，亦正是法也。南迁而鲜卑之亡也忽焉矣。天道好还，讵不信欤？

合葬之法，亦为使人必求归葬之一端。宣王终制，既云后终者不得合葬。皇甫谧作《笃终论》，亦云：“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魏子建疾笃，顾敕二子曰：“吾生平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惟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祔合。”《魏书·自序》。此已非流俗之见，然虽不祔合，而仍必同茔域，则仍无补于客死者之必求归葬也。况流俗之见，尚有不以同域为已足者乎？《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六年十月，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此所以顺民心，即可见民间求合葬之切矣。周、齐之分隔也，裴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陇，遂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保定三年（563年），迁绛州刺史。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柩西归，竟得合葬。文举私痛，齐人何与焉？盖特贪其重募，而裴氏子孙乃妄为之辞耳。

厚葬之事，既已靡财，又因贫者慕效，至使停丧不葬，其诒害实为甚巨，故历代多有禁令。齐永明七年十月，诏曰：“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其一事也。《晋书·冯跋载记》：跋下书曰：“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则虽偏方之主，亦知之矣。一时士大夫，能为薄葬之论，若豫立终制，敕子弟遵奉者亦不少，并有生以侈闻，殁亦知遵俭德者。如夏侯湛，史言其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殁，顾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是也。厚葬之无益于亡者，夫固中人知之矣。然俗之既成，能自拔者卒少。《魏书·高允传》：允条列时事，言：“今国家营葬，费捐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宋书·索虏传》云：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元孝友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殁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垅，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其上下波靡之情形，可以想见。王濬，功名之士也，而其葬也，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刘昶，奔亡之余也，而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张缅母刘氏，以缅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兄将葬，邻人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以亡者余物为家财邪？”《齐书·孝义传》。此即君子不家于丧之义，其人实非流俗，然犹兢兢于营墓，况其下此者乎？《魏书·外戚传》，讥高肇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瘞，此当时士大夫之舆论，而史家采之者也，其识乃出冯跋下矣。以厚葬为孝，已为识者所非，况又有如赵修之徒，焜耀道路，伤风败俗者哉？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附棺、附身之物，求其必诚必信，固为礼之所许，然踵事增华，终必至于以死伤生而后已，故其激者，乃欲并衣衾棺椁而去之。皇甫谧《笃终》之论曰：“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实时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蘧蒢，芦。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蘧蒢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南史·刘歊传》：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509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 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从素若申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此子孙不能奉行遗制，而藉王命以断之者也。然如是之制，能行之者已少矣，固知变俗之难也。

衣之与棺，所以防狐狸之食，蝇蚋之嘬，故曰毋使土亲肤。形魄既终归于地，则如是亦足矣，不必更厚为之隔也。王祥遗令，谓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实协于理。颜之推欲还葬其父母，豫于扬州烧砖，盖亦以扬都下湿之故。亦《终制篇》中语。杜预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小山，皆用洛水圆石，已非达者矣。然吴逵葬其家十三丧，夜烧砖甓；王彭营葬父母，乡里亦出夫力助作砖；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以砖甓葬者极多。《周书·孝义传》：皇甫遐遭母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后于墓南作一禅窟。阴雨则穿窟，晴明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高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道，可容百人。吴逵、王彭固贫士，遐亦累世寒微，而其所为如是，当时营葬之厚，诚非今人所能想像已。

其更侈于此者，则为石室、石兽、碑铭之属。所费既广，且易开虚美之风，长导谀之习，故历代亦有禁令。《宋书·礼志》曰：“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又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318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隋书·礼志》曰：“梁天监六年（507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惟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惟记名位，似无虚美之嫌，然事易寖离其本，为防微杜渐计，似仍以一切断之为得也。

厚葬既终不能革，故发掘之事，亦终不能绝。《晋书·张方传》言：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发哀献皇女墓。《王机传》言：杜弢所在发墓。《石季龙载记》言：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苻丕载记》：丕左丞相王永檄州郡，言姚苌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陈宣帝罪状薛安都之诏曰：“椎埋发掘，毒流泉壤。”《南史·刘杳传》言：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田益宗归魏被代，表言代者毁发坟墓，露泄枯骸。此皆在兵乱之际者，然平时亦所不免。《晋书·何充传》：充为会稽内史，以墓被发，去都改葬。《齐书·周山图传》：山图为淮南太守，有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高祖十二王传》，又言有盗发温女冢者。《陈书·世祖九王传》言：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北史·齐本纪》言：文宣帝死，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得珠襦玉匣，帝珍之，还以敛焉。《周书·贺兰祥传》言：荆州境多古墓，其俗好行发掘。此皆在平时者也。甚有以贵人而躬椎埋之行者，《宋书·前废帝纪》，谓其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领之，其说不知信否。《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言其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府内，则说必不诬矣。《南史·齐宗室传》：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有欲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萧斅颖达第七子。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此亦叔陵之类也。《魏书·高宗纪》：太安四年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其刑可谓甚峻。《宋书·桓护之传》：护之伯父之子阆，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齐书·孝义传》：朱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其父昭之假葬之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杀幼方。其相报亦可谓甚惨。然椎埋者踵相接也。故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也。”

以发掘报怨、肆毒者，亦时有之。《魏书·毕众敬传》言：众敬为申纂所恨。会有人发众敬父墓，众敬疑纂所为。其弟众爱，乃亦遣人密至齐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此已为非理。鲁爽与弟秀南奔，魏毁其坟墓；北齐文宣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此则更尸帝王之名，而同盗贼之行已。其尤堪发指者，则为隋文帝纵王颁掘陈武帝墓事。颁者，僧辩之子，其父固叛国当诛者也。颁仕周，后从韩擒虎灭陈。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或曰：“郎君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陇，斫榇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曰：“某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王表其状。高祖曰：“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问。

天下有此义欤？武帝奋身以保中国，而国之人不能保其封树，是则中国民族之耻也。

中国人素重埋葬，实则弃尸不葬者甚多。此与其日言上天好生，父杀子为极恶，而生子实多不举同理。生计所迫，固非空言所能挽也。《汉鼓吹铙歌曲》曰：“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宋书·乐志》。可见战死不葬者之多矣。梁武帝中兴元年十二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亦同此科。”陈宣帝太建五年四月，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并令埋掩。魏显祖皇兴二年十二月，诏敕郡县：张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瘗之。此等似极宽仁，然文诰不必其能行也。诸臣能收瘗战骸，若围城中积尸者，亦时有之，如梁之韦叡、《梁书》本传云：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叡料简隐恤，咸为营埋。于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业，百姓赖之。安成康王秀，《梁书》本传云：为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魏之李神俊皆是。《魏书》本传：为荆州刺史。萧衍遣将曹敬宗来寇，攻围积时。又引水灌城，不没者数版。诏遣都督崔暹、别将王罴、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时寇贼之后，城外多有露骸，神俊教令收葬之。然如侯景聚尸而焚之之事，终在所不免，《梁书》本传：初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其势固有所不给也。此外凶荒、《齐书·本纪》：东昏侯永元元年七月，京师大水，死者众。诏赐死者材器，并振恤。《梁书·萧景传》：为南兖州刺史。会年荒，死者给棺具。《始兴王憺传》：为荆州刺史。天监六年（507年），州大水。分遣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魏书·高祖纪》：太和五年四月，诏时雨不沾，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世宗纪》：景明三年二月，诏阳旱积时，农民废殖，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正始三年五月，诏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肃宗纪》：神龟二年二月，诏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可敕内外：掩胔埋骼。冀、瀛之境，往往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葬。《孝静帝纪》：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瘗骸骨。三年十一月，诏尚书：可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邢陉、滏口所经之处，若有死尸，即为藏掩。案遇旱则敕瘗埋，盖为魏氏之故事，然此等循例之文诰，亦多成具文而已。疾疫之际，《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孝武帝纪》：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犹众，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梁书·止足传》：顾宪之，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此良吏之真能从事掩埋者也。贫弱无依之徒，《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二月，诏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殁无敛槥。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赙赠之科，速为条品。以及犯法身陷牢狱者，《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九月，诏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椟，葬埋之，不得暴露。或死而未葬，《齐书·高帝纪》：建元元年六月，诏曰：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凋损，或枯骸不收，毁榇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氏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周行，离门外三十里为限。其余班下州郡。无棺器标题者，属所以台钱供市。按此诏所该，可谓甚广。或葬而见发者，《齐

书·明帝纪》：建武二年正月，诏京师二县，有毁发坟陇，随宜修理。

咸蒙特下明诏，或则遣使分行，《周书·明帝纪》：二年六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风俗，掩骼埋胔。按其时奉使，以此为诏条者甚多。《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还见汲郡城旁多骸骨，移书州郡，令悉收瘗，则不奉诏条者，亦或以便宜行之矣。甚有人主亲见，驻跸掩埋者。《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八月，幸西宫，路见坏冢露棺，驻辇殣之。其于士卒，尤多致恩意。《晋书·姚兴载记》：兴下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所亲，为之立后。《南史·梁武帝纪》：中兴二年正月，辛卯，令义师临阵致命，疾病死亡，并加葬敛，收恤遗孤。《陈书·世祖纪》：天嘉五年十二月，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并给棺槥，送还本乡，并复其家。《宣帝纪》：太建二年三月，诏讨周迪、华晈已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命收敛。并给棺槥，送还本乡。《魏书·裴骏传》：子宣，世宗时上言：“自迁都已来，凡战阵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案此等政令，皆有要结之意，非尽出于仁心也。然暴骨榛莽之象，卒仍随处可见，病源自别有在，夫岂小惠所能拯乎？

殉葬之风，中国久绝，而代北则犹有之。《魏书·叔孙建传》：子俊卒，太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荣，殁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缢而死。遂合葬焉。《王洛儿传》：洛儿卒，太宗鸩其妻周氏，与合葬。亦可谓野蛮矣。

后世所谓堪舆之学者，晋以后渐盛。《廿二史札记》云：“古人但有望气之法。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然《后汉书·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晋书·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灵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筮，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又璞所著书，载其灵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诛、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邪？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灵文往相之。灵文先给事齐高，乃诡白：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案《南史》：相墓者又云：当出失行女子。顷之，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随人逃去。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富阳人唐寓

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其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案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案郭璞事见于史者，又有《南史·张裕传》。云：初裕曾祖澄，尝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又《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可兴矣。”案此说亦与望气相夹杂。《南史·毛喜传》：言喜以母忧去职，陈宣帝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上亲与缅案图指画，其见重如此。此皆相墓之术见于史，而为赵氏征引所未及者也。又《晋书·羊祜传》言：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时长吏丧官，后人恶之，多毁坏旧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书下征、镇，普加禁断。《魏舒传》：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宋书·王僧绰传》：初大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僧绰尝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筑，未及居而败。此后世所谓阳宅者，以是占吉凶，其术亦盛于晋、南北朝之世矣。《晋书·艺术传》：韩友能图宅、相冢；《北史·艺术传》：陆法和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皆兼是二术者。《隋书·经籍志》：五行家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五姓墓图》一卷。又云：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四十五卷，亡。观其卷帙，南方远多于北方，则知其术南盛于北。此最为世所附会之郭璞，所以亦在南方欤？又有庾季才《地形志》，一家之中，两见著录，前作八十七卷，后作八十卷。盖系重出，而卷帙之数，传写有讹。季才以术数名家，所论者或不止一人一家之事。以地运推国家兴废，古来本有是说。江陵洲满百出天子，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晋书·索靖传》：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齐书·州郡志》：益州，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桥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硕有术数，见之曰：“洲生近市，当有贵王临境。”永明二年（484年），而始兴王为刺史。皆其说之可考者也。又《魏书·阉官传》言：刘腾以正光四年三月死。腾之初治宅也，奉车都尉周特为之筮，不吉，深谏止之。腾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听事甫成，陈尸其下。则北方占宅之吉凶者，尚并用卜筮，不尽恃今所谓堪舆之术也。

今所谓堪舆之术之兴，实缘廛里茔墓，皆无定地。去古寖远，一切度制，皆稍废坠，不徒冢人之职无存，如汉人之丛葬北邙者，亦不可复见矣。陪陵之制，兆域实有定地，然其所及者有限。当时又以墓地赐其臣，如晋武之于鲁芝，所赐乃至百亩，则益风其下，使之侈于营葬耳。《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十二月，诏曰：“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冯，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以西，拟为九原。”此举颇得古司空度地之意，惜乎后世知此义者甚少，而在当时亦未必能行也。

第六节 交 通

《廿二史考异》云：“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按古制：乘车、兵车、田车，皆曲辕驾驷马，惟平地任载之车驾牛，乃有两辕，《考工记》所谓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者也。牛车本庶人所乘。《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则汉初贵者已乘之矣。晋时，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画轮车皆驾牛，则并施于卤簿。《隋书·阎毗传》言：属车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晋至隋，属车皆驾牛也。《石崇传》：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王衍传》：衍引王导共载，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王导传》：导营别馆以处众妾，妻曹氏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驱牛而进。《世说》：刘尹临终，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祷久矣。《南史·刘瑀传》：与何偃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御精，所以疾耳。《徐湛之传》：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朱修之传》：至建业，奔牛坠车折脚。《刘德愿传》：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来至数尺，打牛奔从柱前直过。《梁本纪》：尝乘折角小牛车。《萧琛传》：郡有项羽庙，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祠，以軶下牛充祭。《北史·高允传》：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彭城王勰传》：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伤，人挽而入。《北海王详传》：宣武之亲政，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召入，共乘犊车。《常景传》：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邺。《元仲景传》：兼御史中尉，每向台，恒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尔朱世隆传》：今旦为令王藉车牛一乘，车入到省西门，王嫌牛小，系于阙下槐树，更将一青牛驾车。《毕义云传》：高元海遣犊车迎义云入北宫。《琅邪王俨传》：魏氏旧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軶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和士开传》：遣韩宝业以犊车迎士开入内。《牛宏传》：弟弼，常醉射杀宏驾车牛。《艺术传》：天兴五年（403年），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此自晋至隋，王公、士大夫竞乘牛车之证也。”案晋、南北朝之世，牛车盛行之事，出于钱氏所征引之外者尚多。《齐书·武陵王晔传》言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世祖。闻晔至，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是天子常驾牛也。《褚渊传》：渊死后，其弟澄赎渊常所乘黄牛。《谢超宗传》：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堕车仆射。详见第三节。是三公、尚书皆驾牛也。《宋书·江湛传》：家甚贫约，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颜延之传》言：延之子竣贵重，权倾一时，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常乘羸牛笨车。《梁书·明山宾传》：家中常乏用，货所乘牛。《陈书·徐陵传》：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亲戚有贫匮者，皆令取之。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余家有可卖不？”《魏书·胡叟传》言：叟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牸牛。是士大夫之清贫者皆驾牛。然《南史·陈显达传》言：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宋书·五行志》言：元嘉三年（426年），徐羡之大儿乔之行欲入广莫门，牛径将入廷尉寺，明日被收。合石崇、王恺争迅之事观之，是纨袴之子，豪富之徒，亦所精者在牛而不在马也。《宋书·宗

悫传》言：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魏书·酷吏传》：张赦提为幽州刺史，颇纵妻段氏，多有受纳。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验案其罪。其妻，姑为太尉东阳王丕妻，诣丕申诉求助。陈列真香昔因假过幽州，知赦提有好牛，从索不果，挟前事威逼部下，证成诬罪。说虽未知信否，然佳牛为贪求者所垂涎，则当时必有其事矣。《南史·王筠传》云：筠性俭啬，所乘牛常饲以青草，则当时贵富之家，饲牛必有不止于草者，恐率兽食人之事，亦在所难免矣。其时惟有关体制之事，尚贵马而贱他畜，以不用马为辱，如晋海西公、魏孝静帝见废，皆乘犊车而去；驾若弼令蔡征为陈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皆是。《魏书·王肃传》：肃兄子衍，为尔朱仲远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亦同。其余殆无不乘牛者。《晋书·纪瞻传》言：召拜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魏书·崔玄伯传》：太祖还京师，次于恒岭，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太祖嘉之，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见第十七章第四节。《外戚传》言：高宗保太后之母宋氏，就食和龙，无车牛，疲不能进。是取长途者皆以牛也。《序纪》言：桓帝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北齐书·神武纪》言：神武与同志图杜洛周，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段荣求救。赖荣遽下取之以免。《北史·蠕蠕传》：道武谓崔宏：“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钞掠，驾 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教以犍牛易之，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详见第八章第三节。是虽代北多马，亦皆藉牛以为用矣。职是故，当时征发，亦遂多及于牛。《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言：“今典农右典牧种产牛，有四万五千余头，可分三万五千头，以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并佃牧地，岁当复入数千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石季龙载记》：季龙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又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宋书·殷琰传》：杜叔宝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刘顺，吕安国等抄之，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魏道武天兴五年（403年）伐姚平，实以牛疫而还。见上引《北史·艺术传》。《世祖纪》：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古弼传》：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萧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县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吕洛拔传》：张永遣将王茂向武原援其运车，尉元遣洛拔击之，夺车二百余乘，牛二百五十头。《食货志》：太和十一年（487年），牛疫，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北齐书·神武帝纪》：韩陵之战，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隋书·卢恺传》：周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帝美其言而止。赵修葬父，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起大宝林寺，运石填泉，人牛死者，不可胜纪，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时殿内及园中须石，亦差车牛从漳河运载，见本章第四节。盖战阵及平时，无不恃牛运转者，牛之为交通所资，此时实非他时之比也。

然北方畜马，究较南方为多，故以马为赏赐者，屡见于列传。若南方则几无其事矣。宋孝武帝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见第九章第三节。此盖以山行故尔。颜延之好骑马，敖游里巷，则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齐豫章王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命将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萧景先遗言：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

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则以豫章贵宠，景先久豫军旅，故有马也。《晋书·陈頵传》：父 立宅起门，頵曰：“当使容马车。”笑而从之。后頵仕为郡督邮，太守刘享拔为主簿，州辟部从事，果乘马车还家。此尚为体制起见。其乘马之事见于史者：元谧与妃乘赤马犯卤簿，为御史所弹。王慧龙孙琼，道逢太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慕容恃德有疾，谓其子：持上 马与卢潜。见《北史·卢玄传》。卢辩单马从魏孝武入关。卢勇有马五百匹，遗启尽献之。《北史·卢同传》。祖珽所乘老马，常称骝驹。卢光为京兆。郡舍数有妖怪，前后郡守无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听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怀。《周书·儒林传》。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人而已。皆北人乘马之事。《魏书·杨机传》言：机家贫无马，常乘小犊车。《北史·常爽传》言：天平初，迁邺，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足见北方士大夫以乘马为常也。是时南方颇奖劝畜马，北方则每有竭泽而渔之事。周朗病当时用兵，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见第八章第七节。谓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此即古马复令之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可谓行朗之议者。若北方，则石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要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马。延昌元年（512年），乃通其禁。尔朱兆遣孙白鹞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高乾兄弟送马，因收之。《北齐书·乾传》。齐后主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令土豪贵买，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闲马。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其于征发、括藉，盖习以为常矣。河清三年（564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

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贼退后，敕白建就彼检校。续使人诣建间，领马送定州，付民养饲。建以马久不得食，瘦弱，远送恐多死损，遂违敕，以便宜从事。随近散付军人。则其牧养之事，亦不免劳扰军民也。孳殖之不蕃，不亦宜哉。是时牧业，似以西北为盛，故魏之牧地在河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吕光之入西域，以骏马万余匹还。《姚兴载记》：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王尚还。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兴弗许。威流涕曰：“苟以马供国用，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此虽非由衷之言，然可见凉州畜马之盛。《北齐书·慕容俨传》：俨蒙赐胡马一匹。《杜弼传》：萧明等入寇，高岳、慕容绍宗讨之。诏弼为军司，摄台左右。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厩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此胡马皆西域所产，非来自北方，以其时之人，习称西域人为胡也。

《齐书·魏虏传》言：虏驾部知牛、马、驴、骡。钟离之捷，收其牛、马、驴、骡，不可胜计。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元诞除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北齐书·文宣帝纪》言其时乘馲驼、牛、驴，不施鞍勒，盛暑隆冬，去衣驰骋。可见北方之畜，牛马而外，兼有驴、骡、槖驼。而驴似尤多。《魏书·萧宝夤传》，言其北奔时遁匿山涧，赁驴乘之。《北齐书·杨愔传》言愔聪记强识，半面不忘。有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经见我不下，以方麹鄣面，我何不识卿？”漫汉惊服。《儒林·权会传》言：会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驴上下。《彭城王浟传》言：浟出为沧州刺史，为政严察，部内肃然。有一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价。其主见脯识之，推获盗者。可见官民无不乘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柳元景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粮运之计。魏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公孙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坐征还。其伐蠕蠕，诏司马楚之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蠕蠕乃遣奸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觇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即使军伐柳为城，水灌之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吕苟儿、陈瞻等反，杨椿为别将讨之。贼入陇，守蹊自固。椿缓师不进。贼出掠，乃以军中驴、马饵之，不加讨逐。如是多日，阴简精卒，衔枚夜袭斩瞻。李弼之叛侯莫陈悦，勒其兵上驴、驼。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文宣之篡，宇文泰东伐，出长安，以诸军马、驴多死，引还。周武帝欲伐突厥，发关中公私驴、马悉从军。《本纪》宣政元年（578年）。则驴之于转输，亦亚于牛而不下于马也。侯莫陈悦之败，独乘一骡。亦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人使宇文护之母作书报护，述其叔遣奴迎护，护与盛洛乘骡同去。眭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骡之于服乘，盖又驴之亚也。橐驼惟沙碛之地用之，故吕光自西域还，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在中国，当较驴、骡为少也。《宋书·礼志》：“《晋令》曰：乘传出使，遭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到，副使摄事。徐广《车服注》：传闻骡车者，犊车装而马车辕也。”盖时以驴为小人所乘，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故定制不得乘马车者，则使乘骡车耳。贺若弼欲使陈叔宝乘骡车归己，亦此意也。

各种车制，见于历代舆服等志者，多备仪制，罕关实用。其最可贵者，为指南车及记里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此车戎狄所制，机数不精。虽曰指南，多不审正。回曲步骤，犹须人功正之。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参看第二十章第二节。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又云：“记里车，未详所由来。亦高祖定三秦所获。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搥。大驾卤簿，以次指南。”案指南之用，海尤亟于陆。近世西人，藉此以遍航世界。吾国当晋世已能用之于舟，为时不为不早。又测量旧法，共有三端：陆以人行、车行，水以舟行迟速为准。三法之中，车之所量，最为精审。记里车若能广用，亦可知通行道里精确之数。惜乎二者皆仅用之卤簿也。车之最速者为追锋车。《宋志》云：“如轺车而驾马。”晋宣帝平辽东还，次白屋，有诏召之。三日之间，诏书五至。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焉。石季龙造猎车、格兽车，已见第五章第二节。事虽侈虐，然其制之高大，亦足异也。民间挽载，多用小车，谓之鹿车。《北齐书·神武纪》：高乾死，其次弟慎在光州，弊衣推鹿车归渤海。是也。《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六月，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此诏规模颇远大，然其不能行，则亦不待论矣。

辇之变即成肩舆。《宋志》云：“辇车，《周礼》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挽，或驾果下马。汉成帝欲与班倢伃同辇是也。未知何代去其轮。”案《宋书·邓琬传》，谓琬取子勋所乘车除脚以为辇，可见辇之与车，其制仍极相近。既去其轮，则只得“以肩举之而行，故曰肩舆。亦曰平肩舆”。《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注》。其舆施襻，则谓之襻舆。《通鉴》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注》。案襻舆，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以八人举之，则谓之八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4500年）《注》。《齐书·明七王传》：江夏王宝玄乘八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至京师；是也。桓玄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魏书·岛夷传》。则八又不足言矣。其仍有轮而以人挽之者，谓之步辇，亦曰步挽车。魏尉元太和三年（479年）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后行养老之礼，以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各赐步挽一乘；是也。其时乘肩舆者颇多。《晋书·王献之传》：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而入。《隐逸·陶潜传》：江州刺史王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轝之至州。此皆士大夫之暮气，不复知以桀乘人车为耻矣。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亦有以道险不可车行而乘篮舆者。《孝友传》：孙晷，吴国富春人。富春车道既少动径山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侍是也。后世肩舆之盛行，大抵以此矣。又有用之军旅之际者。《晋书·列女传》：谢道韫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梁书·韦叡传》：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又萧渊藻为益州刺史，州民焦僧护作乱，渊藻乘平肩舆巡行贼垒。此则希有之事也。以人代马，盖取其可以即安，故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贺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盖以帝年高故也。诏从之。祀宗庙仍乘玉辇。其虽驾马而亦较安隐者，是为马轝。萧摩诃劝吴明彻帅步军乘马轝徐行，已见第十四章第九节。《晋书·刘曜载记》：曜攻仇池，疾笃，马轝而还。及被禽，创甚，石勒亦以马轝载之。《周书·崔猷传》：大军东征，太祖赐以马轝，命随军，与之筹议。皆用诸军旅之间者也。

士大夫拘于体制，多以徒行为耻。故《南史·颜协传》，谓其家虽贫素，而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江泌见老翁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齐书·孝义传》。则史以为美谈矣。《齐书·王琨传》：太祖崩，琨闻国讳，牛不在宅，去台数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谓琨曰：“故宜待车，有损国望。”琨曰：“今日奔赴皆应尔。”此特于国讳之时行之而已。然贫贱者及恭俭者，亦或步行。《晋书·孝友传》：夏方，吴时拜仁义都尉，累迁五官中郎将。朝会未尝乘车，行必让路。此恭俭者也。《梁书·文学传》：周兴嗣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王籍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此贫贱者也。

路惟驰道为坦平，然其劳民特甚。故宋孝武帝立驰道，前废帝即位亟罢之。乃未几而又复之，盖以其功已立，劳民事已在前故也。《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九月，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前废帝纪》：大明八年七月，罢南北二驰道。永光元年八月，复立南北二驰道。参看第九章第三节。吕僧珍常以私车辇水洒御路，则虽御路，亦不过较为平坦，其尘沙飞扬，亦与他路无异。盖昔人不能善修路面也。路面不坚，故其路易坏。《宋书·张茂传》：陆子真为海陵太守，中书舍人秋当为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假还葬父，桥路毁坏，不通丧车，县求发民修治，子真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善之。不为权幸所胁而劳民善矣，然桥路固所宜修，任其毁坏，亦非政理也。开通道路之事为史所特载者，大抵非以行军，即以游幸。如慕容儁闻石氏乱，凿山除道，入自卢龙，克蓟城而都之。《魏书》本传。魏道武之伐燕，于栗磾开井陉路，袭慕容宝于中山。及道武将北还，又发卒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见第六章第八节。后道武校猎河西，又诏张黎发定州七郡卒万二千通沙泉道。《本纪》太延二年（436年）。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发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高祖太和六年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世宗正始四年九月，开斜谷旧道。皆见《本纪》。封子绘以晋州北界霍山，旧号千里径者，山阪高峻，大军往来，士马劳苦，启齐高祖，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皆其事。大抵虏之用民力，较中国为多，以其本无所爱于中国人也。至民间因交通而修路，或地方长官因便于人民往来而修路者，则史几无所见。记载固不能无遗漏，然其事必极少可知。民政之废弛极矣。

亭传之制，汉末乱后，废坠特甚。《晋书·贺循传》：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元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汉制十里一亭，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可见晋时亭候，远非汉世之比矣。《苻坚载记》：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此乃虚美之辞，当其时，度不过长安附近，或能修饰表面耳。《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以废帝二年（553年）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此等政令，亦必不能行也。《梁书·张齐传》：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齐缘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陈书·徐陵传》：梁元帝承制江陵，陵通使于齐，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陵乃致书于仆射杨道彦曰：“本朝非隆平之时，游客岂皇华之势？轻装独宿，非劳聚 之仪。微骑兼行，宁望 轩之礼？归人将送，私具驴骡。缘道亭邮，惟希蔬菜。若曰留之无烦于执事，遣之有费于官司；或以颠沛为言，或云资装可惧；固非通论，皆是外篇。”然则行旅所须于缘道者，不过粮食、蔬菜，而公家则并此而不能供矣。斯时上官出行，郡县或有盛为供帐者，如《梁书·良吏·何远传》言：远为武康令，太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盛供帐以待，远独设糗水而已是也。民间往来者，盖多要结伴侣，或互相依托而行。《梁书·孝行传》：荀匠，父法超，仕齐，中兴末为安复令，卒于官。匠奔丧，每宿江渚，商侣皆不忍闻其哭声；盖附商人以行也。《宋书·王僧达传》：元凶弑立，僧达自候道南奔。《通鉴注》云：“候道，伺候边上警急之道也。今缘路列置烽台者，即候道。”盖亦取其为候骑所常经，或有薪米可资耳。亭候既废，行旅之困苦如此，顾仍有以罢遣亭候为美谈者。《梁书·范云传》：云以齐明帝时，出为始兴内史。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南史·王淮之传》：淮之玄孙猛，徙晋陵太守。威惠兼举，奸盗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汉之赵广汉。此又见设置亭候，亦有烦扰，或又徒有其名也。

驿道之当冲要者，供给或仍甚周备，此又不免于烦民。《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代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骑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此等肴酒及刍粟，果何自来邪？《梁书·鄱阳王恢传》：恢迁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北齐书·高季式传》：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皆可见其扰累之甚。故宋前废帝省诸州台传，《本纪》永光元年正月。亦为便民之举也。大抵边方之地，仍恃驿传以通往来。故周静帝初，豫、荆、襄三总管内诸蛮反，有焚烧村、驿之举。《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律，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可见驿户之困矣。

讥察之政，多与税敛并为一谈。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以东境去岁不稔，诏停道中杂税，并敕以仗自防者勿禁，见第二节。其一事也。《南史·循吏传·郭祖深》，普通七年（526年），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祖深为之。由来王侯势家，不忌宪纲，侠藏亡命。祖深搜检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此为讥察之司，克举其职者，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多藉威权为扰累之资。甚至本以便民之举，亦变为厉民之政焉。《齐书·顾宪之传》：杜元懿请增牛埭税，宪之议曰：“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然则牛埭初设，本所以利交通，收直原有定格，后乃变为婪索之资矣。《梁书·安成康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时盛夏水汛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外司之请，亦顾宪之所云京师航渡之类，其事盖亦易滋弊，故秀不之许也。过所之制，北方仍有之。《晋书·刘毅传》：毅辟司隶都官从事，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投传而去。《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五月，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太和七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饥，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前废帝纪》：普泰元年（531年），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还。《神元平文诸子孙传》：高祖、文明太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师旱俭，欲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如欲给过所，恐稽延时日，不救灾窘，若任其外出，复虑奸良难辨，卿等可议其所宜。”元丕议：“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高祖从之。四日而讫。皆其事之可考者也。

亭传既废，逆旅之业遂大盛。《晋书·潘岳传》：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宜除之。十里一官樆，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岳议曰：“谨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圣世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宄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樆门，或避晚关，迸逐路隅，只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樆，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督察，数入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樆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颙颙之望？”请曹列上，朝廷从之。岳之议，可谓深切著明矣，而至隋初，苏威仍以临道店舍，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奏高祖欲遣归农，见《隋书·李谔传》。何其见解之陈旧也。亭传既废，行旅盖惟客舍是资，其事随处可见。晋明帝因王敦将举兵内向，乘巴、滇骏马，微行至湖陵，熟察营垒而出。驰去，见逆旅卖食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追者至，传玩，稽留遂久。桑虞尝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晋书·孝友传》。梁武帝举兵，至姑熟，柳憕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时道路犹梗，憕与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余，憕曰：“宁我负人，不人负我。若复有追，堪憩此舍。”命左右烧逆旅舍，以绝后追。齐文宣追由吾道荣往晋阳，道荣恒野宿，不入逆旅。《北史·艺术传》。周兴嗣投宿逆旅，已见前。此并可见往来要道逆旅之遍布。《晋书·儒林传》：徐苗，曾祖华，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苗祖邵为魏尚书郎，华当系汉末人。又《刘卞传》：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史。卞亦晋初人也。《郑袤传》：子默，出为东郡太守，直岁荒人饥，默辄开仓振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魏书·甄琛传》：琛子侃，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有司所劾。则以地近京邑，亭传或较整饬耳。要之如两汉之世，行旅之多止亭传者，魏、晋以后，几不可复睹矣。史所载是时逆旅之主，亦有非以营利为事者。如《晋书·刘寔传》言：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隐逸·刘驎之传》言：驎之居于阳岐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魏书·崔光传》：光弟敬友，精心佛道。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热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

供行者。此等或有要结之心，或以利济为念，皆与以是为业者绝殊。可见偏僻之区，逆旅尚多未立。然此即至今日，亦尚是如此也。

逆旅既为牟利者所设，当时人之见，自未可以舍贵宾。国家宾馆既不修，士大夫家又无复馆客之事，故使节往来，江南多以僧寺停客。见《北史·李灵传》。即贵人亦有寓居僧寺者。李翥、萧大圜事，已见第四节。《北史·自序》载李师上从驾晋阳，亦与友好同以僧寺为寓也。

以运载为业者，是时无之，盖皆商贾所自营。《晋书·袁宏传》言：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盖惟米谷滞重之物为然，抑其自以此为业，或受顾于人，而为之奔走，尚未可知也。寄信亦无专业，故多托人携带。《殷浩传》：父羡，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余函。行次石头，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羡字。不为致书邮。”豫章、建业，一水可通，而托其致书者如是之众，可见当时通讯之不易矣。公家则仍恃驿传。《北齐书·神武帝纪》：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函使盖乘驿以奉书函者也。贵人亦有自置驿使者。《高归彦传》：归彦拜冀州刺史，谋逆，诏段韶袭之，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闻军将逼，报之，便婴城自守；是其事。《北史·斛律羡传》：羡虑祸，使人骑快骡迎至邺，无日不得音问，后二日，邺使不至，家人乞养忧之；亦私驿之类也。

交通以水路为便，自无疑义，而转漕尤甚。《魏书·刁雍传》：太延五年（439年），雍为薄骨律镇将。七年（441年），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拟于车运，十倍有余。不废牛力。又不废田。”诏曰：“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须遣船匠。”《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顾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顾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顾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顾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顾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顾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顾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惟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顾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尚书崔休，以为“舟楫所通，远近必至。

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前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束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已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案开通全国水路，谈何容易？元雍、李崇之奏，言之大易，自然徒托空言。然观刁雍、薛钦之所较计，则水陆劳佚息耗之差，可谓相去甚远矣，此诚言漕运者所宜留意也。《李冲传》：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成淹传》：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然则高祖之迁都，意亦贪水漕之便也。

海道往来，当时亦颇通利。石季龙谋伐昌黎，欲自青州运兵粮，已见第五章第二节。桑虞，诸兄仕于石勒，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后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此自今山东泛海至辽东西之路也。《宋书·朱修之传》言：魏屡伐冯弘，或说弘遣修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此自辽东西通建业之路也。其余海道交通，可参看第十六章第五节。

造船之技颇精。《晋书·王濬传》：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卢循、徐道覆所以能肆扰，何无忌、刘毅所以败，宋武帝所以胜，实缘兵力厚薄之殊，而兵力厚薄之分，实决之于船舰之大小，已见第七章第五节。《南史·王僧辩传》：陆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隋书·杨素传》：素欲平陈，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六百人。合诸事观之，可见当时水战，大舰实为决胜之利器。然亦有小而轻捷者，《梁书·王僧辩传》言：侯子鉴等以鸼 千艘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捷过风电；是也。史惟载战陈之事，故但见兵舰制作之精，然以此推之，则民间运载之船，亦可想见矣。颜子推言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见上节。则北方所用之船，不及南方之大。此自川流大小之殊，非关造船技有巧拙。石虎徙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则北方所造之船，亦不小也。虎欲伐慕容氏，命青州造船千艘。亦见第五章第二节。魏世祖神三年（430年），闻王师将北讨，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可见滨河、缘海之地，造船之业靡不盛矣。《梁书·安成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主者将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似当时江行，船多窳败者。盖官所用船，或役民为之，技既不精，又出逼迫，故有此弊，观上引刁雍之言可见。《晋书·艺术传》：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于建城山中。而非其时造船之技，止于如此也。

造桥之功，河、渭为大。《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5年），立河桥于富平津。《杜预传》：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寮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魏书·于栗磾传》：太宗南幸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阪。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又《崔亮传》：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亮谓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桥，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或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恒，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桥渡渭，以象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惟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号崔公桥。此等皆大工程，非官力不克举，故获见于史。此外小小津梁，为人民所自营者，则其事不可尽考矣。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汉世执政权者称皇帝，皇则徒为尊称，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此义仍存。石勒以太兴二年（319年）伪称赵王，咸和五年（330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后乃僭即皇帝位。盖称王犹同于人臣，称天王则已无所降屈，然其号犹未及皇帝之尊。勒死后，子弘为季龙所替，群下劝称尊号。季龙下书曰：“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其视天王之尊不如皇帝，较然可见。咸康三年（337年），史称其僭称大赵天王，盖去居摄之号也。勒之僭号赵天王也，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逮僭即皇帝位，乃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而立刘氏为皇后。谥父为帝，已违汉人追谥定陶徒称共皇之义；季龙僭称大赵天王，乃追尊祖为武皇帝，父为太宗孝皇帝，则去古弥远,又立其妻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太子，王皇并建，尤为不辞。时又贬亲王之封为郡公，藩王为县公，则尤不可解。《魏书》谓虎自立为大赵王，年号建武；又云：初虎衣衮冕，将祀南郊，照镜无首，大恐怖，不敢称皇帝，乃自贬为王；又云：虎又改称大赵天王；则当其僭称天王之前，实曾但自号为王，故贬其亲王、郡王之号，《晋书·载记》记事不具，又有错乱也。石鉴之死也，石祇僭称尊号于襄国，逮为冉闵所攻，乃去皇帝之号，称赵王，使诣慕容儁、姚弋仲乞师，盖自同于人臣，故并不敢称天王。冉闵诛石鉴，便即皇帝位。后为慕容儁所获，立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闵盖以诛 逆胡自负，故一得志即称尊，且始终无所降屈也。儁送闵龙城，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乃复遣使祀之，谥曰武悼天王，犹不与以皇帝之号也。

刘渊之至左国城也，其下刘宣等上以大单于之号，见第三章第四节。盖自谓恢复旧业。其后则以是为统御夷人之称，故石勒之称赵王，以其子为大单于，当时群臣请者，谓以镇抚百蛮也。是时以季龙为单于元辅。及勒僭号，季龙谓大单于必在己，而勒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恨之。私谓其子邃曰：“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盖其时汉人不甚乐与夷狄之争斗，夷酋所恃以攘窃篡夺者，实以诸夷之众为主，故其争之甚力，争而不得，则怨毒形于辞色也。冉闵欲攘斥夷狄，而亦署其子为大单于，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盖亦为此，已见第五章第三节。苻健之入长安，其下表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健不乐，改称天王大单于，盖亦不欲为人臣，然终不去单于之号者，盖亦欲抚用诸夷也。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意亦不过如此。彼非知民族之义者，未必有恢复旧业之意也。参看第六章第九节。

苻坚初亦称大秦天王，盖其人少知治体，故未敢遽自尊大。姚兴，《晋书·载记》谓其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姚绪、姚硕德以兴降号，固让王爵，兴弗许。案兴即欲自贬抑，无容与绪、硕德同号，《北史》云：“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盖是。然则绪、硕德之让，即石虎时贬亲王、藩王之封之故事也。吕光初亦称天王。及病笃，立其太子绍为天王，乃自号太上皇帝。案魏献文之禅位也，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其言颇合古义。吕氏未必知此；光既病笃，亦必不能更知政事；盖徒取皇帝、天王之称为尊卑之等差耳。观吕纂、吕隆亦皆称天王，而隆追谥其父宝为文帝可见也。慕容云、冯跋亦称天王，盖亦以国小民寡，不敢自尊。慕容盛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庶人盖谓无爵，以知政事故曰大王，则弥自贬损矣。

索虏非知故事者，而献文禅位时，群公之奏，顾颇合古义，盖臣虏士夫，知故事者尚多也。然虏终不免沐猴而冠。胡灵后之秉政也，追尊其母京兆郡君为秦太上君；及其父国珍死，追号为太上秦公。张普惠为谏议大夫，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言之。太后览表，亲至国珍宅，集王、公、八坐、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议其事。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然卒不用其言。孝庄之立，尊其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妣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彧与吏部尚书李神儁表谏，不听。时又尊其兄劭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又追谥为孝宣皇帝。妻李氏为文恭皇后。彧又面谏，谓：“历寻书籍，未有其事。”帝不从，及神主入庙，复敕百官悉陪从，一依乘舆之式。彧上表，以为“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德，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留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又不纳。胡三省曰：“自唐高宗以后，率多追谥其子弟为皇帝。作俑者，魏敬宗也。”虏不足责，中国人亦因其失，则诚不免野哉之诮矣。前废帝之立，以魏为大魏，诏曰：“三皇称皇，五帝云帝，三代称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盖亦以丧乱荐臻，故颇自贬损也。

周孝闵帝始篡魏，亦称天王。时则追尊考文公为王，妣为文后，至明帝武成元年八月，乃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崔猷传》云：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盖时习以天王之称为卑于皇帝，后周制作，最为泥古，然卒不能变易世人之耳目，终不得不随之而变也。宣帝之立，尊皇后为皇太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女。又尊所生李氏为帝太后。静帝立，一称为太皇太后，一称为太帝太后。又称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静帝所生。为帝太后。盖亦以在位者为帝，帝之父为皇，正后系其夫所生，系其子名之邪。

《抱朴子》有《诘鲍》之篇，载时人鲍敬言无君之论，而己驳之。其言在今日已不足论，然亦可见其时好老、庄之书者之见地也。敬言之言曰：“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之，亦欲之者为之辞哉？夫强者陵弱，则弱者服之矣。知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由争强弱而校愚知，彼苍天果无事也。”又曰：“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此辟君臣之位出乎自然之说也。又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此言无君之世天下之晏然无患也。侈言君道之美者，每谓君之出令，乃所以使民获遂其生。敬言则云：“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轭运重，非牛之乐。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治人者之所求，不过“役彼以养此”，“贵者禄厚，而民困矣”。“下疲怨则知巧生”，乱之既作，乃以“忠义孝慈”救之，幸而有济，亦所谓“死而得生，不如乡无死”也，况乎“茅茨土阶，弃织拔葵”，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其恩之及下，亦不过“陆处之鱼，相呴以沫”哉？“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靖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信乎“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而塞之以最壤，鄣之以指掌也”。“桀纣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且夫“细人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足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卤丹野”哉？此鲍生以世事之纷纭，举归咎于立君之大略也。其言善矣，然君臣之制，非孰欲立而立之也，其事亦出于自然。何策使之不作？既作矣，何道使之可替？于此无言，则论有君之弊，虽极深切著明，亦徒为空谈耳。葛生诘鲍之辞，颇多拘墟之论，然亦有其可采者。如曰：“远古质朴，盖其未变。譬彼婴孩，知慧未萌，非知而不为，欲而忍之。”“有欲之性，萌于受气之初，厚己之情，著于成功之日，贼杀并兼，起于自然，必也不乱，其理何居？”“橡芋可以生斗讼，藜蕾足用致侵夺。”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矣，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乱源既伏，何计可止其迁流乎？且也“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致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受其厚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太极浑沌，两仪无质”，固未若“玄黄剖判，七曜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由斯言之，社会之开化，势固不可以已。昔贤心仪邃古之世人与人相处安和之美，疾后世之不仁，乃欲举物质之文明而并去之，岂不悖哉？然物质之文明，虽不可去，社会之组织，固未尝不可变，亦且不可不变，而昧者又欲并此而尼之，则其失，又二五之于一十也。

第二节 封 建

晋初封建之制，及其时之人论封建之语，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晋书·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案古之建国，本为理民，其后此意无存，而徒以封爵为荣禄，则终必至于此而后已。此亦欲藉封建为屏藩者，所以卒无所就也。斯时也，封君之朘取其民，诚不如古代之悉，然邑户粟米，尽归私室，徐陵食建昌，邑户送米至水次，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仍有损于国计。故度支窘促之时，所以分其下者，亦不能厚。《地理志》又云：“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太兴元年（318年），始制九分食一。”《陈书·世祖高宗后主诸子传》云：“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惟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其余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千户而已。”盖为物力所限也。

以无治民之实，故王侯多不居其国，而朝聘之典亦寖荒。《晋书·礼志》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是其事也。

王侯兼膺方面之寄，似足以举屏藩之实，然西晋已事，徒成乱源；宋武欲以上流处诸子，亦开丧乱之端；其事皆已见前矣。齐世诸王，受祸尤酷，事见第十章第三节。《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明帝遣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整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此盖当时之人，哀杀戮之甚，为此惨楚之辞，非必实录。如所记，子伦慷慨如此，何待伯茂执鸩逼之？故知《南史》此处，亦兼采两说也。然时制之极弊，则可想见矣。李延寿论之曰：“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及在齐而弥弊。”然使诸王皆长大能自专，则又成梁世之祸矣。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是时行事、典签，亦有因守正而为诸王所害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长沙威王晃为豫州刺史，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晃乃粗人，典签之裁之，未必不合于义。又《梁武帝诸子传》：南康简王绩，子会理，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臧货，收送建业。纳叹曰：“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令心腹于青草湖杀之，百口俱尽。此则其曲必在会理矣。抑且不必会理所为也。大抵行事尚有正人，典签则多佞幸，故其弊更甚。《江革传》：革为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太守行事如故。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惰事好酒，遂见代。可以见其一斑也。

《魏书·官氏志》云：皇始元年（396年），始封五等。天赐元年（404年）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北史·陆俟传》云：初尔朱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则异姓封王之制久废。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是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延兴二年（472年）五月，诏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又云：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太和十六年（492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文献通考》云：“元魏时封爵所及尤众。盖自道武兴于代北，凡部落大人与邻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袭，或赐以王封。中世以后，不缘功而封者愈多。《程骏传》载献文崩，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详议，群臣咸以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帝王所贵，山河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闻与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可见当时封爵之滥。然高允在太武时以平凉州勋封汶阳子，至文成时，史言其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第惟草屋，衣惟缊袍，食惟盐菜，恒使诸子采樵自给。则虽有受封之名，而未尝与之食邑。又道武以来，有建业公、丹阳侯、会稽侯、苍梧伯之类，此皆江南土地，可见当时五等之爵，多为虚封。前史虽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案《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诏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然若真食五分之一，则不至如高允之贫。且受封丹阳、会稽等处者，虽五分之一，亦于何取之乎？”案《魏书·地形志》言：“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

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一地累封，食禄更于何取给？足证马氏所云之弊，至叔世而愈甚。然《张普惠传》言：普惠为尚书右丞。时诏访冤屈，普惠上书言：“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遗意，仍被旨可。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然则不给禄者乃汉人如高允之俦，彼其所谓亲戚、勋臣者，固未尝不朘我以生也，亦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

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四月，诏曰：“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则初亦未能给禄也。三年（563年）九月，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此则以封建之名，去封建之实矣。闵帝元年（557年）正月，诏封李弼为赵国公，赵贵为楚国公，独孤信为卫国公，于谨为燕国公，侯莫陈崇为梁国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宣帝大象元年（579年）五月，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史论其事曰：“太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邑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拉朽易为力乎？”《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周势之孤，诚如所论。然使武帝不能去其芒刺，周之乱，又宁俟静帝时乎？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

第三节 官 制

晋、南北朝之官制，盖承汉、魏而渐变。汉初官制，皆沿自秦，秦则沿自列国之世，不尽宜于统一之局，其后乃随事势而迁移，此自西京至南朝之末皆然。拓跋氏起北方，其为部族时之规制，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佛狸以降，模仿中国，稍有建置，实亦非驴非马。王肃北走，孝文用之，以定众职，则几与南朝无异矣。北齐因之。后周太祖以为汉、魏官繁，思法周礼。大统中，命苏绰掌其事。未成而绰卒，卢辩继之。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于魏恭帝三年（556年）行之。其后世有损益。此实不切于时务，故至宣帝嗣位，而内外众职，又用秦、汉以来之制焉。见《周书·文帝纪》魏恭帝三年及《卢辩传》。《辩传》云：先是已置六卿官，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年毕，乃命行之。又《崔猷传》言：猷与卢辩创修六官。薛寘、裴政亦尝参与其事，皆见本传。《武帝纪》：保定元年（561年）正月，己巳，祠太庙，班太祖所述六官，盖至是而其制始大成也。

相国、丞相，自魏、晋以来，已非复寻常人臣之职。汉献帝建武十三年（208年），置丞相，以魏武帝为之。文帝代汉，其官遂废。此后为之者，如晋之赵王伦、梁王肜、成都王颖、元帝、南阳王保、王敦、王导，宋南郡王义宣等，皆非寻常人臣。其为相国如晋景帝、宋武帝、齐高祖等，则篡夺之阶而已，齐世相国与太宰、太保、大将军并为赠官。陈丞相、太傅、大司马亦为赠官。晋取《周官》之说，置太宰、以景帝讳，改太师为太宰。太傅、太保，而汉世三公之官仍存。太尉、司徒、司空。其大司马、大将军，汉世与太尉不并置者，汉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非恒典。至魏亦各自为官。晋武帝即位之初，尝八公同时并置。而开府、仪同三司，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宋世又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谓之四安；平东、平南、平西、平北，谓之四平。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皆得置官属，此实多费无谓，故自隋、唐以降，遂专以无官属之三师为荣宠也。后魏放南朝之制，亦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特进、仪同、开府、左、右光禄、金紫、银青光禄及诸将军之号，以褒赏勋庸，而北齐因之。孝庄初，拜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将军，而以元天穆为太宰，此亦非寻常人臣之职矣。北齐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然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同为宰相，皆兼侍中，则实权初不在是也。后周初置大冢宰，后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580年），又以隋文帝为大丞相，而罢左、右丞相焉。

治理之权，实归台阁。尚书有令、仆。令职无不总，仆射副令，置二则为左、右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又与尚书分统诸曹。汉世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坐。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咸宁二年（276年），省驾部。四年（278年），又置。太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宋高祖初增都官曹。其起部尚书，营宗庙宫室则置，事毕则省。又有左、右丞，佐令、仆知省事。郎主作文书，分曹数十。魏世凡二十三，后为二十五。晋武帝时三十四，后为三十五。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江左初十七，后十八，最后十五。宋初十九，后二十。梁二十二。下有都令史、令史等，分曹如尚书。正始以降，俗尚玄虚，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之手焉。姚察说。录则尚书权重者为之，不恒置也。尚书为庶政总汇，然自魏、晋以后，又不敌中书、门下之亲。中书者，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丞，以典尚书奏事。文帝代汉，改为中书。置监、令，以刘放、孙资为之。其后遂移魏祚，事已见《秦汉史》。晋因之，各置一人。魏文帝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晋初又置舍人及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宋初又置，而侍郎之任，遂寖轻焉。见第十章第四节。魏文之置中书令，秘书改令为监，以掌艺文图籍。明帝太和中，置著作郎，隶中书省。晋武帝并秘书于中书，而著作之局不废。惠帝复置秘书监，著作改隶焉。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有佐著作郎八人。侍中之与机要，自宋文帝时始。侍中世呼为门下；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众事，世呼为小门下；遂以门下名其省。散骑常侍者，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东京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是为散骑常侍。魏末又有在员外者，曰员外散骑常侍。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常侍。魏初又置散骑侍郎。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侍郎。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给事中，西汉置，掌顾问应对。东汉省。魏世复置。奉朝请，本不为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

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东晋罢奉车、骑二都尉，惟留驸马，诸尚主者为之，后遂沿为故事。自散骑常侍以下，宋别为集书省，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齐谓之直书省，而散骑常侍、员外、通直称东省官，其二卫、四军、四校、称西省官焉。魏、齐有中书、门下、集书、秘书诸省，设官略与南朝同。魏门下之官尤重，世呼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见《魏书·王慧龙传》。

尚书行台之制，起自魏末，晋文帝讨诸葛诞，散骑常侍裴秀、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等以行台从。晋永嘉四年（310年），东海王越率众许昌，亦以行台自随。后魏、北齐亦有之。《隋书·百官志》云：“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其文未详。”行台兼统人事，自辛术始，见《北齐书》本传。留台之名，起自晋惠帝西迁时。置于洛阳，以总留事。

总众职者丞相，居列职者，则九卿一类之官也。自丞相之权移于三省，而九卿亦寖失其职矣。魏世裴秀议改官制，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见《晋书》本传。晋初刘颂上疏，言：“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荀勖议省官，亦谓九寺可并于尚书。皆可见九卿寖失其职，故其官亦时有省并。晋世，太常、光禄勋、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并司徒，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复置。尉卫、渡江省，宋孝建元年（454年）复置。太仆、渡江后或省或置，宋以来，郊祀权置执辔，事毕即省。廷尉、大鸿胪，江左有事权置，无事则省。宗正、晋哀帝省，并太常。大司农、晋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复置。少府、晋哀帝省，并丹阳尹。孝武复置。将作大匠、晋以来有事者置，无事则省。太后三卿、卫尉、少府、太仆，随太后宫为名，无太后则阙。大长秋，有后则置，无后则省。并为列卿。宋、齐同。梁于诸名之下，皆加卿字。以太常、宗正、大司农为春卿，太府、少府、太仆为夏卿，卫尉、廷尉、大匠即将作大匠。为秋卿，光禄、即光禄勋。鸿胪、即大鸿胪。太舟都水使者，汉水衡之职。汉又有都水长、丞。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以河堤谒者为都水官属。江左省河堤谒者，都水置谒者六人。梁初称都水台，后改。为冬卿；北朝亦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廷尉、齐曰大理。鸿胪、司农、少府齐曰太府。为九卿，称为九寺。又有国子、长秋、将作三寺。又有昭玄寺，以掌诸佛教，亦有都水台之官。

自汉改御史大夫为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台主，东京以后皆因之。其属官：有治书侍御史，汉宣帝所置也。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魏又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而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晋惟置治书侍御史，与侍御史分掌诸曹。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晋遂置殿中侍御史，历代沿之。魏、晋《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晋孝武太元中有检校御史，则其后无闻焉。符节御史，秦符玺令之职，汉因之，至魏别为一台。晋武帝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梁、陈惟有符节令史而已。谒者，亦秦官，汉、魏因之，魏又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统谒者十人。晋武帝省仆射，以谒者并兰台。汉世属光禄勋。江左复置仆射。后又省。宋大明中又置。魏、齐御史台，设官略同南朝，而谒者别为一台。

魏武帝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奂为领军。建安十二年（207年），改为中领军、中护军。文帝置领军将军，主五校、即汉世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中垒、武卫三营。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不隶。晋武帝省领军，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晋文帝为相国，相府置中卫军，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前、后、左、右、魏明帝时有左军将军，右及前、后，皆晋武帝置。骁骑骁骑、游击皆魏置，为内军。晋世以领、护、二卫、骁骑、游击为六军。七军，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置北军中候。怀帝改曰中领军。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省护军，并领军，改领军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明帝太宁二年（324年），复置护军。成帝世，领军又为北军中候。寻亦复焉。魏、晋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领营，但总统二卫、骁骑、游击诸营而已。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又有左、右中郎将，晋武帝省，宋大明中复置。虎贲中郎将，汉期门。冘从仆射，魏置。羽林监，汉有羽林中郎将，又有左右监，晋罢中郎将，又省一监。虎贲、冘从、羽林，是为三将。晋哀帝省。宋高祖复置，江右领营兵，江左则无。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晋太康十年（289年），立射营、弩营，置积射、强弩将军主之。宋泰始后，多以军功得此官，无员。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宋高祖初，增为二十人。其后过员者谓之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又其后并无复员。武卫将军，宋大明中置，代殿中将军之任。武骑常侍，宋大明中置。皆以分司丹禁，侍卫左右。梁天监六年（507年），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改旧骁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又置朱衣直 将军，以经方牧者为之。此外诸号将军甚多，皆无复统驭，《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上议，谓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实即后世之武散官也。散官之名始于隋，古但不任事而已，非徒以为号。宋、齐、梁、陈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梁武帝以其高下舛杂，命加釐定。于是有司奏置百二十五号将军，备其班品，叙于百司之外焉。魏、齐禁卫设官略同南朝，亦有诸号将军，无所统驭。柱国之职，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后亦为散秩，如后世之勋官矣。

东宫官，汉世分属二傅及詹事。后汉省詹事，悉属少傅。晋武帝泰始三年（268年），建太子太傅、少傅，事无大小皆属焉。咸宁元年（275年），以杨珧为詹事，二傅不复领官属。及珧为卫将军，领少傅，省詹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复置，愍、怀建官，乃置六傅，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永康中，复不置詹事。太安已来，置詹事，终孝怀之世。渡江后有太傅、少傅，不立师、保。王国：晋世置师、友、文学。师即傅也，景帝讳，故改师为傅。宋世复为师。改太守为内史。有中尉以领军。此外设官尚多。公、侯已下递损焉。北朝，东宫亦置六傅及詹事。王国置师一人。余官亦略同南朝。

司隶校尉，历东京、魏、晋不替，渡江乃罢。州置刺史，郡置太守，京师所在则曰尹，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县大者曰令，小者置长，为国者为相；历代皆同。魏、齐于司州，周于雍州，亦皆置牧。魏于代、河南，齐于清都，周于京兆皆置尹。魏州、郡、县皆分上中下，齐则于上中下之中，又分上中下，凡九等。周以户数为差。州分户三万已上，二万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郡分一万五千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一千已上，一千已下。县分七千已上，四千已上，二千已上，五百已上，五百已下。属官、佐史，皆随高下而异其员数。魏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北齐亦有三等镇、戍，各置镇将、戍主。此则专以兵力控扼为重者也。《魏书·韩茂传》：子均。广阿泽在定、相、冀三州之界，土广民希，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

晋、南北朝官制之弊，莫如刺史之握兵。《宋书·百官志》云：“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222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230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惟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导居之。以上《晋志》同。此句作“惟王导等权重者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江夏王义恭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齐书·百官志》云：“魏、晋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督，起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督扬、徐二州军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诸州将督军；王珪之《职仪》云：起光武。并非也。晋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案都督缘起，二说俱可通，不必深辩。晋初羊祜督荆州，别有刺史羊肇；王浑督扬州，别有刺史应绰；其后王浚督幽州，亦别有刺史石堪，皆都督刺史分职之证。然兼二职者究多，故刺史亦称州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注》。《晋书·温峤传》：峤代应詹为江州刺史，镇武昌，陈“古镇将多不领州，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能言此者盖寡矣。其时州郡之增置日广，镇将之所督，亦即随之而增。然亦间有都督不兼州，如纪瞻以镇东将军长史加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非刺史。又有于某州但督其数郡者；而曰都督，曰监，曰督，曰使持节，曰持节，曰假节，权限亦各有不同。如檀道济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南兖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曲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江州刺史。诸史皆各如其事书之。《南》《北史》但曰某州刺史加都督，或曰都督某州刺史，而于所督不复详书，则求简而失其实矣。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自此史文但云某州总管，不云刺史。然齐王宪

除益州总管益、宁、巴、卢等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则但改都督之名为总管，而其责任初未尝异。《北史》亦间有全书者，如《长孙俭传》：授总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转陕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陕州刺史是也。以所任州冠于总管之上，但云某州总管，亦取文辞之简，而非当日结衔本然也。隋有扬、并、益、荆四大总管，又诸总管皆以某州为名，如蜀王秀以益州刺史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则其例仍与周同。《尉迟敬德碑》云：授襄、鄀、邓、析、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贬使持节都督并、蔚、岚、代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则唐制亦与隋同也。以上兼采《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刺史握兵，易致疏于政事；本以武人为之者，尤偃蹇不易驾御；其弊不可胜穷。《北齐书·高隆之传》云：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寮，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则有握兵之名者，已足扰民，而有其实者无论矣。

《通鉴》：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正月，魏主珪如豺山宫。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太守虽置而未临民。功臣为州者，皆征还京师，以爵归第。此事他处不见，盖行之未久？《魏书·官氏志》云：自太祖至高祖初，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恒目。淮北之亡，虏于东兖、东徐及冀州，皆并置两刺史，事见第九章第五节，盖一以资镇慑，一以事抚绥；太守并不临民，则徒资其荣禄；疑当时三人并置，其意亦如此也。薛安都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见第八章第五节。以军御政，亦犹南朝都督攘刺史之权也。

州、郡、县之增置，晋、南北朝，可云最剧。其原因，盖有由于控扼要重，户口滋殖，蛮夷乡化，政理殷繁者，如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是也。《宋书·百官志》。然其大端，则实由丧乱荐臻，人民荡析离居之故。盖斯时一统未久，属人之治犹盛，属地之义未昌，人民之转徙异地者，不得不别设官司以抚绥之，招徕之，而侨置之事多矣。如康绚，本华山蓝田人。祖穆，宋永初中，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绚在齐世，亦除华山太守。此流人来归，即用其酋豪设郡县以抚之者也。寇赞，上谷人，因难徙冯翊万年。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赞为主，归魏拜绥远将军、魏郡太守。其后秦、雍之民，来奔河南、荥阳、河内，户至数万，拜赞安远将军、南雍州刺史、轵县侯，治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民襁负，自远而至，叁倍于前。此抚其已至，兼以招其未来者也。可参看第十七章第三、第四两节。《宋书·诸志总序》云：“魏、晋已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迁江外，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可见斯弊，由来已久。然终以错杂为忧，则仍鲜治理之便矣。此土断之所以亟，参看第十七章第三节。张普惠省减郡县，史称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可见侨置之有害于治理也。南北分张，此弊弥甚。《魏书·韩麒麟传》：子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七年（556年）十一月，诏曰：“魏自孝昌已来，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谅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且五岭内宾，三江回化。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今所并省，

一依别制。”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云。《通鉴》：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十一月，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牂柯，南平俚洞，纷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责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太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观此文，知齐文宣之诏，非过甚之辞也。《晋书·傅玄传》：玄子咸上言：“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晋初以是为病，况于南北朝之末？魏道武罢户不满百之县，《本纪》天赐元年（404年）。而后周以户数秩郡县，县下者亦不盈五百而已。奚翅十羊九牧哉？

外官僚属：郡、县各有旧俗，分曹往往不同。吏、卒皆有定员，视户口多少为差。晋初尝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晋书·荀勖传》。苏绰六条诏书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悉宜罢黜，无得习常。”观此，知吏员虽云依户口而定，实未必能遵行也。

《晋志》云：县五百已上皆置乡。三千已上置二乡，五千已上置三乡，万已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希，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此等制度，宋、齐、梁、陈，度当沿之。《魏书·太武五王传》：临淮王谭曾孙孝友表言：“今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请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有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隋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定令，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较魏制实省十二丁，即孝友之志也。苏绰六条之诏，谓“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党族、闾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然暴政亟行之世，在上者之诛求愈烈，则在下者之困辱愈增，而其自视卑而不得有所为也亦愈甚。刘曜为石勒所获，北苑市三老孙机上书求见曜，见《晋书·曜载记》。尚有新城三老遮说汉王，壶关三老上书讼戾太子之遗风，后此则无闻矣。《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一年（487年）十月，诏曰：“孟冬十月，民间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未尝不欲复前代之遗规，然其效卒不可睹也。《北史·魏宗室传》：河间公齐之孙志，为洛阳令。员外郎冯俊，昭仪之弟，恃势恣挝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系，处刑除官。由此忤旨，左迁太尉主簿。辇毂之下，里正之见陵如此，况其远者乎？

都邑之地，豪猾所萃，则击断之治尚焉。《晋志》：县皆置方略吏四人，而洛阳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此指方略吏言。《宋志》云：太祖元嘉十五年（438年），县小者又省之。邺、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此等制度，历代亦当略同也。北朝尚击断尤甚。《魏书·甄琛传》：琛迁为河南尹。表言：“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釐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为之。”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高崇传》：子谦之，为河阴令。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崇奏在胡灵后时。此皆可见都邑之难治也。北齐制：邺令领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领十二行经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临漳领左部、东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经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领后部、北部二尉。后部管十一行经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

刺史之设，本所以资巡察，其后寖成疆吏，则司巡察者又别有其人，此亦犹明代于巡按之外，复遣巡抚也。《宋书·礼志》，谓古者巡守之礼，布在方策。秦、汉、曹魏，犹有巡幸之事，至晋世巡守遂废。引武帝泰始四年（269年）诏，谓：“古之王者，以岁时巡守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巡省，撢人诵志。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喻朕心恳诚至意。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治，问人间患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下叙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遣使，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二十六年（449年）东巡之事，其视之犹甚重。然克举其实者似鲜。其事亦仅间有之。如宋元嘉三年（426年）、九年（432年）、三十年（453年），明帝泰始元年（466年），皆尝遣使。北朝则高宗太安元年（455年），高祖延兴二年（472年），太和八年（484年）、十四年（490年），皆尝遣使。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年），齐献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请送朝士清正者，州别遣一人问疾苦。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遣使，诏意亦颇重视，皆见《纪》。至齐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则擅作威福，其弊无穷，详见《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后人所由訾遣使纵横，本非令典也。晋武帝访王浑以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言：“旧侍中读诏，诏文相承已久，非留心方国之意。请令中书，指宣明诏，不复因循常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其视之意亦甚重。然后亦寖成具文。北齐尚有其礼，见《隋书·礼仪志》。晋武帝泰始三年（268年），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然范宁为豫章太守，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吏假还讯问长吏得失，而徐邈与书，谓：“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所资。”“自古已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则虽守、相，欲明目达聪，犹不易也，况天朝乎？

晋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元康中，护羌校尉后汉官。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江左初，省南蛮校尉。寻又置于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及安帝时，于襄阳置宁蛮校尉。以授鲁宗之。宋世祖孝建中，省南蛮校尉。齐建元元年（479年）复置。三年（481年）

省。延兴元年（494年）置。建武省。护三巴校尉，宋置。建元二年（480年），改为刺史。平蛮校尉，永平三年（510年）置，隶益州。护匈奴、羌戎、蛮夷、越四中郎将，晋武帝置，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

官品之制，盖始曹魏，故《通典》叙魏官，皆明列品第。《宋书·百官志》备列九品之官，谓其定自晋世，晋殆亦沿之于魏也？晋初限田及衣食客、佃客，皆以官品差多少。《隋书·经籍志》职官门，梁有徐宣瑜《晋官品》一卷。梁武帝天监初，命尚书郎蔡法度定令为九品。至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又定为十八班。以班多为贵。

将军叙于百司之外，分十品、二十四班。《南史·勉传》云：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簿，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则班盖为选举而设。

陈亦分十八班。皆见《隋志》。元魏九品，皆分正从，一品之中，复析为上中下，则一品而分为六矣。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高祖次《职令》，世宗颁行之。四品已下，正、从各分上下阶，一品犹析为四。北齐因之。周卢辩依《周礼》定官制，内外皆分九命，以多为贵，实亦九品也。《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三年（554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宋志》所载，杂流技术，亦皆入品。至陈世则《隋志》云：官有清浊，又有流外七班，寒微之人为之。《魏书·刘昶传》载高祖临光极堂大选，亦言八族已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云。

官禄：《晋志》惟载诸开府位从公、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281年），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291年），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特进、食奉日四斛。绢春五十匹，秋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奉日三斛，绢春五十匹，秋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尚书令、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太子二傅同光禄大夫。五官。宋、齐、梁、陈，史皆不载。北齐之制，见于《隋志》。齐制多循后魏，盖魏亦如是也。《通鉴》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注》，即以此为魏、齐之制。其制：官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为一秩。从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为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为一秩。从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为一秩。从四品二百匹，五十匹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为一秩。从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为一秩。从六品八十匹，二十匹为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为一秩。从七品四十匹，十匹为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为一秩。从八品三十二匹，八匹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又自一品已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州、郡、县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车，各前取一时之秩。上上州刺史，岁秩八百匹，与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为差。上郡太守，岁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为差。上上县，岁秩一百五十匹，与邺、临漳、成安三县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

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为差。州自长史已下，逮于史吏，郡县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为秩。郡有尉者减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调课之。其镇将、戍主、军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诸州刺史、守、令已下，干及力皆听敕乃给。其干出所部之人，一干输绢十八匹，干身放之。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卢辩之制：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再命。已上，至于上大夫上士三命，下大夫四命，中大夫五命，上大夫六命。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七命。二分，孤八命。三分，公九命。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

魏初百官无禄，读史者或以为异闻。然周制凶荒便不颁禄，与魏初亦何以异？历代丧乱之际，减禄或不颁禄者甚多，又不独一周世。《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268年）九月，议增吏奉，赐王公已下帛有差。咸宁元年（275年），又以奉禄薄，赐公卿已下帛有差。可见前此奉禄甚薄，是时虽增，亦不为厚。《简文帝纪》：咸安二年（372年）三月，诏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奉，并皆寡约。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奉。”是东渡之初，又曾减于西都也。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三月，诏以“年谷不登，百姓多匮，九亲供给，众官廪奉，权可减半。”据《简文三子传》，是时司徒已下，仅月禀七升，则又不止于减半已。宋文帝元嘉之治，见称江左，而二十七年二月，以军兴减百官奉三分之一。三月，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奉禄，同内百官，于是州及郡、县丞、尉，并悉同减。至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正月，乃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奉。《齐书·武帝纪》：永明元年（483年）正月，诏曰：“守宰禄奉，盖有恒准。往以边虞，沿时损益。今区宇宁宴，郡、县丞、尉，可还田秩。”则齐初又尝以兵事减外官奉。北魏班禄，始于太和八年（484年），而及十九年（495年），《纪》即言其减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于忠传》云：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权，欲以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则又不仅闲官。《北史·齐本纪》，于文宣篡位后书：自魏孝庄已后，百官绝禄，至是复给焉，则其末造又尝无禄也。盖行政经费，本在禄奉之外；而服官者当任职之时，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古人亦视为成法；则无禄者亦不过无所得耳，原不至不能自给，此凶荒之所由可绝禄也。郡县之官，取诸地方者，送迎之费为大。《晋书·虞预传》：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极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殖。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令、尉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曰有常防而莫肯遵修，欲使条列而为之减省，则因之为利，虽云贪黩，资以去来，原非违法，故《隋志》所载：梁世郡县吏有迎新送故之员，各因其大小而置；陈世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并以定令；可裁之以正而不能径去也。汉世黄霸，即以长吏数易，送故迎新，公私费耗为病，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南史·恩幸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十二月诏，亦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送故迎新，相属于路”为病。然此自迁代太数，送迎所费太多为之，于法、于理，之任、代下者，原不能令其自筹川费也。居官时之所资，《齐书·豫章王嶷传》言之，曰：宋氏已来，州郡秩奉及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奉禄之制，虽有定科，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

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证之则靡不入罪。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此所谓其余资给，盖即后世之陋规。取之者虽或损公侵民，循其本原所以供公用，故亦可洗核而不可禁绝也。《齐书·王秀之传》：出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奉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遂上表请代。夫曰丰壤，禄奉常充，则瘠土有不给者矣。此亦所谓各由风俗者欤？《南史·范云传》：迁零陵内史。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此盖本供公用而浮取之者，能去其浮取之额，则为贤者矣。《梁书·良吏传》：伏暅为东阳太守。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北齐书·裴让之传》：弟谳之，为许昌太守。客旅过郡，出私财供给，民间无所豫。是则当时守、令，日用交际，悉出民间。此似为非法，然禄既薄矣，不于此取之，将安取之？此亦未违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之义。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去镇之日，计在州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以私钱六十万偿之。褚玠为山阴令，在任岁余，守奉禄而已，去官之日，不能自致，留县境种菜自给。俭不可遵，转未免贤知之过也。特资用不由官给而由自筹，因之贪取者必众，故以立法论则究非良规。北魏崔宽，拜陕城镇将，诱接豪右，宿盗魁帅，得其忻心。时官无禄力，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此已为非道。若《南史·宗元饶传》言：合州刺史遣使就渚敛鱼，又令人于六郡丐米；《梁书·宗室传》言：益州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则更不成事体矣。令长为真亲民之官，故其所取，皆在民间。若州郡则有更取之于县者。《朱修之传》言其刺荆州时，百城贶赠，一无所受，可见时以有所受为常。《南史·傅昭传》言：昭迁临海太守，县令尝饷粟，置绢于簿下，昭笑而遣之；此亦必非独饷昭者也。侯景之乱，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隋书·食货志》。则京官取资于外，前世又早启其端矣。外官禄奉供给，取诸地方，盖随土所出，无画一之法。即内官亦或诸物杂给，但以钱论直。《梁书·武帝纪》：大通元年（527年）五月，诏曰：“百官奉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平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盖用实物者，平准或难优衷，故欲革其弊也。其给田者，亦病敛获之时，不能与在任之日相应。《宋书·良吏·阮长之传》言：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此皆沿用实物之弊也。《隋书·苏孝慈传》云：先以百寮供费，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已下，给职田各有差。廨钱之制，当亦沿自南北朝时。盖许其回易，非如后世之存商取息，故以与民争利为病也。

第四节 选 举

晋、南北朝选法，最受人诋諆者，九品中正之制也。《三国·魏志·陈群传》云：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则其制实始汉末。魏时，弊即大著，夏侯玄极言之。晋初，刘毅、卫瓘、段灼、李重等又以为言。皆见《三国志》《晋书》本传，然其制迄未能废。北朝亦放之。至隋乃罢。《梁书·敬帝纪》：太平二年（557年）正月，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此遭乱旷绝，非法废也。《魏书·官氏志》：正始元年（504年）十一月，罢郡中正。正光元年（520年）十二月，罢诸州中正，郡定姓族，后复。其制：于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亦称州都，《廿二史考异》云：由避隋讳，《隋书·韦师传》：以杨雄、高颎为州都督，乃校者不达，妄加督字，《北史》亦同误，其说是也。然刘毅疏中，即有州都之名，则似非始于隋。《晋书·傅玄传》：子咸，迁司徒左长史。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孝友传》：盛彦本邑大中正，刘颂举为小中正。据此二事，小中正用舍，大中正似可参与。以他官或老于乡里者为之。说据《十七史商榷》，故其名不见于《职官志》。梁太平二年（557年），诏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北齐之制，州大中正以京官为之，见《北齐书·许惇传》。刘毅年七十告老，久之见许，后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此则老于乡里者也。评骘人物，分为九品，而尚书据以选用。魏制三年一清定，晋世因之。《晋书·石季龙载纪》：季龙下书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从尔以来，遵用无改。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

九品中正之制，何自起乎？曰：古代用人，以德为主。德行必本诸实事，而行实必征之乡里，故汉世风气，最重乡评。“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铨衡之寄，任当台阁。由是仕冯借誉，学非为己”。《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此实选法之大弊。又其时舆论所奖，率在虚名。负虚名者不必有才，即德行亦多出矫伪。参看《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故魏武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顾亭林极诋之，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见《日知录·风俗条》。不知汉世所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举矫伪而不足信也。参看《秦汉史》自明。然此乃一时矫枉之为，未可用为恒典。故何夔建议，谓自“军兴以来，用人未详其本，各引其类，时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叔，无相逾越”。毛玠、崔琰典选，史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即欲核其行实，以破借誉之局也。欲核行实，必先使人有定居。人有定居，而中正之制可废矣。故李重言“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非经国不刊之法”。病当时“人物播迁，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欲除九品而开移徙，“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卫瓘亦欲“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已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也。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复；而吴平未几，五胡之乱复起，南北隔越，侨置之州郡县遂多，土断之法，盖终晋、南北朝之世，未能尽行；此则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废也。

九品中正之弊，果何如乎？论者皆曰：用人不容不论其才，才又各有攸宜，中正品平，皆不能具。若论考绩，尤不应舍功实而采虚名。刘毅论九品曰：“人才异能，备体者寡。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涂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案此等玄鉴，知人则哲，存乎其人，实非可责诸凡为中正者。然毅又曰：“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又曰：“既已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此则确为中正之所负矣。故中正之法，必不可用，似也。然中正之设，本所以核行实；而乡里清议，大都只能见其德行，论才任用，据功考课，本当别有专司；论九品之语甚多，其实夏侯玄之言，已尽之矣。玄谓“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欲“令中正但考行伦辈，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据之，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即欲使中正惟论德行，余事委之他司也。以是为中正咎，中正不任受怨也。中正之设，据行实以登下其品第，以是立名教之防，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有裂冠毁冕之为；中正所论，惟在德行，尤重当时所谓名教之防。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沉滞累年。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惟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谢惠连爱幸郡吏杜德灵，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伍。《文献通考》引此三事，病其法大拘。此等事若悉举之，尚更仆难尽。然如《晋书·孔愉传》，谓愉为司徒长史，以温峤母亡，遭丧不葬，乃不过其品。及苏峻平，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遂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执持，曷尝有妨于峤之宣力，而使名教之防益峻，岂能谓为无益？若云其所谓名教者本不足存，此则别是一义，不能以责当时之士也。抑且考论辈行，使登用雁行有序，则可以息奔竞之风，原不能谓为无益。所可惜者，其后并此而弗能举。欲以息奔竞之风，而奔竞更甚。终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刘毅语。中正之弊，盖以此为最深。《宋书·恩幸传》论其事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上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可见其法立而弊即生，且降而弥甚矣。中正之设，原欲以息奔竞，然刘毅讥其“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

上”；段灼亦谓“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是益其奔竞也。《魏书·世宗纪》，载正始二年（505年）诏，谓“中正所铨，惟在门第”，可谓南北一辙。然《孙绍传》：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乡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浑淆，知而不纠。”则并辨别姓族而有所不能矣。晋武帝咸熙二年（265年），尝诏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可知立法之意，正与后来之所行相反也。而其人又或快意恩仇，《晋书·何曾传》：曾子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铨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使如粲意行之，则诚所谓衰则削下，兴则扶上者矣。受纳货贿，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见《魏书·李灵传》。又阳尼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带渔阳太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结交朋党，刘毅言：“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天下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案卫瓘亦言：“魏立九品之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厉，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是中正之初，尝有激扬之效，而后乃至于败坏也。然其败坏亦可谓速矣。而上之人选任之亦日轻。《晋书·李含传》：陇西狄道人，侨居始平。司徒选含领始平中正。据傅咸表，含自以陇西人，虽户属始平，非所综悉，反覆言辞，是中正必以当地人为之也。《刘毅传》：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县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表言：“臣州茂德惟毅，裁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何充传》：领州大中正。以州有先达宿德，固让不拜。是中正必以耆德为之也。然《魏书·文苑传》：聿修年十八而领本州中正，则几于乳臭矣。又恩幸，如王仲兴、茹皓、赵邕、侯刚、刚子详，奄官如平季、封津，皆为中正，则正人君子，必羞与为伍矣。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县，故为雍州大中正。皓旧吴人，父家居淮阳、上党。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则并籍贯而不能理矣。于是正论湮而怨讼敌仇之事且因之而起矣。《晋书·王戎传》：孙秀为琅邪郡吏，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刘毅论九品之弊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事，无赏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此已为非体，然能禁其讼诉，而不能禁其私相仇。故毅又谓其“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仇，子孙罹其殃咎也。”其为祸可谓博矣。此亦行法者之弊，不能尽归咎于立法也。

秀、孝为州、郡常举，晋、南北朝，亦沿汉法。后汉避光武讳，改秀才曰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孝廉：魏初制口十万以上岁一人，有秀异不拘户口。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宋书·百官志》。周宣帝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周书·本纪》。高齐亦下州三岁一举秀才。见《北齐书·文苑樊逊传》。

策试之法，时有兴替。《晋书·孔坦传》云：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加除署。至是，帝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320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已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已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为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徼幸投射者得官。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谓宜因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据此，申明试经旧制，事在建武、太兴之间。《抱朴子·审举篇》曰：“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未偏废。昔吴王初年，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自吴之亡，至太兴三年（320年），凡四十年，葛氏此篇，当即作于建武、太兴之间。然则北方秀、孝之试，自八王搆乱而旷绝，南方则晋世本未尝试也。尔后试法盖复，然亦有名无实，《五行志》：成帝咸和七年（332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麏见于前，获之。自丧乱已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麏兴于前，或斯故乎？其征也。《宋书·武帝纪》：义熙七年（411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则晋末又尝旷绝矣。岂以桓玄之乱故欤？此后清平时恒有策试之法，间亦有亲策之举，如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563年）是也。胡灵后亦尝亲策秀、孝及州、郡计吏于朝堂，见《魏书》本传。

马贵与言：“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其视上下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人国耳。”又谓：“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此论虽指贤良，然《晋书·王接传》云：永宁初学秀才。友人遗接书劝无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一皆不试。接以为恨。是凡对策者皆可极陈所见也。然观孔坦之言，则知秀才策试，亦已兼用经义，而孝廉无论矣。《晋书·魏舒传》：年四十余，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不听。自课百日习一经，对策升第。其所试者，盖全为经生之业矣。《石勒载记》言勒立秀、孝试经之制，必有所受之也。其后秀才对策，又兼重文辞。南北皆然。此弊北朝尤甚。《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河清初举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马敬德，河间郡王将举其孝廉，固辞。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选。至京，依秀才策问。惟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盖儒生之于文辞，究非专长也。南朝似尚不至此。然《梁书·文学传》谓何逊举秀才，范云见其策，大相称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合清浊，中古今，得之何生矣。”则考策者虽非徒重文辞，亦非不重文辞矣。《江淹传论》载姚察之辞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以见其所偏矣。

遂寖成考试之法，无复谘访之意矣。惟魏孝文太和七年（483年）诏言：“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文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所答虽不副所求，而其问之，则实得汉世策问贤良之意。盖以魏起代北，风气究较质朴故也。

言有发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葛洪《选举》之篇是也。洪谓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而“防其所对之奸”。欲“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临试之时亟赋之。当答策者，皆会着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之。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又设难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而答之曰：“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假令不能尽得贤才，要必愈于了不试也。自有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万之一耳。至于宁越、倪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厉，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使非汉武之世，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遐迩一例，明课考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故“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案后世科举之利，在于官不立学，虽立亦徒有其名，而民自乡学，文教由是覃敷也。其制不足以必得才，而究愈于不试，而其试之则关防不得不严。唐、宋、明、清之事，可以为证。而葛氏发之于千百年之前，亦可谓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势有固然，察之者精，故言之者审也。汉世丞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中博士，三曰文中御史，四曰才任三辅令。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学，三者文法之学也。德与才皆不可以言试，故左雄选孝廉之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实即四科之二三。黄琼以雄所上专于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则欲补之以四科之一四耳。参看《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秀、孝试经，皆即儒学，文法之学，实切于用，而魏、晋以后，选士之制阙焉，故葛氏又欲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当时试孝廉之法，实即后世明经之科，秀才之科，唐以后虽废绝，然南北朝末，人重文辞，唐进士科之所试，实即前此之所以试秀才者也。明法之科，则即汉世丞相取士四科之三，左雄之所以试文吏，而亦即葛氏所欲举者。惜其视之太轻，故葛氏所病弄法之吏、失理之狱，仍不绝于后世也。汉时射策之法，亦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此即后世帖经、墨义之法所本。秀才试经，或异乎此，然亦即后世试大义之法也。

孝廉之举，本重行实，魏、晋而后，仍有此意。《宋书·孝义传》，吴兴太守王韶之发教：谓“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乃察潘综、吴逵为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则其事矣。韶之初擢逵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乃举为孝廉。又郭世通，会稽永兴人。太守孟 察孝廉，其子原平，太守王僧朗察孝廉，皆不就，太守蔡兴宗，又欲举原平次息为望孝，与会土高门相敌。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孝廉之选，颇有不拘门第者。故史臣谓“汉世士务治身，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也。然此言实因果倒错。核其实，盖由斯时膏腴之士，别有出身，不藉行誉，故孝义获举，偏在穷檐耳。《自序》言：沈邵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其所以风厉之者，可谓至矣。然《袁粲传》言：粲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梁书·文学传》：高爽，齐永明中赠王俭诗，为所赏，及领丹阳尹，举爽孝廉。则藉贿赂、交游而得之者，亦在所不免矣。魏韩麒麟尝以州郡贡察但检门望为病，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拔忠孝于沟畎之中，究亦罕有之事也。

特诏选举，晋初为盛。《武帝纪》：泰始四年（269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五年（270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七年（272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八年（273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太康九年（288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后世虽间有特诏，而希矣。《成帝纪》：咸和六年（331年）三月，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十一月，诏举贤良。八年（333年）正月，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马隆传》云：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举隆才堪良将。此即《纪》所载五年十二月之诏也。观于凉州之役，见第二章第二节。隆诚不愧壮勇秀异之目矣。《王衍传》：泰始八年（273年），诏举奇材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则非徒举其所知，亦且指所宜任，诚得举才之道矣。惜乎后世，此等举措不恒有也。以至孝等实行获举者，多见《孝义》等传中，此风厉之意多，求才之意少。北朝斯举亦罕。惟魏孝文太和十九年（495年）十月，尝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出于常举之外。

马贵与云：“任子法始于汉，尤备于唐。汉、唐史列传，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盖两汉入仕，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至隋、唐则专以科目。以门荫入仕者，皆不由科目与辟召者也。魏、晋以九品中正取人，所取多以世家为主。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亦多取世族。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犹卬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其时仕者，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虽与两汉无异，而从辟召举孝廉之人，则皆贵胄也。史传不言以荫叙入官，盖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亦皆世家也。”案《魏书·房亮传》言：其时边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荫叙之法可考者，惟此而已。

刘毅病晋武卖官，钱入私门，见第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赐佞幸卖官，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皆弊政非弊法。惟宋明帝泰始二年（467年）三月，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各有差。《南史·本纪》。魏明帝孝昌三年（527年）二月，诏凡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魏书·本纪》。庄帝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资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魏书·食货志》。则皆卖官之法也。

回避之法，此时仍有之。《晋书·华表传》：子廙，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年三十五不得调。此犹曰人自避嫌，法无明禁也。刘弘之受敕选补荆部守宰也，见下。以襄阳授皮初，而朝廷用弘婿夏侯陟，弘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卒以授初，则其制仍存矣。《周书·柳敏传》：河东解县人，起家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河东郡丞。朝议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然则统御乡里，处事易于不平，寻常选用，亦或有回避之科矣。

禁锢之科，清议特重。《隋书·刑法志》：谓梁士人有禁锢之科，亦以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陈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南朝惟革易之初，每加荡涤。见诸本纪诏。魏胡灵后之立钊，亦诏清议禁锢，悉与蠲除焉。叛逆之家，亦待诏书而免。《晋书·忠议传》：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子，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司州，将镇洛阳，上疏言：“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不？”诏听之。此特免一人者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455年）九月，诏曰：“在朕受命以前，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则普与蠲除矣。盖所以安反侧也。

选授之权，实在吏尚。《宋书·蔡廓传》：征为吏部尚书。因傅隆问中书令傅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已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干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纸尾。遂不拜。可见吏部尚书，虽“由来与录共选”，谢庄传孝武诏语。实权皆在尚书矣。遇猜忌之主，或近习专朝，则令、录、尚书，有共失其权者。宋孝武虑权移臣下，分吏部尚书置二人。见《宋书·谢庄、孔觊传》。前废帝时，蔡廓子兴宗掌吏部，义恭录尚书，兴宗每陈选事，戴法兴、巢尚之等辄点定回换，已见第九章第三节。《梁书·王亮传》，言其建武末为吏部尚书，右仆射江祏管朝政，多所进拔，为士子所归。亮自以身居选部，每持异议。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皆其事也。山涛典选，史所称美，然又言其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问，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则逢迎人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者耳。《外戚传》：王蕴，迁吏部尚书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蕴无所是非。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蕴辄连状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此亦山涛之类，而皆获美誉，足见毁誉多操诸庸夫之口也。北朝亦重吏部。《魏书·任城王澄传》：从孝文幸邺宫，除吏部尚书。及幸代，车驾北巡，留邺铨简旧臣。初魏自公侯已下，迄于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不之用，咸无怨者。其真允当与否不可知，其权则可谓大矣。《晋书·刘弘传》：弘为荆州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帝从之。其表文言被中诏，敕臣随资品选补诸缺吏。此则丧乱时事，不可视为常法者也。魏初尝置护军主武官选，《宋书·百官志》。可参看上节。

晋景帝为中护军，为选用之法，见《本纪》。

汉世人才，萃于郎署。魏、晋以来，光禄勋无复三署郎，犹举四行，《宋书·百官志》。则徒有其名而已。吏部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魏崔亮语。夫安得尽其才？故当时论者，多欲使群官并举。卫瓘论九品之疏曰：“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刘寔作《崇让论》，欲使“人臣初除，各推贤能而让之，让之文，付主者掌之，有缺，择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名为让，其实荐也。宋孔宁子陈损益，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举一人堪为二千石长吏者，以付选官，随缺叙用，得贤受赏，失举任罚。见《宋书·王华传》。殷景仁亦建议：宜令百官举才，以所荐能否为黜陟。谢庄亦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艰，提钩县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镜难原之才，使国罔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宜普命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依分铨用。若任得其才，举主延赏；有不称职，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轻者左迁。被举之身，加以禁锢。年数多少，随愆议制。若犯大辟，则任者刑论。”凡此建白，皆欲救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之弊也。保任连坐，似失之酷，然郤诜言：“自顷长吏，有亡命而购县，有缚束而绞戮。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兕出槛，不知谁可咎者，网漏吞舟，何以过此？”则其时官方，败坏日甚，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其事迄不能行也。选法既弊，奔竞之风大盛。《晋书》所载，郤诜一对，刘颂、熊远二疏，陈頵与王导书，及刘寔《崇让》，王沈《释时》之论，沈见《文苑传》。《传》云：元康初，松滋令吴郡蔡洪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而不载其文。言之最为痛切。综其弊，则掌选者不守定法而冯人事，士不务学行而立虚誉，实仍季汉之余风耳。欲救其弊，范宁“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不”三言尽之。然终莫能行者，可见破除私党之难也。

选法之坏。齐末为最。《梁书·武帝纪》载帝中兴二年（502年）表曰：“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遂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余论。此可见当日论才，虽冯衡鉴，平时亦有记注，不能临时冯亿进退也。临时冯亿进退，必为奸弊之原。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顷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进，怀质抱真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于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荜，又以名不素著，绝其阶绪。必须画刺投状，然后弹冠。则是驱迫廉，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埃，造请自息。”此可见选曹守法之要，而夤缘奔竞之风，悉由掌选者先自毁法启之矣。梁世徐勉在选曹，亦撰《选品》五卷。《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500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太后许之，任城王澄不同而止。《孝静帝纪》：武定六年（548年）四月，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阔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选司奸利，真足惊骇。丧乱之际，尤不可问。徐陵述陈初情形曰：“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魏书·后废帝纪》：中兴元年（531年）十一月，诏无识之徒，缪增军级，虚名显位，皆言前朝所授，则其事。高隆之奏请检括，卒以群小喧嚣，惧而中止，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可见整顿之难矣。

刺史官属：《宋书·百官志》云：今有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又云：宋太祖元嘉四年（427年），复置郡官属，略如公府，无东西曹。《晋书·蔡谟传》：父克，成都王颖为丞相，擢为东曹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有功曹史主选举。《晋书·刘毅传》云：少厉清节。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王韶之擢吴逵为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已见前。《晋书·虞预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书与其从叔父曰：“邪党互瞻，异同蠭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豪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其言，未半年，遂见斥退。可见功曹所系之重，而亦可见其不易为矣。州郡用人，多不详审，观苏绰所为六条诏书可知。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杨公则为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而梁武帝班下诸州以为法，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是则明目张胆，惟论门资也。《梁书·张稷传》：出为吴兴太守。下车存问遗老，引其子孙，置之右职。又《太祖五王传》：安成康王秀，出为江州刺史。闻前刺史取陶潜曾孙为里司，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此名为养老尊贤，实亦以门阀用人也。甚有如隋文帝年十四而为功曹者。见《隋书·本纪》。尚可托以选用乎？门阀而外，势家干谒尤多。陶侃以范逵之言，庐江召为督邮，已见第四章第三节。《晋书·刘卞传》：本兵家子。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谓县令，令即召为门下史。卞兄为太子长兵，既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听。《束晳传》：与兄璆俱知名。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调。《李含传》：陇西狄道人也。侨居始平。两郡并举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结交。含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参看第三章第三节。《周书·柳庆传》：父僧习，为颍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将选乡官，皆依倚贵势，竞来请托。可见其门如市之概矣。《魏书·显祖纪》：和平六年（465年）九月，诏曰：“先朝以州牧亲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俊乂。然牧司宽惰，不祇宪旨，举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自

举民望忠信，以为选官。不听前政，共相干冒。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立法初意，盖以新任之官，不习当地情形，故委前政与之相参，而不意其遂为奸弊之薮也。州郡之职，本非志士所乐为，《魏书·李孝伯传》：父曾，郡三辟功曹不就。门人劝之。曾曰：“功曹之职，虽云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敬叔有云：州郡之职，徒劳人意耳。”遂还家讲授。故延高贤者或不屈以吏职。唐彬为雍州，延致处士皇甫申叔等四人，不屈以吏职，见《晋书》本传。而其轻之如此，尚安望得人乎？

门第用人，斯时为盛。大抵职闲廪重，则贵势交争，烦缛之职，皆非所乐处。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至于吏姓寒人，侨杂伧楚，则其官位，皆有所极。《梁书·文学传》：钟嵘于天监初上言，谓：“永元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望；因斯受爵，一宜削除。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敕付尚书行之。《周书·薛憕传》：河东汾阴人。曾祖弘敞，直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羁旅，不被擢用。又贵族入仕极早。梁武虽欲革其弊，天监四年（505年）诏，见第十八章第一节。亦卒不能除也。《梁书·朱异传》：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此虽出特敕，然如张缅、张缵等起家之早，则仍沿旧习也。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南史·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可称敕唤出。”三十为老，前古未闻，特缘当时贵胄入仕，皆习于早，乃以三十为已老耳。魏孝文谓刘昶：小人之官，别有七等，见上节。实为后世流内外分铨之原。《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注》。《隋书·卢恺传》云：开皇初，拜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除名。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

《彦师传》云：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时论美之。则选法虽平，人心初不因之而变矣。《魏书·肃宗纪》：熙平元年（516年）八月，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则北方入仕，虽庶族亦习于早，而贵胄尤甚。杨愔年十八，拜通直散骑侍郎。裴宽年十三，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吕思礼年十九举秀才。袁聿修九岁，崔瞻子。年十五，封孝琰孝琬弟。年十六，皆州辟主簿。白建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簿。新君选补，必先召辟，皆其尤较然者矣。

选法之敝，外任必轻。史臣言：“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北史·元文遥传论》。则晋初尚视之甚重。然傅咸言：“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则其实已渐轻矣。《晋书·袁甫传》：甫诣中领军何勖，自言能为剧县。勖曰：“惟欲宰县，不为台阁，何也？”葛洪言：“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烦剧所重，其惟百里。牧守虽贤，而令长不堪，则国事不举，万机有阙。”病其时“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迁；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或是所宿念，或亲戚匪他。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货贿，惟富是图。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赖主人，举劾弹纠，终于当解，虑其结怨，反见中伤，不敢犯触，恣其贪残。黎庶安得不困毒而离叛？离叛者众，则不得不屯聚而为群盗矣”。《抱朴子·外篇·百里》。其为祸可谓博矣。梁武帝尝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三辅令。《梁书·良吏传》。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传》又云：何远为武康令，高祖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又《南史·循吏传》：傅琰，升明中自山阴令迁益州刺吏。自县迁州，近世罕有。虽设是令，行之盖寡。《梁书·萧昱传》：因求边州不遂，表解黄门侍郎职。高祖手诏答曰：“昔汉光武兄子章、兴二人，并有名宗室。就欲习吏事，不过章为平阴令，兴为缑氏宰。政事有能，乃迁郡守。”昱，高祖从父弟。其言善矣。然诸子弟，皆为大州，则亦徒能言之而已。北朝此弊，尤甚于南。《魏书·辛雄传》：上疏言：“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而《北齐书·元文遥传》言：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切，遂请革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为县，自此始也。则其弊实至齐世，始克一革。然其末流，鬻爵卖官，郡县之乱，更为前世所未有。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颜氏家训·省事篇》曰：“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拜为守宰。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联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司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亦复何及？”则此曹虽以诡遇，旋亦受祸。然朝政浊乱既甚，此亦不足以遏之也。周太祖任苏绰，为六条诏书，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又盛选贤良，授以守令；见《周书·乐逊传》。可谓得为治之要。然周世功臣多为刺史，未免暗于政务，亦仍是乱世之余习也。《周书·令狐整传》：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其弟休为敦煌郡守。《隋书·柳彧传》：迁治书侍御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平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平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则虽勤民如隋文，犹未能遽革其弊也。

郡县之不能善其政，与任期久暂，关系殊大。《晋书·王戎传》：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而司隶校尉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臣，在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盖奔竞之俗，必不容有久处之官也。《南史·谢庄传》：庄于孝建时表陈求贤之义，谓政平讼理，莫先亲人；亲人之要，是归守宰。莅人之职，官遵六年之限。《传》言初文帝世限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迁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限。宋之善政，于是乎衰。然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诏言：“宋德将季，风轨陵迟。列宰庶邦，弥失其序。迁谢遄速，公私凋弊。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良政传》：永明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则其未造，并三周之制而亦不能守矣。明帝建武三年（496年）正月，诏申明守长六周之制。其法后亦破坏，见第十章第四节。魏守令以六年为限，见《魏书·房法寿传》。考课亦以六载为程。见《魏书·萧宝夤传》。高祖延兴二年（472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可见定法，亦徒空文也。

海宇分崩之际，用人者多特注意于抚绥，此虽不过为招徕新附，倾动敌人之计，然使僻陋之区，亦得有人与闻政事，则匪徒为治，抑亦敷化之良谟矣。《晋书·儒林传》：文立，巴郡临江人。蜀时游太学，师事谯周。仕至尚书。入为太子中庶子。表请诸葛亮、蒋琬、费袆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并以立为散骑常侍。及吴平，刘颂欲得壮王以镇抚之，使之随才授任，求富贵者取之国内，已见第三章第九节。然《贺循传》：循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叙。陆机上疏荐之，有云：“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以均分显路，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雍隔之害，远国益甚。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陶侃传》：侃察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后与语，乃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三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观此，知殊方人士，其受岐视尚颇甚。然此特仕途党援奔竞之私，朝廷立法，固未尝如此。且如元帝，渡江而东，亦卒不得不用王导之策，抚用其人也。明帝太宁三年（325年）八月，诏曰：“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务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其汲引之，固犹未尝敢怠矣。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正月，诏曰：“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地孤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此盖所以使登庸遍逮于僻陋之区。七年（508年）二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意亦犹是也。邢峦之寇巴西也，言其民望，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去州既远，不能仕进，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欲立州以镇抚之。事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是则不徒天朝，即州郡，亦宜明扬侧陋，以舒其意气矣。抑僻陋如巴西，山居族落，犹有长于文学者，又足见文教之久已覃敷，登庸之不可不急也。韩麒麟以孝文时为齐州刺史，以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州郡局任又少，请守宰有阙，推用豪望，并增置吏员。李彪上封事，亦请擢河表七州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以怀江、汉，倾敌人，抚新附。可见疆场之间，一彼一此，皆不得不以招怀为务矣。惟劳人武夫，不知政术者，用为长吏，亦不免诒害于民，元嘉时淮西有此情形，长沙王道怜曾言之，见《宋书》本传。则又不可不慎也。

资格用人，世皆以为始于魏之崔亮，其实非也。刘寔作《崇让论》，言“能不浑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有势者之所念也。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是当时用人，势家而外，仍重资格；即同为势家，进用之后，亦惟论其资格；此固势之所不能免也。王亮以江祏专朝，多所进拔，每持异议，已见前。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其所选用，拘资次而已。《梁书·王泰传》：敕掌吏部郎事，俄即真。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前后少能称职。泰为之，不通关求。吏先至者即补，不为贵贱请属易意。天下称平。《陈书·王玚传》：除吏部尚书。务在清静，谨守文案，无所抑扬。皆资格用人之法：蹈常习故，夫人所能，原无待于异才，藉口求才，转足便党援而开奔竞，此固古今一辙；而嬖幸竞进之世，尤非此无以拒之。此资格之所以不能不用也，夫崔亮则亦若是而已矣。

《魏书·张彝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却武人，不使与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 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崔亮传》：亮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辟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亮答书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

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案观亮答刘景安书，即微武人入选，吏部亦易得才？然则以失才归咎于亮，不过当时议论如此，未必得实也。诤是法者，有辛雄及薛琡，琡谓“执簿呼名，一吏足矣”，然如亮之所言，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果何以求其所为之有异于吏哉？雄病“委斗筲以共治，托硕鼠以百里”，致使“夷夏之民，相将为乱”，此亦入选者多勋人武夫之失，非资格之咎也。齐文襄始革是制，已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北齐书·高乾传》：乾弟慎，征为御史中尉，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闾，不称朝望，世宗奏令改选焉。事权在手，则其志易行，此亦非可望诸亮也。

整饬官方，莫亟于严明考课。魏世尝使刘劭等为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晋初杜预受诏为黜陟之课。《晋书》本传曰：“其略曰：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岂若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载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六年顿荐，黜陟无渐。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无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亦将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此文似预上其所为之奏牍，其详则不可得闻矣。刘颂病晋武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监司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已见第二章第一节。颂之言曰：“今闾阎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颂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不，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宋、齐、梁、陈四朝，考课之法不著。北魏则传者颇详。《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八年（494年）九月，壬申朔，诏曰：“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已下，尚书重问，五品已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明年（495年）十月，壬戌，又诏诸州牧：“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之科以闻，将亲览而升降焉。”《世宗纪》：永平四年（511年）十二月，诏三载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505年）以来，于今未考。功过难易，宁无升降？从景明二年（501年）至永明四年（511年），通考以闻。自景明二年（501年）至永明四年（511年），凡九年，似又复三考黜陟之旧，然其后又系三岁一考，则高祖之法固在，特时怠慢不举耳。《崔鸿传》：延昌二年（513年），将大考百僚。鸿建议曰：“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迁进。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三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制已行，犹宜消息。”世宗不从。然《纪》言延昌三年八月甲申，帝临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则似又复孝文之法矣。《萧宝夤传》：宝夤以正光四年（523年）上表曰：“自比已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谓之考功，事同泛陟。又在京之官，积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或具寮离索，或同事凋零；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深，驳落殆尽，人有去留，谁复掌其勤惰？或停休积稔，或分隔数千，累年之后，方求追访声迹，立其考第，无不苟相悦附，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又守令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而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及其考日，皆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何内外之相县，令厚薄之如是？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惭什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藉成通显之贵。”此非杜预所谓公相容过，清议大颓者邪？益以立法之诐，而是时之选政，不可问矣。宝夤欲使“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不，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列上尚书，覆其合不，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务忠清，甄能以记赏，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其内外考格，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治。”诏付外博议，以为永式。竟无所定。《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每岁一终，郡守列令、长，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课，辨其能不。若有滥谬，以考功失衷论。是时朝纲方紊，亦非徒法所能济也。

第五节 赋 税

汉世田租取粟，赋诸地；口税取钱，敛诸人。魏武平河北，下令收田租亩一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口钱始变为户调，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五节。此时未有授田之制，户调田租，犹析为二，至晋武帝平吴，而二者又合为一矣。事见第十九章第三节。东晋之制，见于《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通典》，《通考》皆作惟。所输，终优于正课焉。”蛮夷收其赕物，盖各随其土之所出。岭外酋帅，则征其贡而非税其民。浮浪人所出，盖亦无定物。惟侨民虽云散居无土著，犹当与江南之民，同循户调之法耳。《隋志》述其制云：“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年二十乃为丁。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二斗，一本作二升，盖据哀帝时之制言之，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461年）十二月，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通考》作尺。盖就旧法而增之。《晋书·李雄载记》云：其赋：男子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亦略循晋法也。

北魏孝文之制，亦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食货志》：肃宗孝昌二年（526年），税京师田亩二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齐、周之制，亦见《隋志》。齐河清三年（564年）定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受田。《通典》作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通典》作丈。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粜贮。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案户调之式，及魏、齐之制，皆人人受田，而晋成、哀及魏肃宗之时，又别有田税者？晋成、哀时制，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盖皆指公田言之，观北齐之制可明。此田盖王公贵人受者为多，故晋孝武改成、哀之制，史言自王公已下，口税若干。亦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虏则又以此惠其所谓代来户也。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通典》作七。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功赋《通典》作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通典》作疾。者皆

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三之，《通典》作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

租调所取，以粟帛为大宗，此外更有所取，则谓之杂调。《齐书·郁林王纪》，即位后诏曰：“凡逋三调及众债，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通鉴》胡三省《注》曰：“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魏书·任城王澄传》：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四曰五调之外，一不烦民，五调疑三调之误。军国所须，不能以粟帛为限。除列州、郡、县制为征赋外，南朝此项征赋，颇于国用有关。当时淫纵之君，或迫臣下以贡献，事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未必不由此而驯致。然贪取虽为非法，任土自是彝。典观第十章第四节所引齐明帝建武元年十月诏可知。是岁十一月，又诏“邑宰禄薄俸微，虽任土怛贡，自今悉断。”胡三省《通鉴注》曰：“观此，则江左之政，县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贡天台矣。”此《隋志》所由以列州郡县并举也。《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467年）十一月，“诏方物职贡，各顺土宜，出献纳贡，敬依时令”。即当折课、市取，当时征敛，折易颇多。《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为会稽内史，桓温以山阴折布米不时毕，郡不弹纠，上免之。《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年），以浙东诸郡大旱，听受杂物当租。《齐书·武帝纪》：永明四年（486年）五月，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竟陵王子良传》言：时诏折租布，二分取钱。《王敬则传》载子良启，谓：“民有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可听随价准直，不必一应送钱，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此即所谓折课。《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年）七月，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实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齐书·武帝纪》：永明五年（487年）九月，诏曰：“自水德将谢，丧乱弥多，师旅岁兴，饥馑代有。军国器用，动资四表。不因厥产，咸用九赋。虽有交贸之名，而无润私之实。民咨涂炭，职此之由。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粜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皆欲变赋敛为市取者也。《豫章王嶷传》：其为荆州，禁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盖有借官市为名，行私市之实者。北朝亦有折征之制。《魏书·前废帝纪》：僭位后诏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折绢为钱也。《韩麒麟传》：在齐州，欲减绢布，增益谷租，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此亦犹折帛为谷也。《食货志》云：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其厉民，盖不徒在豫征而已。然其实并不能然。《宋书·武帝纪》：义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公至江陵，下书“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即所谓杂调也。《魏书·食货志》曰：显祖即位，亲行俭素，率先公卿，思所以振益黎庶。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尚书毛法仁曰：“此是军国资用，今顿罢之，臣愚以为不可。”帝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调如前。《高宗纪》：兴安二年（453年）正月，诏与民杂调十五，盖至太安中复免其十五也。然《纪》不载其事，太安四年五月壬戌诏，亦仅言“比年以来，杂调减省”而已。盖其免之甚暂，故《纪》漏书。《北史·魏诸宗室传》，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之言，出于常山王遵之子素，亦与《志》异。至是乃终罢焉。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显祖纪》：和平六年（465年）六月，诏诸有杂调，一以与民。此朝廷所取于民。《世祖纪》；真君四年（443年）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赀赋盖谓按其赀产多少为赋，亦杂调也。《任城王澄传》：转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调，百姓烦苦。澄多所省减，民以忻赖。此地方之所取也。赋税所取非一，故如有蠲免，亦随时而各不同。当时赋税减免，史所言者，名目不一。有曰户课者，《晋书·武

帝纪》：太康五年（284年），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一是也。有曰户调绵绢者，《晋书·惠帝纪》：永平元年（291年）五月，除天下户调绵绢是也。有曰户调田租者，《惠帝纪》：永兴元年（305年）十二月，诏户调田租，三分减一是也。有曰租税者，《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453年）五月，曲赦京邑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大明五年（461年）二月，伐蛮之家，蠲租税之半是也。有曰税调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451年）二月，诏凡遭寇贼郡县，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顺帝纪》：升明元年（477年），州大水，八月，遣使振恤，蠲除税调是也。有但言调者，《宋书·后废帝纪》：元徽四年（476年），平建平王景素之乱，原京邑二县元年以前逋调；《顺帝纪》：升明元年八月，原除元年以前逋调是也。有曰众调者，《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467年）十一月，制使东土经荒流散，并各还本，蠲众调二年是也。有曰田租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正月，蠲建康、秣陵二县田租之半；二十六年（449年），车驾陆道幸丹徒，行所经蠲田租之半：《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年）十二月，行幸历阳，蠲郡租十年；《前废帝纪》永光元年二月，《明帝纪》泰始四年四月，皆减郡县田租之半；《梁书·侯景传》：景既据寿春，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将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是也。减免租布之事最多。有以灾荒免者，《晋书·孝武帝纪》：宁康二年（374年）四月，皇太后诏：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453年）闰月，蠲寻阳、西阳租布三年是也。有以流亡免者，《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年）八月，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是也。有以京邑或兴王之地免者，是月，诏彭城桑梓本乡，优复之制，宜同丰、沛，沛郡，下邳，可复租布三十年；《文帝纪》：元嘉四年（427年）二月，行幸丹徒，三月，诏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其蠲今年租布；二十六年（449年）二月，幸丹徒，三月，复丹徒侨旧今岁租布之半是也。有以行幸免者，《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年）二月，大赦天下，行幸所经，无出今岁租布是也。有以行义免者，《宋书·孝义传》：贾恩、潘综、王彭，皆蠲租布三世是也。《刘道产传》：弟道锡，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441年），为氐寇所攻，募吏民守城，复租布二十年。及贼退，朝议贼虽攻城，一战便走，听依本要，于事为优。右卫将军沈演之等谓宜随功劳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过十年。从之。案《齐书·高帝纪》：建元四年（482年）正月，诏：“建元以来战赏，蠲租布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军保押，亦同此例。”则似蠲租布二十年，军中故有此例，道锡特援用大优耳。

杂物而外，粟帛似应皆取诸租调之中，然亦有别立名目多取之者。《晋书·成帝纪》：咸康二年（336年）二月，算军用税米，空县五十余万石，尚书谢褒以下免官。此尚可云即在常赋之中，特度支别立一目。《陈书·世祖纪》：天嘉元年（560年）三月，诏今岁军粮，通减三分之一。《宣帝纪》：太建三年（571年）三月，大赦天下。自太康元年（280年）讫太建元年（569年）逋余军粮、禄秩、夏调未入者悉原之。则其取诸民，亦别列一目矣。《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473年）十月，太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亦临时增取于民者也。《韩麒麟传》：慕容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篣棰。以是人有逃散。惟罴信著于人，莫有隐者。得粟不少诸州，而无怨。亦皆增取于民，以供军食者也。

户调所征，悉系著籍之户，故所最虑者为漏籍。宋武帝至江陵，下书曰：“江、荆二州，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则税役有与户籍不符者。然如是者究少。《魏书·食货志》云：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426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议出阉官仇洛齐，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书·食货志》云：元象、兴和之中，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神武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租调之入有加焉。武定二年（544年）事，亦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皆可见漏籍者多，赋税必阙也。

耕桑之民而外，北朝亦有他法以取之，如魏泰常六年（421年），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一节。此犹南朝于蛮俚则取其赕物矣。

田租有不入公家者。宋武帝江陵之令又曰：“州县屯田，利入守宰者，一切除之。”《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413年）四月，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皆其事也。《魏书·高允传》：时多禁封良田，京师游食者众。允言：“古人云：方一里，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三万七千顷，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三升，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天下之广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禁封良田，夫何为哉？《传》又言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任城王澄传》云：在定州，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北齐书·段韶传》：平高归彦，赐归彦果园千亩。非弃田以为园囿，则变官税为私租而已。

人民所苦，力役尤甚于租调。《晋书·食货志》：武帝制户调之式，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范宁传》：宁陈时政曰：“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十五为中殇，以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者非复童幼之事。岂可伤天理，违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宜修礼文，以二十为全丁，十六至十九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滋繁矣。”此法令所定成丁之年大早，诒害于民者也。《宋书·王弘传》：弘上言：“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直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弊尤深。致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功，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请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从之。然《文帝纪》元嘉十七年（440年）诏，犹有“役召之品，遂及稚弱”之语，则苛政亟行，并有非法令所能限者矣。役法与户籍，关系最大，参看第十七章第三节。

《隋书·食货志》言：东晋之制，男丁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其实役之远过于此。其取丁之法，通常三丁取二，五丁取三。《南史·孝义传》：孙棘谓宋大明五年（461年）发三五丁；《郭祖深传》：祖深上封事，谓自“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是也。《康绚传》：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其取之之法，较三五少宽，盖以其役实重难故也。《齐书·周颙传》：颙言：“山阴邦治，事倍余城，然略闻诸县，亦处处皆踬：惟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则各地方之役法，亦有善恶之不同。然能善者盖甚鲜。酷者乃至役及女丁。《宋书·元凶劭传》：劭拒义军时，男丁既尽，召妇女亲役，犹曰非常时事也。《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诏停在所役使女丁；《安成王秀传》：郢州当涂为剧地，至以妇人供役；则并习为恒事矣。

有恒役，有杂役。《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473年）十一月，诏河南七州之民，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复其杂徭，太和二十年（496年）七月，诏轻徭薄赋，君人常理，岁中恒役，具以状闻。《刘昺传》：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乞敕尚书推检昺后，所属甄免碎役。四年（523年）六月，诏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碎役即杂役也。杂役厉民，远较恒役为甚。《齐书·周颙传》：建元初为山阴令。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颙言于太守闻喜公子良曰：“窃见滂民之困，困实极矣。役命有常，只应转竭。蹙迫驱催，莫安其所。险者窜避山湖，困者自经沟渎。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每至滂使发动，遵赴常促。辄有柤杖被录，稽颡阶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此云役命有常，乃谓有常程限，非谓所课者为常事也。《晋书·庾亮传》言：亮为丹阳尹，除重役六十余事。可见杂役重难者甚多。

随意役民，本有禁令。如《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463年）三月，诏“内外诸司，州镇守宰，侵使兵民，劳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论同枉法。”《高祖纪》：太和元年（477年），诏“牧民者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是也。然其事卒非法令所能禁。《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541年），十二月诏，谓：“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其侵渔可谓甚矣。河北郡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见《周书·裴政传》。《魏书·安同传》：太宗诏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循察并、定二州，纠举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刺史擅用御府针工，请案律治罪，善矣。然其东出井陉至钜鹿，乃发众四户一人，欲治大岭山，通天门关。又筑坞于宋子。太宗以同擅征发于外，槛车征还。召群官议其罪。皆曰：“同擅兴事役，劳扰百姓，宜应穷治，以肃来犯。”而太宗仍以同虽专命，本在为公，意无不善释之，则又何也？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转运，使公孙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魏书·公孙表传》。轨表第二子。亦不过坐征还而已。

役之事，征戍为大，而漕转次之。古人于役，最苦其远，说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五节。晋、南北朝，亦未免斯弊。《晋书·刘颂传》：颂上疏言：“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咸有死亡之患。”欲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更不能，则静三分之二，吏役不出千里之外”，参看第二章第一节。此诚当时靖民之急务也。王羲之遗谢安书，论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之弊，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魏书·食货志》言转运中州以实边镇之弊，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又《杨椿传》：除定州刺史。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椿以屯兵惟输此田课，更无徭役，及至闲月，即应修治，不容复劳百姓，表罢之。有屯兵而转致劳民，尤见征戍之诒毒也。

兴筑之事，亦为劳民之一大端。高齐之筑长城，事见第二十一章第四节。《北齐书·赵郡王叡传》云：先是役徒罢作，任其自返。丁壮之辈，各自先归。羸弱之徒，弃在山北。加以饥病，多致僵殒。叡于是亲率所部，与之俱还。配合州乡，部分营伍，督率监领，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为停顿。分有余，赡不足。赖以全者十三四焉。肯留意抚绥者，不过十全三四，况视之如草芥者乎？韦孝宽于汾州、离石间置城，事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是役也，征徒至十万。可见营建劳民之甚矣。

补吏亦为民所深苦。宋武帝平江陵，下书：“荆、二州西局蛮府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抚养孤幼，单丁大艰，悉仰遣之。穷独不能存者，给其长振。府州久勤将吏，依劳铨序。”《南史·张缵传》：为湘州刺史，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此两事，可见与于役者，老稚，疾病，穷独，皆不得免焉。《梁书·良吏传》：沈瑀为余姚令。县南有豪族数百家，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此可见为吏之困辱，故法令于其召补，每加制限。如宋武帝平江陵，命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是也。《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506年）八月，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梁书·安成王秀传》：为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此州凋残不可扰。”此等皆见称为宽政。《谢方明传》：转会稽太守。前后征伐，每兵运不充，悉倩发士庶。事既宁息，皆使还本，而属所割害，或即以补吏，守宰不明，与夺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简汰精当，各慎所宜。虽服役十载，亦一朝从理。东土至今称咏之。此又可见补吏之事，其中弊窦孔多也。

事有必待专技，然后能为之者，古人以此设工官。后世乃亦召民为之。逮其身亡而役不免，而其业又未必能守之以世也，则遂变为杂役。王羲之与谢安书曰：“百工、医寺，死亡绝后，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此又可见当时杂役之重。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百工医寺而可以五岁刑者充之，其徒为杂役审矣。然有待专技之事，究非夫人所能为也，乃又别召民为之。如《南史·齐本纪》言：东昏侯大起诸殿，絷役工匠。《陈书·高祖纪》：永定二年（558年）十月，太极殿成，匠各给复。《宋书·刘敬宣传》，言守宣城者，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梁书·贺琛传》：琛启陈事条，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之。有曰：“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陈书·宣帝纪》：太建二年（570年）八月，诏巧手于役死亡，不劳订补。《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472年）四月，诏工商、杂技，尽听赴农。《任城王澄传》：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六曰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皆有专技之民，见役于官之事也。

王羲之欲以死罪原轻者充兵役，五岁刑充杂工医寺，盖谓永充大役。亦有事出一时者，齐武帝欲修白下城，难于动役，刘系宗启谪役东人随唐寓之作乱者从之，其事也。

复除之事，有为经制者，如魏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是也。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制百二十五家之内，凡复三十八人。其后元孝友言：《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则其制已小异。见第三节。其出临时措置者：或以丁多，如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二月，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是也。太康元年（280年）十月，除五女复。或以产乳及新昏，如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正月，诏民产子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昏者蠲夫役一年是也。或以劫后移徙，如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是也。或以劫后抚绥，如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三月，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豫是也。或以旧恩，如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七年（324年），诏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昔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光武亦复南顿，优复之科，一依汉氏故事是也。或以行义，如《宋书·孝义传》：严世期复身徭役，张进之诏在所蠲其徭役是也。或以旧劳，如陈太极殿成，匠各给复，见上。世祖天嘉元年（560年）二月，以讨王琳，舟舰输积，权倩民丁，蠲复丁身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复其妻子是也。《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一年（487年）五月，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赋、役无所与，三长复征戍，余若民，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孝感传》：阎元明复租、调、兵役，令终母年，此则所谓赋役无所与者也。《文明后传》：后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六亲缌麻，皆受复除，当即太和十一年（487年）事。此宗戚之特恩也。《恩幸传》：王叡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此为臣下之异典。《世祖纪》神 四年（431年），自破赫连定还，战士赐复十年，此所以优战士。《高宗纪》：和平二年（461年）三月，诏民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政。《高祖纪》：延兴三年（473年）十一月，诏河南七州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政。承明元年（452年）十月，诏七十已上，一子不从政。太和四年（480年）七月，诏会京师耆老，赐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此则所以优老也。三长之制，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前废帝纪》：僭位后诏：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仍旧。此则口惠而实不至矣。

凡士姓皆蠲役，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第十八章第一节。《晋书·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苻坚载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则虽五胡，亦能守兹成法也。宋孝武帝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宋书·沈怀文传》。梁鄱阳王恢之子泰，为谯州刺史。遍发人丁，使担要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南史》本传。其为祸之烈如此。隶属于人者亦无役，如佃客、衣食客是也。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详见第三章第三节。时又发奴助兵。成帝咸和六年（331年）正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已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穆帝升平三年（359年）三月，诏以比年出军，粮运不继，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此皆罕有之事。《刁协传》言：“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可见积习之不易破矣。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南史·齐东昏侯纪》言：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见第十章第六节。亦有所不得已也。出家及疾病者，于法亦免，故范宁言人或残形翦发，要求复除，《东昏侯纪》亦谓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焉。

赋与役，皆当视赀产之厚薄，以为重轻。苏绰《六条诏书》曰：“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故平定物力之事，由之而起。《晋书·刘超传》：超补句容令。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出，有余常年。此即宋世之手实法也。《魏书·世祖纪》：延和三年（434年）二月，诏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太延元年（435年）十二月，诏“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盖始分为三级，继又曲分为九。《隋书·食货志》言：齐文襄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实则九等定户，乃魏世之成法，文襄所创者，或税役之别耳。赀与力之相贸，盖事势不得不然。齐永元后，远郡之役，悉令上米准行，已见第十章第六节。史以是为东昏秕政，然《宋书·顺帝纪》：升明三年（479年）正月，齐王表诸负官物质役者悉原除，所谓质役，盖负物不能偿，而出力以为代，事与上米准行相反，理则一也。顾宪之言：山阴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此等人本未必能出力。税其钱，实开明世别银差于力差之先声，亦得宋王安石令无役者出助役钱之意。《宋书·周朗传》：朗言：“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盖病户等平定之不实。朗又云：“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齐竟陵王子良言：“三吴守宰，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准资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其弊，亦与后世无异矣。户调法行之后，本已无所谓丁税。然《齐书·豫章王嶷传》：言其为荆、湘时，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云：“建元初狡虏游魂，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梁书·良吏传》云：高祖元年（502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陈书·宣帝纪》：太建九年（577年）五月，原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盖亦计赀为绢。一似又有丁税者；盖亦或以之代役，或出临时调敛，后遂相沿不废也。

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为官府所破坏。会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则悉评敛为钱送台；东昏侯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皆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其事矣。《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盖不可多得矣。

后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则无力征。见《隋书·食货志》：其立法可谓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则不可知也。

山泽之利，两晋及宋、齐、梁、陈，多为官吏贵豪所固护，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等皆非法之所许，然亦有不然者。《梁书·萧颖达传》：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风闻颖达启乞鱼税，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列称寻生鱼典税，先本是邓僧琰启乞，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颖达，于时谓非新立，仍启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许。登税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虽实为私奉养，而必启乞待许，即不翄官收其税矣。北朝情形，与南朝略同。魏显祖皇兴四年（470年），高祖太和六年（482年），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皆尝弛山泽之禁。即北齐，亦仅后主武平六年（575年），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开酒禁而已。然《魏书·酷吏传》：崔暹坐障吝陂苇，为王显所弹；《阉官传》言：刘腾于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则其利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齐书·卢潜传》，言其为扬州行台时，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政令岂能真行？民家无以自资，豪势保无转因之以为利者邪？

鄣锢山泽，恶其夺民利而已，弃田以为园囿，其弊亦与之同，故晋法明列其不为属国焉。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猎也。《魏书古弼传》云：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可见其占地之广。《高祖纪》：延兴三年（473年），诏关外苑囿，听民樵采。太和十一年（487年），又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司马楚之传》：子跃，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阙。”诏曰：“此地若任稼穑，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涧，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跃固请宜以与民。高祖从之。此可见苑囿之立，实妨田业，又不徒鄣锢山泽而已。又魏于内地置牧场，占地甚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正始元年（504年），延昌二年（513年），皆尝以其地赐代迁之民。可谓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已。

冶铸之利，作兵为亟，民用后焉。《晋书·宣帝纪》：太和四年（480年），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时，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盖斯时之铁，多以作兵，故乏于他用也。《宋书·百官志》：卫尉一人，丞二人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454年）复置。又云：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有铁官。晋置令，掌工徒鼓铸，属卫尉。江左已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江南诸郡县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王弘传》：弘建屯田之议曰：“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弘建此议，在其为晋会稽王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可见江左冶政，专攻兵器，罕资民用，此其获利所以甚微。宋世刘道济刺益州，立冶断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又可见民用本不资官也。《陈书·世祖纪》：天嘉二年（561年）十二月，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并施行。南朝言盐利者，亦惟此而已。

北方僭伪诸国：慕容德尝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事见《晋书·载记》。拓跋氏于盐利颇详。《魏书·食货志》云：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其国用所资，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鄣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先朝置司，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鄣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据《本纪》，高祖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二月，尝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世宗景明四年（503年）七月，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至正始三年四月，又诏罢盐池之禁。此事由甄琛之奏，具见《琛传》：其时尚书执奏之辞，亦谓“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贾轻议”，则置监亦未必无弊也。《长孙道生传》：曾孙稚，萧宝夤反，为行台讨之。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稚乃据河东。时有诏废盐池税。稚表言：“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观此，知河东盐利之厚。《周书·寇儁传》云：孝昌中，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前后居职者，多有侵渔，乃以儁为之。是其时于此，资赖正深，而忽有废之之诏。虽为长孙稚所格，至前废帝即位，仍诏税市、税盐，可悉废之，可见税弊之深矣。《柳崇传》言：高祖时，河东、河北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阪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可见官吏豪强，同以为利。《辛庆之传》：太祖东讨，为行台左丞。时初复河东，以本官兼盐池都将。大统四年（538年），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河桥之役，大军不利，河北守令弃城走，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守令弃城，而监将犹能守土，岂亦以其利入厚，故能用其众欤？《北史·崔昂传》：右仆射崔暹奏请海、沂煮盐，有利军

国。文襄以问昂。昂曰：“官煮须断人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朝廷从之。则迁邺后四州官煮之外，他处仍有盐税也。周有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取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见《隋书·食货志》。

北朝冶铸，亦以作兵为急。《魏书·太祖纪》：天赐元年（404年）五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周书·薛善传》：西魏于夏阳诸山置铁冶，令善为冶监，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皆其事也。供民用者，亦间有之。如《魏书·崔挺传》，言其为光州刺史，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是已。冶铸之业，盖以民营为多，故《食货志》言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咸阳王禧，史言其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见第十二章第一节。而长白山亦为豪右鼓铸之地也。见第二十章第四节。矿利，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肃宗纪》：神龟元年（518年）闰月，开恒州银山之禁，与民共之，则亦有弛禁之时。

酒税，除禁酿外，大都有之。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东昏时，都下酒酤，皆折输金，见第十章第六节。陈时虞荔、孔奂请立榷酤，见前。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年）八月，制榷酤，见《北史·本纪》。《北齐书》不载。后主立酒禁，亦见前。《宋书·文九王传》：世祖普责百官谠言，建平王宏上书称其弛榷酤，则似曾一时无税。

关市之征，历代皆有。《晋书·武帝纪》：受禅后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可见魏时征税，遍于全境，晋亦因之。渡江已后，《隋书·食货志》云：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晋书·王濬传》：濬上书自理云：“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阵。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豪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北史·孟信传》：信去官，居贫无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住在所。信适从外来，见买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此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其兄子二十。观此二事，知当时货卖，多有文券也。历宋、齐、梁、陈如此，此后世之契税也。又云：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此后世之过税也。又云：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此后世之住税也。《晋书·孝武帝纪》：宁康元年（373年）三月，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年），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文帝纪》：元嘉十七年（440年）十一月，诏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孝武帝纪》：大明八年（464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者，可停道中杂税。又《前废帝纪》：是年，六月诏，有“关市僦税，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妄兴威福”之语。《齐书·郁林王纪》：即位后，诏关市征赋，务从优减。《明帝纪》：建武元年（494年）十月，诏商旅税石头、后渚，及夫卤借倩，一皆停息。《竟陵王子良传》：启论司市之职，谓“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参看第二十章第三节。《顾宪之传》：永明六年（488年），行会稽郡事。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记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世祖敕示会稽郡：“此讵是事宜？可访察即启。”宪之议曰：“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乏从丰，良田

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非惟新加无赢，并皆旧格犹阙，愚恐元懿今启，亦当不殊。若事不副旨，惧诒遣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参看第二十一章第四节。《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五年（516年）正月，诏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定格。大同十一年（545年）三月，诏四方所立市、埭、桁、渡、津税，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其时陆验、徐驎递为少府丞、太市令，并以苛刻为务，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陈书·宣帝纪》：太建四年（572年）闰月，诏姑熟自梁末兵灾，凋残略尽。自今有罢任之徒，许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还。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无交贸，不责市估。十一年诏有“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费，逼遏商贾，营谋私蓄”之语。《南史·陈本纪》，谓后主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其用沈客卿、阳慧朗，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此皆关市政令，发自中枢，散见纪传者也。亦有由地方为之者：《晋书·甘卓传》言：卓迁梁州刺史，估税悉除。又《儒林·杜夷传》言：刺史刘陶，告庐江郡，常以市租，供给其家人粮廪。《齐书·豫章王嶷传》：徙荆州刺史，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侯景据寿春，停责市估，已见前。景后抗表，有云“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焉。《梁书·陆法和传》：刺郢州，列肆之内，不立市丞，但以空槛籥在道间，上开一孔以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此等兴替、增减，及其支用，悉由地方主之。可见当时关市之征，中枢所取实有限也。

北方诸国，张重华尝除关税，见《晋书·载记》。姚兴增关津之税，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沮渠蒙逊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切税商胡，以断行旅”之语。《甄琛传》：琛论盐池表有云：“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输”，则魏初似无商税。肃宗时，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已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前废帝即位，市税与盐税并除，已见前。齐末，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以其所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未几而亡。见《隋书·食货志》。周闵帝元年（557年），初除市门税。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亦见《志》及《周书·本纪》。宣帝税入市者人一钱。静帝立，罢入市税钱，见《纪》。

第六节 兵 制

晋、南北朝，为中国兵力衰微之世，其所由然，盖以取之、教之者，皆不得其宜也。民兵之制，虽自东汉来已废，然调发之制仍存。故《晋书·段灼传》：灼言晋人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羌、胡非恩意告谕不可。然调发人民时甚少，自三国至南北朝，皆别有所谓军户者，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军户放免，其事甚难，《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458年）正月，韶先帝龙飞荆楚，奉迎文武、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此乃特典。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竟陵王诞之叛，孝武帝使垣阆袭之，诞焚兵籍，使壮士率之出击；亦危迫之际，非常之措施也。而其困辱殊甚。《晋书·赵至传》：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盖军户之困辱久矣。服役率取长上。长上之名，不始唐代。《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慕容宝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作乱。《注》云：“凡卫兵皆更番迭上，长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怀化执戟长上，归德执戟长上，皆武散阶，长上之官尚矣。”案《宋书·张茂度传》：子永，以世祖孝建二年（455年），入为尚书左丞。时将士休假，年开三番，纷纭道路。永建议：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则番代之期，有甚短者。遵行者盖渐少也。老稚亦不得免。《晋书·宣帝纪》：帝平公孙渊，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武帝纪》：平吴后，诏诸士卒年六十已上，罢归于家；此已为甚晚。《宋书·自序》载沈亮启太祖，谓西府兵士，或见年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尤可见其使之之酷。晋明帝之讨王敦，诏敦之将士，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亦危急时旷典也。身死又须补代。刘卞兄为太子长兵，死，兵例须代，功曹欲以卞代兄役是也。见第四节。于是人民规免者多，乃有以亡命、谪户或蛮夷充之者。逃叛、死亡，追代或及亲属，甚者及于邻伍。其虐，与明代之句军无异矣。《晋书·庾冰传》：冰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此以漏籍者为兵也。《毛璩传》：璩迁淮南太守，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此以逃亡者为兵也。《宋书·沈庆之传》：庆之前后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此以夷隶为兵也。《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421年）十月，诏曰：“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何承天传》：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其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而法以其母存为期亲，子宜随母补兵。皆可见其句补之酷。然据《南史·郭祖深传》，则当时追讨，并有滥及邻伍者，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又不限于亲属矣。征发之法，多用三五，亦有更密于此者。

三五取丁，释见第五章第二节。此据《通鉴》晋成帝咸康八年（343年）《注》。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注》又云：“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不知果有此两法邪？抑胡氏偶误也？《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其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则前说似是。《慕容儁载记》：儁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封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则三五取丁，殆为当时通制。苻坚入寇，诸州之民，十一遣一，盖以所发者广，故所取者少。佛狸临江，丹阳统内，尽户发丁。胡三省曰：“凡人户见丁，无论多少尽发之。”此则危急时偶行之法也。率先贫弱，转后殷强，其流弊滋大。《晋书·慕容儁载记》：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比赴敌后机，兵不速济。皆由赋法靡恒，役之非道。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案《宋书·王弘传》：弘与八坐丞郎疏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左丞江奥议：“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梁书·处士沈 传》：天监四年（505年），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太守柳恽以 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恽大惭，厚礼而遣之。则其时兵役，士人率遭优免，此亦舍越殷强之一端也。《慕容暐载记》又云：悦绾言于暐曰：百姓多有隐附，宜悉罢军封。暐纳之。出户二十余万。慕容评大不平，寻贼绾杀之。尤可见侥幸免役者之众。且斯时之民，久阙训练，发之无益于事，《宋书·武帝纪》：隆安五年（402年），孙恩向沪渎。高祖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高祖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不从。果为贼所败。又《自序》：元凶弑逆，分江东为会州，以隋王诞为刺史。沈正说诞司马顾琛，以江东义锐之众，为天下唱始。琛曰：“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当须四方有义举，然后应之。”皆江东之民久阙训练之证。《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叛，富阳但发男丁防县。文季时为会稽太守，发吴、嘉兴、海盐、盐官民丁救之，亦败。齐武帝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贼众乌合，一战便散，禽斩寓之。王敬则之叛，百姓从之者十余万，胡松以马军突其后，即惊散，见第十章第三节。皆民兵不可用之证。齐初虏动，高帝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褚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良有以也。然此等苟经训练，亦可成精兵。伐秦之役，宋武遣上河北岸距魏兵者，为白直队主丁旿，事见第七章第七节。白直者，白丁之入直左右者也。亦可见兵之强弱，惟在训练矣。而或致激变，如张昌之乱是矣。《晋书·山涛传》云：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复，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兵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涛之论今不可闻，然其时州郡握兵，实为天下之乱源。刘昭论之，最为痛切，见《续汉书·百官志注》。晋之患，始于宗室诸王，而成于夷狄。当时州郡置兵，诚较王国为少，然八王之乱，非以其国之兵起也。五胡乱后，州郡曷尝无兵？果能戡乱定难欤？综观当时诸家议论，亦多以人民阙于训练为言，如何承天《安边论》曰：“汉魏以来，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自无经略，惟望朝延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而非以无经制之兵为患。《涛传》所云，非笃论也。

召募之制，意在选取精勇。马隆讨树机能，募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者，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蒯恩传》：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负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兵仗。恩大喜。可见军中武力之重矣。刘敬宣之伐蜀，国子博士周祇书谏高祖，谓官所遣皆乌合召募之人，师果无功。《宋书·沈演之传》：子勃，泰始中欲北讨，使还乡里募人。勃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数之曰：“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义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逐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臧物，二百余万。”则召募之弊，亦甚大矣。《晋书·刘超传》：出为义兴太守，征拜中书侍郎。会帝崩，穆后临朝，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此亦召募之类。设其终属于超，即成私家之部曲矣。

部曲之制，已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于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此等送故之兵，久假不归，即成私家之部曲矣。廪布既资官给，何必听属私家？然而部曲之制，卒不能革者？《陈书·蔡征传》言：后主遣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征善抚恤，得物情，旬月之间，众近一万。征之抚恤，或不必专施于部曲，然部曲既属私家，其抚恤容有更周者。《南史·郭祖深传》：梁武帝以祖深为南津校尉，使募部曲二千。所领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讨逐，越境追禽。江中尝有贼，祖深自率讨之，大破贼。威振远近，长江肃清。或亦以其专属于己，故简择者精也。《陈书·樊毅传》言：毅累叶将门。侯景之乱，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战殁，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高祖受禅，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琳败，奔齐。侯瑱遣使招毅，毅乃率子弟部曲还朝。《鲁广达传》言：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此等私家部曲，公家征战，亦多用之，几如辽人之有头下军州矣。范宁言送故多割器杖，则有部曲者即家有藏甲。《宋书·范晔传》所以言周灵甫有家兵部曲，孔熙先欲奉义康，乃与以钱六十万，使于广州合兵，其征也。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此亦南北朝之世，篡乱之所由不绝欤？

为免扰累平民起见，时亦发奴客为兵。东晋时事，亦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元帝所免僮客，以配刘隗、戴渊。又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见《戴若思传》。王敦率众内向，抗疏曰：“当陛下践阼之初，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敦攻刘隗，自难免于过当。然庾翼欲北伐，并发所统六州江、荆、司、雍、梁、益。奴及车、牛、驴、马，史亦云百姓嗟怨，则敦言亦不能尽诬。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八月，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盖奴婢亦为财产之一，不宜使其主人蒙损过大，故有此举。《晋书·隐逸传》：翟汤、庾翼大发僮客，敕有司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编户为百姓。则调发亦不能无优免也。《梁书·武帝纪》：普通五年（524年）七月，赐北讨义客位阶。是梁世亦有奴客从军者。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道俗奴僮以充兵。《晋书·列女传》：苏峻作乱，虞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潭母孙氏尽发家僮，随潭助战。则危急之际，地方亦有用之者也。

当时风气，称习战者必曰伧楚。子勋之叛，殷孝祖率二千人还朝，并伧楚壮士，人情大安；详见第九章第四节。始安王遥光欲叛，召诸伧楚是也。见第十章第五节。吴人谓中州人曰伧。见第三章第九节。楚者，江西之地，皆楚之旧壤也。王融欲辅子良，招集江西伧楚，见第十章第二节。祖逖率亲党避地淮泗，后居京口，史言其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详见第四章第二节。郗鉴寝疾，疏言所统错杂，率多北人。详见第五章第四节。此皆其时之所谓伧。《梁书·陈伯之传》：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曰：“楚子莫动。”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此则时人习称剽悍者为楚也。淮南劲悍，自昔著闻。淮南王允之攻赵王伦，史言其所将皆淮南奇材剑客，伦兵死者千余人。吕安国袭破杜叔宝饷刘顺军车，实为胜负所由判。详见第九章第四节。是役决胜，实由黄回。史称其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见《宋书·殷琰传》。刘牢之距苻坚之师，陈庆之送元颢之众，其中此曹，盖不少矣。然宋武之征南燕，公孙五楼策之曰：“吴兵轻果，初锋勇锐不可当。”见《晋书·慕容超载记》。伐秦之役，沈田子实奏青泥之烈，而史称其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宋书·自序》。则江东之士，亦未必遂弱。民风恒随处境而转移。当时江东以稼穑为重，而江西则为战地，此其风气之所以渐殊也。

士大夫之风气，南方亦较北方为弱，观第十八章第二节所引《颜氏家训·涉务篇》可知。其《杂艺篇》又曰：“江南以常射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人士，率晓兵射。”士大夫者，民之率将，士大夫日趋文弱，无怪细民之稍益不振矣。颜氏之言则善矣，然而射不主皮，左射狸首，右射驺虞之意，则益微矣。可胜慨哉！

元魏丁男，亦有兵役。太宗永兴五年（537年）正月，大阅，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高祖延兴三年（473年）十月，太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是也。末造，常景病差丁不尽强壮，三长皆豪门多丁，求权发为兵。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年）六月，以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寻为东北道大行台，差选勇士。奚思业为河南大使，简发勇士，盖亦取诸人民。惟此等在平时亦罕用，寻常充补，率于军户取之。军户：有以俘虏为之者，如高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是也。或以杂户充役，如《崔挺传》言河东郡有盐户，掌供州郡为兵是也。然要以罪谪者为多。征戍皆有之。

《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十二月，诏流徙之囚，皆勿决遣，登城之际，令其先锋自效。《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528年）二月，滕王逌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此皆用于征战者也：用诸戍守者尤多。《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474年）十二月，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匈律城初叛军者斩，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镇。《源贺传》：贺上书曰：“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臧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高宗纳之。六镇戍兵，本皆高门子弟，其后非得罪当世者，莫肯与之为伍，即由戍兵中此等人多故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其遇之颇酷，欲免除甚难，逃亡之格又峻，终至激成六镇之叛焉。《魏书·任城王澄传》：澄以流人初至远镇，衣食无资，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给粮一岁，从之。是当时谪戍，率并其家属徙之也。《高祖纪》：太和十二年（488年）正月，诏曰：“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可见其获免之难。《崔挺传》云：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挺上书，辞甚雅切，高祖纳之。《郭祚传》：世宗诏以奸吏逃刑，县配远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若以奸吏逃窜，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复应徙之，此则一人之罪，祸倾二室。愚谓罪人在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县名永配。于眚不免，奸途自塞。”诏从之此等皆可见其牵连之广。《李崇传》：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几成冤狱。其祸，亦原于追逃之酷也。末造六镇须改为州，事极明白，然正光五年（524年）所免者，犹是元非犯配之人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召募之法，亦间行之。如孔太恒等领募骑一千，南讨淮阳是。见《魏书·孔伯恭传》。末年乱事蜂起，赏募之格尤重。然赏格虽优，奉行不善，亦不能收其效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引高谦之语。

宿卫之士，多出朔方。《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似不限其区域。然其明年（496年）十月，又诏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矣。《地形志》言：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十州，为永安以后禁旅所出，亦仍以北方之民为主也。禁兵间亦出征，并有从事戍守者，《魏书·和其奴传》：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率殿中精甲万骑讨之。任城王澄言：羽林、虎贲，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番兵。然其末年，骄悍殊甚，致有贼杀张彝之事，而京城附近，形势且甚岌岌，乃欲使四中郎将带郡守以为卫。亦见《任城王澄传》。固知兵愈骄则愈不可用矣。

调发人民，除大举时盖甚罕。《魏书·世祖纪》：真君六年（445年）八月，车驾幸阴山之北。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高祖纪》：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四月，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县瓠。《世宗纪》：景明四年（503年）六月，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正始三年（509年）七月，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献文六王传》：高祖将南讨，遣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周宇文护伐齐，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暨秦、陇、蜀之兵，诸蕃国之众，凡二十万，见第十四章第六节。此等征发，所及较广，尚多故有兵籍者，不皆比户之民也。征戍之士，更代本有定期，《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496年）十月，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周书·武帝纪》：保定元年（561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事亦见《隋书·食货志》。胡三省《通鉴注》曰：“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魏书·薛虎子传》：为徐州。在州戍兵，每岁交代，必亲劳送，丧者给其敛帛。《北史·房谟传》：转徐州刺史。先是当州兵皆僚佐驱使。饥寒死病，动至千数。谟至，皆加检勒，不令烦扰。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亲自检视。又使佣赁，令作衣服。终岁还家，无不温饱。全济甚多。伤夷亦许还本。《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年）八月，诏从征被伤者，皆许还本。然役之每过其时，《魏书·皮豹子传》：为仇池镇将。兴安二年（453年），表曰：“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惟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已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瘁。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甚有死于道路者。《魏书·裴骏传》：骏子宣，于世宗时上言曰：“自迁都已来，凡战阵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魂，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夷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以是兵无斗志，或转恃民兵以为固焉。民兵盖本不在兵籍者，然当风尘 洞之际，资其用者颇多，而据地自专，反侧于两国之间者，亦此曹也。多兵之用，至东西魏分立而广。《周书·苏绰传》：弟椿，大统十四年（548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与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韦瑱传》：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北史·李彦传》：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546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此统领之重其人也：又《魏玄传》：其先，任城人也，后徙于新安。每率乡兵，抗拒东魏。《泉仚传》：子仲遵，率乡兵从杨忠讨柳仲礼，皆乡兵之与于战守者：虽高昂兄弟，所用亦乡兵也，见下。《颜氏家训·诫兵篇》曰：“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徼幸战功。”又云：“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

若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衡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文士如此，武夫可知，衣冠之族且然，武断乡曲者更不必论矣。

北齐兵制，与后魏略同。《唐邕传》言：邕于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莫不谙知。见第十四章第八节。九州军士，盖以军户为之，四方勇募，则籍外之士也。《孙骞传》言：高祖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所获甚众。骞之计也。此则比户取之矣。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齐文襄为大都督，见《周书·王士良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及天保受禅，诸司监咸归尚书，惟此二曹不废，令唐邕、白建主治，谓之外兵省。其后邕、建位望转隆，各为省主，令中书舍人分判二省事。亦见《北齐书·邕传》。北齐流罪，投于边裔，以为兵卒，见下节。

后周兵制，为五胡乱华以来一大变。五胡用兵，率以其本族若他异族人为主。高欢语鲜卑：谓汉人是汝奴；语汉人：谓鲜卑人是汝作客，已见第十六章第六节。《魏书·刘洁传》：南州大水，百姓阻饥。洁奏曰：“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本，府库所资。应加哀矜，以鸿覆育。”皆可见汉人虽或充兵，并不以为劲旅。故韩陵之战，高欢谓高昂纯将汉儿，恐不济事，欲以鲜卑参之也。见第一章。是役也，欢之所将，实为葛荣余党，必不能尽是鲜卑，而薛孝通语贺拔岳，谓其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见《北史·薛辩传》。盖凡乐于战斗者，其人虽非鲜卑，亦必已渐染鲜卑之习矣。既染鲜卑之习，必不复知民族之义。北方累经丧乱，可乘之机甚多，而汉人卒不能崛起光复旧地，盖以此也。自府兵之制兴，而兵权乃渐移于汉人矣。府兵之制，起自宇文泰。以六柱国督十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已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六军之置，事在大统八年三月，见《北史·本纪》。《周书》又云：十二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北史》则云：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惟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案魏世军人，多并家属屯聚一处，称之为府。六镇之兵，即见称为府户，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魏书·杨椿传》言：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统摄。《北史·唐邕传》：邕奏河阳、晋州，与周连境，请于河阳、怀州、永桥、义宁、乌籍，各徙六州军人，并家立军府安置，以备机急之用。《周书·武帝纪》：天和元年（566年）七月，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五年（570年）三月，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将家累入京，不乐者解宿卫。建德六年（577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官，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皆足见当时军人，多并家屯聚一处也。其军人，有专务教练者，亦有兼事耕屯者。《北齐书·唐邕传》：邕以军民教习田猎，依令十二月月别三围，人马疲敝，奏请每月两围。世祖从之。此军民与后来军人二字同义，谓有兵籍属军府之人，非兼兵与寻常人民言之也。唐避太宗讳，改民为人，后遂相沿，而军人军民，其意各异矣。田猎月别三围，自无暇更及农事。然亦有兼事耕屯者。薛虎子欲以州镇戍兵资绢，市牛令耕，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纪》：正始元年（504年）九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源贺传》：诏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以备北寇，至春仲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百人，复其徭赋，厚加振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史言事寝不报，然观第十二章第三节所引《源怀传》，则北边镇戍，固未尝不事种植也。魏世禁旅，

以半月上番，半月教习，自无暇更事种植。然自周武帝以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志》言“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而其制一变矣。《新唐书·兵志》云：“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盖更其名以歆动夏人也。宇文泰所立府兵之制，《通鉴》系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年），云：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阵。马畜、粮糒，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为二十四军。《文献通考·兵考》则云：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放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才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又云：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二书之说，盖同本于唐李泌之《邺侯家传》。农隙教练，与《北史》半月上番、半月教习之说不符。盖误以后来之制为初制。近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然云众不满五万，则似系初创时事。其时西方贫困，必无力能养多兵。周武募夏人为侍官，盖正以如是则可徒蠲其租调，而不必别出兵费也。斯固物力所限，然其时异族之民，必更同化于汉族，欲募以为兵，亦不可多得矣。此诚世局之一大转捩也。

部曲之兵，北朝亦有。尔朱荣死，魏庄帝引见高昂，劳勉之。昂请还本乡，招集部曲。其后韩陵之役，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其弟季式，亦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杖皆备。昂兄慎，迁光州刺史，亦听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封隆之子子绘，高祖崩，世宗以为渤海太守，亦听收集部曲一千人。此皆扰攘之际，听以腹心自卫也。清河王岳，与高祖经纶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世宗末及文宣之世，频请纳之，皆未见许。及葬毕，乃纳焉。然岳之死实非良死也。斛律光之死也，何洪珍赞其家藏弩甲，奴僮千数，则私甲究非善制也。

行军所用牛马，魏制亦出自民间。《魏书·太宗纪》：永兴五年（537年）正月，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421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世祖纪》：始光二年（425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是其事。此等虽遍及境内，然马之产，究以北边为多。尔朱荣家世豪强，牛马谷量，散畜牧招义勇，遂以起事，其兴，正拓跋氏之所由兴也。魏道武之追柔然也，柔然遁去，诸将请还。道武问：“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通鉴》胡三省《注》曰：“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魏登国六年（397年）。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魏主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太武神二年（429年）。《注》曰：“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副马之制，蒙古亦有之，故胡氏言凡北人，以通古今。此胡骑之所以迅捷。《宋书·刘敬宣传》：刘牢之与孙恩之众战于虎疁。贼皆死战。敬宣请以骑并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此南人不习骑战之征。皮豹子自言所领之众，不任攻战，见上。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骑步不敌，尤可概见。周朗所以言之痛也。见第八章第七节。南北强弱之机，实判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此役南朝受创之深，实以六州残破之甚，魏人之能肆意摧残，则以其骑兵疾速，宋人不能阻御也。当时欲图恢复，非决一二大战不可；决战求胜，终不能无骑兵。梁武不知务此，是以卒无所成，说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车亦间有用者，不过以将粮重、防冲突而已，不能恃以制胜也。宋武帝之讨南燕，以车四千乘为两翼，方轨徐行，而以轻骑为游军，见第七章第四节。魏太武之迫彭城，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武陵、江夏二王趋历城，见第八章第七节。檀道济之援青州也，刁雍言其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阵，见《魏书·雍传》。此皆以车为翼护：即丁旿之距魏军，亦仅藉车以自固，不能以之逐利也。吕梁之役，吴明彻成禽，而萧

摩诃卒免，尤可见车骑之利钝。

兵器似多由官造，观上节所述可见。当时刑徒有配甲坊者，甲坊，谓造甲之所也。石季龙建丰国、渑池二冶，尝徙刑徒配之，见《晋书·载记》。《魏书·司马悦传》：世宗初，除豫州刺史。汝南上蔡董毛奴，赍钱五千，死于道路。郡、县疑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考掠，自诬言杀。狱既至州，悦观色察言，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此贼竟遗何物？”灵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悦取鞘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门者，前曰：“此刀鞘门手所作，去岁与郭民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及祖款引。观此，知当时里巷作兵，不逮城市，此官立监冶，所由不可废欤？祖逖北征，屯淮阴，起冶铸兵而后进，见第四章第二节。何承天《安边论》曰：“四曰课丁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则当时作兵之材，民间亦有不能尽备者也。

攻战所施，强弩最称利器。卢循遣十余舰攻石头栅，宋武帝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其后水战，又以军中多万钧神弩获胜。已见第七章第二节。杨公则攻东昏侯，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神锋弩，盖即神弩也。周文育攻韦载，以载收得陈武旧兵善用弩不能克，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弩之难御如此，故庸、蜀之众，惟便刀矟，则邢峦轻之矣。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水战，舟舰利于高大，说见第七章第二节。又有所谓拍者，水战多用之，间亦施之于车，用以攻城。《陈书·侯安都传》：留异奔桃枝岭，于岩口竖栅，以距王师。因其山陇之势，迮而为堰。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侯瑱传》：与王琳战于芜湖，众军施拍纵火。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黄法 传》：太建五年（573年）北伐，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亲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楼堞。时又大雨，城崩。克之。《章昭达传》：讨欧阳纥，装橹造拍，以临贼栅。《徐世谱传》：与侯景战于赤亭湖。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军，以益军势。《吴明彻传》：讨华皎。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周书·裴宽传》：为汾州刺史，陈将程灵洗以大舰临逼，拍竿打楼，应即摧碎。皆当时攻战，资拍为利器之事也。《隋书·杨素传》：素居永安，造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拍之用不可详知，其制犹有可考，《读史兵略》以为即炮，则误矣。

第七节 刑 法

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实集其大成，商君以之相秦，汉初犹沿用之。其时情伪滋繁，而法文大少，苦其不周于用，递有增益，更加之以令及比，既病芜秽，又伤错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汉世论者，多以删定为亟，然其事迄未能成。至魏世，乃命陈群等为之，制新律十八篇；晋文帝秉政，又命贾充等改定，为二十篇，至武帝泰始四年（269年）班行之。其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矣。律既定，明法掾张裴《齐书》《隋志》皆作斐。为注表上之。其要，见于《晋书·刑法志》。其说绝精。后杜预又为注。泰始以来，斟酌参用。江左亦相承用之。齐武帝诏狱官详正旧注。永明七年（489年），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表奏之。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条。于是公卿八坐，参议考正。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至九年（491年），廷尉孔稚珪表上，请付外施行。《齐书·稚珪传》。东昏即位，又诏删省科律。《本纪》：永泰元年十月。

《隋书·刑法志》云：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辟。既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事在天监元年八月，《梁书·本纪》云：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隋志》云：咸使百司议其可否。法度请：“皆咨列位，恐缓而无决。”于是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郎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凡得九人。二年（503年）四月，法度表上新律。《梁纪》二十卷。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梁纪》作四十卷。帝以法度守廷尉卿，诏班新律于天下。又云：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武帝即位，思革其弊。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陈书·本纪》：永定元年（557年）十月，立删定郎，治定律令。又敕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参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通典》作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通考》作制律三十卷，科四十卷。

北方僭伪诸国，虽刑政无章，然以大体言之，亦当承用《晋律》。《晋书·石勒载记》：勒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可见时局稍定，即不能不率由旧章也。

《魏书·刑罚志》云：“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纪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昭成建国二年（339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

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此皆率其部族之旧。又云：“太祖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本纪》事在天兴元年（399年）。则始用中国之法矣。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 中，《纪》在四年十月。诏司徒崔浩定律令。真君六年（445年）春，《纪》在三月。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纪》云：以经义量决。《高允传》：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自狱付中书覆案后，颇上下法。延兴四年（474年），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正平元年（451年），诏曰：“刑网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本纪》在六月。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以上亦据《刑罚志》。《高祖本纪》，太和元年（477年）九月，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刑罚志》云：“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三百八十二章。”然据《本纪》：则十五年（491年）五月，议改律令。八月，又议律令事。十六年（492年）四月，颁新律令。而五月，即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则修改律令之事，孝文世实未大成也。《志》又云：“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504年），冬，《纪》在十二月。诏曰：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是时与议者十余人，刘芳为之主，见《北史·袁翻》及《芳传》。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但，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侍中孙腾，请悉准律令，以明恒宪。诏从之。”然据《本纪》：出帝太昌元年（532年），诏曰：“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可令执事之官，四品已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冘滞。”则其时之律令，仍甚紊乱。《孝静帝纪》：兴和三年（541年）十月，癸卯，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先是，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北史·封述传》：天平中，为三公郎中。时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李浑传》：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盖至此又一清定。案前世虽有法律，遵守初不甚严。《晋书·刑法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意。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其时裴、刘颂、熊远等皆以是为言，其论绝精。平世如此，无怪乱离时之竞兴新制，弁髦旧法矣。石勒之别造条制，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正不得訾为沐猴而冠也。

《隋书·刑法志》云：“文宣天保元年（550年），令群臣刊定魏朝《麟趾格》。既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武成即位，频加催督。河清三年（564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又上新令四十卷。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北齐书·本纪》：是年三月，以律令颁下大赦。《北史·封述传》：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齐律序》为陆俟玄孙仁崇之辞，见《北史·俟传》。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律无正条，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

《志》又云：“周文帝之有关中也，典章多阙。大统元年（535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周书·本纪》在三月。云奏魏帝行之。七年（541年），又下十二条制《纪》云十一月奏行。十年（544年），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纪》在七月。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纪》作二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武帝用法严正。齐平后，以旧俗未改，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纪》在建德六年十一月。宣帝大象元年（579年），以其用法深重，除之。后又广之，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纪》在大象元年八月，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

晋、南北朝定律之事，大致如此。章太炎有《五朝法律索隐》篇，见《太炎文录》卷一。盛称魏、晋、宋、齐、梁律之美。谓汉法贼深，唐律承袭齐、隋，有所谓十恶者，《隋志》：齐律刊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皆刻深不可施行。惟此五朝之法，宽平无害。其说有偏激者，亦有卓然不同流俗者。章氏美五朝法者：曰重生命：一父母杀子同凡论。二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曰恤无告：诸子姓仇复者勿论。曰平吏民：一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曰抑富人：一商贾皆殊其服；二常人有罪不得赎。其说商贾皆殊其服曰：“《广韵》引《晋令》曰：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殊其章服，以为表旗，令并兼者不得出位而干政，在官者亦羞与商人伍，则今世行之便。或曰：其形谲怪，将为文明之辱。余以为求治者尚其实不尚其华，纵辱文明，则奸政、役贫之渐自此塞岂惮辱之？且商人工人，虑非有高下也。今观日本。诸庸作者，织布为裋，大书题号其上，背负雕文，若神龟、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为谲怪者，顾独不可施诸商人邪？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满洲始稍稍崇商贾。非直因以为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与官吏亦嗜利，商人犹不以无道取，帝王官吏乃悉以无道取，若则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既不若，又抑挫之，则不恕矣。其尊奖商人也则宜。易世而后，莫如行晋令便。”此说于社会、政治情势，几于茫无所知，而徒任情为说，所谓偏激不可行者也。其论走马城市曰：“张裴《晋律序》曰：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余寻李悝《法经》，本有《轻狡》之篇，秦、汉因之。盖上世少单骑，车行有节，野外之驰，曰不过五十里，国中不驰。六国以降，单骑郁兴，驰骤往来，易伤行者，由是有轻狡律，《晋律》：众中走马者二岁刑，见《御览》六百四十二。都会殷赈，行人股脚肩背相摩，走马者亦自知易伤人。然犹俜侠自喜，不少陵谨，此明当附贼杀之律，与过失戏杀殊矣。藉令车骑在中，人行左右，横度者犹时不绝。若无走马杀人之诛，则是以都市坑阱人也。自电车之作，往来凡轶，速于飞矢。仓卒相逢，不及回顾，有受车轹之刑而已。观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将车者财罚金，不大诃谴。汉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罚金且不得。夫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豪毛。以为利贼杀人，视以轻狡贼杀人，其情罪当倍蓰。如何长国家者，惟欲交欢富人，诡称公益，弛其刑诛？余以造用电车者，当比走马众中与二岁刑；因而杀人者，比走马众中杀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秉《晋律》以全横目，汉土旧法，贤于拜金之国远矣。”论子姓仇复云：“治吏断狱，必依左证，左证不具，虽众口所欲杀不得施。如是，狡诈者愈以得志，而死者无可申之地。前代听子姓复仇者，审法令有疐跋，不足以尽得罪人，故任其自得捕戮；且不以国家之名分制一人也。”说虽亦有偏蔽，要自有其颠扑不破之理，非夫人之所能言、所敢言也。要之，当时南北法律之不同，自为法家一重公案也。

刑法：陈群等定魏律，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梁制，刑为十五等。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天监三年（504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法官虞僧虬启称：景慈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除赎罪之科。十一年十月复开。北齐刑名五：一曰死，重者 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途，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

一岁者无笞。并锁输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为十五等。《通鉴》系陈文帝天嘉五年（564年）《注》曰：“死四等，流一等，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通鉴》依《五代志》大凡为十五等之文也。”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周制：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仲长统言肉刑之废，轻重无品，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晋世葛洪论此，意亦相同。见《抱朴子·周刑》篇。刑法之得衷，实由以徒流备五刑，其制大成于隋，启之实自南北朝之世也。

复肉刑之论，魏晋之世，尚多有之。《晋书·刑法志》言：晋初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及元帝时，卫展为廷尉，又上言之。诏内外通议。王导、贺循、纪瞻、庾亮、梅陶、张嶷等是之。周、桓彝等非之。帝欲从展所上。王敦以为习俗日久，必验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乃止。桓玄辅政，又欲复斩左右趾以轻死，命百官议之。孔琳之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之同，故遂不行。琳之之议，《晋志》不载，《宋书》本传载之，亦赞以斩右趾代死，非全不同也。慕容超亦尝议复肉刑，以群下多不同而止。超所下书，言光寿、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光寿者，慕容儁年号，伪号烈祖。建兴者，慕容垂年号也。伪号世祖。可见欲复肉刑者之多。此实以髡钳不足惩奸，鞭笞大多致死之故。欲救此弊，自以王朗倍其居作之说为至当。晋后议者，惟刘颂针对此说立论。其言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县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徒亡日属，贼盗日烦。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后从而赦之，此谓刑不制罪，法不胜奸。”其说诚当。然此自用刑者之不详，非以徒刑代肉刑之咎也。余人之论，如谓肉刑乃去其为恶之具，或谓人见其痛，将畏而不犯，皆言之不能成理。乃如王导等之议，既欲复肉刑，又虑人习所见，或未能服，欲于行刑之时，明申法令，任乐刑者刑，甘死者杀，则更灭裂不可行矣。宜其卒不能复也。

然肉刑之名，虽未尝复，其实则未尝不偏复。《宋书·明帝纪》：泰始四年（469年）九月，诏曰：“降辟差网，便暨钳挞，求之法科，差品滋远。自今凡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悉依旧制。斩刑。五人已下相逼夺者，可特赐黥、刖，投畀四远。仍用代杀，方古为优。”此即魏晋来之论议，欲以放流、黥刖，补死刑髡笞之不足者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四年（515年）正月，诏曰：“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途已雍，并可省除。”

《隋书·刑法志》云：“梁律劫身皆斩，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详见下。天监十四年，除黵面之刑。”与《纪》所载当即一事，则梁亦以劓、墨代死刑也。宫刑亦间用之。《南史·杜崱传》：岳阳王诛诸杜，幼者下蚕室是也。北魏用之尤多，北齐亦然。据《魏书·阉官传》所载，见阉者似以俘虏为多。段霸、赵黑、孙小，敌国之俘也。张宗之、抱嶷、平季、刘思逸，反者之俘也。杨范坐宗人劫贼。余皆但言因事。王温父冀为高邑令坐事被诛，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则虽官吏亦不得免矣。其见于《阉官传》之外者：宋隐叔父洽之子顺训，亦敌俘。封懿之孙磨奴，常珍奇小子沙磨，亦皆以谋叛。《崔玄伯传》：崔模入北，其子冲智等聚货物，间托开境，规赎之。而魏赐谟妻金氏，生子幼度。行人以财贿至都，当窃模归。模顾念幼度，指谓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辈，令坐致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于我。”乃授以申谟。谟亦得赐妻，生子灵度。及此，弃妻子走还。灵度遂刑为阉人。是亡归敌国者，魏法皆刑其子也。周文帝定秦陇，兄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子胄以年幼下蚕室，见《周书》本传。崔季舒、封隆之弟子孝琰之死，小男皆下蚕室，见《北齐书》本传。《北史·魏本纪》：文帝大统十三（547年）年，二月，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亡罪。《齐本纪》：后主大统五年二月，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盖宫刑至是始除。然则五刑之不用者腓耳，而又代之以刖，然则肉刑何尝废？而刑亦何尝平哉？

陈群制法，枭葅夷三族者，皆不在律令，是律已废此刑也。然卒不能禁其不复用，则胜残去杀，非徒法之所能为也。刑之残者：如

，魏 卢溥及其子焕，见《魏书·太祖纪》天兴二年（400年）。赵准，见《长孙肥传》。此皆以反叛。萧宝夤少子凯，以害母南阳公主，见《宝夤传》。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坐亦奏 之，而潴其室，见《邢峦传》。如烹，杜岸之诛，萧詧拔其舌，脔杀而烹之，见《南史·杜崱传》。魏静帝与华山王大器、元瑾谋攻齐文襄，大器等皆见烹，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妖贼郑子饶，烹于都市，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六年（575年）及《皮景和传》。南安王思好以王尚之为长史，思好败，尚之烹于邺市，见《北史·齐宗室诸王传》。如焚，思好之败，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五年（574年）及《北史·后妃齐武成弘德夫人李氏传》。《北齐书·思好传》云：暴思好尸七日，然后屠剥焚之。如支解，崔 妾冯氏，以厌蛊，受纳狼籍，斩于都市，支解为九段，见《北史·崔逞传》。厍狄伏连与琅邪王俨杀和士开，亦受支解之刑。如大刃剉杀，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杀之，见《魏书·昭成子孙传》。如具五刑，魏宗爱夷三族，具五刑，见《魏书·阉官传》。中国之暴主，亦间行之，而要以出于异族者为多。慕容超议复肉刑，又欲立烹、之法，附之律条，夷狄诚不知治体哉！三族之法，晋创业时用之最多。曹爽、《晋书·宣帝纪》嘉平元年（249年）。王淩、嘉平三年（251年）。夏侯玄、张缉、《景帝纪》正元元年（254年）。诸葛诞《文帝纪》甘露三年（258年）。及其支党，皆受此诛。虽附己者如成济，亦不得免焉。《文帝纪》景元元年（260年）。《荀勖传》：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阃阖门。文帝弟安阳侯幹闻难欲入。佑谓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幹以状白。帝欲族诛佑。勖谏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可见当时族诛之滥。而杨、贾乱后，诛戮之酷由之矣。《杨骏传》：孟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据《惠帝纪》：是时夷三族者，有骏弟卫将军珧，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符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骏传》言：武帝初聘武悼后，珧表曰：“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从之。珧临刑称冤。云事在石函，可问张华。当时皆谓宜为申理。而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促行刑者遂

斩之。处乱朝者，诚无以自全矣。《赵王伦传》：伦矫敕三部司马曰：“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内侯。不从诛三族。”孙秀劝伦杀张林，诬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皆夷三族，见《伦》及《岳传》。齐王冏杀王舆，夷三族，见《惠帝纪》永宁元年（301年）。孟观为伦守，亦夷三族，见本传。《孙旂传》：旂子弼及弟子髦、辅、琰，与孙秀合族。及赵王伦起事，旂以弼等受署伪朝，遣小息责让。齐王冏起义，四子皆伏诛，襄阳太守宗岱承冏檄斩旂，夷三族。其滥亦可谓甚矣。冏之死，诸党属皆夷三族，见本传。成都王颖杀陆机，夷三族，见《颖传》。陈敏夷三族，见《周处传》。张昌同党并夷三族，见《昌传》。又《武帝纪》：泰始八年（273年）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杀之，传首京师，弘坐伏诛，夷三族。其夷狄之君：则石勒杀曹平乐，夷其三族。见第五章第一节。乞伏慕末尚书辛进，随炽盘游后园，弹鸟误伤暮末母面，暮末立，诛进五族二十七人。《北史》本传。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见上。崔浩之败，太武欲夷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五族，以高允持之而止。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游雅且以论议长短，陷陈奇至族焉。《魏书·雅传》，参看下文。亦云酷矣。《晋书·怀帝纪》：永嘉元年（307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盖陈群定法，虽蠲此刑，其后又尝著之也。《愍帝纪》：建兴三年（315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敕雍州掩骼埋骴，有犯者诛及三族，此或仅指一事言之。然《明帝纪》：太宁三年（378年）二月，又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见下。《温峤传》：峤奏军国要务，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诚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时权用，今遂施行，非圣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则又竟复之矣。《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474年）六月，诏：“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刑罚志》：太和十一年（487年），诏：“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可更议之。”盖至是始从宽典。然《北齐书·韦子粲传》：孝武入关，以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将出讨，城陷，子弟俱被获，送晋阳。蒙放免，以粲为并州刺史。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惟子柴与弟道谐二人而已。则门房之诛，西魏犹行之也。

《魏书·源贺传》：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三十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高宗纳之。出养犹追还就戮，可见亲族连坐之酷。然中国之法，女子出适者，亦不能免于连坐，其酷亦殊不减此也。曹爽支党之诛，姊妹女子适人者皆杀，见《晋书·宣帝纪》。毌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昏。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言：“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宜改旧科”，“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朝廷佥以为当。于是有诏改定律令。据《晋书·刑法志》及《何曾传》。潘岳之死，已出之女，亦一时被害，见《岳传》。《解系传》云：弟结。孙秀乱关中，结在都坐，议秀罪应诛，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结亦同戮。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朝廷遂议革旧制。女不从坐，由结女始也，则其时既醮之妇，已不从戮，后又并免在室之女矣。明帝复三族刑，《纪》亦云不及妇人。

游雅之贼陈奇，事见《魏书·儒林传》。云：有人为谤书，多怨时之言，颇称奇不得志。雅乃讽在事，云此书言奇不遂，当是奇假人为之。如依律文，造谤书皆及孥戮。遂抵奇罪。以口语而致斯祸，尤前世所未闻矣。然魏法之酷，实尚不止此。《魏书·刑罚志》云：“高宗太安四年（458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酤、饮皆斩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测，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臧二丈皆斩。”当时盖酒禁其名，监谤其实，故下文云“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以二者并言。见劾为不敬者，盖亦口过而非酒失也。候官者？《官氏志》言：“道武欲法古纯质，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法古纯质，不依周、汉，犹云彼自创为，不用中国之法耳。候官之职，颇类魏、吴之校事，然亦以口语诬陷人，则又魏、吴之所未有矣。《刑罚志》又云：高祖太和三年（479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喧斗于街衢。此则如今警察之职矣。

敌国相争，士民各为其主，实与本国之叛逆者殊科，故降下之际，未有加以诛戮者。乃魏晋之际不然。晋宣帝之平公孙渊也，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本纪》景初二年（238年）。其酷，亦前古所未有也。晋宣帝不足责，杜预粗知书传，而其传言：预初攻江陵，吴人知其病瘿，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此何刑法乎？俗既成则莫知其非，事习焉则不以为怪，故武人之专横，实人心世道之大忧也。谯纵之在晋世，固与公孙渊之在魏世不同。然其民则亦胁从耳。朱龄石入成都，所诛者止于纵同祖之亲，善矣。然其后蜀人侯产德作乱，又穷加诛翦，死者甚众，则又何也？宋孝武广陵之戮，不下于晋宣帝之于襄平，则更惨无人理矣。见第九章第二节。《宋书·沈怀文传》，谓其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即京观之俗称也。

逆乱而外，刑法峻重者，莫如劫及亡叛。此皆穷而无告者之所为，而又以严刑劫之，亦可哀矣。《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年）七月，诏曰：“往者军国务殷，事有权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时。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反叛、淫、盗三犯补冶士，本谓一事三犯，终无悛革。主者顷多并数众事，合而为三，甚违立制之旨。普更申明。”八月，又以“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无故自残伤者，意亦欲以避役，实与亡叛同也。梁律：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运、谪配材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隋书·刑法志》。劫科峻重，于此可见。此尚为朝廷法令，并有州郡自立严制，以劫其民者。如沈攸之在荆州，一人逃亡，阖宗捕逮是也。见《齐书·柳世隆传》。比伍保受，本为军刑，亦以劫及亡叛，蔓延滋广。《宋书·谢庄传》：大明元年（457年），起为都官尚书，奏改定刑狱，曰：“顷年军旅余弊，劫掠犹繁。监司计获，多非其实。或规免咎，不虑国患。楚对之下，鲜不诬滥。身遭锧之诛，家婴孥戮之痛。比伍同闬，莫不及罪。”甚有如《宋书·自序》所载，以盗发冢罪近村民不赴救而同坐者。沈亮知其非理，亦不过欲使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罚而已，民尚何所措手足哉？

章太炎谓五朝之法，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此特法令如是，论其实，则鞭杖之刑，及于士流者甚罕。颜之推谓梁武父子，好用小人，由可鞭杖肃督，已见第十八章第二节。《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421年）六月，诏曰：“杖罚虽有旧科，然职务烦碎，推坐相寻。若皆有其实，则体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设罚之意，可筹量觕为中否之格。”《齐书·陆澄传》云：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迁尚书左丞，时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十五人。是以古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曩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虽有被罚者，别由犯忤主心，非关常准。自泰始建元已来，未经施行。事废已久，人情未习。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人怀惭惧。兼有子弟成长，弥复难为仪适。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皆南朝杖罚，久以文行之证。《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502年），诏：“玩法惰官，动成逋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槚楚申威，盖代断趾。笞棰有令，如或可从。外详共评议，务尽厥理。”似有意于实行杖罚。然观颜之推之言，则亦未尝行诸士大夫也。北朝则不然。魏初朝士，多见杖罚，见《魏书·高允传》。高阳王雍为司州牧，考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豪，为任城王澄所奏，见《澄传》。北齐崔季舒，文宣时为司马子如所列，与崔暹各鞭二百，徙北边。武成时，又以诣广宁王宅，决马鞭数十。及谏后主适晋阳获罪，韩长鸾又将加其同署者以鞭挞，以赵彦深执谏获免，事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甚至唐邕为宰相，司空从事中郎封长业、太尉记室参军平涛为征官钱违限，邕各杖背二十。史言齐时宰相，未有挝挞朝士者，至是甚骇物听。厍狄伏连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挞，逼遣筑墙焉。伏连《北齐书》。附《慕容俨传》。无怪沈攸之“鞭棰国士”，史谓其“全用虏法”也。《齐书·柳世隆传》。魏自太和以降，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此盖孝文浮慕中华，偶有是举。李彪乃因此上书，谓汉文纳贾谊之言，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入狱，良由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欲使其著为长久之制。《魏书·彪传》。以是望虏，不亦远乎？《齐书·张融传》：融请假奔叔父丧，道中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狱。大明五年制（461年）：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为左丞孙缅所奏，免官。则中国之法，鞭杖施诸僮干，亦有定限，断不得如唐邕、厍狄伏连之所为也。

鞭用革，杖用荆，长广皆有定法。枷锁杻械，亦有恒制。皆见《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又有测立之法，以施“臧验显然而不款”之人。其法：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鞭笞讫，着械杻上测，隔若干日一上，上测若干刻，皆有定法。梁、陈之制，见《隋书·刑法志》及《陈书·儒林·沈洙传》。《洙传》载周弘正之说，谓“测人时节，本非古制”，疑其缘起颇晚，故汉、魏史籍，未及其事也。《南史·循吏传》：何远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测，《梁书》作立。远度己无臧，就测。测，《梁书》亦作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臧禁杖除名。又《陈宗室诸王传》：南康愍王昙朗之子方泰，与亡命杨钟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间，淫淳于岑妻。为州长流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损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则上测。”《陈书》作行刑，疑浅人所改。方泰乃投列承引。则士大夫不受测，亦特相沿如是，而非法不得施也。《梁书·孝行传》：吉翂，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理虽清白，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高祖异之。敕廷尉卿蔡法度：“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盛陈徽，备列官司，厉色问翂，更和颜诱语。翂初见囚，狱掾依法备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听。法度具以奏闻。高祖乃宥其父。世固有画地为牢议不入，削木为吏计不对者；畏惨酷而自诬服，亦非无其人，乃更以威严，胁其请代之子，且加桎梏以苦之，以是而得狱情，无失出，与失入者孰多？高宗录尚书，议改测立之法，周弘正请先责取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廷尉监所列，款者初不较不款者为多。而盛权谓：“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则旧制之所得，必不免如弘正所云“无愆妄款”者矣。弘正云：人有强弱，断狱宜依准五听，不应全恣考掠，诚哉是言也。皆见《陈书·沈洙传》。

中国历代，皆以矜慎为恤狱之道；而昔时法学，非甚专门，恒以为审理之事，凡官吏皆能为之；故审理之级数易增，参与审理之官司，亦随之而日多。谢庄之奏改定刑狱也，谓“旧官长竟囚毕，郡遣督邮案验，仍就施刑。督邮贱吏，非能异于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愚谓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核辨。必收声吞衅，然后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齐书·武帝纪》：永明三年（485年）七月，诏：“丹阳所领及余二百里内见囚，同集京师。自此以外，委州郡决断。”此虑令长之不详而重州郡之责，又虑州郡之不详而重廷尉之权者也。非官司所能理者，得击登闻鼓上闻，如吉翂是。《齐书·谢 传》：出为吴兴太守。长城县民卢道优家遭劫，诬同县殷孝悌等四人。收付县狱考正。考悌母骆诣登闻诉，称：“孝悌为道优所诽谤，横劾为劫。一百七十三人连名保征，在所不为申理。”闻孝悌母诉，乃启建康狱覆。道优理穷款首，依法斩刑。有司奏免 官。是其法，确亦有时能申理冤枉也。人君亲览狱讼，历代皆时有之。如宋文帝、孝武帝，皆每岁三临讯，见《南史·本纪》元嘉三年（426年）、大明元年（457年）。《魏书·孝庄帝纪》：建义元年（528年），诏“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出帝纪》：永熙二年（534年）五月，诏“诸幽枉未申，事经一周已上，悉集华林，将亲览察。脱事已经年，有司不到者，听其人名自陈诉。若事连州郡，由缘淹岁者，亦仰尚书总集以闻。”虽当造次颠沛之际，仍不忘申理冤滞，即无实效，亦足见告朔饩羊之意也。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理有皦然，受困包匦，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三年（504年）六月，诏曰：“哲王宰世，每岁卜征。末代风凋，久旷兹典。可分将命，巡行州郡。其有深冤巨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五年（506年）四月，诏“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皆见《本纪》。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免枉。《隋书·刑法志》。高祖永定三年（559年）正月，诏临川王蒨省扬、徐二州辞讼。《本纪》。此等皆多开审理之途，期尽矜慎之意者也。此自有合于“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之义。然审级太多，岁月或致淹久；又错出干与之官，不必皆明法令，甚或生事护前；则亦不免有弊。《魏书·高崇传》：子道穆，以庄帝时为御史中尉。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恒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雪者，岂可胜道哉？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

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按检。”诏从之，复置司直。观此，即足知错出干与之弊矣。

特异之人，治以特异之法，鞫以特设之官者，前代亦间有之。石勒使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晋书·载记》。魏世宗永平元年（508年），诏：“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之。”《魏书·释老志》。是其事也。此自各率其俗之意，与近世之领事裁判用意不同也。

葛洪欲立明法之科，已见第四节。齐建元元年（479年），崔祖思启陈政事曰：“汉末习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絜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职者鲜矣，废其职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永明九年（491年），孔稚珪上所校律文，表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募。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选其能，邑长并擢其术；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诏报从纳。事竟不施行。皆见《齐书》本传。至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三月，乃置胄子律博士焉。《南史·本纪》。《晋书·姚兴载记》：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其重视法学，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魏书·常景传》言：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则魏律生亦属廷尉。《隋书·刑法志》言：北齐定律之后，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此皆官学。其私家传业者：《晋书·高光传》言：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光，魏太尉柔之子。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迁廷尉。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齐王冏辅政，复以光为廷尉。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频典理官。又《儒林传》：续咸，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后没石勒，以为理曹参军。《周书·赵肃传》言：肃久在理官，执心平允。凡所处断，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太祖命肃撰定法律，已见前。又云：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发言措笔，尝欲辨析秋毫。历职内外，有当官之誉。从魏孝武入关，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有阙，至于台阁轨仪，多招所参定。论者称之。皆明法之士，见称于时，获用于世者也。《晋书·忠义传》：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浅，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此等虽习律令，而不必明于其理，则为令史之俦矣。《晋书·刑法志》：张华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此乃古者县法象魏之意，意在使民畏法，非欲使民明法也。

复仇之风，仍极惨烈。法令于此，本加禁断，《魏律》：贼斗杀人者，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者，不得报仇，见《晋书·刑法志》。姚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见《载记》。《魏书·世祖纪》：太延元年（435年）十二月，诏曰：“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自今已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盖以避仇失职者多，故为此一切之法也。《隋书·刑法志》云。周武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案其事见《周书·本纪》保定三年四月。然舆论率称道之，执法者为其所动，遂亦多加原宥焉。刁协子彝，王敦诛后，斩仇人党，以首祭父墓。诣廷尉请罪，朝廷特宥之。见《晋书》本传。又《良吏传》：乔智明，为隆虑、共二县令。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余。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南史·孝义传》：张景仁，广平人。父为同县韦法所杀。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仇。普通七年（526年），遇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诣郡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时简文在镇，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属长蠲其一户租调，以旌孝行。又成景儁，父安乐，仕魏为淮阳太守。天监六年（507年），常邕和杀安乐，以城内附。景儁谋复仇，因杀魏宿预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525年），邕和为鄱阳内史。景儁购人刺杀之，未久，重购邕和家人杀其子弟，噍类俱尽。武帝义之，亦为屈法。又李庆绪，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仇。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顺，尔朱荣害衣冠，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长子朗，时年十七，沉戈潜伏。积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顺墓。然后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周书·柳庆传》：庆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宝所害。桧子三人，皆幼弱。庆抚养甚笃。后宝率众归朝，朝廷待以优礼。居数年，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宝于长安城中。晋王护闻而大怒，执庆及诸子侄皆囚之。然武帝卒特原雄亮，事又见《隋书·柳机传》。当时之复仇者，往往蓄志积年，如张景仁、成景儁、李庆绪、元朗、柳雄亮皆是。不远千里。《宋书·孝义传》。长城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仲期子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庚埔埭逢庆思，手刃杀之。自系乌程县狱。吴兴太守郗超表不加罪，许之。奚庆思，《南史》作庆恩。虽在蛮夷，身不能至，亦且伺隙而行其诛焉。《宋书·宗越传》：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父为蛮所杀。杀其父者

尝出于郡，越于市中刺杀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其酷者或及后嗣。谯闵王承为王廙所害，子烈王无忌，与丹阳尹桓景等饯江州刺史于板桥，廙子丹阳丞耆之在坐，无忌拔刀欲手刃之，救捍获免。御史中丞奏无忌欲专杀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诏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而许无忌以赎论，此亦失刑也。桓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与焉。彝子温，时年十五，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沈庆之之死，攸之求行。及攸之反，文季督吴兴、钱唐军事。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亲党无吹火焉。史称君子以文季能报先耻。龚壮父叔为李特所害，壮说李寿以讨期；萧顺之为齐武帝所贼，梁武帝助明帝以倾其嗣，亦皆报诸后人者也。即敌国相争，《晋书·陶璜传》：孙晧时，交趾内附。将军毛炅破吴军，斩其都督修则。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宋书·徐湛之传》：父达之，高祖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休之遣鲁轨击破之，于阵见害。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轨子爽兄弟归顺。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此皆有合于义。梁武帝之宥成景儁，则实失刑也。《周书·杜叔毗传》：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达奚武围循于南郑。循令叔毗诣阙请和。使未反，循中直兵参军曹策，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策等忌之，惧不同己，诬以谋叛，擅加害焉。循寻讨策等，擒之，斩晓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长安。叔毗朝夕号泣，具申冤状。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复仇，恐违朝宪，坐及其母，沉吟积时。母知其意，谓曰：“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感厉。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刳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就戮。太祖嘉其志气，特命赦之。夫自北朝言之，则策为首谋归降之人，虽天下之恶一，而叔毗报仇亦过当，周文亦失刑也。若黄瑶起见获，而魏孝文以付王肃，听其私报，则更不俟论矣。徐达之，《南史》作逵之。伏法受诛者，亦不能免。《晋书·忠义传》：沈劲父充，与王敦搆逆，众败而逃，为部曲将吴儒所杀。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竟杀仇人。《充传》云：劲竟灭吴氏。劲后虽立忠义，此事则犯法之大者，晋人宥之，失刑甚矣。沈林子祖父警，累世事道。敬事杜子恭。其父穆夫，孙恩作乱，以为余姚令。恩为刘牢之所破，逃藏得免矣，宗人沈预，与警不协，以告官。警及穆夫，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林子与兄渊子、云子、田子、弟虔子，逃伏草泽。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乃自归宋高祖。从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祖父墓。事见《宋书·自序》及《南史·沈约传》。林子兄弟，才或可用，亦诚有功，然宋武纵其报仇，亦非法也。甚或仇视官长，《梁书·刘季连传》：季连既降，出建阳门，为蜀人蔺道恭所杀。季连在蜀杀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报复焉。道恭，《南史》作相如。云季连杀其父，变名走建业。既杀道恭，乃面缚归罪。武帝壮而赦之。此犹在去官后，且季连本曾叛逆也。若《南史·孝义传》云：赵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动，富于财。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动怒曰：无厌将及我。文茂闻其语，聚其族诛之。拔扈走免。聚党至社树，咒曰：“文茂杀拔扈兄，今欲报之。若事克，斫处树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枿，生十丈余。人间传以为神，附者十余万。既杀文茂，转攻旁邑。将至成都十余日，战败，退保新城求降。此直是犯上作乱。恐其兄亦本系乱党，乃至族诛，不尽由于文茂之贪求也。此更不足厕于报仇之列矣。并及大君，《晋书·孝友传》：王裒父仪，为文帝司马，斩之。裒未尝西乡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独以为必当自达，拔而官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为西夷校尉，卒，葬洛阳。裒更嫁其女。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昔嫁姊妹皆远，吉凶

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子葬父于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岂吾结好之本意哉？”此虽力不能报，仍守不共戴天之义也。诸葛诞之死，子靓奔吴，为大司马。吴平，逃窜不出。武帝与靓有旧，靓姊又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乡朝廷而坐。此虽不如王裒之姊妹断绝，亦犹裒之志也。苻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则竟公然欲报复矣。行于亲族之间。宋时，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应徙赵二千里外。临川王义庆及传隆并谓律无仇祖之文，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从之。然可见当时法家，有谓为母可以报王母者也。傅竖眼父灵越，有兄灵庆、灵根。萧斌、王玄谟攻碻磝，引灵庆为军主。灵庆遁还。而其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斌遣诱呼灵庆，密令壮健者随之。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也。既至，对坐未久，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后灵越以母在南南走，卒毒杀乾爱，为兄复仇。事见《魏书·竖眼传》。王敬则为谢朓所告而死。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刃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北齐崔暹子达拏，显祖以亡兄女乐安公主降之。尝问公主：“达拏于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惟阿家憎儿。”显祖召达拏母入内，杀之，投尸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皆可见当时报仇，不以亲族而释也。且有因此而投敌国者。如王慧龙、王肃、王颁等是。朱龄石伯父宪及斌，并为袁真将佐。桓温伐真于寿阳，宪兄弟与温潜通，真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攻战常居先，不避矢石。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报复之际，或必求剚刃于其身，《魏书·列女传》：平原鄃县女子孙男玉，夫为灵县民所杀。追执仇人，男玉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杀之，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之。有司处死以闻。显祖特恕之。或则食其所仇者之肉。孙恩入寇，谢琰败绩。帐下督张猛于后斫琰马，堕地。二子俱被害。后刘裕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见《晋书·谢安传》。殷仲堪子简之，随义军蹑桓玄。玄败，简之食其肉。王廙将朱轨、赵诱为杜曾所杀。王敦遣周访讨之。其将执曾诣访降，访欲生致武昌。轨息昌，诱息胤皆乞曾以复冤。于是斩曾。昌胤脔其肉而啖之。梁邵陵王纶遣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杀何智通。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围纶第，禽瓜、撒、智英。智通了敞之割炙食之。即载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车载钱，设盐，蒜，顾百姓食，一脔赏钱一千。张弘策为东昏余党孙文明等所害。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张氏亲属脔食之。魏道武见弑，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王肃得黄瑶起，亦脔食之。李彦刺秦州，为城民所杀。萧宝夤西讨，彦子充为行台郎，募众而征。战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见《北史·自序》。其不能报，则以变礼终其身。《南史·循吏传》：沈瑀为萧颖达长史。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509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是日于路为人所杀。多以颖达害之。子续累讼之。遇颖达寻卒，事不穷竟。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怨仇之门，累世不通。《晋书·元四王传》：武陵威王悕，为桓温奏徙新安，卒。子忠敬王遵。桓伊尝诣遵。遵曰：“门何为通桓氏？”左右曰：“伊与桓温疏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少称聪慧。《颜氏家训·风操篇》曰：“江南诸宪司弹人，事虽不坐，而以教义见辱者，或被轻系而身死狱户者，皆为怨仇，子孙三世不交通矣。”能和解者殊鲜。《魏书·李冲传》：冲兄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臧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臧罪，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又《术艺传》：王早。太宗时，有东莞郑氏，为同县赵氏所杀。后郑氏执得仇人赵氏，又克明晨

会宗族就墓所刑之。赵氏求救于早。早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还。选壮士十人，令一人为主者，佩此符。于鸡鸣时，伏在仇家宅东南二里许平旦，当有十人跟随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应第七。但捉取第七者还，事必无他。”赵氏从之。果如其言，乃是郑氏五男父也。诸子并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两家，赵氏竟免。此皆怨仇之克和解者，然能如是者恐甚少也。甚者毁坏坟墓，亦视同相杀之仇，而报复者亦毒及枯骨。桓阆杀昙落道人，朱谦之杀朱幼方，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世祖虑相报复，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选之，又刺杀恽。有司以闻，世祖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宽纵如此，宜乎相报者之无已也。乃如李充，父墓中柏树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则并未伤及其坟墓也。羊鸦仁为荀晷所害，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咎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报怨如此，信野番之所不为也。风气所趋，虽妇人、《晋书·列女传》：王广女。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帅梅芳攻陷扬州，广被杀。王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辞气猛厉。言终乃自杀。芳止之不可。此与第七章第八节所述秃发傉檀之女同烈矣。王敬则女欲报谢朓，杜叔毗母激厉其子，亦斯志也。《宋书·乐志》：魏陈思王《鼙舞歌精微篇》曰：“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亦必有其本事也。孺子，《晋书·孝友传》：王谈，年十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日夜伺度。至年十八，乃杀之。归罪有司。太守孔严嘉其义勇，列上宥之。《梁书·孝行传》：荀匠祖琼，年十五，复父仇于成都市。《南史·孝义传》：闻人夐，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齐高帝所赏。《魏书·淳于诞传》：父兴宗，萧賾南安太守。诞生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由是州里叹异之。《孝感传》：孙益德，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太后特免之。亦能自奋。司宪者不必皆平，舆论亦不必能抑强扶弱，不以名分制一人，其说诚有深意。然行之太过，得毋有借复仇之名，以报他怨，要称誉者乎？失仁后义，是非已极难言，况乎失义与礼，而徒矜懻以为信？风俗之弊，随举一端，病原皆极深远，固非就事论事，所能期其无憾也。

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中国为崇尚文教之国，两汉而降，此风尤甚。晋、南北朝，虽为丧乱之世，然朝廷苟获小安，即思兴学；地方官吏，亦颇能措意于此；私家仍以教授为业；虽偏隅割据之区，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较之罗马丧乱之后，晦盲否塞之情形，大异其趣矣。此亦中西史事不同之一端欤？

晋初太学，沿自魏世。泰始八年（273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宋书·礼志》。盖以魏世，来学者率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故有此举也。《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276年）五月，立国子学。《宋书·礼志》作起国子学。《晋书·职官志》云：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齐书·礼志》：东昏侯立，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293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盖屋宇起于咸宁二年（276年），教官定于四年（278年），生徒入学之法，实至元康三年（293年）而后定也。《晋书·裴頠传》：时天下初定，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候，甚有仪序。此事在武帝时，皇太子即惠帝也。其时盖徒行礼，未有教学之事。经说本只有太学，自王太子以下皆入焉，与士齿，殊有平夷之美。

《周官》有师氏、保氏，乃小学之职，据此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异贵贱”，曹思文表语。误矣。太康五年（284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宋书·礼志》。元帝初，王导请兴学。戴邈亦以为言。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太学，《本纪》。盖用其说。《宋书·百官志》云：太常博士，东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魏及晋两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又云：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一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晋初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太学焉。晋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来损其员，自宋世，若不置学，则助教惟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晋书·荀崧传》云：时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宋书·礼志》云：《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言：“宜为郑《易》、郑《仪礼》，《春秋》《公羊》《穀梁》各置博士一人。”诏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曰：“《穀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会王敦之难不行。《宋书·礼志》略同。以《百官志》之文参之，则所谓九人者：《周易》王氏一，《尚书》郑氏二，孔氏三，《毛诗》郑氏四，《周官》郑氏五，《礼记》郑氏六，《春秋左传》杜氏七，服氏八，《论语》《孝经》郑氏九，所增者《仪礼》《公羊》各一，合十一人也。《本纪》：太兴二年（319年）六月，置博士员五人，则所谓后又增为十六人者也。不复分掌五经，盖不复事教授？《儒林传》言：“元帝虽尊儒劝学，亟降纶音，而东序西胶，未闻弦诵。”其明征矣。《成帝纪》：咸康三年（293年）正月，立太学。《袁瓌传》云：瓌时为国子祭酒，上疏请给宅地，备学徒，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瓌始。《宋书·礼志》以此疏为瓌与太常冯怀共上，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老、庄，莫肯用心儒训。穆帝八年（352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则未有实效，旋又废坠。《孝武帝纪》：太元九年（384年）四月，增置太学生百人。《车胤传》：太元中，增置太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十年（385年）二月，立国学。盖至是二学并置。《晋书·职官志》云：孝武太元十年（385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宋志》云：十经由十助教分掌，盖在是时。《宋书·臧焘传》：晋孝武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据《齐书·陆澄传》：澄与王俭书，则是时《易》立王肃，《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穀梁》有麋信《注》。至宋元嘉建学，《易》乃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则黜郑置王，《左氏》则留服而去贾，《穀梁》益以范宁，而麋犹如故。澄谓《易》王、郑宜并存，《左氏》宜立杜，《穀梁》善范便当除麋。又云：“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俭答云：“《易》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穀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议，并同雅论。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太元立学，议由谢石，事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宋书》载其疏辞，谓上于太元元年（376年），元疑九形近而误，故有“皇威遐震，戎车方静”之语。淝水之战在八年。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深致贬损，而卒援是为恕辞，则

晋人颇重其事。然《宋书·礼志》谓其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则其实效，亦未可睹也。晋人立学，专欲以化贵胄。故晋初傅玄上疏，病“汉、魏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王导言：“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戴邈言：“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戎之役，不以盛年，讲肄道义，不亦可惜？”然粪墙朽木，素质已非，雕墁之功，云胡可就？其时特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而祭酒殷茂言：“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则犹是来者皆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之旧也。《宋书·礼志》。《宋书·礼志》言：孝武立学，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五行志》言：太元十年（385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晋志》略同。则立学未几，而所毁之屋，已侔于所造者三分之二矣。风纪败坏至此，其人尚可教乎？

《宋书·礼志》云：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443年），复立国学，二十七年废（450年）。案高祖诏立国学，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见《本纪》。其时学制已定，范泰尝上书论之，见本传。太祖诏建国学，事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诏言胄子始集，学业方兴，亦见《纪》；《何承天传》亦云，是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而《礼志》谓立学在二十年，盖师生集于十九年末，礼成于其翼年也。二十七年之罢，《纪》在三月，盖以军兴之故。《孝武帝纪》：大明五年（461年）八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而《礼志》不言其事，疑其实未有成。然则宋世国学修立，不及十年，可谓衰替。然其时于私家之能讲学者，为置生徒，隆其礼貌，加以资助，则其效或转在官学之上也。《隐逸传》：周续之，遁迹庐山。高祖践阼，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又《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438年），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此事《南史》入《本纪》，系元嘉十六年（439年）。《宋书·何尚之传》云：元嘉十三年（436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南史》同。其立学不知究在何年也。其后国子学建，尚之遂领祭酒焉，亦见《传》。《明帝纪》：泰始六年（471年）九月，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南史》云：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则其分部仍与元嘉同。《齐书·百官志》：泰始六年（270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永明三年（485年）国学建省，尤可见孝武之兴国学，实未有成也。

《齐书·礼志》云：建元四年（482年）正月，诏立国学。亦见《本纪》。《王逡之传》云：国学久废，建元二年（480年），逡之先上表立学，转国子博士。《张绪传》：建元四年（482年），立国子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崩乃止。《武帝纪》：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百官志》云：其夏国讳废学。永明三年（485年）正月，诏立学。亦见《纪》。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及员外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497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498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表言：“先代不以国讳废学，永明以无太子故废，非古典。”案建武四年（497年）诏言：“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讴诵寂寥，倏移年稔。”则其废，似不以无太子也。总明观以永明三年（485年）省，然是岁又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四年（501年），以本官领吏部，犹十日一还学，监视诸生焉。《俭传》。又竟陵王子良，尝表世祖，为刘 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未及徙居，遇病卒。《传》。此亦宋世待周续之、雷次宗之意也。孔稚圭欲于国学置律学助教，诏报从纳，而事不果行，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

《梁书·处士传》：梁武践阼，征何胤不至，乃敕胤曰：“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又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于是遣何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设馆而外，复征及其旧日生徒，较之宋、齐，尤为异数矣。《本纪》：天监四年（505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儒林传》云：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南史》又有吴郡陆琏。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此亦犹宋之立五学，特专于儒耳。七年（508年）正月，诏大启庠序，博延胄子。国学盖自此建立。九年（510年）三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儒林传》言：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大同七年（541年）十二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本纪》。亦见《张绾》《周弘正传》。此盖与国学并立，非如宋之五馆、总明观等补国学之缺也。《陈书·儒林·陆诩传》言：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声教东渐，南朝教学之规模，盖以此时为最盛矣。

《陈书·儒林传》云：高祖承前代离乱，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案《沈不害传》言：天嘉初，除衡阳王府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言宜建立庠序，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诏付外详议，依事施行。陈世兴学，不害盖有力焉。其后宣帝太建三年（572年），后主至德三年（585年），皇太子皆释奠太学。

私家亦有为学人立馆者，齐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祏于蒋山南为吴苞立馆是也。事见《齐书·高逸传》。

《晋书·张轨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隐逸传》：祈嘉博通经传。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李玄盛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刘曜载记》：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石勒载记》云：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教之。太兴二年（319年），勒伪称赵王。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勒亲临太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五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石季龙载记》：季龙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太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学宫。《隐逸传》：杨轲养徒数百，石季龙嗣伪位征之。迫之乃发。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其在伪朝，盖未尝受官职，与于教授之事。《慕容廆载记》云：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慕容皝载记》：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曰：“习战、务农，本也。百工、商贾，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皝乃命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慕容儁载记》：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苻健载记》：健败桓温后，修尚儒学。《苻坚载记》言：坚立学校。又云：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厉，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又云：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元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又云：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者擢叙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又云：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七，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又云：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姚苌载记》云：苌立太学。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姚兴载记》云：兴立律学于长安。详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慕容德载记》云：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德大集诸生，亲临策试。《冯跋载记》云：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

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李雄载记》云：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寿载记》云：广太学，起燕殿，百姓疲于役使，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皆当时偏隅割据之国，五胡僭窃之主兴学之事也。亦不徒官立也。《晋书·列女传》云：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程安寿。寿养护之。逞时年少，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闵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正经粗集。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缦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母宋氏焉。《姚兴载记》云：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其厚待师儒，弘奖后学，亦视中国无愧色也。

《魏书·儒林传》云：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400年），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本纪》：天兴二年（400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官氏志》亦云：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426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纪》在二月。《本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自汉除挟书之禁已来，奖民乡学，则有之矣，禁人立学，未之前闻，太武此诏，果何为哉？案太武又有私养师巫、挟藏谶记之禁。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其后孝文延兴二年（472年）二月，诏谓当时祭孔子者，“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亦见《本纪》。窃疑鲜卑窃据，人民图覆之者甚多，结合之资，不能无藉于宗教，孔教亦为所借用，虏乃从而禁之也。《儒林传》又云：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本纪》：太和十年（486年）九月，诏起明堂、辟雍。十五年（491年）十月，明堂、太庙成。十六年（492年）正月，宗祀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据《刘芳传》：发敕立四门博士，事在太和二十年（496年）。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本纪》：正始元年（504年）十一月，诏可敕有司，营缮国学。四年（507年）六月，诏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任城王澄传》；澄表言：“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学宫虚荷四门之名，宗人有阙四时之业。可敕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诏尚书可更量宜修立。《郑道昭传》：迁国子祭酒。表言：“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五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不从。道昭又表曰：“先帝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

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建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陛下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删定律令，缪与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书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曰：“新令寻颁，施行无远。”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颁，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不报。其事皆在世宗时也。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本纪》：延昌元年（512年）四月，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欲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孟春令就。”然《李崇传》：崇在肃宗时表言：“永平之中，大兴版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篑。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则其事仍未有成也。《郭祚传》：时诏营明堂、国学。祚奏：“不可于师旅之际，兴版筑之功，宜待丰靖之年，因子来之力。”从之。此即李崇所谓因水旱戎马而停者也。崇此疏，《北齐书·邢邵传》以为邵之言，《北史》同。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521年），乃释奠于国学，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本纪》：正光元年（520年）正月，诏：“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二年（521年）三月，庚午，帝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源贺传》：贺孙子恭，正光元年（520年），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言：“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从之。魏营学宫，阅时甚久，盖至此以一切之法敕之，乃克有成也。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置生七十二人。及迁都于邺，国子置生三十六人。此魏立学之大略也。

北齐国子寺，祭酒一人，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太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见《隋书·百官志》。然据《北齐书·本纪》：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年）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年）八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外州太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则法令多成具文。《儒林传》亦云：“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惟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

后周颇重太学。《周书·李昶传》云：昶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太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足见其于此途，已颇留意。武帝保定二年（562年），幸学，以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太和二年（478年）七月，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宣帝大象二年（580年），亦幸学释奠。皆见《本纪》：《隋书·辛公义传》云：周天和中，选良家子任太学生，以勤苦著称。武帝时召入露门学。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时辈慕之。《豆卢勣传》：勣在明帝时，为左武伯中大夫。自以经业未通，请解职游露门学。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学。皆足见其重视学业也。世宗雅爱文士，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听预焉。见《周书·千翼传》。则后汉鸿都门学之类耳。

郡县之学，留意者寡。以昔时兴学，多有粉饰升平之意，地方为物力所限，势不能如中央之修举也。南朝惟梁武帝尝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事在天监四年（505年），见《梁书·儒林传》。外此无闻焉。北朝则规制颇详，然亦徒文具而已。《魏书·显祖纪》：天安元年（466年）九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儒林传》云：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议盖发自李，成于高允，皆见本传。《允传》言“郡国立学自此始”焉。此云乡学，兼郡县之学言之。州郡之学，对县以下之学言，亦曰太学。《李平传》言平在相州，修饰太学。《高祐传》言祐为兖州刺史，镇滑台，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崔挺传》：挺族子纂之从祖弟游，转熙平太守，太学旧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闲敞之处，亲自说经。《北史·郦道元传》：道元试守鲁阳，表立黉序。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太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是也。成人之教，对童稚之教言之，亦曰太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瀍”是也。“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治。”《北齐书·儒林传》。可见规制徒详，并无益于实际也。

《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反于齐民。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廷，萧艾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诏曰：“学业堕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北齐书·杜弼传》：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答如响，大为甄所叹异。是魏、齐学制，学生不徒当地，并当由中央遣使校练也。此等考试，盖非徒校其学业，《北齐书·儒林传》言“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已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是也。魏世李 在相州，奏请立学。言“臣自到已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此即元英所云：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则其制，又不始自北齐矣。高允表论立学，言“学生当取郡中清望，先尽高门，次及中第”，亦以当时选举，首重阀阅也。然亦有徒为视化行礼之计者。如庾亮在荆州，缮造礼器俎豆之属，欲行大射之礼。《宋书·礼志》。蔡兴宗守会稽。三吴旧有乡射礼，元嘉中羊玄保为吴郡行之，久不修，兴宗复行之是也。《周书·孝义传》：张元有孝行，县博士等二百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则学校中人，又兼有旌别淑慝之责矣。

《学令》所列，地方虽多不克举，然间遇贤吏，则亦有极留意于是者。《宋书·礼志》言：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下教极言恢复之谟，有资教学。“令参佐大将子弟悉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事以亮薨而废，然其规模，则可谓弘远矣。《晋书·范汪传》：汪为东阳太守，在郡大兴学校。子宁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补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言其奢浊，抵罪。孝武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古者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盖不先富则教无所施，况以兴学而致劳扰？然但就兴学论，则汪与宁，可谓世济其美矣。唐彬监幽州军，领护乌桓校尉，兼修学校，诲诱无倦。范粲迁武威太守，到郡则立学校。杜慧度在交州，崇修学校。此兴学于边疆之地者也。魏初张恂为常山太守，开建学校，优显儒士。薛谨为秦州刺史，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兴焉。崔挺子孝暐孝庄初除赵郡太守。郡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遗，斗粟数缣。孝暐招抚遗散。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此兴学于兵荒之后者也。郦道元立学鲁阳，以教蛮人。见上。贾彝孙儁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儁乃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此兴学于僻陋之区者也。萧宝夤刺徐州，起学馆于清东。寇儁为梁州，令郡县立庠序。则南北接界之地，亦多有学。《魏书·郦范传》：弟子恽，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为主簿，令其修起学校。亦见《延儁传》。则僚佐之贤者，亦能佐长官以兴学矣。

《宋书·隐逸传》：沈道虔，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梁书·处士传》：诸葛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魏书·崔休传》：为渤海。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西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恒千余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此私家教学，地方官加以资助者也。

乡党之地，庠序盖寡，亦间有相沿不替者。《陈书·儒林传》：顾越，吴郡盐官人。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齐书·高逸传》：顾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欢亦盐官人也。

《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言：“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受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官长皆月至学所，以课其能。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此言教育普及最早者也。传授往往偏于学术、技艺，然人之可用与否，实尤在其德与才。世固有不能读书，亦无膂力，而践履惇笃，足受命于危难之间，智计纵横，可与谋于仓卒之际者。偏于学艺，宁免弃才？今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立意可谓周至。且不专于文而兼及于武，尤智德而外，不废体育之义也。自来言教育者，多偏于文，南北朝之世，颇有兼重武者。《齐书·崔祖思传》：祖思启陈政事，谓宜于太庙之南，引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魏书·韦阆传》：阆族子彧，为东豫州刺史。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表立太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皆其事也，亦兵争之亟使然欤？朗又言“国学宜详考古数，部定子史，令书不烦行，习无糜力”，尤足救支离破碎之弊。必如此，乃可施诸人人，而非复经生之业也。

《梁书·儒林传》言：“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太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横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陈书·儒林传》谓：“所采缀，亦梁之遗儒。”证以梁武帝敕何胤之语，南朝儒学，较汉世为衰落，盖非虚辞。而《魏书·儒林传》云：“世宗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齐书·儒林传》云：“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周书·儒林传》云：“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岂北人之好学，能远逾于南人哉？其非实录，盖可知矣。合各种记载通观之，大抵南北学业，皆以平安时为盛，而北方最盛仍在山东，则近于实也。《隋书·儒林传》，谓其时京邑达于四方，皆有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犹北朝时之情形也。斯时大儒，从学者之数，见于《儒林传》者，大者千余，小者数百，最多者或至万人。散见他处者，亦大致如是，如《晋书·唐彬传》：谓其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恒数百人。《隐逸传》：霍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宋纤，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瑀，弟子著录千余人。《齐书·刘 传》：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高逸传》：顾欢，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沈驎士，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徐伯珍，受业生凡千余人。《梁书·臧盾传》：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南史·贺玚传》：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魏书·高允传》：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刘昺传》：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昺受业者五百余人。《冯元兴传》：教授常数百人。惟此特就其盛者言之，统观其全，设教者及从学者，皆当不逮汉世之多也。

为学之序，初入学者，皆读《孝经》《论语》。若求深造，则更读他经，亦有诵习文辞者。《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又云：“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又云：“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魏书·外戚传》：冯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宋献公整，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隋书·蔡王智积传》：父景王整，高祖龙潜时与不睦。太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有五男，止教读《孝经》《论语》而已，亦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儿子有才能以致祸也。《韦师传》：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文学传》：王頍，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皆时人为学，始于《孝经》《论语》，次及《诗》《礼》之征也。读《易》者多为玄言之资，治《尚书》《春秋》者，则较少矣。初学之师，仅求其能管束生徒，使就轨范。《北齐书·高昂传》：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周书·晋荡公护传》：其母与之书，言其小时与元宝、菩提及姑儿贺兰盛洛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四人谋欲加害。可想见当时为童子师者之风气也。求深造者，自宜学有渊源。又弟子或欲依附其师，或又欲与同学者相交结。《梁书》言臧盾处同学间无所狎比；《隋书·高祖纪》云：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则当时同学相狎比者多矣。《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太祖令与诸子同就学，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元谐、王谊虽不终，初亦以同学相亲密，谊赐死时，诏犹以是为言也。《魏书·张普惠传》云：普惠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少同砚席，情自易亲，仕途攀援，何所不至？其欲相交结，固无足怪。不独同学，即师弟子间，亦何尝不如是。达官如唐彬，充隐如霍原，皆以教授为务，岂真欲守先待后哉？从之游者，又皆为传道授业计乎？《晋书·儒林传》言：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汜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然则广蓄门人者，多非清静之士矣。则必取有名之士，求诸通都大邑之中，有不远千里者。争名者必于朝，争利者必于市，读《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述邴原之事，已可见之矣。势利之途，古今一辙。索靖与乡人汜衷、张甝、索、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索 亦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即所谓争名者必于朝。魏世宋繇，亦敦煌人，随其妹夫至酒泉，追师就学，亦欲多历都邑，易于有闻也。高允负笈担书，千里就业。窦瑗年十七，便荷帙从师，游学十载。魏质年十四，启母求就徐遵明受业，母以其年幼，不许。质遂密将一奴，远赴徐学。见《北史·魏收传》。

杨尚希龆乱而孤，年十一，辞母受业长安，见《隋书》本传。此等岂尽为学问计哉？此等大师，罕亲讲授。《晋书·隐逸传》：杨轲，养徒数百。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受业门徒如此，徒著录者可知。《魏书·李孝伯传》：兄孙郁，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弟子亦多务虚名，鲜能辨其师之优劣，而哗世取宠之士，遂得以自欺欺人焉。《魏书·儒林传》：张吾贵，年十八，本郡举为太学博士。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佑粗为开发。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其徒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谓刘兰云：“君曾读《左氏》，为我一说。”兰遂为讲。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兰乃伏听。学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辩能饰非，好为诡说，由是业不久传。此等人可以为人师乎？然以诡辞动众，亦能取宠一时，而铿铿说经者，或反为人所讥评焉。《周书·儒林传》：樊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尝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皆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学问之道，尚有是非可言乎？当时传经，最重讲说。讲说之间，惟音辞风采是尚，

《樊深传》又云：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梁书·儒林传》：卢广，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又陆倕、徐勉书荐沈峻曰：“《周官》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北齐书·儒林传》：权会，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临机答难，酬报如响。动必稽古，辞不虚发。由是为儒者所推。贵游子弟，或就其宅，或寄宿研家，昼夜承问，受其学业。《隋书·儒林传》：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蕴藉，俯仰可观。

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或取办于口给以御人，能平心研讨者盖寡。《周书·儒林传》：熊安生。天和三年（568年），齐请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最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观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以口给御人始，而以请益从善终，可谓为学之榘范，然如此者不多觏也。乃有轩眉攘腕，致失儒者之风。《陈书·儒林张讥传》：天嘉中，迁国子助教。是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庠。讥与弘正论议，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坐以为笑乐。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魏书·儒林传》：李业兴，至于论难之际，高声攘振，无儒者之风。《北史·儒林传》曰：文襄集朝士，命卢景裕讲《易》。业兴子崇祖，时年十一，论难往复，景裕惮之。业兴助成其子，至于忿阋。文襄色甚不平。此等论难，真令人齿冷矣。《隋书·辛彦之传》：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难。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重岂不能抗彦之，无亦窥高祖意旨，不欲尽言邪？此等论难，又足辨正名理乎？甚至植党相争，《魏书·儒林传》：李业兴，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时有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遵明声誉未高，著录尚寡。业兴乃诣灵馥黉舍，类受业者。灵馥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业兴默尔不言。及灵馥说《左传》。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径还。自此灵馥生徒，倾学以就遵明，遵明学徒大盛，业兴为之也。何必徒取诸彼以与此邪？枉道相倾，《隋书·儒林传》：元善为后进所归，何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终至相戕相贼者。《魏书·儒林传》：陈奇与游雅以议论不合。时敕以奇付雅，令铨补秘书。奇既恶之，遂不复叙用。高允微劝雅。雅谓允有私于奇，乃取奇所注《论语》《孝经》，焚于坑内。告京师后生，不听传授。后竟陷奇于族。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无怪真能为学者，欲自师其心也。《魏书·儒林传》：徐遵明，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服膺数日，乃私谓其友人曰：“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师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魏大儒秘书监惠蔚，灵晖之族曾王父也。惠蔚一子早卒，其家书籍多在焉。灵晖惟寻讨惠蔚手录章疏，不求师友。可见当时经生之业，原可自求也，学问既可自求，从师复有何义？而乃赢粮负笈，千里追寻，谓非驰骛声气，得乎？

当时就学之徒，实以贵游为众。不独国子、太学，即私家之门，亦复如是。如《周书·卢辩传》言：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而教学之风，亦即为此辈所坏。《北齐书·儒林传》言：“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周书·薛端传》亦言：“太学多是贵游，好学者少。”《陈书·新安王伯固传》，言其为政严苛。为国子祭酒，有惰游不习者，重加槚楚。生徒惧焉，学业颇进。国学而至烦槚楚，其风纪可知矣。《梁书·百官志》言：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梁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今观学生，或由荐召，便知寒畯与此之难。如张缵以尚主召补国子生。贺玚为国子生，乃由刘 之荐。魏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俊秀者，欲以为中书学生。张安世年十一，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学生。索敞为中书博士，京师大族贵游之子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惰游习为固然。《晋书·吕纂载记》：苻坚时入太学，不好读书，惟以交结声乐为务。此乃当时风气，正不独纂为然也。谄谀不知可耻。《南史·王昙首传》：玄孙训。初补国子生，问说师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劳虚想。及观容止，若披云雾。”俄而诸袁子弟来。昂谓诸助教曰：“我儿出十数。若有一子如此，实无所恨。”谄谀之态，令人作呕。虽有考试，悉成具文。《陈书·袁宪传》：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谒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爱其神采。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会弘正将登讲坐，弟子毕集。乃延宪入室，授以麈尾。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邪？”何、谢于是递起义端，深极理致。宪与往复，酬对闲敏。弘正谓妥曰：“恣卿所问，勿以童稚相期。”时学众满堂，观者重沓，而宪神色自若，辩论有余。弘正请起数难，终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还咨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修。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邪？”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谓君正曰：“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寻举高第。此等考试，岂徒有名无实邪？又《文学传》：岑之敬，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坐，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亦一时兴到壤法

之举也。不务大成，惟求早达。齐世国学，限年十五，已见前。《宋书·范泰传》：高祖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言：“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是宋世学制，亦以十五为入学之年也。然史传所载，入学之年，多视此为早。如梁王份之孙锡，十二为国学生；许懋十四入太学；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对策高第；陈萧干，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周弘正年十五，召补国子生，皆是。徐勉年十八，召为国子生，犹其晚者矣。学于私家者亦然，如魏范绍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是也。又不徒弟子也，即博士亦然。高允议置郡国学官，请博士年限四十已上，助教限三十已上，《南史·贺琛传》云：“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意亦以为已早。然有十八而举为博士之张吾贵矣。论兴学者，多欲以此息华竞，而所为若此，不将转扬其波乎？诸生中自有孤贫好学者。《晋书·隐逸传》：祈嘉，酒泉人也，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梁书·儒林传》：范缜在刘 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 布衣，徒行于路。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陈书·儒林传》：驾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敝，盛冬止衣襦袴。《魏书·刁冲传》：虽家世贵达，及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自直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代己，身自炊爨。《周书·柳虬传》：年十三，便专精好学。时贵游子弟就学者，并车服华盛，惟虬不事容饰。皆可见当时学者，贫富不同，奢俭亦异。此辈除爱好坟籍，出自天性外，自不免有志于宠荣。次亦欲求免苦。

参看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所引葛洪论贡举之语。《魏书·儒林传》：董征，除安州刺史。因述职路次过家，置酒高会，大享邑老。乃言曰：“要龟反国，昔人称荣；杖节还家，云胡不乐？”因戒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时人荣之。此与《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引桓荣之事，可以参观。皆为学积年，而未能化其梯荣之志者也。赵至感母言，诣师受业，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至闻父耕叱牛声，投

书而泣。师怪问之。至曰：“我小，未能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师甚异之。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回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后乃亡到山阳求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游邺，复与康相遇，随康还山阳。改名浚，字允元。及康卒，至诣魏兴，见太守张嗣宗，甚被优遇。嗣宗迁江夏相，随到涢川，欲因入吴，而嗣宗卒。乃向辽西而占户焉。辽西举郡计吏，到洛阳，与父相遇。时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归。至乃还辽西。幽州三辟部从事。断九狱，见称精审。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既而其志不就，号愤恸哭，欧血而卒。时年三十七。树欲静而风不宁，有志不遂，卒殒其身，亦可哀矣。然亦可见求名者必违乡里，学校与贡举，如一辙也。而朝廷所以遇之者极薄。《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曰：“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魏书·儒林传》言：“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然废帝时羊深请修国学，谓“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又云：“当世通儒，冠时盛德，见征不过四门，登庸不越九品。”可见南北两朝，其待儒生皆薄。庾亮在武昌，下教曰：“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可见自他途进者，较学校为多也。来者所期，仍不过免役而已。庾亮兴学，可谓情殷，然下教亦云：“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殷茂谓国学混杂兰艾，亦云惮业避役。博士之选亦日轻，务进取者皆不乐为。《晋书·儒林传》：孝武帝以徐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已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梁书·张充传》：征拜国子祭酒。登堂讲说，皇太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当也。《周书·儒林传》：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530年），乃革选，以沈重补国子助教。《魏书·穆崇传》：玄孙弼，高祖初定氏族，欲以为国子助教。弼辞曰：“先臣以来，蒙恩累世。比较徒流，实用惭屈。”高祖曰：“朕欲敦厉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周书·吕思礼传》：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户郎中，寻以地寒被出，而得兼国子博士。可见其礼与选之轻。《宋书·谢方明传》言：其伯父邈为吴兴太守，舅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往投。邈并舍之郡学，礼待甚简。二人并忿恨，遂与孙恩通谋，亦可见当时遇儒者之薄也。以视汉世，博士、博士弟子，皆为通显之阶者，迥不侔矣。宜乎论者皆有不承权舆之叹也。

《晋书·苻坚载记》：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北齐书·儒林传》：魏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礼即仲礼。于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太原公已下。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之亡，复征中山张雕，即张雕虎。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太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神武纪》：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禽，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李铉传》：武定中，李同轨卒后，高祖令世宗在京，抄简硕学，以教诸子。世宗以铉应旨，征诣晋阳。时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及工书人韩毅，同在京馆，师友诸王。又云：鲍季祥从弟长暄，武平末，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贵游子弟。《杨愔传》云：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十余人。学庭前有柰树，实落地，群儿咸争之，愔颓然独坐。其季父暐，适入学馆，见之，大用嗟异。《周书·儒林传》：樊深，于谨引为其府参军，令在馆教授子孙。乐逊，太尉李弼请其教授诸子。魏废帝二年（553年），太祖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经授业。《贺兰祥传》：父初真，尚太祖姊建安长公主。祥年十一而孤，长于舅氏。特为太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北史·儒林传》：刘昼，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景穆十二王传》：阳平王新成之子钦，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反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惭。于是待客稍厚。钦子子孝，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此皆富贵之家，延师于家，以教其子弟者也。贵游入学，诚未必能学问，然如此，则益与平民隔绝矣。当时贵人，并有使儒生教其奴隶者。《魏书·温子昇传》：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是也。儒业亦可谓轻贱矣。

第二节 文 字

文字变迁，秦、汉为剧，过此则渐趋安定矣。说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二节。安定之世，贵统一而贱纷岐，故晋、南北朝，稍从事于釐正字体。

当时讹缪之字，亦有仍行于今者，如《颜氏家训·书证篇》所云“乱旁为舌”是也。然其时之错乱，恐远甚于今日。《杂艺篇》云：“晋、宋已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作才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惟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如所言，书几不可读矣。《梁书·曹景宗传》云：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观颜氏之说，乃知当时自有此风，正不独武人寡学者然也。

纷岐至此，自不能不加釐正，乃有名为釐正，而实扬其波者。《魏书·世祖纪》：始光二年（425年），初造新字千余。诏曰：“昔在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缪，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观其言，意亦在于釐正字体。然千余文中，当时俗字，为所沿用者必多。更益之以新造，新者既兴，旧者仍不能废，是治丝而棼之也。况文字本不由官府制定颁布，故其所造，卒不能行。

欲救文字之乱，必当釐正字书，当时官家，亦有为之者。《梁书·萧子显传》：子恺。先是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魏书·太祖纪》：天兴四年（402年），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周书·艺卫传》：太祖命赵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正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皆其事也。《刘仁之传》，言其性好文字，吏书失体，便加鞭挞。《北史·乐逊传》：逊舆榇诣朝堂，陈周宣帝八失。其七曰：诏上书字误者，即科其罪。盖亦苦其纷乱，故以严法绳之也。

当时人士，于小学多疏，观其识古文字之少，便可知之。《齐书·五行志》：建元二年（480年），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冲激山麓崩，长六七丈，下得柱千余，疑当作十余。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秦、汉时字，尚谓难识，况其上焉者乎？然此等事正多。《梁书·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南史·范云传》：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刻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读，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均；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进乃读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又《江淹传》：永明三年（485年），兼尚书左丞。时襄阳人开古冢，得玉镜及竹简古书，字不可识。王僧虔善识字体，亦不能谙，直云似科斗书。淹以科斗字推之，则周宣王之简也。《僧虔传》则云：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此事《齐书》见《文惠太子传》，云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时雍州治襄阳也。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齐书》作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齐书》作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齐书》云：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齐书》下又云：是时州遣按验，颇得遗物，故有同异之论。二说互异，即可知当时莫能真识者。《北史·高允传》：文成末，有人于灵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高祐。祐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宋寿。”此等亦不过秦、汉间字耳。《陈书·文学传》：庾持善字书。每属辞，好为奇字，文士以此讥之。未必非所谓文士者，见槖驼言马肿背也。

通知古字者，有两种人：一为文学之士留心古训者，一则书法之家也。颜之推非重书艺之人，《家训·杂艺篇》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良由无分故也。此艺不须过精，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然于字体、训诂、音读，皆颇审谛。盖由载籍极博，且能留意于是。《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514年）上表，求撰集古来文字。其书以许慎《说文》为主，兼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随文而解。音读楚夏，逐字而注。其体例盖颇完备。其所由来，则其六世祖瑗，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其后避地河西，数世传习。其祖威，尝上书三十余法。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其所书。实世传书艺者耳。《北史·儒林传》：樊深，读《仓》《雅》篆籀之书。《文苑传》：诸葛颍习《仓》《雅》，颇得其要。此文学之士留心小学者。又《刘芳传》：芳从子懋，善草隶书，识奇字，则兼文学书艺两途矣。此等人之著述，略见《隋书·经籍志》。然亦有撰而未成者，如江式之《古今文字》即是。式又表作《字释》，亦未就也。又有成而《隋志》未著录者，如《梁书·孝行传》载刘霁著《释俗语》八卷。《北齐书·儒林传》谓赵铉览《说文》及《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是也。字书亦有误缪者。颜之推云：“江南闾里间有《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亦见《家训·杂艺篇》。江式亦云：“篆形缪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釐改。”此其弊，皆在未究本原。故颜之推病“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也。《家训·勉学篇》。字

书以《说文》为最早。所说虽不尽信，要易推见本原。故颜氏笃信是书，谓：“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书证篇》。江式作古今文字，亦以是书为主也。

寻常传习，仍系前世编成韵语之书。其中以《急就篇》为最通行。故见于史传者，人多童而习之。如《魏书·儒林传》：刘兰，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北史·李灵传》：李绘，六岁便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遂窃其姊笔牍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章》；是也。然其书不必皆史游所撰。故《隋书·经籍志》，史游《急就章》一卷外，又有崔浩撰《急就章》二卷，豆卢氏撰《急就章》三卷焉。当时识字、学书，所用者尚系一本。《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顺，年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与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小学篇》必取羲之之书，盖正以用为楷则。崔浩多为人写《急就章》，见第八章第六节。盖亦以此。浩亦以是有重撰之本也。《北齐书·杨愔传》言其六岁学史书，盖亦识字与学书并行矣。

音读之殊，古称楚、夏。此本一种言语，随风土而稍讹。晋、南北朝之世，开拓之地愈广，杂处之族益多，故其错乱，有更甚于昔者。然以大较言之，则亦不过南北之异耳。《宋书·顾琛传》：谓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齐书·王敬则传》：谓其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至。此长江下游之语也。《南史·胡谐之传》言：齐武帝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遍向朝臣说之。此长江中游之语也。谐之豫章南昌人。观此，知当时贵人，皆以北语为尚。《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当时语言，“南染吴、越，北杂夷、虏”，此则相处既习，自然之势，非有意为之也。言语虽以一统为贵，人恒不免恋旧之情，故颜氏又谓其“各有土风，递相非笑”。观于史传：《宋书·宗室传》，讥长沙景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魏书·田益宗传》，美董峦虽长自江外，言语风气，犹同华夏。此习于北者之笑南。《陈书·周铁虎传》，谓其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而崔灵恩等，亦以音辞鄙拙，不见重于南人。见第一节。此习于南者之笑北也。《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废已习之法，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哭者。”《隋书·五行志》，谓炀帝言习吴音，后竟终于江都，亦鲁襄公终于楚宫之类。观其恶变古之深，即知其笃土风之甚。然从同之势，卒不可免。故杨愔称叹裴让之，谓：“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李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则史家笑之矣。好同恶异，贵通贱塞，错乱之语言，实于此情势中渐趋一统也。

今世语言、诵读，久已分道扬镳，语言之异，实非诵读所能矫正，故教育部颁布音符，欲藉读音以正语音，收效殊鲜。前世语多单音，则二者关系较密，故其讹缪，亦有互相牵率者。《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此等讹变，即足误事。刘仁之之驭吏，言韵微讹，亦见捶楚，盖亦有所不得已邪？欲救斯弊，必藉正音。故颜氏美葛洪《字苑》，分焉字训若、训何者音于愆反，送句及助词音矣愆反，而訾北人“呼邪为也”也。注音难确，反语斯兴。颜氏云：“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北齐书·废帝纪》云：天保元年（550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足旁亦为迹，岂非自反邪？”高贵乡公所怪，而废帝童而习之，可见反语通行之广矣。反语之用，不外双声、叠韵，故时人多明于是。《南史·谢庄传》：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其捷速如此。又《羊玄保传》：谓其子戎语好为双声，皆是也。颜之推云：“至邺已来，惟见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又自言：“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一言讹替，以为己罪。”其重之如此。然其迁流，卒不可免。至后世，言语多用 音，文字仍系单音，则读音之正不正，不复足以误事，而致谨于此者少矣。

颜之推又云：“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注》云：“补败反。”此所重者仍字音也。《隋书·经籍志》有《楚辞音》五种：一徐邈撰，一宋处士诸葛氏撰，一孟奥撰，一释遵骞撰，一不著撰人名氏。云：“隋时有释遵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此当不徒字音，亦兼及其声调也。

因音读之见重，而四声之说兴焉。《南史·周颙传》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陆厥传》云：齐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宫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梁武帝时。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案四声之别，不过语音高下、长短之不同。配合得宜，则诵之成响，不则蹇涩不可读，此不过作文字者讲求声调之一端耳。文之如口语书之者，是为散文，骈文则相去较远，诵读之声调，与口语之远近，亦因之而殊。骈文诵之既别有其声，为之自别有其法，于是所谓律体者生焉。《梁书·王筠传》：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上霓字下注云五激反，下霓字下注云五鸡反。此注语不知为《梁书》元文，抑后人所增。然即为后人所增，亦不失作者之意。盖谓其字当读入声，不当读平声耳。四声之用，不过如此。散文诵读之声，既与口语相近，能语言者，自能使其疾徐、高下，皆合节度。骈文则不然，故其声调不得不别学。声调既别有其律，字音之高下、长短，自不得不加别择。齐、梁时骈文盛行，四声之说，所以生于此时也。不为此等文字者，原不必留意于此。即为之者，其技苟工，亦自能暗合。故《南史·沈约传》，谓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梁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帝竟不甚遵用。此非武帝有作，不协四声，乃不待留意而自合，犹工于文者不必皆知文法也。陆厥与约书，谓其“谓历代众贤未睹此秘”为近诬。约答书虽不承此语，亦谓：“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声，配五群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盖为此也。

中国文字，亦颇行于外国。然不能变其语言者，其文字之行，亦不能久。《周书·异域传》云：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盖其国用华文，与胡往复，则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其后华文卒不能行于西域，则其验也。北族荐居，政权既为所攘窃，其语言亦随之流行，然亦卒不能久。《隋书·经籍志》，著录鲜卑语之书，凡十三种。

《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

十一卷。《鲜卑语》十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杂号令》一卷。云：“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传相教习，谓之国语。”此盖以华文书夷语，如明四译馆之所为。《魏书·吕洛拔传》：谓其长子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此以鲜卑语译华言，其所用者，当亦系华文也。《术艺传》：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此尚在太祖时。其后，盖亦如近世之满洲人，自忘其语。故有待于教习。《北齐书·高昂传》：谓鲜卑共经中华朝士，惟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足见鲜卑语已可不用。《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此亦其种类之间，旧语尚未尽忘，我能通之，则彼引为同类，非其语之尚有用也。《魏书·昭成子孙传》，谓元祯能通解诸方之语，此指鲜卑而外北方诸族言之，盖无著诸简牍者。《隋志》又有《婆罗门书》一卷，《外国书》四卷。《注》云：梁有扶南胡书一卷。此则当为元文。《志》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此衍声之法，传入中国之始也。

文具：纸渐盛行，而简牍亦未遽废。故李绘尝窃用其姊之牍，而皇甫商亦讽州郡以短檄召李含为门亭长焉。见第三章第三节。《北史·艺术传》言：卢士翼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其书，疑亦简牍之刻画者也。是时纸价尚贵，故王隐撰《晋书》，须庾亮供其纸笔乃得成；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妄载进呈之表，亦谓家贫禄薄，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也。详见第五节。左思赋三都，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谢庄作殷淑仪哀策，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南史·后妃传》。邢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齐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武陵昭王晔，尝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江夏王锋，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时年四岁。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晋书·忠义传》。徐伯珍，少孤贫，无纸，常以箭若叶及地上学书。《南史·隐逸传》。《齐书·高逸传》云：书竹叶及地学书。陶弘景，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南史·隐逸传》。郑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陈书·儒林传》：《北齐书·徐之才传》云：以小史好嚼笔，尝执管就元文遥曰：借君齿。其不逊如此。此与郑灼所用，皆为毛笔。臧逢世，欲读《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颜氏家训·勉学篇》。凡此皆可见当时纸笔之贵。故裴子野荐阮孝绪，称其年十余岁，随父为湘州行事，不书官纸，以成亲之清白。何曾，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则史著之以为骄奢矣。《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晋安王子懋之子昭基，以方二寸绢为书，遗其故吏董僧慧。盖由纸贵，故人习细书，犹汉光武之一札十行。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宋书·刘穆之传》云：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不亦浪费物力乎？作笔墨之法，见于《齐民要术》。卷九。《南史·张永传》云：永有巧思，纸墨皆自营造。宋文帝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此则玩物丧志，与民用无关矣。

《隋书·经籍志》小学门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注》云：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注》云：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注》云：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注》云：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注》云：梁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注》云：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二卷。云：“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直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至隋开皇六年（586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然则响拓之由来旧矣。然刻版之术未行，经籍终恃手写。刘芳为诸僧佣写经论，见第十九章第一节。蒋少游以佣书为业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二节。《梁书·孝行传》：沈崇傃，佣书以养母。《文学传》：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孝义传》：庾震，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亦其事矣。

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誊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其说，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矣。晋、南北朝，此习未改。《颜氏家训·书证篇》云：“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词。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于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及《诗传》云不戢戢也，不傩傩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阙。《诗》言青青子衿，《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按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并云衿交领也。邺下《诗》本无也字，群儒因缪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用释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诚可笑。”此删节过甚之弊也。书写之际，每用多种颜色，此则殊为清醒。《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贾逵撰。《晋书·儒林传》：刘兆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曰：“《汉书》田肯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肯。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字为肯。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肯。”《晋书·音义序》云：“仍依陆氏《经典释文》，注字并以朱暎。”是古于经籍，并用斯例。《周书·苏绰传》：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则官家文簿，亦用之矣。此即后世套版所本。惟刻书者格于物力，不必皆精；贾人尤仅为牟利；去此区别者甚多。代以黑白文者，亦不多见。而书之为所乱者多矣。然其弊亦不必与刻版并兴。《颜氏家训》又云：“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悍后，而《传》有更始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此等初亦或有以为别，传录者不皆精审，则失之矣。

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是时之言玄学者，率以《易》《老》并称，梁时，《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见《颜氏家训·勉学篇》。即可知其兼通于儒，匪专于道。少后，佛家之说寖盛，儒、道二家，多兼治之，佛家亦多兼通儒、道之学。三家之学，实已渐趋混同。中国向来，宗教、哲学与人伦日用之轨范并不分张，儒、释、道称为三教并行不悖，正以其名虽异，其实则无大不同耳。然斯时史籍所载，仍有所谓儒家之学者，与释、道鼎足而立，其故何欤？曰：此由儒家之中，自分两派：一派好讲原理，寖与释、道同流；又一派则仍守其汉末以来，支离破碎之旧习耳。先秦诸子，本皆志在经世。汉武以后，儒家独盛，思自效于世者，自无不兼通其说。即儒家，亦或兼采异家以自益。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论议，犹各执所见不相中，逮新莽变法，王田而外，兼行五均、六筦，则儒、法二家，寖合为一，即其明证。然学士大夫之吾欲云云者，无不与社会组织不相容，说虽不同，其为不可行则一，故新莽变法，卒至败绩。自斯以后，学士大夫，乃觉皇惑无主，不敢复言经世；有言之者，则皆昧于情实，泥于古人之迹，谓践之即足以为治。加以积古相传之迷信，至汉末而大张。新莽既以之图篡，光武亦借以惑民，图谶之说，遂为一世所宗尚。明哲之士，自将褰裳去之。此玄学之所由兴。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自有守旧而不变者，此则当时之所谓儒学也。故核其实，当时之所谓儒学，实只前此儒学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揽其全也。

此派之锢蔽，果何如乎？《隋书·经籍志》引《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成一艺”之说，而訾当世之学者曰：“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此与汉世碎义逃难，徒争胜于口舌间者，又何以异？《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已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周书·儒林传论》云：前世通六艺之士，莫不兼达政术，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虽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于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胄，穷则终于弊衣箪食。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其言，与颜氏此论相发明。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

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魏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当时经生锢蔽之状，可以想见。盖世自有不知体要，妄矜博洽，实极固陋之人，此时皆归于儒，遂致其术一蹶而不复振耳。《旧唐书·儒林·徐文远传》云：时有大儒沈重，讲于太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答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已先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所知悉是纸上语，此其所以施之世务，无一而可也。不特此也。《隋书·儒林·房晖远传》云：晖远以隋高祖时，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江南、河北之说，晖远果能皆通乎？得毋其所谓通者，亦如张吾贵之于《左氏》邪？见上节。《北史·儒林·徐遵明传》云：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皆如此。献之、吾贵又甚焉。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以此为师，不诚令人气塞乎？即诚通明者，于世事复何所益？南北朝儒家，最为后人所推服者，曰勤于三礼之学，议郊庙典礼，辨丧服精粗，果有益于生民乎？曷怪才智之士，望望然去之也？

试就当时经学之传授观之，亦可见其专固衰敝焉。据《隋书·经籍志》：诗家之学，《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惟《毛诗》《郑笺》独立。《书》则欧阳、大、小夏侯，并亡于永嘉之乱。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者独行。又有所谓孔安国《古文尚书》者。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安国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为之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此即近世累加考证，断言其伪之《伪古文尚书》也。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礼：汉世《礼经》，惟指今之《仪礼》，魏、晋已降乃与《礼记》《周官》并列，称为三礼。《隋志》云：“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此郑于《礼经》，糅合今古二家也。又云：“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案《周官》本非《礼经》之类。刘歆所欲立者为《逸礼》，据《礼记郑注》，《投壶》《奔丧》，皆同《逸礼》，亦非《周官》之伦。《考工记》与《周官》，又不同物，安可相补？其说之牴牾不仇如此，则知出自河间献王之说，亦系子虚乌有之谈。《隋志》又云：“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刘向考校经籍检得，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

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百三十一篇，出于河间献王，说亦无据。《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盖本今学。《志》又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合《记》百三十一篇，凡百八十五。此外《曲台后苍记》，后苍为二戴之学所自出，其记盖与二戴之书相同。《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家。《军礼司马法》，乃班氏所入。《封禅议》《封禅群祀议奏》皆汉时物。惟《古封禅群祀》，亦记之伦。其书凡十九篇，合百八十五得二百有四，与《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者相当。《叙录》又引陈邵《周礼叙》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今《礼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合为一篇计之则四十六，分为二篇计之则四十九，故《隋志》云小戴之书四十六，陈邵云四十九。四十六加八十五，适百三十一。盖七十子后学所记，大戴取其八十五，小戴取其四十六耳。小戴书本今学，然至马、郑为之，则亦杂糅今古矣。《隋志》云：“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惟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则礼家之学，惟郑氏专行也。《易》：《隋志》云：“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今殆绝矣。”案高氏之学，亦出费氏，不可云费氏兴而高氏衰。盖出于费氏之高氏衰，而其后起之郑氏与之代兴，至最后，则又为王弼所夺耳。《春秋》：《隋志》云：“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左氏》：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陈元又上书讼之。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惟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寖微，今殆无师说。”盖《左氏》行而《公》《穀》微，《左氏》之中，杜又代贾、服而起也。《五经》而外，诵习所先，厥惟《孝经》《论语》，已见上节。《孝经》：《隋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惟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案郑玄晚主古学，早岁则治今文。《御览》引其《孝经注叙》，谓作于避难南城山时。严铁桥云：玄盖尝避党锢之难，时尚未治古文，故立说与后来不同，其注初不必伪。据皮鹿门说，见所撰《孝经郑注疏》。若孔安国传之

伪，则不俟论矣。《论语》：《隋志》云：“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惟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惟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亦汉末今古杂糅之学，与魏、晋后杂有玄谈之说并行者也。《齐书·刘、陆澄传论》云：“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辨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今案《隋志》：肃于《诗》《书》《三礼》《易》《左氏》《孝经》《论语》，皆有注解。又有《孔子家语》二十卷，《隋志》云王肃解，而后人以为肃所私定。《孔丛子》七卷，亦肃所伪为。《圣证论》十二卷，则肃所造以难郑者。盖肃当汉、魏之际，亦为遍注群经之人，其才力实与郑玄相亚。晋世《诗》家或申王难郑，或右郑排王。言《礼》者亦各有左右。《尚书伪孔安国传》，虽不能定为何人，其说与肃同流，则无疑义。《魏书·儒林传》云：“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北齐书·儒林传》云：“经学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遵明于《易》《书》《三礼》，皆传郑氏，《春秋》则服氏。其《毛诗》则出魏朝博陵刘献之。

王弼之《易》，河南及青、齐之间多讲之，然师训甚寡。孔氏《古文尚书》，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左传》，河外诸生，俱伏膺杜氏。河北有姚文安、秦道静，初学伏氏，后兼讲杜。以上所说，《北史》皆同，而又总括之曰：“江右：《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合诸说而观之，则今文之学，除《公羊》一经外皆亡；魏、晋新起之学，与汉世旧有之学，分庭抗礼，而南偏于新，北偏于旧；至隋世统一之后，则北又入于南也。然不论何派，皆系经生之业，支离破碎，无益世务。较有思理之士，皆折而入于他途矣。《魏书·儒林传》：陈奇，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著《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奇后为游雅所陷，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即由雅“赞扶马、郑”而奇非之也。《隋志》云：《诗》惟毛、郑独立。又云：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又梁有《礼记》十二卷，业遵注，亡。此等无论其说善否，要为别有所见，或唐世啖助、赵匡之先驱。张雕虎之为人，颇有抱负，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撰《高才不遇传》三篇。皇建、太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隋书·儒林传》：马光，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惟光独存。此等人或亦王通之流，然当时皆不之重也。

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晋书·儒林传》：徐苗，尝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此杨王孙之志也。又《范宣传》：庾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大儒？”宣云：“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袒为高，仆诚大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不治其学，而亦知其说，可见其学之盛行矣。《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善《老》《易》。尝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曼容子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见《良吏传》。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贺玚子革，尝恨禄不及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太史叔明，少善《庄》《老》。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皇侃，性至孝。尝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陈书·儒林传》：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即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全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张讥，笃好玄言。侯景寇逆，围城之中，犹侍哀太子于武德殿讲《老》《庄》。陈后主在东宫，亦令于温文殿讲《庄》《老》。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撰《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龚孟舒，善谈名理。陆庆，值梁季丧乱，乃覃心释典，经论靡不该究。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鲜焉。《南史·儒林传》：顾越，微言玄旨，咸尽其精微。特善《庄》《老》，著《老子义疏》。《魏书·儒林传》：刘献之，注《涅槃经》，未就而卒。孙慧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号惠蔚法师。

卢景裕，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恒为请僧设斋，传经行道。《周书·儒林传》：卢光，好玄言，崇佛道。撰《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儒林传》中人如此，可见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

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清谈之风，世皆以为起于魏之正始，亦非其实也。秦、汉之世，黄老、老庄之学，传授迄未尝绝，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其中如杨厚、范升、马融、虞翻，皆儒家，而或修黄老教授，或为《老子》训注。升与向长所习，亦以《易》《老》并称。此已道魏、晋玄谈之先河。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引《老子》曰：“学道日损。”又曰：“绝学无忧。”严君平、周勰皆肥遯自甘，而史述其事，或云慕老聃清静，或云依老子、庄周之指而著书，则又魏、晋以后，清谈不事事之先声矣。《后书·耿弇传注》引嵇康《圣贤高士传》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间。亦严君平之流也。不特此也，郎，治术数之学者也，而其诣阙拜章，言“天地之道，其犹鼓籥，以虚为德，自近及远。”书奏，顺帝复使对尚书。条便宜七事。其三引《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又上书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引《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刘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数术之家，率多明于天文，陶之学，盖亦与 相出入者也。李固对诏问，引《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后书注》曰：“案《孟子》有此文，谢承书亦云《孟子》，而《续汉书》复云《老子》。”今案古人引书，经传不别，儒家如是，诸子亦然，进锐退速，固类道家之言，未必非《老子》传中语也。固迁将作大匠，又上疏陈事曰：“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炼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又与朱穆作《崇厚论》，谓道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者同符。廖扶，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服终，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处乱世而贵自全，又魏、晋以来治《老》《庄》之学者数见不鲜之事矣。此外《后书》所载，尚有任隗光子。少好《黄》《老》，郑均少好《黄》《老》书，淳于恭善说《老子》。可知《老》《庄》之学，东京业已盛行，正始诸贤，实承其流风遗俗。特以居高明之地，譬诸登高一呼，故其所及者愈远耳。

正始诸贤，居高明之地者，莫如夏侯玄、何晏及司马景王。《三国·魏志·晏传》云：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注》引《魏氏春秋》曰：玄、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况诸己也。《荀彧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彧第三兄衍之孙融，与王弼、钟会俱知名。为洛阳令，参大将军军事。与弼、会论《易》《老》义，传于世。第四兄谌之子闳，为太子文学掾。时有甲乙疑论，闳与鍾繇、王朗、袁涣议各不同。文帝与繇书曰：“袁、王国士，更为唇齿，荀闳劲悍，往来锐师，真君侯之劲敌，左右之深忧也。”彧长子恽，亦知名。作《易集解》。又引《晋阳秋》，谓彧子，尝难鍾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弟粲，何劭为之传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管宁，儒者也，而《魏志》本传载陶丘一等荐之之辞，谓其娱心黄老。《王粲传》云：嵇康好言《老》《庄》。《注》引康兄喜所为《康传》，言其著《养生篇》，知自厚者丧其所生，求益者必失其性。《傅嘏传》云：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常林传注》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云：并豫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曰：“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未是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若乃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裴潜传注》：潜少弟徽，善言玄妙。子康、楷、绰皆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少与琅邪王戎并为掾发名。钟会致之大将军司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文王即辟为掾。《钟会传》云：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注》引何劭《弼传》曰：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辨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注《道略论》，

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晋书·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惟裴 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乐广传》云：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王戎为荆州刺史，闻广为夏侯玄所赏，乃举为秀才。卫瓘朝之耆宿，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殁，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于君矣。”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卫玠传》云：好言玄理。其后病多体羸，母恒禁其语。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天下大乱，移家南行。时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语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尝与嵇康为竹林之游，世称为竹林七贤。《三国·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又有谢鲲、胡母辅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等，多善清言，遗世事，放荡不拘礼法，《晋书》皆有传。此皆魏晋世洛中人物。东渡已后，流风未沬。江表之能玄言，初不自东渡后始，特东渡后此风愈盛耳。《晋书·陆云传》云：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余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可见云初入洛，即学为玄谈矣。《顾荣传》云：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坐。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此等举动，亦何异竹林诸贤邪？帝王，帝王之好玄言者，以梁武帝、简文帝、元帝为最。《颜氏家训·勉学篇》言：元帝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证以《南史》所载，魏师既起，帝犹于龙光殿述《老子》义，而知其说之不诬也。宋明帝答王景文诏，至有理致，已见第十九章第六节。晋明帝亦善玄言。尝论圣人真假之意，王导等不能屈，见《晋书·本纪》。在东宫时，阮放为太子中舍人庶子，虽戎车屡驾，而侍太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帝甚友爱之，见《放》本传。《简文帝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重桓石秀、刘恢、张凭、韩伯、谢万、王懞，皆见本传。《魏书·高祖纪》，言其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世宗纪》亦云：每至讲论，连夜忘疲。贵戚，如晋范阳王虓，史称其清辩能言论。康献皇后父褚裒，史称其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兴。大臣，《晋书·王祥传》：祥族孙戎，称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达。此一时风气使然也。文吏，《晋书·良吏传》：潘京，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京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武夫，《齐书·柳世隆传》：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此武夫之附庸风雅也。《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此武夫子弟，谬托风雅者也。儒生，见上节。文人，《晋书·文苑传》：应贞，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贞善谈论，以才学称。

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陈书·徐陵传》：年十二，通《老》《庄》义。艺士，《晋书·艺术传》：郭黁，少明《老》《易》。《易》家本有言数一振，此最术士所易兼明也。妇女，《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北史·卢玄传》：玄孙道虔妻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坐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帏以听焉。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已见第一节。《苻融传》云：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尚之。《苻朗传》云：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可见其时清谈之风甚盛，坚欲崇儒，所以不得不禁之也。《姚兴载记》言：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可见洛下遗风，北方迄未尝绝。《魏书·程骏传》：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骏师事刘昞。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显祖屡引与论《易》《老》之义。是清谈之风，传播河西，又还归洛下也。入隋乃息。《北齐书·卢潜传》：潜从祖兄怀仁，怀仁从父弟昌衡。武平末，尚书郎沈靖有才识，风仪蕴藉，容止可观。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顿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泰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太原王修，并为后进风流之士。案其见于史者，又有羊烈，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杜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尝注《老子》及《庄子·惠施篇》。《隋书·张煚传》：父羡，少好学，多所通涉。周代公卿，类多武将，惟羡以素业自通，甚为当时所重。撰《老子》《庄子》义，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学有父风。《长孙览传》：从子识，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识应其选。则周初粗犷之风，至此亦稍变矣。《北史》：卢辩

弟光，好玄言，崇佛道，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武帝少尝受业，无怪其有此雅尚也。要之北方谈玄之风，至周、齐而少衰，然迄未尝绝也。

自正始至祯明之末，历时凡三百五十年，通东汉之世计之，亦可云天道五百年而一变矣。

玄学之大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之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今所谓事实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放古人之形迹，自经玄学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恶，实因其所处之境而不同。日与人相荡相劘者，人事固较天行为尤切。前此经世之家，欲举社会组织，解弦而更张之，其所操之术或疏，而谓非解而更张，无以为治，其说固未尝误。而承新莽败绩之后，人莫敢言治本之计，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于上理。玄学之家，已有此蔽。继以佛学，其蔽愈深。宋世理学，力辟二氏，此见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载，视社会一时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焉，屡变无成，实由于此。此则深可叹惋者矣。

然玄学之家，所见究非恒人所逮。故有世俗拘守，视为天经地义，而实则拂逆人性者，惟玄学家为能冲决其网罗。《晋书·阮籍传》：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前言由衷之辞，后语则随顺世俗耳。此与孔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之说，皆疾世俗拘执，所谓道者悉非其道而然。名士之逾越礼法，盖亦有所激，不忍随俗而出此也。时人所重，莫如居丧，而诸名士居丧，率多违礼。《晋书·王戎传》：以母忧去职，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 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武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此等说，乃爱好诸名士者，造作之以自解免于流俗耳，非其实也。《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毕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王忱传》：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出。此等惊世骇俗之举，皆人所难行，而诸人忍而为之，必有大不得已于其中者矣。《隐逸传》：戴逵常以礼法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著论曰：“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其弊必至于本薄。”诸家之愤激，则亦疾其时之为伪而已。然方内之士，则以为伤化败俗，疾之若仇矣。《晋书·何曾传》：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坐曰：“卿乃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宜屏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遗落世务，最为尚论者之所訾，此本非学之咎，抑其事更不可以一概论也。正始诸贤，本皆有意于当世，观夏侯玄论治之语可知。钟会区区，志复魏室，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八节。嵇康之死，说者谓为会所陷，殆不其然。康之死，《世语》谓由其欲助毌丘俭，其说盖信。会或不能救，或则不欲芘之，以求自信于司马氏而为后图耳。果如是，则其用心愈苦矣。山涛尝欲援康出仕，盖欲使其屈节以自免。涛与阮籍，所为正是如此，亦足见其曲相维护之苦衷也。

《晋书·嵇康传》云：性绝巧而好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愿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案谓会之怨康，由往造康不之礼，说出《魏氏春秋》，见《三国志·会传注》。《注》又引《世语》曰：毌丘俭反，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裴松之云：“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255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毌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261年）除吏部郎耳。又《钟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等之误，诚如松之之说，然仍足见康之死，与毌丘俭之叛有关。《三国志·会传》云：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亦可见康之诛为极有关系之事。岂得如《魏氏春秋》所云：由安兄巽淫安之妻，诬安不孝，而安引康为证哉？《魏氏春秋》又云：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亦可见其死，非以其兄之诬告也。信史之不传久矣。安兄诬安不孝，盖欲加之罪之辞，方康于华士、少正卯亦然：二人之所以获罪，则秘不得闻矣。康与魏宗室昏，又为志节之士，其欲倾晋，自在意中。《晋书·向秀传》言：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足见三人志同道合。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作《思旧赋》，以哀康、安。有云：“叹黍离之愍周，悲麦秀于殷墟。”其所志者，自可想见。《山涛传》云：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

矣。”康与涛之交情，亦可想见。欲助毌丘俭而问于涛，事所可有，然而涛卒获全者？盖以其与宣穆后有中表亲，又知其不可而不为，故非司马氏之所深忌也。抑当时思倾司马氏之人盖多，诛之不可胜诛，司马氏亦未尝不思笼落之，故如向秀者，虽亦康、安之党，后既应计入洛，则亦释之不复问矣。《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亦山涛之知其不可而不为也。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此不如山涛犹有葭莩之亲矣。钟曾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可谓不为君用。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孺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其郁勃之情，亦何减嵇康、吕安？然文帝辅政，求为东平，后又求为步兵校尉，则司马氏亦释之矣。此山涛去选官，所由欲举康以自代欤？委虵于朝，可以免祸，康、安宁不知之，而卒不肯，以与祸会，可不谓之烈欤？康既被系，作《幽愤诗》，有“昔惭柳惠，今愧孙登”之语，而《籍传》亦记籍遇登于苏门山之事，登盖亦非隐沦之流？然则一时名士，欲倾司马氏者多矣。非遭屠戮则皆隐遁，司马氏之威力，可谓重矣。然其运祚卒以不长。威力岂足恃哉？可以为鉴矣。刘伶，沉湎于酒者也，而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胡母辅之为乐安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然其始为繁昌令，亦曾节酒自厉，甚有能名。阮孚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则帝本不以事任处之。其后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孚卒求下，徒步还家，则彼以为事不可为故尔。温峤能臣，而欲与共托孤寄命之重，亦可见孚之为人矣。阮放以清谈侍明帝，而迁吏部郎，甚有称绩。成帝时为交州，又能伏兵袭杀陶侃将高宝，终以力薄而败耳。庾敳在东海王越府，常自袖手，此与谢鲲为王敦长史，徒从容讽议同，犹能时进正论以匡敦，则所谓杀父与君亦不从也。从之者若郭象，则以任职当权称矣。可见玄谈之家，非皆不能事事者也。下特此也，庾亮，外戚之隽也，而史称其好《庄》《老》，善谈论。殷浩、谢安，皆江左之望也，而皆为风流所宗。殷仲堪，亦一时之杰也，而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王敦、桓温，皆奸雄之尤也。而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襟怀，亦何以异于遗世之士乎？诸名士之诒害于世者，乃在其身家之念大重。《王衍传》言其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及其将死，乃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此盖其由衷之言，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其诒害于世者，祖尚浮虚为之乎？欲营三窟为之乎？恐其虽有悔于厥心，而终未能喻其故也。次则其人少居华膴，酖毒晏安，不能自振。周 为王导所贼，事见第四章第四节。当时之不诛王氏，盖事势使然，之救导，决无背君党友之嫌，纵不能讼言于朝，何难以私语慰藉？而乃默无一言，卒招杀身之祸。此无他，纵弛既甚，则虑患自疏耳。《庄子·盗跖篇》，设为盗跖告仲尼之辞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当为庾，字之误。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列子·杨朱篇》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

当生，奚遑死后。”《列子》固张湛所为，《庄子》亦郭象所定，托于养生之论，为是恣睢之辞，此当时自暴自弃者之供状也。纵弛既甚，则不徒废事以自安，必且竞进以求利。庾翼讥王衍曰：“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既如是，则“当抑扬名教，以静乱原，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翼与殷浩书，见《浩传》。所恶者华竞而非谈道，然则衍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特恶其为华竞主，萃渊薮，使天下之恶皆归焉耳。羊祜訾衍“以盛名处大位，败俗伤化”，亦此意也。王坦之著《废庄论》，曰：“君子游方之外，众人藉为弊薄之资。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庄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识解愈高，则其视世之所谓纲常名教者，不足严畏也愈甚，固不能谓其与学术无关，然鲁酒薄而邯郸围，究为充类至义之尽之语。必如范宁，谓王弼、何晏，罪深桀、纣，亦少过矣。旨趣异于诸名士者，其人亦分数科：卞壶、陶侃，盖由性勤吏职；壶事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侃传》云：侃性聪敏，勤于吏职。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常谓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弘达邪？”乐广、庾亮，则由习于礼法，广笑王澄、胡母辅之等，谓：“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皆见本传。《江统传》：子惇，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世咸称之。亦广、亮之俦也。皆与识解无关。若应詹病元康以来，贱经尚道，而欲修辟雍，崇明教义；虞预憎疾玄虚，其论阮籍，比之伊川被发；则所谓游于方之内者耳。惟裴著《崇有》之论，谓：“以无为辞，旨在全有。生必体有，有遗而生亏。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其言深有理致。李充著《学箴》，谓：“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阮孝绪著论，谓：“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垂其迹，则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其说亦极通达持平也。

清谈之始，盖诚欲以阐明真理，然及后来，则亦变为沽名钓誉之具，渐染口给御人之习矣。《齐书·王僧虔传》：僧虔书诫其子曰：“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案《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孙盛论王弼《易注》，谓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又《管辂传注》引《辂别传》曰：辂为何晏所请，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传载孔曜荐辂于裴徽曰：“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又曰：辂过钟毓，共论《易》。辂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无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复筮。然则辂之于《易》，实无所知，所晓者只是卜筮之术。其与何晏、钟毓共谈，亦恃明悟之资，初非经生之业也。然则玄学初兴，重在明悟，不在多闻。及其抗辞求胜，则不得不炫博矜奇，如经生之专务应敌，破碎大道矣。不特此也，卫玠以玉人见称，后刘琰、谢尚共论中朝人士，或问杜乂可方卫洗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惔又云：“杜乂肤清，叔宝神清。”王羲之目乂：“肤若凝脂，眼如点漆。”齐世风流，莫如张绪，袁粲谓其有正始遗风。每朝见，齐武帝恒目送之。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武帝以植于昌灵和殿前，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此等直是以貌取人耳，尚何学问之可言哉？故凡学皆贵本原，恶流失，而尤恶其为哗世取宠之资也。

道家而外，诸子之学，稍以式微。数术与《易》相出入，又言哲理固有本于物理者，治之者尚较多。《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三国·吴志·陆绩传》言：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陈寿称其于杨《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庄周。《陆凯传》云：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王肃亦尝注《玄经》，见《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晋书·忠义传》：刘敏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又《王长文传》：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太玄》。同郡马秀曰：“杨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此等皆可见魏、晋间人于《玄》乡往之深。《干宝传》：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隐逸传》：郭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穀梁》《京氏易》百卷。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魏书·屈遵传》：曾孙拔，少好阴阳学。盖其学尚较他家为盛。然宋立五学，言阴阳者已无其人。见第一节。《南史·刘 传》：王在左，在右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已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能得其方佛。”吴明彻就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术，遂以英雄自许，陈武帝亦深奇之。盖尚玄谈者多，能究心于数理者，亦已微矣。与道家相近者，莫如法术之学。钟会道论，实乃刑名，已见前。清谈其名，华竞其实，督责之术，相须实亟，故亦有留意其说者。王坦之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浮虚之士是也。然亦能通其说而已，不能有所发明羽翼，观《隋志》名法之书，率皆三国以前物可知也。名家之学，与法家相辅车，然寡实用，故其道尤微。《晋书·隐逸传》：鲁胜，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自邓析至秦时，名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然则名家之书单行者，已皆亡佚，此可证今之《邓析》《公孙龙子》皆为伪物也。《三国·魏志·钟会传注》云：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称。每与王弼语，尝屈弼。王衍以好论纵横之术，卢钦举为辽东太守，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晋书·袁悦之传》云：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此皆好尚纵横家言者，然亦无所发明羽翼。《隋志》有《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盖即谧之所缉。谧之言多不可信，此书不必即今《鬼谷子》，然谧之书即存，亦未必可观也。

第五节 史 学

汉世述作，多在东观；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隶中书，或隶秘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及本编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史通·史官建置篇》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案《隋书·经籍志》曰：“史官废绝久矣。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此其所以不得不别取他官，增设新职欤？《隋书·百官志》谓梁有撰史学士，《陈书·文学传》：张正见、阮卓，皆尝为撰史著士，盖即刘知幾所云修史学士。史官不必能举其职，丧乱时亦或暂缺其官，然载笔之司，究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立。元帝渡江，祖纳劝设史官，当时未用其议，未几，王导复以为言，即于建武元年十一月设立，是其事矣。见纪。祖纳，逖兄。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弈棋。王隐以其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所闻见，劝以记述。纳因荐隐于元帝。元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云：“史官之立自纳始。”盖纳实首发其议者也。见《晋书·逖传》。割据僭伪诸国，亦多设置。《史通》言之颇详，亦有散见诸载记者。《史通》云：“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始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嘉平，刘聪伪号。和苞撰《汉赵纪》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外皆无可征。诸国置史官之事，见于载记者：《晋书·石勒载记》：勒伪称赵王，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蒱、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及僭号，又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李雄载记》言雄兴学校，置史官，已见第一节。《苻坚载记》言：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魏书·临渭氐传》亦载其事。又《北史·序传》：凉武昭王时，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集于园间。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氐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昭王从之。此史官，当即知幾所谓门下也。知幾又云：“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二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已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案《魏书·高宗纪》：和平元年（460年）六月，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著作之设，当在此时。别置修史局，则史无可考。《序纪》言魏之初，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见第三章第八节。《序纪》固不足信，然书契前事，十口相传，则理所可有。《奚斤传》云：斤聪明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北史·魏诸宗室传》云：元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燕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代都所询，盖即此辈。《魏书·王慧龙传》：曾孙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则迁洛以后，

仍未尝不以是为重。末叶专任代人，事见《山伟传》。《传》云：綦儁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尔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儁、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冯藉。史之遗阙，伟之由也。未及谷纂。《刘仁之传》云：深为尔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则其时之失职者，尚不仅纂、伟二人也。盖由尔朱擅权，多行不义，且曾戕贼朝士，虑中原士大夫直笔书之，故如是也。知幾又云：“高齐及周，迄于隋代，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齐世如高隆之、赵彦深、崔季舒、张雕虎，周世如柳敏等，皆尝居此职。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字虽易，而班秩不殊。”又云：“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案《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四年（490年）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491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盖即所谓别置二人者？然《邓渊传》言：太祖诏渊撰国记，渊撰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盖即起居注之伦？足见其有纪录，由来已久。后来刘芳从驾南巡，撰述行事，亦起居注之类也。起居注直书其事，别无裁断，《陈书·文学传》：何之元作《梁典》，其《序》曰：“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起居注亦有病其繁芜，加以删削者，如徐勉删起居注为六百卷是也。然此等删削，亦不足语于裁断。然实为撰述之本，故历代皆重视其事，废绝之时甚少，如魏建义初辛绍先曾孙贲，天平中陈元康、卢玄曾孙元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申徽，皆尝从事于此，皆流离颠沛之际也。而其书之传者亦颇多。《隋志》著录，凡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梁皇帝实录》，一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一五卷，谢吴撰，记元帝事。霸史类有《敦煌实录》，刘景撰，景，唐人避讳之字，即刘昞也。盖就此略加删削者。此为官家史料大宗。间有别行记录者，如《宋书·萧思话传》言：太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梁书·萧子恪传》言：子恪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书凡五卷，亦见本传。则似清世之方略矣。史事虽设官记录，然断不能备，故仍或求诸私家。《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550年）八月，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其询访所及，亦可谓广矣。官书固难信据，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实。南朝之普断立碑，《南史·裴松之传》：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由是普断。北朝之不受行状，《魏书·甄琛传》：琛死，大臣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以为不实，奏请改谥孝穆。且言“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请自今已后，明勒太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盖以此也。

撰述之体，当时史家所习用者，为纪传及编年。《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杂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旧事，曰职官，曰仪注，曰刑法，曰杂传，曰地理，曰谱系，曰簿录。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谓之史材，非编纂已成之史籍也。杂史者，其书出于私家，《志》所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者也。霸史则以其为偏方割据，别立一门耳。其实二者之体例，皆与正史、古史同。古史即编年也，《隋志》以其体放自《春秋》，谓之古史。刘知幾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列。而纪传之体，尤为见重。可看《魏书·高祐传》。一以作者率循迁、固，一亦以纪传之体，兼有书志，可详典章经制，于史实之网罗，尤为该备也。分史事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类，说见马贵与《文献通考序》。此非贵与一人之私言，乃自来史家之公意也。高祐修魏史奏云：“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亦是此意。自《汉书》而降，所谓正史，悉系断代为书，颇为主通史者所非议。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实未尝谓史当断代。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记载多出史官，一姓之兴亡，自为政局一大变，新朝继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编纂成书，而断代之体，遂成于无意之间耳。东京以降，纪传之体，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过一种。《后汉书》为范晔。

谢承《后汉书》，成于三国之世，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隋志》所著录者，又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梁书·萧子恪传》，言其弟子显，尝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传末叙所著书，有《后汉书》一百卷，则又《隋志》所未著录也。编年之体，《隋志》所著录者，有袁彦伯《后汉记》，张璠《后汉记》，袁晔《献帝春秋》三家。案范晔书十志未成，今《后汉书》中之志，乃后人以司马彪书补之者也。华峤书十典亦未成，其子彻、畅相继成之，见《晋书》本传。《三国志》为陈寿。三国史记，王化有《蜀书》，韦曜有《吴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书》，正元中成于王沈。《晋书》本传云：与荀、阮籍同撰，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同撰者又有韦诞、应璩、孙该、傅玄，《晋书·玄传》又有缪施。《隋志》著录：正史类有环济《吴纪》，编年类有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魏氏春秋》，据《史通》，又有鱼豢《魏略》，事止明帝。王隐《蜀记》，张勃《吴录》。《魏书·张彝传》：彝子始均，尝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传》：祚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晋书》则唐代官纂之本。晋史撰述，始于陆机。《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机为

著作郎，撰三祖纪。束晳为佐郎，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而《隋志》古史类有机《晋纪》四卷。案《晋书·干宝传》载王导请立国史疏，谓：“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则似王室无其书，而民间犹有传本也。王隐为著作郎，撰《晋书》。后为虞预所毁，免官。依庾亮于武昌，书乃得成。而虞预窃隐之作，亦成《晋书》四十余卷，事见《晋书》本传。隐之书，《隋志》正史类著录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书于西都旧事，最为该备，则无疑也。干宝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亦见《晋书》本传。《隋志》在古史类，云二十三卷。过江而后，《史通》云：“自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纪两帝，近则惟叙六朝。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魏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此即今之《晋书》，而唐人称为《新晋书》者也。邓粲、孙盛，《晋书》皆有传。王韶之，《宋史》有传。盛之书，本传云有两本，其说殊不足信。韶之之书，有荀伯子同撰，见《宋书·伯子传》。法盛书，《南史·徐广传》谓其窃诸郗绍，说亦似不足信。十八家，浦起龙《史通通释》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盖十九家，岂缘习氏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说近亿测，疑事毋质，不必尽求其人以实之可也。《隋志》著录，又有梁时有其书，而作《志》时已亡之者：郑忠《晋书》七卷，虞《东晋新书》七卷其不著录而见于史传者：晋荀绰有《晋后书》

十五篇，谢沈有《晋书》三十余卷，沈约有《晋书》百一十卷。未成而颇传于世者：崔浩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有志而未成者：齐有袁炳，魏有宋世景、裴伯茂、魏长贤。沈约之书，据《宋书·自序》，凡成百二十卷，遇盗失其第五帙。以《梁书》所载卷数核之，所失者凡十卷。《序》云：“源流虽举，而采缀未周。”以被敕撰国史，后又撰起居注，遂无暇搜撰，则其书实未成。《宋书·谢灵运传》云：太祖令撰《晋书》，粗立条流，竟不能就。其书实亦未卒业也。《宋书》成于沈约。《宋书》，何承天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所撰书，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病亡，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徐爰踵成前作。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则系孝武自造。自永元至于禅让，十余年间，阙而不续。永明五年（487年），沈约被敕撰著。六年（488年）十月，表上之，云：“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事见《宋书》约《自序》。其书实多因徐爰之旧，故于革易之际，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说见《廿二史札记》。《齐书·文学·王智深传》言：世祖使沈约撰《宋书》，又敕智深撰《宋纪》，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于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494年），敕索其书。《梁书·裴子野传》，谓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尝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松之之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冲之盛曾孙，事见《臧质》《邓琬传》。其书盖未及成。《齐书·刘祥传》云：祥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武帝衔而不问。《陆澄传》云：欲撰《宋书》，竟不成。《隋志》著录，沈约、裴子野而外，纪传类有徐爰、孙严《宋书》各六十五卷，古史类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齐书》成于萧子显。子显之书，《梁书》本传作六十卷，《隋志》同。今本止五十九卷，盖佚《自序》一篇？其略，犹存于《南史》本传中也。《齐书》撰述，始于檀超、江淹。建元二年（480年），初置史官，以超、淹掌其职。超史功未就而死。淹所撰凡十三篇，见《南史》本传。《隋志》正史类，亦著录淹《齐史》十三卷。《梁书·淹传》云：淹所著《齐史》十志，行于世。十志，《南史》作传志。按《史通》云：“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云先著，后必更有所述，则《南史》是也。此外《隋志》又有沈约《齐纪》二十卷，刘陟《齐纪》十卷。约著《齐纪》，亦见《梁书》本传。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则《隋志》有吴均《齐春秋》三十卷。均作是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许。均遂私撰。书成，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使诘其事之不实者，焚之。均坐免职。然其私本仍行。事见《梁书》《南史》本传及《史通》。《齐书·檀超传》云：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故通谓之齐。”《南史》同。其书所述，盖不仅齐事。《隋志》不著录，而有王逸《齐典》五卷，萧万《齐典》十卷，皆在古史类。《梁书·裴子野传》，言其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梁》《陈书》成于姚思廉。梁史：《史通》云：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承圣沦没，并从焚荡。《梁书·沈约传》言：所著有《高帝纪》十四卷。《隋志》著录谢昊《梁书》四十九卷。《注》云：本一百卷。盖相承至昊，共得百篇，非昊一人所撰也。陈初，杜之伟、许亨，太建时顾野王，并知梁史，亨书成者五十八卷，皆见《陈书》本传。亨子善心，《隋书》有传，云：其父尝撰《齐书》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一时亡散。陈初为史官，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祯明二年（588年）聘隋而陈亡。其书存者六十八卷，又并缺落失次。善心随见补葺，成七十卷。《陈书》所著，盖其上秘阁之本？《隋志》著录许亨《梁史》五十三卷，则又有所阙也。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隋志》著录，有刘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勖《梁后略》十卷，

萧韶《梁太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刘璠之书，实成于其子祥之手，事见《周书》本传。何之元之书，起齐永元二年（500年），迄王琳遇获，见《陈书》本传。《史通》谓之元与璠合撰《梁典》三十篇，合字盖各字之误？姚勖，僧垣子，事见《周书·僧垣传》。萧韶，见《南史·梁宗室传》。云其书承湘东之旨，多非实录。陈史：《史通》云：初有顾野王、傅，各为撰史学士。《武文二帝纪》，即其所修。《唐志》有野王、《陈书》各三卷，而《隋志》有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注》云讫宣帝，疑野王、之书，亦苞括其中矣。姚察在梁、陈二代，皆知史职。隋开皇九年（589年），敕其撰成二史。事见《陈书》本传。然其书仍未能成，至唐贞观中，乃成于其子思廉之手焉。晋世北方诸国，总集于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其书虽成于魏世，而专详僭伪，不著晋朝，民族大义，可谓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国久成统一之局，偏隅割据者，原不能视之为国，故至唐世，遂将其行事，编为载记，入之《晋书》，视如汉末之群雄矣。十六国史，《史通》述之较详，今录其说如下。《古今正史篇》曰：“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将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后燕建兴元年（386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赵亡，仕于冯氏，仍撰《南燕录》六卷。蜀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

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432年）起，至二十八年（451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辟，删为《秦纪》十一篇。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阙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又追撰《秦记》十卷。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惟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504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案高祖，刘渊伪号。《隋志》有田融《赵书》十卷，王度《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二卷，范亨《燕书》二十卷。《注》云：记慕容雋事。张诠《南燕录》五卷，王景晖《南燕录》六卷，皆《注》云：记慕容德事。又有游览先生《南燕书》七卷。《魏书·郦范传》：范弟子恽，撰慕容氏书不成。《崔逞传》：慕容暐时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记》；《封懿传》：懿撰《燕书》，颇行于世，则《隋志》皆不著录。常璩之书，《隋志》名《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亦著录，十二卷。又云：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刘景《凉书》十卷，《注》云：记张轨事。又有《敦煌实录》十卷。景为昞避讳字，已见前。《魏书·昞传》云：《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隋志》又有张谘《凉记》八卷，《注》亦云记张轨事。喻归《西河记》二卷，《注》云：记张重华事。苻坚焚史，事已见前。裴景仁之书，《隋志》著录为十一卷。又有何仲熙《秦书》八卷，《注》云：记苻健事。景仁之书，亦见《南史·沈怀文传》，云十卷。姚和都书，《隋志》亦著录。真兴，勃勃伪号，承光，昌伪号，夏、西凉、西秦三国，《隋志》皆无书。段龟龙书，《隋志》著录十卷。宗钦，《魏书》有传，云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不云记秃发氏。《隋志》有《拓跋凉录》十卷，不著撰人。韩显宗，《魏书》亦有传。云撰《冯氏燕志》十卷，不云记吕氏。则《史通》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二句有误。浦起龙改为“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与《魏书》《隋志》虽合，然合段龟龙记吕氏，凡有四种，与“惟此三者可知”句，文义又属不符。浦氏又改惟此为“惟有”，云“本有四种，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殊属牵强。则元文虽误，浦氏所改，亦未为是也。《隋志》有《凉书》十卷，高道让撰。又《凉书》十卷，《注》云：沮渠国史，而不著撰人。道让，谦之字。其父崇。崇父潜，妻沮渠牧犍女武威公主。公主痛本生绝胤，以崇继牧犍后，后乃启复本姓，事见《魏书·崇传》。韩显宗书，《隋志》不著录，而有高闾《燕书》十卷，《注》云：记冯跋时事。崔鸿之书，《魏书》本传云：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贵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随成者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注，乃妄载其表，云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据此，知鸿书于十六国事与魏相关者，必多存直笔，而惜乎其已亡也。初不肯顺虏意进呈，而后乃妄载其表，盖以为书经呈奏，则攻击者较难为辞，此史家欲

存史迹之苦心。正光已后，魏已无复纲纪，鸿故敢行其书，不必由于光之当权。至于永安，则拓跋氏仅亦守府矣，此其子所以又欲借中秘之力而存之也。《北史·崔亮传》：齐文襄尝言崔肇师合诛。左右问其故。曰：“崔鸿《十六国春秋》，述诸僭伪，而不及江东。”左右曰：“肇师与鸿别族。”乃止。虏恶其书如此，则其书之能秉大义可知，鸿可谓明于夷夏之界矣。其书，《魏书》云子元奏进者一百二卷。浦起龙因改《史通》勒为十卷之十字为一百二，然《史通》此句，或指其得蜀事后所增卷数言之，亦未可专辄也。《魏书》成于魏收，号为秽史。隋世尝命改造，然其书未能行。魏初命邓渊著国记，后又命崔鸿总史事。浩之诛，以史事为名，已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高允、刘模，并典史事，史言其大较续浩故事，可见浩书实未尝废，其诛，特以此为名而已。史又言允虽久典史事，而不能专勤著述。又言允年已九十，目手稍逊，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与有功焉。则允虽尸其名，主其事者实模也。《高祖纪》：太和十一年（487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彪传》云：自成帝已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叙录，为春秋之体。遗录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见《祐传》。据其辞，则纪传之体，起于皇始，盖自此以前，事迹希简，且无年月，不能编年，故不能作本纪。今《魏书》之《序纪》，其体或亦沿自祐等邪？彪后因事失官。世宗践阼，求以白衣修史，如王隐故事。其表云：自太和十五年（491年）以来，频有南辕，载笔遂寝。其时居史职者，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等，皆登年不永；程灵虬改从他职；惟崔光一人不移任，而亦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焉。《崔光传》云：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景明二年（501年），秋，彪卒。四年（503年），以孙惠蔚代光领著作。首尾五载，无所厝意。明帝立，诏光还领著作。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然其书终未能成。正光四年（523年）卒。临卒，言弟子鸿于肃宗。

五年（524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辑国史。寻亦卒。《魏书·自序》云：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尔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领著作郎山伟，自以为功，得封东阿县伯，法显止获男爵。伟与綦儁等更主史籍，无所述作，已见前。北齐文宣天保二年（551年），诏魏收撰魏史。国史而外，兼以济阴王晖业《辨宗室录》为据。五年（554年）三月，奏上《纪》百一十卷。十一月，复奏十《志》。事见《魏书·自序》。收之修《魏书》，史言其多快恩怨，私亲戚，所引史官，恐其陵逼，亦惟取先相依附者，致为诸家子孙所诉。文宣先重收才，收又诬诉者欲相屠害，致诉之者转以获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孝昭皇建元年（560年），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乃诏行之。群臣仍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收既缘史事，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焉。以上皆见《北齐书·收传》。其说不知皆实否。然《传》言阳休之父固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而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其事固信而有征，则收书之有曲笔，似无可解免也。《崔 传》云：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崔 曰：“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收传》言其意存实录，好诋阴私。又曰：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是则伉直私曲，兼而有之。《高柔传》云：收撰魏史，启柔等与同其事。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为嫌惮。又云：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则阿私所好者，正不独收一人，特收主持其事，遂为众矢之的耳。诉收获罪者，事见《北齐书》卢潜、李构、王松年等《传》。《北史·崔光

传》：光子劼，尝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竟不能就。光家世史学，使其成之，其书当有可观也。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五月，诏史官更撰《魏书》，见《纪》。其事盖无所成？隋高祖诏魏澹别成魏史，时称简正，事见《隋书·澹传》及《北齐书·魏兰根传》。《隋书·薛道衡传》：从子德晋，尝佐澹修《魏书》。然《潘徽传》言：炀帝又诏杨素更撰《魏书》，素薨而止，则魏澹之书，论者必仍有不满也。《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史通·古今正史篇》：“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冯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十有六卷。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焉。”《自注》云：“王劭《齐志》，《序》云二十卷，今世间传者，惟十六卷。”《隋志》著录，则止十卷。又有崔子发《齐纪》三十卷。《杜台卿传》云：撰《齐纪》二十卷。《荣毗传》：兄建绪，仕周，平齐之始，留镇邺城，因著《齐纪》三十卷。《隋志》皆不著录。《周书》成于令狐德棻。宇文周史：《史通》云：“大统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隋志》有牛弘《周史》十八卷，《注》云未成。事亦皆在唐世。《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使秘书监总知其务。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与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合为五代纪传，则梁、陈、齐、周、隋之史，实未尝各别为书。然则续修之志，亦与五代纪传合为一书，无所谓编入《隋书》也。五代既合为一书，宋、齐、元魏何缘分立？隋实混一区宇，而亦继南北朝之后，则晋又何不可冠于南北朝之前？然则当时史家，果未尝谓史当断代。李延寿虽与官修，仍采杂史，补益官书，延寿与官修而必别为私史，意实在此，观其自序可知。编为南北纪传，而亦入隋于其中，其《自序》称以拟《史记》；知幾论史，亦入之通史之家；其明证也。然意虽在于会通，书实成于各别。合居一简，未免无所取裁。当时虽合为一书，后人仍目为断代，盖以此也。

欲合隆古至于当代，萃为一编者，当时亦非无其人。梁武帝之《通史》，其最著者也。此书，《梁书·本纪》云六百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六百二十卷，《纪》盖以成数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则有阙佚也。帝尝躬制《赞》《序》，亦见《本纪》。又语萧子显曰：“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其重视之可知。《史通》云：其书“自秦已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梁书·吴均传》言：此书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卒。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所异者惟无表而已。”断代之书，所以不能合为通史者，实以两朝衔接之际，不免复重、矛盾，今云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当有以祛此弊。云惟无表，则亦有志。表事不容刊落，盖当别有翦裁。《齐书·檀超传》。超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即谓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此书实郑樵《通志》之先河也。顾野王尝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陈书》本传。盖又欲就斯书，加以删略。熊襄《齐典》，所述不仅齐事，说已见前。宋江夏王义恭尝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太元，《宋书》本传。盖亦通史之体。北朝元晖，常山王遵曾孙。《史通》误作济阴王晖业。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旨，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魏书·昭成子孙传》。《北史·魏诸宗室传》无宋字。其书《史通》列为古今正史，而《隋志》入之子部杂家，盖以为类书也。《魏书·儒林·平恒传》云：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阶，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似亦《科录》之类。《周书·明帝纪》言：帝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已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隋书·萧济传》：陈亡后济子从典入隋，杨素奏使续《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则亦梁武作《通史》之志也。

斯时史家，颇知讲求体例。华峤《修汉后书》，以皇后入外戚传为不安，而改之为纪。《晋书》本传。檀超之掌史职，尝上表立条例，诏内外详议。其时王俭、袁彖，均有所论，见《齐书·超》及《彖传》。修史既皆断代，故其起讫之间，最烦论议。晋初作本朝之史，即议立限断。或云当起正始，魏废帝立之岁。或云当始嘉平，宣王杀曹爽之岁。或云当起泰始，武帝篡魏之岁。见《晋书·贾充传》。徐爰修宋史，起元义熙，载与高帝并起及为帝所戡定之人，而不取桓玄。表请详议。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后沈约修《宋书》，则并桓玄、谯纵、卢循、马鲁及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并删之，事见《宋书·爰传》及《自序》。魏收监修国史，议立齐元，阳休之、李德林等亦有议论，见《北齐书·休之》《隋书·德林传》。此皆论一史之断限者也。其分立时正统之论，则习凿齿首及之。《晋书·凿齿传》载其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之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今沉沦重疾，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其论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若以晋尝事魏，拘惜禅名，则惑之甚者也。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论足王天下与否，纯以功德为准，而破拘于君臣之分，缪托禅让之名，实颇合民贵君轻之义也。凿齿正统之说，当以此论所言为正。《传》又言：凿齿以桓温觊觎非望，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则近亿度。《晋书·天文志》云：“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太微。七年（226年）五月，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以天象定正伪，则冥漠之说矣。

史也者，所以记人群之行事，以资鉴戒，非徒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此义也，昔时史家久已知之。然史官缘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齐书·崔祖思传》：祖思陈政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故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即深惜史职不举，不足使人歆惧者也。宋文帝欲封王昙首等，会燕集，出诏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荀丕恶于王俭，又上书极谏齐武帝，言甚直。帝不悦，竟于荆州狱赐死。徐孝嗣闻之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南史·齐豫章王嶷传》。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皆谓史笔，足儆人君。然君既赏罚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奋其直笔？《齐书·王智深传》：世祖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谂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则视人君之意旨为进退矣。世祖敕智深撰《宋纪》，令奏上，未及而崩，郁林又索其书，已见前。《传》言智深初为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世祖之索之，盖意实有所不释然，故郁林犹继其志也。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世祖衔而不问，亦已见前。《南史》言祥又于朝士多所贬忽，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或以启上，卒以是徙广州，则亦未尝不以他事中之矣。观此，可知人君之于直笔，畏忌之深。《周书·柳虬传》：虬上疏曰：“古人君立史官，非但纪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自修，有过者知惧。”事遂施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554年）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此其所谓显言于朝者也，岂不令人作恶？虬以大统十四年（548年）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550年），修起居注，仍领丞事。周文之委任之，岂不以其能破密书之局，则知公论之莫予毒，而可以释然于怀也邪？

人君如此，人臣亦然。魏孝文谴妇人冠帽著小襦袄，任城王澄言著者犹少，孝文斥为一言丧邦，欲使史官书之，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梁取汉中，魏将乙速孤佛保自刎死，文帝诏著作录之。《北史·节义传》。丘冠先死于蠕蠕，齐武帝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南史·孝义传》。谢朓之死，谓门宾曰：“寄语沈公：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皆视史家之褒贬为荣辱之大者也。源怀表陈其父贺拥立高宗及执立高祖之功，不沾茅土之锡。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可见私家勋伐，亦以书于国史者为准。故有见录者则引为殊荣，如李孝伯与张畅对问，书于《宋史·畅传》，其孙豹子，欲求其君之披览是也。其或见遗，则以为大戚，如诉魏收者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是也。《收传》言：收性颇急，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则藉此以肆其恣睢者，又有之矣。收《自序》曰：武定四年（546年），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又言齐文宣诏收撰魏史，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神武、文宣皆粗才，能作是语，可知此等见解入人之深矣。《南史·王韶之传》曰：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太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尝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裴子野传》云：齐永明末，沈约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盖直道之难行如此。《隋书·卢思道传》云：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盖亦以秉笔者为恩怨所丛，虑其或受牵率，故当其未成之时，讳莫如深也。

史氏之初，本系记录故事，以备方来之参证，其为用，略如后世之档案，先代学者，留意于此者极多。《宋书·殷景仁传》云：景仁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梁书·孔休源传》：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鉴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仪曹郎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尝谓之为孔独诵，其有裨实用如此。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宋书·王韶之传》。伟之，韶之父也。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431年）。许懋尤晓故事，深为仪注之学。《梁书》本传。刘谅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梁书·刘孝绰传》。江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梁书》本传。凡此皆后世所谓掌故之学。《隋志》有旧事、仪注两门皆其书，刑法一门，律令而外，有制、科、议、议驳、弹事、奏事、决事、驳事，亦其类也。

汉世治古史者，当以韦曜、谯周、赵晔、袁康为巨擘。曜之《洞纪》，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周之《古史考》，则是正旧闻，求其足信。晔与康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则皆著传说于竹帛，使其不致湮灭者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晋以降，此风未替。皇甫谧有《帝王世纪》，盖《洞记》之伦。此书起三皇，尽汉、魏，见于《隋志》。其体例与《洞纪》之起庖牺至秦、汉，而黄武以后别作者同。《隋志》又有何茂材《续帝王世纪》十卷，疑本谧书续以晋已后事。其书在晋、南北朝之世，最为通行。观义疏言古事，多引此书，罕引《史记》可知。故当时即有为作音注者。《隋志》有虞绰《帝王世纪音》四卷。《北史·文成五王传》，安丰王猛之子延明，曾注《帝王世纪》。来奥有《帝王本纪》，似亦《世纪》之类。杨晔有《华夷帝王世纪》，则似兼详外国者也。《隋志》所著录者，又有甄鸾《帝王世录》一卷。此书盖但记世系，故卷帙甚少。《刘·先圣本纪》十卷，所谓先圣，盖亦指古帝王，《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 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可证也。王子年《拾遗记》二卷，今尚存，可见迂怪妄诞之概，然亦多记古帝王事也。又有姚恭《年历帝纪》十卷，不著撰人《帝王诸侯世略》十一卷，盖亦主年代、世系。又有孟仪《周载》八卷，《注》云：记前代下至秦，盖古史之较略者。又有潘杰《王霸记》五卷，盖亦记古帝王，下逮战国。

《晋书·陈寿传》云：寿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尝师事谯周，其书或与周同调。《司马彪传》云：彪以周为未尽善，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则又周之诤友。然立说虽异，其途辙则同也。《杨方传》：谓方尝撰《吴越春秋》，《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又有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不著撰人《吴越记》六卷，盖皆以赵、袁二氏之书为不雅驯而改之。又有沈氏《南越志》八卷，则其所记，当较袁氏之书为广也。又有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乐资《春秋后传》三十一卷，盖记战国前事，而附丽于《春秋》，如司马光《通鉴》、刘恕《通鉴外纪》之例也。此节所引《隋志》之书，皆在杂史类。

一地方之史实，亦有留心搜缉者。常璩之《华阳国志》，其传于今而可见者也。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本传云：四十卷，半未成。《隋志》在杂传类，二十卷。王遵业著《三晋记》；十卷。见《北史·王慧龙传》。遵业，慧龙曾孙也。盖亦其伦。《隋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世方志之权舆，当时作者，盖以人物为重。然一地方之史实，苞含其中者，必不少矣。宋段国有《吐谷浑记》一卷，《隋志》入霸史类，其地实在域外，亦可称为外国史也。

传记之作，此时最为浩繁。有该括全国者，如《隋志》所著录之《海内先贤传》《四海耆旧传》是也。有域于一地者，如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刘义庆之《江左名士传》是也。有专详一类人者，如嵇康之《圣贤高士传》，诸家之《孝子传》，梁元帝之《忠臣传》，钟岏之《良吏传》，张隐之《文士传》，范宴之《阴德传》，王瑱之之《童子传》，诸家之《列女传》，不著撰人之《美妇人传》是也。此实正史类传之伦。其兼容并苞者，则谓之《杂传》。任昉、贺踪、陆澄皆有其书。踪书本七十卷，昉书本百四十七卷，可见其搜采之博。就官守而传其人者，有梁元帝之《丹阳尹传》。网罗一时人物者，有袁敬仲之《正始人士传》，戴逵之《竹林七贤论》，专记一人者，如不著撰人之《东方朔传》，《毌丘俭记》，管辰之《管辂传》。家传亦有多家。就所知者而识之，则梁元帝之《怀旧志》也。僧、道亦有列传，如《高僧传》《众僧传》《尼传》《列仙传》是。其专传一人者，则有如《法显传》《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君内传》《嵩高寇天师传》。所传并有非人者，如《灵鬼志》《志怪》《神录》等是。梁元帝著《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则人名辞典之先河也。

谱牒之作，斯时亦盛，以俗重阀阅故也。谱皇室者，如不著撰人之《汉氏帝王谱》《宋谱》是。元晖业之《辨宗录》，亦其类也。又有诸家之《百家谱》。一家之谱，则有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谱一方巨族者，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官纂之书，以地、以姓为别，如梁有王司空《新集诸州谱》十一卷，又有《诸姓谱》一百一十六卷，梁武帝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盖其最巨者矣。谱牒之书，亦非仅记世次。如《隋志》有《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裴子野有《续裴氏家传》二卷。《南史》本传。陆煦著《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是。《梁书·陆杲传》。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

宋元嘉中，使何承天立史学，石勒使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已见第一节。私家亦有以此传授者。《隋志》云：“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一史，至数十家，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已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者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该、恺并见《隋书·儒林传》，云：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其盛，不下于传经也。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李密师事恺，受《史记》《汉书》，阎毗受《汉书》于该，皆见本传。该梁鄱阳王恢之孙，恺东海人。《北史·崔赡传》云：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赡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隋书·儒林传》：又有吴郡张冲，撰《前汉音义》十二卷。《文学传》：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杨汪传》：汪受《汉书》于臻。臻亦梁人，江陵陷没归萧詧者也。然则是时史学，实自南而北也。《旧唐书·儒林传》：秦景通，与弟暐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暐为小秦君。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又有刘讷，亦为当时宗匠。可见史学专门传授之风，至唐初而未绝也。《史记》传者甚微。”诸史述其时之人，熟精汉史者甚多，《梁书·文学传》云：臧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张缅传》：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客有执卷质缅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励诵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陈书·萧济传》：第三子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措意。《史记》则除裴骃作注外，骃松之子，见《宋书·松之传》。治者较罕，除前引萧恺事王仲通与《汉书》并受外，惟《晋书·刘殷传》言：殷有七子，五子各受一经，一子受《太史公》，一子受《汉书》。《南史·吴喜传》云：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脱漏。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则不过涉猎而已，非真治学者也。盖汉事近己而俗变相类，为用较切，而言古史者，《史记》之席，又为谯周、皇甫谧等书所夺也。《隋志》所云传受，盖重在训诂、音释，此马融从班昭受读《汉书》之旧，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实尚不足语于史学。斯时史学之可称者，一在补苴罅漏，一在提要钩玄。补苴罅漏之功，见于注释，《史通》言三国之志：“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古今正史篇》。《宋书·松之传》，称其“鸠集传记，广增异闻”，盖其所用心，实在于此。崔慰祖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齐书·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彤书四十卷，昭书一百八十卷。《梁书》本传。卷帙并远逾于旧。王规亦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本传。此等皆名为注，实则补也。蔡谟总应劭以来注《汉书》者，为之集解。《晋书》本传。《梁元帝注汉书》百十五卷，《本纪》。其世子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南史》本传。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梁书·文学传》。此等虽专于注释，亦必有荟萃之功。惟韦稜著《汉书续训》二卷，稜，叡孙，见《南史·叡传》。则或专于音训耳。提要钩玄之功，见

于抄撮。有为校勘同异者，如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梁书》本传。裴子野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是也。《南史》本传。有欲删繁就简者，如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南史·文学传》。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见《北史·于栗磾传》。仲文，栗磾八世孙。刘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史》本传。阮孝绪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是也。《隋志》杂史类。《隋志》有汉卫飒《史要》十卷，《注》云：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亦见杂史类。此盖《科录》之先河。又有王蔑《史汉要集》二卷，《注》云：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亦见杂史类。盖合《史》《汉》及《春秋》去其重者也。

第六节 文学美术

晋、南北朝，为文字趋于靡丽之世。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即可见当时之风尚。《抱朴子·喻蔽篇》，述时人论王仲任者，病其“属辞比义，不尽美”，亦此等见解也。葛氏虽正其非，然其所作之文，亦繁而不杀。《钧世篇》论今人之文学，不必不如古人，其说多通。然又云：“俱论宫室，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同说游猎，叔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并美祭祀，《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等称征伐，《出军》《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则亦病古之醇素，而贵后之雕饰矣，可见自拔于风气之难也。《晋书·刘颂传》详载其奏疏，且称之曰：“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可谓以言存其人矣，然又讥其文惭华婉。《傅咸传》云：“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皆眷眷于文辞。此等皆时人之议论，为史氏所采者也。曹魏之世，文章虽尚华饰，去古尚不甚远。晋初潘、陆，稍离其真，然迄宋世，尚有雅正之作。至齐、梁而雕琢涂泽愈甚矣。北方文字，初较南方为质朴，至其末叶，乃亦与之俱化焉。南朝文学之华靡，至梁之叔世而极，所谓宫体是也，见《南史·徐摛传》。北朝则大盛于北齐后主之世。祖珽奏立文林馆，召引文学之士，一时称盛焉。见《北史·文苑传》。《传》云：“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然又云：“革车电迈，渚宫云彻，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则周人虽欲复古，亦未能自立于风气之外矣。

斯时缀述之家，多务搜集辞藻。葛洪所谓以古书当山渊，采伐渔猎其中者也。《钧世篇》。辞藻富丽者，吐属仍贵自然。《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亿语也。深以此服之。”用事若胸亿语，则于语言之法无背，此行文之正轨也。若乃有意堆砌，致使辞浮于意，则虽庾信之富丽，论者且訾为辞赋之罪人矣。《周书·信传论》。又其甚者，如《颜氏·勉学篇》所讥：“既不学问，而又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缘由，施安时复失所。”则为绝物也矣。此等人并不读书，然读书者亦不必皆善雕饰。刘昼以举秀才不第，发愤缉缀辞藻，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昼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以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此真可发一笑。颜氏云：“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文章篇》。学问自有其真，夫岂钝根所能就？颜氏所云，亦经生呫哗之业耳。然善用所长，亦足自立，究愈于强用所短者也。而一时风气鼓荡，必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一途。则知流俗波靡，未有不毁坏人才者。君子所以贵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

斯时之文字，有文笔之分。文贵华艳，笔则仍颇质实，与口语相去，初不甚远。然二者已不必兼长。《晋书·挚虞传》云：东平太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答。《乐广传》云：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累迁侍中、河南尹。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志，无以成斯美也。”《齐书·刘绘传》：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饰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皆可见口舌笔札，二者自有悬违也。然口语次比，便可成笔，则其相去究不甚远，故虽不读书者，亦或能为之。《齐书·周颙传》言颙善尺牍，而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仍口授，令颙裁答。《魏书·杨大眼传》云：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周书·梁台传》云：不过识千余字，而口占书启，辞意可观。此尚与王平所识不过十字，而能口授作书无异。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大抵当时古书，苟非有意涂泽者，仍是尽人所能解。《晋书·石勒载记》言：勒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此与杨大眼使人读书坐而听之正同。《赫连勃勃载记》：刘裕入长安，遣使遗勃勃书。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苟与语言相去甚远，必非勃勃所能记也。《宋书·刘穆之传》云：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此等书翰，亦必仅就口语，略事翦裁耳。《魏书·胡叟传》云：好作文。既善为典雅之辞，又工为鄙俗之句。《成淹传》云：子霄，亦学涉，好为文咏，但辞采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则知俗语亦可为文，但不为文士所贵耳。

文士之于语言，既但用之于笔，则高文典册，必也竞事涂泽，寖失其真矣。穷而思返，实始北周。《周书·苏绰传》曰：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恭帝元年，太祖命卢辩作诰喻公卿，见第五节。及闵帝时魏帝禅诏，册文，亦皆苏绰《大诰》之流也。此等文字，虽似质实，实则仍以古语堆砌，未能达其真意。此仍是涂泽，不过其所涂泽者不同耳。故史臣讥其“矫枉非适时之用”焉。《王褒庾信传论》。

赋体多学汉人，间有渐趋妍俊者，如《雪》《月》《恨》《别》诸赋是也。诗体亦仍汉世之五言。如陶潜之高旷，谢灵运之工整，鲍照之雄骏，可谓各自名家。然较诸汉、魏以前之作，如《古诗》十九首等，则真朴渐漓矣。乐府之体，稍为文人所效为。《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已来，稍有增广。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歌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观此，可知是时之诗，民间歌谣见采者日希，文人之所为愈盛矣。

视书法为艺事之风，降而益甚。古篆稍废，通行最广者，实惟隶书。作隶求其姿媚，则有八分书，亦曰楷法。其专讲实用者，仍称为隶书，亦曰章程书。统观晋、南北朝诸史，善隶草者最多，工楷法者已少，古篆则几于绝无矣。此可见虽云艺事，仍不能不受实用之牵率也。江式六世祖琼，善虫篆古训，子孙世传家业。此在当时，盖为孤学。式上表求作《古今文字》，言曹喜、蔡邕、张揖、邯郸淳、韦诞、卫觊皆能篆，琼即受学于觊者，此皆魏、晋间人。《表》称“题篆宫禁，猥同上哲”，《传》言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式书，似题署尚皆用篆。然《晋书·王羲之传》言：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其子献之题榜，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县橙书之。比讫，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献之，《传》仅言其工草隶而已。《魏书·卢玄传》言代京宫殿，多其孙渊所题，亦仅云其六世祖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繇亦仅工章程书耳。《窦瑾传》：子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此当皆用楷、篆。然《周书·艺术传》言：冀儁善隶书。赵义深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当时碑榜，惟文深及儁而已。平江陵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能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虽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儁固仅以善隶称，文深虽楷、隶并言，然云有钟、王之则，则所工者亦隶书也。然则碑榜亦不必篆分矣。古篆之用日少，此识之者所由日希欤？见第一节。

卫恒作《四体书势》：一为古文，二为篆书，三为隶书，四为草书，行书即该于隶书之中。盖行、楷八分。皆隶之小变，不足独成一体也。然则晋、南北朝诸史所称善隶书者，亦未始不可兼该行、楷矣。而楷法之名，亦渐移于章程书，不专指八分。《北齐书·赵彦深传》：子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

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笔。”此云楷正，即指隶书，事甚明白。然其所谓隶笔，未必不苞行书，不必皆如今之正书，亦理之可信者也。《四体书势》于行书称钟、胡，而荀勖领秘书监，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见行书为用之广矣。史于行书，亦间有别诸隶书者，如《魏书·崔玄伯传》，言其尤善草、隶、行押之书是也，然甚少。

当时工书者，颇多衣冠中人。南则王、谢，如《晋书·王导传》言其孙岷善行书，《谢安传》亦言其善行书。北则崔、卢，见《魏书·崔玄伯》、玄伯子《浩》及《卢渊传》。并为史所艳称，而王羲之尤称“古今之冠”。《晋书》本传语。书艺既为世所重，名人笔迹亦因之见宝。齐太祖尝示王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袠中所无者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齐书》本传。又《刘绘传》，绘善隶书，亦尝撰《能书人名》。梁武帝天监初，殷钧为秘书郎，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梁书》本传。西阳王大钧，年七岁，高祖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命讽诵，音均清雅。赐王羲之书一卷。《梁书·大宗十一王传》。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世祖以始兴王伯茂好古，多以赐之。《陈书·世祖九王传》。此皆天家之藏。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各为一袠，置左右玩之。《晋书·羲之传》。江祐远致饷遗，或取诸王名书。《南史》本传。此则士大夫之笃嗜成癖者也。北方则多宝崔、卢之书。《魏书·崔浩传》言；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梁书·文学·周兴嗣传》言：次均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为文。此皆世所谓集字。《魏书·崔玄伯传》：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则又后世钩摹展拓之本矣。

诏令、奏议，要密者或出亲书，盖欲以防诈伪。蔡兴宗说宋明帝为手诏以慰殷琰，已见第九章第五节。刘道济之死，裴方明等使书与相似者为教，酬答签疏。萧颖胄死，州中秘之，亦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此皆施于军机紧急之时。谢 兄朏，在吴兴，论启公事稽晚，辄代为启，齐明帝见非其手迹，被问，见原，此则施之平时者矣。冀儁特工模写，周太祖令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太祖讨侯莫陈悦。儁依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此固禀分使然，亦其时多用手笔，故有工于模放者邪？《宋书·武三王传》言：衡阳王义季素拙书，文帝听使余人书启事，惟自署名，则非特许必出亲笔，故梁昭明太子疾，武帝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启也。万几日不暇给，或武人实不能书者，亦须自署名。《南史·恩幸传》云：齐高帝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手迹下名。篡位后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王敬则传》云：敬则不识书，止下名。《侯安都传》云：安都日益骄慢，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然则本不自书也。手迹之为用既广，留意于其工拙者遂多。刘穆之说宋高祖，已见第二节。《魏书·崔玄伯传》：弟子衡学崔浩书，颇亦类焉。天安元年（466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述。此则虏主不能书，而使工书者为代也。北齐高祖令工书人韩毅在东馆师友诸王。后主在东宫，世祖亦选善书人性行纯谨者令侍书。《北齐书·儒林传》。亦以世重书法，故加意教习也。

书工有徒取机速能集事者。《齐书·幸臣传》：刘系宗，泰始中为主书。太祖废苍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欢喜奉命。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称旨。此等但求能赴事机，未必更求笔迹之美。若崔衡供职，兼及虏主所览；《梁书·张率传》：敕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则兼求其书法之工矣。然当时虽重书法，于工书者仍贱视之。观王献之对谢安语可见。《宋书·羊欣传》：元显每使欣书，尝辞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观刘系宗本为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赦之，又以为东宫侍书，则知作书本寒人事也。《梁书·刘显传》：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时约郊居宅新成，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文学传》：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刘杳为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约。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此等工书人，亦必寒素可随意使令者。《颜氏家训·杂艺篇》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然又言：“此艺不须过精。见第二节。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赵文深书见遐弃而以为恨，褒书见推重而亦以为恨，膏粱寒素，自处之不同，概可见矣。《宋书·谢灵运传》云：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然则当时士夫，自写文字者绝少，书工之见役使者必多也。

图画仍以人物为主。王粹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嵇含为之赞。《晋书·忠义嵇绍传》。宋明光殿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宋书·百官志》。王纶之为豫章太守，图画陈蕃、华歆、谢鲲像于郡朝堂。顾野王与王褒并为梁宣城王宾客。王于东府起斋，命野王画古贤，褒书赞。韦叡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画之于壁以自玩。石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晋书·艺术·佛图澄传》。《传》又云：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 仿佛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宋书·五行志》亦云：石虎末，太武殿前所图贤圣人像人头悉缩入肩中。说虽怪诞，然其图画人象，自系实事也。皆画古人于屋壁，以资鉴戒。李玄盛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当时文武臣僚，亦皆图焉。则兼及今人矣。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五经》之外，惟得看《孝子图》，已见第十章第一节。王僧虔子慈，年八岁，外祖宋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隋书·经籍志》：梁有《孝经图》一卷，《孝经孔子图》二卷，杂传类又有《陈留先贤像赞》一卷，《会稽先贤像赞》五卷，皆装成卷帙者。魏肃宗欲释奠，豫诏有司，图饰圣贤，见第一节。则祠祀者亦有画像也。《宋书·自序》：世祖以沈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常呼为孔丘，此孔子像不知在庙中？抑在屋壁上？或装成卷帙？然当时孔子画像必颇多，则可想见也。画今人者：王玄谟子宽，泰始初为随郡太守。逢四方反，父在建康，宽弃郡自归。以母在西，为贼所执，请西行。遂袭破随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图宽形以上。齐高帝图功臣，刘僧副在焉。《南史·刘善明传》。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使工图其像，王亮、宗夬皆与焉。并见《梁书》本传。桓康随武帝起兵。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无不立愈。《南史》本传。冯道根为豫州，梁高祖引与燕，召工图其形象。柳仲礼迁司州，帝思见其面，亦使画工图之。张缅居宪司，号为劲直，帝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陈武帝定杜僧明等之乱，帝亦遣画工图其容貌而观之。昭明太子起乐贤堂，使图工先图刘孝绰。王秀之钦慕宗测，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南史·隐逸传》。夏侯亶迁吴兴太守，在郡有惠政，吏人图其像，立碑颂美。齐武成于华林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丽，诏于阁上画魏收。许惇迁守阳平，治为天下第一，特加赏异，图形于阙。凡此皆徒画其人。《南史·宋宗室诸王传》：长沙景王道怜之孙韫，人才凡鄙。在湘州、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示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

指韫形问之曰：“此何人而在舆？”韫曰：“正是我。”其庸鄙类如此。《梁书·康绚传》：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

高祖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此图中盖亦有多人？齐武帝志存恢复，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置琅邪城射堂壁，游幸辄观焉。《齐书·王融传》。此图除人物外，当更有他景色以资点缀也。然特以资点缀而已，所重者仍在人物，故有以善画一种人物称者，如《齐书·刘绘传》言：荥阳毛惠远善画马，绘弟瑱善画妇人，当世并为第一是也。顾恺之之画，特重古今，观《晋书》本传所言，亦仅善于人物而已。《颜氏家训·杂艺篇》云：“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稚，皆知姓名矣。”《南史·陈本纪》云：袁彦聘隋，窃图隋文帝状以归。后主见之，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此说不知信否？然当时有此速绘之术，自不诬也。

山水画似亦起于此时，但不多耳。《宋书·隐逸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即《后书·逸民传》之向长，字子平。《注》云：《高士传》作尚。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此所画者，必为山水无疑。炳孙测，见《齐书·高逸传》。云：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则仍为人物矣。《宋书·王微传》，微报何偃书曰：“性知画缋，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放象也。”此所言者，或亦山水画。

佛画、佛像，亦随佛教而俱兴。《梁书·诸夷传》述 县光宅寺云：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笔。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又云：师子国，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谓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戴安道名逵，其子颙，见《宋书·隐逸传》。云：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元魏造像，规模尤大，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画工见贱，尤甚于书工。《颜氏家训·杂艺篇》云：“吴郡顾士端，出身湘东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乡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其见轻可谓甚矣。然名画与法书，同为人所宝爱。《隋书·经籍志》簿录类，有《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一卷，《法书目录》六卷，《书品》二卷，《名手画录》一卷。

魏复雅乐，始自杜夔，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晋初，荀勖典知乐事，又修律吕，事见《晋书·勖传》及《宋书·乐志》。《志》云：江左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勖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293年），诏其子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庙。事亦见《晋书·裴秀传》。寻直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

《晋书·刘弘传》云：伶人避乱，多至荆州。下书郡县，使安慰之。须朝

廷旋反，送还本署。则时伶人亦有南奔者，朝廷未能存抚耳。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四厢金石始备焉。《隋书·音乐志》曰：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417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齐代因而用之。梁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502年），下诏访百寮。是时对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辞，言乐之宜改，而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其后台城沦没，乐府不修。王僧辩破侯景，诸乐并送荆州。经乱，工器颇阙。元帝诏有司补缀。才备，荆州陷没。西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并入关中，随例没为奴婢。又云：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末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命，今复会同”云云。此洛京乱后，雅乐流播之大略也。

《隋志》又云：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县，或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陵夷。《周书·斛斯征传》云：孝武西迁，雅乐废阙，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隋志》又云：齐文宣将有创革，尚乐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县，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始皇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县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志》又载牛弘奏云：“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何妥传》：妥请兴雅乐，表言：“江东宋、齐以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四舞、鞞、铎、巾、拂。三调，清、平、瑟。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隋志》又言：后周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宴飨之礼。及天和六年（571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周书·本纪》在九月。其后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明帝武成二年（560年），正月朔旦，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武帝保定元年（561年），诏罢之。亦见《周书·本纪》。及宣帝即位，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常陈殿前。见《纪》大象元年（579年）。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于县间，与正乐合奏。宣帝时，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晨出夜还，恒陈鼓吹。《志》又载牛弘谓“后周之乐，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云。魏、齐、周三朝之乐，大略如此。

晋、南北朝，实为外国音乐流传中国之世。据《隋书·音乐志》：炀帝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除清乐并汉末旧曲，礼毕出自晋太尉庾亮家外，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余皆来自异域。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后声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康国，起自周代聘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云。《志》又云：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齐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惟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能自度新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均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兄、阉官之辈齐唱和之，莫不陨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盖时外国音乐，率较中国旧乐为幽怨、高吭，故俗好之如此云。《颜氏家训·杂艺篇》云：“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弟，不知琴者，号有所阙。”此亦习俗使然，好尚未必存焉也。

角抵百戏，仍颇盛行。《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286年）十二月，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年）十二月，除乐府杂伎。然《齐书·礼志》言：“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则除之究不能尽矣。《抱朴子·对俗篇》言：“幻化之事，九百有余。”可想见其盛况。《周书·崔猷传》谓大统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则北朝亦迄有之也。俳优者，《北齐书·尉景传》言：神武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犹是诙谐剽剥之旧也。

《齐书·崔祖思传》：高帝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曰：“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王晏传》：晏弟诩，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488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南史·王琨传》：大明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要琨同听。侍酒行炙，皆悉内伎。《陈书·章昭达传》：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寇对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壮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岂况平时之酣歌恒舞哉？然满堂而饮酒，一人乡隅而饮泣，则四坐为之不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果何以致和气之应乎？曷怪墨翟有《非乐》之篇也。

第七节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之中，天文、历法，措意者颇多。《宋书·天文志》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盖天，三曰浑天。而天之正体，经无前说，马书、班志，又阙其文。汉灵台议郎蔡邕，于朔方上书曰：“言天体者三家，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官有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本欲寝伏仪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数，以著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两绝，势路无由。宜问群臣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时阉官用事，邕议不行。案《晋书·天文志》载汉秘书郎郗萌，能记宣夜先师相传之说，则其师法似非全绝。故晋成帝时，虞喜能因其说以造《安天论》焉。

盖天之说，著于《周髀》，后汉时，王充据之以驳浑仪。《晋书·天文志》。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别拟天体，亦全同《周髀》之文。《隋书·天文志》。浑天之说，信者最多。扬雄即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隋志》。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宋志》。而桓谭亦驳王充之说，吴陆绩始推浑天意，王蕃传刘洪乾象历，亦主浑天。晋葛洪讥虞喜，释王充，说颇同蕃。宋何承天、梁祖暅，亦信浑天之说。《梁书·儒林传》云：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崔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其说未知如何。案宣夜之说，谓天了无质。其见为苍苍然者，以高远无极，仰而瞻之，眼瞀精绝。犹旁望黄山皆青，俯察深谷窈黑，青非正色，黑非有体。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不常，进退不常，由其无所根系为证。虞喜《安天论》，谓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静之体，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盖天之说，则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又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不得不随磨左回。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入下故不见。天之居之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极在天中，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浑天之论，则谓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之转，如车毂之运焉。皆见《隋志》。其非天之正体相同，然浑天之术，于推步最便，故后人率遵其说也。《隋志》载葛洪之言，谓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推步莫密于浑象。又载祖暅之言，谓“自来论天者多矣，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旁瞩四维，规日月之升降，

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束晳云：“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日月，日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察群象必资征实，夫固为学自然之轨辙也。

浑天之器，有仪有象。《隋书·天文志》云：“《书》：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谓浑天仪也。故《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止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玑视其行度，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或其所制也。”案《尧典》乃东周后人所述，星官书亦出其时，以之相释，正得其实。指为浑仪，而以为出于尧时，则谬矣。此造作谶纬者之妄谈，马、郑无识，误袭之也。浑象出于洛下闳，亦近亿测。古不知何人之业，往往附诸一知名之人，一部《世本·作篇》，盖莫非如是，虞喜之说，亦仍其故智耳。汉世作者，以张衡为最精，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七节。王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乃改作之，大小居二者之中。陆绩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黄赤二道，不得如法。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以天为正圆。器与言谬，颇为后人所讥。伪刘曜光初六年（323年），史官丞南阳孔挺造铜仪，则古浑仪之法。宋高祖定咸阳得之。何承天、徐爰、沈约著宋史，咸以为即张衡所造，误也。后魏道武天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明元永兴四年（536年），诏造太史候部铁仪，唐时太史候台尚用之。浑天象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吴太史令陈苗云：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谓此。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以为浑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吴时有葛衡，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十七年（440年），又作小浑天，亦象天而地在其中。此晋、南北朝之世天文仪器之大略也。亦据《隋志》。

自后汉行四分历后，灵帝时，会稽东部尉刘洪，悟其于天疏阔，更作乾象历。魏文帝黄初中，太史丞韩翊造黄初历。校议未定，会帝崩而寝。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尚书郎杨伟造景初历。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伟历。帝崩，复用夏正。刘氏在蜀，仍汉四分历。孙氏用乾象历。晋武帝践阼，因魏景初历，改名泰始。始杨伟推五星尤疏阔，故渡江以后，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伟历。以上据《晋志》。宋武代晋，改泰始为永初，此特更其名而已。元嘉二十年（443年），何承天表上所作元嘉历。二十二年（445年）行之。大明六年（462年），祖冲之表言其谬，上所创新历。八年，孝武欲以明年改元行之，而是岁晏驾。齐高祖代宋，改元嘉历为建元，亦徒更其名而已。梁天监九年（510年），改用冲之之历。《南史·祖冲之传》：子暅之。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于是始行焉。《颜氏家训·杂艺篇》云：算术亦是六艺要事，江南此学殊少。惟范阳祖暅精之。河北多晓此术。大同十一年（545年），制诏更造新历。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乱，遂寝。陈武受禅，亦无创改。以上据《隋志》。魏初仍用景初历。世祖平凉土，得赵 所修玄始历。高宗践阼，以代景初。真君中，崔浩为五寅元历，未及施行，浩诛，遂寝。高祖太和中，诏秘书钟律郎上谷张明豫为太史令，修综历事。未成，明豫物故。世宗景明中，诏太乐令公孙崇等同共考验。正始四年（507年）冬，崇表请更造新历，名景明历。延昌四年（515年）冬，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郎崔光表言：太和十一年（487年），臣自博士迁著作。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草创未备。及迁中京，转为太史令。未几丧亡，所造致废。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太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太乐令公孙崇等造历。功未及讫，樊生又丧，洪出除泾州长史，惟崇独专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举。时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赵胜、太庙令庞灵扶、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与崇等详验，推建密历。崇及胜前后并丧，洪又除豫州司马，灵扶亦除蒲阴令，惟龙祥在京，独修前事。洪至豫州，仍续有所造。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豫，亦私造历。三家之术，并未施用。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言合纪次，求就其兄玚追取，与洪等所造，递相参考。”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前并州秀才王延业、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书，与史官同检疏密。神龟初，光表总合洪、龙祥、业兴、道虔、前太极采材军主卫洪显、殄寇将军太史令胡荣、雍州沙门统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钜鹿人张僧豫九家，共成一历。请定名为神龟历。肃宗以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历，班于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龙祥、业兴为主。孝静世，复颇乖舛。齐献武王入邺，复命业兴改正。以年号为目，命曰兴和历。以上据《魏志》。文宣受禅，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施用之。后主武平七年（576年），董峻、郑元伟立议非之，而上甲寅元历。又有广平人刘孝孙、张孟宾，同知历事。孟宾受业于张子信。并弃旧事，更制新法。争论未定，遂属国亡，西魏入关，尚行李业兴正光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始诏有司造周历。及武帝时，甄鸾造天和历。大象元年（579年），太

史上士马显又上景寅元历。以上据《隋志》。然改历之事，至隋世乃成。

地理之学，留意者亦多。《隋书·经籍志》言：“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病“史迁所记，但述河渠”。又云：“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疑夺郭字。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澄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案《志》所谓但记州郡之名者盖官书？所谓因其经历，并有记载者，盖私家之作？作志者之意，盖以网罗宏富，条理分明为贵？故訾此等记载，不能成一家之体也。陆澄、任昉之书，盖丛书体？故亦不能成一家之言。此类记载，取材实多。有根据官书，专记州郡建置者，如《元康三年地记》《元嘉六年地记》《九州郡县名》《并帖省置诸郡旧事》是也。有兼及户口者，如《元康六年户口簿记》是也。其专详一地方情形者，则为诸州图经。专志风俗者，如《陈留风俗传》。演绎旧闻者，如扬雄《蜀王本纪》。记山水者，如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宋居士《衡山记》，谢灵运《游名山志》《居名山志》《水经》，庾仲容《江记》，释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记》。记宫室者，有《洛阳宫殿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璆、释昙鸾《京师寺塔记》。记冢墓者，有李彤《圣贤冢墓记》。记道里者，有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记》。谈沿革者，有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不著撰人《古来国名道里记》。记外国者，如法显《佛国记》，不著撰人《交州以南外国传》，杨莩《交州异物志》，不著撰人《诸蕃风俗记》。存录荒诞传说者，如托诸东方朔之《十洲记》《神异经》。王俭七志，七曰图谱，记地域及图书，参看下节。可见其卷帙之浩繁矣。

地图之作，亦较前世为精。《晋书·裴秀传》言：“秀为司空，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此盖合古今地理为一书，亦可云作今图而兼详其沿革也。其《序》云：“秘府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其例实未尽善。顾又云：“晋文帝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以当时粗疏之技，安能成此精审之作？其必谀媚非实明矣。秀所制图，其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其言曰：“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盖以分率定其地之所在，而以准望校之；以道里著准望所不及，而以高下、方邪、迂直核道里之实。在未知测经纬度之法时，所能为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宋书·谢庄传》云：庄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 内为一。以木制图，盖由当时简牍，尚与缣素并用？见第二节。而其可分可合，亦可见其分率之审也。《隋志》所载，冀州、齐州、幽州，皆有图经；隋有《诸州图经集》，已见前；而其先已有《周地图记》一百九卷；可见各地皆有图。《魏书·沮渠牧犍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之语，可见上计之制仍存。《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陈文诏诉父饶为竟陵王诞府吏，恒使入山图画道路，不听归家。又《张弘策传》，谓当指建业时，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豫为图，皆在目中。此等则皆供一时之用，不必精审也。《隋志》有张氏《江图》一卷、刘氏《江图》二卷，其亦弘策所为之类欤？

医学情形就《隋志》医方类之书观之，可分八类：一论医理，二言明堂针灸，三论诊法，四论病源候，五本草、药录、采药法、种药法，六医方，七食经，八兽医。此纯为医家之学。其养身、养性、导引、合丹、服食、房中之说，则当与神仙家相出入也。方药有来自外国者：如《杂戎狄方》，当来自西北，《龙树菩萨》《婆罗门》《耆婆》《乾陁利》诸方，当来自南海，香方亦当来自南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则当来自西胡也。《魏书·西域传》：悦般国，真君九年（448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啮之，须臾血止，养创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此事或夸诞失实，然必有此类方药，则无疑也。

《北齐书·马嗣明传》云：嗣明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其所学可谓甚博。然此特名医如是。《宋书·范晔传》言：孔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则寻常医家，于脉法且未能尽通也。《魏书·徐謇传》言：显祖欲验其所能，乃置诸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说亦近诞，謇善诊脉当不诬，謇固亦非常医也。《晋书·魏咏之传》云：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乃西上。仲堪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

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而卒获差。此医之技，盖可谓精。《魏书·长孙道生传》：曾孙子彦，少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此医之技，亦足与华佗争胜矣。《晋书·卢钦传》：钦子浮，以病疽截手；则断一支以全生命，昔时医者亦知之，毒虵螫手，壮士断腕，非譬喻之辞也。又《温峤》传：苏峻平后，固辞还藩。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峤之致病，或由拔齿为之，则手术之未尽善者矣。《刘曜载记》：曜之败，被创十余，通中者三。为石堪所执，送于石勒。勒使金创医李永疗之。《宋书·鲁爽传》：程天祚为虏所获，以妙善针术，为拓跋焘所爱赏。《齐书·陈显达传》：显达讨桂阳王，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禹步作气，钉即时出。乃禁达显目中镞出之。《南史·张融传》：有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痿损。此乃咒由之科。凡此，皆医之以一技鸣者也。

神仙家与医家，关系本极密，故二家之学，仍相出入。葛洪、陶弘景之留心方书，即其明证。洪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弘景有《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见《晋书》《南史》本传。《宋书·羊欣传》言欣素好黄老，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此盖张角之术，在宋世为天师道之流，见下章第三节。然又言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则初非不知医药，盖张角之术，原亦与神仙家相出入，即其以符水饮人，亦未必非咒由科之支流余裔也。《王微传》言：微兼解医方。载其报何偃书曰：“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家贫乏役，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人入草采之，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亦以所服食者与希仙者相出入，故见疑于世人耳。徐謇常吞服道符，又欲为魏孝文合金丹。祖珽长于医药，齐武成欲扑杀之，乃大呼曰：“莫杀臣，为陛下合金丹。”二家关系之密，可以想见。此时沙门亦有善医术，而其技初非传自外国者。《魏书·艺术传》：李修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此其学已不能皆来自域外。又《崔彧传》，言其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则更明为中国之学矣。盖时道佛虽互相排，然其术则初非彼此不相知；抑二家为行其教计，于医药等便民之术，亦多所研习也。参看下章自明。

信巫不信医者仍多此符水之所由足以惑众也。《晋书·顾荣传》言：元帝所幸郑贵嫔有疾，以祈祷颇废万几。荣上笺，言贵嫔未安，药石实急，请塞鬼道淫祀。帝王如此，细民可知。褚澄、徐嗣，附《澄传》。《南史》作徐嗣伯，附《张融传》。皆号善医，而《南史》所载治验，率荒诞不经，即薛伯宗亦如是，可见其时之风气矣。《南史·张融传》云：融与东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濮阳太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 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振海内。传业至于文伯。观医家之以此自张，而知附会失实之辞，亦不必尽出于愚民矣。

《晋书·孝友传》：颜含兄畿，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后复活。《卫瓘传》：瓘与子恒、岳、裔及孙等九人同遇害，而恒二子璪、玠在医家得免。盖亦就医自疗也。《魏书》言李亮，四方疾苦，不远千里往从之。亮大为听事，以舍病人。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史言此，意以著亮之仁厚，其实为舍以舍病者，恐当时医家类然也。医之所舍，必也能自给之人，若贫病者，则莫或顾恤矣。《梁书·儒林传》：严植之，性仁慈，好阴德。少尝山行，见一患者。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敛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下车问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既危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恻然，载还治之。经年而黄氏差。请终身充奴仆，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此等义举，非可恒遇；即有仁心者，亦必有力而后能为之。《齐书·孝义传》：江泌，历仕南中郎行参军。所给募役，去役得时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亲自隐恤。吏死，泌为买棺。无僮役，兄弟共舆埋之。可见荒僻之地，呼吁无门，贫病之士，哀号莫恤之状。《晋书·孝义传》：庾衮，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兄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病之能传染者，固以走避为宜，然竟任病者之颠连而莫之或恤，则亦非人之相人偶之道矣。救恤之事，官家亦间有之。《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427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二十四年（447年）六月，京邑疫疠。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二十八年（451年）四月，都下疾疫。使巡视给医药。《孝武帝纪》：大明元年（457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460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尤众。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此皆疾疫时之救疗。《魏书·显祖纪》：皇兴四年（470年）三月，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给之。”《高祖纪》：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九月，诏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

之。《世宗纪》：永平三年（510年）十月，诏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艺术传》：王显，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此则不惟京邑，兼及四境，不惟疫疠，兼及平时矣。言之匪艰，行之惟艰，欲行诸诏，所集医师所储药物，当得几何？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故终于别坊立馆，仅在司洛，余地止于班给方书也。延昌元年（512年）四月，以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亦仅灾害时为然耳。《齐书·刘善明传》：上表陈事，凡十一条：其二，以为京师浩大，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十已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此北朝所已行，南朝则仅存愿望而已。《梁书·文惠太子传》，言其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其所及恐亦有限也。医工贪厚糈，多集都邑，偏僻之地，乃更无人疗治。《宋书·隐逸传》：戴颙，止于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僻远之地，何以不能疗疾？盖亦以阙于医药耳。

医家流品，仍为众所贱视。《南史·张融传》言：徐文伯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不以医自业。融谓曰：“昔王微、嵇叔夜，并学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论。得之者由神明洞彻，然后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当贵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达。”答曰：“惟达者知其可贵，不达者多以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医家之地位可见。《北齐书·斛律金传》：行燕郡守马嗣明，医术之士，为金子羡所钦爱。北齐流品混杂，嗣明盖以见爱而得官？又《徐之才传》：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太守。以医术为江右所称。之才以豫章王综启其大善医卫见征。魏孝明时。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又以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齐文宣。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曲尽卑狎。二家若疾，救护百端。盖其父虽士流，之才则亦以嬖幸自居矣。流品既下，其人遂惟利是图，而声价既高，又或以骄蹇取祸。《李元忠传》言其善于方技，而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崔季舒传》言其大好医术。天保中，于徙所无事，更锐意研精。遂为名手，多所全济。虽位望转高，未曾懈怠。纵贫贱厮养，亦为之疗。此正由其本非医家，是以能尔。《周书·艺术传》：褚该，性淹和，不自矜尚，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则由其禀性使然。若徐謇，则史言其“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矣。职是故，人亦遂以威力胁之，甚有以疗治无效加之罪者。《魏书·孝文六王传》，彭城王勰，高祖不豫，召徐謇至，勰引之别所，泣涕执手而谓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气力危惙，愿君竭心，专思方治。若圣体日康，当获意外之赏。不然，便有不测之诛。非但荣辱，乃存亡由此。”权戚矫伪，固不足论，然时人之所以待医师者，则于此可见矣。其后謇治高祖有验。车驾发豫州，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下诏褒美，以謇为大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明年，从诣马圈，高祖疾势遂甚，则又每加切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加膝坠渊，异于俄顷，方术之士，能不人人自危乎？然此已在高祖时，稍沾中国之化矣。若虏初入塞时，则更有甚于此者。《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上谷公纥罗之子题，击慕容驎于义台，中流矢薨。道武以太医阴光为视疗不尽术，伏法。则真如元勰所言，非但荣辱，存亡由之矣。王显之死，虽由为时所疾，然亦托诸世宗之崩，侍疗无效也。虏岂足与言艺术哉？

第八节 经 籍

晋、南北朝之世，王室藏书情形，《隋书·经籍志》备言之。其言曰：“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采缀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部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473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均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牛弘云：“侯景渡江，秘省经籍，虽从兵火，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南史·贼臣侯景传》云：“王僧辩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颜之推《观我生赋注》云：“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盖以成数言之。颜氏又云：“北方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佚湮亡，惟孝元鸠书，通重十余万卷。”则并江陵所故有者言之也。牛弘又云：“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则元帝焚书，亦未能尽，但所余不多耳。《梁书·昭明太子传》云：于时东宫有书三万卷。《贼臣·侯景传》云：又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书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然则侯景之乱，东宫所失书，亦不少也。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魏书·李先传》：太祖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颁制天下，经籍稍集。《高湖传》：子谧，天安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

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世宗纪》：永平三年（510年）六月，诏重求遗书于天下。《薛野 传》：孙昙宝，初补散骑，高祖诏采遗书于天下。《儒林传》：孙惠蔚，入东观，上疏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其先无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诏许之。《宋翻传》：弟道玙，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魏书·高道穆传》：庄帝以秘阁图籍，出内繁芜，致多零落，诏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隋书·李德林传》：魏孝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隋书·郎茂传》：茂在齐世，尝奉诏于秘书省刊定载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书·黎景熙传》：六官建，为外史上士。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陈奏。将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隋书·裴矩传》：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三阁。凡三万余卷。”《牛弘传》载弘表辞，论书有五厄，与此可以参观。四部之分，本为藏庋，而后遂以为书之宏纲，《七志》《七录》等沿刘《略》而渐变者，则存为子目。求学术流别者，固当于子目观之。校雠之家，或病四部之分，不合学术分类，亦未为知言也。旧时书目，观其名最不能责其实者为集部。此由专门变为通学，著述者所苞率广致之。欲救其弊，非撰类书不可。非编书目者所能为力也。

十六国中，知收葺图籍者，苻、姚而外，尚有沮渠氏。《魏书·阚骃传》云：蒙逊甚重之，拜为秘书考课郎，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即此一部，已几当姚秦所有之全数已。《李顺传》云：世祖克统万，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惟取书数十卷。观其所取之少，而知赫连氏所藏之薄也。《宋书·蒙逊传》：元嘉三年（426年），其世子兴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十四年（437年），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书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观其求请之殷，亦可知其搜求之切也。晋、南北朝之世，外夷求书者，或与或不与。齐世祖时，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王融上书请与之，见《齐书》本传。吐谷浑易度侯求星书，则朝议不给。见《齐书·河南传》。

私家之藏，少者数千，多者亦逾万卷。《晋书·儒林传》：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齐书·褚渊传》：父湛之卒，渊推财与弟，惟取书数千卷。《刘善明传》：家无遗储，惟有书八千卷。《梁书·沈约传》：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任昉传》：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王僧孺传》：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相埒。《孔休源传》：聚书盈七千卷。《陈书·文学传》：徐伯阳，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文学传》：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隋书·许善心传》：九岁而孤，家有旧书万余卷。北方则沮渠蒙逊平酒泉，于宋繇室得书数千卷。魏任城王澄之子顺，遇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安丰王猛之子延明，鸠集图籍，万有余卷。元晏，好集图籍，家书多于秘阁。穆崇七世孙子容，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阳尼，有书数千卷。杨愔，前后赏赐，积累巨万，散之九族，架箧之中，惟有书数千卷。祖珽，盗陈元康家书数千卷。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黎季明，有书千余卷。皆藏书家之佼佼者也。《魏书·逸士传》：李谧之卒，学官四十五人上书，言其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则诸家之藏，皆非无重复，然其数已不少矣。所藏或多奇秘，公家搜求、校理，往往资焉。如《晋书·张华传》言：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齐书·陆澄传》言：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梁书·任昉传》言：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魏书·江式传》言：内徙代京，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北齐书·文苑传》：樊逊，天保七年（556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其所裨益，亦云大矣。

私家著述，亦有自行呈献者，如虞溥撰《江表传》，子勃过江，上于元帝，诏藏于秘府是也。又有官就取之者，如陈后主敕人就张讥家写所撰入秘阁是也。

刻版未兴，书不易得，公私之藏，皆为借读者所渴望。左思欲赋三都，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秘书郎四员，宋、齐已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张缵乃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书籍。此求居藏书之府，以便借读者也。不居职而求借者：皇甫谧自表就晋武帝借书，帝送一车与之。柳世隆启齐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又有于人臣家开馆，以书充之者，如宋明帝之于王俭是已，见第一节。赐书之事，亦时有之。如《宋书·自序》：太祖赐沈亮书二千卷；《陈书·江总传》：家传赐书数千卷；是也。此皆公家之藏也。私家之藏，公诸同好者：范尉之书，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崔慰祖，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元宴，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可谓廓然大公。其以交谊假借者，则如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张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无交谊而径往求乞者，则如刘峻，从桑乾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崔慰祖谓之书淫。又有依附藏书之家而读之者。刘昼知宋世良家有书，求为其子博士，已见第一节。傅縡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亦其类也。藏书之家，多在都邑，遂有不惮远游者。李铉以乡里寡坟籍游京师，刘昼以里下少坟籍杖策入都是也。《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所点污，风雨犬鼠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辞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此盖后人敬惜字纸之缘起？盖缘得之艰，故其珍之甚矣。以书赠人者：沈约，每见王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坟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刘显每共孔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见贤思齐，何其异世而同揆也？马枢，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侯景乱，纶举兵援台，留书二万卷以付枢。蔡大宝，尝以书干仆射徐勉，

大为勉所赏异。乃命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皆可谓付托得人。陆琼第三子从典，从父瑜，特相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焉。孙惠蔚一子早卒，其家坟籍，多归其族曾孙灵晖。或亦诚以其能读而与之，非尽亲族中相传授也。

刻版之术虽未兴，然卖书之风，亦已稍盛。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书。江夏王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备，可见书之可剧买者多。刘勰负书若货鬻者，以干沈约，事见第二十章第三节，则并有 鬻于道者矣。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诗，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北史·阳尼传》。则凡时俗流行之书，皆有写卖者矣。崔亮佣书自业，从兄光劝亮往托李冲：“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则虽书贾，似亦不禁人之借读也。

古人言钞，义与今异，已见第二节。誊写非易，钞最遂多。《梁书·王筠传》，载其《自序》云：“予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495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540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钞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此钞书者之自道也。钞书而亦可假手，则虽钞胥，亦与写手有异矣。《宋书·傅隆传》，言其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常手抄书籍。《齐书·高逸传》：沈驎士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火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北史·崔逞传》：崔谦好读书，凡手抄八千余纸。《李彪传》：高悦兄闾，家富典籍，彪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凡此云抄，皆当有所广略去取，非徒写录也。

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亦谓之抄略。《周书·薛憕传》：言憕止其族父怀儁家，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谓此也。陆澄之《地理书》凡百四十九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二十卷，任昉增澄之书为《地记》，二百五十二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九卷。参看上节。《宋书·何承天传》：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此亦所谓抄也，可见其去取之严矣。《晋书·郑袤传》：子默，起家秘书郎。考合旧文，删省浮秽。中书舍人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与其过而废之也，毋宁过而存之，删省旧文，庸或不免可惜，然其汰除芜秽之功，则自不可没也。

抄书体例，盖亦非一，而其有益于人者，则莫如类书。盖学问愈进，则分科愈繁。就其全体而言之，则苦于遍览之为难，而必有人焉以助其采撷，就其一科而言之，又苦于网罗之不备，而必有人焉以助其搜讨；此类书之所以可贵也。魏文《皇览》，盖其开山。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八节。晋世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盖亦斯意。过江而后，作者仍多。齐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齐书》本传。《南史·陆慧晓传》：子良西邸抄书，令慧晓参知其事。随王子隆为荆州，召庾于陵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梁武帝敕到洽钞甲部书，张率治丙丁部书抄。皆见《梁书》本传。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见《南史·陆杲》《庾肩吾》，《文学·杜之伟传》。安成王秀搜集经记，招刘孝标，使撰《类苑》。《梁书》本传，及《文学·刘峻传》。魏出帝时，诏撰《四部要略》。《魏书·裴延儁传》。又召僧化与孙安都共撰兵法。《魏书·术艺传》。安丰王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亦见《魏书·术艺传》。元晖《科录》，周明帝《世谱》，已见第五节；北齐后主，虽曰无道，然其所撰《御览》，则规模不可谓不大。见《北史·文苑传序》。此等皆妙选一时之英才为之。《北齐书·文苑传》谓：祖珽奏立文林馆，奏撰御览，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可见其取材之多。又《阳休之传》：其子辟疆，性疏脱无文艺，休之亦引入文林馆，为时人所嗤鄙，又可见滥竿之不易也。而流俗一见抄字，辄以为胥史之业，误矣。钞书亦有出于胥史者。《周书·寇儁传》：儁以大统五年（539年）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儁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盖不暇一一誊写，故且采撷其大略也。然此令史，亦必非今俗所谓钞胥之流矣。

照本移录之谓写，《梁书·王泰传》言：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为丞，表校定缮写是也。其事士大夫多不自为。穆子容求天下书，逢即写录，已见前。张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南史》本传。亦必出于假倩。《北齐书·循吏传》：郎基，性慎，无所营求。曾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事？”惟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书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可证其系役人为之也。惟写录亦有裨于精熟；又写手必有力之家，乃能多畜；《北齐书·祖珽传》云：齐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故士大夫亦有自为之者。齐衡阳元王嗣子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巾箱中。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此为求精熟起见者也。若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见第二节，此与《南史·王泰传》手所抄写二千许卷，皆以抄写并言，盖有抄亦有写。则以无可假倩而然矣。又《梁书·处士传》：刘慧斐在匡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周书·萧大圜传》：周明帝开麟趾殿，大圜与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大圜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本，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此则或以虔诚孝爱而然也。《梁书·孔休源传》：年十一而孤。居丧尽礼。每见父手所写书，必哀恸流涕。时无刻书，抄写之本，读书者必人人有之也。

写手之中，亦有高材屈居焉。吴喜写起居注，暗诵略皆上口，已见第五节。王僧孺家贫，佣书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梁书》本传。朱异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南史》本传。亦其伦也。此等事亦有传言失实者。《梁书·文学传》云：任孝恭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北史裴佗传》：佗子诹之，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读，每卷策问。应答无遗。此所借书，或与其故所读者相出入，故能举其大略。若《梁书·陆倕传》，谓其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则必无是理矣。然写录一过，即能通知大略，则固事所可有也。

校勘之学，时人尚不甚精。《北齐书·邢子才传》云：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常笑曰：“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妻弟李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问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此乃妄语，而史书之以为美谈，误矣。且如田肯之肯误作宵，见第二节。何由思而得之邪？即有义可通者，冯亿度之，亦易致误。《颜氏家训·勉学篇》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自是学人语也。

古书、古物，稍为时人所爱重，然辨别真伪之术未精，故多为作伪者所欺。古书之大批出土者，无过晋武帝时汲郡发冢所得。此事不徒空前，亦且古书出土如此之多，至今未曾再见，言考古者，诚不可不一审定其真伪也。此事见于《晋书》者：《武帝纪》云：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律历志》云：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又云：武帝泰始九年（274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均。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均暗同。《卫瓘传》：子恒，为《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280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荀勖传》云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束晳传》云：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疑当作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前257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为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幽当作厉，此传写之误。有共伯和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书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

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折书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宜分释，皆有义证。《王接传》云：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句疑有夺误。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晳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司马彪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缪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儒林·续咸传》云：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汲冢得书之事，见于《晋书》者如此。年代舛讹，古籍恒有，不足以疑其事之真。简策烦重，十余万言，自可盈数十车，说亦相会。《武帝纪》言竹简文字为小篆古书，《束晳传》谓皆科斗，二者似不相符。然观《卫恒传》所言，则其时之人言字体之异者，非以其构造而以其笔画形状，则古书小篆，二者亦可并称。以构造言与小篆同，以笔画形状言之则异。续咸之《古文释》，盖就其构造异于小篆者而释之耳。此三者皆不足惑。然仍有甚可疑者。据《卫恒传》，似策书虽有十余万言，其可知者不过数种。与《束晳传》云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者相符。晳之学，未闻远逾于恒，何以所述成者能如是之多？杜预《春秋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

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整顿者不过四种，与卫恒之言，隐相符合。然则所谓六十八种者，不过能知其名题，而今《晋书·束晳传》，乃皆能知其书之所述，其为无稽之语可知也。《隋书·经籍志》：古史家有《纪年》十二卷，《注》云：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志》又论其事云：晋太康元年（280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惟《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晋书·束晳传》，并无自夏以来即有年纪之意，此所云则似有之。谓记魏事下至哀王，亦与《晳传》不合。《四体书势》云：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基发，真伪靡分，则以冢属魏襄王，晋初亦在疑似之列。安釐王者，魏襄王之曾孙。据《史记》，其死在秦始皇四年（前243年），斯时魏已距亡不远，能否如此厚葬，实有可疑。然则《晳传》或言安釐王冢一语，正因其纪年迄于安釐王二十年（前257年）而云然，而或云迄于哀王，则造作者又有所增也。文似《春秋》，事同《左氏》，盖造作者所摹放据依。夏年多殷，盖历人治古史者之异说。益干启位，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则其时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见解耳。穆王享国之年，共伯释位之事，说已见《先秦史》第四章及第八章第八节。此数事盖造作者之所特著，不与经传旧说相会者也。《隋书·律历志》载刘孝孙论历语云：“案《竹书纪年》，尧元年在丙子。”则其纪年又不起于夏，与《经籍志》及《晋书·束晳传》皆不符，可见依托《纪年》而为伪者，非一家矣。《易繇阴阳卦》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此盖世所传《焦氏易林》之伦，世间自有此物。《卦下易经》，似《说卦》而异，盖亦《易》家之所为。此篇言《易》之书特多，《易》固晋以来通行之学也。《名》三篇，似《礼记》，又似《论语》《尔雅》，此合《伪家语》《孔丛子》为一书。《师春》一篇，书《左氏》诸卜筮，似全与《左氏》同者，古书有如此略无出入者乎？《琐语》，《隋志》在杂史家，云《古文璅语》四卷。《注》云：汲冢书。杂史家又有《周书》十卷，《注》亦云汲冢书。又云：“似仲尼删《书》之余。”《颜氏家训·书证篇》谓《琐语》中有秦望碑。《史通·疑古篇》云：中有舜放尧于平阳事。与《晳传》所云记卜梦妖怪相书者，相去绝远。舜之放尧，岂可云琐事？即卜梦妖怪相书，在迷信甚深之世，亦岂以为琐事乎？邹子谈天，久成绝学。谁则闻之，而知其与大历相似？《周王游行》之诬，已见《先秦史》第八章第八节。此书《隋志》在起居注类，作《穆天子传》六卷。《注》云：“汲冢书，郭璞注。”大体即今日之本，盖无可疑。王隐云：《周王游行》，今谓之《穆天子传》，而今《晋书·束晳传》亦谓之《穆天子传》，则今《晋书》所据，实出隐书所据后也。然今《晋书·晳传》盛姬死事，尚不在《穆天子传》中，而今本不然，则今本又非作今《晋书》者之所见矣。亦可见造作者非一家也。晋初四部之分，特计藏庋之便，说已见前。汲冢书列于丁部者，盖以不可诠次，附诸四部之末，实非列于丁部。犹今编书目者，于四部之外，别立丛部耳。若如《隋志》之说，可撰次为十五部，则既能分别部居矣，何不分隶四部之中，而必别为一部？而下云多杂碎怪妄，不可纪知，又隐与王隐之说相合。则《隋志》此语，可信与否，亦正难言之也。要而观之，则自有汲冢得书之役，因之而作伪者非一家，随之而说其事者，亦非一人。有心之造作，益以无意之传讹，其说乃纷如乱丝，弥不可理，真为荀勖、和峤所隶写，束晳、王庭坚、王接所考论者，

盖不知是否存十一于千百矣。然则以大体言之，汲冢书虽经出土，经隶写而整顿者，实无几种。惠怀乱后，故简与写本全亡，传于世者，悉皆伪物。过江后人之所说，正与明代之伪本同也。《隋书·律历志》云：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候气。此语之不足信，观下论诸古物而可知。又非特如此汲冢果曾得玉律，抑治乐者妄为此说以自张，亦正难言之矣。

《梁书·萧琛传》云：天监九年（510年），出为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赍一瓠芦，中有《汉书序传》。僧云：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刘之遴传》云：范得班固所上《南史》作撰。《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而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外，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也。”案改外戚为后妃，以次帝纪，类聚诸王，以次后传，晋后乃有此例，显为后人所改。音义亦必后人所附。《韩彭英卢吴述》，盖不满旧文者改之。其事皆显而易见，而旧老相同，顾信为班固真本，当时论古者之无识，可见一斑矣。

《晋书·郭璞传》云：元帝初镇建业，王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太兴初，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余字时人莫识之。《齐书·陆澄传》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后详视器底有字，仿佛可识，如澄所言。《梁书·刘显传》云：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南史·何承天传》云：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宋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魏书·祖莹传》：孝昌中，于广平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此等皆藉文字以辨古物，以时人识古字者之少，见第一节。其信否殊不可知也。藉器物以考古事者，亦间有之。如《梁书·刘杳传》云：尝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尊。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南史》作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其一事也。其时发掘之事，皆出于偶然。其有意为之者，则多在古墓。汲冢即其最大者。齐文惠太子镇襄阳时盗发古冢，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发郗昙墓，亦其事也。见第一节及第六节。

《晋书·惠帝纪》：元康五年（295年）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张华传》云：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五行志》略同。《刘颂传》云：武库火，颂弟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盖亦微有所出。王莽头经汉末大乱，是否尚存，已属可疑，孔子履何由得之？汉高斩蛇，事本乌有，剑更不必论矣。天家掌故，有同东野人言如此。《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升明三年（481年），为会稽太守。子良敦义爱古。郡阁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后于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孔稚圭传》：父灵产，太祖饷以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性好古，故遗君古物。”《梁书·刘之遴传》：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处士传》：何点，竟陵王子良遗以嵇叔夜酒柧、徐景山酒铛。《南史·柳恽传》：齐竟陵王子良尝置酒后园，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援以授恽，恽弹为雅弄。《齐高帝诸子传》：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时有广汉什段祖以淳于献。古礼器，所以节乐也。《王敬则传》：世子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齐明帝敕五日一给。《刘杳传》：昭明太子有瓠食器，以赐焉，曰：“卿有古人之风，故遗卿古人之器。”此等皆如世俗之玩骨董，其信否，观俗所谓骨董者之信否而可知矣。刘曜所作浑仪，何承天等误为张衡所造，已见上节。此事致误，实缘不按题识，具见《隋志》。魏时，御史中尉王显，与广平王匡争权量。奏匡曰：“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莽佐汉时，宁有铭新之号？”《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二人论权量，谁曲谁直，姑不必论，而匡之不案铭文，则无可解免矣。《隋书·律历志》载梁武帝作《钟律论》曰：“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钟，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均合和。端门外钟，亦案其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钟，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大簇，则下金笛二调。重敕太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钟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啴下。以推求钟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大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案西钟铭，则云清庙撞钟，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大簇钟徵，则林钟宫所施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大簇，则非秦、汉明矣。”此等虽案铭题，信否亦难遽定，乃后人或真信为三代时物，毋亦见卵而求时夜乎？《殿本考证》，齐召南云：“三代乐器，流传最远者，莫如此事。《左传》昭二十一年，天王将铸无射。孔《疏》曰：秦灭周，其钟徒于长安。历汉、魏、晋，常在长安。及刘裕灭姚泓，又移于江东。历宋、齐、梁、陈时，钟犹在。东魏使魏收聘梁，作《聘游赋》，云珍是淫器，无射在悬是也。及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又迁于西京，置太常寺，时人悉得见之，至十五年（595年）敕毁之；可为此文之证。”

毁坏古物之事，亦时有之。所谓三钟者，入隋为文帝所毁。其事，《北史·隋本纪》在开皇九年（589年），云“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隋书·本纪》无之，而云：“十一年（591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则《北史》亦同。三钟之毁，未知究在何时，然隋毁江东古物，恐必甚多，且不止一次。三钟固不必周景王物，江东所云古器，亦不必皆信，然其有较古之物，则必不诬也。齐东昏侯毁晋义熙初师子国所献玉象已见第六节。《宋书·武三王传》：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江夏王义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叹息。义恭未为最暴横者，当四夷交侵、武人跋扈之世，此等事之不见记载者，必尚不知凡几也。

著书假托古人者，此时仍有之。《晋书·曹志传》：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魏陈思王孽子。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托名高者以行其言，而已不欲尸其名，此乃廓然大公之心，不得议其欺世也。《陆机传》：机从子瑁，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亦曹冏之志也。《隋书·儒林传》云：刘炫因牛弘奏请购求遗逸，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则风斯下矣。然时书一卷不过赏绢一匹，炫负盛名，岂不能致百余匹绢？则其造书非利官赏，盖时俗莫辨真伪，乃借此欺世，以炫其博洽耳。然其心亦足诛矣。《晋书·郭象传》云：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义一也。似象之为人，攘善无耻矣。然《秀传》则但云秀为之隐解，象又述而广之而已。则知此等传说，亦难尽信也。

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

玄学与迷信，不相容者也。故魏、晋以降，玄学盛行，而迷信遂澹。《晋书·天文志》：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眚，勿复劾三公。”此诏虽仍引咎责躬，然已知天地之眚无与于人事矣。挚虞对策曰：“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于物无忤，于人无尤。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郤诜对策，与虞实同时事。亦曰：“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皆以释天时、任人事为言，与汉人之论大异矣。《魏书·高祖纪》：承明十二年（487年）九月，甲午，诏曰：“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戒，故称日蚀修德、月蚀修刑。乃癸巳夜，月蚀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此诏辞旨，几于自相矛盾，然亦知天变与人事无关。虏主而能为此言，可知释天时、任人事，已成通常之见解矣。

然此特学者之见如是，习俗固未能骤变。魏自武帝，至于文、明，皆禁淫祀，已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二、第六节。晋武帝泰始元年（266年），诏曰：“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其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犹是前世之志也。然穆帝升平中，何琦论祠五岳，谓：“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不见省。《宋书·礼志》。而武皇之志荒矣。宋武帝永初二年（481年）四月，诏曰：“淫祠惑民废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宋书·礼志》云：由是蒋子文祠已下，并皆毁绝。然又云：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则其废之曾无几时，旋且变本加厉矣。所谓蒋子文者，与苏侯同为南朝严祀之神。《宋书·礼志》云：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案《晋书·简文三王传》言：孙恩至京口，会稽王道子无他谋略，惟日祷蒋侯庙，为厌胜之术。又《苻坚载记》言：淝水之役，坚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初朝廷闻坚入寇，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坚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则蒋子文在晋代，久受尊崇矣。齐东昏又加帝号，见第十章第六节。《南史·曹景宗传》述钟离之役云：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写。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召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已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礼谒。是时魏军攻围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梁武非迷信者流，盖因大敌当前，藉此以作士气也。陈高祖以十月乙亥即帝位，丙子即幸钟山祀蒋帝庙，见《纪》。亦是志矣。蒋子文行事，不见正史。《齐书·崔祖思传》云：州辟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祀神。庙有苏侯象。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南史》云：所随者为青州刺史垣护之，祖思，清河东武城人。清河齐世属冀州，如《齐书》意，怀珍当为冀州刺史。然当时青、冀二州，或可合一刺史也。而载祖思对辞，则云：“使君若清荡此坐，则是唐尧重去四凶。”不以苏侯为苏峻。峻凶逆，不应见祀，论者或以《南史》为可信。然《齐书》此语，不能杜撰。《南北史》多采异说，其所据依，实较诸官修之史为晚。《北史·魏兰根传》言常山郡境有董卓祠，《景穆十二王传》言邺城有石季龙庙，董卓凶逆，岂减苏峻？季龙尤异族淫暴之主也，二凶可祀，峻独不可杞乎？然则《齐书》之说，殆为不诬。以此推之，蒋子文亦必非正神也。永初之除房庙，明言“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蒋子文若为正神，岂应其时亦见除毁邪。

或谓苏侯神在建康，不应在青、冀，《崔祖思传》所言者，或为别一苏侯，此亦不然。《南史·张冲传》：言东昏遣薛元嗣等援冲，冲卒，与其子孜及程茂等共守，无他经略，惟迎蒋子文及苏侯神于州厅上，祀以求福。则蒋、苏二神，流播及于荆郢矣。可至荆郢，何不可至青、冀邪？

淫祀所奉，泛然不一。吴兴郡有项羽神，俗谓甚灵验，至于郡听事安施床簟为神坐，太守皆避不敢居，见《宋书·孔季恭》《齐书·李安民》《萧惠基》《梁书·萧琛》诸传。《南史》《陈本纪》：高祖永定二年（558年）正月，遣策吴兴楚王神为帝，盖即所谓项羽神也。其见崇奉，亦不在蒋子文下矣。此与董卓、石季龙等，皆择众所共知之人而奉之，不计其善恶也。《齐书·周山图传》云：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为县令，死遂发灵。此则所谓名宦之流，亦不必其人之果有功德也。后世所谓城隍神者，亦昉见于此时。《南史·梁

武帝诸子传》，谓邵陵王纶在郢州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

《隋书·五行志》以为武陵王纪之事。《北齐书·慕容俨传》云：俨在郢城，为侯瑱、任约所攻，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荻葓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相率祈请，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荻葓。约复以铁锁连缉，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此《传》言俨战功，全不足信，然郢城有城隍神祠，俨曾祠之，自不害为实语也。案隍谓城下池，战时凭城池以守，故祀其神，后遂以为地方之神，若人间之有守令矣。《梁书·王神念传》云：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为青、冀二州刺史。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而《南史·阴子春传》言：神念之毁神庙，栋上有一大虵，长丈余，役夫打扑不禽，得入海水。子春为朐山戍主、东莞太守。尔夜梦人通名，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钦君厚德，欲憩此境。经二日而知之。因办牲醪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一朱衣人，相问辞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子春心喜，供事弥勤。经月余，魏欲袭朐山，间谍前知，设伏破之，诏授南青州刺史。此则海滨怪物，废于彼而兴于此矣。要之可以惑众则藉之，无恒奉也。宋世祖之责百官谠言也，周朗上书曰：“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其原本是乱男女，合饮食。因之以祷祝，从之以报请。是乱不除，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西，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凡民之所费诚多，而敢为矫诬者，则其大欲遂焉矣。世岂有创教传教之人，而真信教者哉？

然矫诬之徒，亦有实为救死之计者。《南史·孝义传》云：诸暨东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纻舍。昼采樵，夜纺织，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疗病。”女谓是 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试疗之，自觉便差。遂以巫道为人疗疾，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女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为山劫所杀。此女所为，谓非矫诬得乎？然得以是为其罪乎？辟二氏者，恒病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然如此女者，当其困穷之时，则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及其为巫而多财，则又欲娶之以为利。风俗薄恶如此，而以藉矫诬以自活者为罪，有是理乎？

《隋书·地理志》云：扬州“俗重鬼神，好淫祀”。又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似淫祀之俗，南方为甚。然《魏书·肃宗纪》：神龟二年（519年）十二月，尝诏除淫祀，焚诸杂神，则北方淫祀，亦不少矣。《北齐书·于翼传》：翼出为安州总管。时属大旱，涢水绝流。旧俗每逢亢阳，祷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群祀，山庙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沾洽。岁遂有年。民庶感之，聚会歌舞，颂翼之德。除之而民犹信之，则有其废之，必有其举之者矣。故破除迷信，实非政令所能为也。

巫术所重，祠祀而外，莫如厌诅。元凶劭为巫蛊，已见第九章第一节。及孝武起兵，劭又迎蒋侯神于宫内，厌祝祈请。竟陵王诞，陈谈之上书告之，亦云：其弟咏之，见诞疏孝武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咒诅。庐江王袆，明帝泰始五年（470年）下诏，谓其“呪诅祷请，谨事邪巫。常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在江州得一女，云知吉凶，能行厌咒，大设供养，敬事如神。令其咒诅孝武，并及崇宪，祈皇室危弱，统天称己”。陈长沙王叔坚为左道厌魅，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宋书·王悦传》：悦为侍中，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得奸巧甚多。及悦死，众咸谓诸署咒诅之。明帝乃收典掌者十余人，桎梏，云送淮阴，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咒诅未必能杀人，怨奸巧之见发而为咒诅，则罪有可诛，明帝处诸典掌者虽云非法，然诸人若果为咒诅，亦自有取祸之道也。司马休之降虏，孙弥陁，选尚临淮公主。弥陁先娶窦瑾女，与瑾并坐咒诅伏诛。事见《魏书·休之传》，亦见《瑾传》。北齐河间王孝琬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祖珽谮其为草人乃以拟武成，已见第十四章第三节。《魏书·刑罚志》：神 中，崔浩定律令，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高祖纪》：承明九年（484年）正月，诏：“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可见北方巫术之盛矣。厌胜之术，并有施诸死人者。贾后之杀武悼后也，妖巫谓后必诉冤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慕容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数其残酷之罪，弃于漳水。姚苌以苻登频战胜，亦于军中立苻坚神主而请之。及败苻师奴，禽梁犊，乃掘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侯景之葬梁武帝，使卫士以大钉于要地钉之，欲令后世绝灭。北齐孝昭不豫，见文宣为祟，厌胜之术备设。《北齐书·废帝纪》及《孝昭纪》。参看第十四章第三节。皆是物也。

行序之说，本谓治法当随时变易，后乃流为空谈，入于迷信，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节，《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三节。魏、晋已后，虽迷信已澹，而此故事仍存。晋武帝泰始元年（266年），有司奏晋行尚金。《宋书·历志》。刘曜、石勒，皆承金为水德。皆见《载记》。慕容儁僭位，群下言承黑精之君，代金行之后，从之。《韩恒传》云：附《儁载记》后。将定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怛决之。未至，群臣议以燕承晋为水德。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惟人事，天所命也。且燕王迹始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慕容暐载记》云：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为木德，暐从之。则《儁载记》所谓后从韩恒之议者，实暐时事也。《姚苌载记》：苌僭位，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案《苻坚载记》云：太元七年（382年），坚谋入寇。初坚即伪位，新平王彫，陈说图谶。坚大悦，以彫为太史令。尝言于坚曰：“谨按谶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按图谶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于边地，以应图谶之言。”坚访王猛，猛以彫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彫临刑上疏曰：“臣以赵建武四年，从京兆刘湛学，明于图记，谓臣曰：新平地古颛顼之虚，里名曰鸡闾。此里应出帝王宝器，其名曰延寿宝鼎。颛顼有云：河上先生为吾隐之于西北，吾之孙有草付臣又土应之。湛又云：吾尝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盖是乎？愿陛下志之。平七州之后，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献。坚以彫言有征，追赠光禄大夫。分氐户，留鲜卑，当时盖有深意，说见第六章第七节。彫在当时，盖因违是策而见诛，既而造作妖言，则又托诸已受诛之人，以见其可信也。则坚实自以为颛顼后。颛顼，必从相胜之说，乃得为木德，见《秦汉史》。岂坚时尝行其说，苌乃又以相生之说承之欤？《魏书·礼志》云：太祖天兴元年（399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诏有司定行次。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亦见《本纪》。此时之拓跋氏，实受封于西燕，说见第六章第七节，岂亦从相胜之说，而以土承燕之水欤？参看第三章第八节。孝文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诏议国之行次。《本纪》。《礼志》载中书监高闾议，谓：“居尊据极，允膺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以为水德者，以尝有水溢之应，不推运代相承之数。以为土德者，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以为火德者，县

证赤帝斩蛇之符，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自兹厥后，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此说与《晋书·姚苌载记》不合，盖凭亿为说，不依据故事也。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河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晋亡已久，若承秦，则中原有寄。又五纬表验，黄星曜采。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木，事为著矣。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非若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案魏亦五胡之一，若祧后赵、燕、秦，试问自居何等？韩恒、高闾，盖欲避内华外夷之嫌，故为此认贼作子之说。然孝文之意，有异于是，闾亦未尝不窥知之，故又请“集中秘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也。于是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议，谓：“魏虽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承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邪？”诏命群官议之。十五年，正月，司空穆亮等言：欲从彪等所议。诏可。《纪》在十六年正月壬戌。居然自附于华夏矣。周孝闵帝之立，百官奏议，以木承水，制可，见《周书·本纪》。

五德之说，明出学者推论，乃《宋书·历志》曰：“邹衍生在周时，不容不知周之行运。张苍虽是汉臣，生与周接，司秦柱下，备睹图书。秦虽灭学，不废术数，则有周遗文，虽不毕在，据汉水行，事非虚作。然则相胜之义，于事为长。”竟以行序之说为古来实事，误矣。又云：“汉高断虵，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杀白帝子，然则汉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汉若为火，则当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义况乎？盖由汉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则汉以土德为赤帝子，秦以水德为白帝子也。”立说虽巧，终近凿孔。

图谶之作，本由后汉君臣之矫诬，而儒者因之以阿世，自炎祚云亡，而其学渐微，其书亦寖阙佚矣。《晋书·索靖传》，言其兼通内纬，此尚是后汉经生之遗风。《魏书·高崇传》：子谦之，图纬之书，多所该涉。《周书·陆腾传》：父旭，好纬候之学。此等皆是术数之家，与经学无涉。《儒林传》中人兼治图纬者，不过取证经说，所重者纬而非谶。《艺术传》中人，则取证术数，而或流于妖妄矣。要之图纬非复显学也。乃如《魏书·燕凤传》云：明习阴阳谶纬；《许谦传》云：善天文图谶，则恐魏人欲以妖妄之说托之，乃妄言其善是耳。东渡之初，戴邈疏请兴学，有曰：“图谶无复孑遗于世，”可见其书之存者已不多也。见《宋书·礼志》。然握有政权者，其矫诬如故。《齐书·高帝纪》云：“上姓名骨体，及期运历数，并远应图谶，数十百条，历代所未有。臣下撰录，上抑而不宣，盛矣。”《祥瑞志》云：“齐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门郎苏侃撰《圣皇瑞应记》。永明中，庾温撰《瑞应图》。其余众品，史注所载。今详录去取，以为《志》云。”《纪》所谓抑而弗宣者，即是物也。《芮芮虏传》云：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尝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又云：国相邢基祇罗回奉表曰：“京房谶云：卯金十六，草肃应王。历观图纬，休征非一，皆云庆钟萧氏，代宋者齐。”造妖言而托诸外夷，可谓匪夷所思矣。梁武佳人，然亦未能免俗。《梁书·本纪》云：禅让时，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沈约传》：约谓高祖曰：“谶云：行中水，作天子。”《处士传》：陶弘景问议禅代，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其矫诬如此。盖宋、齐、梁、陈四代之兴，宋、陈皆有外攘之功，齐、梁更多惭德，故其矫诬尤甚也。《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备法驾自信都而还以应之。又以谶文言灭石者陵，而石闵徙封兰陵公，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此说盖闵所造作。《艺术传》：黄泓，父沈，善天文秘术，泓从父受业。永嘉之乱，与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说瞻曰：“谶言真人出东北。”瞻不从。泓乃率宗族归慕容廆。《苻洪载记》：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此说盖坚所造作，苻洪时尚未有也。苻实旧氏，见第五章第三节。又云：王堕明天文图纬，洪征梁犊，以堕为司马。谓洪曰：“谶言苻氏应王，公其人也。”《苻生载记》：健以谶言三羊五眼应符，故立为太子。《苻坚载记》：姚苌求传国玺于坚，坚瞋目叱之曰：“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苻登载记》：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宣檄三辅曰：“姚苌穷凶余害，毒被人神，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姚兴载记》：兴以司马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休之将行，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符命所记，司马氏应复河、洛。休之既得濯鳞南翔，恐非复池中之物。”兴曰：“脱如所记，留之适足为患。”遣之。观下引《南史》，鲁宗之亦为谶，此说恐又休之所造作。《慕容垂载记》：垂少好畋游，因猎坠马，折齿。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命。本名霸。外以慕郤 为名，内实恶而改之。寻以谶记之文，乃去夬，以垂为名焉。坚之败于淮南也，垂军独全。坚以千余骑奔垂。垂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丧，皇纲废弛。至尊明命，著之图箓，当隆中兴之业，建少康之功。”《慕容德载记》：刘藻自姚兴至。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并图谶秘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应受天命，柔而复刚。”又有谣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群臣因劝德即尊号。时以慕容宝尚存，未遽听。《魏书·賨李雄传》：谯周著谶曰：“广汉城北有大贼，曰流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克。”卒如

其言。《太宗纪》：泰常五年（420年）五月，诏曰：“宣武皇帝，体道得一，大行大名，未尽美，非所以光扬洪烈，垂之无穷也。今因启纬图，始睹尊号。天人之意，焕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以彰灵命之先启，圣德之玄同。告祀郊庙，宣于八表。”《灵征志》云：太祖真君五年（444年）二月，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泰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录，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像，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像。灵契真天授也。”于是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制可如所奏。《卫操传》云：桓帝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此更可谓极矫诬之致矣。造作妖妄，乃为夷狄窃以为资，岂不哀哉？然《道武七王传》：阳平王熙之玄孙禹，颇好内学。每云晋地有福。孝昌末，遂诣尔朱荣。《北齐书·元坦传》：坦，魏咸阳王禧之子，事亦见《北史·魏献文六王传》。子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因酒醉诽谤，妄说图谶，有司奏当死。诏并宥之。坦配北营州，死配所。然则夷狄效中国而为矫诬，亦适足启分崩离析之端，而速其自弊耳。岂不哀哉？北齐文宣之篡也，徐之才、宋景业亦以谶为言。见《之才》及《高德政传》。武成禅位后主，则祖珽引《元命苞》以说，亦一丘之貉耳。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其实一也。秉政者既以此自张矣，睨而思夺之者，安得不竞相放效？《南史·宋武帝纪》：鲁宗之为谶曰：

“鱼登日，辅帝室。”此强臣之造谶也。《范晔传》：孔熙先使婢随法静尼南上见胡道世，付以笺书，陈说图谶。其说徐湛之，则谓谶纬天文，并有征验。《颜竣传》：竣为世祖主簿，有沙门释僧舍谓曰：“贫道尝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讳次第，属在殿下。”《文五王传》：孝武使有司奏竟陵王诞，谓其征引巫史，潜考图纬。此宗戚之造谶也。《晋书·张轨传》：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谶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阴图代轨。《魏书·傅竖眼传》：祖父融，有三子：灵庆、灵根、灵越，并有才力。融以此自负。尝密谓乡人曰：“汝闻之不？鬲虫之子有三灵，此图谶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归附。此豪右之造谶也。《晋书·石季龙载记》：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百家。《魏书·太宗纪》：泰常元年（416年）三月，常山民霍季，自言名载图谶。持一黑石，以为天赐玉印。聚党入山为盗。州郡捕斩之。《术艺传》：刘灵助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则凡思蠢动者，无不以谶为资矣，此其所以终遭禁断欤？

《隋书·经籍志》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末世。”观此，知当时所谓谶者，实有二科：一犹借重经义，与纬相杂，一则纯为妖言矣。抑谶本民间之物，与学术并无关系，自攘窃者竞事造作，以古者政事与天道关系极密，而天文之学遂为其所取资，乃亦随之而遭禁断焉。魏道武之狂惑也，史言其虑如天文之占，因此大肆杀戮。道武是时，固病狂易，然以天文之占为虑，亦非虚语。《北史·魏宗室传》云：天赐六年（409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秦王翰之子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其一征也。《北齐书·神武帝纪》：武定五年（547年），正月朔，日食。神武曰：“日食其为我邪？死亦何恨。”《北史·后妃传》：宣武皇后高氏，天文有变，灵太后欲以当祸，暴崩。《北齐书·孝昭六王传》：河清三年（564年）五月，白虹围日再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武成以盆水盛星影而盖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厌之，遂斩之。不肯信福善祸淫之说，而又惴惴于变异如此，皆利害之见大切为之也。《齐书·天文志》云：“今所记三辰、七曜之变，起建元迄于隆昌。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变外传，并秘而不书，自此阙焉。”《河南传》：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畏忌如此，天文之学，安得不遭禁断？《隋志》云：“宋大明中，始禁图谶。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书籍之佚，实由丧乱弘多，印刷之术未兴，流传之本太少，与政令禁毁，关系实微。秦不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其传于后者，亦不多于诗书百家语，即其明证。然昔时皇室，究为一大书府，至中秘所藏散亡，而其湮没愈易矣。谶虽妖妄纬亦伪作，然其中究有汉人经说存焉，兰艾同焚亦可惜也。天文图谶之禁，初非仅如《隋志》所云。《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268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南史·隐逸阮孝绪传》言：齐武帝禁畜谶纬。《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苻坚载记》：坚亦尝禁老庄、图谶之学。魏太武之灭佛，并禁师巫、谶记，事见下节。高祖承明九年（485年）之诏，见上。亦曰：“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世宗纪》：永平四年（512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肃宗纪》：熙平二年（517年）

五月，重申天文之禁，犯者皆大辟论。皆其事也。《刘洁传》：洁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姓名否？”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及嵩等皆夷三族。洁事见第八章第三节，其死实别有原因。寻求图谶，盖忌洁者以此陷之，然可见谶书之易以陷人矣。《北史·艺术传》：庾季才，宇文护执政，问以天道征祥，对曰：“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及护夷灭，阅其书记，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诛。惟得季才两纸，盛言纬候，宜免政归权。周武帝谓斛斯征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礼。”因赐粟帛。此虽意外获福，其所乘亦危道也。是以通其说者皆兢兢焉。齐武帝之禁畜谶纬也，阮孝绪兼有其书，云兼有，可见是时谶纬有别。或劝藏之。答曰：“昔刘德重《淮南秘要》，适为更生之祸。杜琼所谓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乃焚之。《魏书·高允传》：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惟游雅数以灾异问矣。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北齐书·儒林传》：权会，妙识玄象。至于私室，辄不及言。学徒有请问者，终无所说。每云：“此学可知不可言。诸君并贵游子弟，不由此进，何烦问也？今惟有一子，亦不以此术教之。”治其学者之畏慎如此，宜其学之易于失传矣。

有意造作之谶，颇类谣辞，盖取其简而有韵，为众所易传、易记也。谶多近鄙俗字亦以此，若其尔雅深厚，即为众所不能解矣。谣辞亦有造作者。《宋书·王景文传》云：明帝以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南史·文学传》云：袁粲、王蕴虽败，沈攸之尚存，卞彬意高帝事无所成，乃谓帝曰：“比闻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蕴居父忧，与粲同死，故云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彬谓沈攸之得志，褚彦回当败，故言哭也。列管，谓萧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北史·韦孝宽传》云：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多赍此文，送之于邺。祖孝征闻之，更润色之，斛律明月竟以此诛。此等果如史说以否，虽不可知，然必时有造作谣辞之事，乃有此传说也。吴人因童谣叛晋，已见第三章第九节。《晋书·五行志》又云：孙皓天纪中，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当作虎，唐人避讳之字。但畏水中龙。”武帝闻之，加王濬龙骧将军。又云：司马越还洛，有童谣曰：“洛中大鼠长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将破汲桑，又谣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由是越恶晞，夺其兖州，隙难遂搆焉。《南史·贼臣传》云：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景涡阳之败，求锦，朝廷给以青布，及举兵，皆用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马，青丝为辔，欲以应谣。此等看似先有谣而后以事应之，又安知非欲作其事者，有意造为谣言邪？《晋书·愍帝纪》云：初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时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杀隐士霍原而应之。及帝如刘曜营，营实在城东豆田壁。《原传》云：王浚称制，谋僭，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衔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浚传》曰：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浚谋僭位说不足信，已见第四章第二节。原虽列《隐逸传》，实非恬退之人。《李重传》云：迁尚书吏部，留心隐逸，拔用燕国霍原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则原尝一出仕。此事《原传》未载。其见杀未知何由，然以风谣为其藉端，则必不诬矣。生于其心，未有不害于其政者也。诗者，民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作之一夫，播之众口，民情大可见焉，故古有采诗之官。汉世刺举，犹重风谣

以此，造谶者必放谣辞亦以此。乃诪张者，遂因之而私造作焉。人心之变幻，诚不可测度矣。

龟卜之术，随世益微，诸言卜者，实多指筮。《北齐书·清河王岳传》云：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夜起，见高祖室中有光，怪其神异，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即其一事也。《南史·梁元帝纪》云：魏师至栅下，有然星坠城中，帝援曹筮之。卦成，取龟式验之。因抵于城，曰：“吾若死此下，岂非命乎？”筮而取验龟式，似二者已可相通。岂莫能灼龟，乃以其繇供筮者之参证邪？《魏书·景穆十二王传》：高祖诏太常卿王谌亲命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虽并言卜，《革》亦《周易》卦名。《齐书·荀伯玉传》云：太祖为明帝所疑，征为黄门郎。伯玉劝遣骑入虏界，于是虏骑数百，履行界上。太祖以闻，犹惧不得留，令伯玉卜。《南史》作占。伯玉断卦不成行。详见第九章第八节。此所云卦，恐亦指《易》。《隋书·经籍志》有《龟决》一卷，葛洪撰，洪多为言艺术者所依托，不必可信。《北史·文苑传》云：明克让龟策、历象，咸得其要，恐亦泛辞。《王世充传》云：晓龟策，世充多诈，其说更不必实也。《齐本纪》云：文宣谋篡位，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汉文帝之封也。”似系龟卜。然此文《北齐书》无之，文宣之篡，与汉文之立，事亦不伦，或出附会。惟《齐书·柳世隆传》言其善卜，别龟甲价至一万，著《龟经秘要》二卷行于世，《南史》又言其子恽著《十杖龟经》，则必系龟卜之术耳。

筮术则似极盛。岂由其时，谈玄之家争重《周易》，而占者亦受其赐欤？《晋书·郭璞传》言：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璞为术数之家，诸书当非依托。其时言筮验者，多诞谩不可信之辞，如隗炤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五节。此等诞谩之辞，而亦托诸筮，可见筮为人人之所知矣。《宋书·王微传》云：太祖以其善卜，赐以名蓍。明帝以卜筮最吉，为后废帝立江皇后，见第九章第六节。又帝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为小字，见《后废帝纪》。《齐书·刘休传》云：泰始初，诸州反，休筮明帝当胜，静处不与异谋。又云：后宫孕者，帝使筮其男女，无不如占。《晋书·苻健载记》云：杜洪尽关中之众来距，健筮之，遇《泰》之《临》。《北史·许彦传》云：从沙门法叡受《易》，太武征令卜筮，频验，遂使左右，参与谋议，而齐神武馆客如王春、赵辅和等，亦以善筮称。见《北史·艺术传》。皆王公大人之信筮者也。筮家亦分二派：一如吴遵等别有占书，亦见《北史·艺术传》。盖有专门传授，一如权会，但用爻辞、彖、象辨吉凶，《易占》之属，都不经口，《北齐书·儒林传》。则儒者之业耳。魏乐平王及董道秀之死也，见第八章第二节。高允著《筮论》，曰：“道秀若推六爻以对曰：《易》称亢龙有悔，穷高曰亢，高而无民，不为善也，则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今舍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此则王公大人因信筮而取祸者也。

荀伯玉尝隶子勋将孙冲，事败还都，以卖卜自业。王叡父桥，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以术自给。《魏书·恩幸传》。吉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计禄命。《南史》本传。此等皆民间之卖卜者也。

望气之术，亦廑有存者。《晋书·隐逸传》：鲁胜，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艺术传》，台产，善望气之术。盖尚真有所受？然矫诬者极多。《齐书·祥瑞志》云：元徽四年（476年），太祖从南郊，望气者陈安宝见其身上黄紫气属天；此固显然出于造作。《宋书·袁粲传》云：顺帝即位，使粲镇石头。有周旋人解望气，谓粲：“石头气甚乖，往必有祸。”亦安知非高祖之徒所造作邪？《南史·后妃传》云：梁武帝镇樊城，尝登楼以望，见汉滨五采如龙，下有女子擘絖，则丁贵嫔也。造作谰言而及于嫔御，可谓善于矫诬矣。北齐孝昭以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而杀济南，已见第十四章第三节。事亦见《北齐书·上洛王思宗传》，云太史奏言邺城有天子气。望气盖兵家所重？故《隋志》所载，兵家多有其书。《南史·梁宗室传》言：元英谓望气者言九月贼退，至九月而洛口军果溃，可见军中甚重此术也。

占梦之术盖微？然仍有藉梦征以惑人者。《南史·张敬儿传》云：性好卜术，信梦尤甚。初征荆州，每见诸将帅，不遑有余计，惟叙梦，云：“未贵时，梦居村中，社树忽高数十丈，及在雍州，又梦社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自云贵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梦一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一髀热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寻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敬儿亦以告所亲，言其妻初梦、次梦，今举体热矣。其鄙倍真可发一噱。然亦有真信其事者。《晋书·刘曜载记》云：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太史令任义进曰：“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至七日。”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义之占梦，不知所操为何术？然曜因此而恐惧修省，则事必不诬。盖胡人无识，又祸福之念大切，故不觉为所动也。

相术在诸术数中，可谓最有征验，故士大夫信者较多。《晋书·赵至传》：嵇康谓至曰：“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矣。”《南史·庾杲之传》：从子敻，少聪慧。家富于财，好宾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谓必为方伯，无馁乏之虑。及魏克江陵，卒至饿死。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面甚尖危，有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为此说者，皆知前世行事者也。术家自炫，亦多依附旧闻。《陈书·章昭达传》：少时尝遇相者，谓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损，则当富贵。”梁大同中，为东宫直后，因醉坠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乱，率募乡人援台，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贵。”

此放英布当黥而王之说也。《南史·梁元帝纪》云：初从刘景受相术，因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此放高元吕相魏文帝之事也。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二节。亦与委巷之言不同。然亦多惑人之谈。《晋书·周访传》云：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得下寿，优劣更由此耳。”《宋书·武帝纪》：与何无忌等同建大谋。有善相者，相高祖及无忌等，并当大贵，其应甚近。惟云檀凭之无相。《沈攸之传》云：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其后攸之为郢、荆二州，超之广州，景文豫州刺史。亦见《齐书·吕安国传》。观其所传事极相类，便知其造作无实矣。《齐书·江祏传》云：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志，常秘不传。祏劝帝出以示人。晋寿太守王洪范罢任还，上袒示之，曰：“人皆谓此是日月相，卿幸无泄言。”洪范曰：“公日月之相在躯，如何可隐？转当言之公卿。”上大悦。《萧谌传》云：谌好左道。吴兴沈文猷相谌云：相不减高宗。谌喜曰：“感卿意，无为人言也。”谌被杀，文猷亦伏诛。王晏之死，以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武陵王晔，巫觋言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负，武帝闻之，故无宠。此皆以相惑人，有所觊觎者，其事无足深论。《南史·江祏传》云：魏军南伐，齐明帝欲以刘暄为雍州。暄时方希内职，不愿远役，投于祏。祏谓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踬，今为雍州，傥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果如所言，则真溺虚辞而受实祸矣。

论相以骨法为主。盖因人之肌肉，时有消长，故非骨骼变则相不能变。《南史·吕僧珍传》云：“一夜忽头痛壮热，及明而颡骨益大，其骨法盖有异焉。”以此也。故世有所谓摸骨相者。《北齐书·神武纪》：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儁、司马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回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

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扪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饭竟出。行数里，还更访之，则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此所托者，即世所谓摸骨相也。《方技传》云：皇甫玉善相人。显祖试玉相术，故以帛巾袜其额，而使历摸诸人，所操盖即是术。又云：世宗时，有吴士双，盲而妙于声相，盖亦暗相之一术也。

《晋书·王祥传》云：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临薨，以刀授弟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南史·孝义传》云：庾道愍尤精相版。宋明帝时，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语忤颜。见道愍，托以己版为他物，令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贵，然使人多愆。”休祐以褚彦回详密，求换其版。他日，彦回侍帝，自称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祐具言状。帝乃意解。《恩幸传》云：綦毋珍之在西州时，有一手版，相者云当贵。每以此言动帝。郁林王。又图黄门郎。帝尝问之曰：“西州手版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门郎手版，官何须问？”帝大笑。此皆谓物能为祸福于人。《梁书·玉莹传》：迁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将拜，印工铸其印，六铸而龟六毁。既成，颈空不实，补而用之。居职六日，暴疾卒。此则谓人之祸福，物能示之先兆。皆古相器物之术也。相家著述：《北史·艺术传》：来和著《相经》三十卷。萧吉著《相经要录》一卷。又有《相手版要诀》一卷。《隋书·经籍志》亦有《相手版经》六卷。又有梁《相手版经》《受版图》《韦氏相版法指略钞》《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今俗推命之说，似起于南北朝时。吉士瞻就日者推禄命，已见前。此不知其所用为何术。《北史·孙绍传》：与百寮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外，窃谓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惟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朝者甚多，绍必不能一一推其命造，此亦未知其所用者为何术。若《北齐书·方技传》云：魏宁，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日，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自有法。”则即今推命之术矣。宇文护母与护书曰：“昔在武川，生汝兄弟，大者属鼠，第二属兔，汝身属虵，”亦今生肖之说也。《北史·袁充传》：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亦据生年月日为说。重生日本胡俗，盖华人至是始渐染之，故推命之术，亦起于是时也。《北史·艺术传》：临孝恭，著《禄命书》二十卷。

今俗有借寿及代死之说，此时亦已有之。《晋书·王羲之传》：子徽之，与弟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向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乌乎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此求代死，若使当死者延年若干，生者裨之，算仍不尽，则即借寿之说矣。人之生死，俗盖仍以为北斗主之，故祈请者皆于是。崔浩父疾，仰祷斗极，已见第八章第六节。《梁书·庾黔娄传》：父易疾，夕每稽颡北辰，求以身代。俄闻空中有声曰：“征君寿命尽，不复可延。汝诚祷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亦其事也。《南史·贼臣传》：侯景与慕容绍宗相持，诳其众，以为家口并见杀。绍宗遥谓曰：“尔等家口并完。”乃被发乡北斗以誓之。盖亦以北斗主人生死，故乡之立誓也。《南史·袁君正传》：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万世荣，称道术为一郡巫长。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荐之。师云：“须疾者衣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与之。事竟取襦，云神将送与北斗君。君正使检诸身，于衣里获之。以为乱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无敢行巫。此所焚者，当系北斗刻象或画象也。

《隋志》兵家多望气之书，说已见前。其书，又有与星占同隶天文家者。兵家又有孤虚、阴阳、诸占、辟兵法。民间数术之书，多在五行家。如风角、九宫、遁甲、岁占、鸟情、禽兽语、灾祥、卜筮、六壬、田家历、历家百忌、百事禁忌、嫁娶、产乳、拜官、占梦、相、相宅、图墓等是也。又有《破字要诀》一卷，似即今之拆字。观此，知谶多拆字为之，亦因乎习俗也。方技之家而外，士大夫亦或闲其术。兵家亦然。陈高祖，史言其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吴明彻就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齐神武攻玉壁，听孤虚之言，于城北断汾水起土山。其处天险千余尺，功竟不就，死者七万。《隋书·五行志》。神武老于用兵，而因迷信以取祸如此，可见军中方术之盛行矣。萧摩诃，武夫耳，而《陈书·本传》言：有颍禹者，随之征讨。其人涉猎经史，解风角、兵书。盖兵之成败，所系者重，处其间者，不免皇惑无主，故诸方术得以乘而中之也。《颜氏家训·决疑篇》曰：“卜筮者，圣人之业也，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疑生于卜。何者？守道信谋，欲行一事，卜得恶卦，反令恜恜。且十中六七，以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耦，自然半收，何足赖也？世传云：解阴阳者为鬼所疾，坎壈贫穷，多不通泰。吾观近古已来，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辂、郭璞耳，皆无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傥直世网严密，强负此名，便有诖误，亦祸源也。及星文、风气，率不劳为之。吾尝学六壬式，亦直世间好匠，聚得《龙首》《金匮》《玉燮》《玉历》十许种书。访求无验，寻亦悔罢。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此当时士大夫之明哲者对数术之见解也。

五胡皆久居塞内或近塞，旧俗渐次消亡。其所信奉，亦多化于中国矣。《晋书·刘聪载记》云：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敛。及苏，言见元海于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于不周。见诸王公卿相死者悉在。宫室壮丽，号曰蒙珠离国。元海谓约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且还，后年当来，见汝不久。”约拜辞而归。道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约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后年来，必见过，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机上。俄而苏。使左右机上取皮囊。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驰使呈聪。聪曰：“若审如此，吾不惧死也。”及聪死，与此玉并葬焉。此说一见即知为中国方士之流所造。《北史·斛律光传》云：行兵用匈奴卜法，无不中。盖其旧俗之犹存者，然亦廑矣。诸胡中惟拓跋氏距中国最远，旧俗存者最多。其居平城，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齐书》又云：永明十年（492年），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北使。宏之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祀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此极似匈奴蹛林之俗。《宋书·索虏传》云：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北史·文明后传》云：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服御器物，一以烧焚。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高允谏文成曰：“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宋书·索虏传》云：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案《后汉书·乌桓传》云：其葬，肥养一犬，以采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拓跋氏本鲜卑，鲜卑俗与乌桓同，盖其所由来者旧矣。然亦有受诸西域者。《魏书·后妃传》云：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尔朱荣传》云：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荣本欲篡位，亦以铸金为象不成而罢。见第十二章第四节。金人本来自西域。《宋书·索虏传》，载拓跋焘与文帝书，有云：“取彼亦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送彼来也。”婆罗门芮芮信之，亦来自西域者也。

第二节 佛教流通

佛教流通，虽始汉世，然其渐盛，实在晋、南北朝之时。往史惟《魏书》特立《释老志》，余皆附见他列传中。《宋书》在《南夷西南夷传》《梁书》在《海南诸国传》《齐书》则见《高逸传》中。凡厥所述，颇多迷信之谈。惟《隋书·经籍志》所论，颇足见其教义流传之迹耳。今节录其辞如下：《隋志》曰：“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佛教在西汉前传入之说，昔人多不之信，以无信史可征也。然楚王英在后汉初即信之，则其流传，似当在西汉以前。日本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绪论》云：“欧洲学者，谓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至三百七十五年之间，自爱理诺亚海至山东、浙江缘海之贸易，曾为印度人所掌握。盖经马六甲海峡，过苏门答剌、爪哇之西，来中国东海岸。所贩来者，为印度洋、波斯湾之珍珠等。《拾遗记》四，载西历纪元前三百五年，有身毒术人来见燕昭王。朱士行《经录》及《白马寺记》，亦云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梵本经典至咸阳，其事约在公历纪元前二百四十三年至二百四十七年之间。其时正与阿育王相直。阿育王遣使传布佛教，事见石刻，信而有征，则《拾遗记》等之说，似亦非尽子虚也。”案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为入战国后五十六年。三百七十五年，为入战国后百有六年。三百五年，为入战国后百七十六年。二百四十三年，为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八年。二百四十七年，为秦始皇三十年（前215年）。古代海外交通，虽乏信史，然如《吕览》《淮南》等书，已多述海外情形，虽系传闻不审之辞，必不能乡壁虚造。古事之湮没不彰者多矣，谓战国、嬴秦之世，佛教必未至中国，亦无确证也。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即《魏略西戎传》之秦景宪，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下文又云：明帝使秦景使天竺，其名氏必附会不审谛可知。使当作受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而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象。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愔之来也，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其经缄于兰台石室。而又画像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汉明帝迎佛之说，既不足信，建白马寺等说举不足信，不待论矣。《北齐书·韩贤传》云：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谓经函藏于白马寺，与经缄于兰台石室之说，又不相中，足见其皆传闻不审之辞也。梁任公《翻译事业研究》云：“佛典：印度境外之写本，先于境内，大乘经典之写本，先于小乘。自西历第四世纪以前皆如此。故初期所译，率无元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说如确，则不徒白马负经之说不可信，下文所云赍佛经而来，及西行求得佛经之说，不可信者正多也。西历第四世纪，自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至安帝隆安四年（401年）。章帝时，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闻。西域沙门赍佛经

而至者甚众。永平中，法兰又译《十住经》。其余传译，多未能通。至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灵帝时，有月支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佛朔等并翻佛经。而支谶所译《泥洹经》二卷，学者以为大得本旨。汉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此人疑即笮融，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困学纪闻·杂识》引石林叶氏云：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皆从所受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笮融疑学于天竺人而姓竺，笮、竺则同音字耳。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僧会赍佛经至吴译之。吴王孙权，甚大敬信。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梁任公佛教之初输入》，据《历代三宝记·年表》：“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谓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最早者。石虎时，其臣王度言：汉、魏时，汉人皆不得出家，见后。二说与此皆异。要之其时汉人，即或出家，亦必不多也。先是西域沙门来此译小品经，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阗国，得经九十章，晋元康中，至邺译之，题曰《放光般若经》。泰始中，有月支沙门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部数甚多、佛教东流，自此而盛。石勒时，常山沙门卫道安，性聪敏，诵经日至万余言。以胡僧所译《维摩》《法华》，未尽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扬解释。时中国纷扰，四方隔绝。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趋诸方。法性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后至长安。苻坚甚敬之。道安素闻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劝坚致之。什亦承安令问，遥拜致敬。姚苌弘始二年（400年），罗什至长安，鸠摩罗姓，什名，诸书作罗什者？古人于外国人姓名，率截取其末二字以求简，不计其义也。时道安卒后已二十载矣，什深慨恨。什之来也，大译经论。道安所正，与什所译，义如一，初无乖舛。初晋元熙中，新丰沙门智猛策杖西行，到华氏城，得《泥洹经》及《僧祇律》。东至高昌，译《泥洹》为二十卷。后有天竺沙门昙摩罗谶，复赍胡本，来至河西。沮渠蒙逊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参验。未还而蒙逊破灭。姚苌弘始十年（408年），猛本始至长安，译为三十卷。昙摩罗谶又译《金光明》等经。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其所译则《维摩》《法华》《成实论》等诸经，及昙无谶所译《金光明》，昙摩罗谶所译《泥洹》等经，并为大乘之学。而什又译《十诵律》，天竺沙门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门云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昙摩耶舍译《阿毗昙论》，并为小乘之学。其余经、论，不可胜记。自是佛法流通，极于四海矣。东晋隆安中，又有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及《中阿含经》。义熙中，沙门支法领从于阗国得《华严经》三万六千偈，至金陵宣译。又有沙门法显，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还至金陵，与天竺禅师跋罗，《魏书·释老志》作跋陀罗。参共辨足，谓《僧祇律》。学者传之。齐、梁及陈，并有外国沙门，然所宣译，无大名部。梁武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又后魏时，太武帝西征长安，以沙门多违法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歼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复。熙平中，遣沙门慧生使西域，采诸经、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门菩提留支，大译佛经，与罗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论》，并为大乘学者所重。后齐迁邺，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滥，武帝出诏，一切废毁。开皇元年（581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凡十一种。”梁任公《翻译事业研究》，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所载历代译人及其所译，分为四期：第一期起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译人百七十六，所译九百六十八部，四千五百七卷。自此至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为第二期，译人八，所译百二十七部，二百四十二卷。下至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为第三期，译人六，所译二百二十部，五百三十二卷。下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为第四期，译人四，所译者二十部，百十五卷。又作《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云：出国求法者：西历三世纪后半魏齐王芳嘉平三年（251年）至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二人，四世纪见前。五人，五世纪晋安帝隆安五年（402年）至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六十一人，六世纪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十四人，七世纪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至唐武后久视元年（700年）。五十六人，八世纪前半唐武后长安元年（701年）至玄宗天宝九年（750年）。三十一人。五、七两世纪最盛，六世纪中衰，盖由佛经传者已多，如食者之正图消化，观于此世纪为我国诸宗创建之时而可见也。佛教宗振，梁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列举之，凡得十三家。除俱舍、摄论二宗起于隋文帝之世，华严、法相、真言三宗起于唐世外，其成实、三论、涅槃、皆起晋安帝时。律、地论、净土、禅、皆起梁武帝时。天台起陈、隋间。八宗，皆起于晋、南北朝之世云。

佛教渐兴，盖始汉末？《梁书·海南诸国传》述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事云：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后，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四万八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琳寻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晋中宗初渡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384年），上金相轮及承露。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阿，遇疾暴亡，经十日更苏。云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阳、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塔。即高祖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钗镊等诸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沉香色。此事虽近怪迂，然梁武掘地，曾得诸物，不容虚诬。晋世营构，前有所承，则孙吴之世，丹阳即有塔及精舍，亦非虚构。汉、魏未许汉人出家，而吴已有尼，是南方佛教，更较北方为盛也。《隋书》言吴大帝深信佛教，盖有由矣。《魏书·释老志》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汉明帝立白马寺之说，既不足信，佛图营构，疑必始于桓帝之时。董卓西迁，洛下悉成煨烬，则其修复，又当在黄初已后也。《宋书·五行志》云：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太子小名也。以佛语为名，可见其时洛中佛教，业已盛行矣。

佛教与火祆、天方、基督等，同自外来，而其流通独盛者，以上之人信向者多，故其推行无阻，且有风行草偃之效也。东晋帝、后，信佛者多，孝武及恭帝尤甚。明帝尝手画佛像，见《晋书·蔡谟传》。桓温废海西公，康献褚皇后方在佛屋烧香，见本传。《孝武帝纪》：太元六年（381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恭帝纪》：帝深信浮屠法。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帝之见弑也，兵人进药。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见《宋书·褚叔度传》。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事见第十八章第四节。王奂尝请幸其府，以不欲杀牲却之。见《齐书·奂传》。大渐时，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绝，见《南史·循吏虞愿传》。颇类信净土宗者所为。齐武帝立禅灵寺。见《齐书·五行志》。大渐时，命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未山陵前，朔望只设菜食，而极惓惓于显阳殿玉像，亦可见其皈依之笃。豫章王嶷临终顾命，亦与武帝遗命相类，见《齐书》本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信佛，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竟陵尤笃。尝于鸡笼山西邸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焉。梁武帝屡幸同泰寺舍身，郊庙牲牷，皆代之以面。宗庙用蔬果，事在天监十六年（517年），见《梁书·本纪》。后依刘勰议，二郊亦不用牲，见《勰传》。会同用菜蔬，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帝幸同泰寺舍身，前后凡四：一在大通元年三月，一在中大通元年九月，一在中大同元年三月，一在太清元年三月。中大同元年（546年）幸寺，《梁书·本纪》不言舍身，而《南史》言之。据《陈书·文学·杜之伟传》：是年帝幸同泰寺舍身，敕徐勉撰定仪注。勉以台阁先无此礼，召之伟草具其仪，则《梁纪》失书也。中大通元年六月，以都下疫甚，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亦见《南史·本纪》。其幸寺设会、讲义，则自大通元年（527年）至侯景叛前皆有之。昭明太子亦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为法集之所。侯景之立简文帝也，升重云殿，礼佛为盟，见《南史·贼臣传》。《周书·萧詧传》云：尤长佛义。《隋书·萧岿传》云：兼好内典。詧之残贼，可谓甚矣。而《周书·甄玄成传》云：玄成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怀贰心，密书与梁元帝，申其诚款。有得其书者，进之于詧。詧常愿不杀诵《法华经》人，玄成素诵《法华》，遂以获免。家国枭獍，乃思徼福于异域之神，岂不悖哉？其敬信，尤为前古所未闻。陈武英略，今古无俦，岂其溺于虚寂？而亦出佛牙，设无遮大会，《本纪》永定元年十月。又幸大庄严寺讲经，舍身及乘舆法物。二年（558年）。一时风气所趋，诚不易自拔哉？陈诸主亦皆信佛。《世祖纪》：天嘉四年（563年）四月，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南史》云舍身。宣帝太建十四年（582年），两设无碍大会，后一会并舍身及乘典御服。《南史·后主纪》云：前后灾异甚多，以为妖，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

五胡之主，亦多信佛者。石勒、石虎，皆颇信佛图澄，事见《晋书·澄传》。慕容皝谓见二龙，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慕容宝参合之役，沙门支昙猛劝其戒备，而宝弗听。慕容熙宠妾苻氏死，见第六章第八节。令沙门为之素服。苻坚谋南犯，群臣使道安谏。既败，犹召安于外殿，动静咨问。苻朗临刑，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姚襄之败，史载沙门智通劝其勿战。然则班朝、治军，沙门靡不与焉。诸胡中姚兴颇知教义，故大乘之教，隆于其时，而其流通亦最盛。《载记》述其情形，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焉。屈丐至粗暴也，然《魏书·释老志》云：义真之去长安，屈丐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众大怪异，言于屈丐。屈丐大怒，召始于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则其杀戮，特行军时玉石不分，平时亦未尝不信沙门也。十六国中，凉州当西域交通之冲，佛法尤盛，已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余波，遂及于拓跋氏焉。

魏之信佛，盖起于拓跋珪入中原之时。《释老志》云：天兴元年（399年），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乡之徒，有所居止。此盖代京有佛寺之始？又云：太宗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则踵事而增矣。然其兴盛，要当待诸凉州既平，沙门、佛事东来之后，已见第八章第五节。未几而有佛狸灭佛之祸，此事实因其疑沙门与盖吴通谋而起，亦见第八章第五节矣。《释老志》云：世祖得寇谦之道，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尝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得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本纪》载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此与《志》所载太武前诏，明系一事。《志》不及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者，以专志释老，故不及。《纪》又于七年三月，书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明系承此诏而来。然则五年正月戊申之诏，实七年二月中事，而《纪》误系诸五年也。与师巫及谶记并禁，明系惩于义民光复之谋。其并及技巧者？夷性贪冒，欲徙诸其所居，正犹蒙古陷城，不杀工匠耳。太武信道，尚在真君以前，至七年乃有此祸，可见其别有原因，崔浩特迎机而导之耳。浩义士，寇谦之亦有心人，说见第八章第六节。其欲去佛，未知何故，或诚以其为世费害，而假手于虏以除之邪？佛狸则安足语此？观其诏言天罚亟行，浩盖以此恐动之也。此举在当时，自为拂逆人心之事，故必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自解也。《释老志》云：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此乃佞佛者怨毒之辞耳。又云：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惟不得显行于京都矣。然则外州仍有之也，亦犹清禁基督教，而人民仍密奉事之欤？《齐书·魏虏传》云：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

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晃后谋杀佛狸，见杀。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杀之。后佛狸感恶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图。始终不离乎迷信，佛狸之毁佛而又渐弛其禁，此或其真象邪？文成立，复佛法。事在兴安元年十二月，见《魏书·本纪》。

魏自文成而后，献文、孝文皆信佛。事皆见《释老志》。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又集沙门讲佛经，见《韦阆》及《裴骏传》。《齐书·宗室传》：建武二年（495年），虏主元宏寇寿春，遣道登道人进城内，施众僧绢五百匹。出帝亦颇知教义。《魏书·李同轨传》：永熙二年（534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宣武于此尤笃，然佛事之劳费，亦至斯而益甚，导孝明世灵后奢纵之先路矣。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魏书·阳尼传》：世宗广访得失，尼从弟固上言：“请绝虚谈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又《张普惠传》：普惠以肃宗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言之。则奢费虽由胡后，肃宗亦未尝不溺于佛也。北齐文宣昏暴，武成、后主皆荒淫，于佛亦甚敬信。据《高元海传》，则皆元海所教也。《北齐书·文宣纪》：天保七年（556年）五月，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八年（557年）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惟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八月，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祠，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九年（558年）二月，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十年（559年）正月，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二月，丙戌，于寺禅居深观，惟军国大事奏闻。《武成帝纪》：河清元年（562年）正月，诏断屠杀，以顺春令。《后主纪》：天统五年（569年）二月，乙丑，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其去杀，几与梁武帝无异。《元海传》云：累迁散骑常侍。愿处山林，修行释典。文宣许之。乃入林虑山。经二年，绝弃人事。志不能固，自启求归。征复本任。便纵酒肆情，广纳姬侍。又云：元海好乱乐祸，然诈仁慈，不饮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庙不血食，皆元海所谋。及为右仆射，又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然本心非清，故终至覆败。案元海劝武成奉济南，未为非义。后与祖珽共执朝政，依违陆太姬间，盖亦势不得已。周建德七年（578年），于邺城谋逆诛，尤可见其心存家国。既云纵酒肆情，又云不饮酒啖肉，未免自相矛盾。果其饕餮自恣，岂能说文宣、后主以断杀；即言之，文宣、后主，又宁听之邪？周文帝亦颇能谈义，且有信心。《周书·薛善传》云：太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善弟慎等十二人兼讲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儒林传》：卢光，尝从太祖狩于檀台山。猎闱既合，太祖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光独曰：“见一桑门。”太祖曰：“是也。”即解围而还。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基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太祖称叹，因立寺焉。至武帝，乃又有废佛之举。

中国人之于佛，流俗虽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识者，固多能知其教义。既能知其教义，自知其理与儒、道无二，而建寺、造像等，徒为烦费矣。此周武之所以废佛也。《周书·武帝纪》：天和三年（568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四年（569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572年）正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坐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二年（573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坐，辨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三年（574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六月，戊午，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苞空有，理极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愈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玩培摟者识嵩、岱之崇峻，守碛砾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观此，知帝于佛道，特恶其烦费而欲绝之，是以与淫祀并禁。至于教义，原欲存之，且欲汇三为一，以息纷争也。然此岂人力所可强为乎？宜其徒有此诏，终无所就也。此事《隋志》谓由卫元嵩上书而起，已见前。元嵩见《周书·艺术传》，云：“好言将来，盖江左宝志之流。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史失其事，故不为传。”然此特会逢其适耳，周武之断道、释，初不由此。观元嵩所攻专在释，而周武所断兼及道可知也。《记》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此天下之至言也。《纪》又载建德五年（576年）九月，大醮于正武殿，以祈东伐。六年（577年）五月，大醮于正武殿以报功。其事岂能无所劳费？躬道之而躬自蹈之，何以使民从其令乎？宣帝甫立，即复佛像及天尊像，与二像俱坐，大陈杂戏，令士民纵观，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武帝有以启之矣？其明年，六月，庚申，遂复佛道二教。

教士之信教，必不如教民之笃也，同为教会中人；执掌事权者之信教，又必不如不执事权者之笃。不然，则基督教不因马丁路德之崛起而分张，而第巴桑结亦不至挟达赖喇嘛为傀儡矣。此凡教皆然，佛教亦莫能外也。《晋书·艺术传》云：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心欲当之，王乃逼以妻焉。罗什年七岁，母与俱出家。年十二，携到沙勒国。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吕光获罗什，见其年齿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罗什距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罗什被逼，遂妻之。姚兴破吕隆，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障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魏书·释老志》：太和二十一年（497年），诏曰：“罗什法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救恤。”则是时于高僧，亦颇重其胤嗣，其视戒律，尚不如后世之重也。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廨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夫以学识论，什诚为大乘之光矣，以戒律论，炎与什，得不谓世济其凶乎？以是推之，佛狸之杀昙无谶，虽云别有其由，谓谶必无诲淫之事，亦不可得也。见第八章第五节。此或西域沙门，自率其俗。然生共其乐，则死共其哀，无中外一也。龟兹王之待什，不为不厚，乃乘其败亡之际，倚敌帅而奸其子，谁知为吕光之逼之，抑什之求之邪？得非凡夫之所羞乎？拥伎十人，别立廨舍，至于诸僧皆效，佛狸之杀道人虽虐，道人之非法又岂虚也哉？武成后昙献是通，见第十四章第四节。蔡兴宗娶尼为妾，见第九章第三节。其小焉者矣。许荣上书晋孝武，病“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诫，尚不能守”。闻人奭亦病“尼姏属类，倾动乱时。”皆见《晋书·简文三王传》。柳元景罪状臧质曰：“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宋书·质传》。郭祖深欲罢僧尼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惟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见《南史·循吏传》乌乎！当时僧尼之戒律，为何如哉？迷信者或将为之曲辩。然僧尼皆不耕而食，不识而衣，而人民且依托之以避赋役，《宋

书·刘粹传》：迁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史。《魏书·李孝伯传》：兄孙玚，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玚上言：“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皆可见藉出家以避役者之众。而其建寺、造像，所费尤巨，终必有不能坐视者。此所以一时之君若臣，信佛者虽多，亦卒不能不加以限制也。《颜氏家训·归心篇》云：“俗之谤佛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靡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如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后世之乙为异人也。”一、二、五并关教理，非政事所当过问，亦非其所能过问，三、四两端，固不可无以治之也。

龟兹区区，而《晋书·西戎传》谓其国有佛塔庙千所，况中国乎？萧惠开为父起四寺，国秩不下均兄弟，悉供僧众。贺革玚子，事见《南史·玚传》。恨禄不及养，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并建立塔寺。至敬容，舍宅东为伽蓝。趋权者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轻薄呼为众造寺。及免职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其佞媚至于如此，威权在手者，安得不竭民力以自为功？宋明帝起湘宫寺，虞愿讥其所用皆百姓卖儿帖妇钱，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此真宜战栗矣。前废帝时，百姓欲为孝武帝立寺，疑其名。巢尚之应声曰：“宜名天保。《诗》云：天保，下报上也。”《南史·恩幸传》。吾谁欺，欺天乎？然王恭，史言其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则劳民者又岂特人君为然哉？唐牡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缅想其时，江东风物，美则美矣，民脂民膏，竭于此者何限？若北朝则尤甚。《魏书·释老志》言：显祖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坐，禅僧居其中焉。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大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此佛图后毁于火，事在出帝永熙三年（535年），即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见《魏书·灵徵志》及《北齐书·神武帝纪》。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此皆虏主所为，此特其最大者。此外，高祖又尝为文明太后起报德佛寺，太后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见《后传》。灵后所起，在京城者又有太上公等寺。于外州，亦各造五级浮图。见《任城王澄传》。其造永宁寺，至减食禄十分之一焉，见《周书·寇儁传》。北齐后主造大宝林寺，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其贵戚、大臣、州郡牧守所营者，尚不在此数。贵戚造构者如冯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多在高山秀阜，伤杀人牛。有沙门劝止之。熙曰：“成就后人惟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宋明帝用百姓卖儿帖妇钱，犹可委为不知，此则知之而犹为之，愚也而近于悖矣。大臣为之者如齐高隆之，以广费人工，大营寺塔，为高祖所责。而州郡为之者尤多。魏城阳王长寿次子鸾为定州，缮起佛寺，公私费扰，世宗闻而夺禄一周。安同在冀州，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杨椿为定州，因修黑山道余工，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为御史所劾，除名为庶人。皆是物也。陆俟子馥为相州，征为散骑常侍，吏民大敛布帛以遗，馛一皆不受，民亦不敢，以造寺，名长广公寺。此虽非其所为，其劳民则无以异也，且安知民非承馛意而为之邪？《肃宗纪》：正光三年（522年），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见劾，牧守辄兴寺塔，为其一条，可见此风之盛。冯亮为魏所获，不肯仕，隐居嵩高，宣武乃给其功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形胜之处造闲居佛寺，曲尽山居之妙。轻用民力如此，民不将以佛为灾邪？读《洛阳伽蓝记》一书，犹可想见其时民力之竭为何如也。

与寺塔同其靡费者，时为造像。时虽亦有泥像，而用铜者殊多。晋恭帝造丈六金像，已见前。宋文帝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像，事见《魏书·胡叟传》。《释老志》：高宗兴光元年（454年），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显祖于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其靡金之多，殊可惊骇。又有玉、石像。齐武帝有显阳殿玉像，已见前。《释老志》：高宗复佛法之岁，诏有司铸石像，令如帝身。又尝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世宗迎置洛滨之报德寺，躬观致敬。其尤侈者则为石窟。高宗以昙曜言，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在后营窟一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500年）至正光四年（523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即今所谓云冈、伊阙石窟也。云冈，在今大同、左云之间。伊阙，俗名龙门，在洛阳南。石窟雕像，本放印度，尚有在他处者。如敦煌之莫高窟，亦其一也，特皆不如此之弘丽耳。南朝亦有石窟，在今首都东北摄山，俗称栖霞山，为齐、梁两朝所造。郑鹤声、向达有《摄山佛教石刻小纪》，见《东方杂志》二十三卷八期。云：佛龛凡二百九十四，佛像凡五百十五，即有遗误，相去当不甚远。论者徒美其雕饰之奇伟，谁复念其所费民力之多邪？《魏书·灵徵志》：太和十九年（495年），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晋恭帝法成所造金像，皆长丈六，魏珉玉像亦然。《魏书·崔挺传》云：光州故吏闻其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此盖减其长之半？然则当时佛像，殆有定制，袁宏《汉纪》云佛长丈六尺，盖即因其造像而附会也。然则此丈八或丈六之讹。袁宏《汉纪》引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北齐书·循吏·苏琼传》：徐州城中五级寺被盗铜像一百躯。可见地方佛像，亦多而且大。《灵徵志》又云：永安三年（530年），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一头上生白豪四，一颊旁生黑豪一。此像较小，

然可见民家亦有铜像也。《南史》《梁本纪》：武帝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三年（537年）五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则又有以金银为之者。

造像、建寺而外，靡财之事如设斋会等尚多。如胡国珍之死，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其所费必甚巨。梁武以贺琛陈事，盛气口授敕责之，曰：“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吾谁欺，欺天乎？不特朝廷，即民间为斋会者，合聚饮食，所费亦必不少也。参看下引郑子饶事。当时之人，有极俭啬，而于奉佛则无所吝者。《晋书·何充传》云：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匮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宋书·宗室传》云：临川王义庆，性简素，寡嗜欲，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惟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有是蔽者盖甚多。此犹靡财而已，甚有因奉佛而坏法乱纪者，如张畅子淹，为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张彝除秦州刺史，为国造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为治如此，尚复成何事体邪？

百姓之苦如此，而僧尼则有甚富者。宋文北讨，换取僧尼资财，见第八章第七节。颖胄起兵，亦资下方黄铁，见第二十章第五节。侯景兵至，梁摄诸寺藏钱，见《魏书·岛夷传》。皆可见其储藏之富。平时既资借贷，凶饥或助振施，见第十九章第五节。佞佛者或且以为有益于民，然观僧祇、佛图户粟之所为，不亦所与者少，所取者多，藉振贷之名，行诛求之实乎？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王僧达劫竺法瑶，得数百万，《宋书》本传。亦所谓多藏者必厚亡邪？

佛事之有害于民如此，故其限制，乃随其兴盛以俱来。《晋书·艺术传》言：百姓以佛图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百辟卿士，逮于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祠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此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非必为佛图澄也。南朝论此者，以宋周朗、梁郭祖琛为最切。朗欲申严佛律，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祖琛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其论亡失户口，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又齐明帝即位，张欣泰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见《齐书》本传。其禁令，亦宋文帝时即有之。《宋书·夷蛮传》云：元嘉十二年（435年），丹阳尹萧摩之请“自今已后，有欲铸铜象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塔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汏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458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精加沙汏。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律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齐武帝临终顾命，于佛可谓惓惓，然亦云：“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盖诚有所不得已也。北朝禁令，具见《魏书·释老志》。云：世祖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高宗复佛法诏云：“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自正光至太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

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十年（486年），冬，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徼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492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熙平二年（517年），春，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己，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隣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疑当作二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也。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此出家之限制也。其僧尼自外国来者，世宗永平二年（509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任。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其造寺者，惠深言：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诏从之。神龟元年（518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高祖定鼎，《都

城制》云：城内惟拟一永宁寺地，郭内惟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景明之初，微有犯禁。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506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509年），深等复立条制。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亦然。如臣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工，事可改立者，请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闲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他买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元象元年（538年），秋，诏曰：“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先有禁断。聿来迁邺，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居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居之宅，擅立为寺。宜付有司，精加隐括。且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冬，又诏：

“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此造寺之制限也。然亦成具文，略计魏末之寺，凡三万有余云。

管理僧众之官：南朝有僧正，其制始自姚兴，以僧 为之，见《高僧传》。魏太祖以法果为道人统。高宗复佛法，以师贤为之。和平初，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参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太和十年（486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世宗诏众僧犯杀人已上罪，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北史·崔暹传》：僧尼猥滥，暹奏设科条篇为沙门法，上为昭玄都以检约之。皆见《魏书·释老志》。州有统，郡、县皆有维那，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

佛教流传之广，其说轮回，实为一大原因。盖人不能无求报之心，而祸福之来，必不能如世人所责望者之径直。则惩劝之说，有时而穷。故挚虞病“道长世短，祸福舛错，使怵迫之人，不知所守，或迷或放”，慧琳作《均善论》，亦病周、孔为教，止及一世也。见《宋书·夷蛮传》。《晋书·羊祜传》云：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镮。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祜之前身也。祜时佛教盛行未久，而已有此说，足见其流行之速矣。言轮回之事见于正史者尚多。如《晋书·艺术传》言鲍靓为曲阳李家儿托生，《南史·梁元帝纪》言帝为眇目僧托生，《北史·李崇传》言李庶托生为刘氏女是也。此特举其最早者耳。欲言报应，必有受报之体。佛说无我，又说轮回，陈义虽高，终非恒情所能喻。故当时信佛者多主神不灭，而怵于迷信之弊者，则主神灭。范缜作《神灭论》，谓“浮屠病政，桑门蠹俗”，皆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以致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利穷匮。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欲使人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来也不御，去也不追”，此志也。然刘歊作《革终论》，谓：“神为生本，形为生具，死者神离此具，虽不可复反，而精灵递变，未尝灭绝。”实主神不灭之说者，而又谓：“神已去此，馆何用存？神已适彼，祭何所祭？”《颜氏家训·终制篇》亦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求诸内典则无益，杀生为之，翻增罪累。”则即主神不灭之说者，亦未尝不可澹泊自将，不当因此转增贪欲也。然能如是者寡矣。轮回之说，为众所乐道者，畏怖贪欲之心中之耳。《晋书·王湛传》：湛孙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晋恭帝不肯自杀，虑不能得人身。宋彭城王义康亦然。皆畏怖之念为之也。《宋书·文五王传》：太宗尝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然则当时佛徒，曾有愿生王家之说。此则为贪欲所中矣。卒之如隋越王侗，将死，焚香礼佛，咒曰：“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哀哉！然贪欲者虽说轮回，仍斤斤于见世。《魏书·卢景裕传》：谓其为邢摩纳所逼，起兵以应元宝炬，兵败系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诵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此说今俗犹传之。晋、南北朝时尤盛。《晋书·苻丕载记》：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宋书·主玄谟传》：玄谟围滑台，奔退，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乃止。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将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皆是物也。王恭临刑犹诵佛经，王奂闻黄瑶起兵入，还内礼佛，得毋临命之际，犹有所冀辛邪？

无识者之奉佛，则多出于迷信。高僧之见于正史者，佛图澄，鸠摩罗什，僧陟，昙曜，惠始，惠香，灵远，惠丰，《晋书·北史·艺术传》《魏书·释老志》。其事迹无不矜奇吊诡者。甚至如宝志者，齐武帝曾忿其惑众，收付建康狱，而俗犹盛传其前知之事，《梁书·何敬容传》，载其前知敬容败于河东王。《南史·梁武帝纪》，载其前知同泰寺之灾。《贼臣传》载其前知侯景败于三湘。甚至《隋书·律历志》云：开皇官尺，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寄入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夫周、隋二祖，宁不知其不足信？然犹争欲当之者，以流俗信此等说，顺之可以惑众，抑此说即为所造，亦未可知也。《宋书·符瑞志》《齐书·祥瑞志》，亦多以前知托诸僧众，盖自佛教行而矫诬之徒，又得一凭藉矣。梁武帝亦敬事之，《南史》仍列诸《隐逸传》，足见其时奉佛者之为何等矣。然能知高义者，亦自不乏。夫泥其迹则主奴之见深，探其原则筌蹄之义显，是以当时明哲之士，多能和会三教。慧琳，道人也，作《均善论》，设为白学先生与黑学道士相难，初无左袒佛教之意。旧僧至谓其贬斥释教，欲加摈斥。《宋书·夷蛮传》。顾欢，道士之辟佛者也，亦不过谓佛、老立说，各因其俗，譬诸舟车，各有其用。且谓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道有文质，二者可以并行焉。其时又有孟景翼者，为道士。文惠太子召入玄圃，竟陵王子良使之礼佛，不肯。然所作《正一论》，亦云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至于张融，则竟谓道之与佛，区极无二矣。皆见《齐书·高逸传》。卫元嵩上书周武，启废佛之端，然《旧唐书·经籍志》载其《齐三教论》一卷，则其所恶者，亦僧徒之猥滥耳。此以释道二家言也。至如儒家：则徐勉以谓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梁书》本传。王褒谓儒道释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梁书·王规传》。韦夐谓其迹似有深浅，其理殆无等级。《周书》本传。即李士谦谓佛日、道月、儒五星，《北史·李孝伯传》。虽有轩轾，仍非水火。其时释家多通儒、道二家之义。如慧琳、慧始，皆尝注《孝经》，琳与慧严，又皆注《道德经》，僧智解《论语》，慧观

作《老子义疏》是。皆见《隋书·经籍志》。周续之、雷次宗，皆名儒也，而皆入庐山事慧远。《宋书·隐逸传》。徐孝克旦讲佛经，晚讲礼传。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沈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则合三家成通学矣。《魏书·高谦之传》云：凉国盛事佛道，谦之为论贬之，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夫儒、道亦九流之一耳，此不足为贬辞也。《李孝伯传》：兄孙玚，以民多绝户为沙门，上书言之，有“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之语。沙门统僧暹等以为谤毁佛法，泣诉于灵太后，太后责之。玚自理曰：“人死曰鬼，《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佛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亦如实之辞，非强辩也。匪特学者如是，即怪迂阿谀苟合之徒亦然。《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迁镇广陵，发民治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将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狂悖，杀之。此人盖有心疾，然其论，则后世下流社会中杂糅三教之论也。《齐书·祥瑞志》言：永明三年（485年）七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一纸，云：“从兜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其糅合释、道，更可发一噱。此固造作之辞，然造作者之见解，即其时流俗之见解也。《晋书·隐逸传》：鲍靓，东海人，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此明为佛说，而又云：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尝见仙人授道诀，百余岁卒。陶弘景，道家之巨擘也，而云：“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 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居之不疑。在邦必闻之徒，其为道、为佛，亦不可究诘矣。此周武帝所由欲和会三教，自立皇极欤？

辟佛者多以其出自外国为言。王度及魏太武诏即如此。《晋书·蔡谟传》：彭城王纮上言：乐贤堂有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成帝下其议。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其意亦与此同。苻坚命道安同辇，权翼谓毁形贱士，不宜参秽乘舆。宋文帝召见慧琳，常升独榻，颜延之方之同子参乘。毁形者天竺之法，亦恶其来自外国也。张敷为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文帝令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宋书》敷自有传，又附见其父邵传中，皆载此事。梁武帝锐意释氏，天下从风，而韦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此特士大夫之骄矜。即李安民奉佛法，不以轭下牛祀项羽神，见上节。亦恶其为淫祀故耳。要之当时不奉佛者，皆非不足其教义也。

僧人多有术艺。故周朗上疏，谓其假医术，托卜数。沙门知医，已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台城之陷，贺琛被创未死，贼舆送庄严寺疗之；则当时佛寺，必有以医疗为务者。沈攸之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桀筮之，此则沙门明于卜筮之征也。不特此也，《魏书·山伟传》言伟与袁昇、李延孝、李奂、王延业等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昇等皆于河阴遇害。《术艺传》言：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诚其勿为吏部官。由是世宗时或欲令摄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肃宗夜即位，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竟遇害。《北史·艺术传》云：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则沙门又多通相法者。此等不过取信流俗，便于传布其教。乃若关康之，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南史·隐逸传》。《宋书》无算字，盖夺。魏九家历，沙门统道融居其一。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魏书·术艺传》载殷绍上《四序堪舆表》云：初就大儒成公兴学算。公兴将之求沙门释昙影，昙影又将之求道人法穆，从之学者四年。则沙门之于算法，多有深造。慕容宝参合之役，支昙猛劝早为备。拓跋焘之围县瓠，毁浮图，取金像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宋书·文九王传》。则其人并有通于兵、阴阳、技巧之学者矣。《隋书·经籍志》所载，音乐、小学、地理、天文、历数、五行、医方、《楚辞》诸门，皆有沙门撰著，而天文、历数、医方，传自天竺者尤多，当时胡僧，几如近世之基督教士，赍学艺以俱来矣。

僧人多有才学，故颇有参与政事者。宋庐陵王义真，尝云得志之日，以慧琳为豫州都督。《宋书·武三王传》。元嘉中，琳遂参权要。宾客辐凑，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夷蛮传》。而义康谋叛，法略道人法静尼，亦并与其事。齐世则有杨法持。元徽中，宣传密谋，后遂罢道，为宁朔将军，封州陵县男。《齐书·幸臣传》。北齐神武之臣有潘相乐，本作道人。神武自发晋阳，至克潼关，凡四十启而魏帝不答，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四门，《北史》作沙门，盖是？文宣尝命亲奉神武音旨者，条录封上，中有沙门，见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可见沙门多参谋议也。《晋书·载记》：沙门吴进言于石季龙曰：“胡运将衰，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姚襄之败，沙门智通劝其无战。慕容德之据广固，谋及沙门朗公。更观慕容宝之有支昙猛，沮渠蒙逊之有昙无谶。而知五胡之主，谋及沙门者，亦不乏矣。

凡藉宗教以资扇惑者，其所说教义，所立教条，不必皆其教之真谛也。特就众所共知共信者，附会为说而已。洪秀全之于基督教，其显而易见者也。佛教之为豪桀所资亦如是。《晋书·石季龙载记》云：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扬。游于鄂县爰赤眉家。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转相诳惑。京兆樊经、竺龙、此人盖亦道人，故以竺为姓。严湛、谢乐子等聚党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扬称大皇帝，建元曰龙兴。此为藉佛教以图作乱，见于记载最早者。其后此等事迄不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益州之乱，五城人帛氐奴等奉道人程道养为主，诈称晋宗室司马飞龙。见《宋书·刘粹传》。二十八年（451年），又有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宗室近属，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应之。《萧思话传》。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先是有南彭城蕃县人高阇、沙门释道方等，共相诳惑，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太宰府将等，谋攻宫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事发，党与死者数百人。《王僧达传》。《夷蛮传》云：阇为羌人，已见前。此甚似清世林清之变矣。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年），建康莲花寺道人释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齐书·王玄载传》。梁武帝时，有沙门僧强，自称为帝，攻陷北徐州。《梁书·陈庆之传》。此皆在南朝者。其在北朝，则《魏书·本纪》所载：太祖天兴五年（403年），有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众据常山之行唐。高祖建兴三年（473年）十二月，有沙门慧隐谋反。太和五年（481年），有沙门法秀谋反。十四年（490年），有沙门司马惠御谋破平原郡。世宗永平二年（509年），有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三年（510年）二月，有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延昌三年（514年）十一月，有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四年（515年）六月，沙门法庆反于冀州，自称大乘。九月，元遥破斩之。及渠帅百余人，传首京师。延平二年（517年）正月，其余贼复相聚结，攻瀛州。法庆与法秀，声势最为浩大。《苟颓传》云：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太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今京畿不扰，宗社获安，卿之功也。”亦释道方之类也。《恩幸·王叡传》云：法秀谋逆，事发，多所牵引。

叡曰：“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宜枭斩首恶，余从疑赦。”高祖从之。得免者千余人。其徒党可谓甚广。据《崔玄伯传》，是役也，崔道固兄子僧祐与焉。又《阉官传》：平季父雅，亦与于此役，季以此坐腐形，而雅实为州秀才。则士大夫亦有与其事者。《齐书·魏虏传》云：虏囚法秀，加以笼头铁锁，无故自解脱，虏穿其颈骨，使咒之曰：“若复有神，当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其遇汉人之酷如此。大乘之变，据《魏书·元遥传》云：法庆为妖幻，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惟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史冀州萧宝夤遣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殁，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象，云新佛出世，除去恶魔。其好杀颇类孙恩，未知何故？或亦深疾末俗之恶，而思有所袪除欤？而亦兼及僧尼，又可见是时僧尼为众所疾视之甚也。《张彝传》云：元遥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彝子始均，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用息徼幸，此又可见虏视汉人如草芥矣。大乘事迹，又见《宇文福》《高允》《萧宝夤》《裴叔业》《李叔虎》《酷吏·谷楷》《阉官·封津》、及《北齐书·封隆之传》中。《北齐书·皮景和传》云：吴明彻寇淮南，景和率众拒之。有阳平人郑子饶，诈依佛道，设斋会，用米面不多，供赡甚广。密从地藏，渐出饼饭，愚人以为神力，见信于魏、卫之间。将为逆乱，谋泄，掩讨漏逸，乃潜渡河，聚众数千，自号长乐王。已破乘氏县，又欲袭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骑数百击破之，生禽子饶送京师，烹之。《魏书·卢玄传》：高祖议伐萧赜，玄子渊表曰：“臣闻流言：关右之民，比年以来，设为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土之心，莫此为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子饶之所为，则所谓设为斋会者也。显谤朝廷于众坐之中，可见其非不知政治。然则所谓假称豪贵者，果编氓假称之欤？抑实有豪贵，参与其事也？能为地道，多出饼饭，其人亦非瓮牖绳枢之子矣。《源贺传》：贺出为冀州刺史，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逸士传》：冯亮居嵩高，与僧徒禅诵为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亮亦被执赴尚书省，诏特免雪。亮遂不敢还山，寓居景明寺，久之乃还山室。沙门之易与乱事相连如此。异族窃据之际，有心人欲谋光复往往藉宗教为结合之资。自胡元荐居，白莲会声势始大，明代稍微，及清又盛。虽三合会亦自托于少林寺僧。合第八章第五节观之，而知元魏时佛徒之称兵者，必有民族义士，厕身其间矣。然附从之者，究以所谓豪杰之徒为多，故其宗旨不能尽纯，久之或且寖忘其本。此观于近世白莲、三合之徒之数典忘祖而可知也。昙洛椎埋发墓，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天恩横行闾肆，见第十八章第三节。皆可想见僧徒中有何等人。此高宗之复佛法，所以必限欲为沙门者，出于良家，无诸嫌秽欤，《释老志》：高祖延兴二年（472年）四月，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世宗永平二年（509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有不安寺舍，游行民间者，脱服还民。皆惧其为黄巾、赤眉之祸也。然藉资宗教，思教养其民以相保者，亦自有之。《北齐书·陆法和传》云：不知何许人也。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与苦行沙门同。耆老自幼见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测也。或谓自出嵩高，循游遐迩。侯景遣任约击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夷弟子八百人。湘东遣胡僧祐领千人与同行。至赤沙湖，武陵王纪兵来。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殄之。以为都督郢州刺史。部曲数千人，通呼

为弟子。惟以道术为化，不以法狱加人。市不立丞，见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天保六年（555年），清河王岳进军临江，法和举州入齐。文宣以为荆州刺史。梁将侯瑱，来逼江夏，齐军弃城而退。法和入朝。诣阙通名，不称官爵，不称臣，但云荆山居士。以官所赐宅营佛寺，自居一房，与凡人无异焉。案法和所用者蛮众，史又言其语带蛮音，盖久习于蛮者。其所为则甚似张鲁，以是时佛教盛行，故自托于佛耳，此固无教不可托也。

第三节 道教建立

古无所谓宗教也，人伦日用之道，幽深玄远之思，诸子百家之学，盖无不兼容并苞焉？佛教东来，说愈微眇，出世入世，道乃殊科。夫佛道则诚高矣妙矣，然究为外来之教，不能举吾所固有者而尽替之也。儒教重政治、伦纪，势不能谈空说有，与佛教争短长。于是有萃吾故所崇奉，文之以哲理，以与佛教对峙者，则道教是已。

道教之渊源何自邪？曰：其正源，仍为汉末张角、张鲁之教，晋时称为天师道。《晋书·何充传》云：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王羲之传》云：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佑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时为会稽内史。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魏书·僭晋传》曰：恩之来也，弗先遣军。乃稽颡于道室，跪而咒说，指麾空中，若有处分者。官属劝其讨恩。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出兵，凡诸津要，各有数万人矣。”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案岂以为同教中人故，离婚倍觉耿耿邪？《王恭传》云：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道子悦之，令与宾客谈论。案元凶劭号严道育为天师，亦知服食。《殷仲堪传》云：仲堪少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桓玄来攻，犹勤请祷。《齐书·高逸传》云：褚伯玉，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孔稚珪从其受道法。《南史·孔珪传》云：父灵产，泰始中晋安太守。有隐遁之志。于禹井立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东出过钱唐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乡坐不敢背侧。《沈攸之传》云：齐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孙僧昭为义兴公主后。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师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着黄巾，衣褐，醮于私室。时记人吉凶，颇有应验。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署名。中年为山阴县，梁武陵王纪为会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鸣聒耳。王曰：“殊废丝竹之听。”僧昭咒厌，十余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复鸣。”僧昭曰：“王欢已阑，今恣汝鸣。”即便喧聒。又尝校猎，中道而还。左右问其故。答曰：“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问何以知之？曰：“乡闻南山虎啸知耳。”俄而使至。复谓人曰：“吾昔为幽司所使，实为烦碎，今已自解。”乃开匣出黄纸书，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识。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谓亲知曰：“明年海内丧乱，生灵十不一存。”乃苦求东归。既不获许，及乱，百口皆歼。观此诸事，可知所谓天师道者即五斗米道，而与太平道同原。太平道好争斗，晋世孙恩一派，盖其嫡传。《宋书·毛修之传》云：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庙。蒋山庙中有佳牛好马，修之并夺取之，而其在洛，敬事嵩山寇道士，盖亦汉世黄巾中黄太乙之旧。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六节。《隋书·地理志》云：梁州崇奉道教，有张鲁遗风，则五斗米道之流传，亦未尝绝。然此二者，皆不能成为全国通行之大教。惟于吉一派，颇与士大夫往来。吉虽为孙策所杀，其道在江东，盖迄未尝绝，至晋世，遂成为所谓天师道者，而

流行于士大夫之间。夫其教流行于士大夫之间，则能扫除鄙倍，去其与政治不相容者，且加之以文饰，而豹变之机至矣。

《王羲之传》又云：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既去官，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而虞珧子妻，亦有服食之术，是神仙家与天师道同流也。案神仙家与医药经、经方，《汉志》同隶方技，其术本自相通。二张皆以符水为人治病，亦未必不通医药。小民急治病，士夫觊长生，觊长生而服食、养性重焉矣。重养性则轻婚宦矣，此褚伯玉所以逃婚，孔灵产所以隐遁也。故神仙家亦道教之一源也。神仙家之说，至魏、晋之世，亦稍符于哲理。嵇康作《养生论》，谓神仙由“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道养得理，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以世皆不精，故莫能得”。其说云：“服药求汗，或有不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醪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以此知“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而“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薰辛害目，豚鱼不养，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瘦，齿居晋而黄”，“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则形质亦未可忽。夫“为稼于汤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理无可惑。然则“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而区种可百余斛”。“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特“守常不变”之论，“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实未为是也。此其所信者虽非，而其所以信之者，则皆据事理立论，与迷信者殊科矣。《宋书·顾觊之传》：觊之命弟子愿著《定命论》，谓：“齐疆、燕平，厥验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乔、松之侣，云飞天居，夷、列之徒，风行水息，良由理数县挺，实乃钟兹景命。”《颜氏家训·养生篇》云：“神仙之事，未可全非，但性命在天，或难种植。”皆与嵇氏同意。神仙家之论，存于今而可考者，莫如《抱朴子》之完。其说曰：“幻化之事，九百有余，按而行之，莫不皆效。”此其所以信“仙之可得”也。《对俗》。又曰：“神仙方书，试其小者，莫不效焉。”《对俗》。“校其小验，则知其大效，睹其已然，则明其未试。”《塞难》。此其所以信“长生可得，仙人无种”也。《至理》。求仙之术，葛氏所信者为金丹。亦以“泥壤易消，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柞柳速朽，而燔之为炭，则可亿载而不败”，《至理》。以是信物质之可变。又谓“金玉在于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对俗》。以是信药物之有功耳。又云“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可见“变化之术，何所不为”。且“化作之金，乃是诸药之精”，转“胜于自然者”。而且“得其要，则不烦圣贤大才而可为”。《黄白》。此其所以信丹之可作也。然则何以成者甚寡？曰：此由道士皆贫，不得备其药剂；又其法得之不易；既得之，又必入名山，不则当于海中大岛屿作之，其事弥难耳。葛氏谓导引、房中、服药、禁咒，只能延年愈疾，外攘邪恶，皆不能免于死；而且命不可以重祷延，疾不可以丰祀除；故惟金丹为足恃，说见《金丹》《释滞》《微旨》等篇。其所以坚信金丹而贱草木之药者，则以金石之质，坚于草木，而金又坚于石也。当时方士，信丹者甚多。《梁书·处士·陶弘景传》云：大通初，令献二丹于高祖。《南史》则云：天监中献二丹于武帝，中大通初又献二丹。又云：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魏书·释老志》云：京兆人韦文秀，隐于嵩高，征诣京师。世祖曾问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对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豫期。臣昔受教于先师，曾闻其事，未之为也。”然《崔逞传》言：逞子颐，与方士韦文秀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则文秀实非不事此者，特不欲为虏主言之耳。《术艺传》：徐謇欲为高祖合金丹，乃入居崧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入山所采，当为植物，然云

金丹，则当仅以之为助，仍以矿物为主也。《北史·艺术传》云：有张远游者，文宣时，令与诸术士合九转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贪人间作乐，不能飞上天，待临死时取服耳。”案《葛氏金丹篇》言丹之名甚多，而最贵者为还丹及金液。还丹，亦曰神丹，成之凡九转，故又称九丹。得其一即仙。金液效与还丹同，而较还丹为易作。其所谓仙者？则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既已得仙，则升天住地，各从所好。又服还丹金液之法，若欲留在世间，可但服其半，录其半，后求升天，乃尽服之。说见《论仙》《对俗》两篇，实与张远游之说密合，而神丹之名，亦与陶弘景所欲作者同。足见其说皆有传授，虽不足信，述之者则初非欺人也。作金丹必入名山或大岛屿者？《金丹篇》述其师郑隐之言曰：“合大药皆当祭，祭则大乙、元君、老君、玄女皆来鉴。若令俗间愚人得经过闻见之，诸神便责作药者不遵承经戒，致令恶人有毁谤之言，则不复佑助人，邪气得进，而药不成。”又云：“老君告之：诸小山皆不可于其中作金液、神丹，凡小山皆无正神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岁老物，血食之鬼。此辈皆邪炁，不念为人作福，但能作祸。善试道士须当以术辟身，及将从弟子，然或能坏人药也。”其坚信长生之可求如此，然问以长生之理，则曰：“松、乔之徒，虽得其效，亦未必测其所以然。”《对俗》。坦然自承其不知焉。又设难曰：理之明显，事之昭著如此，圣如周、孔，何莫之为？则曰：“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求之必得。命属死星，则其人不信仙道，不修其事。”《塞难》。“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也。《辨问》。《遐览篇》论符，谓“世间有受体使术用符独效者”，亦同此意。其持论之致密如此，安得谓与迷信同科邪？葛氏之论，亦有类乎迷信者，如云：“按《易内戒》《赤松子经》《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三日，纪三百日。又言身中有三尸，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放纵游行，飨人祭酬。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算。吾亦未能审此事之有无。然山川、草木、井灶、污池，犹皆有精气，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微旨》。又云：“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又有老魅。”“入山无术，必有患害。”因此而著诸符。然又曰：“天地之情状，阴阳之吉凶，茫茫乎其难详也，吾不必谓之有，亦不敢保其无。”《登陟》。则于此等说，特过而存之耳。于说之不能决者，过而存之，而又明著其存之之意，正见其立论之矜慎，亦非迷信也。

然此等议论，究尚未足登谈玄者之堂。故神仙家之言，又有更进于此者。《抱朴子》首篇《畅玄》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太始，鼓冶亿类。”以宇宙万物，皆一玄之所弥纶，几乎哲学家一元之论矣。然又云：“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则似又岐形与气而二之。又引《仙经》述贞一之说曰：“一有姓氏、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又述其师说曰：“一在北极大渊之中。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亦各有效。然思作数千物以自卫，率多烦难。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除弃此辈。故曰：能知一则万事毕也。”又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贞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贞一。守贞一有姓字、长短、服色。曰玄一，但此见之。初求之于日中，所谓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当百日洁斋，乃可候求。亦不过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则不复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蓟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及有客坐上，一主人与客语，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也。”《地真》。此则不成语矣。盖以其仍受旧说之牵率，故如此也。《齐书·高逸传》云：杜京产，杜子恭玄孙也。世传五斗米道。与同郡顾欢同契，欢为道教中名人。其答袁粲之难曰：“神仙有死，权便之说。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则入空寂，无为无名。若服食茹芝，延寿万亿，寿尽则死，药极则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齐书》本传。其说较葛氏弥有进矣。然如此则无体。无体则辛苦修为，谁受其报？此必非俗情之所能甘。抑无拟人之神，以资崇奉，而徒皈心于虚寂，亦非俗情之所能喻也。此虽无负于哲理，而必不能成为宗教，故建立道教之士，又必别辟一途焉。

一切迷信若方术，果何以结合之，使之成为一大宗教乎？曰：文之以当时通行之哲理，更益之以佛说之虚诞，其要道也。观于《魏书·释老志》及《隋书·经籍志》之说，而道教之所以成为宗教者，思过半矣。《魏书·释老志》曰：“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问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人，不可胜记。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灌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者往往尊事之。”《隋书·经籍志》曰：“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所度皆诸天仙上品。亦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与也。所说之经，亦禀元一之气，自然而有，非所造为。亦与天尊，常在不灭。天地不坏，则蕴而莫传，劫运若开，其文自见。凡八字，尽道体之奥，谓之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辉照耀，惊心眩目，虽诸天仙，不能省视。天尊之开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啭天音而辩析之。自天真已下，至于诸仙，展转节级，以次相授。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经历年载，始一开劫，受法之人，得而宝秘，亦有年限，方始传授。上品则年久，下品则年近。故今授道者经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盖亦归于仁爱、清静，积而修习，渐致长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与道合体。案此即顾欢之说。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贽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贽，以箓授之。仍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蕝，以为限域。傍各开门，皆有法象。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蕝之中，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斋数之

外有人者，并在绵蕝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面缚焉。而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堂，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又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敕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热。而又有诸服饵，辟谷、金丹、玉浆、云英蠲除滓秽之法，不可殚记。云自上古黄帝、帝喾、夏禹之俦，并遇神人，咸受道箓。年代既远，经史无闻焉。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综观二说，以老子或天尊影射自然之力，诚如孟景翼之言，犹佛家之说法身。见上节，始盖即傅会老子，继乃又造一元始天尊也。开劫之说，亦窃诸佛。仁爱、清静，积累功德，则所以随顺世俗。白日升天，长生世上，取诸神仙家。凡诸方术，亦多自此而来。章醮印敕，节级之烦，传授之秘，盖太平、五斗米道之旧也。凡此皆后人所谓杂而多端者，而其能成为一大教，则正由此，以其能网罗一切也。考诸汉时而无可见，可见其为魏、晋后所造作矣。其为谁造作不可知，亦必非一人所为，一时所成也。

道教之成为宗教，必在其经箓既具之后。《隋志》云：“陶弘景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帝弱年好道，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盖至梁、陈之世，而江左之道教，规模粗立，非复其为天师道时之旧矣。然梁武究为明哲之主，且学问深邃，故其事道之笃，卒不敌其信佛之诚，而道教之大受崇奉，必有待于虏朝焉。《魏书·释老志》云：“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太祖犹将修焉。太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净室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此所信者实方士耳，与道教无涉也。至世祖时而寇谦之起。《志》云：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有仙人成公兴，至谦之从母家佣赁，谦请回赁兴，代己使役。乃将还，令其开舍南辣田。谦之算七曜，有所不了，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俄然便决。谦之叹伏，请师事之。兴固辞不肯，但求为谦之弟子。未几，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历年，兴谓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之七年而卒。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锡杖。谦之引入，至兴尸所。兴歘然而起。著衣持钵、执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儿，其叔父亡，颇有灵异。曾将胡儿至嵩高别馆，同行观望。见金室玉堂。有一馆，尤珍丽，空而无人，题曰成公兴之馆。胡儿怪而问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兴馆。坐失火烧七间屋，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谦之精诚远通，兴乃仙者，谪满而去。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神瑞二年（415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宜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

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泰常八年（423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万。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里，以授谦之。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转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论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练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练金丹云八石玉浆之法，皆有诀要。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其余皆正真书曹赵道覆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长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牧土之来，赤松、王乔之伦，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与群仙结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谦之具问，一一告焉。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此初无辟佛之意，可见崔浩说太武灭佛，非素定之计也。始光初，奉其书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卫。于是上疏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真君三年（442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九年（448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崔浩实有覆虏之计，谦之盖亦同心，已见第八章第六节。《北史·李先传》：先少子皎，天兴中密问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姓邪？”皎为谦之弟子，亦谦之不甘臣虏之一证也。隆静轮之宫至于天，岂不知其劳民？所图者大，则不得复恤其小矣，此民族义士之苦心也。崔浩虽败，道教初不因之而废，足见谦之藏机之深，而其志竟不得遂，徒使后人讥为迷信之魁，岂不哀哉？

道教之寺，名曰崇虚。《释老志》云：太和十五年（491年），诏以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移寺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高祖纪》云：所移者为道坛，改曰崇虚寺，盖以寺该于道坛之中也。《志》又云：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武定六年（546年），有司执奏罢之。其有道术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隋书·经籍志》曰：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并灭，其事已见上节。齐世道士属崇虚局，局隶太常之太庙署，见《隋书·百官志》。

自道教既兴之后，昔日神仙之家、方术之士，世遂皆称为道教之徒。其实此教在张角、张鲁等推行于民间之时，可称为一宗教，至其受政府崇奉之后，则转失其宗教之性质矣。如齐文襄之所馆，实方士也。方士之中，亦有精心学道者。《抱朴子·金丹篇》，自言所见道士数百，各有数十卷书，亦未能悉解，但写畜之而已，此等必非欺人之人，或转受欺于人也。《魏书·释老志》云：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条山。世祖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崇云：“条山有穴，与昆仑、蓬莱相属，入穴中得见仙人，与之往来。”诏令河东郡给所须。崇入穴，行百余步，遂穷。后召至，有司以崇诬罔不道，奏治之。世祖曰：“崇修道之人，岂至欺罔以诈于世？或传闻不审而至于此。今治之，是伤朕待贤之意。”遂赦之。以世祖之酷而能如是，盖深审其无他也。然欺人者实不少。《勤求篇》谓可有十余人。《袪惑篇》述其欺诈之状，真可发一笑。然葛氏于其师郑隐，葛氏受业郑隐，见《遐览篇》。崇信甚至，而隐恐即欺人之人。何者？隐信金丹甚笃，《黄白篇》谓其与左慈试作有成，不应不服，然则何以不仙去邪？而葛氏曾不之知，故人不可以有所蔽也。

方士中之一派，奔走于贵人之间。河间太妃之去邺，必待道士而后决，已见第三章第三节。三王之起兵也，赵王伦拜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又令近亲于嵩山著羽衣，诈称王子乔，作神仙书，述伦祚长久以惑众。皆其最得信任者也。此等人日与贵人为缘，亦有为其所害者，如孟钦、王嘉是。然自其徒言之，仍不妨以为未尝遇害，且别有异迹。孟钦、王嘉，皆见《晋书·艺术传》。钦洛阳人，苻坚召诣长安。恶其惑众，命苻融诛之。俄而钦至。融留之。遂大燕郡寮。酒酣，目左右收钦。钦化为旋风，飞出第外。顷之，有告在城东者。融遣骑追之。垂及，忽然已远。或有兵众距战，或前溪涧，骑不得进，遂不知所在。坚末，复见于青州，苻朗寻之，入于海岛。盖其人实为坚所杀，而其徒造为此言也。嘉字子年，为姚苌所杀。然道家甚尊信之。《传》云：其所造《牵三歌识》，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李少君明系病死，葛洪且信为尸解，《抱朴子·论仙》。人之有所蔽者，诚不可以常理喻也。此等人迄不绝。如北齐文宣所信之由吾道荣，周文帝所信之李顺兴，皆其人也。皆见《北史·艺术传》。因之图谶之类，亦或托之道家。如《隋书·经籍志》所载《老子河洛谶》《嵩高道士歌》等是矣。又一派则游行民间。《晋书·艺术传》云：戴洋，吴兴长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为酒藏吏，授符箓，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太室、恒、庐、衡等山。既而遣归。逢一老父，谓之曰：“汝后当得道，为贵人所识。”及长，遂善风角。为人短陋，无风望，然好道术，妙解占候、卜数。吴末为台吏，知吴将亡，托病不仕。及吴平，还乡里。后行至濑乡，经老子祠，皆是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过老君而不下，未及桥坠马死者不？”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此人乃以占候、卜数游行民间者，而亦自托于老子，无怪老子之多受附会矣。此等托辞诳惑之徒，初未必有为乱之意，然亦或为乱人所假藉。晋初有李脱者，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为王敦所杀，已见第四章第三节。《抱朴子·道意篇》论淫祀之宜绝云：“诸妖道百余种，皆杀生血食，独李家道无为为小差。或问李氏之道，起于何时？答曰吴太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问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颜容惨戚，则事皆凶，若含笑者，则有大庆，若微叹者，即有深忧。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咒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道引日月行气而已。了无治身之要，服食神药，延年驻命不死之法也。吞气断谷，可得百日以还亦不堪久。此是其术至浅可知也。予亲识多有及见宽者，皆云：宽衰老羸悴，起止欬噫，目瞑耳聋，齿堕发白，渐又昏眊，或忘其子孙，与凡人无异也。然民复谓宽故作无异以欺人。岂其然乎？吴曾大疫，死者过半。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宽亦得温病，托言入庐斋戒，遂死于庐中。而事宽者犹复谓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真死也。”综观其事，蜀中盖有一穴居不食之士，李阿已非其人，李宽更无论矣。然即宽亦非有意于为乱，事之者之多，特为避役计耳。然至李脱，则竟别有所图矣。范长生亦不过索隐行怪之徒，如桔槔俯仰以求自免，见第三章第六节。而后隗文、邓定，竟立其子贲为帝，为晋平西将军周抚龙骧将军朱寿所击斩。抚，周访子，见《晋书·周访传》。则更非贲始愿所及矣。故事之推波助澜，不可测也。《抱朴子·袪惑篇》曰：有道士白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于河北自称为白和。远近往奉事之，大得致遗，甚富。而白和弟子，闻和再出，大喜，往见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此则李宽之败露较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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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史：全2册 / 吕思勉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4-2

Ⅰ.①隋… Ⅱ.①吕… Ⅲ.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 ②中国历史－五代十国时期 Ⅳ.①K24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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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1060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第一章 总 论

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何以言之？

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据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一矣。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二矣。不特此也，汉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则欲行均输，管盐铁，初犹相争，《盐铁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争是也。至新莽遂合为一，田为王田，兼行五均、六筦是也。功虽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于衽席之安，其意则皎然也。而自魏、晋以来，人竞趋于释、老，绝不求矫正社会，而惟务抑厌其本性，以求与之相安。本性终不可诬也，则并斯世而厌弃之，而求归于寂灭，为释、老者虽力自辩白，然以常识论之，岂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论事，固无深远之识，亦鲜偏蔽而去实际太远之病，顺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举一世而欲归诸寂灭，是教社会以自杀也。教社会以自杀，终非社会所能听从，故至唐而辟佛之论渐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学兴焉。然宋儒之所主张者，则以古代社会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强人以顺从古代之伦纪而已；人心之不能无慊于古道，犹其不能无慊于今日之社会也。而宋儒于此，亦惟使人强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适履，此与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会，而惟务抑厌人之本性者，又何以异？此又其若相反而实相类者也。世运岂真循环耶？非也。世无不变之事，亦无骤变之物，因缘相类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类，理也。然则自后汉至于南北朝，与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缘之相类者，又何在也？

人性莫非社会所陶甄，今世社会学家言：人类已往之社会，大变有四：曰原始共产社会，曰奴隶社会，曰封建社会，曰资本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之世，遐哉尚已，吾侪今日，仅得就古先哲人追怀慨慕之辞，想象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盖在江、河下游？故炎、黄交战及尧、舜所都之涿鹿，实在彭城，《世本》。与今称为马来，古称为越人者密迩。其争斗盖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则以之为奴隶，故彼族断发文身之饰，在吾族则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侪之异族。苗民之所以见称为酷虐者以此。古所谓刑者，必以兵刃亏人体至于不可复属，此其始皆用诸战阵，施诸异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盖以施诸异族者 及本族也。黄帝，书称其清问下民，亦侯之门仁义存耳，其所恃以自养者，恐亦无以异于三苗也。此吾国之奴隶社会也。江、河下游，古多沮泽，水利饶而水患亦深，共工、鲧、禹，仍世以治水为务，共工与鲧皆蒙恶名，而禹独擅美誉，非其治水之术，果有以大异于前人也。自夏以后，吾族盖稍西迁，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迁而水灾澹焉，则以为神禹之功云尔。出沮泽之地，入苍莽之区，不务力耕，惟求远迹，则于所征服之民，但使输税赋而止，夏后氏之贡法是也。贡之名，乃取诸异部族者，与取诸本部族之税赋大异，夏后氏之贡，实以税而蒙贡名，盖初施诸来服之异部族，后虽入居其部，征服者与所征服者已合为一，而其法仍未变也。至此，则向恃奴隶之耕作以为养者，一变而衣食于农奴之租税矣。此吾国之封建社会也。自夏至于西周，此局盖未大变，故尚论者多以三代并称焉。孔子称殷因于夏，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必有所据。礼即法，惟俗相类，故礼相类，惟社会之组织相类，故俗相类也。东周以降，种殖、制造之技盖日精，通工易事之风亦益盛，则斯民之生计渐舒，户口日增，垦拓日广，道途日辟，风尚日同，则可以兴大师，则可以造利兵，则可以远征，则可以久驻。所征服之国能供亿也。吴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会也。生事之演进，无一非军事、政事之先驱，而统一之业，与资本之昌骈进矣。然以吾国疆域之广，水陆程途之修阻，风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几，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骜者，盖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枢失驭，则纷然并起而图割据矣，此州郡藩镇之祸所由来也。瘠土之民，脱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夺之，势也。吾国东南临海，大军不能飞越，西南则山岭崎岖，处其间者不能合大群，亦无由成为强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资锻练，又平夷有利驱驰，每为侵掠者所根据，而河、湟、青海之间，亦其次也。争战必资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敌，汉、唐盛时，所以能威棱远憺者以此。然自来操政治之权者，多荒淫而无远虑，睹异族之臣服，则苟利一时之休息，而不暇维万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赋役，恣虐使也，如后汉之苦役降羌，晋世并州多以匈奴为佃客，且掠卖胡羯为奴婢是也。则使之入居塞内；而风尘有警，又驱其人以为兵；于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项之祸所由来也。孔子所谓大同，即古共产之世也，其和亲康乐无论矣。封建之世，黩武之族虽坐役殖产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诛求者，亦税赋力役而已，于所征服之族社会固有之组织，未尝加以破坏也。以力胁夺，所得究属有限，而历时稍久，且将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渐进于文明，故封建之世，社会之规制尚未至于大坏，犹之人体，虽有寄生之虫，犹未至于甚病，故孔子称为小康也。至资本主义既昌，则昔时之分职，悉成为获利之彰，尽堕坏于无形之中，社会遂变而为无组织，而民之生其间者苦矣。东周以降，仁

人志士，日怵目刿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盖由于此。然斯时之社会，其体段则既大矣，其情状则既隐曲而难明矣，而生其间者，利害又相龃龉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于豫期之外，而事变之来，又多不可捉摸，则安得不视社会为无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务抑压一己，以求与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魏、晋以后之释、老，宋、明两代之理学，实改造社会之义既湮，人类再求所以自处，而再败绩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实相类也。读隋、唐、五代之史者，其义当于此求之。

中国之史，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盖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变动，亦皆息息相关，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处之境不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后起诸族，必资先进之族之牖启，故先进之国之动息，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进之国，在东方为中国，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此二文明者，与接为构，遂成今日之世界。其与接为构也，一由海而一由陆。泛海者自中国经印度洋以入波斯湾，遵陆者则由蒙古经西域以入东欧。泛海之道，贾客由之，虽物质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无与于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遵陆之道，则东方之民族，自兹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兹而东略，往往引起轩然大波焉。东西民族之动息，亦各有其时，月氏、匈奴，皆自东徂西者也，铁勒、突厥、回纥、沙陀、黠戛斯，则自西徂东者也。黠戛斯虽灭回纥，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辽、金、元、清继起焉。辽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渐染中国之文明，金、元、清则中国之文明，先东北行而启发句骊，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然后下启金源，伏流再发为满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五胡乱华之后，隋、唐旋即盛强，而沙陀入据之后，则中国一厄于契丹，再厄于女真，三厄于蒙古，四厄于满洲，为北族所弱者几千年，则以铁勒、突厥等，皆自西来，至东方而其力已衰，而辽、金、元、清则故东方之族类也。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实在唐世，读隋、唐、五代史者，于此义亦不可不知。

第二章 隋室兴亡

第一节 文帝内治

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

帝平陈之明年，江南复乱，遍今浙东西、皖南、闽、赣之地，遣杨素讨平之。事见《素传》。又《陆知命传》：晋王广时镇江都，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十七城，得其渠帅三百余人；亦可见乱事蔓延之广也。江都，隋郡，今江苏江都县。《通鉴》述致乱之原曰：“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尽徙之入关，远近惊骇。”盖南北隔绝既久，民情不免猜疑，丧其利权者，乃从而鼓动之也。此等变乱，究非民欲，故不旋踵而冰消瓦解矣。

偃武修文之治，文帝盖深有意焉。《本纪》：开皇三年正月，禁长刀大矟。九年（589年）平陈之后，诏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十年五月，诏曰：“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斩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十八年正月，诏曰：“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此承久乱之后，不得不然，固不得訾其欲弱天下之民，以保一家之业也。《炀帝纪》：大业五年正月，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绝之。犹沿此策。

杨氏先世，久居武川，当亦渐于胡俗。然南北朝末，世运已更，虽宇文氏犹思变革，而况于帝乎？帝在受禅之先，即令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既受禅，又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皆见《本纪》。时诏议服色。摄太常卿裴正奏言：“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周宣帝变胡服，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据此，则仍非纯乎汉仪也。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既越典章，须革其谬。”《礼仪志》。开皇二年（582年），颜之推上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章，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俄而郑译奏请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九年，平陈，获宋、齐旧器，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隋平陈置于石头城。又得陈氏正乐。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制曰：“制礼作乐，圣人之事。功成化洽，方可议之，宇内初平，我则未暇。”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十四年三月，乐定。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音乐志》。

帝颇能勤政。《本纪》言其“每旦听朝，日昃忘倦。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朞。及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开皇十四年八月，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洛阳。十五年正月，以岁旱，祠泰山以谢愆咎。上敕斥堠，不得辄有驱遣。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免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旧唐书·太宗纪》：上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贞观四年（630年）。帝之勤政，固时人所共喻矣。

其俭德尤为绝人。《本纪》言其居处服玩，务在节俭。《食货志》云：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而已。开皇十五年（595年），相州刺史豆卢通相州，今河南安阳县。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纪》言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铜铁骨角而已。虽曰齐之以刑，究亦由其能以身先之也。

帝初受禅，即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又弛山泽之禁。开皇三年（583年），入新官，见下。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陈平，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年（590年），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十二年（592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十七年（597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满。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皆见《食货志》。皆宽恤民力之事也。

取民之寡如此，而其用度，则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食货志》。将士战殁，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加劳问。《本纪》。平陈之役，亲御朱雀门劳还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郊，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焉。《食货志》。《文献通考·国用考》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夫既非苛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殷富如此。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案前兴国计，端资赋役，而赋役之本，则在人丁。《食货志》云：隋初，山东尚承齐俗，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客，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通鉴》言帝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见仁寿四年（604年）。胡三省《注》曰：“此以开皇初元户口之数比较仁寿末、大业初之数而言之也。周之平齐，得户三百三万，而隋受周禅，户不满四百万，则周氏初有关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汉，见户不满百万也。陈氏之亡，户六十万。大约隋氏混一天下，见户不及五百万。及其盛也，盖几倍之。”案《食货志》言大索貌阅之事，实在平陈之先，则混一时，户必不止五百万矣。可见其所增之多。又诸州调物，纪纲废弛之世，或不尽归中枢，而此时则《食货志》言：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阪，达于京师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则当时国计之裕，亦未必尽由节流。然非节流，固终如漏卮，钩较愈勤，则其为茧丝愈甚耳。此则帝之躬履俭素，不能不谓其大有造于国计民生也。《苏威传》：文帝受禅，威兼民部尚书。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则虽务绝隐漏，以防奸欺，而其取之之法，则未尝不从宽矣。

隋世国计之富，观其积贮而可知。《旧唐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六年（632年）上疏曰：“隋家贮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东南。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又《食货志》：贞观二年（628年），戴胄上言：“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此即长孙平所立义仓之法，见《隋书·食货志》。《志》云：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观于胄言，而知其不诬矣。此与清室盛时，徒夸库藏银两之多者何如哉？宜乎言国计之富者，必以隋称首也。

《隋书·杨尚希传》：尚希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帝览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此事在开皇三年，亦后汉世祖并官省职之意也。

开皇二年（582年）六月，诏高颎等创新都。十二月，名之曰大兴城。今长安。明年三月，入居焉。盖以旧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当时宫室，事近权宜，营新都诏中语，见《纪》。不足以立制度。未可议其侈也。及十三年二月，于岐州营仁寿宫；岐州，今陕西凤翔县。仁寿宫，在麟游县西。十八年十二月，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则虽欲不谓为侈而不可得矣。仁寿宫之立，杨素监营焉。

《食货志》谓其夷山堙谷，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事亦见《素传》。真视民如草芥矣。《志》又云：帝颇知其事，甚不悦。及入新宫游观，乃喜，又谓素为忠。此所谓之其所亲爱而辟焉者也。

帝之失德，在于任刑。《刑法志》言：帝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臧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开皇十年（590年），因高颎等谏，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十七年（597年），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志》称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焉。楚州，今江苏淮安县。其立法之酷，至于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因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七千石而起。此事《志》在十六年，《纪》在十五年十二月，盖法实定于十五年，而合川之狱，至十六年始竟，《志》述狱事讫乃及之也。合川，隋县，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北。又尝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志》又云。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已来，体国正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案此或谲谏者之饰辞，不必实有其事也。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刑法志》。而其时用事之臣如杨素等，又务为深文以中其意，民尚安所措手足乎？

《本纪》云：帝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案帝之猜忌，诚难为讳，然诸功臣之见罪废，则亦各有其由，不尽可为帝咎也。帝所委任，以高颎为最久，颎自帝受禅，即为左仆射，至开皇十九年（599年）乃免。以其子娶房陵王女，遂疑而废之。见第三节。颎之免也，以王世积得罪，有司奏颎与交通而起。颎必不能共世积谋叛，情事灼然。盖帝既有疑于房陵，不欲其更居枢要，乃借此去之耳，《颎传》谓帝欲成其罪是也。其后颎国令上颎阴事，谓其子表仁谓颎：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则适触帝忌，而颎遂因之除名矣。苏威见废，以何妥奏其与吏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共为朋党，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如房恭懿即其一，见《循吏传》。据《恺传》，谤议之兴，实由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与道衡甄别士流之故。门第用人，自今日观之，诚为陋习，然在当时，则风气如此，为此者或转意在澄清也。苏威虽有学识，颇伤迂阔，其才实不如李德林。强民诵五教，即其迂阔之一端。威奏置乡正听讼，而德林非之，亦可见二人之优劣。尉迟迥之叛，高祖欲易梁士彦等，德林止之，此事实隋成败关键。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一节。而《德林传》云：位望稍高，颇伤自任。争名之徒，更相谮毁，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此真所谓朋党，而帝顾不能察，无亦自矜智数，转为智数所误乎？然诸臣固有不能辞其咎者。帝之欲引高颎入府也，遣族子惠喻意。即观德王雄，后更名。颎欣然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赤族。”惠又谓李德林。德林亦甚喜，答云：“若曲加提奖，必以死奉公。”其行险徼幸之情如见矣。苏威以高颎屡言其贤召至，及闻禅代之议，遁归田里。颎请追之。帝曰：“此不欲与吾事，且置之，明知其禅代既成，一召即至也。”此等首鼠两端之士，而可推诚相信乎？然此犹不过热中取巧而已，若其苟患失之，则更有无所不至者。推毂帝就天下者，郑译、刘昉、卢贲，皆不久即废。郑译之为人，盖无甚大志，其罪止于臧货狼籍而已，故仅免官而未被祸，后且复起。刘昉更倾险。开皇六年（586年），以与梁士彦、宇文忻谋反诛。然受禅之初，已与卢贲等谋出高颎、苏威而代之矣。当时归罪于贲，贲坐除名。后起为刺史，复坐除名。从幸洛阳，诏复本官。上欲复与一州，以对诏失旨，又自叙功绩有怨言，遂废于家。贲之废也，皇太子言：“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柳裘、皇甫绩，皆受禅未几，即出为刺史。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宗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治，又欲乱之。”此言不能谓为无理。见为治即欲乱之，此历代开国功臣，所以鲜克有终也。梁士彦、宇文忻、王谊、元谐、贺若弼、王世积，皆帝故等夷，功名实多出帝上。虽有旧恩，本非心腹，其中且有眷念先朝者，夫安得而不疑？王谊、元谐、王世积，皆以有反谋诛，然其罪状皆莫须有。谊、谐皆与文帝同学，此等旧恩，自不足恃。世积尝密谓高颎曰：“吾辈俱周之臣子，社稷沦灭，其若之何？”则其人本非归心于帝者。贺若弼当尉迟迥起兵时镇寿阳，帝恐其怀二心，令长孙平驰驿往代之，弼果不从。平麾壮士执之，送于京师。则尤显与帝为敌。然其人亦无大志，不过睹杨素为仆射而不平，故在帝世，亦仅以怨望下狱除名也。周世旧将，又有李彻。《传》云：与高颎善，颎得罪，因被疏忌，出怨言。上闻，召入卧内，赐宴，遇鸩。寿阳，今安徽寿县。虞庆则、史万岁，似无足深忌，而亦受祸者，则庆则以任用较久，万岁亦以交结房陵见疑，所谓会逢其适耳。观德王雄以亲贤典兵马，尚以得众见忌，况其它乎？庆则无甚军功。虽曾降突厥，实因长孙晟成事耳，事见下节。然自开皇四年（584年），即为仆射，至十七年（597年）乃获罪。《观德王雄传》云：高祖受禅，除左卫将军。俄迁右卫大将军。参与朝政，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则庆则膺任寄颇隆，

历时亦久，故帝又忌之也。雄在周封邗国公，毕王贤谋作难，雄时为别驾，知其谋，以告，亦开国时心膂之臣。然雄宽容下士，朝野倾属，高祖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乃册为司空，实夺其权也。雄乃闭门不通宾客，故获免于祸。《史万岁传》云：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命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破之。杨素害其功，谮云：“突厥来降，初不为寇来，于塞上畜牧耳。”遂寝其功。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会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素见上方怒，因曰：“万岁谒东宫矣。”上谓为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士卒在朝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等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辞气愤厉。上大怒，令左右 杀之。此纯是武人寡虑，邂逅致祸耳。马邑，今山西朔县。自季汉以来，君臣之间，后义先利，不夺不餍也久矣。人居风气之中，恒苦难于自拔，亦不足深咎于帝也。

第二节 文帝外攘

隋初外患，莫如突厥。文帝之于突厥也，勤兵力甚少，而收安攘之效极宏，虽突厥内乱，有以启之，然帝与其贤臣长孙晟运筹帷幄之功，不可没也。

突厥强盛，始于木杆，至佗钵，因周、齐之争相交结而益骄，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九节。木杆舍其子大逻便而立佗钵。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方。摄图，木杆兄乙息记可汗之子，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一节。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佗钵病，谓其子庵罗避大逻便。摄图不可。庵罗立，又以国让摄图，是为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

《隋书·突厥传》。案下文，摄图致书文帝，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

可汗，而文帝报书，称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则沙钵略即始波罗异译耳。治都斤山。后染干南徙，居度斤旧镇，《通鉴》胡三省《注》曰：“盖即都斤山。”案文帝讨突厥诏，斥其迁徙漠南，偷存晷刻，则此山当在漠南。庵罗降居独乐水，今图拉河。称第二可汗。而以大逻便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高祖受禅，待突厥甚薄。讨突厥诏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盖谓减其赠遗也。高宝宁作乱，沙钵略遂与合军。沙钵略妻周赵王招女曰千金公主，招，文帝子。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武威，今甘肃武威县。天水，今甘肃天水县。安定，今甘肃泾川县。金城，今甘肃皋兰县。上郡，今陕西鄜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县。延安，今陕西肤施县。六畜咸尽。于是下诏，命诸将出塞击之。时开皇三年八月也。初周臣长孙晟，副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于突厥。摄图爱之，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其弟处罗侯，号突利设，为摄图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落强弱，皆尽知之。开皇元年（581年），晟上书，言：“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请通使玷厥，达头可汗名。说合阿波，使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侯，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遣太仆元晖诣玷厥，赐以狼头纛。晟赍币使奚、霫、契丹等，遣为乡导，至处罗所，诱令内附。至是，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等来拒战。《隋书·高昌传》：“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之北，铁勒界也。”贪汗可汗，当在是处。阿波至凉州，与窦荣定战。晟为偏将，使说之。阿波因留塞上，使人随晟入朝。摄图与卫王爽遇。战于白道，败走。爽，高祖异母弟。事见《爽》及《李彻传》。至碛，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玷厥，乞师东击摄图。复得故地，收散卒与摄图相攻。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阙，请和求援。上皆不许。千金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女，乃许之。四年（584年），遣长孙晟副虞庆则往使。赐公主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突厥传》及《虞庆则传》，皆言沙钵略初不肯拜受诏书，晟说谕之乃肯。《晟传》载其说辞曰：“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妇公乎？”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则突厥是时实未肯称臣。《突厥传》又云：庆则又遣称臣。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沙钵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盖夸饰之辞，非其实也。然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乃遣使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为白道地方之川也。许之。诏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沙钵略因西击阿波，破擒之。《突厥传》下文又云：处罗侯立，以雍虞闾为叶护，遣使上表言状，上赐之鼓吹幡旗。处罗侯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书请阿波生死之命云云。《长孙晟传》云：遣晟持节拜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雍虞闾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因晟奏曰：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伏听诏旨，当取之以献。二说乖违，《晟传》盖是。处罗侯奏辞云阿波为天所灭，固不云为身所禽。盖摄图禽之，而置之山谷之间也。而阿拔国部落乘虚掠其妻子。阿拔，铁勒部落，见《长孙晟传》。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上表言：“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屈膝稽颡，永为藩附。”盖至是而突厥真称臣矣。高祖下诏言：“昔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为一体。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可见前此未尝称臣也。

《虞庆则传》言长孙晟说谕摄图，摄图及弟叶护此即摄图死后继立之叶护处罗侯也，见下。皆拜受诏，称臣朝贡，永为藩附，盖即指此，所谓终言之也。

开皇七年（587年），摄图死。弟叶护处罗侯立。以摄图子雍虞闾为叶护。叶护盖突厥储君之位，故与可汗俱拜受诏书。其位受诸兄者，还以兄之子为之。回纥怀仁可汗使其太子入援，亦称叶护。隋遣长孙晟拜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雍虞闾为叶护可汗。八年（588年），处罗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众奉雍虞闾为主，是为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岁遣使朝贡。平陈之后，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主心恒不平，因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自寄。上闻而恶之。公主复与西面突厥泥利可汗相结。上恐其为变，将图之。十三年（593年），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彭城公刘昶共宇文氏女谋欲反隋，遣其来密告公主。据《长孙晟传》。昶在周世尚主，盖谓其夫妻共谋反隋也。《突厥传》云：“谬云与宇文氏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边。”一似昶与周之宗室谋反隋者，不如《晟传》之明确。周宗室尽遭诛戮，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此时恐无能谋反者也。或《突厥传》亦作宇文氏女，而夺女字。雍闾信之，乃不修职贡。遣长孙晟出使，微观察焉。公主见晟，言辞不逊。又使所私胡人安遂迦共钦计议，扇惑雍闾。晟至京师，具以状奏。又遣晟往索钦。雍闾欲勿与，谬曰：“检校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货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闾，因发公主私事。《突厥传》云：主与所从胡私通，因发其事，下诏废黜之，恐都蓝不从，遣牛弘将美妓四人以啖之。从胡当即安遂迦，长孙晟发其与公主私事，文帝乃使牛弘赍诏往废主也。雍闾遂执迦等，并以付晟。《突厥传》云：都蓝执钦以闻，盖并钦、迦执付晟。上大喜，仍遣入藩，莅杀大义公主。雍闾又表请婚，佥议将许之。晟又奏曰：“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强而复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又遣慰谕染干，许尚公主。《突厥传》云：时沙钵略子曰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谓之曰：“当杀大义公主者方许婚。”突厥以为然，复谮之。都蓝因发怒，遂杀公主于帐。案晟与处罗侯、染干皆稔，谓染干为处罗侯子，当不致误。突厥以为然，似当作突利以为然，义乃可通。然杀大义非突利所能为，要之何益？《裴矩传》云：公主与从胡私通，长孙晟先发其事，矩请出使说都蓝显戮宇文氏。上从之，竟如其言。窃疑晟发公主私事后，都蓝业已替之，犹未忍杀而又求婚，隋乃以杀大义邀之，裴矩杀主方许婚之语，乃告都蓝，非告突利，《突厥传》此处，文有夺误也。十七年（597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妻之。晟说染干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十九年（599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反具，欲打大同城。城在今固阳、包头境。诏发六总管分道出塞讨之。雍闾大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长城下。染干败绩，以五骑与晟逼夜南走。至旦，收得数百骑，谋往投玷厥。晟知其贰，密遣从者入伏远镇，未详。令其举烽。染干谓追兵已逼，乃投诚。晟将染干驰驿入朝。帝大喜，以为意利弥豆启人可汗。据《长孙晟传》。《突厥传》弥作珍，未知孰是。启人，他处或作启民，乃唐人避讳改字也。遣晟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朔州，即马邑郡。安义公主死，复妻以义成公主。晟又奏“染干部落，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请徙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胜州，在今包头境。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间”。上并从之。《赵仲卿传》云：督役筑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启民，当在此时。二十年（600年），都蓝为其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遣史万岁出朔州，晋王广出灵州今灵武县。击之。达头

遁去。仁寿元年（601年），代州总管韩弘败于恒安。代州，今山西代县。恒安镇，即后魏之平城，唐于其地置云州。隋云州即后魏之盛乐也。诏杨素率启民北征。长孙晟为受降使者送染干，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招怀铁勒等部。三年（603年），铁勒十余部背达头来降。达头奔吐谷浑。启民遂有其众。盖都蓝之亡，漠北之地，一时归于达头，至是又因铁勒之叛而失之也。铁勒之地，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九节。《隋书》本传云：“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众，以制北方。”故铁勒一叛，而突厥骤形削弱矣。

突厥而外，为中国患者，莫如高丽。盖自慕容氏入中原，而东北空虚，辽东之地，遂为所据；辽西初入百济，其后牟大丧败，迁居南韩，则亦为所控制矣。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一节。隋初，东北部落：大者曰奚、契丹，曰靺鞨。《奚传》云：自突厥称藩之后，亦遣使入朝。盖与突厥之关系深，与高丽之关系浅。《契丹传》云：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当作白狼河，今大凌河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十节。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开皇四年（584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585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亦见《本纪》。故地，当即白狼河。其后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来附，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未详。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今英金河。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契丹之地，实近高丽，其于突厥，不过羁縻而已。靺鞨，《隋书·传》云，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其二曰伯咄部，《唐书》作汨咄。在粟末之北。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水部，当作白山，传下文亦作白山。在粟末东南。《魏书》言勿吉国有速末水，当即此所谓粟末。余部在南北朝时，盖未尝通于中国，故史不之及，开皇初相率来献，史乃从而记之也。靺鞨当辽东、西塞外，辽东、西为高丽侵踞，靺鞨自亦折而入之矣。南北朝、隋、唐间，契丹、靺鞨，恒为高丽所驱率。观文帝赐高丽玺书，有“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之语可知。炀帝大业八年（612年）诏云：“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旧唐书·韦云起传》：契丹入抄营州，诏云起护突厥兵往讨。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契丹不备，乃袭之。此事正在炀帝时。又《张俭传》：迁营州都督。营州部与契丹、奚、霫、靺鞨诸蕃切轸。高丽引众入侵，俭率兵破之。此事在太宗征辽之前，可见此等情势，至唐初未变也。又《韦挺传》：永徽中，将军辛文陵率兵招慰高丽，行至吐护真水，高丽掩其不备，袭击败之。吐护真水，即托纥臣水，又可见高丽留居辽西者之众也。柳城，在今朝阳县境。唐营州都督府置于此。

高丽王汤，当南北朝之末，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一节。《隋书·高丽传》云：高祖受禅，汤遣使诣阙。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十七年（597年），上赐汤玺书，责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又言“陈叔宝之亡，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案高丽之于北朝，不过慑于势，不敢不从，于南朝则心悦诚服，说亦见《两晋南北朝史》。汤是时，岂仍抱此等见解邪？抑知辽东为中国所必取，逆计陈平则用兵次第将及，故为固圉之计也？《传》又云：汤得书皇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拜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高祖优册为王。明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胡三省曰：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皇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高丽是时，虽非诚服，亦未必敢更挑边衅。盖靺鞨等欲为侵盗，非元所能抑止。云其躬率之以为寇，恐非归罪之辞，即系传闻之误。然册书甫出，侵轶旋来，则膺惩之师，势自不容已矣。《高丽传》云：都于平壤城，复有国内城、在今临江县帽儿山西南。白鸟库吉云：即九都义译。汉城，并其都会之所，其国中呼为三京。此高丽心腹之地，实在鸭绿江、汉江之间。兵锋非及此者，不足以言惩艾。然毌丘俭、慕容皝之师，皆自辽东而出，此时乃远自燕、齐，则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矣。此隋、唐东征之所以难于见功也。汉王谅之兵，《本纪》云三十万。遇疾疫，死者十八九。《张奫传》：奫是役为行军总管，诸军多物故，奫众独全。《周罗睺传》：是役为水军总管，自东莱泛海趋平壤，东莱，今山东掖县。遭风，船多漂没，无功而还。则水陆两军，皆所失甚大。是役也，高颎实为谅长史，非无谋者，而其丧败如此，事势固有以限之也。因其谢罪而舍之，可谓知难而退矣。《百济传》：平陈之岁，有一战船，漂至海东聃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百济，其王余昌，资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高祖下诏云：“往复至难，若逢风浪，便至伤损。自今已后，不须年别入贡，朕亦不遣使往。”此等事，并可见高祖之不勤远略。《陆知命传》：知命在高祖时，曾诣朝堂，请使高丽。盖亦知帝重用兵，东北边患又急，故欲以口舌收折冲之效也。聃牟罗，朝鲜金于霖《韩国小史》曰：“即唐龙朔初入朝之儋罗，今之济州岛也。”

西方戎落，吐浑为大。其王夸吕，周时即数为边寇，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七节。夸吕，《隋书》作吕夸。开皇初，侵弘州。未详。高祖以弘州地旷人梗，因而废之。然又遣元谐击破之。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据《元谐传》。《吐谷浑传》作名王十三人，疑有夺字。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宁王移兹裒素得众心，拜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以统降众。六年（586年）卒，令其弟树归袭。吕夸在位岁久，屡因喜怒，废杀太子。后其太子可博汗，惧其废辱，谋执吕夸而降，请兵于边吏，上不许。太子谋泄，为其父所杀。立少子嵬王诃。是岁，嵬王诃惧诛，复谋率部落归国，遣使诣阙，请兵迎接。上不可，乃止。八年（588年），其名王拓跋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上曰：“浑贼惛狂，妻子怀怖，叛夫背父，不可收纳，然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复不仁。更有意信，但宜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马应接。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十一年（591年），吕夸卒，子伏立。十六年（596年），以光化公主妻之。明年，其国大乱。国人杀伏，立其弟伏允。使陈废立之事，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

川、康、甘、青间诸部族，《隋书》总称为党项羌。云：高祖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梁睿既平王谦，请因旋师讨之，高祖不许。开皇四年（584年）、五年（585年）、六年（586年），皆有众内附。见本传及《纪》。十六年，寇会州，今四川茂县。发陇西兵讨破之，又相率请降。其白狼国，亦于元年献方物。见《纪》。女国：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传》云：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北史·本纪》事在四年，《隋书·本纪》无之。要之必曾一通使命，此或今后藏地方通于中国之始也。参看第二章第四节，及《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

开皇十年（590年）江南之乱，史万岁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其《传》云：“率众二千，自东阳别道而进，今浙江金华县。逾岭越海，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素时出会稽今浙江绍兴县。至泉州，今福建闽侯县。万岁盖自浙东入闽与之会也。其今粤地，王勇虽因冯宝之妻迎韦洸而败绩，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三节。然未几，勇将王仲宣即复叛。仲宣，《隋书·韦洸传》称为番禺夷，《慕容三藏传》称为岭南酋长，《裴矩传》称为俚帅，盖南夷酋豪不服隋者。时以韦洸为行军总管，慕容三藏为副讨之。洸中流矢卒。据《三藏传》。《洸传》云：洸所绥集二十四州，拜广州总管。岁余，番禺夷王仲宣聚众为乱，以兵围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一似洸迄未离广州者。《裴矩传》：矩定岭南还报，上大悦，顾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可见仲宣乱时，洸实在岭北也。先是裴矩奉诏巡抚岭南，未行而江南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今江西赣县。得兵数千人。时仲宣逼广州，遣将周师举围东衡州。今广东曲江县。矩与大将鹿愿赴之，斩师举。进兵自南海援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二十余州，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矩传》。《列女·谯国夫人传》云：仲宣反，首领皆应之，围韦洸于州城。夫人遣孙暄救洸。暄与逆党陈佛智友善，迟留不进。夫人怒，遣使执暄，系于州狱。又遣孙盎出讨佛智，斩之。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仲宣。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裴矩巡抚诸州。岭表遂定。高祖异之，拜盎高州刺史。高州，梁置，治高梁，在今广东阳江县西。唐徙治良德，在今广东茂名县东北。仍赦出暄，拜罗州刺史。罗州，亦梁置，治石龙，在今广东化县东北。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隋改广州曰番州。诸俚、僚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遣推讷，得其臧贿，竟致于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僚，所至皆降。十七年二月，桂州人李光仕起事，以王世积为行军总管，与周法尚讨平之。桂州，今广西桂林县。世积兵遇瘴未能进，战功实皆出法尚，见《法尚传》。七月，李代贤又反，虞庆则讨平之。亦见《纪》。《庆则传》作李贤。盖其人名世贤，避讳者或易字，或省字。上以岭南夷僚，数为边患，征汴州刺史令狐熙，汴州，今河南开封县。拜为桂州总管，许以便宜从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补授。熙至部，

大弘恩信，溪洞渠帅，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有宁猛力者，在陈已据南海，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令狐熙奏改为钦州，今广东钦县。然骄倨未尝参谒。熙手书谕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疢疾，熙复遗以药物。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时高祖又命何稠召募讨李光仕，稠亦逾岭，分遣冯暄等讨贼，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宁猛力率众迎军，请身入朝。稠以其疾笃，放还，与约诣京师相见。猛力临终，戒其子长真：葬讫上路。长真如言入朝。《唐书·诸夷蕃将传》：仁寿初，冯盎为宋康令，宋康，宋县，当在今四川境。潮、成等五州僚叛，潮州，今广东潮阳县。成州，后改封州，今广东封川县。盎驰至京师请讨之。文帝诏杨素与论形势。即诏盎发江岭兵击平之。文帝之于岭外，始终凭藉恩信，抚其酋豪，使为己用，以是不甚烦兵力，而克奏平定之功也。

今云、贵之地，史万岁于开皇二十年（600年）平之。《梁睿传》云：剑南平，睿威振西川，夷僚归附，惟南宁酋帅爨震，恃远不宾。南宁，蜀建宁郡，晋宁州治，在今云南曲靖县西。睿上疏曰：“南宁州，汉世牂柯之地，近代已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汉牂柯郡，治且兰，今贵州平越县。兴古，晋郡，在今贵州普安县西。云南，晋郡，在今云南祥云县南。朱提，汉县，后汉未改郡，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晋太始七年（271年），以益州旷远，分置宁州。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赴荆州，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臣礼多亏，贡赋不入。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其处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与戎州接界。戎州，梁置，今四川宜宾县。如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幸因平蜀士众，即请略定南宁。”又请曰：“其地沃壤，多是汉人。与交、广相接，路乃非遥。汉代开此，本为讨越。伐陈之日，复是一机。以此商量，决谓须取。”高祖深纳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许。后竟遣史万岁讨平之，并因睿之策也。案《唐书·南蛮传》言：爨瓒死，子震、玩分统其众，隋开皇初，遣使朝贡，命韦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今四川珙县。协州、在珙县西南。昆州，在今云南昆明县西。则爨氏初未尝不宾服，特后稍怠耳。《隋书·史万岁传》云：“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击之。入自蜻蛉川，在今云南姚安县南。经弄冻，汉县，在姚安北。次小勃弄、大勃弄，二城名，在今祥云县东。唐于此置勃弄县。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度西洱河，即洱海，古叶榆水。入渠滥川。在今云南昆阳县东南，东北流入滇池。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诸夷大惧，遣使请降。万岁驰奏，请将玩入朝，诏许之。玩阴有二心，不欲诣阙，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玩而还。蜀王时在益州，知其受赂，遣使将索之。万岁闻，悉以所得金宝，沉之于江。索无所获。明年，爨玩复反。蜀王奏万岁受赂纵贼，上令穷治其事。事皆验。”上数之。万岁曰：“臣留爨玩者，恐其州有变，留以镇抚。臣还至泸水，诏书方到，由是不将入朝，实不受赂。”上大怒，顾有司曰：“明日将斩之。”万岁惧而服罪。高颎、元旻等救之。上意少解，于是除名为民。案万岁受赂，恐实系蜀王诬之。高祖决狱，但凭喜怒，不暇致祥，故万岁不克自申耳。高祖非贪南方利入者，其平南宁，盖实以其地多汉人，且道通交、广，足资控扼也。

交趾之地，开皇十年（590年）江南乱时，即有李春者，自称大都督。见《纪》。仁寿二年（602年），复有李佛子者，《刘方传》称为俚人。令狐熙奉诏令其入朝，佛子请至仲冬上道，熙从之，已而叛。有人诣阙讼熙受佛子赂，上固疑之。及是，大怒，使锁熙诣阙。熙性素刚，行至永州，忧愤发病卒。永州，今湖南零陵县。而遣刘方讨平之。遂授方欢州道行军总管，欢州，在今越南北境。经略林邑。方至炀帝大业元年四月，乃击破之。入其都，获其庙主金人，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方亦遇患道卒。林邑之役，《传》谓由天下无事，群臣言其多奇宝而起。此不似高祖所为，必传者之过也。

第三节 炀帝夺宗

隋高祖五男：曰房陵王勇，曰晋王广，曰秦王俊，曰蜀王秀，初封越王。曰汉王谅，皆文献皇后独孤氏所生。帝惩周代诸侯微弱，受禅之岁，即立勇为太子，封诸子为王。又立行台尚书省，以诸王为令，入牧雍州，出为诸州总管，遇征伐则为行军元帅，其期望之甚厚。参看《隋书·于义、元岩传》。高祖受禅之岁，即以广为并州总管，秀为益州总管。开皇元年正月，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广为令；河南道于洛州，以俊为令；西南道于益州，以秀为令。三年十月，废河南道行台省，以俊为秦州总管。六年十月，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以俊为令。伐陈之役，俊为河南道行军元帅，屯汉口，为上流诸军节度。陈平，拜扬州总管，镇广陵。岁余，转并州。广以六年十月，征拜雍州牧，伐陈，为行军元帅，陈平，复拜并州总管，江南乱，徙扬州，十六年（596年），乃归藩。秀为西南道行台，岁余而罢，十二年（592年），复出镇蜀。谅十二年牧雍州，十七年（597年）为并州总管。韦世康以十五年十月为荆州总管。传言时天下惟置四大总管，并、扬、益并亲王临统，惟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可见其任之重也。并州治太原，益州治成都，洛州治洛阳，秦州治天水，襄州治襄阳，荆州治江陵，皆今县。广陵，后改为江都，见第一节。然诸子皆不令。俊以奢侈，违犯制度，开皇十七年七月，征还京师，免官，以王就第。二十年六月，薨于秦邸。是岁十月，太子又废。

太子勇之废，史家归咎于独孤后。云：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此即因其谗高颎之说而附会，见下。勇性率意任情，多内宠。昭训云氏尤嬖。妃元氏无宠，尝遇心疾，二日而薨。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晋王知之，弥自矫饰。后来朝，临还扬州，入内辞后，泣言东宫欲加屠陷。后忿然。王知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引张衡定策，遣宇文述交杨素弟约，令喻旨于素。衡为河北行台曹郎，并、扬二州掾。宇文述平陈有功，王镇扬州，奏为寿州刺史。寿州，今安徽寿县。素揣知后意，又从而谗构之。而太子遂废。《勇传》言其将废，高祖在仁寿宫，见第一节。知其不安，使素观之。素还，言勇怨望，恐有他变。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玄武门，隋大兴宫城西北门。至德门，在宫城东北隅。量置候人，以伺动静。东宫宿卫，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属诸卫府。晋王又令段达私于东宫幸臣姬威，达胁威告东宫非法。九月，车驾至自仁寿宫，翼日御殿，谓侍臣曰：“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书牛弘对曰：“由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高祖既数闻谗谮，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问，冀闻太子之愆，弘为此对，大乖本旨。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又述勇罪状曰：“新妇初亡，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我曾责之，便怼曰：会杀元孝矩，妃父。此欲害我而迁怒耳。”又云：“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高祖之所疑可知。《传》述勇见疏之由曰：某岁冬至，百官朝勇，勇张乐受贺。高祖下诏，言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自此恩宠始衰，渐生疑阻。时令选宗卫侍官入上台宿卫。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此极敝法，甚非我意。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盖疑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通鉴》：开皇二十年（600年），贺若弼复坐事下狱，既而释之。

他日，上谓侍臣：“弼语高颎：皇太子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公终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亦可见高祖于颎等，疑忌之深也。然则高祖之疑勇久矣，此杨素之谗所由得入也。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季汉已来，置君之如弈棋旧矣，熟见前代，安能释然？此亦无足深怪。《郭衍传》言：晋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从王出镇扬州，与平江南之乱。授蒋州刺史，迁洪州总管。蒋州，见第一节。洪州，今江西南昌县。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衍诈称桂州俚反，桂州，见上节。王奏衍引兵讨之，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此等阴谋，亦狃于前代之积习也。近己而俗相类，则往车虽覆，而成辙易循。《房彦谦传》曰：平陈之后，论者咸云将致太平。彦谦私谓所亲曰：“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房、魏总史事，其父皆得佳传，《困学纪闻·考史》。昔人久有疑辞，斯言或出附会，然太子卑弱，诸王擅权，自是当时情事，勇又安能无疑？《文献后传》云：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废太子传》：上尝从容谓群臣：“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争，为亡国之道邪？”鲜卑之俗，贱妾媵而不讳妒忌，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后固虏姓，高祖亦渐北俗；又性本严正，非溺情嬖幸者流；是以“后宫宠幸，不过数人。”高祖告裴肃语，见《肃传》。至于五子同母，不过事出偶然，非真绝无嫔御也。《后传》言：后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又云：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然其恶房陵，乃如其谓晋王：“每思东官，意无正适，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邪？”其爱晋王，则如其告杨素，谓：“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仍是琐琐妇人之见耳。《勇传》言其“遣人伺觇东宫，纤芥事皆闻奏，因加媒孽”。度亦不过如是，岂真能使高祖因之而行废立哉？史所传独孤后事，其说多诬。《后妃传》言：尉迟迥女孙有美色，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颎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始还。后俟上于阁内。上至，后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极欢。后自此意颇衰折。初后以高颎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颎谓己为一妇人，衔恨。又以颎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渐加谮毁。上亦每事惟后言是用。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时皇太子多内宠，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爱妾云氏害之。由是讽上黜高颎，竟废太子，立晋王；皆后力也。谗高颎事亦见《颎传》。又云：颎从汉王征辽东，上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于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甚衔之。及还，泣言于后曰：“儿幸免高颎所杀。”上闻之，弥不平。夫天子即在离宫，岂能单骑独出？诸王朝士有妾孕者，可尽斥乎？幸免为高颎所杀，此何等语？亦岂可以欺后，而况于高祖哉？秦王之获罪也，杨素言其过不应至此。高祖曰：“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其废太子，又言“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其言未尝不廓然大公，然而不免于祸者？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实乃自启乱源，而其所以致此，则众建亲戚以为屏藩之一念误之，其源浊，其流必不可澄也。

勇既废，十一月，遂立晋王为太子。蜀王秀，《传》言其意甚不平。太子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仁寿二年（602年），征还京师，令素等推治之。太子阴作偶人，书上及汉王姓字，缚手钉心，埋之华山下。又作檄文，言逆臣贼子，专弄威柄，自陈甲兵之盛，云欲指期问罪，置秀集中。于是废为庶人，幽之内侍省。案《传》又言秀之至，上曰：“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秀亦未尝不奢侈违制，事见本传及《元岩传》，惟较之虐民，则糜财之罪为轻耳。又曰：“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狱之具也，连坐者百余人，此庸有网罗。然《酷吏传》言：秀得罪，赵仲卿奉诏往益州穷按，秀宾客经过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大半，则徒党肆虐，州县承风者实多，蠹害生民，必在所不免矣。《秀传》又言：秀有胆气，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源师传》言：秀违法度，以师为益州总管司马。俄而秀被征，将谢病不行。师垂涕劝之，乃从征。《独孤楷传》言：秀犹豫未发，朝廷恐其生变，拜楷益州总管，驰传代之。秀果有异志。楷讽谕久之，乃就路。楷察其有悔色，因勒兵为备。秀去四十余里，将反袭楷，密令左右觇楷，知不可犯而止；则秀亦非无异谋。炀帝构秀，虽出私意，然使终处蜀可乎？此亦见封建之必召乱也。

仁寿四年七月，文帝崩。《后妃传》言：陈宣帝女，陈灭，配掖廷，后选入宫为嫔，《传》云：遗诏拜为宣华夫人。《杨素传》称为陈贵人，见下。有宠。高祖寝疾仁寿宫，夫人与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上闻之恚，使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召勇，隋有两元岩：一为蜀王秀长史，《隋书》有传。此元岩为华阳王楷妃之父，仅附见《列女·妃传》中，楷文帝孙，封为华阳王，事在开皇十年（590年），见《纪》。述、岩为敕，以示左仆射杨素。素白太子，太子使张衡入寝殿，俄而上崩。其夜，太子烝于陈氏。嗣位之后，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余而终。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又有蔡氏，丹阳人。陈灭，以选入宫为世妇，容仪婉嫕，上甚悦之。以文献皇后故，希得进幸。及后崩，渐见宠遇。拜为贵人。上寝疾，加号容华夫人。崩后，亦为炀帝所烝。丹阳，梁、陈郡，隋灭陈，废，大业时复置，今江苏江宁县。《废太子》及《柳述传》略同。《杨素传》则云：上不豫，素与柳述、元岩等入阁侍疾。皇太子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手自

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出事状以报，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贵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勇，太子谋之于素。

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炀帝立为太子，述为左卫将军。衍为左监门率，转左宗卫率。衡拜右庶子，仍领给事黄门侍郎。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议。案《陈氏传》又言：晋王在藩，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废立之际，颇有力焉。则陈氏之于炀帝，既已交结于平时，安能自固于临事？《后妃传》言炀帝烝于宣华，在高祖崩后。《房陵传》则谓奸乱宫闱，事闻于高祖，高祖乃遣追勇，说亦不仇。炀帝素善矫饰，聚麀之行，岂必谋诸造次之间？豫虑后事，何等机密，何至宫人误送帝所？高祖威令夙行，尚能观览事状，则是神明未衰，更易废兴，事非轻小，岂得一无防备，但一张衡，即能弑逆？《衡传》言衡为炀帝所杀，临死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亦恶炀帝者之辞，不足信也。故知此等说皆不足信也。柳述尚高祖女兰陵公主。《传》言上于诸婿中，特所宠敬。述怙宠骄豪，无所降屈。杨素时称贵幸，朝臣莫不詟惮，述每陵侮之。俄素亦被疏忌，不知省务，述任寄愈重。及是，素与皇太子协议，便矫诏执述、岩，持以属吏焉。窃疑述与杨素，本以争权相害，高祖弥留之际，实有拥翼房陵之谋，而为素所败也。

高祖崩后，秘不发丧。伪为敕书，赐故太子勇死，追封为房陵王，不为立嗣。勇有十男，长曰长宁王俨，炀帝践极，俨常从行，卒于道，实鸩之也。诸弟分徙岭外，仍敕在所皆杀焉。《通鉴》系大业三年（607年）。柳述坐除名，与公主离绝，徙于龙川。隋郡，今广东惠阳县。数年，复徙宁越，隋郡，即钦州。遇瘴疠而死。元岩除名徙南海。隋郡，即番州，见上节。后会赦归长安。有人谮岩逃归，收杀之。

汉王谅以开皇十七年（597年），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598年），起辽东之役，十九年（599年）突厥犯塞，皆以为行军元帅。盖秦王虽败，高祖委任宗支之心，初未尝减也。太子谗废，谅阴有异图，讽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高祖从之。于是缮治器械，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王 者，僧辩之子也，为谅谘议参军；萧摩诃者，陈氏旧将，并为谅所亲善。蜀王废，谅愈不自安。高祖崩，征之不赴，遂发兵反。炀帝遣杨素讨之。谅穷蹙降，以幽死。子颢禁锢，宇文化及弑逆之际遇害。王 自杀。萧摩诃被擒而死。炀帝徙谅党数十万家。《五行志》。大业三年（607年），敕并州逆党，已流配而逃亡者，所获之处，即宜斩决。五年（609年），大赦天下，开皇已来流配者，悉放还乡，而晋阳逆党，仍不在其例。皆见《纪》。亦酷矣。

第四节 炀帝荒淫

左氏曰：俭德之共，侈恶之大。伊古以来，人君之以骄淫败者多矣，然其人或本无知识，堕于恶而不自知，若乃明知其恶而故为之，而又悍然不顾，纵恣无极，则未有若隋炀帝之甚也。

炀帝于即位之岁，十一月，幸东都，即命于伊、洛营建东京。明年二月，命杨素、杨达、宇文恺主其事。恺时为将作大匠，《传》言其揣帝心在宏侈，制度穷极壮丽。然《食货志》言：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则其规制，又有出自帝意者也。《志》又言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人民，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又于皂涧在今河南新安县东。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县。西至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

役使促迫，僵毙者十四五。每月载死丁，东至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车相属于道。亦见《本纪》。亦可谓酷矣。

大业元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在今洛阳县西。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在今汜水县东北。引河通于淮。《本纪》。《食货志》云：河畔筑御道，树以柳。使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本纪》。《食货志》：所造者又有篾舫。又云：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八月，御龙舟幸江都。见第一节。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本纪》。亦见《食货志》。《志》又云：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縢，执青丝缆挽船。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罪至死。二年三月，发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州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本纪》。《食货志》云：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嫌，白鹭鲜半之。至是而成。四月，上自伊阙隋县，今洛阳县南。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三年四月，北巡狩。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六月，次榆林。隋郡，即胜州。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七月，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部落各有差。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清水河支流。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发榆林。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宴赐极厚，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次太原，诏营晋阳宫。在太原。九月，至东都。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河北涿县。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四月，以离石之汾源、临泉，离石，今山西离石县。汾源，改静乐，今山西静乐县。临泉，在今山西兴县西北。雁门之秀容雁门，即代州，见第二节。秀容，今山西忻县。为楼烦郡。治静乐。起汾阳宫。在静乐。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榆林谷，《通鉴》作榆谷。《注》云：当在榆林西。八月，亲祠恒岳。河北道郡守毕集。五年正月，改东京为东都，自东都还京师。三月，西巡河右。四月，大猎于陇西。隋郡，今甘肃陇西县。出临津关，临津，前凉县，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关当在县境，为黄河济渡处。渡黄河至西平，隋郡，今碾伯县。陈兵讲武。五月，大猎于拔延山。在西宁东南。长围周亘二千里。渠浩亹。今大通河。御马度而桥坏。斩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九人。遣兵征吐谷浑。见下节。六月，经大斗拔谷，在今甘肃山丹县南。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次张掖，今甘肃张掖县。高昌王麹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参看下节。上大悦。置西海、《地理志》云：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浑国都。案在青海西。河源、《地理志》云：置在古赤水城。案在青海南。鄯善、《地理志》云：置在鄯善城，即古楼兰城也。案在罗布泊南。且末《地理志》云：置在古且末城。案在车尔成河上。四郡。御观风行殿。宇文恺所造。《传》云：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外族陪列者，三十余国。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幸东都。六年三月，幸江都宫。七年三月，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涿郡。征高丽，败还。见下节。八年九月，乃至东都。九年三月，复征高丽，幸辽东，以杨玄感反而还。见下节。九月，次上谷。隋郡，今河北易县。以供费不给，免太仆虞荷等官。闰月，幸博陵。周定州，隋改为博陵郡，今河北定县。高祖尝为定州总管，故帝幸焉。改为高阳郡。十年，复征高丽。三月，行幸涿郡。四

月，次北平。隋郡，今河北卢龙县。七月，次怀远镇。属辽西。高丽遣使请降。八月，班师。见下节。十月，至东都，还京师。十二月，如东都。十一年正月，突厥等国遣使朝贡。大会各族，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五月，幸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巡北塞。突厥始毕可汗谋袭乘舆，义成公主遣使告变，车驾驰幸雁门，即代州。为所围。九月，乃解。见下节。十月，至东都。十二年七月，幸江都宫。奉信郎崔民象谏，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次汜水，今河南汜水县。奉信郎王爱仁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自此不复能北归矣。《纪》云：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毕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食货志》言：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流连之乐，荒亡之行，可谓旷古无伦矣。

《音乐志》云：“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并会京师。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606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道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采。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607年），驾幸榆林，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六年（610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已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海内奇技，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绣，其营费巨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管已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此每年以为常焉。”

《本纪》独于此年及十一年（615年）书之，盖其尤盛者也。又云：“自汉至梁、陈，乐工大数，不相逾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亦见《本纪》。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又云：“帝颇玩淫曲。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大乐。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蕴传》谓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此启之康娱以自纵也。大业四年九月，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此羿之淫游以佚田也。亡国之行，可谓兼之矣。《食货志》云：“遐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用为玩饰；买以供官，千倍其价。”因修仪仗而课毛羽，事已见前。大业初调狐皮，郡县大猎，事见《孝义·华秋传》。甚者，十二年（616年），于景华宫在东都。征萤火，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肆意征求如此，劳民岂有涯哉？《循吏传》言：斯时官吏，善于侵渔，强于剥割，绝亿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谓之奉公，即时升擢。其或顾名节，存纲纪，抑敚攘之心，从百姓之欲者，谓之附下，旋及诛夷。不及十年，海内鼎沸，岂不宜哉？

帝之荒纵，适与高祖相反，而其猜忌，则相类而又过之。《本纪》云：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所至惟与后宫，留连沉湎，惟日不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罪无辜，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案帝所任者：虞世基，内史侍郎，专典机密。苏威，纳言。宇文述，帝即位，拜左翊卫大将军，参与朝政。裴矩，黄门侍郎。裴蕴，御史大夫。时人称为五贵。《苏威传》。苏威在旧臣中，已为无气节者，宇文化及弑逆，威受其官，化及败，归于李密。密败，又归王世充。唐太宗平东都，威请谒见，称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数之曰：“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见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寻归长安。至朝堂请见，又不许。太宗此举，固为骄盈无礼，然威之为人，则亦可见矣。犹以不能每事曲顺，除名为民。事在大业十二年五月。虞世基徒唯诺取容。宇文述更贪鄙工于附会。裴矩虽清廉，兼善筹策，然帝之事外，非为安攘之计，徒劳民以逞欲，而矩乃逢迎其恶，弃民于沙塞之外，衡以儒家之义，善战者服上刑不啻矣。参看下节。裴蕴务于聚敛，且肆刑诛，罪更不容于死。《蕴传》：“迁民部侍郎。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609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案前史所载户口，皆非生齿之数，而为赋役之籍。故户口少者，不必为凋敝之征；而户口多者，转足见诛求之烈。隋初国计之富，实由丁口之增，已见第一节。此时丁口更增，足见诛求益烈矣。《传》又云：“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断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传》云：蕴欲重己权势，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已下官属，增置御史百余人。于是引致奸黠，共为朋党。郡县有不附者阴中之。于时军国多务，兴师动众，京都留守，及与诸蕃互市，皆令御史监之。宾客附隶，遍于郡国，侵扰百姓，帝弗之知也。多所疑者必偏有所信，释法度而任耳目，安得不为狡黠者所欺乎？高颎、贺若弼，以房陵旧党见疑。颎，炀帝即位，拜为太常。以议召周、齐乐人，遇启民过厚，坐谤讪，与弼及宇文 同诛。此特一时触发而已，其本意不在此也。裴肃当高祖时，上书请封废太子及蜀王，帝嗣位，不得调者久之。后执政者以岭表荒遐，遂希旨授永平郡丞。帝忌房陵之人如此。永平，今广西藤县。元胄以与

蜀王交通获罪。房陵之废，胄实与其谋。然蜀王获罪，胄又坐与交通除名。炀帝即位，不得调，有怨言，为人所告，坐死。滕、卫嗣王，咸遭徙逐。蔡王亦几不免。高帝母弟滕穆王瓒，以非高祖代周，不得其死。子纶，炀帝即位，人告其咒诅，除名徙始安，复徙珠崖。诸弟散徙边郡。卫昭王爽，高祖异母弟，以养于高祖之母，顾见亲爱。尝为雍州牧，并、凉二州总管。征突厥为元帅，已见第二节。子集，炀帝时，亦以人告其咒诅，除名徙边郡。蔡王智积，高祖弟整之子，整从周武帝平齐战死。高祖受禅，追封蔡王，谥曰景，以智积袭焉。景王与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谨慎自守，获免于祸。大业十二年（616年），从驾幸江都。临终，谓所亲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时人哀之。始安郡，即桂州。珠崖，今广东儋县。李敏徒天元女夫，犹且累及宗族。李穆第十子浑，宇文述妹夫。使兄子善衡贼杀穆适孙筠，以述助袭穆封。已而靳许述之贿。述诉其与从子敏等有异谋，敏妻，周天元女，帝姊子也。帝诛浑、敏，并及其宗族三十二人。自余无少长，皆徒岭外。此以亲而见忌者也。宇文

以言语获罪，盖由在周、隋之世，皆有军功；历职显要，声望甚重。虞孝仁、韦福嗣，则以其父有功名。孝仁，庆则子。或告其图谋不轨诛。福嗣，世康子。《传》云：从卫玄与杨玄感战，军败，为所擒，令作文檄，辞甚不逊，寻背玄感还东都。帝衔之不已，车裂于高阳。《李密传》云：玄感获福嗣，委以腹心。每设筹划，皆持两端。后使作檄文，固辞不肯。密揣知其情，请玄感斩以谢众。又世康少子福奖，亦与玄感战殁。则福嗣之死，其为失刑明矣。此以势而见忌者也。杨素、张衡，曾与篡夺之计，其不能见信固宜。素卒于大业二年（606年）。《传》云：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然特为帝所猜忌。寝疾之日，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恒恐不死。素不肯服药，亦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臾活邪？”其势亦危矣。盖以其死之早，故得幸免也。衡，大业八年（612年），以妾告其怨望谤讪，赐死。薛道衡徒文士，而以藩邸旧嫌，白首就戮。《道衡传》：高祖时，以党苏威，配防岭表。炀帝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王府，出江陵道而去。炀帝由是衔之。帝嗣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帝不悦。顾谓苏威曰：“此鱼藻之义也。”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人有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邪？”付执法者勘之。及奏，帝令自尽。《裴蕴传》曰：道衡以忤意获谴，蕴知帝恶之，乃奏曰：“道衡有无君之心。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罔。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于是诛道衡。其意，盖仍出于修怨也。以万乘之主，而修睚眦之怨，为之下者，尚何以自安乎？庾质以谏如东都，死狱中。耿询谏征辽东，帝命左右斩之，以何稠苦谏仅免。张虔威，并州旧吏，又事帝于东宫，以谏巡幸亦见疏。所为若此，安得不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哉？《本纪》。

第五节 炀帝事四夷

炀帝之事四夷，始于西域，导之者裴矩也。《矩传》云：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序又言：“自汉通西域，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此书所记，凡四十四国。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其书当有可观，不能以其意在长逢，以人废言也。帝引矩亲问。矩又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焉。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使说麹伯雅、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参看上节。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见下。帝至东都，矩风帝令都下大戏。见上节。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幄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

《隋书·矩传》云：“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此乃夸饰之辞，能来为商贾者，其愚必不至此。《旧唐书·矩传》云“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盖得其实。帝遣薛世雄城伊吾，今新疆哈密县。令矩共往经略。《矩传》云：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竟。《世雄传》云：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盖初亦欲用兵，逮后突厥之兵不来，若伊吾之民坚拒，则其势殊可危，止其来竞，实矩说谕之功也。玉门，隋县，在今县东。矩又请反间射匮，令潜攻处罗。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入朝。见下。从巡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酷吏·元弘嗣传》云：大业初，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则征辽之意，实不始于是时，谋亦非出于矩。特矩画是策，有以速其行耳。东莱见第二节。矩于外交，不可谓无才，然时边方无衅，勤远略徒以劳民。炀帝之纵侈，矩宁不之知，顾又长逢其恶，其罪实不可恕也。

《西域传》云：“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复令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此即据裴矩《西域图记》序以为言。序云：“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亦多不载。”则其所载，实尚不全也。大业中，相率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盖谓高昌、康、安、石、焉耆、龟兹、疏勒、于阗、汗、吐火罗、悒怛、米、史、曹、何、乌那曷、穆、波斯、漕，及统于安之毕国也。在安西百余里。诸国缘起及释地，均已见《秦汉史》及《两晋南北朝史》。其中惟高昌王为汉人，深有慕化之志。高昌在拓跋魏时，屡求内徙，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其王麹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至八年（612年）乃归蕃，下令国中解辫削衽。《传》云：“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竟畏铁勒，不敢改也。”案伯雅此举，自出慕化之诚。当时中国已乱，不必取悦；而铁勒无强部，亦不足畏也。吐火罗与悒怛杂居，兄弟同妻，盖尝为悒怛所据？《悒怛传》云：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通设，盖谓能自通于可汗之设？其人名诘强。则又隶属于突厥矣。此外皆昭武诸姓及西域旧国。其来也，亦以市易之利而已。

吐谷浑主伏允，炀帝即位，遣其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复请降，帝遣裴矩讽令击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勒兵袭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隋郡，今青海贵德县。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述追之急，伏允南遁山谷间。据《吐谷浑传》。《宇文述传》：袭浑者为契弊歌稜。浑遣使请降求救。帝令述屯兵西平之临羌城，抚纳降附。浑见述拥强兵，不敢降，西遁。述乃追击之。契弊歌稜，见下。临羌城，在今西宁西。其故地皆空。《吐谷浑传》。《传》又云：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案此即指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见上节。鄯善、且末，盖高昌、伊吾所献，西海、河源，则吐谷浑之地也。时大业四年七月也。明年三月，帝西巡。伏允保覆袁川。在今青海东北境。帝命分兵屯驻，四面围之。伏允以数十骑遁去。遣将追捕，皆为所杀。《本纪》。伏允率二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大业末，伏允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焉。《刘权传》：炀帝命权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载，诸羌怀附。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河源等四郡之设，《本纪》在大业五年六月，则伏允之复其故地，当在十年后矣。

西羌种类，《隋书》所载，又有附国及嘉良夷。附国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其东为嘉良夷。大业初，于益州置蜀郡。《传》又云：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盖今雅硥江、金沙江也。附国有王，嘉良夷惟种姓自相率领。其人皆垒石为 而居，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俗好复仇。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皆羌俗也。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隋书》之女国，即新旧《唐书》之东女，中实包含二国：一在于阗之南，即见于《大唐西域记》，其本名为苏伐剌拏瞿呾罗者。《隋书》云“将盐向天竺兴贩”，《旧唐书》云“文字同于天竺”，《新唐书》云“风俗大抵与天竺同”。皆此国也。此国惟隋开皇六年（586年）或曾一来，已见第二节。一即此所谓女国。《唐书》谓其东接茂州，东南接雅州，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者。《旧书》云：隋大业中，蜀王遣使招之，拒而不受，盖指此国。唐天宝前数来，后入于吐蕃，贞元中乃复至，事见后。《隋书》及新旧《唐书》，皆合二国为一，实大误也。茂州，今四川茂县。雅州，今雅安县。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风俗略同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

炀帝东征之举，始于大业七年（611年）。是年，帝如涿郡。明年正月，大军集，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命总集于平壤。又有沧海道军，径造平壤。《本纪》云：总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馈运者倍之，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车驾渡辽，营于辽东，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七月，宇文述等九军败绩于萨水，遂班师。《高丽传》云：帝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城将陷，高丽辄言请降，诸将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高丽守御亦备。如此者再三，帝终不悟，遂至师老食尽焉。《于仲文传》云：至鸭渌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必擒之。至是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抚慰使，固止之，遂舍。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述固止之。仲文怒。初帝以仲文有计画，命诸军谘禀节度。述等不得已，从之。东至萨水，述等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宇文述与仲文并除名，刘士龙见杀，见《纪》。《宇文述传》云：述与九军至鸭渌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皆同。述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度水追之。文德欲疲述众，每斗皆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高丽击后军，于是大溃。一日一夜，还至鸭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而已。有机不乘，任其行诈，炀帝纵昧兵谋，未必迂阔至此。乙支文德，诏旨以与高元并举，必高丽之宿将重臣，既来而复纵之，刘士龙亦岂若是其愦？盖当时劳师远涉，实如强弩之末，高丽之不可力取，形势业已显然，故冀以抚纳，懈其斗志也。乙支文德既敢轻来，军中必已严备，执之何益？疲兵乏食，平壤岂复可攻？然则仲文之计，实为行险徼幸，诸将殆非委罪之辞也。宇文述骄贵，必不肯听仲文节度，则炀帝命诸将谘禀，度亦不过令参计议，并无统率之权。然则当日九军，殆无元帅？此其所以进不得速，退不能果，终至一败涂地欤？《段文振传》：文振是役出南苏道，在道疾笃，表言：“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惟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平壤孤城，势可拔也。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则高丽列城坚守，延引师期之计，隋朝将帅未尝不洞烛之。炀帝分兵以缀其列城，而使宇文述等直指萨水，似亦欲倾其本根。然三月已至辽东，七月方临鸭渌，则军行实病其迟。盖失之徒知用众，而不能以轻锐赴机。然万乘亲行，则势不能不出于持重。《庾质传》：质于是役承召问，尼帝亲行，而请命骁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明年，又问，仍以是为言。盖正虑此失？此则失于炀帝之矜功而轻敌，必欲亲行以为快也。入虎口而能脱，引敌至距国都一舍之地而不疑，乙支文德则可谓智勇兼济矣。是役也，来护儿以水军入 水，破平壤郛，纵军大掠，稍失部伍，为高元弟建武所败，退屯海浦。闻宇文述等败，亦还。隋惟于辽西拔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通定镇，在辽中县辽河西岸。

九年二月，炀帝又征兵讨高丽。四月，车驾度辽。遣宇文述、杨义成趋平壤。六月，杨玄感反于黎阳，县，在今河南浚县东北。班师。《高丽传》云：是役帝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高丽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反书至，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政与玄感兄弟交。玄感反，政与通谋。玄感弟玄纵、万硕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玄纵等亡归，亦政之计也。帝穷治玄纵党与，政不自安，遂亡奔高丽。高丽具知事实，悉锐来追，殿军多败。《李景传》：旋师，以景为殿，高丽追兵大至，景击走之。

杨玄感者，素之子，为礼部尚书。时在黎阳督运。玄感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俊子。炀帝即位，立以奉俊嗣。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从官狼狈，见上节。玄感欲袭行宫。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乃止。至是，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玄感以百姓思乱，乃谬言护儿以失军期反，以讨之为名，移书旁近，各令发兵。李密者，父宽，自周及隋，数经将领。密袭父爵，为蒲山公。蒲山，郡名，未知所在。与玄感为刎颈交。玄感以为谋主，问计焉。密曰：“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归，此计之上也。轻赍入关，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攻战必延岁月，胜负且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以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遂不用密计，攻之。民部尚书樊子盖辅越王侗炀帝孙，见下节。留守东都，力拒之。刑部尚书卫玄率众数万，自关中来援。玄感遂不能克。帝遣陈稜攻黎阳，屈突通屯河阳，宇文述发兵继进，来护儿复来赴援。李子雄者，在周世从武帝平齐，后破尉迟迥、伐陈俱有功。汉王谅之乱，炀帝疑幽州总管窦抗，杨素进子雄袭执之。因发幽州兵，破谅略燕赵之众。后为右武候大将军，坐事除名。及是，帝令从军自效，从来护儿。玄感反，帝疑之，诏锁送行在所。《隋书》本传。《旧唐书·李密传》云：坐事被收系，送行在所。子雄杀使者，亡归玄感，与李密俱劝玄感入关。至弘农宫，隋弘农郡，今河南陕县。

玄感欲攻之，李密谏，不听。攻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蔡王智积传》曰：大业七年（611年），授弘农太守。杨玄感自东都引军而西。智积谓官属曰：“玄感闻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则根本固矣，当以计縻之。”及玄感军至，智积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数日，宇文述等军至，合击破之。此非实录。玄感即无谋，亦非不忍于智积之骂者也。至阌乡，今河南阌乡县。为追兵所及，遂败。玄感谓弟积善杀己，积善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诸弟并具枭磔。

玄感之围东都也，梁郡韩相国举兵应之。梁郡，今河南商丘县。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于襄城。隋郡，今河南临汝县。玄感败，兵渐溃散，为吏所执，传首东都。余杭刘元进，余杭，隋郡，今浙江杭县西。亦举兵应玄感。三吴苦役者，莫不响应。旬月间众至数万，将渡江而玄感败。吴郡朱燮、吴郡，今江苏吴县。晋陵管崇晋陵郡，今江苏武进县。亦举兵，有众七万。共迎元进，奉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帝遣吐万绪、鱼俱罗讨之。燮战死。俄而二将俱得罪。帝令江都丞王世充发淮南兵讨平之。然其余党往往保险而守，继续抵抗，其后董道冲、沈法兴、李子通等乘之而起焉。

十年二月，帝复诏百寮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于是复下诏亲征。七月，次怀远镇。高丽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八月，班师。十月，至东都。十一月，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高丽传》云：“时盗贼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绝，军多失期。至辽水，高丽亦困弊，故遣使乞降。”《来护儿传》云：是役，护儿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将趋平壤。高元请降。帝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护儿集众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往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诸将尽劝还，方始奉诏。此为妄言，无待辩正。《高丽传》所谓彼亦困弊者，疑亦此等自解之饰辞。当时马訾以东，实未大受兵祸，何至野无青草邪？

突厥启民可汗，以大业四年（608年），朝于东都。是岁卒，子咄吉立，是为始毕可汗。《裴矩传》云：“矩以始毕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其内多群胡教导之。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遣告胡悉：“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若前来此，即得好物。”胡悉贪，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矩伏兵马邑下诱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今已斩之。”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案《段文振传》言：文振尝劝炀帝迁启民于塞外，则突厥元气渐复，自启民时已然，始毕之叛，亦不尽由裴矩之诈谖也。十一年八月，帝巡北塞，始毕谋袭乘舆，义成公主遣使告变。帝驰入雁门。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帝大惧，欲率精骑溃围而出。《宇文述传》云：述请溃围而出，盖述之计，而帝欲从之。樊子盖固谏，乃止。《苏威传》：威亦谏止帝。诏天下诸郡募兵。于是守令多来赴难。九月，突厥乃解围去。《虞世基传》言：帝为突厥所围，战士多败，世基劝帝重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诏停辽东之事。帝从之。师乃复振。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辽之诏；由是朝野离心。《旧唐书·裴瑀传》亦云：劝帝下诏，明告军中，赦高丽而专事突厥。以此出为河池太守。河池，今陕西凤县。《隋书·高丽传》谓帝受降后，仍征高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敕诸军严装，更图后举，会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则事虽未果，其谋迄未尝息也，亦可谓至死不悟矣。

大逻便之执，其国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又嫁其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处罗居无恒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婆。大业初，处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所败。时裴矩在敦煌，知处罗思其母氏，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据《西突厥传》。《本纪》作崔毅。赍书慰谕之。处罗遣使朝贡。帝西狩，遣召处罗会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遂谢使者。帝大怒，而无如之何。会其酋长射匮达头孙。遣使来求婚。裴矩请拜为大可汗，以裂其国。帝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晋昌，晋县，故城在今安西县东。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晓谕，遂入朝。以七年十二月，据《纪》。朝于临朔宫。在涿郡。明年，诏留其累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阙据《西突厥传》。《裴矩传》作阙度设。《通鉴》作达度阙设。畜牧会宁郡。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处罗从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本纪》作曷娑那。十年正月，以宗女为信义公主妻之。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未遑也，每从巡幸。江都之乱，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处罗先与始毕有隙，始毕遣使请杀之。达度阙为李轨所灭。皆见《旧唐书·西突厥传》。处罗未尝犯顺，炀帝徒忿其不朝，遽嗾射匮破坏其国，实为无道之举。《裴矩传》言：帝自辽东还，至涿郡，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则又使突厥破坏吐谷浑也。亦可谓无道之至矣。

《铁勒传》云：大业元年（605年），处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契弊，即《唐书》之契苾。歌楞，即袭吐谷浑之歌稜也。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处罗败，莫何始大。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大业三年（607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

《奚传》云：大业时，岁遣使贡方物。《契丹传》虽无文，亦当同之，特史有漏略耳。《靺鞨传》云：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居之柳城。此为靺鞨部族入居塞内之始。盖违高丽之难而来也。

东南海路，炀帝所通者，为流求及赤土。流求，《传》云：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建安，今福建建瓯县。水行五日而至，盖今之台湾也。其人深目高鼻，颇类于胡，而有文身食人之俗。又云：大业元年（605年），海师何蛮云，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607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案时或别有夷邪久国，所用布甲，与流求同，不必流求即夷邪久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陈稜传》作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义安，宋县，今浙江诸暨县枫桥镇。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载军实而还。据此传，似朱宽入海，意本不在流求，而《纪》于三年书遣宽使流求国，疑事后追书，昧于当时情事；抑或误以四年之事，系之三年。《纪》于四年书倭使来贡方物，固与《传》见其布甲之言合也。《纪》又于六年二月，书稜、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与《稜传》言稜以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而击流求者合。然献俘在二月，则出兵必在五年矣。《稜传》云：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野蕃多畏生人，使前此惟与昆仑相稔，见华人必相畏忌，而竟来诣军中，则似其与华人亦非绝无交接。《流求传》言朱宽、何蛮因到其国，亦明故知之而非无意遇之也。然则中国之知有台湾，必在大业以前矣。此可见新地之通，多出民间之力，而非政府所能为也。

《隋书·南蛮传》云：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今所存录，四国而已，谓林邑、赤土、真腊、婆利也。流求在《东夷传》中。林邑自刘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朝贡不绝。赤土，扶南之别种。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远近，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传位焉。真腊，本扶南属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盖皆扶南属地，分携独立。而婆利，艾莫涅云为扶南别名，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四节。则其本国仍存也。赤土，《唐书·地理志》云：在万安州南，万安州，今广东万宁县。渡海便风十四日至鸡笼岛，即至其国。赤海中之一洲，盖今马来半岛东岸岛屿。常骏往还路程，具见《隋书》本传，云经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舶来迎，又月余至其都，则过鸡笼岛，所至仅其属境而已。真腊则今柬埔寨之地也。炀帝即位，募能使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往使赤土。其王遣子那耶迦随骏贡方物。《赤土传》云：骏等请使，在大业三年（607年），其年十月，自南海郡发，《本纪》则骏之出使在四年三月。《传》云：骏与那耶迦以六年（610年）春谒帝于弘农，而据《纪》，则五年二月，赤土又尝遣使贡方物。南海见第三节。婆利以大业十二年（616年），真腊以十三年（617年）遣使朝贡。《传》又云：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盖失其年月，又不详其事迹，故不得与存录之四国伍也。

《倭传》云：开皇二十年（600年），其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大业三年（607年），又遣使朝贡。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其国。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传》云其后遂绝，而据《本纪》，则六年正月，又尝遣使贡方物焉。

第六节 隋末之乱（上）

隋末丧乱，盖起于征辽之役。《纪》于大业七年（611年）书云：“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盖时虽暴政亟行，究以此役，骚动为尤大也。帝殊不悛，徒恃严刑。《刑法志》云：“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益肆淫刑。九年（613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贼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裴蕴导帝以淫刑，已见第四节。其《传》云：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曰：“玄感一呼，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称善。又欲令民悉城居。《本纪》：大业九年七月，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八月，诏郡县城去道过五里已上者徙就之。盖以便守卫救援。十一年二月，诏曰：“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敌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盖既计守御，又惜赋役矣。《五行志》：十三年（617年），天下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亡在旦夕，所行犹是此策也。其用兵则务多杀。《樊子盖》传：“绛郡贼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数万，诏令子盖进讨。于时人物殷阜，子盖善恶无所分别，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相率为盗。其有归首者，无少长悉坑之。拥

数万之众，经年不能破贼。”子盖之尽焚村坞，盖欲覆敌巢穴，即炀帝大业十一年二月诏旨也。然未能绝敌所据，而转益从敌之人。绛郡，今山西新绛县。又以“盗”为讳，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由是近臣互相掩蔽，不以实闻。《本纪》。案虞世基即其人也，事见本传。又苏威亦以微言悟帝得罪，见《裴蕴传》。又猜忌性成，不能专任将帅。《杨义臣传》，言其破高士达、张金称后，帝恶其威名，遽追入朝。《虞世基传》：义臣于河北，降敌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世基曰：“鼠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令其兵散。于是数年之间，乱势如火之燎原矣。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命起丹阳宫，见第三节。将徙居之。初帝以征辽，募民为骁果。《纪》在大业九年正月。是时从驾骁果，多关中人，谋欲叛归。宇文化及者，述之子也。帝在东宫，嬖昵之。时为右屯卫将军。其弟士及尚帝女南阳公主，智及为将作少监。智及尤狂悖。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果，智及说以行大事，奉化及为主。大业十三年（617年）三月，遂弑帝于江都。帝三男：萧后生元德太子昭，前卒。齐王暕，以骄恣，为帝所疏忌。萧嫔生赵王杲。昭三子：代王侑，与刑部尚书卫玄镇京师。越王侗，与民部尚书樊子盖守东都。燕王倓，随帝在江都，与齐、赵二王及齐王二子俱死。化及欲立庶人秀，群议不许，遂害之并其诸子。庶人谅之子颢亦遇害。而立秦王浩为帝。虞世基、裴蕴亦遇害。惟裴矩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所望，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炀帝忧之，以问矩。矩曰：“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请听兵士，于此纳室。”由是骁果咸悦，遂以获免。

隋末群雄蜂起，其有关大局者，则据西都之唐，争东都之李密、王世充，据河北之窦建德而已。杨玄感之败也，李密间行入关，为捕者所获，送于炀帝所。时帝在高阳。行至邯郸，今河北邯郸县。亡去。抵平原帅郝孝德。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孝德不甚礼之。又归东郡帅翟让。东郡，今河南滑县。因浚仪王伯当以干让。浚仪县，在今河南开封县北。伯当为浚仪人，见《旧唐书·李 传》。说让取荥阳。今河南郑县。荥阳太守杨庆及通守张须陀讨之。须陀以善战名，让曾为所败，将远避之，密为设伏击斩须陀。时大业十二年十月也。让于是分兵与密，别为牙帐。密又说让取兴洛仓。即洛口仓，见第一节。明年春，袭破之。开仓恣人所取。众至数十万。让推密为主，号魏公。密拜让为司徒。城洛口居之。又下回洛仓。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大修营堑，以逼东都。巩县令柴孝和，为密所获，巩，今河南巩县。密拜为护军。孝和说密西袭长安。密曰：“我所部并山东人，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此可见密众之不和，实其致败之原也。孝和请间行观隙，密从之。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今河南陕县。“山贼”归之者万余人。会密为流矢所中，东都复出兵乘之，密众大溃，弃回洛仓归于洛口。孝和之众闻密退，各散去。孝和轻骑归密。旋随密拒王世充，溺死洛水。于是密顿兵东都之局成矣。其时守东都者为王世充。

世充，西域胡人也。本姓支。家在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北。祖支颓耨，早死。父收，随母嫁霸城王氏，霸城，晋县，在长安东。因冒姓焉。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大业中，累迁江都丞，兼领江都宫监。时炀帝数幸江都，世充善伺候颜色，又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帝益昵之。尝破朱燮、管崇及齐郡帅孟让南掠之兵。齐郡，今山东历城县。又平诸小盗。遂迁江都通守。李密逼东都，炀帝诏世充大发兵，于洛口拒密。时诸起兵者并归于密，共袭破黎阳仓。密旋杀翟让，命徐世、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世充悉众击密，大溃。密乘胜陷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修金墉城居之。金墉城，在洛阳之东。有众三十余万。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

唐高祖李渊，史称为西凉李暠之后。暠子歆，为后魏所灭，歆子重耳奔宋，为汝南太守。今河南汝南县。后魏克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今河南陕县。后为宋将薛安都所陷。重耳为后魏豫州刺史，生献祖熙，为金门镇将。金门坞，在今河南洛宁县南。率豪杰镇武川，因家焉。生懿祖天赐。天赐三子，其季太祖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生世祖昞，即高祖之父也。兼据新旧《唐书·本纪》及《新书·宗室世系表》。近人陈寅恪云：《宋书·柳元景传》：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之役，薛安都等军擒弘农太守李初古拔父子二人。弘农即恒农，魏避讳改。别一军屠金门坞，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为虏永昌王长史，勇冠戎类。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魏书·薛安都传》云：自卢氏寇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县。执太守李拔。世祖临江，拔乃得还。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前后，宋汝南太守姓名皆可考，并无李重耳其人。《宋书·索虏传》：卢永昌王屯汝阳，今河南商水县西北。《通鉴》系元嘉二十七年三月。汝阳本属汝南，后乃别为郡，则重耳殆随永昌屯豫州，因有汝南之授，实魏官而非宋官。《唐会要》：献、懿二祖陵，在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平县。《唐光业寺碑》述唐先世，又有维王桑梓之语，则献、懿葬地，即其世居之地。其地旧属巨鹿郡，与山东著姓赵郡李氏所居之旧常山郡邻接。汉常山郡，治元氏，今河北元氏县。太祖尝封赵郡公，当即由此。《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今河北唐县。有尧山，其追封唐国，亦取义于此。然则唐之先世，盖因同居一地，而自托于赵郡欤？此说创而确。唐先世不必论其是否汉族，既居于武川，则必不免渐染殊俗矣。自后魏已来，扰乱中原者，率皆代北之族，其余风至隋末而未殄。唐也，杨玄感也，李密也，宇文化及也，其成败异，其凭藉则一也。

唐高祖少袭父封为唐公。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故文帝与高祖相亲爱。李虎当西魏时，赐姓为大野氏，文帝相周，复高祖姓为李氏。以为千牛备身。事隋，为谯、陇二州刺史。谯州，今安徽滁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大业中，历岐州刺史，岐州见第一节。荥阳、楼烦二郡太守。楼烦见第四节。召为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炀帝征辽，督运粮于怀远镇。见第四节。杨玄感反，为弘化留守，弘化见第二节。关右诸郡兵，皆受节度。十一年（615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十三年（617年），拜太原留守。子世民，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晋阳见第四节。计已决，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领晋阳宫监，所善客裴寂为副。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告。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官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耳。”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已而许之，然未有以发。而所在起义者益多。突厥数犯边，高祖兵出无功，炀帝遣使者执诣江都。高祖大惧。世民曰：“事急矣，可举事。”已而炀帝复驰使者赦止高祖，其事遂已。刘武周攻汾阳宫，武周事见下。高祖因之以募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疑有变，图高祖。高祖诬以反召突厥，杀之以起兵。时五月也。史所传高祖起兵之事如此。不免以化家为国，归功太宗。《旧书·李靖传》：大业末，为马邑郡丞。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密知高祖有四方之志，因自 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又《宇文士及传》：士及来降，高祖数之。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汾阴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复尽丹赤。”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则靖之所疑，诚为不虚。谓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则可，谓其纯出太宗则诬矣。《裴寂传》：刘文静以取宫人事胁寂，寂甚惧，乃屡促高祖起兵，则谓寂因与太宗有谋，乃以宫人侍高祖者，亦非实录。寂本佞媚之徒，高祖亦溺情声色，其私取宫人，盖特荒淫之事，然谓其素无叛隋之心，固不可也。

唐高祖既起兵，以子建成领左军，世民领右军，元吉领中军。七月，发太原，使元吉留守。隋将宋老生，屯于霍邑，今山西霍县。天雨粮尽，高祖欲旋师，建成、世民不可，乃止。据《通鉴考异》曰：《创业注》，是谋出于建成、世民。《太宗实录》尽以为太宗之策，无建成名，盖没之耳。当时左军已发，建成与太宗分追之，则其意亦不欲还。八月，败老生，斩之。代王使屈突通屯河东。隋郡，今山西永济县。裴寂欲攻之，世民欲先入关，高祖两从之。九月，留兵围河东而西。建成、刘文静屯永丰仓，《新唐·志》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守潼关。世民自渭北徇三辅。高祖从父弟神通，时在长安，隋人捕之，神通潜入鄠县山南举兵。今陕西鄠县。柴绍妻，高祖女也，平阳公主。亦居长安。高祖起，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鄠，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起司竹。《隋志》：盩厔县有司竹园，今陕西盩厔县。皆与世民会。十月，围隋京城。十一月，克之。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明年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遂受禅焉。唐兵之济河也，屈突通留其将尧君素守河东，将自武关趋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至潼关，为刘文静所遏。闻长安陷，乃留桑显和守潼关，率兵东下，将趋洛阳。显和降唐。文静使副将与追通，擒之。尧君素至十二月乃为其下所杀。其将王行本在他所，赴救不及，捕杀反者党与数百人，复拒守。刘武周入并州，行本与连和。见下。为唐兵所围，出降。高祖斩之。

唐之定关中，薛举亦起陇右，实为唐肘腋之患，唐人乃先平之。举，河东汾阴人，其父徙居金城。举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为金城校尉。大业末，囚郡县官，自称西秦霸王。数月间，尽有陇西之地。十三年七月，僭号于兰州。即金城。子仁杲克秦州，徙居之。遣仁杲攻扶风。即岐州。会唐兵定关中，太宗败之。武德元年，丰州总管张长丰州，即五原郡。击其将宗罗睺。举悉众来援，屯于高墌。城名，在今陕西长武县北。太宗击之，为所败。举取高墌，又遣仁杲围宁州。今甘肃宁县。未几，举死。仁杲立于折墌，城名，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北。与诸将帅素多有隙，兵势日衰。太宗败之高墌，进围折墌。仁杲穷蹙降。以归京师，斩之。时十一月也。

其时割据西方者，又有河西之李轨，则不烦兵力而下。轨，武威姑臧人。姑藏，武威郡治。家富于财，振济穷乏，人亦称之。大业末，为鹰扬府司马。薛举起事，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谋保据河右，珍等推以为主。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虎贲郎将谢统师等，自称河西大凉王。时大业十三年七月也。武德元年（618年）冬，僭称尊号。攻陷张掖、见第四节。敦煌、见第五节。西平、见第四节。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尽有河西五郡之地。高祖方图薛举，与之相结。下玺书，谓为从弟，拜为凉州总管，封凉王。轨欲去帝号受册。曹珍劝依萧詧故事，称帝而臣于周。轨从之。二年，遣随使者入朝，表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轨之起也，梁硕为谋主。硕见诸胡种落繁盛，阴劝轨宜加防察，由是与安修仁有隙。修仁构成其罪，杀之。又有胡巫，云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遂征兵筑台，以候玉女。百姓患之。又属年饥，人相食。轨倾家振之，不能遍，欲开仓给粟，故人皆云便。谢统师等与群胡相结，执不可。由是士庶愤怨，多欲叛之。安修仁之兄兴贵，先在长安，表请诣凉州招慰轨。云：“臣于凉州，奕代豪望。臣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候隙图之，易于反掌。”高祖从之。兴贵至凉州，轨授以官。兴贵谕轨委质。轨不从。遂与修仁等潜谋起兵。诸城老幼，皆出诣修仁。五月，执轨归长安。唐杀之。是时之凉州，盖胡、汉交争之局，而胡人之势甚张。轨以汉人为之主，太阿倒持，一切皆非自主。欲去尊号而不果，谕以委质而不从，皆非其所自为也。

王世充之败也，兵士溺死者万余人。世充率余众归河阳。天寒大雪，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才以千数。世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征还洛阳，置营于含嘉仓城。胡三省曰：当在洛阳之北。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宇文化及作难，太府卿元文都、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中卢楚，奉越王侗嗣位于东都。化及夺江都人舟楫，从水路西归。至徐州，今江苏铜山县。路不通，复夺人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官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极，三军始怨。司马德戡谋以后军袭杀化及。事泄，化及杀之。引兵向东郡。通守王轨降之。元文都请以尊官宠李密，以库物啖之，使击化及。“化及破，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赏，居我之官，内外相亲，易为反间。”卢楚等以为然。即遣使拜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密亦恐前后受敌，因卑辞以报谢焉。化及至黎阳，与密相遇。密知其军少食，不与交锋，而遏其归路。化及粮尽，众多叛之。掠汲县，今河南汲县。北趋魏县。今河北大名县。王轨降。密乃引兵而西。遣使朝于东都。侗召密入朝。王世充谓其麾下曰：“吾军人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出言以激怒其众。文都知而大惧。与楚等谋，因世充入内，伏甲杀之。纳言段达告世充。世充勒兵围宫城，破门而入。无逸单骑遁去。楚、文都皆死。世充移居尚书省，专宰朝政。李密至温县，今河南温县。闻难，乃归金墉城。时密劲兵良马多死，士卒疲倦。世充简练精勇，得二万余人击之。初隋河南道讨捕大使裴仁基据武牢以拒密。武牢，即虎牢，唐人避讳改字。在今河南汜水县西北。张须陀之死，仁基悉收其众，每与密战，多所斩获，而监军御史萧怀静阴持其长短，仁基乃杀怀静，以其众归密。及是，劝密“分兵守其要路，简精兵并河西出，以逼东都。彼却还，我且按甲，彼重出，我又逼之，使劳于奔命”。密亦欲按甲以观其敝。而诸将轻世充，皆请战。密不能坚。战于偃师北，密师败绩。密与万余人驰向洛口。其长史邴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矣。密阴知之，不发其事，欲待其半渡洛水，然后击

之，而候骑不时觉，将出战，世充军悉已济矣。单雄信又勒兵自据。《通鉴》。密度不能支，引骑遁去。雄信降世充。密将如黎阳。或曰：

“杀翟让之际，徐世 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以轻骑自武牢归之。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诸将不可。乃归唐。时武德元年十月也。十二月，高祖使领本兵往黎阳，招集旧时将士，以经略世充。亦令王伯当同行。至桃林，隋县，唐改为灵宝，今河南灵宝县。复征之。密据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史万宝镇熊州，今河南宜阳县。遣副将盛彦师追蹑。至陆浑县南，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与密相及，伏兵山谷击斩之。王伯当亦死。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世充以为行台仆射，镇滑州。今河南滑县。密故将杜才干，以兵归之。已而伏甲斩之，以其首祭密冢，乃归唐。密之入关也，士从之者二万人，其死，哭之多欧血者。亦不可谓不得众。然一败而不复振，则单雄信之叛，徐世 之不可杖实为之。其祸根，似仍种于杀翟让之时也。

《旧唐书·李密传》曰：义旗建，密负其强盛，欲自为盟主，乃致书，呼高祖为兄，请合从以灭隋。高祖言：“吾方安辑京师，未遑东讨，即相阻绝，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适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汉于虎牢置成皋县，隋改曰汜水。乃报书，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惟冀早应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愿足矣”。密得书甚悦。于是不虞义师，而专意于王世充。此乃唐人夸饰之辞。密时方与世充相持，即有虞于唐，亦未必能舍近敌而争远利也。唐既定长安，乃遣建成、世民徇地东都。《新书·高祖纪》在义宁二年正月。《旧书·太宗纪》在元年十二月，未及建成。《隋书·李密传》：义师围东都，密出军争之，交绥而退；盖在此时？时唐兵力尚未足，故亦浅尝之而已。李密败，唐乃以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时密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北至魏郡，今河南安阳县。皆为徐世 所据，亦来降。诏授黎阳总管，总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而窦建德之兵亦至。建德，贝州漳南人。漳南，在今山东恩县西北。少时颇以然诺为事。大业七年（611年），募人讨高丽，本郡补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选在行中。辞贫，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投建德。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安祖入高鸡泊起事。泊在今恩县西北。时鄃人张金称，鄃县，今山东夏津县。亦结聚在河阻中。蓨人高士达，在清河界。蓨县，在今河北景县境。清河，今河北清河县。诸义师往来漳南者，独不入建德闾。郡县意建德与贼徒交结，收系家属，无少长，皆杀之。建德闻之，率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后安祖为金称所杀，兵数千人，尽归建德，自此渐盛。隋杨义臣讨金称，破之清河，乘胜至平原，破斩士达。《旧唐书·建德传》。《隋书·义臣传》云：破士达，斩金称。建德率百余人遁去。复还，招集亡卒，得数千人，复振。初群雄得隋官属及山东士子皆杀之，惟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郡县长吏，稍以城降之。军容益盛，胜兵十余万人。十三年正月，自称长乐王。七月，隋遣薛世雄来讨，建德袭破之。遂降河间，隋郡，今河北河间县。始都乐寿。今河北献县。武德元年五月，更号夏王。先是上谷帅王须拔，自号漫天，拥众数万，入掠幽州，中流矢死。亚将魏刀儿代领其众，自号历山飞，入据深泽。今河北深泽县。建德与之和，袭破之，尽并其地。宇文化及之走魏县也，腹心稍尽，兵势日蹙。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九月，鸩杀秦王浩，僭位。国号许。攻李密总管元宝藏于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不克。宝藏后归唐。乃东北趋聊城，今山东聊城县。将招诱海北群雄。唐淮安王神通蹑之。化及粮尽请降。神通贪其玉帛，不受。士及自济北馈之，济北，隋县，在今山东长清县境。化及又坚守，而窦建德之兵至，神通遂引退。建德攻聊城，拔之。杀化及、智及。士及奔唐。时武德二年闰二月也。隋齐王暕有

遗腹子，名正道，与炀帝萧后同随化及至河北，及是，又入建德军。建德送之突厥。突厥处罗可汗号为隋王，处之定襄。隋郡。至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破突厥，乃获之。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赀财，并散赏诸将。至此，得宫人以千数，应时放散。隋文武官及骁果且一万，亦听其所去。又以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崔君肃隋兵部侍郎。为侍中，何稠隋少府令。为工部尚书。其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有欲往关中及东都者，亦恣听之，仍给衣粮，以兵援送出境。八月，陷洺州，今河北永平县。迁都焉。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越王侗。后世充废侗自立，乃绝之。九月，南侵相州。唐淮安王神通不能拒，奔黎阳。建德陷之。神通、世，并为所虏。唐是时有刘武周之难，不克与之争也。

刘武周，河间景城人。景城，在今河北交河县东北。父匡，徙家马邑。武周骁勇，善骑射，交通豪侠。为鹰扬府校尉，杀太守刘仁恭而代之，遣使附于突厥，遂陷雁门、楼烦、定襄。突厥立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因僭称皇帝。上谷宋金刚，在易州界起义，易州，今河北易县。与魏刀儿相表里。刀儿为窦建德所灭，金刚救之，战败，奔武周。武周闻金刚善用兵，甚喜，号为宋王，委以军事，中分家产遗之。金刚说武周图晋阳。武周令率兵二万，以侵并州。武德二年四月，袭破榆次。今山西榆次县。六月，进陷介州。今山西介休县。李仲文、裴寂先后拒之，皆为所败。齐王元吉委城遁。武周遂据太原，遣金刚进攻晋阳。六日，城陷。进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县。属县悉下。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应之，夏县，今山西夏县。王行本又与连和。关中大骇。高祖欲弃河东守关西，太宗陈其不可。乃悉发关中兵，以益太宗。又命永安王孝基等进攻夏县，俱没。孝基，高祖从父弟。败后，高祖又使桑显和攻之，亦未能克。武周将尉迟敬德助崇茂守，高祖使赦崇茂罪，使图敬德，事泄，敬德杀之。敬德去，余党复据守。太宗既破宋金刚，乃还攻屠之。敬德后亦降唐。太宗与金刚相持，至三年四月，金刚粮尽而遁，太宗乃追破之。

武周、金刚先后奔突厥。未几，金刚背突厥而亡，将还上谷，为追骑所获，要斩之。武周后谋亡归马邑，事泄，亦为突厥所杀。《纪》在武德五年七月。武周之南侵也，其妹夫苑君璋谏以并州以南，地形险要，县军深入，恐后无继。武周不听，卒以馈运不属败，然金刚则诚战将也。

王世充以武德二年四月，废越王侗而自立。国号郑。六月，鸩杀侗。谥曰恭帝。世充之为人也，好行小惠而实不至。见众心日离，乃严刑峻制以防之。而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三年七月，太宗率兵攻之。世充镇堢，相继来降。初世充率众东徇地，至滑州，仍以兵临黎阳。窦建德亦入殷州以报之。事在武德二年（619年）冬，殷州，今河南获嘉县。及是，建德攻孟海公于周桥城。海公，济阴人，城当在济阴境。济阴，今山东曹县。其中书舍人刘斌说以救郑，建德从之，遣人结好，并陈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兄子琬及内史令长孙安世报聘，且乞师。明年二月，建德克周桥，虏孟海公。兖州贼帅徐圆朗，兖州，今山东滋阳县。先降于建德。建德乃悉发海公、圆朗之众，以救世充。三月，太宗用薛收、郭孝恪之策，屯于虎牢以拒之。建德国子祭酒凌敬劝其济河，入上党，收河东，以牵制唐师。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使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建德遂悉众逼虎牢，战败，为唐所擒。时五月也。其妻曹氏，及其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于洺州。余党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善行言无为涂炭生人，乃以府库财物分士卒，各令散去而降唐。此建德能用士大夫之效也。太宗以建德并王琬、长孙安世至东都城下示之，且遣安世入城言败状。世充欲溃围走襄阳，谋于诸将，皆不答。乃请降。至长安，斩建德，徙世充于蜀。将行，为仇人所杀。建德颇有大略，其败也，盖以其起山东，未尝见大敌。太宗语，见《旧书·本纪》。当时即用凌敬之谋，亦未必能掣唐兵使返也，而不见刘武周之终无所成邪？

然建德甫平，而刘黑闼之兵复起，则可见建德苟不作孤注，亦非可以旦夕定也。黑闼，亦漳南人，与建德少相友善。初从郝孝德，后归李密。密败，为王世充所虏，后又归于建德，建德封为汉东郡公。建德败，黑闼自匿于漳南。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等，愿等复谋举事，往见黑闼，黑闼从之。遂举兵袭破漳南。淮南王神通、将军秦武通、王行敏先后讨之，皆为所败。黑闼移书赵、魏，建德将士，往往杀官吏以应之。李世 为黎州总管，徐世，唐赐姓李氏。黎州，即黎阳。不能拒，走保洺州。黑闼追击，破之。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徐圆朗举齐、兖以附。北连高开道，见下节。遣使突厥。五年正月，称汉东郡王，都于洺州。太宗攻之，分兵绝其粮道，相持两月，乃破之。黑闼奔突厥，山东悉定。太宗遂南攻徐圆朗。

徐圆朗，兖州人。隋末，据本郡。略地，自琅邪已西，北至东平，尽有之。琅邪郡，今山东临沂县。东平郡，今山东郓城县。胜兵二万余人。初附李密。密败，归王世充。洛阳平，归唐，拜兖州总管。新旧《书》本传同。《新书·本纪》，于武德二年七月，即书圆朗降。《通鉴》同。盖时文降唐，实未绝世充。黑闼叛，圆朗又应之。太宗进师曹州，即济阴郡。遣淮南王神通及李世 攻之。圆朗穷蹙，弃城夜遁，为野人所杀。新旧《书》本传同。《新书·本纪》，事在武德六年二月，云：“李世 败徐圆朗，执之。”《旧书·传》云：“获圆朗，斩首以献。”盖野人杀之，而 攘以为功也。

圆朗未平，而黑闼又至。武德五年六月，黑闼借兵突厥，来寇山东。高祖遣淮阳王道玄讨之，道玄，高祖从父兄子。败死。河北诸州，又降于黑闼。黑闼复都洺州。十一月，齐王元吉击之，迟留不进。又令太子建成督兵进讨，乃败之。黑闼走，至饶阳，其所署饶州刺史葛德威执之，黑闼于饶阳县置饶州也。今河北饶阳县。送建成所，斩于洺州。山东复定。

第七节 隋末之乱（下）

隋末，群雄剧战，皆在北方。若南方，则虽有若萧铣、杜伏威，据地较广，兵力较强者，亦不逾时而定。可见其时政治之重心，实在北方也。

朱粲，亳州城父人。亳州，今安徽亳县，城父县，在亳县东南，今其地名城父村。“初为县佐史。大业末，从军讨长白山贼，山在今山东邹平县南。遂聚结为群盗。”引军渡淮，至竟陵、沔阳，竟陵郡，今湖北钟祥县。沔阳郡，今湖北沔阳县。后转至山南。义宁中，招慰使马元规击破之。俄而收辑余众，兵又大盛。僭称楚帝于冠军，隋县，在今河南邓县西北。攻陷邓州，今邓县。有众二十万。粲所克州县，皆发其藏粟以充食，迁徙无常，去辄焚余赀，毁城郭。又不务稼穑，以劫掠为业，于是百姓大馁。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勒所部：有略得妇人、小儿，皆烹之，分给军士。又税诸城堢，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诸城惧税，皆相携逃散。显州首领杨士林、田瓒背粲，显州，今河南泌阳县。诸州响应，相聚而攻之。大战于淮源，隋县，在今河南信阳县西北。粲败，以数千人奔菊潭，隋县，在今河南内乡县北。遣使请降。时武德二年二月也。高祖令假散骑常侍段确迎劳之。确因醉侮粲。粲怒，收确及从者数十，悉杀之以飨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东都平，获之，斩于洛水上。

萧铣者，岩之孙。岩事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三节。炀帝时，以外戚擢授罗县令。据《隋书·本纪》。新旧《唐书·本纪》及《通鉴》皆作罗川。《隋志》：罗川县属北地郡，在今甘肃正宁县北，罗县属巴陵郡，在今湖南湘阴县东北。大业十三年（617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沔州人张绣等同谋叛隋，岳州，即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县。沔州，即沔阳郡。欲推为主，遣人谕意。铣大悦，报书曰：“我本国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贡无阙，乃贪我土宇，灭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无忘雪耻。今天启公等，协我心事，若合符节，岂非上玄之意也？”即日集得数千人，扬言讨贼，实欲相应。遇颍川酋帅沈柳生来寇，颍川郡，今河南许昌县。击之不利。铣因以谕众，众皆大悦。柳生亦以众归之。铣自称梁公，率众往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华率州中首领数百人迎谒。柳生曰：“我先奉梁公，勋居第一。今岳州兵众，倍多于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杀德基，质其首领，独挟梁王，进取州城。”遂与左右杀德基，方诣中军白铣。铣大惊曰：“今欲拨乱，忽自相杀，我不能为汝主矣。”乃步出军门。柳生大惧，伏地请罪，铣责而赦之，陈兵入城。景珍言：“柳生凶悖，若不加诛，何以为政？且其为贼凶顽已久，同处一城，必将为变。若不豫图，后悔无及。”铣又从之。景遂斩柳生于城内，其下皆溃散。铣自称梁王。义宁二年（618年），僭称皇帝。署置百官，一准梁故事。隋将张镇州、王仁寿击之，不能克。及闻隋灭，镇州因与宁长真等率岭表诸州，尽降于铣。见下。林士弘者，饶州鄱阳人。饶州，治鄱阳，今江西鄱阳县。大业十二年（616年），与乡人操师乞起兵。师乞攻陷豫章郡而据之。豫章郡，即洪州。隋遣持书侍御史刘子翊讨之，师乞中矢死。士弘代董其众，复与子翊大战于彭蠡湖，隋师败绩，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余万。十三年（617年），徙据虔州，今江西赣县。自称皇帝，国号楚。隋侍御史郑大节以九江下之。今江西九江县。士弘任其党王戎为司空，攻陷临川、今江西临川县。庐陵、今江西吉水县东北。南康、宜春诸郡。宜春，今江西宜春县。北至九江，南暨番禺，今广东南海县。悉有其地。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方与，今山东鱼台县。年十七，“便为劫盗，转掠淮南”。因渡江附士弘于豫章，士弘不信之，善安憾焉。袭击士弘，焚其郛郭，去保南康。

萧铣以舟师破豫章，善安夺其地，据以归唐，而九江、鄱阳降于铣。铣遣杨道生攻陷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张绣略定岭表。东至三峡，南尽交趾，北拒汉川皆附之，胜兵四十余万。武德元年（618年），迁都江陵。三年（620年），高祖诏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讨之。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孝恭，高祖从父弟子。时诸将横恣，多专杀戮，铣令罢兵，阳言营农，实夺其权也。董景珍之弟为将军，怨铣放其兵，谋为乱，事泄，为铣所诛，景珍遣间使诣孝恭送款。铣遣张绣攻杀之，又杀绣。大臣相次诛戮，故人边将皆疑惧，多有叛者。铣不复能制，兵势益弱。四年（621年），高祖命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自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沿流而下，庐江王瑗自襄州道，瑗，亦高祖从父弟子。襄州见第三节。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黔州，今四川彭水县。辰州，今湖南沅陵县。其将周法明降，即以为黄州总管。黄州，今湖北黄冈县。九月，靖乘水涨急下，逼其都。铣之放兵也，仅留宿卫士数千人，仓卒追兵，未能集。铣自度救兵不至，谓其下曰：“若待力屈，必害黎元。”乃率官属诣军门曰：“当死者惟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时十月也。送于京师，斩之。铣降后数日，江南救兵十余万，一时大至。知铣降，乃送款于孝恭。然铣即不降，此等兵亦未必能力战；即有肯战者，亦必非唐兵之敌；此铣之所以速降也。

岭南之地，时尚全未开发，故江域既平，即传檄而下。刘洎者，事萧铣为黄门侍郎，铣令略地岭表，得五十余城，未还而铣败，遂以所得城归唐。丘和者，炀帝时为刺史、郡守，以献食精获幸，然善抚吏士，甚得欢心。大业末，以海南僻远，吏多侵渔，百姓咸怨，选淳良太守以抚之。裴矩奏以和为交趾太守。今越南东京。初宁猛力之死，子长真袭为刺史。炀帝之讨林邑，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遣还，又以其族人宣为合浦太守。今广东合浦县。隋乱，皆以其地附萧铣。《唐书·南蛮传》。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隋苍梧郡，治封川，今广东封川县。高凉郡，在今广东阳江县西。番禺，即广州。各遣人召和。

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诸国，并遗和明珠文犀金宝之物，富埒王者。铣利之，遣长真率百越之众，渡海侵和。和遣其司法书佐高士廉率交、爱首领击之，交州，即交趾郡。爱州，即九真郡，今越南之清华。长真退走，境内获全。后审知隋灭，乃以州从铣。及铣平，和以海南之地归唐，即授交州总管。李袭志者，仕隋，为始安郡丞。大业末，散家产，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萧铣、林士弘等争来攻击，袭志固守。久之，宇文化及弑逆，郡人有劝袭志为尉佗，袭志不听。固守二年，乃为铣所陷。铣署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赍书召之。袭志乃密说岭南首领隋永平郡守李光度，与之归唐。永平，今广西藤县。及萧铣平，赵郡王孝恭授袭志桂州总管。武德五年（622年），入朝，拜江州都督。江州，即九江郡。辅公祏反，又以袭志为水军都督讨之。见下。转桂州都督。袭志前后任桂州二十八载焉。冯盎，武德三年（620年），广、新二州酋帅高法澄、洗宝彻等，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并受林士弘节度，杀害隋官吏。盎率兵击定之。或请上南越王之号，盎亦不受。四年（621年），以南越之众降唐。萧铣之平也，唐命李靖检校荆州刺史，荆州见第三节。承制拜授。靖乃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冯盎、李光度、宁长真等皆遣子弟来谒，靖承制授以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高祖授宁长真钦州都督。钦州见第二节。宁宣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廉州，即合浦郡。又以其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新唐书·地理志》：廉州，武德四年曰越州，贞观八年（634年），更名。案廉州刘宋时本名越州，当时或二州并置，至贞观八年（634年），乃裁去越州也。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纯以兵援之。九年（626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暄、谈殿，阻兵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使宣谕。暄等与溪峒首领皆降。南方遂定。《唐书·南蛮传》。

割据长江下游者，有杜伏威、李子通、沈法兴等。伏威，齐州章丘人。今山东章丘县。与临济辅公祏，临济县，在今山东高苑县北。俱起兵反隋。《新书·公祏传》云：公祏与伏威起至死凡十三载，则其起在大业八年（612年）。伏威时年十六，常营护诸人，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党咸服之，共推为主，转略淮南。炀帝遣陈稜以精兵八千讨之，大溃。伏威乘胜破高邮。隋县，今江苏高邮县。据历阳，隋郡，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公祏为长史。分遣诸将略属县，所至辄下。江淮间小盗争附。李子通，东海丞人。丞，汉县，《新唐·志》作丞。隋时曰兰陵，属彭城，唐复故，属琅邪，今山东峄县西北。大业末，左才相据齐郡之长白山，子通归之。子通为人仁恕，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兵至万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与伏威合，寻为隋将来整所败，拥余众奔海陵，隋县，今江苏泰县。得众二万，自称将军。宇文化及之反也，署伏威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上表于越王侗。侗拜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化及以陈稜为江都太守。稜又降唐，高祖亦授以总管。李子通率师击之。稜南求救于沈法兴，西乞师于杜伏威。法兴者，湖州武康人。湖州，今浙江吴兴县。武康，今浙江武康县。大业末，为吴兴郡守。吴兴郡，即湖州。东郡帅楼世干围郡城，东郡，见第四节。炀帝令太仆丞元祐击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炀帝。法兴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乃与祐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执祐于坐。以诛化及为名，发自东阳。见第二节。行收兵，将趋江都，下余杭郡。见第五节。比至乌程，隋县，在吴兴南。精卒六万。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毗陵，即晋陵改名。晋陵，见第五节。法兴请与连和。因会盟，袭杀道德，进据其城。齐郡帅乐伯通据丹阳，为化及城守，法兴使果仁攻陷之。据有江表十余郡。陈稜求救，与伏威各以兵至。子通纳言毛文深进计，募江南人，诈为法兴兵，夜袭伏威。伏威不悟，又遣兵袭法兴。二人相疑，莫敢先动。子通遂得尽锐攻陷江都。稜奔伏威。伏威忌之，寻见害。子通入据江都，僭即皇帝位，国称吴。法兴自克毗陵，谓江淮以南，可指而定，专立威刑，将士解体。子通乘胜渡江，陷其京口。今江苏丹徒县。法兴使其仆射蒋元超拒之庱亭，在今江苏武进县西。战死。法兴弃城宵遁。子通遂有晋陵。后伏威遣辅公祏攻陷丹阳，进屯溧水。隋县，今江苏溧水县。子通击之，为所败。又属粮尽。乃弃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尽归伏威。伏威徙居丹阳。子通东走太湖，鸠集亡散，得二万人。袭沈法兴于吴郡，见第五节。破之。法兴率左右数百人，投昆山帅闻人遂安。遂安据昆山，见《王雄诞传》。昆山，隋县，今属江苏。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之。法兴中路而悔，欲杀孝辩，更向会稽。见第二节。孝辩觉之。法兴惧，乃赴江死。时武德三年（620年）也。子通都于余杭。东至会稽，南至于岭，西距宣城，隋郡，今安徽宣城县。北至太湖，尽有其地。太宗围王世充，遣使招杜伏威。伏威请降。就拜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赐姓李氏，豫宗正属籍。伏威遣将率兵来会。四年（621年），遣其将王雄诞攻李子通。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之，并乐伯通送于京师。歙州首领汪华，歙州，今安徽歙县。隋末据本郡称王，十余年。雄诞回军击之，华降。又降闻人遂安。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太宗平刘黑闼，攻徐圆朗，伏威来朝。武德五年（622年）。留于京师，礼之甚厚。李子通谓乐伯通曰：“伏威既来，东方未静，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于天下矣。”遂相与亡。至蓝田关，蓝田见第六节。为吏所获，俱杀之。于是江淮已南，惟伏威之地仅文服矣。《旧书·辅公祏传》曰：伏威与公祏，少相爱狎。公祏年长，伏威每兄事之。军中咸呼为伯，畏敬与伏威等。伏威潜忌之。署其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推公祏为仆射，外示尊崇，而阴夺其兵权。公祏知其意，乃与故人左游仙伪学道辟谷。伏威将入朝，留公祏居守，复令雄诞典兵以副公祏，阴谓曰：“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公祏为变。”后左右说公祏反，会雄诞属

疾于家，公祏夺其兵。《雄诞传》云：公祏将为逆，夺其兵，拘之别室，遣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不可。缢杀之。《通鉴》云：公祏诈称得伏威书，疑雄诞有贰心。雄诞闻之，不悦，称疾不视事。公祏因夺其兵，使其党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始悟。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诒书令其起兵。因僭即伪位，自称宋国，于陈故都筑宫以居焉。公祏反，《纪》在武德六年八月。高祖命赵郡王孝恭、李靖等分道击之，破其兵。公祏以左游仙为越州总管，越州，即会稽郡。欲就之。至武康，为野人所执，送于丹阳，孝恭斩之，传首京师。时武德七年三月也。《伏威传》云：公祏反，诈称伏威之令，以绐其众。高祖遣赵郡王孝恭讨之。时伏威在长安，暴卒。及公祏平，孝恭收得公祏反辞，不晓其诈，遽以奏闻。乃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贞观元年（627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复其官爵，葬以公礼。《李百药传》：百药为李子通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又为杜伏威行台考功郎中。高祖遣使招抚，百药劝伏威入朝。伏威从之。遣辅公祏与百药留守。至历阳，狐疑中悔，将害百药，乃饮以石灰酒。因大泄利，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药不死，作书与公祏，令杀百药。赖王雄诞保护获免。公祏反，又授百药吏部侍郎。有谮百药于高祖云：“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又与辅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与公祏令杀百药书，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然则果伏威不欲反而公祏叛之？抑公祏反实伏威意，而雄诞、百药贰于伏威？殊未可知也。伏威养壮士三十余人为假子，分领兵马，惟阚稜、王雄诞知名。《稜传》云：稜从伏威入朝，及公祏僭号，稜从军讨之。公祏破，稜功居多，颇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诬稜与己通谋。又杜伏威、王雄诞及稜家产在贼中者，合从原放，孝恭乃皆籍没，稜诉理之，有忤于孝恭。孝恭怒，遂以谋反诛之。其事究如何，亦殊不可知也。

林士弘之亡豫章也，尚有南昌、虔、循、潮数州之地。南昌郡，即洪州，见第三节。潮州见第二节。萧铣破后，散兵稍往归之，复振。荆州总管赵郡王孝恭遣使招慰，循、潮二州并来降。武德五年（622年），士弘遣其弟药师攻围循州。刺史杨略与战，大破之。士弘惧而遁走，潜保于安城之山洞。安城，吴县，唐改为安福，今属江西。王戎以南昌来降。拜为南昌州刺史。当即孙州，见下。戎召士弘，藏之于宅，招诱旧兵，更谋作乱。张善安归唐，授洪州总管。密知其事，发兵讨之。会士弘死，部兵溃散。戎为善安所虏。《旧书·士弘传》。《新书·本纪》：武德六年三月，洪州总管张善安反，四月，陷孙州，执总管王戎。《地理志》：武德五年（622年），以洪州南昌县置孙州。辅公祏反，善安举兵相应，安抚使李大亮击之。善安许降，将数十骑至大亮营，大亮执送长安。称不与公祏交通，高祖善遇之。及公祏败，搜得其书，与相往复，遂诛之。

北边自立者，多与突厥相连。刘武周之死也，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高祖遣谕之。君璋部将高满政，劝其尽杀突厥以归唐。君璋不从。满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满政以城来降，拜朔州总管。朔州见第二节。时武德六年（623年）也。明年，君璋引突厥攻马邑。满政死之，君璋尽杀其党而去，退保恒安。所部稍稍离散，势蹙请降。高祖许之，遣使赐以金券。会突厥颉利可汗复遣召之，君璋犹豫未决。其子孝政劝其归唐。而恒安人郭威，说其据恒安以观天下之变。君璋然其计，执唐行人，送于突厥。与突厥合军，寇太原之北境。后见颉利政乱，乃率所部来降。时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矣。

罗艺，大业时，以军功官至虎贲郎将。时天下大乱，“涿郡人物殷阜，涿郡见第四节。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宫中多珍产；临朔宫见第五节。诸贼竞来侵掠。留守官赵什住等皆不能拒。艺独出战，前后破贼，不可胜计”，威势日重。什住等颇忌之。艺阴知之，乃以仓库山积，留守官无心济贫，激怒其众。执郡丞，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以振穷乏。柳城、见第二节。怀远，并归附之。自称幽州总管。武德二年（619年），奉表归唐。诏封燕王，赐姓李氏，豫宗正属籍。太宗击刘黑闼，艺领本兵破黑闼弟什善。明年，复将兵与隐太子会于洺州，因请入朝。

高开道，沧州阳信人。沧州，今河北沧县。阳信，今山东阳信县。少以煮盐自给。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河间见第六节。拥兵于豆子

，在今山东惠民县境。开道往从之。谦为隋师所灭，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匿海曲。复出掠沧州，招集得数百人。北掠城镇，自临渝至于怀远，皆破之，临渝见第二节。悉有其众。开道自起至灭凡八年，则其起在大业十二年（616年）。隋将李景守北平郡，开道引兵围之，连年不能克。武德元年（618年），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开道又取其地，进陷渔阳郡。今河北蓟县。有马数千匹，众且万人。自立为燕王，都于渔阳。先是怀戎沙门高昙晟，怀戎县，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因县令设斋，与其徒五十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耶输皇后。遣人招诱开道，改封齐王。开道以众五千人归之。居数月，袭杀昙晟，悉并其众。三年（620年），复称燕王。罗艺为窦建德所围，告急于开道。开道率二千骑援之，建德引去。开道因艺降唐。诏封北平郡王，赐姓李氏，授蔚州总管。后魏蔚州，在今山西平遥县。后周在今山西灵丘县。隋废。唐初复置，不恒所治。此时以授开道。贞观中，破突厥，乃还治灵丘。天宝后，移今蔚县。后北连突厥，告绝于艺，复称燕国。刘黑闼寇山东，开道与之连和，引兵攻易州。又引突厥，频来为寇。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隋恒州治正定，今河北正定县。唐治石邑，在今河北获鹿县东南。寻还治正定。后改曰镇州。幽州，治蓟，今北京。颉利攻马邑，以开道兵善为攻具，引之，陷马邑而去。时天下大定，开道欲降，自以数反复，终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众。其将士多山东人，思还本土，人心颇离。刘黑闼将张君立奔开道，因与其将张金树潜相结连，攻开道，开道自杀。金树又杀君立，归唐。时武德七年（624年）也。

梁师都，夏州朔方人。朔方，夏州治，见第二节。代为本郡豪族。仕隋为鹰扬郎将，大业末罢归。师都阴结徒党数千人据郡，北连突厥，掠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雕阴，今陕西绥德县。延安，今陕西肤施县。僭即皇帝位，称梁国。师都自起至灭凡十二岁，则其起在大业十三年（617年）。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攻破盐川郡。今宁夏盐池县。武德二年（619年），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破之。延州，即延安郡。刘武周败，师都大将张举、刘旻相次来降。师都大惧，遣说处罗可汗南侵。处罗从之。会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进击，拔其东城。师都退据西城，往朝颉利，为陈入寇之计。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颉利之寇渭桥，见第三章第二节。亦师都计也。颉利政乱，太宗知师都势危援孤，以书谕之。不从。时刘旻为夏州长史，使与司马刘兰经略之。贞观二年（628年），遣柴绍、薛万均击之。其从父弟洛仁斩师都，诣绍降。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蒲城，今陕西蒲城县。子和本姓郭氏，李赐姓，《新书》作郭子和。大业末，为左翊卫，犯罪徙榆林。见第四节。见郡内大饥，遂潜引死士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以振穷乏。自称永乐王。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始毕可汗先署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又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武德元年，遣使归款。授榆林郡守，寻就拜云州总管。云州见第二节。子和既绝师都，又伺突厥间衅，遣使以闻。为处罗可汗候骑所获。处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惧。四年（621年），拔户口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居之。

刘季真，离石胡人也。父龙儿，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儿为虎贲郎将梁德所斩，其众渐散。唐兵起，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治离石。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甚为边患。唐以兵临之，季真惧而降。授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宋金刚侵并州，季真复与刘武周合势。金刚败，太宗执六儿斩之。季真奔高满政，寻为所杀。

隋末群雄，《唐书·高祖本纪》于高祖起兵前总叙之。除较大者已见上文外，尚有刘元进起晋安，晋安，晋县，隋改南安，今属福建。此别一刘元进，非第五节所述余杭之刘元进也。余杭之刘元进，与王世充战败，死于吴，见《通鉴》大业九年（613年）。此刘元进，武德五年正月降唐，见《唐书·高祖本纪》。下所述诸人败降年月皆同。惟左才相一人，史漏言其结局。邵江海据岐州，武德元年十月降。王须拔起恒、定，武德元年十一月，为窦建德所败，亡入突厥。王德仁起邺，隋县，今河南邺县。武德元年四月降。左才相起齐郡，左难当据泾，泾县，今属安徽。武德六年三月降。周文举据淮阳，今河南淮阳县。《新书·本纪》。武德五年二月，汴州总管王要汉败徐圆朗于杞州，执周文举。时要汉已降唐矣，文举盖附徐圆朗，故要汉为唐执之。杞州，盖圆朗所置，今河南杞县，古杞国之地，圆朗盖就此置州也。《旧书·地理志》：陈州，隋淮阳郡，武德元年（618年），讨平房宪伯，改为陈州，则淮阳又尝为宪伯所据。张长逊据五原，长逊，唐兵起即来降。授丰州总管，助唐击薛举，已见上节。新旧《书》皆有传。周洮据上洛，上洛郡，今陕西商县。义宁二年正月降。杨士林据山南，即攻朱粲之杨士林也，盖时山南之地归之。武德二年正月降。杨仲达据豫州，今河南汝南县。武德三年十月降。张善相据伊、汝，伊州，后改曰汝州，今河南临汝县，武德二年正月降。授伊州总管。后为王世充所陷，善相死之。新旧《书》皆见《忠义传》。王要汉据汴州，武德五年二月降。时德叡据尉氏，尉氏县，今属河南。武德三年八月降。李义满据平陵，平陵县，在今湖北均县北。武德二年三月降。綦公顺据青、莱，青州，即齐郡。莱州，今山东掖县。《旧书·地理志》：莱州，汉东莱郡。武德四年（621年），讨平綦顺，置莱州。淳于难据文登，文登县，今属山东。武德四年九月降。徐师顺据任城，任城县，今山东济宁县。武德二年三月降。蒋弘度据东海，隋郡，今江苏东海县。武德二年三月降。王薄据齐郡，武德二年三月降。蒋善合据郓州，今山东郓城县。武德四年六月降。田留安据章丘，武德五年五月降。张青特据济北，隋郡，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武德四年四月，为王君廓所执。臧君相据海州，即东海郡。武德四年六月降。《旧书·地理志》：楚州，隋江都郡之南阳县。武德四年（621年），藏君相归附，立为东楚州。《通鉴》言君相以五州来降，则其所据者不止一海州也。楚州，今江苏淮安县。殷恭邃据舒州，今安徽怀宁县。武德五年正月降。周法明据永安，永安郡，即黄州。武德四年五月降。苗海潮据永嘉，永嘉郡，今浙江永嘉县。武德六年三月降。梅知岩据宣城，武德六年三月降。邓文进据广州，武德五年四月降。俚酋杨世略据循、潮，即与林药师战之杨略。唐人避讳，去“世”字也。武德五年正月降。冉安昌据巴东，巴东郡，即夔州，武德五年四月降。大抵闻风而来，传檄而定。其散见列传中者，如高季辅、蓨人。武德初，众至数千。寻与武陟人李厚德率众来降。见《旧书》本传，武陟，今河南武陟县。张士贵、卢氏人。大业末，聚众起兵，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见《旧书》本传。王君廓、并州人。大业末，掠邯郸，邯郸人王君愕往说之，乃屯井陉。岁余，唐兵定关中，遂来降。见《旧书·王及善传》。君廓事《旧书》附《庐江王瑗传》，《新书》自有传，其归唐后不得善终，乃因牵涉建成与太宗之争而然，非本欲背叛也。见第二章第一节。薛士通、《旧书·薛登传》：义兴人。父士通，大业中为鹰扬郎将，江都之乱，与乡人闻人嗣安等同据本郡。武德二年，遣使归唐。义兴，今江苏宜兴县。郝相贵、处俊父。与妇翁许绍据峡州归唐，见《新书·处俊传》。峡州，今湖北宜昌县。王行敏等，行敏，隋末为“盗长”，高祖兴，来降。见《新书·忠义传》。亦皆不烦兵力而下。张玄素谓太宗曰：“隋末沸腾，被于寓县，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信哉。可见乐战乱者必不多也。

第三章 唐之初盛

第一节 高祖、太宗之治

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也。

唐高祖以勋戚起，论其权略，实出李密之下，所以幸获成功者，据关中，得蓄力以待东方之敝，亦事势使然也。观其刑赏之倒错，即知其实无君人之德。萧铣志复先业，虽不免志大才疏，实不可谓之有罪，徒以见高祖时言稍戆直，遂斩于都市。王世充之罪，殊不可恕而舍之。窦建德实较磊落，反杀之。建德之死也，高祖征其故将范愿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遂推刘黑闼为主而叛。此非愿、黑闼等之好乱，唐之措置，固有以自取之也。其用人尤为偏私。裴寂不徒无功，且有拒宋金刚之负，乃用为仆射，册为司空。异时太宗数之曰：“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高祖之政事可见矣。刘文静举义首谋，且有致突厥兵破屈突通之功。高墌之败，太宗亦身在行间，史称其卧疾委事于文静及司马殷开山，未必非讳饰之辞也。徒以与寂有隙，兄弟骈诛。并及其弟文起。此帝之昵于故旧也。封伦在隋世，依附杨素；虞世基尤非正人，且为宇文化及内史令；而帝以伦为左仆射，世基为中书令，可见其好用小人。宇文士及，化及之弟也，虽兄弟罪不相及，其人亦何足取？乃与虞世基同来，亦见亲待，则以其在隋朝，深自结托，且妹为昭仪故也。元吉之在并州，常共窦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甚至当衢而射，观人避箭；夜开府门，宣淫他室。宇文歆频谏不纳，表言之，元吉坐免，乃讽父老诣阙请己，高祖又令复职。逮刘武周兵至，元吉弃军奔还，高祖不罪窦诞，反欲斩宇文歆，赖李纲力争得免。窦轨恣意虐杀，为益州行台左仆射，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所斩略尽，高祖明知之，乃一下狱，旋复释之还镇。则以轨为太穆皇后从父兄子，诞则其从父兄孙，又尚高祖女襄阳公主故也。此帝之私于亲戚也。帝性好渔色。其起兵也，实由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之，已见第二章第六节。即位之后，嫔妃擅宠，女谒盛行，遂致建成、太宗，争相交结，衅隙愈深，终酿玄武门之变。事见下。初篡位时，孙伏伽以万年县法曹上书谏诤，万年县，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帝即擢为侍御史，此盖意在徼名。李纲在唐初，亦称鲠直，帝貌优礼之，一怒则骂之曰：“卿为何潘仁长史，何乃羞为朕尚书？”何潘仁，隋末义帅。此可以用士君子乎？伏伽谏书曰：“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伎之服，云拟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玄武门见第二章第三节。其时帝尚未受禅也，而其荒纵已如此。又尝以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谏不听。此与北齐后主何异？世无骤变之风习；唐室之纵侈，实未能大变五胡之旧，特在开国之初，其弊尚未大著耳。然武、韦、开元之纵侈，则有自来矣。

高祖二十二子。正室太穆皇后所生者四人：长建成，次世民，次元霸，次元吉。元霸早卒。建成、元吉，起兵时未尝与谋，时建成在河东，遣使密召之，乃与元吉间行赴太原。案此亦谓起兵之当时耳。至前此蓄谋叛隋，则二人亦必不能不与也。河东，见第二章第六节。然亦尝身在行间，惟建成既为太子，难数特将，而元吉淫纵，自并州陷后，遂未尝专军耳。高祖起兵置三军，以建成领左，太宗领右，而中军隶于元吉；发太原，建成、太宗从，元吉留守；关中既定，以建成为左元帅，太宗为右元帅，同徇东都；已见第二章第六节。高祖封唐王，建成立为世子，受禅为太子，自此惟武德二年（619年），尝率师平司竹，安兴贵杀李轨，曾往原州应接而已。逮刘黑闼再入，建成乃自请往讨之。《传》云：其计出于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劝其因结山东英俊。盖天下大势，究在山东，太宗威望，亦以平窦建德、王世充而大增，故珪等亟劝建成，起而与之分功。其后王君廓、罗艺皆为党援，盖皆结之于是时也。元吉弃并州，《新书·传》云：“高祖怒之，自是常令从秦王征讨，不复专军。”司竹见第二章第六节。原州，今甘肃固原县。太宗英姿，或非其兄弟所及，然其戡定之功特多，则亦事会为之也。太宗之平东都也，高祖以旧官不称殊功，特加号为天策上将，以为陕东大行台。此时太宗之势，实于建成为逼，而元吉之必与建成合谋，以倾太宗，亦势使然矣。《新书·元吉传》，谓其欲并图建成。使太宗而败，元吉诚未必不出此，然在当时，则固未暇及此也。《旧书·元吉传》言建成、元吉谋害太宗，太宗召府僚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断，社稷非唐所有，元吉狠戾，终亦不事其兄。”此非后来归狱之辞，则当时测度之语耳。于是各交结朝士，曲事宫掖以相图。《旧书·建成传》言：封伦潜劝太宗图之，不许。伦反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又说建成作乱，此等暖昧之辞，诚难遽以为信，然《伦传》言伦潜持两端，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贞观十七年（643年），治书侍御史唐临追劾之，以此改谥。黜其赠官，则伦之首鼠，决非虚语，恐当时如此者，正不止伦一人也。《建成传》又云：

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此亦讳饰之辞。《新书·建成传》云：高祖幸仁寿宫，太宗及元吉从。建成谓元吉曰：“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祸。”久用兵者必多金宝，此语恐非虚诬。则太宗之曲事宫掖，或且过于建成矣。《旧书·建成传》又谓建成、元吉，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此则玄武门变作时，太宗之奏语耳，恐实诬蔑之辞也。见下。仁寿宫见第二章第一节。建成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东宫门。号为长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达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时太宗所居。或告于帝，帝召建成责之，乃流志巂州。今西康西昌县。武德七年六月，高祖幸仁智宫，在今陕西宜君县境。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庆州，今甘肃庆阳县。欲以为变。又遣使赍甲赐文干，令起兵相应接。使至豳州，后改为邠州，今陕西邠县。惧罪，驰告其事。高祖托以他事，手诏追建成诣行在所，置之幕中，令殿中监陈万福防御。文干遂反。高祖驰使召太宗曰：“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趣宁州，见第二章第六节。文干为其下所杀。太宗之行也，元吉及四妃唐制，皇后而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为夫人。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高祖意改，复令建成还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建成又与元吉谋行酖毒，《旧书·建成传》云：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亦见《房玄龄传》，疑亦诬蔑之辞。太宗是时，安敢轻赴建成之宴？《元吉传》云：太宗尝从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护军宇文宝于寝内，将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亦莫须有之辞也。高祖乃谓太宗曰：“观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

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遂停。案果如高祖之意，真所谓自树兵矣，可见其无远虑也。九年（626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刻期举事。《旧书·元吉传》云：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谮杜如晦、房玄龄，逐令归第。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阬之，孰敢不服？”案此计太险，建成、元吉，敢遂行此与否，殊为可疑。然时称兵相攻之局已迫，务弱太宗之兵，则事实也。当时秦府兵力，盖视二人为劣，观二人死后，其兵攻玄武门，太宗兵拒战不利可知。事见《尉迟敬德》《薛万彻》《忠义·敬君弘》《冯立》《谢叔方》等传，此太宗所由以数人决死也。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九人之名，诸传颇有异同。《旧书·长孙无忌传》云：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是无忌在九人之外。《张公谨传》云：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则公谨在九人之外，无忌顾在其内矣。《刘师立传》云：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庞卿恽之名，为《无忌传》所无。《秦叔宝传》云：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程知节传》云：六月四日，从太宗讨建成、元吉；其名亦在前所列诸人外。《太宗本纪》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则并凡与谋者言之，非尽当时入伏者也。《士廉传》：时为雍州治中，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可见其不在玄武门内。要之此役，定谋者以长孙无忌之功为大，而房、杜次之；武将中当以尉迟敬德之功为大；故论功时，无忌、敬德，各为第一也。事皆见各本传。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观此，知当时建成、元吉，实未亿入朝即有变故也。《新书·建成传》曰：秦王密奏建成等，张婕妤驰语建成，乃召元吉谋，曰：“请勒宫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由知？盖徒以为当廷辩其事耳。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走，尉迟敬德杀之。《敬德传》云：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敬德奔逐，射杀之。盖事出仓卒，建成未及斗，元吉则素骁勇，故虽坠马犹能步斗。太宗之勇力，盖非元吉之敌，元吉又非敬德之敌，故为所叱遂气慑而走也。《敬德传》又曰：敬德善避矟。每单骑入贼阵，贼矟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刺之。齐王元吉亦善马矟，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矟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矟、避矟，何者难易？”对曰：“夺矟难。”乃命敬德夺元吉矟。元吉执矟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矟。二人武艺之优劣可见。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散。盖时称兵之局已成，东宫、齐府，兵力实较秦府为厚，太宗乃与左右数人，出不意冒险先发也。建成、元吉既死，高祖乃立太宗为太子。八月，遂

传位焉。建成六子，长子承宗早卒，余五子及元吉五子皆见杀。

建成既死，而庐江王及罗艺之变作。庐江王瑗，高祖从父兄子。武德九年（626年），累迁幽州大都督。《旧书·瑗传》云：朝廷以瑗懦耎，非边将才，遣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助典兵事。瑗倚杖之，许结婚姻，以布心腹。时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瑗。及建成诛，召瑗入朝。瑗惧，君廓素险薄，欲因事陷之，以为己功，说瑗反。瑗召北燕州刺史王诜，北燕州，唐初置于怀戎，见第二章第七节。将与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委兵于诜而除君廓。君廓知之，驰斩诜。遂禽瑗，缢杀之。以功兼幽州都督。在职多纵逸。长史李玄道数以朝宪胁之。惧为所奏，殊不自安。后追入朝。行至渭南，隋县，今属陕西。杀驿吏而遁，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罗艺传》云：艺入朝，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屈。太宗左右尝至其营，艺无故殴击之。高祖怒，以属吏，久乃释。时突厥屡为寇患，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太宗即位，拜开府仪同三司。而艺惧不自安。诈言阅武，因追兵，矫称奉密诏勒兵入朝。至豳州，入据之。太宗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讨之。未至，艺为统军杨岌所攻，溃奔突厥。至宁州界，为左右所杀。君廓群盗，唐何由任之使辅庐江？庐江亦安得杖之？其为建成置以自辅明甚。若罗艺则本因建成来降，与太宗有隙，其背叛之由，更不待言而可见矣。王利涉说瑗复酋豪旧从窦建德者职，各于所在遣募本兵，河北之地，呼吸可定，然后分遣王诜，北连突厥，而王亲诣潼关，以入洛阳，是合窦建德、王世充为一人也。更加以如罗艺等起于肘腋之间，纵无所成，安知其不北走胡更为刘武周、高开道、梁师都？况于建成、元吉旧属，或有不可保者邪？故知当时之情势，实颇险恶也。

两晋、南北朝政治之坏，一由贵人之淫侈，一则胡俗之粗犷。唐高祖之怠荒，何异于晋武帝？使元吉而得志，亦何异于齐文宣哉？故知五代之敝风，至唐初而犹未殄也。幸其末年风气稍变，右文者渐多，而太宗即其人，故获致一时之治焉。太宗之为太子，断决庶务，即纵禁苑鹰犬，停诸官所进珍异；即位后，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贞观二年（628年），又简出隋末宫人；颇能干父之蛊。御宇之初，亦能勤于听政，容受直言。王珪、魏征，同事建成，帝并用为谏议。朝臣如虞世南、姚思廉、褚遂良、刘洎、马周、张玄素等，咸有才猷，亦颇著风节。虽外戚如高俭、长孙无忌亦然。俭字士廉，以字显。其妹适长孙晟，生子无忌，女即太宗文德皇后也。马周之见用，乃由其初客常何，何时为中郎将，太宗令百寮言得失，《旧书·传》云：贞观五年（631年）。《通鉴考异》曰：《实录》诏在三年（629年），《旧书》盖误。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明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以何举得其人，赐帛三千匹。张玄素为景州参军。景州，今河北景县。太宗闻其能。即位，召见，访以政道，善其对，擢为侍御使。其渴于求贤，破格任用，亦诚有不可及者。房玄龄、杜如晦并称贤相。如晦贞观三年，始与玄龄共掌朝政，四年即卒。玄龄则元年（627年）为中书令，至二十三年（649年）乃卒，其相业实与帝相终始。史称其“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此正足救五代来之失；而其重视用兵，亦足救太宗之好大喜功；固无怪其能辅帝以致一时之治也。

太宗颇好文学，为天策上将时，即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居其间称学士者十八人。见新旧《书·褚亮传》。此事为论史者所艳称，采春华而忘秋实，实无裨于治道，然究异于武断之治耳。此盖其所以能用贤臣。然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待苏威之无礼，已见第一章第四节。孔德绍事窦建德，尝草檄毁薄帝，建德败，执登汜水楼，汜水见第二章第四节。帝责之。对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贼乃主邪？”命壮士捽殒楼下。《新书·隐逸·孔述睿传》。此君人之道乎？抑寇贼之所为也。《旧书·刘洎传》言：帝善持论。每与公卿言及治道，必诘难往复。洎上书谏云：“顷上书人有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其

之态可见。循是而行，终必有如罗道琮以上书忤旨，配流岭表者矣。新旧《书》皆见《儒学传》。其用刑亦多过差。戴胄为大理少卿，号能守法。然尝以许之交州，已又中悔，斩卢祖尚于朝堂；又尝怒苑西守监，欲于朝堂斩之；此何异于隋文帝？而其俭德则远逊之矣。马周尝言：“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充容徐惠上疏，极陈辽海、昆丘戍转，翠微、玉华营造之劳民。事在贞观末。辽海指伐高丽。昆丘指伐龟兹。时阿史那社尔伐龟兹，授昆丘道行军总管。翠微、玉华，皆宫名。翠微在骊山绝顶。玉华，在宜君县。又云：“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其服御之侈可知。帝尝作《帝范》以赐太子，曰：“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帐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通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帝最好名，使非事不可掩，夫岂肯自言之？其为此言，盖又欲以博不自文之美名耳。然则史所称帝之俭德可知矣。德莫大于不自满盈。帝于封禅，虽未尝行，而实有是意，此即可见其骄盈。贞观六年（632年），群臣请封泰山。太宗拒之，魏征亦言其劳费。史称太宗深嘉征言。然仍遣杜正伦行七十二帝坛迹。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十一年（637年），群臣复劝封泰山。始议其礼。十五年四月，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车驾已至洛阳宫。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乃罢其事。二十一年正月，又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其时虽薛延陀败，漠北尽平，然正伐高丽丧师之后也。八月，河北大水，乃复停。论者每谓帝之荒怠，在于中年以后。马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上疏曰：“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直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爱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自

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而百姓皆以为陛下不爱怜之，咸有怨言。”魏征亦于十三年（639年）陈不克终十渐。然《旧书·戴胄传》言：贞观五年（631年），将修复洛阳宫，胄上表极陈民生之憔悴。而《窦威传》谓其从兄子琎，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夫下之于上，不从其令而从其意，非帝先有侈靡之心，琎亦安敢为是？然则修复洛阳宫之举，不惟不以胄言而止，并未因之而稍从俭省也。其初年之节俭，又安在哉？刘洎以贞观十五年（641年）转治书侍御史，疏言：“比来尚书诏敕稽停，文案壅滞，并为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勋亲用人，为唐室之大弊，而其原亦自帝开之。帝之所谓有道者，果何在乎？

《旧书·本纪》于贞观四年（630年）书云：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新书·食货志》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630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又《魏征传》云：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又《旧书·本纪》于贞观三年（629年）书云：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新书》略同。《通鉴》贞观四年云：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此其所本皆同，特辞有详略耳。此论史者所由称贞观之治，足以媲美汉文，而为三代下所希有者也。然戴胄之谏营洛阳宫也，曰：“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九成宫，即隋仁寿宫。唐于是年九月修之，改名。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此四年之翼岁耳，与史所言四年之情形，相去何其远也？合《秦汉史》第四章第三节论汉文帝之语观之，书其可尽信乎？

第二节 唐初武功（一）

唐初大敌，自为突厥。其在突厥之北，而占地甚广者，则为铁勒。《旧书》述其部名云：薛延陀，《新书》云：先与薛种杂居，后灭延陀部有之，号薛延陀。初叛西突厥之野咥可汗保燕末山。其后回纥等在郁督军山者东附始毕，而延陀乙失钵在金山，西役叶护，则燕末山当为金山支脉。夷男受太宗册，树牙郁督军山。颉利灭，东保都尉楗山独逻水之阴，独逻水即独乐水，见第二章第二节。郁督军山，《传》云：直京师西北六千里，当在金山之东。金山，今阿尔泰山也。都尉楗山，《传》云：远京师才三千里而赢，当系今之杭爱山。《通鉴考异》引《唐历》云：乌德楗山，即郁督军山，虏语两音也，其说如确，则此山东西绵亘甚广。契苾，《新书》云：在焉耆西北鹰娑川，多览葛之南。鹰娑川，今小裕勒都斯河也。回纥，《旧书》迴纥，《新书》作回纥。初居郁督军山。其酋长曰菩萨，与欲谷设附薛延陀，相唇齿，树牙独乐水上。都播，《新书》云：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小海，盖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库苏古尔。骨利干，《新书》云：处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瀚海，盖指唐瀚海都护府言之，见下。北距海之海，似指今拜喀勒湖。《地理志》：骨利干西十三日至都播，又北六七日至坚昆，与自库苏古尔至拜喀勒道里符合。又谓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度，一似二部共濒一小海者，则语欠分析。马行八日可度，自指拜喀勒湖，库苏古尔无此大也。骨利干事，《通鉴》叙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云：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熟，日已复出矣。《考异》曰：《实录》《唐历》皆作羊胛，僧一行《大衍历义》及《旧·天文志》《唐统纪》皆作脾。《新·天文志》云腼羊髀。按正言羊脾者，取其易熟故也。若煮羊胛及髀，则虽中国，通夕亦未烂矣。多览葛，《新书》云：亦曰多滥，在薛延陀东，滨同罗水。案同罗水，亦即独乐水之异译，多览葛在此水滨，则契苾在焉耆西北者，不得云在多览葛之南。盖多览葛初居契苾之北，后乃东迁，至此水之滨也。仆骨，《新书》云：亦曰仆固。在多览葛之东，地最北。案此亦谓未东迁之多览葛也。拔野古，《新书》云：一曰拔野固，或曰拔曳固。漫散碛北，地千里。在仆骨东，邻于靺鞨。有川曰康干河，断松投之，三年辄化为石。白鸟库吉云：似即发源兴安岭西流入拜喀勒之喀尔喀河。见所著《地豆干霫考》。在《东胡民族考》中，商务印书馆本。《新书》又云：风俗大抵铁勒也，言语少异，则此部初不尽纯。同罗，《新书》云：在薛延陀北，多览葛之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案此亦谓未东迁之薛延陀、多览葛。其时延陀树牙郁督军山，直京师西北六千里，同罗盖又在其北千里而赢也。后此部亦东迁，故安禄山得用其众。同罗，独乐，独逻，皆一音异译，水或正以此部族名也。浑，《新书》云：在诸部最南者，此语殊为鹘突。此部居地，当近灵州，故延陀灭后来降，以其地为皋兰府，属灵州都督府也。灵州，今甘肃灵武县。思结，《新书》云：在延陀故牙。案此当指金山或燕末山言之。此部亦在西北，故以其部所置之卢山府及其别部所置之 林州，皆属凉州都督府。凉州即武威郡，见第一章第二节。斛薛，《新书》云：处多览葛北。案《旧书·回纥传》作斛萨。奚结，《新书》云：处同罗北。案此亦当谓未东迁之同罗。以其部所置之鸡鹿州，侨治回乐。回乐，魏薄骨律镇，后周置县，在今灵武县西南，此部《旧书·回纥传》作跌结。阿跌，《新书》云：亦曰诃咥，或为 跌，以此部所置之鸡田州，亦侨治回乐。白霫，《新书》云：居鲜卑故地。直京

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南契丹，北乌罗浑，东靺鞨，西拔野古。地圆袤二千里，山缭其外。白乌库吉《地豆干霫考》云：霫与白霫非一。霫，历代皆与奚并举，其地为鲜卑故地，在契丹与乌罗浑、靺鞨之间。奥支水当在老哈河上流。白霫则与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结骨，同近郁督军山，《新书》所云与同罗、仆骨接，西拔野古者乃其地。《通典》霫与白霫分为二，《新书》盖误合为一也。案《旧书》有《霫传》而无白霫，亦但云：居于潢水北，亦鲜卑之故地，其国在京师东北五千里，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而已。《新书》之误显然。潢水，今西喇木伦河。凡十五部。《新书》同。诸部之众，以回纥为最多。《新书》述其数为众十万，胜兵半之，此疑已是后来之事。余则胜兵多者，不过万人耳。骨利干胜兵五千，多览葛万，仆骨帐户三万，拔野古六万，兵皆万人。思结、奚结二部合兵凡二万，斛薛亦胜兵万人。然其部落既多，占地亦广，故突厥瓦解，遂与之代兴也。

始毕当隋末。《旧书》云控弦百余万。《新书》云且百万。盖由中国大乱，华人奔之者众，亦《旧书》语。又北方诸族，多臣服之故也。唐高祖初起，尝称臣以乞援焉。《旧书·李靖传》：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新书》此事见《突厥传》中。《通鉴》则系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入朝时，案《旧书》单于款塞之语，盖即指突利入朝言之，《通鉴》是也。所以奉之者甚厚，然其患殊不戢。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卒。子什钵苾幼，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旧书·郑善果传》作比罗可汗。复妻隋义成公主。三年二月，迎隋萧后及齐王暕之子政道，置之定襄。是岁卒。子奥射设丑弱，义成公主废之。弟咄苾立，是为颉利可汗。启民第三子。亦妻义成，而以什钵苾为突利可汗。《新书》云：主契丹、靺鞨部，树牙南直幽州，东方之众皆属焉。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举国入寇。自原州连营而南。原州见上节。太宗亲率百骑驰诣虏陈说谕之。颉利乃请和而去。是役也，太宗纵反间于突利，突利归心焉。九年七月，颉利又自率十万余骑寇武功。唐县，今属陕西。太宗又驰六骑至渭水上与语。颉利又请和而退。盖颉利本无大略，徒利虏掠，故虽强而易与也。《新书·突厥传》：是时或说高祖，谓虏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帝使宇文士及按行樊、邓，将徙都焉，以太宗谏而止。帝会群臣问备边策。将作大匠于筠请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始兼天下，罢十二军，至是复置之。可见虏患之亟矣。《旧书·郑元传》：突厥寇并州，元 充使招慰，谓颉利曰：“抄掠赀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贵赍，币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此与宋富弼说契丹之辞同。北狄怛情，所利原只在抄掠。此太宗所以能再却颉利之兵。新旧《书》于此两役，载太宗策敌之语，固多文饰之辞，然谓“啖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则固当时情实也。唐灵武县，在今灵武县西北。郑元 事，《旧书》附《郑善果传》。贞观元年（627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欲谷设，颉利子。是时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为拓设，与欲谷设分统回纥、仆骨、同罗等部。欲谷设既败，社尔击之，复为延陀所败。事见新旧《书·回纥》及《社尔传》。遣突利讨之，又败绩。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传》云：囚而挞焉。突利怨望，内欲背之。是岁大雪，羊马多冻死。突厥俗素质略。颉利得华士赵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专国。又委政诸胡，斥远宗族。兴师岁入边，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数翻复不信，号令无常。岁大饥，裒敛苛重，诸部愈贰。《旧书·张公谨传》：公谨策突厥可取之状曰：“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类，并自立君长，将图

反噬。”又曰：“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又曰：“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内必生变。”盖突厥部族，本不甚大，赖铁勒归附，又乘乱招致华人，并抚纳西胡，以成其大。然大矣而本不固，故一朝失政，即土崩瓦解也。二年（628年），突利请击颉利。三年（629年），又表请入朝。是岁，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延陀传》云：诸部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盖对中国之逊辞。乃以请和后复援梁师都为名，诏李靖等讨之。四年正月，靖夜袭定襄。颉利惊，徙牙碛口。胡酋康苏密等以隋萧后及杨政道来降。二月，颉利窜于铁山，胡三省曰：盖在阴山北？使入朝谢罪。太宗遣唐俭、安修仁持节安抚之。颉利稍自安。靖乘间袭击，大破之。颉利奔其小可汗苏尼失于灵州西北。苏尼失，启民可汗母弟。始毕以为沙钵罗设，牙直灵州西北。突利来奔，颉利乃立为小可汗。颉利擒，苏尼失亦举其众归国。其事《旧书》附《阿史那社尔传》，《新书》即在《突厥传》中。三月，为行军总管张宝相所禽。于是复定襄、恒安，见第二章第二节。斥境至大漠矣。

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尚甚众。据《旧书》。《新书》云十余万。案《旧书》载魏征之言，谓今降者几至十万，则其数实不及十万。诏议处置之宜。当时议者，略分三派：朝士多欲俘之兖、豫，使习耕织，俾中国有加户，而塞北常空，一也。温彦博谓遣向兖、豫，有乖物性，欲准汉建武置降匈奴塞下，全其部落为扞蔽，二也。魏征谓秦、汉发猛将以收河南，晋不用郭钦、江统之言，遂倾瀍、洛，欲遣还河北。颜师古、杜楚客、李伯药亦欲处之河北，多树首长，令不相臣，三也。据《新书·突厥传》，《旧书·窦威传》载窦静议，亦与师古等同。帝主彦博议，度朔方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化、祐、长四州，为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顺州是时隶营州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李尽忠叛后，侨治幽州城中，改隶幽州都督府。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云中侨治朔方境，皆见《新书·地理志》。五柳戍，在今热河朝阳县南。宁朔县，在今陕西榆林县界。朔方见第二章第七节。其酋首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等，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温彦博传》云且万家。盖欲藉是为羁质，亦彦博意也。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五年（631年），征入朝。道卒，子贺逻鹘嗣。十三年（639年），帝幸九成宫，突利弟结社率以郎将宿卫，阴结种人谋反，欲劫贺逻鹘北还。不克而走，徼逻禽斩之。诏原贺逻骨投岭外。于是群臣更言处突厥中国非是。《温彦博传》云：与魏征等争论数年不决，则当时颇重视此事。至此时则彦博已卒矣。乃立颉利族人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氏李，率所部建牙河北。思摩等惮薛延陀，不肯出塞。帝为赐延陀玺书，令居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十五年（641年），思摩乃率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渡河，牙于故定襄城。思摩不能抚其众，至十七年（643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处胜、夏二州间，见第二章第二节。诏许之。思摩遂入朝，而其地为车鼻可汗所盗。处置突厥降众之议，新旧《书》皆是魏征，然观开元时河曲六州降胡之事，则实以朝士移之兖、豫之策为得也。

隋大业中，西突厥处罗可汗始强大，铁勒诸部皆臣之。处罗征税无度，诸部皆怨，处罗诛其酋帅百余人。铁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为可汗，薛延陀乙失钵为小可汗。后西突厥射匮可汗强，二部复去可汗之号臣之。时则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结骨、白霫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西突厥之统叶护。贞观二年（628年），统叶护死，国乱，乙失钵之孙曰夷男，率其部落七万余家，附于东突厥。颉利政衰，夷男反，攻破之。颉利所部诸姓，多叛归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太宗方图颉利，贞观三年（629年），遣使从间道拜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乃建牙于郁督军山下。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颉利平，朔塞空虚，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楗山北独逻河之南。胜兵二十万，使二子大度设、突利设分将之，号南北部，太宗以其强盛，恐为后患，十二年（638年），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欲以分其势。思摩立，夷男甚不悦。十五年（641年），太宗幸洛阳，将有事于泰山。夷男谓边境空虚，命大度设击思摩。诏李等分道经略。大度设走，追败之。夷男遣使谢罪。十七年（643年），使其兄子突利设来请婚。见《旧书·本纪》。盖其子为突利设者既拜为小可汗，兄子继为突利设？太宗谋诸群臣。房玄龄重用兵，请许之。太宗从之。许以新兴公主下降。新兴公主，太宗女，后嫁长孙曦。因征夷男备亲迎之礼，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夷男大悦，调敛所部，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遂后期。太宗于是停幸灵州。后其聘来至，所耗将半，乃下诏绝其婚。《新书》云：或曰：“既许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计非也。延陀谨事我者，新立，倚我以服众。我又妻之，名重而援坚，诸部将归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则叛矣。今绝婚，诸姓闻之将争击，亡可待也。”《契苾何力传》以是为何力之谋。案太宗初欲以亲女妻延陀，其无意用兵可知。后忽变计绝婚，必有为之谋者，固非出自本心，亦未必遂出何力。《突厥传》及《何力传》之辞，皆伯宗攘善之类耳。史乘固多如是。时谏绝婚者为褚遂良，意亦惮用兵，与房玄龄同。延陀之亡，用力少而成功多，乃直天幸，非必庙算致胜。玄龄、遂良之谋，不能谓非老成持重也。十九年（645年），夷男卒，子肆叶护拔灼当即大度设？《新书》云：夷男嫡子，统西方。袭杀其兄突利失可汗而自立。突利失当即突利设，盖时亦自立为可汗也。《新书》云：夷男庶子，统东方。是为颉利俱利设沙多弥可汗。发兵寇边。诏江夏王道宗等分屯以备之。道宗，高祖从父昆弟子。拔灼多杀父时贵臣，而任所亲昵，国人不安。其阿波设与唐使者遇于靺鞨东鄙，小战不利，还怖国人曰：“唐兵至矣。”众大扰，诸部遂溃。拔灼遁去，

俄为回纥所杀。宗族殆尽。其余众尚五六万，窜于西域。又诸姓俟斤，递相攻击，各遣使归命。二十年（646年），太宗遣道宗等分道并进。亲幸灵州，为之声援。于是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皆降，北荒悉平。《旧书·本纪》。后延陀西遁之众，共推夷男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西归故地。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诏兵部尚书崔敦礼及李 慰安之。铁勒素服延陀，九姓渠帅，莫不危惧。突厥，回纥，皆有所谓九姓者。回纥九姓：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咄罗勿，曰貊歌悉纥，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耶勿，药罗葛即可汗姓，新旧《书》本传皆同。突厥九姓，史无明文。《旧传》言开元三年（715年），默啜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九姓大溃，阿布思率众来降。明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归，为其迸卒所杀。《新书》略同，惟无阿布思之名，而云思结等部来降。又《旧书·张说传》：王晙诛阿布思等，并州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说率轻骑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酋帅慰抚。九姓感义，其心乃安。则思结、拔曳固、同罗，似皆九姓之一。西突厥属部，有左五咄陆，右五弩失毕，是称十姓，见第六节，《旧书》本传言室点密统十大首领往平西域，盖即此十部。此十部于西突厥最亲，然亦异部归附者，西突厥本部，则自在其外，故《新书·陈子昂传》：子昂于武后时上书，言国家能制十姓者，由九姓强大，臣服中国也。然则西突厥本部，亦为九姓矣。窃疑突厥传说，谓阿史那兄弟凡有十人，九姓即其九兄之后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九节。朝议恐为碛北之患，复令 进讨。咄摩支因诏使在回纥者萧嗣业以请降。嗣业与俱至京师。铁勒仍持两端。纵兵追击。二十二年（648年），诸部以延陀散亡殆尽，乃相继归国。于是以回纥、仆骨、多览葛、拔野古、同罗、思结置都督府六，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思结别部。白霫置州七，《旧书·薛延陀传》。《回纥传》奚结作跌结，思结别部作阿布思。于故单于台置

燕然都护府以统之，单于台，在今内蒙古境内。以李素立为都护。素立见《良吏传》。时又于其西北结骨、北骨利干、东北俱罗勃置府州。结骨者，古坚昆。亦曰居勿，曰纥骨，曰纥扢斯，曰黠戛斯，曰戛戛斯，皆一音之异译也。地在伊吾西，焉耆北，白山旁。其人皆长大、赤发、晳面、绿瞳。盖高加索种？然又云：其地为匈奴西鄙。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俗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则似颇杂有汉种。结骨于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他蕃比。”太和中破回鹘，得太和公主，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使奉以来归。其文字、语言，与回纥同，盖回纥久居西方，为所化也。铁勒诸部之降，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中国亦诏碛南 鹈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湩、肉，以待使客焉。《新书·回纥传》。《旧书·本纪》，事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六十八作六十六。案《旧书·本纪》。贞观四年（630年），颉利之平，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二十年（646年），铁勒诸部使至灵州，咸请至尊为可汗。《新书》所谓天至尊，盖与天可汗实一语也。《新书·地理志》载贾耽入四夷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又五百里，至 鹈泉，又十里入碛。唐三受降城，中在朔州，今内蒙古五原县境。东在胜州，今托克托县境。西在灵州，今临河县境。永徽元年（650年），延陀首领先逃逸者请归国，高宗更为置溪弹州以安之。

车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名斛勃。世为小可汗，牙于金山之北。颉利之败，北荒诸部，将推为大可汗，车鼻不敢当，率所部归延陀。为人勇烈，有谋略，颇为众所附。延陀恶而将诛之。车鼻知其谋，窜归旧所。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西歌罗禄，北结骨，皆附隶之。延陀破，请入朝。太宗遣征之，竟不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遣高侃潜引回纥、仆骨等兵袭之。永徽元年（650年），获之，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车鼻长子羯漫陀，先统拔悉密部，在北廷附近。车鼻未败前，遣子入朝，太宗嘉之，置新黎州以统其众。据《新书·地理志》。事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歌罗禄，亦曰葛逻禄，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见第七节。有三族，亦于此时内属。车鼻既破，突厥尽为封疆之臣。于是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分领诸羁縻都督府、州。龙朔三年（663年），改燕然都护府曰瀚海，以领回纥。瀚海都护府曰云中，徙治古云中城。碛以北蕃州，悉隶瀚海，南隶云中。云中言愿以诸王为可汗遥统之。帝曰：“今可汗，古单于也。”麟德元年（664年），改云中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大都护。总章二年（669年），又改瀚海曰安北焉。兼据《旧书·本纪》《新书·突厥传》。《通鉴》胡三省《注》引宋白曰：振武军，旧为单于都护府，即汉定襄郡之盛乐县也。案今为内蒙古之和林格尔县。殷王，即睿宗。

第三节 唐初武功（二）

东北诸族，最近者为奚、契丹。隋、唐时，入中国者颇多。唐初尝置饶乐都督府。武德五年（622年），析置鲜、崇二州。又有顺化州，未详设置年月。此奚部族也。武德初，契丹酋长孙敖曹内附，以其地置归诚州。二年（619年），以内稽部置辽州。贞观元年（627年），改为威州。其明年，以松漠部置昌州。三年（629年），以契丹、室韦置师州。十年（636年），以乙失革部置带州。此契丹部族也。皆在营州界内。太宗伐高丽，悉发奚、契丹酋长从军。还过营州，又召契丹酋长窟哥及老人，差赐缯采。当时奚或亦见召，而史失其纪。契丹大酋曲据来归，即其地为玄州。二十二年（648年），窟哥及奚酋可度者等咸请内属。时饶乐府已废，乃复置之，以可度者为都督。又置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皆赐姓李。奚所属五部，契丹所属八部皆置州，以其酋长为刺史。奚：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都黎州，奥失部为洛瑰州，度稽部为大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契丹：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以州名观之，则芬问部即元魏时之羽陵，突便部即其时之日连，芮奚部即其时之何大何，坠斤部即其时之悉万丹，伏部即其时之匹絜及黎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十节。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以统之。营州治今朝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唐书·地理志》营州入安东道，营州西北百里曰松陉岭，其西奚，其东契丹。

奚、契丹之东北为靺鞨。《旧书》云：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新书》云：其著者曰粟末部，居大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大白山，即下白山，今长白山也。粟末水，《渤海传》作涑末，今松花江。此江上源古称粟末，东折后曰黑水。《唐书》所云黑水，非今黑龙江也。它漏河，今洮儿河。稍东北曰汨咄部。《隋书》作伯咄，见第二章第二节。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东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寖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强，分十六落，以南北称。《新书·地理志》，高丽降户州中有拂涅，则其部落亦完好。此今松花江流域之部族也，亦有入中国者。《旧书》云：有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营州。炀帝授辽西太守。《新书·地理志》：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则突地稽亦粟末部酋。营州入安东道，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以战功封蓍国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在今河北昌平县西。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寻卒。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新书》谨行自有传。又有慎州，武德初置，以处粟末、乌素固部落。乌素固为室韦部落，见下。夷宾州，乾封中置，以处靺鞨愁思岭部落，亦皆在营州界内。《旧书·地理志》：载初二年（690年），析慎州置黎州，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浮渝字疑有误。《新书·纪》：武德四年六月，营州人石世则执其总管晋文衍，叛附于靺鞨。《旧书·纪》：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 以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之众度漠，屯于白道川。《梁师都传》：师都说处罗内侵，处罗谋令突利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可见靺鞨之西出者，不徒蔓衍营州，且逼近突厥、延陀也。白道见第二章第二节。

靺鞨之西北为室韦。《旧书》云：“其地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其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而附于突厥。武德中，献方物。贞观三年（629年），遣使贡丰貂。自此朝贡不绝。”又云：“室韦，我唐有九部焉，所谓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并在柳城郡之东北，柳城见第二章第二节。近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新书》云：近者三千里，远者六千里。删去奇零之数，殊不精密。今室韦最西与回纥接界者，有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俱轮泊，今呼伦池，《新书》作俱伦。次东《新书》作自泊而东。有移塞没部落。次东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马，人户亦多。《新书》无此十字，曰最强部也。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今绰尔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又有那礼部落。又东北有山北室韦。又北有小如者室韦。又北有婆莴室韦。东又有岭西室韦。又东南至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新书》无此六字，但云强部也。东北与达垢接，岭西室韦北，又有讷北支室韦。此部落较小。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那河，今嫩江。有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来朝贡。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其部落傍望建河居，《新书》作室建河，今额尔古讷河。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新书》作骆丹。俎盖坦之字误，即前骆驼室韦也。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忽汗河，今牡丹江。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峱越河之北。白鸟库吉《失韦考》云：今结雅河。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此篇合三种材料而成。篇首所述，盖自隋以前即通于中国之室韦。《新书·地理志》：蓟州东北渡滦河，蓟州，今河北蓟县。有古卢龙镇。自古卢龙镇北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行，傍吐护真河，见第二章第二节。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又北百里至室韦帐，即此部所在也。下云：我唐有九部焉，盖至唐代始通。云九部而实止八，盖合前所云者为九也。今室韦以下，盖开元后史家所记，故下文述其来贡，皆开元至会昌间事也。师州既兼有室韦部落，乌素固部又与靺鞨杂处慎州，则其部族，亦有入居塞内者矣。《新书·室韦传》曰“其语言靺鞨也”；《旧书·靺鞨传》曰“俗皆编发”，《室韦传》曰“被发左衽”，又两传皆曰“兵器有角弓楛矢”；可见其实为同族，且为古肃慎之遗。参看《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十节。《旧书·靺鞨传》曰：“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金室先世，正是如此，见《金史·世纪》。《新书·靺鞨传》曰：其酋曰大莫弗瞒咄。瞒咄，满住之异译。明末，清人称其酋曰满住，明人误以为部族之名，清人亦即以之自号，其后讹为满洲，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十节。蒙兀，《新书》作蒙瓦，即后来之蒙古。故满、蒙实为同族。当时大体，靺鞨在松花江之右，室韦则在其左也。自东晋末年，辽东即为高丽所据。其

文明程度，实较鲜卑为高。故满、蒙二族，皆资其启牖。试观渤海部族，本臣高丽；金室始祖为高丽人；清室先世，亦为朝鲜臣仆可知。《旧书·室韦传》曰：剡木为犁，不加兵刃，而《新书》曰：土少金铁，率资于高丽。即此一端，亦可知其文化之所自来矣。

《旧书》云：乌罗浑，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风俗与靺鞨同。贞观六年（632年），其君长遣使献貂皮焉。《新书》附《回鹘传》末；其说略同。又曰：乌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裓。居拔野古东北。有木无草，地多苔，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惟食苔。俗以驾车。又以鹿皮为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又有俞折者，地差大，俗与拔野古相埒。少羊马，多貂鼠。贾耽入四夷路，自回鹘牙帐东北渡仙娥河二百里至室韦。骨利干之东，室韦之西，有鞠部落，亦曰裓部落。其东十五日行，有俞折国，亦室韦部落，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刺，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随水草，然喜居山。胜兵三万。地常积雪，木不凋。以马耕田，马色皆驳，因以名国云。北极于海。虽畜马而不乘，资湩酪以食。好与结骨战。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大汉者，处鞠之北。饶羊马。人物颀大，故以自名。与鞠俱邻于黠戛斯剑海之濒。剑海，当即元史之谦河，在今唐努乌梁海境内。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九节。鞠居拔野古东北，又邻剑海之滨，足见拔野古亦初处西方也。此皆古所未宾者。当贞观逮永徽，奉貂马入朝，或一再至。此中乌丸当为鲜卑族。鞠及俞折，当与乌罗浑同属靺鞨族。驳马貌似结骨，似系高加索种。今之俄罗斯，《元史》作阿罗思，亦作斡罗思，秘史作斡鲁速，不详其命名之由。据西史：此种人当唐季，居今列宁格勒之南，莫斯科之北，北邻瑞典、挪威。国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号雄武，侵陵他族。收抚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罗斯之名，遂以名部。西人云：遏而罗斯为橹声。古瑞、挪国人，专事钞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居地有是称。参看《元史译文证补》。其说牵强附会已极。遏罗支与遏而罗斯，音极相近，岂正柳利哥之故居欤？大汉人物颀大，似亦高加索种。此二族与黠戛斯，盖白人之迁徙而东者也。

《新书·东夷传》曰：流鬼，去京师万五千里。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穷。人依屿散居。多沮泽，有渔盐之利。南与莫曳靺鞨邻，东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希勒格云：今堪察加之地。见《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贞观十四年（640年），其王遣子三译来朝。龙朔初，有儋罗者，遣使入朝。国居新罗武州南岛上。麟德中，酋长来朝，从帝至泰山。即隋时之聃牟罗，见第二章第二节。开元十一年（723年），又有达末娄、达姤二部首领朝贡。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它漏河。东北流入黑水。兼滨嫩江及洮儿河。达姤，室韦种也。在那河阴，冻末河之东。未详。西接黄头室韦，东北距达末娄云。流鬼当亦靺鞨族，儋罗则三韩之类。达末娄即《魏书》之豆莫娄，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一节。

第四节 唐初武功（三）

吐蕃缘起，中国不详。《旧唐书》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傉檀灭，樊尼招集余众，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在今张掖县南。蒙逊灭，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案秃发氏久渐汉俗，从其自即于夷，亦不应于先世之事，一无省记。且在羌中开地千里，后又侵伐不息，纵使未通使译，岂其竟阙传闻。周、隋之世，氏、羌小部，自通上国者多矣，又岂以泱泱大风，转乏观光之念？故知此说不足信也。樊尼或实有其人，西奔亦实有其事，而以为吐蕃之祖，则系据音译附会。《新唐书》曰：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此说系据《后汉书》，参看《秦汉史》第五章第五节。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蕃发声近，亦出附会。勃窣、窣勃，未知孰为倒误，要以其名为姓氏，则其人似非子虚。下文又曰：其后有君长曰瘕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讵素若，讵素生论赞素，论赞生弃宗弄赞。其后之其字，当系指鹘提勃悉野言之。子京文字，每多鹘突，杂采诸文，而不留意于诠次，遂使读者惑于其字之所指矣。吐蕃疆域，《新书》云：距鄯善五百里。盖指隋所设郡，见第二章第四节。此乃指其北境言之。又云：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旧书》云：其都城号逻些城。逻娑、逻些，皆拉萨之异译。逻些，《新书·地理志》亦作些，不作娑。据《志》，自此更五百五十里，乃至赞普牙帐，其西南为拔布海，见鄯州下分注。其地实在群羌西南，距中国最远，故自隋以前，无闻焉尔也。中国今日，所知吐蕃古史止此。《蒙古源流考》谓吐蕃先世，出于天竺，予昔以为藏人自述之语而信之，实则喇嘛教徒附会之说，不足信也。吐蕃强盛以后，濡染印度之俗甚深，然此乃后来之事，其初则纯系羌俗。《新书》本传云：“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亦以新旧杂陈，肴其伦次。《旧书》云：“其君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狝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于坛 之上，与众陈设肴馔。杀犬、马、牛、驴以为牲。

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此其巫鬼之旧俗，与浮屠法固不相蒙。《新书》云：“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此秦穆三良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之约，秦固杂戎狄之俗者也。又云：其妇人辫发而萦之，亦羌俗。《旧书》云：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新书》云：此号大拂庐，容数百人，部人处小拂庐。盖吐蕃本游牧之民，征服城郭之国而攘其地也。《旧书》云：“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新书》“无文字”上多“其吏治”三字，盖《旧书》承其王为赞普，相为大论小论，以统理国事言之，本说政治，故删此三字也，然则“无文字”者，惟外来之族为然，土著之族，未必如此矣。《蒙古源流考》谓西藏之有文字，乃由弃宗弄赞遣大臣子弟，问学印度，归而创制。藏文本于梵文，固也，然女国文字，亦同天竺，则邻居者固易相资，又岂必有待于弄赞？中国文字，果轩辕、仓颉所为邪？女国文字同天竺，见下。其俗既右武，又于战备极严，故其初兴之时，强不可圉也。《新书》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旧书》曰：其俗弓箭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子，子倨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此其俗右武之证。又曰：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可见其治制之简陋。然又曰：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殁，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县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新书》曰：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告寇举烽。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则其于兵备，又颇严密也。

唐初，今青海之地，仍为吐谷浑所据，而陇、蜀间之党项亦稍强。吐谷浑伏允之子顺，炀帝立之，不得入而还，已见第一章第五节。高祖受禅，顺自江都来归长安。时李轨犹据凉州，高祖遣使与伏允通和，令击轨自效，当放顺还国。伏允大悦，兴兵击轨，交绥。

而频遣使朝贡，以顺为请。高祖遣之还。《旧书·李安远传》：安远尝使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伏允请与中国互市，事亦当在高祖时。太宗即位，吐浑掠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又寇兰、廓。廓州，在旧巴燕戎格之南。时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拘我行人。使者宣谕十余返，竟无悛心。贞观八年十二月，命李靖、侯君集等六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击之。明年五月，破之。顺之质隋，伏允立其弟为太子，顺归常鞅鞅，至是，斩天柱王来降。伏允遁碛中死。《唐书》本传云自缢死。《实录》云为左右所杀，见《通鉴考异》。国人乃立顺为可汗，称臣内附，封为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吕乌甘豆可汗。未几，为其下所杀。《旧书·本纪》，顺皆作顺光。子燕王诺曷钵立。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诏侯君集等就经纪之。封为河源郡王，仍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诺曷钵因入朝请婚。《纪》在十年（636年）。十四年（640年），以弘化公主妻之。宗女。

党项之地，《旧书》云：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接叶护，盖谓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盖今川、藏、青海间地。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而拓跋氏最强。拓跋氏傥自吐谷浑入党项者邪？贞观三年（629年），其酋细封步赖内附，列其地为轨州。在松潘西北。其后诸姓酋长，相率内附，皆列其地置州、县，隶松州都督府。五年（631年），又开其地，置州十六，县四十七。《新书·地理志》。有拓跋赤辞者，初臣吐谷浑，为伏允所昵，与之结婚。李靖之击吐谷浑，朝廷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赤辞来诣靖军，请无侵掠，当资给粮运。而岷州都督李道彦淮安王神通之子。为赤水道行军总管，袭之。为赤辞所乘，死者数万。后刘师立代为岷州都督，《旧书·师立传》作岐州，疑误，此据《党项传》。遣人为陈利害，赤辞乃率其种落内属。以其地为三十二州，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又有黑党项者，在赤水西。李靖之讨吐谷浑，自鄯州分两道，靖出北道，诸将战牛心堆、赤水源，则赤水应在牛心堆之西。《水经注》：牛心川出西南远山，东北流，经牛心堆，又东北入于湟水。今南川河也。牛心堆当在西宁西南。李靖之击吐谷浑，浑主伏允奔之。及浑内属，其酋亦贡方物。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岷江上源之山在雪线上者，在松潘县境。刘师立亦击破之。《旧书·师立传》称为河西党项。白兰羌，武德六年（623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为维、恭二州。维州，在四川旧理番县境，恭州，在松潘叠溪营西南。其特浪生羌，则于永徽时内属。以其地为剑州焉。《地理志》：剑州，永徽五年（654年），以大首领冻就部落置，隶松州。

成都西北有附国，其东部有嘉良夷，并居川谷，垒石为巢。嘉良水广三十步，附国水广五十步，皆南流，以韦为船。盖今雅 江、金沙江。《唐书》列《南蛮传》中，实皆羌族。《地理志》：剑南道诸羌州有东嘉梁、西嘉梁，疑因嘉良夷而置也。附国南有薄缘夷，西接女国。女国，新旧《书》皆列《西域传》中，称为东女，以其时拂菻西南复有一女国也。西女见《新书·西域传》。《传》述波剌斯事竟，乃云：“西北距拂菻，西南际海岛有西女，皆女子，多珍货，附拂菻。拂菻君长，岁遗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其说本于《西域记》。然《西域记》云：“拂懔西南海岛有西女。”则此文“拂菻”二字当重。疑传写夺落也。然其所谓东女者，实仍苞涵二国。一为《大唐西域记》所述，其本名为苏伐剌拏瞿呾罗。唐言金氏，以出土黄金故名。其地东接吐蕃，北接于阗，明为今之后藏。一则《旧书》所云东与茂州、党项接，茂州，今四川茂县。东南与雅州接者，明在今四川西境，《新书》合两说为一，则大误矣。然《旧书》述国名及疆界虽不误，其叙事仍多杂糅，不可不察也。如云：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济，此类乎附国及嘉良夷。又云：文字同于天竺，则必后藏地方之国矣。后藏地方之女国，惟隋开皇中或曾一来，见第二章第二节。若唐世，则自武德至天宝频来，贞元时复来宾服者，皆四川西境之女国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女国亦羌族。《新书·地理志》：剑南道诸羌州百六十八，隶松、茂、巂三州都督府者，多高祖、太宗、高宗时置，隶黎、雅二州者，则玄宗时所置也。黎州，今四川汉源县。雅州见第二章第四节。巂州见本章第一节。

羌、浑、党项甫宾，吐蕃之患旋起。《新书·本纪》：武德六年四月，吐蕃陷芳州，在今青海东南境。此为吐蕃犯塞之始。贞观八年（634年），其赞普弃宗弄赞遣使来。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弱冠嗣位。性骁武。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太宗遣行人冯德往慰抚之。弄赞使随入朝。求婚，太宗未之许。使者反，言于弄赞曰：“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弄赞遂与羊同连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本纪》贞观十二年八月。太宗遣侯君集、执失思力、牛进达、刘兰将步骑五万击之。进达先锋夜袭其营，斩千余级。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十五年（641年），以文成公主妻焉。宗女。弄赞亲迎于河源。及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据《旧书》。《新书》云：弄赞下令国中禁之，则似永禁之矣。其《逆臣·朱泚传》：刘文喜以泾原叛，求救于吐蕃，吐蕃游骑升高招泾人。众曰：“安能以赭蔑面为异俗乎？”可见其赭面之俗，迄未尝改。《新书》好窜易旧文，而不顾事实，不可胜举也。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太宗伐辽东还，遣其相禄东赞来贺，献金鹅，黄金铸成，高七尺，可实酒三斛。高宗嗣位，授弄赞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弄赞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坐之前。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弄赞之袭吐浑，破党项，犯松州，实其素定之计。云疑吐浑离间，特其借口之辞，或竟唐人不能救浑，乃造作此语，聊自解嘲，拥众二十万，岂惧牛进达之一击？且松州境外，岂可顿二十万大军乎？疑唐将不能却敌，张大其辞，以胁朝廷，而朝廷亦遂从而许之也。蕃可谓得志而去矣。然弄赞初虽桀骜，得婚之后，事中国则甚恭，因得渐染华风，有裨于西藏之开化者亦不少也。

文成公主下降之岁，吐谷浑所部丞相王《旧书》本传。《新书》作其相宣王，《通鉴》作丞相宣王。欲袭击公主，劫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走鄯善城。胡三省曰：隋鄯善郡治。鄯州刺史杜凤举《新书》作果毅都尉席君贾。《通鉴》同，云从《实录》。案盖君贾以凤举之命击之。与其威信王击丞相王，破之。高宗即位，又以宗女妻诺曷钵长、次子，其待之可谓甚厚。然吐浑本非强大，又益之以内乱，而吐蕃日伺于境外，和平之局，终难持久矣。

第五节 唐初武功（四）

唐太宗之定四夷，多不甚烦兵力，惟于高丽，则仍蹈隋炀帝之覆辙。可见时势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然亦可见太宗之武功多徼天幸，非其材武之过人也。高丽王高建武，元异母弟。百济王扶余璋，新罗王金真平，武德时皆入贡受封爵。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真平为乐浪郡王、新罗王。其初新罗、百济，同诉建武闭其道路，不得入朝。武德九年（626年）。高祖遣使和解之。建武请与新罗对使者会盟。而百济，太宗于贞观元年（627年）赐以玺书，则外称顺命，而内实相仇如故。盖其地相接近，故其争斗尤烈也。五年（631年），真平卒，无子，立其女善德。十五年（641年），璋卒，子义慈立。十六年（642年），高丽西部大人钱盖苏文此据《旧书·高丽传》。《新书》云：姓泉氏，自云生于水中以惑众，则其姓似有所取义者，然恐系附会之谈也。弑其君，立其弟之子藏。亦据《旧传》。本《纪》云兄子。自为莫离支，《旧传》云：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新传》同。专国政。乃与百济和亲，以伐新罗。十七年（643年），新罗来使告急。太宗遣使谕之。盖苏文不从。太宗时蒋俨使高丽被囚，高丽平乃得归，见《新书》本传。十八年七月，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讨之。会辽水溢，师还。据《新书·高丽传》。《本纪》无靺鞨。十一月，命张亮以兵四万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莱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李 以兵六万趋辽东。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四月，李 渡辽，拔盖牟城。以为盖州，今盖平县。五月，张亮副将程名振拔沙卑城。今海城县。李 进军辽东，帝亦渡辽水至城下，拔之。以为辽州，今辽阳县。遂降白崖城。以为岩州，在今辽阳东北。六月，进攻安市。在盖平东北。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贞率高丽、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破降之。然攻安市城遂不能克。九月，班师。《新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丧百一之理？是役虽未战败，所丧失者，则孔多矣。高丽之初来朝也，高祖欲让而弗臣，以温彦博谏而止，见《彦博》及《高丽传》。颇能鉴前代骄矜之失，而太宗仍以此败。太宗谓高丽地止四郡，我发数万众攻辽东诸城，必救，乃以舟师自东莱 海趋平壤固易，《新书·高丽传》。此

失之视敌太轻。高丽是时，地已不止四郡。《新书·渤海传》言其盛时士三十万，此语无待夸张，当近于实，夫岂数万之众所能挠？当时谏者甚多；知其不可止者，亦欲尼帝亲行，如褚遂良、姜确、张亮、尉迟敬德皆是。房玄龄留守京师，李大亮为副。玄龄数上书劝帝勿轻敌，盖知帝此行实犯此病。大亮旋卒。临殁，表请罢役。逮帝丧败欲再举，玄龄疾亟，又上书言之。张亮谏而不纳，乃请自行。盖皆深知其不可也。《新书·高丽传》言帝攻安市不下，高延寿、惠贞谋曰：“乌骨城傉萨已耄，朝攻而夕可败，乌骨拔，则平壤举矣。”群臣亦以张亮军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乌骨，度鸭渌，迫其腹心，计之善者，长孙无忌曰：“天子行师不侥幸，安市众十万在吾后。”乃止。即因亲征之故，不能应机也。此役赞之者惟一李，固佞人。沙城即卑沙城，乌骨城，当在自盖平趣安东道上。而帝卒不听。乃妄云：“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次定州时告左右语，见《新书·高丽传》。以此掩其沾沾自喜之迹，岂不谬哉？是役也，帝使韦挺主饷运，自言自幽距辽二千里无州县，军靡所仰食，东北空匮如此，尚何强盛之有哉？

太宗亲征既败，二十一年（647年），二十二年（648年），再遣将征高丽，皆无功。帝命江南造大船，莱州贮粮械，欲图大举，未行而崩。时新罗王善德已卒，妹真德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之东征也，百济乘虚破其十城，后又破其十余城，二十二年（648年）。而此数年间，朝贡亦绝。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乃又遣使朝贡。使还，帝赐以玺书，令释新罗。明年，新罗王真德卒，弟子春秋立。六年（655年），百济与高丽、靺鞨侵其北界，陷三十余城。诏营州都督程名振伐高丽。显庆三年（658年），复遣名振率薛仁贵攻之，未能克。五年（660年），苏定方伐百济。自城山济海，城山，即成山，在今山东荥城县东。至熊津江口，熊津，即朝鲜史籍之泗泚，今扶余。败其兵，其王义慈及太子隆走北鄙。次子泰自立。嫡孙文思缒城出降，民多从之。泰不能止，亦降。义慈、隆又为其将挟之以降，百济平。分其地为五都督府，各统州、县，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及扶余璋从子福信据周留城以叛。金于霖《韩国小史》曰：周留城，在全州西。使迎故王子丰于倭，立为王。西部、北部，并翻城应之，围留镇将刘仁愿。诏刘仁轨代文度统众，发新罗兵救却之。新罗兵以粮尽引还。时龙朔元年三月也。道琛、福信保任存城，《新书》作任孝。《通鉴》亦作任存。《考异》曰：《实录》或作任孝。未知孰是，今从其多者。《韩国小史》曰：今大兴。招诱亡叛，势益张。已而福信杀道琛，并其众，扶余丰主祭而已。百济之平也，高宗命苏定方讨高丽。又大募兵，拜置诸将，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谏，蔚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武后亦苦邀，乃止。是岁八月，定方破高丽兵于 江，遂围平壤。明年，庞孝泰以岭南兵壁蛇水，未详。盖苏文攻之，举军没。定方乃解而归。时新罗王春秋已卒，子法敏立。高宗以一城不可独固，命刘仁轨拔就新罗。“金法敏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泛海还。”仁轨以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众，势必鸱张，高丽逋薮，何时可灭？福信凶暴，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害。惟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遂不奉诏。二年七月，仁愿、仁轨率留镇之兵击破福信，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兵七千，命孙仁师将，浮海益之。淄州，今山东淄博市。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海州，今江苏东海县。福信谋杀扶余丰，丰率亲信斩之。使往高丽及倭请兵。于是仁师、仁愿及金法敏自陆，仁轨水军、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韩国小史》曰：今白马江。与之会，同趋周留。仁轨败扶余丰及倭兵于白江口。丰脱身走。伪王子忠胜、忠志及倭众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参看新旧《唐书·黑齿常之传》。仁师、仁愿，振旅而还。仁轨率兵镇守。仁轨言其众赏薄，又留驻太久，余丰在北，其弟勇走在倭，不可忽。上深纳其言，又遣仁愿率

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乾封元年（666年），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相攻。男生走据国内城，见第二章第二节。遣子献诚诣阙求救。诏契苾何力率兵应援。男生脱身来奔。十二月，命李 与何力并力。明年，渡辽。所向克捷。总章元年（668年），进攻平壤。高藏遣男产出降，然犹与男建固守。九月，攻拔之，虏藏及男建。分其地置都督府、州。府九，州四十三，后所存州止十四，见《新书·地理志》。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薛仁贵为都护，总兵二万镇之。唐是时诸将，惟刘仁轨确有才气谋画，余皆琐琐不足道，然卒获成功者，则以丽、济之有衅可乘也。然丽、济是时，民族性稍已成熟，故唐终不能久据其地矣。

《旧唐书》倭与日本，分为二传。《倭传》云：“其王姓阿每氏。贞观五年（631年），遣使献方物。太宗遣高表仁持节往抚之。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二十二年（648年），又附新罗奉表。”《日本传》云：“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曰：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故中国疑焉。”《新书》则云：“日本，古倭奴也。其王姓阿每氏。”记贞观五年（631年）遣使，后附新罗上书，与《旧书》同，而云高仁表与王争礼。又云：“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献虎魄、玛瑙。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未几，孝德死，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夷人皆朝。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三说自以倭自改名之说为是。倭自南北朝来，久与中国有交接，在东海中已为望国，此时自不得忽冒所并国之号；更不得有日本国能并倭也。倭自南北朝以前，皆臣服中国，以得受官爵为荣，隋时始傲然自大，此时犹袭其故智，故至与使者争礼。《新书》载其历代世系，皆与日人所自言者合。又谓其使者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此说在今日观之，亦非虚妄。《旧书》亦有此语，而不云其为妄夸。则所谓不以情者，亦不过间有夸饰之辞，不应举所言而尽疑之也。然日本是时，究不足与中国相亢，虚骄之气，终不可以持久，故其后，其君与夫人，卒躬自来宾焉。

第六节 唐初武功（五）

唐平西域，与突厥关系最大。以是时自玉门已西，殆皆为西突厥所控制也。

《旧唐书·西突厥传》云：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种。歌逻禄，即葛逻禄。《新书》言其地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岁月之地，唐以之置金满州，见下。徐松《西域水道记》云：其地即今之济木萨，突厥之可汗浮图城，为北庭都护府治，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余里，有唐金满县残碑。沙畹《西突厥史料》云：仆固振水，今乌隆古河。又云：处月在乌鲁木齐东，处密在乌鲁木齐西，玛纳斯河缘岸。案铁勒诸部，多自西徂东，仆固振水，疑为仆骨旧坏。伊吾见第二章第五节。风俗大抵与突厥同，惟言语微差。都陆亦作咄六，又作咄陆。咄利失之立也，分其国为十部，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为左右厢：左厢号五咄六，置五大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盖此十部直属西突厥，余皆羁縻而已，犹辽之部族与属国也。《传》又言：室点密可汗统十大首领，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盖即此十部。沙钵略可汗时，咄六五啜：曰处木昆律，曰胡禄屋阙，曰摄舍提暾，曰突骑施贺逻施，曰鼠尼施鼠半；弩失毕五俟斤；曰阿悉结阙，曰哥舒阙，曰拔塞干敦沙钵，曰阿悉结泥熟，曰哥舒处半：盖即此十部之姓。突厥虽起西海，然久处平凉，又迁金山，其所统自多东方部族。当时习称西域白种深目高鼻者为胡，而《新书·突厥传》言思摩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不得为设，则阿史那非胡种可知。然则《旧传》言室点密统十姓往平诸胡，亦明十姓之非胡也。然既与诸胡杂处，自不能无习而稍化，此其言语所由与北国微差欤？曷萨那之入隋也，国人立其叔父曰射匮可汗。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已西，诸国皆役属之。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寻卒，弟统叶护可汗立。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沙畹云：烈维考订唐时之罽宾为迦毕试Kapicd，其证有三：一，归兹Koatcha，沙门礼言撰梵语杂名，以罽宾时Kapicd译为劫比舍。二，玄奘《西域记》、悟空《行记》，皆以罽宾、迦毕试与Kapicd为一地。三，统叶护境南接罽宾，《慈恩传》：六百三十年玄奘至统叶护衙，统叶护令人送之至迦毕试也。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沙畹云：据《慈恩传》千泉在怛逻斯城东百五十里。此城在今怛逻斯河缘岸Aulieata附近。西域诸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此为西突厥极盛之世。高祖欲与并力，以图北蕃，许之婚。遇颉利频岁入寇，西蕃路梗，未果。而颉利亡，唐通西域之路以启。

隋炀帝使薛世雄城伊吾，已见第一章第五节。时列其地为伊吾郡。隋末，为西域杂胡所据。《旧书·地理志》。天下乱，复臣突厥。《新书·西域传》。贞观四年（630年），颉利灭，城主举七城降。以其地为西伊州。六年（632年），去西字。《旧书·地理志》。高昌王麹伯雅，隋末，曾妻以戚属女宇文氏。号华容公主。见《隋书·苏威传》。唐初，伯雅死，子文泰立。以妹妻突厥叶护。见慧立《三藏法师传》。然其事唐甚谨。盖麹氏本中国人，故其乡化甚殷也。已忽壅遏西域朝贡，并与西突厥攻焉耆。《旧书·焉耆传》曰：“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皆由高昌。唐初，焉耆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高昌大怒，遣兵袭之。贞观十二年（638年），又与处月、处密陷其五城。”盖西域贡使，实多商胡，商胡出其国，主人有利焉，故闻焉耆请开别道而怒。所谓壅遏朝贡者，亦遇其出于新道耳，非欲使与中国绝也。又隋末时，华人多投突厥，颉利败，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诏令括送。文泰仍隐蔽之，此亦欲增益户口耳，非有意于逆命也。然太宗于西域，颇有侈心，遂命侯君集将，又发突厥、契苾兵击之。文泰发病死，子智盛降，时贞观十四年八月也。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初文泰厚饷西突厥欲谷失，欲谷失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与相影响，至是，亦来降。以其地为廷州。焉耆王龙氏，名突骑支。侯君集之讨高昌，使与相结，突骑支许为声援。然是岁，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子娶王女，由是复相唇齿，朝贡遂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太宗许焉。适王弟栗婆准来降，栗婆准，《通鉴》作先那准。以为乡导。十八年十月，袭虏其王。以栗婆准摄国事。师还，屈利啜囚栗婆准，而西突厥处般咄《通鉴》作处那咄。令其吐屯来摄焉耆，遣使朝贡，太宗数之，吐屯惧而返国。焉耆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龟兹王白氏，亦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遣兵援助。处般咄执栗婆准送之，又为所杀。二十年（646年），遣阿史那社尔与孝恪等率五将军，又发铁勒十三部兵伐之。薛婆阿那支惧，奔龟兹，保其东城。社尔击禽之，斩以徇。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与其相那利，将羯猎颠来拒，前军败之。遂下其城，使孝恪守之，诃黎布失毕退保拨换。贾耽《入四夷路》曰：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新书·西域传》曰：跋禄迦，一曰亟墨，即汉姑墨国。沙畹曰：《新书》以拨换即《西域记》之跋禄迦。悟空《行记》曰：威戎城，亦云钵浣国，正云怖汗国。应为今之阿克苏。思浑河，《西域水道记》以为塔里木河。社尔进擒之，及羯猎颠。而那利潜引西突厥，袭杀孝恪。唐兵复战，败之。龟兹人执那利诣军。

社尔立王弟叶护而还。于阗王尉迟氏，本臣西突厥。贞观六年（632年），其王屈密遣使来献。社尔将还师，行军长史薛万备，请因兵威胁其入见。其王伏阇信，遂随万备来朝。疏勒王裴氏，贞观中，突厥以女妻之，然九年（635年）即遣使来献矣。唐声威遂达葱岭。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碎叶，城名。沙畹云：即Saj-ab城。如不在Tokmak原址，必在其附近。《入四夷路》：碎叶城北有碎叶水，今之吹河也。

《新书·西域传》曰：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汉子合国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德若四种地。此国为《西域记》之斫句迦。今叶城。喝盘陀，或曰汉陀，曰渴馆檀，亦谓渴罗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西域记》朅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人貌言如于阗，案自高昌已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于阗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唐玄奘《西域记》，亦谓于阗语异诸国。又记其国传说，谓昔有东西两王相争，东王获胜。又谓其国初不知蚕桑，闻东国有之，命使者往求，东国之君，秘不出赐。王乃卑辞求婚。及命使迎妇，乃谓之曰：“国无丝绵桑蚕，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乃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关防主者不敢检。其国乃知蚕桑。《新书·于阗传》谓自汉武帝已来，中国诏书旌节，其王传以相授，可见其慕化之深。喝盘陀言貌与同，傥亦汉人之分支西徙者欤？此国亦称葱岭。《入四夷路》：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显庆四年都曼之叛，见下。是役也，《新书·苏定方传》言其劫疏勒、朱俱波、喝盘陀与俱，《旧书·定方传》喝盘陀作葱岭。贞观九年（635年），曾遣使来朝。然后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婚，太宗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见下。则仍服属于西突厥也。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绝。河之东有汗弥，居建德力城，亦曰拘弥城，即宁弥故城。皆小国也。参看《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沙畹云：建德力河，今策勒河Chird。汗弥，在今策勒之北Uzun tati地方。此两国，史不言其曾通唐。又于阗东有媲摩川，度碛行二百里得尼壤城，于阗以为东关。又东行，入大流沙。四百里至故都逻。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驮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纳缚波，古楼兰也。此诸国，史明言其未尝与唐通。盖天山南路，沙碛日扩，邑落凋敝，交通艰阻使然。其西北出直抵西海之道，则全在西突厥羁制之中。《新书》又云：自龟兹行六百里，逾小沙碛，有跋禄迦，小国也。一曰亟墨，即汉姑墨。西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葱岭北原也，水东流。西北五百里至素叶水城，比国商胡杂居。素叶以西数十城，皆立君长，役属突厥。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突厥可汗岁避暑其中。西行百里至呾逻斯城，沙畹云：可当今塔拉斯水上之Aulieata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略，群保此，尚华语。西南赢二百里至白水城。沙畹云：未能确知所在，度在Tchimkent东北不远。南五十里有笯赤建国。又二百里即石国。《新书》此文，本于《西域记》。《西域记》云：呾逻斯城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中国。则《新书》有小城三百句有夺文也。石与康、安、曹、米、何、火寻、戊地、史，并称昭武九姓，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康，隋时，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石，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匐职统其国。自石国东南行，有拔汗那，或曰钱汗，即元魏时破洛那。在真珠河北。沙畹云：真珠河。应为锡尔河上流之Ajak-tach河。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自此西南，居乌浒河南，乌浒河，今阿母河。与悒怛杂处者为吐火罗，其王号叶护。《西域记》曰：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竟，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分区，总役属突厥。叶护盖突厥所命，而为二十七国之共主者也。悒怛，亦曰挹阗，即南北朝时之嚈哒，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俗类

突厥。吐火罗西南曰谢，其王居鹤悉那城，沙畹云：即今之Ghazna。东距罽宾，东北帆延，王治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沙畹云：指Kouhaouz河上流。南婆罗门，《天竺传》：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西波斯。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谢 北五百里有弗栗恃萨傥那，其君突厥种。东北大雪山下有安呾罗缚，西逾岭四百里有阔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国，沙畹云：玄奘渡缚刍河后行抵活国。此国都城在河南岸，即今之Kounaouz是也。此三种皆居吐火罗故地，臣于突厥。君亦突厥种。又有护蜜，亦吐火罗故地。北临乌浒河。沙畹云：指Pandz或斡罕河，Wakhan daria而视为乌浒河上流也。显庆中，其王称沙钵罗颉利发。在吐火罗东北者有俱密，治山中，沙畹云：即玄奘之拘谜陀，在今Karatégin之Sourkhab流域。王为突厥延陀种。而罽宾之王，亦有特勒之称。最西者波斯。《旧书》云：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王库萨和，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叶护因分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及叶护可汗死，其所令监统者，因自擅于波斯，不复役属于西突厥。施利立一年死，乃立库萨和之女，突厥又杀之。沙畹云：此叶护可汗似西突厥之统叶护而实非。据西方史料，与罗马攻波斯，致库萨和于死者，实可萨部而非统叶护可汗也。然可萨部亦役属于西突厥者也。可萨，名见新旧《唐书·波斯》《大食传》。《新书·火寻传》作曷萨。可见突厥之势力，弥漫于西域矣。诸国当武德、贞观时，亦多通朝贡，然西突厥未平，则亦文属而已。

太宗之平高昌也，岁调千余人戍之。褚遂良上疏谏，其辞极切。

其言曰：“陛下诛灭高昌，以为州县。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岁遗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止能扰于边城，实无益于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

一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军，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靡费中华，以事无用。”可见是时之事西域，纯出好大喜功之心，初非事势所须也。故及高宗即位，而其策一变。焉耆王婆伽利死，国人请还突骑支，即许之。并复封诃黎布失毕为龟兹王，与那利、羯猎颠俱归国。弃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本纪》在永徽二年十一月。史称其不欲广地劳人，《旧书·龟兹传》。然终因西突厥之乱，引起兵事。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自负强盛，无恩于国。其伯父杀之而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据《旧书》。《新书》云：其诸父莫贺咄杀之立，是为屈利俟毗可汗。《旧书》侯字，疑涉俟字误衍。国人不附，弩失毕部共推泥熟莫贺设为可汗。泥熟不从。时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勒亡在康居，盖指康国言之。彼传云：即汉康居之国也。泥熟迎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莫贺咄败，遁于金山，为泥熟所杀。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肆叶护猜狠信谗，欲图泥熟，泥熟适焉耆。后没卑达干与弩失毕二部潜谋击之。肆叶护遁于康居。寻卒。国人迎泥熟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贞观七年（633年），遣鸿胪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据《旧书》。《新书》夺奚字。《通鉴》从《实录》，无“吞阿娄拔”四字。明年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旧书·阿史那社尔传》：社尔为延 所败，贞观二年（628年），率余众保可汗浮图。西蕃叶护死，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扬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袭破西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率五万余骑讨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遇我行人刘善因立同娥设为咥利始可汗，社尔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纵击，败之。复保高昌国。其旧兵在者才万余人，又与西蕃结隙，九年（635年），率众内属。所谓奚利邲咄陆兄弟争国，似即指其与肆叶护相争之事言之。叶护死之叶护，盖指统叶护，而辞不别白，一似谓肆叶护死后，与同娥设相争者，则以昔人行文，于外语专名，多截取其末二字，同名者多，致启此疑也。《新书》云：奚利邲咄陆与泥熟争国，误。册同娥设者，据《良吏传》乃韦机，新旧书皆同，云刘善因，似亦误。不为众所归。十二年（638年），西部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与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属咄陆，已东属咥利失。伊列河，今伊犁河。十三年（639年），咥利失、吐屯俟利发与欲谷设通谋作难。咥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国人立其子，是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逾年死。弩失毕酋帅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新书》作毕贺咄叶护。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咄陆遣石国，吐屯攻擒之。寻杀之。弩失毕不服，叛去。咄陆攻康居，道米国，即袭破之。系虏其人，取赀口，不以与下。其将泥熟啜怒，夺取之。咄陆斩以徇。泥孰啜之将胡禄屋袭咄陆，多杀士，国大乱。大臣劝其返国，不从。弩失毕遣使者至阙下请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温无隐持玺诏，与国大臣择突厥可汗子孙贤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遣使贡方物，且请婚。帝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不克婚。初室点密可汗五代孙弥射，世为莫贺咄叶护。贞观六年（632年），诏遣鸿胪少卿刘善因立为奚利邲咄陆可汗。号与泥熟同，《通鉴考异》疑为一人，非也，胡三省已辩之，见显庆二年（657年）《注》。其族兄步真欲自立，谋杀弥射弟侄二十余人。十三年（638年），弥射入朝。其后步真遂自立为咄陆叶护。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复入朝。咄陆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新书》云：贺鲁，室点密五世孙。居于多逻斯川。沙畹云：此多逻斯乍观之似即怛逻斯Talas，其实不然。Talas习译为怛，不作多。怛逻斯川与城在西州之西，处月、处密、葛逻禄等部在西州之北，《西域图志》以多逻斯川为哈刺额尔齐斯，证以《新书·王忠嗣传》，忠嗣纵反间于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三部而攻多逻斯城，其说是也。统处密、处月、姑苏、歌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冯承钧云：姑苏，疑哥舒或孤舒之别译。咄陆西走，射匮遣兵迫逐，不常厥居。二十二年

（648年），乃内属。诏居廷州。寻授瑶池都督。永徽二年（651年），与其子咥运率众西遁。据咄陆之地，建牙于双河及千泉。《新书》但云建牙于千泉。沙畹云：双河，《西域图志》谓在博罗塔拉Borotal流域。自号沙钵罗可汗。统率咄陆、弩失毕十姓。数侵扰西蕃诸部，进寇廷州。贺鲁之叛，《旧纪》在永徽元年十二月。三年（652年），诏遣梁建方、契苾何力发府兵二万，合回纥骑五万击之。《旧纪》在二年七月，盖二年命将，三年师始出。处月朱邪孤注附敌，据牢山，建方等攻斩之。四年（653年），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是岁，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请讨贺鲁自效，为贺鲁所拒，不得前。六年五月，又遣程知节率诸将进击，破其兵。副总管王文度不肯战，贺鲁遁去。事在显庆元年（656年），见新旧书《知节》及《苏定方传》。显庆二年闰正月，擢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仍使弥射、步真为安抚大使，出金山道。贺鲁与咥运走至石国苏咄城，城主诱执之，送石国。燕然副都护萧嗣业至，取之。《旧纪》在显庆三年三月。燕然都府见第二节。西域平。分其种落置都督府。又置昆陵、蒙池二都护以统之。以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步真为继往绝可汗、蒙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四年十一月，贺鲁部悉结阙俟斤都曼寇边，苏定方伐之。五年正月，俘以献。先是诃黎布失毕复来朝，那利烝其妻阿史那，王不能禁，左右请杀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状，帝并召至京师，囚那利，护遣王还。羯猎颠拒不纳，遣使降贺鲁。王不敢进，悒悒死。诏发兵擒羯猎颠，穷诛部党。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更立子素稽为王，为都督。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显庆三年（658年）。龙朔元年（661年），西域诸国遣使内属。于其地置都督府十六，州八十，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皆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旧书·地理志》。《新志》云州七十二。《通鉴》云：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与军府之数同。《考异》云：《唐历》云置州二十六，今从《统纪》。胡《注》云：十六都督府中，其八实为州，故《通鉴》云八也。史称唐之封域，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新书·地理志》。皆西突厥为之驱除难也。然虽鞭之长，不及马腹，故虽能取乱亡之突厥，而卒无如方兴之大食何。初波斯女王之为西突厥所杀也，施利之子单羯方奔拂菻，国人迎而立之，是为伊怛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俟立，为大首领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道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纳之。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沙畹云：吐火罗纳卑路斯，只能在波斯最东属地。疾陵城，予谓即塞斯坦Sedjestan之都Zereng城。上元元年十二月，据《纪》。新旧《书传》均云咸亨中。按此年改元在六月。入朝，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679年），诏裴行俭护送，复王其国。行俭以路远，至碎叶而还。泥涅师客吐火罗，初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贰。景龙二年（708年），又入朝。无何，病死。其国遂灭。沙畹云：泥涅师败后，尚有自号波斯王者。《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载七百二十二年，波斯王勃善活入贡。回历百一十年，有伊嗣俟Yezdegerd之裔名Kuosrou者，在可汗军中。七百三十二年，有大德僧及烈，随波斯王使至中国。此等波斯王，只能王吐火罗西境而已。大食，永徽二年（651年），其王啖密莫末腻遣使朝贡。更西之拂菻，隋炀帝欲通之不能致。贞观十七年（643年），其王波多力亦遣使来献焉。

第七节 唐初武功（六）

唐世，西南夷落之分布，仍与前世略同。晋代宁州之地，为爨氏所擅者，《唐书》称曰两爨蛮。西爨曰白蛮，东爨曰乌蛮。西爨，自言先世出于中国。东爨与西爨言语不同，且须四译乃通。盖二者实非同族，特同戴爨氏为君长而已。《唐书》云：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守，中国乱，遂王蛮中。安邑，汉县，今仍为县，属山西。齐世宁州诸爨，恃远擅命，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二节。由此上溯之，三国李恢，为建宁俞元人，俞元，后来之澄江县也，其姑夫曰爨习，见《蜀志》本传。《晋书·穆帝纪》：永和元年（345年），有李势将爨 来奔。《王逊传》：李骧等寇宁州，进使姚崇、爨琛拒之。可见爨氏在西南，久为强族。中国仕宦之家，为大长于蛮夷中者不乏，西爨此说，当非妄相攀附也。南诏强后，罗凤胁徙西爨于永昌，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则其言语、居处，皆与西爨不同。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则与中国交涉，亦必甚鲜。《唐书》所载；东钦二姓为白蛮，妇人衣白缯，初裹五姓为乌蛮，妇人衣黑缯，疑乌白之名，乃汉人因其衣色不同而名之，非其本为近族，所异止于衣色也。爨蛮之地：《唐书》云：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距龙和城，通谓之西爨白蛮。自弥鹿、升麻二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乌蛮。曲州，本隋恭州，武德八年（625年）改名。靖州，唐析隋协州置，当在今曲靖境。晋宁、安宁现已并入昆明市；弥鹿川，疑今之弥勒彝族自治县，乃以此得名。唐南宁州有属县曰升麻，疑亦因川而置，未详为今何地。步头，伯希和云：即贾耽《入四夷路》之古涌步，在今建水县境，见所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东爨地近于僚，疑僚族也。参看下文。爨蛮西有徒莫祇蛮、俭望蛮。又西为白水蛮。地与青蛉、弄栋接，青蛉即蜻蛉。更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蛮。大小勃弄见第二章第二节。西与西洱河接。此今云南之东境及北境也。前世牂牁之地曰牂牁蛮。其北五百里，有别部曰充州蛮，以唐于此置充州名，见下。又其北曰东谢。在黔州西三百里。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东谢之南曰南谢，西曰夷子。夷子之西为西赵。西属昆明蛮，南至西洱河。《唐书》云：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东西

二十三日行，则其占地颇广。此今贵州之东北境，四川之南境也。益西，入西康境，曰松外蛮。胡三省曰：盖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见《通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注》。松州见第四节。又西南，入云南西北境，曰西洱河蛮。此中除东爨外，当皆为濮族，其俗与中国甚近。其俗颇类有殷，如以十二月为岁首，婚嫁不避同姓是也。《通鉴》云：语虽小讹，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见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案濮族之俗，类乎中国者，盖皆传之自古，其语仅小讹，则皆后来播迁其中之华人，濮族本种，自不如此也。然既有语仅小讹者居其中，则决无四译乃通之理，此亦可见东西爨之必非同族矣。《唐书》云：自夜郎、滇池已西，皆庄蹻之裔，虽不必信，要其汉化实甚深，汉人与之杂居者，亦必不少矣。昆明蛮境接西洱河，而其风俗判然不同，《唐书》云：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盖汉世巂昆明之裔也。居古永昌郡地者曰永昌蛮，盖汉哀牢夷之裔。其西有扑子蛮、以青娑罗为通身袴，此亦贯头衣之变也。望蛮。青布为衫裳，联贯珂贝珠络之。髻垂于后。又有黑齿、金齿、银齿三种，见人以漆及镂金银饰齿，寝食则去之。直顶为髻。青布为通袴。及绣脚种，刻踝至腓为文。绣面种，生逾月，涅黛于面。雕题种，身面涅黛。穿鼻种，以金环径尺贯其鼻，下垂过颐。君长以丝系环，人牵乃行。其次以二花头钉贯鼻下出。长鬃种，栋锋种。皆额前为长髻，下过脐，行以物举之。君长则二女在前，共举其髻，乃行。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三濮：日文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曰赤口濮，裸身而折齿，劖其唇使赤。曰黑僰濮。以幅布为裙，贯头而系之。皆观其俗而知其为古之越。《旧书·地理志》，于邕管诸州，多言其为古西瓯骆之地，邕州，今广西邕宁县。而渝州之北有南平僚，渝州，今四川巴县。南平僚人楼居，梯而上，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竹筒三寸，斜贯其耳，贵者饰以珠珰。其附近有飞头僚、头欲飞，周项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比旦还。此盖其人刻项为文，乃有此传说也。乌武僚，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案此亦因其凿齿而有是说也。俗亦皆类于越。盖又其族之北出者也。

隋世用兵西爨，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唐书·南蛮传》曰：震、玩惧而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达为昆州刺史，奉父丧归。上并言震、玩，而下但云其子，殊不别白，隋世刺昆州者为玩，弘达盖玩之子也。《传》又云：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太宗遣将击西爨，开青蛉、弄栋为县，青蛉，属髳州。髳州，初名西濮州，武德四年（621年）置，贞观十一年（637年）改名，今云南牟定县也。弄栋，武德七年（624年），尝置裒州。盖与西濮州皆尝废，而太宗又以兵力定之。《地理志》：武德元年（618年），开南中，置南宁州。治味，在今曲靖县西。五年侨益州。四年（621年），置总管府。又于姚州置都督府。今云南姚安县。八年（625年），更南宁州曰郎州。贞观元年（627年），罢都督府。而《传》言二十二年（648年）徙莫祗蛮、俭望蛮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则后复置都督也。永徽初，大勃弄酋杨承颠寇麻州。在今楚雄附近。都督任怀玉招之，不听。高宗以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孝祖先破白水蛮，又斩小勃弄酋殁盛，而执承颠。乃罢郎州，更置戎州都督。牂牁与东谢、南谢，首领皆姓谢氏。牂牁酋龙羽，武德三年（620年），遣使朝贡。以其地为牂州。在今贵州德江县西。充州蛮亦来朝贡。以其地为充州。东谢酋元深，南谢酋强，贞观三年（629年）偕来。据《唐书·南蛮传》。《通鉴》亦系武德三年（620年）。以东谢地为应州。亦在德江县境。南谢地为南寿州，四年（630年），改为庄州。在旧思南府境。西赵首领赵氏，夷子李氏，自古未尝通中国。贞观中，黔州豪帅田康讽之，皆遣使入朝。而西赵首领赵酋摩《旧书》作赵磨。率所部万余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在旧思南府之南。松外蛮，分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贞观中，巂州都督刘伯英上疏请击之。居数岁，《本纪》在二十二年（648年）。太宗使梁建方发蜀十二州兵进讨。谕降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河为县令。《地理志》：巂州昌明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652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昌明，在今盐源县西南。西洱河蛮，道由郎州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帅杨盛欲遁去，使者好语约降，乃遣首领纳款军门焉。昆明蛮，武德中，巂州治中吉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使入朝贡，自是岁与牂牁使者偕来。总章三年（670年），置禄州、汤望州。当在楚雄境。咸亨三年（672年），其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殷州居戎州西北，总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其后又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盘州，今贵州盘县。南平僚，王姓朱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629年），遣使纳款。以其地隶渝州。永昌蛮，咸亨五年（674年）叛。高宗以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三濮，龙朔中，遣使与干支弗、磨腊同入贡。干支弗、磨腊为南印度之国，见下。三濮盖亦自海道来者也。以上略据《唐书·南蛮传》，皆其部落较大，能自达于朝廷者，其较小者，仅隶属于州郡，则史不能尽著其事矣。《传》云：建中三年（782年），大酋长检校蛮州长史资阳郡公宋鼎与诸谢朝贺，德宗以其国小，不许。诉于黔中观察使王础，以州接牂牁，愿随牂牁朝贺。础奏牂、蛮二州，户繁力强，为邻蕃所惮，请许三年一朝。诏从之。此小部落不达于天子之证也。《新书·地理志》：羁縻州，在剑南道者，诸蛮州九十二，分隶戎州、姚州、泸州三都督府；泸州，今四川泸县。江南道五十一，皆隶黔州；岭南道九十二，分隶桂州、邕州及安南都护府；桂林见第二章第二节。

安南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可略见其分布之迹。唐世南方民族，情势异于前世者，为僚族之盛。前世僚仅盛于巴、蜀，唐世则州县之招生僚置者，遍于剑南、岭南两道，山南、江南两道亦有之。皆见新旧《书·地理志》。兵事，散见纪、传中者亦不绝。《新书·南蛮传》所载，特其十一而已。盖其种落日盛，出居平地者亦日多也。

隋世用兵林邑，已见第二章第五节。《唐书》云：其王范梵志，裒遗众别建国邑。武德时，再遣使贡方物。贞观时，王头黎又来献。头黎死，子镇龙立。十九年（645年），摩诃慢多伽独弑镇龙，灭其宗。范姓绝。国人立头黎婿婆罗门为王。大臣共废之，更立头黎之女。诸葛地者，头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腊。女之王，不能定其国，大臣共迎诸葛地为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宝，凡三入献。至德后更号环王。马司培罗《占婆史》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据碑文云：“范梵志名商菩跋摩（Cambhuvarman）。头黎名建达婆达摩（Kandarpadharma）。镇龙因碑文漫漶，名不可考。摩诃慢多伽独，乃Mahamantrakrt之译音，此言大臣，非姓名也。镇龙之死，国人立其妹之子拔陀罗首罗跋罗为王，Bhadrecvaravarman乃婆罗门之子Chandasya Satya Kauika Svamin，《唐书》云立头黎婿婆罗门，误。诸葛地，碑名波罗迦舍达摩（Prakacavarman）。是为毗建陀跋摩一世（VikrantavarmanⅠ）。乃梵志父律陀罗跋摩一世（Ku cri RudravarmanⅠ）外孙之子，《唐会要》称为铸迦舍波摩云。”《唐书》又云：环王，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马司培罗云：“环王之称，在占文、梵文中，皆无从求其元名。考诸碑志，占婆皆称占婆王或占婆国，从未改易称号云。”案占婆，即《西域记》之摩诃占波。桑原骘藏《蒲寿庚传》曰：“占不劳乃香泊拉（Champura）之音译。泊拉（pura）梵语都城，香泊拉者，香族（Cham）之都城。盖指占婆国都言之，占城乃其义译，中国人以城名名其国云。”隋之破林邑也，尝以其地为三郡，置守令，而道阻不得通。唐世未尝用兵占婆，盖无意于收复其地矣。此亦民族进化，稍趋独立之征也。

占婆之南，新兴之国为真腊。《唐书》云：其王刹利伊金那，贞观初，并扶南，有其地。而《扶南传》云：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贞观时再入朝，则其国仍存。案《隋书》即云扶南为真腊所并，见第六章第五节。而至唐世仍存者，盖其国之地，日为真腊所侵削，国都数经移徙，每移都一次，史辄云为真腊所并，实则所并者非其全境，而其统绪亦迄未尝绝也。《旧书·地理志》云：笼州，贞观十二年（638年）招慰生蛮置。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扶南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扶州。今广西扶南县。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岛中，去日南郡约七千里，在林邑国西三千里。其王，贞观中遣使朝贡。故笼州招置之，遥取其名，非正扶南国也。然则是时之扶南，已播迁至海岛中矣。婆利为扶南别名，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四节。《唐书》：诃陵东距婆利，诃陵为今爪哇，婆利，近人拟诸爪哇东之Bali岛，则扶南之播迁入海，由来已旧。岂亦如越灭于楚，其子孙分王于江南海上欤？真腊西北有僧高、武令、迦乍、鸠密，后亦为所并。《唐书》云：贞观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鸠密四国使者朝贡。僧高直水真腊西北。其后鸠密又与富那王等遣使来贡。僧高等国，永徽后为真腊所并。僧高而外，诸国所在，多不甚明晰。见并者共有几国，亦难质言。子京文字，往往鹘突如此。此等皆小国，既偕来，相去当不甚远，其见并，或亦不相先后也。西北有参半，北有道明，亦为之属。而其本国，自神龙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焉。半字当系译语。

此外海南诸国，见于史者，环王西有甘毕，南有殊禁，泛交趾海三月乃至。西南有盘盘。冯承钧云，应在湄南江下流。盘盘北有堕和罗，异译亦曰投和，《唐书》误析为二。亦冯承钧说。又云：即《义净求法传》之杜和钵底，在湄南江流域。有二属国：曰昙陵，曰陀洹。昙陵在海洲中。盘盘东南有哥罗。一曰个罗，亦曰哥罗富沙罗。冯承钧曰：一作迦罗舍弗，一作哥罗舍分，又有哥古罗、古罗、古逻诸译，即大食人之Kalali，马来人之Kera，今马来半岛之Kra是也。哥罗东南有拘蒌密，西北距文单。文单，即陆真腊。其西为赤土。今暹罗境。赤土南有丹丹，《唐书》云：婆利，直环王东南，自交州泛海，历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则丹丹应在赤土之南。西南入海得婆罗。益南为罗越，隔海与佛逝相望。见贾耽《入四夷路》。其西南哥谷罗，冯承钧云：在马来半岛西岸。商贾往来所凑集，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佛逝者，室利佛逝之简称，今苏门答腊。又其南为诃陵，诃陵南有多摩苌，西有堕婆登，则皆当在今爪哇也。

诸国在武德、贞观、永徽中，多通朝贡，后亦时来，其文化多受诸印度。惟盘盘兼有佛、道士祠；官，在外曰那延，犹中国刺史也；投和，官有朝请、将军、功曹、主簿、赞理、赞府，分领国事。分州、郡、县三等。州有参军，郡有金威将军，县有城、有局，长官得选僚属自助；犹是中国之遗制。诃陵旁小国二十八，莫不臣服，实为海南盛国。《唐书》传其轶事曰：上元间，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道不举遗。大食君闻之，赍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辄避。如是三载。太子过，以足躏金。悉莫怒，将斩之。群臣固请。悉莫曰：“而罪实本于足，可断趾。”群臣复为请。乃斩趾以徇。大食闻而畏之，不敢加兵。观此传说，隐见大食贾胡，在南海中卓有势力。诃陵有文字，知星历，傥亦受诸大食者欤？

印度与中国，久有往还，然皆商贾及传法求法之僧人。《梁书》虽载其王屈多于天监初遣使来献，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四节。其究为贾胡，抑真信使，犹未可知也。至唐世，乃确有国交焉。《唐书·中天竺传》曰：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勒兵战，无前。四天竺皆臣之。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陈乐》，试为我言其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伏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641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尸罗逸多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二十二年（648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旧书·太宗纪》：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右卫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通鉴》云：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大破之。新旧《书·天竺传》皆但作那伏帝。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旧书》云：玄策走至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部分进战荼镈和罗城。三日，破之。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陈。师仁擒之。余众奉王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拜上地图，请老子像。《旧书》云：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旧书·本纪》云：吐蕃赞普击破中天竺国，遣使献捷。

唐世兵威能伸于印度者，吐蕃之宾服实为之。《唐书》：羁属吐蕃者，有泥婆罗，今廓尔喀。有悉立，当吐蕃西南。有章求拔。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种，在悉立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皆尝通贡使，而章求拔当唐讨天竺时，亦尝发兵来赴云。此皆今印、藏间之国也。此外通朝贡者，又有摩揭陀、那揭、乌荼、《唐书》云：一曰乌仗那，亦曰乌苌。《西域记》乌仗那、乌荼各为一国。罽宾，及师子国，锡兰。亦皆在五印之域。名蔑，其人短小，兄弟共妻，妇总发为角，以辨夫之多少，亦一妻多夫之族，分布于印度地方者也。《唐书》又云：赡博，或曰赡婆。北距兢伽河。恒河。显庆中，与婆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腊四国并遣使者入朝。千支当夺弗字。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属国。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苌。又云：多摩苌，东距婆凤，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诃陵。显庆中贡方物。伯希和云：此诃陵非在今爪哇岛之诃陵，而为《西域记》之羯 伽。《册府元龟》载显庆三年（658年），千私弗、舍利君、摩腊并遣使贡献，云三国并属南天竺。舍利君即舍跋若，其国难考。千支弗者，干支弗之讹，乃Kancipura建志补罗。之省译，即今之Conjeveram摩刺即贾耽《入四夷路》之没来，《西域记》之秣罗矩吒，固皆在南印度也。

第四章 武、韦之乱

第一节 高宗之立

《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灭周者果褒姒邪？抑别有其人也。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者三：长子承乾，第四子魏王泰，第九子晋王治是也。承乾立为太子。《旧书·传》曰：先患足，行甚艰难，而泰有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潜怀夺嫡之计，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新书·传》曰：承乾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翦采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昼夜不绝。造大铜炉、六熟鼎，招亡奴盗取人牛马，亲视烹，召所幸厮养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陈，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忽复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其辞容有溢恶，然自典午已来，渐胡俗者甚多，唐亦起代北，则此亦理所可有，承乾盖隋房陵王一流人。承乾之恶，又见张玄素、于志宁传。时二人为宫僚，谏诤，承乾皆遣客刺之。魏王虽有夺宗之谋，承乾初非无过也。泰，太宗以其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月给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泰乃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令武，绍子。绍妻，高祖女平阳公主也，见第二章第六节。令武又尚太宗女巴陵公主。遗爱，见下。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如晦弟。相继摄泰府事，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其夺宗之谋，亦不下于隋炀帝也。承乾召壮士左副卫率封师进，及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令杀泰，不克。寻与汉王元昌，高祖第七子。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隐太子臣。太子败，安俨为之力战，太宗以为忠，亲任之，使典宿卫。洋州刺史赵昂，洋州，今陕西洋县。昂，高祖女长广公主之子。驸马都尉杜荷如晦子。尚太宗女城阳公主。谋反，将纵兵入西宫。胡三省曰：谓大内。以在东宫西，故称之。贞观十七年（643年），齐王祐反。祐，太宗第五子。十年（636年）授齐州都督。齐州，即齐郡。见第二章第六节。《旧书·传》曰：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谓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后，须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谒祐。祐接之甚厚。多赐金帛，令潜募剑士，有昝君谟、梁猛彪者，并以善骑射，得幸于祐。长史权万纪斥逐之。而祐潜遣招延，狎昵愈甚，万纪斥出，不许与祐相见。祐及君谟谋，杀万纪。事泄，万纪悉收系狱，发驿奏闻。诏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之，并追祐及万纪入京。祐大惧。俄而万纪奉诏先行，祐遣燕弘信兄弘亮追射杀之。既杀万纪，君谟等劝祐起兵。诏遣李 与刘德威便道发兵讨之。《通鉴》云：德威按之，事颇有验，及祐反乃诏发兵讨之。未至，兵曹杜行敏执祐送京师，赐死。此事亦如建成时之庐江，无待论也。《承乾传》曰：祐反，承乾谓纥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言近易为变也。《新书》云：岂与齐州等？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当死，遂告其事。太宗命长孙无忌等参鞫之，事皆明验。废承乾为庶人，徙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十九年（645年），卒于徙所。元昌赐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王珪少子敬直，以尚主太宗女南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坐与承乾交结，徙于岭外。《魏征传》：征尝密荐杜正伦、侯君集有宰相才，征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衡山公

主降其长子叔武，于是手诏停婚，《廿二史考异》云：《公主传》：太宗二十一女，无封衡山者，《于志宁传》云：衡山公主既公除，将下嫁长孙氏，则衡山停婚魏氏后，许嫁长孙。《公主传》，下嫁长孙氏者，有新兴、新城两公主，未审何人初封衡山也。顾其家渐衰矣。《新书》云：征之没，晋王奉诏致祭，帝作文于碑，遂书之，及是，遂仆所为碑。此事论者皆谓太宗纳谏非诚，故积忿至斯而发。然君集固确有反谋。《正伦传》云：行太子左庶子。太宗谓曰：“我儿全无令誉，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正伦数谏不纳，乃以太宗语告之。承乾抗表闻奏。太宗谓正伦曰：“何故漏泄我语？”对曰：“开导不入，故以陛下语吓之，冀其有惧，或当反善。”帝怒，出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见第二章第七节。后承乾构逆，事与侯君集相连，称遣君集将金带遗正伦，由是配流驩州。《韦挺传》云：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杜正伦以漏泄禁中语左迁。时挺亦与泰事，太宗谓曰：“朕已罪正伦，不忍更置卿于法。”特原之。然则正伦所泄者，乃太宗欲废立之意，非教示不得须来告我之语也；又与侯君集交关；太宗安得不因此而疑及征？且安知叔武之不为杜荷、王敬直乎？若然，则停其婚者，正所以保全之矣。

承乾既废，泰亦同败，晋王乃获渔人之利焉。《旧书·泰传》曰：承乾败，太宗面加谴让。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乃幽泰于将作监，下诏降封东莱郡王。因谓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寻改封顺阳王，徙居郧乡。今湖北郧县。二十一年（647年），进封濮王。永徽三年（652年），薨于郧乡。《长孙无忌传》曰：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房玄龄、李。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寻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恪，太宗第三子。太宗次子楚王宽早卒，故承乾、泰废，以嫡当立晋王，以长则恪亦可立。《新书·传》曰：恪善骑射，有文武才；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泰传》曰：太子败，帝阴许立泰，岑文本、刘洎请遂立泰为太子。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泰微知之。因语晋王：“尔善元昌，得无及乎？”王忧甚。帝怪之。以故对。会召承乾谴勒，承乾言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帝乃幽泰，降王东莱。然犹谓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夫君臣父子之际，人所难言，《旧书·褚遂良传》曰：魏王为太宗所爱，礼秩如嫡。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问侍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遂良进曰：“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太宗曰：“此言是也。”因言：“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又曰：“事人岁久，即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于是限王府官僚，不得过四考。则当时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黜泰诏语。太宗亦颇知之，特不审耳。若群臣则岂有不知者？然终莫能为太宗言之。然则当承乾获罪，

太宗意未宣露之际，无忌安敢固执欲立晋王？且太宗岂以石文决事者乎？《传》又曰：承乾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后，魏王执权，为天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复宠爱魏王，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今立魏王，伏愿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 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斯言尤野。安有如此诞谩之辞而可欺太宗者？《无忌传》言定策者固无遂良名，而《新书·遂良传》，载其贬爱州后事见下节。上表云：“往者承乾废，岑文本、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宜遣濮王居之，臣引义固争，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龄、及臣定策，立陛下。”疑其表亦不足信也。太宗废承乾，亦兼废泰，似甚英断，为中主所不及。然果如此，先何得宠泰，使之礼秩如嫡？窃疑是时泰夺宗之谋，亦必大彰露，其事丑恶，史官讳之不书，附会揣测之辞，遂因之而多也。然遂良虽不与定策，而其与长孙无忌如骖之靳，则固不疑矣。

晋王既立，魏王之党阴谋仍未尝息。《旧书·刘洎传》曰：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定州见第二章第四节。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大健，恐以此取败。深宜戒慎，以保终吉。”十九年（645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马周入谒。出，褚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臃，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通鉴考异》引《实录》云：洎以实对。遂良执证之不已。洎引马周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帝以诘遂良，遂良又证周讳之，较为明白。《旧书》与《鉴》，所本者同，而辞不完具，且颇失次。乃赐洎自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太宗知，怒之，并令属吏。则天临朝，其子弘业上言：“洎被遂良谮而死。”诏令复其官爵。此事之必非如此，无待于言。《唐书》之文，本于《实录》，见《通鉴考异》。《通鉴》不信遂良谮之之说，然又载诏云：“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诛戮，宜赐自尽。”则太宗固信其欲谋危东宫。此时而谋危东宫，谈何容易？洎若怀此志，岂得泄之于褚遂良？疑遂良所以谮之，太宗所以杀之者，其故实别有在，诏语特诬辞也。洎与岑文本同党魏王，文本是时已从征辽而死，洎之所处，实甚孤危，而犹相龁如此，朋党分争之烈，可以想见。史所传太宗属洎之语，虽不足信，而其尝有所属，则似无可疑。岂既立晋王，又虑长孙无忌威权过重，而特以魏王之党参之邪？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治立，是为高宗。《新书·张行成传》曰：高宗即位，晋州地震不息，晋州，今山西临汾县。帝问之。对曰：“天阳也，君象。地阴也，臣象。君宜动，臣宜静。今静者顾动，恐女谒用事，人臣阴谋。又诸王、公主，参承起居，或伺间隙，宜明设防闲。且晋陛下本封，应不虚发。伏愿深思，以杜未萌。”此时之情势可见。果也，至永徽四年（653年），而有房遗爱之变。遗爱，玄龄次子也，尚太宗女高阳公主。玄龄卒，子遗直嗣。《旧书·传》曰：初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主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因得主与遗爱谋反状，《通鉴》云：公主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遗爱伏诛，主赐自尽，诸子配流岭表。遗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为庶人。时牵连获罪者：有宁州刺史薛万彻，岚州刺史柴令武，皆主婿也，万彻尚高祖女丹阳公主。伏诛。高祖第六子荆王元景及吴王恪、巴陵公主赐死。左骁卫将军执失思力，亦主婿也，思力突厥酋长，随隋萧后入朝，击薛延陀、平吐谷浑有功。尚高祖女九江公主。配流巂州。见第三章第一节。侍中宇文节、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见第三章第二节。配流桂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据《旧书·本纪》。《传》及《新书·传》皆作象州，今广西象县。恪母弟蜀王愔废为庶人。令封兄哲威徙岭南。盖文武各有托附，亲戚分为朋党之祸，至斯毕作矣。高宗之党，是时可谓全胜，然不旋踵而毙于武后。螳螂捕蝉，黄雀又随其后。世事之变幻可胜慨哉！唐起代北，骄淫矜夸之习，积之已久，势不能无所发泄。太宗之后，承乾傥获继位，未必不为齐文宣，泰而获遂所求，亦未必不为隋炀帝。然大化迁流，往事终不可以复演也。天乃又易一局，使庸懦者承之。以牝鸡司晨，肆其淫暴而极之于天宝，而唐遂终以自毙矣。发泄之途不同，而有所蕴者，终必一肆其毒而后已，不亦重可惧乎？然灭周者果褒姒邪？抑别有其人也。

第二节 武后得政代唐

武后，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县。父士彟。大业末，为鹰扬府队正。唐兵起，从平京城。贞观中，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荆州见第二章第三节。后年十四，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太宗崩，为尼，居感业寺。高宗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皇后王氏、良娣萧氏与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帝皆不纳。《旧书·后纪》。《纪》又云：进号宸妃。《通鉴》云：唐因隋制，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皆视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仪为之。韩瑗、来济谏，以为故事无之，乃止。《考异》曰：《唐历》云：瑗、济谏帝不从。按立武后诏书犹云昭仪武氏，则未尝为宸纪也。今从《会要》。《新书·后传》云：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他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纳后宫，以挠妃宠。武后之入宫，未知其在何年。《旧书·高宗本纪》：永徽三年（652年）七月，立陈王忠为皇太子。《忠传》曰：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右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案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崩年五十有六，则其即位之三年，年仅二十有五，中宫无子，理宜待之，而亟亟于立庶者？武后长子弘生于是年，《旧书·忠传》云：王皇后被废，武昭仪所生皇子弘年三岁，案弘薨于上元二年（675年），年二十四，新旧书同，则永徽六年（655年），年当四岁。盖古人计年，有如今人以虚年计者，亦有如西俗，周岁然后增年者。《弘传》所云，以虚年计，《忠传》所云，以足岁计也。然则弘实生于永徽三年。盖虑其以有子而夺嫡？则是时王后之位，已颇危矣。然建储之谋，卒不能戢易后之议。六年六月，昭仪诬后与其母柳氏共为厌胜。敕禁柳氏入宫。奭亦贬谪。时中书舍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诏未下，义府阴知之。问计于同僚王德俭。德俭教以建策立昭仪。义府于是复留，且超拜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德俭者，许敬宗之甥。敬宗时为卫尉卿。敬宗为后党，而义府问计于其甥，知后与朝臣久有交关矣。易后之说既起，高宗召无忌、遂良、志宁及李 问焉。称疾不入。志宁无言，以持两端。惟遂良争之甚力。韩瑗及中书侍郎来济亦力谏。他日，入，帝问之。曰：“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许敬宗亦宣言于朝曰：“田舍子剩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况天子邪？”乃贬遂良为潭州都督。今湖南长沙县。下诏云：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

毒，废为庶人。后母、兄及淑妃兄弟皆流岭南，而立昭仪为后。时十一月也。后与淑妃，皆为武后所杀。《旧书·后妃传》云：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又云：初囚，高宗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开一窍通食器出入。高宗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对曰：“妾等得罪，废弃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今至尊思及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为回心院，妾等再生之年。”高宗曰：“朕即有处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中，曰：“令此二妪骨醉。”数日而卒。二说自相违异，盖古人着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并存其说，以待后人之抉择，原不谓其必可信也。武后语不足信者极多，举此一事，以例其余，不再一一致辩。萧淑妃亦作萧良娣者，《通鉴考异》曰：“新旧《唐书》或作萧淑妃，或作萧良娣。《实录》皆作良娣。废皇后诏亦曰良娣萧氏。当时后宫位号，无良娣名，惟汉世太子宫有良娣，疑高宗在东宫时，萧为良娣，及即位拜淑妃也。”案废后诏亦曰良娣者，或史所传诏书未必皆元文，唐人史笔尚不甚谨严也。然则以立后诏称昭仪，而谓武后未尝为宸妃，亦难遽断矣。明年，为显庆元年（656年），正月，废太子，立后子代王弘。二年三月，遂良改桂州都督。见第二章第二节。八月，许敬宗、李义府奏韩瑗、来济与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以授遂良，欲以为外援。乃贬瑗为振州，今广东崖县。济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县。遂良为爱州刺史。见第二章第七节。柳奭亦自荣州再贬象州。新旧《书》皆作爱州。《通鉴考异》云误，从《实录》作象州。荣州，今四川荣县。四年（659年），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敕侍中许敬宗、辛茂将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奏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于是削无忌太尉，以为扬州都督，今江苏江都县。于黔州安置。见第二章第七节。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时遂良已卒，追削官爵。奭与瑗并除名。于志宁亦以党附无忌免官。遣使发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诸子皆流岭表。遂良二子流爱州，于道杀之。无忌族弟俭，尚太宗女新城公主，其女兄，韩瑗妻也，俭坐流巂州。见第三章第一节。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俭甥赵持满，善骑射，喜任侠，时为凉州长史，见第三章第二节。敬宗亦诬其与无忌谋反，杀之。命御史往高州见第二章第二节。追无忌族弟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并枷锁诣京师。旋又命许敬宗等覆按无忌事。敬宗遣人诣黔州逼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奭死于象州。瑗已死，发验而还。长孙恩流檀州。今河北密云县。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表为奴婢。明年，徙来济庭州。见第三章第六节。龙朔二年（662年），西突厥入寇，济赴敌死焉。此事为唐初一大狱。懿戚、旧臣，相继就戮，非极暴虐无忌惮者，不敢出此。高宗听武后为之而不能止，可见其昏庸异于寻常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非必正人，然太宗之政，究有典型，使任此等旧人，必不能遽大坏，永徽之治，史称其有贞观遗风，由此也。至险诐徼幸者竟进，而朝局不可问矣。当时乱政最甚者为李义府。后立之岁，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显庆三年（658年），复为中书令。性既贪冒，母、妻、诸子、女婿，又皆卖官鬻狱，其门如市。虽不久而败，而四年八月，复同三品。至龙朔三年（663年），乃以典选卖官流巂州。武后时贪夫竞进，淫刑以逞，实皆自太帝时已然矣。

高宗八子：长废太子忠。次原王孝，早薨。麟德元年（664年）。次泽王上金。次许王素节。素节母，萧淑妃也。次弘，次贤，次哲，即中宗。初名显，封周王。仪凤二年（677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武后圣历元年（698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依旧名显。次旦，即睿宗。初名旭轮，封殷王。乾封元年（666年），徙封豫王。总章二年（669年），徒封冀王。去旭字。上元二年（675年），徙封相王。仪凤三年（678年），改名旦。徙封豫王，降为皇嗣，依旧名轮。中宗为太子，封为相王，又改名旦。皆武后所生。忠之废，封为梁王，为梁州都督。今陕

西南郑县。后徙房州。今湖北房县。显庆五年（660年），废为庶人。徙黔州，囚于承乾故宅。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后详决。《旧书·后纪》。后因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新书·上官仪传》。麟德元年（664年），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为蛊祝。宦人王伏胜发之。上密召西台侍郎上官仪谋废后。左右驰告后。后诣帝上诉。帝羞缩，待之如初。《新书·后传》。仪先为陈王谘议，与伏胜俱事忠，于是许敬宗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仪、伏胜皆被杀。忠亦赐死。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帝称天皇，后称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后垂帘于御坐后，政事大小，皆与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旧书·高宗纪》上元二年（675年）。又《李义琰传》，义琰亦谏止帝。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寮新诫》《乐书》等。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后自立后即与政事，至是二十年矣。是岁，太子弘卒。新旧《书·弘传》皆云：弘以萧淑妃女义阳、宣城二公主幽掖庭，年逾三十，请即出降，忤后意。惟《旧书》不云弘被害，《新书》则云遇鸩，《本纪》又径书天后杀皇太子。《通鉴考异》云：《实录》亦不言弘遇害，《唐历》则云请嫁二公主，不以寿终，而李泌对肃宗，亦有天后图临朝鸩杀弘之语。案请降二公主，何至一怒而欲杀？武后是时欲图临朝，岂复弘所能沮？则谓后杀弘殆不足信也。弘既死，乃立贤为太子。永隆元年（680），又废之。新旧《书》皆云：有明崇俨者，以左道事后，言英王类太宗而相王贵，贤闻恶之。宫人或传贤为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贤闻之，益自疑。调露中，天子在东都，崇俨为盗所杀，后疑贤谋，遣人发其阴事。诏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杂治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乃焚甲于天津桥，而废贤为庶人。开耀元年（681年），徙巴州。今四川巴中县。及武后废中宗，命丘神 往巴州检校贤宅，神 逼令自杀。太宗子曹王明，先坐与贤通谋，降封零陵王，徙于黔州，都督谢佑胁令自杀。贤好声色，与户奴狎昵，事见《旧书·韦思谦传》，则其人确有失德，然罪不至废。至于焚甲天津桥，则所以示与人耳。贤在是时，岂能为武后之害？武后虽残，亦未闻自杀其子，然则谓贤为韩国所生，其事或不诬也。贤既死，乃立哲为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哲立，是为中宗。

中宗之立，太后临朝称制。明年，中宗嗣圣。武后废立，改元文明。九月，又改为光宅。二月，废帝为庐陵王，而立豫王旦。后仍临朝。九月，李 孙敬业及其弟敬猷、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起兵扬州。敬业为眉州刺史，坐事贬柳州司马。敬猷为盩厔令，免官。之奇为给事中，贬括苍令。宾王为长安主簿，贬临海丞。求仁为詹事司直，贬黟令。又魏思温，尝为御史被黜，是时为盩厔尉。皆不得志之徒也。眉州，今四川眉山县。柳州，今广西马平县。盩厔，今陕西盩厔县。括苍，今浙江丽水县。临海郡，即台州。黟，今安徽黟县。太后遣淮安王神通孙孝逸讨之。神通，见第二章第六节。敬业党魏思温劝其直指东都，而薛璋欲先取常、润。常州，今江苏武进县。润州，今江苏镇江县。敬业从璋计，渡江取润州。还兵拒孝逸于高邮。见第二章第七节。败，走润州。欲入海，为其下所杀。《旧书·裴炎传》曰：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与乳母五品。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邪？”炎惧，乃与则天定策废立。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辞。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崔察闻而奏炎有异图，炎遂见杀。凤阁侍郎胡元范明炎不反，流死琼州。今广东琼山县。纳言刘齐贤、吏部侍郎郭待举皆坐救炎贬。程务挺时为安抚大使，督兵以御突厥。炎下狱，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构其与裴炎、徐敬业皆潜相应接，武后遣就军斩之。夏州都督王方翼，夏州见第二章第二节。王后从祖兄也，有边功，与务挺亲善，征下狱，流死崖州。在今琼山县境。《新书·炎传》曰：豫王虽为帝，未尝省天下事。炎谋乘太后出游龙门，即伊阙。在洛阳南。以兵执之，还政天子。会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刘仁轨传》曰：裴炎下狱，仁轨方留守京师。郎将姜嗣宗以使来，因语炎事，且曰：“炎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知邪？”曰：“知。”及还，表嗣宗知炎反状不告。太后怒，拉杀之。观此二事，炎似确有意于兵谏。然亦不过欲返政睿宗而已，未尝欲复中宗也。《旧书·刘袆之传》：袆之尝窃语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其意正与炎同。是则废立之举，当时舆论，并不以为不然，可见中宗之不克负荷。《炎传》论云：惟虑中宗之过失，不见太后之苞藏。自是当时实况，然则敬业等之举动，谓其非叛焉不可也。至救炎者之骈死，则自出于猜忌。李孝逸虽有功，既为唐之宗室，自亦不能免矣。垂拱二年二月，左迁施州刺史。今湖北恩施县。三年十一月，《新书·本纪》，事在天授二年（691年），《通鉴》从《旧传》及《实录》在此月。复被构流儋州，死。今广东儋县。

武后之废中宗，非遂有意于革命也，然其为人也，贪于权势而不知止，而导谀贡媚之徒，复不惜为矫诬以逢迎之，则推波助澜，不知所止矣。垂拱二年正月，太后下诏复政，睿宗知其非情，固让，后仍临朝称制。四年二月，毁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四月，兄子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雍州，后改为京兆府，今陕西长安县。表称获之洛水。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五月，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七月，大赦天下，改宝图曰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庙，就水侧置永昌县。变革之机肇矣。时高祖之子在者，尚有韩王元嘉、第十一。霍王元轨、第十四。舒王元召、第十八。鲁王灵夔；第十九。太宗之子在者，有越王贞、第八。纪王慎。第十。后之称制，贞与元嘉、元轨、灵夔，及元嘉子黄国公撰，元轨子江都王绪，灵夔子范阳王蔼，及贞长子琅邪王冲等，密有匡复之志。后以明堂成，将行大享之礼，追皇宗赴集。元嘉等递相语曰：“大享之际，神皇必遣人告诸王密，因大行诛戮，皇家子弟，无遗种矣。”于是撰诈为皇帝玺书与冲曰：“朕被幽系，王等宜各救拔我也。”冲又伪为玺书，云神皇欲移国祚。冲时为博州刺史，今山东聊城县。遂起兵。贞亦自蔡州应之。今河南汝南县。太后遣丘神 讨冲，麹崇裕、岑长倩讨贞。冲攻武水，县，在今聊城西南。不克，还走州，为守门者所杀。神 未至，乱已平矣。贞子规，逆官军而败，与贞俱自杀。于是收韩、鲁二王及黄公诛之。霍王废徙黔州，行至陈仓县，后改名宝鸡，今陕西宝鸡县。而死。江都王戮于市。范阳王知越王必败，发其谋，得不诛，后亦为酷吏所杀。冲弟常山公倩，坐与父兄连谋诛。温，以前告流岭南，寻卒。东莞公融，高祖子虢王凤之子也，为申州刺史。今河南信阳县。得越王书，仓卒不能应，为僚吏所逼，奏之，得擢授，寻为支党所引，仍被诛。寿州刺史赵瑰，寿州见第二章第三节。妻高祖女常乐长公主也。越王将起兵，作书告之，瑰许率兵相应；公主对使者，复有激厉诸王之语；皆伏诛。济州刺史薛，济州，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太宗女城阳长公主子也，及弟绪、绍，皆与琅邪王通谋，、绪皆诛，绍以尚武后女太平公主，死于狱。于是海内更无与后抗者，变革之机益亟。是岁十二月，神皇拜洛受图。《天授圣图》。明堂成。明年正月，亲享。大赦天下，改元曰永昌。十一月，依周制改为建子，以是月为正月。改元延载。至久视元年（700年），乃复夏正。自以曌字为名。读如照。改诏书曰制书，避嫌名也。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九月九日；遂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武氏自托于周，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故其自王，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而谥所谓平王少子者曰睿祖康皇帝。改元天授。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

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开旷古未有之局，论者多以为奇，其实无足异也。专制之世，政权谁属，人民本不过问；天泽之分既严，称兵废置，往往有反叛之嫌，苟非握大权，拥强兵，自度全国莫能与抗者，亦多不敢为是；此历代篡夺之主，所以获安其位也。母后临朝，有帝王之实者，本自不乏，特未尝居其名耳。武后在高宗时，盗窃政柄，已余二十年，其形势又非他临朝摄政者比，实既至矣，易其名何难？特视其欲不欲耳。武后为纵恣而无忌惮之人，有以旷古未有之局歆之者，自将试为之，而革命之局成矣。若谓皇帝之名，本无足歆，居之，徒足招人讥议，且授人以攻击之柄而自蹈危机，何必为是？则试问至二十世纪，皇帝之名，更何足歆？袁世凯何以犹冒不韪而为之，以致身败名裂乎？从来居权势之地者，多无学识，亦罕能深思远虑，不能以读史者之见衡之，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第三节 武后政治

武后何如主？曰：暴主也。然亦暴主之一耳，谓其暴有特甚于他暴主之处，亦不其然。

后诒毒最甚者，为其淫刑以逞。杀人既多，即亲族亦不得免，后自杀其子，已见上节。残害武氏亲属，见第五节。又中宗妃赵氏，睿宗纪刘氏、窦氏，亦皆为后所杀，见《新书·后妃传》。论者因谓其残酷有过寻常。考后之任刑，实自废中宗时始，《通鉴》：中宗废后，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乡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坐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至徐敬业叛而益甚。乃置匦朝堂，以受密奏。事在垂拱二年三月。有告密者，皆给公乘，州县护送至阙下，廪之宾馆，称旨者则授之爵赏以诱之。《旧书·酷吏

传》文。酷吏遂乘时而起。后时酷吏，见于《旧书》列传者十一人，曰来俊臣，曰周兴，曰傅游艺，曰丘神，曰索元礼，曰侯思止，曰万国俊，曰来子珣，曰王弘义，曰郭霸，曰吉顼。此特其事之有传于后者耳，非谓其为最酷者也。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尝列举当时酷吏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惩处，凡二十七人。玄宗开元十三年三月，御史大夫程行谌，又就此二十七人，加以区别，其中二十三人罪较重，子孙不许与官，四人罪较轻，但不许近仕而已。见《本纪》及《酷吏传》。丘神 即在较轻之四人中也。此二十七人，盖当时为虐最甚者，其余尚难悉数。如《刑法志》及《来俊臣传》，尚有康、卫遂忠、彭先觉是也。又《旧书·崔元综传》，言其每受制鞫狱，必披毛求疵，陷于重辟；《外戚传》言武懿宗自天授已来，常受中旨推鞫制狱，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亦皆是。其时平恕之吏，首推徐有功，次则杜景佺、裴守真、李日知、严善思等。然区区补救，不能戢其凶焰也。景俭，《新书》作景俭，今从《旧书》。《通鉴》云：《实录》同。后乃置诏狱，《旧书·刑法志》云：周兴、来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狱，乃于都城丽景门内别置推事使院，时人谓之新开狱。《新书·酷吏传》作新开门。又云：武后欲因大狱去异己者，索元礼揣旨，即上书言急变召对，擢游击将军，为推使。即洛州牧院为制狱。洛州，见第三章第三节，后改为河南府。令单车专断于外。《通鉴》：天授二年（691年），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上疏曰：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又长寿元年（692年），万年主薄徐坚上疏曰：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实，即行斩决。万年见第三章第一节。诸酷吏则招集无赖，共为罗织；又使诸囚互相牵引，而多作非刑以求之。详见新旧《书·酷吏传》。非徒酷吏然也，即武后亦自用之。如郝处俊孙象贤，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诛，临刑言多不顺，后大怒，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处俊亦坐斫棺毁枢。又如阎知微，为突厥所立，此实出迫胁，事见下节，而朝廷以为卖国，夷其族。知微不知，逃还。后以业已然，乃曰：“恶臣疾子，赐百官甘心焉。”于是骨断脔分，非要职者不能得。此尚有人理邪？虽后所亲任者，亦时遘其祸。如魏元忠，尝为后监李孝逸军讨徐敬业，然寻为周兴所陷，免死配流贵州。后起用，复为来俊臣、侯思止所陷，流岭表。召还。复为张易之、昌宗所陷，下诏狱。又如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皆高宗时以修撰为名，在禁中助后参决政事者。后时，神客、楚宾前卒。万顷、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李昭德最为后所信，亦为来俊臣诬以谋逆。俊臣虽败，昭德仍与同日诛。贵州，今广西贵县。非藉告变不得免焉。狄仁杰为武后相，长寿元年（692年），来俊臣诬以谋反，仁杰承反。俊臣小宽之。仁杰乃书冤苦置绵衣中，请付家人去其绵。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凤阁侍郎乐思晦，先一年被族诛，男年八九岁，宜隶司农，亦上变得召见。言俊臣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后意少解。乃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曰：“不承，已死于枷棓矣。”曰：“何为作谢表？”曰：“无之。”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也。仁杰乃得免。详见《旧书·酷吏传》。此其残酷，诚罕伦比。然后所杀戮最甚者，为唐之宗戚，韩、鲁诸王诛后，高祖之子存者，仍有舒王元名。太宗子存者有纪王慎，高宗子存者有泽王上金、许王素节。诸王之叛也，慎独不与谋，亦系狱，临刑放免，流于巴州，行及蒲州而卒。时永昌元年七月也。明年七月，元名为丘神 所陷，迁于和州、杀其子豫章王亶。时上金为随州刺史，素节为舒州刺史，武承嗣使周兴诬告其谋反，追赴都。素节至都城南，被杀。上金闻之，亦自缢。子七人，六人流死。素节子死者九人，四人以幼长禁雷州。诸王子孙，亦多诛死，幼者咸配流岭外。又诛其亲党数百家。其幸存者，如章怀太子贤幼子守礼，与睿宗诸子同处宫中，至圣历元年（698年），睿宗封相王，许出外邸，始与其诸子居于外。中宗遗诏封守礼为邠王。玄宗时，积阴累日，守礼白诸王曰欲晴，果晴。愆阳涉旬，守礼曰即雨，果连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术。守礼曰：“臣无术也。则天时幽闭宫中

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沈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因涕泗沾襟。玄宗亦悯然。唐宗室之遭酷虐，可云甚矣。然自来有天下者，谁不欲自除其逼？此岂武后一人为然？《旧书·韩休传》：休伯父大敏，仕武后为凤阁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为部人诬告，云有逆谋，诏大敏就州推究。或谓曰：“行褒诸李近属，太后意欲除之。”大敏竟奏雪之。则天俄命御史重复，遂构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与知反不告得罪，赐死于家。似武后之于诸李，无所纵舍矣。然如濮王泰子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则终后世无恙。又如太祖玄孙思训，后时为江都令，以后多杀宗室，弃官去，亦不闻后之追戮也。公主见害者亦多，然太宗女千金公主，以巧媚善进奉，抗疏请以则天为母，反承恩宠。改邑号，为延安大长公主，加实封，赐姓武氏，以其子娶武承嗣女。则后之所除，亦其逼己者而已，此岂后之所独哉？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和州，今安徽和县。随州，今湖北随县。舒州，今安徽潜江县。雷州，今广东海康县。江都，扬州所治。岐王隆范，玄宗弟，见第七节。次则大臣，因及一时豪杰，《新书·徐有功传》曰：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谋己，于是周兴、来俊臣、丘神、王弘义等，揣识后指，置总监、牧院诸狱，捕将相，俾相钩连，又污引天下豪杰，驰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论。此后兴大狱之本旨也。《旧书·酷吏传》曰：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袭，以至于族，与其家无复音息，每入朝，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其意之所在可见。狄仁杰、魏元忠等，受后信任，不为不厚，仍不免时遭诬陷者以此。且如魏玄同，年已七十有三，尚何能为？亦何所求？而为周兴所诬，竟至赐死，则以兴谓其言太后老当复皇嗣，正触后之所忌也。裴寂，开国时功臣也，而其孙承先；魏征，太宗时名臣也，而其子叔鳞；刘仁轨，高宗时名将也，且尽心于武后，而其子浚；皆为酷吏所陷。泉男生子献诚，受父命以一国降，黑齿常之以蕃将有功，杀之何以慰绝域、劝来者？而皆不得免，后之所忌，亦可见矣。其事皆在变革之前。《旧书·酷吏传》言：载初元年十月，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诏狱稍息，时正初变革时也。其后杀戮最甚者：一为长寿二年（693年）之杀六道流人，一为神功元年（697年）綦连耀之狱，亦皆防其欲图己而已。后既革命，改元天授。其明年，丘神、周兴皆败。索元礼之死，通鉴亦系是年。又明年，为长寿元年（692年），来子珣配流。二年（693年），有上封事言岭表流人有阴谋逆者，后遣司刑平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矫制赐自尽。并号哭称冤，国俊拥就水曲，杀三百余人。然后锻炼，曲成反状。更诬奏云：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后乃更遣五使，分往诸道，各杀数百人，远年杂犯，亦枉受祸。然国俊等亦相继窜死。明年，为延载元年（694年），王弘义死。来俊臣亦贬。阅三年，为神功元年（697年），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有反谋，来俊臣时为合宫尉，明堂尉吉项告之，俊臣上变。太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令其广引朝士，凡破三十六家，坐流窜者千余人。俊臣因此复用，项亦以进。然俊臣不久即败，久视元年（700年），项亦流岭表。洛州见第二章第三节。明堂县，高宗分万年县置。合宫县，武后以东都河南县改。此固历代开创之主所同。后之杀唐宗室，亦岂甚于隋文帝之杀宇文氏哉？故曰：后特暴主之一，谓其暴有特甚于他暴主之处，实不然也。然刑之不祥，终不免滥及平民，如越王贞之败，缘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赖狄仁杰出为豫州，密表申理，乃得配流丰州。丘神 兵未至，琅邪已败，神 至州，官吏素服来迎，神 尽杀之，破千余家。契丹乱后，武懿宗安抚河北，胁从来归者，以为同反，尽杀之。甚至王弘义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告其谋反，杀二百余人。此岂能为患者邪？丰州，今五原县。豪猾或转漏网，裴炎从子伷先，炎死，坐流岭南，上变求面陈得失。后召见。言宜还太子东宫，罢诸武权。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长流瀼州。岁余逃归，为吏迹捕，流北廷。无复名检，专居贿，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养客数百人。自北廷属京师多其客。诇候朝廷事，闻知十常七八。时补阙

李秦授为后谋曰：“谶言代武者刘，刘无强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数万族，使其协乱，社稷忧也。”后谓然，夜拜秦授考功员外，分走使者，赐墨诏慰安流人，实命杀之，伷先前知，以橐驰载金币宾客奔突厥。行未远，都护遣兵追之，与格斗，为所执，械系狱，以状闻。会武后度流人已诛，更遣使者安抚十道，流人存者，一切纵还，伷先得不死。如伷先者，正后所惧，欲连污一网尽之者也，而卒不能杀。当时如伷先者，岂止一二人哉？亦幸而天下之势，未至土崩瓦解耳，不则敌可尽乎？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北庭见第三章第六节。甚且身所信任者，即怀异志焉。《新书·来俊臣传》云：俊臣知群臣不敢异己，乃有异图，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谋反，因得逞志。其党卫遂忠发其谋。初俊臣屡掎摭诸武、太平公主、张昌宗等过咎，后不发。至是，诸武怨，共证其罪，有诏斩于西市。谓俊臣欲干大位，似近于诬，然自来酷吏，为人多近狂易，亦难保其必无此事也。则又百世之鉴矣。

纵侈为后之大恶，亦非自后始也。唐起代北，又世贵戚，其宫廷本无轨范，已见第三章第一节。自太宗即有意于封禅，至高宗卒行之。事在乾封元年（666年）。又欲立明堂，以岁饥未果。总章二年（669年）。据《旧书·礼仪志》，封禅之举，天后实密赞之。祭地祇及梁父，皆以后为亚献。后又屡劝帝封中岳。高宗尝三下诏欲封中岳。一在仪凤元年（676年），以吐蕃犯塞停。一在调露元年（679年），以突厥温傅、奉职二部叛停。一在其崩年。初诏以十一月有事，以不豫改来年正月。十一月疾甚，乃诏罢之。十二月，遂崩矣。自其入宫，逮于专政，所习见者如是，一朝得志，安得不肆然行之？后之得宝图也，既命洛水为永昌，亦改嵩山为神岳。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遂封焉。明堂之作，以僧怀义为使，后之外嬖也。凡役数万人。号曰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象。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吹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而御医沈南疁得幸，怀义心愠，密烧之。延及明堂皆尽。事在证圣元年（695年）。重营之。仍以怀义为使。万岁登封元年（695年）成。其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又铸铜为九州岛鼎，置于明堂庭前。神功元年（697年）成。神都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八州各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时又欲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功竟不成。武三思劝率诸蕃酋长，奏请征敛东都铜、铁，造天枢于端门外，端门，皇城正南门。立颂以纪功业。延载元年（694年）。以姚

为督作使。无虑用铜、铁五万斤，至敛天下农器以铸。其高四百有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铁象山为趾，员周四百七十尺。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其变革实藉沙门之造《大云经》，故命诸州各置大云寺，凡度僧千人。其明年，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久视元年（700年），欲造大象，使天下僧、尼人日出一钱以助之，以狄仁杰谏而止。长安末，复将建之白司马坂，在北邙山上。李峤谏，不纳。张廷珪又以为言，乃罢。后迄居东都，后惟长安元年十月至京师，三年十月还洛，居西京者两年，其余迄在东都。后死，至神龙二年（706年），中宗乃还长安。春秋高，厌居宫中。武三思欲因此市权，乃诱胁群不肖，建三阳宫于嵩山，事在久视元年，见《旧纪》。兴泰宫于寿安县之万安山。事在大足四年，亦见《旧纪》。寿安，今河南宜阳县。请后岁临幸，己与二张易之、昌宗，见下。扈侍驰骋，窃威福自私焉。工役巨万万，百姓愁叹。《新书·外戚传》。后之纵侈，视前世可谓加厉矣，然溯其原，则皆自高祖以来开之也。

史颇称后能用人，误也。陆贽之告德宗也，曰：“往者则天太后，践阼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世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乃激厉德宗，极言求才贵广，考课贵精耳。其实武后所用，皆昧死要利，知进而不知退之徒，如狄仁杰、魏元忠即是。次焉者益之以忿戾，如李昭德即是。下焉者谀媚容悦，以全其躯，如姚、娄师德、苏味道、杨再思之徒皆是。等皆武后相。为夏官侍郎，坐从父弟敬节同徐敬业之乱，贬桂州都督府长史。访诸山川、草树，名号有武字者，皆以为上应国姓，列奏其事。则天大悦。召拜天官侍郎。天枢之作，为督作使，已见前。明堂灾，则天欲责躬避正殿，止之。重造明堂，又充使督作。娄师德，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灭之乃已。”师德曰：“未也。灭之是逢其怒，正使自干耳。”苏味道尝谓人曰：“处事不欲明。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诒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号为苏模棱。杨再思，恭慎畏葸，未尝忤物。或谓曰：“公名高位重，何必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身？”当时苟免之徒，皆此类也。桂州、代州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最下者，则如和逢尧之负鼎，阎朝隐之为牺，不复知有人间羞耻事矣。《新书·逢尧传》：武后时，负鼎诣阙下，上书自言，愿助天子和饪百度。有司让曰：“昔桀不道，伊尹负鼎于汤，今天子圣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调？”逢尧不能答，流庄州。又《文艺传》：阎朝隐，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牲，请代后疾。还奏，会后亦愈，大见褒赐。此安足以云得才？后喜谀媚，鲠直者多遭害。如载初中，新丰因风雪山移，乃改县名为庆山，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诣阙上书，言“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则天大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即其一事也。见《旧书·忠义传》。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其擢授之滥，后世斜封墨敕之原实开焉。《通鉴》：后革命后，命史务滋等十人巡抚诸道。长寿元年一月，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进退之速，正所谓加膝坠渊，适见其赏罚之无章，又

安足语于课责也？乃《新书·后传》，亦从而称之。其文曰：“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此则唐世士务进取，变世之后，忘其戮辱之酷，而羡其升进之易，乃相率为是言耳。

武后非徒不能用人也，又多嬖幸。其始有僧怀义。怀义，鄠人，本姓冯，名小宝，因千金公主以进。后欲使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名怀义。又使与薛绍合族，命绍以季父事之。怀义之造明堂，其厉民已如上述。又多畜恶少年，纵横犯法，至于殴辱御史。后以宠移，言多不顺，后乃选宫人有力者，执而杀之。其寺僧徒，皆流远恶处。戈矛伏于衽席之间，亦危矣。其后则有张易之、昌宗兄弟。为置控鹤府，以易之为监。圣历二年（699年）。后又改为奉宸府，用为令。久视元年（700年）。多引词人，以为供奉。又令选美少年。右补阙朱敬则谏曰：“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以如此亵渎之辞，形诸奏牍，实为古今所罕闻。后顾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采百段。《旧书·张易之昌宗传》，附《张行成传》后。此似能受直言，然此说可信与否，尚未可知，见第十六章第一节。且后仍加昌宗司仆卿，易之麟台令，俄又改昌宗为吏部侍郎，政事多委之，而祸机不可逭矣。

第四节 高宗、武后时外患

唐室之兵威，至高宗时而极盛，亦至高宗时而就衰。盖其时之兵力，本不足恃，灭突厥，平高丽，皆因人之衅，故一与新兴之强敌吐蕃遇，遂致败绩失据矣。

吐蕃弃宗弄赞，以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卒。子早死，孙立。国事皆委禄东赞。即为弄赞来迎文成者也。性强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有子五人：长曰赞悉若，早死；次钦陵；次赞婆；次悉多干；次勃论。东赞死后，钦陵兄弟复专其国，《旧书·吐蕃传》。《传》又云：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案东赞之死，在龙朔三年（663年）破吐谷浑后不久，不能确知其年月。而患遂中于边疆矣。

龙朔三年，吐蕃攻吐谷浑，破之黄河上。吐谷浑主诺曷钵与弘化公主走凉州。命苏定方为安集大使以安集之。《旧书·吐谷浑传》叙此事于大非川败后，误。定方之殁，在乾封元年（666年）。乾封二年（667年），破生羌十二州，悉罢之。《通鉴》。咸亨元年（670年），与于阗陷龟兹拨换城，安西四镇并废。新旧《书·本纪》。案于阗当后藏出新疆孔道，《新书·本纪》，于麟德二年（665年），记吐蕃与疏勒、弓月攻于阗，盖至是为所胁服，与之共攻龟兹也。《旧书·龟兹传》云：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新书》略同。《旧书·本纪》，于是年十月，书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似四镇所在，迄未尝变。然新旧《书·龟兹传》，皆有焉耆已西四镇之语，又似焉耆实在四镇之中。而《通鉴》于是年，且明书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是自太宗平龟兹，至于咸亨，确曾改碎叶为焉耆也，此固可云史佚其事，然自咸亨至长寿，四镇迄在废罢之中，又何由改焉耆为碎叶乎？今案新旧《书·地理志》，举四镇都督府之名，皆曰龟兹、毗沙、疏勒、焉耆。毗沙即于阗，见下。《新书》于焉耆都督府下注曰：有碎叶城。盖四镇所属，城堡非一，镇之所理，时有迁移，但仍在所统之内，则亦得以旧名该之。此镇盖初理碎叶，咸亨前移于焉耆，至长寿复设，则又在碎叶也。《新书·焉耆传》：开元七年（719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则又自碎叶移于焉耆矣。弓月，城名，在轮台县西约六百里，当自庭州通碎叶之道，见《新书·地理志》庭州下。此城在当时颇强。龙朔二年（662年），安西都护高贤尝伐之。至咸亨四年（673年），与疏勒俱降。其明年，为上元元年（674年），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亦来朝。明年，以其地为毗沙都督府。《旧纪》云：以其击吐蕃有功也。是岁，龟兹王白素稽亦献银颇罗。盖吐蕃之侵西域，至是又一挫。时吐蕃犹与吐谷浑相表奏论曲直。高宗欲徙吐谷浑于凉州，又欲先击吐蕃，议不决。及是，乃以薛仁贵为大总管，纳诺曷钵于故庭。与钦陵战大非川，今布喀河。败绩。吐谷浑地遂尽入吐蕃矣。《新书》本传云：王师败于大非川，举吐谷浑地皆陷。诺曷钵与亲近数千帐才免。三年（672年），乃徙治亹水南。诺曷钵以吐蕃势盛不抗，而鄯州地狭，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宣超死，子曦皓立。曦皓死，子兆立。吐蕃复取安乐州，残部徙朔方、河东。语缪为退浑。贞元十四年，以慕容复为长乐都督国王，袭可汗号。复死，停袭。吐谷浑自晋永嘉时有国，至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绝矣。《地理志》：威州，本安乐州。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徙鄯州，不安其居，又徙灵州境。咸亨三年，以灵州故鸣沙县地置州以居之，至德后没吐蕃。大中三年（849年）收复，更名。则兆在至德后也。此为吐谷浑王室结局。至其部落：则本传载圣历时，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议徙于秦、陇、丰、灵间，凉州都督郭元振不可，乃止。元振谓降虏皆突矢刃，弃吐蕃而来云。此部落不知其本在何处，度必在青海北境，近凉、甘、肃、瓜、沙等州

者也，其在青海东南境近鄯州者：元振谓前日王孝杰自河源军徙耽尔乙句贵置灵州。《旧书·王忠嗣传》：天宝时，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王思礼传》：天宝十三年（754年），吐谷浑苏毗玉款塞，诏哥舒翰至磨环川应接之。《新书·王难得传》：天宝时，从哥舒翰击吐蕃，至积石，虏吐谷浑王子悉弄川及悉类藏而还。《地理志》：鄯州有河源军，西南约二百里为振武军，自振武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磨环川，即后来置神策军处，在今甘肃临潭县西。积石山，即置积石军处，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此等皆距吐浑界尚远，盖自大非川败后，青海已西之地，举不可问，吐浑部落之留者，悉为之臣属矣。亹水，今大通河。鸣沙，在今中卫县境。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在安西东。沙州，今敦煌、秦州。振武军，故石堡城，后更曰天威军云。仪凤元（676年）、二年（677年），吐蕃复寇鄯、廓等州。廓州见第三章第四节。高选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久之，无功。时李敬玄为中书令，仁轨奏请，多为所抑，意不平，而知其非将帅才，乃奏以自代。三年（678年），敬玄与钦陵战于青海，败绩。蕃将黑齿常之百济降将。夜斫贼营，敬玄乃得脱。于是以常之充河源军副使。调露元年（679年），赞普死，子器弩悉弄立。年八岁。复委政于钦陵。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寇河源军，黑齿常之击却之。擢为大使。常之“严烽逻，开屯田，虏谋稍折。”初剑南兵募于茂州之西南筑安戎城，以压蕃境。俄生羌为蕃乡道，攻陷守之。因并西洱河诸蛮，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拓跋氏于此时内徙，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处者为所役属，吐蕃谓之弭药。羌亦有流移至西北者。河陇陷后蕃祸之深，实由羌、浑、党项为所驱率也。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松州见第三章第四节。巂州见第三章第一节。南至婆罗门，西陷四镇，北抵突厥。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旧书·吐蕃传》文。此婆罗门指印度。《通鉴》作南邻天竺，见永隆元年（680年）。武后秉政，永昌元年（689年），韦待价击之，败于寅识迦河。《旧书》本传：旋师弓月，顿于高昌。胡三省曰：据《旧书·传》，当在弓月西南。长寿元年（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复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复四镇之谋，起自唐璇，见《新书》本传。证圣元年（695年），寇临洮。即洮州，今甘肃临潭县西南。明年，王孝杰、娄师德与钦陵战于素罗汗山，胡三省曰：在洮州界。败绩。是岁九月，钦陵遣使请和。求罢四镇兵，分十姓地。诏通泉尉郭元振往察其宜。通泉县，在今四川射洪县东南。元振言绝之恐其为患甘、凉，可要以还吐浑诸部及青海为易，从之。盖吐蕃距河、湟、青海近，西域远，故唐于陇右，每战辄北，四镇则吐蕃不能以力取，乃谩为好辞以求之也。圣历二年（699年），器弩悉弄渐长，与大臣密图钦陵，乘其在外，阳言将猎，召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而发使召钦陵、赞婆等。钦陵举兵不受召。赞普自讨之。钦陵未战而溃，自杀。赞婆来降。长安三年（703年），吐蕃南境属国泥婆罗门等皆叛，赞普自讨之，卒于军。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缩赞，年七岁，蕃祸乃少纾。景龙二年（708年），郭元振论阙啜欲引吐蕃击娑葛事云：“往者吐蕃争论十姓四镇，今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赞普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所以屈志，且共汉和。”又云：“其国中诸蛮及婆罗门等国见今携背，忽请汉兵，助其诛讨，不知欲以何辞拒之？”则吐蕃是时，内忧外患颇烈，且历数岁未定也。

自车鼻平后，北鄙无事，殆三十年。调露元年（679年），单于管内突厥阿史德、奉职二部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明年，永隆元年（680年）。裴行俭平之。温傅部又迎颉利族子伏念于夏州，见第二章第二节。将渡河，立为可汗。明年，开耀元年（681年）。行俭又平之。事亦见《程务挺传》。颉利疏族骨咄禄，《旧书·本纪》作骨笃禄。鸠集亡散，入总材山为盗，《新书》云：又治黑沙城，当皆在单于管内。渐强盛，又自立为可汗。在单于府之阿史德元珍降之，与共寇边。事在永淳元（682年）、二年（683年），见《旧书·本纪》。天授中，此据《旧书》本传，《新书》作天授初。《通鉴》系延载元年（694年），盖因其入寇追溯之也。病卒。子幼，弟默啜立。延载元年，寇灵州。武后以薛怀义为大总管，领十八将军讨之。不遇，班师，而契丹之寇又作。

今热河之地，山深林密，又饶水草，本可孕育一强部。两晋之世，鲜卑宇文氏居之，东见厄于慕容，西见陵于拓跋；慕容氏败，高丽入侵，稍及辽西，宇文遗种，又为所厌；故卒以不振。隋文帝、炀帝屡勤兵于高丽，虽云丧败，然征战皆在辽东，辽西远于锋镝矣。至武后之世，奚、契丹之获休息，盖已历百年，故其势渐张。时窟哥之裔尽忠，仍为松漠都督。孙敖曹之裔万荣，其妻兄也。《新书》：窟哥有二孙：曰枯莫离，曰尽忠，万荣为敖曹孙。《旧书》以万荣为敖曹曾孙，枯莫离为窟哥曾孙，于尽忠，则但云窟哥之胤而已。营州都督赵文翙数侵侮其下，尽忠等皆怨望。万岁登封元年五月，遂杀文翙以叛。尽忠自号无上可汗，以万荣为将。纵兵四略，所向辄下。武后发二十八将击之。又以武三思为安抚大使。八月，诸将战西硖石黄獐谷，败绩。胡三省曰：平州有西硖石、东硖石二戍，黄獐谷在西硖石。平州，今河北卢龙县。九月，更以武攸宜为大总管。是月，尽忠死。默啜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婚，愿率部众讨契丹。太后使册为迁善可汗。《通鉴》。默啜袭其部，破之。虏尽忠、万荣妻子。万荣收散兵复振。十月，使别将骆务整、何阿小入冀州。今河北冀县。武后更诏王孝杰、苏宏晖以兵十七万讨之。明年二月，战东硖石，败绩，孝杰死之。万荣遂屠幽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四月，以武懿宗为大总管，娄师德副之，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懿宗至赵州，见第二章第六节。闻骆务整将至，退据相州。见第二章第一节。契丹遂屠赵州。万荣鼓而南，残瀛州属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默啜复袭其后。万荣军中闻之，忷惧。奚人叛。神兵道总管杨玄基乃击破之。获何阿小，降骆务整及别将李楷固。万荣走潞水东，为其奴所杀。久视元年（700年），武后使李楷固、骆务整讨其余党，平之，然奚、契丹遂臣突厥，营州不复可理，耶律氏之坐大，兆于此矣。方事之殷，营州境内诸“夷州”，多内迁河南，神龙时乃还治幽州，又为安、史造乱及乱平后河北诸镇负固不服之由。故李尽忠之乱，虽不久戡定，其关系实绝大也。《旧书·地理志》：尽忠之乱，鲜州迁青，崇州迁淄。青，此奚部落也。威州迁幽，昌州迁青，载初间自昌州析置之沃州迁幽，师州、带州迁青，玄州迁宋，此契丹部落也。慎州迁淄、青，载初二年 （690年）自慎州析置之黎州迁宋，夷宾州迁徐，此靺鞨部落也。又有顺州，本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瑞州，本威州，贞观十年，以乌特汗达干部落置，在营州境，咸亨中更名。二者皆突厥州。顺州此时未知所迁，瑞州亦迁于宋。此等自神龙至开元，皆还附幽州。盖营州在是时，已非中国之力所及矣。《志》叙东北蕃降胡羁縻州名凡十七。云：“禄山之乱，一切驱之寇扰中原，至德以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盖当时入处塞内者甚多，而松漠、饶乐，转成为宽间之境，此河朔所以难理，亦契丹所以坐大也。青州、淄州见第三章第五节。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徐州见第二章第六节。五柳戍见第三章第二节。

不仅此也，因契丹之动荡，靺鞨之内属者，亦不得安其居而走归故土，遂开满族兴起之端，民族动荡之波澜，亦可谓壮阔矣。《旧书·传》云：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灭，率家属徙居营州。李尽忠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李楷固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

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越喜靺鞨。此处当有夺文。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新书》则云：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大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案《新书》叙次，甚为错乱。其所谓保大白山东北阻奥娄河者，盖即其所谓挹娄，亦即《旧书》所谓桂娄故地之东牟山。太白山今长白山，当中韩界上。桂娄为高丽部名，《新书》作挹娄疑误。此自楷固败还后祚荣东徙所据之地。若仲象之东奔，则徒以违尽忠之难，其去营州，当不能甚远。胡三省据《新书·安禄山传》，谓天门岭在土护真河北三百里，其说自确。胡氏说见开元元年（713年），渤海建国事，《通鉴》至此乃追叙也。参看第五章第五节。《新书》之文，盖采自两书？一就祚荣所保之山言之，则曰东牟。一但举名山以表其方位，则曰太白山之东北。《新书》既不察其本为一地，又任意次比，一系诸尽忠未叛之前，一系诸尽忠虽叛，楷固尚未出师之日，使人读之，一若天门岭更在大白山之表者，则其诒误甚矣。若高丽亡后，靺鞨迁居营州东二千里，则其于尽忠之乱，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何缘因之东走？若一东走即至太白山之东北，武后亦何缘出师征之？虽高宗灭高丽时，兵力亦未能至此也。且营州东二千里，远在辽水之表，何缘东走反渡辽水乎？此等皆显而易见，而竟弗之思，作史如此，是为绝物矣。然因其文，乃知初叛者实为仲象而非祚荣。又仲象本姓乞乞，则大氏似系祚荣建国后所改。其所定国名，《旧书》作振，《新书》作震，震为东方之卦，渤海习知中国文义，或谓其必以此自号，而疑振字为误，观《新书》，知此封号实出武后，则亦未必作震者是，作振者非矣。可见史料虽用之不善，但能多存，即有益也。渤海为靺鞨开化之最早者，于金、清两朝之兴起，皆远有关系，其建国，实艮隅一大事也。

默啜既破契丹，武后又册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圣历元年（698年），默啜表请与则天为子，并言有女请和亲。初咸亨中，突厥部落来降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丰州见第二章第六节。胜、夏、朔、代四州皆见第二章第二节。至是，默啜又索之。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则天不许。默啜怒，言辞甚慢，拘我使人。纳言姚、鸾台侍郎杨再思建议许其和亲。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与之。默啜由此寖强。事亦见《旧书·良吏·田仁会传》。其年，则天令武延秀就纳其女为妃，遣阎知微送之。行至黑沙南庭，默啜收延秀等拘之。伪号知微为可汗，与之率众十余万，入寇河北。则天发兵三十万击之。又以兵十五万为后援。默啜陷定、赵二州而去。定州见第二章第四节。所过杀掠，不可胜纪。诸将皆观望不敢战。惟狄仁杰总兵十万追之，无所及。自此连岁寇边，唐恒以重臣为总管，屯兵以备之。至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见第三章第二节。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牛头朝那山，在今萨拉齐西北九十里。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乃获减镇兵数万人焉。

高宗虽因高丽、百济之衅翦灭之，然兵力不充，故得其地而不能守。刘仁轨定百济，即请用扶余隆，使绥定其余众。乃以隆为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麟德二年八月，隆到熊津，与新罗盟，刘仁愿监之。已而仁愿、仁轨还。隆畏新罗，亦归京师。咸亨元年（670年），高丽大长钳牟岑叛，立高藏外孙安舜。诏高侃、李谨行讨之。新罗纳高丽叛众，又略百济地守之，侃、谨行遂并与战。凡四年乃平。事见《旧书·本纪》。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上元元年（674年），削金法敏官爵，命刘仁轨讨之。其弟仁问，先在京师，以为新罗王，令归国。明年，新罗使入朝服罪，乃舍之。然新罗遂取百济地，抵高丽南境矣。仪凤元年（676年），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旧书·本纪》。《地理志》。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通鉴考异》云：《实录》：咸亨元年（670年），高侃出讨，始拔安东都护府，自平壤城移于辽东州。仪凤元年二月，甲戌，以高丽余众反叛，移安东都护于辽东府城。《会要》无咸亨元年移府事。盖咸亨元年言移府者，终言之也。仪凤元年言高丽反者、本其所以移也。窃疑咸亨之移，乃用兵时暂退，至此乃定移治之令。建安城，在辽东西三百里，汉平郭县地。兖州见第二章第六节。二年（677年），又以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王，《新书·泉男生传》：是年，亦受诏安抚辽东。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带方郡王，以安辑其余众，而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新城以统之。太宗置辽州所治。丽人先编侨内地者皆原遣。藏至安东，与靺鞨通，谋叛。事觉，召还，配邛州，见第三章第五节。分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贫弱者留居安东城旁。百济地为新罗所据，隆不敢还，寄治高丽而卒。武后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为相，疏言西戍四镇，东戍安东劳费，请以四镇委斛瑟罗，废安东，复高氏为君长。《传》云：事虽不行，识者是之。然其明年，圣历元年（698年）。改安东为都督府，新旧《书·地志》。委藏孙宝元统摄旧户，则实用仁杰之策也。事竟不行。高丽旧户，遂分投突厥、靺鞨。又明

年，授藏男德武安东都督。《新书》本传云：后稍自国。至元和末，犹遣使献乐工云。《地理志》载贾耽入四夷路：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见第二章第二节。盖渤海以为县。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神州、显州，皆渤海州名。神州盖其西京鸭渌府所治，显州盖其中京显德府所治也。从朝鲜金于霖《韩国小史》说。天宝中王所都，盖即德武之后也。新旧《书·地理志》：安东自圣历更名后，神龙元年（705年），仍复故名，开元二年（714年），徙于平州，天宝二年（743年），又徙于辽西故城。《通鉴》：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与契丹战于崇州，军败被擒，敌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其属城未下者。安东都护裴玄珪在城中，钦寂谓曰：“狂贼天殃，灭在旦夕，公但厉兵谨守，以全忠节。”敌杀之。胡三省疑安东此时已徙平州，此时契丹兵力，不能至辽东，固也，然观圣历后之措置，仍在辽东之境，则此时似不得已徙平州。窃疑时因契丹反叛，玄珪未能之官，在他处被围，史乃误为围安东，实则所围者乃安东都护其人耳。唐自平丽、济后，盖未尝能一日安辑之。其地乃入于新罗。然新罗北疆，亦仅及 水，其北乃为女真所荐居，稍以坐大矣。《新书·地志》载高丽诸羁縻州，有拂涅、越喜，此皆靺鞨部落，不独白山、粟末，初皆为之臣属也。故能控制靺鞨，牖启靺鞨者，高丽也。隋、唐两代，倾全力以覆高丽，而其终局，乃为女真驱除难。此事关系之大，亦岂下于夫余之颠覆哉？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一节。

高宗、武后之世，国威之陵替，实缘其兵力之式微，观魏元忠、陈子昂之论可知。皆见新旧《书》本传。武后本不知兵，又尽力于防遏异己，无暇更及他事，其措置之乖方，自更不可问矣。时有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以袭吐蕃者，雅州见第二章第四节。此何异为吐蕃开道？而后亦欲从之，以陈子昂谏乃止。亦见《子昂传》。甚者，契丹之叛，夏官郎中侯味讨之，不利，乃奏言“贼徒炽盛，常有蛇虎导其军”，《旧书·薛季昶传》。此尚成何言语？然后乃至以薛怀义、武懿宗为大将，亦何怪此等语之日至于耳哉？狄仁杰之请罢四镇，安东之戍也，曰：“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调发日加，百姓虚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根本一摇，忧患不浅。”盖其势之岌岌如此。然唐自太宗时，本无迫切之外患，而开边不已，高宗已后，国力日衰，而终不肯有所弃。于是玄宗继起，不得不重边兵，边兵重而安、史之乱作，节镇遍于内地，大局遂不可收拾矣。《易》曰：“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君子观于此，而知诒谋之不可不慎，又知奋然能革前人之弊者之难也。

第五节 中宗复位

武后以女主革命，为前世所无，身没之后，将传诸子，复以周为唐乎？抑虽传诸子，而不易其赐姓，不改其国号，遂以唐为周乎？又或传诸武氏之子乎？此本无成法可循。以当时事势论，自以传诸子，复以周为唐，为较洽乎人心；即后亦未必欲舍其子而传诸武氏之子也。然行险徼幸者，则何所不至？于是有武承嗣觊觎储位之事。

后父士彟，有兄三人：曰士稜、士让、士逸。士彟娶于相里氏，生子曰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贺兰越石，次即后，次适郭孝慎，前死。后既立，杨氏封代国夫人，改荣国。越石妻封韩国夫人。士彟卒后，士让子惟良、怀运及元爽等遇荣国无礼，荣国憾焉，讽后抗疏请出元庆等为外职。于是元庆自宗正少卿出为龙州刺史，今四川平武县。元爽自少府监出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惟良自卫尉少卿出为始州。后改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元庆至州，病卒。

乾封元年（666年），怀运为淄州刺史，淄州见第三章第五节。与惟良以岳牧例集泰山下。时韩国夫人女贺兰氏在宫中，颇承恩宠，《新书·后传》云：韩国出入禁中，一女国姝，帝皆宠之。韩国卒，女封魏国夫人，欲以备嫔职，难于后，未决。后意欲除之。讽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献食，密令人以毒药贮贺兰氏食中。贺兰氏食之，暴卒。乃归罪于惟良、怀运，诛之。元爽等缘坐，配流岭外而死。以韩国子敏之为士彟嗣。恃宠多愆犯，配流雷州。见第四章第三节。行至韶州，今广东曲江县。以马缰自隘死。乃召元爽子承嗣还袭祖爵。周国公。后革命，封为魏王。承嗣弟承业前死，赠陈王。承嗣以子延晖嗣焉。元庆子三思封梁王。承嗣子延基、延秀，三思子崇训、崇烈，惟良子攸宜、攸绪，其弟怀道子攸宁、攸暨，怀运子攸归、攸止、攸望，士逸孙懿宗、嗣宗、重规、载德，皆封为王。兼据《新书·宰相世系表》及《外戚传》。后族中惟攸绪远于权利，弃官隐嵩山；载德子平一，亦隐嵩山，修浮屠法。余多随俗浮沉，或冒进竞利，甚有觊觎非分如承嗣者，然皆无德无才，不足以干大位也。

中宗之为庐陵王也，迁于均州，今湖北均县。又迁于房州。是岁，徐敬业起兵，以匡复为名，已见前。垂拱三年九月，复有虢州人杨初成，虢州，在今河南灵宝县南。自称郎将，募州人欲迎王，不果，见杀。天授二年（691年），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阳人王庆之等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时相岑长倩、格辅元不肯署名，仍奏请切责。长倩、辅元，因此为诸武所陷而死，然庆之亦为李昭德所杖杀。据《旧书·长倩传》《昭德传》云：张嘉福令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新书》亦云：昭德笞杀庆之，余众散走。合恶少上表，无缘邀宰相署名，盖嘉福使庆之等请之于前，己又邀百官继之于后也。《通鉴》云：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此等举动，甚似近世雇用无赖，使自称某某代表请愿者。如此谋位，岂有成理？可知武氏之无能为也。长寿元年（692年），复以昭德言罢承嗣政事。二年（693年），少府监裴匪躬、内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要斩，自此公卿已下，皆不得见。惟太常工人安金藏等得在左右。或告皇嗣潜有异谋，命来俊臣穷状。金藏剖胸以明之，乃命停推。圣历元年三月，召庐陵王还神都。光宅元年（684年），改东都曰神都。是岁八月，武承嗣死。延基袭，避父名，称继魏王。后以议张易之见杀，见下。复以承嗣次子延义为继魏王。九月，皇嗣逊位，庐陵王复为太子。明年正月，赐姓武氏。中宗之获还储位，史谓狄仁杰、李昭德、吉顼、王及善、李嗣真、齐浣、王琳有力焉。然仁杰之匡维，事近后人增饰。诸臣即使有言，亦未必能回后意。盖后本无立侄之意，诸臣实潜窥其旨，而后敢于有言也。扶翼中宗之功，当以吉顼为最大。《旧书·顼传》云：中宗未立为太子时，张易之、昌宗尝密问顼以自安之策。顼说以请建立庐陵及相王。易之然其言，遂承间奏请。则天知顼首谋，召而问之。顼曰：“庐陵、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顾托，当有主意，惟陛下裁之。”则天意乃定。顼既得罪，时无知者。睿宗即位，左右发明其事，乃下诏赠左御史台大夫。此事之信而有征者也。《李昭德传》云：昭德既杖杀王庆之，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此亦差可征信者。《仁杰传》云：中宗在房陵，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惟仁杰从容奏对，每以母子恩情为言，则天亦渐有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夫为天下者不顾家，岂徒母子恩情，所能感动，其说殊不近情。《传》又云：仁杰前后匡复

奏对凡万言。开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为《梁公别传》，备载其辞。其书，《通鉴考异》谓其辞鄙诞，非邕所为。而《新书·仁杰传》且改易之、昌宗问计于吉顼为问计于仁杰，可谓信史乎？《旧传》称其举张柬之之功，其事亦无可征也。《王及善传》：为内史，则天将追庐陵王，立为太子，及善赞成其计。及太子立，又请太子出外朝，以慰人心，则天从之。《新书·李嗣真传》云：武后尝问嗣真储贰事。对曰：“程婴、杵臼，存赵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齐浣传》云：中宗在庐陵，浣上言请抑诸武，迎太子东宫，不报。及太子还，武后召浣宴同明殿，谕曰：“朕母子如初，卿与有力焉，方不次待尔。”浣辞母老。不忍远离，赏而罢。又《王 传》赞曰：李德裕著书，称方庆为相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动群臣，示中兴之渐。此等皆可谓有匡复之辞者，然谓武后之还中宗由此，恐未必然也。《旧书·忠义传》：苏安恒投匦上书，请禅位东宫，黜武氏诸王为公侯，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明年，安恒复上疏，以传位为言，后亦不之罪也。其意之所在可知矣。王，字方庆，以字显。眉州见第二节。中宗既还，后虑其与诸武不相容，命与相王、太平公主及诸武誓于明堂，为文以告天地，铭之铁券，藏于史馆。其思患豫防，不过如此，可见其神明已衰，无力把持政柄矣。其时盗弄政权者为张易之、昌宗，乃嬖幸而非权奸，自更不能操纵朝局。于是朝臣树党相攻，后既就衰，漫无别白，事势相激，而兵戈起矣。

中宗嫡长子重润，高宗时曾立为皇太孙，中宗失位，贬为庶人，别囚之。及还为太子，重润立为邵王。妹永泰郡主，嫁后兄孙延基。大足元年（701年），三人窃言二张专政。易之诉之太后，后皆杀之。《旧书·武延基传》云：咸令自杀。《易之传》云：付太子自鞫问处置，太子并自缢杀之。《新书》本传云：后怒，杖杀之。《延基传》云：得罪缢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尝奏二张之罪，易之惧不自安，乃诬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云：“天子老矣，当挟太子为耐久朋。”而引凤阁舍人张说为证。说同寮宋璟激厉说，说乃显言其诬，然仍贬元忠为高要尉，今广东高要县。戬、说皆流岭表。长安四年十二月，后卧疾长生院，宰臣希得进见，惟易之兄弟侍侧。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者，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许州人杨元嗣，许州，今河南许昌县。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定州见第二章第四节。太后命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鞫之。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璟与大理丞封全桢奏：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请收付狱。太后不听。寻敕璟外州推按，又敕副李峤安抚陇、蜀，璟皆不肯行。司刑少卿桓彦范、鸾台侍郎崔玄亦以为言。璟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乃可其奏。旋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后是时既不能去易之、昌宗，又不能罪攻易之、昌宗者，纷争久而不决，则人心愈摇，而乘之者起矣。

张柬之者，久仕武后之朝。是年十月，以姚元之荐同平章事，年几八十矣。与同官崔玄、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密谋拥立中宗。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新书》云：其先为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黄头为室韦部名，见第三章第三节。多祚之先，盖室韦黄头部长，与靺鞨杂居者也。《旧书》云：多祚前后掌禁兵，北门宿卫，二十余年。多祚许诺。初柬之代杨玄琰为荆州长史，荆州见第二章第三节。相与泛江中流，知其有匡复之意，乃引为羽林将军，又用晖、彦范及右散骑侍郎李湛，义府少子。皆为左右羽林将军。时太子每于北门起居。晖、彦范因得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明年，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柬之、玄、晖、彦范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使多祚、湛及王同皎迎太子。同皎者，尚太子女定安郡主，时行太子典膳郎。又使恕己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太子不肯出，同晈强之乃可，至玄武门，斩关而入。时太后寝疾迎仙宫。柬之等斩张易之、昌宗于庑下。后乃传位于太子，时正月乙巳也。丁未，后徙于上阳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二月甲寅，复国号为唐。十一月，则天崩，年八十三。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第六节 韦后乱政

张柬之等之杀张易之、昌宗也，史谓洛州长史薛季昶，朝邑尉刘幽求，皆劝其遂诛诸武，而柬之等不听。朝邑县，今属陕西。此事新旧《书》诸传及诸史，说颇违异。《旧书·敬晖传》言：季昶劝晖诛三思之属，晖与张柬之不可。《新书》则谓晖亦主诛诸武。其《桓彦范传》，又谓柬之勒兵将遂诛诸武，季昶亦劝之，而彦范不可。《通鉴考异》谓《唐统纪》《唐历》《狄梁公传》，并与《旧书·敬晖传》同，《御史台纪》则与《新书·彦范传》同。《旧书·刘幽求传》谓幽求劝彦范、晖诛三思，《新书》则但云劝彦范等而已。案《旧书·敬晖传》言：诸武得志后，张柬之叹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素称勇烈，吾留诸武，冀自诛，今事势已去，知复何言？”《新书·彦范传》以是为彦范之语，云：“主上昔为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诛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十七史商榷》云：英王是封号，而《新书》以为英烈之意，可谓粗忽。《新书》粗忽，诚难为辩，然与此事之实不实，则无涉也。中宗封英王，事在仪凤二年（677年），《新书》亦漏去。案柬之等若以周为唐，自可正诸武之罪，然观当日，自中宗复位至复国号，其间凡历九日，则柬之等实替一周室之君，立一周室之君耳。此与太宗之代高祖何异？太宗代高祖，可以诛诸李乎？此以名义论也，若以事势论，则柬之等皆当国日浅，事权不属，且亦无多徒党，安能总揽朝权？季昶本非岂弟之士，季昶，《旧书》列《良吏传》，然《徐有功传》云：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为奴诬告，令给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锻炼成其罪，庞氏当斩。有功独明其无罪，季昶等反陷有功，几死。则其所为反类酷吏矣。润州见第七章第二节。幽求亦属权谲之徒，使柬之等而用其说，杀戮甚而无以善其后，亦未必有裨大局也。

政局既未大变，则倾险者终胜，此自然之势也。《旧书·外戚传》：言武三思性倾巧，便辟善事人，特蒙武后信任，盖在诸武之中，最称狡诈者。中宗自为皇太子，传授之局已定，初无忌于诸武，而李之与武，肺腑之亲实深。武后女太平公主，初嫁薛绍，绍死，武后杀武攸暨妻，以主配焉。中宗八女，永泰公主归武延基，已见上节。新都公主嫁武延晖。安乐公主，韦后生，后与中宗所最爱也，适武崇训。上官婉儿者，仪之孙。襁褓中随母郑氏配入掖庭。有文辞，明习吏事。圣历已后，据《旧书》《新书》云通天已来。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令掌制命，拜为昭容。昭容既久事武后，自于武氏易亲。宗楚客者，武后从父姊子。纪处讷，以三思妇娣为妻。此外朝士，武氏之党尚多。情势如斯，诸武自易得志。史谓昭容通于三思，三思因之入宫，又得幸于韦后；并谓三思死后，韦后复私武延秀。又谓昭容与崔湜乱，故引知政事。以政权之移易，专归诸床笫之间，恐亦揣测之辞，不必实也。柬之等本疏逖，以幸功故，结宿卫以立新君。不有废也，君何以兴？然为之君者，遂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此亦人情，而诸武遂因而中之矣。

中宗复国号旬日，丙寅。即以武三思为司空，同三品。又以武攸暨为司徒，封定王。三思、攸暨固让。后又以桓彦范奏，降封二人为郡王。武懿宗等十二人皆为公。此特体制如是，于武氏之握权，固无损也。五月，封柬之、玄、晖、彦范、恕己皆为王，罢其政事。玄 以长安四年六月，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柬之以是年十月，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诛易之时，惟此二人为相。神龙元年正月，恕己自司刑少卿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柬之为夏官尚书。玄 守内史。晖、彦

范并为纳言。三月，恕己守中书令。四月，柬之为中书令。晖为侍中。

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以为刺史。不知州事，食全俸。襄州见第二章第三节。玄 检校益州长史，又改梁州。明年，又出晖、彦范、恕己于外。二月，王同晈被杀。其罪状曰：谋杀武三思，因以兵胁废韦后。新旧《书·同晈》及《宋之问传》云：同晈招集壮士，期以则天灵驾发引，劫杀三思。同谋者有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抚州司仓冉祖雍，武当丞周憬，校书郎李悛。之问及弟之逊，初皆谄附二张。之问坐左迁泷州参军，之逊迁播州参军。之问逃匿仲之家，而之逊外妹妻延庆，故之问及之逊子昙得其谋。之问使昙发其事。悛，之问甥也。三思使上言同晈谋于杀三思后拥兵诣阙废韦后。中宗怒，斩同晈于都亭驿。《通鉴考异》引《实录》《统纪》略同，惟云之逊初亦与谋。又引《御史台记》，李悛作李恮。云昙将发之，未果，遇恮及祖雍于路，白之。雍、恮以闻。《朝野佥载》则云：之逊出为兖州司仓，亡归，同晈匿之。同晈忿三思乱国，与所亲论之，之逊窃听，遣侄昙上书告之。则同晈或有欲杀三思之言，而其谋杀三思及废韦后，皆为三思所诬矣。《通鉴》从《佥载》。抚州，今江西临川县。武当郡，即均州。泷州，在今广东罗定县东。播州，今贵州遵义县。谓五人与之通谋，皆贬岭外。三思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云五人为之，乃更长流远州。初晖、彦范等引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湜反以其计议，潜告三思。三思引为中书舍人。至是，湜又说三思杀五人。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贞，先为晖、彦范所恶，湜举充此行。乃以利贞为御史中丞，奉使岭外。柬之、玄 已死。晖、彦范、恕己皆为所杀。薛季昶初以与诛张易之，进户部侍郎。及五王失柄，累贬为儋州司马。儋州见第二节。以与昭州首领周庆立、广州司马宗楚客不协，不敢往，仰药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惟杨玄琰豫知祸作，托辞欲祝发为浮屠，悉辞官封，得全。于时居相位者：韦巨源、杨再思，皆热中谄佞之徒。宗楚客尤惟武、韦是附，与侍中纪处讷共为朋党，时人呼为宗、纪。魏元忠，中宗复位即召之，倚之颇重，然实权不属，亦无能为。《旧书·元忠传》云：元忠作相则天朝，议者以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倾属。元忠乃亲附权豪，抑弃寒畯，议者以此少之。案观其与于重俊之谋，则知其非附武、韦者，特势处于无可如何耳。此外崔湜、郑愔、太常少卿。宗晋卿、楚客弟，将作大匠。甘元柬、鸿胪卿。及周利用、冉祖雍、李悛、宋之逊、姚绍之等，绍之为陷王同晈于法者，利用等五人，常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三思五狗。亦莫非三思之党者。而韦后又黩乱于其间，朝局遂不可问矣。

韦后随中宗于房州，同艰危累年，情义甚笃。《传》言帝尝谓后：“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此盖因帝纵任后无所矫正，造为是言，不必实也。然后干政确颇甚。《旧书·桓彦范传》：彦范尝表论时政，言：“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与闻政事。”此表苟非伪造，则中宗复位之初，后之所为，已与麟德后之武后无殊矣。武后在高宗朝，尝上意见十二条，请王公百寮，皆习《老子》，又请子父在为母服三年。《旧书·本纪》上元元年（674年）。而后亦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以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神龙元年十一月，百官上帝号为应天皇帝，后为顺天皇后。景龙元年九月，又加号为顺天翊圣皇后。此亦模放武后与高宗并称天皇、天后也。二年正月，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帝使画工图之，出示于朝。乃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号一等。无妻者听授女。天下妇人八十已上，版授乡、县、郡等君。三年七月，表请诸妇人不因夫子而加邑号者，许同见任职事官，听子孙用荫。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陈乐》，高宗未受命，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乞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兵部尚书宗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表陈符命，解桑条以为十八代之符，请颁示天下，编诸史册。此则几欲与君代兴矣。冬，帝将亲祠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郭山恽建议云：皇后亦合助祭，乃以后为亚献，此又武后之有事于泰山、梁父也。盖后之与政事，收人望，无一不与武后同，而其矫诬则又过之。其为欲践武后遗迹，了无疑义。夫后身受武后之祸，可谓极酷；且以武后之才，在高宗时得政之久，而亦终于颠覆，后何人斯？乃欲效之。抑后特一寻常妇人耳，何以有此大欲？其事殊不可解。案中宗四子：长邵王重润，为武后所杀，已见上节。次谯王重福，次卫王重俊，次温王重茂，皆非后所生。重福之妃，张易之之甥也。后疑重润之死，重福实为之，言于中宗，贬为濮州刺史。今山东濮县。改均州，尝令州司防守。重俊立为太子。神龙二年七月。盖亦非后所欲？后生四女，幼安乐公主，最为后所爱。史言主尝求为皇太女。《旧书·节愍太子传》云：或劝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魏元忠传》云：主尝私请废节愍太子，立己为皇太女，中宗以问元忠，元忠固称不可，乃止。《韦后传》云：主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后岂以无子故，欲传之于女，故身冒不韪，而欲效武后之所为邪？不可知矣。

中宗盖极昏愚之主，故虽饱经忧患，而仍志昏近习，心无远图，惟取当年之乐。《旧书·本纪》赞语。朝政既敝，宫闱尤无轨范。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七公主，皆开府置官属。《新书·太平公主传》。长宁以下五公主，皆中宗女。《廿二史考异》云：神龙朝，公主别无封金城者。惟高宗女高安公主，始封宣城，神龙初进册长公主，实封千户，开府置官属。此金城或宣城之误。安乐尤骄。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尝自草制敕，掩其文，请帝书焉，帝亦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左右内职，皆许时出禁中。于是上官昭容及宫人贵幸者，皆立外宅。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上官与其母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授官。臧获屠贩，累居荣秩。《旧书·本纪》：神龙二年三月，是月，大置员外官，自京诸司及诸州佐，凡二千余人。超授阉官七品已上及员外者千余人。广营佛寺，所费无艺。封家岁给绢至百二十万匹已上，而每年庸、调，多不过百万匹，少则七八十万而已。《旧书·韦嗣立传》。帝方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大酺。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又于上元夜与皇后微行观灯，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令群臣集梨园球场，分朋拔河，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屡幸安乐公主及群臣第宅山庄。游骊山，临渭修禊饮。其在宫中，则武三思至与韦后共御床博戏，而帝从旁典筹。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禁架，常侍马秦客善医，光禄少卿杨均善烹调，皆引入后庭。史言均、秦客烝于后，虽未必实，然其黩乱，则可谓古今所罕矣。

重俊既为太子，安乐公主常凌忽之。重俊因此忿怨。景龙元年七月，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敬玄子。李承况，高祖子楚哀王子云嗣玄孙。独孤袆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三百余人，杀武三思、崇训于其第。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本名仁，吴王恪子。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而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后及安乐公主所在，叩 索上官昭容。后及公主拥帝驰赴玄武门楼，召羽林留军自卫。多祚兵至，帝冯槛谕之。千骑倒戈斫多祚、承况、袆之、忠义等。余党溃散。重俊奔终南山，为左右所杀。是役也，魏元忠与其谋。其子太仆少卿升实从重俊，为乱兵所杀。元忠因此贬务川尉，务川县，今曰婺川，属贵州。道卒。史称李多祚犹豫不战，元忠又持两端，故败。《旧·元忠传》。盖二人皆非犯上作乱之徒，故临事不能果决也。元忠文人，且已老，多祚则拥立中宗者，夫岂有叛心？二人亦与重俊之谋，而朝局之危可知矣。

太平公主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与谋议，又与诛张易之，韦后、上官昭容皆自以为智谋不及，甚惮之。《旧书》公主事见《外戚传》中。重俊既败，安乐公主、宗楚客使冉祖雍奏太平、相王皆与于重俊之谋。御史中丞萧至忠保持相王，乃免。于时朝臣攻武、韦者甚众。武后时请复辟之苏安恒，时为集艺馆内教，或言其与重俊之谋，下狱死。先是雍州人韦月将、高轸并上疏言三思父子，必为逆乱。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将当弃市，轸配流岭外。黄门侍郎宋璟执奏，月将乃得配流岭南，广州都督周仁轨仍杀之。《通鉴考异》引《朝野佥载》。三思怒，斥璟为外职。武崇训之死，武延秀复尚安乐公主，故武氏之势不减。有燕钦融者，景龙末，为许州司户参军，再上书斥韦后干与国政，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图危社稷。中宗召至廷，扑杀之。又有博陵人郎岌，博陵见第二章第四节。亦表言后及宗楚客乱被诛。此等疏逖之人，何与朝廷之事？而其言之不已如此，知必有阴主之者。观于此，而知危机之潜伏者深矣。

第七节 玄宗之立

景龙四年（710年），是岁，韦后临朝，改元为唐隆，睿宗立，又改为景云。六月，中宗崩。《旧书·本纪》云：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由是与后合谋进鸩。《通鉴》云：马秦客、杨均得幸于后，恐事泄被诛，安乐公主欲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 中进毒。《旧书·韦后传》，既云帝“遇毒暴崩”，又云：时马秦客侍疾，议者归罪于秦客及安乐公主；则时帝实有疾，以为死于鸩毒，事亦近诬。然韦后不能总揽朝权，则必有乘机而起者，相王本曾居宸极，其必遭疑忌者，势也。时相李峤尝密表请措置相王诸子，勿令在京。而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太子，皇后知政事，而以相王参谋，盖亦欲持两端。《新书·昭容传》云：始从母子王昱为拾遗，昱戒曰：上往困房陵，武氏得志矣，卒中兴，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虽乘衅，天下知必败，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灭族，郑以责婉儿，不从。节愍诛三思，果索之，始忧惧。及草遗制，即引相王辅政。临淄王兵起，被收。婉儿以诏草示刘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许，遂诛。乱世处权势之地者，其机实至危，迫而思自全之计，固理所可有也。然韦后之党，不以是为已足。宗楚客乃云：“皇后于相王为嫂叔。嫂叔不通问。”卒罢之。后与从兄韦温定策，温，玄贞兄玄俨之子。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及宦者左监门卫大将军薛思简率兵往均州，以备谯王重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列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时年十六。尊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后令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温弟湑之子，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韦濯玄贞世父弘庆之孙。尚定安公主，即王同晈妻也，同晈死，更嫁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温兄灌之子。族弟璿、玄贞弟玄昭之子。外甥高崇一作嵩。共典左右羽林及飞骑、万骑。又遣使诸道巡抚。然京城恐惧，相传将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盖已成惊弓之鸟也。

相王子临淄王隆基居京师，尝阴接万骑豪俊。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三思、延秀及宗楚客，恐祸及，往输诚，潜谋推戴。隆基与太平公主谋，公主使子卫尉卿薛崇简从，又与苑总监钟绍京及刘幽求等谋之。时韦播、高崇分押万骑，数榜棰以取威，万骑皆怨，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诉之隆基。隆基使幽求讽以诛韦氏，皆踊跃愿从命。果毅李仙凫亦与谋。隆基乃微服与幽求入苑中，止绍京廨舍。使福顺、仙凫夜攻玄武门。入羽林军，杀韦璿、韦播及高崇，送首隆基。绍京率丁匠从隆基出，使福顺攻玄德门，仙凫攻白兽门，斩关而入。宿卫梓宫之兵闻噪声，皆被甲应之。韦后皇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安乐公主及武延秀亦见杀。诛上官昭容。明日，迎相王入禁中。杀韦温、宗楚客、纪处讷、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韦巨源闻乱，出至都街，为乱兵所杀，年八十矣。崔日用诛诸韦于杜曲，在长安南。襁褓儿无免者。武氏宗族，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尽。盖至是而武、韦之势，始一大挫矣。少帝下诏让位于相王。相王即位，是为睿宗，迁谯王重福为集州刺史。今四川南江县。初韦后之临朝也，贬吏部侍郎郑愔为江州司马。见第二章第七节。愔潜过均州，与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谋诛韦氏。未发而韦氏败。据《通鉴》。灵均说重福直诣洛阳，袭杀留守，西据陕州，今河南陕县。东下河南北，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而与灵均自均州乘驿继进。愔时自秘书少监左迁沅州刺史，今湖南沅陵县。亦迟留洛阳以俟之。洛州长史崔日知日用弟。洛州见第二章第三节。破获王道之党。留台侍御史李邕谕屯营兵拒重福，破之。重福投漕河死。灵均及愔皆斩于东都市。时八月也。明年正月，改封温王为襄王，迁于集州，遣兵守卫。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转房州刺史，见第二节。寻薨，时年十七，谥曰殇皇帝。

睿宗六子：长宋王成器，次申王成义，次临淄王隆基，次岐王隆范，次薛王隆业，次隋王隆悌。隆悌早薨。韦氏之败，以临淄王为平王，旋立为太子。刘幽求、钟绍京等虽知机务，旋即罢去，而以姚元之、宋璟为相，罢斜封墨敕官，革正选务，纲纪颇振起矣。然太平公主，自中宗已来，进达朝士，多至大官。词人后进，造其门者，或有贫窘，则遗之金帛。及此，又提下幼主，授天下于睿宗。《新书》本传云：将立相王，未有以发其端者。主顾温王儿子，可劫以为功，乃入见王曰：“天下事归相王，此非儿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舆服进睿宗。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相就第议其可否。其必不能自远于权势也审矣。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以宰相韦安石不附己，欲倾之，赖郭元振救之，乃免。《旧书·安石传》曰：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潜有异图，引安石与其事，屡使子婿唐晙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不往。睿宗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倾心东

宫，卿何不察也？”安石对曰：“陛下何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计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于帘中窃听之。乃构飞语，欲令鞫之，赖郭元振保护获免。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讽以易太子，以宋璟抗言而罢。景云二年正月，郭元振、张说皆同平章事。二月，宋璟与姚元之密言于上，请出宋王及高宗孙豳王守礼于外，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大将军，使为卫率，以事太子，而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从之。张说又进言，命太子监国。未几，太子奏宋璟、姚元之离间姑、弟，皆外出。豳、宋二王出刺之命亦寝。五月，复以太子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十月，张说转尚书左丞，留司东都。明年先天元年。六月，武攸暨卒。七月，星官言帝坐前星有变。八月，帝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然惟知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而已，其军国大务并重刑狱，太上皇并兼省之。《通鉴考异》引《睿宗实录》。是月，刘幽求为右仆射，同三品，与右羽林将军张 谋以羽林军诛太平。侍御史邓光宾泄其谋，三人皆流岭外。崔湜讽广州都督周利贞杀幽求，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谋，留幽求不遣，乃免。十一月，上皇诰遣皇帝巡边。又明年，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开元元年（713年）。二月，乃罢之。六月，郭元振同三品。时宰相七人，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皆太平党，而元振与魏知古、陆象先不附。新旧《书》传皆云：宰相七人，五出其门。《通鉴考异》云：《唐历》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门。或者《新旧》传并象先数之，《唐历》不数象先耳。案新旧《书·象先传》，亦皆言其不附太平。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皆私谒主。主乃谋使元楷、慈举羽林兵入武德殿，羲、至忠举兵南衙应之。王琚者，初与王同晈善，同晈败，变姓名亡去，后事玄宗于东宫。及即位，拜中书侍郎。言不可不速发。张说亦自东都使人遣上佩刀，劝速决。崔日用自荆州长史入奏事，劝上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帝从之。以为吏部侍郎。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三日，上与岐、薛二王、元振、琚、日用等定策。王毛仲者，高丽人，父以犯事没官，与李宜德俱事玄宗为奴。玄宗之入苑，宜德从之，毛仲避不入，数日而归。玄宗不之责，而超授将军。玄宗之监国，奏改左右万骑曰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以葛福顺等为将军。毛仲专知东宫驰马、鹰狗等坊。及是，因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元楷、慈先斩之，又诛至忠、羲、怀贞等。崔湜流窦州，在今广东信宜县南。宫人引其同谋进毒，赐死。太平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诸子、党与，死者数十人，惟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获免。于是上皇诰：自今军国刑政，一听皇帝处分。武氏余孽，至斯而尽，时局乃有澄清之望矣。

第五章 开元、天宝治乱

第一节 玄宗政治

开元、天宝，世皆以为有唐盛衰治乱之界，其实非也。传曰：拨乱世，反之正。欲言拨乱，则必举致乱之原而尽去之，玄宗则安能？彼其放纵淫乱之习，一切无异于前人，特即位之初，承极乱之后，不得不稍事整顿耳。积习既深，终难自拔，则阅时不久，复蹈前人之覆辙矣。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专制之世，所恃为桢干者，士大夫之气节也，而唐世则最阙于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号称正人，校其所为，亦何莫非植党死权？而武、韦之朝，更不必论矣。玄宗之起，扶翼之者，亦多倾险之士。《旧书·崔日用传》：日用尝语人曰：“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之在背也。”当时如此者，岂独一日用而已？帝于此辈，能速去之，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皆暂用即斥。郭元振旧有勋劳，且有讨萧、岑之功，帝于骊山讲武，顾以军容不振，坐诸纛下，欲斩之，盖亦所以挫折之也。姜皎藩邸之旧，即位拜殿中少监，与诛韦氏之谋，迁太常卿，出入卧内，亲宠无比；弟晦，亦历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宋璟请抑损之，亦即放归田园。而用姚崇、宋璟，崇以开元元年（713年）相，璟以四年（716年）相。史称崇善应变，承权戚干政之后，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璟善持正，务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职；此其所以获致一时之治也，然为时初不久。开元九年（721年），张说相，导帝以行封禅，而骄盈之志萌矣。

帝于诸王，外示敦睦，实则禁约甚严。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岐王范即隆范，避帝讳去隆字。游燕，配徙岭外，并离其妻睿宗女霍国公主。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见黜。开元十三年（725年），帝不豫，薛王业即隆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发，宾杖杀，恂左迁。此等事似乎过当，然前三年，开元十年（722年）。尚书左领军兵曹权楚璧，尚与其党李齐损等作乱，立楚璧兄子，诈称为襄王重茂之子。见《通鉴》。则知承置君如弈棋之后，人心不免浮动，帝之禁约诸王，不令与外人交结，亦有所不得已也。

武韦之世，奢侈之风，可谓荡焉无复纲纪。宗楚客败，太平公主观其第，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即此一事，可概其余。睿宗正位，初未能少拯其敝。睿宗先天元年正月，幸安福门观酺，三日夜。七月，幸安福门观乐，三日乃止。二年正月，上元日，御安福门，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寮观之，一夜方罢。二月，初有僧虔婆陀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乃止。睿宗女金仙、玉真两公主，皆为道士，筑观京师。公主以方士史崇玄为师，观之筑，即由崇玄护作，日役万人。而佛寺之兴造尤盛。玄宗立，乃思矫之。开元二年正月，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二万余人。《旧书·本纪》。敕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通鉴》。六月，内出珠玉、锦绣、服玩。《旧书·本纪》。《纪》云：又令于殿前焚之，此即下引七月乙未敕，纪终言之耳。七月，乙未，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已下，皆毋得服。戊戌，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已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通鉴》。此等禁令，未知其效如何，要胜于坐视其流荡也。

然唐之宫廷，夸毗之习深矣，帝初非拔俗之流，其安能久自振饬？帝以开元十三年（725年）封泰山，历汴、宋、许，车骑数万，王公、妃主、四夷君长马、橐驰亦数万，所顿弥数十里焉。《新书·齐浣传》。名曰登封，实游观也。先是已祠后土于汾阴。开元十一年（723年）。汾阴，汉县，唐改曰宝鼎，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后又欲封西岳，而西岳庙适灾，天又久旱，乃止。天宝九载（750年）。帝屡幸东都及骊山，于西京、东都往来之路作行宫千余间。《通鉴》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广温泉宫为华清宫，环宫所置百官区署。《新书·房琯传》。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县南。选乐工数百人自教之，号皇帝弟子。以置院近禁苑之黎园，又云黎园弟子。见《旧书·音乐志》。尝在东都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新书·元德秀传》。此何异于隋炀帝之所为邪？帝即位之初，吴兢上言：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此睿宗之败德，殊不闻帝能干蛊，而谀媚之风大开。《旧书·本纪》：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理少卿徐岵奏天下断死刑五十八，鸟巢狱上。亦见《刑法志》。二十八年（740年），又书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与贞观史官之娇诬，如出一辙。见第三章第一节。

唐之亡也，以禁军及宦官，启之者帝也。帝之任用王毛仲、李宜德，已见第四章第七节。即位之后，毛仲至为大将军，封公，持节充朔方道防御大使。从东封，加开府仪同三司。自帝即位已来，得此者，后父王同晈及姚崇、宋璟而已。毛仲子娶葛福顺女，及宜德等数十人，皆倚之为不法。至开元十九年（731年），乃皆远贬。毛仲于道见杀。《旧书·文苑·齐浣传》：浣为吏部侍郎，乘间论毛仲等曰：“福顺典兵马，与毛仲婚姻，小人宠极则奸生，若不豫图，恐为后患，惟陛下思之。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阉官，便于禁中驱使，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臣闻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惟圣虑密之。”玄宗嘉其诚，谕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义，徐俟其宜。”会大理麻察坐事出为兴州别驾。兴州，今陕西略阳县。浣与察善，出城饯之，因道禁中谏语。察性噂沓，遽奏之。玄宗怒。令中书门下鞫问。又召浣于内殿，谓之曰：“卿疑朕不密，翻告麻察，何邪？察轻险无行，常游太平之门，卿不知邪？”浣免冠顿首谢。乃贬高州良德丞，又贬察为浔州皇化尉。高州见第二章第三节。良德，在今广东茂名县东。浔州，今广西桂平县。皇化在其东。此事在开元十七年（729年）。《通鉴》。北门诸将，几于尾大不掉矣。帝于刘幽求、王琚等，皆去之如振槁，独于毛仲等豢之至于如此，岂不由其欲倚为腹心邪？齐浣知论此，而必以高力士易毛仲，知帝之所信，在中宫，不在外廷也。此岂有君人之量邪？史言诸将中惟陈玄礼淳朴自守，然他日马嵬之变，唱六军而作难者又何人？然则虽去葛福顺等，禁军之患，又曷尝能弭也？《通鉴》：开元二十年（732年），渤海帅海贼寇登州，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胡三省曰：去年春，葛福顺以党附王毛仲贬，今则仍为宿卫，盖毛仲既诛，福顺等复叙用也。案此事亦见新旧《书·本纪》，《旧书》作左领军将军盖福顺，《新书》作盖福慎，与葛福顺似非一人。胡说恐误。登州，今山东蓬莱县。

高力士者，潘州人，潘州，今广东茂名县。冯盎曾孙，而内侍高延福之养子也。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则天称制，二十年间，差增员位。神龙中，宦者三千余人，超授七品已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既久，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卫将军。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开元时，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举全数也。既诸孙多，又于宅外更置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朱紫者千余人。杨思勖持节讨伐，黎敬仁、林招隐奉使宣传，尹凤祥主书院，而力士知内侍省事。四方文表，必先呈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史言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皆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旧书》本传。《新书》略同，惟无李适之。宦官之监军者权过节度，出使者列郡辟易，郡县丰赡者，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修功德，市鸟兽，诣一处则不啻千贯，皆在力士可否云。力士谨慎无显过，然其实权之大，则历代宦寺所罕也。

帝之败德，尤在好色。帝后王氏无宠。次子瑛，母赵丽妃，本伎人，帝在潞州时得幸，帝景龙二年（708年），为潞州别驾，四年（710年）乃入朝。潞州，今山西长治县。开元二年（714年），立为太子。武惠妃者，攸止女，即位后得幸。生夏悼王一，怀哀王敏，皆襁褓不育。后又生寿王瑁第十八。及盛王琦。第二十一。十一年（723年），王皇后以符厌废，将遂立惠妃为后，已而不果。《新书·后妃传》云：御史潘好礼疏谏，并载其疏辞。《通鉴考异》谓其疏不足信。见开元十四年（726年）。帝在藩邸，鄂王瑶。第五。母皇甫德仪，光王琚。第八。母刘才人，亦皆有宠，及惠妃宠幸，亦渐疏。瑛于内第，与二王等常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杨洄，洄日求其短，谮于惠妃，惠妃泣诉于帝，谓太子结党，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玄宗谋于宰相，意将废黜，张九龄不可，事且寝，而李林甫代九龄为中书令。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薛锈，常构异谋。玄宗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瑛、瑶、琚寻亦遇害。十二月，惠妃薨。明年六月，立忠王玙为皇太子。第三。后改名绍，二十七年九月。又改名亨。天宝三载（744年）。《旧书·李林甫传》言：林甫因中官匄惠妃，愿保护寿王，惠妃阴助之，因此得为相。太子废，林甫请立寿王。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乃立为皇太子。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新书·高力士传》曰：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帝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盖瑛废而惠妃旋死，故力士敢言之，而林甫亦不复坚持也。然异时大狱，潜伏于此矣。

武惠妃死而杨妃宠，其纵侈，乃十倍于惠妃。杨妃者，父曰玄琰，始为寿王妃。惠妃死，后庭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遂召纳禁中。为出自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新书》本传。《通鉴》：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考异》曰：《实录》载册文云玄璬长女。按陈鸿《长恨歌传》云：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于寿邸。《旧·贵妃传》云：玄琰女，早孤，养于叔父玄璬。又云：玄琰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太真。旧史盖讳之耳。蜀州，今四川崇庆县。天宝四载八月，册为贵妃。姊三人，并封国夫人。韩国、虢国之封，事在七载十月，见《旧书·本纪》。《国忠传》云：三夫人同日拜命。叔玄珪，为光禄卿。再从兄铦，鸿胪卿，锜，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杨国忠者，妃之从祖兄，本名钊。蒱博无行，为宗党所鄙，乃发愤从蜀军。蜀大豪鲜于仲通颇资给之。玄琰死蜀州，国忠护视其家，因与妹通。虢国。剑南节度使治益州。章仇兼琼与李林甫不平，闻妃新有宠，思结纳之，使仲通之长安，仲通辞，而以国忠见。兼琼表为推官，使部春贡长安，与以蜀货百万。国忠至京师，见群女弟，致赠遗，诸杨日为兼琼誉，而言国忠善樗蒱。玄宗引见，稍入供奉，累迁监察御史，擢兼度支员外郎，领使五十余。子暄，尚延和郡主。昢，尚万春公主。玄宗女。妃弟鉴，尚承荣郡主。韩国夫人婿秘书少监崔峋，女为代宗妃；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旧书·后妃传》。《新书·公主传》：肃宗女郜国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旧书》恐误。女嫁让帝男。让帝，即宋王成器，见第四章第七节。后更名宪。以让储位于玄宗追谥。

秦国夫人婿柳澄，先死。男钧，尚长清县主。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韩、虢、秦三夫人与铦、锜等五家，每有请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赂遗，其门如市。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雕刻、镕造，又数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璨烂芳馥于路。其纵侈，盖又轶武、韦之世矣。《新书·后妃传》云：铦、秦国早死，韩、虢与国忠贵最久。

所以能如是其侈者，则计臣之聚敛实为之。《新书·食货志》云：玄宗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旧书·食货志》云：掌财赋者，开元已前，事归尚书省，开元已后，权移他官。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年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检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事在开元九年（721年）。《旧书》本传曰：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新书》及《通典》并云二十九人，《通典》且列其姓名，则《旧书》误也。《旧书》又云：所括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者。玄宗以为能，数年间，拔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事在开元十二年（724年）。《旧书》本传曰：融乃驰传巡历天下，事无大小，先牒上劝农使而后申中书，省司亦待指按而后决断，其侵官如此。杨崇礼为太府卿，清严善句剥，分寸锱铢，躬亲不厌。转输纳欠，折估渍损，必令征送。天下州县征财帛，四时不止。崇礼正道子。《旧书》事见其子慎矜传，云为大府卿二十年，公清如一，其人实一畜聚之臣，不能以其事侈欲之主，而并没其才守也。及老病致仕，事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崇礼年九十余矣。以其子慎矜为御史，专知大府出纳；其弟慎名，又专知京仓；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征责。《旧书·慎矜传》曰：诸州纳物，有水渍伤败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此与韦坚同，皆括诸州之财，以归诸中央者也。又有韦坚，规融、慎矜之迹，乃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开关中漕，凿广运潭，以挽山东之粟，岁四百万石。坚以天宝元年（713年）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于咸阳截灞、浐水，引至长安城东，与渭合，以通长安至关门运渠。陕郡，即陕县。咸阳县，今属陕西。帝以为能，又至贵盛，王 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事在天宝四载。，方翼孙。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燕私赏赐之用。《旧书·杨炎传》曰：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反，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 为户口使，以丁籍且存，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又《陆贽传》：德宗于奉天行在贮贡物于廊下，仍题琼林、大盈二库名。贽谏曰：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

萌柢于兹。逮乎失邦，终以饵寇。玄宗日益眷之，数年间，亦为御史大夫、京兆尹，带二十余使。又杨国忠，藉椒房之势，承恩幸，带四十余使，云经其听览，必数倍弘益，又见宠贵。夫谷帛降贱，适益耕夫织妇生计之艰。货物流衍，更开驵侩豪民并兼之路。若此者，往往外观繁盛，实则贫富愈不均。富者恣其骄奢，贫者耻不逮焉而追随于后，则俗益坏而民益嚣然愁苦，不聊其生。事势如斯，最宜警惕，而唐人转以是称开元为全盛，只见其昧于治体也。国家取民虽薄，利亦或不在民，而归于中饱，搜剔征责，谁曰不宜？然亦视其用之之如何。若竭天下之资财，以供一人之侈欲，则其贤于中饱者几何？而中饱者究犹有所惮也。且搜剔征责者，岂能域于吏而不及于民乎？欲剥民者，不益得所藉手乎？故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玄宗治绩之衰，盖自其相张说时始。开元十四年（726年），杜暹以安西都护入相，始开边将干进之端，十六年（728年），宇文融继之，又开计臣柄政之路。理财用兵，实当时召乱之两大端也。十七年（729年），张九龄相。九龄虽文人，颇称持正。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相。林甫者，高祖从父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史称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盖亦守成综核之才。玄宗在位岁久，倦于万机，遂一以委成，恣其宴乐。唐人本好党援进取，林甫尤耽宠固权，苟患失之，不惜举国事以为之殉，而朝局不可问矣。牛仙客者，王君 河西节度判官。萧嵩代君，又以军事委之，竟代为节度，参看第三节。河西节度，治凉州。凉州见第三章第二节。后改朔方总管。朔方军，治灵州，见第三章第二节。玄宗欲用为尚书。九龄以其本出使典，不可。玄宗不悦，又以争废太子事忤旨。二十四年（736年），遂罢九龄，相仙客。唯诺而已。天宝元年（742年），仙客卒。林甫复引李适之。适之者，恒山王承乾之孙。雅好宾友，颇有时誉，亦务进取，则其势于林甫为逼，而龁之端以开。韦坚妹为太子妃。坚妻，姜皎女，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后稍不协。坚又与适之善。四载（745年），林甫乃引为刑部尚书，而罢其诸使，实夺之权也。以杨慎矜代之。陇右节度治鄯州。皇甫惟明，故忠王友。时破吐蕃入献捷，见林甫专权，意不平，微劝上去之。林甫使杨慎矜密伺之。五载（746年），正月望夜，太子出游，与坚相见。坚又与惟明同会景龙观道士之室。慎矜发其事，谓坚戚里，不合与边将狎昵。林甫因奏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贬坚为缙云太守，今浙江缙云县。惟明为播川太守。播川郡，即播州，见第四章第六节。李适之惧，自求散地，遂罢知政事。坚弟将作少匠兰，兵部员外郎芝，为兄讼冤，且引太子为言。上益怒。太子惧，表请与妃离昏。坚再贬江夏别驾，今湖北武昌县。兰、芝皆贬岭南。林甫因言坚与李适之等为朋党。坚长流临封，即封州。适之贬宜春太守。宜春见第二章第七节。坚亲党坐坚流贬者数十人。赞善大夫杜有邻，女为太子良娣。良娣姊为左骁卫兵曹柳 妻。淄川太守裴敦复，荐 于北海太守李邕，淄川，今山东淄川县。北海郡，即青州。邕，高祖子虢王凤之孙。至京师，又与著作郎王曾等为友，皆当时名士也。与妻族不协。为飞语，告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林甫令京兆士曹参军吉温与御史鞫之。温者，京兆尹萧炅荐之林甫，与殿中侍御史罗希奭，俱为林甫爪牙，时人谓之罗钳吉网者也。鞫其狱，乃 首谋。温令 连引曾等。有邻、、曾等皆杖死。别遣希奭往按李邕。六载（747年），邕及裴敦复皆杖死。希奭自北海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李适之忧惧，自杀。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至贬所，杀韦坚兄弟及皇甫惟明。又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县求坚罪，收系纲典船夫，溢于牢狱，征剥逋户，延及邻伍，皆裸死公府，至林甫死乃止焉。王忠嗣者，父海宾，与吐蕃战死，忠嗣养于禁中，肃宗在忠邸，与之游处，后为河东、朔方节度使。河东军，治太原，见第二章第四节。皇甫惟明败，充河西、陇右节度。仍权知朔方、河

东，至六载四月乃让还。林甫使人告其欲奉太子。玄宗怒，征入朝，令三司推讯。初玄宗使忠嗣取石堡城，忠嗣不可。边将董延光献策请取之，诏忠嗣分兵应接，忠嗣不为赏格，延光过期无功，诉忠嗣缓师。参看第四节。及是，上曰：“吾儿在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其阻挠军功。三司奏忠嗣罪当死。哥舒翰代为陇右，力言之，乃贬汉阳太守。汉阳郡，即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林甫是时之所为，似专欲危太子者，盖太子之立，本非其意，而林甫专权日久，玄宗春秋高，惧一朝晏驾，新君继世，有不测之祸，故为自全之计耶？玄宗意既不回，杨慎矜稍避事防患，因与王 有隙。《旧书·杨国忠传》。此为林甫与 构陷慎矜真相，盖其谋实有不可告人者在也。构其规复隋室，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说国家休咎。林甫使人发之。遂与兄慎余、弟慎名同赐自尽。兼京兆尹，威权转盛。子准既骄恣，弟 尤凶险不法。十一载（752年），所善邢 与右龙武军、万骑谋作乱，杀宰相及杨国忠。事泄，伏诛。杖死。赐自尽。准与弟备流岭南，道杀之。初林甫以杨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以按韦坚。于京城别置推院。连岁大狱，追捕挤陷，皆国忠发之。及国忠骤迁领五十余使，林甫始恶之。复相贼。王 获罪，国忠代为御史大夫，权京兆尹。初突厥默啜政衰，九姓首领阿布思来降，见第二节。上宠之，赐为李献忠。十载（751年），禄山讨契丹，败绩。十一载，出兵将以报怨，请阿布思俱行。阿布思素与禄山不协，惧，叛归漠北。参看第五、第七节。国忠乃穷竟邢 狱，令引林甫交、、阿布思事状。南诏侵蜀，国忠遥领剑南节度，蜀人请其赴镇，见第六节。林甫奏遣之。将辞，泣陈必为林甫所排。帝怜之，不数月，召还。会林甫卒，十一月。遂代为右相。时安禄山方宠，国忠使人说之，禄山乃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诣阙，诬告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累，附国忠证之。乃削林甫官爵。剖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庶人礼葬。子孙有官者，皆除名流岭南、黔中。近亲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朝局之鼎沸如此，益以边将之骄横，而乱迫眉睫矣。

第二节 开、天边事（一）

唐代天宝之乱，原因孔多，边兵之重，要为其大者。唐初武功，看似卓越，实皆乘敌国之敝，非由兵力之强。故在高宗时，东西两面，业已遭受挫折；武、韦之世，敌势弥张。仍欲维持开国时之规模，则边兵不得不重。边兵重而内地空虚，朝纲弛紊，乱事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唐代武功，为今人所艳称，然昔人多惜其黩武而自敝，信有由也。今分述开、天时边事如下：

唐代大敌，自首突厥，然突厥再兴之后，不久亦即就衰。《旧书·突厥传》曰：景云中，默啜西击娑葛，破灭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神功下距景云凡十三年，默啜之势，盖初张于东，而后盛于西也。娑葛者，突厥别部突骑施酋长。贺鲁之平，以阿史那弥射、步真分统五咄陆、五弩失毕之众，已见第三章第六节。龙朔二年（662年），二人从苏海政讨龟兹。步真怨弥射，且欲并其部，乃诬弥射谋反。海政不能察，即收斩之，步真死乾封时。咸亨二年（671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匐延都督，以安辑其众。平贺鲁时，以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仪凤中，纪在二年（677年）。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诏裴行俭讨之。行俭请毋发兵，可以计取。乃诏行俭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抚大食，若道两蕃者。都支上谒，遂禽之。时调露元年（679年）也。永隆中，又有阿史那车薄，自称十姓可汗，与咽面俱叛。永淳元年（682年），命行俭往讨。未行卒。安西都护王方翼破平之。见新旧书《本纪》及《行俭》《方翼传》。《纪》系其事于永淳元年（682年），乃因行俭受命，方翼出征追书之，其叛自当在此之前，《旧书·方翼传》云永隆中是也。《新书》改为永淳中，误矣。咽面，羁縻州名，隶燕然都护府，长安二年（702年），为都督府，隶北庭，见《地理志》。西姓益衰，二部人日离散。垂拱初，擢弥射子元庆、步真子斛瑟罗袭父所领及可汗号。长寿中，元庆坐谒皇嗣，为来俊臣所诬，要斩。流其子献于振州。圣历二年（699年），以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令振抚国人。时突骑施乌质勒张甚，斛瑟罗不敢归，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死长安。《旧书·解琬传》：圣历初，充使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长安三年（703年），召献还，袭兴昔亡可汗，为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护。四年（704年），《旧书》云神龙中。以斛瑟罗子怀道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护。未几，擢献为碛西节度使。时乌质勒帐落寖盛，稍攻得碎叶，即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碎叶川见第三章第六节。弓月城见第四章第四节。伊丽水，即伊列河，见第三章第六节。尽并斛瑟罗地。神龙中，封怀德郡王。是岁死。子嗢鹿州都督娑葛袭。贺鲁之平，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阿史那姓，阙啜官名，忠节其人之汉名。屡相侵掠。阙啜兵众寡弱，渐不能支。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卫，移其部落于瓜、沙等州安置。瓜、沙州皆见第四章第四节。制从之。阙啜行至播仙城，贾耽入四夷路，播仙镇，故且末城，高宗上元中更名。与经略使周以悌遇。以悌劝其贶宰相宗楚客、纪处讷请留。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历城人，时为西边将。历城县，今属山东。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阙啜从之。元振闻其谋，疏言“用吐蕃非便。阿史那献不能招胁十姓。又言吐蕃频年亦册献兄俀子、叔仆罗、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往年虔瓘已曾与忠节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不得，拔汗那不胜侵扰，转南句吐蕃，将俀子重扰四镇。”疏奏、

不省。而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除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便领甘、凉已西兵、募，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发兵掩擒阙啜，杀嘉宾，又害守素、使弟遮弩率兵盗塞。师奖与战，败死。遂陷安西。时景龙二年十一月也。楚客又请以周以悌代元振，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元振使子鸿间道奏其状。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胡三省曰：西突厥先有十姓，今并咽面、葛逻禄、莫贺达干、都摩支为十四姓。莫贺达干、都摩支，见下节。西土遂定。娑葛与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众少，叛归默啜，请为乡道，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万击娑葛，擒之。归语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协，能事我乎？”两杀之。《旧书》曰：自垂拱已后，十姓部落，频被默啜侵略，死散殆尽。案默啜之立，乃在天授，安得垂拱时已掠十姓？而垂拱上距永淳，不过三岁，即骨咄禄亦初起，不能侵略十姓也。然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事在景龙元年（707年），《传》云乘默啜尽众西击娑葛之虚，则默啜与娑葛构兵，不自遮弩叛降始。彼自圣历已后，未尝大举寇边，盖其兵锋实已渐移于西也。娑葛之亡，实为默啜之极盛。然默啜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叛。开元二年（714年），使子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颉利发攻北廷。都护郭虔瓘击之，斩同俄城下。火拔不敢归，携妻子来奔。于是默啜属部，纷纷降附，分崩离析之机肇矣。默啜讨九姓，战碛北，九姓溃，人畜多死。思结等部来降。此据《新书》。《旧书》云：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阿布思来降。阿布思盖思结部之酋长也。默啜又讨九姓拔野古，战独乐河，见第二章第二节。拔野古大败。默啜轻归不为备，道大林中，拔野古残众突出，击斩之。与入蕃使郝灵佺传首京师，时开元四年六月也。骨咄禄之子阙特勒鸠合旧部，杀默啜子小可汗及诸弟并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国人谓之小杀。

毗伽可汗立未几，而有河曲降人叛变之事。《旧书·王晙传》曰：默啜为九姓所杀，其下酋长，多款塞投降。《突厥传》曰：降户阿悉烂、跌思泰等自河曲叛归。案 跌思泰，乃默啜未死时来降者。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杀继立，降者渐叛。晙时为并州长史，上疏言：“降者部落，不受军州进止，辄动兵马，屡有伤杀，私置烽铺，潜为抗拒，公私行李，颇实危惧。北虏如或南牧，降户必与连衡。臣问没蕃归人，云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傥收合余烬，来逼军州，虏骑凭陵，胡兵应接，表里有敌，进退无援。望至秋冬之际，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啖以缯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饶，说其鱼米之乡，陈其畜牧之地，并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虽复一时劳弊，必得久长安稳。二十年外，渐染淳风，将以充兵，皆为劲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遍甿，散在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移徙？谋者必言降户旧置河曲，昔年既得康宁，今日还应稳便。往者颉利破亡，边境宁谧，降户之辈，无复他心。今虏未见破灭，降户私使往来，或畏北虏之威，或怀北虏之惠，又是北虏戚属，夫岂不识亲疏？将比昔年，安可同日？纵因迁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即是良图。留待河冰，恐即有变。”疏奏未报，降虏果叛。敕晙帅并州兵西济河以讨之。时叛者分为两道，其在东者，晙追及之。以功迁左散骑常侍，持节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寻迁御史大夫。时突厥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谋引突厥陷军城而叛。晙因入奏，密请诛之。八年（720年）秋，晙诱诛 跌等党与八百余人于中受降城。授兵部尚书，复充朔方军大总管。九年（721年），兰池州胡康待宾。苦于赋役，诱降虏余烬攻夏州。诏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与晙相知讨之。知运与晙不协，晙所招抚降者，知运纵兵击之，贼以为晙所卖，相率叛走，俄复结聚。晙坐左迁。《张说传》：开元七年（719年），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天兵军，开元五年置，即在并州城中，以时九姓之众，散在太原以北，宿重兵以镇之也。八年（720年）秋，王晙诛河曲降虏阿布思等千余人。此语似误，不则别一阿布思，非赐姓名李献忠者也。参看第七节。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大同军，在代州北。横野军，在蔚州东北。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说率轻骑，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九姓乃安。九年四月，胡贼康待宾反，攻陷兰池等六州。王晙率兵讨之，仍令说相知经略。时叛胡与党项连结，说击破之，奏置麟州，在今陕西神木县北。以安置党项余烬。明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庆州见第三章第一节。方渠县，今甘肃环县。自立为可汗，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兵讨擒之。于是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显州改。邓、仙、开元二年（714年），析许、汝、唐、豫四州之地置，二十六年（738年）废。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康待宾、康愿子之叛，见新旧《书·本纪》开元九年（721年）、十年（722年）。六胡州者，鲁、丽、塞、含、依、契，调露元年（679年）所置。长安四年（704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二年（706年），置兰池都督府，置六县以隶之。开元十年（722年），复分为鲁、丽、契、塞四州。十一年（723年），克定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江、淮。十八年（730年），又为匡、长二州。二十六年（738年），自江淮放回胡户，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归仁三县，事见《旧书·地理志》。六胡州，本在灵、盐二州境，开元中，于废匡州置怀恩县，宥州理焉。地在东胜县境。其东北三百里有榆多勒城。天宝中，王忠嗣奏于其地置经略军，宥州亦寄治焉。宝应后废。元和八年（813年），李吉甫奏复之，以备回纥、党项。十五年（820年），移治长泽县，在今陕西靖边县之东。降户安处河南、江、淮者凡十五年，初不闻有风尘之警。二十六年（738年）之放回，未知其故安在，然必不能全回。且如王晙之言，则当时高丽、西胡，杂处内地者，尚不少矣。此可见突厥初降时，群臣或欲处之兖、豫，

实为善策。盖内地中国人多，易于同化。苟非种落太多，反客为主，而又政刑大乱，郡县极敝，如典午之初者，原不虑其呼啸而起。正不容因噎废食，动援郭钦、江统之说以为难也。

《旧书》云：毗伽可汗性仁友。自以得国是阙特勒之功，固让之，阙特勒不受，遂以为左贤王，专掌兵马。是时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骑施苏禄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颇多携贰；乃召默啜时衙官暾欲谷为谋主。初默啜下衙官，尽为阙特勒所杀，暾欲谷以女为小杀可敦，免死归部落。年七十余，蕃人甚敬伏之。《传》侈陈暾欲谷智谋，容有附会。然又载玄宗东封时，张说欲加兵以备突厥，曰：“小杀仁而爱人，众为之用；阙特勒骁武善战，所向无前；暾欲谷深沉有谋，老而益智。”则是时突厥君臣，确为一时俊杰，而又能和衷共济，一扫前此相猜相翦之习，此其所以能拯默啜之敝，复雄北方三十年欤？小杀既得降户，谋欲南入为寇；又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暾欲谷皆止之。开元八年（720年）冬，王晙奏请西征拔悉蜜，东发奚、契丹，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数道俱入，掩突厥牙帐于稽落河上。暾欲谷策拔悉蜜去两蕃远，谓奚、契丹，见第五节。势必不合；王晙兵马，亦不能至；拔悉蜜轻而好利，必先来，可击。九年九月，拔悉蜜果来，而王晙及两蕃不至，惧而退。突厥蹑之。拔悉蜜时在北廷，暾欲谷分兵间道袭拔其城，因纵卒击，悉擒之。回兵掠凉州，败中国兵。《本纪》在八年十一月，《实录》同，《通鉴》从之。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明年，固乞和，《通鉴》在九年二月。许之。又连岁遣使献方物求婚，不许。十五年（727年），使来朝，时吐蕃与书，计同时入寇，并献之。上嘉其诚，许于西受降城互市，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十九年（731年），阙特勒死。二十二年（734年），《本纪》。小杀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药发未死，先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新书》云：夷其种。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寻卒，《通鉴》。其弟嗣立，是为苾伽骨咄禄可汗，册为登利可汗。年幼，其母名婆匐，暾欲谷女。与小臣饫斯达干通，干与国政，不为蕃人所伏。登利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在东者号左杀，在西者号右杀。登利与其母诱斩右杀，并其众。左杀惧及，攻登利杀之。《旧书·本纪》在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左杀者，判阙特勒也。立毗伽可汗子，俄为骨咄叶护所杀。立其弟，又杀之。叶护乃自为可汗。天宝初，回纥、葛逻禄、拔悉蜜并起攻叶护，杀之。尊拔悉蜜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国人奉判阙特勒子为乌苏米施可汗。拔悉蜜等三部共攻之。米施遁亡。三载（744年），拔悉蜜等杀之，传首京师。其弟白眉特勒鹘陇匐立，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国人推拔悉蜜酋为可汗。诏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乱，击其左十一部，破之。其右未下，此据《新书·突厥传》。《旧书·王忠嗣传》云：“取其右厢而归。”而回纥、葛逻禄杀拔悉蜜可汗，奉回纥骨力裴罗定其国。明年，杀白眉可汗，传首。《新书》云：突厥国于后魏大统时，至是灭，后或朝贡，皆旧部九姓云。突厥本西海部族，然据东方未久，奚、契丹、靺鞨及北徼诸部落，尽臣服之，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故自颉利之亡，至于是，几百二十年，屡蹶而屡起。使有英主出，收率旧众，以图中兴，未尝不可为中国之大患。其亡也，实中国之天幸也。铁勒诸部，本气势郁勃，突厥既亡，必有代之而兴者，而回纥盛矣。

薛延陀亡时，回纥酋长曰吐迷度。《新书》本传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可见回纥本据，实在贺兰山北。上文云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乃延陀亡后东迁之所宅也。参看第三章第二节。太宗以其地为瀚海都督府，拜吐迷度为都督，隶燕然都护府。龙朔中更号瀚海，见第三章第二节。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吐迷度之妻，与俱陆莫贺达干俱罗勃谋乱，而归车鼻可汗。二人皆车鼻婿。乌纥领骑夜劫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绐乌纥，许白为都督。乌纥往谢，因斩以徇。擢吐迷度子婆闰袭父所领。俱罗勃入朝，帝不遣。婆闰死，子比栗嗣。比栗死，子独解支嗣。武后时，默啜取铁勒故地，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杀默啜。死，子承宗立。凉州都督王君 诬暴其罪，流死瀼州。在今广西上思县南。族子瀚海府司马护输乘众怨，共杀君，梗绝安西诸国朝贡道。参看第四节。久之，奔突厥死。子立，即骨力裴罗也。既斩颉跌伊施，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天子以为奉诚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昆河之间，南距西城千七百里。昆河，今鄂尔坤河。西城，汉高阙塞，在今临河县北。有诏拜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俨然代突厥而兴矣。

第三节 开、天边事（二）

默啜之杀娑葛也，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禄，裒拾余众，自为可汗，众至三十万。开元中，拜顺国公，《通鉴》事在六年五月。进号忠顺可汗。《通鉴》在七年十月。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使者致公主教于杜暹，《新书·苏禄传》。据《通鉴》，唐以交河公主妻苏禄，事在开元十年十二月，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在十二年三月；《旧书·暹传》，亦在是年；则此是岁二字似误。暹怒，笞其使，不报。苏禄怒，阴结吐蕃，举兵略四镇，围安西。暹方入当国，赵颐贞代为都护，乘城。久之，出战，又败。苏禄略人畜，发囷贮，徐闻暹已宰相，乃引去。《新书·苏禄传》。《旧书·杜暹传》：暹以开元十二年（724年）为安西都护。明年，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蕃国，图为叛乱。暹密知其谋，发兵捕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于阗遂安。《新书》略同。《通鉴》亦有其事。《旧书·于阗传》：天授三年（692年），其王伏阇雄卒，则天封其子璥为于阗国王，开元十六年（728年），复册立尉迟伏师为于阗王，无眺为王及为暹所废事，盖史家仅记封册。虽不完具，犹可校以《杜暹传》而知其不备也。《新书·于阗传》曰：伏阇雄死，武后立其子璥，开元时献马 豽，璥死，复立尉迟伏师战为王，则亿撰璥死而立伏师之事，谓其身相接，使人反疑杜暹传为不足信矣。暹之相，在开元十四年九月，苏禄与吐蕃赞普围安西，在十五年闰九月，皆见《旧书·本纪》。《纪》云：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败之，盖讳饰之辞，不足信也。《新书·本纪》，十五年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下连书闰月，庚子，寇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之。一似安西之役，专出吐蕃，而于苏禄无与者。欧、宋二公之疏如此。始苏禄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与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国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国女，并为可敦，以数子为叶护。费日广而无素储，晚年，卤获稍留不分，下始贰。又病风，一支挛，不事事。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方盛，此据《新书·苏禄传》，《旧书·突厥传》都摩支作都摩度。《实录》同。见《通鉴考异》。而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禄部者为黑姓，更相猜雠。俄而莫贺达干、都摩支夜攻苏禄，杀之。据《旧传》，事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夏。都摩支又背达干，立苏禄子吐火仙骨啜为可汗，居碎叶城。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保怛逻斯城，共击达干。碎叶城、怛逻斯城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帝使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和抚西方诸国。达干与嘉运率石王、史王破吐火仙，擒之。《旧书·本纪》：开元二十七年七月，北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袭破突骑施于碎叶城，杀苏禄，盖误。嘉运当时，并擒吐火仙弟顿阿波，皆以献俘，赦不诛。《新书·本纪》，系吐火仙之擒于八月。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誉挟锐兵，与拔汗那王掩怛逻斯城，斩黑姓可汗。诸国皆降。初阿史那献为碛西节度使。见上节。十姓部落都担叛，献击斩之，据《新书·本纪》，事在开元二年三月。收碎叶已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

嘉慰。葛逻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咄陆五啜，有胡禄屋阙啜，鼠尼施处半啜。胡屋当即胡禄屋阙，鼠尼施当即处尼施处半。因默啜政衰内属，为默啜所侵掠，以献为定远道大总管，与北廷都护汤嘉惠等掎角。于是突骑施阴幸边隙，献乞益师，身入朝，玄宗不许。然献终亦归死长安。《新书》本传云：献终以娑葛强很不能制，归死长安。案时娑葛已前死。及是，又以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领突骑施所部。莫贺达干怒，诱诸落叛。诏嘉运招谕，乃降。《旧书·本纪》，在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遂命统其众。后数年，复以昕为可汗，遣兵护送至碎叶西俱兰城，俱兰名见《新书·西域传》。《通鉴考异》云：《会要》作俱南城。为莫贺达干所杀。西突厥遂亡。《通鉴》系天宝元年（742年）。此据《新书·西突厥传》。《突骑施传》，莫贺达干作莫贺咄。云莫贺咄自为可汗，安西节度夫蒙灵誉诛斩之。其事，《通鉴》系天宝三载（744年）。天宝后，突骑施部以黑姓为可汗，仍通使贡，受诏册。至德后，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多故，不暇治。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臣役焉。

唐初西域，本羁制于西突厥。西突厥亡，突骑施等莫能继起；默啜、吐蕃，虽皆意存觊觎，而力有不及；大食方兴，亦未能遽行兼并；故开天之际，中国之声望犹存。葱岭东西，西暨拂菻，南抵天竺，仍通朝贡，受册命。并有赐姓、尚主，遣子宿卫者。唐或于其国置军州，或更其国号。如拔汗那以助平吐火仙，册其王为奉化王。天宝三载（744年），改其国号宁远。以外家姓赐其王为窦氏。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754年），其王忠节遣子入朝，请留宿卫，习华礼，许之。此国，史称其事唐最谨焉。护蜜，即元魏时之钵和。乾元元年（758年）来朝，赐氏李。南天竺丐名其军，玄宗赐名为怀德军。史国，天宝中改号为来威国。虽安史乱后，余风遗烈，犹未尽绝也。然开天之际，要为极盛之时。当是时，西方强国，实惟吐蕃、大食，陵轹诸国，诸国多有来乞援者。南天竺尝乞师讨大食、吐蕃。乌荼，亦曰乌苌，东鄙与大食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俱位，皆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个失蜜，即迦湿弥罗，王木多笔，遣使来朝。言国有象、步、马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阨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康，其王乌勒伽，与大食亟战不胜，来乞师，天子不许。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俱蜜，开元中来献。其王那罗延，颇言大食暴赋，天子但慰遣而已。东曹，天宝十一载（752年），其王与安王请击黑衣大食，不听。唐与吐蕃，所争在于四镇。开元中尝破平喝盘陀，于其地置葱岭守捉，为安西极边戍，亦所以固四镇也。吐蕃出西域之道，实惟于阗，既不获逞，乃思假道于勃律，亦为唐所阻遏，事见下节。大食席方兴之势，去葱岭已西诸国近，实非唐所能与争。故唐于来乞师者，皆谢绝焉。度德量力，宜也。而边将贪功，安西节度高仙芝以天宝九载（750年），出师以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仍浮之，献于阙下，斩之。其子走大食乞兵。明年七月，仙芝遂大败于怛逻斯城。经此挫折，设更欲兴忿兵以报怨者，后事必更不堪设想，而安史之乱旋作，唐于西域，遂不复能过问，此转所以保全威望，为要功生事之臣藏拙也。《新书·西域传》赞曰：“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寖多。唐兴，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事在开元七年（719年），见《焉耆传》。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夫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为费几何？征戍之劳，盖有什百于此者矣。唐北平突厥，西御吐蕃，东抚治奚、契丹，皆所谓“守在四夷”，虽知其劳，势不容已。若西域则异于是，不徒大

食不能越葱岭而叩玉门，即吐蕃欲为患甘、凉，亦必道南山而不由四镇也。唐事外之劳费无谓，盖莫西域若，而自太宗已来，皆明知其然而不能自克，然后知后汉世祖闭关却使之不易几也。

第四节 开、天边事（三）

武后末年，吐蕃因内乱寖弱，已见第四章第一节。此时中国实不必亟亟与和。乃中宗时，赞普祖母使来为其孙请昏，遽以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之。事在景龙四年（710年），即睿宗景云元年也。帝幸始平县送之。哀其孩幼，为之悲泣。为曲赦县大辟罪已下，百姓给复一年，改县曰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齐景公涕出而女于吴，不得已也，中国是时，有何不得已邪？守礼，章怀太子子。金城县，后又改曰兴平，今陕西兴平县。使杨矩送主。睿宗即位，矩为鄯州都督，鄯州见第三章第四节。吐蕃使厚遗之，因请河西九曲之地，为公主汤沐之所，矩遽奏与之。《新书·本纪》，系此事于景龙四年三月，似不得如是之速。《通鉴》系此年末。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近唐境，吐蕃自是益张雄，易入寇。一时君臣之昏愦庸懦可知矣。开元二年（714年），吐蕃相岔达延上书宰相，请载盟文，定境于河源。未及定，寇临洮军、兰、渭等州。临洮军，在今甘肃临洮县境。兰州见第二章第六节。渭州，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杨矩悔惧，饮药死。玄宗下诏将亲征，俄诸将破其兵，乃止。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为境，以公主故，桥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二军，距积石二百里。见第四章第四节。今既负约，请毁桥复守河。诏可。吐蕃请和。然恃盛强，求与天子敌国，语悖敖。使者至临洮，诏不纳。金城公主上书求听修好，且言赞普君臣，欲与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上书，言孝和皇帝尝赐盟，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殁，故须再誓。帝谓昔已和亲，有成言，寻前盟可矣。不许复誓，礼其使而遣之。且厚赐赞普。自是岁朝贡，不犯边。《新书·吐蕃传》《本纪》，开元四年（716年）、五年（717年）、七年（719年），皆书吐蕃请和。盖时吐蕃究承丧乱之后，未能大为边患也。然其在西域，复有战事。

吐蕃之用兵，似诸方面各自为政，中枢不甚能制御，盖其地广而交通阻塞，不得不委任边将，遂成尾大不掉之局，钦陵兄弟之行事，即其明证也。西域、天竺，皆文明之地，为野蛮好侵略者所垂涎，故吐蕃甘心焉。诸国多有乞师中国，以讨吐蕃者，已见上节。其附从之者，则有护蜜及大勃律，而小勃律亦数为所困。大小勃律，为今泊米尔高原之地。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护蜜在勃律北。《传》云：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攻四镇耳。”开元十年（722年），又攻之。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廷节度使张孝嵩求救，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以步骑四千昼夜驰，与谨忙夹击，大破之。杀其众数万，复所失九城。吐蕃侵西域之锋一挫。

时中国事吐蕃颇劳费，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礼毕，张说奏请许吐蕃和，以息边境，帝与河西节度使王君 筹之。君 请深入。十五年正月，破之青海之西。先是吐蕃大将悉诺逻攻大斗谷，当即大斗拔谷，见第二章第四节。《新书·地理志》：凉州西有大斗军，本赤水守捉，开元十六年（728年）为军，因大斗拔谷为名。又移攻甘州，见第四章第四节。君 袭其后，俘其辎重及疲兵，是年九月，悉诺逻攻陷瓜州，执君 之父，俄而君 为回纥所杀。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君 微时，往来凉府，为所轻。及为节度，以法绳之。回纥等密使人诣东都自陈枉状，君 遽发驿奏回纥部落难制，潜有叛谋。上使中使按问。回纥等竟不得理，四姓首长皆长流。其党谋杀君，会吐蕃使间道往突厥，君 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为所杀，参看第二节。肃州见第四章第四节。乃命萧嵩为河西节度，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嵩纵反间，吐蕃赞普召悉诺逻诛之。嵩、守珪及

陇右节度使张忠亮战皆捷。十七年（729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袆太宗子吴王恪之孙。又率兵赴陇右，拔石堡城，置振武军。于是吐蕃频遣使请和。忠王友皇甫惟明陈通和之便，上乃令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充使。十八年十月，吐蕃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等入朝。名悉猎，即来迎金城公主者，其人略通华文。明年正月，诏御史大夫崔琳报聘。吐蕃请交马于赤岭，在石堡城西二十里。互市于甘松岭。在今四川松潘县西南。宰相裴光庭言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碑立于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贡方物。其年，吐蕃西击勃律。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旧书·吐蕃传》《西域传》，事在二十二年（734年）。上甚怒之。时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希逸请皆罢之，而其傔人孙诲入朝奏事，言吐蕃无备可掩。上使内给事赵惠琮与诲驰往，观察事宜。惠琮等遂矫诏令希逸掩袭，破之青海上。《旧书·吐蕃传》。《传》云：吐蕃自是复绝朝贡。然据《希逸传》，其袭破吐蕃，在开元二十五年三月，而《本纪》，是年十二月，吐蕃尚遣使朝贡。希逸以失信怏怏。俄迁为河南尹。萧炅代为节度。又以杜希望为陇右节度，王昊此据《旧书·吐蕃传》。《通鉴》依《实录》《唐历》作王昱。为剑南节度，分道经略。仍令毁其分界之碑。二十六年（738年），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为威武军。《旧书·吐蕃传》。《通鉴》从《实录》作威戎军。案《通鉴》是也。《新书·地理志》：鄯州星宿川西三百五十里有威戎军。又发兵夺河桥，于河左筑盐泉城，置镇西军。在河州西百八十里。河州，今甘肃导河县。王昊攻安戎城，见第四章第四节。大败。二十八年（740年），益州长史章仇兼琼诱城中羌族归款，据诏书。乃取之。诏改为平戎城。二十九年（741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来告哀，仍请和。上不许。《旧书·吐蕃传》。《本纪》在二十八年（740年），《新书》同，盖薨于二十八年（740年），而告哀使以二十九年至。十二月，吐蕃袭石堡城。河西、陇右节度盖嘉运不能守。天宝初，会皇甫惟明、王忠嗣为节度。皆不能克。七载（748年），以哥舒翰为节度。八年六月，乃攻拔之。改为神武军。先二岁，六载（747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击小勃律，降之。《新书》本传曰：没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疑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攻破其国后，复以女妻之，与结好也。传又言仙芝平其国，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此亦张大之辞。当时执苏失利之及其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安西之戍，尚嫌劳费，况于勃律邪？是岁，吐火罗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吐火罗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新书·西域传》。九载（750年），仙芝又击破之，虏其王。仙芝破羯师之事，新旧《书》本传皆不载。《新书·西域传》，亦但云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帝为出师破之而已。《通鉴》：天宝八载十一月乙未，吐火罗叶护失里忙伽罗遣使表称：朅师王亲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许之。九载（750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破朅师，虏其王勃特没。三月，庚子，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朅师王。《考异》曰：《实录》：去载十一月，吐火罗叶护请使安西兵讨朅师，上许之，不见出师。今载三月，庚子，册朅师国王勃特没兄素迦为王；不言朅师为谁所破。按十载正月，高仙芝擒朅师王来献，然则朅师为仙芝所破也。案观困苦小勃律镇军之语，则知唐之出兵，非为吐火罗，正以归仁置军，不得不救耳。然敌果洊至，其可终守乎？贪功生事之举，辗转诒累如此。十三载三月，《新书·本纪》。《旧书·外戚·王子颜传》亦云十三载（754年）。哥舒翰收九曲故地，置神策军于临洮西，见第四章第四节。浇河郡于积石西，浇河郡，即廓州，见第三章第四节。及宛秀军，《新书·地志》：廓州西八十里宛秀城有威胜军，当即此宛秀军。以实河曲。《新书·吐蕃传》。《哥舒翰传》云：收黄河九

曲，以其地置洮阳郡，筑神策、宛秀二军。《通鉴》：十三载七月，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浇河、洮阳二郡及神策军。洮阳郡，即洮州。见第四章第四节。唐是时，可谓西域、河湟，两路皆致克捷，然未几，禄山难作，尽征河、陇、朔方之兵入赴难，而局势急变矣。

第五节 开、天边事（四）

自李尽忠之败，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奚亦与突厥相表里，号两蕃。景云元年（710年），奚首领李大酺此据《新书》。《旧书》本传作李大辅，《本纪》亦作酺。遣使贡方物，睿宗嘉之，宴赐甚厚。延和元年（712年），幽州都督孙佺，亦从《新书》。《旧纪》《传》皆作孙孙俭。顾与李楷落周以悌袭之，大败，佺、以悌皆为虏禽，送默啜害之。《旧书》云：俭没于陈。朝廷方多故，不暇讨。开元二年（714年），并州节度大使薛讷仁贵子。伐契丹，又败绩。尽忠从父弟失活，旋以默啜政衰来归。《新传》在开元二年，《旧传》在三年。四年八月，《新书·本纪》。又与李大酺偕来。于是复置饶乐、松漠二府，以大酺、失活为都督。《通鉴》皆在开元四年八月。《新书·传》，大酺为饶乐都督在二年，《旧传》在三年（714年）。又置静析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以东平王外孙杨元嗣女为永乐公主妻失活，《旧纪》开元五年十一月。东平王续，太宗子纪王慎之子。宗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旧纪》开元五年三月。五年（717年），大酺、失活请于柳城依旧置营州都督府，从之。《旧纪》在三月。六年五月，《旧书·纪》《传》。失活死，弟娑固袭。《新传》。《旧传》云从父弟。八年（720年），有可突干者，为静析军副使，悍勇得众，娑固欲去之，未决，而可突干反，攻娑固。娑固奔营州。都督许钦澹以州甲五百，合李大酺兵攻可突干，不胜，娑固、大酺皆死。钦澹惧，徙军入榆关。今山海关。可突干奉娑固从父弟郁干为君，遣使者谢罪。有诏即拜郁干松漠都督，以宗室出女慕容为燕郡公主妻之。大酺之死，弟鲁苏袭。十年（722年），入朝。诏袭其兄官爵，仍以固安公主为妻。《旧纪》在六月。十一年（723年），郁干死，弟吐干袭，复妻燕郡公主。吐干与可突干猜阻，十三年（725年），携公主来奔。可突干奉尽忠弟邵固统众。以宗室出女陈为东华公主妻之。《旧纪》在十四年三月。十八年（730年），可突干杀邵固，《旧纪》在五月。云：契丹衙官突可汗杀其主李召固。突可汗，乃可突干之讹。立屈烈为王，《旧书·张守珪传》作屈剌。胁奚众共降突厥。公主走平卢军。营州军名。鲁苏奔榆关。诏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击之。拜忠王浚肃宗初名。为河北道行军元帅，既又兼河东道诸军元帅。王不行，而以信安王袆见上节。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二十年（732年），袆与含章出塞捕虏，大破之。可突干走，奚众降。明年，可突干盗边，幽州长史薛楚玉讷弟。遣副总管郭英杰等击之，英杰，知运子。败死。帝擢张守珪为幽州长史经略之。可突干阳请臣，而稍趋西北，倚突厥。其衙官李过折，与可突干内不平。守珪使客王悔阴邀之，以兵围可突干。过折即夜斩可突干、屈烈及支党数十人自归。《新书·契丹传》。据此，是守珪之师既出，而过折乃应之也。《旧书·本纪》云：守珪发兵讨契丹，斩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于阵，传首东都。阵斩固要功之辞，然谓二人死时，守珪之兵已出，则与此合。其《守珪传》云：屈刺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刺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协，悔潜诱之，斩屈刺、可突干，尽诛其党，率余众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燕赏将士。传屈刺、可突干等首于东都。则可突干既死而守珪之师乃出，大功全在于悔矣。《新书·本纪》及《守珪传》，略与《旧书》同。恐《守珪传》之说较确，《纪》与《新书·契丹传》所云，皆要赏之辞也。《新书·王琳

传》：琳孙俌，辟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幕府。时契丹屈烈部将谋入寇，河北骚然。俌至虏中，胁说祸福，虏乃不入。则当时守珪安边，颇得策士之力。时二十二年十二月也。明年，拜过折为松漠都督。其年，为可突干余党泥里所杀。《通鉴考异》云：《旧传》不言朝廷如何处置泥里。今据《张九龄集》，有赐契丹都督涅里敕，又有赐张守珪敕云：涅礼自擅，难以义责，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朝旨，使知无它也。泥里盖即涅礼也。初可突干之胁奚众以叛也，赵含章发清夷军讨破之。清夷军在妫州。妫州，今怀来县。众稍自归。明年，信安王袆又降其酋李诗等。以其地为归义州，治良乡之广阳城。置其部幽州之偏。李诗死，子延宠嗣，又与契丹叛，为张守珪所困，复降。拜饶乐都督。天宝四载（745年），契丹大酋李怀秀降。《新书·契丹传》。《旧书·本纪》作李怀节，《通鉴》同。拜松漠都督。三月，各以宗室出女妻之。九月，皆杀公主叛去。《旧纪》。范阳节度安禄山讨破之。更封契丹酋楷落、奚酋娑固为松漠、饶乐都督。《通鉴》事在五载四月。十载（751年），禄山发幽州、云中、平卢、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乡道，讨契丹。战潢水南，《新书·契丹传》。《本纪》作战于吐护真河。大败。明年，再击之，以阿布思叛不果。然与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亦数与奚鏖斗，诛其君李日越。《通鉴》事在十三载（754年）。奚、契丹是时，尚不能与唐大兵敌，故李袆、张守珪，皆能戡定之。至禄山之败，则自由其贪功徼幸，非兵力之不敌也。《新书·禄山传》：十一载（752年），率河东兵讨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将讨之，尔助我乎？”奚为出徒兵二千乡道。至土护真河，禄山计曰：“道虽远，我疾趋，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绳，欲尽缚契丹，昼夜行三百里，次天门岭。会雨甚，弓弛矢脱不可用。禄山督战急。大将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陈利害以胁贼，贼必降。”禄山怒，欲斩以令军，乃请战。思德貌类禄山，及战，虏丛矛注矢邀取之，传言禄山获矣。奚闻，亦叛，夹攻禄山营，士略尽。禄山中流矢，引奚儿数十，弃众走山而坠，庆绪、孙孝哲掖出之。夜走平卢。部将史定方以兵鏖战，虏解围去。禄山不得志，乃悉兵号二十万讨契丹以报。阿布思叛，不进，辄班师。盖奚本非心服，禄山所将之兵，亦未尽至，故有此大败也。明岁出师，使微阿布思之叛，自可一大创之，而又以阿布思叛不果。此后禄山迫于叛计，遂不暇再事契丹矣。此亦契丹之天幸也。然历开元、天宝之世，几五十年，实未尝一日真臣服。营州之复，特其名焉而已。《旧书·良吏·宋庆礼传》：开元中，累迁贝州刺史，仍为河北支度营田使。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翙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717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盛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七年（719年）卒。太常博士张星议：庆礼有事东北，所亡万计，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请谥曰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驳曰：营州镇彼戎夷，扼喉断臂，逆则制其死命，顺则为其主人。自经隳废，便长寇孽。二十年间，有事东鄙，僵尸暴骨，败将覆军，不可胜计。而庆礼以数千之役徒，无甲兵之强卫，指期遂往，禀命而行，俾柳城为金汤之险，林胡生腹心之疾。寻而罢海运，收岁储，边亭晏然，河朔无扰。与夫兴师之费，转输之劳，校其优劣，孰为利害？而云所亡万计，一何谬哉？及契丹背诞之日，惧我掎角之势，虽鼠穴自固，而驹牧无侵云云。案姜师度传：神龙初，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度支营田使。始于蓟门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可见是时两蕃为患之深。此庆礼等所以主复营州于柳城也。以大体论，自是良图。惜乎如庆礼、师度等良吏少，徒恃兵力震慑，终致外蕃受其侵害，而己亦与之俱敝耳。贝州，今河北清河县。易州见第三章第六节。其势已隐然不可易矣。

大祚荣自立后，中宗即位，使往招慰，祚荣遣子入侍。将加册立，会契丹、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睿宗先天二年（713年），使册拜祚荣为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每岁遣使朝贡。开元七年（719年），祚荣死，其国私谥为高王。册立其嫡子武艺。十四年（726年），黑水靺鞨遣使来朝。诏以其地为黑水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旧传》曰：武艺谓其属曰：“黑水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遣母弟门艺及其舅任雅相，发兵以击黑水。门艺曾充质子，至京师，开元初还国，谓武艺曰：“黑水请唐家官吏，即欲击之，是背唐也。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今日渤海之众，数倍少于高丽，《新书》曰：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武艺不从。门艺兵至境，又上书固谏。武艺怒，遣从兄壹夏代门艺，征门艺欲杀之。门艺来奔。武艺寻遣使朝贡，仍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本纪》：是年十一月，遣子义信来朝。上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流向岭外，已遣去讫。”乃留其使，别遣使报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艺又上书云：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上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二十年（732年），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今山东蓬莱县。杀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士卒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新罗是时之王为金兴光。《旧书》本传云：其族人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靺鞨，仍加授兴光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使兴光攻渤海南境，不必有宁海军使之授。《新书·新罗传》云：渤海靺鞨掠登州，兴光击走之。帝进兴光宁海军大使，使攻靺鞨。则兴光未受命攻渤海南境之前，已在海道击走靺鞨矣。《新书》言新罗有郑保皋、郑年者，自其国皆来，为武宁军小将。后保皋得归新罗，谒其王，言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与保皋万人守之。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可见唐世，中国、新罗之间，海道往来甚畅。渤海地亦临海，此其所以能从海道来寇，而亦新罗之所以能败其兵也。武宁，徐州军名。武艺怀怨不已，密遣使至东都假刺客刺门艺。《新书》云：募客入东都。门艺格之，不死。诏河南府捕获其贼，尽杀之。《新书·乌承玼传》：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先锋。渤海大武艺与弟门艺战国中，门艺来，诏与太仆卿金思兰发范阳、新罗兵十万讨之，无功。武艺遣客刺门艺于东都，引兵至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堑以大石，亘四百里，虏不得入。《通鉴考异》谓《新书》此文，乃误用韩愈《乌重胤庙碑》，武艺实无入寇至马都山之事，特未知《传》中余事，别据何书。案《传》谓武艺与门艺战国中，其语必有所本。然则《旧书》所载武艺遣门艺攻黑水而门艺不肯，乃其来降后自媚之辞，实则与兄争位而败逋耳。庇争国之罪人，于理自亦非直，然穷来归我，何忍杀之，锢之不使归争国，亦于武艺无负矣。而武艺竟因此而入犯，此可见武后以后，东北诸蕃之跋扈也。二十五年（737年），武艺病卒。亦据《旧书》本传。《纪》在二十六年（738年），盖据赴告到日。其国私谥曰武王。子钦茂嗣。天宝末，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讫帝世，朝献者二十九云。

靺鞨著者，粟末而外，又有汨咄、安居骨、拂涅、黑水、白山等。高丽亡后，惟黑水完强，已见第三章第三节。《新书》本传云：开元十年（722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说。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拂涅、铁利、虞娄、越喜时时通中国，而郡利、屈说、莫曳皆不能自通。《传》存其朝京师者，迄于元和，云：“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

第六节 开、天边事（五）

唐初，黔、泸、戎、巂诸州，同为西南控扼要地，而姚州深入其阻，所系尤重。见第三章第七节。《旧书·本纪》：高宗麟德元年五月，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盖中间尝废罢也。自高宗用兵之后，中宗神龙三年，侍御史唐九征又尝出兵讨击叛蛮，于其处勒石纪功焉。《旧书·本纪》。《旧书·张柬之传》：神功初，出为合州刺史，今四川合川县。寻转蜀州。旧例，每岁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柬之表论其弊曰：“姚州哀牢旧国，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收其盐、布、毡、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刘备据有巴、蜀，尝以甲兵不充。及备死，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以增武备。搜同叟，乃民族之名，亦即 字之异译，说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故《蜀志》称自亮南征之后，国以富饶，甲兵充足。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往者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帅自相统领，不置汉官，亦不留兵镇守。人问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汉杂居，猜嫌必起。留兵运粮，为患更重。忽若反叛，劳费更多。但粗设纪纲，自然安定。窃以此策，妙得羁縻之术。今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且纵且禽之技。惟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蒱博，一掷累万。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武陵县，在今湖北竹溪县东。之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前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贵及蜀兵，应时破败，噍类无遗。又使将军李义总等往征，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乃废。垂拱四年（688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昆州见第二章第二节。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及置州后，录事参军李稜为蛮所杀。延载中，司马成琛奏请于泸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于今不息。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国家设官分职，本以化俗防奸，无耻无厌，狼籍至此。今不问夷夏，负罪并深。见道路劫杀，不能禁止，恐一旦惊扰，为患转大。伏乞省罢姚州，使隶巂府。岁时朝觐，同之蕃国。亦废泸南诸镇，于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往来。增巂府兵，选择清良宰牧，以统理之。臣愚，将为稳便。”读此，可见贪吏、莠民，与外族不肖之徒，互相勾结，以刻剥土人，疲敝中国之状。历代新开之地，同化其民甚难，如西南至今未竟其功。往往叛乱时起，终至离逖。或彼离中国而自立，或中国不能维持而卒弃之。职此之由，更观近代欧人之开拓南洋、美洲，而叹人类之罪恶，今古同符，东西一辙也。惜乎此等罪恶，见侮夺者莫能言，侮夺人者不肯言，传于世者甚少耳。然据一端以推想其余，亦可以见其概矣。唐是时开拓所及者，为今云南之东境及北境。高宗时，吐蕃臣西洱河蛮，其势力始与中国交会。睿宗即位，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蛮既降附，又请筑城征税。睿宗令发剑南兵往。知古又欲因是诛其豪杰，没其子女为奴婢。蛮众恐惧，其酋傍名乃引吐蕃攻杀知古，断其尸以祭天。姚、巂路历年不通。《旧书·徐坚传》《吐蕃传》。西南情势，岌岌可危矣。然吐蕃距云南远，亦不易深入，于是南诏兴焉。

南诏，《新书·传》云：本哀牢夷后，观其父子以名相属，其说是也。《传》云：至丰祜，始慕中国，不肯连父名。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巂诏，在今云南云龙县南。越析诏，今云南丽江县。浪穹诏，今云南洱源县。邆睒诏，今云南邓川县。施浪诏，在洱源县蒙次和山下。蒙舍诏，今云南蒙化县。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王蒙氏，自舍尨以来，有谱次可考。舍尨生独逻，亦曰细奴逻。《旧书》云：国初有蒙舍尨，生迦独庞，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遣使者入朝。生逻盛炎，武后时身入朝。生炎，炎 死开元时。弟盛逻皮立。生皮逻。炎 未有子时，以 罗凤为嗣，及生子，还其宗，而名承 遂不改。《新书》本传，《传》曰：逻盛炎生炎。武后时，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逻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旧书》则云：细奴逻生逻盛。武后时来朝，其妻方娠。次姚州，闻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于唐地足矣。”子名曰盛逻皮。开元初，逻盛死，子盛逻皮立。《通鉴》从《旧传》。《考异》曰：《杨国忠传》《云南别录》并同。见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以理衡之，《旧书》似是，然炎之名，《新书》似不得杜撰。开元末，皮逻 逐河蛮，即西洱河蛮。取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县。以处 罗凤。天子赐皮逻 名归义。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新书·南诏传》。《传》下文言：六诏之外，又有时傍、矣川罗识二族，通号八诏。除蒙巂诏之地，系为归义所夺外；其越析诏，贞元中，有豪酋张寻求，烝其王波冲妻，因杀波冲。剑南节度使召寻求至姚州杀之，部落无长，乃以地归南诏。浪穹诏之王铎罗望，与南诏战，不胜，挈其部保剑川，更称剑浪。传望偏、偏罗矣、罗君三世，乃为南诏所虏，事亦在贞元中。邆睒诏王咩罗皮，施浪诏王施望欠，曾与浪穹诏合拒归义，不胜。咩罗皮走保野共川，传皮罗邓、邓罗颠、颠文托三世。施望欠走永昌，献女丐和，归义许之。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为诏，纳之剑川。传子千旁罗颠，南诏破剑川，颠文托见虏，徒永昌，千旁罗颠走泸北，三浪悉灭。时傍母，归义女，其女复妻 罗凤。咩罗皮之败，时傍入居邆川，为 罗凤所猜，徙置白厓城。后与矣川罗识诣吐蕃神川都督，求自立为诏，谋泄，被杀。矣川罗识奔神川，都督送之罗些城。则诸诏破灭，实在 罗凤时，此时云合六诏为一，仅为诸诏共主而已。剑川，今云南剑川县。姚州所属羁縻州有野共，未详所在。人居必依水，昔人言某川，犹今人言某水流域，野共族之地称野共川，犹邆睒诏之地称邆川也。白厓城，在今云南仪凤县东南。归义已并群蛮，遂破吐蕃，寖骄大。入朝，天子亦为加礼。又以破洱蛮功，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于是徙治太和城。天宝初，遣 罗凤子凤迦异入宿卫。七载（748年），归义死，罗凤立，袭王。《旧书》：归义卒，诏立子 罗凤，袭云南王。初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旧书·本纪》：天宝八载十月，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此时南诏事唐颇谨。使能勤而抚之，固可彼此相安，并可藉其力以御吐蕃也，乃又以贪吏诛求，引起变故。

杨国忠德鲜于仲通，用为剑南节度使。仲通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云南郡，即姚州。太守张虔陀私之。多所求丐，罗凤不应。虔陀数垢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时天宝九载（750年）也。明年，仲通自将出戎、巂州。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见第三章第七节。罗凤遣使者谢罪，愿还所虏，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仲通囚使者，进薄白厓城。《旧书》云：进军逼太和。大败，引还。厓罗凤遂北臣吐蕃，吐蕃以为弟。夷谓弟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杨国忠调天下兵，凡十万，使侍御史李宓讨之，败于太和城，死者十八。十三载六月。会安禄山反，罗凤因之取巂州、会同军，在今会理县。据清溪关。今汉源县南。西南形势一变已。

初爨弘达之死也，唐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在今曲靖县北。袭杀东爨首领盖骋及子盖启，徙共范川。有两爨大鬼主崇道者，与弟日进、日用居安宁城左。闻章仇兼琼开步头路，见第三章第七节。筑安宁城，群蛮震骚，共杀筑城使者。玄宗诏蒙归义讨之。师次波州，唐羁縻州，今广西安平土州。归王及崇道兄弟泥首谢罪，赦之。俄而崇道杀日进及归王。归王妻阿奼，乌蛮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于是诸爨乱，阿奼遣使诣归义求杀夫者。书闻，诏以其子守隅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辅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讨不置。阿奼诉归义，为兴师，崇道走黎州。见第三章第四节。遂虏其族。杀辅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稍离弱。罗凤立，召守隅并妻归河睒，不通中国。惟阿奼自主其部落，岁入朝，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今云南保山县。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乌蛮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与南诏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邛部县，在今越巂县北。台登县，在今冕宁县东。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二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巂、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天宝中皆受封爵。及南诏陷巂州，遂羁属吐蕃。西洱河蛮，开元中首领入朝，授刺史。蒙归义拔太和城，乃北徙，更羁制于浪穹诏。浪穹诏破，又徙云南柘城。南诏柘东城，今昆明。盖西南诸族，无不折而入于南诏者矣。惟牂牁苗裔赵国珍，天宝中战有功，中书舍人张渐荐其有武略，习知南方地形，杨国忠奏用为黔州都督，屡败南诏云。新旧《书》本传。滇西距中原远，而去缅甸近。其文化，本有来自海表者，读《秦汉史》第九章第六节可见。旁薄郁积，至于唐而南诏兴，非偶然也。

第七节 安史之乱（上）

唐初行府兵之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关内者二百六十一，其势本内重于外。府兵之制，无事时耕于野，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其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数初不甚多。高宗、武后时，府兵之法寖坏，至不能给宿卫。开元时，宰相张说乃请以募士充之。由是府兵之法，变为骑。天宝已后，骑之法，又稍变废，宿卫者皆市人，至不能受甲。而所谓禁军者，禄山反时，从驾西巡者，亦仅千人。其时节度、经略之使，大者凡十。节度使九：曰安西，治龟兹。曰北庭，治北庭都护府。曰河西，治凉州。曰朔方，治灵州。曰河东，治太原府。曰范阳，治幽州。曰平卢，治营州。曰陇右，治鄯州。曰剑南，治成都府。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又有长乐经略使，福州刺史领之。东莱守捉使，莱州刺史领之。东牟守捉使，登州刺史领之。所管兵皆少。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每岁军费：衣赐千二十万疋段，军食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十一万。开元以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耳。以上据《旧书·地理志》。于是外重之势以成。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以破小勃律功，代夫蒙灵詧为安西节度使。《通鉴》记其事而论之曰：“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胡三省曰：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之类是也。开元以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亦皆自边帅入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庆王琮，玄宗长子。开元四年（716年），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十五年（727年），遥领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忠王即肃宗，事见第五节。萧嵩入相后，遥领河西。牛仙客入相后，亦遥领朔方，可参看第一、第四节。二十六年（738年），仙客又兼领河东，李林甫兼领陇右，又兼领河西。天宝九载（750年），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左迁。十载（751年），又命林甫遥领，至十一载（752年）李献忠叛，乃举安思顺自代，见下。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嘉运本北庭都护，二十七年（739年），平西突厥，入献捷。明年，以为河西、陇右节度。忠嗣初镇朔方，天宝四载（745年），兼领河东，五载（746年），皇甫惟明败，又兼河西、陇右，至六载（747年），乃辞朔方、河东。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通鉴》此条，颇同《旧书·李林甫传》，但言之较详耳。《旧书》此节，系因林甫用安思顺而及云：“十载（751年），林甫兼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俄兼单于副大都护。十一载（752年），以朔方副使李献忠叛，让节度，举安思顺自代。”下述林甫告玄宗语，云：“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其说较允。当时胡人任大将者，禄山而外，不过思顺、仙芝、翰三人而已。云诸道节度，尽用胡人，似欠审谛。仙芝，高丽人。翰，突骑施哥舒部之裔。王忠嗣之贬，思顺代为河西，翰代为陇右。张齐丘左迁，尝命思顺权知朔方。十载，乃命林甫遥领。是岁，仙芝自安西入朝，以为河西，代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留己，乃已。至林甫举以自代，乃之朔方。禄山反，乃以郭子仪代之。

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昔人论天宝之乱源如此。平心论之，中国政俗，皆尚和平，承平之时，武备不得不弛，初无关于法制。自“五胡乱华”以来，以汉人任耕，而以降附之外族任战，其策亦迄未尝变。故唐初虽有府兵，出征实多用蕃兵、蕃将，此实非玄宗一人之咎，归狱林甫，尤近深文。惟天宝之时，偏重之势太甚，君相不早为之计，而徒荒淫纵恣，耽宠怙权，则神州陛沉，固不得不任其责耳。

当时天下兵力，实以西北二边为重，以唐所视为大敌者，实为突厥与吐蕃也。然以重之之故，其制驭之亦较严；朔方、河、陇，多以宰臣遥领，或将相出入迭为之。而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过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人视之较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珪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乘之，盗窃兵柄矣。禄山者，营州柳城胡。《新书》云本姓康，《旧书》云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师。禄山少孤，随母在突厥中，将军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开元初，偃携以归国。与将军安道买男偕来。道买次男安节德偃，约两家子为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禄山。史思明者，本名窣干，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宁夷州，未详。《旧传》云：与禄山同乡里，则亦当置于柳城。与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通鉴考异》曰：《旧传》云：思明除日生。禄山元日生。按《禄山事迹》，天宝十载（751年），正月二十日，上及贵妃为禄山作生日，今不取。今按作生日不必定在其生日，此不能断《旧传》之诬也。及长，相善，俱以骁勇闻。又俱解六蕃语，同为互市郎。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二人同捉生，拔禄山为偏将，遂养为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守珪以罪去。明年，禄山为平卢兵马使。又明年，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天宝元年（742年），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使。三载（744年），遂代裴宽节度范阳，而平卢等使如故。九载（750年），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十载（751年），拜云中太守，即云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河东节度使，一身兼制三镇，其势遂不可制矣。玄宗信任禄山，史所传多野言。如《新书》本传云：令见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语之。禄山曰：“臣不识朝廷仪，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岁后付以位。”谢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万死。”乃再拜。时杨贵妃有宠，禄山请为妃养儿，帝许之。其拜必先妃后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后父。”帝大悦。此等皆不直一笑。《旧书》本传云：禄山性巧黠，人多誉之。又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玄宗益信乡。采访使张利贞尝受其赂，黜陟使席建侯又言其公直无私；裴宽受代，李林甫顺旨，并言其美；数公皆信臣，故玄宗意益坚，其说当近于实。盖时于东北，不甚措意，故于无意之中，使成尾大之势也。禄山性悖戾，非他蕃将仅邀战功、利官爵者比，遂畜逆谋。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养同罗、奚、契丹八千人为假子。畜单于护真大马三万，牛羊五万。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财百万。十一载（752年），攻契丹，败绩。参看第五节。将出兵以报怨，表请阿布思自助。阿布思之来降也，见第二节。玄宗宠之，赐姓名曰李献忠。李林甫遥领朔方，用为副使。及是，诏以兵与禄山会。献忠素与禄山不协，叛归碛北，为边患。诏北庭都护程千里讨之。献忠为回纥所掠，奔葛逻禄。葛逻禄缚送之，俘于京师，斩之，而其众皆为禄山所有，阿布思事，见新旧《书·本纪》天宝十一载（752年）至十三载（754年），及李林甫、程千里、安禄山诸《传》。愈偃肆。《新书》云：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杨国忠建言追还朝，以验厥状。禄山揣得其谋，乃驰入谒，帝意遂安，凡国忠所陈无入者。十三载（754年），来谒华清宫，对帝泣曰：臣蕃人，不识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国忠必欲杀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书左仆射，诏还领。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表吉温以自副。温时附禄山。禄山加河东节度使，奏为副使，知留后事。复奏为魏郡太守。杨国忠为相，追温入为御史中丞，盖欲止其狼狈也。然《旧书·传》言

其至西京，朝廷动静，辄报禄山。观安岱、李方来之事，则知禄山谋逆，用间谋颇多，温亦难保非其一，酷吏之不可信如此。魏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还，疾驱去。既总闲牧，因择良马内范阳，又夺张文俨马牧。反状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缚与之。明年，国忠谋授禄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召还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辅璆琳赐大柑，因察非常，禄山厚赂之，还言无他，帝遂不召。未几，事泄，帝托他罪杀之。自是始疑。帝赐禄山长子庆宗娶宗室女，手诏禄山观礼。辞疾甚。帝赐书曰：为卿别治一汤，可会十月，朕待卿华清宫。唐是时，盖明知禄山之必反，而无如之何，乃思以计饵之，使某入都，以消弭战祸，其策可谓无俚。然谓玄宗犹信之，杨国忠与之不协，乃思激其速反，则其诬亦显而易见矣。去冬吉温以事贬岭外，是岁死于狱，杨国忠又使客擿禄山阴事，讽京兆尹捕其第，得安岱、李方来与禄山反状，缢杀之。见《新书·李岘传》。至是，则其反谋无可掩饰，兵祸亦无可消弭矣。十一月，禄山遂反于范阳。

禄山之反，其众凡十五万。河北皆禄山统内，望风瓦解。又遣骑入太原，杀尹杨光翙。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帝以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乘驿诣东京募兵以御之。得六万人，皆白徒，不习战。又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元帅，高仙芝副之。帅飞骑、骑、新募之天武军及朔方、河西、陇右之众屯陕。见第二章第六节。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陈留，即汴州。以卫尉卿张介然为之。十二月，禄山度河，陷灵昌。即滑州，见第二章第六节。遂陷陈留，介然死。进陷荣阳，封常清拒战，败绩，奔陕。禄山遂陷东京。常清告仙芝：陕不可守，且潼关无兵，贼入之，则长安危矣。仙芝乃弃陕奔潼关。禄山使崔乾佑屯陕。常清之败，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见，常清乃自驰诣阙。至渭南，敕削官爵，白衣诣仙芝军自效。时宦者边令诚监仙芝军，数以事干仙芝不遂，奏言常清张贼势以摇众心，仙芝弃地数百里，且盗减军士粮赐。上使赍敕即军中斩二人。常清具遗表劝上勿轻贼而死。常清既死，令诚索陌刀手百余人自随，宣杀仙芝之命。仙芝曰：“我退罪也，以为减截粮赐则诬。”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爱仙芝，仙芝呼谓之曰：“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若实无之，吾辈当言枉。”兵齐呼曰“枉。”其声殷地，然遂斩之。仙芝、常清，非必大将才，要不失为战将；当时欲御禄山，舍此二人，亦无可用者；乃听宦人之言而诛之，亦可谓暗矣。先是哥舒翰入朝，得风疾，留京师，乃拜为兵马副元帅，将蕃、汉兵，并仙芝旧卒二十万军潼关。翰时疾颇甚，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协，人无斗志。然潼关天险，贼亦未能遽进也。

禄山之陷陈留也，使其将李庭望守之。既入东京，又以张通晤为睢阳太守，即宋州，见第四章第四节。使与陈留太守杨朝宗东略地。郡县望风降服。惟东平太守嗣吴王祇，东平郡，即郓州。祇，太宗子吴王恪之孙。济南太守李随，济南郡，即齐州。皆起兵讨贼。单父尉贾贲单父县，今山东单县。率吏民击通晤，斩之。禄山将尹子奇屯陈留欲东略，至襄邑而还。襄邑县，在今河南睢县西。平原太守颜真卿、平原郡，即德州，见第二章第六节。常山太守颜杲卿常山郡，即镇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亦起兵河北响应。使入范阳招副使贾循。循未及发，禄山使人杀之。使史思明、蔡希德攻陷常山，杲卿死。然真卿之兵，进克魏郡，时清河客李萼，为其郡乞师于真卿，说真卿曰：“闻朝廷使程千里统十万众自太行东下，将出 口，为贼所扼。今先伐魏，分兵开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十万众徇洛阳，分兵而制其冲；公坚壁无与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真卿然之。遂合清河、博平兵克魏郡。清河郡，即贝州，见第二章第六节。口，在河北邯郸县西。邺郡，即相州，见第二章第一节。幽陵，指范阳。博平郡，即博州，见第四章第二节。禄山又使其将高秀岩寇振武，朔方

节度使郭子仪败之，乘胜拔静边军，胡三省曰：当在单于府东北，王忠嗣镇河东所筑也。宋白曰：云中郡西至静边军百八十里。进围云中。上命还朔方，发兵进取东京，别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获鹿二县间。以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楷落子。上以为河东节度使，子仪分朔方兵万人与之。时河北诸郡惟饶阳未下，史思明围之。闻光弼出井陉，解围与相拒。子仪又自井陉出，连败思明于九门、嘉山。九门县，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北。嘉山，在常山郡之东。思明奔博陵。子仪、光弼就围之。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胡三省曰：渔阳，即谓范阳也。范阳郡幽州，其后又分置蓟州渔阳郡。唐人于此时，多以范阳、渔阳通言之。前此颜杲卿反正，渔阳路绝矣，杲卿败而复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绝。蓟州，今蓟县。禄山先在东京僭称燕帝，天宝十五载（756年），即肃宗至德元载正月。及是，议弃之，还自救。使唐能坚守潼关，长安或未必沦没也。而玄宗及杨国忠促哥舒翰出战，遂至一败涂地。

《旧书·哥舒翰传》云：翰至潼关，或劝翰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杨国忠。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乃奏言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于苑中训练。诏从之，遣剑南军将分统焉。又奏召募万人，屯于霸上，在长安东。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翰虑为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遂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先是翰数奏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敝之。贼将崔乾祐于陕郡潜锋蓄锐，而觇者奏云：“贼殊无备。”上然之，命悉众速讨。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若轻出战，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杨国忠恐其谋己，屡奏使出兵。上久处太平，不练军事，既为国忠眩惑，中使相继督责，翰不得已，引兵出关。《王思礼传》谓思礼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翰曰：“此乃翰反，何与禄山事？”《杨国忠传》云：哥舒翰守潼关，诸将以函关距京师三百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攻。国忠以翰持兵，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新书·翰传》云：郭子仪以禄山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穴，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殆矣。乃极言请翰固关无出军，而帝入国忠之言，使使者促战，项背相望也。哥舒翰武人，未尝与闻朝政，又婴废疾，若杀国忠，试问何以善其后？安得然或人之说？王思礼亦安得劝之？果有是意，纵不敢回戈西向，岂复能顺命出关？故谓翰或翰之将士有图国忠之议，必为妄语。翰既不能图国忠，国忠何用忌之？其选练监牧小儿及召募，意或诚为万一之备。使剑南军将统之者，国忠时领剑南节度，麾下固应有亲信之人；抑或已为幸蜀之计也。至哥舒翰之杀杜乾运，或诚以议事不协；或是时翰不能亲治军，麾下乃有此卤莽之举；要不能以是而谓其有图国忠之意也。促战之举，恐仍由于玄宗之不练军事者居多。玄宗虽好用兵，初未尝亲履行阵，固非太宗之伦。观其杀封常清、高仙芝，可谓绝无思虑，此非特不练军事，且恐益之眊荒，果若此者，其躁急求战，又岂待国忠之眩惑也。国忠不能力谏，则自不待言。且国忠亦非知军机之人，观其征云南之事可知。特谓其虑翰之害己而促之战，则未必然耳。郭子仪请命翰坚守，语出《邠志》，见《通鉴考异》。可信与否，亦难质言，然当日事势，固确是如此。故《国忠传》谓诸将之意皆然，可见询谋之佥同，而玄宗顾以轻躁之心，信谍报而促之战，抑何其老将至而犹有童心也？《旧书·杨国忠传》曰：禄山虽据河洛，其兵锋，东止于梁、宋，南不过宛、邓。李光弼、郭子仪统河朔劲卒，连收恒、定，若淆函固守，兵不妄动，则凶逆之势，不讨自敝。及哥舒翰出师，不数日，乘舆迁幸，朝廷陷没，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其蔽罪于国忠诬，其论用兵形势则是也。《旧书》多载时人意见，此当时之公论也。《新书·刘子玄传》：子秩，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

忠欲夺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则当时知潼关之兵关系之重者，又不独诸将矣。

哥舒翰既出关，与贼战于灵宝，见第二章第六节。大败。时天宝十五载六月八日，距李光弼破史思明于嘉山，仅数日耳。明日，翰至关，蕃将火拔归仁执之以降。安庆绪弃东京时杀之。关门不守，杨国忠唱幸蜀之计。十三日，陵晨，帝乃与国忠及宰相韦见素、太子、亲王、贵妃姊妹等出延秋门。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兵士杀杨国忠，又胁上杀贵妃而后行。《旧书·国忠传》曰：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陈玄礼惧乱，先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若不诛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擒国忠，斩首以徇。并杀其子暄及韩国夫人。国忠妻裴柔，与虢国夫人走陈仓，县令薛景仙追杀之。陈仓见第四章第二节。《玄宗本纪》曰：诸卫顿兵不进，陈玄礼奏请诛国忠。会吐蕃使遮国忠，兵士围驿四合，乃诛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丁酉，明日。将发，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命其子京兆府司录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议所向。军士或言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言还京为便。谔曰：还京须有扞贼之备，兵马未集，恐非万全。不如且幸扶风，即岐州，见第二章第一节。徐图所向。上询于众，咸以为然。及行，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愿戮力破贼，收复京城。因留太子。案陈玄礼，《旧书》附《王毛仲传》，云：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其为豫谋可知。《杨贵妃传》云：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韦见素传》谓玄礼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肃宗张皇后传》云：百姓遮道请留太子。宦者李靖忠启太子请留，良娣赞成之。张后时为太子良娣。靖忠者，李辅国本名，《宦官传》作静忠，护国则肃宗即位后赐名也。《宦官传》谓其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又《建宁王传》，谓是谋也，广平、建宁，广平王俶，即代宗。建宁王倓，肃宗第三子。亦赞成之。则驿门之围，遮道之请，东宫皆与其谋可知。《贵妃传》言：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其说之信否未可知，然太子与诸杨间隙之深，则可见矣。《后妃传》序云：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玄宗一日而尸三子，为之子者，不亦难乎？盖非徒求福，亦以免祸矣。众怒如火，其可犯乎？全躯入蜀，实为至幸，此又昵于衽席者之深鉴也。

马嵬之难既平，玄宗遂西入蜀。太子北行，至平凉，即原州，见第三章第一节。朔方留后杜鸿渐使来迎。时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入为御史大夫，之平凉见太子，亦劝之朔方。七月，太子至灵武。冕及鸿渐等劝进，遂即帝位。是为肃宗，而尊玄宗为太上皇。

第八节 安史之乱（下）

图恢复者必藉兵力。天宝时，兵力萃于西北，而河西、陇右皆较远，肃宗西行，必之朔方者，势也。顾朔方兵力，皆在郭、李之手，故潼关不守，光弼遂释博陵之围，与子仪俱入井陉，而河北遂尽为史思明、尹子奇所陷。

玄宗之西行，安禄山不意其如是之速，故潼关陷后，尚驻兵十日，乃遣孙孝哲入长安，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田乾真为京兆尹，安忠顺屯兵苑中，而使孝哲监关中军。禄山始终未至长安。《新书·传》云：“禄山未至长安，士人皆逃入山谷，宫嫔散匿行哭，将相第家，委宝货不赀，群不逞争取之。又剽左藏大盈库，百司帑藏。竭，乃火其余。禄山至，怒，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误也。孝哲，契丹人，豪侈，果杀戮，又与禄山用事臣严庄不睦；禄山死后，庄夺其使，以与邓季杨。诸将皆慓悍无远略，惟事声色货贿；故此一路，初不足为唐室患。惟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骑五千出塞，诱河曲六州胡，欲迫行在，转成肃宗之近患而已。

其时郭、李而外，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亦以兵七千至。顾力犹未足，乃使仆固怀恩仆骨酋长歌滥拔延之孙，世袭金微州都督。初事王忠嗣、安思顺，后从郭子仪。与敦煌王承宷邠王守礼之孙。同使回纥结好，且发其兵。时回纥裴罗可汗已卒，子磨延啜立，是为葛勒可汗。以可敦之妹为女妻承宷，遣渠领来和亲。时唐以郭子仪为灵州长史，使李光弼留守北京。太原。可汗乃自将兵，与子仪共平河曲，朔方遂安。至德元年十二月。

其东出之路，则薛景仙取扶风而守之。诏改为凤翔府，以景仙为守。初京兆李泌，天宝中，上书论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杨国忠奏其为《感遇诗》讽刺时政，诏于蕲春安置。蕲春郡，即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乃潜遁名山。肃宗即位，遣使访召。会泌自嵩、颍间奔赴行在。拜银青光禄大夫，俾掌枢务。时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仍俾掌军司马事。泌劝上且幸彭原，即宁州。俟西北兵将至，进幸扶风以应之，于时庸调亦集，可以赡军。上从之。河南房琯，玄宗时为宪部侍郎，从驾于蜀。时大臣赴难者少，玄宗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韦见素等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心待之。琯亦以天下为己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许之。至德元载十月，琯与禄山将安守忠战于陈陶斜，在今咸阳县东。败绩。是役也，史谓琯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然琯所将，本非精兵；且意欲持重伺敌，而中使邢延恩督战，遂至仓皇失据；则其败也，犹之哥舒翰潼关之败也。《旧书·高适传》：适上言：监哥舒翰军之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饮酒，不恤军务，宦官之坏军政如此。琯之败，肃宗待之如初，可见其咎不在琯。然此役，与唐之治乱，所关实巨。盖使琯而不败，则兵权不致尽入武人之手，而如朔方军之因循养寇，诸节镇之骄恣自擅，其弊皆可以不作矣。然以是时敌势之炽，岂复一文臣，仓卒受命，用素骄之将、不练之卒所能平？琯之志可钦，而其遇则可悲也。毫毛不拔将寻斧柯，君子是以凛然于积重之势也。

然唐室虽敝，而贼徒亦不能有为。禄山本痴肥，晚岁益甚。叛后目复盲，又患疽，益卞躁。左右给侍，无罪辄死，或箠掠。帐下李猪儿，本降竖，后为阉人，愈亲信，而遭诃辱尤数。严庄最亲倚，亦时遭笞挞。长子庆宗，仕唐为太仆卿，禄山反，被杀。次子庆绪，僭号之后，嬖妾段夫人，爱其子庆恩。庆绪惧不立，庄遂说以行大事，为谕猪儿。至德二载（757年），正月朔，戕禄山于东京。庆绪即伪位，委政于庄而兄事之。时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庭玠自范阳，合兵十万，以攻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余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其势甚危。会禄山死，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留希德等攻太原。二月，光弼出击，破之，希德遁去。进攻之势乃一挫。

光弼破希德之月，郭子仪亦平河东。河东郡，即蒲州，今山西永济县。遣子旰等攻潼关，败还。时肃宗已至凤翔，江、淮庸调，亦集汉中。四月，以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如凤翔，与关内节度王思礼合攻西京。五月，仍为安守忠所败。可见其兵力尚强也。然庆绪徒纵乐饮酒，诸将皆不为用，故唐室卒得进取之机。

九月，回纥可汗使其子叶护将帝德率四千余人来。乃使子仪副广平王，率诸军而东，战香积寺，在长安南。大破之。张通儒等皆走。唐遂复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拜于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下马答拜。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而东。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然善战者亦或有以自解也，曰：吾固欲拯民于水火之中，非杀无以止杀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陈义虽高，不能行也。好战者之言如是，其实未必然，其心或亦以为如是。至于明目张胆，以金帛子女易土地及能任赋役之士庶，则诚视天下为其私产矣。岂不异哉？而或犹以此称广平之仁，曰：能隐其民无罪而为奴虏，然则东京之民奚罪焉？岂不异哉？广平留长安三日，复东出。庆绪悉发洛阳兵，使严庄将之，就张通儒等于陕，其数犹十五万。十月，子仪等又败之。庄、通儒等皆走。庆绪亦走河北，庄来降。遂复东京。回纥大掠三日。耆老以缯锦万疋赂之，乃止。此唐政府自为盗贼也。

初贾贲既斩张通晤，李随亦至睢阳，朝以为河南节度使，而以前高要尉许远守睢阳。又于南阳置节度使，南阳郡，即邓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以太守鲁炅为之。至德元年正月。雍丘令令狐潮降敌，雍丘，今河南杞县。敌以为将，使东击淮阳。官兵破之。潮东见李庭坚，所俘淮阳之兵叛于后，潮弃妻子走，贾贲因之入雍丘。真源令张巡，真源，在今河南鹿邑县东。起兵，入雍丘与之合。潮还攻，贲战死，巡代领其众。二月。朝以吴王衹为陈留太守，节度河南，李光弼节度河北，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三月。敌将武令珣围南阳，朝征吴王为太仆卿，代以嗣虢王巨。五月。巨，虢王凤之曾孙。巨自蓝田出武关，见第二章第六节。围乃解。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北海见第一节。颜真卿既克魏郡，以书招之并力。进明渡河屯平原，敕加河北招讨使。史思明、尹子奇再陷河北，遣兵攻平原。真卿度不能守，弃郡走。进明亦诣行在。十月。朝又以代虢王。尹子奇以五千骑略北海，欲南取江淮。会回纥可汗将兵来，遣其将葛逻支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北归。安庆绪嗣伪位，以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至德二载正月。子奇进攻睢阳。先是贼将杨朝宗欲袭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断张巡之后。巡遂拔雍丘，东守宁陵，与许远共击朝宗，破之。及是，远告急于巡。巡乃入睢阳，与之俱守。远以巡才出己上，举战斗之事，一以委之，己但居中应接而已。子奇来攻，巡、远击败之，然攻围不辍。田承嗣亦继武令珣攻南阳。鲁炅走襄阳。五月。敌攻之，不克。时敌欲南侵江、汉，赖炅扼之得全，而睢阳之围益急。初，房琯恶贺兰进明，既以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复以许叔冀为灵昌太守，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亦兼御史大夫以挫之。进明居临淮，临淮郡，即泗州，今安徽泗县。叔冀在谯郡。即亳州，今安徽亳县。虢王之见代，尽将其部曲西行，所留者羸兵数千，劣马数百。叔冀恃部下精锐，又名位相等，不受进明节制。张巡使南霁云乞师，进明遂不敢分兵，睢阳陷，巡死。十月。许远亦死于偃师。张镐者，博州人，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天宝末，杨国忠以声名自高，搜天下奇杰，闻镐名，荐之，自褐衣拜左拾遗。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遣赴行在。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房琯之伦也。及是，命兼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镐闻睢阳围急，倍道兼进，无所及。然时西京收复，敌大势已败，尹子奇悉众赴陕，《新书·禄山传》。与张通儒同败，陈留人遂杀之以降。初朝廷使来瑱守颍川，见第二章第七节。事在至德元载四月。敌屡攻之，不能克。及是，田承嗣围之，瑱走，承嗣亦来降，郭子仪应之缓，乃复叛，与武令珣走河北，蔡希德攻上党，即潞州。程千里守，突出欲擒之，还，桥坏，坠堑中，反为所擒。事在至德二载九月，安庆绪走河北时见杀。千里谕其下坚守，希德卒不能克。张镐率诸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惟能元皓据北海，高秀岩据大同而已。《通鉴》至德二载十一月。

安庆绪之走相州也，痍卒才千余。已而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先后归之，又自召募，众至六万，势复振。庆绪不亲政事，惟缮亭沼楼船，为长夜之饮。其用事之臣高尚等，各不相协。蔡希德兵最锐，性刚直，张通儒谮杀之。此据《旧书》。《新书》云：时密送款者十余人，希德为其一，通儒以他事杀之。庆绪以崔乾祐领中外兵，愎戾好杀，士卒不附。史思明据范阳，骄横。思明于天宝十一载（752年），以平卢兵马使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禄山反，使之略定河北，贾循死后，令守范阳。庆绪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往议事，共图之。思明杀守忠、立节，囚承庆。十二月，来降。诏以为范阳节度使。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来降。以为云中太守。明年，为乾元元年（758年），二月，其北海节度使能元皓又降。以为河北招讨使。贼势益蹙。

初，乌知义为平卢兵马使，史思明以列将事之。后知义子承恩，为信都太守，信都郡，即冀州，今河北冀县。郭子仪、李光弼入井陉，以郡降于思明。思明亲信之。及是，唐遣其往河北宣慰，列郡多降。光弼因请以为范阳节度副使，使与阿史那承庆图思明。事泄，思明杀之，复叛。时六月也。七月，帝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磨延啜，册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汗以主为可敦，使子骨啜与帝德等率三千骑来助讨贼。九月，诏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淮西军，治颍川，见第二章第七节。兴平李奂、兴平军，治上洛，见第二章第七节。滑濮许叔冀、北庭行营李嗣业、荆州季广琛、平卢董秦、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泽州，今山西晋城县。九节度之师攻邺。据《旧书·本纪》。《宝录》同，汾阳家传无李奂，而有河南崔光远，见《通鉴考异》。李嗣业中流矢死，兵马使荔非元礼代统其众。不置元帅，但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号令不一，久无功。庆绪求救于思明。十二月，思明陷魏州。即魏郡，见上节。李光弼请与朔方军往索战，得旷日持久，则邺城必拔矣。鱼朝恩不可。明年二月，思明趋邺。先以兵抄诸军粮运。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三月，战，官军大败。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桥保东京。河桥，在今平原省孟县南。诸节度各溃归本镇。惟李光弼、王思礼全军而归。思明杀庆绪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留子朝义守邺，自还范阳。四月，僭称燕帝。

唐平安、史，本倚朔方军。然此时，此军业已寖骄，郭子仪军政又不肃。相州之役，子仪卒实先奔。七月，乃召之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节度。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诏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系，肃宗次子，后徙王越。光弼副之。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而惮光弼之严。左方兵马使张用济，欲以兵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等不可，乃止。光弼以数千骑至汜水，用济单骑来谒，光弼责以召不时至，斩之。怀恩继至。光弼引坐与语。须臾，阍者白：“蕃浑五百骑至矣。”光弼变色。怀恩走出，召麾下将，阳责之曰：“语汝勿来，何得故违？”光弼曰：“士卒随将，亦复何罪？”命给牛酒。盖怀恩成备而见光弼，光弼弗能害也。朔方军情如此，更欲倚之以图克复，亦难矣。八月，以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使。九月，思明使子朝清守范阳，发兵四道济河会汴州。光弼还东京，使许叔冀守。叔冀战不胜，降之。思明西攻郑州。今河南郑县。光弼弃东京，保河阳。见第二章第四节。十月，思明来攻，光弼败之。思明又遣兵攻陕。初禄山之叛，神策军使成如璆使兵马使卫伯玉以千人赴难，与鱼朝恩俱屯于陕。及是，败之。明年，为上元元年（760年）。八月，以神策军故地沦没，即诏伯玉军号神策，以伯玉为节度，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俱屯于陕。十一月，光弼拔怀州，今河南沁阳县。禽其河南节度使安太清。二年二月，上命光弼及怀恩、伯玉进取东京，与思明战于邙山，败绩。光弼、怀恩走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伯玉、朝恩还保陕。河阳、怀州皆陷。是役也，《旧书·思明传》言其潜遣人反说官军，言洛中将士，皆幽、朔人，思归，可取。鱼朝恩以为然，告光弼、怀恩、伯玉令出兵，光弼等然之。《光弼传》云：朝恩屡言贼可灭之状，朝旨令光弼速收东都。光弼屡表贼锋尚锐，不可轻进。怀恩害光弼之功，潜附朝恩，言贼可灭，由是中使督战，光弼不获已进军。《怀恩传》亦言其心惮光弼而颇不协。《新书·怀恩传》云：安太清妻有色，怀恩子玚劫致于幕。光弼命归之，不听。乃以卒环守，复驰骑趋之，射杀七人，夺妻还太清。怀恩怒曰：“公乃为贼杀官卒邪？”初会军汜水，朔方将张用济后至，斩纛下，怀恩常邑邑不乐。及战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师。案光弼若然朝恩之说，无缘与敌久相持；是时合朔方、神策两军，即使未能进取，亦不应至于甚败；则谓怀恩不用命以覆师，似无疑义。相州之役，合九节度之师而不置元帅，史云以郭、李皆元勋，难相统属。夫光弼名位，本出子仪之下；其为河东节度，乃由子仪之荐；况子仪素以宽和闻，谓其不能令众或有之，谓将招致抗拒，无是理也；则何不可相统属之有。子仪既召还京师，翼年正月，以党项不靖，分邠宁置鄜坊节度，邠宁节度，治邠州，见第三章第一节。宁州见第二章第六节。鄜坊节度，治坊州，今陕西中部县。鄜州，今陕西鄜县。各置副使，而以子仪兼领两道，留居京师，此仍是投闲之局。九月，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子仪散地，乃命出镇邠州。旋制：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泾原节度，治泾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原州见第三章第一节。史言制下旬日，为朝恩所沮，事竟不行。《通鉴》。盖朝恩自谓知兵，欲要平贼之功，故始于相州之役，不置统帅，而己以观军容使厕其间，俨然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继又因此而中思明之反说，牵率光弼以俱行，而不悟朔方军中又多乖午，以致求荣反辱也。骄将务修私怨，宦竖专秉庙谟，以此克敌，不亦难乎？邙山既败，光弼求自贬，使镇河中，治蒲州。旋改临淮。仍以子仪领朔方行营，而怀恩为之副。此军实权，遂入怀恩之手矣。邙山败后，怀恩入为工部尚书，代宗立，乃复出。

史朝义为思明孽长子，宽厚，下多附者，而朝清喜田猎，戕虐似思明，而淫酗过之。邙山战后，思明遂欲进取，使朝义攻陕，为卫伯玉所败。思明怒，召之，及其将骆悦，欲诛而释之。又言朝义怯，不足成吾事，欲追朝清自副。悦遂说朝义弑思明，又使人杀朝清。幽州乱，张通儒亦战死。事数月乃定。朝义以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新书·思明传》云：朝义阴令向贡、阿史那玉图朝清。贡绐计曰：“闻上欲以王为太子，且车驾在远，王宜入侍。”朝清谓然，趣帐下出治装，贡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壮士入牙城。朝清登楼，自射杀数人。阿史那玉伪北，朝清下，被执。与母辛俱死。张通儒不知，引兵战城中，数日，不克，亦死。贡摄军事。未几，玉袭杀之，自为长史。治杀朝清罪，乃枭久仁徇于军。如震惧，拥兵拒守。五日，玉败走武清。朝义使人招之。至东都，凡胡面者，无少长悉诛，以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斩如震，幽州乃定。其说略与《唐实录》《河洛春秋》同。惟《实录》朝清作朝英，《旧传》亦同。见《通鉴考异》。《考异》又引《蓟门纪乱》，则朝清又作朝兴，云系思明太子。高久仁作高鞫仁，云与如震同是朝兴牙将。云：朝义潜勒张通儒及户部尚书康孝忠与鞫仁、如震等谋诛朝兴。通儒潜令孝忠取其马，通儒与鞫仁领兵入其子城。朝兴拒战，被禽，见杀。收其党与悉诛之。思明骁将辛万年，特有宠于朝兴，又与鞫仁、如震友善。通儒敕鞫仁、如震斩万年，鞫仁告之。于是如震万年领其部曲入子城，斩通儒。推伪中书令阿史那承庆为留守，函通儒等首，使万年送洛阳，诬其欲以蓟城归顺。承庆领蕃兵数十骑至如震宅门，要如震相见。如震驰至，即斩之。入东军，与康孝忠招集蕃羯。鞫仁统麾下军讨之。承庆败，与孝忠出城，收散卒，东保潞县。月余，径诣洛阳，自陈其事。城中蕃军家口，尽逾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尽。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朝义以李怀仙为范阳节度，乃诱鞫仁杀之。武清，今河北武清县。潞县，在今河北通县东。于是敌势又顿挫，此亦唐之天幸也。

上元三年（762年）代宗宝应元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崩，代宗立。以子奉节王适即德宗。旋徙王鲁，又徙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初回纥英武可汗卒，大子叶护，前得罪死。次子移地健立，号牟羽可汗。后加册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其妻，仆固怀恩女也。始英武为少子请婚，肃宗以妻之，至是，以为可敦。代宗即位，以史朝义未灭，复遣中人刘清潭往结好，且发其兵。比至，回纥已为朝义所，曰：“唐荐有丧，国无主，且乱，请回纥人收其府库，富不赀。”可汗即引兵南。时八月也。朝廷震惊，遣殿中监药子昂迎劳，又命怀恩与会。乃上书请助天子讨贼。于是使雍王东会之。时可汗壁陕州，王往见之。可汗责王不蹈舞，引左厢兵马使药子昂、右厢兵马使魏琚、行军司马李进、元帅判官韦少华榜之百。少华、琚一夕死。乃以怀恩为前锋，郭英乂、鱼朝恩为后殿，与回纥俱东。王留陕州。怀恩与朝义战，败之。朝义东走。回纥入东京，放兵攘剽。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祠浮屠。回纥怒，火浮屠，杀万余人。朔方、神策军亦掠汝、郑间，乡无完庐，皆蔽纸为裳，虐于贼矣。怀恩与回纥可汗留河阳，使子玚逐朝义。于是贼汴州节度使张献诚、相州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皆来降。恒阳，今河北曲阳县。朝义辗转奔莫州。今河北任邱县。怀恩会兖郓节度使辛云京等围之。兖郓节度，治兖州，见第二章第六节。田承嗣绐朝义还幽州发兵，以城降。朝义至幽州，李怀仙不纳，谋奔两蕃。怀仙复招之，朝义自缢死。怀仙来降，乱平。时广德元年正月也。首尾凡八年。

安史之乱，盖以西胡之狡黠，用北族之愚悍，此自足以扰乱中原，然绝不能成大事也。《新书·禄山传》言：“贼将何千年，劝贼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下朔方，诱诸蕃取盐、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北。夏、见第二章第二节。鄜、坊；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取太原，团弩七万二千入蒲关，在今山西永济县西。以动关中；劝禄山自将兵梁河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青，见第三章第五节。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此画颇具远见。使禄山用之，其乱决不能如后来之易平，而禄山不能用，徒罄全力以取东京，此所谓“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者也。《新书·李泌传》言：泌尝劝肃宗“诏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即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以三地禁其四将，徐命建宁王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帝然之。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泌曰：“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若先取京师，期必在春，关东早热，马且病，士皆思归，不可以战。贼得休士养徒，必复来南，此危道也。”泌事多出其子繁增饰，此说殊不足信。然论当时用兵形势，则自是如此。盖以禄山当日之凭藉，占据中国则不足，扰乱边垂则有余。使其不急取两京，而收率西北诸蕃，以拊关中之背，则唐室岂徒旰食而已。此辽之所以困宋，亦元之所以困金也。然其卒不出此者，何也？《禄山传》又言：其据东京，见宫阙尊雄，锐情僭号，故兵久不西，而诸道兵得稍集。《旧书·史思明传》言：禄山陷西京，常以橐驰运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此岂有取天下之略者乎？《高尚传》言：尚始与严庄、孙孝哲计画，白禄山以为事必成。及河朔路再绝，河南诸郡皆有防御，潼关有哥舒翰之师，禄山大惧，怒尚等曰：“汝元向我道万全。今四边若此，万全何在？更不须见我。”尚等遂数日不得见。禄山忧闷，不知所为。会田乾真自潼关至，晓谕之曰：“自古帝王，皆有胜败，然后成大事，岂有一举得之者？今四边兵马虽多，皆非精锐，岂我之比？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岂有人能制我？尚、庄等皆佐命元勋，何得隔绝，不与相见？”禄山喜曰：“阿浩，乾真小字。非汝谁能开豁我心里事，今无优矣。”遂召尚等饮燕作乐，待之如初。以窥窃神器始，而以为盗跖横行十年五岁终，此可谓之有大略乎？《新书》谓其“睹纲纪

大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殆非实录也。尚本名不危。史言其母老，乞食于人，而周游不归侍养。尚，幽州雍奴人。雍奴，今河北武清县也。尝叹息谓汝南周铣曰：汝南郡，即蔡州。见第四章第二节。“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所志如此，可与之图天下乎？李泌言：“华人为禄山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余皆胁制偷合，天下大计，非所知也。”即此数人者，亦岂足与言天下大计哉？蛮夷起朔垂者，虽歆羡中原子女玉帛之富，初无荐居上国之心，是以中国无如之何。元魏之居平城，势尚如此。逮其入居中国，而又不知持之之方，则其亡不旋踵矣。若禄山得东京而亟思僭号，得西京而徒知辇运珍宝，是以中国自累也。此所谓“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者邪？其败也宜矣。

然苟好武功，而不知天下之大计者，则观于安史之事，亦不可不引为深鉴也。薛讷之欲讨契丹也，姚崇等沮之，玄宗即以讷同三品，群臣乃不敢言。当其即位之初，其愎谏自用即如此。宋庆礼欲复营州，实为绥边之长策，而宋璟固争。郝灵佺传默啜之首，自以为不世之功，而璟深抑其赏，致灵佺自悼而死。夫岂不知默啜为害之久且烈，盖深知玄宗之用兵，近于轻举，将至自焚，不得不深防其渐也。禄山之南下也，封常清之众多市井之徒，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张介然之众，则闻吹角鼓噪之声而气已夺矣。陈留陷后，两宿及荥阳，荣阳太守崔无诐召募拒之，乘城者自坠如雨，无诐及官吏遂尽为敌所虏。皆见《旧书·忠义传》。《新书·禄山传》言：时兵暴起，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禁卫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脱弓襡剑。内地之兵备如此，可重边兵以事四裔乎？中国疆域广，腹里距边地远，承平之世，民不能无忌战，此固事势使然，不能为一人咎。然理天下者，贵乎察事势之盈虚，而与之消息。纵不能矫之使正，亦岂可更速其倾？此玄宗之所以为暗也。

第六章 安史乱后形势

第一节 代宗之立

肃宗性颇昏庸，又其得位不以正，故张良娣、李辅国、广平、建宁等，遂乘之窃权争位焉。良娣，帝即位后，册为淑妃。乾元元年（758年）四月，立为皇后。《传》言其与辅国持权禁中，干与政事，请谒过当，帝颇不悦，而无如之何。辅国，帝即位后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一以委之。从幸凤翔，授太子詹事。还京，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院、营田、栽接、总监等使，又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殿句当，少府、殿中二监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之。常在银台门受事。银台，宫城门。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推讯。府、县按鞫，三司制狱，三司，谓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乾元二年（759年），李岘为相，叩头论之，乃获变革，察事等并停。《旧书》本传及《李岘传》。《通鉴》载其制书曰：“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竞，悬自追摄，自今须一切经台、府，如所由处断不平，听具状奏闻。诸律令除十恶、杀人、奸盗、造伪外，余烦冗一切删除，仍委中书门下与法官详定闻奏。”观此制，可见辅国乱政之概。然辅国让行军司马不许，《通鉴》。而岘亦旋贬。玄宗自蜀还，居兴庆宫，辅国言其近市，交通外人，六军功臣反侧不自安，请迁之西内。上不许。上元元年七月，辅国遂矫诏发射生五百骑劫迁焉。高力士及内侍王承恩、魏悦皆配流，陈玄礼致仕。明年，为宝应元年（762年），上皇崩。肃宗本有疾，至此亦大渐。广平王俶为肃宗长子，次子曰越王系，第三子则建宁王倓也。《旧书·倓传》言：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兵扈从。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不可。倓劝其暂往河西，以谋兴复，广平王亦赞成之，盖二人并与其谋。《传》又云：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倓自选骁骑数百卫从。每仓皇颠沛之际，血战在前。太子或过时不得食，倓涕泣不自胜，上尤怜之。军士属目于倓。至灵武，太子即帝位。广平既为元子，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侍臣曰：“广平冢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广平地当储贰，何假更为元帅？”左右曰：“广平今未册立，艰难时，人尤属望于元帅；况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之元帅，抚军也；广平为宜。”遂以广平为元帅，倓典亲军。李辅国为元帅府司马。时张良娣有宠，倓性忠謇，因侍上，屡言良娣颇自恣，辅国连结内外，欲倾动皇嗣。自是日为良娣、辅国所构。云建宁恨不得兵权，颇蓄异志。肃宗怒，赐倓死。盖建宁与广平之争，广平以获辅国之助而胜也。广平、建宁，实皆非正嫡。若论正嫡，则肃宗第六子兖王，为韦妃所生。妃虽以兄坚之狱，与太子离婚，实非其罪。灵武自立，既不待玄宗之命，妃亦何不可正位中宫？则 实足膺正嫡之目。若以长，则广平之次，尚有越王，广平即替，亦不能及倓。故知二王之争，实乘非常之际，各树党图握兵以求位，不能以继嗣之常法，判其曲直也。《张后传》云：后以建宁之隙，常欲危太子；又云：后生二子，兴王诏、定王侗，兴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储位获安；二语实自相矛盾，盖本两说，而史兼采之。后之立，与代宗之立为太子，同在乾元元年（758年），相距仅数十百日。《旧书·肃宗纪》：后之立，在四月己酉，代

宗之立为太子，在五月庚寅。《代宗纪》：则其立为太子，在四月庚寅。《新书·肃宗纪》：后之立，在三月戊寅，代宗立为太子，在十月甲辰。

《代宗纪》则但云其立为太子在四月而不日。《通鉴》：后之立，与《新书·肃宗纪》同，代宗立为太子，与《旧书·肃宗纪》同。《通鉴》考月日最精审，疑当从之。又案代宗初封广平王，肃宗还京，改封楚王，是年三月，改封成王，及立为太子，改名豫。《旧书·肃宗诸子传》：佋之薨，在上元元年六月，时年八岁，当后立时，已六岁矣。广平既非正嫡，诏亦何不可立？《李揆传》：揆以乾元初同平章事。时代宗自广平王改封成王，张皇后有子数岁，阴有夺宗之议。揆因对见，肃宗从容曰：“成王嫡长有功，今当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贺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肃宗喜曰：“朕计决矣。”自此颇承恩遇，遂蒙大用。揆者，见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者也。《旧书·辅国传》。代宗与辅国之关系可知。代宗既获为元帅，其与建宁之争，胜负已定。张后欲立其子，碍之者乃代宗而非建宁，谗之何为？然则建宁之死，事恐专由于辅国，谓其兼由于张后者实诬；而后与辅国之隙，未必不始于其扶翼广平之日也。及肃宗大渐之际，而二人遂趋于决裂。

《旧书·越王系传》曰：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寝疾弥留。皇后张氏与中官李辅国有隙，因皇太子监国，《纪》在乙丑。谋诛之。使人以肃宗命召太子入宫，谓之曰：“辅国久典禁军，四方诏令，皆出其口。顷矫制命，逼徙圣皇。今圣体弥留，心怀怏怏，常忌吾与汝。又闻射生内侍程元振，《元振传》：以宦者直内侍省，累迁至内射生使。案以宦者将射生手，故曰内射生使。结托黄门，将图不轨。若不诛之，祸在顷刻。”太子泣而对曰：“此二人是陛下勋旧内臣。今圣躬不康，重以此事惊劳圣虑，情所难任。若决行此命，当出外徐图之。”后知太子难与共事，乃召系，谓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图平祸难。”复以除辅国谋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系曰：“能。”后令内谒者监段恒俊与越王谋，《旧书·后传》：中官与谋者，有朱辉光、马英俊、啖庭瑶、陈仙甫等。《通鉴考异》曰：《代宗实录》《唐历》《统纪》《系传》，皆以段恒俊为马殷俊，则二者即是一人。后辉光、庭瑶、仙甫皆配流，惟恒俊见杀。辉光，他篇亦作光辉。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辅国。元振握兵于凌霄门以候之。凌霄，亦宫城门。太子既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此事。圣恙危笃，吾岂惧死不赴召乎？”元振曰：“为社稷计，行则祸及矣。”遂以兵护太子匿于飞龙厩。丙寅夜，元振、辅国勒兵于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谋内侍朱光辉、段恒俊等百余人，幽皇后于别殿。是日，皇后、越王，俱为辅国所害。辅国与代宗，不闻有衅，张后欲除辅国，岂得召代宗谋之？若云代宗实阴疾辅国，故可与之谋，则辅国初未有废代宗之意，即位之后，何时不可图之，何必汲汲于监国之日？故知史所传必非其真。据《新书·本纪》：辅国是时，实并杀兖王，及六月，又追废张后及系、，皆为庶人。《代宗实录》：群臣议系、之罪曰：“二王同恶，共扇奸谋。”《通鉴考异》。以系代代宗，非嫡非长，名实不正，而 则异是，疑后与系实欲替代宗而立 也。新旧《书·传》，皆曰宝应元年（762年）薨，盖讳饰之辞。其《定王

传》，亦皆曰宝应初薨，疑亦不以良死。唐京师之兵有南北衙。南衙者卫兵，北衙则禁兵。禁兵，玄宗时耗散，肃宗即位，乃复稍补。至德二载（757年），置左右神武军，与羽林、龙武，各分左右。并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总号曰英武军。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靖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其时禁兵实较卫兵为亲，力亦少强。辅国虽专掌禁兵，其关系实疏，元振则身为射生军将，故张后欲行诛，辅国不得不藉其力，而事定未几，又为元振所覆也。

丁卯，肃宗崩，代宗即位。尊辅国为尚父，事无巨细，皆委参决。五月，加司空、中书令。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乘其有间，罢其判元帅行军事，闲厩已下使名并分授诸贵，仍移居外。辅国本赐内宅居止。辅国始惧，茫然失据。诏进封博陆王，许朝朔望。《纪》在六月。十月十八日夜，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首、臂而去。诏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旧书》本传。代宗之去辅国，可谓甚速。然程元振又以功拜飞龙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寻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威权赫然，无异于辅国矣。

安史之乱，首尾不过七年，所扰乱者，亦不过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唐室复振，理实非难。然终于不振者，则潜伏之乱原太多，至此一时俱发，而朝纲之陵替，尤其大焉者也。肃宗之世，宰相之可用者，莫如房琯与张镐。《新书·琯传》曰：帝虽恨琯丧师，而眷任未衰。崔圆自蜀来，最后见帝，琯谓帝不见省，易之。圆以金畀李辅国，不淹日被宠，遂怨琯。《镐传》曰：镐兼河南节度，都统淮南诸军事。帝还京师，诏以本军镇汴州，捕平残寇。史思明献款，镐揣其伪，密奏不宜以威权假之。又言许叔冀狡狯，临难必变，宜追还宿卫。时宦官络绎出镐境，未尝降情结纳，自范阳、滑州使还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毁镐无经略才。帝以镐不切事机，遂罢宰相，授荆州长史。是两贤相皆以宦官败也。又《吕 传》：以上元初为相。中人马尚言，素匿于，为人求官，奏为蓝田尉。事觉，帝怒，命敬羽穷治，杀尚言，以其肉赐从官，罢 为太子宾客。一怒而至于如此，度其时宦官所为，必有坏法乱纪不可忍者，然非帝纵容之于平时，何以至此？唐自黄巢起事前，实无时不可有为，而终于不振者，则宦官之把持政柄实为之。宦官所以能把持政柄，以其掌握禁兵，此事虽成于德宗，而实始于肃宗。故肃宗实唐室最昏庸之主也。

第二节 吐蕃、回纥之患

唐开、天时，兵力实以西北边为最厚。朔方、河西、陇右而外，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庭，见第三章第二节。为之藩卫。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用能北扞回纥，西制吐蕃。及安、史难作，尽征河、陇、朔方之兵入靖国难，而形势一变矣。据《旧书·吐蕃传》。吐蕃乘之，尽陷河西、陇右之地。河、陇之陷，诸《书》岁月，颇有不同。《新书·地理志》：河右暨鄯、阶、叠、宕等州先没；宝应元年（762年），又陷秦、渭、洮、临；广德元年（763年），复陷河、兰、岷、廓；至贞元三年（787年）陷安西、北庭，而陇右州县尽矣。《旧书·本纪》：鄯州陷于至德元年十月。秦、渭、洮、临陷没之年，与《新志》同，而多一成州。然于广德元年七月，又书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新书·本纪》，则廓州陷于上元元年（760年）。盖史家于诸州之陷，或总书其事于一时，岁月不必尽合；又疆场之间，一彼一此，亦或有一时之失得也。凉州陷于广德二年（764年），见《旧书·吐蕃传》。袁光庭守伊州甚久，见新旧《书·忠义传》。阶州，今甘肃武都县。叠州，在今青海东南境。宕州，在今甘肃岷县南。临州，今甘肃临洮县。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剑南西山，亦为所侵占；《旧书·吐蕃传》：剑南西山，武德已来，开置州县，立军防。乾元之后，亦陷于吐蕃。羌、浑、党项、奴刺，悉为所裹胁；《新书·吐谷浑传》：大非川之败，举吐谷浑地皆陷。其可汗诺曷钵徙治亹水南，又以鄯州地狭，徙灵州，高宗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宣超死，子曦皓立。曦皓死，子兆立。吐蕃复取安乐州，残部徙朔方、河东，语谬

为退浑。《党项传》：拓跋赤辞之降，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

后吐蕃寖盛，拓跋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乃入吐蕃，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舂桑，在党项南。白狗，与东会州接。龙朔后为吐蕃所臣，藉其兵为前驱。党项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二十万，散居灵、夏间，至德末，为吐蕃所诱，使为乡道钞边，皆羌、浑、党项，为吐蕃诱胁可考者也。安土重迁，人情之常，微特居国，即行国，能举国迁移者亦鲜。故河、陇之陷，部族为吐蕃所臣役者甚多。如《新书·地理志》，陇右道有党项州七十三，府一，县一，肃宗时内徙者仅十余州，余皆为之臣属矣。而吐蕃之好诱胁亦特甚，如《旧书·崔宁传》：大历十一年（776年）破其兵，乃有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之众。突厥而为蕃所诱胁，至于西山，无怪其为害之烈矣。奴刺，上元二年（761年）《通鉴注》云：“西羌种落之名。”此族史不载其缘起、居地，然肃、代间之侵寇，时见其名，其种落亦非甚寡弱也。灵州见第三章第二节。甘肃沙州见第四章第四节。庆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夏州见第二章第二节。瓜州，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多弥，在鄯州西，自石堡城八百十里渡黄河，又六百八十里，至多弥西界，见《新志·鄯州》分注。东会州，后改曰茂州，见第三章第四节。而患遂中于西垂。

吐蕃赞普乞黎苏笼猎赞，以天宝十四载（755年）死，子婆悉笼猎赞立。似不甚能令其下，故虽累遣使请和，申盟誓，而其侵扰如故。其事见于新旧《书》纪传者：肃宗至德二载三月，吐蕃遣使和亲。上元元年（760年），建寅月，宰相郭子仪、萧华、张遵庆等与其使盟。宝应元年（762年），建寅月，吐蕃请和，六月，使二人贡方物。二年（763年），即代宗广德元年三月，李之芳、崔伦往使，至其境，为所留。此盖其边将所为？是秋，吐蕃大入寇，中国仍以郭子仪充北道、李抱玉充南道通和使。永泰元年正月，又以抱玉为通和使，马璘副之。三月，吐蕃请和。诏宰相元载、杜鸿渐与其使盟。二年（766年），即大历元年十月，和蕃使杨济与蕃使论泣藏等来。二年四月，宰相及内侍鱼朝恩又与之盟。十一月，论泣陵随和蕃使薛景仙来，云赞普请以凤林关为界。俄又遣使十五人来朝。七年（772年），亦遣使朝贡。然其侵寇迄不绝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县境。代宗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寇泾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刺史高晖降之，因为之乡道。十月，犯京畿。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子仪自相州败后，召还京师，迄闲居。《旧书·子仪传》：相州之败，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断浮桥，有诏令留守东都。三月，以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中官鱼朝恩，素害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天子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副之，委以陕东军事，代子仪之任。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复虑蕃寇逼近京畿。三年正月，授子仪邠宁、鄜坊两镇节度使，仍留京师。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残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肃宗深然之。九月，以为诸道兵马都统，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取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径抵范阳。诏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间，事竟不行。邠宁、鄜坊皆见第五章第八节。大同见第九节。横野见第二节。宝应元年（762年），河中军乱，见下节。乃用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出镇绛州。隋绛郡，见第二章第六节。肃宗崩，代宗即位，程元振复请罢之，充肃宗山陵使。雍王讨史朝义，代宗欲使子仪副之，元振及鱼朝恩复间其事，遂寝，仍留京师。及是，诏出镇咸阳。见第五章第一节。部下惟有二十骑，强取民家畜产以助军。至咸阳，蕃军已过渭水。其日，天子幸陕州。见第二章第六节。吐蕃入京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章怀太子邠王守礼之子。于是六军将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绝。子仪闻上避狄，还京。车驾已发，领部曲数百人，南入牛心谷，迟留未知所适。行军判官王延昌、李萼劝其南趋商州，今陕西商县。渐赴行在。子仪从之。延昌、萼别行先至。先是六军将张知节，与麾下数百人奔商州，

大掠避难朝官、士庶及居人赀财鞍马。延昌、萼说其整顿士卒，请子仪来抚之，以图收长安。知节大悦。诸军将数人至，又从其计。相率为军，约不侵暴。延昌留军中主约，萼以数骑往迎子仪。回至商州，诸将大喜，皆遵约束。吐蕃将入京师也，前光禄卿殷仲卿逃难至蓝田，见第二章第六节。纠合散兵及诸骁勇至千人。子仪募人往探贼势，羽林将军长孙全绪请行，以二百骑隶之。至韩公堆，昼则击鼓广张旗帜，夜则多然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军，其势益壮。遂相为表里，以状闻于子仪。仲卿二百余骑游奕，直渡浐水。吐蕃惧，问百姓。百姓绐曰：“郭令公自商州领众却收长安，大军不知其数。”蕃以为然，遂抽军而还。余众尚在城，军将王抚及御史大夫王仲升领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师又入城，吐蕃皆奔走。子仪乘之，鼓行入长安。据《旧唐书·吐蕃传》，此《实录》也。新旧《书·子仪传》，专以为子仪之功，《通鉴》亦舍《旧书·吐蕃传》而从《汾阳家传》则失实矣。是役也，王延昌、李萼之功实大，为子仪传记者，乃悉攘之，观于此，而叹史籍之不足信也。王抚，或作王甫。《旧书·本纪》曰：“旧将王甫，诱聚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朱雀街，蕃军震慑，狼狈奔溃。”与《吐蕃传》合。《子仪传》云：长孙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一日，齐击鼓于朱雀街，蕃军皇骇而去。又云：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扰乱京城，子仪召抚杀之。以王甫、王抚为二人。《通鉴考异》引《实录》，亦以椎鼓者为武将王甫。《汾阳家传》以谋乱者为射生将王抚。《邠志》则以椎鼓者为射生官王甫，尚有马家小儿张小君、李酒盏。子仪入城，系而责之曰：“吾大军未至，汝设诈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燔烧宫阙，从容而去，岂不由汝？”命斩之。诸说互异，王甫、王抚为一人，似无可疑，《旧书·子仪传》，盖博采而未暇考覈也。诏以为京城留守。高晖闻吐蕃溃，以三百骑东奔。至潼关，为关守李伯越所杀。子仪送承宏于行在，寻死。《旧书·高宗诸子传》云：子仪送承宏于行在，上不之责，止于虢州，寻死。《本纪》则云：放于华州，一切不问。《新书》纪、传皆云放于华州。《通鉴》亦同，而云承宏逃匿草野，不云子仪送之。时又有丰王珙者，玄宗第二十六子也。代宗幸陕州，将军王怀忠，拥十宅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遇郭子仪。怀忠谓子仪：“何不行册立之事？”子仪未对，珙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语？何不言也？”子仪命军士领之，尽赴行在，上不之责，珙归幕次，辞又不顺。群臣恐遂为乱，请除之。赐死。见《旧书·玄宗诸子传》。藩翰之无心肝如此，诸将之无纲纪如彼，夫安得而不乱？虢州见第四章第五节。华州，今陕西华县。程元振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子仪因兵部侍郎张重光宣慰回，附章论奏，代宗乃还。而仆固怀恩之乱又作。

怀恩之定河朔也，郭子仪让位焉，遂授河北副元帅、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广德元年七月，又以其子玚为朔方行营节度。于是朔方兵权，尽入其手矣。时诏怀恩送回纥可汗还蕃，至太原，怀恩自相州趋潞州，与可汗会，出太原之北。潞州见第五章第一节。辛云京不犒师。还亦如之。怀恩怒，上表列其状。顿军汾州。今山西汾阳县。会中官骆奉先使于云京，还奏怀恩反状。《旧书·怀恩传》云：奉先使于云京，云京言怀恩与可汗为约，逆状已露，乃与奉先厚结欢，奉先回至怀恩所，其母数让奉先曰：“尔等与我儿约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乎？虽然，前事勿论，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怀恩起舞，奉先赠缠头采，怀恩将酬其贶，奉先遽告发。怀恩曰：“明日端午，请宿为令节。”奉先固辞。怀恩苦邀之。命藏其马。中夕，谓其从者曰：“向者责吾，又收吾马，是将害我也。”奉先惧，遂逾垣而走。怀恩惊，遽令追还其马。奉先使回，奏其反状。怀恩此时，决无与回纥谋叛之理，此明为云京构诬，奉先岂得遽信之？《新书·宦者传》云：奉先广德初监怀恩军，恃恩贪甚，怀恩不平，既而惧其谮，遂叛。盖二人故有嫌隙，故疑其将杀己，遂不恤助云京诬之也。《宦者传》又云：事平，擢奉先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盖反以为有先见而赏之矣，其如此。怀恩累诏请诛云京、奉先，上但手诏和解。泽潞节度李抱玉，亦与怀恩不协，言其将反。颜真卿语，见下。《旧书·马燧传》曰：宝应中，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奏赵城尉，是时回纥大军还国，倔强恣睢，所过虏掠，廪粟供饩，小不如意，恣行杀害。抱玉具供办，宾介皆惮不敢行。燧自赞请主邮驿。比回纥至，则先赂其渠帅，与明要约。回纥乃授燧旗帜为识。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给左右厮役，小违令辄杀之。回纥相顾失色。涉其境者，无敢暴掠，抱玉益奇之。燧因说抱玉曰：“属者与回纥言，燧得其情，今仆固怀恩恃功树党。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于怀恩。其子玚，佻勇不义，以燧度之，将必窥太原西山以为乱，公宜深备之。”无何，怀恩果与太原都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其帅辛云京觉之，斩竭诚，固城自守。怀恩遣其子玚围之。初回纥北归，遣其将安恪、石常庭将兵数百，及诱募附丽者数千人，以守河阳。东都所虏掠重货，悉积河阳。是时怀恩遣薛嵩自相、卫馈粮，以绝河津。抱玉令燧诣嵩说之，嵩乃绝怀恩从顺。据此，谓怀恩将叛者，实出马燧億度。竭诚通谋，未知信不，即谓实然，亦事出竭诚，不能竟指为怀恩谋叛也。《怀恩传》载怀恩上书，言“过潞府之日，抱玉与臣马兼银器四事，臣于回纥处得绢，便与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赠。今被抱玉共相组织，将此往来之贶，便为结托之私”，谓怀恩与回纥交关者，证据不过如此，亦殊牵强也。赵城，今山西赵城县。怀恩上书自叙功伐，辞甚悖戾。有云：“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诏黄门侍郎裴遵庆谕旨，且察其去就。遵庆讽令入朝，怀恩许诺，而其副将范志诚止之。怀恩令其子玚攻云京。云京败之，进攻玚于榆次，见第二章第六节。朝廷患之。颜真卿尝请奉诏召怀恩，令往宣慰。真卿曰：“臣往请行者时也，今方受命，事无益矣。”上问其故。对曰：“顷陛下避狄陕郊，怀恩来朝，以助讨贼，则其辞顺。今陛下即宫京邑，怀恩进不勤王，退不释众，其辞曲，必不来矣。且明怀恩反者，独辛云京、李抱玉、骆奉先、鱼朝恩四人

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怀恩将士，皆郭子仪部曲，恩信结其心，陛下何不以子仪代之，喻以逆顺祸福，必相率而归耳。”上从之。子仪至河中，仆固玚已为其下所杀，斩其首，献于阙下。怀恩闻之，率靡下数百骑走灵武。《旧书·本纪》，事在广德元年十二月。《通鉴》系明年二月。《考异》曰：《实录》：广德元年十二月丁酉，仆固玚为帐下张维岳所杀，以其众归郭子仪。怀恩闻之，弃营脱走北蕃。按朔方兵所以不附仆固氏者，以子仪为之帅也。纵不在子仪领朔方后，亦当在领河东副元帅后。而《实录》：二年正月丁卯，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汾阳家传》：二年正月，子仪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癸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发上都。二月，至河中，兼朔方节度大使。戊寅，往汾州。甲申，还至河中。《邠志》：二年正月二十日，诏郭公加河中节度、河东副元帅。二十九日，加朔方节度。二月，仆固玚率军攻榆次，逾旬不拔云云。然则玚死决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仪如汾州并言之。案《新书·本纪》：广德二年二月辛未，仆固怀恩杀朔方军节度留后浑释之，此事《通鉴》亦系是月，怀恩以元年十二月北走，至二年二月而至朔方，时日正合。若如《邠志》之说，仆固玚即死于是月，怀恩安得即至朔方而杀释之乎？玚之死，《旧书·怀恩传》亦云为张维岳等四人所杀。《新书》则云：子仪至河中，玚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责其缓，鞭之，众怒，是夕，偏将焦晖、白玉等斩其首献阙下。《通鉴》亦云：玚为焦晖所杀。又云：都虞候张维岳在沁州，闻怀恩去，乘传至汾州，抚定其众，杀焦晖、白玉而窃其功，以告郭子仪。子仪使牙官卢谅至汾州。维岳赂谅，使实其言。子仪奏维岳杀玚，传首诣阙。然则《实录》谓维岳以其众归子仪者，乃怀恩留于汾州之众，此时固无从更附仆固氏也。怀恩之欲叛唐，必在玚死后。《旧书·本纪》，于广德元年八月，即书仆固怀恩反，似失之早。浑释之者，瑊之父。《通鉴》云其欲拒怀恩不果，而为怀恩所杀。《新书·本纪》及《回鹘传》并同。而新旧《书·瑊传》，皆云其与吐蕃战殁，则讳饰之辞也。祁，今山西祁县。沁州，今山西沁源县。余众闻子仪到，束甲来奔。怀恩至灵武，众复振，上厚抚其家。停余官，遥授太师兼中书令、大宁王。怀恩终不从。二年十月，怀恩引吐蕃二万寇邠州，《旧书·本纪》：此《实录》也。《子仪传》云：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则与永泰元年（765年）之役相混矣。邠州见第三章第一节。遂寇奉天。今陕西乾县。京师戒严。郭子仪屯泾阳。今陕西泾阳县。蕃军挑战，子仪不出。蕃军乃退。时倚蒲、陕为内地，常以重兵镇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仪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出镇河中。九月，怀恩复诱回纥、吐蕃、党项、羌、浑、奴刺入寇。吐蕃自北道，寇邠州，遂寇醴泉、奉天。醴泉，今陕西醴泉县。党项、羌、浑、奴刺出西道，寇盩厔、凤翔。盩厔见第四章第二节。凤翔见第五章第八节。又合山贼出东道，自同州趋华阴，向蓝田。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参用《旧书·本纪》、郭子仪传，及新旧《书·仆固怀恩传》。京师戒严。子仪自河中至，屯于泾阳。诸将各守要害。吐蕃大掠京畿，焚庐舍而去。十月，至邠州，与回纥遇，复合从入寇。时怀恩已暴死于鸣沙，时在九月九日，见《旧书·怀恩传》。或曰八日，见《通鉴考异》。呜沙见第四章第四节。群虏无所统摄。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二千余骑诣泾阳请降，《旧书·回纥传》。《吐蕃传》云：是时回纥请击吐蕃者凡三千骑。子仪说以共击吐蕃。回纥许诺。子仪遣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会。吐蕃知其谋，是夜奔遁。追破之于灵台西原。《旧书·子仪传》。灵台，今甘肃灵台县。盖是役，回纥之至者独少，且最后，少故易以说谕，后则虏掠无所得，吐蕃则业已饱掠而去，欲图攘窃，在彼不在此，故子仪能说使倒戈也。《新书·本纪》：党项、羌与回纥同降。《旧书·怀恩传》云：羌、浑多降于凤翔李抱玉，可见其众之不整。于是怀恩之侄名臣，领千余骑来降。《旧书·怀恩传》。朔方军将，亦以灵武归顺。《旧书·怀恩传》：怀恩之死，张韶代领其众，为徐璜玉所杀，横玉又为范志诚所杀。《本纪》云：朔方将李回方奏收灵武郡。《新书·本纪》云：朔方副将李怀光克灵州。乱

复平。案肃宗之立，怀光即从郭子仪赴行在。时同罗为寇，子仪与怀恩击之。怀恩子玢，兵败降敌，寻自拔归，怀恩斩之以令众。后其二女俱聘远蕃，为国和亲。牟羽妻，怀恩女。始可汗为少子请婚，帝以妻之，即位后为可敦。助平史朝义后，册为英义可汗、光亲可敦。大历三年（768年），光亲卒，明年，复以怀恩女为崇徽公主继室。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在蕃将中，不可谓非乃心王室。田承嗣之降，业已受代，而怀恩使复其位，论者因谓其怀挟异志。然此说实出马燧，乃揣度之辞。当时思明余孽降者，唐朝皆处之高位，不夺其兵，固不自承嗣等始也。参看下节。禄山、思明，且无大略，而况怀恩？观其既叛之后，分崩离析，绝无能为，而知其本无叛志。《旧书·李抱真传》：抱真为汾州别驾，怀恩反，脱身归京师，代宗召见问状，因奏曰：“郭子仪领朔方之众，人多思之。怀恩欺其众曰：子仪为鱼朝恩所杀，诈而用之，今复子仪之位，可不战而克。”此与颜真卿之所策同，固由子仪宽厚，能得众心，亦见怀恩之不能恤士，世岂有如此而能反者乎？又岂有夙抱反谋，而所为如是者乎？此朝臣所以多明之，而代宗亦终信之欤？《旧书·怀恩传》云：怀恩逆命三年，再犯顺，连诸蕃之众，为国大患，而上为之隐恶，前后下制书，未尝言其反。及怀恩死，群臣以闻，上为之闵默，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其宽仁如此。此唐史臣不满代宗之微辞也，然亦可为怀恩本无叛心之一证。

怀恩之难虽平，吐蕃之患，初不因之而遽澹。大历元年（766年）九月，陷原州，今甘肃固原县，没蕃后置于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二年（767）、三年（768年），再寇灵武，至于邠州，京师为之戒严。时京西之军，在凤翔者为李抱玉，而马璘居邠州。朝议以其力不能拒，乃以郭子仪兼邠宁庆节度，移镇邠州，而徙璘于泾原。治泾州。五年八月，元载请置中都于河中，秋杪行幸，春中还京。史云以避蕃戎侵寇。然又云：“载疏大旨，以关、辅、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创置精兵五万，以威四方。”则意实不专为避敌。又云：“其辞多捭阖，欲权归于己，”未免深文周内。《旧书·本纪》。本传略同。

盖是时诸将实举不足恃，故发愤欲别练也。马璘、李抱玉，俱称良将，然《旧书·抱玉传》言其无破虏之功，《璘传》亦言其无拓境之功，此当时舆论也。郭子仪军政，亦极不肃。相州之败，《通鉴考异》引《邠志》曰：“史思明自称燕王，牙前兵马使吴思礼曰：思明果反，盖蕃将也，安肯尽节于国家？因目左武锋使仆固怀恩，怀恩色变，阴恨之。三月六日，思明轻兵抵相州，郭公率诸军御之。战于万金驿，贼分马军并滏而西，郭公使怀恩以蕃、浑马军邀击，破之。还，遇思礼于陈，射杀之。呼曰：吴思礼陈殁。其夕，郭公疑怀恩为变，遂脱身先去，诸军相继溃于城下。”《通鉴》不取其说，而载：是岁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曰：朔方非叛军也，乘夜而入，何见疑之甚邪？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仆固怀恩曰：“邺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是反也。其可乎？”胡三省《注》曰：“观怀恩此言，则邠志所云，亦可以传信。”案朔方将士，皆乐子仪之宽，故他人不易代将，后来子仪一出，而怀恩之众即离，其故亦由于此，谓子仪是时，以疑怀恩之叛而脱身先去，恐非《实录》，然其先去则真矣。此时虽不置统帅，然子仪以其位望，实自然居于率将之地，谓其去牵动大局，亦必非诬。此等军而可以御敌乎？安史乱后，唐所倚仗者，为朔方军，而此军实不足用，借重蕃兵，授人以柄，而安史余孽，仍病养痈，其症结实在于此。元载于大历八年（773年）夏，大城奉天，又于九年（774年）下诏大阅，见《旧书·本纪》及《吐蕃传》，所调之兵，虽不皆至，然其所调动则颇广。皆可见载于是时，确有整军经武之志也。八年八月，卢龙朱泚遣弟滔以精骑五千诣泾州防秋。明年七月，泚复身入朝。于是以子仪、抱玉、璘、泚分统诸道防秋之兵。时吐蕃得原州，弃而不居，元载议城之，以与灵武相连接。田神功沮之。上迟疑不决。会载得罪，乃止。郭子仪于九年（774年）上书论备蕃利害曰：“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比于天宝，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又得马璘牒，贼疑涉渭而南。臣若坚壁，恐犯畿甸；若过畿内，则国人大恐，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制胜之术，力非不足，但虑简练未精，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阔势分。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饩，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读此疏，可见唐中叶后宿兵无用之地，而边备空虚之状。然当日西垂诸将，暮气已深，果抽内地之师，俾之训练，又能收御侮之效欤？此元载所以发愤而欲别练也。

西川一方：代宗初，高适为节度使。以吐蕃渐逼京畿，曾出师以牵制之，无功。松、维顾相继陷没。松、维、川皆见第三章第四节。《旧纪》，事在广德元年八月。代以严武，破吐蕃兵，拔当狗、盐川二城。《旧纪》在广德二年九月、十月。当狗，胡三省曰：当白狗羌之路，故以名城。永泰元年（765年），武卒，郭英乂代之。以苛酷狂荡，为西山都知兵马使崔宁所覆。后遂以宁主西川。大历十年（775年）、十一年（776年）、十二年（777年），亦频破蕃军，见新旧《书·本纪》。然侵寇仍不绝也。参看下节。蕃寇初入，西北最急，故徙当、柘、悉、静、恭五州于山险以避之。事在大历五年（770年），见《旧书·本纪》及新旧《书·吐蕃传》。此五州，皆在今松潘叠溪营境。自南诏合于吐蕃，而西南亦告急矣。别见第七章第一节。

吐蕃既横，回纥亦骄。大历七年正月，回纥使出鸿胪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复三百骑犯金光、朱雀等门。是日，皇城诸门皆闭。慰谕之方止。七月，回纥蕃客夺长安县令邵说所乘马，人吏不能禁。十年九月，回纥白昼杀人于市。吏捕之，拘于万年狱。见第三章第一节。其首领赤心，持兵入县，劫囚而出，斫伤狱吏。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尹鲍防与之战，不利。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击回纥，战于羊武谷，在今山西崞县西。破之。北人乃安。皆见《旧书·本纪》。《回纥传》略同。案肃、代时，回纥兵助讨安、史者，不过数千，他蕃国兵来者，亦不能多，《旧书·肃宗纪》：至德二载（757年），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三载十一月壬申制，有“回纥叶护，云南子弟，诸蕃兵马，力战平凶”之语。时回纥兵来者为四千。《仆固怀恩传》亦云：“回纥使叶护、帝德数千骑来赴国难。南蛮、大食之卒，相继而至。”盖其所本者同也。《纪》又载三载七月，吐火罗叶护乌利多并九国首领来朝，助国讨贼，诏令赴朔方行营。此等蕃国，来者亦必不能多。《新书·于阗传》：肃宗时，王尉迟胜使弟曜摄国事，身率兵五千赴难。于阗距中国近，胜慕化又极深，其兵亦不过五千而已。而唐竟非藉其力不能破敌，其兵力之窳败可想。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信不诬也。

第三节 藩镇及内乱

节度使本置于缘边，及安史乱作，中原刺史，兼治军旅者，皆加节度使之号；其不赐旌节者，则称为团练使；又有称都统或大使者，则兼辖诸节度使。跋扈者遂思据地自专；即较庸懦者，亦多坏法自恣矣；而军人睥睨，思篡其主将者尤众。

玄宗之入蜀也，以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诸节度。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为江陵府都督，见第二章第七节。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大使。《通鉴》作都使，下同。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为广陵都督，见第二章第三节。江东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珙见上节。为武威都督，见第二章第二节。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琦、珙皆不出，惟璘赴镇。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得数万人，破用巨亿。璘生长深宫，不省人事，而子襄城王 有勇力，好兵，遂有东取金陵，割据江表之志。肃宗以高适为淮南节度，来瑱为淮西节度，韦陟为江东节度共图之。璘擅引兵东巡，遣兵攻袭广陵、吴郡。见第二章第五节。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河北招讨判官李铣皆在广陵，共讨之。璘使 迎战而败，走鄱阳，欲出岭表，至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庚县南。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所杀，亦死于乱兵。时至德二载二月也。先一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其节度使周泌。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讨平之。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作乱。襄州见第二章第三节。刺史王政奔荆州。江陵。九月，嘉延陷之，并陷澧、朗、复、郢、峡等州。澧州，今湖南澧县。朗州，今湖南常德县。复州，在今湖北天门县西北。郢州，今湖北钟祥县。峡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上遣使慰谕，为贬王政为饶州刺史，饶州见第三章第六节。以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州刺史。楚元不从。十一月，商州刺史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讨擒楚元。商州见上节。十二月，送诣阙，斩之。上元元年（760年），襄州将张维瑾、曹玠又杀其节度使史翙。以韦伦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李辅国用事，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伦既为朝廷所用，又不私谒辅国，未行，遂改秦州刺史，见第二章第三节。而以陕西节度使来瑱

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瑱至襄阳，维瑾等乃降。是岁十一月，宋州刺史刘展反。宋州见第四章第四节。时展与御史中丞李铣俱领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为之上者皆恶之。节度使王仲升奏诛铣。又使监军邢延恩说上除展江淮都统，以代浙东节度使李峘，太宗子吴王恪之曾孙。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上从之。以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而密敕峘及淮南东道节度使、扬州刺史邓景山图之。展以任重自疑，遂反。峘、景山皆为所败。展遣将陷濠、楚、舒、滁、庐等州。濠州见第四章第五节。楚州见第二章第一节。舒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滁州，今安徽滁县。庐州，今安徽合肥县。自渡江，陷润州、升州。润州见第四章第二节。隋蒋州，唐改为升州。又遣将陷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取苏、湖州，苏州，即吴郡。湖州见第二章第七节。进逼杭州。今浙江杭县。田神功者，安禄山平卢兵马使，归朝，守陈留，见第五章第七节。与许叔冀俱降史思明，思明使与其将南德信、刘从谏略江淮，神功袭杀德信，复来归，屯任城，见第二章第七节。邓景山、邢延恩奏乞令救淮南。未报，景山使促之，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南下。及彭城，敕令讨展。展渡淮击之，败绩，亡渡江。神功入广陵，大肆劫掠。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焉。二年正月，神功遣兵与景山济江。战于蒜山，在今江苏镇江县西。展败死。余党皆平。安、史之乱，兵不及江淮，至是，民始罹荼毒矣。玄宗之还京也，于绵、益二州分置东、西川两节度。绵州，今四川绵阳县。益州，蜀郡，至德二年（757年）为成都府，见第二章第五节。东川节度李奂奏废其兵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四月，子璋怒，袭奂，奂奔成都。五月，西川节度崔光远与奂共攻绵州，斩子璋。西川衙将花惊定大掠东蜀。上怒光远不能戢军，罢之，代以高适。刘展之平也，诏追邓景山还朝，以崔圆代之。浙东节度副使李藏用拒展有功，用为楚州刺史。支度租庸使以乱时诸将用仓库物无准，奏请征验。时仓卒募兵，物多散亡，诸将往往卖产以偿。藏用恐其及己，与人言，颇有悔恨。其衙将高干挟故怨，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而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圆遂簿责藏用将吏，以成其状焉。宝应元年（762年），建卯月，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积粟百万斛，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会卒，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数月间，费散殆尽。代以邓景山。检覆严，又性清约，取仓粟红腐者食之，兼给麾下。麾下怨讪，少将黄抱节因之作乱，杀景山，请以都知兵马使辛云京为节度。许之。李光弼之败邙山也，渡河走闻喜，事见第五章第八节。上书求自贬，诏以为河中节度。旋又以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从《通鉴》。出镇临淮，郡，即泗州，见第五章第八节。而以殿中监李若幽淮南王神通玄孙。为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镇绛州，见上节。赐名国贞。绛州素无储蓄；又民间饥，不可赋敛；将士粮赐不充。国贞屡以状闻，未报。突将王元振作乱，杀国贞。镇西、北庭兵屯翼城者，今山西翼城县。亦杀其节度使荔非元礼，而推裨将白孝德。朝廷因而授之。而绛州诸军，剽掠不已。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乃以郭子仪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出镇绛州。诛元振及其党数十人。辛云京闻之，亦推按杀邓景山者。元振之党谋为乱。子仪子晞，选亲兵四千，伏甲以待之，晞不寝寐者七十日焉。是岁，四月，代宗立。六月，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旧书·武传》云：上皇诰合剑南两川为一道，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新书·方镇表》，合两川为一道，事在广德二年（764年）。七月，兵马使徐知道发兵拒之。八月，为其将李忠厚所杀，西川乃平。初肃宗召来瑱赴京师，瑱乐在襄阳，讽其将吏留己，行及邓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复令还镇，上闻而恶之。后荆南节度使吕，荆南节度，治荆州。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及中官，皆言瑱曲收众心，久恐难制。乃割商、金、均、房，商州

见上节。金州，今陕西安康县。均州见第四章第五节。房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别置观察，令瑱只领襄、邓、唐、复、郢、随六州。唐州见第五章第二节。随州见第四章第三节。瑱怨仲升构己，仲升见围于申州，见第四章第二节。瑱不救，仲升败殁。行军司马裴茙陈其状，且言瑱倔强难制，宜早除之。乃以瑱为淮西、河南十五州节度使，《旧传》。《通鉴》据《实录》作十六州。密敕茙代为襄、邓等州防御。瑱上言：淮西无粮，臣去秋种得麦，请俟收毕而行，而又讽属吏留己。会代宗即位，欲姑息，复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裴茙未知，率兵赴襄阳，欲受代。瑱与副使薛南阳谋，拒之，禽茙送京师，赐死。八月，瑱入朝谢罪。以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知山南东道节度使。广德元年正月，乃削官爵，流播州，赐死于路。史谓由程元振之谮，“方镇由是解体，吐蕃入犯京畿，下诏征兵，诸道卒无至者”，实则瑱固罪有应得也。瑱行军司马庞充，统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见第二章第六节。闻瑱死，将士鱼目等回兵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御却之。右兵马使梁崇义自邓州归，众推为主。祟义杀昭及薛南阳。上不能讨，以代瑱。十二月，《旧纪》。《新纪》在十一月。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逐其节度使张体，纵兵大掠，官军平之。二年七月，李光弼殁于徐州。《旧传》云：广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诏征天下兵，光弼与程元振不协，迁延不至。朝廷方倚为援，恐成嫌疑，数诏问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东京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代宗还京，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诏郭子仪舆归京师。其弟光进，与李辅国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为渭北节度使。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及惧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禀命。因愧耻成疾云云。元振、朝恩诚非佳人，光弼亦非纯臣。以其不勤王，不入朝，悉蔽罪于元振、朝恩，更非公允。田神功本安、史余孽。平刘展后，迁为汴、宋等八州节度，而逗留扬州不时往，盖河南时遭破坏，贪扬州之富庶，闻光弼至临淮，乃归河南，原非心服。

然光弼之据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与神功亦何以异？《旧书·穆宁传》：上元二年（761年），佐盐铁转运使。光弼以饷运不继，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宁，宁得行其职。此已属不成事体。《陈少游传》云：建中四年十月，驾幸奉天。度支汴宋使包佶在扬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报少游。佶时所总赋税钱帛，约八百万贯。少游先使其判官崔 就佶强索其纳给文历，并请供二百万贯钱物，以助军费。佶答曰：“所用财物，须承敕令。”勃然曰：中丞若得为刘长卿，不尔为崔众矣。长卿尝任租庸使，为吴仲孺所困，崔众供军吝财，为光弼所杀，故言及之。佶大惧，不敢固护，财帛将转输入京师者，悉为少游所夺。然则竟有以供饷不如意，而为光弼所贼者，更复成何事体？当时朝廷经费，深赖江淮，果为光弼所擅，复何以自给邪？光弼既殁，诏以宰相王缙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兼东都留守。岁余，迁河南副元帅。缙，禄山之乱，选为太原少尹，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谋略，众所推先，盖取其能靖光弼之众也。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都知兵马使郭英干、知运子。都虞候郭嘉琳请用英干兄英乂。崔旰者，儒家子，喜纵横之术。尝从军剑南。宝应初，蜀中山贼拥绝县道，严武荐为利州刺史。今四川广元县。及武为西川，就山南西道节度张献诚求之。山南西道节度，治梁州。见第四章第二节。献诚者，守珪子，初陷安禄山，后又为史思明守汴，及东都平乃归国者也。献诚许之。武奏旰为汉州刺史、今四川广汉县。西山兵马使，与吐蕃战，有功。及是，与军众共请立大将王崇俊，朝以英乂代武。英乂诬杀崇俊，又召旰还成都。旰托备吐蕃未赴。英乂怒，出兵袭之。旰转入深山。直天大寒，士马冻死，英乂大败而迁。旰遂攻成都。英乂奔简州。今四川简阳县。普州刺史韩澄斩其首以送旰。普州，今四川安岳县。邛州衙将柏茂林，依《旧书·本纪》。《新书·崔宁传》作茂琳。《旧书·张鸿渐传》作柏贞节。邛州见第三章第五节。沪州衙将杨子琳，本沪南贼帅，见《新书·崔宁传》。泸州见第三章第七节。剑州衙将李昌巙，剑州见第四章第五节。各兴兵讨旰。剑南大乱，大历元年二月，以宰相杜鸿渐为西川节度使。又以张献诚为东川节度使，柏茂林为邛南防御使，崔旰为茂州刺史、茂州见第三章第四节。西山防御使。三月，献诚与旰战于梓州，败绩。鸿渐至成都，悉以军州事让旰，且表让旌节。朝廷不得已，以旰为西川节度，召鸿渐还京。又以柏茂林为邛州刺史，杨子琳为泸州刺史。三年四月，旰来朝，改名宁。子琳乘虚袭据成都。诏宁还镇。宁妾任氏，出家财募士，以逼子琳。子琳遁去。宁弟宽，时为留后。乃乘势复之。子琳既败，收余兵，沿江而下。入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杀别驾张忠。朝廷以其本谋近忠，授峡州刺史，移澧州镇遏使。是岁二月，商州兵马使刘洽杀其防御使殷仲卿，寻讨平之。八月，辛云京卒，以王缙为河东节度。太原旧将王无纵、张奉璋等恃功，每事多违约束，缙一朝悉召斩之。十二月，马璘自邠宁移镇泾州。众惮迁，刀斧将王童之作乱。兵马使段秀实斩之，及其党十余人以徇。曰：“敢后徙者族。”乃迁于泾。五年四月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潭州刺史崔瓘为兵马使臧玠所杀。潭州见第四章第二节。澧州刺史杨子琳起兵讨之，取赂而还。六年四月，子琳来朝，赐名猷。八年九月，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为部将哥舒晃所杀。九年正月，澧、朗两州镇遏使、澧州刺史杨猷擅浮江而下。至鄂州，即江夏郡，见第五章第一节。诏许赴汝州。泝汉而上。复、郢、襄等州皆闭城拒之。三月，以为洮州刺史。时洮州已陷吐蕃，盖以空名畀之也。五月，猷入朝，见《通鉴》。十年三月，河阳军乱，见第二章第五节。逐三城使常休明，迫牙将王惟恭为留后，军士大掠数日。诏以马燧为河阳三城使。陕州军乱，见第二章第五节。逐观察使李国清，纵兵大掠。国清卑辞遍拜将士，方免祸。会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过陕，命按之。将士慑其

兵威，不敢动。忠臣设棘围，令军士匿名投库物。一日得万缗，尽以畀其从兵为赏。十一月，哥舒晃之叛，诏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路嗣恭兼岭南节度使。嗣恭以伊慎为先锋，复始兴。今广东曲江县。又擢流人孟瑶、敬冕为将。瑶主大军当其前，而冕自间道轻入，招集义勇，得八十人，以挠其心腹。是月，遂破广州。擒晃，斩首以献。诛其同恶者万余人，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贪残。将王国良镇武冈，今湖南武冈县。豪富，京杲加以死罪。国良惧，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连岁不能下。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以曹王皋代京杲，皋，太宗子曹王明之玄孙。乃谕降之。以上皆肃、代之世，藩镇跋扈之甚者也，而安、史余孽，为梗尤甚。

安、史之将降唐者，以其淄青节度使能元晧为最早。乾元元年二月。滑州刺史令狐彰次之。上元二年五月。滑州见第二章第六节。元晧降后，初为河北招讨使，后授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节度使。乾元元年九月。齐州，今山东历城县。兖州见第二章第六节。郓州见第二章第七节。移刺兖州，仍节度兖、郓。尝破史朝义之兵。上元二年四月。以上皆见《旧纪》。彰仍为滑州刺史，滑、卫、相、贝、魏、博六州节度使。卫州，今河南汲县，见第二章第六节。魏州，即魏郡，见第五章第七节。博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后名其军曰永平。彰以与鱼朝恩不协，不敢入朝，然临殁，悉以土地甲兵籍上朝廷，勒其子归东都。军士欲逼夺其长子建，建守死不从，事在八年二月。元和时，宰相李吉甫，犹以是请录用其后人焉。然能如是者卒寡，而河北遂终为唐室之患。宝应元年（762年），史朝义之败也，其汴州将张献诚、相州将薛嵩、仁贵孙。恒州将张忠志、恒州，即镇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忠志，范阳城旁奚，为范阳将张镇高假子。幽州将李怀仙、柳城胡，世事契丹。魏州将田承嗣相次来降。朝廷皆以元职授之。于是献诚为汴州节度使，后移山南西道，事已见前。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邢州，今河北邢台县。洺州见第二章第六节。贝州见第五章第五节。磁州，今河北磁县。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赵州见第二章第六节。深州，今河北深县。定州，今河北定县。易州见第二章第六节。赐姓名曰李宝臣。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旋亦晋为节度使。德州平原郡见第五章第七节。沧州见第二章第七节。瀛州见第四章第四节。怀仙仍故地，为卢龙节度使。《旧书·承嗣传》云：代宗遣仆固怀恩讨平河朔，帝以二凶继乱，郡邑伤残，屡行赦宥。凡为安、史诖误者，一切不问。时怀恩阴图不轨，虑贼平宠衰，欲留贼将为援，乃奏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新书·怀恩传》本之，说实自相矛盾。观能元皓、令狐彰、张献诚之降，朝廷皆授以元职，可知怀恩实承朝旨行事。《新书·承嗣传》云：承嗣之降，厚以金帛反间仆固玚将士。玚虑下生变，即约降。承嗣诈疾不出，玚欲驰入取之，承嗣列干刀为备，玚不得志。承嗣厚赂之以免。可知当时即欲便宜更易，亦不易也。王玄志之杀徐归道也，朝以为营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乾元元年二月。玄志卒，十二月。裨将李怀玉高丽人。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母，怀玉姑。朝廷因以为节度副使。初玄志使董秦渡海，与田神功攻平原、乐安，棣州乐安郡，在今山东惠民县南。下之。防河招讨使李锐承制以秦为平原太守。希逸数与范阳相攻，救援既绝，又为奚所攻，上元元年（760年），乃悉举其军二万人袭破李怀仙，引而南。宝应元年（762年），于青州北渡河，与淄青田神功、兖郓能元晧会于兖州。代宗因以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而移神功于兖、郓、青州节度，始有平卢之号。希逸好游畋，营塔寺，军州苦之。军士奉怀玉为帅。希逸奔滑州。召还京师，而以怀玉知留后，赐名正己。时永泰元年七月也。嵩、宝臣、承嗣收安、史余党，各有劲兵数万；治兵缮邑，擅署文武将吏，贡赋不入朝廷；又与正己及梁崇义结为婚姻；遂成尾大不掉之势矣。

大历三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泚、泚弟滔共杀李怀仙。李宝臣遣将攻之，为所败。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缙领卢龙节度，希彩为留后。缙至幽州，度不可制，劳军旬日而还。遂以希彩为节度。七年七月，希彩又为其下所杀。朱滔时将衙内兵，潜使人于众中言曰：“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众从之。泚遂自称留后。朝廷因之，授以节度。八年正月，薛嵩卒，弟 立，朝廷亦以留后授之。是岁八月，朱泚使其弟滔将兵五千诣泾州防秋。九年六月，身入朝。至蔚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有疾。诸将请还。泚曰：“死则舆尸而行。”诸将乃不敢言。九月，至京师。十年正月，表请留阙下。乃以滔知留后。观泚此时之情形，似已不能制滔矣。是月也，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逐薛，昭义，相、卫六州军名。以其众归田承嗣。承嗣声言救援，而实引兵袭取相州。又遣将取洺、卫，并据贝州。诏以华州刺史李承昭知昭义留后。宝臣、正己，皆与承嗣不协，表请讨之。乃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今湖南零陵县。命诸道出兵临其境，违即进讨。时朱滔方恭顺，与宝臣及河东薛兼训攻其北，正己与淮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部将多叛，乃使奉表请束身归朝。而宝臣、正己会师枣强，今河北枣强县。各享士卒，宝臣军赏厚，正己军赏薄，士卒多怨言，正己惧，引军退，宝臣军亦退。李忠臣闻之，亦释卫州之围。宝臣、滔攻贝州，不克，然承嗣将卢子期攻磁州，《旧书·宝臣传》作邢州，《通鉴》依《实录》作磁州。为宝臣及李承昭所擒。河南诸将，又破承嗣从子悦于陈留。见第五章第七节。承嗣惧。乃释所囚正己使，且籍境内户口兵粮之数奉之。正己喜，按兵不进。于是河南诸道，皆不敢进。承嗣又知范阳宝臣故里，常欲得之。乃勒石为谶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密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云：“此中有玉气。”宝臣掘得之。宝臣、滔共攻沧州，承嗣使讽之曰：“公取沧州，当归国。诚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奉献，愿取范阳以自效。”宝臣喜，以为事合符命，遂与承嗣通谋。承嗣割州与之。宝臣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代宗使中贵人马承倩赍诏宣劳宝臣。将归，宝臣亲遗之百缣。承倩诟厉，掷出道中。宝臣顾左右有愧色。兵马使王武俊契丹怒皆部人。父路俱，开元中入居蓟。因说宝臣释承嗣为己资。宝臣乃选锐卒二千，掩滔不备，破之。承嗣闻宝臣与滔交锋，知其衅已成，乃旋军。使告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怒而退。正己屡为承嗣上表，乞许其自新。十一年二月，承嗣复遣使上表。乃下诏赦其罪，复其官爵，听与家属入朝。而承嗣卒不至。田神功之徙兖、郓，史朝义犯宋州，神功败之，复徙汴、宋。宝应元年（762年）。入朝，大历八年（773年）。卒，弟神玉知留后。九年（774年）。是岁五月，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孟鉴，北结承嗣为援。诏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八州留后，勉，高祖子郑王元懿曾孙。灵曜为濮州刺史。濮州见第四章第六节。灵曜不受命，不得已，以为汴、宋留后。而承嗣复出兵攻滑州，灵曜亦擅以其党为八州刺史。诏勉与淮西李忠臣、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之。李正己及淮南陈少游，亦进兵击灵曜。汴宋兵马使李僧惠，灵曜之谋主也。宋州衙将刘昌遣僧神表潜说之。僧惠乃与汴宋衙将高凭、石隐金遣神表奉表诣京师，请讨灵曜。九月，以僧惠为宋州刺史，凭为曹州，见第二章第六节。隐金为郓州。李忠臣、马燧军于郑州，见第五章第八节。灵曜逆战，两军不意其至，退荥泽。今河南荥泽县。淮西军士溃去者十五六。忠臣欲引归，燧不可。忠臣收散卒复振。十月，与陈少游前军会。战于汴州，灵曜败，入城固守。承嗣又使其从子悦救灵曜，燧、忠臣败之。灵曜遁，至韦城，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为永平将所获，送京师，斩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让之，不入汴城。忠臣果专其功。李僧惠与之争，忠臣击杀之。又欲杀刘昌，昌遁逃得免。十二月，以忠臣刺汴州。明年，复命讨田承嗣。承嗣复上表谢罪。诏又复其官爵，且令不必入朝。讨灵曜也，永平衙将刘洽乘其无备，入宋州。据《旧传》。《通鉴

考异》云：盖李僧惠见杀，洽因据宋州。十月，以洽为宋州刺史，隶永平军。十四年二月，田承嗣死。承嗣有子十五人，以悦为才，使知军事，诏以为留后。李忠臣贪残好色，悉以军政委其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复以惠光子为衙将，皆暴横。三月，左厢都虞候李希烈忠臣族子。杀惠光父子，忠臣奔京师。诏以希烈为蔡州刺史，见第四章第二节。淮西留后李勉为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勉奏李澄为滑州刺史。

《新书·独孤及传》：代宗以左拾遗召，既至，上疏陈政曰：“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互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今天下惟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之虞。邠、泾、凤翔兵，足以当之矣。自此而往，东洎海，南至番禺，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而兵不为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为无端之费，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将，悉休其余，以粮储屝屦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租之半。疗痈者必决之使溃，今兵之为患犹痈也，不以渐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图之，必力倍而功寡，岂《易》不俟终日之义哉？”合上节所引郭子仪之言观之，可见是时养兵之弊也。

藩镇跋扈如此，小民穷迫无聊，内乱自不免时作。宝应元年（762年），台州贼帅袁晁台州，临海郡。见第四章第二节。攻陷浙东诸州，众至二十万。代宗使御史中丞袁 讨之。使将王栖曜等破其众。李光弼亦遣将出讨。广德元年四月，禽之。张镐时为洪州观察使，洪州见第二章第三节。亦出兵屯上饶。今江西上饶县。镐又袭杀舒城杨昭。舒城，今安徽舒城县。击破新安沈千载。新安见第二章第四节。苏、常等州草贼，常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李光弼同讨。兖州人张建封见日新，愿自往说谕。日新从之。降其众数千。时江左兵荒，诏日新领汴、滑兵五千留镇。日新贪暴，为李庭兰所逐，劫其众进攻苏州，复为王栖曜所破。时又有张度，保阳羡西山累年。《新书·李栖筠传》。阳羡，今江苏宜兴县。永泰初，宣、饶方清、陈庄西绝江，劫商旅为乱。《新书·李芃传》。此在长江下游者也，其波澜且及于岭表。时频诏发岭南兵募隶鲁炅军，夷洞、夷僚乘之，相恐为乱。其首领梁崇牵及其党覃问等，诱西原贼帅张侯、夏永，西原，羁縻州，在今广西扶南县西南。攻陷城邑，据容州。治北流，今广西北流县。后徙普宜，今广西容县。前后刺史，皆寄治藤、梧，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广西苍梧县。大历五年（770年），王翃为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乃出私财，募将健，击斩其魁。时李勉为岭南节度，翃至广州见之，请其移牒诸州，并扬言出千兵援助。勉然之。翃乃以手札告谕藤、义等州同讨，义州，在今广西岑溪县东。遂擒崇牵，复容州故境。又遣将讨袭西原，部内渐安。番禺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等番禺见第二章第七节，桂州见第二章第二节。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勉又遣将李观与翃并力讨斩之。后哥舒晃为乱，翃遣李宝悉所管兵赴援广州，覃问复招合夷僚来袭。翃伏兵擒之。

第四节 代宗政治

肃宗昏愚，代宗则颇阴鸷，观其倚李辅国以得位，旋即能除去辅国可知。程元振代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专制禁兵，不久，亦为代宗所除去。《旧书·元振传》曰：元振尝请托于襄阳节度使来瑱，瑱不从。及元振握权，征瑱入朝，瑱迁延不至。广德元年（763年），破裴茙，遂入朝，拜兵部尚书。元振欲报私憾，诬瑱之罪，竟坐诛。宰臣裴冕，为肃宗山陵使，有事与元振相违，乃发小吏臧私，贬冕施州刺史。瑱名将，冕元勋，既被诬陷，天下方镇皆解体。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下诏征兵，诸道卒无至者。其辞之诬，显而易见。参看上节。《传》又曰：代宗幸陕州，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请诛元振以谢天下。代宗顾人情归咎，乃罢元振官，放归田里。《新书》载伉疏曰：“犬戎以数万众犯关度陇，历秦、渭，掠邠、泾，不血刃而入京师，谋臣不奋一言，武士不力一战，提卒叫呼，劫宫闱，焚陵寝，此将帅叛陛下也。自朝义之灭，陛下以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虽一鱼朝恩以陕郡戮力，陛下能独以此守社稷乎？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陛下视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远贤臣，任宦竖，离间将相，而几于亡。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独留朝恩备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若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乎？宜即募士西与朝廷会。若以朕恶未悛邪？则帝王大器，敢妨圣贤，其听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其辞甚危，且近要胁，盖代宗授意外廷为之，以折宦寺之气也。元振家在三原。今陕西三原县。十二月，车驾还京，元振服衰麻于车中入京城，以规任用。与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为御史所弹，诏长流溱州。在今四川綦江县南。此据《旧书·元振传》。《本纪》云：衣妇人服入京城，京兆府擒之以闻，乃下御史台鞫问。《新书·传》云：元振自三原衣妇衣私入京师，舍司农卿陈景诠家，图不轨，御史劾按，长流溱州。景诠贬新兴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新兴郡，即新州，见第二章第七节。

元振虽除，鱼朝恩复炽。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卫伯玉军，已见第四章第八节。伯玉之为神策军节度使也，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其后伯玉罢，以英乂兼神策军节度。英乂入为仆射，军遂统于观军容使。代宗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寖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他军比。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旧书》本传。知神策军兵马使，《新书·兵志》。势遂浡乎不可御矣。朝恩姿狂妄。朝恩引轻浮后生处门下，讲《五经》大义，作文章，自谓才兼文武。永泰中，诏判国子监，遂侈然入学，执《易》升坐。诏会群臣计事，则诞辞折愧坐人。与郭子仪不协，则遣盗发其先冢。又谋易执政，以震朝廷。其人实无能为，盖尚非辅国，元振之比，特兵权在手，卒不易去而已。乃用其部将皇甫温为陕州刺史，以树外援。又以神策都虞候刘希暹、兵马使王驾鹤同掌禁兵。希暹讽朝恩，于北军置狱，召坊市凶恶少年，罗织城内富人，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其家产，并没于军。举选之士，财货稍殷，客于旅舍，遇横死者非一。周智光者，本以骑射从军，朝恩镇陕州，与之昵狎，屡于上前赏拔，累迁华州刺史，同、华二州节度。华州见第二节，同州见第五章第八节。智光与鄜坊节度杜冕不协。鄜坊见第五章第八节。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入寇，智光逐贼至鄜州，杀刺史张麟，坑冕家族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惧罪，召不赴命，遂聚亡命不逞之徒，众至数万，纵其剽掠，以结其心。大历元年十二月，又专杀前虢州刺史庞充。虢州见第四章第五节。劫诸节度使进奉贡物及转运米二万石。与皇甫温不协。监军张志斌自陕入奏，智光馆给礼慢，志斌责其不肃，智光大怒，叱下斩之，脔其肉以饲从者。淮南节度崔圆入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举选之士竦骇，或窃同州路以过，智光使部将邀斩于乾坑谷，横死者众。优诏以为尚书左仆射，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光受诏慢骂，因历数大臣之过。盖自有节度使以来，未有狂悖如此者。二年正月，密诏郭子仪讨之。帐下将斩其首来献。时淮西节度李忠臣入觐，次潼关，诏与神策将李大清同讨。忠臣遂入华州，大掠，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

产财物殆尽。赤水，渭水支流，源出渭南县。今县东有赤水镇。朝恩所用之人如此，其不可忍明矣，代宗乃倚元载以图之。

元载，才臣也。其为人怙势贪财，为宰相十五年，使纲纪大坏，其罪诚不可恕。然其所规画，确有足拯时弊者；而史言载之罪状，亦有诬辞，非尽实录也。《旧书·载传》云：载为度支郎中，姿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嘉之，委以国计，俾充使江淮，都领漕挽之任。征入，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会肃宗寝疾。载与李辅国善。辅国妻元氏，载之诸宗，因是相昵狎。会选京尹，辅国乃以载兼。载意属国柄，诣辅国恳辞。辅国识其意，然之。翼日，拜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旬日，肃宗晏驾，代宗即位，辅国势愈重，称载于上前。载能伺上意，颇承恩遇。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当时所重，见下。载既膺斯职，其势自足入相，何待辅国汲引？《萧华传》谓辅国矫命罢华，而以载代之，更近无稽。《新书》谓盗杀辅国，载阴与其谋，观辅国罢而载即加判天下行军司马，说殆可信。载固非守小信，不负辅国者，然代宗性甚阴鸷，载果依辅国以进，未必遽与之共谋辅国。观此，知谓载之入相由于辅国者必诬也。代宗既与载相契，乃又与共谋鱼朝恩。载乃用心腹崔昭为京兆尹，厚以财结皇甫温及射生将周皓。刘希暹觉帝旨，密白朝恩，朝恩稍惧，潜计不轨。载乃徙凤翔尹李抱玉节度山南西道，以温代节度凤翔，凤翔见第五章第八节。山南西道节度见上节。而留之京师，约与皓共诛朝恩。辄恩诛，温还镇陕。大历五年（770年）寒食，宴禁中，既罢，诏留朝恩议事，皓与左右擒缢之。帝隐之，下诏罢其观军容使，增封实户六百，内侍监如故。希暹代为神策军使，言不逊，王驾鹤白之，赐死，以驾鹤代将。《新书·兵志》。贾明观者，本万年县捕贼吏，万年县见第三章第一节。事希暹，恣为凶恶，家产巨万。载奏令江西效力。在洪州二年，洪州见第二章第三节。观察使魏少游容之。及路嗣恭代少游，乃笞杀之。《旧书·朝恩传》谓载受明观奸谋，《嗣恭传》云载受赂，亦近诬谤。载之定谋诛朝恩，以白帝，帝曰：“善图之，勿反受祸。”可知当时事势之危，固不宜多所诛戮，使反侧者不安也。

元载欲建河中为中都，以关辅、河东户税，入奉京师，别练兵，且城原州，以御吐蕃，已见第二节。《旧书·载传》云：自鱼朝恩就诛，志颇盈满，遂抗表请建中都。盖朝恩在，朝局如蜩螗沸羹，事无可为，故朝恩死而亟谋之，此可见其赴机之捷也。《传》又云：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寄理泾州。大历八年（773年），蕃戎入邠宁，朝议以为三辅已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为守。载尝为西州刺史，西州见第三章第六节。知河西、陇右要害。指画于上前曰：“今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唐县，在今甘肃平凉县东。吐蕃防戍，在摧沙堢，在今固原县西北。而原州界其间。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深固。原州虽早霜，黍稷不蓺，而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已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二旬可毕。移郭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皆在原州境。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见第四章第四节。安丰军，在灵州西。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安枕矣。”兼图其地形以献。又密使人逾陇山入原州，量井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皆具。此诚当日筹边之至计，惜其为田神功所沮也。而其用第五琦、刘晏以理财，所关尤巨。

唐自安、史乱后，度支艰窘。肃宗即位，恃率贷、税商贾、鬻告身、度牒、征臧物以给用。吐蕃逼，又收奉钱、率户、敛青苗、地头钱以饷军。《新书·食货志》：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货。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明年，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尼万人。及吐蕃逼京师，近甸屯兵数万，百官进奉钱，又率户以给军粮。至大历元年（766年），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二升。五年（770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旧书·酷吏传》：毛若虚，肃宗收两京，除监察御史。审国用不足，上策征剥财货。有润于公者，日有进奉。渐见任用，称旨。每推一人，未鞫，即先收其家赀，以定臧数。不满望，即摊征乡里近亲。是时北方破坏已甚，完富之地，实惟江淮。唐之克平安、史，有江淮以给军实，实为一大原因，唐人所以重张巡、许远之功也。首建此策者为第五琦。琦为贺兰进明录事参军，奏事蜀中，得谒见。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给之赀，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句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本传。《新传》以为肃宗所命误。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税吴盐、蜀麻、铜冶，市轻货，由江陵、襄阳、上津路转至凤翔。上津路，在湖北郧西县西，通陕西之郇阳。乾元元年（758年），加度支郎中。寻兼中丞，为盐铁使。于是大变盐法，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句当转运、租庸、盐铁、司农、大府出纳、山南东西、江淮南馆驿等使。几于举全国财计，悉以委之矣。二年（759年），加同平章事。是年十一月，以铸大钱，谷价腾贵，又盗铸争起贬。兵部侍郎吕 代掌度支。上元元年五月，罢，刘晏以户部侍郎充使。二年（761年），建子月，晏坐事免，元载以户部侍郎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并兼江淮转运。宝应元年（762年），

同平章事，领使如故。六月，复以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旋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载之于晏，盖实知其才而用之。《旧书·载传》曰：载以度支、转运，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素与刘晏相友善，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荐以自代；未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广德元年正月，晏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使如故。是岁十月，吐蕃陷京师，代宗幸陕。郭子仪请第五琦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关内元帅副使。未几，改京兆尹。明年，晏以与程元振交通罢，琦遂专判度支，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盖倚子仪复起也？三月，复以晏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盖载实左右之？《旧书·晏传》曰：时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挼穗以供之。晏至江淮，以书遗载，言浚汴水之利，有云：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又云：京师、三辅百姓，惟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可顿减徭赋。又云：东都残毁，百不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又云：舟车既通，则商贾往来，百货杂集。可见浚汴之计，不惟益上，兼以利民。载主其事于中，故晏遂得行其志。史言自此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盐法亦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又言晏始以盐利为漕佣，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自古未之有。《旧书·食货志》。案历代空匮之际，取于民者，惟有二途：一曰加赋乃径取之于凡民。一则取之盐铁、征商等。虽亦辗转终归细民，较之径取，终为有间，故其治乱，亦以绝殊。汉武帝之诛求，宁减有明之末，然山东“盗”起，终克平定，而明末“流寇”，遂致不可收拾者？一筦盐铁，榷酒酤，行均输，算舟车，而一加三饷也。唐中叶之取民，实与桑、孔同揆，故安、史乱后，复获延其运祚百五十年。此事实始于第五琦，而成于刘晏。二人皆不愧畜聚之臣，然亦不能不互为起踣，盖唐人党争积习使然，载乃能维持调护而并用之。大历元年正月，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晏领之；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琦领之。《旧书·食货志》。盖地广事繁，专掌或虞丛脞，分职则益见精专，此实理财之良策，然非载能兼容并苞，亦不能建是制也。夫岂有异术哉？载亦长于理财，乃不自用而用人，其休休有容之度，固有以致之也。而猥曰惮事繁责重，虑伤名阻位哉？五年（770年），鱼朝恩败，琦坐累贬外，载兼判度支。敕言庶政宜归尚书。自王室多难，征求调发，率于权便裁之，新书从事，且救当时之急，殊非致理之道。今外虞既平，将明画一之法。魏、晋有度支尚书，校计军国之用，国朝但以郎官署领，办集有余。时艰之后，方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转烦，终无弘益，又失事体。其度支使及关内、河东、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转运、常平、盐铁等使宜停。于是悉以度支之务，归于宰相。此尤得塞利孔使归于一之道。然明年，复以韩滉为户部侍郎，判度支，盖积重之势难遽返也。《新书·滉传》云：自至德军兴，所在赋税无艺，帑司给输乾隐。滉检制吏下，及四方输将，犯者痛绳以法。会岁数稔，兵革少息，故储积谷帛稍丰实。滉为人无足取，见第七章第四、第六节。在是时固能臣也。载可谓能用人矣。

元载虽有才，然不能自饬，尤不能饬下。其为相也，与内侍董秀相结。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用事。天下官爵，大者出载，小者自倩、荣。四方赍货贿求官者，道路相属。《旧书·崔祐甫传》。案求官者多赍货贿，此刘希暹、周智光所以欲贼举选之士也，可谓象有齿以焚其身矣。又《陈少游传》：除桂州刺史，欲规求近郡，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于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余贯。”少游曰：“据此之费，奉钱不足支数日，其余常须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傥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献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受纳，余到官续送，免贵人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始望，欣惬颇甚，因与之厚相结。少游言讫，泣曰：“南方炎瘴，深怆违辞，但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违官，请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又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州剌史。又云：少游初结元载，每年馈金帛约十万贯。桂州见第二章第四节。宣州见上节。妻王氏，忠嗣女。狠戾自专。子弟纵横，侈僭无度。尝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旧书·颜真卿传》。其怙权而不知远祸若此。代宗与舅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密图之。大历十二年三月，遣凑收载及宰相王缙。载赐自尽。妻、子亦皆赐死。董秀杖杀。卓英倩、李待荣皆处极法。并欲赐王缙死，刘晏、李涵等争之，涵御史大夫，时与晏同鞫载。乃贬括州刺史。括州，后改处州，今浙江丽水县。《旧书·缙传》云：载用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傲忽，为载所不悦；又云：心虽希载旨，然以言辞陵诟，无所忌惮；其实非载党可知，而帝遽欲并诛之，亦可见其天姿之深刻矣。载之败，与载厚善坐贬者数十百人。卓英倩弟英珥家金州，州人缘以授官者百余家。豪制乡曲，聚无赖少年以伺变。载诛，竟至盗库兵据险以叛。《新书·载传》。纪纲扫地如此，亦无怪在上者之猜疑也。

元载既诛，代宗用杨绾为相。《旧书·绾传》言：载秉政，公卿多附之，绾孤立中道，清贞自守。又云：载以绾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实疏忌。会鱼朝恩死，载以朝恩尝判国子监事，尘污太学，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为国子祭酒。实欲以散地处之，此亦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者也。载伏诛，乃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宽，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即日潜遣毁拆。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出入，驺驭百余，亦即日减损华骑，惟留十骑而已。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此似虚辞称美，且过其实，然唐中叶后，纪纲扫地，文武臣僚，皆溺于侈靡，以致武官则拥兵自重，文官则政以贿成，实为致乱之原，肃清之道，固不能无藉乎齐斧，然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欲喻诸人，纵可刑驱，终非心服，则举一清操拔俗者，以资表率，亦诚不可少也。是年五月，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通鉴》。稍以法令约束武人，更为当务之急。史又言：时厘革旧弊，惟绾是瞻，则所欲行者尚多。夫固实有经纶，非徒雅望镇俗而已。惜绾夙有痼疾，居职旬日即中风，是年七月，遽薨。时与绾同相者为常衮。绾卒，衮遂独当政。《旧传》言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然又云：性清直孤绝，不妄交游。惩元载时贿赂朋党大行，不以财势者，无因入仕，乃一切杜绝之，中外百司奏请，皆执不与，则亦不失为贤者。代宗初藉元载之权谲，及其败，复能用绾与衮以矫之，可谓知所务矣。故代宗实非昏愚之主也。

然代宗迷信佛教殊深，因此诒误政事，且耗财蠹国者亦极大，此则殊不可解。《旧书·王缙传》云：代宗初喜祠祀，未甚重佛。缙与元载、杜鸿渐喜饭僧徒，代宗问以福业报应，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象，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穷极珍异，出人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僧讲诵《仁王经》。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陵夺。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僧徒藏奸蓄乱，败戮相继，而信心不易。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五台山有金谷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五台山，在今山西五台县东北。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孟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云：“缙等对扬启沃，必以业果为证。以为国家庆祚灵长，皆福报所资。业力已定，虽小有患难，不足道也。故禄山、思明，毒乱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将乱而死；西戎犯阙，未击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征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根，则人事弃而不修。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新书·食货志》曰：时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鱼朝恩擅权，代宗与元载日夜图之。及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间，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天子颛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禀赐僧巫，岁以巨万计。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亦可谓甚矣。帝性阴鸷，殊非迷信之徒。而时黎干用左道位至京尹，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且无虚月，则所信者又不独佛，此真不可解。岂以争位贼其三弟，有慊于中而然邪？

《新书·文艺传》：史思明陷洛阳，有诏幸东京，将亲征，苏玄明时知制诰，上疏言：每立殿廊，旌旗之下，饿夫执殳，仆于行间者，日见二三，市井馁殍，求食死于路旁者，日见四五。三公已下，廪稍匮绝，将士粮赐，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减往年；梨园杂伎，愈甚今日。肃宗之昏愚如此，代宗能连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且能用杨绾，可谓差胜乃父，然其佞佛之妄费，则恐又加甚厚矣。

第七章 德宗事迹

第一节 德宗初政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崩。子德宗立，即雍王适也。代宗为广平王时，正妃曰崔氏。母，杨贵妃姊韩国夫人也。生郑王邈，为代宗次子。长子即德宗。母沈氏，追谧睿真皇后。开元末，以良家子选入东宫，肃宗以赐广平王。天宝元年（742年），生德宗。代宗即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讨史朝义。广德二年（764年），立为皇太子。《旧书·后妃传》言：崔妃挟母氏之势，性颇悍妒。及西京陷贼，母党皆诛，妃从王至灵武，恩顾渐薄，达京而薨。沈氏，禄山之乱陷于贼，被拘于东都掖庭。代宗收东都见之，留于宫中。史思明再陷河洛，失所在。崔妃之薨，独孤氏以姝艳进。即位，册为贵妃。生韩王迥，代宗第七子也。邈，宝应元年（762年）封郑王。大历初，代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八年（773年）薨，由是罢元帅府，八年依《新书》本传。《旧书·传》作九年，而《本纪》亦在八年，盖元帅府之罢在九年，追书之也。子舒王谊，德宗养为子，则邈之地位，实与诸昆弟殊。其不立，非因母之失爱，德宗盖亦以总戎，获居储位也。《新书·元载传》言：帝为太子，实用载议，故兴元元年（784年），诏复其官，听改葬。《黎干传》曰：德宗在东宫，干与宦者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事觉，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见第二章第六节。忠翼，本名清潭，与董秀皆有宠于代宗。当盛时，爵赏在其口吻。掊冒财贿，赀产皆累巨万。至是，积前罪，并及诛。《旧书·刘晏传》曰：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妃，爱韩王迥，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杨炎因对扬，流涕奏言：“赖祖宗福佑，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已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暖昧，陛下已廓然大赦，不当寻究虚语。”其说信否不可知，然当时外间有储位动摇之说，则必不诬矣。独孤之死，亦追谥为皇后，可见其宠幸之深。其死在大历十年（775年），此储位之所以获安欤？

德宗即位之初，即罢诸处岁贡。又减宫中服御常贡。诞日亦不纳中外之贡，惟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百匹，受之，以付度支。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放四方鹰犬。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胡三省曰：此荆山在唐京兆富平县界。案富平，今为县，属陕西。出宫女百余人。停梨园伎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罢内出盂兰盆，不命僧为内道场。且诏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建中元年（780年），十一月朔，朝集及贡使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州府不上计，内外不朝会者二十有五年，至此始复旧制。永泰已来，四方奏计未遣，上书言事忤旨，及蕃客未报者，常数百人，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岁给廪料万二千斛，《通鉴》作万九千二百斛。至是罢之。王府六品已上官，及诸州县有司可并省，及诸官可减者，量事并省。举先天故事，非供奉侍卫之官，自文武六品已上清望，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又尝诏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事未克行，见新旧《书·沈既济传》。禁百官置邸贩鬻。士庶田宅、车服逾制者，有司为之法度。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中官邵光烈送淮西旌节，李希烈遗缣七百匹，事发，杖六十配流，由是中官不敢受赂。以上皆见《旧书·本纪》。前代弊政，几于一扫而空，宜乎当时之想望太平也。

其于军事，亦有整顿。神策都知兵马使王驾鹤，掌禁兵十余年，以白志贞代之。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及营田、及河阳观察等使。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德宗立，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以其裨将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见第三章第一节。晋、见第四章第一节。绛、见第六章第二节。慈、今山西吉县。隰今山西隰县。节度使，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东中西三受降城，见第三章第二节。定远、定远城，在今甘肃平罗县东南。天德、在今内蒙古包头附近。盐、见第五章第八节。夏、见第二章第二节。丰见第四章第三节。等军州节度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见第三章第二节。镇北、绥、今陕西绥德县。银、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北。麟、见第五章第二节。胜见第二章第二节。等军州节度使，以分领其任焉。

即位之初，贬常衮，以崔祐甫为相。旋以祐甫荐相杨炎。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大盈库，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以天下公赋，为人主私藏，有司不能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其间，连结根固不可动。炎请出之，以归有司。租庸之法久弊。至德后，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莫相统摄。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臧盗，动以万计。科敛之名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炎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新书·本纪》：建中元年二月丙申，初定两税，而《旧书·本纪》，是年正月赦诏，已云自艰难已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盖规制之详，颁于二月，而并诸科敛为两税，则早定于正月之前也。两税之法，重在并废无名之赋，犹明世之一条鞭也。此二事，诚救时之亟务也。而其于边事，亦有措画。

初，泾州马璘卒，以其行军司马段秀实代之。大历十一年（776年）。凤翔李抱玉卒，以朱泚兼陇右节度，知河西泽潞行营。十二年（777年）。及是，杨炎继元载之议，欲城原州，秀实不同。炎乃以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移军原州，而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文喜不受诏。求复秀实，不则以朱泚。诏以泚代怀光。文喜又不受诏，遣子为质于吐蕃以求援，命泚、怀光同讨。久之不拔。天方旱，群臣多请罢兵。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事，请姑与之节，文喜必怠，臣必枭其首来献。上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尔能立效固善，吾节不可得也。”于是泾州诸将，共杀文喜以降。虽原州卒不果城，然威令固已少申矣。原州之不克城，乃由炎罢相太速，不则其功未尝不可成也。《旧书·炎传》又言炎献议开丰州陵阳渠，发京畿人夫就役，闾里骚扰，事竟无成。《新书·食货志》云：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十六万缗，溯河舟溺甚众。建中初，杨炎请置屯田于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以为不便。疏奏，不报，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又灵武、邠、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后党项大扰河西，邠宁节度使毕 亦幕士开营田；效皆甚著，则炎之开陵阳渠，亦未为失策也。北都，太原。

唐代党争，人徒知指目牛、李，而不知其由来甚久。褚遂良与刘洎、李林甫与李适之皆是也。此等争阋，实无纯是纯非，而修史者亦不能不涉党派，有偏见，虽在后世亦然，史料传自当时，更无论矣。故所传之语，或多不可信。读史者于此，当详考始末，就事论事，各判其是非；不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不能随声附和，亦不应力求翻案也。杨炎与刘晏之相厄，亦其一事矣。《旧书·德宗纪》：帝即位后，以韩滉为太常卿，刘晏判度支、盐铁、转运等使。初晏与滉分掌天下财赋，至是晏都领之。《通鉴》云：德宗素闻滉掊克，故罢其利权。建中元年正月，诏顷以兵革未息，权立使名。朕以征税多门，乡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晏所领使宜停。天下钱谷，委金部、仓部，中书门下拣两司郎官，准格式调掌。二月，贬晏为忠州刺史。今四川忠县。三月，以谏议大夫韩洄滉弟。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时将贬刘晏，罢使名归尚书省本司，今又命洄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权句当江淮水陆运使，一如刘晏、韩滉之制，盖杨炎之排晏也。《炎传》云：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亲重无与为比。案此亦为天下得人之盛心，未可以其怙权黩货而抹杀之也。载败，坐贬道州司马。今湖南道县。初载得罪，刘晏讯劾之，载诛，炎亦坐贬，故深怨晏。欲贬晏，先罢其使。既构晏之罪，贬官，司农卿庾准与晏有隙，乃用为荆南节度使，荆南见第六章第三节。讽令诬晏以忠州叛，杀之，事在七月。妻子徙岭表。朝野为之侧目。李正己上表请晏罪，指斥朝廷。炎惧，乃遣腹心分往诸道。声言宣慰，意实说谤。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上自恶之，非他过也。或密奏炎遣使往诸镇者，恐天下以杀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耳。乃使中人复炎辞于正己。还报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诛炎矣。乃擢用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炎转中书侍郎，本门下侍郎。仍平章事。杞无文学，仪貌寝陋，炎恶而忽之。杞亦衔恨。属梁崇义叛，德宗欲以李希烈统诸军讨之，炎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会访宰相群臣中可大任者，卢杞荐张镒、严郢，而炎举崔昭、赵惠伯。上以炎论议疏阔，遂罢为左仆射。建中二年七月。杞知严郢与炎有隙，引为御史大夫。炎子弘业，多犯禁、受赂、

请托，郢按之，兼得其它过。初炎将立家庙，先有私第在东都，令河南尹赵惠伯货之，惠伯市为官廨。郢奏追捕惠伯诘案。御史以炎抑吏货市私第，贵估其宅，贱入其币，计以为臧。开元中，萧嵩将于曲江南立私庙，曲江，在长安东南。寻以玄宗临幸之所，恐非便，罢之，至是，炎以其地为庙。有飞语者云“此地有王气”，故炎取之。《通鉴》以此言即出卢杞，亦近莫须有。上愈怒，遂谪炎为崖州司马。事在十月。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去州百里赐死。惠伯坐贬费州多田尉，费州．在今贵州德江县东南。多田，在今思南县西北。寻亦杀之。按炎之构杀刘晏，诚为过当。然使名之立，本系权宜，故代宗已有并职宰相之举。韩洄、杜佑之再用，《旧书·食货志》谓由出纳无统；《洄传》云由废职罢事久，无纲纪，徒收其名，而莫综其任；与代宗之不卒其事正同。炎败未几，洄亦贬谪，而以杜佑代判度支，则并与刘晏之都领同矣。此皆积重难变使然，不得以私意度之。然则谓炎之罢使，专为报晏，恐近深文。晏之死，于李正己何涉焉，而为之奏请其罪？德宗初立，未任中人，又岂因此而遣其往覆宰相？炎与元载莫逆，其事较然，然或善其谋猷，不必尽出私意。载既亲重炎，其谋猷有出于炎者，亦未可知也。刘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则其所以陷之，必尚有不可知者。史之所传，特表面语耳，然而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政，非无故也。

吐蕃为患，是时可谓深切，既不能攘斥，则一时权计，实在和戎。而自大历中，聘使数辈，皆留之不遣，俘获其人，必遣中官部统，徙之江、岭，此无益于威敌，适足以召怨也。德宗即位，乃征其俘囚五百余人，使韦伦统还其国，与之约和。时南诏 罗凤，以其子凤迦异前死，立其孙异牟寻。是岁十月，与吐蕃俱入寇。一入茂州，见第二章第四节。一趋扶、文，扶州，在今甘肃文县西。文州，今文县。一趋黎、雅，黎州见第三章第四节。雅州见第二章第四节。连陷郡邑。德宗促崔宁还镇。杨炎曰：“必无功，是徒遣也；若有功，义不可夺；则西川之奥，败固失之，胜亦非国家所有。今朱泚所部，戍在近甸，令与禁兵杂往，举无不捷。因是役，得置亲兵纳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换授他帅，是因小祸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宁，而发禁兵四千，使右神策都将李晟将，邠、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曲环将，击吐蕃、南诏，破之。于是罢宁西川节度使，代以张延赏。《旧书·延赏传》云：自天宝末，杨国忠用事南蛮，三蜀疲弊；属车驾迁幸；其后郭英乂淫崔宁之室，遂纵宁、杨琳交乱；及宁得志，复极侈靡；故蜀土残敝，荡然无制度。延赏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仅至富庶焉。崔宁野心，亦因此终克除去，不可谓非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也。宁罢西川，制授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每道皆置留后，自得奏事。朱泚之乱，至奉天，见杀。《旧书》本传云：上卒迫行幸，百寮诸王，鲜有知者。宁后数日自贼中来。上初甚喜。宁私谓所亲曰：圣上聪明，但为卢杞所惑至此。杞闻之，潜与王翃图议，谓其至奉天时顾望，又迫其朔方掌书记康湛作宁遗朱泚书。云令江淮宣慰，召至朝堂，使二力士缢杀之。此亦诬罔，宁固不可不除也。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延州，今陕西肤施县。时吐蕃赞普曰乞力赞，发使随韦伦来，中国又命崔汉衡往使，建中二年三月。及建中四年（783年）而和议成。吐蕃所争者：（一）敕云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为以臣礼相处。（二）灵州之西，请以贺兰山为界。胡三省曰：《五代志》：灵武弘静县有贺兰山。弘静县，唐改为保静。案唐保静县故城，今接甘肃灵武界。（三）盟约依景龙二年（708年）敕，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蕃使到，阿舅亦亲与盟。要汉衡遣使奏定。汉衡使判官常鲁还奏，帝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定界、盟并从之。是年四月，张镒自宰相出为陇右节度使，与其相尚

结赞盟于清水。今甘肃清水县。七月，又以李揆为入蕃会盟使，而命宰相李忠臣等与其相区颊赞盟于京城之西。玄宗时，以吐蕃求亢礼，和议不就，此时既许为敌国，而两国疆界，又就见有之地分画，

中国所守界，在泾、陇、凤州。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剑南以西山，大度河为界。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中间悉为闲田。见《旧书·吐蕃传》。《张镒传》同。凤州，今陕西凤县。会州，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临洮见第四章第四节。成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新泉军，当在今内蒙古东北境。

中国所失实多。然是时东方业已兵连祸结，势亦不得不然矣。《旧书·吐蕃传》云：其大相尚结息，以尝覆败于剑南，思雪耻，不肯约和。次相尚结赞，言于赞普，请定界明约，以息边人。赞普然之。竟以结赞代结息为大相，终约和好。《崔汉衡传》同。韦伦之至吐蕃，乞立赞言：“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闻命辍已，而山南、蜀师，追且不及，以是为恨。”然则时主灵武之师者为尚结赞，主山南、蜀之师者，则尚结息也。灵武罢兵，既缘召命，则和意亦未必专出结赞，此其它日所以又为败盟之首欤？

回纥：德宗立，使中人告哀，且修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宰相顿莫贺达干谏，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通鉴》云：顿莫贺，登里从父兄。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即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从使者入朝。建中元年（780年），诏京兆尹源休册为武义成功可汗。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会酋长突董、翳密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留振武三月，供拟丰珍，费不赀。军使张光晟阴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驿吏刺以长锥，然后知之。已而闻顿莫贺新立，多杀九姓，胡人惧，不敢归，往往亡去。突董察视严急。群胡献计于光晟，请悉斩回纥，光晟许之。即上言：“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胡耳。今其国乱，兵方相加，而虏利则往，财则合，无财与利，一乱不振。不以此时乘之，复归人与币，是谓借贼兵、资盗粮也。”乃使裨校阳不礼。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尽杀回纥群胡。收橐驼、马数千，缯锦十万。且告曰：“回纥抶大将，谋取振武，谨先诛之。”部送女子还长安。帝召光晟还，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与回纥使往言其端。因欲与虏绝，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归突董等四丧。突董，可汗诸父也。休等留五旬，卒不见可汗。可汗传谓休曰：“国人皆欲尔死，我独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为我言：‘有司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可速偿我。’”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贡。帝隐忍，赐以金缯。回纥时已衰敝，《通鉴》云：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绝之未为不可，然中国未宁，安能恶于虏？则姑隐忍之，亦未为非计也。

第二节 东方藩镇之变

德宗初政，可谓能起衰振敝，然而终无成功者，则以是时藩镇之力太强，朝廷兵力、财力皆不足，而德宗锐意讨伐，知进而不知退，遂致能发而不能收也。

先是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各聚兵数万，连衡盘结以自固。闻诏旨将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辞，则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治兵缮垒以自固。代宗时，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赉，德宗立，皆空还，多怨。此等细故，似不足致诸镇之叛，然诸镇之叛，原无深谋远计，特为群小所荧惑耳。此等细故，在当日亦必为扇乱之一因，故时人有是言也。刘文喜诛，四盗俱不自安，乱机稍迫矣。《旧书·德宗本纪》。《阳惠元传》同。建中二年正月，李宝臣卒，子维岳求袭，不许，遂自为留后，与田悦、李正己潜谋拒命。会汴城隘，广之，东方讹言上欲东封，正己惧，发兵屯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诏移京西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亲誓师而遣之。永平旧领汴、宋、滑、亳、陈、颖、泗七州，亳州、陈州见第三章第七节。颍州见第六章第三节。泗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分宋、颍、亳别为节度，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怀州见第五章第八节。汝州见第二章第六节。以永平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旋又以怀、郑、河阳副使李芃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割东畿五县隶焉。梁崇义自猜阻，诏加同平章事，赐之铁券以安之。崇义不受命。乃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讨之。大历十四年，淮西军赐号淮宁。杨炎谏，不听。田悦使其兵马使康愔围邢州，薛 之败，相、卫、洺、贝四州为田承嗣所据，而邢、磁二州及洺州之临洺县归于朝廷。临洺，在今河北永年县西。别将杨朝光断昭义救兵，而自围临洺。诏河东马燧、昭义李抱真讨悦。又遣李晟以神策军与俱。七月，燧等斩朝光，败悦，悦夜遁，邢州围亦解。时李正己卒，子纳擅领军务。悦使求救于纳及李维岳。维岳遣兵三千，纳遣兵万人助之。悦收合散卒二万，军于洹水。在今河北大名县西。淄青军其东，成德军其西，首尾相应。马燧帅诸将进屯邺，奏求河阳兵自助。诏李芃会之。八月，李希烈克襄阳，梁崇义自杀。诏以河中尹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希烈置之外馆，迫胁万端。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阖境所有而去。初李宝臣以其子暗弱，多杀诸将之难制者，易州刺史张孝忠仅免。及是，朱滔使人说之。孝忠遂降。诏以为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十月，徐州刺史李洧归国。正已从父兄。徐州见第二章第六节。李纳遣将合魏博兵攻之。诏发朔方、神策兵，与滑州刺史李澄及刘洽往救。

十一月，大破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又取纳海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十二月，纳密州亦降。今山东诸城县。马燧等涉漳水，与田悦夹洹水而军。食乏，悦与淄青、成德之众，皆坚壁不战，以老王师。三年正月，燧令诸军趋魏州。悦等掩其后，诸军大败之。悦收残卒千余人，夜走魏州，其大将李长春不纳，而李抱真与马燧不和，顿兵不进，天明，长春乃开门纳悦，悦杀之，婴城拒守。时城中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悦乃与诸将各断发，约为兄弟。悉发府库及敛富人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贝州刺史邢曹俊，承嗣旧将也，悦初疏之，至是召之，使整部伍，缮守备，军复振。悦入城旬余，燧等始至。攻之，遂不能克。此为唐军一大失机，破竹之势失矣。然李纳军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为河南军所逼，奔还濮州，濮州见第四章第六节。悦遣其将符 送之，父令奇，命 归国，遂与其副李瑶降于马燧。瑶父再春，亦以博州降。悦从父弟昂，又以洺州降。李纳虽再陷海、密，然李维岳遣兵与田悦将孟祐守束鹿，今河北束鹿县。为朱滔、张孝忠所拔，进围深州。贼兵势仍蹙也。维岳之始谋拒命也，其判官邵真尝劝其归国，惟岳不听。及是，复说之。惟岳然之。孟祐知其谋，使告田悦。悦使衙官扈岌让维岳。维岳又杀真而从之。发兵万人，与孟祐还攻束鹿。为滔、孝忠所败。其将康日知以赵州归国。兵马使王武俊，为宝臣所疑，而其子士真，为宝臣女夫，宿卫府中。维岳使武俊与步军使卫常宁击日知。闰月，武俊、常宁还袭维岳，士真为内应，遂杀维岳。深州刺史杨荣国，维岳姊夫也，降于朱滔。二月，定州刺史杨政义亦降。于是河北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亦日蹙；事又垂定矣，而朱滔、王武俊之变作。

时以张孝忠为易、定、沧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隶朱滔，令还镇。剖成德之地，滔未有所得，而德、棣又当取诸淄青，心不平。请深州，不许，遂留屯不肯去。武俊亦憾张孝忠得节度而己不得，又失赵、定。时诏武俊以粮三千石与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又疑朝廷弱之。田悦使说滔，许赂以贝州。滔又使说武俊，许赂以深州。武俊遣其判官王巨源报使，即知深州。又使说张孝忠，孝忠不许。刘洽攻濮州，克其郛。李纳使判官房说以母弟经子成务入见。中使宋凤朝言纳势穷，不可舍，乃囚说等。纳遂归郓州，复与悦等合。朝廷以李洧为徐、沂、海都团练观察使，沂、海皆为纳所据，徒空名而已。纳都虞候李士真谗德州刺史李西华，纳即以士真代之。士真诈召棣州刺史李长卿，劫之与同归国。朱滔使其将李济时将三千人至德，声言助士真守，而召士真至深州留之。上遣中使发卢龙、恒、冀、易、定之兵讨田悦，王武俊不受诏，执使者送朱滔。滔谕其众南救魏，众不可。乃诛大将数十人，厚拊循其士卒。分兵营赵州，以逼康日知，而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子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将兵围赵州。滔将步骑二万五千南下，至束鹿，今河北束鹿县。士卒喧噪，欲归幽州，衙官蔡雄谕之，乃定。滔还深州，密诛为首者二百余人，乃复南下，取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二镇显叛，而马燧与李抱真仍不和。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怒其分兵自重，欲引兵归。李晟曲说燧，燧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田昂请入朝，燧乃奏以洺州隶抱真，以昭义副使卢玄卿为刺史。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然亦未能遂下魏州也，而朱滔、王武俊之救复至。时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五月，诏以朔方、神策兵万五千东讨。怀光恃勇，初至，不待休息，即击之，败绩。滔等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汉书·沟洫志》：禹酾二渠，一漯川，今河所流也。一北渎，王莽时绝，俗称为王莽河。以绝官军粮道及归路。马燧惧，使卑辞谢滔，请与诸节度归本道，奏天子，以河北委滔。滔欲许之。武俊不可。滔不从。七月，燧与诸军涉水而西，保魏县。属魏州，在今河北大名县西。魏州遂不可取。李晟请以所将兵北解赵

州之围，与张孝忠分势围范阳，许之。此为涉险进取之策。晟趋赵州，王士真虽解围去，而与孝忠略恒州，为朱滔所败。晟复病，还定州。事在明年。河北相持之势成矣。诸镇中之兵势，盖以朱滔为最强。田悦、王武俊欲奉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牟，恒、冀判官郑濡共议：请与郓州为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十一月，滔遂称冀王，悦称魏王，武俊称赵王，纳称齐王。盖藉此以固辅车，求保其境土也。然其志亦止于此而已，而淮西之为患顾转烈。

先是唐以李希烈兼淄青节度，以讨李纳。希烈顾与纳通谋，欲袭汴州，又密与朱滔等交通。滔等称王之月，希烈亦移居许州。见第四章第五节。李纳亦数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于是东南转输，皆不敢由汴渠，由蔡水而上。在浚仪。十二月，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四年正月，遣将袭陷汝州，执知州事李元平。参看下节。别将四出抄掠。又遣将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朝廷先以曹王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治洪州。及是，复以哥舒曜翰子。为东都兵马兼汝州行营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之兵万余人，以讨希烈。皆神策屯兵也。好畤，在今陕西干县西北。二月，克汝州。三月，皋拔黄、见第二章第七节。蕲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希烈使其都虞候周曾攻曜。李承尝结曾以谋希烈。曾至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还兵袭希烈。希烈知之，遣将袭杀曾。乃上表归咎曾等，引兵还蔡州。外示悔过，实待朱滔等之援也。四月，以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讨希烈。又加李勉淮西招讨使，以哥舒曜为之副。以荆南节度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贾耽、江西节度曹王皋为之副。曜战不利，还屯襄城。八月，希烈围之。诏李勉与神策将刘德信救之。九月，又为所败。上以诸军不相统一，乃以舒王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更名谊。昭靖太子邈之子，见上节。将佐皆选一时之望。未行而泾师之变作矣。

第三节 泾师之变

德宗时国力之疲敝，首于其财政见之。《旧唐书·卢杞传》曰：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兵，月费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赞亦计无所施。乃与其党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行括率。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罢兵后以公钱还。敕既下，京兆尹韦桢，督责颇峻，人有自缢而死者。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通鉴》胡《注》：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计僦质与借商，才及二百万贯。德宗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纪》在建中三年七月。明年建中四年（783年）。六月，赵赞又请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间二千，中等千，下等五百。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食货志》曰：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复请行常平税茶之法。又以军须迫蹙，常平利不时集，乃请税屋间架、除陌钱。案常平之法，事在建中三年九月，见《志》上文及《本纪》。志载赞疏，引古轻重、平准之法以为言。自京城盐、米，推及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兼置疋段丝麻，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价收籴。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则竹、木、茶、漆之税，与常平原是一法；而后来除陌之率，亦因此时之商税而增。《志》云：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然则苛税之原，由于平准，本意不达，乃由兵事迫之，不可以为赞咎；公田之法，虽有计议，自谓不便，即寝不行；赞固非聚敛之臣也。《德宗纪》：建中元年（780年），户部计帐，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大历末征税所入，总千二百万贯，盐利过半，已见上章第四节。其时盐利而外，赋入不过六百万缗，此时已增七百万，然合盐利计之，亦当不越二千万。《新书·食货志》云：杨炎作两税法，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视建中元年（780年），所增又及其半。盖两税之成效？然以供是时之兵费，则固万无足理。《新书·食货志》又曰：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给。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兵事之广且久如彼，将士之自利又如此，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度支又安能给之邪？

《新书·陆贽传》：贽见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而李希烈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幽、燕、恒、魏，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益以襄、邓虏获之实，东寇则饷道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昔之精骑，上党、孟津，今之锐师，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李勉，文吏也，而当汴必争之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使李怀光解襄城之围，而专以太原、泽潞兵抗山东，则梁、宋安。”又言：“太宗列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为御。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之众，已屯山东，而神策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苦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诸榷之科，日日以甚。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畿甸者，何以备之？”读此疏，可见唐兵力之不足。《传》云：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可见势有必至，明者皆能豫烛之，肘腋变生，正不得尽诿诸事势之艰难也。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发泾原之兵东救襄城。节度使姚令言以兵五千至京师。《旧传》作五万，《通鉴》从奉天记作五千。军士冒雨寒甚，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无所有。京兆尹王翃犒之，又惟粝食菜饭。军士怒，至浐水，还趋京城。上奔奉天。见第六章第二节。初刘文喜平，朱泚还镇凤翔。朱滔既叛，以蜡书遗泚，为马燧所获，并使者送京师。上乃召泚还，留之长安，而以张镒代镇凤翔。及是，乱兵奉泚为主。令言及朝臣之不得志者源休、张光晟、李忠臣等皆附之。泚以段秀实尝为泾原，得士心，后罢兵权，必蓄愤，召之谋议。秀实谋诛之，不克而死。上之将如奉天也，张镒窃知之，将迎銮驾，上亦以奉天迫隘，欲之凤翔。凤翔将李楚琳，尝事朱泚，得其心，与其党作乱，杀镒。上乃止。泚遂僭号。国号秦。明年正月，改称汉。自将逼奉天。时奉天兵备单薄，幸得左金吾将军浑瑊、邠宁留后韩游瑰力战御之。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盐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夏州刺史时常春，夏州见第二章第二节。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渭北节度，时治鄜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合万人入援。

道漠谷，在奉天北。为贼所败，退保邠州。时马燧、李芃闻变，各归本镇。李抱真亦退屯临洺。李怀光帅众赴长安。自河中渡河，西屯蒲城。李晟出飞狐，在今河北蔚县东南，接河北涞水。至代州，见第二章第二节。诏加神策行营节度使，亦至河中，由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在长安东北。西渭桥在长安西南，即便桥也。中渭桥在长安北。刘德信自汝州入援，亦屯东渭桥。神策兵马使尚可孤以三千人讨李希烈，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取蓝田。见第二章第六节。镇国军节度副使骆元光奉先养子。守潼关，朱泚遣将袭华州，见第六章第二节。元光击走之，遂军华州。上即以为镇国军节度使，贼由是不能东出。马燧遣其子汇及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入援，屯东渭桥。李怀光叛后，此军还河东。于是泚党所据，惟长安而已。十一月，李怀光西出，败泚兵于醴泉，见第六章第二节。泚乃解奉天之围。

《旧书·李怀光传》曰：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杞、赵赞、白志贞等奸佞。且曰：“吾见上，当请诛之。”杞等微知之，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收复京师。德宗从之。怀光屯军咸阳，见第五章第一节。数上表暴扬杞等罪。上不得已，为贬杞、赞、志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臣也，又杀之。怀光既不敢进军，迁延自疑，因谋为乱，《卢杞传》曰：或谓王翃、赵赞曰：“怀光累叹愤，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刻薄军粮，乘舆播迁，三臣之罪也。今怀光勋业崇重，圣上必开襟布诚，询问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翃、赞白杞。杞乃从容奏曰：“怀光勋业，宗社是赖。臣闻贼徒破胆，皆无守心。因其兵威，一举可破。若许其朝觐，则必赐宴流连，使贼得从容完备，恐难图之，不如使迳收京城。”帝然之。乃诏怀光率众屯便桥，克期齐进。赵赞非聚敛之臣，已如前说。当时财力实竭，犒师之薄，亦岂得以咎王翃？陆贽劾裴延龄疏，追述是时事曰：于时内府之积，尚如丘山，竟资凶渠，以饵贪率。论者因争咎德宗之吝。然贽言或过其实，即谓不然，是时用度方广，亦不得不事节啬也。《白志贞传》云：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婿端王傅吴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有急，俱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家出子弟、甲马，亦与其男官。自是京师人心摇震，不保家室。时禁军召募，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者，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填其阙，其人皆在市廛，及泾师犯阙，诏志贞以神策军拒贼，无一人至者。上无以御寇，乃图出幸。至奉天，仍以志贞为行在都知兵马使。闻李怀光至，恐暴扬其罪，乃与卢杞同沮怀光入朝。众议喧沸，言致播迁，杞、志贞之罪也，故与杞同贬。夫召募非易，节度、观察、团练多武人，豪富使其家出子弟、甲马，宁得谓为非计？沽贩之徒，列名军籍，其弊乃自开元已来，非易卒革。即谓不然，谓志贞未能除弊可，谓其弊即由于志贞则不可。泾师卒变，召以自卫无至者，自缘东征死亡多，陆贽固已言之矣。志贞初受知于李光弼；代宗亦素知之，用为司农卿，在寺十余年；德宗召见与语，遽引为腹心，遂用为神策军使；度其才必有过人者。至奉天仍使都知兵马，可见播越之非其罪。且谓其权并宰相，能与卢杞同沮怀光，亦岂实录？抑令怀光迳收京城，岂得谓为失策？若谓其出于私意，试问何由知之？《志贞传》谓其与卢杞同贬，出于众议喧沸，可知其事不专由怀光，作史者乃正冯是时之众议以立说耳。《旧书》此等处甚多。怀光粗人，安知朝政？而断断以三人为言，恐正为不悦三人者所构也。朋党之为祸，不亦烈乎？此时与杞并相者，尚有关播。据《旧书》本传观之，其行事殊美，而独于其为相时诋之曰：政事决在卢杞，播但敛衽取容而已。此以与杞同，即为罪状也。又曰：杞等贬，播尚知政事，中外嚣然，以为不可，遂罢相，改刑部尚书。大臣韦伦等泣于朝曰：“宰相不能谋猷翊赞，以至今日，而尚为尚书，可痛心也。”此为国家求贤才、惜政治邪？抑以私

憾相挤排也？《传》又诋播引用李元平，云：乏于知人之鉴。好大言虚诞者，必悦而亲信之。有李元平、陶公达、张愻、刘承诫。荐元平为汝州刺史。至州旬日，为希烈所擒，汝州陷贼，中外哂之，由是公达等未克任用，此因元平之败，以沮公达等也。《元平传》云：希烈伪署为御史中丞，播闻，仍欺于人曰：“李生功业济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无何，希烈用为宰相。或告其贰，乃断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言在贼中微有谋虑，货死，流于珍州。会赦，得归剡中。浙东观察使皇甫政表闻其到，以发上怒，复流贺州而死。夫能使希烈用为相，其人必有才能。断指自誓，冀奋积志，何其烈也？关播遥闻其见用而深信之，其相知之深，为何如乎？谓其在贼中有谋虑，岂虚言哉？而皇甫政又贼之，谓非朋党之见得乎？要之有朋党则无是非，诚可慨也。唐剡县，今浙江嵊县。珍州，在今贵州桐梓县东。贺州，今广西贺县。

泾师既变，势已不复能东征，乃用陆贽之议，于明年正月，改元兴元，下诏罪己，赦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之罪，朱滔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惟朱泚不赦。于是削平东方之志荒矣。而李怀光既怀反侧，即京城亦不易平。时刘德信与李晟俱屯东渭桥，不受晟节制，晟杀之，并其军。怀光奏请与晟合军，诏许之。两军遂会于陈涛斜。见第五章第八节。怀光逗留不进，而密与朱泚通谋。晟恐为所并，奏请移军东渭桥。上寝其奏不下。会陆贽诣怀光营宜慰，自以意问怀光，怀光无异议。贽还，劝上乘机速许之。晟军遂得移。而李建徽及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犹与联营，贽复请令与晟合军同往。上恐怀光以此为辞，不许，后果为所夺焉。诏加怀光太尉，赐铁券。怀光对使者投于地，曰：“人臣反乃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乃发卒城咸阳，移军据之。上知怀光反侧，欲幸梁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山南节度使严震闻之，遣张用诚将兵五千至盩厔迎卫。盩厔见第四章第二节。用诚与怀光通谋。震继遣衙将马勋奉表。上语勋，勋还梁州取震符召用诚，执以送震。震杖杀之。怀光又约韩游瑰为变，游瑰奏之。又使其将赵升鸾入奉天为内应，升鸾亦诣浑瑊自言。上乃命戴休颜留守，而幸梁州。又欲南幸成都，严震谏，李晟亦以为言，乃止。

于是李晟留，为收复京城之计。晟假判官张彧京兆尹，督渭北刍稿以赡军。李怀光欲击之，其众不可。乃略泾阳、见第六章第二节。三原、今陕西三原县。富平，今陕西富平县。自同州走河中。同州见第五章第八节。怀光遣使诣邠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韩游瑰诱旧部八百，驰还邠州，说昕无从怀光。昕不听。游瑰乃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相结以图昕。初，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助唐收复京城，上遣崔汉衡往使，致其兵，时屯邠南。高固诈为浑瑊书，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惧，不敢出，而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瑰知之，与固等先举兵杀昕。汉衡矫诏以游瑰知军府事。于是游瑰屯邠宁，戴休颜屯奉天，骆元光屯昭应，今陕西临潼县。尚可孤屯蓝田，皆受李晟节度，晟军声大振。诏以晟兼河中尹、河中、晋、见第四章第一节。绛、见第二章第六节。慈、隰皆见第一节。节度，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皆见第一节。节度招慰使。而以浑瑊为朔方节度。朔方、邠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又加李晟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罢怀光副元帅、河中尹并朔方诸道节度。所管兵马，委本军自举一人统领。浑瑊率诸军出斜谷。在陕西郿县南。行四百七十里出谷，抵褒城。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尚结赞曰：“邠军不出，将袭我后。”韩游瑰闻之，遗将曹子达率兵三千往会瑊军。吐蕃论莽罗依以兵二万从之。李楚琳遣将石锽将卒七百，从瑊拔武功。见第三章第二节。朱泚遣韩旻攻之。锽迎降。瑊战不利。会曹子达以吐蕃至，破之。吐蕃旋以疫引去。而瑊遂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五月，晟移书浑瑊、骆元光、尚可孤进军。元光、可孤克期皆至。晟薄京城。贼来战，败之。朱泚、姚令言西走。是日，浑瑊、戴休颜、韩游瑰亦克咸阳。姚令言之东，以兵马使冯河清知留后，判官姚况知州事。令言叛，河清与况誓敦诚节。即时发甲仗器械送行在。时六军虽集，都无戎器，泾州甲仗至，军乃振。特诏褒其诚效，以河清为四镇、北庭、泾原节度，况为行军司马。驾幸梁州，其将田希鉴潜通朱泚，害河清。及是，希鉴复拒泚，泾卒杀令言以降。泚与范阳亲兵北走，为其下所杀。源休奔凤翔，李楚琳杀之。李忠臣奔樊川，在长安南。擒获斩之。张光晟潜通使于李晟，晟兵入苑，光晟劝泚速奔，遂来降，晟表请减罪，不许，亦伏诛。晟以泾州倚边，数害戎帅，请理不用命者。初奉天解围，李楚琳遣使贡奉。时方艰阻，不得已，命为凤翔节度使。至汉中，欲令浑瑊往代。陆贽言商岭道迂且遥，骆谷复为贼所扼，骆谷，在盩厔西南，通洋县。仅通王命，惟在褒斜，虑其塞道，乃已。朱泚平，驾还京师，至凤翔，欲因迎驾诸军，遣人往代。贽又以类于胁执，不如至京征授一官，从之。及是，以晟兼凤翔、陇右，仍充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时楚琳已入朝，晟请与俱，至而诛之。上以初复京师，方安反侧，不许。八月，晟至凤翔，理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余人，托以巡边至泾州，田希鉴迎谒，执而诛之。并诛害冯河清者石奇等三十余人。

朱泚既灭，李怀光遣子璀诣行在谢罪，请束身归朝。诏遣给事中孔巢父往宣慰。巢父至河中，怀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又宣言于众曰：“谁可代太尉领军者？”怀光左右发怒，杀巢父。怀光复治兵为守御计。诏浑瑊、马燧、骆元光、唐朝臣鄜坊节度。同讨之。瑊破同州，复为怀光所败。诏征邠军赴之。马燧取绛州，分兵会瑊。明年，贞元元年（785年）。三月，乃逼河中。时天下旱蝗，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怀光。燧朝京师，言其不可。七月，乃与瑊、元光及韩游瑰逼河中。八月，怀光自缢死。《新书·游瑰传》。朔方将牛名俊斩其首以降。新旧《书·怀光传》。

第四节 兴元后藩镇起伏

自四镇相王，河北已成割据之势，然诸镇之间，亦仍有龃龉。四镇兵力，盖以卢龙为最强，而朱滔之为人，亦最狂妄。滔与王武俊不协，李抱真因使门客贾林诈降武俊说之。及李怀光赴长安，马燧、李芃各归本镇，田悦使说武俊，与滔将马寔共击抱真，抱真又使林说止武俊。先是武俊召回纥兵，使绝李怀光等粮道。怀光等已去，而回纥达干等将千人及杂虏二千至幽州。滔因说之取东都，许以河南子女为赂。回纥许诺。林又说武俊，言滔欲并吞河北，不如与昭义并力取之。武俊遂与抱真及马燧相结，犹未显与滔绝也。滔又使说田悦共取大梁。悦阳许之，而阴为备。兴元元年（784年），赦令下，武俊、悦、李纳皆去王号，上表谢罪。于是以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康日知改晋、慈、隰。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滔兵既南，田悦托言将士不可，使将率五千骑从之。滔怒，纵范阳、回纥兵大掠。自围贝州，而使马寔逼魏州。时朝廷遣孔巢父宣慰魏博。承嗣第六子绪杀悦。巢父命权知军府。滔闻之，喜。使马寔进攻，而别遣使说绪，许以本道节度。绪遣使送款，会李抱真、王武俊使至，许以赴援，乃遣使奉表诣行在。四月，以为魏博节度使。贾林说武俊与抱真共救悦。滔闻之，召马寔还，与抱真、武俊战于贝州，败绩。滔遁还。于是河北之内衅成，弥不能为患矣。朱泚既平，滔上书待罪。诏武俊、抱真开示大信。若诚心益固，善迹克彰，当掩衅录勋，与之昭雪。贞元元年（785年）六月，滔病死，军中奉刘怦为主。怦，滔之姑子，滔出征，常使总留事，以和裕得众心。滔败，不肯叛，众又颇服其信义焉。九月，怦又死，子济袭。济时在莫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弟澭，以父命召，而以军府授之。济以澭为瀛州，见第四章第四节。许他日代己。已而自以其子为副大使。澭怒，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发兵击之。贞元八年（792年）。澭遂归京师。十年（794年）。澭弟源，为涿州刺史，隋涿郡。见第二章第四节。亦不受济命，济击擒之。十六年（800年）。李纳之叛也，棣州入于朱滔。王武俊败滔于贝州，复取德、棣。田绪兄朝仕于纳。或曰：“纳欲纳朝于魏。”绪惧，厚赂纳，且说纳取棣州以悦之，因请送朝于京师。纳从之。时棣州刺史赵镐贰于武俊，遂降纳。武俊攻之。镐奔郓州。纳遣兵据其地。绪使矫诏以棣州归纳。武俊怒，遣子士清伐贝州，取四县。诏武俊以四县归绪，纳以棣州归武俊，皆听命。时贞元六年（790年）也。棣州之蛤垛，在今山东惠民县南。地有盐利，犹为纳所据。纳又城德州南之三，在今山东陵县东南。以通魏博。八年五月，纳卒，子师古袭。武俊欲取其地，上遣中使谕之，乃还。上又命师古毁三 城，师古亦奉诏。盖时诸镇地丑德齐，且知构兵则唐将乘机征讨，故不敢轻启衅端也。十二年四月，田绪卒。绪尚代宗女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军中推为留后，朝廷因而授之。时年十五（799年）。十七年（801年），王武俊卒，子士真袭。

张孝忠之得易、定、沧也，李维岳将李固烈犹守沧州。孝忠令衙将程华诣固烈交郡。固烈悉取府藏，累乘而还。军人怒，杀之而夺其财。孝忠因授华知沧州事。朱滔、王武俊谋叛，沧、定往来艰阻，华录事参军李宇为至京师，请拜华为沧州刺史，并置横海军，以华为使。寻赐名日华。时建中三年（782年）也。沧州自是别为一使，孝忠惟有易、定而已。贞元四年（788年），日华卒。升横海军为节度，以其子怀直为留后。又于弓高县置景州，在今河北东光县西。以为属郡。五年（789年），遂正授为节度使。七年二月，孝忠卒。子升云袭，赐名茂昭。九年二月。怀直荒于田猎，尝为其从父兄怀信所逐。后横海节度之位，归于其子行执恭，更名权。权，或云怀直子，或云怀信子，史籍歧异，不能质言也。怀直至权传袭之事，新旧《书》互异，《旧书》纪传又互异。《旧传》：怀直以贞元九年（793年），为怀信所逐，来朝。既而怀信死，怀直子执恭知留后，乃遣怀直归。十六年（800年）卒，执恭袭，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811年）入朝。尝梦沧州衙门楼额，悉帖权字，遂奏请改名权。《本纪》则怀直入朝在十年三月，复令还镇。十一年九月，乃为怀信所逐。十月，以虔王谅为节度，怀信知留后。《新传》则云：九年（793年）怀直来朝。帝以虔王为节度，擢怀信为留后。明年，怀信遂为节度。十六年（800年），怀直卒。后五年，怀信死，子权袭领军务，诏授留后。元和元年（806年），擢节度使。六年（811年）入朝，遣还镇。权始名执恭，尝梦沧诸门悉署权字，乃改名以应之。《通鉴》系怀信之死于永贞元年七月，与《新传》合。下书以其子执恭为留后。《考异》曰：怀信逐怀直而夺其位，安肯以怀直之子知留后？又《德宗实录》，俱无是事，《顺宗实录》略本亦无，盖《旧传》误也。惟详本：永贞元年七月癸巳，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卒，以其子副使执恭为横海军节度使，路隋《宪宗实录》：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节度使，盖《顺宗实录》，留后字误为使字耳。案怀直复归沧州之事，似不能凿空造作。窃疑怀直以九年（793年）来朝，至十年三月还镇，《旧书》纪传所书，实系一事。此行实非被逐。至十一年（795年），乃因被逐来朝，而《传》与九年（793年）讹为一事。怀信于是年为留后，明年为节度，具如《新书》所记。其后或因内悔，或有所迫，乃以怀直子为留后而还怀直。怀直还后，盖复为节度，至十六年（800年）死，则怀信继之，怀信死，执恭乃又继之也。虔王，德宗第四子，《旧传》载怀信逐怀直，谅领横海，正在十一年（795年）。

朱泚既叛，唐不复能救援东方。哥舒曜以食尽，奔洺阳，李希烈遂陷襄城。又攻汴州，李勉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降之。刘洽遣兵据襄邑，希烈攻拔之。乘胜攻宁陵。见第五章第八节。江淮大震。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初出兵讨希烈，屯盱眙，今安徽盱眙县。闻长安陷，即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亦闭关梁，筑石头城，缮馆第，以备巡幸，且自固也。少游大阅于江北，滉亦耀武于京江以应之。度支汴京两税使包佶在扬州，少游胁取其财帛。参看第六章第三节。佶过江，至上元，唐县，今并入江苏江宁县。复为滉所拘。少游使送款于希烈，又与李纳相结。江淮之势岌岌矣。诏加刘洽汴、滑、宋、亳都统副使，知都统事。李勉悉以其众委之。兴元元年（784年），赦书下，李希烈独僭位。国号楚。遣将赍赦书赴扬州，至寿州，见第二章第三节。为候骑所得，刺史张建封斩之。诏以为濠、见第四章第五节。庐、见第六章第三节。寿三州都团练使。希烈遣兵攻之，不克。南寇蕲、黄，欲断江路，曹王皋使蕲州刺史伊慎破之。遣兵袭鄂州，今湖北武昌。又为刺史李兼所破。窥江之志乃息。刘洽与希烈战于白塔，未详。不利，希烈乘胜围宁陵。洽将高彦昭、刘昌固守，韩滉遣其将王栖曜助之，希烈不能克。遣将围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又不能下。李澄知大梁兵少，复归国。诏以为汴、滑节度。闰十月。刘洽遣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救陈州，败希烈兵。希烈奔蔡州。其郑州降于李澄。乃以洽为汴、宋节度使。本管及陈州诸军行营都统，赐名玄佐。而以澄为郑、渭等州节度使，更军名曰义成。或言韩滉有异志。滉子皋，时为考功员外郎，上使归觐，谕滉速运军粮。滉即日发米百万斛。陈少游闻之，亦贡二十万斛。少游旋卒。《旧书》本传：刘洽收汴州，得希烈伪《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皇发疾，数日而卒。贞元元年四月，以曹王皋为荆南节度使，降随州。河中平，陆贽劝上释希烈，乃诏诸道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时曲环已授陈州刺史，与曹王皋、张建封、李澄四略其地。希烈兵势日蹙。二年四月，为大将陈仙奇所杀。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七月，复为兵马使吴少诚所杀。八

月，李澄卒。子克宁秘之，将为不顺。刘玄佐出师屯于境上，且使告谕切至，由是不敢发，然路绝商旅者四十五日焉。以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军节度使。十一月，韩滉及刘玄佐来朝。加滉度支、诸道转运盐铁使。《新书·滉传》曰：刘玄佐不朝，帝密诏滉讽之。及过汴，玄佐素惮滉，修属吏礼。滉辞不敢当。因结为兄弟。入拜其母。酒行，滉曰：“宜早见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与新妇子孙填宫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钱二十万缗为玄佐办装，又以绫二十万犒军。玄佐入朝，滉荐可任边事。时两河罢兵，滉上言：吐蕃盗河湟久，近岁寖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鹘，东抗南诏，分军外战，兵在河、陇者，不过五六万。若朝廷命将，以十万众城凉、见第三章第二节。鄯、见第三章第四节。洮、见第四章第四节。渭，见第五章第四节。各置兵二万为守御。臣请以本道财赋馈军，给三年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河、陇可复。帝访玄佐，玄佐请行。会滉病甚，张延赏奏减州县冗官，收禄奉募战士西讨。玄佐虑延赏靳削资储，因称疾。帝遣中人劳问，卧受命。延赏知不可用，乃止。案是时德宗欲用张延赏为相，李晟以私憾沮之。滉与晟素善，上使滉、玄佐谕晟与延赏释怨。三年正月，乃拜延赏为相，然怨终不释，事见下节。此时情势，安可更据东方自擅？故滉亦易偃蹇为恭顺，滉且然，更何有于玄佐？其入朝又何待讽示？然则谓滉致玄佐之朝，若能消东方之隐患者，阿私所好之辞也。滉处权利之地久，士之沾河润者盖多矣，固宜有是虚誉。玄佐者，滉所结之以财，使为己用者也。彼其为人，本无远志，时又志得意满，安肯为国家雪仇耻，复境土？其闻命而踊跃请行，特为死党用耳。滉荐玄佐使任边事，盖欲以饷军为名，复还浙西，据权利之地也。而李晟则因与张延赏不睦，乃附滉思保其位者也。将之不肯释兵如此，亦安怪德宗疑其生事要功，而不敢轻规河、陇乎？参看下节自明。是岁二月，滉卒。分浙东西为三道，浙西为一道，治润州。浙东为一道，治越州。宣、歙、池为一道，治宣州。越、歙州皆见第二章第七节。宣州见第六章第三节。池州，今安徽贵池县。各置观察使以领之。此未始非唐朝之幸也。时又以襄、邓扼淮西冲要，以曹王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襄、邓、复、见第六章第三节。郢、见第六章第三节。安、今湖北安陆县。随、唐见第五章第二节。七州隶之。四年（788年），以张建封为徐州刺史，徐、泗、濠三州节度使。濠州见第四章第五节。自李洧归顺，寻卒，后高承宗父子、独孤华相继为刺史，为贼侵削，贫困不能自存。建封在彭城十年，军州称理焉。八年二月，曹王皋卒。判官李实高祖子道王元庆曾孙。知留后。割薄军士衣食，军士怨叛。实夜缒城出诣京师。军士掠府库，民财殆尽。三月，刘玄佐卒。帝遣问所欲立，吴凑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卢瑷皆曰便。及凑次汜水，今河南汜水县。衙兵拥立玄佐子士宁。时相窦参，惧其合于李纳，乃即以授之。士宁淫暴。大将李万荣，与玄佐同里闬，宽厚得众心。士宁去其兵权，令摄汴州事。万荣深怨之。九年十二月，据《本纪》。《传》在十年正月，盖其至京师之日？士宁畋于城南。万荣矫称有诏征士宁入朝，俾己掌留务。士宁走京师。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有亲兵三百，前为士宁所骄者，悉置行籍中。大将韩惟清、张彦琳因之作乱。不胜，乃劫转运财货及居人而溃。万荣悉捕逃叛将卒妻孥数千人诛之。《鉴》在十年四月，《纪》在七月。十一年五月，授万荣宣武军节度使。建中二年（781年），置宋、亳、颍节度使，治宋州。寻名其军曰宣武。兴元元年（784年），徙治汴州。十二年七月，万荣病。署其子迺为司马。初万荣委兵于都虞候邓惟恭。惟恭与监军俱文珍谋，文珍后从义父姓，曰刘贞亮。缚迺送归朝廷。遂总领军州事。其日，万荣病卒。迺至京师，付京兆府杖杀。以东都留守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惟恭不遣候吏，以疑惧晋。晋惟将幕官傔从十数人往。惟恭不意其速至，已近，迺出迎之。晋委以军政。惟恭不自安，谋乱事觉，械送京师，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

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每事守法。晋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苛刻，军人恶之。二人盖皆贤者，《传》多诋毁之辞，不足信。十五年二月，晋卒。命长源知留后事。军士执长源及叔度等，脔而食之。刘逸准者，玄佐衙将，累署都知兵马使。士宁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使代之。及是，俱文珍与大将密召逸准赴汴州，令知留后。朝廷因而授之。仍赐名全谅。八月，卒。军中思玄佐之德，推立其甥知兵马使韩弘。汴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日益骄恣。《旧书·玄佐传》。士宁后愈甚。《弘传》。其为乱党魁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之。一日，召部将刘锷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以徇。自是讫弘入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全谅卒之月，陈许节度使曲环亦卒。陈州刺史上官涚知留后。先是吴少诚屡遣兵掠邻境，及是，遂围涚于许州。涚欲弃城走。营田副使刘昌裔止之。募勇士出击，破之。诏削少诚官爵，命诸道兵进讨。宣武韩弘、山南东道于、安黄伊慎、陈许上官涚、知寿州事王宗等。时军无统帅，而皆以内官监之，进退不由主将。十二月，自溃于小溵水。溵水县，今河南商水县。其境内有大溵、小溵之名。韩全义者，少从禁军，事窦文场。见第六节。文场为中尉，用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在今陕西长武县西。先一岁，以为夏、见第二章第二节。绥、银、皆见第一节。宥见第五章第二节。节度使。诏以长武兵赴镇。军士以夏州沙碛之地，又盛夏移徙，鼓噪为乱。全义逾城而免，都虞候高崇文诛其乱首，全义乃得赴镇。及是，文场复荐之。十六年二月，以为招讨使。北路行营，皆归指挥。而以上官涚为之副。全义无勇略，每议战事，一帐之中，中人十数，纷然莫能决。五月，与少诚将吴秀、吴少阳战于溵水南，旗鼓未交，诸军大溃。退保五楼。在溵水县西南。少诚攻之，诸军复大败。全义退保溵水。又退陈州。诸军各散还本道。少诚归蔡州，上表待罪。十月，赦之。中人掩全义败迹，上待之如初。时剑南节度使韦皋上言：“请择重臣为统帅。”因荐贾耽、浑。且曰：“陛下若重烦元老，臣请以锐士万人，顺流趋荆楚。”德宗不能用。盖鉴于泾师之变，不敢复任大臣，而诸道之兵，心力不齐，确亦不易统率。即择重臣临之，亦未必有济，全义之败，或亦非其罪也。是岁五月，张建封病革。濠州刺史杜兼疾驱到府，阴有冀望。从事李藩语兼曰：“仆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为也？宜疾去。不若此，当奏闻。”兼错愕不虞，遂迳归。建封卒，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惧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欲引入州城为援。军士怒，杀通诚。立建封子 为留后。乞授旄节，不许。割濠、泗二州隶淮南节度杜佑，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将孟准先当之。渡淮而败。佑遂固境不敢进。泗州刺史张伾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北。又大败而还。李师古欲袭

，王武俊且观其衅。惧。其掌书记冯宿乃以檄书招师古，而说武俊为奏天子，请捨。朝廷不获已，授愔团练使、知留后。仍以张伾为泗州留后，杜兼为濠州留后，而加杜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杜兼怨荀藩，诬奏藩，建封死时摇动军中。上大怒，密诏杜佑杀之。佑密论保，乃免。时德宗姑息藩镇，至军郡刺史，亦难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练卒修武，占召劲勇三千人，恣凶威。杀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先是以常州刺史李锜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刻剥以事进奉，上悦之。十七年（801年），浙西布衣崔善真诣阙上书，论锜罪状。上令械送锜。锜为凿坑以待。至，和械推而埋之。锜增置兵额。选善弓矢者聚之一营，名曰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名曰蕃落健儿。十九年（803年），上官涚卒。其婿田称，欲胁其子使袭军政。衙将王沛，亦涚之婿也，知其谋，以告监军范日用。讨擒之。乃以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

以上，兴元已后河南北、江淮情形也。其关、陕、河东，虽近，军政亦不肃。贞元元年（785年），六月，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以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转运使，加观察使。泌至，召抱晖讽遣之。小俊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明年，陈许戍边卒三千自京西逃归。至州境，泌潜师险隘，左右攻击，尽诛之。三年（787年），罢李晟兵柄。吐蕃劫盟后，亦罢马燧，而以其都虞候李自良代之。事见下节。自郭子仪已来，朔方军分屯邠、蒲，而属一帅，李怀光平后，邠、蒲始分。浑瑊帅蒲。邠宁韩游瑰，子钦绪，与妖贼李广弘《通鉴》作李软奴。同谋不轨。宥之。是年十二月，游瑰入朝。将吏以其子谋叛，又御军无政，谓必受代，饯送之礼甚薄。已而令还镇，惧不自安。大将范希朝善将兵，名闻军中。游瑰畏逼，将因事诛之。希朝惧，奔凤翔。上素知其名，召入宿卫。宁州戍卒数百人，纵掠而叛。游瑰自率众戍之。四年七月，诏征游瑰宿卫，除将军张献甫代之。守珪弟守琦之子。游瑰不俟献甫至，轻骑夜出归朝。将卒素骄，闻献甫严急，遂大掠。围监军杨明义第，请奏范希朝为帅。都虞候杨朝晟及诸将谋，诛百余人，乃定。上擢希朝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旧书》百二十二《杨朝晟传》。数日，复除振武节度使。盖暂以安众心，终不欲从骄卒之请也。《旧书·希朝传》曰：奔凤翔。德宗闻之，趣召至京师。置于左神策军中。游瑰殁，诸将列名上请希朝为节度。德宗许之。希朝让于张献甫。曰：“臣始逼而来，终代其任，非所以防觊觎，安反侧也。”诏嘉之。以献甫统邠宁，除希朝振武节度使。与《朝晟传》小异，未知孰是。然希朝则可谓贤矣。献甫在道，军中有裴满者扇乱，劫朝晟。朝晟阳许之，密计斩三百余人。《旧书》百四十四《朝晟复传》。九年（793年），献甫卒，以朝晟代之。十年六月，泽潞李抱真卒。子缄，匿丧不发，与营田副使卢会昌、抱真从甥元仲经谋承袭。上已闻抱真卒，遣中使第五守进驰传观变。令以军事属大将王延贵。缄谓诸将曰：“有诏不许缄视事，诸公意若何？”莫对。乃以使印及管钥归监军。元仲经逃于外，延贵捕得杀之。以邕王谅为昭义节度使，谅当即虔王，初封邕。延贵充留后，赐名虔休。抱真

别将知洺州元谊叛，阴结田绪，虔休自将攻之，谊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抚安之。事在十二年正月。十一年五月，李自良卒。都虞候张瑶久在军，得士心，请假迁葬，自良未许。太原少尹李说，淮安王神通之裔。与监军王定远谋，匿丧，给瑶假，然后遣使告自良病。中使第五国珍自云朔使还，过太原，闻自良卒，急驰至京，先说使至。乃以通王谌德宗第三子。领河东节度大使，说为行军司马，充留后。定远恃立说功，纵恣，军政皆自专决，仍请赐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也。既得印，益暴。将吏辄自补授。说寖不欢，遂成嫌隙。七月，定远署虞候田宏为列将，以代彭令茵。令茵不服，定远斩之，埋于马粪之中，家人请尸，不与。三军皆怨。说具以闻。德宗以定远有奉天扈从之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远怒说奏闻，趋府抽刀刺说，说走免。定远驰至府门，召集将吏，陈敕牒告身示诸将曰：“有敕令李景略知留后，遣说赴京，公等皆有恩命。”大将马良辅发其伪，乱乃未作。十四年六月，归化堢军乱，未详。逐其将张国诚。泾原节度使刘昌败之，诛数百人。复使国诚主其军。十七年（801年），杨朝晟卒于宁州。朝晟疾亟，召僚佐谓曰：“朔方命帅，多自本军。虽徇众情，殊非国体。宁州刺史刘南金，练习军旅，宜使摄行军，且知军事，比朝廷择帅，必无虞矣。”又以手书授监军刘英倩。英倩以闻。军士私议曰：“朝廷命帅，吾纳之；即命刘君，吾事之；若命帅于他军，彼必以其麾下来，吾属被斥矣，必拒之。”初浑瑊遣兵马使李朝宷戍定平，县，在宁州南。瑊薨，朝寀请以其众隶神策军，诏许之。上遣中使往察军情，军中多与南金。复遣高品薛盈珍赍诏往曰：“朝寀所将本朔方军，今将并之，以壮军势，威戎狄，以朝寀为使，南金副之，军中以为何如？”诸将皆奉诏。都虞候史经言于众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胄二千。”军士皆曰：“李公欲纳麾下二千为腹心，吾辈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刘南金，欲奉以为帅。南金不纳。军士去诣兵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共诣监军请奏之。众曰：“刘君既得朝旨为副帅，必挠吾事。”诈称监军命召计事，至而杀之。六月戊戌，制以朝寀为邠宁节度使。是日，告变者至。上追还制书，复遣薛盈珍往诇军情。军中以高固为请。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军事。或传《戊戌制书》至邠州。邠军惑，不知所从。奸人乘之，且为变。留后孟子周，悉纳精甲于府廷，日享士卒，内以悦众心，外以威奸党，邠军乃安。十八年（802年），鄜坊节度使王栖曜卒。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中夜纵火。都虞候裴玢匿身不救，迟明而擒朝宗。德宗三遣使按问，竟斩朝宗及行军司马崔辂，以同州刺史刘昌济为节度使，玢为行军司马。十九年（803年），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光权知盐州，为政苛刻，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盐州，杀庭俊以闻。十一月，以兴干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盐州自是不隶夏州。二十年（804年），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卒。上遣中使以手诏授本军大将，但军士所附即授。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固辞。兵马使卢从史与监军相结，得之。

偏远之区，亦时有变故。建中二年二月，振武军乱，杀其帅彭令光、监军刘惠光。四年四月，福建观察使吴诜苦役军士，军士杀诜心腹十余人。逼诜牒大将郝诫溢掌留务。诫溢上表请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五月，以吴凑为福建观察使，贬诜为涪州刺史。今四川涪陵县。十一月，西山兵马使张朏作乱，入成都。节度使张延赏奔汉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斩朏，鹿头关，在鹿头山上，今四川德阳县北。延赏乃得归。十四年十二月，明州镇将栗锽杀刺史卢云，明州，今浙江鄞县。诱山越作乱。十五年，浙东观察使裴肃擒斩之。十六年四月，黔中观察使韦士宗黔中观察使，时治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政令苛刻，为衙将傅近等所逐，奔施州。见第四章第二节。五月，士宗复入黔州。妄杀士吏，人心大扰。士宗惧，亡走。十七年四月，以裴佶为黔中观察使。十九年二月，安南将王季光逐观察使裴泰。左兵马使赵均斩季光，迎泰复之。

第五节 贞元后边患

德宗兴元，虽获返跸，然东方犹梗，而边患复滋，真一艰难之会也。边患之亟，莫如吐蕃。《旧书·吐蕃传》曰：贞元二年（786年）八月，吐蕃寇泾、陇、邠、宁，京师戒严。初尚结赞累遣使请盟会定界。九月，遣左监门将军康成往使。与其使论乞陀同来。十一月，吐蕃陷盐州。十二月，陷夏州。三年（787年），命崔浣《本纪》作翰。为入吐蕃使。尚结赞既陷盐、夏，各留千余人守之，结赞大众屯于鸣沙。自冬及春，羊马多死，粮饷不给。时诏遣华州骆元光、邠宁韩游瑰统众，与凤翔、鄜、邠及诸道戍卒，屯于塞上。又命河东马燧率师次于石州。见第二章第七节。结赞闻而大惧，累遣使请和，仍约盟会。上皆不许。又遣其大将论颊热厚礼卑辞，求燧请盟。燧以奏焉，上又不许，惟促其合势讨逐。燧喜赂信诈，乃与颊热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上于是从之。燧既赴朝，诸军但闭壁而已。结赞遽悉其众弃夏州而归。马既多死，有徒行者。四月，崔浣至自鸣沙。初浣至鸣沙，与尚结赞相见，询其违约之故。对曰：“本以定界碑被牵倒，恐二国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请修旧好。又蕃军顷年破朱泚，未获酬偿，所以来耳。及徙泾州，其节度使闭城自守，音问莫达。又徙凤翔，请通使于李令公，亦不见纳。康成、王真之来，王真之使，《传》未叙，《纪》亦不及。皆不能达大国之命，日夜望大臣充使，无至者，乃引军还。今君以国亲将命，若结好复盟，蕃之愿也。盟会之期及定界之所，惟命是听。君归奏决定，当以盐、夏相还也。”又云：“清水之会，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轻漫不成。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灵州节度使杜希全，禀性和善，外境所知，请令主盟会。泾州节度李观，亦请同主之。”上令浣再入吐蕃，报尚结赞：杜希全职在灵州，不可出境；李观今已改官；以浑瑊充会盟使。仍约以五月二十四日，复盟于清水。又令告以盐、夏归于我，才就盟会。上疑蕃情不实，以得州为信焉。结赞云：“清水非吉地，请会于原州之土梨树。”又请盟毕、归二州。左神策将马有麟《新书》作邻。奏土梨树地多险隘，恐蕃军隐伏，不利于我。平凉川四隅坦平，且近泾州，就之为便。乃定盟所于平凉川。及瑊与结赞会，结赞拥精骑数万于坛西，瑊入幕次，其众呼噪而至。瑊出幕后，得他马，跨而奔归。副使崔汉衡等六十余人皆陷焉。至故原州，结赞召与相见，数让国家。因怒浑瑊曰：“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许以泾州、灵州相报，皆食其言。负我深矣，举国所忿。本劫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以金饰桎梏待瑊，将献赞普。既已失之，虚致君等耳！”结赞本请杜希全、李观同盟，将执二节将，率其锐师，来犯京师；希全等既不行，又欲执浑瑊长驱入寇；其谋也如此。《浑瑊传》载尚结赞告陷蕃将吏怒瑊之语，与《吐蕃传》同。《新书·吐蕃传》云：初与虏约：得长安，以泾、灵四州畀之，会大疫，虏辄求去，及泚平，责先约求地，天子薄其劳，第赐诏书，偿结赞、莽罗等帛万匹，于是虏以为怨。其《李泌传》谓帝约吐蕃赴援，赂以安西、北廷，京师平，来请如约，帝欲与之，泌争之，乃止。案安西、北廷，是时虽通贡于唐，实恃回纥以为安。见下。吐蕃苟欲得之，当自以兵力取之回纥，求诸唐何益？故《新书·李泌传》之说必诬。《旧书·吐蕃传》，叙劫盟以前往复交涉，其辞颇详，绝未有求泾、灵四州之语。灵州犹可，泾州距长安咫尺，纵急图收复，亦岂得竟弃诸吐蕃？其载尚结赞告崔汉衡，虽有以泾、灵相报之语，又无四州之说，故知此语暨《新书·吐蕃传》之说，亦不实也。泾、灵汉蕃之界，欲请杜希全、李观与盟，意似尚在取信？后来何由变计，伏兵图劫浑瑊，事不可知，要不能谓其本有入寇之谋也。行事之不可知者多矣，本国且然，何况事涉两国？不必曲为之说也。然

唐之于是役，和战之计，则有可推而知者。《旧书·张延赏传》曰：贞元元年（785年），诏征延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延赏与李晟不协，晟表论其过恶。德宗重违晟意，延赏至兴元，兴元元年（784年），以梁州为兴元府。改授左仆射。初大历末，吐蕃寇剑南，李晟领神策军戍之，及旋师，以成都官妓高氏归，延赏闻而大怒，使将吏追还焉，晟颇衔之，形于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诏晟与延赏释怨。会浙西观察使韩滉来朝。尝有德于晟，因会燕，说晟使释憾。遂同饮极欢。且请晟表荐为相。晟然之。于是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延赏当国用事，晟请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赏拒而不许。晟谓人曰：“武夫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文士难犯，虽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内。衅未忘也，得无惧焉？”无几，延赏果谋罢晟兵权。初吐蕃尚结赞兴兵入陇州。抵凤翔，无所虏掠。且曰：“召我来，何不持牛酒犒师？”徐乃引去。持是以间晟。晟令衙将王佖选锐兵三千，设伏汧阳，今陕西汧阳县。大败吐蕃，结赞仅免。自是数遣使乞和。晟朝于京师，奏曰：“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又扶晟议，请调军食以继之。上意将帅生事要功。会滉卒，延赏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给事中郑云逵代之。上不许。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举代己者。于是始用邢君牙焉。凤翔军都虞候。拜晟太尉，兼中书令，奉朝请而已。是年五月，蕃果背约，以劫浑瑊。延赏奏议请省官员，收其禄俸，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办欲自效。及滉卒，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议减员之后，物议不平。延赏惧，量留其官。然减员人众，道路怨叹，自闻于上。侍中马燧奏减员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韦伦伦即泣于朝以沮关播者也，见第三节。及常

参官等，各抗疏以减员招怨，并请复之。浙西观察使白志贞亦以疏论。时延赏疾甚，在私第，李泌初为相，采于群情，由是官员悉复。七月，延赏薨。晟与延赏结隙，其曲在晟，昭然可知。延赏在蜀，动遵法度，已见上节。既动遵法度，自不能听戍将挟官伎而行，其追还，非与晟为难也。晟以武夫而干与宰相之进退，其兵权尚可不罢乎？谓由延赏私憾得乎？韩滉与晟及刘玄佐，互相朋比，事亦灼然。参看上节。德宗驭吐蕃，本志在于和，观第一节所述可见，其疑将帅生事要功，自在意中。然则晟之罢兵，岂必由于延赏？抑玄佐岂可杖之才，而延赏犹欲用之；不得，则又求之于李抱真；其委曲求全，不欲轻有所开罪可知。《旧书·晟传》，顾谓其欲用玄佐、抱真，俾立功以压晟。世岂有用其党而可以压其人者？抱真是时，方起台榭，穿池沼，好方士，冀长生，岂有志于功名？其不肯出，又与延赏何涉哉？马燧纵田悦于洹水，闻泚乱而亟归，仅遣其子以偏师入援，旋又引去，其偃蹇可谓已甚。朱泚既败，其势盖亦颇危，故亟平河中以自赎，安敢违朝旨而和戎？其坚执不战，盖必有上契君心者矣。勉入朝而诸军闭壁，疑亦必有所受之。然劫盟之后，亦罢其兵，其处置可谓至公。乃《晟传》又云：尚结赞尤恶晟，乃相与议云：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乃行反间，遣使因燧以请和，既和即请盟，复因盟以虏瑊，因以卖燧。下述间晟及晟罢兵柄之事，与《延赏传》略同。又云：劫监之后，罢马燧，尽中结赞之谋。不亦诞乎？《新书·燧传》曰：吐蕃归燧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马饥，公若渡河，我无种矣。赖公许和，今释弇以报。”帝闻，悔怒，夺其兵。此又与间晟之说，同为东野人之言。唐史所传，皆朋党之论。减员虽复，众怨未消，延赏之蒙谤，盖由是也。贞元蕃祸，谓由唐初有以泾、灵相畀之约，其说固诬，然借助于蕃，要为失策，亦幸而其事未就耳。《通鉴》云：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尚结赞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李怀光署名，

故不敢进。上命陆贽谕怀光。怀光固执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作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胡三省曰：怀光虽欲养寇自资，其言亦各有理。田希鉴之乱，《考异》引《邠志》，谓武功之捷，泾人相传，言吐蕃助国有功，将以叛卒之孥，赏而归之。泾人曰：“不杀冯公，虽吾亲族，亦将不免矣。”遂杀冯河清，以田希鉴请命于泚。考异谓希鉴必有宿谋，或为此言以要众，其说固当，然蕃众之不足恃而转足诒患，则于此可见矣。《鉴》又云：上闻蕃去，甚忧之，以问陆贽，贽言：“吐蕃迁延顾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蹑；欲待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意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人禽；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是以顺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心不得不坚。”言之尤为深切著明也。

盟事既败，上遣中官赍诏书遗结赞，蕃界不纳。结赞遣骑送崔汉衡至境，且赍表请进，李观亦使止之，曰“有诏不许更纳蕃使”，受其表而返其人。虏之戍盐、夏者，涉春大疫。结赞以骑三千迎之。焚城门及庐舍，毁城壁而去。六月。旋率羌、浑之众犯塞。泾、邠诸城，西门不启。贼又修故原州城屯焉。朝以刘昌为泾原，李元谅即骆元光。为陇右，张献甫代韩游瑰。本皆在贞元四年（788年）。吐蕃陷连云堢，在今甘肃泾川县西。昌复之。又城平凉，以扼弹筝峡。在今平凉县西。元谅筑良原县名，在泾州西六十里。故城治之。献甫亦败蕃兵。泾、陇、邠、宁稍靖。九年（793年），杜希全建议城盐州。灵武、银、夏、河西亦稍安，而北庭于六年（790年）为吐蕃所陷，遂引起西北之轩然大波，其震荡且及于西南焉。

上元中河西军镇之陷也，旧将李元忠守北廷，郭昕守安西，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旧书·地理志》。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赐姓名。昕，子仪弟幼明之子。《旧书》皆附《子仪传》，元忠以贞元二年（786年）卒，见《旧纪》。沙陀者，西突厥别部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海之东，今巴里坤湖。有大碛曰沙陀，故号沙陀突厥。贺鲁反，其酋朱邪孤注与之连和，事在永徽二年（651年），见《新书·本纪》。《旧书·本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阿史那社尔降处月、处密，盖至是而叛。契苾何力讨斩之，即其地置金满、沙陀二州。有金山者，长安二年（702年），为金满州都督。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开元二年（714年），复领金满州都督。死，咄支嗣。骨咄支死，子尽忠嗣。《新书》本传。建中元年（780年），元忠、昕遣使间道奏事。德宗嘉之，以元忠为北庭都护，昕为安西都护。《旧书·地理志》。《本纪》系二年七月，盖其使以元年发，二年（781年）至。《纪》云：遣使历回纥诸蕃入奏。既假道于回纥，因附庸焉。盖谓受其征敛如属国也。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服用食物所资，必强取之，沙陀尤所厌苦。又有葛禄部及白服突厥，《新书·回鹘传》作白眼突厥。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旧书·回纥传》及《吐蕃传》。而波澜起矣。

德宗于回纥，亦主和好。贞元三年（787年），武义可汗使献方物，请和亲。诏以咸安公主下嫁。德宗女。《新书·回鹘传》言：帝以陕州故憾，不欲与回纥平，李泌力劝乃可。此出其子繁所作《邺侯家传》，殊不足信。《通鉴》亦采其说，然观《考异》所举，则繁所记之事，不雠者已有数端矣。明年，回纥遣使来逆女。《新书》云：又请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犹鹘然。据《旧书·回纥传》，事在宪宗元和四年（809年）。《通鉴考异》云：《邺侯家传》及繁所作《北荒君长录》云在是年，盖《新书》亦即本于是，亦不足信也。既尚主，拜为汨咄禄长寿天观毗伽可汗，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五年（810年），可汗死。子多逻斯立。国人号泮官特勒。使鸿胪卿郭锋册为爱登里逻汨没密施俱录毗伽忠贞可汗。是岁，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寇北庭。回纥大相颉干迦斯援之，频战败绩。北庭之人，既苦回纥，六年（811年），乃举城附于吐蕃。沙陀亦降焉。《旧书·吐蕃传》。据此，是北廷先降，沙陀继之。《新书·回鹘传》则云：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沙陀传》亦云：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廷，陷之。《通鉴考异》引赵凤《后唐懿祖系年录》云：尽忠说回纥忠贞可汗援北庭，从颉干迦斯往，迦斯不利而退，尽忠为北廷之众劫以降吐蕃，则讳饰之辞，不足信也。是岁四月，可汗为少可敦叶公主所毒，死。可敦，仆固怀恩孙。怀恩子为回鹘叶护，故女号叶公主。可汗之弟乃自立。《新书·回鹘传》。《旧书》云：可汗为弟所杀而篡立。据《通鉴考异》，《旧书》本于《实录》。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国人共杀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啜嗣。《旧书》云。年十六七。迦斯还，可汗等出劳，皆俯伏，言废立状，惟大相生死之。悉发郭锋所赐器币饷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继绝，仰食于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币悉给将士，无所私。其国遂安。遣来告，且听命。册为奉诚可汗。《新书·回鹘传》。此时回纥上下，盖颇乖离，宜不能与吐蕃敌也。七年（812年）秋，迦斯悉其丁壮五六万人，将复北庭。仍召杨袭古偕行。俄为吐蕃、葛禄等所击，大败，死者大半。袭古余众仅百六十，将复入西州。迦斯绐之曰：“且与我同至牙帐，当送君归本朝也。”袭古从之。及牙帐，留而不遣，竟杀之。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惟西州之人，犹固守焉。《旧纪》系六年（811年）末，《通鉴》同，盖因北廷之陷终言之也。《新书·本纪》，本在七年九月。迦斯既败，葛禄之众，乘胜取回纥之浮图川。回纥震恐，悉迁西州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旧书·回纥传》及《吐蕃传》。浮图川，《本纪》同，《新书·回鹘传》作深图川。胡三省曰：浮图川，在乌德鞑山西北。悉迁西州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从《吐

蕃传》。《回纥传》西州作西北，《通鉴》同，盖误。北廷既失，西州亦危，故迁其部落羊马近牙帐，以便保护。若回纥之西北，则此时固不畏吐蕃也。《本纪》无此二字，盖夺。《新书·回鹘传》云：稍南其部落以避之，语殊含混。然亦可见其所据者，西州业已讹为西北也。吐蕃在西域，可谓大得志矣。前此争四镇且不得。然因此而趣南诏之叛。

贞元元年（785年），韦皋代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初，勿邓、丰琶、两林，天宝中皆受封爵。及南诏陷巂州，遂羁属吐蕃。贞元中，复通款。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邛部县，属巂州，在今越巂县北。死，子苴骠离幼，以苴梦冲为大鬼主。数为吐蕃侵猎。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遗皋书，乞兵攻吐蕃。皋遣将逼台登。见第五章第六节。分兵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军于北谷。《通鉴》作台登谷，盖在台登之北。杀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尚结赞子也。时贞元五年十月也。数年间，尽复巂州之地。《旧书·吐蕃传》。案巂州城至十三年（797年）始克，见《本纪》及《皋传》。诏封苴那时、苴梦冲、丰琶部落大鬼主骠傍为郡王。苴梦冲内附吐蕃，断南诏使路。皋遣兵召至，声其罪斩之。披其族为六部，以样弃主之。八年二月。及苴骠离长，乃命为大鬼主焉。八年（792年），皋攻维州，获吐蕃大将论赞热。九年（793年），城盐州，命皋出师以分吐蕃之兵。皋遣将出西山及南道，破俄和城及通鹘军。《新书·地理志》：翼州有峨和城。冀州，在今松潘叠溪营西。通鹤军，未详。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来援，又破之。平栅堢五十余。九年（793年），女国王汤立悉《新书》本传。《通鉴》作志。及白狗、哥邻、逋租、南水、弱水、悉董、清远、咄霸皆诣皋求内附。此所谓西山八国也。女国是时，已以男子为王。诸国王或身来朝，或遣子弟入朝，皆授官。立悉授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其妹乞悉漫从其兄来朝，封和义郡夫人，可知立悉之为男子也。此后西川节度使常兼押西山八国之称。八国者，诸国中除弱水。胡三省云：最弱小，不得与于八国之数也。见《通鉴》贞元十年（794年）《注》。松州羌二万继之。松州见第三章第四节。十年（794年）而南诏归顺。

初吐蕃赋役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堢，征兵以助镇防。《旧书·南诏传》。观下文异牟寻欲归华，悉召诸种落与议，未毕至则不敢公言，则知南诏之于诸蛮，尚有不纯臣之义，此云南蛮，云诸蛮，显然非指南诏一国。《新书》云：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则似专施诸南诏者矣。异牟寻厌苦之。郑回者，相州人，见第二章第一节。为西泸县令。在今西昌西南。巂州陷，为所虏。罗凤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寻以为清平官。蛮谓相为清平官，凡置六人。回劝牟寻弃蕃归唐。牟寻善其言。韦皋微闻之。令蛮归化者寓书于牟寻，且招怀之。时贞元四年（788年）也。七年（791年），又遣间使持书喻之。道出磨些蛮。见下。其魁主潜告吐蕃。吐蕃诘牟寻。牟寻惧，执使送吐蕃。然蕃益疑之，多召南诏大臣之子为质。牟寻愈怨。九年（793年），与酋长计，遣三使异道趋成都，遗书请归款。皋护送使者京师。上嘉之，赐牟寻诏书。因命皋遣使以观其情，皋命巡官崔佐时往。此据《新书》。《旧书》以佐时之使在贞元四年（788年），误。时蕃使数百人先在，牟寻悉召诸种落，与议归化，未毕至，未敢公言，密令佐时称牂牁使者，衣以牂牁服以入。佐时不肯。牟寻不得已，乃夜迎佐时。佐时遂大宣诏书，牟寻恐吐蕃知，顾左右无色，业已然，皆俯伏受命。又明年正月，使其子阁劝即寻梦凑。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山在今大理县西。乃去吐蕃所立帝号，请复南诏旧名。初吐蕃因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于牟寻，万人。牟寻欲因袭之，乃示寡弱，仅可发三千人。吐蕃少之，请益。至五千，乃许。牟寻自将数万踵其后，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吐蕃称金沙江为神川。铁桥，在今云南中甸县北。六月，册牟寻为南诏王。《新传》误在明年。《通鉴》从《实录》在此月。牟寻攻吐蕃，复取昆明，以食盐池。昆明县，属巂州，今西康盐源县。又破施蛮、在铁桥西北。顺蛮，本与施蛮杂居剑、共诸川。咩罗皮、铎罗望既失邓川，浪穹夺俞、共地，由是徙铁桥，居剑睒西北四百里，号剑羌。并虏其王。因定磨些蛮与施、顺二蛮皆乌蛮种。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隶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蛮。掠弄栋蛮，白蛮种。本居弄栋县鄙，为裒州。有首领。后散居磨些江侧，故剑、共诸川亦有之。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明霞缠头，余尚同汉。以实云南东北。南诏盖于是为强矣。十五年（799年），异牟寻谋击吐蕃，请皋图之。时唐兵比岁屯京西、朔方，大峙粮用，南北并攻取故地，然南方转饷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虏麦不熟，疫疠仍兴，赞普死，新君立，见下。皋揣虏未敢动。乃劝牟寻缓举。而吐蕃大臣以岁在辰，贞元十六年庚辰。兵宜出，谋袭南诏。牟寻与皋相闻，皋遣兵赴之，虏无功还，期以明年。皋令部将武免按兵巂州，节级镇守。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吐蕃君长共计：不得巂州，患未艾，常为两头蛮挟唐为轻重。两头蛮，谓南诏。会虏荐饥，方葬赞普，调敛烦，至是大科兵，率三户出一卒，虏法为大调集，欲悉师出西山、剑山，收巂州以绝南诏。而皋以吐蕃寇麟州，见第五章第二节。出师以挠之矣。

吐蕃内乱，似甚频仍。德宗初年之乞力赞，《新书》云姓户卢提氏，与前云姓勃窣野者不同，则其中间似已易姓。又云：贞元十二年（796年），尚结赞死，明年，赞普死，其子足之煎立。二十年（804年），赞普死，其弟嗣立。《旧书》云：贞元二十年三月上旬，赞普卒。赞普以贞元十三年四月卒，长子立。一岁卒，次子嗣立。文义颇欠明暸。赞普以贞元十三年四月卒二十一字，据《通鉴考异》，知其本于《实录》，疑四月卒之卒字为立字之误。此十一字为追叙之辞，本分注误为正文，而《旧书》又误仍之也。此赞普即《新书》所云死于尚结赞死之明年者。足之煎若为其长子，则死于二十年三月者，乃足之煎之弟也。《新书·南诏传》：贞元十五年（799年），异牟寻谋击吐蕃，谋于韦皋。皋揣虏赞普死，新君立，未敢遽动。死者当即死于十三年（797年）之赞普之长子，立者则其次子，未必十五年（799年）更有一赞普死也。《新书》载九年（793年）异牟寻与韦皋书曰：代祖弃背，吐蕃欺孤背约，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浪人。谓浪速蛮人也。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讷舌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此二忍也。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又利罗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吐蕃阴毒野心，辄怀搏噬。有如偷生，实污辱先人，辜负部落。此二难忍也。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跋首领，党项。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盖仆骨部落服属吐蕃者。每虑一朝，亦被此祸。此三难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抚，情心无二，诏函信节，皆送蕃廷。虽知中夏至仁，业为蕃臣，吞声无诉。此四难忍也。据此，则贞元九年（793年）之前，吐蕃曾有内乱。吐蕃谋袭南诏，韦皋为之出兵，其西贡节度使监军野多输煎者，赞普乞立赞养子，当从先赞普殉，亦诣皋将扶忠义降。盖蕃法殉死在葬时，是时乞力赞尚未葬，故野多输煎未殉。然则下言方葬赞普调敛烦，所葬即乞立赞也。此事早亦当在贞元十六年（800年）。如此推测不谬，则乞立赞死实历数年而后葬，亦可见吐蕃内乱之烈。大权皆归尚结赞。尚结赞既主兵于北，遮遮又死于南，南北兵事，皆其一家所为，盖亦禄东赞、钦陵、赞婆之伦矣。然尚结赞虽狠鸷，亦以暴虐激怒属国，使之怨叛，种吐蕃衰弱之根，可见兵为不祥之器也。贞元十二年九月，吐蕃寇庆州及华池县。庆州见第三章第一节。华池，今甘肃合水县东北华池镇。盖犹尚结赞所为。其明年，赞普遣使赍表请修和好，可见其国是之一变。边将以闻。上以其数负恩背约，不

受。自此至十六年（800年），无甚侵寇。十七年七月，寇盐州，又陷麟州。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其所谓徐舍人者，呼延州僧延素辈七人。延州见第一节。自言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徐世。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由自拔耳。又曰：余奉命率师备边，因求资食，遂涉汉疆。案《新书·南诏传》言：虏攻盐州，帝以虏多诈，疑继以大军，诏韦皋深钞贼鄙，分虏势。皋表贼精铠多置南屯，今向盐、夏非全军，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此亦徐舍人但欲求食、非来为寇之一证，可见蕃人是时无意扰边。然韦皋所遣偏将，遂分九道并进。破蕃兵十六万，拔城七，军镇五。进攻维州。赞普遣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率杂虏十万来解围，破擒之。十九年五月，蕃使论颊，乃遣薛伾报使。二十年（804年），再使来。二十一年（805年），德宗崩，遣使告丧，蕃亦使人来贡助山陵。《旧书·大食传》云：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此亦当不尽诬，然终恐东方兵事，与尚结赞相终始也。蕃在东方，兵力本不甚厚，崔浣入蕃，诱赂蕃中给役者，求其人马真数。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余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童幼，备数而已。见《旧书·吐蕃传》及《德宗纪》贞元三年（787年）。其数与韩滉所言略同，而能战者尤少也。而杀略殊甚。又好俘虏，其待俘虏又极酷。《旧书》本传，于劫盟后数年中，叙其事颇详。而诸将徘徊不能得一俘，《新书·吐蕃传》语。自广德至于贞元皆然，徒闻《缚戎人》《西凉伎》诸篇什，皆白居易《新乐府》。流传于后耳。可见握兵者之全无心肝也。

因南诏之归服，而骠国遂通于唐。《唐书》云：骠，古朱波也。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成。此据《旧书》。新书作突罗朱。阇婆人谓之徒里掘。亦据《旧书》，《新书》作徒里拙。东陆真腊，西东天竺，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东北拒羊苴咩城。南诏都，异牟寻自大和徙此，即今大理县治。《新书》云：东北袤长，属羊苴咩城。往来通聘者二十国，役属者九城，食境土者二百九十部落。《新书》云：凡属国十八，镇城九，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其王姓困没长。国以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屠。明天文，喜佛法，佛寺有百余区。其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丹彩，地以紫矿，覆以锦罽。王居亦如之。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以上兼采新旧《唐书》本传。朱波，未详。骠，冯承钧云：即昔称霸（Prome）之Pyn族。《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五章。《西域记》卷十三摩咀吒后，著录南海六国：东北大海滨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罗。次东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次东，有墯罗钵底。次东，有伊赏那补罗。次东，有摩诃瞻波，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阎摩那洲，凡此六国。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风俗壤界，声问可知。室利差呾罗，即《南海寄归·内法传》之室利察呾罗，《唐书》之骠国，今之Prome，迦摩浪迦，应为后之白古。堕罗钵底，即《南海寄归·内法传》之杜和钵底，在今Menam江之下流。伊赏那补罗，即真腊，今之柬埔寨。摩诃瞻波，即后之占城，当时据今安南之中圻、南圻。阎摩那洲，疑耶婆洲（Yavadvipa）之误，殆指苏门答刺大岛，当时南海中大洲除此岛或爪哇外莫属也。第八章。《唐书》言骠国役属城邑部落之多，盖近夸侈，此特其交通所及而已。然其与南诏，固确有关系。缅甸与云南之往还，固由来旧矣。《旧书》云：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异牟寻归附，八年（792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新书》云：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诣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云。亦见《乐志》。《新书》言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盖实其附庸而已。

第六节 贞元朝局

德宗还自梁州，以张延赏为相，贞元元年六月。旋以李晟攻击，罢之，八月。已见上节。贞元二年正月，以崔造为相。《旧书·造传》曰：造久从事江外，疾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乃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榷酒等事，吉中孚判度支及诸道两税事。又以岁饥，浙江东西道入运米每年七十五万石，今更令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委两浙节度使韩滉运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其淮南濠、寿、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节度使杜亚运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诸道有盐铁处，依旧置巡院句当。河阴见在米，唐河阴县，在今河南河阴县东，江淮运米，于此置仓。及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运在路钱物，委度支依前句当。其未离本道者，分付观察使发遣，仍委中书门下年终类例诸道课最闻奏。造与元琇素厚，罢使之后，以盐铁之任委之。而韩滉方司转运，朝廷仰给其漕发。滉以司务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复以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造所条奏。元琇以滉性刚难制，乃复奏江淮转运，其江南米自江至扬子，长江在今扬、镇间津渡处，古称扬子津，唐于其地置县，曰扬子县，故治在今仪征县南。凡十八里，请滉主之，扬子以北琇主之。滉闻之，怒，掎摭琇盐铁司事论奏。德宗不获已，罢琇判使，转尚书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德宗嘉其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物议亦以造所奏虽举旧典，然凶荒之岁，难为集事。乃罢造知政事，贬琇雷州司户。此德宗继建中之后，再欲整顿财政，以凶岁不得不仰给江淮，而为滉所败也。《新书·滉传》：滉

衔琇。会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发江东盐监院钱四十万缗入关。滉绐奏：

运钱至京师，率费万致千，不可从。帝责谓琇。琇曰：“千钱其重与斗米均，费三百可致。”帝以谕滉。滉执不可。至是，诬劾琇馈米与李纳、李怀光。帝怒，不复究验，贬琇雷州司户参军。左丞董晋白宰相刘滋、齐映曰：“昨关辅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赋，而军兴皆济，可谓劳臣。今被谪无名，刑滥人惧。公胡不请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给事中袁高抗疏申执，滉指为党与，寝不报。夫唐之君臣，岂真不辨是非如此，无非一时倚赖江淮漕运，遂至为其所胁而已。亦可哀矣。琇之改官，造忧惧成疾，数月不能视事。齐映当政。明年正月，张延赏相，事见上节。映亦罢。《旧书·映传》曰：映于东都举进士及宏辞科，延赏为河南尹、东都留守，厚映。及映为相，延赏罢相为左仆射，数画时事，令映行之，及为所亲求官，映多不应。延赏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贬映夔州刺史。此亦恐厚诬延赏。然亦可见延赏实为德宗所眷倚，而李晟之沮之为跋扈矣。而柳浑为相。《旧书·浑传》曰：韩滉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句官吏赏罚，锄豪强兼并，上悉杖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过不暇，无敢枝梧者。浑虽滉所引，心恶其专，正色让之曰：“先相公以狷察，为相不满岁而罢，滉父休。今相公榜吏于省中，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可见滉之专横矣。是岁二月，滉死，故其乱政不久。

韩滉既死，张延赏乃获行其志，罢李晟兵柄，事亦已见上节。劫盟事起，延赏亦卧病，而李泌相。泌本非相才，此时又以鬼道进，随时俯仰而已。《旧书·泌传》：泌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恶巫祝怪诞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说，上稍以时日禁忌为意，而雅闻泌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以至大用，时论不以为惬。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五年二月，泌疾甚，董晋、窦参并相。事决在参，晋但奉诏书，领然诺而已。《旧书·晋传》。八年四月，参败，而陆贽相。《新书·参传》曰：参领度支盐铁使，每延英对，他相罢，参必留，以度支为言，实专政也。然参无学术，不能稽古立事，惟树亲党，多所诇察，四方畏之。于是李纳厚馈参，外示严畏，实赂帝亲近为间，故左右争毁短之。申其族子也，为给事中，参亲爱。每除吏，多访申。申因得招赂，漏禁密语。帝闻，以戒参。且曰：“是必为累，不如斥之。”参固陈丐。吴通玄与弟通微，皆博学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诏授太子、诸王经，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德宗立，弟兄踵召为翰林学士，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并位。贽文高有谋，特为帝器遇，且更险难有功，通玄等特以东宫恩旧进，昵而不礼。见贽骤擢，颇媢恨。贽欲斥远之，即建言请罢学士，帝不许。《旧书·贽传》曰：德宗以贽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通玄怨日结，谋夺其内职。会贽权知兵部侍郎，主贡举，乃命为真。贽与窦参交恶，参从子申从舅嗣虢王则之，巨子。方为金吾将军，故申介之使结通玄兄弟，共危贽。帝逐申、则之、通玄，通玄以宗室女为外妇，帝衔其淫污近属，赐死。贬参郴州别驾。今湖南郴县。宣武刘士宁饷参绢五千，湖南观察使李巽故与参隙，以状闻。又中人为之验。帝大怒。以为外交戎臣，欲杀参。贽虽怨，亦以杀之太重，乃贬欢州司马。宦官谤沮不已，竟赐死于邕州。而杖杀申。《旧书·贽传》云：巽奏闻，德宗不悦。会右庶子姜公辅于上前闻奏，称窦参尝语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贬参，竟杀之。时议云：公辅奏参语，得之于贽，参之死，贽有力焉。又云：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既与二吴不协，渐加浸润，恩礼稍薄。及通玄败，上知诬枉，遂复见用。陆贽贤者，然观此事始末，谓其不与于党争得乎？朋党之始，或以亲知之相倚，或由利害之偶同，情有比周，未

必遂为大恶。及其固结不解，推波助澜，趋避之见既深，是非之心遂泯，驯至坏国事以徇私计而不恤，则其弊有不胜穷，不忍言者矣。德宗天性猜忌，贽常劝之以推诚，千载而下，读其书者，犹有余味焉。然以言教不如以身教，上之于下如是，下之于上亦何独不然？日勾心斗角于其朝，而望人君之推心置腹，不亦远乎？

《旧书·班宏传》云：贞元初，改户部侍郎，为度支使韩滉之副。迁尚书，复副窦参。参初为大理司直，宏已为刑部侍郎。参以宏先贵，常私解说之，曰：“一年之后，当归此使。”宏心喜。岁余，参绝不复言。宏怒。公事多异。扬子院，盐铁、转运委藏也。宏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既不理，且以贿闻。参欲代之。宏执不可。张滂先善于宏，宏荐为司农少卿。及参欲以滂分掌江淮盐铁，询之于宏，宏虑滂以法绳徐粲，因曰：“滂强戾难制，不可用。”滂知之。八年三月，参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遂以宏专判。而参不欲使务悉归于宏，问计于京兆尹薛珏。珏曰：“二子交恶，而滂刚决，若分盐铁、转运于滂，必能制宏。”参乃荐滂为户部侍郎、盐铁使，判转运，尚隶于宏以悦之。江淮两税，悉宏主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择其官。滂请盐铁旧簿书于宏，宏不与。每署院官，宏、滂更相是非，莫有用者。滂乃奏曰：“珏、宏与臣相戾，巡院多阙官，何以辑事？”遂令分掌之。无几，宏言于宰相赵憬、陆贽曰：“宏职转运，年运江淮米五十万斛，前年增七十万斛，今职归于人，不知何谓？”滂时在侧，忿然曰：“凡为度支胥吏，不一岁，资累巨万，僮马第宅，僭于王公，非盗官财，何以致是？道路喧喧，无不知之。圣上故令滂分掌。公所言，无乃归怨于上乎？”宏默然不对。是日，宏称疾。滂往问之，不见。憬、贽乃以宏、滂之言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滂至扬州，按徐粲。逮仆妾子侄，得臧巨万，乃徙岭表。故参得罪，宏颇有力焉。然则窦参之败，又有权利之争焉。此可见刘晏之徒，以言利而败者，虽或非其罪，然未始无象齿焚身之道也。

是岁七月，班宏卒。陆贽请用李巽。上不听，而用司农少卿裴延龄。旋迁户部侍郎。于是贽败矣。延龄亦史所目为奸佞者，然按其事迹，亦不能得其奸佞之所在也。《旧书》本传云：延龄自揣不通货殖之务，乃多设钩，召度支老吏与谋。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钱物，新陈相因，常不减六七千万贯。惟有一库，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库。史訾其于钱物更无增加，而虚费簿书人吏，世岂有惜簿书人吏之费，而任令出入混淆者乎？《新书·延龄传》：永贞初，度支言延龄曩列别库，无实益而有吏文之烦，乃诏复以还左藏，《旧书》所云，即当时此等议论也。《传》又云：延龄奏曰：开元、天宝中，天下户仅千万，百司公务殷繁，官员尚或有阙。自兵兴已来，户口减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领数司。伏请自今已后，内外百司，官阙未须补置，收其禄俸，以实帑藏。则裁员实当日之急务，张延赏、沈既济、杜佑、李吉甫等，咸以为言者也。延赏欲减官，已见上节。建中二年（781年），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既济上疏曰：臣尝计天下财赋，耗歝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之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方期辑熙，必藉裁减。事竟不行。见新旧《书·既济传》。《新书·杜佑传》：建中初，河朔兵拏战，民困，赋无所出。佑以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则省官。乃上议曰：汉光武建武中，废县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时，分遣使者省吏员。正始时，并郡县。晋太元省官七百。隋开皇废郡五百。贞观初，省内官六百员。设官之本，以治众庶，故古者计人置吏，不肯虚设。自汉至唐，因征战艰难，以省吏员，诚救弊之切也。神龙中，官纪荡然。有司大集选者，既无阙员，则置员外官二千人。自是以为常。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又李吉甫传：吉甫以元和六年（789年）入相，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国家自天宝已来，宿兵常八十余万，其去为商贩，度为佛老，杂入科役者，率十五已上。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禀者，无虑万员。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众。故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九流安得不杂？万务安得不烦？汉初置郡，不过六十，而文、景化几三王，则郡少政不必紊，郡多事不必治。今列州三百，县千四百，以邑设州，以乡分县，费广制轻，非致化之本。愿诏有司博议。州县有可并并之，岁时入仕有可停停之，则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国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职田禄米，大抵不过千石。大历时，权臣月俸，有至九千缗者。州刺史无小大皆千缗。宰相常衮，始为裁限。至李泌，量闲剧稍增之，使相通济。然有名在职废，俸存额去。闲剧之间，厚薄顿异。亦请一切商定。乃诏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参阅蠲减。凡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盖裁官之议，辗转见沮，至是而后克行。宪宗时兵费所以能勉强支持，裁官必不能无小补也。合前后之事观之，而官之当裁不疑也。又云：陆贽每论其诞妄，不可令掌财赋。德宗以为排摈，待延龄益厚。贽上书疏其失，有云：搜求市廛，豪夺人献。追捕夫匠，迫胁就功。都城之中，列肆为之昼闭。兴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此等耸听之危辞，凡从事理财者，固无不可强被之也。本传中谓延龄诞妄之辞甚多，皆稚气不直一笑，不待更辩。书奏，德宗不悦。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以事相关，皆证延龄矫妄。德宗罢贽知政事。十年十二月。滂、充、铦悉罢职左迁。十一年（795年），春暮，延龄上疏言：贽、充等失权怨望，言于众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阙诸军粮草。”以激怒群情。后数日，上幸苑中，适会神策军人诉度支欠厩马刍草，上思延龄言，即时回驾，斥逐贽、充、滂、铦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龄方谋害在朝正直之士，会谏议大夫阳城等伏切谏，且止。贽、

充等虽已贬黜，延龄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张忠，捶掠楚痛，令为之辞，云：前后隐没官钱五十余万贯，米、麦称是。其钱物多结托权势。充妻常于犊车中将金宝缯帛遗贽妻。忠妻母于光顺门投匦诉冤。诏御史台推问。一宿，得其实状事皆虚。乃释忠。延龄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钱谷，请令比部句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尝为陆贽所黜故也。元句覆，又无交涉。此等皆一面之辞，虚实是非难辨，要之为朋党相攻而已。《传》云：延龄每奏对，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所未尝闻。德宗颇知其诞妄，但以敢言无隐，且欲访闻外事，故断意用之。德宗非易欺者，延龄所言，决不能全为诡诞虚妄。不诚无物，其人纵或褊激，亦必公忠敢言，故德宗深信之耳。德宗姿猜忌，当时朋党，根柢盘互，亦有以迫之，使不得不设钩距之术。然势之既成，亦卒非此等钩距之术所能回，哀哉！

阳城者，亦怪妄之士。其人尝有位于朝，依旧日史例，应入普通列传，而《旧书》列之《隐逸传》，《新书》列之《卓行传》，作史者或亦有深意也。城为李泌所荐，泌固亦怪妄之士。为谏议大夫，居位八年，未尝有言。及陆贽等逐，乃约拾遗王仲舒等守延英阁，上疏极论，累日不止。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顺宗方为皇太子，为开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谕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龄。此语恐诬，以德宗之愎，若果有此意，责城必不能如是之轻也。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坐是下迁国子司业。事在七月中。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仲舒等，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连呼太平太平。万福武人，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此等举动，为公乎？为私乎？欲为朝廷除弊事邪？抑徇徒党，要声闻，争意气也？

陆贽免相后，上遂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选择。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太宗子蒋王恽之孙。为礼部尚书。贞元十二年（796年）卒。王绍、本名纯。贞元中，为仓部员外郎。后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迁尚书。李实、高祖子道王元庆玄孙。初为司农卿。贞元十九年（803年），为京兆尹。韦执谊、翰林学士。韦渠牟，右补阙内供奉。后为右谏议大夫。皆权倾相府。《旧书·韦渠牟传》。参看《王绍传》。《宪宗纪》论曰：史臣蒋系曰：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亦朋党之习，迫之使不得不然也。

财政之窘迫，实使德宗不得不重言利之臣。《新书·食货志》云：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又云：初定两税，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惟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此其迳取之者。其为藩镇所擅之地，则又纵其剥民而分取焉。《志》云：常赋之外，进奉不息。《旧志》云：兴元克复京师后，府藏尽虚，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旧书》本传：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又孝友崔衍传：贞元中，天下好进奉以结主恩，征求聚敛，州郡耗竭，韦皋、刘赞、裴肃为之首。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兼罢省南昌军千余人，收其资粮，以资进奉。及裴胄代，乃奏其本末罢之。见《旧书·胄传》。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赞，滋从兄，《旧书》附《滋传》。云：赞在宣州十余年。赞祖子玄，开元朝一代名儒，父汇，博涉经史，惟赞不知书，但以强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为天下沃饶，赞久为廉察，厚敛殖货，务贡奉以希恩。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人。人士鄙之。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纬，贞元十年（794年）兼诸道盐铁，多用刻剥之吏，督察巡属，人不聊生。十四年（798年）卒。李若初代之。十五年（799年）卒。皆见《旧书》本传。李锜代若虚，已见第四节。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旧书·齐映传》：贞元七年（791年），改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此可见贡奉之事，易于踵事增华也。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廪，增税通津死亡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卒于宣州，其判官严绶，倾军府为进奉，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自绶始也。纵外官之贪取，从而丐其余沥，可谓无术矣。然建中及贞元之初，欲收利柄之志亦锐矣，而终于无成。则知欲振纲纪，必抑强藩，而欲抑强藩，则不能无用兵，欲用兵，又不能无军费。此当时之事势，所由载胥及溺也。参看下章第三节。

德宗之猜忌，固由时势迫之，不能尽为德宗咎，然因猜忌朝臣而信任宦官，则要为急不择路，不能为之恕也。《旧书·宦官传》曰：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在东宫事德宗。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德宗以亲军委白志贞。泾师之乱，禁军无至者，惟文场、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志贞贬，左右禁旅，悉委文场主之。从幸山南，两军渐集。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右神威军使张尚进为右神策中护军，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新书·兵志》：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十二年（796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宦者传》云：至奉天，帝逐志贞，并左右军付文场主之。兴元初，诏监神策左厢兵马，以王希迁监右。据《旧书·本纪》，事在兴元元年十月。《通鉴》据《实录》同。《考异》曰：《旧书·窦文场传》云：文场与霍仙鸣分统禁旅，盖希迁寻罢，而仙鸣代之也，今从《实录》。则仙鸣之代希迁，《实录》亦不载其事矣。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旧书·高瑀传》：自大历已来，节制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高霞寓传》云：霞寓卒伍常材，因宦官进用，遂阶节将。《牛僧孺传》：子蔚，咸通末，为山南西道节度，在镇三年。时中官用事，急于贿赂。属徐方用兵，两中尉讽诸藩贡奉助军。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表匹，随表进纳。中官怒，以神策将吴行鲁代还。《新书·李景略传》：转丰州刺史，丰州当回纥通道，前刺史软柔，每虏使至，与抗礼。梅录将军入朝，景略折之。自此回纥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显闻。河东节度使李说病，以景略为太原少尹，行军司马。时方镇既重，故少召还者，惟不幸则司马代之。自说有疾，人心固属景略矣。会梅录复入朝，说大会，虏人争坐，说不敢遏，景略叱之。梅录识其声，惊拜，遂就坐。将吏相顾严惮。说愈不平，赂中尉窦文场，谋毁去之。岁余，塞下传言回纥将南寇。文场方侍帝旁，即言丰州当得良将，且举景略。乃拜丰州刺史。此事文场果为边择人，抑与说比而移景略，尚难质言；要其力能动摇节将，则无疑也。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新书·裴行俭传》：玄孙均，德宗以其任方镇，欲遂相之，谏官李约上书，斥均为窦文场养子，不可污台辅，乃止。是岁，仙鸣病。帝赐马十匹，令于诸寺为僧斋以祈福。病久不愈。十四年（798年），仓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将食中加毒，配流者数十人。仙鸣死后，以第五守亮为右军中尉。《本纪》在七月。文场连表请致仕，

许之。十五年（799年）已后，杨志廉、孙荣义为左右军中尉。《本纪》：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杨志廉为右神策护军中尉。《通鉴》：十七年八月，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致仕，以副使杨志廉代之。十九年六月，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考异》曰：《实录》：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杨志廉充左神策护军中尉。七月丙戌，以内给事杨志廉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荣义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为特进、右监军将军、左军中尉。其重复差互如此。盖十七年六月摄领耳；七月始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为中尉；二十年十月，但进阶加官耳。《旧传》又云：先是窦文场致仕，十五年以后，志廉、荣义为左右军中尉，亦踵窦、霍之事，此盖言其大略耳，未必为中尉适在十五年也。胡三省曰：右监军将军，当作右监门将军。亦踵窦、霍之事，怙宠骄恣。贪利冒宠之徒，利其纳贿，多附丽之。案是时，羽林、龙武、神武、神威、神策，总称左右十军，而神策最盛。《新书·兵志》日：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旧书·杨于陵传》：于陵以贞元末为京兆尹。先是禁军影占编户，无以区别。于陵请每五丁者得两丁入军，四丁、三丁者，各以条限。由是京师豪强，复知所畏。《新书》云：减三丁者不得著籍，盖指两丁以下也。然徒能减其数而已，实不能戢其暴。《许孟容传》云：自兴元已后，禁军有功；又中贵之尤有渥恩者，方得护军；故军士日益纵横，府县不能制。《王播传》云：禁军诸镇，布列畿内。军人出入，属鞬佩剑，往往盗发，难以擒奸。其事皆在宪宗时。《柳公绰传》：子仲郢，迁侍御史。富平县人李秀才，籍在禁军，诬乡人斫父墓柏，射杀之，三法司以专杀论。文宗以中官所庇，决杖配流。仲郢及右补阙蒋系、御史萧杰争之，皆不获。《新书·刘栖楚传》云：诸恶少窜名北军，凌藉衣冠，有罪则逃军中，无敢捕。则其事在敬宗时已。又云：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旧书·李鄘传》：元和初，选为京兆尹，寻拜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是镇承前，命帅多用武将，有神策行营之号，初受命，必诣军修谒。鄘表陈其不可。诏遂去神策行营字，但为凤翔、陇右节度。《柳公绰传》：宝历二年（826年），授邠州刺史、邠宁庆节度使。所部有神策诸镇，屯列要地，承前不受节度使制置，遂致北虏深入。公绰上疏论之。因诏诸镇皆禀邠宁节度使制置。神策军之不可驾御如此，宜其敢于虐民也。时边兵衣饷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旧书·宦官传》曰：李辅国、程元振怗宠邀君，干与国政，亦未全握兵权；代宗时，特立观军容宣慰使，命鱼朝恩统之，然自有统帅，亦监领而已；此其所以易除，德宗真假之以兵，又任其与边将相连结，宦官乃不可治矣。时又令宦官奉使、监军，其弊亦大。《廿二史劄记》有一条论之，可参看。又有所谓宫市者，亦以中官为使。《新书·食货志》。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新书·食货志》云：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入市，至有空手而归者。谏官、御史表疏论列，皆不听。吴凑以戚里为京兆尹，深言其弊。张建封入觐，又具奏之。而户部侍郎苏弁希宦者旨，言京师游手堕业者数千万家，仰宫市取给。上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听用。《旧书·张建封传》。苏弁见《儒学传》，为仓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龄卒，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副知之号自弁始。史称其承延龄之后，以宽简代烦虐，人甚称之。盖其人仁而懦，故不能与宦官争。又有宣徽院五

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其弊至敬宗之世犹未绝。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见《通鉴》永贞元年（805年）《注》。《旧书·裴度传》：元和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需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先是贞元末，此辈暴横尤甚。乃至张网罗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卖酒食家，肆情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赂而谢之，方携去。至元和初，虽数治其弊，故态未绝。小使尝至下邽县，县令裴寰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构寰出慢言。宪宗怒，摄寰下狱，欲以大不敬论。宰相武元衡等以理开悟，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极言论列，翼日，乃令释寰。然据新书《度传》：度为相时，又有大贾张陟，负五坊息钱。上命坊使杨朝汶收其家薄阅，贷钱虽已偿，悉钩止。根引数十百人，胁不承。又获卢大夫通券，捕卢坦家客责偿，久乃悟为卢群券。坦子上诉，朝汶谰言：“钱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列陈中人横恣，度亦极言之。帝不悦。徐乃悟，杀之而原系者。又《李渤传》：敬宗时，擢给事中。五功卒夜斗伤县人。鄠令崔发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释之。帝大怒，收发送御史狱。会大赦改元，发以囚坐鸡竿下。俄而中人数十，持梃乱击发，败面折齿，几死。吏哀请乃去。既而囚皆释而发不原。渤上疏，又诵言前神策军篡京兆进食牙盘，不时治，致宦人益横。帝以问左右。曰：“无之。”帝谓渤有党，出为桂管观察使。他日，宰相李逢吉等见帝曰：“发母故宰相韦贯之姊，年八十，忧发成疾。”帝乃遣使送发于家，犹夺其官。宪宗刚愎，敬宗昏愚，然皆德宗之作法于贪，有以致之也。下邽，在今陕西渭南县东北。德宗猜忌，前古罕伦，《旧书·本纪》：贞元十四年正月甲午，敕比来朝官，或相过从，金吾皆上闻。其间如是亲故，或尝同寮，伏腊岁时，须有还往，亦人伦常礼，今后不须奏闻。因张建封奏议也。《建封传》云：金吾大将军李翰，好伺察城中细事闻奏，冀求恩宠，人畏而恶之，则其所伺察，必尚不止朝官过从，特士大夫所痛心疾首者，以是为甚耳。《韦执谊传》：贞元十九年（803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韦成季等偕往贺之。执谊奏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令逐成季等六七人。则金吾伺察，德宗实使之，不尽由李翰之邀宠也。《裴度传》云：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客。及度辅政，以群贼未诛，宜延接奇士，共为筹画。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宪宗许之。则其弊终德宗之世，实未除也。又《本纪》：贞元十四年九月，谏议大夫田登奏言兵部武举人，持弓挟矢，数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上闻之瞿然，乃命停武举。平凉之盟，严怀志、吕温等一十六人陷蕃，久之得还。以其习蕃中事，不欲令出外，囚之仗内。顺宗立，方释之，见《顺宗纪》。此等皆无谓之疑忌也。而独于宦官，纵恣之而不知问，可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矣。

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制，即命朝臣毕和。《旧书·刘大真传》。故亦颇好游宴。贞元四年（788年）九月，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任文武百寮选胜地追赏为乐，各有赐钱。五年（789年），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代正月晦日。六年（790年）是日，百寮宴会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均。九年（792年）二月朔，先是宰相以三节次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是日，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燕焉。此等虽不可遽议其侈，然行诸户口三分减二，调度专仰江淮，强藩擅命于东，戎狄跳梁于西之日，要非七年不饮酒、不食肉之道也。十八年三月、九月，十九年二月，皆赐宴于马璘山池，而即位之初毁之之志荒矣。帝之幸梁州，至城固，今陕西城固县。长女唐安公主薨，欲为造塔，宰相姜公辅谏，以此罢为左庶子。后义阳、义章二公主薨，咸于墓所造祠堂百二十间，费钱数万，《旧书·李吉甫传》。尤不可谓非纵肆。然以大体论，帝固犹为恭俭之主也。

第八章 顺、宪、穆、敬四朝事迹

第一节 顺宗谋诛宦官

德宗长子名诵，是为顺宗。德宗即位之岁，即立为太子。至贞元三年（787年）八月，而有郜国公主之狱。郜国者，肃宗女也。初降裴徽。徽卒，又降萧昇。昇卒，主与太子詹事李昇等乱。昇，叔明子。叔明，鲜于仲通弟，赐国姓。昇事又见《旧书·萧复传》，作昇，《叔明传》及《新书》皆作昪，《通鉴》依《实录》作昇。奸闻，德宗幽之它第，而斥昇等。四年（788年），又以厌蛊废。六年（790年）薨。主女为皇太子妃，帝畏妃怨望，将杀之，未发。会主薨，太子属疾，乃杀妃以厌灾。《新书·公主传》。《旧书·李泌传》曰：顺宗在春宫，郜国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新书·顺宗纪》亦曰：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得免。《泌传》曰：郜国坐蛊媚幽禁中，帝怒，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泌入，帝数称舒王贤，泌揣帝有废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争，且十宅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对曰：“陛下昔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为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对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使太子废，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杀之，泌不吾谏，吾亦杀尔子。’则臣祀绝矣。虽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呜流涕。因称“昔太宗有诏：‘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废之。’陛下疑东宫而称舒王贤，得无窥伺乎？若太子得罪，请亦废之，而立皇孙，千秋万岁后，天下犹陛下子孙有也。且郜国为其女妒忌而蛊惑东宫，岂可以妻母累太子乎？”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通鉴》纪事，大致与《新传》同而加详，惟即系于三年八月，不如《新书》云郜国之废在四年也。且载泌言曰：“愿陛下从容三日，究其端绪，必释然知太子之无它矣。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鞫其左右。必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之法，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又曰：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它也。”亦不如《新传》云执争数十，《新纪》云太子几废者屡也。温公作《通鉴》极详慎。凡《鉴》与新旧《书》异同处，大抵新旧《书》游移舛误，而《鉴》明确审谛，惟此事则不然，盖由《新书》尚兼采旧文，而《鉴》则偏据李繁所作《家传》之故。繁小人，造作史实无忌惮，而又不能自掩其迹。且德宗岂惟一子？而其取昭靖子为子，郑王邈，追谧昭靖太子。亦岂能秘不使外朝知乎？德宗性多疑而固执，亦殆非间一日而可悟也。云执争数十，云奏说百端，则近之矣。萧妃之见杀，事已在厌蛊发后两年，泌亦于其去年死矣，泌死于贞元五年三月。可见帝之疑久而不释也。昭靖为代宗正嫡，说已见上章第一节。自肃、代已来，元帅已为冢储之任，而昭靖及舒王皆居之，可见其地位实与人殊。顺宗之正位东宫，盖以母爱，而其母已殁于贞元二年（786年），顺宗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德宗为鲁王时为嫔。即位，册为淑妃。贞元二年（786年），久疾，帝念之，立为后，册礼方讫而崩。小人欲乘机动摇，殊无足怪。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德宗崩，顺宗立。《旧书·顺宗纪》曰：上自二十年九月，风病不能言。暨德宗不豫，诸王、亲戚皆侍医药，独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见太子，涕咽久之。大行发丧，人情震惧，上力疾衰服见百寮于九仙门。既即位，知社稷有奉，

中外始安。发丧后既能力疾而见百寮，弥留时何难自强一视医药？《卫次公传》云：贞元八年（792年），征为左补阙，寻兼翰林学士。

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 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即宪宗，见下。若有异图，祸难未已。”等随而唱之，众方定。然则舍適嫡而别谋拥戴，当时已肇其端。太子之不得见，殆有壅遏之者，德宗之涕咽，不惟其疾之忧矣。然则顺宗当即位之日，其势已如赘旒矣。

然顺宗贤君也，在东宫时，即蓄意欲除宦竖，其计谋业已豫定，故即位后虽婴痼疾，其局仍不可变也。顺宗所信者，为王叔文及王伾。叔文，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县。以棋待诏。德宗令直东宫。伾，杭州人。始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传》云：与韦执谊、翰林学士。陆质、本名淳。时征为给事中，使为皇太子侍读。吕温、左拾遗。李景俭、让皇曾孙，进士。韩晔、滉族子。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户部郎中。陈谏、河中尹。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宗元、禹锡，皆为监察御史。定为死交，而凌准、员外郎。程异、盐铁转运扬子留后。又因其党以进，可见贤士大夫与之者之多。《传》言其直东宫时，每对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非虚辞也。《传》又云：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叔文居翰林，为学士。叔文与韦执谊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盖帝虽沉痼，诸贤之互相扶翼，思有所作为犹如此，然其势危矣。叔文所尤重者，一为财政，一为兵权。于是身兼度支盐铁副使，以杜佑领使。佑，杨炎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时方军兴，馈运之务，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苏州见第六章第二节。以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本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盖以希朝贤将，又久隶神策，欲以收中官之权。然希朝已耄，而宦官又为之梗。《传》云：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人，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毋以兵属人。希朝、泰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于是事势去矣。内官俱文珍，乃削去叔文学士之职。王伾为之论，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职。无几，叔文母死。《通鉴》曰：自叔文归第，王伾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注》：据旧《郭子仪传》：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令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诸镇之师取范阳，既而为鱼朝恩所沮，不行，则威远军肃宗置也。至德宗时，以左、右威远营隶鸿胪，贾耽以鸿胪卿兼威远军使。至元和二年（761年），敕：左、右威远营，置来已久，著在国章，其英武军并合并入左、右威远营。其后遂以宦官为使，不复隶鸿胪。宋白曰：左、右威远营，本属鸿胪寺，建中元年七月隶金吾。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时七月也。先是，顺宗长子广陵王淳，以三月立为太子，更名纯，即宪宗也。《旧书·宦官传》云：此事也，俱文珍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实为之。顺宗可之。文珍俱文珍。遂召学士卫次公、郑、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此即德宗崩时，中人召之，欲图废立者也。《新书·郑 传》曰：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 草立太子诏。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以欲危广陵王诬叔文，然则德宗崩时，内中商量所立未定，而有待于

次公诤之，和之者，亦叔文为之邪？此时之所行，则次公、之志耳。犹未已也。时韦皋遣支度副使刘辟于京师，私谒叔文曰：“太尉使致诚于足下：若能致某都领剑南三川，三川，谓剑南东、西及山南西道。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报。”叔文大怒，将斩辟以徇。韦执谊固止之。辟乃私去。皋乃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请斥逐群小。裴均、荆南。严缓，河东。笺表继至。是月，乙未，二十八日。诏军国政事，宜令皇太子句当。八月，丁酉朔，遂传位焉。于是杜黄裳、袁滋、郑 等比宦官而毒叔文者，继踵相矣。叔文用事时，杜佑、贾耽、郑珣瑜、高郢并为相。佑虽领度支，权实在叔文。耽屡移病乞骸骨，不许，是岁十月卒。珣瑜亦移疾不起。惟郢依违其间。及宪宗监国，郢、珣瑜并罢。杜黄裳、袁滋为相。黄裳，韦执谊妻父，然与执谊不合。尝语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不可，黄裳即拂衣而去。滋，贞元十九年（803年），曾充入南诏使。是年韦皋卒，以滋代为西川。是时之相之，盖取其与皋相稔也。郑，是年十二月为相。叔文贬渝州司户，明年，赐死。伾贬开州司马，开州，今四川开县。寻病卒。其党惟李景俭居丧东都；吕温使吐蕃，叔文败方归；陆质为皇太子侍读，寻卒；余皆远贬。后复起用者，一程异而已。山人罗令则，诣秦州刺史刘澭，济弟，见上章第四节。秦州时治普润，在今陕西麟游县西。言废立之事。澭系之。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将以德宗山陵时，伺便而动。”澭械送京师，杖杀之。《旧书·刘怦传》。此叔文之党，忠义奋发，之死不变者也。舒王以是年十月卒，史不云其非良死，然其事亦殊可疑也。明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顺宗崩。

顺宗初政，实足媲美德宗。即位后，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二月，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杂税并宜禁断。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罢宫市。罢盐铁使月进。罢五坊小儿。三月，出宫女三百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李实为京兆尹，号聚敛，即贬通州刺史。追还陆贽、阳城等。贽、城皆未闻追诏而卒。通州，今四川达县。《旧书·本纪》引韩愈之言，谓其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必先致拜。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厉将士，无不奋激。德宗在位岁久，稍不假权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因间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陆贽、张滂辈，人不敢言。太子从容论事，故卒不任延龄、渠牟为相。尝侍燕鱼藻宫，鱼藻池，在长安北。池中有山，宫在山上。张水嬉，采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旧书·王叔文传》言：当其直东宫时，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与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安能自解？”太子谢之。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夫曰天下阴受其赐，则其论争，必有能行者矣，而至于宫市，独不敢言，则是太子之志，能行于朝臣，而不能行于宦竖也。然而德宗之诒祸，可谓深矣。然太子虽不敢言宦官，而终不假以颜色，则其恶之甚矣。此其所以为宦官所深忌，当郜国事败之日，即欲危之欤？王鸣盛曰：王叔文之柄用，仅五六月耳，《本纪》所书善政，皆在此五六月中，而以范希朝领神策行营，尤为扼要。《通鉴·昭宗纪》：崔胤奏国初宦官，不典兵与政。天宝已来，宦官寖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横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胤此言是也。但召朱全忠尽诛宦官，宦官去而全忠遂篡唐矣。譬如人有巨痈，在府藏中，决去其痈，命亦倾矣。假令叔文计得行，则左右神策所统之内外八镇兵，自属之六军，天子可

自命将帅，而宰相得以调度，乱何由生哉？如痈尚未成，决之易也。司马君实论之云：宦官为国家患久矣！东汉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君实此论，一语道破。而叔文之忠，为何如哉？奈何昌黎《永贞行》云：“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凛凛朝士何能为？”以宦官典兵为天子自将，抑何刺缪甚乎？《十七史商榷》。

第二节 宪宗时藩镇叛服

宪宗即位之月，韦皋卒。刘辟自为留后，使将校表求节钺。朝以袁滋为西川节度，而征辟为给事中。辟不受命。滋逗留不敢进。坐贬，而以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辟又求兼领三川，不许。辟与同幕卢文若善，欲以为东川，遂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乃以长武城使高崇文为右神策行营节度使，会李康及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砺讨之。时元和元年正月也。辟旋陷梓州，执李康。三月，崇文复之。辟归康求解。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四月，以崇文为东川副使，知节度事。辟屯兵鹿头关，见第七章第四节。崇文败之。严砺前收剑州，见第三章第四节。及是，又遣将败辟兵于绵州。见第六章第三节。九月，崇文入成都。擒辟，槛送京师，斩之。卢文若自杀。十月，诏割资、今四川资中县。简、见第六章第三节。陵、今四川仁寿县。荣、今四川荣县。昌、今四川大足县。沪见第三章第七节。六州隶东川，以严砺为节度，而以崇文为西川。崇文不通文字，厌案牍谘禀之烦，求去。明年十月，以为邠、宁、庆节度，而出宰相武元衡为西川。《旧书·高崇文传》云：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其讨刘辟，卯时宣命，辰时出师，器用无阙者；入成都也，珍宝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之犯；则其人颇能将兵。然其去成都也，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以自随，蜀郡一罄；又以不习朝仪，惮于入觐，诏令便道之镇；则亦一贪横之武夫耳。《杜黄裳传》云：刘辟作乱，议者以剑南险固，不宜生事，惟黄裳坚请讨除。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以高崇文为使。似其用兵，颇有成算。然《李吉甫传》言：刘辟反，帝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兼请广征江淮之师，由三峡入，以分蜀寇之力。今观崇文出兵时，朝廷仍许辟自新，及克东川，乃削夺其官爵，则初亦无必胜之把握。韦皋在西川，兵力颇厚，辟虽妄人，未能用，然谓恃崇文一军，即可取之如摧枯拉朽，事固未易逆睹也。黄裳殁后，贿赂事发，实尝受四万五千贯于崇文，则其举之，岂真以其材武哉？专杀李康，最为不法。《新书·循吏传》：韦丹时为谏议大夫。议者欲释刘辟，丹上疏，以为今不诛辟，则可使者惟两京耳。会辟围梓州，乃授丹东川节度。至汉中，上言康守方尽力，不可易，召还。此可见康之败非其罪。即谓不然，亦岂崇文所得擅杀也？据《新书·宦官传》，其事实出俱文珍，文珍时为监军，则不以宦官监军之言，又不雠矣。宪宗之用兵，亦何以异于德宗哉？

韩全义之败于淮西也，过阙下，托疾不入朝。宪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义惧，入觐，令其甥杨惠琳知留后。朝令全义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节度。惠琳据城叛。诏发河东、天德兵讨之。天德军见第七章第一节。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之。时元和元年三月也。

是岁，武宁节度使张愔被疾，上表请代。顺宗即位，名徐州军曰武宁。十一月，以东都留守王绍代之，复以濠、泗二州隶徐。徐军喜复得二州，不敢为乱。愔遂赴京师，未出界，卒。

顺宗之立也，于润州置镇海军，以李锜为节度，而罢其盐铁转运。《旧书·锜传》云德宗，《新书·方镇表》在元和二年（807年），皆误。《通鉴》系贞元二十一年三月。锜虽罢利权，而得节度，反谋未发。宪宗即位二年，诸道崛强者入朝，锜不自安，亦以入朝为请。乃拜锜左仆射。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既而迁延发期，澹与中使频喻之。

遂讽将士，以给冬衣日，杀澹而食之。监军使闻乱，遣衙将慰谕，又脔食之。复以兵注中使之颈。锜阳惊，救解之，囚于别馆。遂称兵。室五剑，分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苏、常、湖、杭、睦。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常、湖二州刺史，皆杀其镇将。惟苏州刺史为镇将所系，献于锜。会锜败，获免。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此据《旧书·锜传》。《本纪》作李文良。田少卿领兵三千，分略宣、歙、池三州。三将回戈趋城。锜甥裴行立为内应。执锜，械送京师，斩之。时元和二年十一月也。时诏淮南节度王锷讨锜，未至，难已平矣。其挽硬蕃落将士，或投井、自缢，纷纷枕藉而死者，不可胜纪焉。

于 者，后周于谨之七世孙也。性横暴。贞元十四年（798年），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吴少诚叛，乘之，广军籍，募战士，利器甲，然专有汉南。又擅兴兵据南阳。宪宗即位，稍戒惧。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女普宁公主妻之，而使人讽之入朝。遂奉诏。元和三年九月，以裴均代之。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其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诱正言之僮，支解投溷中。八年（813年）春，事发。敏窜雷州。至商山，赐死。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季友夺二官，亦坐贬。

是岁十二月，振武军乱，振武军，治故单于都护府。逐其帅李进贤。进贤以高赀得幸于严绶，署为衙门将，累迁为振武节度。辟绶子澈为判官。年少，治苛刻。回鹘入辟鹈泉，进贤发兵讨之。吏廪粮不实。军士怒，还攻进贤，杀澈而屠进贤家。诏以夏州节度使张煦代进贤，率兵二千赴镇。煦，守珪弟守瑜之孙，事见《旧书·献诚传》。河东王锷，又遣兵会之。明年正月，煦入振武，诛作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二人。

元和十一年四月，宥州军乱，宥州见第五章第二节。逐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讨平之。《通鉴》。

以上皆宪宗时戡定藩镇之事也。《旧书·杜黄裳传》云：黄裳与宪宗语，及方镇除授，奏曰：“德宗自艰难之后，多事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陛下宜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宪宗然其言。诛蜀、夏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盖黄裳启其衷也。《新书·李吉甫传》云：元和二年（807年），杜黄裳罢相，擢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连蹇外迁十余年，究知闾里疾苦。尝病方镇强恣。至是，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德宗已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盖节镇原非举不可易，德宗早岁求治太速，晚岁又失之姑息，故宪宗一振起，纲纪即稍树立也。然此乃藩镇之弱者，至其强者，则戡定仍不易也。

元和元年闰六月，李师古死，军中立其异母弟师道。时方讨刘辟，即以授之。四年二月，王士真死，子承宗自为留后。帝欲自除人，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均言不可。而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欲用兵。昭义卢从史，遭父丧，久未起复，亦因承璀说上，请发本军讨承宗。上欲以成德授承宗，而割其德、棣二州，更为一镇。八月，遣京兆少尹裴武诣恒州宣慰。承宗受诏甚恭，请献德、棣。九月，以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四州观察使，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德棣二州观察使。昌朝，嵩子，王氏婿也。承宗遣骑执昌朝至恒州，囚之。朝廷又以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而令中使谕承宗遣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十月，乃削夺其官爵，以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行营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言：不可使中人将。谏官、御史，论者相属。上为去四道之名，改处置为宣慰而已。诸镇中惟卢龙与成德不协，刘济自将兵七万击之。拔饶阳、束鹿二县。五年正月。饶阳见第二章第六节。束鹿见第七章第二节。然进攻乐寿，见第二章第六节。不能下。李师道、田季安，则各收一县而止。河东范希朝、易定张茂昭之师，阻于新市。汉县，唐废入九门，在今河北新乐县西南。承璀与承宗战，屡败。卢从史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会从史遣衙将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与语，得其输诚。垍令还本军，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重胤要领。时从史屡入承璀营饮博，垍请诏承璀诱执之。上初愕然，后乃从之。遂执从史归京师。贬为欢州司马。欢州见第二章第二节。于是移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而以乌重胤镇河阳。承宗因归过于卢从史，乞许其自新。李师道、刘济皆为之请。朝廷兵力已屈，馈饷又虚，不得已，以为成德节度使，并德、棣二州与之。时元和五年七月也。吐突承璀还，宪宗仍以为中尉。群臣争以为言，乃降为军器使，内诸司之一。而以内官程文干为中尉。此役所得者，昭义为朝廷所有，足以控制山东而已。然皆裴垍之功，非承璀之力也。

吴少诚以元和四年十一月死。大将吴少阳，杀其子元庆，自为留后。朝廷方用兵河朔，遂以授之。赦王承宗之月，刘济为其次子总所弑。总又弑其兄绲而自立。河北诸镇，相承以嫡长子为节度副大使，死则袭其位。济之讨王承宗也，以长子绲为副大使，掌留务，而以总为瀛州刺史，掌行营都知兵马使。济军瀛州，有疾。总作使人从长安来，言朝廷以济逗留，已除绲为节度矣。济惊怒，杀大将数十人，及与绲厚者，而召绲。总进毒弑济，又矫济命杖杀绲。遂自立。朝廷不知其事，即许其承袭。是岁十月，张茂昭举族归朝。遣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孙之染污俗也。”既至，又请迁祖考之骨，墓于京兆。朝以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茂昭既去，都虞候杨伯玉作乱，拘迪简。别将张佐元杀伯玉。军人又杀佐元。据《旧书·本纪》。《迪简传》云：迪简攻杀之。乃以迪简为义武节度使。茂昭奢荡，公私殚罄，迪简欲飨士而无所取给。乃与士卒同粝食，身居戟门下。凡周月，乃安。七年八月，田季安卒。季安病风，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其妻元氏，谊女也。召诸将，立子怀谏为副大使。时年十五。月余而季安卒。怀谏知军务，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将校，军情不安。田兴者，承嗣季父廷恽之孙。父曰庭玠。田悦之叛，玠不肯附和，郁愤而卒。兴为季安兵马使。季安忌之，出为镇将，欲杀之。兴阳为风痹，乃得免。季安疾笃，召之归，仍为兵马使。及是，诸将拥立之。兴与约：勿害怀谏，听命于朝。诸将许之。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后送之归朝。而请命于朝。上用李绛策，不待中使宣慰之还，即以为魏博节度使，且出内库钱百五十万缗犒军，遣知制诰裴度往宣慰。六州百姓，给复一年。旋赐兴名弘正。于是魏博一镇，归心朝廷。此为讨王承宗后河北局势之一转机，然出于事势之推迁，非庙算所能为也。

元和九年闰八月，吴少阳死。子元济，匿丧自领军务。时李吉甫为相，赞取之。乃割汝州隶河阳，移乌重胤刺焉。以洺州刺史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刺许州。光颜，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颜与兄光进，皆少依姊夫舍利葛旃，称勇将。光进隶朔方军，光颜从河东军。又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通，彰子。移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于荆南，而以荆南严绶为山南东道。十月，吉甫卒。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宰相张弘靖延赏子。请先遣使吊祭，俟其不顺，然后伐之。而元济不迎敕使，且出兵焚掠四境。使者不得入。乃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蔡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光州，今河南潢川县。时淮西节度领此三州。督诸道兵讨之。绶无威略，十年二月，败退唐州。见第五章第二节。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而令李光颜、乌重胤实当旗鼓。又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右羽林将军高霞寓为唐州刺史，节度唐、随、见第四章第三节。邓见第二章第三节。三州，以事攻战。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州刺史，节度襄、复、郢、皆见第六章第三节。均、见第四章第五节。房见第四章第二节。五州，调赋饷以给之。霞寓宿将，实因宦官进，无能为。见第七章第六节。光颜、重胤虽能战，诸道之师多挫败，亦不能奏功也。时韩弘实欲养寇自资，史言其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令狐通出兵而败，朝以左金吾将军李文通代之，亦无功。鄂、岳观察使柳公绰，朝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听，晟之子也。公绰亦自行，战颇有功，而为飞语所中，以曹王皋之子道古代之，进攻申州，败退。鄂州见第七章第四节。岳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安州，今湖北安陆县。时王承宗、李师道屡为元济请，皆不许。乃使盗攻河阴转运院，烧钱、帛二十万贯、匹，米二万四千八百石。十年三月。十年六月，刺杀宰相武元衡。击御史中丞裴度，伤首。上以度同平章事，讨贼愈亟。初王承宗尝上表怨咎武元衡。及是，获贼者又言为承宗所使，乃下诏数承宗罪恶，绝其朝贡。《旧书·本纪》：元和十年六月庚戌，神策将士王士则、王士平以盗名上言，且言王承宗所使。乃捕得张晏等八人诛之。七月，甲戌，诏数承宗之罪，有云：乃敢轻肆指斥，妄陈表章。潜遣奸人，内怀兵刃，贼杀元辅，毒伤宪臣。《纪》云：先是承宗上表怨咎武元衡，留中不报，又肆指斥。此当时官书中语也。《张弘靖传》云：盗杀宰相武元衡，京师索贼未得。时王承宗邸中，有镇卒张晏辈数人，行止无状，人多意之。诏录付御史陈中师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说。弘靖疑其不直，骤于上前言之。宪宗不听，竟杀张晏辈。及田弘正入郓，按簿书，亦有杀元衡者。但事暖昧，互有传说，卒未得其实。《李师道》及《吕元膺传》则云：为师道谋扰东都之訾嘉珍、门察，乃贼武元衡者，见下。《新书·武元衡传》云：王士则、王士平以贼闻，捕得张晏等十八人，言为承宗所遣，皆斩之。逾月，吕元膺执淄青留邸贼门察、訾嘉珍，自言始谋杀元衡者。会晏先发，故藉之以告师道而窃其赏。帝密诛之。《通鉴》：元和十四年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伏。京兆尹崔元略以

元衡物色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此事终为一疑案，惟以为承宗者似诬，以驱使豪杰之力，师道似优于承宗也。王士则、士平之言，似即据京师人所亿度。王士元等云恒、郓同谋，亦未必非官吏护前之说也。时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又潜纳兵院中，谋焚宫阙杀掠，为留守吕元膺所破。《旧书·师道传》云：初师道置留邸于河南府，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辨。因吴元济北犯汝、郑，郊畿多警，防御兵尽戍伊阙，师道潜以兵数十百人内其邸，谋焚宫阙而肆杀掠。既烹牛飨众矣，明日将出，会有小将杨进、李再兴者，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追兵伊阙，兵围之。半日不敢进攻。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或毁其墉而入者。贼众突出杀人，围兵奔骇。贼得结伍中衢，内其妻子于囊橐中，以甲胄殿而行。防御兵不敢追。贼出长夏门，转掠郊墅，东济伊水，入嵩山。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数月，有山棚粥鹿于市，贼遇而夺之。山棚走而征其党。或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穷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圆静。年八十余，尝为史思明将，伟悍过人。初得之，使巨力者奋锤，不能折其胫。圆静骂曰：“鼠子，折人脚犹不能，敢称健儿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乃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数十人。留守防御将二人，都亭驿卒五人，甘水驿卒三人，皆潜受其职署而为之耳目。自始谋及将败，无知者。初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凡十余处。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家珍、门察者，潜部分之，以属圆静。以师道钱千万，伪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人作乱。及穷按之，嘉珍、察乃贼武元衡者。元膺具状以闻。《元膺传》大同。观此事，可见唐之兵力、缉捕，皆同儿戏，此乱之所以难平。然亦可见收率豪杰，阴谋扰乱，事皆出于师道也。唐伊阙县，在今洛阳县南。陆浑县，在今嵩县西北。又使焚柏崖仓、十月。唐柏崖县，在今孟津县西。襄州佛寺军储及献陵寝宫，十一月。献陵，高祖陵。断建陵门戟。十一年正月。建陵，肃宗陵。《旧书·本纪》：十二年二月庚子，敕京城居人，五家相保，以搜奸慝。时王承宗、李师道欲阻用兵之势，遣人折陵庙之戟，焚刍稿之积，流矢飞书，恐骇京国，故搜索以防奸。及贼平，复得淄青簿领，中有赏蒲、潼关吏案，乃知容奸者关吏也，搜索不足以为防。可见当时于此等事，皆以为承宗、师道二人所为，实则主之者皆师道也。承宗又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请讨之。上欲许之。张弘靖、韦贯之皆谏不宜两役并兴，不听。十一年正月，削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任迪简病不能军，以浑镐代之，瑊子也。战败，又代以易州刺史陈楚，张茂昭之甥也。横海、程权。魏博、昭义诸镇讨之。惟昭义郗士美，兵势较为锐整，余皆无功。是岁六月，高霞寓又大败于铁城。在今河南遂平县西南。诿过于李逊，宦者助之，二人同贬。乃以河南尹郑权代逊，荆南袁滋为彰义节度使，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治唐州。滋保境不敢战。李晟子愬，时为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抗表愿自效。十二月，又以之代滋。愬至唐州，闭壁示弱，而以计擒其将李宪、李祐等。更宪名曰忠义，与之谋。又抚用贼谍，益知敌虚实。李光颜、乌重胤力战。明年四月，取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五月，诏权罢河北行营，专讨淮蔡。六月，元济上表谢罪，请束身归朝。诏许以不死。而为左右所制，不得出。七月，以裴度为彰义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以韩弘已为都统，辞招讨之名，然实行元帅事。董重质者，吴少诚婿，元济之谋主也。元济尽发左右及守城卒属之，以抗李光颜、乌重胤军于洄曲。据《旧书·光颜传》《元济传》作时曲。溵水回曲处，在今商水县西南。守蔡者皆市人、疲髦之卒。李愬乃定计袭之。告于裴度，度许之。十月，愬乘雪夜，以李祐、李忠义为前驱，袭入蔡，擒元济送京师。十一月斩之。董重质及申、光二州皆降。于是以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宣慰副使马总为彰义节度使。裴度复入相。明年五月，李光颜移镇义成，永平更

名。时谋讨李师道也。马总为忠武节度、陈、许、溵、蔡州观察使。溵州置于郾城。以申州隶鄂、岳，光州隶淮南，不复以蔡州为节镇已。

淮西既平，李师道请遣子入侍，献海、沂、密三州，许之。时元和十三年正月也。二月，程权自以世袭如三镇事例，不自安，请入朝。以华州刺史郑权代之。四月，王承宗请于田弘正，愿遣二子入侍，献德、棣二州。复其官爵，以郑权为德州刺史，德、棣、沧、景观察使。李师道妻魏氏，不欲其子入质，群婢又为之谋，乃表言军情不欲割地、纳质。七月，徙李愬于武宁，令与宣武、义成、横海、魏博同讨之。淮西之平，乌重胤还镇河阳，十一月，又移诸横海。以代郑权。是月，田弘正自杨刘渡河。在今山东东阿县北。师道使都知兵马使刘悟拒之。悟，正臣之孙也，有叛志。师道使副使张暹杀之。暹以告悟。十四年二月，悟袭杀师道以降。命户部侍郎杨于陵宣慰淄青。分其地为三道：郓、曹、濮为一道，马总帅之。穆宗立，赐军名曰天平。淄、青、齐、登、莱为一道，移义成节度使薛平帅之，称平卢，淄青遂专平卢之名。沂、密、兖、海为一道，淄青行营供军使王遂帅之。遂事参看下节。徙刘悟于义成。悟甚失望，然不敢抗命也。乌重胤之至横海也，上言曰：“河朔能拒朝命者，刺史失其职，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叛哉？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县，请却废为县。”从之。十四年四月，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此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其有边于谿洞，连接蕃蛮之处，特建城镇，不关州郡者，不在此限。盖亦行重胤之说也。是岁七月，韩弘使入朝，进绢三十五万匹，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坚辞戎务。乃以张弘靖代之。史言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诏使宣谕，弘多倨待。齐、蔡平，势屈入觐，竟以功名始终，人臣之幸也。是月，王遂为衙将王弁所害。以棣州刺史曹华代之。华至镇三日，伏甲杀郓卒千二百人于庭，血流成渠。九月。明年正月，移理于兖。八月，田弘正入朝。三表请留，上不许。既还镇，悉仕其兄弟子侄于朝。盖恐一旦身故，其下犹以故事奉之也。平蔡以后，威声所播，情形大略如此。

第三节 元和朝局

宪宗平蔡以前，宰相用事者，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裴垍、李绛、裴度。六人者虽不尽相合，而其主摧抑藩镇则同。其中持权最久者，实为李吉甫。乃甫欲伐蔡，而吉甫遽卒，于是代之以武元衡。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与元衡并相。三年九月，荐裴垍代己，出镇淮南。五年冬，垍病免。六年正月，吉甫复相，至九年十月卒。吉甫卒，上乃以讨淮西事委元衡，不则当其任者吉甫也。元衡见刺，又代之以裴度。度于平蔡，自为有功，然吉甫，史言其与绛不合，颇过其实，观其与绛同相逾二年可知，绛以元和六年十二月相，至九年二月乃罢。《吉甫传》言吉甫大与绛不协，而绛性刚讦，于上前互有争论，人多直绛。此亦朋党之论，不足为据。绛为相，并无实际建树，其才非吉甫之伦也。《绛传》云：议者以吉甫通于吐突承璀，故绛尤恶之，亦莫须有之论。逮度相而党祸烈矣。时李逢吉亦为相。元和十二年二月。史言其忌度成功，密沮之。及度亲征，学士令狐楚为制辞，言不合旨，而楚与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罢楚学士，逢吉亦罢政事，出为东川。《旧书·逢吉传》。此事真相，未知若何，然帝是时之任度，固不可云不专也。度亲征制辞，见《旧书》。度所请改者，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不欲

更为招讨，乃去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中之“招讨”二字。因改“遥听鼓鼙，更张琴瑟，烦我台席，董兹戎旃”之“更张琴瑟．烦我台席”为“近辍枢衡，授以成算”。此乃兵机，无关朝局，即旧文亦不可谓之失辞也。《旧书·张宿传》云：宿，布衣诸生也。宪宗为广陵王时，出入邸第。及在东宫，宿时入谒。辩谲敢言。监抚之际，骤承顾擢，授左拾遗。以旧恩，数召对禁中。机事不密，贬郴县丞。征入，历赞善大夫、左补阙、比部员外郎。宰相李逢吉恶之，数于上前言其狡谲不可保信，乃用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为谏议大夫。逢吉奏曰：“宿细人，不足污贤者位。陛下必用宿，请先去臣。”上不悦。又逢吉与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讨伐，乃出逢吉为东川。观此，知逢吉之出，缘沮张宿者多，与度不协者较少也。郴县，郴州治，见第七章第六节。蔡平后，度再入相，与皇甫镈争，而眷顾始衰。

宪宗之能讨平淮西，与其能整顿财政，颇有关系。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四分有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人，比量天宝，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旧纪》元和二年（807年）。《新·食货志》同。《志》又云：乾元末，天下上计者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及群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唐中叶后之国计，大略如此。长庆户数，亦见《旧纪》开成二年（837年）。如此，财赋所出，自然仍在江淮。德宗末年，李锜居转运之职，国用日耗。顺宗即位，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807年）三月，《旧书·食货志》。《通鉴》在元年四月。以李巽代之。宪宗初即位时，杜佑尝请用潘孟阳为盐铁转运副使，以代王叔文。孟阳母，刘晏女也。时为户部侍郎。宪宗命孟阳巡江淮，省财赋，且察东南镇之政理。孟阳所历，但务游赏；至盐铁转运院，广纳财贿，补吏职而已。及归，乃罢为大理卿。此可见理财得人之难，凡史所目为聚敛者，实皆干济之才，无怪人君倚畀之也。

大正其事。四年（809年），巽又引程异为扬子留后。巽居职三载，而李鄘代之。《纪》在五年（810年）。其后卢坦判度支，王播为盐铁转运使。事在六年（811年）。十一年（816年），皇甫镈始判度支。史言自榷筦之兴，惟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又言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见第七章第六节。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旧书·食货志》。又言巽精于吏职，而异句检簿籍，又精于巽。《巽传》。江、淮钱谷之弊，多所划革。《异传》。先是，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已倍初征。其留州、送使者，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及裴垍为相，奏请一切令依省估。所在观察使，以所莅州郡租赋自给，不足然后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史称江、淮稍息肩。《垍传》。盖取之于官，而宽其在民者也。王播之领使，以程异为副。十二年（817年）依《本纪》。《食货志》作十三年（818年），误。正月，请令异出巡江、淮。州府上供钱谷，一切戡问。闰五月，得钱百八十五万贯以进。《旧书·食货志》。《纪》在六月，盖因代王播并书之。史言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不剥下，不浚财，而经费以赢，人颇便之。《旧书》本传。由是专领盐铁转运使，而王播去职。《旧书·播传》云：皇甫镈恐播大用，乃请以使务命异领之，播守本官而已，亦莫须有之辞也。时李鄘为淮南节度，发楚、寿等州兵二万余压贼境，日费甚广，未尝请于有司。及异谕江、淮诸道，鄘乃大籍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诸道以鄘为唱首，悉索以献。《旧书》本传。又《韦贯之传》：贯之为湖南观察。异所至方镇，皆讽令捃拾进献，贯之谓两税外不忍横赋加人，所献未满异意，遂率属内六州留钱以继献。由是罢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此等名为恤民，实则未能顾全大局也。王遂者，方庆孙，以吏能闻于时。天子用为宣歙观察使。淮蔡平，王师东讨，召为光禄卿，充淄青行营诸军粮料使。师之出也，岁计兵食三百万石。及郓贼诛，遂进羡余一百万。上以为能，以为沂、兖、海等州观察使。《旧书》本传。《新书·食货志》云：宪宗因德宗府库之积，观此语，可知宪宗削平藩镇，未尝不得德宗蓄聚之力。贞元、元和之政，实相因也。颇约费用。身服浣濯。及刘辟、李锜既平，赀藏皆入内库。山南东道于

、河东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谏。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雪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独不知进献之取于人者重矣。”斯固然也，然天子不取其进献，方镇遂不苛取于民乎？欲止其苛取，势不能无用兵；欲用兵，又非有财不可；是知唐中叶后，若德宗、宪宗之苛取，固有其不得已者存，未可概目为横暴也。是时内库屡出钱帛供军；《旧书·本纪》：元和十一年十月，十二年九月，十三年六月、九月。又尝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自千斛已上，皆授以官；《新书·食货志》。而东畿民户供军之苦，至于车数千乘，相错于路，牛皆馈军，民户多以驴耕；《旧纪》元和十二年（817年）。不有敛取，何以供之？

《新志》又言：是时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及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物。穆宗即位，乃一切罢之，两税外率一钱者，以枉法臧论。贼平而进奉不息，何也？不知当时之方镇，固未全平也。穆宗即位，河朔复叛，终以绌于费，不能讨，非其明验乎？故德、宪二世之聚敛，究可恕也。宪宗不必恭俭之主，然因用兵而省啬，则确有之。《旧书·潘孟阳传》，言其尝发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郑敬奉使，辞，上诫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此在嗣世之主，已为难能矣。又《李翛传》言其为京兆尹，庄宪太后崩，宪宗母。为山陵桥道置顿使，每事减省。灵驾至灞桥顿，灞桥，在长安东。从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门，渭城县，在今咸阳县东。门坏。先是桥道司请改造，计钱三万，翛以劳费不从。山陵使李逢吉请免翛官。上以用兵务集财赋，以翛前后进奉，不之责，但罚俸而已。且以为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事在元和十一年（816年），见《旧书·本纪》。此真省无益之费，以奉军国者也。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夫聚之，亦视其用之者何如耳，岂得概以损下益上罪之邪？当时理财之臣，如李巽、李鄘、王遂等，皆不免失之严酷，韩弘更无论已。惟程异为不然，此其所以尤不可及也。

皇甫镈史以为小人，然言其罪状，亦皆莫须有之辞。如镈欲奏减内外官俸钱以赡国用，其是非，观上章第六节所论，已可见之矣。十三年八月，宪宗用镈与程异为相。崔群及裴度攻之。宪宗不听。度遂求去。其辞甚激讦，非君子之言也。见《旧书》本传。无怪宪宗以为朋党，竟不省览也。异以谦逊自牧，月余日不敢知印、秉笔。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请自行，未决而卒。家无余财。《旧书》本传。可谓难矣。亦可见王叔文之党多贤人也。时元和十四年四月。是月，裴度出镇河东。七月，令狐楚相。十二月，崔群免。史皆云皇甫镈为之，亦皆无确据也。见《旧书·镈》及《楚传》。

宪宗之节啬以平藩镇，虽有可取，然其信任宦官，则殊不可恕。任用吐突承璀之事，已见上节。当承璀出兵时，即以宦官为馆驿、粮料等使，以言官论奏暂罢，然其后又蹈故辙。《旧书·薛存诚传》：为监察御史，知馆驿。元和初，讨刘辟，特令中官为馆驿使，存诚密表论奏，谏官亦论奏，上乃罢之。《新书·吐突承璀传》：承璀之讨王承宗，内侍伯宋惟澄、曹进玉为馆驿使。自河南、陕、河阳，惟澄主之。京、华、河中至太原，进玉主之。又诏内常侍刘国珍、马朝江分领易、定、幽、沧等州粮料使。《旧书·裴潾传》：元和初，两河用兵。初宪宗宠任内官，至有专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馆驿使。有曹进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至有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罢之。十二年（817年），淮西用兵，复以内官为使。潾上疏，不用。又尝以宦者为和籴使，亦以谏官论奏而罢。《旧书·郑覃传》：元和十四年二月，迁谏议大夫。宪宗用内官五人为京西北和籴使，覃上章论罢。严绶之讨淮西也，崔潭峻监其军。其后军久无功，又令梁守谦宣慰，因留监焉。事在元和十一年十一月。《裴度传》言：度之督师，奏去诸道监陈中使。及入蔡，上欲尽诛元济旧将，又封二剑授守谦，使往蔡州。亦见《度传》。度回至郾城，遇之；复与守谦入蔡州，量罪加刑，不尽如诏。此犹可曰在战时，情有偏信也。《裴垍传》言：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与监军许遂振不和，遂振诬奏于陵，宪宗令追与慢官，垍不可。严绶在太原，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垍具陈其事，请以李鄘代之。则其在平时，亦极跋扈矣。若云德宗之败，由任宦官过重，则宪宗之胜，宁非幸致邪？内枢密使之职，始于代宗时。惟受表奏，于内中进呈，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而已。及德宗末，遂参政事。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典枢密刘光琦情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欲。杜佑、郑，皆姑息之。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郑余庆再入中书，余庆本德宗时宰相，宪宗嗣位，又命同平章事。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其僭，叱之，寻罢相。《旧书·余庆传》。事在元和元年五月。至李吉甫，乃克去之。又有僧鉴虚者，自贞元中交结权幸，招怀赂遗，倚中人为城社，吏不敢绳。帝时，以于、杜黄裳家私事，连逮下狱。薛存诚案鞫，得奸臧数十万，当大辟。上犹欲释之，存诚持不可，乃笞死。《旧书·存诚传》。又有内官刘希光，受将军孙涛赂二十万贯，以求方镇，赐死。时吐突承璀以出军无功，谏官论列，坐希光事出为淮南监军。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匦论承璀有功，希光无罪。孔戣为匦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诘责之。涉乃于光顺门进疏。戣极论其与中官交结，言甚激切。诏贬涉为陕州司仓。幸臣闻之侧目，人皆为戣危之。《旧书·戣》附《孔巢父传》。元稹与宦官争厅，宦官击之败面，稹以监察御史分务，自东都召还，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与争厅，排其户。稹袜而走。士元追之，棰击稹伤面。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翰林学士李绛、崔群面论稹无罪。左拾遗白居易亦累疏切谏，不报。事见旧书《稹》及《居易传》。案稹为监察御史，四年（809年）奉使东蜀，劾奏故东川节度使严砺。使还，分务东台，又劾浙西观察使韩皋、徐州节度使王沿、河南尹房式等。宦者之为此，盖为诸人报怨？可见其交结之广。《旧书·宦者传》，以与稹争厅者为仇士良。盖本《实录》，见《通鉴考异》。案白居易疏明言刘士元，《实录》恐误。即谓士良亦在其列，亦必以士元为魁也。而其后稹反与宦官交结，引起轩然大波。事见第五节。士大夫之无耻如此，此宦官所以横行，然非帝之芘右之，宦官亦必不敢如是也。《新书·宦者传》言：宪宗之立，刘贞亮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吕如全历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梓材治第，送东都狱。至阌乡，自杀。又郭旻醉触夜禁，杖杀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纵鹰隼入民家，榜二百夺职。由是莫不慑畏。贞亮之横，至于擅杀李康，尚安得谓无所宠假？裴寰之狱，裴度争之，上怒曰：“如卿言，寰无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无罪，即决

寰。”此成何语？岂得以偶诛一二无宠者，遂谓其能振纪纲邪？

既信宦官，又多内嬖，遂至罹商臣之酷焉，可谓自作之孽矣。帝二十子。长曰邓王宁，母纪美人也。以元和四年（809年）立为太子。史谓其谋出于李绛。《新书·宁传）。案宪宗在东宫时，正妃为郭氏，暧之女，子仪孙也。生子曰遂王宥。宁以元和六年（811年）殁。明年，立宥为太子。更名恒，即穆宗也。《旧书·澧王恽传》曰：宪宗第二子也。本名宽，元和七年（812年）改今名。时吐突承璀恩宠特异。惠昭太子薨，宁谥。议立储副，承璀独排众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上将册拜太子，召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作让表。群曰：“凡事己合当之而不为则有让。”上采纳之。可见当时臣工，皆以穆宗为正嫡。然则宁何以立？取其长乎？则宁薨时年十九，生于贞元九年（793年），而穆宗生于十一年（795年），《旧书·郭后传》。所长者两岁耳。《旧书·郭后传》曰：后以元和元年八月，册为贵妃。八年十二月，百寮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宠，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闰正月，乃册为皇太后。然则惠昭之立，必以母爱故也。其谋而果出于李绛也，绛得谓之正士乎？

宪宗颇贪长生。尝遣使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刑部侍郎韩愈谏，贬为潮州刺史。事在元和十四年（819年）。潮州见第二章第二节。又信方士柳泌及僧大通，见《旧书·皇甫镈传》。《传》云镈与金吾大将军李道古共进之，乃诬罔之辞，见下。使泌制金丹服之。当时裴潾尝上疏极谏，以此贬江陵令，见《旧书》本传。故谓宪宗以服药致死诬，谓其曾服药，则必不诬也。潾疏曰：“臣愿所有金石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此语颇足破惑。遂为弑逆者所藉口焉。《旧书·本纪》：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罢元会。义成军节度使刘悟来朝。戊戌，上对悟于麟德殿。上自服药不佳，数不视朝，人情恟惧，及悟出道上语，京城稍安。足见宪宗是时，实无大病，而间一日庚子之夕遽崩。《纪》又云：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宦官·王守澄传》：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弘庆当即弘志，唐世宦官之名，异同最多。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新书》则云守澄亦与弑逆之谋。不与逆谋，安能与于定策？恐当以《新书》为是。《新书·郭后传》云：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郑后传》云：本李锜侍人。锜诛，没入掖庭，侍后。宪宗幸之，生宣宗。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殒。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谥，葬景陵外园。太常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以主袝宪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让之。皞曰：“后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敏中亦怒。周墀又责谓。皞终不挠。墀曰：“皞信孤直。”俄贬皞句容令。今江苏句容县。懿宗咸通中，皞还为礼官，申抗前论，乃诏后主袝于庙。《通鉴考异》引《实录》曰：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宰臣率百寮问太后起居。己卯，复问起居。下遗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篡位，以宪宗遇弑，颇疑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又引裴延裕《东观奏记》曰：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宣宗生于元和五年（810年），是时年十一岁。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 恶党，无漏网者。《通鉴》：大中八年正月，上自即位已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虑人情不安，丙申，诏：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擿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一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日，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太后既崩，丧服许

如故事。礼院检讨官王皞抗疏请后合葬景陵，配享宪宗庙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诘其事。皞对云云。正文：皞曰：“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宪宗在东宫为正妃，逮事顺宗为妇。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历五朝，岂得以暖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乎？”敏中怒甚。皞辞气愈厉。诸相会食，周墀立于敏中之门以俟之。敏中使谢曰：“方为一书生所苦，公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厅问其事。见皞争辩方急，墀举手加额叹皞孤直。翼日，皞贬润州句容县令。周墀亦免相。《考异》云：《实录》所言暴崩事，皆出于《东观奏记》。若实有此事，则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下诏，云以太后寝疾，权不听政？案岂不可先言其有疾而后杀之？又岂不可死于戊寅而云己卯？若无此事，廷裕岂敢辄诬宣宗？或者郭后实以病终，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故皞争之。大中二年（848年）。说近调停。太后即以病终，又安知非因其病而杀之？亦无解于穆宗商臣之酷之疑也。利害所系，枢机之内，矛戟生焉。不能克己复礼，而欲饵金石以求长生，适见其惑矣。《旧书·本纪》载元和五年（810年），宪宗与宰臣论神仙事。李藩对曰：“秦皇、汉武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暴疾不救。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长年也。”《韩愈传》：愈谏迎佛骨，宪宗怒甚，将加极法。裴度、崔群谏。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及至潮阳上表，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皇甫镈传》：柳泌言天台山多灵草，愿为长吏，因以求之，遂以为台州刺史。谏官论奏曰：“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宪宗曰：“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爱焉？”由是莫敢言者。合观诸文，而宪宗之所求者可知矣，亦可鄙矣。潮阳郡，即潮州。台州见第四章第二节。

穆宗既立，吐突承璀及澧王皆见杀。敬宗时，中尉马存亮论承璀之冤，乃诏雪焉。事在长庆四年四月，见《旧书·纪》。《新书·宦者传》言：唐世中人，以忠谨称者，惟存亮、西门季玄、严遵美三人；足见承璀之无罪。承璀是时，仍为左神策中尉，兵权在手，《旧书·宦官传》内官不敢除讨之语，盖正指承璀言之？案《旧书·承璀传》：承璀自淮南召还，事在元和八年（813年）。《通鉴考异》引《实录》同。《实录》又载承璀出监淮南军，事在六年十一月。而惠昭之薨，在是年闰十二月。穆宗立为太子，在七年七月。其时承璀实不在京师。然承璀欲立澧王之说，新旧《书·澧王》及《崔群传》皆同。《通鉴考异》疑宪宗末年，承璀欲废太子而立澧王，揣测无据。东宫之位久定，是时安可动摇？承璀、澧王既死，皇甫镈亦贬崖州司户，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是年十二月，卒于贬所。制以剥下及恣求方士为罪，乃诬罔之辞。又云：以矫迹为孤立，用塞人言，则不啻誉之矣。足见攻之者之诬罔也。胡三省《通鉴注》云：以其附承璀欲立澧王，则近之矣。然镈依附承璀，亦无确据。窃疑镈与承璀，是时实有讨贼之谋而未及发，《旧书》不敢除讨之语，乃就其迹言之，而未及原其心；抑病其当断不断也？

第四节 穆宗时藩镇叛服

元和十五年（820年），穆宗既立，改恒州为镇州。避讳。是岁，王承宗死。二子为质在朝，军中立其弟承元。时年十八。密疏请帅。诏移田弘正于成德，李愬自昭义徙魏博，刘悟自义成徙昭义，而徙承元于义成。又以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布者，弘正子，弘正使率偏师攻淮西者也。隶严绶。邻镇以两河近事讽承元，承元不听。既闻滑州之命，诸将号哭喧哗。承元谕之曰：“李师道未败时，议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止之，他日杀师道者，亦诸将也。公辈幸勿为师道之事，敢以拜请。”遂拜。诸将泣涕不自胜。承元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之，军中始定。此可见唐中叶后将擅于兵之概矣。明年，为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刘总弃官为僧。初总自弑逆后，每见父兄为祟，甚惨惧。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厚给衣食，令昼夜乞恩谢罪。每公退，则憩于道场。若入他室，则忷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请落发为僧，冀以脱祸。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为一道，请张弘靖理之。瀛、莫为一道，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请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平州，今河北卢龙县。蓟州见第五章第七节。妫州，今怀来县。檀州见第四章第二节。请薛平理之。平者，嵩子，知河朔之俗而忠于朝廷。士玫时为京兆尹，与总为内姻，以文儒进而端厚。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矣。穆宗初以总为天平节度使。既闻落发，乃赐紫，号大觉师。总行至易州界，暴卒。此从《旧书》。《新书》云：军中拥留不得进，杀首谋者十人，间道夜去。至定州卒。宰臣崔植、杜元颖，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惟割瀛、莫两州，以士玫为观察使，其它郡县，悉以弘靖为卢龙军节度使统之。河朔三镇，至兹全服矣。然未几而变起。

《旧书·张弘靖传》曰：弘靖入幽州，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观。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刘总归朝，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蓟人不胜其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蓟门馆，执雍、宗厚辈数人皆杀之。续有张彻者，自远使回，军人以其无过，不欲加害，将引置馆中。彻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骂军人，亦为乱兵所杀。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诣馆请弘靖为帅，愿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卒不对。军人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必矣。军中岂可一日无帅？”遂取朱洄为兵马留后。洄者，滔之孙也。其子曰克融。《旧书·传》曰：克融少为幽州军校，事刘总。总将归朝，虑有变，籍军中素有异志者，荐之阙下，克融亦在籍中。崔植、杜元颖谓两河无虞，遂奏勒归镇。幽州军乱，洄废疾于家，众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统军务焉。《总传》言：总请分割所理之地，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羡爵禄之意。崔植、杜元颖，不为久大经略，总所荐将校，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朱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还本军。克融辈深怀觖望，其后果为叛乱。《弘靖传》同。此等皆成败论人之辞。河朔诸帅，养尊处优久矣，能冒寒暑与士卒同甘苦乎？习于乘马，不张盖安舆或有之，然此可谓同甘苦乎？裴度之入蔡也，李愬具櫜鞬候度马首。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度乃以宰相礼受愬迎谒，众皆耸观。此不甚于肩舆乎？何以蔡人不叛？发禄山墓而失望者，禄山之类乎？幽、蓟之民乎？《新书·弘靖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此必非凡民之语也。蔡之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裴度乃约法：盗贼斗杀外，余尽除之。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当是时，其寮佐，得无有夜饮醉归者乎？而史云：蔡之遗黎，至是始知有生人之乐，何也？弘靖代韩弘帅宣武，以宽缓称，其寮佐，何至轻诟责士卒？韦雍、张宗厚，盖持纲纪最严者，故先见杀耳。即张彻亦贤者也。《实录》《旧传》《韩愈墓志》记彻死事颇异，要之能抗节者也。见《通鉴考异》。然则弘靖寮佐，盖极一时之选矣，有轻肆嗜酒之理乎？成德之归命，

朝令谏议大夫郑覃往宣慰，赐钱一百万贯。刘总请去位，亦请支三军赏设钱一百万贯，盖已视为事例。时令宣慰使薛存庆与弘靖计会支给。弘靖即不知理体，岂有移充军府杂用之理？成德之受赐，田弘正奏王承元赴镇滑州，成德军征赏钱颇急，乃命柏耆先往谕之，可见虽有恩命，并非立给。幽镇之二十万贯，盖计会未能充数，非靳而不与也。是岁五月，授幽州大将李参已下十八人，并为刺史及诸卫将军，待之不可云薄。度得官者数必不少，史不能尽载耳。若以一夫觖望，即为措置不善，安得人人而悦之？克融，滔之曾孙，其父又居军职，以当时军人之骄溢，安有暂客长安，仅至假衣丐食之理？即真至假衣丐食，亦如汉列侯之子贷从军，卢群之举钱豪贾耳。见第七章第六节。与小民举倍称之息者大异，安得以是为深怨？朱洄本叛逆之后，身虽病废，又使其子统众，此岂特私垄断而已，虽更厚酬，能满其欲乎？故知当时幽州之叛，实缘事势之艰难，史之归咎于张弘靖等者，皆所谓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旧书·萧俛传》云：穆宗即位之始，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靖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此亦诬罔之辞。宪宗所力战而得者，一淮西耳。以此而谓天下已平，俛与文昌安得如此谬妄？致乱之本，实缘兵多，战守皆不足恃，而徒靡饷，而竭民力，消兵盖所以整军，非以偃武也。且是令之下，藩镇岂必奉行？《本纪》：长庆元年二月，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此盖正因奉行者少，故特书之耳。即谓藩镇多能奉行，所

裁者潜伏山林，亦岂皆迩于幽、镇，能一呼而即集？遗卒之所求者，口实耳，非蓄意谋叛也。又何以幽、镇一呼即集，而朝廷召募，则只得乌合之徒乎？

张弘靖之见囚，事在七月十日，越旬有八日，而成德之变又作。《旧书·田弘正传》曰：弘正以新与镇人战，有父兄之怨，以魏兵二千为卫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元和十五年（820年）。仍表请留为纪纲之仆，其粮赐请给于有司。度支使崔俊，固阻其请。明年七月，归卒于魏。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崔倰传》云：附《崔祐甫传》。倰固言魏、镇各有镇兵，朝廷无例支给。恐为事例，不可听从。此事似失之吝。然弘正至镇州八阅月矣，何以犹不能绥其众？《弘正传》又云：其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之财，皆辇属于道。河北将卒，心不平之，故不能尽变其俗，竟以此致乱。则其所以失军心者，自别有在。崔倰即无吝粮赐，弘正能终安于镇乎？《新书·倰传》，亦附《祐甫传》。言其性介洁，视臧负者若雠，其人自贤者也。结衙兵为乱者，王承元衙内兵马使王廷凑。廷凑，回鹘阿布思之种也，世为王氏骑将。《廿二史考异》：《新五代史·王镕传》：其先，回鹘阿布思之遗种，曰没诺干，为镇州王武俊骑将，武俊录以为子，遂冒姓王氏。没诺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升，升子曰廷凑。按《旧唐书·王武俊传》：武俊初号没诺干。《唐书·张孝忠传》：燕赵间共推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也。王廷凑传：曾祖五哥之，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宰相世系表》：安东王氏。五哥之生末怛活，末怛活子升朝，升朝子廷凑。然则没诺干与王武俊，乃是一人，而廷凑之曾祖，自名五哥之，非没诺干也。五代史误矣。案没诺干乃称号，非名，武俊与五哥之，共有此称号耳。既害弘正，遂自称留后。

幽州之乱，朝以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不肯行。《旧书·悟传》云：请授之节钺，徐图之。乃复以为泽潞节度使。《新书》云：至邢州，会王庭凑之变，不得入，还屯。进兼幽、镇招讨使，治邢。围临城，观望，久不拔。邢州见第六章第三节。临城，今河北临城县。李愬闻田弘正死，素服以令三军。又以玉带、宝剑，与王承宗故深州刺史牛元翼。元翼承命感激，以剑及带令于军中，报曰：“愿以众从。”愬方有制置，会疾作，不能治军。十月卒。时田布已移泾原，八月，起复为魏博节度使，而以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时冀州已为王庭凑所据，遂围元翼于深州。卢士玫节度瀛、莫，莫州先陷，士玫罄家财以助军，坚拒累月，亦卒为其下阴导克融之兵以入，执送幽州。朝廷诏河东裴度，横海乌重胤，义武陈楚，与魏博、昭义同进讨。旋以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十月，又以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卫大将军杜叔良为深、冀行营节度使。旋以为横海节度使，代乌重胤。时王涯自东川上书，论两地用兵，力恐未及，宜先镇、冀而后幽、蓟。朝论盖采其说，疾重胤进兵之缓，故以叔良代之也。时元稹为翰林学士，与裴度不协，度上疏论之。有曰：“翰苑旧臣，结为朋党。陛下听其所说，更访近臣。私相计会，更唱迭和，蔽惑聪明。臣自兵兴，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轻，被奸臣抑损之事不少。昨者臣请乘传诣阙，面陈戎事。奸臣之徒，最所畏惧。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数其过，以此百计止臣此行。臣又请领兵齐进，逐便攻讨。奸臣之党，必加阻碍。恐臣统率诸道，或有成功。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复共一二 狡，同辞合力。或两道招抚，逗留旬时。或遣蔚州行营，拖曳日月。蔚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此固朋党之论，然当时诸道骈进，苦乏统率之人。度故相，尝有平蔡之功，虽未必将才，以资望则差堪承乏，而又内外乖迕如此，其于攻取，自更不利矣。杜叔良本依宦者进，无方略。

十二月，大败于博野，今河北蠡县。仅以身免。时李光颜已帅凤翔，乃又移之忠武，以为深州行营节度使，以代叔良。朝议以朱克融能保全张弘靖，而王廷凑杀害田弘正，可赦燕而诛赵，遂以克融为卢龙节度使。然二寇仍相结。《旧书·王庭凑传》曰：时诸镇兵十五余万，才出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虏，兵食益困。供军院布帛衣赐，往往在途为诸军强夺，而县军深斗者，率无支给。又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悉选骁健者自卫，赢懦者即战，以是屡多奔北。而廷凑、克融之众，不过万余而已。贼围深州数重，虽李光颜之善将，亦无以施其方略焉。然则昭义观望，河东、横海皆顿不得进，义武虽有战斗，而孤军无济于事，业已情见势绌矣，而魏博之变又作。

田布之入魏州也，禄俸月入百万，一无所取；又籍魏中旧产，无巨细，计钱十余万贯，皆出之以颁军士；盖其父以聚敛败，故为此以挽军心也，然无及矣。衙将史宪诚，其先奚也，自其父从魏博军。布用为先锋兵马使，精锐悉委之。时屡有急诏，促令进军。布以魏军三万七千，结垒于南宫县之南，十月。南宫，今河北南宫县。进军下贼二栅。十二月。宪诚阴有异志；而魏军骄侈，怯于格战；又属雪寒，粮饷不给，愈无斗志。俄有诏分布军与李光颜合势，东救深州，其众自溃，多为宪诚所有，布所得者，八千而已。还魏州。《新书》本传：众溃，皆归宪诚，惟中军不动。布以中军还魏。会诸将复议兴师。将卒益倨，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布度众终不为用，即为遗表，授从事李石，入启父灵，抽刀自刺，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讫而绝。朝廷无如何，即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于是形势愈绌。二月朔，遂洗雪王庭凑，以成德授之，而移牛元翼于山南东道。是月，以元稹同平章事，裴度为东都留守。参看下节。朱克融、王庭凑合兵攻深州不解，度与书谕之，克融还镇，廷凑攻城亦缓，元翼乃率十余骑突围出。廷凑入，尽杀元翼亲将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闻之，愤恚卒。其家先在镇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廷凑迁延不遣，至是乃尽屠之。《旧书·裴度传》。

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棣州亦为贼所窘。棣州，今山东惠民县。朝委薛平救援。平遣将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数月，刺史王稷，馈给稍薄。兵士怨怒，宵溃而归。推突将马狼儿为帅。《旧书·薛平传》，附其父嵩。《本纪》作马廷崟，《实录》同，《河南记》作马廷端，见《通鉴考异》。行劫镇兵，得七千余人，逼青州。平悉府库并家财募精卒二千击平之。时长庆元年十一月也。

《旧书·刘悟传》云：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曰：“往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案《旧书》之说，本于《实录》。见《通鉴考异》。《新书》则云：承偕与都将张问，谋缚悟送京师，以问代节度事。悟知，以兵围之。《忠义·贾直言传》云：承偕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慈州见第七章第一节。杜牧《上李司徒书》云：其军乱，杀磁州刺史张汶。《通鉴考异》。磁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综观诸文，承偕之于悟，殆欲效吐突承璀之于卢从史而不克也。《旧书·裴度传》云：悟囚承偕，诏遣归京，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度至京师，上以为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义之心，使天下戎臣，皆为陛下死节，惟有下半纸诏书，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乱法，令悟集三军斩之。如此，则万方毕命，群盗破胆，天下无事矣。”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缘是太后养子，今被囚系，太后未知。如卿处置未得，可更议其宜。”度与王播等复奏曰：“但配流远恶处，承偕必得出。”上以为然。承偕果得归。承偕与立穆宗，而为太后养子，宪宗之所以死，愈可推见。裴度攻之甚烈，可见其不与此曹为党，此其所以不获入相欤？参看下节。承偕之见囚，事在长庆二年二月。

是岁三月，复有王智兴之乱。智兴，徐州将，抗李纳及李师道皆有功。河朔复乱，穆宗以为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斩关而入，此据《旧书·智兴传》。《群传》云：徐人开关延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衙谢，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埇桥，见第七章第四节。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不能讨，遂授以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王日简者，镇州小将。事王武俊。承宗殁，军情不安，自拔归朝。镇州杀田弘正，穆宗召问计。日简极言利害，兼愿自效。因授德州刺史。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代杜叔良。赐姓李氏，名全略。旋以李光颜为横海，忠武、深冀行营并如故。全略为德棣节度使。以光颜县军讨贼，艰于馈运，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便飞挽也。时已赦成德。光颜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而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许之。乃复以全略为横海。全略令子同捷入侍。逾岁归，奏授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且得其心，全略忌而杀之，仍孥戮其属。事在长庆二年九月，见《纪》。稷，锷子。锷以为岭南富，稷留京师，为奉权要。《传》云：是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故致本州岛军乱，杀稷。家无遗类。男叔恭，时年五岁，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其室女为全略所虏，以妓媵处之。凡所为事，大率类此。

张弘靖之帅卢龙也，以李愿代为宣武。愿，晟子。弘靖为汴帅，以厚赏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不恤军政，而以威刑驭下。又令妻弟窦缓将亲兵，亦骄傲黩货。长庆二年七月，衙将宿直者斩缓。愿走。立衙将李 为留后，以邀旄钺。诏三省官与宰相议其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 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得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皆请别命帅。三州皆宣武巡属。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逢吉因请“以将军征 入朝，以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素宽厚得众心。脱 旅拒，命徐、许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从之。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崇文子。乘城拒。李光颜、王智兴及兖海曹华，各出兵讨。韩充亦进军。八月，其都知兵马使李质，与监军姚文寿杀 迎充。浙西观察使窦易直，闻 逐愿，欲出官物赏军。或曰：“赏给无名，却恐生患。”乃已。军士已闻之。时江淮旱，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激讽州兵谋乱。先事有告者，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篡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千万。”众喜，倒戈击乱党。擒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于是以曹华帅义成，而移高承简于镇海。韩充入汴，密籍部伍，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

宪宗之平淮西，论史者颇称之，而訾德宗之失于庙算，穆宗之不能守成，此成败论人之见也。宪宗之用兵，实无以异于德宗及穆宗，其成败不同，亦时会为之耳。且宪宗实未能全服河北。幸而早死，遂成竖子之名，设迟之一、二年，朱克融、王庭凑、史宪诚之变作，亦未必不情见势绌也。太和时，杜牧作《罪言》，论山东之事曰：“上策莫如自治。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才足自护；遂使我力解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它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惟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以自为治也。不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中策莫如取魏。魏能遮赵，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孟津百五十里，黎阳见第二章第五节。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北。新乡，今河南新乡县。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是二津者，虏能溃其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者，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虏常困于守。山东叛且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至有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此说于德宗以后，藩镇叛服形势，言之殊为了然。元和之得魏，果自为之乎？抑事势之适然也？抑少诚、少阳虽悖戾，实自守虏，非希烈狼奔豕突比。而其地实孤立，四面皆唐朝州县，故取之实不甚难。会昌时，刘稹叛，杜牧与李德裕书，自言尝问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通鉴》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元和平蔡，关键如此，河北情势，固自不同。征兵太杂，则杜牧所谓浪战也。宪宗攻淮西，韩愈尝言：“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利在速战。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欲四道置兵，道率三万，蓄

力伺利，一日俱纵，使蔡首尾不救。”长庆时，白居易亦上言，以为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赀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搏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县，在今深县东。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此为当时兵事症结。皆苦兵多不能持久，至势穷力屈也。此情势，元和与建中、长庆，有以异乎？无以异乎？历代戡乱之主，孰不以一成一旅兴？兵苟可用，原不在多。宪宗之用吐突承璀，穆宗之用杜叔良，其意原出一辙，而惜乎禁兵之不足用也。然李晟崎岖二寇间，卒定京邑，亦已小收其效矣，而惜乎后来之无以为继也。此则德宗之委任宦官实为之，然此弊，宪宗亦未能免也。《旧书》言申、蔡之始，人劫于希烈、少诚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貉。乃至搜阅天下良锐，三年而后克者？彼非将才而力备，盖势驱性习，不知教义之所致也。此与杜牧所言河朔之俗，曾何以异？然果能终劫其众乎？裴度除苛法而民乐更生，已述如前矣。淄青自正己至师道，大将持兵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此亦以虐法劫其众者也，可终恃乎？然欲削平之，固非恃实力不可。此在河北，自远较淮西为难。使宪宗而处建中、长庆之时，亦必无以善其后也。

第五节 穆、敬荒淫

宪宗之任用宦官，虽为失政，然其能用孤立之皇甫，则要不失为英明，以是时朋党之中，实无佳士也。唐世不党之士，多为公忠体国之人，而多蒙恶名，以是时朋党势大，史或成于其手，或虽不然，而所据者仍系党人之说也。英明之君主，未尝不思擢用不党之人，但朋党力大，卒不能胜耳。即君主之信任宦官，亦未必不由于此也。及穆宗立，皇甫镈贬，则不党之局破；而宦官以拥立之故，威权愈重，得信任愈专；而穆宗性又顽嚚，惟务嬉戏；政事遂至大坏矣。

皇甫镈既贬，萧俛、段文昌相。俛与镈及令狐楚同年登进士第，其相，史云楚援之，虽罪镈而未尝累及其朋侪，足征镈之不党也。七月，楚以为山陵使亲吏臧污事发出，崔植相。明年，为长庆元年（821年），王播入，俛亦罢。播以元和十三年（818年），出为西川。《旧传》云：皇甫镈贬，播累表求还京师。又《萧俛传》云：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段文昌复左右之。俛性疾恶，于延英面言播之奸邪，纳贿喧于中外，不可以污台司。帝不之省。俛遂三上章求罢相位。盖穆宗奢侈，故播欲以财利自效。播固才臣，元和时亦尝见用，然元和能节啬以事藩镇，而长庆侈欲无极，则其敛之同而用之者，大不同矣。播既至，拜刑部尚书，领盐铁、转运等使。文昌代为西川。杜元颖相。十月，播亦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使如故。此等更迭，初未足以引起风波也，而裴度、李逢吉之党，于此时大纵，遂至推波助澜，纷纭者数十年焉。

《旧书·李宗闵传》曰：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又同年登制科。元和四年（809年）。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第其策为中等。《旧书·贯之传》：贯之与户部侍郎杨于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贯之奏居上第者三人，同考策者皆难其辞直，贯之独署其奏。《新书·牛僧孺传》：考策官亦有郑敬。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覈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得已，罢涯、垍学士，出于陵、贯之。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812年），吉甫卒，方入朝。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长庆元年（821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刺史。时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旧书·钱徽传》：长庆元年（821年），为吏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凭子浑之，尽以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径以徼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右补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文昌、绅大怒。文昌辞赴镇日，内殿明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访于学士。元稹、李绅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重试。诏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裴撰特赐及第。郑朗等十人并落下。寻贬徽为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初议贬徽，宗闵、汝士令徽以文昌、绅私书进呈，上必开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可以私书相证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案徽未必不虑其事牵涉太广，更致他祸，故不欲深究也。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也。江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开江，今四川开县。

《德裕传》云：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画，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者武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非，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度，而德裕于元和时久之不调。逢吉、僧孺、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时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情颇款密，逢吉之党深恶之。长庆以前党争之分野如此。裴度与元稹，固同为李逢吉所恶者也。而度与稹竟起戈矛，致为逢吉所乘。以同利为朋者，其离合变幻，诚匪夷所思矣。

元稹以元和元年（806年）应制举登第，除右拾遗。言事甚锐，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河南县，河南府治。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奉使东蜀。还，分务东台。多所举劾，以此为内官所伤，贬江陵府士曹参军。见第三节。十四年（819年），自虢州长史征还，虢州见第四章第五节。为膳部员外郎。穆宗在东宫，闻妃嫔左右诵稹歌诗，尝称其善。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奏御。穆宗大悦。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唐人务于进取，有捷足者，每为人所妒忌。《旧书·武元衡传》：从父弟儒衡，正拜中书舍人。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即此等见解，非知砺廉隅也。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故，争与稹交。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相善。裴度三上章攻之。穆宗不得已，以稹为工部侍郎，弘简为弓箭库使。见《本纪》。然及明年洗雪王庭凑，即罢崔植而相稹，度亦改东都留守矣。《旧书·度传》云：稹交结内官，求为宰相。虽与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度方用兵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论奏，多为稹辈所持。其请上罢兵，亦以欲罢度兵柄之故。当时河北形势，用兵实难坚持，究因欲罢度兵柄而罢兵？抑因罢兵而罢度兵柄？殊难质言，然其主张恐必出于宦官，而稹附和之，非稹自有主张也。谏官相率伏，诣延英门者日二三。帝知其谏，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乃诏度自太原由京师赴洛。三月，度至京师。以为淮南节度使。旋徐州奏王智兴逐崔群，乃使度复知政事，以王播代镇淮南。徐州之变，相一裴度，岂足慑之？明为言者多，处置不得不中变也。排度者岂能甘心？而于方之狱起矣。

时王庭凑、朱克融尚围牛元翼于深州。于方者，之子，时为和王傅。干进于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此据《旧书·元稹传》。《实录》初见作于友明，后作于启明，见《通鉴考异》。尝客燕、赵间，颇与贼党通熟，可反间以出元翼。仍自以家财资其行。又赂兵、吏部令史，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方之谋，以稹与度有隙，乃告度云：方为稹所使，欲结王昭等刺度。度隐而不发。及神策中尉奏方事，《元稹传》。《通鉴》云：赏诣左神策告其事。乃诏三司使韩皋等讯鞫。害裴事无验，而前事尽露，遂俱罢稹、度平章事，而相李逢吉。穆宗即位，逢吉移山南东道。《旧书·传》云：逢吉于帝有侍读之恩，遣人密结幸臣，求还京师。长庆二年三月，召为兵部尚书。度在太原时，尝上表论稹奸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为势必相倾，乃遣人告于方结客，欲为稹刺度。《度传》云：度自太原入朝，恶度者以逢吉善于阴计，乃自襄阳召入朝。度既复知政事，而魏弘简、刘承偕之党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医人郑注，与中尉王守澄交结，内官皆为之助。五月，左神策军奏：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欲刺裴度。诏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逢吉三人鞫之。狱未竟，罢稹为同州刺史，度为左仆射，逢吉代度为宰相。案于方之计，元稹所以然之者？《旧书》云：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报上；《新书》云：稹之相，朝野杂然轻笑，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二者俱可有之。深州之围，岂可不解？欲解围而不能用兵，不得已而思用间，虽云无策，亦不为罪。结客刺度，事涉离奇，其必为虚构可知。度闻之，隐而不发，盖亦知其不足信？而神策遽为闻奏，吹皱一池春水，底事干卿？盖宦官之中，有与稹交欢者，亦有与之不快者，度则本无香火，故一举而并去之也。稹引宦官以倾度，而逢吉即袭其术以覆稹，此则所谓蝗螂捕蝉，黄雀又随其后者矣。李仲言与郑注，皆志除宦官之人，谓其为逢吉介以交守澄，说必不然，别见下章第一节。

长庆三年三月，牛僧孺为相。李德裕先已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旧传》云：李逢吉既得权位，锐意报怨。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惧李绅与德裕禁中沮之，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逢吉传》云：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愈性木强，遂至语辞不逊，喧论于朝。逢吉乃罢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绅中谢日，帝留而不遣。《绅传》云：绅对中使泣诉，言为逢吉所排，中谢日，又面自陈诉，乃改授户部侍郎。愈亦复为吏部侍郎，见本传。此又见当日翰林中人，皆蟠结深固，不易动摇也。

穆宗好击鞠，狎徘优，喜观角抵杂戏。又盘于游畋，尝发神策兵浚鱼藻池，观竞渡。由复道幸咸阳，奉郭太后游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县南。幸安国寺观盂兰盆。作宝庆、永安殿。盛饰安国、慈恩、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观之。此隋炀帝之所为也。其时财政甚艰，军费尤困，《旧书·本纪》：元和十五年六月，诏：“今年五月敕，应给用钱，每贯抽五十文，都计一百五十万贯，宜并停抽。仍出内库钱三十七万五千贯，付度支给用。”然及长庆元年十二月，复敕“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钱内，每贯割二百文，以助军用”。至二年三月乃停。时王播奏：“江淮盐估，每加五十文，兼旧三百文，又加茶榷，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户部侍郎张平叔请官自卖盐，韦处厚随条诘难，乃止。而帝赏军殊厚；《本纪》：长庆二年三月，诏曰：“武班之中，淹滞颇久；又诸荐送大将，或随节度使归朝；自今已后，宜令神策六军军使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具历任送中书门下。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量加奖擢。常参官依月限改转。诸道军府带监察已上官者，限三周年即与改转。军士死王事者，三周年内，不得停衣粮。”上于御军之道，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故即位之初，倾府库颁赏之，长行所获，人至巨万。非时赐与，不可胜纪。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克，国祚

日危。洎颁此诏，方镇多以大将文符，鬻之富贾，曲为论奏，以取朝秩者，委于中书矣。又《敬宗纪》：即位，诏赏神策诸军士，人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军镇，绢十匹，钱五千。其余军镇，颁给有差。内出绫绢三百万段，以助赏给。穆宗初即位，在京军士，人获五十千，在外军镇，差降无几。至是，宰臣奏议，请量国力颁赏，故差减于先朝。物议是之。案穆宗初亦未尝不欲削平藩镇，力不逮耳，何至专以姑息为务，一反宪宗之节啬哉？窃疑其立由弑逆，厚赏以縻军心，内军既厚，外军不得而薄。至二年三月之诏，则以时既罢兵，藉以收武人之心，而消其叛志也。可谓无具矣。然亦可见谓因赏薄以致卢龙之叛者，必非实录也。

更益之以嬉游；赏赐嬖幸亦无度；于是经费益不能支，而河北之师，不得不罢矣。

帝生五子：长曰景王湛，即敬宗也。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十二月丁亥朔，庚寅，李逢吉率百寮至延英门请见。上不许。中外与度等盖谓裴度。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辛卯，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长，请立为皇太子。左仆射裴度又极言之。癸巳，诏立景王为皇太子。《旧书·本纪》。《新书·李逢吉传》曰：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谦、刘弘规、王守澄议，请立景王为皇太子。帝不能言，颔之而已。盖议虽决于御殿时，实先因宦官密定之于禁中也。帝亦饵金石之药。见《旧书·本纪》长庆四年。亦见《张皋传》，附《裴潾传》后。四年正月崩。敬宗即位，时年十六。《新书·懿安皇后传》曰：帝崩，中人有为后谋称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盖郭后原非知政治之人，故亦不欲与闻政事也。但中官图揽权者，大有人在，则跃然可见矣。

《旧书·李绅传》曰：中尉王守澄用事，李逢吉命门生故吏结托守澄为援以倾绅。《通鉴考异》：李让夷《敬宗实录》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谋，因郑注与守澄，潜结上于东宫。且言逢吉实立殿下。上深德之。刘煦承之为《逢吉传》，亦言逢吉令仲言赂注，求结于守澄。仲言辩谲多端，守澄见之甚悦，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其《李训传》则云：训自流所还，丁母忧，居洛中，时逢吉为留守，思复为相，乃使训因郑注结王守澄。然则逢吉结守澄，乃在文宗时，非穆宗时也。二传自相违。逢吉结守澄，要为不诬，然未必因郑注。李让夷乃李德裕之党，恶逢吉，欲重其罪，使与李训、郑注皆有连结之迹，故云用训谋因注以交守澄耳。绅族子虞，文学知名。隐居华阳，唐县，自成都析置。自言不乐仕进。时来京师省绅。虞与从伯耆、进士程昔范皆依绅。耆拜左拾遗，虞在华阳，寓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其进退二三，以书诮之。虞大怨望。及来京师，尽以绅所密话逢吉奸邪附会之语告逢吉。逢吉大怒，问计于门人张又新、李续之。咸曰：“搢绅皆自惜毛羽，孰肯为相公搏击？须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前邓州司仓刘栖楚，尝为吏镇州，王承宗以事绳之，栖楚以首触地固争，承宗竟不能夺。其果锐如此。若相公取为谏官，令伺绅之失，一旦于上前暴扬其过，恩宠必替。事苟不行，过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范、刘栖楚，皆擢为拾遗，以伺绅隙。俄而穆宗晏驾。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绅失势，虑嗣君复用之。张又新等谋逐绅。会荆州刺史苏遇入朝。遇能决阴事。众问计于遇。遇曰：“上听政后，当开延英，必有次对官。谓次宰相之后而得对，见《通鉴》长庆三年（823年）胡《注》。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对为虑，余不足恃。”群党深然之。逢吉乃以遇为左常侍。王守澄每从容谓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储贰，惟臣备知。时翰林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宪宗子，名悰。而逢吉固请立陛下。”李续之、李虞继献章疏。帝虽冲年，亦疑其事。会逢吉进拟，言“李绅在内署时，尝不利于陛下，请行贬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执，乃贬绅端州司

马。端州，今广东高要县。正人腹诽，无有敢言。惟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极言逢吉奸邪，诬摭绅罪。《通鉴考异》：《处厚传》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恶李绅，乃构成其罪，祸将不测。处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绅得减死，贬端州司马。今从《实录》。处厚上疏，在绅贬端州后。案疏辞云：臣闻朋党议论，以李绅贬黜尚轻。其在贬后无疑。传又云：宝历元年（825年），群臣上尊号，肆赦，逢吉以绅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处厚又上疏，乃追改赦文。天子亦稍开悟。会禁中检寻旧事，得穆宗时封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与绅疏，请立敬宗为太子。帝感悟兴叹，悉命焚逢吉党所上谤书。由是谗言稍息，绅党得保全。观此，知朋党之相攻，实因宦官之置君如弈棋而愈甚也。《逢吉传》曰：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时号八关、十六子。其中虞与昔范，固依附绅者，可见惟利是视者之离合无常。《通鉴考异》曰：宰相之门，何尝无特所亲爱之士，数蒙引接，询访得失，否臧人物？其间忠邪浑殽，固亦多矣。疏远不得志者，则从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讥诮。此乃古今常态，非独逢吉之门，有八关、十六子也。旧《逢吉传》以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门，险诐者为多耳。此皆出于李让夷《敬宗实录》。按栖楚为吏，敢与王承宗争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为佞邪之党哉？盖让夷、德裕之党，而栖楚为逢吉所善，故深诋之耳。此言于仕途情状，可谓烛照无遗。惟以刘栖楚为正士，恐未必然耳。《旧书·栖楚传》：敬宗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额叩龙墀出血苦谏，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诏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陈论，磕头见血。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书侍郎牛僧孺复宣示而出。又《文苑·崔威传》：裴度自兴元入觐，逢吉不欲度复入中书，栖楚等十余人驾肩排度。朝士持两端者，日拥度门。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矫求度之欢，曲躬附度耳语。咸疾其矫，举爵罚度曰：“丞相不当许所由官呫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此两事，可谓五态毕露矣。即谓亦出造谤，王承宗岂足死之主邪？诬人者固如鸣吠，见诬者亦岂自惜羽毛之士？如涂涂附，两造皆一丘之貉耳。论人者所以必先德而后才，宁取难进易退之徒，不歆奔走后先之类也。

逢吉虽一时得志，其势亦未能固。宝历元年正月，牛僧孺出。《旧书·僧孺传》云：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祔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乃于鄂州置武昌军额，以僧孺为节度。僧孺在党人中，避祸之心似较重于徼利，故睹朝局纷纭，遂奉身而退，为趋避之计也。僧孺既退，逢吉之势盖稍孤？韦处厚遂再乘机援裴度。《度传》云：逢吉之党沮度，度之丑誉日闻。俄出为山南西道，不带平章事。长庆四年（824年），牛元翼卒，王廷凑屠其家，帝叹宰辅非才，处厚上言，乃下制复兼同平章事。《逢吉传》云：宝历初，度连上章请入觐，逢吉之党，欲沮其来，张权舆撰“非衣小儿”之谣，传于闾巷，言度有天分，应谣谶，《度传》：权舆上疏曰：“度名应图谶，宅据冈原，不召自来，其心可见。”先是奸党忌度，作谣辞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天口言度尝平吴元济也。又帝城东西，横亘六冈，合易象乾卦之数，度平乐里第，偶当第五冈。故权舆取为语辞。而韦处厚于上前解析，言权舆所撰。又令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武昭谋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度破淮蔡时奖用之，累奏为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门吏，久不见用，客于京师，颇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则显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与同列李程不协。大学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汇者，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相许。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门。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谓昭曰：“程欲与公，但逢吉沮之。”昭愈愤怒。因酒，与京师人刘审、张少腾说刺逢吉之言。审以告张权舆，闻于逢吉。即令汇召昭相见，厚相结托。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汇尤厚。及度求觐，无计沮之，即令讦昭事以暴扬其迹。李仲言诫汇曰：“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则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以自免，予不为也。”及昭下狱，逢吉之丑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见第四章第一节。汇流巂州。李涉流康州。今广东德庆县。李虞自拾遗为河南士曹。度自汉中召还，复知政事。逢吉出为山南东道。此事与于方之狱，如出一辙。朋党之相攻，真无所不至矣。

敬宗亦好击球。郓州尝进驴打球人。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遣中使至新罗取鹰鹞。屡合乐，陈百戏，赐教坊钱。常幸鱼藻宫观见第一节。竞渡。又幸凝碧池，在今长安县境，唐时在禁苑中。令兵千余人于池中取大鱼，长大者送入新池。尝欲幸骊山，张权舆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卒不听。又欲幸东都，以裴度谏而止，实则其时朱克融执赐春衣使，又与史宪诚各请助丁匠修东都，为所慑也。见《旧书·裴度传》。亦惑佛老，祷福祈年，浮屠、方士并出入禁中。《新书·李德裕传》。信道士刘从政、孙准、山人杜景先等。遣中使往各地采药，求访异人。性好土木，兴作相继。《本纪》：长庆四年八月，江王府长史段钊言：“龙州近郭有牛心山，山有仙人李龙眠祠，颇灵应。玄宗幸蜀时，特立祠庙。”上遣高品张士谦往龙州检行。回奏：“山有掘断处。”群臣言宜须修筑。时方冱寒，役民数万计。九月，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沈香亭子材。事亦见《李汉传》。宝历元年闰七月，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二年正月，以诸军丁夫二万入内穿池、修殿。又多所制造。时令浙西造盝子二十具，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而当道在库贮备银无二三百两，留使钱惟有五万贯而已。又诏浙西织造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观察使李德裕不奉诏，乃罢。见《纪》长庆四年（824年）及《德裕传》。群臣争以进奉希宠。《本纪》：宝历元年七月，盐铁使王播进羡余绢一百万匹，仍请日进二万，计五十日方毕。播自掌盐铁，以正入钱进奉，以希宠固位，托称羡余物，议者欲鸣鼓而攻之。事亦见《播传》。又《裴度传》。度素称坚正，事上不回，故累为奸巧所排，几至颠沛。及晚节，稍浮沉以避祸。王播广事进奉以希宠，度亦掇拾羡余以效播。士君子少之。杜元颖为西川，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军民嗟怨。至南蛮入寇，遣人上表，谓“蜀人怨苦，祈我此行诛虐帅焉”。视朝不时，稍稍决事禁中。宦竖恣放，大臣不得进见。《新书·高元裕传》。除授往往不由中书，多是内中宣出。宝历改元大赦，崔发为中官所殴，已见第七章第六节。是月，右赞善大夫李光现与品官李重实争忿，以笏击重实流血。《通鉴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内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群阉也。上以宗属，罚两月俸料。又殿中侍御史王源植街行，为教坊乐伎所侮，帝亦反贬源植。由是纲纪大坏。至于贼入宫门，进登御榻，事在长庆四年四月，见《旧书·本纪》。《新书·宦者·马存亮传》曰：元和中，累擢左神策军副使、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进左神策中尉。敬宗初，染署工张韶与卜者苏玄明善。玄明曰：“我尝为子卜，子当御殿食，我与焉。吾闻上昼夜猎，出入无度，可图也。”韶每输染材入宫，卫士不呵也。乃阴结诸工百余人，匿兵车中，若输材者，入右银台门。约昏夜为变。有诘其载者。韶谓谋觉，杀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时帝击球清思殿，惊，将幸右神策。或曰：“贼入宫，不知众寡，道远可虞；不如入左军，近且速。”从之。初，帝宠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游幸，两军角戏，帝多欲右胜，而左军以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负而入。以五百骑往迎二太后。比至，贼已斩关入清思殿。升御坐，盗乘舆余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惊曰：“止此乎？”韶恶之。悉以宝器

赐其徒，攻弓箭库。仗士拒之，不胜。存亮遣左右神策骑兵讨贼。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存亮于一时功最高，乃推委权势，求监淮南军。代还，为内飞龙使。太和中，以右领卫上将军致仕。案如所言，张韶乃一妄人，其何能叛？疑内必有为之主者，而当时不敢深究也。且有品官与妖贼图不轨，至杖死千四百人焉。《旧书·本纪》：长庆四年八月，妖贼马文忠与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四百人，将图不轨，皆杖一百处死。此事颇类清代之林清，疑亦内官为主谋。观此，而知当时宫禁情势之危也。

帝既善击球，于是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球工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勇进。所亲近既皆凶不逞，又小过必责辱，自是怨望。宝历二年十二月，帝猎夜还，与宦者刘克明等二十八人群饮。既酣，帝更衣，烛忽灭，克明与苏佐明、石定宽弑帝更衣室。二人，《旧纪》云：皆打球军将。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悟宪宗第六子。领军国事。明日，下遗诏。绛王即位。克明等恃力，将易置左右，自引支党专兵柄。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涵，穆宗第二子。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克明投井死。杀其党数十人。绛王为乱兵所杀。江王立，更名昂，是为文宗。

第九章 文、武、宣三朝事迹

第一节 甘露之变

穆、敬之世，朝局之症结果安在乎？曰：宦竖专权，士大夫不能出身犯难，而转与之相结。

宦竖之专横，可于刘蕡之策对见之。蕡以太和二年（828年）应贤良策对，极言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为国家已然之兆。其言曰：“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之所以将变也。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储未建，郊祀未修，将相之职不归，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将危也。操其命而失之，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其论当时之政事曰：“亲近贵幸，分曹补署，建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其气势，大者统藩方，小者为牧守。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疠，继之以凶荒，臣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于懿、僖时之政局，若烛照而数计焉。又曰：“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则欲革政治，非除宦官不可矣。又曰：“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宫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势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绁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汨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则欲除宦官，又非去其兵权不可也。时考官畏中官，不敢取，然士人读其辞，至有感慨流涕者。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登科人李邰谓之曰：“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上疏请以所授官让蕡”。事虽不行，人士多之。而蕡卒为宦人所疾，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以卒。即此一端，宦官之专横可见矣。蕡对策，自言退必受戮于权臣之手；李邰讼蕡，亦曰：“万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谠直。然则蕡之贬谪，在宦人，已为慑于舆论而敛迹矣，尚复成何事体邪？

文宗性恭俭儒雅，出于自然。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即位后，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只日视事。帝谓宰辅曰：“朕欲与卿等每日相见，其辍朝、放朝，用双日可也。”其勤政如此。而其俭德尤为难及。甫即位，即革除先朝弊政。旋下诏放内庭宫人三千。停废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千二百七十。停给教坊及诸司衣粮三千分。解放五方鹰鹞。停造别诏所宣不在常贡内者。度支、盐铁、户部及州、府百司应供宫禁物，并准贞元元额。放还诸道所进音声女人。东头御马坊球场，却还龙武军。殿亭所司毁撤，余舍赐本军。城外坟墓，先有开斸，以备行幸，晓示百姓，任其修塞。其后此类诏旨甚多。并见《本纪》。且欲创建制度，率百官以俭朴，以挽奢侈之风。可参看太和四年四月、七年八月诏，皆见《纪》。史称其能躬行俭素，以率厉之。亦可谓难能矣。然不能除去宦官，以振纪纲，则终亦徒善、徒法而已。此文宗之所以悉力于此也。

文宗即位时，韦处厚与其事，《旧书》本传：宝历季年，急变中起。文宗底绥内难，诏命将降，未有所定。处厚闻难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于义何嫌？不可依违，有所避讳。”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诏命制置，及践阼礼仪，不暇责有司，皆出于处厚之议。遂以为相。盖处厚善于裴度，帝之立，度与其谋，故处厚亦与其事也。于是刘栖楚等先后贬斥，李逢吉之党尽矣。《旧书·栖楚传》：栖楚在敬宗时，迁起居郎，至谏议。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钩距，人多比之赵广汉。后恃权宠，常以辞气陵宰相韦处厚，遂出为桂州观察使。逾年，卒于任。又《熊望传》：粗有文辞，而性 险、有口辩，往往得游公卿间，率以大言诡意，指抉时政。既由此而得进士第，务进不已，而京兆尹刘栖楚，以不次骤居清贯，广树朋党，门庭无昼夜，填委不悉。望出入栖楚之门，为伺密机，人无知者。昭愍嬉游之隙，学为歌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令采卑官为之。栖楚以望名荐送。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即位，韦处厚辅政，大去奸党，既逐栖楚，诏可漳州司户。漳州，今福建龙溪县。太和二年十二月，处厚卒。路隋继相。三年八月，裴度荐李德裕为相，召为兵部侍郎，而李宗闵时为吏部侍郎。以中人之助同平章事，宗闵之相，《新书·本纪》在八月，《旧书》在七月，盖《旧纪》有夺文。德裕仍出为郑滑节度。四年正月，宗闵复引牛僧孺为相。至九月，裴度亦出为兴元。《旧书·李德裕传》云：度于宗闵有恩。征淮西时，请宗闵为彰义观察判官。自后名位日进。至是，恨度援德裕，罢度相位。于是朝局一变矣。然牛、李两党，皆蹈常习故，但为身谋，不足膺文宗之任使也。

是岁，文宗又以宋申锡为相。申锡，长庆初拜监察御史。二年（822年），迁起居舍人。宝历二年（826年），转礼部员外郎。寻充翰林学士。史称其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洁，不趋党与。当长庆、宝历之间，时风嚣薄，朋比大扇，及申锡被用，时论以为激劝。盖文宗所亲擢不党之士也。时宦官中权最大者为王守澄。《旧书·本纪》：太和元年二月，右军中尉梁守谦请致仕，以枢密使王守澄代之。五年（829年），守澄军虞候豆卢著告申锡与漳王谋反。漳王凑，穆宗第六子，后追赠怀懿太子。即将以二百骑屠申锡之家。内官马存亮诤之。乃召三相告之。路隋、李宗闵、牛僧孺。又遣右军差人于申锡宅捕孔目官、家人，又于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狱。《旧书·怀懿太子传》：郑注令豆卢著告变，言十六宅宫市典晏敬则、朱训与申锡亲吏王师文同谋不轨。朱训与王师文言圣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结托。乃于师文处得银五铤，绢八百匹。又晏敬则于十六宅将出漳王吴绫汗衫一领，熟线绫一匹，以答申锡。其事皆郑注凭虚结构，而擒朱训等于黄门狱，锻炼伪成其款。文宗召师、保、仆射、尚书丞、郎、常侍、给事、谏议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于中书及集贤院参验其事。翼日，开延英，召宰臣及议事官，帝自询问。初议抵申锡死，仆射窦易直率然对曰：“人臣无将，将而必诛。”闻者愕然。左散骑常侍崔玄亮等十四人伏殿陛，请以狱付外。帝震怒，叱曰：“吾与公卿议矣，卿属第出。”玄亮固言，执据愈切，涕泣恳到。繇是议贷申锡于岭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请出著与申锡劾正情状。帝悟，乃贬申锡开州司马。开州见第八章第一节。从而流死者数十人。漳王降封巢县公。而擢豆卢著为殿中侍御史。是役也，《旧书·申锡传》谓申锡既得密旨，乃除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谋，而郑注与王守澄知之，潜为其备。豆卢著者，与注亲表。《新书》则谓璠漏言而注得其谋。其《璠传》云：郑注奸状始露，宰相宋申锡、御史中丞宇文鼎密与璠议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倾心于璠。其《李训传》谓甘露变后，璠见王涯，恚曰：“公何见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谋于守澄，今焉逃死？”又《旧书·李中敏传》言：太和六年（832年）夏旱，诏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弊。致雨之方，莫若斩注而雪申锡。”《新书》则云：天下士皆指目郑注，何惜斩一注以快忠臣之魂？似申锡之败，确由注与璠为之者。然注与璠皆甘露变时助文宗以图宦官之人，使诸说而可信，注、璠即不惜反覆，文宗岂能复任之？故知其说必不足信也。唐史所凭，乃当时众口传述之语，然众口传述之语，实不足信也。《旧书·申锡传》谓时中外属望大寮三数人廷辩其事，文宗所以博召众官，盖亦欲藉公论以折宦竖？乃窦易直有率尔之言，固争者仅谏官十四人及京兆、大理而已，何其寥寂也？外廷情势如此，欲为非常之举，安得不属望于孤寒新进之士邪？申锡以七年七月，殁于开州。《旧书传》云：申锡以时风侈靡，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不暇更方远害，且与贞元时甚相背矣。自居内廷，及为宰相，约身谨洁，尤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遗，悉无所受。既被罪，为有司验劾，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朝野为之叹息。李中敏疏亦云：“宋申锡位宰相，生平馈致一不受，其道劲正。”见《新书·中敏传》。植党与者必务声华，务声华者必难廉俭，此又欲为非常之举者，所以必求心腹之士于党人之外欤？

李德裕以太和四年十月，移帅西川。明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德裕请受之，牛僧孺为相，令执送还蕃，戮于境上。事见第五节。六年（832年）冬，德裕入为兵部尚书。十二月，僧孺出镇淮南。《旧书·传》云：由维州事，谤论沸然，帝亦不以为直。又云：

时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盖两说而《传》兼采之？《德裕传》云：监军王践言入朝，知枢密，于上前言缚送悉恒谋，快戎心，绝归降之义，上颇尤僧孺。事究如何不可知，然其与宦官有关系，则似无疑义矣。七年二月，德裕遂以本官同平章事。六月，李宗闵亦罢。

郑注，《旧书·传》云：本姓鱼。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李愬为襄阳，得其药力，署为衙推。从愬移镇徐州，又为职事。军政可否，愬与之参决。时王守澄监徐军，深怒注。以军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即令谒监军。守澄初有难色。及延坐与语，机辩纵横，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自是出入守澄之门，都无限隔。注与守澄有关系，自是事实，此说则近东野人之言，其不足信可知。守澄入知枢密，注仍依之。宋申锡之狱，史谓事由于注，其不足信，已辩于前。《传》又云：太和七年（833年），注罢邠宁行军司马，入京师。御史李款 内弹之，曰：“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内弹章十数。文宗不纳。寻授注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亦见《本纪》。《通鉴》云：款奏弹注，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诇伺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此说之不足信，与注见守澄旋相投分同，然亦可见是时左右军相争之烈也。《鉴》又云：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案太和元年（827年），播以盐铁转运入相，领使如故，四年正月卒；王涯以吏部尚书，代之充使，及是年七月，以仆射拜相。领使如故。此乃奉行故事，安见其由注之力乎？《旧书·李德裕传》云：太和七年十二月，文宗暴风病，不能言者月余。八年（834年），王守澄进郑注。注初构宋申锡事，帝深恶之，欲令京兆尹杖杀。至是，以药稍效，始善遇之。文宗与申锡相契殊深，注苟与构申锡，岂易释然？而守澄亦安敢进之邪？李训即仲言，坐武昭事长流岭表，已见上章第五节。会赦得还。丁母忧，居洛中。《旧书·传》云：时李逢吉为留守，思复为相，训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以为然，遗训金帛珍宝数百万，令持入长安以赂注。注得赂，甚悦，乘间荐于守澄。守澄乃以注之药术，训之《易》道，合荐于文宗。此亦诬说。训之居洛，盖交结贤豪甚多，如郭行余，即在此时与训相善。其与郑注合，在于何时不可知，要必非因为逢吉行赂而致也。是年，太和八年（834年）。训补四门助教。十月，迁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两省谏官伏 切谏，不听。仲言此时更名为训，见《纪》。《旧书·李德裕传》曰：上欲授训谏官，德裕不可。上顾王涯：别与一官。遂授四门助教。制出，给事中郑肃、韩佽封之不下。谓封还。涯召肃面谕令下。训、注恶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召李宗闵于兴元，代德裕。出德裕为兴元。德裕自陈恋阙，不愿出藩。追敕，守兵部尚书。宗闵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寻改镇海军节度，代王璠。《璠传》云：李训得幸，累荐于上，召还复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倾心于训。亦莫须有之辞也。《德裕传》又曰：宫人杜仲阳，漳王养母。王得罪，放润州。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进状，论德裕在镇，厚赂仲阳，结托漳王，图谋不轨。案漳王已于八年（834年）薨，此追论德裕前在浙西时事。四月，帝召王涯、李固言、御史大夫。路隋、王璠、李汉、郑注等面证其事。璠、汉加诬构结，语甚切至。

路隋奏曰：“德裕实不至此。诚如璠、汉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论稍息。寻授德裕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其月，又贬袁州长史。袁州，今江西宜春县。路隋坐证德裕，出镇浙西。于是贾 为相，而郑注以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通鉴》曰：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士良不悦。六月，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协，训、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杨虞卿者，李宗闵之党，时为京兆尹。是月，京师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密旨捕小儿无算。李固言奏，语出京兆尹从人。上怒，即令收虞卿下狱。翼日，贬虔州司马。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李宗闵坐救虞卿，贬明州，见第七章第四节。再贬虔州。《新书·宗闵传》云：训、注又劾宗闵异时阴结驸马都尉沈，尚宪宗女宣城公主。内人宋若宪，贝州清阳人。世为儒学，至其父庭芬，有辞藻，生五女：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皆聪惠。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贞元四年（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之。德宗俱召入宫，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敕赐第一区，给俸料。元和末，若莘卒。自贞元七年（791年）已后，宫中记注、薄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复令若昭代司其职，拜尚宫，宝历初卒。若宪代司官籍，至是，幽于外第，赐死。弟、侄、女婿等，连坐者十三人，皆流岭表。若伦、若荀早卒。清阳，在今河北清河县东。饶州见第二章第六节。宦者韦元素、王践言求宰相。《旧书·宗闵传》云：在宗闵为吏部侍郎时，但云因沈 结托若宪、承和，二人数称之于上前，故获征用。案宗闵为吏部侍郎，事在太和二年（828年）。且言顷上有疾，密问术家吕华，迎考命历，曰：恶十二月。而践言监军淮南，受德裕赇，复与宗闵家私。乃贬宗闵潮州司户参军事，潮州见第二章第二节。逐柳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元素等悉流岭南，亲信并斥。《旧书·本纪》。事在八月。《通鉴》云：诏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赂遗。承和可欢州安置，见第二章第一节。元素可象州安置，见第四章第一节。践言可恩州安置，今广东恩平县。今所在锢送。杨虞卿、李汉、萧浣刑部侍郎。为朋党之首。贬虞卿虔州司马，汉汾州司马，见第六章第二节。浣遂州司马。今四川遂宁县。寻遣使赐承和、元素、践言死。时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此时两党俱逐，可谓快绝，而皆牵涉左军，且皆追溯宋申锡之狱，可见守澄之进训、注，实所以图左军，文宗及训、注，乃克以毒攻毒，尽去杨承和等，且因守澄之不疑而反图之也。

李宗闵之得罪也，李固言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九月，复出为兴元。舒元舆与李训并相。《旧书·固言传》，谓训、注恶其与宗闵朋党。《通鉴考异》曰：固言锻炼杨虞卿狱，岂得为宗闵党从？《开成纪事》，谓郑注求为凤翔，固言不可，乃以固言为山南西道，注为凤翔。案是时文宗与训、注，实欲并宦官朋党而悉去之，固言之为宗闵党与否，亦无足深论也。中官陈弘庆，自元和末负弑逆之名。时为襄阳监军。召至青泥驿，在今陕西蓝田县境。遣人封杖决杀。《旧书·李训传》。《本纪》作陈弘志，事在九月。以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旧纪》。貌尊崇之，实罢其禁旅之权也。《旧书·李训传》。帝令内养李好古赍鸩赐守澄。《纪》在九月。《旧传》云在元年（827年），元乃九字之误。秘而不发。仍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为徐州监军，召还，至中牟，诛之。《旧书·守澄传》。《纪》在十一月。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于是元和逆党几尽，《新书·李训传》。而甘露之变起矣。

《旧书·李训传》云：训虽为郑注引用，及禄位俱大，势不两立。托以中外应赴，出注为凤翔节度使，俟诛内竖，即兼图注。约以其年十一月诛中官。乃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时以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代王璠，故以立言代石。大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权知中丞事，皆训之亲厚者。冀王璠、郭行余未赴镇间，广令召募豪侠，及金吾、台、府之从者，俾集其事。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韩约奏金吾左仗院树夜来有甘露。李训奏：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上乘软舆，出紫宸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通鉴》胡《注》：紫宸内殿，含元前殿。令宰相、两省官先往视之。还曰：“恐非真甘露。”乃令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往视。《新书》曰：顾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验之。既去，训召王璠、郭行余受敕旨。时两镇官健皆执兵在丹凤门外，训已令召之。《通鉴》云：训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惟璠从兵入，邠宁兵竟不至。中尉、枢密至左仗，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新书》云：会风动庑幕，见执兵者，士良等惊，走出。阍者欲扃 之，为中人所叱，执关而不能下。《通鉴》云：士良叱之，关不得上。内官回奏《通鉴》云：士良等奔诣上告变。曰：“事急矣。请陛下入内。”即举软舆迎帝。训殿上呼曰：“金吾卫士上殿来。护乘舆者人赏百千。”内官决殿后罘罳，举舆疾趋。训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内。”《新书》云：士良曰：李训反。帝曰：训不反。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金吾卫士数十人随训而入。罗立言率府中从人自东来，李孝本率台中从人自西来，共四百余人，上殿纵击，内官死伤者数十人。训时愈急，逦迤入宣政门。内官郗志荣奋拳击其胸，训即僵仆于地。帝入东上 门，门即阖。须臾，内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 门，《宦官传》云：士良等率禁兵五百余人出东上 门。《新书·训传》云：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通鉴》云：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 门。遇人即杀。宰相王涯、贾、舒元舆方中书会食，闻难出走。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训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密。宗密欲剃其发匿之。从者止之。乃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为盩厔镇将宗楚所得。械送京师。

盩厔见第四章第二节。训恐入军别受榜掠，乃谓兵士曰：“所在兵有得我者即富贵。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夺取。”乃斩训，持首而行。《王涯传》云：涯等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仇士良鞫涯反状。涯实不知其故，械缚既急，榜笞不胜其酷，乃令手书反状，自诬与训同谋。谓涯全不知情，说亦可疑。狱具，左军兵马三百人领涯与王璠、罗立言，《通鉴》云：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馀。右军兵马三百人领贾、舒元舆、李孝本，先赴郊庙，徇两市，乃要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通鉴》云：命百官临视。《新书·郑注传》云：先是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浐水。注奏言守澄国劳旧，愿身护丧。因群宦者临送，欲以镇兵悉擒诛之。训畏注专其功，乃先五日举事。《通鉴》云：始注与训谋，至镇，选壮士数百，皆持白棓，怀其斧，以为亲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浐水，注奏请入护葬事，因以亲兵自随。仍奏令内臣中尉已下尽集浐水送葬。注因阖门，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其功，不若使行余、璠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官，已而并注去之。案是月壬寅朔，二十一日为壬戌，离本数先戊辰六日，连本数则先七日。注率五百骑至扶风，闻训败，乃还。其属魏弘节《传》云：勇而多谋，始在鄜坊赵儋节度府，为注所辟。劝注杀监军张仲清及大将贾克申等十余人。注惊挠不暇听。仲清与前少尹陆畅用其将李叔和策，访注计事，斩其首。兵皆溃去。《通鉴》云：仇士良等使人赍密敕授仲清，令取注。仲清皇惑，不知所为。押衙李叔和说仲清曰：“叔和为公以好召注，屏其从兵，于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从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卫，遂诣仲清。叔和稍引其从兵，享之于外。注独与数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斩注。因闭门，悉诛其亲兵，乃出密敕宣示将士。遂灭注家。并杀副使钱可复，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及其支党，死者千余人。《旧书·注传》云：初未获注，京师忧恐。至是，人人相庆。《通鉴》云：朝廷未知注死，诏削夺注官爵，令邻道按兵观变。

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张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献，枭于兴安门，人情稍安。京师诸军，始各还营。此可见外援之足恃，在京师之神策军，实无能为也。《通鉴》：开成三年（838年），初太和之末，杜悰为凤翔节度使。有诏沙汰僧尼。时有五色云见于岐山，今陕西岐山县。近法门寺。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悰曰：“云物变色，何常之有？佛若果爱僧尼，当见于京师。”未几，获白兔，监军又欲奏之。悰曰：“野兽未驯，且宜畜之。”旬日而毙。及郑注代悰镇凤翔，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变。《通鉴》此文，系据《补国史》，见《考异》。甘露降树，事极浮浅，何足惑人？而克以此诳宦官者？以先已有此等事故也。文宗躬行恭俭，而在甘露变前，颇有纵侈之事，盖正以此自晦？《旧书·郑注传》：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诗。尝吟杜甫《江头篇》云：“江头宫殿 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始知天宝已前，环曲江四岸，有楼台、行宫、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军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以时追赏。时两军造紫云楼、彩霞亭，内出楼额以赐之。案此事在太和九年（835年）。时又填龙首池为鞠场。幸左军龙首殿。因幸梨园含元殿大合乐，皆见《本纪》。此等事皆不似文宗之所为，而兴役以禳灾，亦岂郑注之言邪？其后开成四年正月丁卯，夜于咸泰殿观灯作乐，二月丙寅，寒食节，御通化门以观游人。戊辰，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则帝已失权，非其所自为矣。昆明池，在长安西南。龙首池，在长安东北。观此，可知金吾甘露，为谋已夙，必非定于临时。则谓李训虑郑注专其功先期举事之说，不攻自破。训且无与注争功之意，安有并欲图注之心？其说更不辩自明矣。《新书·训、注传》赞曰：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此说真同聋瞽。邠宁卒召不可至，神策诸将其可说乎？说之，独不虑其漏泄事机乎？自王守澄之死，宦官之佼佼者，略已尽矣。歼旃即在目前，为山只亏一篑。傥使庑幕不扬，扃 获下，宦寺既已骈诛，军人安敢妄动？即或不知逆顺，两镇新募及金吾台府之众，自足暂拒，凤翔精卒自外至，去之如摧枯拉朽矣，内外合势，为谋不可谓不周，而终于无成，则非人谋之不臧也。

李训等死后，京城大乱。《新书·李训传》：仇士良既遣卫士五百挺兵出，所直辄杀，复分兵屯诸宫门，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血流成渠。诏出卫骑千余驰咸阳、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王涯、李训等第。兵遂大掠。两省印薄书辄持去，秘馆图籍，荡然无余。明日，京师兵剽劫未止。民乘乱，往往复私怨，相戕击。人死甚众。帝遣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是时暴尸旁午，有诏弃都外，男女孩婴相杂厕。淹旬许，京兆府瘗敛，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又《训传》后附《顾师邕传》云：初训遣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按边。既行，命师邕为诏赐六道杀之。会训败，不果。师邕流崖州。至蓝田，赐死。《旧书·本纪》及《李石传》云：全操等回，驰马入金光门，街市讹言相惊，纵横散走。百官朝退，仓皇骇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者。无赖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阙门以俟变。内侍连催闭皇城门。金吾大将军陈君赏不可，率其徒立望仙门。晡晚方定。《通鉴》云：全操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可谓肆无忌惮矣。咸阳见第五章第一节。奉天见第六章第二节。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蓝田见第二章第六节。时以李石、郑覃为相。甘露变时，令狐楚为左仆射，郑覃为右仆射。《旧书·楚传》云：训乱之夜，文宗召覃与楚宿于禁中，商量制敕。上皆欲以为宰相。楚以王涯、贾 冤死，叙其罪状浮泛，仇士良等不说，故辅弼之命，移于李石。石虽能颇折宦人，《旧书·石传》：石器度豁如，当官不挠。自京师变乱之后，宦者气盛，陵轹南司。延英议事，中贵语必引训，以折文臣。石与郑覃尝谓之曰：“京师之乱，始自训、注，训、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对，其势稍抑。搢绅赖之。实不能戢其凶焰。至欲以神策仗卫殿门；《通鉴》开成元年（836年）。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通鉴》开成三年（838年）。朝政几尽由北司矣。赖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悟子，见第三节。上书请王涯等罪名。言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诏加检校司徒。从谏复表让，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通鉴》系开成元年二、三月。《新书·仇士良传》云：从谏本与李训约诛郑注。及训死，愤士良得志，乃上书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愿保富贵，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贼，含愤九泉。天下义夫节士，畏祸伏身，谁肯与陛下共治邪？即以训所移书，遣部将陈季卿以闻。季卿至，会李石遇盗，京师扰，疑不敢进。从谏大怒，杀季卿，腾书于朝。又言臣与训诛注，以注本宦竖所提挈，不使闻知。今四方共传：宰相欲除内官，而两军中尉闻，自救死，妄相杀戮，谓为反逆。有如大臣挟无将之谋，自宜执付有司，安有纵俘劫，横尸阙下哉？且宦人根党，蔓延在内。臣欲面陈，恐横遭戮害。谨修封疆，缮甲兵，为陛下腹心。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书闻，人人传观，士良沮恐。即进从谏检校司徒，欲弭其言。从谏知可动，复言云云。案训所移书，必从谏所造作。李石遇盗，事在开成三年（838年），见下，从谏请雪王涯，必不能迟至此时，《新书》误也。盖至是而非用外兵不能翦除宦官之形势成，而天复骈诛之局，亦伏于此矣。哀哉！

《新书·仇士良传》，谓甘露变后，士良与鱼弘志谋废文宗。《传》云：士良、弘志愤文宗与李训谋，屡欲废帝。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通鉴考异》谓其说出皮光业《闻见录》，不可据。《考异》云：按《旧传》：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文宗时未为翰林学士。盖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诬之，新《传》承皮录之误也。案此说亦东野人之言，自不足据。然谓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诬之，则亦未必然。宦官之罪如山矣！虽不加诬，可胜诛乎？然文宗自是郁郁不乐。两军球猎宴会绝矣。《新书·仇士良传》。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自是感疢，至弃天下云。《新书·李训传》。又《舒元舆传》：元舆为《牡丹赋》，时称其工。死后，帝观牡丹，凭殿栏诵赋，为泣下。《旧书·本纪》：开成四年六月，以久旱，分命祠祷，每忧动于色。宰臣等奏曰：“水旱时数使然，乞不过劳圣虑。”上改容言曰：“朕为人主，无德及天下，致兹灾旱，又谪见于天。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亦见《天文志》《五行志》。《新书·仇士良传》，谓帝是年苦风痹。少间，召宰相见延英殿。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皇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云。文宗无过，所擢用诸臣，亦莫非公忠体国，起孤寒，有大志，感激主知，思以身任天

下之重者，顺宗、文宗，志除宦官同，能擢用孤寒新进之人亦同，然顺宗所用，皆东宫旧臣，相知有素，而文宗则拔自临时，此则文宗尤难于顺宗也。王叔文之志，在致太平，不独除宦官，李训亦然。《旧书·训传》谓天下之人，有冀训致太平者，此当时之真舆论也。《新书·训传》云：训欲先诛宦竖，乃复河湟，攘夷狄，归河朔诸镇，此其未量为何如哉？诸臣蒙谤，盖不一端？然谛观史传，其形迹仍有可见者，且如王涯，《新书》言其性啬俭，不畜妓妾；恶卜祝及他方技；别墅有佳木流泉，居常书史自怡，使客贺若夷鼓琴娱宾；此岂黩货者？然又言其财贮巨万，取之弥日不尽，何哉？而卒见幽囚，遭屠戮，亦可哀矣。盖至是而天复骈诛，城社狐鼠，同归于尽之局定矣。毫毛不拔，将寻斧柯，岂不信哉？

甘露之变，明年，改元曰开成。是岁四月，李固言复为相。二年四月，陈夷行相，固言出为西川。夷行，郑覃党也。三年正月五日，李石入朝，盗发。引弓追及。矢才破肤，马逸而回。盗已伏坊门，挥刀斫石，断马尾。竟以马逸，得还私第。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是役也，迹出禁军。新旧《书·崔珙传》。盖仇士良为之，天子畏逼不能理。石拜章辞位者三，乃出为荆南节度使。而杨嗣复、李珏相。嗣复于陵子，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珏与固言、嗣复相善，与郑覃、陈夷行不同。四年五月，覃、夷行罢。七月，崔郸相。

第二节 武、宣朝局

唐自代宗以来，立君多由宦寺，而武宗之立，尤不以正。初，敬宗五子：长曰晋王普，次第二子梁王休复，次第三子襄王执中，次第四子纪王言扬，次第五子陈王成美。晋王，《旧书》云：文宗欲建为储贰，《庄恪太子传》。而以太和二年（828年）薨。年五岁。册赠悼怀太子。盖文宗之位，受之于兄，故欲还诸兄之子也。此在当日，自为大公。然文宗又不能无牵于内宠。六年十月，册长子鲁王永为太子。永母曰王昭仪。开成二年八月，与昭容杨氏同受册。昭仪为德妃，昭容为贤妃。见《旧书·本纪》。明年九月，开延英殿，议废太子。宰臣及众官皆不同，御史中丞狄兼谟言之尤切。翼日，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又进表陈论，事乃不果。是夜，太子归少阳院，杀其宫人左右数十人。十月，太子薨。谥庄恪。《旧书》本传云：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语本《实录》。见《通鉴考异》。时传云：德妃晚年宠衰，贤妃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能自辩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839年），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上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时已立成美。更欲踵前事邪？”立命杀之。则太子之非良死可知矣。然文宗自甘露变后，久同傀儡，能否自杀其子，尚有可疑。《郑肃传》云：会昌初，武宗思永之无罪，尽诛陷永之党，则陷永者漏网甚众可知。刘楚材、张十十等，特其小焉者耳。太子虽非良死，未必文宗杀之也。陈王成美以四年十月立为太子。文宗二子，次曰蒋王宗俭，开成二年（837年）始王，亡薨年，疑是时已薨，见下。梁、襄、纪三王，疑亦已殂谢，故及成美。五年正月二日，己卯。文宗暴卒，《旧书·武宗纪》。王鸣盛曰：卒当作疾。但据《旧纪》，文宗于四年十二月即不康，五年正月戊寅是朔日，而帝以辛巳崩，似未可以言暴。案卒盖仓卒之义？去年十二月即不康，至此疾骤甚耳。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瀍于十六宅，立为皇太弟。成美复封陈王。四日，文

宗崩。瀍立，是为武宗。末年寝疾，更名炎。成美及穆宗第八子安王溶皆死。穆宗五子：长敬宗，次第二子文宗，次第五子武宗，次第六子怀懿太子凑，次即安王也。至是而穆宗之子尽矣。《旧书·武宗纪》云：初，杨贤妃有宠于文宗，而庄恪太子母王妃失宠怨望，为杨妃所谮，王妃死，太子废。及开成末年，帝多疾，无嗣。观此语，则蒋王是时亦已殂谢。贤妃请以安王溶嗣。帝谋于宰相李珏，珏非之，乃立陈王。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归功于己，乃发安王旧事，故二王与贤妃皆死。《通鉴》云：文宗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瀍为太弟。盖宦官兵权在手，宰相无如之何也。二月，封仇士良为楚国公，鱼弘志为韩国公。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刘弘逸、薛季棱率禁军护灵驾至陵所，欲倒戈诛士良、弘志。卤簿使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棱当作崔郸。觉其谋，先谕卤簿诸军。是日，弘逸、季棱伏诛。贬杨嗣复为潭州刺史，潭州见第四章第二节。李珏为桂州刺史，桂州见第二章第二节。御史中丞裴夷直为杭州刺史。杭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皆坐弘逸、季棱党也。会昌元年三月，再贬嗣复湖州司马，湖州见第二章第七节。珏瑞州司马，瑞州见第四章第四节。夷直欢州司户。欢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旧书·王起传》云：弘逸、季棱欲因山陵兵士谋废立。起与山陵使知其谋，密奏皆伏诛。《通鉴考异》引贾纬《唐年补遗录》亦云：五年八月，季棱、弘逸聚禁兵，欲议废立。赖山陵使崔郸、卤簿使王起拒而获济。遂擒弘逸、季棱杀之。《旧书·杨嗣复传》云：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执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辅政。九月，出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明年，诛薛季棱、刘弘逸。中人言二人顷附嗣复、李珏，不利于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杀嗣复与珏。宰相崔郸、崔珙等亟请开延英。因极言国朝故事，大臣非恶逆显著，未有诛戮者，愿陛下复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

“朕缵嗣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棱，志在扶册陈王，嗣复、弘逸，志在树立安王。立陈王犹是文宗遗旨，嗣复欲立安王，全是希杨妃意旨。嗣复尝与妃书云：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珙等曰：“此事暖昧，真虚难辨。”帝曰：“杨妃曾卧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内侍疾月余。此时通道意旨。朕细问内人，情状皎然。我不欲宣出于外。向使安王得志，我岂有今日？然为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贬嗣复潮州刺史。潮州见第二章第二节。《通鉴》则嗣复罢而崔珙相，在开成五年五月。李珏之罢，在是年八月。夷直之出为杭州，在是年十一月。而嗣复及李珏之出，则但于会昌元年三月追书之。云：弘逸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除之。三月乙未，赐弘逸、季棱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考异》云：若去年八月已诛弘逸、季棱，不当至此月始再贬嗣复等。《旧纪·王起传》与《嗣复传》自相违，今从《实录》。案因山陵而谋变，其事不易子虚。《武宗实录》纂辑草率，不足据。《考异》引《实录》，又有时有再以其事动帝意者，帝赫然欲杀之之语。明嗣复及珏已先贬。嗣复罢相，在开成五年五月，夷直之出，在其年十一月，《通鉴》应不致误。盖又《旧纪》记事不审，嗣复之罢，至八月乃追书；夷直之出，则又逆探其事而终言之也。《旧书·李珏传》。开成五年九月，与杨嗣复俱罢，出为桂州。《新书·珏传》，则其罢相，乃以为山陵使，梓宫至安上门陷于泞，而贬江西在其后。嗣复、珏所以获全，盖由崔郸、崔珙之谏？《通鉴》叙此事兼采《献替记》，一似全由李德裕者，恐亦不足信也。裴夷直，《新书》附《张孝忠传》，云：武宗立，视册牒不肯署，乃出为杭州刺史，斥欢州司户参军。《通鉴》从《实录》，云：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谏议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为杭州刺史，其说亦同。《鉴》又记文宗之崩，敕大行以十四日殡，成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远，不听；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夷直复上书言之；可知其见斥之由，循常法无可立之君，则人人得申其意，古大询之法如是。后世庶人无繇议政，朝臣固当周谘。武宗乃举不援己者而悉逐之，褊矣。抑文宗之立陈王，犹是其欲树晋王之意。以自周以来久习之继嗣之法言之，亦较立弟为正，武宗乃弑而代之，流毒且及于安王，尤悖矣。

武宗之用李德裕，非知其材而用之也，亦以文宗末年，僧孺、宗闵之党在朝，恶其不援己，乃反其道而行之耳。适直是时，回纥衰乱，得以戡定朔方，此乃时会使然，初非德裕之力。至于削平昭义，则其事本不足称，读史者亦从而张之，则为往史之曲笔所欺矣。德裕既相，所引用者皆其党人。崔珙与德裕，相善者也。会昌元年三月，相陈夷行，乃专与杨嗣复立异者。二年（842年），李绅自淮南入相，尤德裕死党。陈夷行罢，李让夷继之，亦杨嗣复、李珏所恶也。三年（843年），崔珙罢，崔铉相，史云李让夷引之。铉与珙不协，发其领使时事，并谓其尝保护刘从谏，珙遭贬斥。四年（844年），杜悰自淮南入相，李绅出为淮南。明年有吴湘之狱，为后来德裕所由败，见下。是岁，杜悰、崔铉罢，李回相，德裕用兵昭义时，以御史中丞奉使河朔者也，事见下节。崔元式相，以为德裕所疾罢。牛僧孺、李宗闵，皆为所挤排以死。僧孺在淮南六年。开成二年（837年），为东都留守。三年（838年），征为左仆射。四年（839年），复出为山南东道。会昌二年（842年），秋，汉水溢，坏城郭，坐不谨防，下迁太子少保，进少师。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东都。刘稹诛，石雄军吏得从谏与僧孺、宗闵交结状，又河南少尹吕述言：僧孺闻稹诛，恨叹之。武宗怒，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累贬循州长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还为太子少师。卒。宗闵，开成三年（838年），杨嗣复辅政，欲拔用之，为郑覃、陈夷行所沮，与杭州刺史。四年（839年），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覃、夷行罢，嗣复方再拔用，而文宗崩。会昌三年（843年），德裕以宗闵素与刘从谏厚，上党近东都，分司非便，乃拜湖州刺史。稹败，得交通状，贬漳州长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柳州司马，卒。循州见第二章第七节。衡州，今湖南衡阳县。汝州见第二章第六节。漳州见上节。封州见第五章第二节。柳州见第四章第二节。然德裕引白敏中，敏中，居易从父弟。武宗夙闻居易名，欲用之，德裕以其衰病，荐敏中。会昌二年（842年），为翰林学士。而敏中反挤排之。至宣宗立，朝局变，而德裕亦遭窜逐而死焉。其事与德裕在武宗朝所为者，如出一辙。出尔反尔，其机可谓甚巧，特蹈之者不悟耳。

武宗之立也，赐仇士良以纪功碑。会昌元年十月，见《旧书·本纪》。会昌二年四月，群臣请加尊号。有纤人告士良：“宰相作赦书，欲减削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怒曰：“必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此据《旧书·本纪》。《新书·宦者传》曰：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请开延英诉其事。帝曰：“奸人之辞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皇恐谢。明年，士良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以疾辞。罢为内侍监，知省事。固请老。诏可。寻卒。《旧书·本纪》在六月。死之明年，有发其家藏兵数千物。诏削官爵，籍其家。《新书·宦者传》。《旧纪》在四年六月。云：中人于其家得兵仗数千件，兼发士良宿罪。会昌三年（843年），崔铉相。《通鉴》云：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与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论者颇以是称武宗能御宦官。然武宗所倚者，一李德裕耳。德裕之入相也，《通鉴》云：初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然则所谓不与事者何谓也？世岂有贪乐权位，绝无公天下之心，而能屏抑近习者邪？

武宗亦好道术。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邓元起等，饵其药得疾。会昌六年三月，大渐。宦官立宪宗第十三子光王怡为皇太叔，权句当军国事。武宗崩，怡立，更名忱，是为宣宗。时年三十七。《旧书·本纪》云：帝外晦而内明。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僚，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盖时置君如弈棋，诸王露头角者或遭忌疾，故帝以韬晦自全也。《新书·后妃传》：武宗贤妃王氏，邯郸人。邯郸见第二章第六节。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颍王。性机悟。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欲立为后。李德裕曰：“才人无子，且家不素显，恐诒天下讥。”乃止。及大渐，才人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葬端陵之柏城。《通鉴考异》曰：《唐阙史》曰：武宗王夫人，燕赵倡女也。武宗为颍王，获爱幸。文宗于十六宅西别建安王溶、颍王瀍院。上数幸其中，纵酒如家人礼。及文宗晏驾，后宫无子，此亦见蒋王早殁。所立敬宗男陈王，年幼且病，未任军国事，中贵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亲弟，既贤且长，遂起左右神策军及飞龙、羽林骁骑数千众，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贵遥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数四。意以安王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语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颍孰为大？”王夫人窃闻之，拥髻褰裙走出，矫言曰：“大者颍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颀长，皆呼为大王。且与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误，必赤族矣。”时安王心云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惧未敢出。颍王神气抑扬，隐于屏间，夫人自后耸出之。众惑其语，遂扶上马。戈甲霜拥，前至少阳院。诸中贵知已误，无敢出言者。遂罗拜马前，连呼万岁。寻下诏立为皇太弟，权句当军国事。《新书·后妃传》，盖亦取于《阙史》？立嗣大事，岂容缪误？今不取。案《阙史》之言，诚为东野人所难信，然武宗别有争位之计，而贤妃为之助画，则安能断其必无？谓《新书》浑括之辞必也取诸《阙史》，则太早计矣。《考异》又引《献替记》，谓王妃之死，在五年十月。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至是，以娇妒忤旨，一夕而陨。其说与诸书皆不同。王妃以殉死为名，附葬陵墓，其死期，似不容移至数月之前。岂武宗危笃之际，王妃亦与于立嗣之谋，为拥立宣宗者所败，以至不得其死，乃移其死期，以塞人疑欤？此说诚近億度。然文宗事懿安后甚谨，宣宗顾贼杀之。谓追讨宪宗之陨欤？则腐心于此者乃文宗，非宣宗也。而其所为相反若此，何哉？岂文宗以懿安与于立己而感之，宣宗则以宫闱之中，别有异图而怨之欤？《新书·宦者·严遵美传》：父季实，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此事也，隐见当日宫闱之内，亦有兴废之谋。懿安即不欲与其事，而身历五朝母天下，安知不有欲假藉之者？况于才人有专房之宠，危立为后，或主内政者欤？要之上下交争，不夺不餍，宫禁之中，即陷阱所在也。得国恒于斯，陨命亦于斯，人亦何乐而生帝王家欤？《新书·马植传》：会昌中，为李德裕所抑。宣宗嗣位，白敏中当国，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迁户部。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中书侍郎。初左军中尉马元贽，最为帝宠信，赐通天犀带，而植素与元贽善，至通昭穆，元贽以赐带遗之。他日，对便殿。帝识其带，以诘植。植震恐，具言状。于是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既行，诏捕亲吏下御史狱。尽得交私状，贬常州刺史。见第四章第二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事在大中四年（850年）。

《通鉴》云：上之立也，元贽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诸宦者。《新书·武宗纪》，则迳书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当时拥戴宣宗者，徒党未知几何？然元贽实为之魁，则无疑也。

宣宗之立，李德裕盖未与其谋？而德裕在武宗时，得君颇专，易为同列所忌。《旧书·本纪》：会昌五年十二月，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合相府兼领。宰相奏论之曰：管子曰：令行于上，而下论可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系于人也。自太和已来，其风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此弊不除，无以理国。《传》曰：下轻其上，贱人图柄，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弘质受人教导，辄献封章，是则贱人图柄矣。萧望之汉朝名儒重德，为御史大夫，奏云：今首岁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轻丞相，乃下侍中御史诘问。贞观中，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云：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兼总数职。太宗曰：此人妄有毁谤，欲离间我君臣。师合流于岭外。古者朝廷之上，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弘质贱人，岂得以非所宜言，上渎明主？此是轻宰相，挠时政也。昔东汉处士横议，遂有党锢事起。此事深要惩绝。伏望陛下，详其奸诈，去其朋徒。弘质坐贬官。又奏曰：天宝已前，中书除机密、迁授之外，其他政事，皆与中书舍人同商量。自艰难已来，务从权便。政颇去于台阁，事多系于军期。决遣万机，不暇博议。臣等商量：今后除机密公事外，诸侯表疏，百寮奏事，钱谷、刑狱等事，望令中书舍人六人，依故事先密详可否，臣等议而奏闻。从之。李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为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铉、杜悰罢相后，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上意不悦，而白敏中之徒教弘质论之，故有此奏。德裕结怨之深，由此言也。德裕之为人，诚不足取，然其论事权当集于中书及朋党之当去则是也，而卒以此败，可见朋党根抵蟠结之深。宣宗本猜忌之主，自不能容。故即位未几，即罢为荆南节度使，而白敏中相。九月，德裕又解平章事，为东都留守。大中元年二月，以太子少保分司。至九月而吴湘之狱起，《新书·李绅传》：始澧人吴汝纳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赃贬潘州司户参军死，汝纳家被逐，久不调。时李吉甫任宰相，汝纳怨之，后遂附宗闵党中。会昌时，为永宁尉。弟湘为江都尉。部人讼湘受赃狼籍，身娶民颜悦女。绅时节度淮南，使观察判官魏铏鞫湘罪明白，论报杀之。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德裕恶元藻持两端，奏贬崖州司户参军。宣宗立，德裕去位，绅已卒，崔铉等久不得志，导汝纳使为湘讼。言湘素直，为人诬蔑。大校重牢，五木被体。吏至以娶妻资媵结赃。且言颜悦故士族，湘罪皆不当死，绅枉杀之。又言湘死绅令即瘗，不得归葬。按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已，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德裕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寘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十七史商榷》云：新旧《书》皆言湘之坐赃，乃群小欲倾绅以及李德裕，而孙光宪《北梦琐言》第六卷，则谓绅镇淮南，湘为江都尉。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绅欲纳之。湘强委禽焉。绅大怒。因其婚娶聘财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皆以为赃，奏而杀之。绅本狂暴，此说恐当得情。程粮钱，《通鉴注》云：《新书·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东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蕃使还者，给度碛程粮，至于官吏以公事有远行，则须计程以给粮，而粮重不可远致，则以钱准估，故有程粮钱。澧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韶州见第四章第五节。潘州见第五章第一节。永宁，今河南洛宁县。武功见第三章第二节。德裕贬为潮州司马。二年正月，李回左迁湖南观察使。三年（849年），《旧传》误为二年（848年），据《李

卫公集》当作三年（849年），见《十七史商榷》。九月，德裕又以湘狱及改《元和实录》，再贬崖州司户。李回亦贬贺州。见第七章第三节。四年（850年），《旧传》亦误为三年（849年）。十二月，德裕卒于贬所。德裕为人，狠愎阴贼，贬谪而死，固其宜也。宣宗时，宰相见信任者：始为白敏中，后为令狐绹。敏中，宣宗即位时相，至大中三年三月罢，绹以其明年十月相，终宣宗之世。魏征五世孙谟，以敢言称，文宗时累加拔擢，亦相宣宗五年余。大中五年十月至十一年二月。史云：终以刚直，为令狐绹所忌，故罢。谟初为李固言、李珏、杨嗣复所引，故武宗时外出。宣宗时，白敏中引之。他相则充位而已。

旧史亟称宣宗之美，此乃阿私所好之言。《旧书·本纪》赞：史臣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献文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自宝历已来，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扰穷民。洎大中临御，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詟气。由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上宫中衣浣濯之衣，常膳不过数器。非母后侑膳，辄不举乐。岁或小饥，忧形于色。虽左右近习，未尝见怠惰之容。与群臣言，俨然煦接，如待宾僚。或有所陈闻，虚襟听纳。旧时人主所行，黄门先以龙脑、郁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宫人有疾，医视之。既瘳，即袖金赐之，诫曰：“勿令敕使知，谓予私于侍者。”其恭俭好善如此。帝道皇猷，始终无缺，虽汉文、景，不足过也。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嗛然。《新书》谓其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亦《本纪》赞语。则颇近于实耳。《旧纪》谓帝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亦近小察。《通鉴》云：上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覆入，上怒，推按擅改者，罚谪之。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自写而上之，虽子弟不知也。号曰《处分语》。他日，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出谓澳曰：“上处分本州事惊人。”澳询之，皆《处分语》中事也。大中九年（855年）。又云：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绹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绹。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绹汗透重裘。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绹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十二年（858年）。虽善参验擿发，然不能推诚相与，得人之欢心，将谁与共济艰难乎？《通鉴》又云：上以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 等无罪，诏皆雪其冤。此视武宗，似差强人意。然又云：上召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注》：唐自上元已后，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绿，九品深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内侍是长官，阶四品，其职但在 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至玄宗，宦者至三品将军，门施棨戟，得衣紫矣。上又尝与令狐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八年（854年）。蔓草非寻烈火，宁可徐图？当时宦官窃

大权者，罪久不容于死矣，尚何待？此辈有阙，能勿补乎？绹之此言，盖以卸责，亦以避祸也。帝之所行，盖即此策？故《旧书·宦者传》谓其诛太甚者，而阍寺仍握兵权之重，则其效可睹矣。然不能推赤心置人腹中，亦安得如王叔文、王伾、李训、郑注之臣而用之哉？而顺宗与文宗远矣。

然宣宗时庶政确颇修饰，此可于财政见之。王播死太和四年（830年），王涯代之。后亦常任元臣，以集其务，《旧书·食货志》语。然成效殊鲜。至宣宗乃用裴休。《旧书·传》曰：自太和已来，重臣领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蠢，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洎休领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所过地里，悉令县令兼董漕事，能者奖之。自江津达渭口，以四十万之佣，岁计缗钱二十八万贯，悉使归诸漕吏，巡院无得侵牟。举新法凡十条，又立税茶法二十条，奏行之。物议是之。初休典使三岁，漕米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更无沉舟之弊。《食货志》略同。《新书·南蛮传》：高骈说僖宗，言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860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故宰相敏中领西川，库钱至三百万缗，诸道亦然。此决非幸致。帝之才，盖不减汉宣帝？唐人之亟称之，亦有由也。

第三节 文、武、宣三朝藩镇叛服

唐自穆宗而后，河北三镇，已成覆水难收之势。文宗平横海，武宗平昭义，史家以为丰功，实则殊不足道，且皆竭蹶而后得之者也。

敬宗宝历元年八月，刘悟卒，子从谏求袭。左仆射李绛请速除近泽潞将帅一人，令倍道赴镇，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弗听。卒以授从谏。明年四月，李全略卒，子同捷擅领留后。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延龄，次子延嗣立，虐用其人。九月，都知兵马使李载义杀之。载义，常山愍王后。唐即以为副使，知节度事。文宗太和元年五月，唐于李同捷之请，久置不问。文宗即位，同捷令母弟入朝。诏移诸兖海，而以乌重胤为沧州。同捷托三军乞留拒命。乃诏重胤及武宁王智兴，义成李听，愬子。平卢康志睦，魏博史宪诚，义武张璠，卢龙李载义讨之。同捷赂河北三镇，以求旄钺。载义初受朝命，坚于效顺，囚同捷侄及所赂来献。张弘靖之囚，幕府多见害，妻子留不道，及是，载义悉护送至京师。见《新书》本传。而宪诚与全略婚媾，潜以粮饷助之。王廷凑亦出兵挠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七月，下诏罪状廷凑。令接界之地，随便进讨。初庭凑之叛，有傅良弼者守乐寿，李寰守博野累岁，议者以为难。《新书·牛元翼传》。乌重胤受命未久而卒，寰时为保义，穆宗长庆二年（822年），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晋州见第四章第一节。慈州见第七章第一节。诏移诸横海。无功。又代以良弼。未至镇卒。又代以李祐。十一月。时诸军在野，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日费寖多；两河诸帅，每有小捷，虚张俘级，以邀赏赍；其势颇窘。先是王智兴请出全军三万，自备粮饷五月，以讨同捷。九月，拔棣州。贼大惧。诸将稍务进取。是役也，功出于其右厢捉生兵马使石雄。徐人恶智兴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兴请授雄一郡。朝廷征雄赴京师，授壁州刺史。今四川通江县。智兴寻杀雄相善将士百余人，仍奏雄动摇军情，请行诛戮。文宗知其能，乃长流白州。见第五章第二节。经此顿挫，徐军又不能进取矣。十二月，王庭凑诱魏博行营将亓志绍叛魏，出兵应之。诏李听以沧州行营兵进讨。三年正月，破之。志绍奔庭凑。后为庭凑所杀，见《旧书·李听传》。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祐疑其诈。时谏议大夫柏耆军前宣慰，请以骑兵三百人沧，取同捷与其家属赴京师。至德州界，谍言廷凑兵来篡，乃斩同捷首，传而献捷。诸将疾耆邀

功，争上表论列。文宗不得已，贬耆循州司户。内官马国亮又奏耆于同捷处取婢九人，再命长流爱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寻赐死。《旧书》本传。《通鉴考异》引《实录》载诏书，有擅入沧州，专杀大将之语。《新书》本传谓同捷请降，李祐使万洪代守沧州，耆以事诛洪，诏盖指是？耆，《旧书》本传称其学纵横家流，盖有才气而无廉隅者？专杀大将，诚为有罪，然耆曾再说谕王承宗，今又奋勇入沧取李同捷，究应宥其一死，而竟不获免，盖迫于诸将使然，可见武人之横矣。卫尉卿殷侑，尝为沧州行军司马，及是，以为沧、齐、德观察使。时大兵之后，满目荆榛。侑不以妻子之官，攻苦食淡，与士卒同劳苦。始至，空城而已。周岁之后，流民襁负而归。数年之后，户口滋饶，仓廪盈积，人皆忘亡。初州兵三万，悉取给于度支。侑一岁而自赡其半，二岁而给用悉周，请罢度支给赐。六年（832年），入为刑部尚书。寻复充天平军节度。自元和末，收复十二州为三镇，朝廷务安反侧，征赋所入，尽留赡军。侑乃上表，起太和七年（833年），请岁供两税榷酒等钱十五万贯，粟五万石。《旧书·本纪》：太和六年九月，淄青初定两税额，五州一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九贯。自此淄青始有上供，盖亦受如侑者之夹持而然！此可见方镇得人，纪纲未始不可以渐饬，而唐于收复之地，不能皆得良将以守之，实为分崩离析之由。夫欲得良将，必在豫储于平时，悉以禁军委宦官，则无此望矣。此又见德宗之措置，实为铸成一大错也。

沧景既平，史宪诚心不自安，遣子孝章入觐。又飞章愿以所管奉命。乃移诸河中，而代以李听。宪诚将以族行，惧魏军之留，问策于弟宪忠。宪忠教以分相魏请置帅，因以弱魏。复请诏听引军声图亓志绍，而假道清河。见第二章第六节。帝从之。分相、卫、澶三州，别为一镇，俾孝章领之。澶州，在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五代晋移治濮阳，今濮阳县。宪诚因欲倚听公去魏。听次清河，魏人惊。宪忠曰：“彼假道取贼，吾军无负朝廷，何惧为？”乃稍安。然魏素聚甲清河。听至，悉出其甲。将入魏。魏军闻之，惧。明日，尽甲而出。

听按兵馆陶不进。今山东馆陶县。众谓宪诚卖己，夜攻杀之，并监军史良佐，而推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帅。时太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也。七月，进滔袭听。听不为备，大败，丧师过半，仅得还滑。时河北久用兵，馈饷不给。八月，乃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是月，亦赦王庭凑。五年（831年），李载义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所逐。文宗召宰臣谋之。牛僧孺对曰：“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乡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上大喜，乃即以授志诚。可见是时河北之形势矣。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固事之无可如何者也。八年十月，志诚复为三军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进志诚所造衮龙衣二副，及被服鞍鞯，皆绣饰鸾凤日月之形，成为王字。因付御史台鞫问，流岭南。行至商州，杀之。不能收土地甲兵，而惜此虚器，亦无谓矣。是岁十一月，王庭凑卒。军中立其子元逵。事朝廷颇恭顺。朝以绛王悟女寿安公主降之。开成五年（840年），何进滔卒，子重顺袭。朝廷遣河中帅李执方，沧州帅刘约，各遣使劝令归阙，别俟朝旨。不从。竟就加节制。至武宗时，赐名曰弘敬。

王智兴，沧景平后入朝，改帅忠武。七年（833年），改授河中。再入朝。九年（835年），又改帅宣武。开成元年（836年），卒。以智兴之骄横，而获以功名终，可谓天幸，抑亦以其不得士卒之心，不能叛，故朝廷亦不之忌也。先是，太和六年（832年）。以李听为武宁军节度。听有苍头，为徐州将，不欲听至。听先使亲吏慰劳徐人，为苍头所杀。听不敢进，固以疾辞。代以高瑀。军骄难制，士数犯法。又以崔珙代之。七年（833年）。居徐二岁，史称徐人戢畏焉。

《通鉴》：开成三年九月，义武节度使张璠在镇十五年，为幽、镇所惮。及有疾，请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举族归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军中欲立元益。观察留后李士季不可，众杀之，又杀大将十余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十月，易定监军奏军中不纳李仲迁，请以张元益为留后。宰相议发兵讨易定。上曰：“易定地狭人贫，军资半仰度支，急之则靡所不为，缓之则自生变，但谨备四境以俟之。”乃除张元益代州刺史。代州见第二章第二节。顷之，军中果有异议。乃上表，以不便李仲迁为辞。朝廷为之罢仲迁。十一月，诏俟元益出定州，其义武将士始谋立元益者，皆赦不问。丁卯，张元益出定州。甲戌，以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考异》曰：《补国史》曰：易定张公璠卒，三军请公璠子元益，继统军务。公璠乃孝忠孙也。公璠弥留之际，诫元益归阙。三军复效幽、镇、魏三道，自立连帅，坐邀制命。庙谋未决。丞相卫公欲伐而克之。贞穆公议未可兴师，且行吊赠礼，追元益赴阙。若拒命跋扈，讨之不迟。上前互陈短长，未行朝典。贞穆公有密疏进追元益诏意，云：“卿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于不朽。乃祖茂昭，克荷遗训，不坠义风。”文宗览诏意，深协睿谋。诏下定州。元益拜诏恸哭，焚墨衰，请死于众。三军将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苫庐。请监军使幕府进诸道例，各知留后。公璠遂全家赴阙。诏以神策军使陈君赏为帅。所谓贞穆公者，李珏也。按《实录》：璠定州衙将，非孝忠孙；又李德裕此年不为相；《补国史》盖传闻之说，不可据。今从《实录》。案传闻之误，史家诚所不免，然《补国史》言之凿凿，似不能全出子虚。《新书·本纪》：太和三年三月乙巳，以太原兵马使傅毅为义武军节度使。义武军不受命。都知兵马使张璠自称节度使。戊申，以璠为义武节度使、都知兵马。盖即《实录》所谓衙将？据《通鉴》：太和元年（827年）讨李同捷。义武节度，已为张璠，盖知留后而未授节钺？《实录》仅据其实职书之，又未详其家世，遂至滋疑也。胡三省《注》在镇十五

年句曰：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璠代陈楚镇义武，亦以知后与实授无殊，故浑言之，非谓是时已降节度之命也。盖至太和三年三月戊申之后，璠乃正授节钺？楚，茂昭甥。元和讨王承宗，浑镐代任迪简帅义武，战败，以楚代之，见第七章第二节。《旧书》附《孝忠传》。云：楚家世久在定州，军中部校，皆其旧卒，人情大悦，军卒帖然，亦与此军关系甚深者也。璠之自称节度，殆亦见迫于众，非本心，故临殁仍戒其子归朝。元益奉诏而请死于众，亦见其迟留之非自由也。《通鉴》：开成五年（840年），义武军乱，逐节度使陈君赏。君赏募勇士数百人，复入军城，诛乱者。此条盖亦本《实录》？《旧书·本纪》略同。君赏之代韩威，未知在于何时。《补国史》径言君赏而不及威，度威在镇必不久。盖至是而以神策军将帅义武之本谋遂矣。《新书·裴度传》云：张璠卒，军中将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晓譬祸福，元益惧，束身归朝。度时节度河东，距易定密迩，此亦其军士易于就范之由欤？自孝忠至于元益，世笃忠贞，颇为难得，然易定究近三镇，故其军中又数有不安也。

文宗时藩镇之乱，尚有太和三年九月，安南逐都护韩约。约后与于甘露之役，盖亦良将而见逐，可见军士之骄横也。是岁，李绛出为山南西道。三年（829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慕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悉令罢归，皆快快。监军杨叔元，怨绛不奉己，众辞之际，以言激之。募卒遂劫库兵，入使衙。衙将王景延战死。绛为乱兵所害。从事赵存约、薛齐俱死。时四年二月十日也。以尚书右丞温造为节度。造因征蛮回兵，下车置宴，围新军千人，皆斩首于地，血流四注。杨叔元起求哀，拥造靴以请命，遣兵卫出之，以俟朝旨。敕旨配流康州。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亲刃绛者斩百断，号令者斩三断，余并斩首。内一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王景延、赵存约等，并投尸于江。平时不能整肃纲纪，而临事徒藉杀戮以立威，亦可惨矣。唐自军人骄横以来，此等大杀戮之事，亦数见不鲜，而卒不能已乱，可见淫刑之无益于治。抑杀戮如是之众，而独不能立枭杨叔元，又何以服军人之心，而寒宦寺之胆也？

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史元忠为偏将陈行泰所杀，邀节制。《新书·藩镇传》曰：宰相李德裕，计河朔请帅，皆报下太速，故军得以安。若少须，下且有变，帝许之。未报，果为次将张绛所杀。复诱其军以请。亦置未报。是时回鹘为黠戛斯所破，乌介可汗托天德塞上，事见下节。雄武军使张仲武，《地理志》：蓟州有雄武军。遣其属吴仲舒入朝，请以本军击回鹘。德裕因问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绛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旧将张光朝子，年五十余，通书，《传》言仲武通《左氏春秋》。习戎事，性忠义，愿归款朝廷旧矣。”德裕曰：“即以为帅，得毋复乱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绛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节不可许，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军且无辞。”乃擢兵马留后，而诏抚王纮领节度。纮，顺宗子。诏下，绛果为军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新书》本传。《旧书·本纪》：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逐其帅史元忠，推衙将陈行泰为留后。三军上章请符节。朝旨未许。十月，幽州雄武军使张绛遣军吏吴仲舒入朝，言行泰惨虐，不可处将帅之任，请以镇军加讨。许之。十月，诛行泰。遂以绛知兵马使。二年正月，以抚王纮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节度大使。以雄武军使张绛兼幽州左司马，知两使留后。仍赐名仲武。以绛与仲武为一人，而本传亦同《新书》，《纪》盖误。《通鉴》云：仲武起兵击绛，乃遣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发兵，为朝廷讨乱，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留后。仲武寻克幽州。二说微异。要之，是时于幽州，业已置之度外，故应之甚缓，而转可坐观其变。德裕之处张仲武，实与牛僧孺之处杨志诚无异，以为有奇策则误矣。

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卒。《新书》本传云：昭义自悟时治邢州，而人思上党。从谏还治潞。悟苛扰，从谏宽厚，故下益附。方年壮，思立功。甘露事起，宰相皆夷族，从谏不平，三上书请王涯等罪，讥切中人。郑覃、李石，藉其论执，以立权纲。中人惮而怨之。又劾奏萧本非太后弟。《新书·后纪传》：穆宗贞献皇后萧氏，闽人也。穆宗为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号曰皇太后。初后去家入长安，不复知家存亡，惟记有弟。帝为访之。俄有男子萧洪，因后娣婿吕璋白见之。太后谓得真弟，悲不自胜。帝拜洪金吾将军。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稍徙鄜坊。始节度自神策出者，举军为办装，因三倍取偿。洪所代未及偿而死，军中并责偿于洪。洪不许。左军中尉仇士良憾之。会闽有男子萧本，又称太后弟，士良以闻。自鄜坊召洪下狱按治，乃代人。诏流欢州。不半道，赐死。擢本赞善大夫，宠赠三世。帝以为真，不淹旬，赐累巨万。然太后真弟，庸软莫能自达，本绐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听不疑。历卫尉卿、金吾将军。会福建观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萧弘，自言太后弟。御史台参治，非是。昭义刘从谏又为言，请与本辩。有诏三司高元裕、孙简、崔郇杂问，乃皆妄。本流爱州，弘儋州，而太后终不获弟。欢州见第二章第二节。爱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儋州见第四章第二节。仇士良积怒，唱言从谏志窥伺，从谏亦妄言清君侧，因与朝廷猜贰。又云：性奢侈，饰居室舆马。无远略。善贸易之算。徙长子道入潞，长子，今山西长子县。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贾人子献口马金币，即署衙将，使行贾州县，所在暴横沓贪，责子贷钱，吏不应命，即诉于从谏，欲论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大将李万江，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岁入马价数百万。子弟、姻娅，隶军者四十八人。从谏徙山东，惧其重迁，且生变；而子弟亦豪纵，少从谏，不甚礼。因诬其叛，夷三族，凡三百余家。姬妾有微过，辄杀之。人皆知其将亡。所为如此，岂似宽厚者？其辞盖有溢恶焉？彼其聚敛，实因与朝廷猜贰而然，其与朝廷猜贰，则原于甘露之变，故从谏虽可诛，宦寺非可诛从谏之人也。然从谏实负气，少谋略，故志虽正而遇日穷。疾病，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则吾家无炊火矣。”《通鉴》。弟子稹，从谏以为嗣，乃令主军事，而置大将王协、郭谊等为佐，其意仅在自全可知也。或谓如此，则何不释甲归朝？然文宗之世，政由宦寺；武宗、李德裕，又务反文宗之所为；此岂可于廷尉望山头邪？背唐室为逆，仇仇士良，不可云逆，因仇仇士良而唐室欲加诛，岂能责其不自救？顺逆之节，固不可以一端论也。

从谏既卒，稹秘不发丧，而使请医于朝。时则王协为之谋，曰：“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其意亦仍在自全也。朝廷早知其诈，乃令护从谏之丧归洛阳。稹拒朝旨。诏宰臣、百僚议。皆以塞上用兵，不宜中原生事，请以亲王遥领，令稹权知兵马事。独李德裕不可，曰：“泽潞内地，不同河朔。前后命帅，皆用儒臣。李抱真成立此军，身殁之后，德宗尚不许继袭。洎刘悟作镇，长庆中颇亦自专。属敬宗因循，遂许从谏继袭。开成初于长子屯军，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刘稹管兵马。不加讨伐，何以号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则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谓泽潞不可不讨，似也，然谓其与郑注、李训交结，欲兴晋阳之甲，一若以仇士良之是非为是非者，何哉？德裕又言：“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耳。但得魏、镇不与稹同，破之必矣。请遣重臣一人，传达圣旨。言泽潞命帅，不同三镇。自艰难已来，列圣皆许三镇承袭，已成故事。今国家欲加兵诛稹，禁军不欲出山东。其山东三州，委镇、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命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镇谕旨。赐魏、镇诏书云：卿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至幽州，则以张仲武与太原刘沔不协，谕以和协之旨。夫唐自代宗已来，膏盲之疾，河北三镇也。若德裕之所为，是以山东三州赂镇、魏，益使强大也。虽克昭义，又何利焉？而为之者，何哉？真以泽潞内地，不同河朔邪？抑武宗怨文宗末命之不逮己，德裕怨其时曾见贬斥，务反太和之政，虽为仇士良快意而不恤也？难言之矣！

战伐之谋既定，乃移忠武王茂元于河阳，以王智兴之子宰代帅忠武。使茂元与河东刘沔、河中陈夷行及王元逵、何弘敬同讨之。以武宁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招讨使。晋州见第四章第一节。绛州见第六章第二节。山南东道卢钧，宽厚能得众，命兼节度昭义。德裕又奏：贞元、太和间，诸道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迟留逗桡，以困国力。或密与贼商量，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今请处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县邑。帝然之。《旧书·德裕传》。《通鉴》：是时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洺州，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案此说诚是，然元逵、弘敬，实未如其所指示，山东诸州之下，乃稹党内离，而《旧书》本传谓弘敬、元逵收洺、磁而稹党遂离，以至平殄，皆如其算，亦诬矣。李彦佐逗留，德裕请以石雄为之副，至军即令代之。王元逵密表何弘敬怀两端。德裕请遣王宰迳魏博攻磁州。弘敬果惧，自趋磁州。而河阳兵为稹将薛茂卿所败，王茂元又撄疾，乃改使宰援河阳。茂元卒，即统其万善营兵。《通鉴注》：《九域志》：怀州河内县有万善镇。茂卿通于宰，伪北，弃天井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入泽州，召宰兵，请为内应。宰疑之，不敢进。稹召茂卿诛之。以兵马使刘公直代将。复取天井关。刘沔与张仲武不协，徙之义成，以李石为河东。《新书》云：先时河北诸将死，皆先遣使吊祭，次册赠，次近臣宣慰，度军便宜，乃与节。军中不许出，乃用兵。大抵不半岁不能定。故謷将、逆子，皆得为之备。稹初不意帝怒即见讨，及王茂元录诏示稹，举族号恸，而愚懦不决。又云：李石领河东，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书乞降。其意终在于自全，灼然可见。石以闻，右拾遗崔碣表请纳之。帝怒，斥碣邓城令。邓城县，在今襄阳县北。诏敢言罢兵者，戮贼境上。其奉行仇士良之旨，何其决也？初刘沔以兵三千戍横水，其将王遂军榆社，今山西榆社县。请济师。李石召横水卒千五百归太原，令别将杨弁率之以赴。旧例，发军人给二缣，石以支计不足，量减其一，便催上路。时近岁暮，军人聚怨。四年正月朔，逐石，与稹连和。稹诸将建议：我求承袭，彼叛卒，若与之，是与反者。械其使送京师。使败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犹不赦。监军吕义忠招榆社戍兵，复太原，擒杨弁，送京师诛之。四月，王宰攻泽州，不克。闰七月，从谏妻弟裴问，以邢州降王元逵。洺州王钊，磁州安玉，《旧纪》。《通鉴》同，《新书·藩镇传》作高玉。亦降于何弘敬。郭谊、王协，乃谋叛稹。谊令稹所亲董可玉说稹，以谊为留后而归朝。稹许之。稹宅内兵马使李士贵攻谊，败死。谊遂杀稹。又悉取从谏子在襁褓者二十余，并从子积、匡周等杀之。夷张谷、张沿、陈扬庭、《新书·传》云：皆有文，时时言古今成败，以佐从谏。李仲京、王渥、王羽、韩茂章、茂实、贾庠、郭台、甄戈十一族。甄戈，《新书·传》云：颇任侠，从谏厚给恤，坐上坐，自称荆卿。从谏与定州戍将有嫌，命戈取之。因为逆旅上谒，留饮三日，乘间斩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余辈劫之。从谏不悦，号伪荆卿。军中素不附者皆杀。而函稹首送王宰。刘公直亦降于宰。仲京，训之兄；渥，璠之子；羽，涯族孙；茂章、茂实，约之子；庠，子；台，行余子。甘露难作，皆羸服奔从谏，从谏衣食之。《新书》本传。《旧书·本纪》，王璠子名珪，与仲京，羽，茂章，茂实，郭谊，刘公直，王协，刘稹母阿裴，稹弟、妹、从兄，张谷男，陈扬庭弟，甄戈并处斩于独柳。盖谊族其家，而送其身于朝也？《通鉴》云：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 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识者非之。甘露之变，王涯子仲翔匿侍御史裴 家，

执以赴军。仲翔曰：“业不见容，当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闻者哀之。见利则以宦寺之好恶为好恶，泄忿则以宦寺之是非为是非，所谓士君子者，几何其不为宦寺之孝子顺孙也？《旧书·传》云：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将妻同宴，以酒为寿，泣下不能已。诸妇请命。裴曰：“新妇各与汝夫文字，案不云语之而云与文字，似诸将妻皆质稹宅中者，亦可见军人之懔懔不自保也。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国家。丕，稹将首降唐者。子母为托，故悲不能已也。”诸妇亦泣下。故潞将叛志益坚。稹死，裴亦以此极刑。似其情真罪当者。然《新书·传》云：从谏妻裴，以弟立功，诏欲贷其死。刑部侍郎刘三复执不可，于是赐死。以尸还问。裴宽厚有谋，每劝从谏入朝，为子孙计。从谏有妾韦，愿封夫人，许之。诏至，裴怒，毁诏不与。从谏它日会裴党，复出诏。裴抵去，曰：“淄青李师古，四世阻命，不闻侧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欲以婢为夫人，族不日灭耳。”从谏赧然止。及韦至京师，乃言李丕降，裴会大将妻号哭曰：“为我语若夫，勿忘先公恩，愿以子母托。”诸妇亦泣下，故潞诸将叛益坚，由是及祸。然则《旧书》所著，乃当日爰书之语，而其所用者，实嬖妾之言也。可谓淫刑矣。

王茂元之死也，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尝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建中二年（781年），以李芃为河阳、怀州节度，割东畿五县隶焉。五县：河阳，在今河南孟县南。河清，在今孟县西南。济源、温，今皆为县，属河南。王屋，在济源西。不若遂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平日，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孟州治河阳，至明降为县。王宰将行营以扞敌，昕供馈饷而已。及邢、洺、磁三州降，德裕请以卢弘止为三州留后。弘止，新旧《唐书》皆附其兄《简辞传》。《旧书》作弘正，《本纪》同。《新书》纪传皆作弘止。《实录》同《新书》，见《通鉴考异》。曰：“万一镇、魏请有三州，朝廷难于可否。”上从之。郭谊降，德裕奏：今不须复置邢、洺、磁留后，但遣卢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两道。罢卢钧山南西道，专为昭义节度使。九月，诏以泽州隶河阳节度。太行之险，在南与在北实同，视国家能否控驭耳。邢、洺、磁三州，以是时河朔三镇，皆无远图，得未入于镇、魏，亦幸也。

刘稹之死也，石雄以兵守境，军大掠，郭谊移书责之，雄衔怒。李德裕建言：“乱由谊始，及兵在境，宜悉取逆党送京师。”乃诏雄率兵入，缚送谊等。有诏：从谏且死，乃署稹军，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发视，三斩之。稹将白惟信，率余卒三千保潞城。今山西潞城县。雄召之，使往十余辈皆死。卢钧次高平，今山西高平县。惟信献款。雄欲尽夷潞兵。钧不听。坐治堂上，左右皆雄亲卒，击鼓传漏，钧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送至阙下，余众悉原。雄之暴戾而肆无上如此，无怪王智兴欲除之矣。明年，兴士五千戍代北。钧坐城门劳遣。戍卒骄，顾家属，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将李文矩为帅。钧仓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谕叛者，众乃悔服。即相与谢钧，迎还府，斩首恶，乃定。诏趣戍者行，密使尽戮之。钧请徐乘其变，而使者不发须报。时戍人已去潞一舍，钧选衙卒五百，壮骑百，以骑载兵夜趋。迟明，至太平驿，尽杀之。是时君相皆务杀戮以立威，而承之以郭谊等军人，可谓惨无人理。而《献替记》云：上信任宰臣，无不先访问，无独断之事，惟讨诛泽潞，不舍赴振武官健，及诛翦党项，此二事并禁中发诏处分，更不顾问，《通鉴考异》。则又知其事有惭德，而归过于君也，真乃凶德参会矣。宣宗立，石雄徙镇凤翔。王宰于雄故有隙，数欲沮陷。会德裕罢相，因代归。白敏中曰：功所酬已厌。拜神武统军，失势快快卒。

武宗之平昭义，论者或誉其能断，且以德裕为有谋。然时逾一载，仅乃克之；刍粮逾太行饷军，环六七镇；初诏卢商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又诏杜悰兼盐铁、度支，并二使财以赡军，军乃不乏；《旧书·本纪》会昌四年（844年），《新书·卢商传》。其势亦殊竭蹶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当时朝廷之余力，尚几何哉？若能赫然诛仇士良，雪王涯、贾、李训、郑注之冤，明先君之志，闻风内乡者，又岂特一昭义也？

宣宗大中三年四月，张仲武卒，子直方袭。五月，武宁军乱，逐其节度使李廓。《旧书·本纪》。卢弘止代之。徐方自王智兴之后，军士骄恣。有银刀都者，尤劳姑息。前后屡逐主帅。弘止在镇期年，皆去其首恶，谕之忠义。讫于交代，军旅无哗。《旧书》本传。《通鉴》：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作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张直方动多不法，虑为将卒所图，是年冬，托以游猎赴阙。《旧书》本传。军人推衙将周 为留后。四年九月，卒。军人立衙将张允伸。《旧书·本纪》。《新书·本纪》：四年八月，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传》同。《旧书·允伸传》云：戎帅周 寝疾，表允伸为留后，则《新书》误也。《通鉴》从《旧书》。九年正月，王元逵卒，子绍鼎袭。《新书·本纪》。《传》云：元逵八年（854年）卒，《纪》盖据赴日书之。七月，浙西东道军乱，逐其观察使李讷。《新书·本纪》。《传》云：性疏卞，遇士不以礼，故为下所逐。《通鉴》同。《旧书·本纪》：讷迁浙东观察在十年（856年）春，恐误。以沈询代之。《通鉴》。十一年七月，王绍鼎卒。绍鼎淫湎自放，性暴，厚裒敛，升楼弹射路人以为乐。众忿其虐，欲逐之。会病死。子幼，未能事事，弟绍懿袭。《新书》纪传。十二年三月，盐州监军使杨玄价杀其刺史刘皋。《新书·本纪》。四月，岭南军乱，逐其节度使杨发。《新书·本纪》。《旧传》云：发为福州刺史，耆老以善绩闻，朝廷以发长于边事，移授广州。属前政不率，蛮夏成怨。发以严为理，军乱，为军人所囚，致于传舍。五月，湖南军乱，逐其观察使韩琮。《新书·本纪》。诏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讨平之。《通鉴》。六月，江西都将毛鹤逐其节度使郑宪。《新书·本纪》。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发邻道兵讨平之。十二月。《通鉴》。七月，容州将来正反。《新书·本纪》。容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经略使宋涯捕斩之。《通鉴》。八月，宣歙将康全泰逐其观察使郑薰。淮南节度使崔铉兼宣歙池观察处置使以讨之。十月，全泰伏诛。《新书·本纪》。《通鉴》：全泰之叛在七月，《纪》盖因崔铉之讨追书之。十三年四月，武宁军节度使康季荣为士卒所逐。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弘正子。尝镇徐州，有能名，复以为武宁节度使。一方遂安。《通鉴》。

第四节 回纥之亡

回鹘奉诚可汗，以贞元十一年（795年）死。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册拜爱滕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骨咄禄本

跌氏。少孤，为大首领所养。辩敏材武。当天亲时，数主兵，诸酋尊畏。至是，以药葛罗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案此语欠明显。《通鉴》云：冒姓药葛罗氏，较清晰。而尽取可汗子孙，内之朝廷。《通鉴》云：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永贞元年（805年），死。册所嗣为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通鉴》同，《旧书》阙。元和三年（808年），死。册拜爱登里啰汨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旧书》亦阙保义之立。下文称为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蜜毗伽可汗。于其死时，又称为毗伽保义可汗。再请婚，未报。可汗以三千骑至 鹈泉。礼部尚书李绛以北边空虚；吴少阳垂死，可乘其变，南事淮右；请许之。而有司度费当五百万，帝方内讨强节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诚、太常博士殷侑往谕不可。《新书·回鹘传》载绛之言曰：我三分天下赋，以一事边。今东南大县赋，岁二十万缗，以一县赋为婚赀，非损寡得大乎？今惜婚费不与，假如王师北征，兵非三万，骑非五千，不能扞且驰也；又如保十全之胜，一岁辄罢；其馈饷供拟，岂止一县赋哉？其言似辨，然与有司度费当五百万之说，大相径庭。盖好绛者億为之辞，而不悟其不合实际也。于此，可见唐代史料，多不可信。《旧书·殷侑传》，亦云当时计费为五百万缗也。穆宗立，又固求婚，许之，而可汗死。册所嗣为登啰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旧书》阙崇德二字。下文又作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以太和公主下降。宪宗女。以上据《新书·回鹘传》。裴度讨幽、镇，回鹘请以兵从。朝议以宝应初回鹘恃功骄恣，难制，咸以为不可，命中使止之。会其已上丰州北界，不从。诏发缯帛七万匹赐之。乃还。《旧书·回纥传》。丰州见第四章第三节。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萨特勒立，册为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昭礼可汗。《通鉴》系宝历元年三月。《旧书》：长庆二年五月，命使册立登啰骨没密施合毗伽礼可汗，当即此可汗，误系于前。太和六年（832年），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明年，册为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句录毗伽彰信可汗。《新书·回鹘传》。《旧书》云：太和七年三月，回纥李义节等将驼马到，且报可汗三月二十七日薨，已册亲弟萨特勒。《通鉴》从《新书》。复强死，而回鹘不可支矣。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相掘罗勿作难，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杀。国人立 驭特勒为可汗。《旧书》云：开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与特勒柴革欲篡萨特勒可汗。可汗觉，杀柴革及安允合。掘罗勿拥兵在外，怨，又杀萨特勒，以 驭特勒为可汗。《通鉴》同。方岁饥，遂疫。又大雪，羊马多死。武宗即位，渠长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其相驭职与庞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于是可汗牙部十三姓《旧书》云：近可汗牙十三部。奉乌介特勒为可汗，南保错子山。《新书·回鹘传》。胡三省曰：《新志》：鸊鹈泉北十里入碛。经履鹿山、鹿耳山至错甲山。《旧书》云：南来附汉。黠戛斯，乾元中为回纥所破。回鹘授其君长阿热官为毗伽顿颉斤。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拏斗二十年不解。句录莫贺导阿热

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皆溃。阿热身自将，焚其牙及公主所庐。乃悉收其宝赀，并得太和公主。《新书·黠戛斯传》。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使达干奉主来归。《旧书》云：令达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乌介怒，追击达干，杀之，劫主南度碛。《新书·回鹘传》。先是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奏称回鹘叛将嗢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出兵驱逐。李德裕以天德城兵才千余，诏牟约勒将士及杂虏，毋得先犯回鹘，又诏河东、振武严兵以备之。《通鉴》。天德军见第七章第一节。振武军见第三章第二节。于是其相赤心与王子嗢没斯、特勒那颉啜将其部欲自归，而公主亦遣使者来，言乌介已立，因请命。又大臣颉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使慰抚其众，输粮二万斛，而不许借振武。《新书·回鹘传》。时会昌元年十二月也。二年正月，遣兵部郎中李拭巡边。三月，还。言刘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时河东节度使苻澈疾病，乃以沔代之，而以金吾大将军李忠顺为振武。遣将作少监苗缜册命乌介可汗。使徐行，驻于河东，俟可汗位定然后进。既而可汗屡侵扰边境，缜竟不行。《通鉴》。嗢没斯以赤心奸桀，难得要领，密约田牟，诱赤心斩帐下。《旧书》云：赤心与连位相姓仆固者，与特勒那颉啜拥部众不宾乌介。赤心欲犯塞。乌介遣嗢没斯先布诚于田牟，然后诱赤心同谒乌介，戮赤心于可汗帐下，并仆固二人。案《新书》此处，叙事太略，一似嗢没斯但以已意约田牟杀赤心者，且似杀诸田牟帐下者矣。那颉啜收赤心众七千帐，东走振武、大同。大同军见第五章第二节。因室韦、黑沙，盖谓黑沙城地方之部落也。黑沙城见第四章第四节。南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破之，悉得其众。那颉啜走，乌介执而杀之。然乌介兵尚强，号十万。驻牙大同北闾门山。而特勒厖俱遮、阿敦宁等凡四部，及将军曹磨众三万，因仲武降。嗢没斯亦附使者送款。《新书·纪》在五月。帝欲使助可汗复国，而可汗已攻云州。见第二章第二节。刘沔与战，败绩。《新书·纪》在六月。嗢没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骑诣振武降。以天德为归义军，《通鉴》云：以嗢没斯所部为归义军。即拜军使。既朝，皆赐李氏。名嗢没斯曰思忠，阿历支曰思贞，习勿啜曰思义，乌罗思曰思礼，此三人，《通鉴》云：嗢没斯弟，当即上所云三部。爱邪勿曰弘顺，爱邪勿，《通鉴》云国相。即拜归义军副使。指弘顺言之，见《旧纪》。以上据《新书·回鹘传》。《旧传》云：有特勒嗢没斯、阿历支、习勿啜三部，回鹘相爱邪勿弘顺，回鹘尚书吕衡等诸部降振武。三部首领皆赐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贞、思惠、思恩、充归义使。上少乌罗思，而下赐名仍有四人，足见其文有夺误。思惠、思恩，当即思义、思礼，不同者？或赐名亦有更易也。爱邪勿弘顺，赐名与旧名连举，文亦不完，或弘顺二字为分注也。可汗遣使者藉兵，欲还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许。可汗恚，进略大同川，谓大同境内有川流之处也。民居必依于川，故古称某地方民所聚居之处曰某川。转战攻云州。《旧纪》在八月。诏益发诸镇兵屯太原以北。《旧纪》云：许、蔡、汴、滑等六镇。《通鉴》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以刘沔为回鹘南面招抚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使。李思忠为西党项都将、西南面招讨使。沔营雁门。又诏银州刺史何清朝，银州见第七章第一节。蔚州刺史契苾通，蔚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以蕃、浑兵出振武，与沔、仲武合，稍逼回鹘。《旧纪》在九月。云：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易、定兵千人守大同军、契苾通、何清朝领沙陀、吐浑六千骑趋天德。李思忠率回纥、党项之师屯保大栅。三年正月，敕何清朝分领沙陀、吐浑、党项之众赴振武，取刘沔处分。《通鉴》云：何清朝、契苾通分将河东蕃兵诣振武，受李思忠指挥。要之，此役所用蕃兵甚多也。思忠数深入，谕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军以骑五百益弘顺。沔进次云州。思忠屯保大栅。率河中、陈、许兵与回鹘战，败之。《通鉴》：八月，可汗突入大同川。转斗至云州。诏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候来春驱逐回鹘。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诏，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

诏命。若虑河冰既合，回鹘复有驰突，须早驱逐，则当及天时未寒，决策于数月之内。望令公卿集议。诏从之。议者多以为宜俟来春，于是有三道招抚使之命。德裕等旋奏：河东奏事官孙俦适至，云回鹘移营近南四十里。据此事势，正堪驱除。臣等问孙俦：若与幽州合势，迫逐回鹘，更须益几兵？侍言不须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从之。诏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营稍前，以迫回鹘，李思忠请与契苾、沙陀、吐谷浑六千骑合势击回鹘。于是命何清朝、契苾通分将河东蕃兵诣振武，受思忠指挥。刘沔、张仲武固称盛寒未可进兵，请待岁首。李忠顺独请与李思忠俱进，十二月，李德裕奏请遣思忠进屯保大栅。此时刘沔、张仲武，实不免于玩寇，转不如蕃将之能奋勇也。明年，又为弘顺所破。沔与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料劲骑及沙陀、契苾等杂虏，夜出云州，走马邑。抵安众塞，逢虏，与战，破之。乌介方薄振武，雄驰入，夜穴垒出鏖兵。乌介惊，引去。雄追北至杀胡山，乌介被创走。雄遇公主，奉主还。降特勒以下众数万。《新书·回鹘传》。时会昌三年正月也。雄流白州后，太和中，河西党项扰乱，召还，隶振武刘沔军为裨将。是役，沔谓雄曰：“黠虏离散，不足驱除，国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若秉朝旨，恐或依违，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公可选骁健，径趋虏帐，彼必弃公主亡窜。事苟不捷，吾自继进，亦无患也。”雄乃选劲骑，袭得公主。唐是时以兵力不足，未敢贸然与回纥绝，此谋必出边将可知，乃《李德裕传》谓其以出奇形势授刘沔，沔乃令石雄击可汗败之，迎公主还，可谓攘善无耻矣。于是下诏罪状回鹘，令诸道兵马进讨。《旧书·本纪》。可汗收所余往依黑车子。《旧传》云：依和解室韦下营。诏弘顺、清朝穷蹑。弘顺厚啖黑车子以利，募杀乌介。初从可汗亡者，既不能军，往往诣幽州降。留者皆饥寒疮痍，裁数千。《旧书》云三千已下。黑车子幸其残，即杀乌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为可汗。《旧书》云：乌介嫁妹与室韦，托附之。回鹘相逸隐啜逼诸回鹘，杀乌介于金山，以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裒残部五千，仰食于奚大酋硕舍朗。大中初，张仲武讨奚，破之。回鹘寖耗灭。所存名王、贵臣五百余，转依室韦。仲武谕令羁致可汗等。遏捻惧，挟妻子驰九骑夜委众西走。部人皆恸哭。室韦七姓析回鹘隶之。黠戛斯怒，与其相阿播《通鉴》作遣其相阿播。将兵七万击室韦，悉收回鹘还碛北。遗帐伏山林间，狙盗诸蕃自给。稍归厖特勒。

《新书·回鹘传》。《旧书》云：经三宿，阿播领诸蕃兵，从天德北界，来取遏捻及诸回鹘。大败室韦。回鹘在室韦者，阿播皆收归碛北。在外犹数帐，散藏诸山深林，盗劫诸蕃。则黠戛斯兵已先出，非闻室韦析隶回鹘而怒。伏山林间之回鹘，亦不必曾隶室韦。《新书》云遗帐，则似隶室韦之回鹘，黠戛斯亦取之不悉矣。《新书》此等措辞欠审处，难以遍举也。

回纥本非大部，属突厥败亡，中国又遭安史之乱不振，得坐大。其遇中国甚骄，详见第六章第二节。犹可诿曰：方助平安史，故恃功骄恣也。元和时，距其立功之时稍远矣，而殷侑往使，可汗盛陈兵甲，欲臣之，而不答拜，侑坚立不动。可汗则责其倨，欲留而不遣，此何为者邪？犹可诿曰：请昏未得，故怀忿恨也。穆宗时，太和公主既下降矣，胡证送主，《旧书·证传》曰：行及漠南，虏骑继至，狼心犬态，一日千状，欲以戎服变革华服，又欲以王姬疾驱径路，此又何为者邪？《李载义传》曰：回鹘每遣使入朝，所至强暴。边城长吏，多务苟安，不敢制之以法。虏益骄悍，或突入市肆，暴横无所惮。至是，有回鹘将军李畅者，晓习中国事，知不能以法制御，益骄恣。鞭捶驿吏，贪求无已。载义召与语曰：“若将军之部伍不戢，剽掠庐舍，载义必杀为盗者，将军勿以法令可轻而不戒厉。”遂罢防守之兵，而使两卒守其门。虏知其不为下，无敢犯令。李畅亦见《柳公绰传》，其人实尚可理谕，否则更不可问矣。盖循北狄之犷悍，而益以西胡之狡黠，故至于此。西胡之入北狄，实有凿浑沌七窍之功，然不必为北狄之福也。故其败也，中国不肯援助，而汲汲为取乱侮亡之谋，不可谓非自取之也。铁勒之众，本自西来，突厥再盛，回纥又久处甘、凉间，故其与西胡关系甚深。其亡也，遗众入中国者甚多，散入诸蕃者亦不少，除前所叙外，《旧书》本传：张仲武破那颉，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后有特勒庞俱遮、阿敦宁二部，回鹘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诸洛阿跌固一部，及牙帐大将曹磨你等七部，共三方众，相次降于幽州。诏配诸道。有特勒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勒可质力二部，东北奔大室韦。有特勒荷勿啜，东讨契丹战死。《新书》本传：嗢没斯之降，请留族太原，率昆弟为天子扞边。帝命刘沔为列舍云、朔间处其家。其后思忠等以国亡，皆愿入朝，见听，遂罢归义军，分其兵赐诸节度。虏人惮隶食诸道，据滹沱河叛，刘沔坑杀三千人。此等皆败亡后散入中国及诸蕃者：又《本纪》：乌介之亡，摩尼寺废，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则其本在中国者也。而惟入西域者为能自立，至今为其地一大族，有以也。遏捻之败，厖特勒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诸城。宣宗遣使者抵灵州，省其酋长。回鹘因遣人随使者来。帝即册拜温禄登里逻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厖特勒，《通鉴》大中二年（848年）作厖勒，云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总碛西诸城。大中十年三月，诏以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近有降者，云巳厖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十月，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册拜为嗢禄登里罗日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胡三省曰：巳厖历，即厖勒，以华言译夷言语转耳。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廷击吐蕃，斩论尚热。事见下节。尽取西州、轮台等城。使达干米怀玉朝，且献俘，因请命。诏可。其后王室乱，贡会不常，史亡其传。《通鉴》：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郝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二年（875年），回鹘还至罗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胡三省曰：宣宗大

中二年（848年），回鹘西奔，至是方还。案胡意指遏捻特勒也，然自开成四年（839年）丧乱已来，回纥部落西走者甚多，乾符元年（874年）为吐谷浑、嗢末所破，二年（875年）还至罗川者，恐未必是遏捻部落也。昭宗幸凤翔，天复二年（902年）。灵州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翰林学士韩偓曰：“虏为国仇旧矣。自会昌时伺边，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开也。”遂格不报。然其国卒不振，时时以玉、马与边州相市云。《新书·回鹘传》。《旧书》云：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到今，时遣使入朝，进玉、马及本土所产，交易而退。则朝贡仍通也。

黠戛斯既破回鹘，徙牙牢山之南《新书》本传。又曰：牢山，亦曰赌蒲，距回鹘旧牙马行十五日。胡三省曰：回鹘旧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开元中，破突厥，徙牙乌德鞬山昆河之间，见《通鉴》会昌二年（842年）《注》。案此道里皆太远。此所云旧牙，恐当在其居郁督军山时。参看第三章第二节。会昌二年十月，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言先遣都吕施合等奉公主归之大唐，至今无声问。不知得达，或为奸人所隔。案此即为乌介所杀之达干也。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于必得，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此当系回纥居郁督军山时旧牙。兼已得安西、北廷、达靼等五部落。三年二月，遣使者注吾合索献名马。诏大仆卿赵蕃饮劳之。上欲令蕃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借使得之，当复置都护，以唐兵万人戍之，以实费易虚名，非计。乃止。《旧书·李德裕传》：赵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护府，宜出师应拔。德裕奏曰：据《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迤逦是国家州县，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于侧近征发。自艰难已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今回纥破灭，又不知的属黠戛斯否，纵令救得，便须却置都护，须以汉兵镇守，每处不下万人。从何征发？馈运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无事时贮粮不支三年，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恐蕃戎多计，知国力不及，伪且许之，邀求中国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则将实费以换虚事，即是灭一回纥而又生之。恐计非便。乃止。案云黠戛斯攻安西、北庭，则其地尚未属黠戛斯，武宗之欲求之，亦如宋初使金，欲其攻得石晋所割地后，归之中国耳。赵蕃请出师应拔，盖但欲拔出其人？而武宗则欲得其地。此自非此时中国之力所及。故咸通时黠戛斯欲讨回鹘，使安西已来悉归唐，中国亦不之许也。黠戛斯求册命。三月，以赵蕃为安抚使。命李德裕草赐书，谕以回鹘残兵，散投山谷，须尽歼夷。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六月，遣将军温仵合入贡。又赐之书，谕以速平回鹘、黑车子，乃行册命。四年三月，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入贡。言欲徙居回鹘牙帐，此当指回鹘东迁后牙帐。请发兵之期，集会之地。上赐诏，谕以今秋可汗击回鹘、黑车子之时，当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册命，并依回鹘故事。《旧书·本纪》，谛德伊斯难珠之来在去年八月，盖赐诏在此月，《通鉴》追书之。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胡三省曰：开元之盛，陇右、河西，分为两镇而已，盖沦陷之后，吐蕃分为四镇也。十八州，秦、原、河、渭、兰、鄯、阶、成、洮、岷、临、廓、叠、宕、甘、凉、瓜、沙也。参看第六章第二节。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先备器械、糗粮，及诇吐蕃守兵众寡。又令天德、振武、河东，训卒砺兵，俟今秋黠戛斯击回鹘，邀其南来溃众。皆委濛与节度、团练使详议以闻。五年（845年）夏，以陕虢观察使李拭为使，册其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六年九月，使者以国丧未行。是年三月，武宗崩。或以为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回鹘未平，不应遽有建置。诏百官集议。事遂寝。大中元年六月，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当即宗英雄武诚明可汗。不知史文不具，抑此时去两字？咸通四年八月，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

七年十二月，遣将军乙支连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注：是年丙戌，亥明年也。以上皆据《通鉴》。《新书》云：大中元年（847年）受册后，逮咸通间三来朝。后之朝聘册命，史失其时。黠戛斯是时，颇为兴盛，故屡自通上国。然《新书》谓其卒不能取回鹘。可见回鹘西迁者，力实不弱，此其所以能遂据其地。黠戛斯盖终未能取安西、北庭？会昌二年（842年）所云，乃得其一二部落，非得其地。故其东殄回纥残众及讨黑车子之师，亦终未能出。唐是时所愿在此。漠南北一时遂无强部矣。

此时塞北部落之健斗者，当推沙陀，然其人受豢于中国，所觊觎者自在内地，而中国人亦时时用之内地，遂不克向北展拓矣。沙陀之附吐蕃也，吐蕃徙其部甘州，以朱邪尽忠为军大论。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久之，回鹘取凉州。吐蕃疑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举部愁恐。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元和三年（808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乌德鞬山见第五章第二节。吐蕃追之。行且战。并洮水，奏石门，关名，在今固原县北。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执宜裒瘢伤，士才二千，骑七百，《通鉴考异》引赵凤《后唐懿祖纪年录》云：有马三千，胜兵万，盖夸侈之辞？款灵州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沙陀素健斗，希朝欲藉以扞虏，为市牛羊，广畜牧，休养之。其童耄自凤翔、兴元、太原道归者，皆还其部。尽忠弟葛勒阿波，率残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沙陀归唐，《通鉴》亦系元和三年（808年）。《后唐懿祖纪年录》：贞元十三（797年），回纥奉诚可汗收复凉州。沙陀归唐在十七年（801年）。《考异》云：《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801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元和二年（807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今从《实录》《旧传》《新书》。然议者以灵武迫吐蕃，恐反覆生变。又滨边益口，则食翔价。顷之，希朝镇太原，元和四年六月，见《旧纪》。因诏沙陀举军从之。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余众于定襄川。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神武，北魏郡，北周废为县，唐省。故城在今山西神池县东北。黄花堆，在今山阴县北。更号阴山北沙陀。王锷节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处沙陀。太和中，四年（830年）。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六州见第五章第二节。请委执宜治灵、朔塞下废府十一。胡三省曰：《旧书》作废栅，当从之，考之《唐志》，灵朔塞下，无十一府也。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死，子赤心嗣。以上据《新书·沙陀传》。执宜自归中国。再从讨镇州。王承元。王庭凑。伐吴元济。赤心从刘沔击回鹘，隶石雄诛刘稹。稹平，迁朔州刺史。仍为代北军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项及回鹘残众寇河西、太原。王锷又以其兵进讨云。

塞北部族，强者为沙陀，大者则奚、契丹也。安禄山之强，与奚、契丹剧战斗，两蕃尝遭破坏，又其众多入中国，故一时寡弱。畏回纥，常臣属之。《新书·安禄山传》：广平王俶向长安，张通儒等裒兵十万陈长安中。贼皆奚，素畏回纥，既合，惊且嚣，遂败。盖是时之奚、契丹，尚非如回纥之习于战斗也。《旧书·张仲武传》言：奚、契丹皆有回鹘监护使，督以岁贡，且为汉谍。仲武遣裨将石公绪等谕意，两部凡戮八百余人，可见回纥待属部之酷。一旦土崩，诸部遂莫为之辅，绝无如西州王众之于耶律大石者，亦以此邪？然于中国朝贡亦不绝。见新旧《书》本传。《旧纪》于大历七年（772年），十二年（777年），元和二年（807年），十年（815年），十一年（816年），十三年（818年），长庆四年，皆书奚、契丹入贡。开成二年（837年），会昌六年（846年），则仅有契丹。故事，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之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彼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锡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为常。《旧书》本传。此时实奚、契丹休养生息之好机会，其坐大盖由此也。《新书·契丹传》曰：天子恶其外附回鹘，不复官爵渠长。会昌二年（842年），回鹘破，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回鹘旧印，赐唐新印，曰奉国契丹之印。《旧书》云：会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五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上云五屈戍，下云屈戍等，则屈戍乃称号，非人名，《新书》实误，《辽史世表》以屈戍当彼中传说之耶澜可汗，亦非也。奚犯塞时较多。见新旧《书》本传。《旧纪》，贞元四年（788年），十一年（795年），元和五年（810年），皆有奚入寇之事。然元和元年（806年），其君梅录尝身入朝，拜检校司空、归诚郡王。《新书》本传。《旧纪》作饶乐郡王。三年（808年），又以部酋索低为左威卫将军、檀、蓟州游奕兵马使，没辱孤平州游奕兵马使，皆赐李氏。而回鹘平后，未尝受封印如契丹，则其势已稍弱于契丹矣。奚五部，契丹八部，则契丹部众，本较奚为盛；此时契丹文明程度，似亦稍优于奚；故其后奚遂为之隶属矣。

第五节 吐蕃衰乱

自尚结赞死后，吐蕃无大侵寇。宪宗时尝通朝贡。《新书·李吉甫传》曰：吐蕃遣使请寻盟。吉甫议：德宗初未得南诏，故与吐蕃盟，自异牟寻归国，吐蕃不敢犯塞，诚许盟，则南诏怨望，边隙日生。帝辞其使。复请献边塞亭障南北数千里求盟。吉甫谋曰：“边境荒岨，犬牙相吞，边吏按图覆视，且不能知，今吐蕃绵山跨谷，以数番纸而图千里，起灵武，著剑门，要险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实丧之，陛下将安用此？”帝乃诏谢赞普不纳。《钱徽传》言：宪宗时内积财图复河湟；其后河湟自归，群臣请上尊号，宣宗言宪宗常念河湟，业未就而殂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新书·吐蕃传》。则宪宗实有恢复河湟之志，以困于内乱而未皇也。《新书·吐蕃传》云：元和十二年（817年），赞普死，使者论乞髯来。可黎可足立为赞普。《旧传》云：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赞普卒来告，而不记立者为谁。《通鉴》则于十一年二月，书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案后来刘元鼎入蕃，见下。其都元帅尚书令尚绮心儿谓之云：回纥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闻本国有丧而还。《旧传》。丙申为元和十一年（816年），则西川之奏报不误，而彼国告丧之使，逾岁始至也。十三年十月，吐蕃围宥州，见第五章第二节。入河曲。灵武、夏州、西川，皆有战事。然时仍有使来，敕言其言旋才及近甸，盖其中枢不能节制边将，一如往日也。是岁，平凉镇遏使郝玼收复原州城。见第六章第二节。十四年十月，其节度使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围盐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党项首领，亦发兵、驱羊马以助，凡二十七日乃退。《旧书·吐蕃传》。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沙州见第四章第四节。赞普徙帐南山，盖谓沙州南之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朝执鼎，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粟一斗，应者甚众。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 曰：“苟无徙他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朝谋变，置毒靴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新书·吐蕃传》。于此，可见吐蕃谋俘略之亟，人民惮迁徙之深。然白居易《新乐府》曰：“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缚驱

入秦。面缚，通行本皆作面破，影宋本有作面缚者。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躁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自言乡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惟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旁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湿地，料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可见，胡地妻儿虚弃捐。”则仍有冒死逃归者，而反为边将执以要功，亦可哀矣。德宗既遣韦伦，蜀帅上所获戎俘，有司请准旧事，颁为徒隶，上曰：“要约著矣，言庸二乎？”乃各给缣二匹、衣一袭归之。《旧书·吐蕃传》。则徙蕃俘江岭之法，德宗初已废，然观白居易之诗，则宪宗时又复矣。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奴役蕃人，已为非理，终乃自奴役其民，不尤可哀乎？穆宗立，遣使告哀，并告册立。彼亦遣使来吊祭。然侵寇仍不绝。长庆元年九月，乃遣使请盟。十月，宰臣等与盟。又使刘元鼎入蕃。自此朝贡时至。太和五年九月，其维州守将悉怛谋来降。维州见第三章第四节。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差兵镇守。《旧书·本纪》。时牛僧孺当国，沮议。乃诏德裕却送一部之人还维州。赞普得之，皆加虐刑。维州为控扼要地，韦皋虽败论莽热，终未能取，及是乃既得而复失之。僧孺谓新与吐蕃盟，不宜败约，似也。然从古以来，誓盟不信，无如吐蕃者。德裕后奏论此事，谓此役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六胡州之一。见第五章第二节。其信义安在？吐蕃是时实弱，而僧孺曰：闻赞普牧马茹川，蔚茹水，今清水河，在固原北，至中卫入河。俯于秦陇，若东袭陇阪，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发兵枝梧，骇动京国，事或及此，虽得百维州何补？显系耸听之辞。又云：吐蕃疆土，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无损其势，则此原为一道控扼之计，德裕奏论，谓得此可减八处镇兵，其说必不能诬罔也。德裕又言：累表上陈，乞垂矜救，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加以桎梏，舁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呼天。将吏对臣，无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帅讥诮：既已降彼，何须送来？却将降人，戮于汉界。恣行残虐，用固携离。乃至掷其婴孩，承以枪槊。此诚从古以来，未有此事，徒快私意，大失政刑，党争之祸国，亦可见矣。德裕之为人，阴贼险诐，实较僧孺为更恶，然就此事言之，则断不能是牛而非李也。《新书·循吏传》：薛元赏时为汉州刺史，上书极言可因而抚之，溃虏膺腹，不可失，此当时之公论也。《旧书·德裕传》：德裕奏论维州事曰：初河、陇尽没，此州独存。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此说颇近东野人言。上文叙事中亦言之，云：至德后，河、陇陷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险要，将妇人嫁于此州阍者。《地理志》则云：上元元年（760年）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据《新书·地理志》，维州陷于广德元年（763年），上距上元元年（760年）仅三载，距至德元年（756年），亦仅七载耳。

《新书》云：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开成四年（839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论集热来朝，献玉器、羊马。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鄯、廊州皆见第三章第四节。会昌二年（842年），死。论赞热来告丧。天子命将作监李璟吊祠。《旧书》至会昌二年（842年）始书赞普卒，则似继死于元和十一年（816年）之赞普者，至此始死，不惟佚可黎可足之名，并阙达磨一世矣。《通鉴》据《补国史》，于开成三年（838年），书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又于会昌二年十二月，书吐蕃遣其臣论普热来告达磨赞普之丧。《考异》云：彝泰卒，达磨立，《实录》不书，《旧传》《续会要》皆无之。《实录》于会昌二年（842年）云：赞普立仅三十余年，有心疾，不知国事，委政大臣。彝泰以元和十一年（816年）立，即可黎可足。至此二十七年，达磨立至此五年，云仅三十年，亦是误以达磨为彝泰，疑《实录》阔略，他书皆因而误也。达磨既死，吐蕃遂大乱。初，达磨有佞幸之臣，以为相。达磨卒，无子，佞相立其妃 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才三岁。佞相与妃共制国事。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与。首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拜，曰：“赞普宗族甚多，而立 氏子，国人谁服其令？鬼神谁享其祀？国必亡矣。比年灾异之多，乃为此也。”拔刀剺面，恸哭而出。佞相杀之，灭其族。

《新书》无佞相之说，但云：乞离胡始三岁，妃共治其国。于结都那之死，则云用事者共杀之。国人愤怒。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注》：洛门川，在渭州陇西县东南。汉来歙破隗纯于落门，即此。案陇西县，今属甘肃。《考异》：《补国史》曰：恐热姓末，名农力。吐蕃国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则曰论，官属则曰尚，其中字即蕃号也。热者，例皆言之，如中华呼郎。案论恐热起兵，以诛 氏为名，而与之敌者为尚思罗、尚婢婢，似当时王族与异姓之间，实有争阋。属其徒告之曰：贼舍国族，立 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此当系其告唐人之语。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妃及用事者。”遂说三部落，得万骑。《注》：三部落，吐蕃种落之分居河、陇者。或云：吐浑、党项、嗢末。《新书·吐蕃传》云：浑末，亦曰嗢没，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甘州、肃州、瓜州见第四章第四节。河州、渭州见第五章第四节。岷州见第三章第四节。叠州、宕州见第六章第二节。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至渭州，遇国相尚思罗屯薄寒山。恐热击之。思罗弃辎重，西奔松州。恐热遂屠渭州。思罗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兵合八万，保洮水，焚桥拒之。恐热至，隔水语苏毗等曰：“贼臣乱国，天遣我来诛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为宰相，国内兵皆得制之。汝不从，将灭汝部落。”苏毗等疑不战，恐热引骁骑涉水，苏毗等皆降。思罗西走。追获，杀之。恐热尽并其众，合十余万。自渭川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藉。《通鉴》。恐热谋篡国，恐鄯州节度使尚婢婢袭其后，欲先灭之，兵拏仍岁不解。《新书·吐蕃传》。大中三年二月，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通鉴》。七关，谓原州之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六关及萧关也，见《旧书·本纪》。萧关，在今固原县东南。《新书》叙三州七关之复于恐热来降后。《通鉴考异》曰：《实录》：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杀东道节度使，奉表以三州、七关来降。《献祖纪年录》亦云：杀东道节度使奉表。国史叙论恐热事甚详，至五年五月始来降，此际未降也。又不云杀东道节度使。且恐热若以三州、七关来降，朝廷必官赏之，何故但赏边将而不及恐热？盖三州、七关，以吐蕃国乱自来降，非恐热帅以来，《实录》误耳。十月，西川节度使杜悰奏取维州。《通鉴》。《新书·本纪》同。《旧纪》在九月。悰，佑孙，事亦见《旧书·佑传》。十二月，吐蕃以扶州归于有司。《新书·本纪》。四年九月，论恐热遣僧莽罗蔺真击尚婢婢军于白土岭。《注》：《水经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凤林县西。案唐凤林县，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南。婢婢遣其将尚铎榻藏拒之，不利。复遣磨离羆子、烛卢巩力拒之。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不过旬月，其众必溃。羆子不从。巩力称疾归鄯州。羆子逆战，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大

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通鉴》。沙州人张义潮，阴结豪杰谋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五年正月，以为沙州防御使。义潮略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通鉴》。《考异》曰：《唐人补录》《旧纪》，义潮降在五年八月。《献祖纪年录》及《新纪》在十月。按《实录》：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义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十月，义潮遣弟义泽以本道瓜、沙、伊、肃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十一月，建沙州为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观察、营田、处置等使。《新纪》：五年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新传》：三州七关降之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十一州地图以献。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参考诸书，盖二月义潮使者始以得沙州来告，除防御使。十月，又遣义泽以十一州图籍来上，除节度使也。今从《实录》。《新传》云三州降之明年，误也。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居部落，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五年五月，入朝，求为河、渭节度使。上不许。恐热怏怏而去。复归洛门川，聚其旧众，欲为边患。会久雨，乏食，众稍散，才有三百余人，奔于廓州。《通鉴》。其后河、渭州虏将尚延心以国破亡，亦献款。《新书·吐蕃传》。《通鉴》：大中十一年十月，以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承勋，光弼之孙也。先是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承勋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居秦州之西。承勋与诸将谋执延心，诬云谋叛，尽掠其财，徙其众于荒远。延心知之。因承勋军宴，坐中谓承勋曰：“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延心欲入见天子，请尽率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使西边永无扬尘之警，其功亦不愧于张义潮矣。”承勋欲自有其功，犹豫未许。延心复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无所复恃耳。”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明日，诸将言于承勋曰：“明公首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若从延心之谋，则西垂无事，朝廷必罢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吾属无所复望矣。”承勋以为然。即奏延心为河渭都游奕使，使统其众居之。《考异》曰：此事出补国史。按张义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间，今延心复以河、渭降者？义潮所率者汉民，延心所率者蕃族也。又《补国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传》但云：张义潮降，其后河、渭州虏将尚延心以国破亡，亦献款。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拜延心武卫将军，骈收凤林关，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奕使。按《旧传》：高骈懿宗时始为秦州刺史，《新传》误也。今从《补国史》，因承勋移镇泾原，并延心事置于此。案《新书·骈传》，其为秦州刺史，亦在懿宗时，而云：取河、渭二州，略定凤林关，降虏万余人，则或延心为都游奕使，虽在骈刺秦州之前，而河、渭二州之大定，实在骈刺秦州之后；又或李承勋虽奏使延心居秦州之西，而未以之为都游奕使也。凤林关，在凤林县，县以关为名。三川，胡《注》云：平凉川，蔚茹川，洛门川也。咸通二年（861），义潮奉凉州来归。《新书·吐蕃传》。七年（866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新书·吐蕃传》。《通鉴》：七年二月，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注》：固俊，《新书》及《考异》正文皆作仆固俊。盖《传》本夺仆字也。《考异》曰：《实录》：义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汉皆归伏，并表贺收西州等城事。按大中五年（851年），义潮以十一州图籍来上，西州已在其

中，今始云收西州者？盖当时虽得其图籍，其地犹为吐蕃所据耳。清镇军城，在轮台西二百九十里，见《新书·地理志》。鄯州城使张季颙与尚恐热战，破之，收器铠以献。吐蕃余众犯邠宁，节度使薛弘宗却之。会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传首京师。《新书·吐蕃传》。论恐热寓居廓州，纠合旁侧诸部，皆不从。所向尽为仇敌，无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引兵击破之。十月，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通鉴》。《考异》引《实录》：张义潮奏鄯城使张季颙押领拓跋怀光下使到尚恐热将，并随身器甲等，并以进奉，为《新书》所本，而《鉴》不之取，亦未叙仆固俊斩恐热事，似以论恐热、尚恐热为一人，此恐误。当时仆固俊兵力，未必能去北庭甚远，而论恐热居廓州，仅三百人，亦未必能犯鄯州，更不能与仆固俊战。尚恐热盖别为一人，其众必较多，故为张季颙所败后，余众尚能东犯邠宁，身又能西北走，与仆固俊大战。若论恐热，则始终穷居廓州，而为拓跋怀光所就杀耳。此吐蕃乱后，诸将纷拏，见于中国史籍者也。其中枢，则《新书·传》云：会昌三年（843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而《通鉴》云：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盖自会昌三年（843年）后，遂无闻焉耳矣。《新书·吐蕃传》曰：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陇上地；虏李轨，得凉州；破吐谷浑、高昌，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碛石、宛秀等军。黄河军，当即九曲军，与宛秀军皆见第五章第四节。碛石军，在今甘肃临夏县西。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无万里行也。乾元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大中后，虽幸吐蕃微弱，故地自归，然《地理志》谓宣、懿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

吐蕃虽微，西北初未遽靖，以是时为患者实多诸杂种，吐蕃惟为之率将而已。诸杂种中，以吐谷浑、党项为大。吐谷浑自吐蕃取安乐州，残部徙朔方、河东，多在今山西北境。党项则多在陕、甘、宁夏，故其为西北之患尤深。初吐蕃寖盛，拓跋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庆州见第三章第一节。其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散在灵、夏间。《旧书》云二十万口，《新书》云户凡二十万。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新书·地理志》。肃、代时与吐谷浑、奴刺等共为边患，已见第六章第二节。郭子仪兼统西北诸镇，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夏等州，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表徙静边州、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乐容州都督府，本隶灵州。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宁朔州，初隶乐容都督府，代宗时隶夏州。以离沮之。六州部落，在庆州者号东山部，夏州者号平夏部。《通鉴》宣宗大中五年（851年）胡《注》曰：平夏，地名。宋朝李继迁之叛，徙绥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为巢穴，盖银夏之要地也。案静边州及六州部落，盖党项之两大宗，皆迁于夏东，而六州部落，又有分居庆州者也。永泰后稍徙石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后为永安将阿史那思暕赋索无极，遂亡走河西。《通鉴》系贞元十五年（799年）。胡《注》云：唐盖置永安镇将于石州，以绥御党项。至太和中，寖强，数寇掠。然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至开成末，种落愈繁富。贾人赍缯宝鬻羊马，藩镇乘其利，强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为乱。至灵、盐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为使招定，分三部：邠、宁、延属崔彦曾，盐、夏、长泽属李鄠，灵武、灵、胜属郑贺，不克。长泽县，在今陕西靖边县东。《通鉴》：会昌三年十一月，邠宁奏党项入寇。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 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副，居于夏州，理其辞讼，庶为得宜。乃

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注》云：六镇，盐州、夏州、灵武、泾原及振武、邠宁也。以三侍御史为使之事，《通鉴》不载，而云：朝廷虽为党项置使，党项侵盗不已，攻陷邠宁、盐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请遣使宣慰。上决意讨之。六年二月，以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为党项置使，《注》以为即指崔彦曾等三人。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内掠邠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合节度兵讨之。宰相白敏中为都统。帝出近苑，或以竹一个植舍外。帝属二矢，曰：“党项穷寇，仍岁暴吾鄙。今我约：射竹中，则彼当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终不以此贼遗子孙。”观此言，可知党项侵寇之烈矣。帝一发，竹分，矢彻诸外。左右呼万岁。不阅月，羌果破殄。余种窜南山。《新书·党项传》。《通鉴注》云：党项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其窜居南山者为南山党项。赵珣《聚米图经》：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然无几复为患，以毕 为邠宁节度使，乃平之。事见《新书·传》，甚略。《通鉴》叙述较详，今录如下：大中四年九月，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柳州司马。十一月，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招讨使。五年正月，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四月，敏中军于宁州。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十月，制以党项既平，罢白敏中都统，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宁节度使。六年四月，以敏中为西川节度使。党项复扰边。上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毕 论边事。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廷。卿其为朕行乎？”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资履，六月，先以为刑部侍郎，乃除邠宁节度使。十月，奏招谕党项皆降。九年三月，诏 还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邠宁军于宁州，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盐、武三州军食足，故令还理所。柳州，三交谷，《注》云：在夏州界。武州，大中五年（851年）以萧关置。然其部落实炽盛，故后拓跋思恭复以讨黄巢起云。

第十章 唐室乱亡（上）

第一节 懿、僖荒淫

《旧书·帝纪》赞，谓唐之亡决于懿宗，以其时云南侵寇不息，调兵运饷，骚动甚巨，加以庞勋起义，“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旧书·懿宗纪》。又引起黄巢起义也。然以唐中叶后藩镇之跋扈，不能戢其士卒，而恣意暴虐人民，终必至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而后已。云南、徐方之变，安得不作？而中枢政令，悉为宦寺所把持，又断不能大振纪纲、削平藩镇也。故唐自德宗、宪宗，志平藩镇而未成，顺宗、文宗，欲除宦寺而不克，而其势已不可为，败坏决裂，特待时焉而已。懿宗之骄泆，僖宗之童昏，夫固不能为讳。亦如木焉，本实先拨，疾风甚雨特促其倾仆而已，谓其倾仆之即由于是，固不然也。

继嗣之不以正，自肃、代来久然，然未有若懿宗之尤可疑者。新旧《书·本纪》皆云：懿宗为宣宗长子，封郓王。其《诸子传》则云：宣宗子十一人。然合懿宗数之，实得十二。《旧书·诸子传》，例皆著其长幼。其叙宣宗诸子：曰靖怀太子汉，曰第二子雅王泾，曰卫王灌，曰第三子夔王滋，曰第四子庆王沂，曰第五子濮王泽，曰第六子鄂王润，曰第七子怀王洽，曰第八子昭王汭，曰康王汶，曰广王澭，靖怀及卫、康、广三王之次阙焉。《新传》于诸子，例不著其长幼。其叙次，卫王次广王下，又夔王作通王，云会昌六年（846年）封，懿宗立乃徙王，余与《旧传》同。《宗室表》：鄂王次怀王下，其余亦同《旧传》。诸子封年：新旧《传》皆云：靖怀以会昌六年（846年）封雍王，夔、庆二王同封，雅王封于大中元年（847年），濮王封于二年（848年），鄂王封于五年（851年），怀、昭、康三王封于八年（854年），卫、广二王封于十一年（857年）。封爵常例，合依长幼之次。雅王既长于夔、庆二王，何以受封反在其后？卫王既与广王同封，何以《旧传》列诸雅、夔之间？其事皆有右疑。考诸《本纪》，则《旧书》会昌六年四月制：皇长男温可封郓王，二男泾可封雅王，第三男滋可封蕲王，第四男沂可封庆王。大中元年二月制：第五子泽为濮王，第六子润为鄂王。五年正月制：第七子洽封怀王，第八子汭为昭王，第九子汶为康王。十一年六月制：皇第三男灌封卫王，十一男澭封广王。封年与新旧《传》乖违。《旧纪》既据制书，似当以之为准。夔王究封于夔，抑初封蕲后乃徙王，无可参证，亦不足深论。鄂、怀、康、广，次第皆有明文，既可补《旧传》之阙，亦足证《新表》之误。卫王不应云第三，《廿二史考异》谓为第十之误，其说极确。惟雍王之封阙焉。谓其人为子虚，则并懿宗数之，宣宗之子恰得十一，与新旧《传》都数可谓巧合，然于理终未安也。更考诸《新纪》：则卫王之封在十年（856年），而会昌六年（846年）之封，多一雍王渼。卫王封年之异，盖夺一一字，无足惑。靖怀之名，《通鉴》亦作渼，疑与汉因相似而误，亦不足深论，其必为一人，似无可疑。然则《旧纪》独阙靖怀之疑释，然宣宗之子，仍得十二人矣。此究何说邪？案宣宗未尝立后，故其子无嫡庶之殊，惟有长幼之异。《新书·后妃传》云：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追册。少入邸，最见宠答。及即位，以为美人。大中中薨，赠昭容。诏翰林学士萧寘铭其窆，具载生郓王、万寿公主。后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郓独出阁，及即位，是为懿宗。外颇疑帝非长，寘出铭辞以示外廷，乃解。皇子诞生，耳目昭著，何至疑其长幼？志铭通例，虽著所生子女，未必详其生年。《传》云具载郓王及万寿公

主之生，不云著其生于何岁，亦隐见所证明者，乃懿宗之为谁子，而非在其次第。盖懿宗实非宣宗子？宣宗长子，实为靖怀？武宗以弟继兄，宣宗以叔父继犹子，固非承嗣之正，究为先君遗体。懿宗盖族属已疏，无可立之理，宦官既拥立之，乃强名之为宣宗长子，使萧寘伪造铭辞，以著其为宣宗之体，又改国史，或去靖怀而以郓王代之，又或增一郓王而忘其都数之不合。新旧《纪》之文，亦各有所本也。

《新书·崔慎由传》曰：宣宗饵长年之药，病渴，且中躁，而国嗣未立。帝对宰相欲肆赦，患无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为有名。”帝恶之，不答。盖虽撄疾，实未自知其将死也。然变遂起于仓卒之间。《新书·懿宗纪》曰：宣宗爱夔王滋，欲立为皇太子，而郓王长，久不决。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亓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通鉴》云：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懿宗立后，三人皆伏诛。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归长、公儒、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元，皆上平日所厚也，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受敕将出，亓元实谓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实翼道宗实，直至寝殿。则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漼。此事盖因宦官相争，危及国本。宗实之入，恐不免凭藉兵力，必非徒一亓元实翼道之也。不然，王归长等安肯束手受缚邪？

《通鉴》云：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而《新书·后妃传》言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郓独出阁。其《通王滋传》云：帝初诏郓王居十六宅，余五王处大明宫内院，以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侍读，五日一谒乾符门，为王授经。《新书》所据材料，盖但就受经者言之，故不数康、卫、广三王。自夔至昭凡六王而云五者？或其中一王已没，又或别夔王于自庆至昭五王也。靖怀薨于大中六年（852年），雅王史亡其薨年，若此时亦已薨，则宣宗之欲立夔王，正合长幼之序，诬为欲废长立爱，其说殊不雠矣。《新书·令狐绹传》：懿宗嗣位后，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劾绹大臣，当调护国本，而大中时引谏议大夫豆卢籍、刑部侍郎李邺为夔王侍读，乱长幼序，使先帝诏厥之谋，几不及陛下。又《杜悰传》：宣宗大渐，王归长、马公儒等以遗诏立夔王，而王宗实等入殿中，以为归长等矫诏，乃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他宰相毕、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复命。谓庆曰：“上践阼未久，君等秉权，以爱憎杀大臣，祸无日矣。”庆色沮去。帝怒亦释。大臣遂安。《廿二史考异》云：《懿宗纪》及《宰相表》，悰以咸通二年二月相，距懿宗践阼之始，已两年矣。使帝衔怒诸大臣，欲置之死地，当不俟此日，《传》所云未可深信。《通鉴》载此事，与《新书》辞异意同。胡三省谓其辞旨抑扬，疑出悰家传。又引《容斋随笔》，谓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绹，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此时惟伸在。毕、杜审权乃懿宗自用，不当有此事。二说所疑诚当，然或悰实有此事，特不在其为相之时。要之懿宗之立，殆全出中人，而宰相绝未与闻其事，则隐然可见。此则视王守澄之立文宗，尚奉一裴度以行之者，又不大同矣。事变之亟，可谓降而愈烈也。

夔王，《旧书》本传云：咸通四年（863年）薨。《新书·传》云：懿宗立，徙王通。昭宗时，与诸王分统安圣、奉、宸、保宁、安化诸军，为韩建所杀。而其《本纪》于咸通四年（863年），亦书夔王滋薨。《通鉴》亦同。则其人非特未至昭宗时，并无徙王通之事。昭宗时之通王，《旧史》不著其名，《通鉴》亦名滋。《廿二史考异》谓《新书》妄合之，德宗子有通王谌，韩建所杀者，殆谌之后嗣王也。参看第十一章第二节。

懿宗为荒淫之主，好音乐、燕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曲江见第七章第一节。昆明见第九章第一节。昭应见第七章第三节。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通鉴》咸通七年（866年）。《新书·宦者·杨复恭传》：昭宗言：我见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袭，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复恭顿首称善。帝遂问游幸费。对曰：“闻懿宗以来，每行幸，无虑用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犊车、红网、朱网画香车百乘，诸卫士三千。凡曲江、温汤若畋猎曰大行从，宫中、苑中曰小行从。”帝乃诏类减半。又佞佛。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通鉴》咸通三年（862年）。胡《注》曰：盖宫人舍俗者，就禁中为寺以处之。数幸诸寺，施与无度。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沈香高坐，见《旧书·本纪》。又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凡三七日。亦见《通鉴》咸通三年（862年）。三七二十一日。遣使诣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其所费远甚于元和时。事在咸通十四年三月。《通鉴》云：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近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四月，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采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宠郭淑妃。生同昌公主，下嫁韦保衡，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事在咸通十年（869年）。《通鉴》云：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阑、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十一年八月，主薨。十二年正月葬。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四十橐驼，以饲体夫。主薨，帝杀翰林医官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谏，皆遭贬斥。璋仰药死。伶官李可及，善为新声，帝以为威卫将军，宰相曹确执奏，不听。事在咸通八年（867年）。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 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焉。《旧唐书·曹确传》。《通鉴》云：以 八百匹为地衣。纵恣残虐如此，岂似奉佛者？岂亦如刘总及吾所疑之代宗，继嗣之际有大不可以告人者，不慊于心，乃思奉佛以求解免，而其姿性庸下，又不知纵恣残虐之大悖于佛道邪？然国脉之为所斫丧者则多矣。

懿宗之立，令狐绹既未与闻其事，而其当国久，威权足忌，故即加罢斥，而相白敏中。咸通元年二月。未几，以入朝坠陛伤要卧家，久之复罢。事在是年九月。此后诸相多碌碌。惟杨收，于南蛮用兵时，建议于豫章募兵，且试行海运，于边事颇有裨益，见下节。而后为韦保衡所构，流死。收以四年五月相，七年十月罢。《旧传》云：其相也，以与中尉杨玄玠相结，其罢也，以玄玠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倾之，未知信否。又云：韦保衡作相，发收阴事。明年八月，贬为端州司马。寻尽削官爵，长流欢州，赐死。《通鉴考异》云：是时保衡未作相，不之取。然云保衡作相误，云其构之未必误也。刘瞻，史亦云为保衡及路岩所排。瞻贬欢州司户参军。岩等将遂杀之，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申解，岩等乃不敢害。案观温璋之自杀，则知瞻之势亦甚危也。岩以咸通五年十一月相，持权颇久，史极诋为奸邪，然初未见实迹。于琮者，尚宣宗女广德公主，以八年七月相。韦保衡者，本为左拾遗，既尚同昌公主，进为左谏议大夫，充翰林学士，十一年三月亦为相。是年八月，主薨。《旧书·传》云：自此恩礼渐薄，《新书》则云：主薨而宠遇不衰，观其持权如故，《新书》之说殆信。十二年四月，路岩出为西川。《新书·岩传》云：岩与韦保衡同当国，二人势动天下，权侔则争，故还相怨。此说殆不足信，见下。十三年二月，于琮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于 门进状，论郭淑妃弟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籍没其家。其季父及妻之父兄皆远贬。 门使司，以受殷裕文状亦获罪。殷裕之死，决非由论郭敬述，而 门使司以此获罪者，所以掩人耳目，使若以论敬述获罪然也。其明日，于琮罢为普王傅、分司，亲党坐贬逐者十四人。琮旋贬韶州刺史。史言广德公主与之偕行，行则肩舆门相对，坐则执琮之带，琮由是获全。《通鉴》。《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谓韦殷裕拟倾皇祚，别立太子，说虽不详，以当时置君如弈棋及懿宗之荒淫残虐言之，疑若可信。盖有阴谋内禅者，而琮以贵戚遭忌邪？观此，知杨收、刘瞻等之获罪，与韦保衡之见信，亦必别有其由。盖懿宗之立，实大悖于正，加以荒淫残虐，故仍有欲覆之者也。虽慝未克作，然其势则甚危矣。

懿宗以咸通十四年七月崩。大渐之际，立第五子普王俨为太子，改名儇。帝崩，儇立，是为僖宗。时年十二。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居中执政，并封国公。《旧书·本纪》。《通鉴考异》曰：范质《五代通录》：梁李振谓陕州护军韩彝范曰：懿皇初升遐，韩中尉杀长立少，以利其权，遂乱天下，今将军复欲尔邪？彝范即文约孙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余子新旧《书》不载长幼，又不言所终，不知所杀者果何王也。今案《旧传》，懿宗八子：曰僖宗，曰昭宗，曰魏王佾，曰凉王健，曰蜀王佶，曰威王侃，曰吉王保，曰睦王倚。昭宗，《新书·本纪》言其次为第七，其封寿王，在咸通十三年（872年）。魏、凉、蜀三王之封在三年（862年）。威王初封郢王在六年（865年），十年（869年）改封。吉、睦二王之封，皆在十三年（872年）。《昭宗纪》云：僖宗大渐之夕，群臣以吉王最贤，又在寿王之上，将立之。惟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然则懿宗诸子，魏王为长，凉王次之，蜀王、威王又次之，其次为僖宗，又其次为吉王，又其次为昭宗，睦王最幼。凉王，《新传》云：乾符六年（879年）薨，凉王尚获善终，蜀、威二王，未必强死。文约所杀，殆魏王邪？帝虽为行深、文约所立，然始为王时，与小马坊使田令孜同卧起，及立，政事一委之，呼为父。《新书·令孜传》。故行深、文约之权渐落。《旧书·本纪》：乾符元年（874年）冬，右军中尉韩文约以疾乞休致，从之。四年三月，以开府、行内侍监致仕刘行深为内侍省、观军容、守内侍监致仕。《新书·田令孜传》曰：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军中尉。是时西门匡范位右中尉，世号东军、西军，盖兵权移而政柄随之矣。僖宗未必能自减行深、文约，必令孜之阴计也。

僖宗既立，韦保衡贬贺州，贺州，今广西贺县。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再贬崖州，赐自尽。于琮自岳州刺史复为山南东道，岳州见第二章第七节。缘琮贬逐者并放还。朝局一变矣。《新书·路岩传》云：岩之为西川，承蛮盗边后，力拊循。置定边军于邛州，扼大度治故关。取坛丁子弟教击刺，使补屯籍。由是西山八国来朝。以劳迁兼中书令，封魏国公。始为相时，委事亲吏边咸。会至德令陈蟠叟奏书，愿请间言财利。至德，今安徽至德县。陈蟠叟乃议行海运，为杨收所用者，事见下节。其攻路岩，盖亦朋党相攻也。帝召见，则曰：“臣愿破边咸家，可佐军兴。”帝问咸何人？对曰：“宰相岩亲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无敢言。咸乃与郭筹者相依倚为奸。岩不甚制。军中惟边将军、郭司马耳。妄给与以结士心。尝阅武都场，咸、筹莅之，其议事以书相示则焚之。军中惊以有异图，恟恟遂闻京师。岩坐是徙荆南节度使。事在咸通十四年十月。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捕诛咸、筹等。岩至新州，今广东新兴县。诏赐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岩尝密请三品已上得罪诛殛，剔取喉验其已死，俄而自及。观此，知岩之出帅西川，实为倚畀之深，非与韦保衡相挤。观是时朝廷忌岩之甚，弥可见其局势之危也。参看下节。

《新书·田令孜传》云：僖宗冲騱，喜斗鹅、走马。数幸六王宅、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万钱。《通鉴》云：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考异》云：鹅非可斗之物，至直五十万钱，亦恐失实，《新传》误也，今从《续宝运录》。见广明元年（880年）。与内园小儿尤昵狎，倚宠暴横。荒酣无检，发左藏、齐天诸库金币赐伎子、歌儿者日巨万，国用耗尽。令孜与内园小儿尹希复、王士成等劝帝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使者监 柜坊、茶。有来诉者，皆杖死京兆府。《通鉴》云：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亦见广明元年（880年）。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荒淫无异懿宗，而大权旁落过之，而寰内驿骚，民穷无告，土崩瓦解之期遂至矣。

第二节 中叶后南蛮之患

《新书·南蛮传》赞曰：“唐北禽颉利，西灭高昌、焉耆，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汉之故封，其外濒海，诸蛮无广土坚城，可以居守，故中国兵未尝至。及唐稍弱，西原、黄洞，继为边害，垂百余年。及其亡也以南诏。《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以夷狄先诸夏也。”此言唐之亡，与南方之驿骚，深有关系也。南蛮贪小利，不为大患，韩愈语，见下。而能敝唐者？以其调兵转饷，所牵动者大也。此则政理之不臧，亦未可尽咎蛮夷矣。

南诏异牟寻，以元和三年（808年）卒，子寻 劝立。明年卒，子劝龙晟立。《新书》《通鉴》同。《旧书》：寻劝作苴劝，劝龙晟作龙蒙盛。淫虐不道。十一年（816年），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之。《通鉴注》：南诏置弄栋节度使于嵯巅，唐姚州之地。《旧纪》太和三年（829年）及《杜元颖传》皆作巅。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巅，赐姓蒙氏，谓之大容。容，蛮言兄也。蛮患肇于此矣。长庆三年（823年），劝利卒，弟丰祐立。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太和三年（829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嵯巅袭陷巂、戎二州，遂陷邛州，《通鉴》云：元颖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戍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自给。蛮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蛮皆知之。嵯巅以蜀卒为乡导，袭陷巂、戎二州。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大败。邛州遂陷。邛州，今四川邛崃县。径抵成都，陷其外郭。诏发诸镇兵往救。时先发东川、兴元、荆南兵，继以鄂、岳、襄、邓、陈、许，又以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之。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南诏寇东川。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巅。嵯巅修好而退。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度水，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此据《通鉴》。《新书》云：赴水死者什二三。《鉴》云：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新书》云：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盖于诸工尤重织也。《旧书·李德裕传》：德裕帅西川，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盖所俘什之一耳。有文事而无武备者，亦可哀矣。诏诸道兵皆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巅。四年十月，钊求代，以李德裕为西川。练士卒，葺堢鄣，积粮储，蜀人稍安。是岁，嵯巅以表自陈，兼疏杜元颖过失。《旧书》本传。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新书》本传。

盖蛮志仅在虏掠。故所欲既遂，旋即戢兵也。蛮人最利俘掠，盖所以益其众也。观第六章第五节所述吐蕃事可见。《新书·元结传》：西原蛮入道州，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亦其一证。然安南之地，慢藏诲盗，复启戎心。

唐初定南海，于交趾之地置交州。高宗时，又立安南都护府。《旧纪》在永隆二年（681年），即开耀元年八月。《新旧·志》皆在调露元年（679年）。《志》又云：至德二年（757年），改为镇南都护。《新志》云：大历三年（768年），复为安南。《旧志》则在永泰二年（766年）。其地为利薮，而居官者多贪暴，故数有不安。垂拱三年（687年），有李思慎等之乱，见新旧《书·文苑·刘延祐传》。开元十年（722年），有梅叔鸾之乱，见《旧纪》及新旧《书·宦者·杨思勖传》。《旧传》作梅玄成。《通鉴》又作梅叔焉。《考异》云从《旧纪》，然今《旧纪》作叔鸾。贞元七年（791年），有杜英辅之叛，见《新旧·纪》及《李复传》。十九年（803年），经略使裴泰为州将王季元所逐，见新旧《纪》。时占婆稍强，颇与安南相攻，梅叔鸾之乱，《旧书》即云其与林邑、真腊通谋，见《杨思勖传》。《旧纪》：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三万余人，获战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新纪》云：环王寇安南，都护张舟败之。其《环王传》云：元和初，不朝献。安南都护张舟执其伪欢、爱州都统，斩三万级，虏王子五十九，获战象、舠、铠。合观三文，知当时环王既陷欢、爱，又进犯安南，张舟特御敌之师也。《新书·裴行立传》：迁安南经略使。环王国叛人李乐山谋废其君，来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将杜英策讨斩之。行立乃好战之徒，而不乘环王内衅，盖力有所不及也。而黄洞蛮为患尤烈。黄洞者，西原蛮之属黄氏者也。据《通鉴》元和十四（819年）《注》。《新书·裴行立传》称为“黄家洞贼”。西原蛮者，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广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容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邕州见第三章第七节。桂州见第二章第二节。

有甯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至德初，首领黄乾曜、真崇郁与陆州武阳、朱兰洞蛮皆叛。陆州，在今广东钦县西南。推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僭号中越王。廖殿为桂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城王，莫浔为南海王，合众二十万，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庐舍，掠士女。更四岁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晓诸首领，赐诏书赦其罪约降。于是西原、环、古等州西原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环州在今广西境内。古州在今越南谅山东北。首领五百余人请出兵讨承斐等，岁中战二百，斩黄乾曜、真崇郁、廖殿、莫淳、梁奉、罗诚、莫浔七人。承斐等以余众面缚诣桂州降。尽释其缚，差赐布帛纵之。其种落张侯、夏永与夷僚梁崇牵、覃问及西原酋长吴功曹复合兵内寇，陷道州，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邢济击平之，执吴功曹等。余众复围道州，刺使元结固守不能下。进攻永州，陷邵州，邵州，今湖南宝庆县。留数日而去。贞元十年（749年），黄洞首领黄少卿攻邕管。经略使孙公器请发岭南兵穷讨之。德宗不许，命中人招谕。不从。俄陷钦、横、浔、贵四州。钦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横州，今广西横县。浔州见第五章第一节。贵州见第四章第三节。少卿子昌沔趫勇，前后陷十三州，气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阳旻为容管招讨经略使。引师掩贼，一日六七战，皆破之，侵地悉复。元和初，邕州擒其别帅黄承庆。明年，少卿等归款。拜归顺州刺史。未几复叛。又有黄少度、黄昌欢二部，陷宾、峦二州，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峦州，在今广西永淳县北。据之。十一年（816年），攻钦、横二州。邕管经略使韦悦破走之，取宾、峦。是岁，复屠岩州。当在广西境。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轻其军弱，首请发兵尽诛叛者。宪宗许之。兵出击更二岁，妄奏斩获二万罔天子为解。自是邕、容两道，杀伤疾疫，死者十八以上。十四年十月，安南都护李象古贪纵不法，使衙门将蛮酋杨清讨黄洞蛮。清还袭安南，杀象古。诏赦清，以为琼州刺史。琼州见第四章第二节。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清拒命。而其刑戮惨虐，人不聊生。仲武使人谕其酋豪。数月间，归附继至，得兵七千余人。朝廷以为逗留。十五年二月，时穆宗已即位。以裴行立代之。三月，安南将士开城纳仲武，执清斩之，夷其族。行立至海门而卒。《通鉴》。《注》：海门镇，在白州博白县东南。案博白县，今属广西。复以仲武为都护。杨清之平，《新纪》在三月，《通鉴》同。《旧纪》书于六月。八月，乃奏报到及献清首之日也。长庆初，以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经略使。复上表请讨黄氏。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皆洞僚，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急则畏死屯聚。前日邕管经略使，德不能绥怀，威不能临制，侵诈系缚，以致憾恨。夷性易动而难安，然劫州县，复私仇，贪小利，不为大患。自行立、阳旻建征讨，生事诡赏，邕、容两管，日以凋敝。今公素复寻往谬，诚恐岭南未有宁时，愿因改元，普赦其罪，为选材用威信者，委以经略。”不纳。后侵寇仍不绝。长庆二年五月，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黄洞蛮。三年七月，黄洞蛮陷钦州。寇邕州，破左江镇。十月，寇安南。四年八月，又寇安南。十一月，与环王合势陷陆州，杀刺史葛维。见新旧《书·本纪》及《通鉴》。左、右江二镇，皆在今南宁县境。宝历元年（825年），安南李元喜奏移都护府于江北岸，《旧纪》。交州本治交趾。《新志》云：宝历元年（825年），徙治宋平。可见其侵轶之甚矣。

大中时，安南都护李涿，《通鉴》。《考异》曰：《实录》或作琢，或作涿，《蛮书》亦作涿。《实录》及《新书》皆有《李琢传》，听之子也。不云曾为安南都护，疑作都护者别一李涿，非听子。为政贪暴，又杀蛮首杜存诚，据《考异》引《实录》，存诚为爱州刺史，兼土军兵马使。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峰州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胡三省曰：峰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当又在峰州西南。南方炎瘴，至冬瘴轻，蛮乘此时为寇，故置防冬兵。其旁七绾洞蛮，酋长曰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新书》云：安南桃林人，居林西原七绾洞，首领李由独主之。《通鉴考异》引《蛮书》称为桃花蛮，云属由独管辖，亦为界上戍卒。知峰州者言于涿，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蛮书事在大中八年（854年）。于是由独势孤，南诏柘东节度使诱之，以甥妻其子，补柘东押衙，胡三省曰：南诏于东境置柘东节度，言将开柘东境也。《新志》：自戎州开边县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九百七十五里至柘东城。柘从木。案曲州见第三章第七节。柘东城见第五章第六节。由独遂臣南诏，安南始有蛮患。《通鉴》系大中十二年（858年）。然朝贡犹岁至。《新书·南诏传》。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胡三省曰：即清溪关路。案清溪关见第五章第六节。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禀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丰祐适卒，子酋龙立，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上以酋龙不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遣兵陷播州。见第五章第一节。咸通元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鄠复之。鄠之至，杀杜存诚之子守澄，十二月，其宗党诱导群蛮及南诏乘虚陷交趾。鄠奔武州。在今安南境。二年六月，集土军复之。朝廷以杜氏宗强，家兵多，务在姑息，赠杜存诚金吾将军，流鄠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初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邕管经略使段文楚请以其衣粮募土军以代之，才得五百许人。继者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遽罢遣戍卒。七月，蛮乘虚入寇。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日，无兵以御之，奔峦州，二十余日，蛮去，乃还。坐贬，复以文楚为经略使。

至镇，城邑居人，什不存一，复坐变更旧制左迁。谓募土军以代戍卒。时杜悰为相，上言西川兵食单寡，请遣使吊祭，晓谕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庙讳，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册命。上从之。使未发，而南诏寇巂州，攻邛崃关，在今四川荣经县西邛崃山西麓。遂不行。三年二月，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仍发许、渭、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万人授袭。蛮引去。左庶子蔡京制置岭南，还奏事称旨，复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京请分岭南为两道。乃以广州为东道，以岭南节度使韦宙为节度使；邕州为西道，以京为节度使。岭南旧分五管：广、桂、邕、容、安南，皆隶岭南节度使，京之为此，盖以重邕管之权也。《新书·孔巢父传》：从子戣，拜岭南节度使。自贞元中，黄洞诸蛮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虏掠，幸有功，请合兵讨之，戣固言不可。宪宗不听。大发江湖兵合二管入讨，士被瘴毒，死者不胜计。安南乘之，杀都护李象古。桂管裴行立、邕管阳旻，皆无功忧死。独戣不邀一旦功，交、广晏然。当时邕、桂用兵，广州应接甚少，自主安静者言之为有功，自主征讨者言之，则憾其坐视矣。蔡袭将诸道兵在安南，京奏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请各罢还本道。袭乞留五千人，不听。作十必死状申中书，不省。京为政苛惨，设炮烙之刑，为军士所逐。代以桂管观察使郑愚。十一月，南诏率群蛮寇安南。蔡袭告急。敕发荆南、湖南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诣邕州，受郑愚节度。十二月，又发山南东道弩手千人赴之。四年正月，交趾陷，蔡袭死之。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南蛮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郑愚自陈儒臣，无将略，请任武臣。四月，代以义成节度使康承训。发荆、襄、洪、鄂兵万人与俱。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以右监门将军宋戎为刺史，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七月，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以宋戎为经略使。发山东兵万人镇之。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溯湘江入澪渠、漓水，劳费艰涩，诸军乏食。润州人陈磻石，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军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为名，夺商人舟，委其货于岸侧；舟入海，或遇风涛没溺，则囚系纲吏、舟人，使偿其米；人颇苦之。五年正月，南诏寇巂州。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三月，康承训至邕州。蛮寇益炽，诏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兵以授之。承训不设斥候，南诏率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承训乃遣六道兵万人拒之。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至得免。有天平小校，将勇士三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蛮惊，间一月，解围去。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所杀虏不满三百，皆溪僚胁从者。承训遽腾奏告捷。奏功受赏者，又皆子弟亲昵，烧营将校，不迁一级。军中怨怒，声流道路。韦宙具知所为，以书白宰相。七月，乃以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而以骁卫将军高骈为安南都护，骈崇文孙。以茵所将兵授之。六年（865年），杨收建议：两河兵戍岭南，冒瘴雾物故者十六七。请于江西积粟，募强弩三万人，以应接岭南，仍建节以重其权。从之。五月，置镇南军于洪州。洪州见第二章第三节。《新书·收传》曰：悉教蹋张，战必注满，蛮不能支。高骈治兵海门。监军李维周恶骈，趣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维周拥余众，不发一卒以继之。九月，骈掩击峰州蛮之收获者，大破之，收所获以食军。监阵敕使韦仲宰将七千人至，骈乃得益其军，进击南诏，屡破之。维周匿其捷奏，而奏骈玩寇不进。上怒，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骈。晏权，智兴从子。七年六月，骈大破南诏蛮，围交趾。十余日，得晏权牒，即以军事授仲宰北归。而先与仲宰所遣告捷之使得达。上复以骈镇安南。骈遂破交趾。《旧纪》于六年（865年）秋书高骈自海门进军，破蛮军，收复安南府，盖因其进军终言之，其平定实在七年（866年），故又于七年十月书骈奏蛮寇悉平。此为奏报到日，

《新纪》书于八月，则其收复之时也。十一月，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骈为节度使。至九年八月乃归。骈从孙浔，常为骈军先锋，冒矢石，骈荐以自代焉。

唐自有蛮患以来，西川兵备始终未能整饬，安南尤为鞭长莫及，故于南诏，常怀和意。咸通七年三月，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初南诏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以酋龙已称帝，欲与节度使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决。节度使李福怒，捽而殴之，械系于狱。福以五年二月节度西川。潼至，释之，奏遣还国。诏召至京师，见于别殿，厚赐劳而遣之。而贬福为蕲王傅。其欲和之心，可谓切矣。及高骈克交趾，遂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委刘潼晓谕：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然南诏殊无和意。九年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以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以邛州为理所。时析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为定边军。史云：师望利于专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实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案此无可以欺罔之理，疑屯驻邛州，实非本意，初计当治巂州，故朝廷亦以师望为巂州刺史也。嘉州，今四川乐山县。眉州见第四章第二节。黎州见第三章第四节。雅州见第二章第四节。朝廷以为然。以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南诏使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师望杀之，而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贪残又甚于师望。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阴使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十年十月，酋龙倾国入。十二月，陷嘉州，进陷黎、雅。滂奔导江。唐县，在今四川灌县东。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人所占地，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井竭，即共饮摩诃池，隋蜀王秀所凿。至争捽溺死，或取泥汁澄而饮之。死不能具棺，即共瘗埋。节度使卢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鲁，使摄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修守备。彭州，今四川彭县。泸州见第三章第七节。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禀给，至是，揭榜募骁勇之士，补以实职，厚给粮赐，庆复选三千人，号曰突将，皆愤郁求奋。卢耽遣使见南诏用事之臣杜元忠，与之约和。又使告急于朝，请遣使与和，以纾一时之急。朝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先是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赴援。十一年（870年），以为东川节度使。援蜀诸军，皆受节制。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每援师自北至，辄说之曰：“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来疲弊，未易遽前。”诸将信之，皆狐疑不进。蛮攻成都，不克。庆复破蛮于新都。今四川新都县。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又大败之。蛮急攻成都，不克，乃烧攻具遁去。初朝廷使颜庆复救成都，宋威屯绵、汉为后继，绵、汉州皆见第六章第三节。而威乘胜先至成都城下，破蛮军功居多，庆复疾之。威饭士欲追蛮军，城中战士亦欲合势俱进，而庆复牒威夺其军，勒归汉州。蛮至双流，今四川双流县。阻新穿水，狼狈失度，三日桥成乃得过，断桥而去，蜀人甚恨之。时已废定边军，蛮军既去，以吴行鲁为西川留后，旋以为节度。明年四月，以路岩代之，其治绩已见上节。十四年五月，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奔荆南。敕斩之，籍没其家赀，亲族应缘坐者，令有司搜捕以闻。盖颇欲以威刑，整饬边事矣。是岁七月，懿宗崩，僖宗立。十一月，路岩徙荆南，牛丛代为西川。乾符元年十一月，南诏来寇。黎州刺史黄景复御诸大度河，先胜后败。蛮陷黎州，入邛崃关，遂攻雅州。大度河溃卒入邛州，成都惊扰，民争入城。蛮兵及新津而还。今四川新建县。诏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救之。高骈时镇天平，使诣西川制置蛮事。二年正月，复以为西川节度。骈停突将职名禀给，突将作乱，骈初榜谢还之，已而遣人掩捕，并老幼杀之。修复邛崃关、大度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及沐源川，各置兵戍之。

马湖镇，今四川屏山县。沐源川，胡三省曰：在嘉州罗目县界。麟德二

年（655年），开生僚，置罗目县及沐州。后废沐州，以罗目属嘉州。宋朝又废罗目为镇，属峨眉县。又今嘉州犍为县有沐川镇。案峨眉、犍为二县，今皆属四川。沐州，在今四川峨边县境。《新书》云：骈结吐蕃尚延心、嗢末耨目等为间，筑戎州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南诏气夺。案时吐蕃虽衰乱，其残部犹多。《通鉴》：大和四年（830年），李德裕镇西川，奏言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又《新书》载咸通十四年（873年），西川节度使牛丛以书责酋龙曰：尔祖尝奴事西蕃，为尔仇家，今顾臣之，何恩仇之戾邪？则时南诏与吐蕃，仍有交结。故骈抚用之而南诏为之气夺也。自是蛮不复入寇。案南诏之志，仅在剽掠，其兵力亦无足畏，故唐边备少饬，即不复来。然唐之力，亦终不足以惩创之，其局遂复归于和矣。

先是南诏督爽，《新书·南蛮传》：爽，犹言省也。督爽，主三省也。屡牒中书，辞语怨望，中书不答，卢携奏称如此则蛮益骄，宜数其十代受恩以责之。然自中书发牒，嫌于体敌。请赐高骈及岭南节度使辛谠诏，使录诏白牒与之。胡三省曰：录诏白，今谓之录白。从之。此隐开其交涉之路也。三年（876年），南诏遣使者诣高骈求和，而盗边不息。骈斩其使。蛮之陷交趾也，虏安南经略判官杜骧妻李瑶。瑶，宗室之疏属也。蛮遣瑶还，递木夹以遗骈。胡三省曰：递牒以木夹之，故曰木夹。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绍兴元年（1131年），安南与广西帅司及邕通信问，用两漆板夹系文书，刻字其上，谓之木夹。按宋白《续通典》：诸道州府巡院传递敕书，皆有木夹。是中国亦用木夹也。骈送瑶京师，复牒南诏，数其罪，暨安南、大度覆败之状折辱之。此等皆无可质证，不知其书中措辞究如何也。八月，骈筑成都罗城，恐南诏扬声入寇，役者惊扰，乃奏遣僧景仙托游行入南诏，说谕骠信，夷语君也。使归附中国，仍许妻以公主，因与议二国礼仪。先是西川将吏入南诏，骠信皆坐受其拜，骈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骠信果率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据《通鉴》。《新书》云：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不肯拜使者，遂绝。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迎谒，且拜，乃定盟而还。案《通鉴》云托为游行，则非以使人往，酋龙迎拜，乃拜僧，非拜使者也。《鉴》亦无定盟而还之说。《新书》措辞恐不审。此实先遣使入蛮议和耳。事虽若出于骈，岂能不得朝旨而为之？观此，愈见唐望和之切也。乾符四年（877年），酋龙卒，伪谥景庄皇帝。子法立。《新书》云：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已下悉发，妇耕以饷军。法年少，好畋猎，酣逸，国事颛决大臣。其国亦浸衰矣。是岁，闰二月，辛谠奏南诏遣陀西段瑳宝等来请和。《新传》：陀西若判官。且言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请许其和。许之。谨遣大将杜弘赍书币送瑳宝还。但留荆南、宣歙请军戍邕州，自余诸道兵，什减六七。五年（878年），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诏百寮议之。礼部侍郎崔澹等以为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识大体，反因一僧，呫嗫卑辞，诱致其使，若从其请，恐垂笑后代。骈闻之，上表与澹争辩。诏谕解之。是岁正月，骈移帅荆南。时相卢携欲与和亲，郑畋不可。《实录》云：畋、携因此忿争，俱罢相，其说恐不足信，见第五节。宗政还，中书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书意，使安全答之。时同崔澹议者，尚有谏议大夫柳韬。安潜亦上言：安可以贱隶尚贵主？故至陈敬瑄代安潜，和议乃成。杜弘逾年还，辛谠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往使，相继卒于道。六年正月，谠复遣摄巡官徐云虔往见骠信。骠信不肯称臣奉表，而欲与唐约为兄弟若舅甥。时骠信见大使抗礼，受副使已下拜。云虔还，骠信授以二木夹：一上中书、门下，一牒岭南西道。是岁十二月，卢携再相。广明元年三月，陈敬瑄代崔安潜为西川，乃作诏赐敬瑄，许其和亲，不称臣。令录诏白并移书与之。以

嗣曹王龟年为宗正少卿，充使。中和二年（882年），南诏上书，请早降公主。诏报以方议礼仪。三年七月，南诏遣布燮杨奇肱来迎公主。诏陈敬瑄与书，辞以銮舆巡幸，仪物未备，俟还京邑，然后出降。奇肱不从，直前至成都。十月，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布燮，亦清平官。《新传》云：帝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法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骈自扬州上言：三人者，南诏心腹也。宜止而鸩之，蛮可图也。帝从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谋臣尽矣。蛮益衰。中和元年（881年），复遣使者来迎主。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后二年，又遣布燮杨奇肱来迎。诏检校国子祭酒张谯为礼会五礼使，徐云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约为婚使。未行而黄巢平，帝东还，乃归其使。杨奇混即杨奇肱。鸩杀三人之说，显系东野人言，《传》误采之耳，当时虽许以公主下降，然婚实未成也。法死，伪谥圣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后中国乱，不复通。《新书》本传。唐之于南蛮，失之于专用兵力，不能简良吏抚绥，又不能用土兵，而专恃北兵屯戍，于是调发、转输，骚动全国矣。治南方者，首在清廉有恩，次则能抚用其人，不烦客兵远戍，若马总、马植、郑从谠等其选也。可参看《旧书》本传。杨思勖之讨梅叔鸾，至于尽诛其党，积尸为京观，如此残虐，安能服人？而兵力亦岂可终穷邪？《旧书·四夷传》脱略殊甚，《新书·南诏传》亦多舛误，故此节多用《通鉴》。其订正新旧《书》处，具见《考异》。

西原蛮：当敬宗时，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少不得意，辄侵掠诸州。横州当邕江官道，岭南节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经略使董昌龄遣子兰讨平峒穴，夷其种党。诸蛮畏服。有违命者，必严罚之。十八州岁输贡赋，道路清平。其后侬洞最强，结南诏为助。懿宗与南诏约和，二洞数构败之。辛谠以从事徐云虔使南诏结和，赍美货啖二洞首领，与之通欢云。《新书》本传。

第三节 懿、僖时之内乱（上）

论者每谓内重之世，草泽之雄易于崛起，外重之世则不然，以汉、唐已事为证，其实非也。汉世州郡之权，不可谓不重，然赤眉、黄巾何尝不轰轰烈烈？即唐之亡，亦岂非黄巢为之邪？要之剥削残酷，民穷无告，则必皆奋起，徒陈兵而谁何，必无用也。况乎兵之屯聚久者，又必骄横而怯战，镇压起事不足，而促成起事则有余邪？

为黄巢之乱之先声者，仇甫也。仇甫，新旧《书》同。《通鉴》依《平剡录》作裘甫。据《考异》，《实录》亦作仇甫。甫以咸通元年正月，起于浙东，陷明州，见第三章第四节。攻越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明越观察使郑祇德不能御，以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八月，起事失败。是役式闻甫用骑兵，乃阅所部，得吐蕃、回鹘迁隶数百用之，此又启用沙陀以攻黄巢之先声矣。式之受命，左右宦要皆惮兵众而馈饷多，式曰：“不亟决，东南征赋阙矣。”乃益以许、滑、淮南兵。盖唐自肃、代来，久恃江淮财赋以为命，故其重之如此也。仇甫虽失败。然黄巢以后，卒至两河、江淮，赋不上供，而唐遂瓦解矣。见第六节。

民乱将作，乃藉兵变为前驱。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强壮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旧书》本传云凡七军。《通鉴》同。番宿衙城。自后寖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衙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要求，动谋逐帅。咸通二年（861年），温璋为节度使。衙卒知其严酷，深负忧疑。璋开怀抚谕，终为猜贰，给与酒食，未尝沥口。三年七月，遂逐璋。乃移王式于武宁，诏率忠武、义成之师往。三日，犒劳令还。既擐甲执兵，即命环衙卒杀之。三千余人，是日尽杀。《通鉴考异》曰：《旧传》曰：璋咸通末为徐泗节度使。徐州衙卒曰银刀军，颇骄横。璋至，诛其凶恶者五百人。自是军中畏法。按诛银刀军者王式也，《旧传》误。今案璋初至时，或曾诛其最激烈者，而思更抚其余，故其卒终忌之也。《旧传》不必定误，惟咸通末之末字，则必误耳。于是罢武宁军节度使，改置团练。《旧书·本纪》：咸通四年四月，敕徐州罢防御使，为文都，隶兖州。文都，盖当时俗语，指不置军之州郡。武宁军时领徐、泗、濠、宿四州。《新书·方镇表》：咸通三年（862年），罢武宁军节度，置徐州团练防御使，隶兖海。又置宿泗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治宿州。四年（863年），罢徐州防御使，以濠州隶淮南节度。五年（864年），置徐泗团练观察处置使，治徐州。徐卒逃亡者众，诏赦之。五年五月，又募其人赴邕管防戍。《旧纪》：咸通四年七月，制曰：徐州银刀官健，先有逃窜者，累降敕旨，不令捕逐。其今年四月十八日草贼头首，已抵极法，其余徒党，各自奔逃，所在更勿捕逐。五年五月，制曰：比因罢节之日，或有被罪奔逃。虽朝廷频下诏书，并令一切不问，犹恐尚怀疑惧，未委招携，结聚山林，终成诖误；况边方未静，深藉人才；宜令徐泗团练使选拣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待岭外事宁之后，即与替代归还。仍令每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盖徐州士卒，逃匿山林者多，思以是靖之也。然既以虐杀除之矣，则宜别筹安抚之策，而不宜再招使为兵，此诏实铸一大错也。仍成养痈之局矣。

时则徐将孟球，召募二千人往。据《旧书·崔彦曾传》。《传》云球为节度使，是时无节度使，必误。分其八百人戍桂州。初约三年而代。至咸通九年（868年），已六年矣。戍卒求代。时徐泗观察使为崔彦曾，性严刻。都押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用事，军中怨之。戡以军帑匮乏，难以发兵，请戍桂之卒，更留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起事。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声势甚盛。时七月也。朝廷闻之，遣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州，阴谋镇压。九月，勋等至湖南。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以守要害，戍卒不能入境。泛舟沿江东下。许佶等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时令狐绹为节度使，都押衙李湘请伏兵高邮击之，弗听。高邮见第三章第七节。至泗州，刺史杜滔悰弟。有备，勋等申状于崔彦曾：乞停尹戡、杜璋、徐行俭职。戍还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彦曾命都虞候元密以三千人讨之。十月，勋等占宿州。获大船，欲入江湖。元密追之，败死。勋等遂占徐州。囚彦曾，杀尹戡、杜璋、徐行俭，灭其族。勋使求节鉞。又遣其将刘行及占濠州，李圆围泗州。辛云京之孙谠，寓居广陵，与杜滔有旧，入泗州，与之共守。诏以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承训奏乞沙陀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率其众以自随。庞勋以李圆攻泗州久不克，遣吴迥代之，又遣刘佶往助。刘行及亦自濠州遣王弘立助之。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将翟行约以兵四千救泗州，败死。敕使郭厚本以淮南兵千五百救泗州，至洪泽，今洪泽本一小湖，在未成大湖时，其地名洪泽镇。不敢进。辛谠往求救，厚本分兵五百与之。令狐绹遣李湘以数千人与厚本合。又为所败，及厚本皆被执。庞勋军据淮口，泗水入淮之口。漕驿路绝。又南攻舒、庐，北攻沂、海，破沭阳、今江苏沭阳县。下蔡、今安徽风台县。乌江、今安徽和县。巢县，今安徽巢县。占滁州，攻和州。戴可师以兵三万渡淮，为王弘立所败，可师死。时汴路既绝，江淮往来，皆出寿州，今安徽寿县。庞勋军破可师，遂乘胜围之，其道复绝。惟泗州藉辛谠屡出城护淮、浙、兵粮以入，得不破。康承训驻宋州，诸道兵渐集。十年二月，承训以七万余人南，使朱邪赤心以三千骑为前锋。王弘立击之，大败。仍请取泗州以补过。三月，承训又败姚周兵。周走宿州，庞勋守将梁丕杀之。先是朝以王晏权数退衄，代以泰宁节度

使曹翔。出兵围滕县。今山东滕县。魏博节度使何全暤，亦屡出兵攻丰县。今山东丰县。四月，庞勋杀崔彦曾，断郭厚本、李湘手足，勋前此犹向朝廷求节钺，至此乃不复犹豫。自出兵解丰县之围。曹翔兵亦退。朝又以马举代令狐绹。举将精兵三万救泗州，王弘立死。吴迥走，泗州围解。六月，举进攻濠州。庞勋遣迥助刘行及守。朝以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将兵三万屯丰、萧间。萧，今萧县。曹翔复引兵会之。七月，拔滕县。进攻丰、沛。沛，今江苏沛县。康承训亦进抵宿州之西。初庞勋怒梁丕专杀，黜之。使徐州旧将张玄稔代治州事，以其将张儒、张实等将城中兵数万拒守。据《通鉴》。《新书·康承训传》张实作张行实。承训围之。实潜以书白勋：“令出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勋从之。留其父举直与许佶共守徐州，身率兵而西。九月，张玄稔斩张儒等降。因请诈为城陷，引兵趋符离及徐州。唐符离县，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许佶闻之，婴城守。玄稔攻克之。斩举直及佶。悉捕戍桂州卒亲族杀之，死者数千人。庞勋袭宿州，陷其南城。康承训追之。勋走渡汴，南走毫州，今安徽毫县。为沙陀所及，勋死。十月，吴迥突围走死。事败。勋之初据徐，徐人谓旌节之至，不过旬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雄，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旬月间，米斗直钱二百，《通鉴》咸通九年（868年）。而仓库素无贮蓄，乃令群雄四出，于扬、楚、庐、寿、滁、和、兖、海、沂、密、曹、濮等州界，以牛马运粮糗，以夜继昼。招致亡命，有众二十万。男女十五已上，皆令执兵。《旧书·本纪》咸通十年（869年）。东南之民，归如流水。当其募兵也，人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 首而锐之，执以应募，《通鉴》咸通九年（868年）。盖舍此实无生路也。朝以王晏权智兴犹子，授之节以冀招怀，数月，卒无应招者，盖知应招乃是绝路也。《旧纪》咸通十年（869年）。《纪》云由徐人怨王式之诛。夫怨王式之诛者，虽衙卒之党，民亦同怨也。戍卒初擅归时，人民皆争归之，一时声势甚盛，诸将莫敢击。其攻和州也，刺史崔雍登城楼谓吴迥曰：“城中玉帛子女不敢惜，只勿取天子城池。”许之。遂剽城中居民。杀判官张琢，以琢治城壕故也。《旧纪》咸通九年（868年）。雍与庞勋将吴约于鼓角楼上饮酒，认军事判官李谯为亲弟，表状驱使官张立为男，只乞二人并身，其余将士，一任处置，至束手就戮者，八百余人。同上十年（869年）。其后勋益自骄，与勋同举兵于桂州者尤骄，军纪废弛，事遂失败。事既平，复改徐州都团练使为感化军节度使，盖以重其地也。康承训以功授河东节度使。明年，路岩、韦保衡劾其“讨贼逗桡，贪虏获，不时上功”，贬蜀王傅，分司东都，再贬恩州司马。恩州见第九章第一节。可见勋之平，实其自败。以用兵论，则有同儿戏矣。

咸通四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沈询奴归秦与询侍婢通，询欲杀之，未果，归秦结衙将起事，杀询。五年正月，以京兆尹李 为昭义节度使，取归秦心肝以祭询。据《通鉴》。《新书·本纪》亦云：咸通四年十二月，昭义军乱，杀其节度使沈询。殿本考证云：《旧书》：是年正月，河东节度使卢简求致仕，以昭义节度刘潼代，三月，以李 为昭义节度，是潼之后，之后询矣，而《新书·沈传师传》乃云：询遇害，潼代为节度，诛害询者，岂潼本在询后邪？当是年月《传》误耳。今案《旧纪》纪事，疑误前一年，潼诛乱者不尽，而 又继之也。八年七月，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怒，逐仁规，久之乃定。十年六月，陕州民诉旱。观察使崔荛指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民怒，逐之。荛，宁弟密之曾孙，新旧《书》皆附《宁传》，云为军人所逐。其《杨嗣复传》云：嗣复子损，继荛为使，诛乱者。据《通鉴》，则损所诛乃僖宗时逐崔碣者，恐《旧传》误而《新传》又误承之也。参看第五节。此等皆人民起事之较小者也，逮僖宗立而一发不可收拾矣。

第四节 懿、僖时之内乱（中）

僖宗乾符元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上言：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虢州见第四章第五节。海州见第二章第七节。麦才半收。秋稼既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韲。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投依，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三司，谓户部、度支、盐铁。督促甚急。虽彻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振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芽，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民至望菜叶、木芽以续命，而官司之苛求尚如此，乱安得不作哉？

是岁，十二月，感化军奏“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盖徐方承大战之后，民益无以为生也。而关东又遭水旱。于是濮州人王仙芝，聚众起于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仙芝之起，《通鉴》系乾符元年末。《考异》曰：“仙芝之反，《实录》在二年五月。”《续宝运录》：仙芝传檄诸道，末称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则其起必在二年（875年）前，因系元年岁末。明年，冤句人黄巢亦起兵应之。冤句，今山东菏泽县。宋威时为平卢节度，朝廷以为宿将，倚以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三年七月，威败仙芝于沂州，见第七章第二节。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而仙芝实未死，行动如故。九月，仙芝西破汝州，执刺史王镣，宰相铎之从父昆弟也。敕赦仙芝及其党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十月，仙芝南攻唐、见第五章第二节。邓，见第二章第七节。陷郢。见第六章第三节。复进及淮南。蕲州刺史裴偓，王铎知举时所擢进士也，王镣以书为仙芝说偓，偓与约，敛兵不战，为之奏官。诸宰相多言不可。王铎固请许之。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授之。黄巢闻仙芝欲降，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归乎？”因殴仙芝伤首。其众反对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分道而去。已而复合于查牙山。《旧纪》在四年七月。《通鉴考异》引《实录》：三年十二月，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奏尚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四年四月，黄巢引其众保查牙山。案查牙山，在今河南遂平县西。四年七月，围宋威于宋州。忠武节度使崔安潜，使将张自勉以七千人解其围。先是宰相郑畋以威衰老多病，招讨副使曾元裕奉命守东都，而拥兵蕲、黄，黄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欲以安潜为行营都统，李瑑为招讨使代威，瑑，晟孙。自勉为副使代元裕。及是，卢携亦为相，与王铎俱欲使自勉受威节度，畋以威与自勉已有疑忿，在其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各求罢，皆不许。畋复请罢黜威，不听。十一月，招讨副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诱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宋威遣兵于道劫取，奏称战于颖州西南所擒。颖州见第六章第三节。复光奏辩。命侍御史与中人即讯，不能明，乃斩之。五年正月，仙芝攻荆南，节度使崔知温不能御，山南东道李福悉众救却之。曾元裕又破仙芝于申州东。申州见第四章第二节。乃以元裕为招讨使代宋威，威还青州，九月卒。张自勉副之，而移西川高骈于荆南。二月，元裕破仙芝于黄梅，追斩之。《旧纪》、新旧《传》皆云宋威斩仙芝，此据《通鉴》。《考异》曰从《实录》。黄梅，今湖北黄梅县。黄巢方攻毫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尚君长之弟让，以仙芝余众归之。巢袭破沂、濮。濮州见第四章第六节。遗天平节度使张裼书，请奏之。诏以为武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郓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巢距不至。三月，自滑州略宋、汴，攻卫南，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遂攻叶、今河南叶县。阳翟。

今河南禹县。诏发河阳、宣武兵卫宫阙，东都宫阙。又诏曾元裕还东都，且发义成兵守轘辕、在今河南偃师县南。伊阙、见第四章第二节。河阴、见第七章第六节。武牢，见第二章第六节。大为巢所致。已王仙芝旧部王重隐占饶州，见第二章第六节。转略湖南。重隐死后，其将徐唐莒据洪州。四月，饶州将彭令璋复饶州，唐莒伏诛。见《新纪》。别将曹师雄略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救宣、见第六章第三节。润。见第四章第二节。其众复入浙西，乃又移高骈于镇海，黄巢亦南渡江，占虔、见第二章第七节。吉、今江西吉安县。饶、信。今江西上饶县。七月，攻宣州，不克。入浙东，开山路七百里入福建。十二月，占福州。今福建闽侯县。高骈遣将张璘、梁缵分道击之。巢趋广南。王铎自请击之，诏以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旧纪》《传》在五年（878年），云为诸道行营都统。《通鉴》从《实录》及《新纪》《表》。铎奏李系为副，系，晟曾孙。兼湖南观察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节度使李迨书，求天平节钺。二人为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亦不许。而除巢率府率。《新传》云：巢求为天平，郑畋欲许之，卢携、田令孜不可；乞广州，仆射于悰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乃拜巢率府率。《旧传》云：郑畋与枢密使杨复恭请授同正员将军，卢携驳其议。乃授率府率。《实录》但载于琮议，又云：或云以正员将军縻之，宰相亦沮其议，乃除率府率。见《通鉴考异》。时六年六月也。巢怒，攻入广州。未几，士卒罹疫。乃自桂州编大筏，乘暴水沿湘而下。历衡、见第九章第二节。永，见第二章第二节。占潭州。李系奔朗州。见第二章第三节。尚让乘胜逼江陵。王铎留其将刘汉宏守，自率众欲会山南东道刘巨容之师。汉宏大掠江陵，率其众北归为群盗。巢遂趋襄阳，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淄州刺史，见下。破之荆门。今湖北荆门县。巢复渡江，攻鄂州，见第七章第四节。转入饶、信、池、见第七章第四节。宣、歙、见第二章第七节。杭见第六章第三节。等州。诏罢王铎，以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旧·卢携传》。《本纪》系广明元年三月。

明年，为广明元年（880年），高骈遣张璘击之。巢复请降。骈许为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骈奏巢不日当平，请悉遣归。许之。巢告绝于骈。骈怒，使张璘击之，败死。巢遂占宣州。七月，自采石渡江。骈上表告急。诏责其散遣诸道兵。骈遂称风痹，不复出战。唐四易统率，悉皆败北，巢遂长驱北上矣。高骈之散遣诸道兵，深为后世士人訾议。其实即留之，亦无济于事。巢专避实击虚，力不敌则走山险，官军追击则非其敌，围困力又不足，即能战亦不足用，况是时之兵，多不能战，诸镇杂集，又不易指挥邪？此时之事势，已了如指掌。骈岂不知巢之策略，盖亦出势不得已。至巢渡江而北，则已气完力厚，而骈大将新折于外，即欲迎战，亦不可得矣。骈后来诚偃蹇，盖正由此时遣散兵卒，负大衅于朝廷，欲自赎而无其路，日莫途远，乃倒行而逆施之。谓其在此时已畜异志，欲坐观成败，则未必然也。

巢既渡江，诏诸道发兵屯溵水。见第七章第四节。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乾符二年（875年），兖海军赐号泰宁。先是张裼卒，乾符六年三月。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晸讨诛之。参看第十一章第三节。及是，以全晸为天平节度使、东面副都统。全晸以众寡不敌，退屯泗上。徐州兵三千赴溵水，过许昌，谓供备疏阔，大噪。忠武将周岌亦赴溵水，闻之，夜还，袭杀徐卒，遂杀节度使薛能，自称留后。克让恐为所袭，引兵还兖州。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巢遂悉众渡淮。克让退保潼关。

僖宗朝，诸相纷纭，意见不一，而田令孜实阴握大权。是岁三月，以其兄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令孜本陈氏。旋又以杨师立为东川，牛勖为山南西道，皆令孜腹心，左神策将也。及是，令孜阴怀幸蜀之计，而阳请率神策军守潼关。乃以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以飞龙使杨复恭为副。复恭本林氏子。宦者杨志廉，贞元末为中尉，子钦义，大中朝为中尉。钦义子三人：玄翼，咸通中掌枢密。玄寔，乾符中为右军中尉。玄价，河阳监军。复恭玄翼子，复光玄价子也。神策军士，皆长安富族，世籍两军，自少迄长，不知战阵，闻科集，父子聚哭，各于两市出直万计，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代行。令选弩手，仅得二千八百人。令左军将张承范率以赴之。齐克让之卒，亦仅万人，且皆饥疲。而巢众有六十万。十二月，克让及承范之师先后溃，潼关失守。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走兴元。明年为中和元年七月，至成都。黄巢入长安，称帝，国号齐。

第五节 懿、僖时之内乱（下）

僖宗时，不徒内有黄巢之乱也，外又有沙陀之事。沙陀以残部依唐朝，本非大敌，而唐养兵百万而不能战，每倚其军为选锋，于内战用之尤亟，卒使之入据中原，亦可哀矣。

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嗣其父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回鹘为黠戛斯所破，犯塞，刘沔尝以其众击之于杀胡山。伐潞，隶石雄。潞平，迁朔州刺史，仍为代北军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项及回鹘之众入河西，太原王宰统代北诸军进讨，沙陀常深入冠诸军。宣宗复三州、七关，征西戍皆罢，乃迁赤心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平庞勋，进大同军节度使。赐氏李，名国昌。回鹘叩榆林，入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入天德，乃徙节振武。以上据《新书·沙陀传》。咸通十三年（872年），以恃功恣横，专杀长吏，徙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是岁，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卒，子简会为平州刺史张公素所逐，朝廷因而授之。幽州与吐浑、契苾共攻沙陀，不利。朝以前河东节度使李业能安集代北部落，以其子钧为灵武节度使，使宣慰沙陀及六州蕃、浑。时乾符元年（874年）也。

《旧书·本纪》。二年（875年），张公素为其将李茂勋所逐，茂勋，回鹘阿布思之族，降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朝廷又因而授之。三年（876年），茂勋请致仕，以子可举知留后。五年二月，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执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召国昌子沙陀副兵马使克用于蔚州。克用至，杀文楚。《通鉴考异》曰：后唐张昭远《庄宗功臣列传》及《旧纪》，克用杀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欧阳《五代史记》取之。赵凤《后唐太祖纪年录》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传》取之。不著撰人姓名之《唐末三朝见闻录》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纪》取之。惟《实录》在乾符元年（874年），不知所据何书。克用既杀文楚，岂肯晏然安处，必更侵扰边垂，朝廷亦须发兵征讨，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见其事。《唐末见闻录》叙月日，今从之。案沙陀若绝无违犯，幽州何事与吐浑、契苾攻之？《新书·沙陀传》曰：王仙芝占荆、襄，朝廷发诸州兵讨捕，国昌遣刘迁统云中突骑击之，数有功。《旧书·本纪》：李福之援江陵，实用沙陀军五百骑，盖即此军？然则自乾符四年以前，沙陀不特未尝犯顺，且仍听驱使也。岂时朝廷姑息，文楚虽死，幽州一讨之不克，即使李钧抚安之，而沙陀亦遂听命欤？《考异》之说，虽亦有见，《实录》《旧纪》所记年月，终当存疑。朝以太仆卿卢简方代文楚。《旧纪》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实录》在乾符元年十二月。旋以为振武节度使，移国昌于大同。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不受代。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在今五寨县西北。进击宁武军及岢岚军。皆山西今县。简方行至岚州而卒。岚州见第三章第二节。河东节度使窦浣，以都押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至代州。至城北，娖队不发，求优赏。时府库空竭，浣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往慰谕之。土团呙虔，床舆其尸入府。浣与监军自出慰谕，人给钱三百，布一端，《通鉴》。《旧纪》云：借率富户钱五万贯以赏之。众乃定。押衙田公锷给乱军钱布，众遂劫之以为都将，赴代州。六月，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七月，翔至晋阳，捕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欢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于是发忠武、昭义、河阳之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九月，翔自率军赴忻州，中风而卒。诸军皆退。昭义兵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乃溃。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及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国昌父子于蔚州。据《通鉴》。《新纪》同。《旧纪》系四年十月，盖误前一年。安庆、萨葛，旧纪作沙陀安庆、薛葛。《新五代史·唐纪》：僖宗以李钧为灵武节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注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耳。疑安庆、萨葛与朱邪，即所谓三部落也。后降李琢时，安庆都督为史敬存，《通鉴》《旧纪》同。此处安庆下疑夺酋长史敬存五字。十一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是月，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十二月，季康、李钧与克用战于洪谷，地属岢岚军，见《旧纪》。败绩。钧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通鉴》从《旧纪》，《实录》略同，见《考异》。《新五代史》在六年（879年）冬，以情事核之，恐误。《旧纪》及《新史》皆云钧中流矢卒，《通鉴》云战死，盖依《实录》。《实录》又载广明元年八月，河东奏钧为猛虎军所杀。又曰：“与贼战败，归而其下杀之。”《唐末见闻录》云：代州军变时，为百姓捉到，而不云如何处之。并见《通鉴考异》。六年二月，河东军回至静乐，今山西静乐县。作乱，崔季康逃归。都头张锴、郭昢率行营兵攻杀季康。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五月，河东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北都城左汾右晋，汾东曰东城，两城之间有中城。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侃与监军自出慰谕，为之斩敬于衙门，乃定。都虞候每夜密捕公雅士卒族灭之。余党近百人，称报冤将，大掠三城。焚马步都虞候张锴、府城都虞候郭昢家。侃曲顺军情，令收锴、昢斩于衙门，并逐其家，

以公雅为马步都虞候。锴、昢临刑，泣言于众曰：“所杀皆捕盗司密申，今日冤死，独无义士相救乎？”军士复大噪，篡锴、昢归都虞候司。寻下令复其旧职，并召还其家。收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家诛灭之。以马步都教练使朱玟等为三城斩斫使，将兵分捕报冤将，悉斩之，军城始定。侃称疾。敕以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征侃诣京师。八月，以东都留守李蔚充河东节度使。闰十月，蔚有疾。以供军副使李邵权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权兵马留后。蔚薨，都虞候张锴、郭昢署状绌邵。胡三省曰：状，奏状。以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十一月，以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传圭自代州赴晋阳，张锴、郭昢出迎，乱刀斫杀之。至府，又族其家。十二月，以朱玟为代州刺史。广明元年正月，沙陀入雁门关，寇忻、代；二月，逼晋阳，陷太谷。今山西太谷县。遣汝州防御使诸葛爽率东都防御兵救河东。康传圭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不利。传圭怒，斩之。沙陀还代北。传圭又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至百井，镇名，在阳曲。军变，还杀传圭。三月，以宰相郑从谠为河东节度使。从谠知张彦球有方略，百井之变，非其本心，独推首乱者杀之，召彦球慰谕，悉以兵柄委之，军中由是遂安。可见治骄兵者当用文臣，不当用武夫之好杀者矣。四月，以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琢，听子，晟之孙。旋以为蔚朔节度使，仍充都统。以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五月，又以为振武节度使。未之镇移夏绥，见下。琢与李可举、赦连铎共讨沙陀。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拒可举。铎遣人说文集。七月，文集与克用族父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琢。克用还击文集，李可举遣兵邀败之。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入达旦。《旧纪》云：克用使傅文达守蔚州，至是文达降，不云国昌战败。于是以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以上据《通鉴》，参用新旧《书·本纪》。此时朱邪部落，已迫溃亡，非唐更召之，实不易复振也。

僖宗时，宰相中之露头角者，为郑畋、王铎及卢携。黄巢起义，畋颇主抚，铎与携皆主剿。铎自出师而败，携倚高骈而亦败，此盖事势使然，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者。史谓携之败抚议，由其倚高骈，欲其立功；又初荐宋威而王铎代之，携疾铎，欲激怒巢；乃好党争者私见测度之辞，未可据为信史也。畋、携尝以忿争同日罢相。《旧纪》《传》在乾符六年五月，云由争黄巢剿抚。《新纪》《表》及《实录》在五年五月。《新传》与《旧书》同。《实录》云：由携欲降主和南蛮，畋不可。《通鉴》亦系其事于五年五月。然恐当以《旧书》为是。争南蛮尚主事，未必如此激烈也。巢入京师，斫携棺，磔尸于市，足见其恨携之深。巢之将渡淮也，宰相豆卢瑑计救师未至，请假巢天平节，使无得西，而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郑路。携请召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节度统之，巢且还攻东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此时之巢，岂能为彼等所骗？然高骈不能扼巢使无渡江，诸道乌合之众又能守泗乎？且召之可皆至乎？齐克让战实颇力，然不能守汝、郑，并不能守潼关，他军其能守泗乎？此时巢势正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无可抵御者。潼关既破，携罢相，即饮药死。携死，王徽、裴澈相，更软弱无力。时郑畋为凤翔节度使，谒上道次，请留，不许，乃密约邻道讨之。邻道皆遣兵往会，禁兵分镇关中者数万，亦皆往从，军势略振。中和元年三月，诏以畋为京城四面诸军都统，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副之，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司马，隐然系恢复之重矣。

关辅而外，诸军之抗巢者亦多。代北之平也，诏郑从谠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朱玟，使南讨巢。又以李琢为河阳节度使，旋以神策将罗元杲代之。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黄巢将朱温屯东渭桥，巢使说劝爽，爽降巢，巢以为河阳节度使，罗元杲奔行在。已而爽复来降，诏仍以为河阳节度。河中都虞候王重荣作乱，逐其帅李都，朝即以为留后。据《通鉴》。事在广明元年十一月。《旧书·重荣》及《王处存传》，均谓李都降贼，而重荣逐之，《新传》则李都之后，尚有一窦潏，亦为重荣所逐，说出《北梦琐言》，皆不足信。见《通鉴考异》。黄巢破潼关，重荣降之，旋又降唐，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合兵，营于渭北。党项拓跋思恭起兵，思恭，《新五代史》作思敬。《通鉴考异》曰：欧公意谓薛《史》避国讳耳，思敬别是一人，欧公误。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会。诏使权知夏绥。周岌既杀薛能，朝即以为忠武节度。长安失守，岌亦降巢。监军杨复光屯邓州，巢使朱温攻之。复光走许州，说岌归降。岌从之。岌之乱许，薛能将秦宗权在蔡州，托辞赴难，选募蔡兵，逐刺史据其地，岌为节度，即以为刺史。宗权不从岌命，复光又往说之，宗权乃遣将以兵三千从复光。逗留不进。复光杀之，并其兵。遂以忠武之师复邓州。于是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在今大荔县西南。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见第三章第二节。而郑畋屯盩厔。见第四章第二节。巢四面皆敌矣。

然乌合之众之不易用久矣。是岁四月，巢使尚让、王播攻凤翔。唐弘夫败之，乘胜进迫长安。巢走。弘夫与程宗楚、王处存入城，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巢侦知之，还袭。弘夫、宗楚皆死。巢复入长安。巢以王玟为邠宁节度使，邠宁将朱玟杀之，让节度于别将李重古，而自率兵讨巢。六月，屯于兴平。见第五章第四节。忠武兵三千屯武功。巢使王播围兴平，玟走。李孝昌与拓跋思恭移屯东渭桥，巢使朱温拒之。八月，孝昌、思恭战不利，亦引去。王重荣先与高浔合兵，克华州。是月，巢将李详亦复占之。盖郑畋之于诸军，实不能统率，故心力不齐，无由进取也。十月，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作乱，畋以留务委之，身赴行在。京西遂成瓦解之势。十二月，王铎率荆襄之师至。二年正月，代畋为都统，而畋入相。铎之将，亦与畋无异。诸将环伺京城而不能进。然巢亦不能进取，使朱温占同州。九月，温降于王重荣。李详闻之，亦欲降。巢知，杀之，以弟思邺守华州。十一月，为详旧卒所逐，亦降于重荣。巢兵势稍蹙矣。然诸军之不能进取如故，而沙陀遂入。

先是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援。至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谓景思曰：“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景思从之，与还雁门，募兵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今山西崞县。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说景思，请赦李国昌、克用，召以为帅。诏许之。中和元年（881年）三月，景思赍诏入达旦，召克用军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门以北。五月，率蕃汉兵万人南出石岭关。在阳曲东北。郑从谠塞其道，不得前。克用儳道至太原，营城下，纵兵大掠。从谠求援于振武。振武节度使契苾璋自将赴之。克用乃北还，陷忻、代，因留居代州。蔚州刺史苏祐会赫连铎欲攻之。二年（882年），克用先袭陷蔚州。铎与李可举攻之。克用燔府库，弃而去。祐投镇州，为节度使王景崇所杀。成德王绍懿，咸通七年（866年）卒，传兄绍鼎之子景崇。国昌亦自达旦归代州。契苾璋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诏郑从谠与相知应接。初朝廷以庞勋降将汤群为岚州刺史。群潜通沙陀。朝廷疑之，徙之怀州。十月，群据城叛附沙陀。郑从谠遣张彦球讨斩之。时李克用据忻、代，数侵掠并、汾，争楼烦监。王处存与克用，世为婚姻。诏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若暴横如故，当与河东、大同军共讨之。”此时朝廷之于克用，尚未必倚其力也。而杨复光养父玄价，见上节。与国昌善，亦欲召之，言于王重荣。王徽为东面宣慰使，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趋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独与数百骑过太原城下，与从谠别。从谠以名马、器币赠之。《新书·沙陀传》云：从谠不肯假道。案从谠不肯假道，而克用兵遂不敢入境，可见从谠之能拒克用也。十二月，乃以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旧纪》在元年四月，《旧五代史》同。《通鉴考异》曰：此际盖止赦其罪，复为大同防御使，及陷忻、代，自称留后，朝廷再召之，始除雁门。《新表》：中和二年，以忻、代二州隶雁门节度，更大同节度为雁门节度其证也。以上兼据《旧纪》《新·沙陀传》及《通鉴》。沙陀本非强大，前此河东数内乱，故任其鸱张，此时郑从谠之力，已足以御之，乃唐反抑从谠而必召克用，可谓放虎自卫矣。

克用既至河中，自夏阳渡河，军于同州。夏阳，在今陕西郃阳县东。三年正月，进屯沙苑。王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陈景思为监军。复光东面，景思北面。制以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于是非以主军用客军，反以客将为元帅矣。二月，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兵败尚让。黄巢弟揆与黄璠袭据华州，克用围之。三月，巢使尚让救之，不克。四月，克用与河中、忠武之兵进取长安。义成、义武之兵继之。巢弃长安，自蓝田东出。使其将孟楷以万人为先锋，攻蔡州。秦宗权与战，不胜，遂降之。楷进攻陈州，刺史赵犨擒斩之。楷，巢爱将也，巢怒，与宗权合兵围之，时六月也。七月，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寻有诏，以为河东节度使，召郑从谠赴行在，而以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代州。《旧书》《旧五代史》。《唐末见闻录》，国昌死于中和三年（883年）。《新书·沙陀传》《太祖纪年录》《实录》死于光启三年（887年），见《通鉴考异》。此时克用虽有功，实无遽授以河东之理。以从谠守北门，纵不能慑服沙陀，亦必不遽至陷没，且安知不可合契苾、吐浑等徐图之乎？而遽自撤藩篱，开门揖盗，可谓失计之甚矣。朱温之降也，诏赐名为全忠。黄巢既败，以为宣武节度使。时溥者，感化将，迫走其节度使支详，朝廷遂以代之。事在中和元年十二月。全忠、溥、周岌共救赵犨，黄巢兵势尚盛，不能敌，共求救于李克用。四年二月，克用出天井关。诸葛爽以河桥不完为辞拒之，乃更自蒲、陕济。四月，会许、汴、徐、兖之师于陈州。陈州之围始解。五月，巢趋汴州。克用追破之于中牟北。见第九章第一节。巢将多降于全忠，尚让降于时溥。巢奔兖州。克用追至冤句，以粮尽而还。六月，时溥将李师悦追败巢于瑕丘。在今山东滋阳县西。巢众殆尽。至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县界。自刎，以首畀其甥林言，使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以献于溥。巢亡，始末凡十年。

黄巢之用兵，可谓极飘忽之致，此固自古已来所谓“流寇”者皆然，然未有若巢之尤甚者也。或者谓“流寇”之兵力，实不足畏，特以其到处裹胁，如水之流，使官军无从措手，终至不可收拾耳。其实不然。有随从之众，必有为中坚者，使为中坚者而亦散亡，所谓“流寇”即遄已矣。然则“流寇”初起时，看似所至皆遭击散，实则其众初未尝坏，此即向来史籍所谓真贼者也。此其所以终能强大也。于此，可见向来史籍所传官军克捷之说皆不实。何则？不能溃其中坚，即击散其随从，亦不可云克捷，况所谓击散其随从者，亦什九为夸张之辞也。财富萃于城市，其原实在乡村。苟无乡村，城市安能自立？故用兵者恒以困守孤城为非计。据乡村以困城市，确为革命军之良策。《新书·巢传》言：巢之起，关以东大抵畏巢婴城守，而巢得放兵四出，此唐败绩失据之由也。革命军之起也，既无政柄可以号令，又无资粮械器，其徒众尚少，非藉裹胁何以自强？王仙芝之起，“无少壮虏之”，黄巢渡淮，不剽财货，犹驱丁壮以为兵，由此。欲裹胁，则劫之以威，且破坏其闾井，以绝其顾望不可，故恒不免于残酷。黄巢之攻潼关，至于驱民填堑者以此。然非特此也，贵贱、贫富，其当平均，为人心之所同然。故世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其由来实甚旧。人人知其当平均，而所目击身受者，其不平均乃特甚，则怨恨之心生，怨恨深而残杀随之矣。王仙芝之起也，其檄文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黄巢渡江时，犹以天补大将军为号，广明元年十一月齐克让奏，亦见《通鉴》。其怀挟空想社会主义可知。史言巢众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其在长安，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革命军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即藏怒蓄怨之已久，有以致之也。夫欲革命，必藉众力，今若此，宁非驱民以资敌？为之魁者，宁不知之？故初起时广泛流动，发动群众，忙于战斗，组织不严，至其声势已盛，则亦必思立纪律。黄巢渡淮，即整众而行，不剽财货，入东都，坊市晏然，《旧纪》。即由于此。夫欲立纪律，循空想必不如修旧法之易行也。为之魁者，亦宁不知之？故其徒众虽疾官吏与士人，而其魁又恒思抚用之。黄巢之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入福州，焚室庐，大杀官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家，令曰“此儒者，灭矩弗焚”，又求处士周朴；得之。朴不肯从，巢怒，斩之。此为巢之不能自克，然不害其本意之欲求士人也。其事也。不特此也，《旧书·巢传》言：其起也，士人从而附之。其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则巢之用士人旧矣。夫欲修旧法，固莫如用旧吏与士人，然其法卒不能立者，何也？曰：其所由来者远矣。言中国人之分职者，曰士、农、工、商。士不能执兵，抑士、工、商人数皆少，又非受暴政最酷者。暴政恒施诸为数最多之农民，故非至农民皆思乱，乱必不作，作亦不烈。故农民者，革命军之本也。然农民之所知者，身受之苦耳。其所愤恨欲斩刈之者，被此苦于其身之官吏豪强耳。官吏豪强，非能毒我也，必有阴相之者。故欲革命，非颠覆王室不可。此非农民所尽知也。且其足迹不出里闬，邻境之事，即非所知。故虽思乱者众，亦不能相结合。故农民者，大乱之资，而身不能为大乱者也。合从讨伐，轶于三代，必非辍耕陇畔者之所能为也。然则为之者谁也？曰：士、农、工、商，国之石民耳。世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者则多矣，其有以武断用为食，其徒必相结合，且其声气所通颇广者，则世所谓江湖上人，言其不土著也，此等人古称之曰亡命、曰恶少年，今称之曰无赖、棍徒等，上海人称之曰流氓，其结合则曰帮、曰会、曰党。其魁则古所谓豪杰也。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刘秀藏匿死亡，吏不敢到门郭，解七国乱时，隐然若一敌国，以至窦建德、刘黑闼之徒皆是也。黄巢世鬻盐，富于赀，喜养亡命，亦其伦也。大乱之起也，为之徒众者必农民，为之率将者多豪杰。江湖上人，亦喜言平均。此等人或无家室，或虽有而不之顾；身亦不如恒人倚家室以为生，而多藉朋辈周给；故其好言平均，较各色人为甚。农民则正相反。然本以武断耽佚，乐习纵恣，故其所谓纪律者，特存于其徒党之间，而不能推诸全社会。此理易明。彼以其纪律结合其徒党，劫夺人以为食，则必有为其劫夺者而后其纪律存焉。若推诸全社会，则无可以劫夺之人，其徒无以自存，其党亦将离散矣。故此等人可以为盗，不可以为兵，以军纪必禁劫夺也，为政立法更无论矣。帝王亦起于群雄，其能否成功，正视其能否自制御其徒党，废弃其党中旧有之纪律，而改用全社会共认之法耳。巢众入长安，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甫数日，即大掠缚棰居人索财，号淘物，巢之将官且有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者。巢既称号，下令军中禁妄杀，悉输兵于官。史言其下皆盗贼，不能从也。即巢亦不能自守法，召王官无至者，即大索里闾。张直方者，素豪杰，士多依之。或告巢：“直方谋反，纳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大臣死者百余人。史言自是遂酷虐居人。其再入长安也，怒坊市百姓迎唐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旧书·黄巢传》：其《王处存传》云：召集两市丁壮七八万并杀之，血流成渠。《新书·巢传》云：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语亦本于《旧书》，然纵击二字已失实，血流成渠，人人知为形容之语，不责其实，改为叙述之辞，则不成语矣。岂以血流成渠为信然邪？此何为者邪？社会之演进必有其定律，陈义虽高，非至其时则不能行。故空想终为空想，不如复旧之易循。历代革命，只能倾覆旧朝，不能革易帝制者以此。此社会演进定律使然，不能全以自私无识等责之也。黄巢、王仙芝，屡欲受抚。或曰：此非其本心，特蓄力以俟时耳。然仙芝之降，至于遣尚君长，谓非真欲降唐得乎？即

君长亦必有降意，不然，仙芝不能遣之也。巢入长安，遽称尊号，且陈符命。《旧书·巢传》：巢僭位，御楼宣赦，且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著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为金统。其为本怀，尤显而易见。此固不足，然空想既不能行，则复旧不能亟，而欲复旧，亦其难如此，然则群雄之中，获成功而为帝王者，亦自有其由，而非尽由于徼幸也。

谓豪杰之起，徒徇私欲者非也，其目的固在拯民于水火之心，此陈龙川之论不诬也。然始焉非藉广结群众，不足以自立，既足以自立矣，又不能永保纪律；至于官军，则本与盗贼无异，非旧朝官吏将卒皆与盗贼无异，天下原不至于大乱也。史称：黄巢之据长安也，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巢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巢军食树皮，以金玉买人于行营之师。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巢军，人获数十万。其走关东也，地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巢军俘人而食，日杀数千，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周余黎民，靡有孓遗，岂虚语哉？此皆全社会所造之恶业，待时而发，亦不能专为一二人咎也。

是时之草寇，尚非独黄巢也。乾符三年正月，尝敕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先是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狼山，在今江苏南通县南。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起事。行收徒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攻二浙，南及福建，其势甚强。是岁七月，以前岩州刺史高杰充缘海水军都知兵马使讨之。郢因温州刺史鲁实请降。温州，今浙江永嘉县。实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今浙江镇海县。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四年正月，郢诱鲁实入舟中，执之。乃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征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破望海镇，入明州。又攻台州，临海郡见第四章第二节。陷之。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战，而密招其党朱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余万，舟航粟帛称是。于是郢党离散。郢收余众，东至明州甬桥。镇遏使以筒箭射杀之，余党皆平。以上据《通鉴》。案王郢，《新书·本纪》称为突阵将，《通鉴考异》引《实录》及程匡柔《唐补记》同，而《旧纪》称为海贼。是年三月，以草贼大举进攻河南、山南，下诏招抚，历述投降受官爵者以歆动之，中有朱实之名，盖即郢党之降者。郢虽身为军官，为之徒党者，实皆海贼也。多陷缘海缘江郡县，至发数道之兵以讨之，亦可云东南之剧贼矣。时又有柳彦璋剽掠江西。乾符四年六月，攻入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为之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为右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剽掠如故。十二月，秉仁单舟入其寨，彦璋出不意，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亦据《通鉴》。广明元年（880年），有江华人蔡结攻入道州，江华，今湖南江华县。道州见第七章第一节。宿州人鲁景仁攻入连州。宿州，今安徽宿县。连州，今广东连县。景仁本从黄巢，巢北上时，以病留连州，遂据其地。后与蔡结皆为马殷所破，见第十一章第五节。中和元年（881年），有鄮人钟季文攻入明州，鄮县，今浙江鄞县。临海人杜雄攻入台州，永嘉人朱褒攻入温州，温州永嘉郡，今浙江永嘉县。遂昌人卢约攻入处州。遂昌，今浙江遂昌县。处州见第六章第四节。约后为钱镠所平，见第十一章第五节。以上皆据《新书·本纪》。此等皆其较大者，其较小而名不著于史传者，则不知凡几矣，可谓群盗如毛矣。

非徒草寇也，藩镇奸命者亦不绝。乾符元年（874年），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蛮退，遣还。二年三月，至凤翔。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唱率者八人斩之，众然后定。此事若不能遏止，又一场大战也。十月，昭义军乱，大将刘广逐其节度使高湜。据《通鉴》。《通鉴》系据《实录》，见中和元年（881年）《考异》。《新纪》误系乾符四年二月。《旧纪》：中和元年八月，昭义节度使高浔与贼将李详战于石桥，败，归河中。九月，衙将刘广擅还据潞州。是月，天井关戍将孟方立攻广，杀之，方立遂自称留后。误。高浔败后，杀之而据潞州者，乃成麟也。见第十一章第一节。《新书·王徽传》，《新五代史·孟方立传》，误皆与《旧纪》同。十二月，王仙芝攻沂州，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之。三年正月，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留使扞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肴慰谕，众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四月，原州刺史史怀操贪暴，军乱，逐之。十二月，青、沧军士戍安南者还至桂州，逐观察使李瓒。《新纪》在四年十二月，《通鉴》依《实录》系三年（876年）。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与于逐帅之谋，诏禹谟并按之。四月，陕州军乱，逐其观察使崔碣。贬碣怀州司马。五月，以给事中杨损为观察使。损至，诛首乱者。忠武都将李可封戍边，还至邠州，迫胁主帅，索旧欠盐粮，留止四日，阖境震惊。七月，还至许州，节度使崔安潜悉按诛之。八月，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据《通鉴》。《新纪》在九月。诏高品牛从珪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象州见第四章第一节。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加优给。十月，邠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宗诚，斩之，余党悉平。四年十月，河中军乱，逐其节度使刘侔。五年三月，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其观察使崔瑾。广明元年三月，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

往往自归。九月，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烧安喜门，焚掠市肆，由长夏门去。十月，先是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代以诸葛爽，师泰使军民上表留己，乃复以为振武，而以爽为夏绥。中和元年二月，清平镇使陈晟执睦州刺史韦诸，自为刺史。睦州见第八章第二节。二年九月，桂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张从训。以上兼据《通鉴》及《新纪》。此等皆旋即平定，或不甚关系大局者，其推波助澜，与于割据之局者，别叙于后。要之唐至此时，已成不可收拾之势矣。

第六节 僖宗再播迁

僖宗入蜀，既由田令孜扈从，是时为西川者又系陈敬瑄，政权自仍在令孜之手。史言令孜，容有溢恶，其人亦匪无才，然局量太狭，与南北司皆如水火。宦官秉政，本为人情所不与，尽力协和，犹惧不济，而更专以钩心斗角为务。一人之智，安能胜天下之力邪？

高骈之去西川也，崔安潜代之。安潜谓蜀兵怯弱，乃募陈、许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得三千人，分为三军。忠武故有黄头军，是军亦戴黄帽，遂袭其号。《通鉴》系乾符六年（879年）。僖宗入蜀，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四方贡金帛，辄赐从驾诸军，而不及蜀军。中和元年七月，黄头军使郭琪作乱，陈敬瑄讨平之。先是左拾遗侯昌业上疏，言令孜专权，召至内侍省赐死。事在广明元年二月。及是，上与令孜保东城，群臣皆不得见。左拾遗孟昭图又上疏极言之。疏言：“君与臣一体相成，安则同宁，危则共难。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贼，惟两军中尉以扈乘舆得全。昨昔黄头乱，火照前殿，陛下惟与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者，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无所与，群司百官，弃若路人”云云。令孜匿不奏，而矫诏贬昌图嘉州司马，使人沉诸蟆颐津。在今四川眉山县东。其毒害士大夫如此。三年（883年），京城之平，就加杨复光同、华等州制置使。六月，复光卒于河中。令孜闻之，甚悦。遽罢其兄复恭枢密使。复恭称疾归蓝田。于是北司之中，复相水火矣。复光之以忠武兵击邓州，分其八千人以为八都，使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据《通鉴考异》云：刘恕《十国纪年》上云八都，而下只有七人姓名，诸书不可考故也。复光死，晏弘等去河中，逐牛勖，据兴元。朝廷不得已，四年正月，以为留后。晏弘猜忌，众心不附。令孜密遣人以利诱之。十一月，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率众数千，逃奔行在。令孜皆养为子，使各将其众，号为随驾五都。不隶神策。而遣兵讨晏弘。晏弘走。先是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诇事，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胡三省曰：时盖置镇于资阳县。案唐资阳，今四川资中县。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诱使出首，而执以送使，节度使。云讨击擒获，敬瑄不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西城二七日。十四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创，备极惨酷。邛州衙官阡能，邛州见第三章第五节。因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迁复诱之。能方出首，闻弘让之冤，乃大骂迁，发愤为盗。驱掠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横行邛、雅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蜀中先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据《通鉴》。又有涪州刺史韩彦升，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彦升为涪州刺史，见《新书·高仁厚传》。作乱峡中，致道路梗绝，百官乏俸，民亦阙盐。案敬瑄所司察者，盖尚重于有位，故叛者以军人为多。然其为祸已如此，可见司察之不足以为治矣。敬瑄遣兵讨阡能，多败。后遣衙将高仁厚，乃讨平之。以仁厚为眉州刺史。眉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又许

以为东川节度，令讨平韩彦升。事在中和二年（882年）。杨师立闻之怒。是年，征师立为右仆射，师立遂反，以讨敬瑄为名。又遣仁厚讨平之。即以为东川节度。两川暂归于令孜、敬瑄矣。然北归后变故旋作。

中和四年（884年），黄巢平。明年，改元曰光启。正月，僖宗自蜀还京。三月至。时国命所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余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供奉而已。《旧书·本纪》。田令孜在蜀，招募新军，以千人为一都，凡五十四都。分隶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为五军。令孜为左右十军使。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旧纪》。乃不得不为救急之计。安邑、解县两池安邑见第三章第七节。解，今为县，属山西。榷盐税课，本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黄巢乱离，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令孜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以赡禁军，而自兼两池榷盐使。重荣上章论诉，不省。徙诸泰宁，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而徙王处存于河中。五月。盖以处存、重荣，皆李克用之党，为此处置，以免其有违言也。亦可谓煞费苦心矣。然仍无济于事。处存亦不欲徙，上章为重荣申理，言其有大功，不宜轻有除改。不听。至晋州，见第四章第一节。刺史不纳，遂还。八月。初李昌言卒，弟昌符代为凤翔。令孜使与静难节度使朱玟时赐邠宁军号静难。共讨重荣。李克用救之。玟、昌符与战，大败，各走归本镇。时十二月也。克用进逼京城。令孜以帝夜如宝鸡。见第四章第二节。群臣无知者。惟翰林学士承旨杜让能、太子少傅孔纬等数人追至。上以纬为御史大夫，使还召百官。宰相萧遘、裴澈，皆疾令孜不肯行。而朱玟、李昌符亦耻为令孜用，且惮蒲、晋之强，更与之合。遘、澈诒玟书，令迎车驾。令孜再以帝走兴元。时杨复恭已复为枢密使，令孜乃荐以自代，用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而自除西川监军，往依陈敬瑄。

令孜虽去，仍不足以回人心。朱玫之迎驾也，嗣襄王煴襄王僙，肃宗子；煴，僙之曾孙。以疾不能行，为所得。以之归凤翔，欲立之。萧遘不可。玟不听。遂以煴监国，还长安。遘称疾，往依弟永乐令蘧。唐永乐县，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玟以兵部侍郎郑昌图代之，十月，以煴称帝。从《新纪》及《通鉴》。《旧书》在五月朔误。藩镇多受其伪署。而李昌符与玟不合，更通表兴元。时杜让能为相，请使杨复恭谕王重荣。重荣即请讨玟，李克用将盖寓亦说克用讨玟以自湔冼。见《通鉴》。据《考异》，说出《后唐太祖纪年录》。六月，乃命扈跸都将杨守亮出金州，扈跸都，五十四都之一。守亮，本姓訾，名亮，与弟信俱从王仙芝，仙芝死，从徐唐莒，复恭平江西，俱养为子，更名守亮、守信。金州见第六章第三节。与重荣、克用共讨之。玟使其将王行瑜追帝，复恭复使说之。十二月，行瑜还长安，杀玫。裴澈、郑昌图以襄王煴走河中。王重荣杀煴，囚澈、昌图。诏杀之。亦杀萧遘于永乐。朱玟诚为悖戾，然士夫亦或与之合，可以见人心之离矣。皆宦竖专权之祸也。

朱玟既平，以王行瑜为静难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三月，车驾还京师。至凤翔，李昌符以宫室未完，请驻跸府舍。从之。六月，天威都头杨守立天威，亦五十四都之一。守立亦复恭假子。本姓名曰胡弘立。与昌符争道，麾下相殴。昌符拥兵烧行宫。守立击败之。昌符走陇州。见第三章第六节。李茂贞者，本姓名曰宋文通，为博野军卒。此博野军属镇州。军戍京师，屯奉天。黄巢起义时，郑畋使败尚让，以功为神策指挥使。朱玫乱，从驾山南，拜武定节度使，时以洋州为武定军。详州见第四章第一节。赐姓名。及是，使讨昌符。八月，破斩之，以为凤翔节度使。骄将阉党，遍布畿甸，乱源又潜伏矣。

第十一章 唐室乱亡（下）

第一节 昭宗征河东

光启四年（888年）二月，僖宗不豫，自凤翔还京。既至，改元曰文德。三月，崩。群臣欲立吉王保。杨复恭请立寿王杰。更名敏，又更名晔，是为昭宗。昭宗亦唐室贤主。史称其意在恢复旧业，号令天下，观其所为，信为不诬，而惜乎其时之不可为也。

时势之最逼者，为关内诸将及河东。然关内诸将，逆迹未显，河东则外族也；且自乾符已来，久肆悖惊；苟有机会，图先除之固宜。然朝廷实无其力，其不得不有赖于藩镇者，又势也。

李克用之追黄巢也，还至汴州，朱全忠犒之。克用乘醉任气，全忠不平，使将围驿火之。克用缒城得脱。归河东，求讨全忠。诏和解之。然汴、晋自此遂为深仇矣。沙陀兵力于一时为最强，材武能制之者，盖舍全忠莫属，然全忠是时，尚为秦宗权所困，力未足与河东敌也。

黄巢之乱，实非巢死而即平，其继之者，则秦宗权也。宗权遣其将秦彦攻江淮，秦贤攻江南，秦诰占襄阳，孙儒占孟洛、陕虢，至于长安，张晊占汝郑，卢塘攻汴州。《旧书·宗权传》，《通鉴》同。此乃总叙之辞，非一时事。《新传》又益遣弟宗言寇荆南，宗衡乱鄂岳二语。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及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宗权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时河南惟朱全忠及赵犨，足以自守，而天平亦与为犄角。

曹全晸既帅天平，与贼战死。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中和元年十月。朝亦以节度使授之。二年五月。魏博何弘敬，传子全皞。咸通七年（866年）。年少好杀戮，为其下所杀。十一年（870年）。立大将韩君雄。僖宗立，赐名允中。卒，子简继之。乾符元年（874年）。中和二年八月，简攻河阳。诸葛爽弃城走。简留兵戍之，而攻郓州。曹存实逆战，败死。都将朱瑄收余众拒守，简不能下。三年正月，朝以瑄为节度使。二月，诸葛爽复取河阳。简释瑄，引兵还击。李罕之者，初随黄巢，渡江后降于高骈。骈表知光州事。为秦宗权所迫，收余众依诸葛爽。爽署为怀州刺史。及是，爽使罕之拒简。时简欲引魏人入关，三军屡谏不从。偏将乐行逢因众心摇，说激之。衙军奔归魏州。爽军乘之。简乡兵八万大败。行达先归，众共立为留后。简为其下所杀。四年正月，朝以行达为留后，赐名彦祯。以上皆据《通鉴》。新旧《唐书》及《五代史》，记天平事舛误殊甚。《旧书·本纪》：张裼之为天平，在乾符二年七月。裼传则在三年（876年）冬，以四年（877年）卒于镇。《本纪》：四年三月，黄巢占郓州，逐节度使薛崇。《新纪》则云：巢占郓、沂二州，节度使薛崇死之，而五年（878年）又书天平节度使张裼卒，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疑张裼死后，薛崇尝继其任，而后君裕代之，以阅时不久，故诸书或不之及，而径以君裕承裼，致《新纪》有五年之误笔，一若裼反承崇之后也。全晸之杀君裕，《新书·本纪》系年与《通鉴》同。《旧书·朱瑄传》云：宋州人。父庆，盗盐抵法。瑄逃于青州，为王敬武衙卒。中和初，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敬武遣衙将曹全晸率兵三千赴关西，以瑄为军候。会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还，路由郓州。时郓帅薛崇，为王仙芝所杀，郓将崔君裕权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袭杀君裕，据有郓州。自称留后。以瑄有功，署为濮州刺史，《新书》同。《旧五代史》则云：中和二年（882年），谏议大夫张濬征兵青州，敬武遣将曹全晸率军赴之。巢败出关，全晸以本军还镇。会郓帅薛崇卒，部将崔君预据城叛，全晸攻之，杀君预，自为留后。《新史》全晸作全晟，薛崇作薛宗，余与《旧史》同。敬武之据青州，事在中和元年（881年），张濬之征兵青州，则事在二年，说见第三节。巢败出关而后东还，其事必在四年三月以后，此时存实且已死，安得更有全晸，其误不待更辩，然王仙芝之死在乾符五年，而《旧书》云薛崇为其所杀，实隐见《新纪》谓崇死在四年之确。新旧《史》知其不合，乃改为仙芝所杀为卒，虽善弥缝，恐非实录也。《新书·纪》云：中和二年十月，韩简寇郓州，天平节度使曹全晸死之，部将崔用自称留后。《旧书·韩简传》云：简攻郓，郓帅曹全晸败死，郓将崔君裕，收合残众保郓州。用与君裕，盖即一人？用其名，君裕其字。此皆未知存实、全晸相继之事，乃误以韩简所杀者为全晸，而又误以全晸所承之君裕为在全晸之后。《新书·本纪》，于中和三年书曹存实克郓州，四年书濮州刺剌史朱宣逐天平节度使曹存实，自称留后，其误盖又因此而来。《旧五代史·朱瑄传》，并谓光启中韩允中攻郓，全晸为其所害，其支离蔓衍，真乃不可究诘矣。今故概以《通鉴》为据。朱瑄，《新唐书》《新五代史》皆作宣。《新五代史注》云：流俗以宣瑾兄，于名加玉者非也。《通鉴》亦作瑄。《考异》云：从《旧传》《薛史》《实录》。韩允中，《旧传》作允忠。《通鉴》依《实录》《新传》作中。简之死，新旧《传》皆云疽发背卒。《旧纪》云为部下所杀。《诸葛爽传》云为衙军所杀。《新纪》与《旧纪》同。《通鉴》亦同《旧纪》。《考异》云从《实录》也。朱瑄弟瑾，为天平衙将，求婚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亲迎之夕，衷甲窃发，逐克让而代之。朝亦以为泰宁节度使。时光启二年（886年）也。先是僖宗还跸，惮秦宗权之强，下诏招抚之。宗权顾称帝。乃以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讨之，而以赵犨为蔡州节度使。宗权攻汴之兵，屡为朱全忠所破。三年五月，自将精兵会之。全忠求救于兖、郓，朱瑄、朱瑾皆来赴。先是义成节度使安师儒，委政于两厢都虞候夏侯晏、杜标。二人骄恣，军中忿之。小校张骁潜出，聚众二千攻州

城。师儒斩晏、标首谕之，军中稍息。朱瑄谋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诱杀骁。而全忠先遣其将朱珍、李唐宾袭滑州，克之，虏师儒以归。以衙将胡真知留后。据《通鉴》。事在光启二年十一月。《旧纪》系十二月，云：滑州军乱，逐其帅安师儒，推衙将张骁主留后。师儒奔汴州，朱全忠杀之。遂以兵攻滑，斩张骁。以告行在。朝廷以全忠兼领义成军节度使。《通鉴考异》谓命全忠兼领义成之文，出于《实录》。大顺元年（890年），始以全忠兼宣义，全忠犹辞，以授胡真，《实录》误也。参看第三节。及是，其兵亦至。全忠以四镇兵攻宗权，大破之。宗权宵遁。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皆弃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然全忠先以朱珍为淄州刺史，募兵东道，至是，谓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请让，瑄复书不逊，全忠遣珍与葛从周攻曹、濮，遽与兖、郓启衅矣。杨行密与孙儒争淮南，见第五节。使来求援。全忠为奏于朝。制授全忠兼淮南节度使行营兵马都统。《旧纪》在闰十一月。全忠以行密为副使，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留后，使衙将郭言将千人送之。假道于时溥。溥自以于全忠为先进，顾不得领淮南，意甚恨望，不许。璠至泗州，以兵袭之。郭言力战，乃免而还。文德元年正月，朝廷又以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代溥，徐、汴之怨益深。

曹全晸之定江陵也，朝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江西招讨使。全晸北还，荆南监军杨复光以忠武都将宋浩权知府事。复光父尝监忠武军，浩已为大将，见复光，少之，遂有隙。彦谟亦耻居浩下。复光曰：胡不杀之。彦谟遂引慓士击杀浩。复光奏浩罪，荐彦谟为朗州刺史。朝以工部侍郎郑绍业节度荆南，以复光监忠武军。绍业惮彦谟，逾半岁乃至。僖宗入蜀，召绍业还行在。复光更引彦谟代为节度。与监军朱敬玟不协。敬玟别选壮士三千人，号忠勇军，自将之。彦谟谋攻敬玟，敬玟先攻杀之。时中和二年六月也。朝复以郑绍业为荆南。绍业逗留不进。敬玟署押衙陈儒领府事。明年，朝即以为节度。四年九月，鹿晏弘弃兴元东出。秦宗权遣其将秦诰、赵德諲会之，共陷襄州。刘巨容走成都。宗权署德諲为山南东道留后。晏弘转掠，复还许州。周岌闻其至，弃镇走。据《通鉴》。《旧纪》云：晏弘杀岌。朝不能讨，即以为忠武节度。后为秦宗权所杀。事在光启二年七月。忠勇军暴横，陈儒不能制。郑绍业尝遣大将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师，光启元年正月，军还，儒告使除之，琮复专军政。雷满据朗州，见第五节。三以兵薄城，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将张瑰、韩师德叛高骈，据复、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请瑰摄行军司马，师德摄节度副使，共击满。师德引兵上峡，大掠，归于岳州。瑰还逐儒。儒将奔行在，瑰又劫还囚之。荆南故将，夷戮殆尽。朱敬玟数杀大将、富商，取其财。朝使杨玄晦代之。敬玟留居荆南。瑰遣卒贼之，尽取其财。郭禹者，本成氏，青州人。乘醉杀人，为仇家所捕，落发为僧。后入蔡贼中，为贼帅假子，更姓名为郭禹。当戍江陵，亡为盗。后诣陈儒降。瑰欲杀之。禹率千人袭据归州。今湖北秭归县。是岁九月，秦宗权弟宗言来寇，马步使赵匡欲奉儒出，瑰觉之，杀匡，而绝儒食，七日死。三年十二月，赵德諲陷荆南。瑰留其将王建肇守城而去。据《通鉴》。《新书》云：瑰死。文德元年（888年），四月，郭禹击荆南。建肇奔黔州。诏以禹为荆南留后。禹复故姓，更名汭。赵德諲既失荆南，又度秦宗权必败，五月，举地附朱全忠。全忠方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举以自副。制以山南东道为忠义军，以德諲为节度使。全忠之势弥盛矣。

是月，全忠遂大发兵击秦宗权，围之蔡州。八月，拔其南城。留大将胡元琮围之，而身还汴。宗权闻许州无备，袭取之。元琮引兵复收许。十二月，宗权为其将申丛所囚，折其一足，降于全忠。蔡将郭璠复杀丛，送宗权于汴。明年，为龙纪元年（889年）二月，全忠送诸京师，斩之。三月，以赵犨为忠武节度使，以陈州为理所。忠武军本治许州。犨弟昶、珝，本与犨同在行间。及是，犨有疾，以事授昶。诏即以为节度。犨德全忠之援，委输调发，常先他镇，昶亦能继之，全忠更得近助。然兖郓、徐泗未平，仍未能悉力北向也。

河东之声势，则是时颇盛。沙陀之起也，惎之最甚者为幽州，为之内主者，为河中及易定，及其得太原，则当其东出之道者为镇州，东南出之道者为泽潞，而居河南北之间，举足重轻者，则魏博也。王景崇尝以兵附王处存入关。中和三年（883年），卒，子镕继之。光启元年（885年），与李可举约，灭王处存而分其地。镕时尚幼，镕立年十岁。主之者盖可举也。可举遣将李全忠攻入易州，处存复取之。镕遣兵攻无极，今河北无极县。亦为李克用所败。全忠惧罪，收余众还袭幽州。可举自焚死。众推全忠为留后。乐彦祯骄汰，子从训，又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军人藉藉。从训闻而忌之，易服遁出。彦祯命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又使兼相州刺史。军府疑贰。彦祯危愤而卒。《旧传》。《新传》云：囚之，迫为桑门，寻见杀。众推都将赵文 知留后。《旧纪》作罗宗弁，盖误以罗弘信之姓冠文，而又讹其名。从训领兵三万至城下，文 按兵不出，众疑惧，复害之。推罗弘信为帅。出战，败从训。又遣将讨击杀之。时文德元年（888年）也。是役也，从训求救于朱全忠。全忠为之出兵攻内黄，今河南内黄县。然不能救也。

高浔之败于李详也，十将成麟杀浔，入于潞州。戍将孟方立又杀麟，自称留后。《新书·本纪》。中和元年（881年）。成麟，《孟方立传》作成邻。《王徽传》误以为刘广，已见上章第五节。方立引还邢州。潞人请监军吴全勖知留后。王铎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而囚全勖。以书请铎，愿得儒臣守潞。铎使其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知昭义。军中多附方立，昌图不能制。宰相请以重臣镇之。乃用旧相王徽。徽固让于昌图，而昌图不三月辄去。方立遂称留后于邢州，而表其将李殷锐为潞州刺史。于是大将家及富室，皆徙山东。

潞人不悦。监军祁审诲，因人心不安，使乞师于李克用，请复军府于潞。中和三年十月，克用遣弟克修取潞州，杀李殷锐。克修，《五代史·唐家人传》云克用弟，《唐书·孟方立传》则云从父弟，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四年八月，奏以克修为昭义节度使，许之。自是泽、潞与邢、洺、磁，分为两镇矣。皆以昭义为名。而泽州实入于河阳。张全义者，濮州临濮人。今濮县南之临濮集。少以田家子役于县，为县令所辱，亡入黄巢军。巢入长安，以为吏部尚书水运使。巢亡，依诸葛爽。及是，爽表为泽州刺史。初，爽奏李罕之为河南尹、东都留守，使捍蔡。光启元年（885年），孙儒攻之。罕之走保渑池。东都陷。儒焚宫阙、剽居民去。爽遣将收东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二年十月，爽卒。大将刘经与张全义共立其子仲方。经自引兵镇洛阳，袭罕之于渑池，为所败。弃洛阳，走归河阳。罕之军于巩，将渡河。经遣全义拒之。全义反与罕之合。攻河阳，不胜，走保怀州。而河阳为孙儒所陷，诸葛仲方奔大梁。《旧纪》误为爽。全义据怀州，罕之据泽州以拒之。三年（887年），宗权为朱全忠所败，孙儒亦弃河阳。罕之据河阳，全义据东都，共求援于李克用。克用以其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助之，而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全义为河南尹、东都留守。罕之性猜暴，部卒日剽人以食。全义善积聚，劝民力耕，储 稍集。罕之食乏，求之无涯，全义不能厌。是岁六月，王重荣为衙将常行儒所杀。重荣兄重盈，时为陕虢节度使，诏以其子珙知留后，而移诸河中。重盈至，执行儒杀之。罕之陷绛州，又攻晋州。重盈密结全义，文德元年（888年），全义袭取河阳，俘罕之家。罕之奔泽州，求救于李克用。克用遣康君立攻河阳。朱全忠使丁会、葛从周、牛存节救却之。表会为河阳留后，复以全义为河南尹。自昭义之分，孟方立倚朱全忠为助。李克用击之无虚岁。龙纪元年（889年），克用复大发兵，遣李存孝与李罕之攻之。拔磁、洺，进攻邢州。方立猜忌，诸将多怨，不为用，自杀。众奉其从弟迁。据《新书·方立传》。《旧书·昭宗纪》《新五代史·唐庄宗纪》云迁方立弟，盖浑言之。《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云方立侄，恐误。朱全忠救之。假道于魏博，罗弘信不许。乃遣大将王虔裕将精甲数百入邢州。大顺元年正月，迁食尽，执虔裕以降。克用表安金俊为邢、洺、磁团练使。于是昭义全入河东，魏博又不与汴，朱全忠虽得河阳，亦不易争衡河北矣。

李全忠得卢龙，旋卒，子匡威嗣。匡威颇有才气。大顺元年二月，李克用攻赫连铎。铎求救于匡威。匡威自将兵三万赴之，大败其兵。是役：《旧纪》云：克用遣大将安金俊攻云州，为燕军所执。《实录》同，见《通鉴考异》。《通鉴》从《太祖纪年录》《唐末见闻录》，云金俊战死。又云：此役克用自将。《旧书·张濬传》：濬败后，克用上书论诉，云：臣昨遇燕军，以礼退舍，匡威浅昧，厚自矜夸，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内外吠声一发，短谋竞陈，误陛下君臣之分，可见其为甚败矣。遂与铎共上表请讨克用。朱全忠亦请率汴、滑、河阳之兵，与河北三镇共举。乞命大臣为统帅。下三省、御史台四品已上官议。宰相张濬、孔纬主之，杜让能、刘崇望以为不可。上从濬、纬议。五月，以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先是克用巡潞州，怒供具不厚，笞克修，克修惭愤成疾死。克用表其弟克恭代之。为潞人所杀，附于朱全忠。全忠使河阳留后朱崇节入之，权知留后。克用使康君立、李存孝围之。六月，诏削李罕之官爵，以孙揆为昭义节度使。七月，全忠使葛从周犯围入潞州，李谠、李重胤、邓季筠攻泽州，请揆赴镇。于是张濬合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保大，鄜坊军名。八月，分兵三千，命揆赴镇。李存孝伏兵擒之，送诸克用。克用诱以为河东副使，不屈，锯杀之。存孝又救泽州，擒邓季筠。李谠、李重胤遁去。后全忠诛之。朱崇节、葛从周亦弃潞州。于是宣武之兵败，而幽、云师亦无功。《旧纪》云幽、云攻雁门，《通鉴》据《实录》，云李匡威攻蔚州，赫连铎攻遮虏军，盖数处有战事。可见兵虽不利，战非不力。克用遣薛志勤、李存孝两道攻晋、绛。诸军惟镇国韩建力战，而为存孝所败。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皆不战而归。张濬独与禁军及镇国、宣武之师合万余人守晋州。十一月，亦弃之去。王师全局瓦解。明年正月，遂贬濬及孔纬，而复李克用、李罕之官爵矣。此役之败，盖由朱全忠连兵徐、郓，身未能至行营，求兵粮于镇、魏，镇、魏又皆不之助。说本《旧书·昭宗纪》。盖时人议论如此，自与情事相合。全忠视克用，似失之太轻。然亦由官军之败太速，其不能战太甚，使全忠无所用力。此则合诸镇之兵以成军，心力不齐，不易统率之故。郭子仪尚以此致败，况张濬素文臣乎？然以征河东为失策固不可。濬之言曰：“先朝再幸山南，实沙陀之罪。比虑河北诸侯，与之胶固。今两河大藩，皆欲诛讨，不因其离而除之，是当断失断也。”其说果有以易乎？无以易乎？镇、魏不能同心，宣武末由陈力，燕、云师出无功，岂事先所能逆睹哉？濬初以杨复恭荐，自处士为太常博士，而力主声讨河东，与复恭立异，正见其一心君国，卓然不党。史顾诬以依附田令孜。《旧书·濬传》曰：睿初发迹依复恭，复恭失势，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复恭。及再幸山南，复恭代令孜为中尉，罢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疾宦官。复恭有援立大勋，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当时趋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画大计。复用为宰相，判度支。此说述昭宗心事是也，谓濬依附田令孜，则绝无证据。且濬以光启三年（887年）相，至此亦未尝罢相也。且云：朝议之际，上本然复恭之言，而朱全忠密遣濬之亲党赂濬，濬恃全忠之援，论奏不已，天子黾勉从之。昭宗英断，或失之愎，岂劫于宰相者乎？只见其时之人，惟党争贿赂之知也。

第二节 河东与、岐、华之争

讨河东之兵，虽挫于外，然仍能裁抑杨复恭，可见昭宗之英断矣。复恭自辅立昭宗后，专典禁兵，颇擅朝政。昭宗稍裁抑之。复恭诚非正人，然史言其罪状，亦有近诬者。如昭宗之舅王瑰，史云复恭奏为黔南节度使，至吉柏江，覆舟而没。《旧书》但云物议归咎复恭而已，《新书》则云：守亮阴勒利州刺史为之，显以揣测之辞为事实。然则谓孔纬出守，复恭使人劫之，斩其旌节，赀贮皆尽者，亦显系归恶之谈也。《新传》又云：复恭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恐其数亦太多。《旧传》云：僖宗再幸山南，复用复恭为枢密使。寻代田令孜为右军中尉。车驾还京，授观军容使。僖宗晏驾，迎寿王践阼。文德元年（888年），加开府金吾上将军，专典禁军。既军权在手，颇擅朝政。昭宗恶之，政事多访于宰臣。故韦昭度、张濬、杜让能，每有陈奏，即举大中故事，稍抑宦者之权。此是当时真相。复恭承田令孜之后，袭当时宦者积习，自不甘于退让，于是干戈之衅生矣。复恭本与河东交关，然张濬之讨河东，复恭虽持异议，竟不能沮，即可见其权力去田令孜甚远也。利州见第六章第三节。吉柏江在州境。其假子守立，勇武冠军，上抚而用之，赐姓名曰李顺节。大顺二年九月，罢复恭兵，出为凤翔监军，不肯行，因丐致仕。诏许之。复恭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营，其假子守信为军使。或告其父子且谋乱。此事《旧传》亦云系诬告。《新传》云：许其致仕，赐几杖，使者还，遣腹心杀之于道，至是诏治杀使者罪，盖加讨时之口实也。乃使李顺节与神策军使李守节讨之。守信拥其众，以复恭走兴元。十二月，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传诏召李顺节入，令部将斫杀之。贾德晟者，与顺节俱掌天威军。明年为景福元年四月，又为君遂所杀。内官之祸稍澹，然畿辅骄将，乘之而起。

杨守亮之为兴元也，复恭又以其假子守贞为龙剑节度使。领龙、剑、利、阆四州。龙、剑州见第四章第五节。阆州，今四川阆中县。守忠为武定节度使，领洋、果、阶、扶四州。洋州见第四章第一节。果州，今四川南充县。阶州见第六章第二节。扶州见第七章第一节。守厚为绵州刺史。僖宗之走宝鸡，置感义军于兴、凤二州，以杨晟为节度使，守散关。在宝鸡西南。王行瑜追乘舆，晟与战，败绩，弃关走。虢州刺史满存，以兵赴阙，收复二州，即以为防御使，昭宗又擢为节度使，亦复恭之党也。复恭既走兴元，守亮等同举兵，以讨李顺节为名。景福元年正月，凤翔李茂贞、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匡国王行约、匡国，同州军名。行约，行瑜弟。天雄李茂庄天雄，秦州军名。秦州见第二章第三节。请讨守亮。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朝议不可，乃诏两解之。《旧纪》云：内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贞得山南之后，有问鼎之志，久之不下。《新书·杨复恭传》云：宦者惜类，执不可。帝亦谓茂贞得山南必难制，诏两解之。二月，茂贞、行瑜擅兴兵。茂贞表求招讨使不已，朝廷不得已与之。《旧书·牛徽传》：茂贞恃强，章疏不已。昭宗延英召谏官、宰相议可否。以邠凤皆有中人内应，不敢极言，相顾辞逊。上情不悦。徽奏曰：“两朝多难，茂贞实有翼卫之功，恶诸杨阻兵，意在嫉恶，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师也。近闻两镇兵入界，多有杀伤，陛下若不处分，梁汉之民尽矣。须授以使名，明行约束，则军中争不畏法。”帝曰：“此言极是。”乃以招讨之命授之。盖当时已势不可已，欲谋整饬，惟有徐图讨伐矣。七月，茂贞克凤州，满存走兴元。八月，又拔之。复恭与守亮、守信及存共奔阆州。《通鉴》：出奔者尚有守贞、守忠，恐非是。守贞、守忠抗命后，未闻其至兴元也。参看第六节。茂贞求帅兴元。二年正月，诏以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以果、阆二州隶武定，而以宰相徐彦若帅凤翔。茂贞欲兼据凤翔，不奉诏，上表不逊。与宰相杜让能书，辞又悖戾。上与让能谋讨之。八月，以嗣覃王嗣周见下。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将李鐬副之，送徐彦若赴镇。《旧书·杜让能传》：京师百姓，闻茂贞聚兵甲，群情恟恟。数千百人守阙门，俟中尉西门重遂出，拥马论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请姑息凤翔，与百姓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于宰相也。”昭宗怒，诏让能只在中书调发画计，不归第月余。宰相崔昭纬阴结邠、岐为城社，凡让能出一言，即日达于茂贞。行瑜、茂贞令健儿数百人杂市人于街，崔昭纬、郑延昌归第，市人拥肩舆诉曰：“岐帅无罪，幸相公不加讨伐，致都邑不宁。”二相舆中谕之曰：“大政圣上委杜太尉，吾等不与。”市豪褰帘熟视，又不之识。因投瓦石击二相之舆。崔、郑下舆散走，匿身获免。是日丧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诛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坚。京师之人，相与藏窜，严刑不能已。让能奏曰：“陛下初临大宝，国步未安。自艰难已来，且行贞元故事，姑息藩镇。茂贞迩在国门，不宜起怨。臣料此时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诏令不出城门，此贾生恸哭之际也。书不云乎？“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观凌弱，卿为我主张调发，用兵吾委诸王。”让能对曰：“陛下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干弱枝，以隆王室，此则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独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共戚，无宜避事。”让能泣辞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报国恩耳。安敢爱身避事？况陛下之心，宪祖之志也。但时有所不便，势有所必然，他日臣虽受晁错之诛，但不足以殄七国之患，敢不奉诏，继之以死。”一似征讨之意，全出昭宗，让能始终以为不可者，此诬辞也。茂贞求兼领山南，《旧纪》书于七月，乃因征伐之计决于是时而追书之。茂贞急于得山南，无至此时始求之之理，其移镇而以徐彦若代之之命，《新纪》书于正月是也。《旧纪》：是岁三月，以捧日等五都头为节度使，并加特进同平章事，各令赴镇，并落军权。时朝议以茂贞傲侮王命，武臣难制，欲用杜让能及亲王典禁兵，故罢五将之权，兼以平章事悦其心。可见其调度业已早定。《牛徽传》：师出，上召徽谓之曰：

“卿能斟酌时事。岐军乌合，朕料必平，卿以为捷在何日？”虽所億不中，然亦可见岐军无足深畏。茂贞使兵士杂市人，布讹言以耸动京师之人，盖亦欲沮败其事？惟畏之，乃欲沮败之也。覃王何以败绩，史乘阙焉。然昭宗非赏罚不明之主，后仍任以军事，则知败非其罪。兵之胜败，原有难于逆料者，要不得谓败绩为必然之势，昭宗而外，杜让能辈皆能豫烛也。不独史所传让能之事不足信，即崔昭纬，史谓其阴结邠、岐，以害让能，《新书》至入之《奸臣传》，亦毫无实迹。昭纬与让能，同处相位，若党邠、岐，让能岂有全无所知之理，而犹对之漏泄机密乎？百姓拥诉，中尉曰：“此非吾事，出于宰相可也。”昭纬、延昌，身亦为相，而曰：“大政圣上委杜太尉，吾等不与，则势所不可。”唐人史料，可笑往往如此，实则昭纬特不附太原，因受恶名耳。九月，茂贞、行瑜遣兵逆战，官军溃。茂贞乘胜逼京师。上为杀观容军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段诩，令收兵归。茂贞仍陈兵临皋驿，在长安西。迫上杀杜让能，而以骆全瓘、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茂贞遂以凤翔兼山南，行瑜赐号尚父，赐铁券。朝廷动息，皆为两镇所制矣。

时则韦昭度、崔胤并相。胤亦唐末忠臣，然此时尚未大显头角。昭宗求治心切，乾宁元年（894年），复相郑綮二月。及李溪。六月。《旧书·綮传》曰：时议以昭宗命台臣，张濬、朱朴、綮三人尤谬，季末之妖也。唐人舆论，直是毫无是非，非背公之党论，则无知之谰言耳。传言綮为庐州，黄巢自岭表还，经淮南，綮移巢文牒，请不犯郡界，巢笑而从之。天子嘉之，赐绯鱼袋。罢郡，有钱千缗寄州帑。后郡数度失守，郑使君寄库钱未失，至杨行密为刺史，送所寄于京师还綮。度其政绩必有大过人者。《新书·杨行密传》云：合肥人。年二十，亡入盗中，刺史郑綮捕得，异其貌，曰：“而且富贵，何为作贼。”纵之。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约而还。此文盖采自两书，故不言遣其通章者为何人。《北梦琐言》谓郑綮尝以杨行密为本州步奏官，则此刺史亦即綮也。可见其知人之明矣。《传》又云：僖宗自山南还，以宰相杜让能弟弘徽为中书舍人。綮时为给事中，以弘徽兄在中书，弟不宜同居禁近，封还制书。天子不报。綮即移病休官。无几，以左散骑常侍征还，朝政有阙，无不上章论列，事虽不行，喧传都下。执政恶之，改国子祭酒。物议以綮匡谏而置之散地不可。执政惧，复用为常侍。此可见其风节。又云：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此长庆讽谏之伦也。又云：光化初，昭宗还宫，庶政未惬，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中人或诵其语于上前。昭宗见其激讦，谓有蕴蓄，就常奏班薄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昭宗之用綮，必非如此轻率，此乃委巷之言耳。既入视事，侃然守道，无复恢谐，得视为东方朔之流乎？三月余移疾乞骸，尤明哲保身之君子也。溪之相也，知制诰刘崇鲁出班掠麻恸哭，言其依附杨复恭、西门君遂，竟罢之。此事《旧书·崇鲁》及《韦昭度传》均谓为崔昭纬所使，并谓李茂贞等之称兵，乃昭纬所召，亦莫须有之辞也。崇鲁则自非正士。綮亦不久退。七月。二年二月，上终相李溪。行瑜、茂贞攻之，并及韦昭度。三月，溪复罢。四月，昭度亦致仕。此时之邠、岐，可谓志得意满，然黄雀复随其后矣。

昭宗讨太原之无功，实缘镇、魏之未能协力，而魏当南北之冲，所系尤巨。故朱全忠于其年大顺元年（890年）。十月，即出兵攻之。及明年正月而罗弘信服。然幽、镇顾为晋弱。安金俊之丧也，克用代以安知建。潜通于朱全忠。克用知之，又代以李存孝。事在大顺二年三月。知建奔青州，朝廷以为神武统军，将诣京师，过郓州，朱瑄与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杀之。存孝负擒孙揆功，自谓当得昭义，而克用以康君立为之，怨。又与克用假子存信不睦。存孝亦克用假子。其本姓名曰安敬思，其先盖西胡？存信，回鹘张君政子。景福元年十月，以邢、洺、磁三州自归于朝廷。《旧纪》在大顺元年十月，误。今从《通鉴》。且结王镕、朱全忠为援。二年二月，克用攻镇州，李匡威救却之。匡威之出兵也，家人会别，酒酣，报其弟匡筹之妻。匡筹怒，据城拒匡威。匡威部下多亡归。王镕德其援己，迎而馆之。匡威顾利其幼弱，谋夺其位，为镇军所杀。匡筹以此为名攻镕。其将刘仁恭又叛于其后。不克，奔河东。七月，克用再攻镇州。王镕既失援，请助攻邢州以乞和。克用许之。是岁，十二月，克用纳刘仁恭于幽州。李匡筹奔京师，道为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所杀。彦威，沧州衙将，光启元年（885年），逐其节度使杨全玟。制以保銮都将曹诚为义昌节度使，未之任。大顺元年（890年），讨河东，王镕、罗弘信为论请，乃以为义昌节度。保銮，亦五十四都之一。义昌，沧州军名。乾宁元年三月，克用遂取邢州，杀李存孝。先是已下云州，赫连铎奔吐谷浑。据《通鉴》。事在大顺二年七月。是岁六月，又破吐谷浑，杀铎。于是自河以北，无与克用抗者，遂有余力以问鼎于关中矣。

乾宁二年正月，王重盈卒，军中立重荣养子珂。史云：重荣兄重简子。王珙等则云本其家苍头。重盈子保义节度使珙、保义，陕虢军名。绛州刺史瑶攻之，言其非王氏子。与朱全忠、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相结。珂急，使请婚于李克用。克用许之。王行瑜平后，克用以女妻之发。荐之天子，许嗣镇，而以崔胤尸节度使之名。行瑜、茂贞、建为珙请，不得。五月，行瑜使其弟行约攻河中，而与茂贞、建各将兵数千人入朝。杀韦昭度、李溪及枢密使康尚弼。迫上以王珙为河中，移王行约于陕虢，而以王珂代镇同州。行瑜、茂贞各留兵二千宿卫京师，乃归镇。《旧纪》云：或云：三帅本谋废上立吉王保，闻太原兵起，乃止。克用大发兵声讨三人。攻绛州，杀王瑶。七月，至河中。王行约弃同州走京师，行约弟行实为左军指挥使，谋劫上幸邠州。李茂贞假子继鹏本姓名阎圭。为右军指挥使，谋劫上幸凤翔。两军合噪承天门街。上登楼欲谕止之。捧日都头李筠，《旧五代史·李茂贞传》作李云。将本军于楼前侍卫。继鹏攻筠，矢及楼扉。上惧，下楼。时盐州六都兵屯京师，素为两军所惮。上急召以自卫，两军乃退走，各归本镇。此所谓左右军，即行瑜、茂贞所留，至此各走归本镇，非故禁卫之左右军也。《新书·本纪》，以同州节度使为王行约，左军指挥使为王行实。《王重荣传》同，《通鉴》亦同，而其《兵志》及《王行瑜传》《宦者传》，均以帅同州者为行实，留宿卫者为行约，恐误。讨杨守亮时，帅同州者即行约也。又《王重荣传》，谓是役骆全瓘与王行实谋劫天子幸邠州，刘景宣与李继鹏欲劫全瓘请幸凤翔。《宦者传》则谓全瓘与继鹏欲劫上狩岐，又谓继鹏与刘景宣子继晟纵火剽东市。《通鉴》与《宦者传》同。全瓘苟本欲幸岐，则与继鹏意合，继鹏无庸以兵劫之，恐当以《重荣传》为是。《旧纪》云：景宣附凤翔，明全瓘不附也。两军合噪承天门街，语本《新书·重荣传》。《通鉴》云：继鹏连奏请车驾出幸，行约引左军攻右军，盖与继鹏争劫驾，而继鹏又因劫驾不得而攻李筠也。或传行瑜、茂贞将自来迎驾，帝虑为所迫，时扈跸都头李居实继至，乃以李筠及居实之兵自卫，幸石门，镇名，在南山中。诏李克用、王珂讨行瑜，彰义张璠扼凤翔。彰义，泾原军名。克用入同州，遣兵攻华州，闻行瑜、茂贞将迎驾，乃舍之，移兵渭桥。李茂贞惧，杀李继鹏及骆全瓘、刘景宣，上表请罪。乃舍茂贞，专讨行瑜。十一月，行瑜弃州走，为其下所杀。克用请遂讨茂贞。或曰：“茂贞复灭，则沙陀不可制矣。”乃弗许。克用亦还河东。此固事势使然，然茂贞及韩建，实未受惩创。武夫岂知自戢？故不转瞬而播迁之祸复作矣。

上夙有用诸王练兵以自强之意，《通鉴》乾宁二年（895年）云：上以郊畿多盗，欲令宗室诸王将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抚慰藩镇。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交章论谏。上不得已，四月，下诏悉罢之。诸王奉使将兵，于北司诚有不利，南司何与焉？盖恐其激变，不欲操之过急也。然及石门还后，上卒行其志。于神策两军之外，更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选补数万人，使诸王将之。嗣延王戒丕、见下。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数千人。李茂贞以为欲图己，勒兵扬言欲诣阙讼冤。士民争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将诸军，以卫近畿。茂贞引兵逼京畿。嗣周与战于娄馆，胡三省曰：盖在兴平西？案兴平见第五章第四节。败绩。七月，茂贞逼京师。戒丕请自鄜州济河幸太原，而身先往告之。上出至渭北，韩建遣其子奉表请幸华州。上不许。而建奉表相继，至富平，建自来见，乃许之。盖至河东亦非善地，或尚不如韩建之易与也。河东足以慑华州，华州不足以慑河东。于是上居华州者二年。

上之在华州，仍不忘自强。初韦昭度、李溪死，上起孔纬为相。又以张濬为兵部尚书、租庸使，欲复用之。而李克用上言：若朝相濬，暮请以兵见。乃止。纬已老，一从上至石门，还京师遽卒。时则崔胤为相。至华州，罢胤而相陆扆。扆盖处事较和平者也。覃王送徐彦若赴凤翔，扆尝言其不可。后天复元年（901年），驾自凤翔还京，赦后诸道皆降诏书，独不及凤翔，扆亦谏正，可以见其宗旨。当时诸臣，处置藩镇，有主激烈者，亦有较和平者。如扆及牛徽、韩偓是也。昭宗所用，乃其较激烈者。史家颇不谓然，然和平亦于事无济，缓进之措施，且势不及待，亦不得责昭宗及其所任诸臣为鲁莽也。八月，帝又以朱朴为相。朴亦负大志，且有才能者。《旧书·朴传》云：乾宁中为国子博士。腐儒木强，无他才技。道士许岩士出入禁中，尝依朴为奸利，从容上前荐朴有经济才，昭宗召见。对以经义，甚悦。即日拜谏议大夫、平章事，在中书，与名公齿，笔札议论，动为笑端。数月，岩士事败，俱为韩建所杀。谓许岩士依朴为奸利，乃韩建语耳。岩士为奸利待依朴，安能荐朴？若谓在朴为相之后，又岂得曰岩士因倚朴为奸利而荐之也？何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而又理不可通也？《新书》载朴议迁都南阳，似迂而实切于务，说见下节。又云：帝益治兵，所处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资馈饷，远者以羡余上。此岂腐儒所能为乎？而讥其无他才技，笔札议论，动为笑端，此乃浮薄之士轻视经生之论。其实唐代经生，学以致用，风节凛然，如刘贲及朴者，岂浮薄之进士，所能望其万一邪？《新传》云：朴三贬郴州司户参军卒，不云为韩建所杀，《旧传》亦恐误。郴州见第七章第六节。九月，朱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及关东诸侯表请迁都洛阳。全忠又言崔胤不宜出外，乃复相胤而贬陆扆。此等举动，虽足以慑岐、华，究不能遂戢其悖逆也。时李茂贞方与王建相攻，见第六节。诏以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八月。旋又以宰相孙偓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前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副之，以讨茂贞。茂贞上表请罪。请献钱十五万，助修宫室，上出幸后，茂贞入长安，燔宫室、市肆。韩建复左右之，师遂不行。明年正月，罢偓、思谏正副都统。盖时茂贞逆状太昭著，不声讨之，无以自解于天下，为此以缓诸侯问罪之师也，然建之悖戾，亦不减于茂贞。四年正月，建奏防城将告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谋杀臣，劫车驾幸河中，请勒归十六宅。所领军士，并纵归田里。八王依《旧纪》。《诸子传》同。《新书》仪王作沂王，恐误，说见下。遂罢殿后四军。此依《通鉴》。《注》云：即安圣、奉宸、保宁、宣化也。《旧书·纪》云：殿后侍卫四军二万余人皆放散，说与之同。《新书·李巨川传》云：帝在石门，数遣嗣延王、通王将亲军。大选安圣、奉宸、保宁、宣化四军，又置殿后军，合士二万。建恶卫兵强不利己，与巨川谋，即上飞变，告八王欲胁帝幸河中，因请囚十六宅，选严师傅督教，尽散麾下兵。书再上，帝不得已，诏可，又废殿后军，且言无示天下不广。诏留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自是天子爪牙尽矣。则殿后军在四军之外。《旧书·诸子传》云：三都军士，放还本道，殿后都亦与三都元绕行官危扈跸，至是并急诏散之，则又似安圣等四军时阙其一，故合殿后军为四。天子卫士尽矣。建复胁上杀李筠，召还诸王之衔命四方者，禁止诸方士出入禁廷；请立上长子德王祐为太子，更名裕。盖为废立万一之备也。太子詹事马道殷以天文，将作监许岩士以医得幸于上。二月，建诬以罪，杀之。且言孙偓、朱朴与二人交通，罢其相。天子真若赘旒然矣。六月，李茂贞表王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贬建为南州刺史，南州，

在今四川綦江县南。以茂贞为西川，覃王嗣周为凤翔。茂贞不受代，围覃王于奉天。韩建为之移书，乃解。七月，徙天雄李继徽于静难，继徽，茂贞养子，本姓名曰杨崇本。反并邠宁亦为其所有矣。八月，延王戒丕还自晋阳。建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杀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新书·十一宗诸子传》：通王滋，会昌六年（846年）始王夔，懿宗立，徒王。昭宗乾宁三年（896年），领侍卫诸军，是时诛王行瑜，而李茂贞怨，以兵入觐。诏滋与诸王分统安圣、奉宸、保宁、安化军卫京师。与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沂王、陈王、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嗣覃王并为韩建所杀。济、韶、彭、韩、沂、陈、延、覃、丹九王，史逸其胄系云。《本纪》：四年八月，韩建杀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韩王、嗣陈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通王为宣宗子误，已见第九章第一节。《廿二史考异》云：彭王惕宪宗子，沂王禋昭宗子，吴缜已纠之矣。然昭宗子冲孺，未握兵柄，何至为韩建所忌。且禋在昆弟中次居第四，使建欲害诸皇子，又不应舍长而及幼。《旧史·昭宗纪》有仪王无沂王，疑沂乃仪之讹。《新纪》作沂王禋，又史家妄益之也。《通鉴考异》云：顺宗子经封郯王，会昌后避武宗讳改郯作覃，则嗣覃王嗣周，当是经之后，予谓嗣丹王允，当是代宗子丹王逾之后。嗣延王戒丕，当是玄宗子延王玢之后。嗣韩王当是高祖子韩王元嘉之后。元嘉后改封郓，懿宗以郓王即位，复其故名。玄宗子有济王环，代宗子有韶王暹，敬宗子有陈王成美，济、韶、陈三王，疑亦嗣王也。九月，以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川行营招讨使，以讨李茂贞。琏，潘子。复以王建为西川。削茂贞官爵，复姓名曰宋文通。十二月，匡国节度使李继瑭奔凤翔。以韩建兼匡国节度使。建遂兼有同、华。光化元年正月，下诏罪己息兵。二月，复李茂贞姓名、官爵，复以为凤翔节度使。盖仍所以掩饰天下之耳目也。此时朱全忠之势，已日益强大，非复空言涂饰，所能戢其雄心。李茂贞既无以自解，韩建劫制乘舆，亦将来天下之兵，乃俱致书于李克用请修好，而于八月奉上归长安。

盖又思结河东以抗汴梁也。然无及矣。

第三节 岐、汴之争

乾宁、光化之间，李茂贞、韩建，所以能横行无忌者，以朱全忠、李克用方剧争，莫能过问关中之事也。克用日弱，而全忠骤强，形势遂一变矣。

全忠最切近之敌，为时溥及朱瑄、朱瑾。全忠之取之，皆用持久徼极之策。《新书·宣传》语。自光启至大顺六七年间，汴军四集，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稼，又频岁水灾，人丧什六七。时溥窘蹙求和，全忠要以移镇。溥许之。全忠奏闻。景福元年二月，以宰相刘崇鲁为感化节度使。溥虑出城见害，不受代。是岁十一月，濠、泗皆附于全忠。全忠初使子友裕，继使将庞师古攻徐州。二年四月，拔之。溥自焚死。兵力萃于兖、郓，全忠先遣兵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织，为俘者什五六，如是者数年，瑄、瑾势亦日蹙。乾宁二年四月，朱友恭围兖州。友恭，全忠养子，本姓名曰李彦威。瑾求救于河东。河东将史俨、李承嗣入郓，友恭乃退。十月，全忠复使葛从周往攻，而自以大军继之。李克用又使俨、承嗣往。三年，续遣李存信以万骑往救。假道于魏，存信御军无法，侵其刍牧。罗弘信怒，袭败之。全忠乘机，深结弘信，弘信遂归心焉，汴、晋强弱之势一变矣。三月，全忠又使庞师古伐郓。旋令葛从周守之。全忠之攻瑄，凡十兴师，四败绩，而瑄才将俱尽，气益沮，乃专为守御计。四月，克用攻魏以救郓。全忠又使庞师古守郓，而召葛从周还拒克用。六月，大败其兵，擒其子落落。《新五代史·唐家人传》：克用八子，庄宗其长，而《旧史·武皇纪》，落落为克用长子，见擒时为铁林指挥使。又《梁太祖纪》：天复二年（902年），尝擒克用子廷鸾，见下。沙陀史皆不著，盖讳之也。送罗弘信杀之。所以坚魏、晋之衅也。从周复还攻郓。克用兵之往援者，皆阻于魏，不得前。十一月，再自将以攻魏。全忠又使从周往救，自以大军继之。克用度不敌，引还。从周再攻郓。四年正月，瑄出走，为野人所执，献诸全忠，杀之。朱瑾出城求食，留其将康怀贞守。后避末帝讳，改名怀英。从周至，怀贞降。瑾无所归，与史俨、李承嗣奔淮南。初平卢将王敬武逐其节度使安师儒，自为留后。朝廷因而授之。敬武之逐安师儒，《新纪》在中和二年九月。《通鉴》同。《旧纪》在元年十月。《新书·敬武传》云：隶平卢军为偏校，事节度使安师儒。中和中，盗发齐、棣间，遣敬武击定。已还，即逐师儒，自为留后。时王铎方督诸道行营军复京师，因承制授敬武平卢节度使，趣其兵使西。《旧书·张濬传》云：拜谏议大夫。其年冬，王铎至滑台，兼充天下行营都统。方征兵诸侯，奏用濬为都统判官。时王敬武初破弘霸郎，军威大振。累诏征平卢兵，敬武独不赴援。铎遣濬往说之。敬武已受伪命，复怙强不迎诏使。濬责之，并召将佐集于鞠场谕之。诸将改容引过，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即时出军，从濬入援京师。《新书》略同。王铎之为都统及义成节度使，事在中和二年正月。《旧书·张濬传》所谓其年冬者，必不得为元年（881年）。然若敬武之逐安师儒在二年九月，则似不得遽受伪命，而其间亦不容有累诏征兵，则《旧纪》谓在元年十月者，似足信也。《五代史·王师范传》云：父敬武，初为平卢衙将。广明元年（880年），无棣人洪霸郎合群盗于齐、棣间，安师儒遣敬武讨平之。其事已在一年前，似不得云初破。《旧书·僖宗纪》：乾符四年三月，下诏招降草贼，述投降受赏者，有弘霸郎受职禁营之语，则其事更在前矣。弘霸郎之事，疑其平实在乾符四年（877年）以前，敬武有功焉，广明元年，乃其迁衙将之岁，叙其破弘霸郎，盖原其所自起，已为追溯之辞，距张濬之征兵，则益远矣。《旧书·濬传》述此，不合加一时字，遂至滋疑也。无棣，

在今山东无棣县北。卒，子师范自称留后。龙纪元年（889年）。师范时年十六。棣州刺史张蟾不从。诏以崔安潜充平卢节度使。蟾迎安潜至州，与共讨师范。师范遣都指挥使卢弘击蟾。弘还攻师范。师范以重赂迎之，而使小校刘 伏甲杀之。自将攻棣州，杀张蟾。崔安潜逃归。朝遂以师范为平卢节度使，大顺二年（891年）。全忠已并兖、郓，遣兵攻师范。师范下之。讨李克用也，更命义成军曰宣义，以朱全忠为节度。全忠请以胡真为之。然制于全忠，一如巡属。竟以全忠兼镇。于是郓、齐、曹、棣，天平。兖、沂、密，泰宁。徐、宿，感化。陈、许，忠武。郑、滑、濮，宣义。皆入于全忠，淄、青亦纳款，河以南无与全忠抗者已。河北刘仁恭，姿颇桀惊。李克用兴其兵攻魏州，救朱瑄，皆不答。以书让之，又嫚骂，执其使。尽囚太原兵之在燕者。《新五代史·高行周传》云：妫州人。世为怀戎戍将，父思继，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边。为李匡威戍将。匡威为弟匡筹所篡，晋王将讨其乱，遣人招之。思继兄弟从之。为晋兵前锋。克用以刘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为先锋都指挥使，思继为中军都指挥使，弟某为后军都指挥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临诀，谓仁恭曰：“思继兄弟，势倾一方，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为防。”克用留晋兵千人为仁恭卫。多犯法，思继等数诛杀之。克用责仁恭，仁恭以高氏为诉，由是晋尽诛思继兄弟。仁恭以其兄某子行珪为衙将，思继子行周，年十余岁，亦收之帐下，稍长，补以军职。盖当时与晋齮龁最甚者为幽州，克用思弱之，乃先以顺己之高氏兄弟统其众，又授意刘仁恭使除之，而不意仁恭转借己力以除高氏，而抚用燕兵也。仁恭之不顺克用，自不得谓为非计。然既如此，则宜袭李匡威之遗策，与镇、魏、汴梁交好，共拒河东。而乃恃其兵力，到处启衅，是则为狂妄、不度德、不量力也已。妫州见第八章第四节。怀戎见第二章第七节。是岁，克用击之，败绩。卢彦威残虐。光化元年三月，仁恭使子守文袭取之。兵势益盛。全忠与之修好。是岁四月，全忠使葛从周攻洺州，拔之。五月，又取邢、磁。即以从周为昭义留后守之。十月，克用使李嗣昭攻之，不克。十二月，河东所奏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卒。李罕之屡求方镇于克用，克用不与。及是，自以兵据潞州。请于克用，克用又不许。罕之降于全忠。克用使李嗣昭伐之，取泽州。先是罗弘信卒，子绍威立。九月。二年（899年），刘仁恭攻之。三月，全忠救之，大败其兵。所丧失者孔多，仁恭由是不振。全忠使丁会取泽州。五月，克用使李君庆攻潞州，全忠使丁会往救，大破之。克用杀君庆，代以李嗣昭。李罕之疾亟，全忠表为河阳节度，罕之旋卒。以丁会代之，而使张归霸守邢州。七月，召葛从周还，代以贺德伦。八月，李嗣昭陷泽、潞。九月，克用表孟迁为留后。先是克用使李嗣昭助王珂攻王珙。珙战频败，性又惨刻，为衙将李璠所杀。十一月，军校朱简又杀璠，附于全忠。全忠录以为子，更名友谦。三年四月，葛从周击刘仁恭。五月，拔德州，围沧州。守文求救于克用。克用使周德威攻邢、洺。又继之以李嗣昭。八月，陷洺州。九月，全忠复之。以王镕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镕服。全忠又遣张存敬会魏博兵击刘仁恭，下二十城。自瓦桥趋幽州。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南。道泞不得进，乃还。王处存子郜，处存以乾宁二年（895年）卒，郜袭。厚于守光，使处存弟处直以兵扰其后。存敬败之。遂围定州。郜奔晋阳。军中立处直，请和。天复元年正月，全忠使存敬攻河中，取晋、绛。克用救之，不得进。珂又使求救于李茂贞及韩建，皆不能应。二月，存敬围河中。珂降。迁于大梁。后全忠使入朝，杀诸幽州传舍。先是全忠乘破幽州之势，已使葛从周自土门攻河东。光化二年三月。土门关，即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东北。及河中服，克用请成。全忠不许。三月，使氏叔琮、葛从周等讨之。合兖郓、成德、义武之师，数道并下。降潞州，逼晋阳。克用登城备御，不遑饮食。五月，以刍粮不给，又久雨士卒疟利，乃还。以丁会守昭义，己兼帅河中，而表孟迁为河阳，后见杀。丁会帅昭义，落邢、洺、磁，但

以泽州为属郡，孟迁帅河阳，但以怀州为属郡，见《旧纪》。

昭宗之还长安也，崔胤罢而陆扆相。一年之间，朝局安静。三年二月，出胤为广州节度。朱全忠表论之。至湖南，召还。六月，复相。宰相王搏，劝上勿急除宦官，罢，旋赐死。骆全瓘、刘敬宣之死，景务修、宋道弼代为左右中尉，亦见杀。朝局复不安矣。宦官知汴梁不可力抗，乃图与之交结。时则刘季述、王仲先为左右中尉，疾崔胤尤甚。季述乃外约朱全忠为兄弟，遣从子希正与汴邸官程岩谋废帝。会全忠遣天平节度副使李振上计京师，岩因曰：“主上严急，内外惴恐，左军中尉欲废昏立明，若何？”振曰：“百岁奴事三岁主，常也。乱国不义，废君不祥，非吾敢闻。”希正大沮。先是皇子病，季述引内医工车让、谢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宫中不可妄处人。”帝不纳。诏著籍不禁。由是疑帝与有谋。帝夜猎苑中，醉，杀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门不启。季述见胤曰：“宫中殆不测。”与仲先率王彦范、薛齐偓、李师虔、徐彦回总卫士千人毁关入。谋所立未决。是夜，宫监窃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矫皇后令曰：“车让、谢筠，劝上杀人，禳塞灾咎，皆大不道，两军军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陈兵廷中，谓宰相曰：“上所为如此，非社稷主，今当以太子见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对。季述卫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军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岩等诣思玄门请对。士皆呼万岁。入思政殿，遇者辄杀。季述出百官奏。宫监掖帝出思政殿，入囚少阳院。十一月六日。太子即位于武德殿。更名缜，帝复位后，复还东宫。降为德王，复名裕。崔胤告难于朱全忠，使以兵除君侧。全忠封胤书与季述，曰：“彼翻覆，宜图之。”季述以责胤。胤曰：“奸人伪书，从古有之。必以为罪，请诛不及族。”季述易之，乃与盟。胤谢全忠曰：“左军与胤盟，不相害，然仆归心于公。并送二侍儿。”全忠得书，恚曰：“季述使我为两面人。”自是始离。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废立本计。又遣李奉本赍示太上皇诰。全忠狐疑不决。李振入见曰：“竖刁、伊戾之乱，以资霸者。今阉奴幽劫天子，公不讨，无以令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师与胤谋。都将孙德昭、董从实盗没钱五千缗，仲先众辱之，督其偿，株连甚众。胤间其不逞，曰：“能杀两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带纳蜜丸通意。德昭邀别将周承诲，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门待旦。仲先乘肩舆造朝。德昭等劫之，斩东宫门外，叩少阳院呼曰：“逆贼斩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献贼首。”德昭掷仲先头以进。宫人毁扉出。御长乐门，群臣称贺。承诲驰入左军，执季述、彦范至楼前。胤先戒京兆尹郑元规集万人持大梃，帝诘季述未已，万梃皆进，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两军支党，死者数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军。齐偓死井中，出其尸斩之。全忠槛送岩京师，斩于市。季述等夷三族。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枢密使立侍，得与闻。及出，或矫上旨谓未然，数改易，桡权。至是诏如大中故事：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案前受事。师虔请于屏风后录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许。下诏与徐彦回同诛。史所言刘季述废立事如此。据《新书·宦者传》。朱全忠与崔胤久有谋，岂有是时狐疑，反卖胤于季述之理？盖季述等日暮途穷，挺而走险，明知全忠不己与，亦不暇顾；程岩小人，季述盖饵之以利；岩不知利害，遂与通谋耳。《旧五代史·李振传》谓季述遣养子希度以唐之社稷，输于太祖，此时唐之社稷，岂季述等所能输邪？不以兵力，安能得之？若用兵力，何待宦竖？《通鉴考异》谓此说出于敬翔所撰之《大唐编遗录》，殊不足信也。薛《史》又谓张濬谓太祖：同中官则事易济，且得所欲，据《考异》，说出梁贞明中所撰《太祖实录》。盖谓濬亦同此，欲自掩其惭德耳，其不足信更甚矣。

帝既反正，赐孙德昭姓名曰李继昭，周承诲曰李继诲，董从实曰李彦弼。并同平章事，遥领节度使，留宿卫。崔胤请主神策左军，以陆扆主右。时李茂贞来朝，语人曰：“崔胤志灭藩镇矣。”帝召李继昭等问。对曰：“臣世世在军，不闻书生主卫兵。且罪人已得，持军还北司便。”盖德昭等本宦官党，特以盗官钱谋自救，非有匡辅王室之心，故欲仍旧贯也。乃以韩全诲为左神策中尉，张彦弘为右；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全诲、彦弘并曾监凤翔军；盖皆茂贞之党也。崔胤怒，约郑元规遣人狙杀之，不克。全诲等讽茂贞留选士四千宿卫，以养子李继筠、继徽总之。朝权仍为凤翔所把持矣。《新书·韩全诲传》。《传》又云：胤亦讽朱全忠内兵三千，居南司，以娄敬恩领之。韩偓闻岐、汴交戍，数谏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为召邪？”胤不对。《偓传》则云：初李继昭等以功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谓三使相。后稍稍更附韩全诲、周敬容，皆忌胤，胤闻，召李茂贞入朝，使留族子继筠宿卫。偓闻，以为不可，胤不纳。《通鉴》同。据《考异》：谓胤请朱全忠纳兵，说出《唐补记》。谓其召李茂贞使留兵，则出韩偓《金銮密记》。《考异》曰：《旧纪》《梁实录》《编遗录》、薛居正《五代史·梁纪》诸书，皆不言全忠尝遣兵宿卫京师，若如《唐补记》所言，岐、汴各遣兵数千人戍京师，则昭宗欲西幸时，两道兵必先斗于阙下，不则汴兵皆为宦官所诛，不则先遁去。今皆无此事，盖程匡柔得于传闻，又党于宦官，深疾崔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茂贞兵为己援者，盖以茂贞自以诛刘季述为己功，必能与己同心，仇疾宦官，以利诱之，遂复与宦官为一耳。今从《金銮记》。知《唐补记》之不足信，卓矣，以《金銮记》为可信，犹未免千虑一失。是时茂贞之兵，岂犹胤所能召邪？

全诲、彦弘及彦弼合势恣暴，中官倚以自骄，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请尽诛之。始张濬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赀乏，奏假盐曲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至胤，乃白度支财尽，无以禀百官，请如旧制。全诲擿李继筠诉军中匮甚，请割三司隶神策。帝不能却，罢胤盐铁使。全诲等与继诲、彦弼、继筠交通谋乱。《通鉴》曰：继昭独不肯从。帝问令狐涣。涣请召胤及全诲等宴内殿和解之。韩偓谓不如显斥一二柄臣，许余人自新，妄谋必息。不然，皆自疑，祸且速。虽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涣，中书舍人，偓，给事中，时并为翰林学士。《偓传》曰：帝疾宦人骄横，欲尽去之。偓曰：“陛下诛季述时，余皆赦不问。今又诛之，谁不惧死？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上下同心，摄领权纲，犹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翦其党，蔑有不济。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牵属，不减二万，虽诛六七巨魁，未见有益，适固其逆心耳。”此说亦不可信。为梗者正在巨魁，苟能去之，即权纲振矣。然取以干戈，犹且不克，岂假小竖以恩宠，即可翦除邪？是时全忠并河中，胤为急诏令入朝。全忠得诏，还汴，悉师讨全诲，而祸不可逭矣。

昭宗复位，改元天复。元年十月，全忠发大梁。至河中，表请幸东都。十一月，趋同州。韩建幕僚司马邺知留后，迎降。韩全诲等遂劫帝如凤翔。全忠至华州，韩建降。署为忠武节度使，以兵援送之。建入梁，拜司徒。后镇许州，太祖崩，军乱，见杀。全忠入长安，遂至凤翔。诏令还镇。乃移兵北攻邠州。盖虑急攻或生内变，负迫胁之名也。李继徽时守邠州，降。复姓名曰杨崇本。质其妻于河中，仍令守邠州。韩全诲遣中使征江淮兵屯金州，以胁全忠。金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金州刺史冯行袭，均州人也，均州见第四章第五节。逐刺史据州，刘巨容表为刺史。中和四年（884年）。杨守忠为武定，表为行军司马，使领兵搤谷口，以通秦、蜀。李继鹏据金州，行袭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御使。后又立昭信军，以为节度使。光化元年（898年），天祐二年（905年），改曰戎昭军。至是，行袭尽杀中使，收其诏敕送全忠。全诲又以诏命征兵河东。李克用使李嗣昭以骑五千趣晋州。二年正月，陷慈、隰，皆见第七章第一节。逼晋、绛。全忠还河中，使兄子友宁与晋州刺史氏叔琮御之。三月，大败其兵，禽克用子廷鸾。乘胜攻河东，围晋阳。克用议走云州。未果，而汴军疾疫，乃还。《旧五代史·武皇纪》《李嗣昭传》皆谓克用与嗣昭、周德威谋奔云州。李存信等坚请入北蕃。嗣昭争之，克用妻刘氏亦以为言，乃止。《新书·沙陀传》《新五代史·唐家人传》《嗣昭传》略同，惟《沙陀传》误以刘氏为李国昌妻，《嗣昭传》云：存信等劝奔契丹。四月，崔胤如河中，告全忠：茂贞将劫天子入蜀，劝速迎驾。全忠从之。六月，复至凤翔，然仍不急攻。十一月，保大节度使李茂勋来援。茂勋，茂贞从弟。全忠遣兵袭取鄜坊，茂勋遁去。旋来降，更名曰周彝。茂贞出战屡北，城中食又尽，乃密谋诛宦官，遗全忠书，许其迎驾。三年正月，遂杀韩全诲、张彦弘、袁易简、周敬容，及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而奉车驾诣全忠营。遂归长安，大诛宦官。《旧书·本纪》云：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人。《新书·宦官传》云八百余人。内诸司一切罢之。诸道监军使已下，及管内经过并居停内使，仰随处诛夷。准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赐黄绢衫一领，以备宫内指使。仍不得辄有养男。左右神策军，并令停废。宣传诏命，即令官人出入。三百年来之狐兔，一朝俱尽，而城社亦随之崩摧矣。

东诸侯中，王师范雅好儒术，故其志趣，究与寻常武夫不同。是月，师范乘关东兵多在凤翔，分遣诸将，诈为贡献及商贩，以入汴、徐、兖、郓、齐、沂、河南、孟、滑、河中、陕、虢、华等州，期以同日俱发。适诸州者多事泄被擒，独行军司马刘 取兖州。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屯邢州。青州衙将张居厚，亦杀华州刺史娄敬思而旋败。留守大梁节度判官裴迪闻变，使朱友宁东巡。友宁召葛从周，与共攻师范。全忠闻变，亦分兵先归，使友宁并将之。三月，从周围兖州，友宁攻青州。全忠引四镇及魏博兵十万继之。六月，师范与淮南将王茂章击杀友宁，全忠自将兵二十万兼行赴之。茂章度众寡不敌，引还。全忠使杨师厚守青州。九月，师范降。《旧书·本纪》。《旧五代史·刘 传》皆在十一月。《通鉴》从《旧史·梁纪》。《梁太祖实录》《唐实录》在此月。仍使权淄青留后。刘 得师范命乃降。天祐二年正月，命李振代师范。二月，师范举族西迁。既受唐禅，友宁妻诉仇人于朝，乃族师范于洛阳。

第四节 梁太祖代唐

昭宗自凤翔回京，运祚之迁移，已成必然之势，然唐室仍能再三与梁相抗者，则昭宗能用人之效也。

是时在凤翔所命相苏检、卢光启皆见杀，韦贻范前卒。处事和平如陆扆，虽参机密而不肯为相如韩偓者，亦遭贬斥，大权尽归崔胤矣。时则神策两军及内外镇兵，悉属六军，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新书·胤传》云：胤自凤翔还，揣全忠将篡夺，顾己宰相，恐一日及祸，欲握兵自固。谬谓全忠曰：“京师迫茂贞，不可无备，须募兵以守。今左右龙武、羽林、神策，播幸之余无见兵，请军置四步将，将二百五十人，一骑将，将百人，使番休递侍。”以京兆尹郑元规为六军诸卫副使，陈班为威远军使，募卒于市。全忠知其意，阳相然许。胤乃毁浮图取铜铁为兵仗。全忠阴令汴人数百应募，以其子友伦入宿卫。案友伦为全忠次兄存之子。会为球戏，坠马死。全忠疑胤阴计，大怒。时传胤将挟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谋胁乘舆都洛，惧其异议，密表胤专权乱国，请诛之。即罢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谅案友谅为全忠长兄全昱之子，友伦死后，全忠使典宿卫。以兵围开化坊第，杀胤。汴士皆突出，市人争投瓦砾击其尸。元规、班等皆死。实天复四年正月。胤罢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胁帝迁洛。《本纪》：胤罢在天复四年正月乙已，己酉见杀，戊午，全忠迁唐都于洛阳，则三日当作五日。《通鉴》胤见杀在戊申，与三日之说合。《旧纪》：胤死在三年十二月，必误。发长安，居人悉东，彻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系路，啼号不绝。皆大骂曰：“国贼崔胤，导全忠，卖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虽据河南，顾强诸侯相持，未敢决移国，及胤间内隙与相结，得梯其祸取朝权，以成强大，终亡天下。案唐祚果移，胤一人握兵，安能自固？此不待辩。此时即练兵，岂能与全忠为敌？《宦者传》言：李茂贞请杀韩全诲等，帝既恶宦人胁迁，而茂贞又其党，全忠虽外示顺，终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汉依赵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计归全忠，以纾近祸。匡凝者，德諲子，以景福元年（892年）继其父。其《传》亦言昭宗有意都襄阳，依凝以自全。又言天祐元年（904年），封匡凝为楚王。时诸道不上供，惟匡凝岁贡赋天子。则匡凝之忠于唐实笃，其与唐有成谋且旧。时传胤将挟帝幸荆襄，盖非虚语？全忠阴令汴卒应募，说出《唐太祖纪年录》，殊不足信。见《通鉴考异》。胤是时，决无与汴为敌之理。欲敌汴，杀友伦亦何益？《旧纪》云：友伦卒，全忠怒，杀同鞠将校数人，可知全忠亦未疑胤。不然，此时当图胤，何止杀同鞠将校。其练兵，盖欲以为适荆襄之卫也。帝如凤翔时罢胤诏，已云始将京兆府官钱，委元规召卒，后用度支使榷利，令陈班聚兵，《旧书·胤传》。则二人之为胤爪牙已旧，用之未必启全忠之疑。《新书·韩偓传》：偓侍宴，与元规、班并席。辞曰：“学士不与外班接。”主席者固请，乃坐。既元规、班至，终绝席。后朱全忠欲召偓杀之，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此虽小节，亦可见元规之贤。全忠之诛胤，盖实以其幸荆襄之谋，其如何泄露，则不可知耳。唐之不能自立，此时势已显然。即微全忠，茂贞、克用亦岂不足亡唐？全忠欲亡唐，亦何待胤之召？以唐之亡，由胤导全忠卖社稷，盖长安惮迁者之辞，于朝事实无所知，而史遂据为实录，入胤于《奸臣传》。世尚有真是非哉？

胤既得罪，崔远与柳璨并相。璨时为左拾遗。《旧书·传》曰：昭宗好文。初宠待李溪颇厚。洎溪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溪者。或荐璨高才，召见，试以诗，甚喜。无几，召为翰林学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内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内出，前驱传呼相公来。人未见制敕，莫测所以。《通鉴》：崔胤以乙巳得罪，璨以丙午相，则此事即在召入内殿草制之日，云胤死之日误也。《新传》误同。翼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与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拘资级。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入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惬。”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新传》云：璨起布衣，至是不四岁。昭宗之任李溪，岂真以其能文？盖亦如其任马道殷、许岩士，特以是为名耳。其任璨亦犹是也。《旧书·本纪》：帝以天祐元年正月发京师。次陕州，全忠迎谒于路。二月，辞赴洛阳亲督工作。四月，帝遣晋国夫人可证传诏谕全忠，言中宫诞蓐未安，取十月入洛阳宫。全忠意上迟留俟变，怒甚，谓衙将寇彦卿曰：“亟往陕州，到日便促官家发来。”闰四月，车驾发陕州，次谷水行宫。时崔胤所募六军兵士胤死后散亡并尽，从上东迁者，惟诸王小黄门十数，打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全忠在陕，仍虑此辈为变，欲尽去之，以汴卒为侍卫。至谷水顿，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内园等谋变，因会设幄，酒食次并坑之，乃以谋逆闻。由是帝左右前后侍卫职掌，皆汴人也。既至东都，又杀医官阎祐之、国子博士欧阳诗，云言星谶也。此可见帝左右前后，志存匡辅者之多，柳璨为帝所特擢，其为人亦可想见矣。《通鉴》云：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祐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全忠，悉收杀之。时杨崇本复叛，全忠使子友裕击之。六月，全忠至洛阳。七月，如河中。八月，昭宗遇弑。《旧纪》云：全忠令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为之。又云：自帝迁洛，李克用、李茂贞、王建、赵匡凝连盟举义，以兴复为辞。全忠方事西讨，虑变起于中，故害帝以绝人望。《新书·蒋玄晖传》云：帝驻陕州，命卫官高瑰持帛诏赐王建，告以胁迁。且言全忠以兵二万治洛阳，将尽去我左右。君宜与茂贞、克用、行密同盟，传檄襄、魏、幽、镇，使各以军迎我还京师。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阳，与友恭等图之。玄晖选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入弑

帝，复执何皇后。后求哀于玄晖，玄晖以全忠止令害帝，释后而去。十月，全忠还洛，杀友恭、叔琮。复友恭本姓名曰李彦威。《纪》言河南尹张廷范收彦威等，临刑大呼曰：“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操心若此，欲望子孙长世，得乎？”呼廷范谓曰：“公行当及此，勉自图之。”此等语未必实。玄晖、廷范，后皆效忠唐室，此时未必肯与弑逆之谋。玄晖，史固谓其事全忠为腹心，《新书》本传。然友恭、叔琮，亦皆战将也，虽欲弭谤，肯轻弃乎？然则玄晖是时，必未与弑逆之谋，特身为内枢密，龙武入宫不能拒，人遂亿为与谋，且谓史太等由其选用耳。抑谓玄晖与弑昭宗不实，而谓其救全何后则真，故后来后与之有谋；亦或玄晖此时，早与唐有密谋，后乃从而哀之；亦或后未尝哀之，而玄晖特全后以为后图也。一时之忠臣义士，可谓多矣。然亦可见昭宗之能得人心也。

既弑昭宗，立其子辉王祚，更名柷，是为哀帝。时年十三。哀帝与德王，并何后所生，见《旧书》本传。《旧纪》：天祐二年二月，社日，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既醉，皆绞杀之，竟不知其瘗所。《诸子传》昭宗十子，哀帝外为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禛、琼王祥，盖即所谓九王，《新书》别有端王祯、丰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祐、颖王禔、蔡王祐，则其幼未见杀者也。《旧纪》云莫知瘗所，而《诸子传》云投尸九曲池，则其事亦传闻不审。是时昭宗新丧，诸王可否燕集，事亦可疑。欲杀之，其道多矣，何必邀燕，行之于众见之地？此事真相，恐已不传，为玄晖所为以否，更无以言之矣。

《旧书·张濬传》云：濬虽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废立之际，濬致书诸藩，请图匡复。然则岂有劝全忠同宦官之理？《梁太祖实录》之说，其不足信明矣。王师范青州起兵，欲取濬为谋主。事虽不果，其迹颇泄。朱全忠将图篡代，惧濬构乱四方，不欲显诛，密讽张全义令图之。乃令衙将杨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盗，围其墅而杀之，天复三年十二月晦夜也。此虑唐臣之害己而为之，犹可曰：革易之际，不得不然也。天祐二年三月，罢宰相独孤损、裴枢、崔远；五月，与陆扆、吏部尚书。王溥、工部尚书。赵崇、守太保致仕。王赞兵部侍郎。同贬；六月，令所在赐自尽。时七人已至滑州，皆并命于白马驿。全忠令投尸于河。《旧纪》。《通鉴》云：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与《柳璨传》云璨疏三十余人者相合，见下。此事则殊无谓。盖汴人之倾险者所为，全忠虽狡谲，究武夫寡虑，为其所误。然唐士大夫好党争，务进趣，相贼害，不恤竞毫毛之利，快睚眦之怨，而纵滔天之祸，亦不得辞其责也。《旧五代史·苏循传》云：迁洛之后，唐室旧臣阴怀主辱之愤，名族之胄往往有违祸不仕者，此盖全忠蓄憾之由。《新五代史·唐六臣传》云：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裴枢以为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谓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尔邪？”则其所以激之使发者也。《旧史·李振传》云：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振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朋附者奖升，私恶者沈弃。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贬窜，唐朝人土，目为鸱鸮。柳璨谮杀裴枢等，振自以咸通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唐之亡，为册礼等使者，张文蔚、苏循、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六人。《新史·唐六臣传》。文蔚等五人，全身免祸而已。惟循子楷，乾宁二年（895年）登进士第遭覆落，怀愤，乃驳昭宗之谥，献媚新朝。清流之祸，盖皆此等人所为，于当路之人无与。《旧书·柳璨传》云：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素名德，与璨同列，意微轻之，璨深蓄怨。昭宗迁洛，诸司内使，宿卫将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将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结，故当时权任皆归之。天祐二年五月，西北长星竟天，扫太微文昌帝坐诸宿。占者云：君臣俱灾，宜刑杀以应

天变。蒋玄晖、张廷范谋杀衣冠宿望难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相次诛杀。班行为之一空。此说不独厚诬璨，并恐诬玄晖、廷范，特以玄晖、廷范为汴人，而璨与汴人相交结，遂亿度以为如此耳。璨名族，若谓骤进，则当时不次拔擢者甚多，裴枢等何事轻之哉？或曰：既如是，璨何以坐视其祸而不救，并不引退？此则势无可为，欲就大谋，固不得不忍人之所不能忍。然遂以此蒙谤于天下后世矣。此则其遇可哀，而其心亦愈苦矣，而可以成败论之哉？

此时欲图篡夺，仍非先耀兵威不可，全忠固深知之，故迁唐无几，即复出兵。初成汭之败，赵匡凝取江陵，表其弟匡明为留后。是岁八月，全忠使杨师厚攻匡凝，而自将大兵继之。匡凝战败，奔扬州。匡明走成都。全忠遂有荆南。十月，乘胜攻淮南。十一月，至寿州。寿人坚壁清野以拒之，乃还。而洛中之变复作。《旧书·本纪》：全忠以十一月丁卯十三日。至大梁。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圜丘。戊辰，裴迪自大梁回，言全忠怒蒋玄晖、张廷范、柳璨等谋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玄晖、璨大惧。庚午，敕南郊改取来年正月上辛。辛巳，授全忠相国，总百揆，进封魏王，全忠先已封梁王。备九锡。先是北院宣徽使王殷使寿州行营，构蒋玄晖于全忠。全忠怒，急归大梁。上令刑部尚书裴迪赍诏慰劳全忠。全忠忿恨，语极不逊。故行相国百揆之命，以悦其心。蒋玄晖自至大梁陈诉，怒犹不解。十二月甲午，十日。上召三宰相议事。柳璨曰：“人望归元帅，陛下揖让释负，今其时也。”乃赐璨茶药，便令进发。乙未，敕枢密使蒋玄晖宜削在身官爵，送河南府处斩。丰德库使应顼、尚食使朱建武，送河南府决杀。庚子，敕枢密使及宣徽南北院并停，枢密公事，令王殷权知。《通鉴》云：省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独置宣徽使一员，以王殷为之，赵殷衡为副使。两院人吏，并勒归中书。诸司、诸道人，并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并于中书论请。延义、千秋两门，只小黄门三人句当，其官健勒归本军。辛丑，敕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又敕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祇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门。《旧纪》：昭宗迁洛后，敕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仍不差内夫人传宣。此次之敕则云：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已来，稍失仪制。宫人出内宣命，采御参随视朝，乃失旧规，须为永制。今后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祇候引入，宫人不得擅出内门。庶循典仪，免至纷杂。《通鉴》记昭宗至洛后事曰：敕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考异》曰：初诛宦官后，内诸司使皆以内夫人领之，至此始用外人。《实录》改充使为宣事，误也。记此事曰：敕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随视朝。胡三省《注》曰：既宣传诏命，则《实录》云宣事，亦未为误，但天祐三年（906年）方罢宫人宣传诏命，故以为误。观《旧书》之文，则宫人宣事，实罢于迁洛之初。此时所罢，只是参随视朝。敕云出内宣命，特连及前事，与参随视朝，并指为有失旧规耳。非谓至此始罢。《实录》不误，《通鉴》自误也。乙巳，汴州别驾蒋仲伸决杀，玄晖季父也。又敕蒋玄晖追削为凶逆百姓，仍委河南府揭尸于都门外聚众焚烧。玄晖死后，王殷、赵殷衡又谮于全忠云：内人相传，玄晖私侍积善宫，何太后所居。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戊申，全忠令王殷害皇太后。又杀宫人阿秋、阿虔，言通导蒋玄晖。己酉，追废皇太后为庶人。庚戌，敕以宫闱内乱，播于丑声，难以惭恧之容，入于祖宗之庙，其明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癸丑，柳璨责授朝议郎，守登州刺史。登州见第五章第一节。太常卿张廷范责授莱州司户。莱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少卿裴磵青州北海尉。北海见第五章第一节。温銮临淄尉。临淄，今山东临淄县。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博昌尉。博昌，在今山东博兴县南。并员外置。甲寅，柳璨贬密州司户，再贬长流崖州百姓，密州见第八章第二节。崖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委御史台赐自尽。是日，斩于上东门外，张廷范除名，委河南府于都市集众以五车分裂。温銮、裴磵、张茂枢并除名，

委御史台于所在赐自尽。柳璨弟瑀、瑊，送河南府决杀。三年正月戊午，敕右拾遗柳瑗贬洺州鸡泽尉，璨疏属也。鸡泽，今河北鸡泽县。郊天何以能延祚？说殊可疑。《新五代史·蒋殷传》云：待诸侯助祭者，以谋兴复，盖为近之。是年三月，敕贬西都留守判官左谏议大夫郑賨崖州司户，寻赐死，亦见《旧纪》。疑亦与于是谋者也。哀帝尚幼，此谋必何太后主之。蒋玄晖、张廷范皆全忠腹心。观全忠怨毒之深，则知谓其谋延唐祚，必非虚语。玄晖，《新书·传》云：少贱不得其系，廷范且故优人，然其所为，乃皎然为全躯保妻子之士大夫所不及，人岂可以类限哉？抑廷范、全忠欲以为太常卿，虽出私意，然亦可见其人足与于士大夫之列，不徒非优伶，并非武夫也。此真所谓小人而有士君子之行者矣。以视王殷、赵殷衡何如哉？而皆获罪以死，而殷、殷衡是用，以是可知梁祚之不长矣。岂沙陀之能亡梁哉？诚百世之龟鉴也。王殷，本姓蒋。幼为王重盈养子。梁祖取河中，以王氏旧恩，录其子孙，表为衙将。末帝时叛梁。事见后。赵殷衡，不知其家世。少孤，流落汴州。富人李让得之，养为子。梁祖镇宣武，以让为养子，乃冒姓朱氏。稍长，给事太祖帐下。太祖诸儿乳母有爱之者，养为子。乳母夫姓赵，又冒姓赵氏。入梁后改姓名曰孔循。又事唐。权知汴州，明宗叛，自魏而南，庄宗东出汜水，循持两端，遣迎明宗于北门，庄宗于西门，供帐牲饩如一，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此等人乃真嬖幸耳。或曰：玄晖、廷范既君子，始何以事梁？此则其境遇为之，不足责也。或又曰：昔所谓君，皆民贼耳，助梁篡唐亡谓，拒朱存李，又何取焉？此则时代为之，不能以今日之义责古人也。抑有功德于民者，当处帝王之位，此在昔日，理势皆然。故丁丧乱之世，真能戡定群雄，抚宁黎庶者，正人自亦与之。若梁祖，则所戡定者实止河南，其民且未苏息，此外更无论矣。遽以暴戾求大位，安怪助之者皆小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盈朝皆小人，谁与立哉？再世而亡．非不幸也。昭宗之见弑也，夫人裴贞一、昭仪李渐荣死之。《旧纪》：蒋玄晖选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内门，言军前有急奏，面见上。至椒殿院，贞一夫人启关，谓玄晖曰：“急奏不应以卒来。”史太执贞一杀之。急趣殿下。玄晖曰：“至尊何在？”昭仪李渐荣临轩谓玄晖曰：“院使莫伤官家，宁杀我辈。”帝方醉，闻之，遽起。史太持剑入椒殿。帝单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弑之。渐荣以身护帝，亦为太所杀。观此，知玄晖当日，实无弑逆之心，故贞一、渐荣皆与之有言，而何后亦向之求哀也。及是，阿秋、阿虔，又以身殉国。据《通鉴》，则尚有晋国夫人可证。是知妇人之不与政事，特其处境使然，苟或与之，其才智义烈，固无殊于男子也。柳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旧书》本传。此盖自憾所谋之未成，忠臣义士无穷之心也，而史又以此语，定其爰书，犹为有目人乎？

内难既夷，全忠复用兵于外。初田承嗣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是为魏之衙军。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禁，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罗绍威惩其往弊，心衔之。天祐二年七月，衙军裨校李公佺作乱，奔沧州。绍威愈惧，使求援于全忠。全忠遣李思安会魏博军攻沧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规，先是卒。全忠遣长直军校马嗣勋选兵千人，密于舆中实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五日至，全忠亲率大军济河，言视行营于沧、景。威欲因而出迎，假全忠帐下锐卒，入而夹攻之。衙军颇疑，坚请不出。威恐泄其事，慰纳之。是月十四夜，率厮养百十辈，与嗣勋合攻之。时宿于衙城者千人。迟明，杀之殆尽。凡八千家。皆夷其族。《新书》云：绍威遣人潜入库，断弦解甲。军趋库，得兵不可战，因夷灭。嗣勋重伤，旬日而卒，见《旧五代史》本传。魏军攻沧州者闻之，作乱。累月乃平之。八月，全忠攻沧州，刘仁恭自将救之。不敢进，使求救于李克用。克用使李嗣昭与共攻潞州。十二月，丁会降敌，全忠乃还。四年正月，至大梁。三月，遂受唐禅，国号梁，更名晃，是为梁太祖。奉唐帝为济阴王，迁于曹州。明年二月，害之，谥曰哀皇帝。后唐自以为继唐室，明宗时，改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中书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称宗，存谥而已。”《旧书》仍称为哀帝，曰：“知礼者亦以宣、景之谥非宜，今只取本谥。”《新书》及《通鉴》，皆取后唐所定谥。《新书》目录，仍作哀皇帝。《纲目》则简称为昭宣帝。唐系出何族不可知，然自隋世去西魏赐姓以来，久自侪于华夏矣。神不歆非类，似不应用异族所定之谥。自汉已下，庙号、谥法皆一字，惟东晋、萧梁、北魏、北齐有两字，唐始累数字为谥，佶屈不可诵，读史者于诸帝乃多称其庙号。哀帝无庙号可称，截取首两字称之，虽合简易之理，究非完具之辞，自不如仍称之为哀帝之得也。《旧书·哀帝纪》云：全忠自弑昭宗之后，岐、蜀、太原，连兵牵制，关西日削。幸罗绍威杀衙军，全获魏博六州。将行篡代，欲威临河朔，乃再兴师临幽、沧，冀仁恭父子乞盟，则与之相结，以固王镕、绍威之心。而自秋迄冬，攻沧州无功，及丁会失守，烧营遽还。盖讥其师出之无成绩。《通鉴》谓其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此皆太过。梁祖在当日，已席莫强之势，潞州小挫，何至遂沮人心？然河东未平，遽谋禅代，要不免易盈欲速之诮也。又百代之龟鉴矣。

第五节 唐末割据（上）

唐自肃、代以来，藩镇遍布，久成分裂之势，然中枢名分犹存，藩镇所擅之地，亦究不甚大，故自河北而外，迄未有能久据土自专者也。逮黄巢起而情势一变矣。

高骈之罢都统及盐铁转运使也，史称其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累上章论列，语辞不逊。由是贡赋遂绝。骈好神仙，信方士吕用之。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共相蛊惑，间骈旧将。

又说以绝俗累，宾客、将吏，皆不得见。又请置使巡察，骈即以用之领之。用之乃擢废吏百余，号为察子，令居衢哄间，诛所恶者数百族。募卒二万，为左右莫邪都，与守一分将之。于是太阿倒持矣。毕师铎者，黄巢将，降骈。骈使以骑三百戍高邮。见第二章第七节。高邮戍将张神剑，师铎为子娶其女，亦恶用之。两人谋自安之计。用之伺知之，亟请召师铎还。师铎母在广陵，遣信令师铎遁去。郑汉璋者，师铎归顺时副使，时为淮宁军使，《新书·骈传》：骈置淮宁军于淮口。师铎潜往见之，又与俱至高邮见神剑。乃发兵，以诛用之、守一、殷为名。神剑留高邮，而师铎、汉璋以兵三千至广陵城下。用之自督战，令曰：“斩一级，赏金一饼。”士多山东人，坚悍颇用命。师铎惧，退舍自固。秦彦者，亦黄巢将，降骈，骈以为和州刺史。和州见第四章第三节。彦袭宣州据之。宣州见第六章第三节。师铎使乞师焉。彦遣衙将秦稠以三千人助之。城陷。用之亡走。骈撤备与师铎相见，署为节度副使。汉璋、神剑，亦皆署职事。时光启三年四月也。秦稠阅府库监守之，密召彦，或谓师铎，还政高公，自典兵马，阻彦渡江。师铎犹豫未决而彦至。乃自为节度使，而署师铎行军司马。师铎不悦。初秦宗权寇庐、寿间，庐州刺史募杀贼，差首级为赏，杨行密以功补队长。行密杀都将，自为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走淮南。高骈因表行密为庐州刺史。吕用之恐其难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阴图之。行密击杀公楚。毕师铎兵起，用之以骈命署行密行军司马，督其兵进援。至天长而扬州陷。天长，今安徽天长县。行密薄城而屯，用之引兵归之。张神剑亦运高邮粮以给。海陵镇遏使高霸，亦以兵属焉。海陵见第二章第七节。众至万七千人。秦彦出击之，大败。彦遂杀高骈。十月，广陵食尽。彦与师铎皆出走。行密遂入广陵，自称淮南留后。而秦宗权之兵至。

是时江东之地，亦甚纷扰。高骈之移淮南也，泾原周宝继之帅镇海。宝与骈同隶右神策军，骈以兄事宝。后骈先贵，意轻之，遂有隙。居邻镇，交恶殊甚。刘汉宏之降，朝以为宿州刺史。汉宏恨赏薄，有望言，会浙东观察使得罪，遂使代之。事在广明元年（880年）。宿州见第十章第五节。浙东观察使，治越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初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临安，今浙江临安县。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石镜镇，在临安南。《新五代史》作石鉴。《旧五代史》云：昌为于潜镇将，盖唐时其地属于潜。曹师雄寇两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钱缪者，亦临安人。初贩盐为盗。后为昌偏将，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中和元年（881年），昌引兵入杭州。杭州刺史路审中将之官，俱而还。周宝不能制，即表为杭州刺史。僖宗之在蜀也，刘汉宏贡输踵驿而西。三年（883年），升浙东为义胜军，以汉宏为节度使。汉宏谋并浙西，与董昌构兵，屡为钱镠所败。光启二年五月，镇海衙将张郁作乱，陷常州。见第四章第二节。六月，周宝使衙将丁从实击之。郁奔海陵依高霸。十一月，钱镠克越州，刘汉宏奔台州。见第四章第二节。杜雄执送昌，杀之。雄据台州，见第十章第五节。诏即以为观察使，而以钱镠知杭州。周宝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禀给倍于镇海。三年二月，镇海将刘浩作乱。后楼兵亦叛。宝奔常州依丁从实。浩迎度支催戡使薛朗，推为留后。初感化偏将张雄、冯弘铎见疑于时溥，合兵三百，渡江袭据苏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雄自称刺史。稍聚兵至五万，战舰千余，自号天成军。徐约者，亦黄巢将，降高骈。骈使为六合镇遏使。今江苏六合县。四月，宝诱约使击雄，雄逃入海。五月，钱镠遣兵讨薛朗。十月，陷常州。丁从实奔海陵。镠以周宝归杭州，旋卒。《新五代史》云病卒。《新唐书·本纪》云镠杀之。镠遂克润州。刘浩走。擒薛朗以归，杀之。

秦宗权遣弟宗衡渡淮，孙儒为副，刘建锋为前锋。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至广陵，营于杨行密故寨。张雄之败也，匿其众海中，而使别将赵晖入据上元。见第七章第四节。行密围扬州，毕师铎厚赍宝币，啖雄连和。雄率军浮海屯东塘。城中刍粮尽，相约交市，金一斤，通犀带一，得米五升。此据《旧书》。《新书》云：以银二斤易斗米。雄军得货，不战而去。扬州陷，秦彦、毕师铎投雄，雄不纳。将趋宣州。秦宗衡召之，乃还，与宗衡合。未几，宗权召宗衡还蔡拒朱全忠。孙儒称疾不往。宗衡屡促之。儒怒，与饮酒，手刃之，传首于全忠。盖儒知宗权非全忠敌，故绝之而结好于全忠，冀专力于淮南也。儒时有骑七千。分兵掠邻州，不淹旬，众至数万。以城下乏食，与秦彦、毕师铎袭高邮。张神剑奔扬州。杨行密杀之。又令高霸率兵民归府城。霸与丁从实俱往，行密又皆杀之。旋又杀张守一。孙儒亦杀秦彦、毕师铎、郑汉璋。于是扰乱淮南者皆尽，惟儒与行密剧争矣。行密亦求援于朱全忠。制以全忠兼淮南节度使、行营兵马都统。《旧纪》在十一月，《旧史》在八月，《通鉴》从《实录》在闰十一月。全忠遣张廷范致朝命，以行密为副使，而以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留后。遣衙将郭言将千人送之，为时溥所拒，乃还。文德元年二月，全忠奏以行密为淮南留后。此时全忠隔于时溥，力亦不能及淮南也。

孙儒兵锋甚锐，是岁四月，陷扬州。行密走归庐州。儒又与时溥连和。秦彦之去宣州也，以池州刺史赵锽自代。池州见第七章第四节。行密南攻之。明年，为龙纪元年六月，克之。诏以行密为宣歙观察使。歙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大顺元年（890年），赐宣歙军号曰宁国，以行密为节度。而庐州为孙儒所陷，兵锋又转向江南。

先是钱镠遣将攻徐约，约败死，镠遂有苏州。是岁十月，行密将田頵攻常州。十一月，取之。十二月，孙儒又渡江攻陷之，使刘建锋守。建锋又攻取润州。朱全忠之帅淮南，以刘瓒为楚州刺史，楚州见第二章第一节。使朱珍以五千人送之。为时溥所拒。珍拔萧县，见第十章第三节。与徐兵相拒。珍与同列李唐宾交恶，杀之。全忠至萧，诛珍，代以庞师古。是月，全忠使师古击孙儒。明年，为大顺元年（890年），正月，下天长、高邮。二月，战于陵亭，在兴化县境。为儒所败，乃还。行密乘虚取润州，进攻常州。儒使以卑辞厚币求好于全忠。全忠表为淮南节度使。未几，全忠杀儒使者，复为仇敌。八月，行密取苏州。闰九月，刘建锋取常州，遂围苏州。十二月，拔之。行密将守润州者亦遁去。二年二月，儒悉众济江。行密城戍望风奔溃。儒军于黄池。镇名，在今安徽当涂县境。五月，大水，诸营皆没，乃还。留兵据滁、和州。滁州见第六章第三节。行密击取之。七月，全忠使于行密，约共攻儒。儒乃悉众再济江。尽焚扬州庐舍，杀老弱以充食。行密将张训、李德诚入扬州。十二月，儒焚掠苏、常，引兵逼宣州。行密坚守，而分兵断其粮道。儒军食尽，又大疫，使刘建锋及裨将马殷分兵掠诸县。行密知其兵少，纵击，大破之。儒痁作，不能战，为行密所擒。斩之。时景福元年六月也。刘建锋、马殷收余众南走。行密归扬州。八月，朝以为淮南节度使。行密与田頵，少同里闬，相善，其得庐州，多頵之力。安仁义者，沙陀将，归行密。行密宠异之，使将骑兵，居頵右。卒藉二人之力，以破孙儒。于是以頵为宣州留后，使仁义守润州。先是徐兵南侵，至楚州，张训、李德诚败之。遂取楚州，执刘瓒。二年六月，克庐州。八月，克歙州。乾宁元年（894年），泗州来降。二年（895年），拔濠州。遂取寿州，使妻弟朱延寿守之。又遣兵袭取涟水。在今江苏涟水县北。三年五月，朱延寿取蕲、光州。蕲州见第五章第八节，光州见第八章第二节。行密遂全有淮南矣。

孙儒之去苏、常也，钱镠遣兵复取苏州，而润州入于杨行密，彼此争常州。景福二年九月，朝以镠为镇海节度使。镇海军治润，镠此时居杭为之。至光化元年（898年），遂徙军额于杭。董昌姿狂妄，好托神以诡众。初为治廉平。时天下贡输不入，昌独赋外献常三倍，得封陇西郡王。昌求为越王，不许。客倪德儒此据《新唐书》。《新五代史》云衙将。曰：“咸通末，《越中秘记》言有罗平鸟，主越祸福。中和时，鸟见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鸣曰罗平天册，民祀以禳难。今大王署名，文与鸟类。”即图以示昌。昌大喜。乾宁二年（895年），昌僭号。国曰大越罗平，建元天册。镠讨之。昌求救于杨行密。行密遣兵攻苏、杭、嘉兴以救之，不克。嘉兴，今浙江嘉兴县。为请于朝。诏赦昌罪。镠不从。三年四月，行密陷苏州。镠将顾全武围越，镠使召之，全武不肯。卒克越，禽昌杀之。据《新唐书》。《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云：昌投水死。《旧五代史·镠传》云：擒昌以献。于是改威胜军曰镇东，以镠兼镇海、镇东两节度。镠遂兼有浙东西。镠遣顾全武攻苏州。四年九月，取之。湖州刺史李师悦，湖州见第二章第七节。与董昌连和，亦结好于杨行密。卒，子继徽代。及是，亦奔扬州。其将沈攸，以州归镠。

王仙芝之攻江西也，高安人钟传，高安，今江西高安县。鸠夷僚依山险为壁，众至万人。柳彦璋略抚州而不能守，传入据之。诏即以为刺史。中和元年（881年），江西将闵顼，从《新传》。《实录》同。《通鉴》依程匡袤唐补纪作勗。防秋安南，还过潭州，见第四章第二节。逐观察使，自为留后。钟传逐江西观察使，据洪州。见第二章第三节。二年五月，诏复置镇南军，初置镇南军见第十章第二节。以顼为节度使，欲藉其力以讨传。顼知其意，辞不行。七月，从高骈请，以传为江西观察使。传既去抚州，南城人危全讽复据之。南城，今江西南城县。又使其弟仔倡据信州。见第十章第四节。三年八月，升湖南为钦化军，以闵顼为节度使。初高骈镇荆南，补武陵人雷满为裨将，领蛮军。从骈至淮南，满文身断发。凿深池于府中，客有过者，召宴池上，酒酣，取坐上器掷水中，因裸而入取器，久之乃出，盖古之越族也。《旧史》称为武陵洞蛮。《新史》云：聚诸蛮为土团军，骈召隶麾下。逃归，聚众千人，袭朗州，杀刺史。诏即以为兵马留后。后昭宗以澧朗为武贞军，拜满为节度使。陬溪人周岳，胡三省曰：陬溪，当在武陵界。武陵郡郎州见第六章第三节。亦聚众据衡州。见第九章第二节。石门洞酋向瑰，石门县，属澧州，今湖南石门县。亦集夷僚陷澧州。以上三事，《通鉴》皆系中和元年（881年）末。四年（884年），鄂州刺史崔绍卒，鄂州见第七章第四节。路审中时客居黄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募兵三千入据之。鄂州将杜洪，亦据岳州，见第二章第七节。逐刺史。光启元年（885年），南康人南康，今江西南康县。卢光稠占虔州，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自称刺史。以其里人谭全播为谋主。秦宗权使其弟宗言寇荆南。围江陵，不能克。二年六月，周岳攻潭州。闵顼招黄皓入城共守。皓杀顼。岳攻拔州城，擒皓杀之。七月，更命钦化军曰武安，以岳为节度使。十二月，安陆人周通攻鄂州，安陵郡安州见第八章第二节。路审中亡去。杜洪乘虚入鄂。湘阴人湘阴，今湖南湘阴县。邓进思又乘虚陷岳州。三年（887年），赵德諲陷荆南。张瑰留其将王建肇守城而去。文德元年（888年），成汭攻之。建肇奔黔州，汭据江陵。已见第一节。邓处讷者，与闵顼俱防秋安南，同归过潭州。顼既帅潭，署为邵州刺史。见第十章第二节。顼死，处讷誓为报仇，与雷满相结。景福二年（893年），攻潭州，克之，杀周岳。朝即以为武安节度使。此僖、昭时江西、湖南纷乱之情形也。

孙儒之亡也，刘建锋、马殷收余众七千南走。推建锋为主，殷为先锋，以张佶为谋主。略虔、吉等州，有众数万。吉州见第十章第四节。乾宁元年（894年），入湖南。邓处讷使邵州土豪蒋勋防之。殷使说勋，勋即夜去。殷以邵军旗帜袭入潭州，杀处讷。勋求邵州，建锋不许。即起兵据州。建锋使殷攻之，未克，而建锋私御者陈赡妻，为赡所挝杀。时三年四月也。诸将共杀赡，推佶为留后。佶让于殷，而代之攻邵州。四年二月，克之。时杨师远据衡州，唐世旻据永州，见第二章第六节。《九国志》云：皆以郡人起兵据郡。蔡结据道州，《新书》：据道州者又有何庚，云与结皆蛮酋。陈彦谦据郴州，见第七章第六节。彦谦，亦郴人。鲁景仁据连州，见第十章第五节。殷所有者，潭、邵而已。光化元（898年）、二（899年）两年，殷遣将出征，悉平之。又下桂州，有桂管。《通鉴》：乾宁二年十二月，安州防御使家晟，与朱全忠亲吏蒋玄晖有隙，恐及祸，与指挥使刘士政、兵马监押陈可璠将兵三千袭桂州，杀经略使周元静而代之。晟醉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军府事，可璠自为副使。诏即以士政为经略使。光化三年（900年），殷遣兵击士政，擒可璠，士政降，桂、宜、岩、柳、象五州，皆降于湖南。《新唐书·本纪》：乾宁二年（895年），安州防御使宣晟陷桂州，静江军节度周元静，部将刘士政死之。然光化三年（900年），亦书马殷陷桂、宜、岩、柳、象五州，《刘建锋传》亦云：殷攻桂管，执士政，则乾宁二年（895年）之记事必误。惟家晟与宣晟，未知孰为误字耳。又殷取桂管，《五代史·楚世家》云在乾宁三年（896年），亦非。宜州，今广西宜山县。岩州见第十章第二节。柳州见第四章第二节。象州见第四章第一节。害据之势成矣。

刘瓒为朱全忠所署，而张训、李德诚执之，扬、汴似应因此启衅，然是年十一月，舒、庐二州求援于全忠，舒州，今安徽怀宁县。庐州刺史蔡俦，本行密使守庐州者，后叛降孙儒。及是，与舒州刺史倪章相结，共拒行密。全忠尚牒报行密。盖楚州实为时溥所逼，行密不啻取之于徐也。逮泗州降而扬、汴始隙。乾宁元年（894年），永兴土团帅吴讨、骆殷据黄州，降于行密，永兴，今湖北阳新县。黄州时隶鄂岳，杜洪讨之，行密遣朱延寿救之。洪引还。讨畏逼请代，行密使翟章知州事。骆殷弃永兴走。后归杜洪，仍守永兴。时钱镠亦畏淮南之逼。三年（896年），与钟传、杜洪俱求援于朱全忠。全忠使朱友恭以万人渡淮。四年（897年），朝以杜洪绝东南贡献之路，命行密讨之。五月，朱友恭陷黄州，执翟章。九月，全忠大举击行密。使庞师古自清口趋扬州，葛从周自安丰趋寿州，安丰县，在今寿县西南。而自将屯宿州。行密与朱瑾拒师古。十一月，大败之。师古死。从周亦为朱延寿所败。全忠引还。光化二年正月，行密与朱瑾攻徐州，军于吕梁。在徐州东南。全忠自将救之，行密还。七月，行密取海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初，赵晖据上元，数剽江道，张雄击杀之，自屯上元。大顺初，以上元为升州，授雄刺史。卒，《通鉴》在景福二年七月。冯弘铎代之。倚其兵舰完利，欲求润州。行密不许。而田頵阴图之。天复二年（902年），弘铎悉军南向，声讨钟传，实袭頵。为頵所败，收残众欲入海。行密惧其复振，使迎犒于东塘，劫与俱归，而使李神福刺升州。是岁，行密自将攻全忠。至宿州，以粮运不继，引还。明年正月，使李神福、刘存击杜洪。取永兴，骆殷走。遂围鄂州。洪求救于全忠。初成汭据江陵，得秦宗权故将许存，任之。与俱下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时在文德元年（888年），夔州为宗权别将常厚所据。又泝江西上，逐王建肇，取渝、涪二州。渝州见第三章第七节。涪州见第七章第四节。以存为万州刺史。今四川万县。旋遣兵袭之。存与王建肇俱降于王建。建以存为养子，名宗播。汭声势颇振。时马殷新得湖南，附于全忠。全忠乃使人说殷、汭及雷满子彦威共救洪，满以天复元年（901年）卒，彦威继之。而使韩勍屯滠口。在今湖北黄陂县南。汭以巨舰下，马殷遣将许德勋会彦威将袭江陵，掠其人及货财而去。汭将士闻之，皆无斗志。五月，神福败之君山。在今岳阳县西南洞庭湖中。汭赴水死。韩勍亦引去。于是杜洪束手待毙矣，而淮南之内变起。

田頵与杨行密故等夷，安仁义则异族也，狼子野心，其无足怪。孙儒平后，钱镠仍与行密岁相攻，胜负略相当。天复元年八月，或告行密：镠为盗所杀。行密使李仁福攻杭州。镠使顾全武拒之。轻神福。神福伪退，全武追之，为所擒。遂攻临安。城坚，久不拔，而知镠定不死，乃于要路多张旗帜，为虚寨。镠谓淮南兵大至，请和。神福受其犒赂而还。镠之兵势一挫。孙儒之死也，士卒多奔浙西。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镠起临安，既贵，唐名其所居曰衣锦营，后又升为衣锦城，镠常游之，宴故老。二年八月，武勇都左右指挥使许再思、徐绾乘镠往游叛，逼衙城。镠夜微服逾城入。再思、绾召田頵。时顾全武已复归，乾宁四年（897年）全武之攻苏州，淮南将周本救之。秦裴以三千人据昆山。苏州既下，援师亦退，裴久之乃降，行密既获全武，归之以易裴。建策求救于行密。镠使与子传璙往。行密以女妻传璙，而使召頵，曰：“不还，吾且使人代镇宣州矣。”镠又以子传瓘为质于頵。十二月，頵乃以再思、绾归宣州。是役也，非行密召頵，杭州其殆矣。三年八月，頵与安仁义俱叛行密，且与朱延寿通谋。行密召延寿杀之，《旧五代史》云：頵使进士杜荀鹤于延寿，且自间道至大梁。事微泄，行密先以公牒征延寿，次悉兵攻宣城。延寿飞骑赴命。迩扬州一舍，行密使人杀之。其说最近事情。《新唐书·延寿传》云：行密绐病目，行触柱僵，妻掖之。行密泣曰：“吾丧明，诸子幼，得舅代我，无忧矣。”遣辩士召之。延寿疑不肯赴。姊遗婢报，故延寿疾走扬州。拜未讫，士擒杀之，而废其妻。《新五代史·吴世家》及《通鉴》略同。《五代史补》且谓行密诈称失明仅三年，又谓奋袖中铁椎击杀延寿。东野人之言也。而召李仁福于鄂，使攻頵。仁福败頵水军。行密又使台濛助之。十一月，頵率死士出战，败，死。濛克宣州。王茂章攻润州，至天祐二年正月，乃克之，斩仁义。

田頵既败李仁福，以天祐元年三月，再击杜洪。八月，以疾病还，刘存代之。十月，光州叛行密，行密遣兵围之，与鄂州皆告急于朱全忠。十一月，全忠自将兵五万渡淮，军于霍丘，今安徽霍丘县。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释光州之围，而汴兵之救鄂州者不克。明年二月，州陷。执杜洪送广陵，杀之。全忠屡与行密争，无功，实因北方多故，不克专力于南故也。

杨行密与钱镠，虽因内患暂息干戈，且相救助，然及内患既平，即兵争复起。田頵之攻临安，筑垒以绝往来之道。镠患之，募能夺其地者，赏之以州。衢州制置使陈璋，将卒三百，出城奋击，遂得其地。镠即以为衢州刺史。衢州，今浙江衢县。胡三省曰：“观此，则当时制置使在刺史之下。”頵退，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以徐绾之党自疑，率部兵三百奔衢州。胡三省曰：“客军，亦孙儒散卒。”璋纳之。初朱褒与兄敖，俱为温州衙校。褒逐刺史而代之。见第十章第五节。及卒，敖继其任。事在天复二年（902年）。至是，又为其将丁章所逐。田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璋听其往。镠由是恨之。天祐元年（904年），镠使衢州罗城使叶让杀璋，事泄，璋杀让，降于行密。二年正月，镠遣兵围之，行密使将陶雅救之。败其兵，擒镠从弟镒及将王球。陈询者，兄晟，初为余杭镇使，余杭见第二章第五节。逐睦州刺史而代之。睦州见第八章第二节。事在中和四年（884年）。朝即以为刺史。卒，询继其任。事在光化三年（900年）。武勇都之乱，询与田頵通，亦叛镠。四月，陶雅合衢、睦之兵攻婺州。今浙江金华县。九月，取之。行密以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陈璋为衢、婺副招讨使。璋攻暨阳，今浙江诸暨县。两浙将方习败之。进攻婺州。十一月，行密卒，子渥立。十二月，陈询不能守睦州。奔广陵。陶雅入据之。渥之入立，行密使王茂章代为宣州观察使。三年（906年），渥遣兵袭之，茂章奔两浙。钱镠以为镇东节度副使，更其名曰景仁。雅惧茂章断其归路，引兵还歙。陈璋闻之，自婺州退保衢州。两浙兵攻之。杨渥遣周本迎璋，璋归于本。婺、衢、睦三州，皆入于钱氏。天复三年（903年），丁章为木工李彦所杀。其将张惠代之。天祐二年（905年），卢约使弟佶陷温州，惠奔福州。开平元年（907年），镠遣子传璙、传瓘讨佶。佶悉众拒之。两浙兵袭陷温州，斩佶。移兵攻处州，约降。约据处州，见第十章第五节。湖州刺史高澧残忍，镠欲诛之。澧附于淮南。镠遣兵讨之。四年二月，澧率麾下奔广陵。两浙之疆域遂定。自天复已来，钱氏颇为淮南弱，终能巩固两浙者，则行密死后，渥不能用其众，为之驱除难也。

然杨渥在两浙，虽不克与钱氏争，其在上流，则仍颇得势。初邓进思卒，弟进忠继之。天复二年（902年）。许德勋袭江陵，还过岳，劫之，举族迁于长沙。马殷遂有岳州，以德勋为刺史。天祐三年（906年），杨渥使陈知新攻岳州，取之。是岁，钟传卒，子匡时立。传初以养子延规从《通鉴》。《新五代史》同。《新唐书》作次子匡范。为江州刺史，江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恨不得立，降淮南。渥使秦裴击匡时，虏之。吉州刺史彭玕，赤石洞蛮，而传之健将也，降湖南。开平元年（907年），渥使刘存等将水军三万攻湖南。殷使秦彦晖破之，遂取岳州。又遣兵会彭玕攻洪州，不克。雷彦威弟彦恭，逐彦威而代之。自其父满，即以杀掠为事，荆湖间岁被其患。朱全忠取荆南，以贺瑰为留后。瑰闭门自守。全忠以为怯，以高季昌代之。季昌，汴州富人李让家僮。梁祖镇宣武，让以入赀得幸，养为子，易姓名曰朱友让。季昌以友让故得进见，太祖奇其材，命友让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后乃复姓为高。是岁九月，诏削彦恭官爵，命季昌、殷讨之，杨偓救之，不克。二年五月，朗州陷。彦恭奔淮南。向瑰亦降于殷。殷遂有澧、朗。季昌遣兵屯汉口，绝殷朝贡之路。殷使许德勋以水军击之。季昌惧，请和。殷又遣兵击岭南，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昭州见第四章第六节。贺州见第十章第一节。梧州见第六章第三节。蒙州，在今广西蒙山县南。龚州，今广西平南县。富州，今广西昭平县。疆域益恢廓矣。三年（909年），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率抚、信、袁、吉之兵，号十万，攻洪州。袁州见第九章第一节。抚、信、袁、吉，皆镇南军巡属。又请兵于殷。袁州刺史彭彦章，玕之兄也。殷遣将会之，围高安，以助全讽。淮南将周本败全讽，擒之。乘胜克袁州，执彦章。进攻吉州，玕奔湖南。歙州刺史陶雅遣兵袭饶、信，饶州见第二章第六节。危仔倡请降，已而奔两浙。饶州刺史唐宝亦弃城走。卢光稠亦以虔州来附。初光稠攻岭南，取韶州，见第四章第五节。事在天复二年（902年）。使子延昌守之。四年十二月，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谭全播。全播不受，而立延昌。

渥使拜为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马殷通表于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缓其谋耳。必为朝廷经略江西。”梁以延昌为镇南留后。延昌表其将廖爽为韶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延昌以游猎无度，为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所杀。梁以球为虔州防御使。旋死。衙将李彦图代知州事。刘岩攻韶州，取之。廖爽奔湖南。二年十二月，李彦图卒。州人奉谭全播知州事。遣使内附。梁以为百胜防御使、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以上皆据《通鉴》。与《新五代史·光稠、全播传》合。惟《传》光稠之卒，在开平五年（911年），黎球作黎求耳。《新唐书·昭宗纪》：光稠之卒，在天祐元年（904年），云衙将李图自称知州事，《刘知谦传》亦谓光稠卒在天祐初，又云：子延昌自称刺史，为其下所杀，推李图总州事，恐皆误。《五代史·光稠全播传》云：梁初，江南、岭表，悉为吴与南汉分据，而光稠独以虔、韶二州请命于京师，愿通道路，输贡赋。太祖为置百胜军，以光稠为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又建镇南军，以为留后。据《通鉴》，则开通之命，始于全播。然是时，韶州已失矣，使名岂得虚加？疑其名实始光稠时，因循以授全播也。贞明四年正月，淮南将王祺以洪、抚、袁、吉之兵击全播。久不下。军中大疫，祺亦病，代以刘信。全播求援于两浙、闽、楚。诸国救之，皆不克。而虔仍不下。九月，信取质纳赂而还。时徐温执吴政，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彦，使往白其父曰：“全播守卒皆农夫，重围解，相贺而去，闻大兵再往，必逃。”十一月，信引兵还击，虔人果溃。执全播归广陵。卒，年八十五矣。江西皆入于吴。

第六节 唐末割据（下）

陈敬瑄之平东川，实藉高仁厚之力。光启二年（886年），仁厚复据梓州绝敬瑄。梓州见第六章第三节。杨师立降将郑君雄，时为遂州刺史，亦陷汉州，攻成都。汉州见第六章第三节。敬瑄使部将李顺之逆战，君雄死。又发维、茂州羌军击仁厚，斩之。维、茂州皆见经三章第四节。东川复归掌握矣。未几，王重荣叛，田令孜自除西川监军，往依敬瑄，杨复恭复为观军容使，而形势又一变。

复恭斥令孜之党，出王建为利州刺史。依《通鉴》。新旧《史》皆作璧州。利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璧州见第九章第三节。时又出晋晖为集州，张造为万州，李师泰为忠州。见第四章第七节。万州见上节。忠州见第七章第一节。三年（887年），又以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至剑门，敬瑄使吏夺其节。彦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诬劾其擅兴兵略西境。僖宗下诏申晓讲和，乃得到军。杨守亮为山南，忌王建，屡召之。建不安其郡，袭据阆州。见第二节。守亮不能制。田令孜以其故养子，以书召之。建与顾彦朗雅旧，乃留其家于梓州，而自以兵二千西，至鹿头关。见第七章第四节。敬瑄中悔，遣人止之。建怒，破关而进，拔汉州。彦朗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攻成都。盖时彦朗亦有觊觎西川之志也。文德元年三月，昭宗立。建疏敬瑄罪，请讨之，因求邛州。见第三章第五节。彦朗亦为之请。六月，以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而征敬瑄为龙武统军。敬瑄不受代。十二月，诏削官爵，以昭度为行营招讨使，杨守亮副之，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割邛、蜀、见第五章第一节。黎、见第三章第四节。雅见第六章第四节。置永平军。治邛州。四州本属西川。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都指挥使以讨之。敬瑄坚守成都，不能克，而属州多降于建。大顺元年九月，建克邛州。二年三月，朝议欲息兵，乃复敬瑄官爵，令建、彦朗各率兵归镇。建不听，而谓韦昭度曰：“京洛已东，群侯相噬，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还京师。敬瑄小丑，责建可办。”昭度未决。建阴令东川将擒其亲吏，于行府门前脔食之。谓其盗军粮。昭度惧，称疾，以印节授建东还。建即绝栈道，而急攻敬瑄。成都城中，饿殍狼籍，军民强弱相陵，将吏斩之不能禁。更为酷法，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初杨晟弃散关，袭文州，见第七章第一节。逐其刺史，并据成、龙、茂等州。成州，今甘肃成县。龙州见第四章第五节。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将，与连和，使守彭州。晟时馈敬瑄食。建以兵据新都，见第十章第二节。其道又绝。令孜不得已，携西川印节诣建营授之。明旦，敬瑄启关迎建。时八月也。十月，朝以建为西川节度使，而罢永平军。建表敬瑄子陶为雅州刺史，使敬瑄随之之官。明年，乃罢之，寓居新津。后及令孜皆为建所杀。

成都降之翼月，顾彦朗卒，彦晖自称留后。十月，昭宗讨杨复恭。复恭与其假子守信走兴元。于是守亮、守贞、守忠、守厚等同起兵，以讨李顺节为名。见第二节。十二月，朝以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遣中人送之节。守亮使守厚夺之，而发兵攻梓州。彦晖求救于王建。建使其养子宗侃等救之，宗侃本姓名为田师侃。密戒之曰：“兵退，彦晖必犒师，尔等于行营报晏，因执之，无烦再举矣。”宗侃以告彦晖，彦晖不出。景福元年（892），杨晟与杨守亮等约攻王建，又使其将吕荛以兵二千会守厚攻梓州。建遣将击斩荛，别遣兵围晟。晟遗守贞、守忠、守厚书，使攻东川，以解彭州之围。时神策督将窦行实戍梓州，守厚密诱之为内应。未至，谋泄，行实见杀，守厚遁去。守贞、守忠军至，无所归，盘桓绵、剑间，绵州见第六章第三节。剑州见第四章第五节。及守厚皆为建所破。八月，李茂贞拔兴元，复恭与守亮、守信、满存皆奔阆州。茂贞欲抚用彦晖，二年正月，奏请更赐之节。诏以为东川节度使。茂贞又遣兵救梓州。建遣兵败之于利州。彦晖求和，请与茂贞绝，许之。乾宁元年五月，建克彭州，杨晟见杀。七月，李茂贞遣兵攻阆州，拔之。杨复恭、守亮、守信奔河东，道为韩建兵所获，献之，皆伏诛。从《通鉴》。《旧纪》云：韩建杀复恭、守亮，传首阙下。《宦者传》云：执送京师，枭首于市，皆不及守信。盖略之也。《新传》云：建斩复恭、守信，槛车送守亮京师，枭首长安市。《守亮传》同。复恭固非纯臣，然谓其欲专权则可，谓其有叛志则不可。《旧传》云：李茂贞收兴元，进复恭前后与守亮私书六十纸。内诉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不要进奉。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必茂贞诬之也。守厚适卒，其将以城降王建。亦据《通鉴》。《新书·守亮传》云：守厚死巴州。又云：满存奔京师，为左武卫大将军。巴州见第四章第二节。二年（895年），李克用讨李茂贞，建乘之，使王宗侃取利州。凤翔将之守阆、蓬、渠、通等州者，皆降于建。蓬州，在今四川仪陇县东南。渠州，今四川渠县。是岁十二月，建攻东川。三年七月，李茂贞逼京师，上走华州。八月，以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四年正月，赦茂贞。二月，建使假子宗涤、本姓名曰华洪。宗祐以兵五万攻东川。又使宗侃取渝州，见第三章第七节。宗阮取泸州，宗阮，本姓名曰文武坚。泸州见第三章第七节。峡路始通。五月，建自将攻东川。六月，茂贞表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诏贬建为南州刺史。以茂贞为西川，覃王嗣周为凤翔，茂贞不受代。已见第二节。九月，建围梓州。是月，讨李茂贞，复以建为西川。亦见第二节。十二月，建入梓州，顾彦晖自杀。建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朝廷初以刘崇望为东川，闻建已用宗涤，即以授之，而召崇望还。宗涤以东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返，动逾数月，请分遂、合、沪、渝、昌五州，别为一镇。合州见第五章第六节。昌州见第八章第二节。建表言之。光化二年（899年），置武信军于遂州，以五州隶之。以建养子宗佶为节度使。宗佶本姓甘。三年七月，以建兼东川、武信都指挥制置等使。

天复元年十一月，韩全诲劫帝如凤翔，征兵于建。朱全忠亦使来乞师。建外修好于全忠，罪状李茂贞，而阴劝茂贞坚守，许之救援。以王宗佶、宗涤为扈驾指挥使，将兵五万，声言迎驾，实袭山南诸州。二年八月，拔兴元。九月，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以洋州降于建。洋州见第四章第一节。十月，建拔兴州。今陕西略阳县。三年（903），四月，出兵攻秦、陇。八月，建养子宗本本姓名曰谢从本。请取荆南，从之，使将兵下峡。十月，定夔、施、忠、万四州。夔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施州见第四章第二节。以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旧治黔州，宗本以其多瘴疠，请徙治涪州，见第七章第四节。许之。或劝建攻取凤翔。建曰：“茂贞虽常才，然名望夙素，与朱公力争不足，守境有余，韩生所谓入为扞蔽，出为席藉者也。适宜援而固之，为吾盾卤耳。”据《旧五代史》。《通鉴》以为建判官冯涓之谋。乃与茂贞修好，以女妻其侄天雄军节度使继勋。天祐二年（905年），建遣将击冯行袭。行袭奔均州，其将全师朗以城降。建更其姓名曰王宗朗，据《通鉴》。全师朗，《新书·行袭传》作金行全。补金州观察使，以渠、开、巴三州隶之。开州见第八章第一节。宗朗不能守，焚城邑奔成都。行袭复取金州。奏金州荒残，乞徒理均州，从之。更以行袭领武定军。明年，废戎昭军，并均、房隶山南东道，以行袭为匡国节度使。三年（906年），唐封建为蜀王。是年，建取归州，见第一节。尽有三峡。明年，唐亡。建驰檄四方，合兵讨梁。四方知其非诚，皆不应。《新五代史·世家》。建又遣使于李克用，请各王一方，俟破贼之后，访唐宗室嗣帝位，然后各归藩守。《旧五代史·唐武皇纪》。克用时方失势，亦不敢从也。建遂自称帝，国号蜀。

王建之初起也，其兵实合溪、峒酋豪而成。《新书·顾彦朗传》。《传》又曰：韦昭度为招讨使，彦晖、建皆为大校，彦晖详缓有儒者风，建左右髡发黥面若鬼，见者皆笑。及彦晖败，录笑者皆杀之。髡发黥面，则越人之饰也。是处剽掠，与盗贼无异。建取阆、利二州时，即所至杀掠。及攻成都，又大剽蜀土，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皆见《旧五代史》本传。《通鉴》：陈敬瑄恶顾彦朗与建相亲，谋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为杨兴元所容，故作贼耳。”及建为敬瑄所拒，令孜登城慰谕。建与诸将于清远桥上髡发罗拜，曰：“今既无归，且辞阿父

作贼矣。”当时视建皆如贼。建亦以贼自居。敬瑄之拒之，盖亦以此？

用此等兵以除敬瑄，转使川局不可收拾，实失策之大者。此杨复恭不顾大局，徒快私忿之罪也。《新书·陈敬瑄传》：建好谓军中曰：“成都号花锦城，玉帛子女，诸儿可自取。”谓票将韩武等：“城破，吾与公递为节度使一日。”其所以用其众者如此。其后城破，虽以张勍为斩砍使，禁杀掠，然前此巴蜀之民，为所杀掠者，已不知凡几矣。且是时建之众恐皆已富裕，故可禁其杀掠。陈敬瑄守成都凡三年，兵力不可谓弱，杨晟、杨守亮等，疾建亦不可谓不甚，然竟不能与之一决，而皆束手坐待围歼，所谓藩镇者，其御侮之力，可以想见。御侮不足，然戕贼人民则有余。敲骨吸髓，继以非刑，而生人几于尽矣！哀哉！《新书·陈敬瑄传》：敬瑄之拒建，使富人自占赀多少，布钜梃榜不实者，不三日，输钱如市。有谋降者，田令孜支解之以怖众。城中粮尽，以筒容米，率寸鬻钱二百。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斩、劈二法，亦不为戢。坐困如此，竟不能背城一决，可谓有人气乎？而于斩刈其民，何其决哉？

王潮者，光州固始人。光州见第八章第二节。固始，今河南固始县。为县佐史。王潮先世，新旧《五代史》皆云农民。《旧史》又谓审知起自陇亩，故能以节俭自处。《新唐书》谓其五世祖为固始县令，因家焉，乃误采天祐三年（906年）闽中所立审知德政碑，见《十七史商榷》，惟《新书》谓其世以訾显，说当不诬，故王绪署为军正，使主廪庾。潮盖农民之豪也。中和元年（881年），寿州屠者王绪，与其妹夫刘行全聚众据本州，复陷光州。秦宗权表为刺史。绪以潮为军正。光启元年（885年），宗权责租赋于绪，绪不能给，宗权发兵击之。据《通鉴》。《新史·闽世家》云：召其兵会击黄巢，绪迟留不行，宗权发兵攻绪。案绪之南走，事在光启元年（885年），黄巢已先一年死，宗权更先降巢矣。绪悉二州兵五千，驱吏民渡江，自江西入福建，陷汀、漳，汀州，今福建长汀县。漳州见第九章第一节。然不能守也。绪性猜忌好杀，潮执之。《通鉴》云：刘行全亦死，王潮说前锋将，伏壮士篁竹中擒之。说本路振《九国志》，见《注》。《新书·潮传》，则执绪者即刘行全。绪后自杀。攻陷泉州。今福建晋江县。事在光启二年八月。《新书》及新旧《史》皆云：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州人迎潮，此亦饰辞。《十七史商榷》云：果尔，则潮为民除害，碑当夸美，何乃讳而不言？潮攻杀范晖，碑乃言陈岩病不能视事，军士等惧无所统御，皆愿有所依从，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审邦，而与审知偕赴，则于攻杀晖亦讳之，其诞明矣。初建州人陈岩，建州，今福建建瓯县。聚众保乡里，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黄巢将据福州，官军不能下，岩率众拔之。《新书·潮传》。镒畏逼，举岩自代。《通鉴》系中和四年（884年）。潮遣使降于岩。岩表潮为泉州刺史。大顺二年（891年），岩卒。妻弟都将范晖自为留后。《通鉴考异》云：十国纪年在大顺二年（891年）。《昭宗实录》在明年三月，恐约奏到。又云：薛《史》《闽中录》《闽书》皆云晖岩婿，余书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启运录》载监军程克谕表云妻弟，此最得实，今从之。景福元年二月，潮使弟审知与从弟彦复攻之。至二年五月乃克。晖走死。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团练使，俄迁观察使。乾宁中，以福州为威武军，即拜节度使。四年十二月，卒。舍其子延兴、延虹、延丰、延休而命审知。审知让于兄审邽，审邽不受，审知遂主闽事。

刘隐，其先上蔡人。今河南上蔡县。祖仁安，始徙岭表。《旧史》云：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新史》作安仁，云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父知谦，从《新书》。新旧《史》《通鉴》皆但作谦。《新书·循吏·韦宙传》亦作谦。《廿二史考异》云：疑后人避汉祖讳去之。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以兄子妻之。击群盗，屡有功。黄巢攻破广州，入湖、湘间，广州表谦为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以御梧、桂以西。封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梧州见第六章第三节。岁余，有兵万人，战舰百余艘。乾宁元年（894年）卒。岭南节度使刘崇龟表其子隐刺封州。二年（895年），赐岭南军额曰清海，以薛王知柔为节度使。仍权知京兆，俟反正日赴镇。时驾在石门。三年十二月，知柔行至湖南，广州衙将卢琚、谭弘玘拒之。使弘玘守端州。见第八章第五节。弘玘欲结隐，许妻以女。隐伪许之。托亲迎，伏甲斩弘玘。遂袭广州，斩琚。而迎知柔。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据《通鉴》：《新史·世家》谭弘玘作单玘。光化元年（898年），韶州刺史曾衮举兵攻广州，广州将王瑰率战舰应之。隐击破之。韶州将刘潼据浈涵，隐讨斩之。胡三省曰：浈涵，当在韶州浈昌县界。或曰：据浈阳、涵洭二县间。案唐浈昌县，故城在今南雄县西南。浈阳，在英德县东。涵洭，今英德县西之涵光镇。三年（900年），宰相徐彦若出为清海，代知柔。天复元年十二月，彦若薨，遗表荐隐权留后。朝以兵部尚书崔远为节度使。远至江陵，闻岭南多盗，且恐隐不受代，不敢前。天祐元年（904年），朝廷召远还。隐使以重赂结朱全忠，全忠乃奏以隐为清海节度使。据《通鉴》。《新书》同。《新史》：隐拜节度在天复二年（902年），恐误。

以上吴、吴越、楚、前蜀、闽、南汉六国，当唐末虽未称尊，实已自立为国。河东梁之深仇，幽州僭称尊号，凤翔亦开府称王，

李茂贞之封岐王，《旧五代史》本传在光化中，《新史》在昭宗居华州后，《通鉴》在天复元年（901年）。《旧书·昭宗纪》：景福元年（892年），即云以岐王李茂贞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二年十一月，又云：制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守中书令，进封秦王，则其封岐王且进封为秦已旧。然新旧《史·茂贞传》，皆云梁祖建号后，茂贞开岐王府。《新史》云：庄宗已破梁，茂贞称岐王上笺，以季父行自处。及闻入洛，乃上表称臣，遣其子从 来朝。庄宗以其耆老，甚尊礼之，改封秦王。《旧史》虽无称岐王上笺之事，亦有进封秦王之文。其事，《通鉴》系同光二年二月。《考异》云：《实录》：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称秦王茂贞遣使贺收复。自后皆称秦王。至二年，制秦王李茂贞可封秦王。岂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

是时始自岐王封秦王也。案此说未谛。梁初之岐王，盖茂贞所自称，非用唐封爵，故初与庄宗抗礼时犹称之，及称臣则去之耳。自称之岐王既去，唐所封之秦王，亦废弃已久，则茂贞是时无爵。后唐自以为继唐之后，乃稽唐旧封而称之，继又下制复之。故《考异》所引《实录》之文，除可封秦王外，余秦王之上，皆当增一故字，则不致启后人之疑，而亦不致来不辞之诮矣。而未计及此，则执笔者之疏也。封号虽循《唐旧》，据其自称岐王而言，自亦可云改封。欧《史》措语多疏，此处却不误也。茂贞虽仅称王，而妻称皇后，视朝出入拟天子，其不以人臣自居亦明矣，。故既称臣于后唐，其岐王之号，即不得不去也。若用唐封爵，岂有释进封之秦，而用初封之岐之理哉？皆非梁所能臣也。《职方考》云：西有岐、蜀，北有燕、晋，乃据其实言之。粉纷之局，起自黄巢。巢身虽丧败乎，然秦宗权固继其后者。马殷，孙儒将，儒，宗权将；王潮所用者，王绪之众，绪亦尝隶宗权；其有所成就，犹巢有所成就也，而梁祖亲巢将，遂霸有中原，尤不必论矣。抑且不仅此。杨行密以抗孙儒起，然其所用之黑云都，实儒之众也。钱镠亦以抗巢起，然其所用之武勇都，亦儒之众也。此外强兵悍将，出自巢军者，尚未易悉数。巢之用兵，所长在飘忽，在勇悍，在坚凝。马殷、王绪，间关千里，莫之能遏，巢飘忽之遗风也。黑云都、武勇都之勇悍，盖巢众之中坚。有此勇悍之众，而不坚守一地者，兵权谋形势则然，非不能也。梁祖之至汴州也，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外为强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人皆危之，而帝锐气益振，《旧五代史·本纪》。此则极坚凝之长。盖巢因处境有异，而未能发挥之以尽其用者。然则巢之旋转大局者，岂特陈胜、吴广之于嬴秦而已。而谓有州郡藩镇之兵，即足遏闾巷阡陌方张之焰，不愈疏乎？

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始末（上）

第一节 梁、唐盛衰

梁太祖既即位，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以唐东都为西都，改西都为雍州大安府。开平三年正月，迁于西都。以养子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

唐末，梁祖已席莫强之势，然即位之后，兵威转挫者，则丁会之降敌实为之。盖其时欲逼晋阳，莫捷于泽潞一路也。故梁祖于开平元年五月，即使康怀英以兵八万，合魏博之兵攻潞。晋将李嗣昭坚守，晋亦以倾国之师援之。怀英久攻不克，帝代以李思安。七月。于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二年正月，李克用死，子存勖嗣。克用假子甚多，齿皆长于存勖，存勖时年二十四。各绾强兵，不服。北狄真子假子，区别不严。《新五代史·唐家人传》：太祖四弟：曰克让、克修、克恭、克宁，皆不知其父母名号。夫苟亲太祖弟，安得不知父名？《唐书·宰相世系表》：国昌子凡四人：曰克恭、克俭、克用、克柔，无克让、克修、克宁之名，而《孟方立传》云：克修、克用从父弟，则世系表所举，又不足信也。《义儿传》云：太祖养子多矣，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然《传》中嗣昭为克柔养子，《旧史》亦同。克用弟克宁，时为管内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克用假子李存颢说之。诸假子又各使其妻，入说克宁妻孟氏。张承业者，故河东监军，昭宗诛宦官，克用匿之，唐亡，乃复请为监军，颇与政事。李存璋者，亦克用养子，为义儿军使。与承业同受克用遗顾立存勖。存颢与克宁谋杀之，执存勖子母送汴。此语不知存勖辈诬之，抑系实录？事泄，存勖伏甲杀克宁及存颢。时梁围潞州久不克，梁祖欲召兵还，恐为晋人所蹑，乃自至泽州应接。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俊至泽州，时匡国军名移于许州，见下。以为潞州行营招讨使。代李思安。诸将以上党孤城无援，请更留旬月，知俊亦请留攻之。帝以关中空虚，虑岐人乘衅，命知俊退屯晋州。四月，帝自泽州还。时存勖亦召援潞之将周德威还晋阳。梁师益怠，而存勖遽自将赴援。五月，攻夹寨，破之。乘胜攻泽州。刘知俊救之，乃退。此时晋之兵力，绝非梁敌，又有内衅，而梁既不能乘机大举，并不能增兵攻潞，顿兵坚城，坐致败衄，盖不徒诸将莫肯展力，即梁祖亦不免暮气矣。潞州围解，城中士民饿死者业已大半，增兵猛攻，必克可知。若能大举以攻晋阳，则潞州更可不攻而下矣。难得之机，失之实深可惜也。

当时所以不能乘机者，邠、岐之牵制，实其一因。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尝置佑国军于洛阳。昭宗迁洛，移诸长安，以韩建为节度，而以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代建。知俊本时溥将。天祐三年（906年），徙建于淄青，以淄青王重师为佑国。重师本秦宗权将，后归梁祖。自王师范平后守青州。是岁九月，李继徽寇夏州。刘知俊赴救，败之。乘胜取鄜州。闰十二月，废镇国军，以隶匡国，割金、商隶佑国军，盖欲厚其力以扞邠、岐也。开平二年五月，更忠武军曰匡国，匡国军曰忠武，保义军曰镇国。攻潞之兵既败，岐、蜀乘之攻雍州，张承业亦以兵会之。刘知俊击岐兵，破之，晋、蜀之兵乃还。初李茂贞以其将胡敬璋为保塞节度使。中和二年（882年），于延州置保塞军。是岁卒，李继徽以其将刘万子代之。万子凶虐，失士心，且谋贰于梁。三年二月，继徽使延州衙将李延实杀之。骑将高万兴、万金兄弟来降。梁人乘之，取鄜、坊、丹、延。梁祖因命刘知俊乘胜取邠州。知俊辞以阙食，乃召还。时又召王重师，代以左龙虎统军刘捍。捍谮重师于梁祖，谓其通于邠、岐。梁祖杀重师，夷其族。知俊惧。先是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及是，又征知俊还，欲伐河东。知俊叛降岐，执刘捍送岐，杀之，又袭取华州。命师厚率刘 讨之。知俊奔岐，以 权佑国留后，改军名曰永平。李茂贞使知俊攻灵、夏，又约河东攻晋、绛。杨师厚救晋州，河东兵还。康怀英攻邠宁，知俊亦还。四年七月，岐、晋围夏州。九月，梁兵救却之。邠、岐是时，初不能为梁患，然梁兵力为其所分，遂不克专力河东矣。而河北之变复起。

开平四年五月，魏博罗绍威卒，子周翰袭。梁祖乘机，欲除移镇、定。会燕兵屯涞水，今河北涞水县。欲侵定州，乃命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声言助定守御。旋杀其兵，乘城拒守。王镕求援于燕、晋，燕人不许，而晋使周德威屯赵州，梁祖先是王景仁屯魏州，以伐潞为名，而实图镕，及是，命景仁击之。李存勖自至赵州，王处直亦遣兵从之。乾化元年正月，败梁兵于柏乡。今河北柏乡县。杜廷隐等闻之，亦弃深、冀而还。晋攻邢，遂攻魏。梁以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救却之，进屯邢州。九月，梁祖闻晋、赵谋入寇，自将拒之。至魏县，晋、赵之兵不出，乃还。而幽州复告警。初，梁祖之将代唐也，先使李思安伐幽州。刘仁恭从方士学长年，筑馆于大安山，在今河北房山县西北。掠子女充之。又以堇土为钱，敛真钱，穴山藏之，而杀匠以灭口。思安至城下，仁恭犹在山中，子守光率兵出战，思安去。守光回兵攻山，执仁恭幽之。梁即以为节度使。其兄守文攻之。开平三年五月，为守光所擒。后杀之。遂攻沧州。四年正月，取之。梁、晋知其狂妄，乾化元年六月，李存勖与王镕、王处直等共推为尚书令、尚父，梁亦以为河北道采访使。守光使僚属草尚父、采访使受册仪，曰：“何得无郊天、改元事？”僚属曰：“尚父虽贵，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八月，遽称帝。国号燕。十一月，守光攻易、定，晋使周德威伐之。二年正月，至幽州。守光求救于梁。

二月，梁祖自将伐镇、定，疾作还。五月，至洛阳，疾遂亟。

梁祖八子：长郴王友裕，早卒，次博王友文，次郢王友珪，次福王友璋，次均王友贞，次贺王友雍，次建王友徽，次康王友孜。新旧《史》同，《通鉴》及《五代会要》皆作友敬。博王，养子也。本姓康，名勤。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颇能为诗。梁祖之为四镇，兵车、赋税、诸色课利，置建昌院以总之。及即位，以友文为开封尹，判院事。旋以东京旧宅为建昌宫，改称建昌宫使。友珪弑逆，废建昌宫，以张宗奭为国计使，主其事。宗奭，即全义改名。及迁都，又使之留守东都。友文盖于诸子为最才，帝之爱之，颇见其大公也。友珪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帝疾亟，使召友文，而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六月，友珪与左龙虎统军韩勍谋，以其兵杂控鹤士入弑帝。《新史·梁家人传》曰：友文多材艺，太祖爱之，而年又长，太子即世，嫡嗣未立，心尝属友文。太祖自张皇后崩，无继室，诸子在镇，皆邀其妇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宠之。太祖病久，王氏与友珪妻张氏尝专房侍疾。太祖病少间，谓王氏曰：“吾知终不起，汝之东都召友文来，吾与之诀。”盖心欲以后事属之？乃谓敬翔曰：“友珪可与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为莱州刺史。太祖素刚暴，既病而喜怒难测。是时左降者必有后命，友珪大惧。其妻张氏曰：“官家以传国宝与王氏，使如东都召友文，君今受祸矣。”夫妇相对而泣。左右劝友珪曰：“事急计生，何不早自为图？”友珪乃与勍谋弑逆。案太祖固多色过，此事则莫须有。太祖欲见友文，岂不可发使召之，而必使其妻亲往邪？乃驰使东都，命友珪杀友文，而矫太祖诏：称其谋逆，友珪诛之，疾因震惊，以致沈笃。友珪遂即位。于是杨师厚入魏州，制即以为节度使，而徙罗周翰于宣义。朱友谦叛附于晋。三年（913年），末帝即位，仍称乾化。正月，驸马都尉赵岩犨子，尚太祖女长乐公主。奉使东都，与友贞谋诛友珪。岩曰：“得杨令公一言，事必济。”友贞乃使人说师厚。袁象先者，太祖之甥，象先父敬初，尚太祖妹万安大长公主。时为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师厚使至洛阳与谋。先是龙骧军戍怀州者溃乱剽掠，友珪搜捕其党，获则族之，经年不已。其军有戍大梁者，友贞伪作诏召之，激使趋洛。袁象先率兵突入宫中。友珪自杀。象先遣赵岩迎友贞。友贞曰：“夷门创业之地，何必洛阳？”乃即位于大梁。改名锽，后又改名瑱。是为末帝。新旧《史》同，《五代会要》称为少帝。

第二节 梁室之亡

末帝之迁汴，盖以其于梁祖旧臣，多有疑忌，而汴则为其素守之地也。然汴地平夷无险，异时唐兵来袭之祸，伏于此矣。梁祖之起也，参帷幄之谋最密者为敬翔，次则李振。及即位，以翔知崇政院事，即唐枢密使之职也，实较宰相为尤亲。《通鉴》：梁太祖即位，以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奏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五月，诏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为使。末帝以李振代之。然所信任者，为赵岩及张德妃之兄弟汉鼎、汉杰等。德妃，张归霸女。归霸与弟归厚，皆黄巢将，降太祖。末帝为均王时，娶其女为妃。即位，欲立为后，以帝未南郊辞。贞明元年（915年），疾甚，册为德妃。是日卒。振每称疾不与事。功臣宿将，本非嗣主所易驾驭，末帝不能推心置腹，歆之以赏，威之以刑，而徒与二三矜小智、无远略者谋之，上下相猜，纲纪不饬，国势之陵夷，固其宜矣。

末帝既立，朱友谦复称藩，然实阴贰于晋。王殷素与友珪善，友珪篡立，使守徐州，及是叛，与淮南连结，讨平之。事在乾化三年（913年）秋。时以福王友璋镇徐州，殷不受代。华州刺史王缵惧连坐，上言殷本姓蒋。乃下诏削夺官爵，令却还本姓。命牛存节、刘 等讨之。殷求救于淮南。杨溥遣朱瑾往援。存节等击败之。贞明元年（915年）春，攻下徐州，殷举族自燔死。而幽州为晋所克，晋攻幽州，自乾化三年四月至十一月，乃克之。以刘仁恭、守光归晋阳。明年正月，皆杀之。梁以内乱不能救。以周德威守之，河北局势益急矣。乾化三年四月，梁以邢、洺、磁三州为保义军，使戴师远镇之。四月，杨师厚攻镇州。初刘守光下沧州，使子继威主留务，裨将张万进辅之。继威凶虐类其父，淫于万进之家，万进杀之，来降，又使降于晋。及是，师厚击之。万进降。师厚表为青州节度使。旋移诸兖州。赐名守进。后叛。制削官爵，复其本名。四年七月，晋寇邢州。师厚救却之。贞明元年三月，师厚卒。师厚之镇魏，专割财赋，置银枪效节军数千人，纵恣豢养，复故时衙军之态。末帝藉师厚而立，封为邺王，下诏不名，以官呼之，事无巨细，必先谋焉，师厚益骄。及卒，帝于私庭受贺。赵岩请分魏为两镇。乃以贺德伦为天雄军节度使，而别置昭德军于相州，以澶、卫二州隶之，以宣徽使张筠为节度使。分魏州府库、将士之半于相州。使刘 将兵六万，以讨镇定为名，自白马渡河以胁之。白马津见第八章第四节。魏兵不欲徙。四月，军校张彦作乱，劫贺德伦降晋。李存勖自往受之。德伦密使告以彦凶狡之状。彦入见，存勖杀之。六月，存勖入魏。徙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至太原，张承业留之。王檀攻太原，德伦麾下多奔檀。承业恐德伦为变，杀之。贝州刺史张源德不从。晋袭取德州，又陷澶州以迫之。梁兵在河北者，惟刘 一军。锐气既挫，自难与晋争锋。乃自黄泽在今山西辽县东南。西袭晋阳。行二日，晋人觉，发骑兵追之。黄泽道险，会阴雨积旬，士卒皆腹疾足肿，死者什二三。晋将李嗣恩倍道先入晋阳。城中知之，勒兵为备。至乐平，今山西昔阳县。糗粮且尽，闻晋有备，追兵在后，众惧将溃。谕之曰：“今去家千里，

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坠井中，去将何之？惟力战庶几可免，不则以死报君亲耳。”众泣而止。周德威闻刘 西上，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至土门，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已整众下山，自邢州逾漳而东。时晋军乏食，知临清有蓄积，欲据之以绝晋粮道，而军往还，马死殆半。德威急迫，遂先入之。乃军于莘。今山东莘县。末帝让 不速战。具奏其状。且言敌兵多，便习骑射，未可轻。帝复问 决胜之策。曰：“臣无奇术，但人给粮十斛，尽则敌可破矣。”帝怒，遣中使督战。乃将万余人薄镇、定营。果不利。先是梁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屯杨刘，在今山东东阿县北。为 声援。存节卒，代以匡国节度使王檀。檀与宣义留后贺瓌攻澶州，拔之，然不能救贝州，为晋李存审所围。二年二月，李存勖劳军贝州，刘 奏请袭魏。存审以兵踵之，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战，存勖亦自贝州至。战，不利。晋兵追之。至河，步卒七万，杀溺殆尽。收散卒，自黎阳渡河保滑州。王檀密疏请发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合三万袭晋阳。晋阳无备，发诸司丁匠、驱市人以守，几陷者数四。昭义衙将石君立《旧史》本传：一名家财。《王檀传》作家才，《庄宗纪》作嘉才。以骑五百来救，檀乃大掠而还。晋陷卫、磁、三月。洺、四月。相、邢、八月。沧，遂陷贝州。九月。《五代史·死事传》：贝人闻晋已尽有河北，城中食且尽，劝张源德出降。源德不从，遂见杀。源德已死，贝人谋曰：“晋围吾久，穷而后降，惧不免也。”乃告于晋曰：“吾欲被甲执兵而降，得赦而后释之，如何？”晋军许诺。贝人三千出降。已释甲，晋兵四面围而尽杀之。屈志于异族以求全者，可以鉴矣。末帝屡召刘 不至，即以为宣义节度使，将兵屯黎阳。事在三月。河北惟余此一孤据矣。晋是时倾国以争胜于前，后路实空虚无备，与之相持，而发兵以袭其后，确为良策。刘 之师，以天时、地利之不谐而无成，王檀之师，又遇五百骑之救兵而遽退，实为可惜。然亦由于梁朝之不能赴机。梁之兵多于晋，是时河北已失大半，亟宜以倾国之力应之，分兵挠之于旁，出奇以袭其后，晋必应接不暇，正面之兵不攻而自破矣。而惟使刘 一军与之相持，实庙算之大失。盖末帝与宿将之间，猜忌甚深，不敢放手用之？而不悟以此，遂使敌焰如火之然也。

魏州既丧，攻战乃在缘河。三年九月，刘 入朝。朝以失守河北责之，左迁亳州团练使。十二月，李存勖乘冰合渡河，陷阳刘。敬翔见末帝，乞于边垂自试。赵、张辈言翔怨望，遂不听。此实梁之又一失策。盖时兵力尚非不足，特苦朝廷不能用，敬翔久参帷幄，为诸将所夙知，使之调度，必能胜于赵、张辈也。时梁以贺瑰为北面招讨，河阳节度谢彦章为排陈使，以御晋兵。四年二月，彦章攻阳刘，不克。八月，晋合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谷浑之众十余万，大阅于魏州。瑰、彦章与之相持于濮州。十二月，瑰伏甲杀彦章，以谋叛闻。《旧史》本传曰：时谓瑰能将步军，彦章能领骑士，既名声相轧，故瑰心忌之。又瑰欲速战，彦章欲持重，瑰疑其与晋人通。又为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珪所诬。瑰遂与珪协谋，因享士，伏甲以杀彦章。存勖乘之，起师趋汴。瑰踵之。至胡柳陂，在濮州西。战，晋兵大败，周德威死。存勖收兵再战，瑰复为所败。晋军至德胜渡。五年（919年），筑南北两城而守之。北城即今河南濮阳县。南城在其东南五里。瑰攻南城，不克。八月，瑰卒。代以王瓒。十二月，又代以戴思远。张万进送款于晋，遣刘 讨平之。《旧史·本纪》：贞明五年三月，削夺张守进官爵，以其叛故也，命刘 领兵攻之。《万进传》云：贞明四年（918年）冬，据城叛命，遣使送款于晋王。遣刘 讨之。五年（919年）冬，拔其城。万进族诛。《刘 传》亦云：五年（919年），万进反，北结晋人为援，遣 攻之，是冬拔其城。《通鉴考异》引《庄宗实录》云：天祐十五年八月，万进归于我。疑其叛在四年冬，讨之在五年三月，其归晋在是年八月，平之在是年冬也。《新史·本纪》四年书守进叛附晋，恐非。六年四月，朱友谦袭取同州，降于晋。使刘 攻之。晋救之，退。以疾请解兵柄，诏许于西都就医。明年，卒。或曰：“朝令留

守张宗奭酖之也。”之用兵，时称其一步十计，梁用之实不尽其才。此后所恃者，遂惟王彦章等一勇之夫矣。

梁是时，已但能凭河以为固，而河北之机会复来。张文礼者，刘仁恭衙将，从守文镇沧州。守文省其父于幽州，文礼据城作乱，不克，奔镇州。王镕养为子，名德明，使将兵从李存勖，后使都指挥使符习代之，还，以为防城使。镕晚年好事仙佛，盛饰馆宇于西山，每径游焉，将佐士卒陪从者不下万人，军民皆苦之。贞明六年十二月，镕自西山还，臣者李弘规遣亲事军将苏汉衡杀宦者石希豪。镕还府，杀弘规、汉衡，穷治党与。亲军大恐。明年，为龙德元年（921年）。二月，文礼激之使杀镕，而灭王氏之族。复姓名，自为留后。晋方与梁争，不欲多树敌，亦即以留后授之，而文礼不自安。初契丹久附回鹘，回鹘亡后，其酋屈戍，始复内附，然蚕食达靼、奚、室韦，语见《旧史》本传。稍以盛强。唐末，其酋耶律阿保机并诸部为一，其势愈盛。契丹兴起之事，于《宋辽金元史》中详述之。开平四年（910年），与李克用会于云中，约为兄弟。克用乞其精骑二万，同收汴、洛。而阿保机又使求封册于梁。梁亦约其共灭晋，行封册，为甥舅之国。克用死，存勖使告哀，赂以金缯，求骑军以救潞州。阿保机许之，会潞州下而止。贞明二年（916年），契丹自麟、胜陷振武，麟州，在今陕西神木县北。长驱云、朔，北边大扰。存勖自赴援于代，契丹乃退。是岁，阿保机称帝，是为契丹太祖。存勖以叔父事之，以叔母事其妻述律氏。《通鉴》。案外夷无君臣之分，其视父子、兄弟、伯叔父侄之称，即为尊卑之判，存勖以叔父事契丹，实已甘为之下，沙陀本附塞小部，宜其不以是为耻也。刘仁恭之亡也，晋使周德威守幽州。德威弃渝关之险，今山海关。契丹遂得刍牧营、平间。《通鉴》贞明三年（917年）。北方之大患，实肇于此。卢文进者，本刘守光骑将，降晋。仁勖与刘 相拒于莘，使其弟新州刺史存矩募兵南下。新州，今涿鹿县。兵不乐行，杀仁矩，推文进为主，叛入契丹，引其众陷新州。周德威攻之，大败。契丹乘胜攻幽州，号三十万。存勖使李嗣源、符存审、阎宝援之。苦众寡不敌，并山而行。契丹不意其猝至，不整，为所败，乃还。时贞明三年也（917年）。及是，文礼因文进以求援于契丹。又遣使于梁，请发兵自德、棣渡河。敬翔曰：“陛下不乘此衅以复河北，则晋人不可复破矣。宜徇其请，不可失也。”赵、张辈沮之，乃止。晋以符习为成德留后，讨文礼。文礼适卒，子处瑾秘丧拒之。戴思远乘之攻德胜，不克。王处直养子都，本姓刘，小字云郎，为妖人李应之养子。处直有疾，应之以左道治之得愈。处直神之，假以幕职，渐以为行军司马，军府之事，咸取决焉。应之以都遗处直，处直复养为子。应之为将士所杀，又逼衙帐求都。处直坚靳之。而阴疏甲士姓名，藏于别籍，因事诛之，凡二十年，略无孑遗。处直孽子郁，与郜俱奔晋，李克用以女妻之。存勖讨文礼，处直曰：“镇，定之蔽也。镇亡，定不独存。”使请存勖无发兵。存勖不听。乃使郁招契丹入塞，以牵制晋兵，许召为嗣。都作乱，囚处直。明年，龙德二年（922年）。正月，杀之。而阿保机攻围幽州，长驱陷涿郡，进攻易、定。存勖自将赴之。会大雪，野无所掠，马无刍草，冻死者相望，契丹乃还。戴思远乘之攻魏州及德胜，亦不克。晋阎宝攻镇州，败绩。李嗣昭继之，中矢死。李存进继之，又战殁。更继以符存审，乃克之。杀处瑾，以符习为节度使。旋由存勖兼领，而移习于天平。是役也，镇、定抗晋之志皆坚，力亦甚强，加以契丹入扰，梁若以大兵渡河，形势必可一变，然特循常应之，得一卫州而已，殊无补于大局也。主弱臣庸，将骄卒惰，危亡迫于眉睫而不能自奋，追忆梁祖之居夷门，四面皆敌，而勇气弥厉，真不胜盛衰今昔之感已。然机会之来，犹未已也。

《新五代史·任圜传》云：李嗣昭节度昭义，辟園观察支使。梁兵筑夹城，围潞州逾年，而晋王薨，晋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问圜去就之计。圜劝嗣昭坚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庄宗攻破梁夹城。闻圜为嗣昭画守计，甚嘉之。其后嗣昭与庄宗有隙，圜数奉使往来，辩释谗构。嗣昭卒免于祸，圜之力也。观此，知嗣昭当日，实未尝无二心，此弥见梁不力攻之可惜。而庄宗亦未尝不疑之，特其叛谋未果，外观之有坚守之功，不可动，且当时军心易变，亦不敢动耳。及嗣昭死，则更易之机至矣。于是命其诸子护丧归葬晋阳。其第五子继能不听，率衙兵数千，拥丧归潞。次子继韬，囚其兄继俦，自为留后。晋人不得已，许之。龙德三年（923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三月，继韬降梁。梁以为节度使。是时晋更昭义之名曰安义，梁更曰匡义，皆以避嗣昭讳也。泽州将裴约不听。梁遣将董璋攻之。此时梁若能大举出泽、潞以胁晋阳，仍可牵制晋在河北之兵，然亦不过以偏师应之而已，其失机可谓甚矣。

是岁四月，李存勖僭号于魏州。自以为继唐后，国号唐，是为后唐庄宗。后唐所谓七庙者，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沙陀献祖国昌、太祖克用、庄宗存勖，见《文献通考》。所以存懿宗者？以国昌赐姓在此时也。上辛祈谷以高祖配，孟夏雩祀以太宗配，见《旧史·庄宗纪》同光元年（923年）。其时奏议，多自称中兴，称唐为本朝。刘昫修《旧唐书》，亦沿是称。此尚是晋、南北朝来外夷攀附中国之旧，辽以后则无是矣。时戴思远守郓州，屯德胜，留其将卢顺密守。顺密睹北军日盛，亡降之，备言郓空虚状。存勖使李嗣源袭取之。于是濒河又失一重镇，其势益危。乃罢思远，代以王彦章，以段凝为副。《新史·彦章传》云：晋取郓州，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乃召彦章为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此近东野人之言。彦章仅一战将，岂能恃之挽回危局？翔若有所规画，必不止于此也。彦章既受命，三日，破德胜南城。存勖命并弃北城，并力守阳刘。彦章沿河下攻之。时五月也。六月，存勖自救之。梁堑垒严，不能入。乃使郭崇韬筑垒于博州，以通郓州之路。彦章攻之。存勖趋救。七月，彦章复趋阳刘，存勖又趋救之。彦章战败，退保杨村。在德胜上游。唐兵复守德胜。梁征彦章还，使与董璋攻泽州，八月克之。而以段凝为招讨使。自酸枣决河，东注郓，以隔绝唐兵，谓之护驾水。《新史·段凝传》。此即郭崇韬所谓汴人决河，自滑至郓者也，见下。酸枣，今延津县。彦章之罢，史以为段凝与赵、张比而倾之，此不必然。彦章仅一战将，攻战虽猛，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夫固不可专任。然段凝确非正人，又出彦章之下。恃以御敌，宜其亡也。泽州既下，复使彦章将保銮骑士及他兵万人屯兖、郓境，谋复郓州，以张汉杰监其军。然兵力实薄，不能进取也。《新史·段凝传》：事太祖为军巡使，又以其妹纳太祖。妹有色，后为美人。凝为人 巧，善窥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渐亲信之。常使监诸军。为怀州刺史，太祖北征过怀州，凝献馈甚丰，太祖大悦。过相州，刺史李思安献馈如常礼。太祖怒，思安因此得罪死。迁凝郑州刺史，使监兵于河上。李振亟请罢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则社稷亡矣。”然终不罢也。庄宗已下魏博，与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彦章为招讨使，凝为副。是时末帝昏乱，小人赵岩、张汉杰等用事。凝依附岩等为奸。彦章为招讨使三日，用奇计破唐德胜南城。而凝与彦章，各自上其功。岩等从中匿彦章功状，悉归其功于凝。凝因纳金岩等，求代彦章。末帝惑岩等言，卒以凝为招讨使。《彦章传》云：是时段凝已有异志，与赵岩、张汉杰交通。彦章素刚，愤梁日削，而嫉岩等所为，尝谓人曰：“俟吾破贼，还诛奸人，以谢天下。”岩等闻之，惧，与凝协力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与凝各为捷书以闻。凝遣人告岩等，匿彦章书而上己书。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军，独赐劳凝而不及彦章，军士皆失色。及杨刘败，凝乃上书，言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赵岩等从中日夜毁之。乃

罢彦章，以凝为招讨使。此所言恐不尽实。破敌上状，岂容使副各自为之？是时将帅骄蹇，朝廷御之，惟恐失其意，安得独赐劳凝而不及彦章邪？然凝之为人，大体可见，要之 巧善事人，非正士也。彦章诚勇将，然徒勇亦足偾事，以张汉杰监其军盖为此，亦非尽出于猜忌也。

梁虽挫衄，唐力亦罢。《旧五代史·庄宗纪》云：梁先锋使康延孝来奔，延孝，本塞北部落人。初隶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自队长积劳至部校。时隶段凝，为右先锋指挥使。梁亡后，唐赐姓名为李绍琛。帝引见，屏人问之。对曰：“段凝、王彦章献谋，欲数道并举。令董璋以陕、虢、泽、潞之众趋石会关，在今山西榆社县西。以寇太原。霍彦威统关西、汝、洛之众，自相、卫以寇镇、定。彦威，存养子，时为陕州留后。降唐后，赐姓名曰李绍真。段凝、杜晏球领大军以当陛下。晏球本姓王，为汴州富人杜氏养子，冒姓杜。太祖镇宣武，选富家子材武者，置之帐下，号厅子都，晏球为指挥使。此时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令王彦章、张汉杰统禁军以攻郓州。决取十月内大举。又自滑州南决破河堤，使水东注曹、濮之间，至于汶阳，以陷北军。臣惟汴人兵力，聚则不少，分则无余。陛下但待其分兵，领铁骑五千，自郓州兼程，直抵于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时泽、潞叛，卫州、黎阳为梁人所据。州以西，相以南，寇钞日至，编户流亡。计其军赋，不支半年。又王郁、庐文进召契丹南侵瀛、涿。闻梁人将图大举，帝深忧之，召将吏谋大计。或曰：“自我得汶阳以来，须大将固守，城门之外，元是贼疆，细而料之，得不如失。今若驰檄，告谕梁人，却卫州、黎阳以易郓州，指河为界，约且休兵。我国力稍集，则议改图。”《郭崇韬传》以此为宣徽使李绍宏之谋。绍宏阉官，本姓马。庄宗宠之，赐姓李，以为中门使，事见下节。帝曰：“嘻，行此谋，则无葬地矣。”《郭崇韬传》云：庄宗不悦，独卧帐中，召崇韬问之。崇韬言：“闻汴人决河，自滑至郓，非舟楫莫济。又闻精兵独在段凝麾下。王彦章日寇郓境。彼既以大军临我南鄙，又凭恃决河，谓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复汶阳。此汴人之谋也。臣谓段凝保据河壖，苟欲持我。请留兵守邺，保固阳刘，陛下亲御六军，长驱倍道，直指大梁。汴城无兵，望风自溃。若使伪主授首，贼将自然倒戈。半月之间，天下必定。今岁秋稼不登，军粮才支数月，决则成败未知，不决则坐见不济。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成败天也，在陛下独断。”庄宗蹶然而兴曰：“正合我意。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行计决矣。”即日下令：军中家口，并还魏州。庄宗送刘皇后与子继岌至城西野亭，泣别曰：“事势危

，今须一决。苟不济，无复相见。”乃留李绍宏及租庸使张宪守魏州。大军自阳刘济河。延孝之言，不知信否。梁人是时，似未必有意于大举。若能大举，岂待此日？然延孝之意，犹待梁人分兵而后乘之，若祟韬则只量段凝之不易赴救，而徼幸于一决耳。汴州固无重兵，然攻者不足，守者有余，轻骑掩袭，为数有几？设使梁人凭城坚守，又或迁都以拒，唐人岂能旦夕戡定？四方藩镇，必有闻风来赴者。即段凝亦岂终不能至？杜晏球已追唐兵矣，见下。阳刘即使可守，孤军岂能北渡乎？则崇韬之计，冒昧殊甚，真乃行险徼幸之小人也。存勖遽听用之，亦可见事势之危矣。十月，存勖至郓。以李嗣源为先锋。王彦章战败，与张汉杰俱见擒。存勖使嗣源诱之，不屈死。嗣源率前军倍道趋大梁，存勖继之。末帝无所为计。或劝幸洛阳，收集诸军。晋虽得都城，不能久留。或又劝幸段凝军。赵岩曰：“一下此楼，谁心可保？”乃使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进刃于己。麟亦自杀。嗣源兵至，开封尹王瓒以城降。敬翔自杀。张宗奭、李振皆降。其后宗奭以谄事庄宗刘皇后获全，赵在礼叛，宗奭亦主遣李嗣源讨之，嗣源叛，宗奭忧惧不食卒。而振旋见杀。温昭图者，本名韬。事岐，为李茂贞养子，易姓名曰李彦韬。降梁，复姓温，名昭图。为匡国节度使。许州。赵岩待之厚。及是奔之。昭图杀之，献其首。张汉鼎前死。汉杰与从父兄弟汉伦、汉融同见杀。袁象先镇宋州，率先入觐。辇珍币数十万，遍赂权贵及刘皇后、伶官、巷伯，复居元职，赐姓名曰李绍安。梁主兄弟皆死。末帝兄弟：康王友孜，贞明元年（915年），张德妃将葬时谋叛，使腹心数人匿寝殿，为末帝所觉，诛之。福王友璋，贺王友雍，建王友徽，《新史·传》云不知所终。太祖二兄：长广王全昱，三子：曰衡王友谅，后嗣为广王，曰惠王友能，曰邵王友诲；次兄存。二子：曰友宁，曰友伦。友宁与王师范战死，友伦在长安，以击鞠坠马死，事皆见前。友能为陈州刺史，龙德元年（921年）反，败降，降封房陵侯。友诲时为陕州节度，亦欲以州兵为乱，召还京师，坐废，与友谅、友能皆见幽。李存勖入汴，皆见杀。杜晏球以兵追李存勖，至封丘，今河南封丘县。闻末帝已崩，即解甲降，赐姓名曰李绍虔。段凝以精兵五万降，赐姓名曰李绍钦。梁诸藩镇，亦皆释甲，梁遂亡已。此全非力之不敌，而竟不祀忽诸者？则“一下此楼，谁心可保”八字实为之；而郭祟韬徼幸之计之获成，其关键，亦只在“伪主若使授首，贼将自然倒戈”二语耳，此内溃之所以为酷也。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者渐矣。

梁祖之为人，不惟韬略，即以政事论，亦远胜于李克用。试观梁祖所用者：赵犨、张全义，皆颇能恤民，而克用则庇一李罕之，任其纵兵剽掠，至于河内之地烟火断绝可知。秦宗权灭后，赵犨即休兵课农。陈、许流亡之民，襁负归业，犨皆设法招抚。张全义在河南，初穷民不满百户，数年后编户五六万。罕之在泽州，日以兵钞怀、孟、晋、绛、河内。百姓相结屯寨，或出樵汲，即为俘馘。甚至奇峰绝磴，梯危架险，亦为其部众所攻取。数州之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烟火断绝者十余年。皆见新旧《史》本传。梁祖固亦不免淫暴，然《旧史·陈元传》：言克用性刚暴，乐杀人，无敢言者。康君立，初起时疏附之臣也，以一言不合而赐酖；其残忍为何如？李克修以供帐不丰而遭笞辱，事已见前。《盖寓传》：言寓家珍膳，穷极海陆，精于府馔，武皇非寓家所献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归。寓之侈如此，克用可知。《传》又言寓自武皇镇抚太原，最推亲信。中外将吏，无不景附。朝廷藩邻，信使结托，先及武皇，次入寓门，此盖其致富之由？然其人实无所建白，不过嬖幸之流。或拟诸敬翔、李振，非其伦矣。《宋史·张永德传》言：克用镇太原，急于用度。严选富家子掌帑库，或调度不给，即坐诛，没入赀财，其剥民以自奉如此。《旧史·武皇纪》云：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为言。武皇曰：“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天复三年（903年）。此等语史家以为美谈，实则皆无耻之臣，为之文饰。核其实，则纵兵虐民耳。存勖立后，存璋为河东马步都虞候。《传》云：初，武皇稍宠军士，藩部人多干扰廛市，肆其豪夺，法司不能禁。庄宗嗣位，锐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强扶弱，诛其豪首。期月之间，纪纲大振。存勖岂真能求治者？而史犹云如此，克用之纵兵虐民，不愈可见哉？梁、晋之成败，实缘存勖年少敢行险，而其部下起自北方，群思南下，颇有剽锐之气。而梁则末帝柔弱，将帅又多偃蹇不用命，上下乖迕，遂至日蹙百里，坐待危亡耳，综观兵事始末可知。然其原，亦未尝不自梁祖开之。盖梁祖之篡唐也太速。使其大诛宦官之后，身入长安，挟天子以令诸侯，则邠、岐旦夕可平，专力河东，不虞牵制，蒲津、上党两路会师，沙陀真将无穴矣。《旧史·李存孝传》：昭宗讨河东之役，汴人攻泽州，呼李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轻绝大国。今张相公围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内，沙陀无穴自处，相公何路求生邪？”存孝闻其言不逊，选精骑五百，绕汴营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尔肉馔军，可令肥者出斗。”乌乎！一时则志得意满矣！他日坐困孤城，卒遭维絷，车裂以徇者，不知沙陀之披其穴邪？抑汉儿为之也。不此之图，而急于谋篡，遂至两面牵制，不得大举扫荡，抑且备多力分，盛衰转烛之机，伏于此矣。尝谓梁祖之入关而不能留，与宋武帝之平姚秦而急于南归绝相似，皆所谓一日

纵敌，数世之患者也。孟子论浩然之气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岂特圣贤之学？虽豪杰之建树，亦何独不然？人之功业，必如其所豫期，所期者远，而格于事势，志不克就者，则有之矣。所求者小，而所就者大，未之前闻。宋、梁二祖之所求，惟止于身登九五，故及其可取而代，遂乃志得意满，而于后事不暇深虑矣。岂独其身然？其后先奔走之士，盖亦莫不然？故其帷幄之臣，止于刘穆之、敬翔辈，真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无有也。其将率亦然。愿止于攀龙鳞、附凤翼，所愿既遂，则不可复用矣。当其盛时，兵力可谓横绝一世，逮于胡马饮江，夹河而战，南朝诸将，遂五合六聚而不能救，职此之由。即以政事论，其纪纲之废弛，或亦不如“夷狄之有君”。凡一新朝或一军阀之兴，其初纲纪必颇整饬，而后或纵恣淫泆，则必至于败亡，因果相寻，从无幸免。《旧史·袁象先传》云：梁祖领四镇，拥兵十万，威震天下，关东藩守，皆其将吏。方面补授，由其保荐。四方舆金辇璧，骏奔结辙，纳赂于其庭，如是者十余年。藩侯牧守，下逮群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敛剥下，以事权门。象先恃甥舅之势，所至藩府，侵刻诛求尤甚，以此家财巨万。其后赂唐以求免，事已见前。《郭崇韬传》云：初收汴、洛，稍通赂遗。亲友或规之。崇韬曰：“伪梁之日，赂遗成风，今方面藩侯，多梁之旧将，皆吾君射钩、斩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为吾人，坚拒其请，得无惧乎？藏予私室，无异公帑。”及郊禋，崇韬悉献家财，以助赏给。比而观之，非所谓藉寇兵赍盗粮者乎？《张承业传》云：庄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军国政事，一委承业。积聚库帑，收市兵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成是霸基者，承业之忠力也。时贞简太后、韩德妃、伊淑纪、诸宅王之贵，洎王之介弟在晋阳宫，或不以其道，干于承业，悉不听，逾法禁者必惩，由是贵戚敛手。或有中伤承业于庄宗者，言专弄威柄，广纳赂遗。庄宗岁时还晋阳宫省太后，须钱蒱博，给伶官。尝置酒于泉府。庄宗酣饮。命继岌为承业起舞既竟，承业出宝带币马奉之。庄宗指钱积谓承业曰：“和哥无钱使，七哥与此一积，宝马非殊惠也。”承业谢曰：“郎君哥劳，承业自出己俸钱。此钱是大王库物，准拟支瞻三军，不敢以公物为私礼也。”庄宗不悦，使酒侵承业。承业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之谋，惜钱为大王基业。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过财尽兵散，一事无成。”庄宗怒，顾元行钦曰：“取剑来。”承业引庄宗衣泣曰：“仆荷先王遗顾，誓为本朝诛汴贼，为王惜库物。斩承业首，死亦无愧于先王。今日请死。”阎宝解承业手令退。承业诟宝曰：“党朱温逆贼，未尝有一言效忠，而敢谄附？”挥拳踣之。太后闻庄宗酒失，急召入。庄宗性至孝，闻太后召，叩头谢承业曰：“吾杯酒之间，迕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为吾痛饮两卮，分谤可乎？”庄宗连饮四钟，劝承业，竟不饮。庄宗归宫，太后使人谓承业曰：“小儿迕特进，已笞矣，可归第。”翼日，太后与庄宗俱幸其第慰劳之。自是私谒几绝。《张瓘传》云：同州车渡村人，承业之犹子也。承业佐唐武皇、庄宗，甚见委遇。瓘闻之，与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庄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916年），补麟州刺史。承业治家严毅，小过无所容恕。一侄为磁州副使，以其杀河西卖羊客，立捕斩之。尝诫瓘等曰：“汝车渡村百姓，刘开道下贼，惯作非为。今须改行。若故态不除，死无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诛求。承业小人，犹有小人之道焉，若梁则并此而无之矣。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不亦信乎？以不仁遇不仁，固将剽悍者胜。此则沙陀入据之祸，所以终不可弭也。

汴州既下，李继韬亦降。继韬母杨氏，善积聚。居积、行贩，赀至百万。赍重赂与之入朝，厚赂宦官、伶人及刘后。在京月余，屡从畋游，宠待如故。继韬求还镇，庄宗不许。使遗弟继远书，令起变于军中，冀遣己安缉之。事泄，见杀，并其二子。本质于梁。遣人斩继远，以继俦知潞州事，继达充军城巡检。已而召继俦还京师。继俦据继韬之室，料选算校，不时上路。继达怒，杀之。将奔契丹，从骑皆散，乃自刭。嗣昭七子，继俦、继韬、继达、继忠、继能、继袭、继远。继达外皆杨氏所生。至明宗时，继能坐笞杀其母主藏婢，婢家告变，言其反，与弟继袭皆见杀，惟继忠仅免，可谓凶德参会矣。杨立者，潞州小校，事嗣昭及继韬，皆畜养甚厚。继韬诛，愤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诏以潞兵三万人戍涿州以东。其众叛。命李嗣源攻讨，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恶十余人，送于阙下，并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命刬平之。因诏诸方镇撤防城之备焉。《旧史·本纪》书于六月丙子，乃立等到阙之日也。然五月己酉，已书诏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濬城隍，则令实发于五月中。记杨立事者追书之，修史者又并采之耳。

第三节 后唐庄宗乱政

后唐庄宗为人，颇似唐太宗，其用兵之剽悍，或且过之。初立时之救潞州胡柳之战，战败而复振，以及后来之决策袭汴，不必皆合于兵法，而不能谓其无勇气。太宗之用兵，亦不过剽悍善乘机而已，其所遇皆非大敌，尚不如梁兵之坚凝也。攻辽一役竟蹈隋炀帝之覆辙，尤可见其不知兵法。然政事之材则远落其后，此天之降材尔殊，盖民族之文化为之。唐先世虽出夷狄，至隋末渐渍于中国者已久，若李存勖则仍是北狄中人物也。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即梁末帝龙德三年（923年）也。十二月，迁于洛阳。存勖之僭位，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灭梁后，以太原为北都，永平为西都，废梁东京，仍称汴州。三年三月，复以洛阳为东都，改魏州曰邺都。古邺邑，汉为邺县，晋避怀帝讳，改为临漳，魏武帝称魏王居之，其后石虎、慕容俊、东魏、北齐相继居之，今平原之临漳县是也。唐相州称邺郡，然实治安阳，今平原安阳县。魏州治元城，后唐此时改为兴唐府，置兴唐县，乃今河北之大名县，非古邺地也。明宗天成四年六月，复以邺都为魏州。唐是时虽灭梁，然梁故藩镇皆未移易，中原情势实未有变，不过以空名加于其上而已。

庄宗正室曰魏国夫人韩氏，其次燕国夫人伊氏，其次魏国夫人刘氏。刘氏，攻魏时裨将掠得，纳之晋宫。庄宗所生母曹氏，以赐庄宗。战河上十余年，常从。已僭位，宰相豆卢革、枢密使郭崇韬希旨，请立为皇后。同光二年四月。后自以出于贱微，逾次得立，以为佛力。又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旧史·张廷蕴传》：同光初，充魏博三城巡检使。时皇后刘氏在邺，每纵其下扰人，廷蕴多斩之，闻者壮焉。盖即此类商贾也。四方贡献，必分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宫。宫中货贿山积，惟写佛书、馈僧尼而已。克用正室刘氏，无子。曹氏封晋国夫人。庄宗僭位，册尊曹氏为皇太后，刘氏为皇太妃。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镇，太后称诰令，皇后称教令，两宫使者，旁午于道。梁降臣如张全义、段凝等，皆厚赂后以自托。同光三年（925年），秋，大水。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六军之士，往往殍踣。乃豫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号泣于路。庄宗方与后畋于白沙，在洛阳东。皇子、后宫毕从。时大雪，军士寒冻。金枪卫兵万骑，所至责民供给，坏什器、彻庐舍而焚之。县吏畏恐，亡窜山谷。明年三月，占星者言御前当有急兵，宜散积聚以禳之。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庄宗许之。后不肯。宰相论于延英，后于屏间耳属之，因取妆奁及皇幼子满喜置帝前，曰：“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所有惟此耳，请鬻以给军。”宰相皇恐而退。《通鉴》此事系开成元年三月，时李嗣源已入邺矣。《旧纪》同。及赵在礼作乱，出兵讨魏，始出物以赉军。军士负而诟曰：“吾妻子已饿死，得此何为？”《新史·唐家人传》。剥民以奉军，已非立国之道，况又不能奉军乎？《通鉴》：同光二年二月，上祀南郊。先是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郭崇韬请出内府之财。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积，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邺，乃遣伶人景进等采邺美女千人，以充后宫。而进等缘以为奸。军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数千人。庄宗还洛，载邺女千人以从。《新史·伶官传》：案事在同光三年（925年），见《旧史·本纪》。《纪》云：东京副留守张宪奏诸营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艰食故也。《通鉴》云：远至太原、幽镇，所采者不啻三千人。张宪奏诸营妇女亡逸者千余人，虑扈从诸军挟匿以行，其实皆入宫矣。盖又有夺自军人者也。

自唐末丧乱，后妃之制不备。至庄宗时，后宫之数尤多。有昭仪、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余名号，不可胜记云。《新史·唐家人传》。

庄宗之好游畋，盖亦夷人积习。《旧史·本纪》：同光三年（925年），正月，车驾至邺。命青州刺史符习修酸枣河堤。三月，习奏毕功。帝召郭崇韬谓曰：“朕思在德胜寨时，霍彦威、段凝，皆予之劲敌，终日格斗，战声相闻，安知二年之间，在吾庑下？朕有时梦寝，如在戚城。在濮阳北。思念曩时，挑战鏖兵，劳则劳矣，然而扬旌伐鼓，差慰人心。残垒荒沟，依然在目。予欲按德胜故寨，与卿再陈旧事。”于是至德胜城，渡河，南观废栅旧址，至杨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乐而罢。《郭崇韬传》云：是岁夏雨，河大水，坏天津桥。是时酷暑尤甚。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卿相之家。”庄宗即令宫苑使经营。虑崇韬谏止，使谓曰：“朕顷在河上，五六月中，与贼对垒，行宫卑湿，介马战贼，恒若清凉，今晏然深宫，不耐暑毒，何也？”崇韬奏：“愿陛下思艰难创业之际，则今日之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营造。彼其不乐安居宫殿，亦犹元恂、杨勇、李承乾之不乐安居东宫也。《新史·伶官传》云：庄宗好田猎。猎于中牟，践民田。县令当马切谏，庄宗怒，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民而空此地？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此等事传者或以为美谈，而不知民间受蹂躏之酷也。《旧史·李周传》：王彦章之攻杨刘，周守，使人驰告庄宗，请百里趋程，以纾其难。庄宗日：“李周在内，朕何忧也？”遂日行二舍，不废畋猎。此等事，读者或又以为美谈，所谓成败论人也。杨刘战时如此，况入汴之后乎？世岂有小器而难盈者哉？

庄宗既好徘优，又知音，能度曲，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尝身与徘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门高名从谦，门高其优名也。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搢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而景进最居中用事。庄宗遣进等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每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云。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匝谒于马前。庄宗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两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二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德源为宪州刺史。《新史·伶官传》。亦见《旧史·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年）。宪州，今山西静乐县。其不知理体如此，此所谓沐猴而冠者非邪？

唐昭宗诛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是时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李克用匿张承业，事已见前。又有张居翰者，本幽州监军，刘仁恭匿之。天祐三年（906年），使率兵随晋攻潞州。丁会降，克用使李嗣昭守之，居翰遂留监其军。庄宗同光二年正月，敕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送诣阙。时在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已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怨云。

庄宗僭位，以门第故，相豆卢革、韦说及卢程，皆伴食而已。郭崇韬者，本李克修帐下亲信，克用以为教练使。贞明三年（917年），以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知祥者，迁犹子。迁以泽潞降梁，知祥父道独留事晋。知祥壮，克用以弟克让之女妻之。俄而绍宏出典幽州留事。先是中门使吴洪、张虔厚获罪，知祥求为外任。庄宗曰：“公欲避路，当自举其代。”知祥因举崇韬。自是专典机务。庄宗僭位，守兵部尚书，充枢密使。至汴，豆卢革在魏，令权行中书事。俄拜侍中，兼枢密使。初崇韬与李绍宏同为内职，及庄宗即位，崇韬以绍宏素在己上，旧人难制，即奏泽潞监军张居翰同掌枢密，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失望，涕泣愤郁。崇韬乃置内句使，应三司财赋，皆令句覆，令绍宏领之，冀塞其心。绍宏终不悦。于是奏请立魏国夫人为皇后，冀得其助，而祸机反潜伏矣。孔谦者，本魏州孔目官，魏博入晋，庄宗以为度支使。设法箕敛，七八年中，军储获济。庄宗僭号，谦自谓当为租庸使，而物议以其人地尚卑，崇韬乃奏用魏博观察判官张宪。谦怏怏。庄宗灭梁，谦从入汴，谓崇韬：“邺北都也，宜得重人镇之，非张宪不可。”崇韬以为然，以宪留守北都，而以豆卢革判租庸。谦弥失望，乃阴求革过失。革惧，求解职。崇韬奏复用张宪。谦谓革曰：“租庸钱谷，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办。邺都天下之重，不可轻以任人。”革以语崇韬。崇韬罢宪不召，以兴唐尹王正言为租庸使。谦益愤，因求解职。庄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景进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风不任事，景进数以为言，乃罢正言，以谦为租庸使。事在同光二年八月。唐时，户部、度支、盐铁各为一司。梁置租庸使，专天下泉货。同光二年正月，诏盐铁、度支、户部，并委租庸使管理。见《旧史·本纪》。庄宗初即位，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谦悉违诏督理。故事，观察使所治属州，事皆不得专达，上所赋调，亦下观察使行之，而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观察使交章论奏，以为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伪梁之弊，不可为法。诏从其请。而谦不奉诏，又请减百官俸钱，省罢节度、观察判官、推官等员数；郭塞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由是天下皆怨苦之。谦敢于显违诏旨而多敛怨者，必庄宗意在聚敛，故纵之，且阴使之然也。《旧书·食货志》曰：“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梁、唐之优劣可见矣。

第四节 唐灭前蜀

王建盗贼，乘时窃据全蜀，已为非分，然其贪欲颇甚。梁、唐嬗代之际，初思连岐以取关中，已而兵出不利，则又乘岐之削弱而思兼并，而二国之兵衅启焉。《通鉴》云：蜀主女普慈公主，嫁岐王从子秦州节度使继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绢书遗蜀主，言继崇骄矜嗜酒，求归成都。蜀主召主归宁，留之。岐王怒，与蜀绝，聚兵临蜀东鄙。乾化元年（911年）。《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云：茂贞自山南入蜀，地狭势孤。遂与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与。二书所言，自以《新史》为近实。狡焉思启，何国蔑有？未必因一女而启衅也。乾化元年三月，建以王宗侃为都统，宗祐、宗贺、唐道袭为招讨使，率步骑十二万伐岐。岐使刘知俊与继崇击之。战于青泥岭，在今陕西略阳县西北。蜀兵败绩。道袭奔兴元。宗侃、宗贺保安远军。前蜀置于西县，在今陕西沔县西。知俊、继崇追围之。建如兴元，使王宗弼本许人魏弘夫。救安远，败岐兵。岐兵乃还。茂贞左右石简颙谗刘知俊，茂贞夺知俊兵。继崇言于茂贞，茂贞乃诛简颙以安之。继崇召知俊，举族居于秦州。二年十二月，蜀王宗汾攻岐，取文州。四年二月，梁以岐人数为寇，徙感化陕州。康怀英于永平。十二月，李继徽为其假子彦鲁毒杀。明年，为贞明元年（915年），四月，继徽假子保衡杀彦鲁，以邠、宁二州降梁。梁以为感化节度使，而移霍彦威镇静难。茂贞使刘知俊围邠州，彦威固守拒之。八月，蜀使王宗绾、本姓名曰李绾。宗播即许存。攻秦州，宗瑶、本姓名曰姜郅，燕人。宗翰攻凤州。见第七章第一节。十一月，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兴州见第十一章第六节。阶州见第六章第二节。宗绾克成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李继崇降蜀。刘知俊妻子皆迁于成都。知俊闻之，解围还凤翔。旋奔蜀。宗绾亦会宗瑶克凤州。李彦韬者，本华原贼帅，华原，今陕西耀县。茂贞以为养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今陕西富平县美原堡。置义胜军，以彦韬为节度使。十二月，彦韬降梁。梁以华原为崇州，置静胜军，美原为裕州，为其属郡，以彦韬为节度使。复姓温，名之曰昭图。蜀于凤州置武胜军，割文、兴二州隶之。二年八月，遣王宗绾及集王宗翰、本姓孟，建姊子。嘉王宗寿许州人，本亦姓王。将兵十万出凤州，王宗播、刘知俊、王宗俦、唐文裔将兵十二万出秦州以伐岐。十月，宗绾等取宝鸡。今陕西宝鸡县。宗播等至陇州，见第二章第六

节。岐保胜军节度使李继岌岐人置保胜军于陇州。畏茂贞猜忌，弃军来降，复姓名曰桑弘志。刘知俊会宗绾等围凤翔，大雪，建召之还。三年七月，建使桑弘志、王宗宏、宗侃、刘知俊等伐岐。诸将皆旧功臣，不用命，无功而还。宦者唐文扆数毁知俊，建亦阴忌之，师还，诬以谋叛，收斩之。四年二月，建复以王宗侃为都统。四月，岐使求好于蜀。六月，建死，岐、蜀之干戈始息。

王建本不知政治。《新史·世家》云：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此亦沐猴而冠耳。僭号之初，以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明年，复相张格。格者，濬之子；濬之见杀，永宁县吏叶彦素与之厚，豫告之。濬使格去之，以存宗祀，遂自荆南入蜀。永宁见第九章第二节。庄，唐宰相见素之孙也。然纪纲实不立，诸将多跋扈。建患之，乃与嬖幸谋之，又多内宠，任宦寺，政事遂大紊矣。建多假子，至百二十人。宗佶最长，建僭号时为中书令，与韦庄同判中书、门下事。唐道袭者，始以舞童事建，后寖与谋画，为亲随马步军都指挥使，及僭号，以为枢密使，嬖幸中最握权者也。建十一子，卫王宗仁最长，幼以疾废。其次曰简王宗懿。开平二年二月，以宗佶为太师，罢政事。宗佶上表，以为“臣官与大臣，亲则长子，国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储贰未定，必生厉阶。陛下若以宗懿材堪继承，宜早行册礼，以臣为元帅，兼总六军。傥以时方艰难，宗懿冲幼，臣安敢持谦，不当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军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请开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戍征发，臣悉专行。太子视膳于晨昏，微臣握兵于环卫，万世基业，惟陛下裁之。”此表不知果出宗佶，抑造作之以成其罪也。建于其入见时，命卫士扑杀之，盖出其不意也。六月，立宗懿为太子。后更名元坦，又更曰元膺。元膺与唐道袭不协。四年七月，出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化三年三月，复入为枢密使。元膺疏其过恶，乃复以为太子太保。七月，元膺以兵攻道袭，杀之。建召王宗侃等，使发兵讨乱者，元膺亦死。十月，立幼子郑王宗衍为太子。史云：建本以雅王宗辂类己，信王宗杰才敏，欲择一人立之，而衍母徐贤妃，使唐文扆讽张格，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云受密旨，众皆署名，建以为众人实欲立宗衍，不得已许之，其后宗杰暴卒，事在贞明四年二月。建犹深疑之焉。张格虽云 邪，然建之昏耄而牵于内宠，亦大可见矣。贞明二年十二月，建改国号曰汉。四年（918年），复曰蜀。是岁五月，疾革。王宗弼时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召还，以为马步都指挥使。王宗扆遣人守宫门。宗弼等排闼入，言其罪，流贬之。太子即位后杀之。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宗弼、宗瑶、宗绾、宗夔并受遗诏辅政。建初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至此始用宦者矣。六月，建卒，衍立。张格亦遭贬斥。内外迁除，皆出宗弼。宋光嗣亦以判六军事让之。

衍颇知学问，能为浮艳之辞。建正室周氏，后建数日卒。衍因尊其母徐氏为太后，后妹淑妃为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衍年少荒淫，委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俦等。《新史·世家》。《通鉴》云：蜀主以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朱光葆、宋承蕴、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皆干与政事，骄纵贪暴，大为蜀患。光葆，光嗣之从弟也。《注》云：朱光葆，当作宋光葆。《鉴》又云：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士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赂而免之，以是累迁至蓬州刺史。皆见贞明四年（918年）。蓬州见第十一章第六节。而以韩昭、潘在迎、顾在珣、彦朗子。严旭等为狎客。起宣华苑，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每微服出游民间。尝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在今四川灌县西南。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状，上下山谷，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贞明六年（920年），衍下诏北巡。八月，发成都。旌旗兵甲，亘百余里。至安远。十一月，使王宗俦等伐岐，以食尽引还。十二月，衍至利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阆州团练使林思谔来朝。阆州，今四川阆中县。请幸所治。从之。泛江而下，龙舟画舸，辉映江渚。所在供亿，人不堪命。内外乖迕，上下酣嬉，敌兵一临，遂如摧枯拉朽矣。

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使客省使李严使蜀。严乃行险徼幸之徒，还言蜀可取，于是二国之兵机潜伏。旋复使李彦稠往。蜀亦使欧阳彬报聘，用敌国礼。李严之至，臣下言唐有侵犯之心，颇置兵于边以为备。已而以为既通好，复罢之。明年九月，唐以魏王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东北面行营招讨，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招讨，李绍琛为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严为招抚使，伐蜀。先是，李茂贞卒，子从 袭。同光二年四月。及是，以为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初，蜀置驾下左右龙武军，兵械给赐，皆优于他军，以王承休为都指挥使。安重霸者，云州人。与李嗣源俱事李克用，以罪奔梁，复以罪奔蜀。蜀以其蕃人善骑射，用为亲将，谄事承休，乃用为副。旧将无不愧耻。旋又以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以龙武军为其衙兵。承休绳秦州之美，请衍往游焉。十月，唐李绍琛与李严以骁骑三千、步兵万人为先锋，降威武城，当在凤州东。又降凤州。时李继 竭凤翔蓄积以馈军，不能充。军入大散关，在宝鸡西南。无十日之粮。《新史·继岌传》。至是，得军储四十万，遂无饥乏之虞。衍之出游也，凤州告唐兵西上。衍以为群臣同谋沮己，不之省。及至利州，威武城败卒奔还，始信唐兵之至。以王宗勋、宗俨、宗昱为招讨，将兵三万，逆战于三泉，今陕西宁羌县。败绩。乃命王宗弼守利州，倍道而还。蜀诸节度、刺史，纷纷迎降。王承休以赂买道于羌人，自扶、文而南。扶州见第七章第一节。为所钞，士卒冻馁。众万二千，比至茂州，二千而已。高季兴攻施州，为蜀峡路招讨使张武所败。武闻北路陷败，亦使诣继岌降。《旧史·庄宗纪》：高季兴奏收复归、夔、忠等州，恐误。天成元年（926年）《通鉴考异》引《明宗实录》：六月，季兴奏去冬先朝诏命攻取峡内属郡，寻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峡，率先归投，忠、万、夔三州，旦夕期于收复，被郭崇韬专将文字，约臣回归云云，可见诸州之未下也。王宗弼引兵西归，劫迁蜀主于西宫，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李绍琛入利州，至绵州，见第六章第三节。蜀人断绵江浮梁。绍琛与李严乘马浮度。从兵得济者几千人，步兵溺死者，亦千余人。入鹿头关。见第七章第四节。进据汉州。见第六章第三节。三日，后军始至。宗弼以蜀主书遗李严，曰：“公来，吾即降。”严欣然，驰入成都。宗弼称蜀君臣久欲归命，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营惑蜀主，皆斩之，函首送继岌。又枭韩昭于坊门。继岌至，衍遂降。自出师至此，凡七十日而已。《通鉴考异》云：《实录》：自兴师出洛至定蜀城，计七十五日。薛《史》同，按唐军九月戊申离洛城，十一月丁已，已入成都，止七十日耳。王宗弼求为西川节度使，郭崇韬阳许之。宗弼久不得命，乃率蜀人列状见继岌，请留崇韬为帅。师之出也，庄宗使宦者李从袭监中军，李廷安、吕知柔为典谒。崇韬故为宦寺所嫉，及是，从袭等皆言其志难测，详见下节。崇韬欲自明，乃白继岌，收宗弼诛之，籍没其家。又明年，同光四年（926年），明宗天成元年。正月，继岌遣李从、李严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诣洛阳。四月，至秦川驿。时邺都叛，景进等劝庄宗除之。乃遣中使向延嗣赍敕至长安诛之。敕曰：王衍一行，并从杀戮。枢密使张居翰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从获免者千余人。

第五节 后唐庄宗之亡

庄宗之伐蜀，其用意果何在乎？《旧五代史·本纪》云：帝令李严往市蜀中珍玩，蜀法严峻，不许奇货东出，其许市者谓之入草物，严不获珍货，归而奏之。帝怒曰：“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邪？”

由是伐蜀之意锐矣。《新史·后蜀世家》云：庄宗以孟知祥为西川，知祥驰至京师，知祥时留守太原，见下。庄宗戒有司盛供帐，多出内府珍奇诸物以宴劳之。酒酣，语及平昔，以为笑乐。叹曰：“继岌前日乳臭儿耳，乃能为吾平定两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耳。吾忆先帝弃世时，疆土侵削，仅保一隅，岂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异产，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闻蜀土之富，无异于此，以卿亲贤，故以相付。”合此二事，及闻宦者言郭祟韬私蜀财贿而怒见下。观之，其意之所在，昭然可见。李严盖明知其然而逢其恶？谓其急于功名，尚视之太高也。使其君臣果有拓疆土一天下之志，岂有不先事吴、楚，并荆南亦任其离逖，顾勤兵于蜀者乎？

北夷天泽之分，本不甚严，用兵之际，真子与假子，尤相去无几，庄宗所以能君临晋土，过于十年，卒以灭梁者，以是时太原贫窘，睨梁之广土众民而思夺之也。一朝遂志，则争攘之鹄，在此不在彼矣，所谓外宁必有内忧也。

《旧史·郭崇韬传》云：庄宗与崇韬议伐蜀，择大将。时明宗为诸道兵马总管，本符存审职。存审卒，嗣源代之，见下。当行。崇韬自以宦者相倾，欲立大功以别之，乃奏曰：“契丹犯边，全倚总管镇御。继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亲王为元帅，成其威望。”庄宗曰：“小儿幼稚，安能独行？卿当择其副。”崇韬未奏，庄宗曰：“无逾于卿。”乃以继岌为都统，崇韬为招讨使。将发，奏曰：“若西川平定，陛下择帅，如信厚善谋，事君有节，则孟知祥有焉。如宰辅阙人，张宪有披榛之劳，为人谨重而多识；其次李琪、崔居俭，中朝士族，富有文学；可择而任之。”军发，招怀制置，官吏补置，师行筹画，军书告谕，皆出于崇韬，继岌承命而已。庄宗令内官李廷安、李从袭、吕知柔为都统府纪纲。见崇韬幕府繁重，将吏辐凑，降人争先赂遗，都统惟大将省谒，衙门索然，大为诟耻。及王宗弼归款，行赂先招讨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韬居宗弼之第，宗弼选衍伎妾、珍玩，以奉崇韬，求为蜀帅，崇韬许之。又与崇韬子廷诲谋，令蜀人列状见魏王，请奏崇韬为蜀帅。李从袭等谓继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难测，王宜自备。”由是两相猜察。庄宗令中官向延嗣赍诏至蜀促班师。崇袭谓之曰：“魏王贵太子也，主上万福，郭公专弄威柄，旁若无人。昨令蜀人请己为帅。郭廷诲拥徒出入，贵拟王者。所与狎游，无非军中骁果，蜀中凶豪，昼夜伎乐欢宴，指天画地。父子如此，可见其心。今诸军将校，无非郭氏之党，魏王悬军孤弱，一朝班师，必恐纳乱，吾属莫知暴骨之所矣。”因相向垂涕。延嗣使还具奏。皇后泣告庄宗，乞保全继岌。庄宗复阅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银，不知其数，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问蜀人，知蜀中宝货，皆入崇韬之门。言崇韬得金万两，银四十万，名马千匹，王衍爱妓六十，乐工百，犀玉带百；廷诲自有金银十万两，犀玉带五十，艺色绝妓七十，乐工七十，他财称是；魏王府蜀人赂遗，不过匹马而已。”《旧史·庄宗纪》：同光四年三月甲子，西川辇运金银四十万至阙，分给将士有差，其数与延嗣所奏崇韬所有金银数相合。不云四十一万者，举成数也。岂崇韬死后，金银尽入魏王哉？即谓然，当日蜀人何由知其的数？疑此所言金银之数，实后来辇运而东之数，传述者因而附会之也。《纪》又载庄宗自汜水还师，过罂子谷，道路险狭，每遇卫士执兵仗者，皆善言抚之，曰：适报魏王又进纳西川金银五十万，到京当尽给尔等。此时未必敢为虚言。《新史·南平世家》云：继岌得蜀金银四十余万，自峡而下。庄宗难作，继兴悉邀留之，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然则继岌所括西川货财，实不少也。王衍、王宗弼等，取之尽锚铢以遗敌，而李存勖等又以身殉之，岂不哀哉？罂子谷，在郑州。庄宗初闻崇韬欲留蜀，心已不平。又闻全有蜀之妓乐、珍玩，怒见颜色。即令中官马彦珪驰入蜀，视崇韬去就。

如班师则已，如实迟留，则与继岌图之。《通鉴》：孟知祥将行，帝语之曰：“闻郭崇韬有异志，卿到为朕诛之。”知祥曰：“崇韬国之勋旧，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无他志则遣还。”帝许之。寻复遣彦珪驰诣成都，观崇韬去就。庄宗当日，似不得使知祥径诛崇韬，盖亦使之观其去就耳，已又恐其不足信，乃更遣彦珪也。彦珪见皇后曰：“祸机之发，间不容发，何能数千里外，复禀圣旨哉？”皇后再言之。庄宗曰：“未知事之实否，讵可便令果决？”皇后乃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时蜀土初平，山林多盗，孟知祥未至，崇韬令任圜、张筠分道招抚，圜时参继岌军事，筠以京兆尹从征，见下。虑师还后部曲不宁，故归期稍缓。四年正月六日，马彦珪至军，决取十二日发。令任圜权知留事，以俟知祥。以事体论，本应俟知祥至蜀，然后还师，崇韬之不遽言还，盖亦以待知祥也。使俟知祥至而后发，祸必不作。不信大臣而任近习，其招祸如此。诸军部署已定，彦珪出皇后教以示继岌。继岌曰：“大军将发，他无衅端，安得为此？”从袭等泣曰：“圣上既有口敕，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泄，为患转深。”继岌日：“上无诏书，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杀招讨使？”从袭等巧造事端以间之。继岌既无英断，勉从之。诘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入，左右杀之。崇韬有子五人：廷信、廷诲，随父死于蜀。廷说，诛于洛阳。廷让，诛于魏州。廷议，诛于太原。家产籍没。夷夏冤之。是时之情势，与后来孟知祥据蜀时大异，决无可作刘备之理。《传》言崇韬诸子，骄纵不法，既定蜀川，辇运珍货，实于洛阳之第，籍没之日，泥封尚湿，果有异谋，安得如此？崇韬献家财以助郊祀赏给，已见上节，崇韬固非正士，然决非贪财之人。在蜀稍受货贿，殆亦与其受梁旧将之赂遗同意也。使其父子与军中骁果，蜀中凶豪，果有交结，一朝骈戮，归军岂得晏然？此可见宦官之多疑而寡虑也。然亦不必皆出于私意，彼其所谓忠谋，固不过如此，此小人之所以不可用也。刘后教不必令继岌必杀崇韬，度不过云：崇韬如叛，为自全计，不可拘泥耳。从袭等谓庄宗有口敕，未知信否，即有之，度亦不过如此。不然，继岌中军之力，岂足以杀崇韬哉？庄宗久亲军旅，纵昏愦不应至此。故知杀崇韬之谋，必决于宦竖也。崇韬之意，盖诚不过欲立大功，以间执谗慝之口；或并欲弼成继岌，以献媚于刘后耳，而转为其所贼，岂不哀哉？夸者死权，况乃失身外族？亦百世之龟鉴矣。庄宗弟存，崇韬之女夫也，宦官构，并杀之。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非虚言也。失道则自觉其寡助，自觉其寡助，则猜疑甚而欲戕贼人，猜疑甚而欲戕贼人，则人人与之为敌矣，一国谋之，何以不亡？庄宗之信嬖幸而务诛戮是也。庄宗之灭梁也，朱友谦觐于洛阳。庄宗置宴享劳，宠锡无算。郊礼毕，以友谦为守太师尚书令。同光三年（925年），赐姓，名继麟，编入属籍。赐之铁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为遂州节度使，遂州见第九章第一节。令锡为许州节度使。诸子为刺史者六七人。将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宠之盛，时无与比。巷伯、伶官，干与国事，方面诸侯，皆行赂遗，或求赂于继麟，虽黾俛应奉，不满其请，由是群小咸怨，遂加诬构。郭崇韬讨蜀，征师于河中，继麟使令德赴之。景进与其党构曰：“昨王师初起，继麟以为讨己，颇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国家有急，必为后患。”崇韬既诛，宦官愈盛，遂构成其罪。曰：“崇韬强项于蜀，盖与河中响应？”继麟闻之惧。四年正月，入觐。景进谓庄宗曰：“河中人有告变者，言继麟与崇韬谋叛。闻崇韬死，又与李存乂构逆。当断不断，祸不旋踵。”群阉异口同辞，庄宗骇惑不能决。是月二十三日，授继麟滑州节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围其第，擒之，诛于徽安门外。诏继岌诛令德于遂州，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命夏鲁奇诛其族于河中。思同，刘仁恭外孙。仁恭为守光所囚，归晋。时为郑州刺史。夏鲁奇，本梁军校，与主将不协，奔晋，庄宗赐姓名曰李绍奇，时为河阳节度使。友谦旧将史武等七人，时皆为刺史，并以无罪族诛，籍没家产。昼移镇

而夜行诛，可见其举措之乱。是时崇韬已死，友谦且离河中，复何所惧而仓黄如此？盖实疑其与存 有谋，虑变起于肘腋之间也。亦可见其情势之危矣。朱守殷者，小字会儿。庄宗就学，以厮养之役，给事左右。及即位，为长直军使。虽列戎行，不闻战攻。每构人之短长，中于庄宗。渐以心腹受委。河上对垒，稍迁蕃汉马步都虞候。守德胜寨，为王彦章所攻，无备，南寨遂陷。庄宗闻之，曰：“驽才大误予事。”因彻北寨，往固杨刘。明宗在郓州，密请以覆军之罪罪之。庄宗私于腹心，忍而不问。同光三年（925年），为振武节度使。不之任，仍兼领蕃汉马步军。与景进互相表里。此等人是任，安得不亡国败家哉？

庄宗之克灭梁，肇于魏师之叛，而其亡也亦由之。魏之叛梁也，效节军入于晋。庄宗自将之。与梁战河上数有功，许以灭梁厚赏。及梁亡，虽数赐与，而骄纵无厌，常怀怨望。《新史·房知温传》。庄宗固吝赏，然即使不吝，亦不能满骄军之欲壑也。郭崇韬之平蜀也，表董璋为东川节度使，璋本梁将，与高继兴同事李让。得隶太祖帐下。梁末，李季韬降，末主使取泽州，因守之。梁亡降唐。为郭崇韬所信，使守邠州。征蜀时为右厢马步都虞候。而庄宗以孟知祥为西川。知祥时知北都留守事，选代者。枢密承旨段佪盖亦宦者？不欲张宪在朝廷，荐之，乃授宪北都留守，而以王正言代宪知邺都事。正言病风，多忽忘，则以史彦琼监其军。邺都失重臣而益一宵小，危机遂潜伏矣。初庄宗令魏博指挥使杨仁晸戍瓦桥，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同光四年代归，有诏令驻于贝州。时郭崇韬诛，人未测其祸始，皆云崇韬已杀继岌，自王西川，故尽诛郭氏。先是有密诏令史彦琼杀朱友谦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彦琼夜半出城，不言所往。盖欲秘其事也。讹言云：刘皇后以继岌死于蜀，已行弑逆，帝已晏驾，故急征彦琼。其言播于邺都。贝州军士有私亲宁于都下者，掠此言传于贝州。军士皇甫晖等作乱，劫杨仁晸。仁晸不从，杀之，而劫裨将赵在礼趋临清。见第三节。在礼少事刘仁恭为军校，仁恭遣佐守文袭取沧州，守文死，奔晋。二月五日晚，有自贝州至邺者，言乱兵将犯都城，都巡检使孙铎等趋史彦琼第，请给铠仗。彦琼疑铎等有他志，拒之。是夜三更，贼果攻北门。彦琼时以部众在北门楼，闻贼呼噪，即时惊溃。彦琼单骑奔京师。孙铎巷战不胜，携其母自水门出。王正言迎贼。众推在礼为兵马留后，草奏以闻。帝怒，命宋州节度使元行钦率骑三千赴邺都招抚，诏征诸道之师进讨。行钦者，本刘守光将。守光之夺父位，使攻大安山，又令杀诸兄弟。周德威攻幽州，守光令于山北募兵，与李嗣源剧战，后乃降。嗣源养以为子。庄宗东定赵、魏，选骁健置之麾下，因索行钦，嗣源不得已遣之。赐姓，名绍荣，宠冠诸将。由是颇为庄宗尽力。时邺都众知庄宗不赦，皆死守。行钦再攻不克。邢州兵士赵太作乱，霍彦威平之。以兵五千至城下，亦无功。而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乃不得不用李嗣源矣。

周德威之死也，庄宗使符承审守幽州。时缘边险要既失，幽州实不足控制，故契丹仍岁入寇，每使李嗣源御之。同光二年（924年），承审以老病求去，代以李存贤。克用养子，本姓王，名贤，许州人。旋卒，又代以李绍斌。本姓赵，名行实，幽州人。事刘守文。守文死，事守光。庄宗伐幽州，归晋。赐姓名。明宗立，复本姓，改名德钧。先是郭崇韬兼领镇州，及是辞。三年二月，乃以嗣源为之，为绍斌声援。是岁十二月，朝于洛阳。《旧史·明宗纪》云：是时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帖妇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师，颇为谣言所属。洎朱友谦、郭祟韬无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怀忧慑。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阴谓帝曰：“德业震主者身危，公可谓震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初帝善遇枢密使李绍宏，郭崇韬死，绍宏为枢密使。及帝在洛阳，群小多以飞语谤毁，绍宏每为庇护。会元行钦兵退，河南尹张全义密奏请委帝北伐，绍宏赞成之，遂遣帝将兵渡河。《新史·宦者传》云：明宗自镇州入觐，奉朝请于京师。庄宗颇疑其有异志，阴遣绍宏伺其动静。绍宏反以情告明宗。绍宏、守殷，未必欲叛庄宗，知嗣源势大，不易动摇，乃为两面人，佞人之常态，固如此也。并举其赴邺者，以其在河北威名较著，冀燎原之势，易于收拾耳，观张全义亦以是为请可知。嗣源叛后，全义至忧惶不食以死，可见庄宗疑忌之深。然卒遣之行，又可见请之者之力。当时河北乱势，实已不易收拾矣。

《旧史·明宗纪》云：三月六日，帝至邺都。赵在礼等登城谢罪，出牲饩以劳军。帝亦慰纳之。营于邺城之西南，下令九日攻城。八日夜，军乱。从马直军士有张破败者，号令诸军，各杀都将，纵火焚营，噪雷动。至五鼓，乱兵逼帝营。亲军搏战，伤夷者殆半。乱兵益盛。帝叱之，责其狂逆之状。乱兵对曰：“昨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闻邺城平定之后，欲尽坑全军。某等初无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诸军商量，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师。欲主上帝河南，请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之。乱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则为他人所有。苟不见机，事当不测。”抽戈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时为中门使，见下节。请霍彦威蹑帝足，诡随之。因为乱兵迫入邺城。县桥已发，共扶帝越濠而入。赵在礼等欢泣奉迎。是日，享将士于行宫。在礼等不纳外兵，军众流散，无所归向。帝登南楼谓在礼曰：“欲建大计，非兵不能集事，吾自于城外招抚诸军。”帝乃得出。夜至魏县，部下不满百人。时霍彦威所将镇州兵五千人独不乱，闻帝既出，相率归帝。诘朝，帝登城掩泣曰：“国家患难，一至于此，来日归藩上章，徐图再举。”安重诲、霍彦威曰：“此言非便。元行钦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闻战声，无故弃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陈，何所不至？若归藩听命，便是强据要君，正堕谗慝之口也。正当星行归阙，面叩玉阶。谗间阻谋，庶全功业。”从之。十一日，发魏县。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始得成军。元行钦退保卫州，果以飞语上奏。帝上章申理。庄宗遣帝子从审《新史·唐家人传》作从璟，云：初名从审，为元行钦所执，将杀之。从璟呼曰：“我父为乱兵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愿归卫天子。”行钦释之。庄宗怜其言，赐名从璟，以为己子。庄宗闻明宗已渡黎阳，复欲遣从璟通问。行钦以为不可，遂杀之。《旧史》本传但作从审，无赐名从璟之说。《通鉴》亦作从璟。及内官白从训赍诏谕帝。从审至卫州，为行钦所械。帝奏章亦不达。帝乃趋白皋渡，驻军河上。山东上供纲载绢数船适至，乃取以赏军，军士以之增气。二十六日，至汴州。史记明宗叛庄宗之事如此。明宗老于军旅，士卒 噪竟夜，竟坐待其来攻；亲兵伤夷殆半，乱兵不推戈剚刃，而仍请其为帝；皆情理所必无。赵在礼之所惮者，明宗也，非张破败也。《通鉴》云：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晖遂击张破败，斩之，外兵皆溃，此时独不能并杀明宗乎？若谓明宗既无兵，不必杀，又有纵其出城招抚之理乎？从马直者，庄宗之亲军，选诸军骁勇者为之，分置四指挥，亦见《通鉴》。是岁二月十六日，其军士王温等五人谋乱，为卫兵所擒，磔于本军之门，盖其兵已怀叛志？然究为庄宗亲军，且纪律已坏，不可用。故藉与城内通谋，而又密告城内叛军，使于其入门时击溃之，而专用镇州之兵也。《晋高祖纪》云：诸军请明宗帝河北，明宗阳诺，诸军恐事不果，散者甚众，明宗所全者，惟常山一军，其明证也。《元行钦传》云：明宗为乱兵所迫，惟行钦之兵不动，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张虔钊戒之曰：“且坚壁勿动，计会同杀乱军，莫疑错误。”行钦不听。将步骑万人，弃甲而退。当时若不退，必为乱兵及霍彦威之兵所攻矣。《晋高祖纪》又曰：明宗西次魏县，帝密言曰：“犹豫者，兵家之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至相州，遂分骁骑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阳济河，自汴西门而入，遂据其城。明宗当时之用兵，在整而速，原不藉乎多也。

元行钦既退卫州，遣兵扼河阳桥，而自至洛阳，言乱兵欲渡河袭郓、汴，哀哉，此庄宗取梁之路也。劝庄宗幸关东招抚。关，谓汜水关。庄宗从之。至汜水，嗣源已入汴矣，诸军多叛，庄宗至荥泽，以龙骧马军八百为前锋，遣姚彦温董之，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潘瑰守王村寨，有积粟数万，亦奔汴。王村寨，在今平原濮县。乃复还洛。嗣源命石敬瑭趋汜水，而身继之。时河北皆已归嗣源，时齐州剌史李绍虔，即王晏球，泰宁节度使李绍钦，即段凝，贝州刺史李绍英，即房知温屯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屯奉化军。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将王建立先杀其监军，由是获全。嗣源子从珂，先戍石门，将所部兵与建立军合，倍道从嗣源。石门镇，即唐之横水栅。奉化军，置于泰州，泰州时治清苑。庄宗所望者，继岌之归师耳。自元行钦再攻邺都不克，即连发中使促之。然继岌为叛将所牵，驻利州不得东。初康延孝与董璋不协，郭崇韬奏璋为东川节度使，延孝已不平。继岌既杀崇韬，命任圜代总军政而东，延孝以万二千人为后军。至武连，在四川剑阁县西南。遇敕使，命继岌诛朱令德，继岌遣董璋往，延孝益自疑。而其所将多河中兵，闻朱友谦死，皆号哭。延孝亦曰：“友谦与我，同背梁归唐，友谦死，祸次及我矣。”遂自剑州西还，移檄成都，称奉诏代孟知祥。继岌使任圜讨之。与知祥合势，擒之汉州。庄宗遣向延嗣诛之凤翔，时庄宗已死矣。乃东还。时三月九日也。于是宰相、豆卢革，韦说。枢密使李绍宏。奏西军将至，车驾宜控扼汜水，收抚散兵以俟之。庄宗从之，定四月朔发，而难又作。初郭从谦虽以优进，而尝有军功，故以为从马直指挥使。从谦以姓郭，拜崇韬为叔父，而皇弟存，又以从谦为养子。崇韬死，存 见囚，从谦置酒军中，愤然流涕，称此二人之冤。王温诛，庄宗戏从谦曰：“汝党存、崇韬负我，又教王温反，复欲何为乎？”从谦恐，退而激其士曰：“罄尔之赀，食肉饮酒，无为后日计也。”士问其故。从谦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邺尽坑尔曹。”军士信之，皆欲为乱。及是而乱作。《通鉴》云：从谦不知存 已死，欲奉以为乱。庄

宗率诸王、卫士击之，中矢死。庄宗弟七人：存美、存霸、存礼、存渥、存、存确、存纪。存 为庄宗所杀，已见前。存霸，历昭羲、天平、河中节度使，存渥，历义成、天平节度使，皆居京师，食其禄而已。赵在礼反，乃遣存霸于河中。再幸汜水，徙北京留守，而以存渥为河中。宣麻未讫，郭从谦反。存渥从庄宗拒贼。庄宗死，存渥与刘皇后同奔太原。至风谷，在太原西。为部下所杀。后至太原，削发为尼。明宗入立，遣人赐之死。存霸闻京师乱，亦自河中奔太原。先是朝命内官二人居太原，一监军，一监仓库。魏州军乱，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符存审子。存审亦克用假子，以女为宋太宗后，故欧《史》不入《义儿传》。赴北京。存霸与内官谋杀彦超。彦超欲先之，张宪不可。彦超遂杀之，并二内官。宪奔忻州。明宗以弃城之罪诛之。合新旧《史·张宪》《符彦超传》观之，其事当如此。《旧史·宪传》误存霸为存渥，《彦超传》谓存霸并谋杀宪，皆非。存确、存纪奔南山，安重诲使霍彦威即所匿民家杀之。存美素病风，居太原，与存礼及庄宗四子继嵩、继潼、继蟾、继峣，皆不知所终。《新史·唐家人传》云：太祖之后遂绝。其荐居上国也，正其自绝其种也。郭从谦之叛也，朱守殷将骑兵在外，中使急召之，守殷按甲不进。逮闻凶问，乃入内，选嫔御、珍宝以归。恣军士劫掠东都，翼日方定。乃率诸校迎嗣源于东郊。

继岌东归，至兴平，闻洛阳乱，复引兵西，欲保据凤翔。至武功，李从袭曰：“祸福未可知，退不如进，请王亟东行，以救内难。”从之。至渭水。初京兆尹张筠从郭崇韬伐蜀，留弟篯守京兆。及是，篯断其浮梁。继岌循河而东。至渭南，左右皆溃。从袭曰：“大事已去，王宜自图。”继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床，命仆夫李环缢杀之。环即 杀郭从韬者也。欧《史》曰：继岌之存亡，于张篯无所利害，篯何为拒之不使东乎？岂其有所使而为之乎？然明宗于符彦超深以为德，而待篯无所厚，此又可疑也。不然，好乱之臣，望风而响应乎？使篯不断浮桥而继岌得以兵东，明宗未必能自立。则继岌之死，由篯之拒，其所系者岂小哉？张篯之拒继岌，未必受命于明宗，此正所谓天下叛之者也。

第六节 后唐明宗时内外形势

李嗣源以四月三日至洛阳。先以群臣诸将之请监国，旋请改国号，不许。而以李琪之议，援唐睿宗、文宗、武宗弟兄相及之例，即位于庄宗柩前，是为明宗。盖时崇尚门第之风未殄，明宗世本夷狄，无姓氏，《新史·本纪》。不足以君临中土，而在北狄中，沙陀尚为贵种，故不得不继朱邪之绪也。《新史·康福传》：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福尝有疾，卧阁中，寮友入问疾，见其锦衾，相顾窃戏曰：“锦衾烂兮。”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闻者笑之。时明宗年已六十矣。既尝历艰难，故狂纵稍减。欧《史·本纪》赞云：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宽仁爱人。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闻道等言四方谷帛贱，民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臧，辄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诏书褒美廉吏孙岳等，以风示天下。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十年，实止八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谷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云。此等煦煦之仁，岂遂足以为治？赞又云：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则仍未脱北狄犷悍之习也。《新史·安重诲传》：明宗为人虽宽厚，然其性夷狄，果于杀人。马牧军使田令方，所牧马瘠而多毙，坐劾当死。重诲谏曰：“使天下闻以马故杀一军使，是谓贵畜而贱人。”令方因得减死。明宗遣回鹘侯三驰传至其国。侯三至醴泉县，县素僻，无驿马，其令刘知章出猎，不时给马。侯三遽以闻。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师，将杀之。重诲从容为言，知章乃得不死。《旧史·宗室传》：秦王从荣入为河南尹。一日，明宗谓安重诲曰：“近闻从荣左右，有诈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予比以从荣方幼，出临大藩，故选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 之言，岂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将戮之。重诲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难处，且望严诫。”乃止。夫此其因谏而止者耳。其谏而不止，或莫之谏者，则史不能纪矣。号称宽仁者如此，而其暴虐者可知矣。当此之时，中国之士大夫为夷狄所虐杀者亦多矣。但较之克用、存勖辈，则自贤耳。

明宗监国，即诛孔谦，废其聚敛之政。又大诛宦官。《通鉴》：天成元年（926年），近侍为诸道监军者，皆恃恩与节度使争权。及邺都军变，所在多杀之。《新史·宦者传》云：明宗入立，又诏天下：悉捕宦者而杀之。宦者亡窜山谷，多削发为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余人，悉捕而杀之都亭驿，流血盈庭。夫宦者当唐末，遗芟夷之祸，亦可谓酷矣，一朝复用，仍不知鉴，而骄纵贾祸如此，可谓不仁者难与言也。天成二年（927年），以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至，乃遣使族诛之。此等举措，似足矫庄宗之失。然不知治体，不能用人。继岌之死也，任圜代总其众而东，明宗用为相，兼判三司。圜能拣拔贤俊，杜绝幸门，期月之内，府库充赡，朝廷修葺，《旧史》本传。不可谓之非才。然此时之大权，不在宰相而在枢密使。明宗监国，张居翰乞罢，即以孔循为之。天成二年正月，遂加循同平章事。循与圜交恶。安重诲少事明宗，及镇邢州，以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邺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践阼，领枢密使。四五年间，独绾大任。环卫酋长，贵戚近习，无敢干政者。其任用可谓特专。重诲亦与圜不协。圜遂罢职。后竟为所杀。见下。重诲忠于明宗，思为之除去隐患，然颇失之操切；明宗又年老气衰，不能英断；措施未竟，旋见诛夷，遂致不能弥患，转以召祸矣。

斯时之大患，果何在乎？曰：首在于兵之骄。此固历世之积弊，然至邺都变后，则愈势成横流矣。天成元年五月，麟州奏指挥使张延宠作乱，焚剽市朝，已杀戮讫。是月，以赵在礼为滑州节度使，在礼以军情不顺为辞，不之任。实为其下所制也。《通鉴》。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六月，丁西，出城，复还作乱，焚掠坊市。杀权知州推官，逼马步都指挥使符彦饶为帅。彦超弟。彦饶曰：“欲吾为帅，当用吾命，禁止焚掠。”众从之。己亥旦，彦饶伏甲于室，诸将入贺，执张谏等四人斩之。其党张审琼率众大噪，彦饶勒兵击之，尽诛其众四百人。诏以枢密使孔循知汴州，收为乱者三千家悉诛之。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攻魏博戍兵三指挥，逐出之，互相奏云作乱。遣使按验得实。七月，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滑州左崇衙全营族诛，助乱者右崇衙两长剑建平将校百人亦族诛。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肇不受代，谋叛，昨发兵收掩，擒之。殷肇及其党十三人，见折足戡诘。八月，同光中，符习为青州节度使。宦官杨希望为监军，专制军政。赵在礼据魏州，习奉诏以本军进讨。明宗为乱军所劫，即罢归。希望遣兵邀之。习惧而还。至滑州，明宗遣人招之。习至，从入汴。希望闻魏兵乱，遣兵围守习家，欲尽杀之。青州指挥使王公俨围希望之第，擒而杀之。遂与都将李谨等谋据州城，以邀符节。除为登州刺史，不时赴任。乃以霍彦威代习，聚兵淄州，以图进取。公俨乃赴所任。彦威惩其初心，遣人擒诸北海县。今山东潍县。与同党李谨、王居厚八人斩于州东。十月，静难节度使毛璋，骄僭不法，训卒缮兵，有跋扈之志。诏以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以察之，徙璋为昭义节度使。庄宗改潞州昭义军为安义军，旋复旧。璋欲不奉诏。承约与观察判官边蔚从容说谕，久之，乃肯受代。二年二月，先是房知温为北面招讨使，戍卢台军，今河北宁河县芦台镇。以备契丹。及是，以冀州刺史乌震为副招讨使代之。三月，赵在礼谋脱祸，阴遣腹心诣阙求移镇。初在礼除皇甫晖、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明宗乃除晖陈州刺史，进贝州刺史，徙在礼为横海，而以皇子从荣镇邺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将兵送之，且制置邺都军事。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使军校龙晊部之戍卢台。不给铠仗，但系帜于长竿，以别队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闻孟知祥杀李严，见下。军中藉藉，已有讹言。及至，会朝廷不次擢乌震为副招讨使，讹言益甚。房知温怨震来代己，震至未交印。震召知温及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博于东寨，知温诱龙晊所部兵杀震。审通脱身走，夺舟济河，将骑兵按甲不动。知温恐事不济，亦上马出门。乱兵揽其辔曰：“公当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绐之曰：“骑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独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跃马登舟济河，与审通合谋击乱兵，乱兵遂南行，骑兵徐踵其后。乱者相顾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泽。诘朝，骑兵四合击之，得免者十无一二。以上据《通鉴》。《旧纪》略同。惟不云房知温诱龙晊所部为乱。然《知温传》与《通鉴》同。《纪》又云：夜窜于山谷，稍奔于定州。及王都之败，乃无遗类矣。四月，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敕至邺都，阖九指挥之门，驱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自有藩镇以末，覆辙相寻，诛戮惨毒，未有如魏军之甚者也。赵在礼历镇泰宁、匡国、天平、忠武、武宁、归德、晋昌，所至邸店罗列，积赀巨万。晋出帝时，为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以击契丹。未尝有战功。其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喜，相谓日：“眼中拔钉，岂不乐哉？”既而复受诏居职，乃籍管内，口率钱一千，自号拔钉钱。晋亡，契丹入汴，在礼自宋驰至洛阳，遇契丹拽刺等，拜于马前。拽刺等兵共侵夺之，诛责货财。在礼不胜愤。行至郑州，闻晋大臣多为契丹所锁，中夜皇惑，解衣带就马枥自经而卒。皇甫晖，终唐世常为刺史。晋天福中，以卫将军居京师。在礼

已秉旄节，罢镇来朝。晖往候之，曰：“与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发也。公今富贵，能恤我乎？不然，祸起坐中。”在礼惧，遽出器币数千与之，而饮以酒。晖饮自若，不谢而去。久之，为密州刺史。契丹犯阙。晖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为歙州刺史，奉化军节度使，镇江州。周师征淮，景以为北面行营应援使。为周师所致，被擒。世宗召见，金创被体，哀之，赐以金带鞍马。后数日卒。在礼之以晖为都指挥也，晖拥甲士数百，大掠城中。至一民家，问其姓，曰：“姓国。”晖曰：“吾当破国。”尽杀之。又至一家，问其姓，曰：“姓万。”晖曰：“吾杀万家足矣。”又尽杀之。此等人真所谓妖孽者也。十月，明宗如汴州。丁亥，至荥阳。时朱守殷帅汴，守殷之迎明宗，授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后移汴州节度使。驱市人闭壁以叛。明宗遣范延光往谕之。延光曰：“不早击之，则汴城坚矣，愿得五百骑与俱。”从之。延光暮发，未明，行二百里，抵城下。戊子，明宗至京水，遣石敬瑭将亲兵倍道继之。或谓安重诲曰：“失职在外之人，乘贼未破，或能为患，不如除之。”重诲以为然。奏遣使赐任圜死。己丑，明宗至大梁，四面进攻。吏民缒城出降者甚众。守殷知事不济，尽杀其族，引颈命左右斩之。明宗兵入城，索其党尽诛之。守殷何能为？而明宗赴之如此其急，又因之而杀任圜，则知庄宗旧臣，不服明宗者必多也。王都之降晋也，庄宗为继岌取其女，恩宠特异。同光中，都奏部下将校为祁、易二州刺史，祁州，今河北安国县。不进户口，租赋自赡本军。安重诲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时契丹犯塞，诸军多屯幽、易间。大将往来，都阴为之备，屡废送迎，渐成猜间。镇州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不协。朱守殷反，都遣人说建立谋叛。建立伪许之，密以状闻。乌震之死，以王晏球代之。三年四月，命晏球讨都。都与王郁谋，引契丹为援。契丹秃馁率骁骑万人来，为晏球所败，以二千余骑奔入定州。其惕隐以七千骑来，又为晏球所败。还，赵德钧邀诸路，擒之。定州遂被围。十一月，奉圣指挥使何福进招收到安州作乱兵士五百人。安州见第八章第二节。自指挥使已下至节级四十余人并斩，余众释之。窦廷琬者，世为青州衙将。梁祖擢在左右。同光中，请制置庆州盐池，庄宗以为庆州防御使。及是，以课利不集，诏移金州。廷琬叛。诏邠州节度使李敬围攻之。十二月，夷其族。四年二月，王晏球克定州。王都自焚死。府库妻孥，一夕俱烬。《旧史·都传》曰：李继陶者，庄宗初略地河朔得之，收养于宫中，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诲知其本末，付段佪养之为儿。佪知其不称，许其就便。都潜取以归，呼为庄宗太子。及都叛逆，僭其服装，时俾登城，欲惑军士。人知为伪，竞诟辱之。城陷，晏球获之，送于阙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继陶果庄宗假子，养诸段佪之家，有何不称？曰听其自便，则重诲非使佪子之，乃使佪监之也。焉知继陶之必为假子哉？军士亦何知真伪？即知其伪，当时之军士，亦何人不可奉？竞加诟辱，特事势使然。使内兵势盛，安知不释甲而从之乎？庄宗之为民所弃久矣。身且戕之，何有于子？都欲以此惑众，其计亦殊无聊。然观其欲以此惑众，亦可见庄宗固不为人所与，明宗亦未必为人所戴也。诸方乱事，皆未有成，盖以其力微而地近？荆南、西蜀，兵力稍厚，且苦鞭长，遂终于离析矣。

荆南当唐末，为诸道所侵，高季昌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季昌招辑绥抚，人士归之。梁太祖崩，季昌谋拥兵自固。末帝优容之，封为渤海王。后唐庄宗入洛，季昌更名季兴，朝于洛阳。庄宗欲留之。郭崇韬曰：“今四方诸侯，相继入贡，不过遣子弟、将吏，季兴以身述职，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广，且绝四方内向之意，不可。”乃止。同光三年（925年），封为南平王。四年三月，季兴请割峡内夔、忠、万三州，却归当道，依旧管系。又请云安监。在今四川云阳县东北。俞其请。诏命未下，庄宗遇弑。天成元年六月，季兴又求三州。诏可之。后朝廷除刺史，季兴上言：已令子弟权知，请不除。不许。夔州刺史潘炕罢，季兴辄遣兵突入州城，杀戍兵而据之。朝廷除奉圣指挥使西方邺为刺史，不受。又遣兵袭涪州。韩珙之死，朝廷诘之，对曰：“宜按问水神。”二年二月，以襄州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东川董璋为东南面招讨使，西方邺副之。璋未出兵。邺克夔、忠、万三州，又取归州。见《旧史·邺传》。已而归州又为季兴所取。见《通鉴》。刘训遇霖潦，粮运不继，人多疾疫。时又令马殷攻季兴。殷仅遣兵屯岳州。许助军储弓甲，亦无至者。乃罢兵。季兴以荆、归、峡三州臣于吴，吴册为秦王。三年（928年），冬，季兴卒。年七十一。长子从诲立。吴以为荆南节度使。从诲惧复见讨，使聘于楚，马殷为之请命，从诲亦奉表自归，《纪》在天成四年六月。明宗纳之。长兴元年正月，拜为节度使，追封季兴楚王。三月，封从诲渤海王。闵帝应顺元年（934年），封为南平王。荆南遂自立为国矣。荆南距吴远，距唐近，唐大兴兵，吴安能救？楚亦未敢与中原启衅，而明宗终于罢兵者？内外情势，可忧者甚多，固不容专力一隅也。

西川之情势，则又与荆南异。孟知祥亦宿将，且娶李克让女，其于明宗，实亦等伦，故易启疑忌。继岌之班师也，留其将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等，以精兵戍蜀，知祥皆抚而用之。时则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钱六百万缗以犒军。其余者犹二百万。任圜入相，兼判三司，以太仆卿赵季良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军余钱送京师，且制置两川征赋。知祥不奉诏。然与季良有旧，遂留之，请为节度副使，事无大小，皆与参决。知祥北产，初入蜀，未必能用其人，后唐之敛怨于蜀深矣，其人亦未必为知祥用。既抚用李仁罕、赵季良等，则文武辅佐，咸有其人矣。知祥之镇蜀，庄宗以宦者焦汉宾为监军。明宗诛宦者，诸道监军皆罢，李严复自请为之，云必能制知祥。安重诲乃用为西川都监。为知祥所杀。时天成二年正月也。知祥遣人迎其家属于太原。至凤翔，李从 闻其杀李严，以为反矣，留之。明宗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谕，并送其妻及子昶等归之。盖知其不易制，故欲羁縻之也。而安重诲欲图之。《旧史·董璋传》曰：重诲采人邪谋，言孟知祥必不为国家用，璋性忠义，可特宠任，令图知祥。璋子光业为宫苑使，又结托势援，争言璋之善，知祥之恶。恩宠既优，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东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929年）夏，明宗将议郊天，遣李仁矩赍诏示谕两川，又遣重诲驰书于璋，以征贡奉。时征东川钱五十万，璋许贡十万。西川钱百万，知祥许贡五十万。璋设宴召仁矩。仁矩拥倡妇，与宾客酣酒驿亭，日中不至。璋怒，领数百人，执戈入驿，欲杀之。涕泪拜告，仅而获免。仁矩复命，遂益言璋不法。《旧史》谓重诲因是兼与璋隙。案重诲即偏听，亦未必信任璋。盖以其究较知祥为易制，姑用之以牵制知祥耳。然亦非专倚璋。先是已用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衙队，多者二三千人，少者不下五百。是岁，复以夏鲁奇为武信节度使。分东川之阆州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又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虔裕，重诲之外兄也。由是璋与知祥皆惧。自璋镇东川，未尝与知祥通问，至是，乃使人求婚以自结。知祥欲不许。赵季良谓宜合从以拒唐，乃许之。于是连表请罢还所遣节度刺史等。明宗优诏慰谕之。而璋与光业书曰：“如朝廷再发一骑入斜谷，吾必反矣！”而朝又发中使荀咸 将兵赴阆州。光业请停之。重诲不从。长兴元年九月，璋反。知祥继之。璋追武虔裕，囚诸衙署。攻破阆州，擒李仁矩，杀之。知祥遣李仁罕、张业、赵廷隐将兵三万，会璋攻遂州，侯弘实以四千人助璋守东川，弘实，康延孝将。前蜀故将张武下峡。唐以石敬瑭为都招讨使，夏鲁奇副之，王思同为西京留守，充先锋指挥。董璋趋利州，遇雨，粮运不继，还阆州。唐先锋攻剑门，破之。遂入剑州。以大军不继，复还剑门。知祥闻剑门破，大惧。已闻唐军弃剑州，乃喜。遣李肇以兵五千据剑州。肇亦康延孝将。又命赵廷隐分万五千人而东。十二月，石敬瑭与廷隐战于剑门，败绩。是时唐军涉险，饷道维艰。

自潼关以西，民苦转馈，每费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明宗忧之。以责安重诲。重诲请自行。翼日，即领数骑出。日驰数百里。所在钱帛粮料，星夜辇运。人乘毙踣，不可胜计。盖知事势之危急，欲速赴之也。然已无及矣。二年正月，李仁罕陷遂州，夏鲁奇自杀。川局益急，而重诲遂罹于祸。

明宗四子：长从璟，为元行钦所杀，已见前。次从荣，次从厚，次从益。据《新史·家人传》：《愍帝纪》云：明宗第五子。《廿二史考异》云：《五代会要·帝号篇》，从厚亦第三子，而于《诸王篇》则云明宗第二子从璟，第三子从荣，第四子从璨，第五子从厚，第六子从益。盖其时以从珂为长子，又以侄从璨列于昆弟之次，则从厚当居第五，而从益为第六矣。从荣狂悖，而从厚、从益皆幼。养子从珂，本平山王氏子，今河北平山县。明宗为骑将，并其母掠得之。时年十岁矣。及长，数从征伐，颇有威名。明宗入立，拜河中节度使，封潞王。长兴元年（930年），从珂阅马黄龙庄。其衙内指挥使杨彦温据城叛。从珂诘之。称奉枢密院宣。从珂走虞乡，今山西虞乡县。以其事闻。明宗命西京留守束自通、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攻之，而诏从珂赴阙。明宗戒彦稠：生致彦温，吾将自讯之，而彦稠等斩之传首。宰相赵凤、冯道等奏从珂失守，合行朝典，重诲又自论之，皆不听。时议谓重诲忌从珂威名，欲倾陷之。《旧·明宗纪》。又云：从珂与重诲在常山，因杯盘失意，以拳击重诲，中其栉，走而免，从珂虽悔谢，重诲终衔之。《旧·末帝纪》。又云：重诲以从珂非李氏子，欲阴图之。《新·重诲传》。恐当以后说为得其实也。《新史·重诲传》云：钱镠据有两浙，号兼吴、越而王，自梁及庄宗，常异其礼，以羁縻臣属之而已。明宗即位，镠遣使朝京师。寓书重诲，其礼慢。重诲怒，未有以发。乃遣其嬖吏韩玟、副供奉官乌昭遇复使于镠。而玟恃重诲势，数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马箠击之。镠欲奏其事。昭遇以为辱国，固止之。及玟还，反谮于重诲曰：“昭遇见镠舞蹈称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镠。”昭遇坐死御史狱。乃下制削夺镠官爵，以太师致仕。钱氏遂绝于唐矣。明宗幸汴州，重诲建议，欲因以伐吴。明宗难之。其后户部尚书李鏻得吴谍者，言徐知诰欲举吴国以称藩，愿得安公一言以为信。鏻即引谍者见重诲。重诲大喜，以为然，乃以玉带与谍者，使遗知诰为信。初不以其事闻。其后逾年，知诰之问不至，始奏贬鏻行军司马。已而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告变，言枢密承旨李虔徽语其客边彦温云：重诲私募士卒，缮治甲器，欲自伐吴。又与谍者交私。明宗以问重诲。重诲皇恐，请究其事。明宗初颇疑之。大臣、左右，皆为之辩，既而少解。始告重诲以彦温之言。因廷诘彦温，具伏其诈。于是君臣相顾泣下。彦温、行德、俭皆坐族诛。重诲因求解职。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无措之胸中。”重诲论请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无人。”顾武德使孟汉琼至中书，趣冯道等议代重诲者。冯道曰：“诸君苟惜安公，使得罢去，是纾其祸也。”赵凤以为大臣不可轻动。遂以范延光为枢密使，而重诲居职如故。《旧传》云：重诲至凤翔，节度使朱弘昭谨事之。重诲坐中言及昨有人谗构，赖圣上保鉴，苟获全族，因泣下。弘昭遣人具奏重诲怨望，出恶言，不可令至行营，恐夺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汉琼自西回，亦奏重诲过恶。重诲已至三泉，复令归阙。《弘昭传》云：弘昭密遣人谓敬瑭曰：“安公亲来劳军，观其举措孟浪，傥令得志，恐士心迎合，则不战而自溃也，可速拒之。”敬瑭闻其言，大惧，即日烧营东还。《新·重诲传》云：重诲还至凤翔，弘昭拒而不纳。重诲惧，驰趋京师。未至，拜河中节度使。重诲已罢，希旨者争求其过。宦者安希伦，坐与重诲交私，常为重诲阴伺宫中动息，事发弃市。重诲益惧，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师致仕。而以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遣药彦稠率兵如河中虞变。重诲二子崇韬、崇赞，宿卫京师。闻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诲见之，惊曰：“二渠安得来？”已而曰：“此非渠意，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报国，余复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师。行至陕州，下狱。明宗又遣翟光邺至河中视重诲去就，戒曰：“有异志，则与从璋图之。”光业至，从璋率兵围重诲第，入拜于庭。重诲降而答拜。从璋以 击其首。重诲妻走抱之，又击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从璋检责其家赀，不及数千缗而已。明宗下诏，以其绝钱镠，致孟知祥、董璋反，议伐吴为罪。并杀其二子。其余子孙皆免。重诲得罪，知其必死，叹曰：“我固当死，但恨不与国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夫重诲欲除从珂，安能不得明宗阴许？彦温之变，从珂卒无恙者？盖明宗知其权势大，未易摇动，故不欲操切。然亦既召之归，令居私第矣。使其事皆诬罔，且实出枢密院，安得如此？两国相接，争实利非重虚文，重诲即褊浅，何至因书辞之慢而绝钱镠？至于伐吴，尤势所不可，南平尚听其自立，而暇伐吴乎？汴州之适，盖诚意在朱守殷，守殷之自疑，非妄億也。边彦温等既诛，则其言举不可信。君臣相泣，可见其相契之深。彦温等之诬告，必有使之者。君臣相泣，非泣彦温等之诪张为幻，乃泣所欲除者之根抵盘互耳。其兼用范延光，盖亦如冯道之意，欲以缓众人之攻击耳，安得遽摇其信任？若果不信重诲，安得更令其西征？然至三泉而遽召之还者，盖弘昭是时已与敬瑭相结；重诲行师，又因欲速而骚扰过甚，授以可乘之隙；设不召还，关中将有他变，故不得不为是措置也。然仍使居河中，实有令其监制关中之意，其任之仍不可谓不重。明宗之失，在为宵小所挟，不能刚断，又代之以从璋，且重之以翟光邺耳《新史·唐家人传》云：明宗兄弟，皆不见于世家，而有侄四人：曰从璨、从璋、从温、从敏。从璨，初为右卫大将军，重诲忌之。明宗幸汴州，以从璨为大内皇城使。尝于会节园饮，酒酣戏登御榻，重诲奏其事，贬房州司户参军，赐死。从璋盖亦重诲所忌？朱弘昭，史言其与重诲有隙。《新史》本传。翟光邺，史亦言其素恶重诲。《通鉴》。弘昭之恐动敬瑭，盖专欲以倾重诲？重诲欲为明宗后嗣计，则贵戚功臣，举其所忌，而贵戚功臣，亦未尝不深忌之，故敬瑭得弘昭之讯而遽烧营归，非必不审弘昭之诈也。至于杀害重诲，则纯系从璋、光邺所为，明宗无如之何，乃转以绝淮、浙等为其罪状耳。大权旁落如此，从珂、敬瑭等相争夺之祸，已可豫烛其难免矣。然重诲欲为明宗后嗣计，所虑者岂徒一从珂？恨不除去潞王之言，恐转系爱重诲者所造作也。

石敬瑭既还利州，李彦亦弃城走。张武取渝、泸州，病卒，副将袁彦超代之，取黔州。及是，李仁罕又取夔州，西川兵势益张。安重诲死，明宗遣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各归本道招谕之。孟知祥邀董璋，欲同谢罪。时唐已诛璋子光业及其族，璋曰：“孟公家属皆存，而我子孙独见杀，我何谢为？”知祥三遣使，璋不听。又遣观察判官李昊说璋。璋益疑知祥卖己，因发怒，以语侵昊。昊乃劝知祥攻之。而璋先袭破知祥汉州。时长兴三年五月也。知祥自将击之。璋大败，走至梓州，见杀。先是王思同以入剑门功，移镇山南东直。及是，枢密使奏：“近知两川交恶，如令一贼兼有两川，抚众守隘，恐难讨除。欲令思同以兴元之师，伺便进取。”诏从之。事未行而璋败。范延光奏：“知祥兼有两川，彼之军众，皆我之将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势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携，彼亦无由革面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抚吾故人，何屈意之有？”李克宁妻，知祥妹也。庄宗杀克宁，归于知祥。其子瑰，留事唐为供奉官。明宗即遗瑰归省其母，因赐知祥诏书招慰之。四年二月，制以为两川节度使，封蜀王。于是蜀中自立之局定矣。是岁十一月，明宗死。明年正月，知祥称帝，国号蜀。

外藩变乱相寻，而内兵亦骄恣特甚。天成二年二月，明宗将如邺都。时扈驾诸军家属，甫迁大梁，闻之皆不悦，讻讻有流言。乃不果行。长兴四年五月，明宗暴得风疾。六月甲戌，复不豫，旬日不见群臣，都人忷惧，或潜窜山野，或寓止军营。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广寿殿，人心始安。军士犹有流言。乙酉，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八月戊申，群臣上尊号，大赦，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第优给。

时一月之间，再行优给，由是用度益窘，然不能恤也。

要而言之：此时之情势，已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矣。

第七节 从荣、从厚败亡

明宗四子，从璟死后，从荣为长。初为邺都、北京留守。长兴元年（930年），入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封秦王。从荣、从厚，同母夏氏，明宗未僭位死。曹氏，生一女，封晋国公主，即石敬瑭妻也。从珂母魏氏，明宗掠得之，数年而死。王淑妃者，邠州饼家子也。有美色，少卖为刘 侍儿。卒，无所归，安重诲告明宗而纳之。后宫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为许王从益。明宗之僭位，立曹氏为后。然宫中之事，皆主于妃。孟汉琼者，本王镕小竖。明宗镇常山，得侍左右。僭位后，自诸司使累迁宣徽南院使。明宗病，妃与汉琼出内左右，遂专用事。初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专属任之。从荣、从厚，自襁褓与之亲狎。虽典兵，常为所制，畏事之。赵延寿者，德钧养子。本姓刘氏。父邡，常山人。常为蓨令。刘守文陷其邑，时德钧为偏将，并其母掠得之，养为子。尚明宗女兴平公主。重诲死，与范延光并为枢密使。从荣皆轻侮之。太仆少卿何泽上书，请立从荣为太子。从荣见延光、延寿等曰：“是欲夺吾兵柄，幽之东宫耳。”延光等患之。乃加从荣兵马大元帅，升班在宰相上。从荣大宴元帅府诸将，皆有颁给。又请严卫、捧圣千人为卫兵。其意，盖专欲拥兵以自固也。然其为人，轻佻峻急，名声顾出从厚下。而从厚亦弱而在外。从珂自安重诲死，留守西都，复移凤翔，议者多属意焉。《新史·范延光传》。石敬瑭自蜀回，兼六军诸卫副使。其妻与从荣异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与从荣共事，常思外补以避之。会契丹欲入寇，明宗命择帅臣镇河东。延光、延寿皆曰：“当今帅臣可往者，石敬瑭、康义诚耳。”义诚，代北三部落人。邺都兵变，劝明宗南向。明宗以为朴忠，亲任之。敬瑭亦欲行。明宗即命除，而不落六军副使。敬瑭又辞。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东道，代义诚诣阙。已而权枢密直学士李崧崧本事继岌。从伐蜀。郭崇韬死，崧召书吏，登楼去梯，夜以黄纸作诏书，倒用都统印，明旦，告谕诸军，人心乃定。范延光居镇州，辟掌书记。延光为枢密使，崧拜拾遗，直枢密院。累迁户部侍郎、端明殿学士。以为非敬瑭不可。乃以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彰国军，治应州，明宗所置。威塞军，治新州，庄宗所置。应州，今应县。而以康义诚为亲军都指挥使。范延光、赵延寿亦虑祸及，求罢。冯赟者，太原人。父璋，为明宗阍者。赟为儿时，以通黠，为明宗所爱。明宗为节度使，以为进奏官。僭位，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历河东、忠武节度使、三司使。延光、延寿既罢，乃以赟及朱弘昭为枢密使。明宗病甚，大臣希复进见，大事皆决于赟、弘昭、孟汉琼、王淑妃四人。康义诚度不能自脱，乃令其子事秦王，务以恭顺持两端，冀得自全。长兴四年十一月戊子，十六日。雪，明宗幸宫西士和亭，得疾。己丑，从荣与弘昭、赟入问起居，帝不能知人。既去，闻宫中哭声，以为帝已崩矣，乃谋以兵入宫。使其押衙马处钧告弘昭等，欲以衙兵入宿卫，问何所可居？弘昭等对曰：“宫内皆王所可居，王自择之。”因私谓处钧曰：“圣上万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率。”处钧具以告从荣。从荣还遣语弘昭等曰：“尔辈不念家族乎？”弘昭、赟及孟汉琼入告王淑妃谋之。曰：“此事须得侍卫兵马为助。”乃召康义诚。义诚竟无言，但曰：“义诚将校耳，惟相公所使。”弘昭疑义诚不欲众中言之，夜邀至私第问之，其对如初。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是日黎明，从荣使马处钧至冯赟第语之曰：“吾今日决入，且居兴圣宫。公辈各有宗族，处事亦宜详允。

祸福在须臾耳。”又遣处钧诣康义诚。义诚曰：“王来则奉迎。”赟驰入右掖门，见弘昭、义诚、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赟具道处钧之言。因让义诚曰：“秦王言祸福在须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儿在秦府，左右顾望。使秦王兵得入此门，置主上何地？吾辈尚有遗种乎？”义诚未及对。监门白：“秦王已将兵至端门外。”汉琼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吾何爱余生？当自率兵拒之耳。即入殿门。”弘昭、赟随之。义诚不得已，亦随之入。汉琼见帝曰：“从荣反，兵已攻端门矣。”宫中相顾号哭。帝问弘昭等：“有诸？”对曰：“有之。适已令门者阖门矣。”帝指天泣下，谓义诚曰：“卿自处置，勿惊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从珂子也，时侍侧。帝曰：“吾与尔父，冒矢石定天下，数脱吾于厄，从荣辈得何力？今乃为人所教，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当呼尔父，授以兵柄耳。汝为我部闭诸门。”重吉即率控鹤兵守宫门。孟汉琼被甲乘马，召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使将五百骑讨从荣。从荣走归府，僚佐皆窜匿。衙兵掠嘉善坊溃去。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并杀其子，以其首献。一子尚幼，养宫中，诸将请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与之。明宗此时，真若赘旒然矣。孙岳者，冀州人，强干有材用。从荣欲以为元帅府都押衙，事未行，冯赟举为三司使，时豫密谋。赟与朱弘昭患从荣之横，岳曾极言其祸之端。康义诚闻之，不悦。及从荣败，义诚召岳同至河南府检阅府藏，密遣骑士射杀之。从厚时镇邺，使孟汉琼征之，即留权知后事。戊戌，明宗死。二十九日，从厚至。十二月朔，发丧。僭位，是为闵帝。《旧史》《通鉴》同。《新史》作愍帝。

明年，改元为应顺。从珂又改为清泰。以康义诚判六军诸卫事。孟汉琼请入朝。时范延光帅成德，朱弘昭、冯赟议使代汉琼，而以石敬瑭代延光，从珂代敬瑭。从珂反，使其掌书记李专美作檄书，言朱弘昭、冯赟幸明宗病，杀秦王而立闵帝，侵弱宗室，动摇藩方，将问罪于朝。遣使者驰告诸镇。诸镇皆怀向背，以闻而不绝其使。独西京留守王思同执其使送京师。而陇州防御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诣从珂计事。《新史·刘延朗传》。乃以思同为西面行营都部署，药彦稠副之。河中节度使安彦威为兵马都监。三月，彦威与洋州孙汉韶、重进子。重进，振州人。为李克用养子，名从进。兴元张虔钊、泾州张从宾、邠州康福合兵。十四日，思同与虔钊会于岐下。十五日，进收东西关城。城中战备不完，然死力扞御，外兵伤痍者十二三。十六日，复进攻。虔钊血刃以督军士。军士反，攻虔钊。虔钊跃马避之。右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本梁控鹤军使。从荣镇太原，以为步军都指挥使。尝劝从荣招致部曲。首唱倒戈，引军自西门入。思同未之知，犹督士登城。俄而严卫右厢都指挥使尹晖呼曰：“西城军已入城受赏矣。”晖，魏州人。本事杨思厚为军士。庄宗入魏，擢为小校。从征河上有功。僭位，改诸军指挥使。于是弃仗之声，振动天地。晖引军自东面入城。张从宾、康福、安彦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与药彦稠至长安，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纳，乃奔潼关。是日，从珂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旧纪》。《通鉴》云：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整众而东。二十日，次长安，遂雍降。率居民家财犒军。《旧纪》。《通鉴》云：遂雍悉出府库之财于外，军士前至者，即给赏令过。比潞王至，率民财以充赏。康义诚请自往关西。《通鉴》云：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将兵拒之，义诚固请自行。闵帝召侍卫都将以下，出银、绢、钱厚赐诸军。《旧纪》。《新康义传》曰：人绢二十匹，钱五千。是时方有事山陵，复有此赐，府藏为之一空。军士犹负赏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旧纪》。初秦王以朱洪实骁果，宠待之。及朱弘昭为枢密使，洪实以宗兄事之，意颇相协。弘昭将杀秦王，以谋告之，洪实不以为辞。及秦王兵叩端门，洪实为孟汉琼所使，率先出逐。自是康义诚阴衔之。《旧·洪实传》。及是，弘实见士无斗志，而义诚尽将以西，疑其有二心。谓之曰：“西师小

衄，而无一骑来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见兵守京师以自固。彼虽幸胜，特得张虔钊一军耳，案《旧纪》独书山南军溃，盖当时洛中所得奏报如此。诸镇之兵在后，其敢径来邪？”义诚怒曰：“如此言，弘实反矣。”弘实曰：“公谓谁欲反邪？”其声厉，闻于闵帝。闵帝召两人讯之。两人争于前，帝不能决。遂斩弘实，以义诚为招讨使，悉将禁军而西。《新·义诚传》。二十二日，从珂至昭应，前锋执王思同来献。二十三日，杀之。《旧·思同传》云：潞王欲用之，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尹晖尽得思同家财，屡启于刘延朗，言思同不可留。属王醉，不待报杀之。王醒，怒延朗，嗟惜累日。二十四日，次华州。收药彦稠系狱。后亦杀之。二十五日，闵帝宣谕西面行营将士：俟平凤翔日，人赏二百千，府库不足，以宫闱服玩增给。《旧纪》。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京城巡检。是日，从进已得潞王书檄，潜布腹心矣。从进，振武索葛部人。父祖皆以骑将事唐。从进为庄宗马军都指挥使。二十六日，从珂次灵宝，见第二章第六节。安彦威来降，宥之，遣归镇。陕州节度使康思立，有捧圣、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以羽林千人属王思同。思同至凤翔，军叛，降于从珂。思立闻之，欲尽诛羽林家属，未及，而从珂兵已至。思立以捧圣兵城守。从珂兵传其城，呼曰：“西兵七万策新天子，尔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陕人于死耳。”捧圣兵闻之，皆解甲。思立遂开门迎从珂。二十七日，从珂次陕州。二十八日，康义诚军前兵士相继来降，义诚指军门请罪。闵帝欲奔驰，召孟汉琼，欲令先入于邺。汉琼藏匿。初潞王勒归第，王淑妃恒令汉琼传教旨于王，王善待之，汉琼谓王于己有恩，乃单骑至渑池竭王。渑池见第二章第四节。是日，戮于路左。闵帝手诏召朱弘昭。弘昭疑将罪之，自投于井。安从进寻杀冯赟于其第，断弘昭首，俱传于陕州。是夜，闵帝以百骑出。二十九夜，至卫州东七八里，遇石敬瑭。敬瑭与帝回入卫州，尽诛帝从骑五十余辈，独留帝于驿，乃驰骑趋洛。《旧·闵帝纪》云：帝遇敬瑭，敬瑭曰：“卫州王弘贽，宿旧谙事，且就图之。”即驰骑前见弘贽。弘贽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于奔迫之中，亦有将相、国宝、法物，所以军士瞻奉，不觉其亡也。今以五十骑奔窜，安能兴复？所谓蛟龙失云雨者也。”遂与弘贽同谒于驿亭。宣坐谋之。敬瑭以弘贽所陈闻。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前谓敬瑭曰：“主上明宗爱子，公明宗爱婿，富贵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谋于戚藩，欲期安复，翻从臣索国宝，欲以此为辞，为贼算天子邪？”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亲将陈晖扞之。守荣与晖单战而死。洪进亦自刎。是日，敬瑭尽诛帝之从骑五十余辈，独留帝于驿，乃驰骑趋洛。《晋高祖纪》云：闵帝左右将不利于帝，帝觉之，因擒其从骑百余人。闵帝知事不济，与帝长恸而别。帝遣刺史王弘贽安置闵帝于公舍而去。《汉高祖纪》云：闵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于晋高祖后。及有变，敢拥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帝率众尽杀闵帝左右，遂免晋高祖于难。据《通鉴考异》：三文皆出《实录》。闵帝此时，无欲害敬瑭之理，盖敬瑭向索国宝，以至争阋。夫播越而欲谋兴复，自贵以恩义结人心，岂在国宝、法物？盖敬瑭遇闵帝而谋于弘贽，弘贽教之索国宝以迎潞王？云以弘贽所陈闻，即谓其迫索国宝，史特婉其辞耳。闵帝所从百骑，盖斗死者半，见执者半？孑然一身，遂为弘贽所拘系，坐以待毙矣。四月三日，从珂入洛。四日，皇太后令：降闵帝为鄂王。又令从珂监国。六日，从珂僭位。是为末帝。从《旧史》。《五代会要》同。《新史》作废帝。七日，遣殿直王峦如卫州。峦，弘贽子也。九日，鄂王遇鸩而死，年二十一。后孔氏，循女，生四子。闵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从，并遇害。末帝二子：重吉、重美。一女，为尼，号幼澄。闵帝僭位，不欲重吉掌亲兵，出之为亳州团练使。居幼澄于禁中。末帝反，闵帝执重吉，幽于宋州。长安陷后杀之。又杀幼澄。而重美，其后晋兵将至，与末帝俱自焚死。哀哉！此所谓联袂而趋陷阱者也。末帝在岐下，许军士入洛人赏百千。《旧纪》。及入，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之费，应用五十万缗。

《通鉴》。自诸镇至刺史，皆进钱帛，犹不足。三司使王玫请率民财以佐用。乃使权知河南府事卢质与玟等共议配率。而贫富不均，囚系满狱。六七日间，所得不满十万。《新史·卢质传》。《通鉴》云：仅得六万。又命借民屋课五月。亦据《新史·卢质传》。《旧纪》作房课。《通鉴》云：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豫借五月僦直。盖自居者亦按僦直取之？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屋课当在此外。李专美言：“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末帝以为然。是月二十二日，乃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也。《通鉴》。他日自焚之祸，又伏于此矣。

继岌之平蜀也，使李继 部署王衍一行东下。至岐，监军柴重厚不与符印，促令赴阙。至华州，闻庄宗之难，乃西归。明宗为诛从厚，而赐继 及其弟季昶、季照上改称从，视如犹子。长兴元年（930年），明宗有事南郊，从 入觐。礼毕，改镇汴州。四年（933年），复入觐，改天平。末帝起兵，尽取从 家财器仗以助军。发离岐城，吏民拥马，乞以从 为帅。许之。清泰初，以为凤翔节度使。晋天福三年（938年），卒于镇。自李茂贞据凤翔，至是始绝。孙汉韶、张虔钊皆送款于蜀。末帝之起，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归，赦之。蜀又取成州。阶、文二州亦附于蜀。

成州见第二章第二节。阶州见第六章第二节。文州见第七章第一节。

第十三章 五代十国始末（中）

第一节 唐、晋兴亡

末帝之代闵帝，非其力足以灭闵帝也，乃闵帝所有之兵，举不为用也。此等情势，当末帝时，实未有改，而其所遇者，乃为气完力厚之契丹，遂更无可以徼幸矣。

契丹当太宗入援石敬瑭之前，实未尝大举入寇。然同光二年（924年），尝遣使就庄宗求幽州以处卢文进。《通鉴》。庄宗死，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阿保机曰：“我儿既没，理当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阿保机曰：“晋王与我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儿也。”又曰：“与我幽州，则不复侵汝矣。”《新史·四夷附录》。《通鉴》曰：“若与我大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契丹此时，所求似不得如是之奢。其有大欲于中国，跃然可见。是岁，太祖死，太宗立。卢文进来奔。时明宗使说文进，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率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来奔。天成三年正月，契丹陷平州。《通鉴》。胡三省曰：天成元年（926年）冬，文进来奔，唐得平州，至是，复为契丹所陷。闰八月，其刺史张希崇复来奔。《旧纪》。希崇本刘守光禆将。周德威使守平州，没于契丹。新旧《史》本传皆云：卢文进南归，契丹使希崇继其任。《旧史》云：希崇莅事数岁，杀契丹监者来归。《新史》云岁余，皆与《通鉴》云是岁正月契丹始陷平州，而闰八月希崇即来归者不合。盖文进来归，希崇即继其任，至是岁正月，乃取平州城也。是岁，契丹使秃馁、惕隐援定州，皆为中国

所俘，已见上章第六节。惕隐等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旧纪》天成三年闰八月。秃馁父子二人，并磔于市。《旧纪》天成四年二月。契丹遣捺括梅里等来取其骸骨，复斩之。是年四月，亦见《旧纪》。明宗之待契丹，可谓甚为严厉。然《旧史》长兴三年（932）《本纪》云：契丹累遣使求归则刺、惕隐等。赵德钧奏请不俞。帝顾问侍臣，亦以为不可。帝意欲归之。会冀州刺史杨檀罢郡至阙，帝问其事。奏曰：“若归之，必复南向放箭。既知中国事情，为患深矣。”帝然之。既而遣则骨舍利随使归蕃，不欲全拒其请也。檀即光远。以明宗名亶，偏旁字犯之，改名。其《传》载明宗之言曰：“蕃人重盟誓，既通欢好，必不相负。”契丹誓盟不信，明宗岂不知之？当时叛军骈戮，动辄千万，何爱于惕隐一行五十人？盖亦知契丹方强，而中国疲敝，未可全以力驭，苟有机缘，亦欲从而抚之矣。先是太宗之兄突欲，自海道来奔。长兴元年十一月。赐姓东丹，名慕华。以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二年三月。瑞州，威州改名。后复赐姓李，九月。以为义成、三年四月。昭信节度使。四年九月。胡三省曰：唐末于金州置昭信节度，五代兵争，不复以为节镇。《五代会要》：长兴二年（931），升虔州为昭信节度。时虔州属吴，吴以为百胜节度。赞华所领节，抑虔州之昭信军欤？又是年十一月，改慎州怀化军为昭化军，抑以赞华领昭化节，而信字乃化字之误欤？留诸洛阳。盖亦欲以为万一之用也。

《新史·刘延朗传》曰：废帝起于凤翔，与共事者五人：节度判官韩昭胤，掌书记李专美，衙将宋审虔，客将房暠，而延朗为孔目官。时遣使者驰告诸镇，皆不应，独相里金遣薛文遇计事。帝得文遇，大喜。既立，以昭胤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专美为比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审虔为皇城使，暠为宣徽北院使，延朗为庄宅使。久之，以昭胤、暠为枢密使，延朗为副使，审虔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而文遇亦为职方郎中、枢密院直学士。由是审虔将兵，专美、文遇主谋议，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机密。《传》又云：延朗与暠共掌机密，延朗专任事。诸将当得州者，不以功次为先后，纳赂多者得善州，少及无赂者得恶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暠心患之，而不能争也，但日饱食高枕而已。《通鉴》云：延朗及文遇等居中用事，暠与赵延寿虽为使长，其听用之言，什不三四。暠随势可否，不为事先，启奏除授，一归延朗。诸方镇、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赂延朗，后议贡献。赂厚者先得内地，赂薄者晚得边垂。由是诸将帅皆怨恨。帝不能察。案延朗好贿，事或有之，然当时之将帅，视置君如弈棋久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岂除授公平，遂能 之内乡邪？暠，史言其好鬼神巫祝之说。有瞽者张濛，自言事太白山神，末帝起兵时，尝使暠问濛即位之日，又诧濛所传神言之验，盖特借以惑众耳，其才本非延朗、文遇之伦也。史所言诸人，见任用当以延朗、文遇为最专，故恶名亦皆归之。皆恩怨毁誉之辞，杂以揣测附会之语耳，不足信也。《吕琦传》：琦，明宗时为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废帝罢居左清化坊，与琦同巷，数往过之。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诰、给事中、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与李崧俱备顾问。亦末帝帷幄之臣也。

《延朗传》又云：帝与晋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悦。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来朝，而心颇自疑。欲求归镇，难言之，乃阳为羸疾，灸灼满身。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师。昭胤、专美曰：“敬瑭与赵延寿皆尚唐公主，不可独留。”乃复授高祖河东而遣之。时清泰元年五月也。明年五六月，契丹寇北边。敬瑭奏怀、孟租税，请指挥于忻、代州，诏河东户民积粟处，量事抄借，仍于镇州支绢五万匹，送河东充博采之直。是月，北面转运副使刘福配镇州百姓车子一千五百乘运粮至代州。时水旱民饥，河北诸州，困于飞，逃溃者甚众，军前使者继至，督促粮运，由是生灵咨怨。七月，敬瑭奏斩挟马都指挥使李晖等三十六人。时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军士喧噪，遽呼万岁，乃斩晖等以止之，以徐州节度使张敬达充北面行营副总管。时契丹入边，敬瑭屡请益兵，朝廷军士，多在北鄙，俄闻忻州诸军呼噪，帝不悦，乃命敬达为北军之副，以减敬瑭之权也。十一月，以敬达为晋州节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国等军兵马副总管。《旧纪》。此时事势，盖敬瑭藉口契丹入寇，胁朝廷资以兵粮，以为叛计，其势可谓至危。《通鉴》云：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则尚不止敬瑭一人。《新史·吕琦传》云：琦言太原必引契丹为助，不如先事制之，与契丹通和。如汉故事，岁给金帛，妻之以女。使强藩大镇，外顾无所引援，可弭其乱心。李崧以语三司使张延朗。延朗欣然曰：“苟纾国患，岁费县官十数万缗，责吾取足可也。”《通鉴》：延朗曰：“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什之九。”案且可使敬瑭、德钧等无辞以求益兵增粮。此策之所以为善也。因共建其事。废帝大喜。《通鉴》曰：帝大喜，称其忠。二人私草遗契丹书以俟命。他日，以问薛文遇。文遇大以为非，因诵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之诗，以诮琦等。《通鉴》：文遇曰：“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则不谓琦等建议妻之以女。废帝大怒。急召崧、琦等，问和戎计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为国计，非与契丹求利于中国也。”帝即发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养士而扞国也，又输以资虏；可乎？”崧等皇恐拜谢。拜无数，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吕琦强项，肯以人主事我邪？”琦曰：“臣数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顷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屡拜何益？”帝意少解，曰：“勿拜。”赐酒一卮而遣之。其议遂寝。因迁琦御史中丞。《通鉴》曰：盖疏之也。此事《通鉴》系天福元年（936年）清泰三年（936年）。三月，云因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而起，其真相未知若何。然是时边将援引契丹，确为不可轻视之事，固不得不先伐其谋。疑琦等是谋为契丹求利，末帝未必愦愦至是。史所载文遇之说，亦必不足以动

末帝。史文盖不足信？然其事未必子虚。因情势显然，智者皆能豫虑也。不用是谋，要为失策之大者也。可见武夫终寡虑矣。

是岁五月，遂移敬瑭于郓州。《新史·刘延朗传》云：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馈饷刍粮，远近劳弊。帝与延朗等日夕谋议，而专美、文遇，迭宿中兴殿庐，召见访问，常至夜分。是时帝母魏氏，追封宣宪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议立寝宫。高祖建言陵与民家墓相杂，不可立宫。帝疑高祖欲毁民墓，为国取怨。帝由此发怒，罢高祖总管，徙镇郓州。盖欲以欲毁民墓罪之，为之取怨。延朗等多言不可。司天赵延义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静以弭灾。其事遂止。后月余，文遇独直，帝夜召之，语罢敬瑭事。文遇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国家之事，断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迟速耳，不如先事图之。”帝大喜曰：“术者言朕今年当得一贤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书除目，夜半下学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两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闻。此事之真相，亦必非如此。文遇劝末帝一决，其说未知如何，然徙亦反，不徙亦反，则当时情势固显然也。《传》又谓帝至怀州，夜召李崧，问以计策，文遇不知而继至，帝见之色变，崧蹑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见文遇肉颤，遽欲抽刀刺之。”此亦妄说，末帝纵懦弱，不至是也。

敬瑭之叛，其掌书记桑维翰、都押衙刘知远实赞之。《通鉴》云：敬瑭令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参看第三节。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案契丹自此以前，虽未尝无觊觑中国土地之心，然实未尝决意吞噬；太宗粗才，更非有远略者比；金帛可致，其言甚确，而敬瑭不之省，可谓饥不择食。敬瑭本出西夷，敬瑭父名臬捩鸡。《新史·本纪》云：本出于西夷。从朱邪入居阴山。以善骑射，常从晋祖征伐。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于中国自无所爱，然身亦受无家之累，至于卒覆其宗，亦百世之殷鉴也。敬瑭既叛，末帝以张敬达为都部署讨之，杨光远为副。敬达居晋安乡，在晋阳南。筑长围以困晋阳。敬瑭亲当矢石，人心虽固，廪食渐困。《旧史·晋高祖纪》。九月，契丹太宗自将众五万来援。至之日，即败唐兵，围晋安寨。末帝闻之，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屯河阳，又命范延光自太原趋榆次，见第二章第六节。赵德钧自飞狐出敌后，飞狐见第七章第三节。辉州防御使潘环合防戍军出慈、隰，以援敬达，辉州，今单县。隰州见第七章第一节。刘延朗及张延朗劝帝亲征。帝发洛阳。遣刘延朗、符彦饶军赴潞州，以为大军后援。诸军自凤翔推戴以来，骄悍不为用，彦饶恐其为乱，不敢束之以法。末帝至河阳，召宰相、枢密使议方略，宰相卢文纪言：“国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来忽往，不能久留。晋安大寨甚固，况已发三道兵救之。河阳天下津要，宜留此镇抚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战，苟不能解围，进亦未晚。”张延朗曰：“文纪言是也。”乃议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与翰林学士和凝等皆曰：“赵延寿父德钧，以卢龙兵来赴难，宜遣延寿会之。”乃遣延寿将兵二万如潞州。史言帝心惮北行，文纪希旨为是言，而张延朗欲因事令延寿解枢密，《通鉴》。意以是为失策。然兵苟能战，不在亲征，苟其不能，自将何益？是时之将士，岂复如承平时有尊君亲上之心，人主一御戎车，即能使之效命邪？且河南岂保无变？故文纪之言，实非无见，诸镇兵力，盖以赵德钧为最厚，且御蕃颇有成劳，《旧传》云：德钧镇幽州，于阎沟筑垒，以兵戍守之，因名良乡县。又于幽州东筑三河城，北接蓟州，颇为形胜。部民由是稍得樵牧。良乡，今河北良乡县，旧治在今房山县东。在当时固不得不属望焉。至其怀挟异图，甘心俱毙，《旧传》：德钧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度。末帝不悦，谓左右曰：“赵德钧父子，坚要镇州。苟能逐退蕃兵，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固非是时所能逆料。且即能逆料，亦复如何？末帝既遣延寿，

又进次怀州，命右神武统军康思立率扈从骑兵赴团柏谷，在今山西祁县东南。盖亦知延寿之不可专恃矣。然则谓末帝畏懦，文纪希旨，实皆成败论人之辞，非其实也。然是时败征必已毕见，故史言帝自是酣饮悲歌，形神惨沮，臣下劝其亲征，则曰：“卿辈勿说石郎，使我心胆堕地。”《旧纪》。夫岂真畏石郎？盖亦知将帅莫与分忧，亲征又士不用命，势已无可挽回也。十月，诏天下括马。又诏民十户出兵一人，器甲自备。《旧纪》。是谋也，张延朗为之。盖知旧兵之不可用而新是图？然其无济于事，则无待再计矣。十户，《通鉴》作七户。《考异》云：从《废帝实录》。又云：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陈州刺史郎万金教以战阵。凡得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实无益于用，而民间大扰。时北面行营都指挥使赵州刺史刘在礼戍易州，赵德钧过之，使率其众自随。至镇州，又迫节度使董温琪偕行。范延光以兵二万屯辽州，德钧又欲并之，奏请与之合军。延光不可，乃止。然卒以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依前东北面招讨使。延寿为南面招讨使，刘延朗副之。延光为东南面招讨使，宣武帅李周副之。延寿悉以兵属德钧。德钧累表为延寿求成德节度，末帝不许。德钧屯团柏谷口，按兵不战。时契丹主虽军柳林，胡三省曰：当在晋安寨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在汾北，契丹主初至时居此。每日暝，辄结束，以备仓卒遁逃。德钧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要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石敬瑭闻之，大惧。使桑维翰见契丹主，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乃止。《通鉴》。此时德钧亦未赂以土地，可见敬瑭之饥不择食。十一月十二日，契丹主册敬瑭为晋帝。册文称子晋王。又云：朕永与为父子之邦。见《旧史·本纪》。晋割幽、蓟、瀛、莫、涿、檀、顺、今河北顺义县。新、妫、儒、今河北延庆县。武、今河北宣化县。云、应、寰、在今山西朔县东。朔、蔚十六州以赂之。且许岁输帛三十万匹。闰十一月，杨光远杀张敬达，降于契丹。康思立愤惋而死。契丹主遂与敬瑭南下。遣其将高谟翰为前锋，与降卒俱进。至团柏谷，赵德钧、延寿先遁，符彦饶、张彦琪、河阳节度使，时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刘延朗、刘在明继之，士卒大溃。时议以魏府军尚全，契丹必惮山东，未敢南下，东驾可幸邺城。李崧请帝还京，从之。至河阳，张延训又请幸滑州，庶与魏博声势相接。末帝不能决。赵德钧、延寿南奔潞州。敬瑭先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还具食。至城下，语德钧父子，城中无粟不可守。敬瑭及契丹主至，德钧父子遂迎降。契丹主锁之，送归其国。德钧郁郁不多食，逾年而死。符彦饶、张彦琪至河阳，言“胡兵大至，河水复浅，人心已离，此不可守”。乃命河阳节度使苌从简与刘在明守河阳南城，断河梁，归洛阳。敬瑭至，从简迎降。刘在明为彰武军所执以降。契丹主至潞州而止，敬瑭独南下。末帝归洛阳，使杀李赞华于其第。命宋审虔、符彦饶、张彦琪、刘延朗将千余骑至白司马阪行战地。白司马阪见第四章第三节。有五十余骑奔于北军。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可战？谁肯立于此？”乃还。又与四将议复向河阳，而将校皆飞状迎敬瑭。敬瑭虑末帝西奔，遣契丹千骑扼渑池。末帝乃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是晚，敬瑭遂入洛阳。杀张延朗、刘延朗及末帝后弟刘延皓。时惟三人不赦。张延朗判三司，不欲河东多蓄积，凡财赋，应留使之外，尽收取之，敬瑭以是恨之。入洛之日，百官入见，即收延朗付御史台，旋斩之。刘延朗将奔南山，捕得杀之。刘延皓自经死。房晟、李专美、吕琦皆事晋。韩昭胤、薛文遇不知所终。

末帝之败，全由于兵不用命，与闵帝正同。契丹主之入援也，兵不过五万，而张敬达败后，兵亦五万，马万匹，铠仗俱全，则其力初不弱于契丹，何遂束手受围？《新史·死事传》云：契丹兵围敬达者，自晋安寨南，长百余里，阔五十里。敬达军中望之，但见穹庐连属如冈阜。四面互以毛索，挂铃为警，纵犬往来。敬达军中有夜出者，辄为契丹所得。由是闭壁不敢复出。夫以五万人散布于长百余里、阔五十里之地，而云不可突围而出，有是理乎？观杨光远等轻杀之而降，则知敬达实不能令其众。心力不一，故不能决战也。不特此也，《通鉴》云：末帝闻契丹许敬瑭以仲秋赴援，屡督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每有营构，多直风雨。长围复为水潦所坏，竟不能合。则当契丹未至之先，敬达兵势，本已不振，不惟未能猛攻，并亦未能合围，暮气之深，可以想见。敬达死时，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则被围之后，力尚不弱，故卢文纪策其可以坚守。闵帝在怀州时，吏部侍郎龙敏献策，言驾前兵尚万余人，马近五千匹，请选千人，与郎万金将，由介休路今山西介休县。夜冒敌骑，循山入大营。千骑之内，但得半济，寨即无虞。张敬达特不知援兵远近。若知大兵在团柏谷，虽铁障可冲踏，况敌骑乎？亦信其力之足用也。敬达之兵如此，益以赵德钧、范延光、潘环、符彦饶之众，岂不倍而不止？而竟不能内外合击，则其败也，岂在其寡弱也？不特此也，契丹孤军深入，后路堪虞。当明宗时，蔚州刺史张彦超沙陀人，尝为明宗养子。与石敬瑭有隙。闻敬瑭为总管，举城附于契丹。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然并不能有其地。太宗亲将入寇，彦超不过颇扰镇、魏而已。其时大同节度使为沙彦珣，持两端。契丹主还时，彦珣迎之，契丹主留之。而其节度判官吴峦不肯臣契丹，众推领州事拒守。契丹攻之，半岁不能下，卒因晋高祖诒书为请释之。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则当契丹入时，皆婴城自守。朗至晋安寨已降，契丹遣使谕之，犹斩其使。此等虽因兵力不足，未能邀截，究亦契丹之后患也。末帝之在怀州，龙敏又尝献策，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分兵援送入蕃，则契丹主有后顾之优，不能久在汉地，然后选精锐击之。夫赞华之失其众久矣，似未足以恐动契丹，然使天雄、卢龙，果能发兵援送，则其势自不同。《通鉴》载赵德钧见述律后，

述律后谓之曰：“吾儿将行，吾戒之曰：‘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此非述律后所能言，盖华人丑德钧者附会之辞，《鉴》云：德钧见述律太后，悉以所赍宝货，并籍其田宅献之。太后问曰：“汝近者何为往太原？”德钧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妄语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此明为汉人语。又云：又问“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钧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属谁？”曰：“属太后。”太后曰：“然则又何献焉？”此义亦非述律氏之所知也。述律氏乃一偏私狂悖之妇人，初无才智，史述其事，实多溢美。然事势自如此。则龙敏之计，初非迂阔，所争者，天雄、卢龙肯否出兵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岂不信哉！此阻兵者之所以终穷，抑亦不戢者之所以自焚欤？

第二节 晋高祖时内外形势

末帝时，将士之纷纷离叛者，尚不止如上节所述也。应顺元年正月，安州节度使符彦超为部曲王希全所害，谋附于吴。副使李超率州兵讨诛之。清泰三年五月，石敬瑭既叛，雄义都指挥使安元信屯代州，说代州刺史张朗持两端，朗不听。时安重荣为振武西北巡检使，敬瑭使人诱之；安审信为先锋都指挥使，与敬瑭有旧；审信，金全弟。皆附敬瑭。元信闻之，亦率部曲奔太原。据《旧史·元信传》。《本纪》云：元信谋杀张朗，事泄，戍兵自溃，奔审信军，审信与之入太原。诏安审信及雄义兵士妻男并处斩，家产没官。五月，邺都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谋应河东，逐节度使刘延皓。六月，汴州节度使范延光讨平之。斩令昭，诛其部下五指挥及忠锐、忠肃两指挥。七月，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应州节度使尹晖即叛应末帝之尹晖也，参看下文。逐云州节度使沙彦珣，收其兵应河东。彦珣表迁谋叛应河东，引兵围子城。彦珣犯围走。明日，收兵入城击乱兵。迁败走，军城复安。是日，尹晖执迁送洛阳，斩之。是月，彰圣指挥使张万迪以部下五百骑叛入太原。诏诛其家属于怀州本营。十一月，时括马及义军延州节度使杨汉章，率步骑数千人，将赴军期。前坊州刺史刘景岩，延州人也，多财而喜侠。潜使人挠之曰：“契丹强盛，汝曹有去无归。”众惧，杀汉章，奉景岩为留后。朝廷不得已，因而授之。丹州刺史康承询奉诏率义军赴延州，义军乱，承询奔鄜州。十二月，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宾，焚掠州城。东崩西应，几成燎原之势，自非徒恃兵力所能镇摄，况晋祖藉外力以入中原，益激人心之愤，而授之以口实邪？

末帝之败也，范延光率兵归辽州。延光女为末帝子重美妃，晋祖立，贺表又迟至，不自安。时董温祺与赵德钧俱没契丹。温祺贪暴，积赀巨万，及没，衙内都虞候秘琼尽杀其家人而取其货，自称留后，以军乱闻。延光使潜结之，欲与为乱，琼不报。延光恨之。天福二年（937年），朝以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除琼齐州防御使。琼不敢拒。之齐，过魏境，延光遣兵邀杀之，奏称捕盗兵误杀。朝以为反状明白。桑维翰乃赞高祖迁都。四月，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其后遂定都焉。是岁九月，延光平。十月，以汴州为东京，复为开封府，以东都为西京，西都为晋昌军节度。石晋之迁汴，与梁末帝不同。梁末帝徒以猜忌旧臣，乐居潜邸，石晋则以幽、蓟割弃，河北无复控扼之所，敌骑朝发，暮至邺都，迁居汴梁，庶此一路形势较重。晋高祖虽因急于救亡，饥不择食，贸然将燕、云割弃，然其后未尝不阴图补救，即桑维翰亦同此心，特势不易为耳，固不得以其初计之失，并其后意而抹杀之。然自重贵至于宋之徽宗，卒未能收漕运畅通、赴敌近便之利，而皆以浅露，坐遗人禽，则又可见形势一失，挽回非易，举措不可不慎也。是岁六月，延光有疾。衙校孙锐，素专军府之政，召澶州刺史冯晖，与共迫延光反。延光皇惑从之。晋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屯白马津，见第八章第四节。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侍卫诸军都指挥使杨光远屯滑州，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屯卫州。旋以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从宾副之。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西面都部署，屯相州。延光使说从宾，从宾亦反。入河阳，杀皇子节度使重信。又入洛阳，杀皇子权东都留守重乂。参看下节。引兵扼汜水关。白奉进在滑州，军士有夜掠者，获五人，其三隶奉进，其二隶节度使符彦饶，奉进皆斩之。彦饶怒。奉进自往谢，彦饶帐下杀之，彦饶不之止。奉国都指挥使侯益与杜重威讨张从宾，克之。从宾走渡河，溺死。杨光远趋滑州，闻滑乱，士卒欲拥为主，光远不肯。《旧传》：光远曰：“天子岂公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势穷所迫，今若为之，直反贼也。”然晋阳之降，可不谓之反乎？何其颜之厚也？驻滑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初惑乱欲从乱，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不可。乃共攻衙城，破之。执符彦饶送大梁，赐死于路。彦饶实非叛，第不忍一时之忿耳，且事出帐下，顺密遽攻而杀之，实不免要功犯上，晋祖顾从而赏之，亦迫于势也。乱势乃稍戢。冯晖、孙锐渡河，为杨光远所败，走还。延光知事不济，族孙锐请降。不许。冯晖，明年因出战来降。光远遂围魏州。期年不克。高祖复遣使入城谕之，许以不死。三年九月，延光乃降，以为天平节度使，赐铁券。十一月，入朝，以太子太师致仕。至五年七月而见杀。《新史·延光传》曰：延光致仕，居京师，岁时宴见，高祖待之，与群臣无间，然心终不欲使在京师。岁余，使宣徽使刘处让载酒夜过延光，谓曰：“适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问晋魏博叛臣何在？恐晋不能制，当锁以来，免为中国后患。”延光闻之泣下，莫知所为。处让曰：“当且之洛阳，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杨光远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阳，可以往乎？”处让曰：“可也。”

乃挈其孥归河阳。其辎重盈路。杨光远利其赀，果图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非北走胡，则南走吴越，请拘之洛阳。”高祖犹豫未决。光远兼镇河阳，其子承勋知州事，乃遣承勋以兵胁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赐我铁券，许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壮士驱之上马，行至浮桥，推堕水死。以延光自投水死闻。高祖以适会其意，不问。是时延光以匹夫居大梁，何能为？何必置之于洛，监察反觉不严？则谓高祖无意于杀延光，而光远所为，适会其意者，非也。盖高祖所为，实有惭德，不敢明目张胆以正其下，乃不得不阴谋诡计，貌为宽大，以平臣下之气。然身为大君，至不敢明正其臣之罪，而假北朝皇帝之名以行之，亦可羞矣。时杨光远以手握重兵，亦骄蹇。延光既平，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桑维翰画策：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而分魏博之众，建邺都为广晋府，唐于魏州置兴唐府，此时改为广晋。置彰德军于相州，以澶、卫隶之，永清军于贝州，以博、冀隶之。延光死后，光远入朝，徙诸平卢。光远心怀怨望，遂为他日勾结契丹之根。此则高祖之教猱升木也。

不惟北结胡也，南连吴越者，亦有之。初杨思权之入凤翔也，谓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京城平定，愿与臣一镇，勿置在防御使、团练使内。”乃出怀中纸一幅，谓末帝曰：“愿殿下亲书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即命笔，书可邠宁节度使。及即位，果以授之。其屈意以抚骄将，亦可谓至矣。《尹晖传》云：末帝约以邺都授之。及即位，高祖入洛，遇晖于通衢，晖马上横鞭以揖，高祖忿之，因谒谓末帝曰：“尹晖常才，以归命称先，陛下欲令出镇名藩，外论皆云不当。”末帝乃授晖应州节度使。此非实录。盖邺都名藩，末帝不欲轻授，乃借外论以挫之耳。然晖之不能满望，则无待再计矣。思权，清泰三年（936年），入为右龙武军统军。高祖即位，除左卫上将军，天福八年（943年）卒。晖，高祖即位，改右卫大将军。范延光以晖失意，密使人赍蜡弹，以荣利啖之。晖得延光文字，惧而思窜，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闻之，降诏召唤。未出皇畿，为人所杀。《新史·本纪》，事在天福二年七月。此等苟有隙可乘，亦皆肘腋之忧，此高祖所以不欲范延光居京师欤？初卢文进之归唐也，唐以为安州节度使。晋祖立，不自安，奔吴。天福元年十二月。晋以周瓖为节度使。范延光叛，屯将王晖杀之。晋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以骑兵千人赴之。晖大掠奔吴，为其下所杀。时高祖与金全约，不戮一人，仍许以王晖为唐州刺史，盖以其地边吴，不敢滥杀以招怨也。金全未及境，晖已见杀。金全至，闻军校武彦和等劫掠郡城，所获财货，悉在其第，杀而夺之。乱军数百人皆不安。金全说遣赴阙，密伏兵于野，尽杀之。高祖不究其事，反授以旄节。天福二年九月。金全以亲吏胡汉筠为中门使，贪残。高祖以廉吏贾仁绍代之。据《旧史·金全传》。《新史》作仁沼，《通鉴》同。《考异》云：从《实录》。召汉筠，欲授以他职。汉筠酖杀仁绍。金全奏汉筠病未任行。天福五年四月，以前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汉筠说金全拒命，自归于唐。命全节以汴、洛、汝、郑、单、宋、陈、蔡、曹、濮、申、唐之兵讨之。据《通鉴》：《旧传》无申、唐，云十州。单州，唐末所置，朱全忠改为辉州。见上节。前保大节度使安审晖为之副，唐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将兵三千逆之。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入守，为全节所败，掠城中资货而遁。审晖追败之，处恭战死。承裕及其兵二千人见虏。全节杀千五百人，以其余兵并承裕献于京师。承裕谓全节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计，将军皆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此而后就刑。”全节惧，杀之。高祖置之不问。可谓纪纲扫地矣。

乘时思逞者虽多，要未有若安重荣之藉口抗御契丹，足以动人者，此则高祖有以自取之也。《通鉴》云：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照《辽史》作延昭。在晋，帝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天福三年七月，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四年闰七月，初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子威，避王都之难，亡在契丹。至是，义武阙帅，契丹主遣使来，请使威袭父土地，如我朝之法。胡三省曰：我朝，契丹自谓也。帝辞以中国之法，必自刺史、团练、防御序迁，乃至节度使。请遣威至此，渐加进用。契丹主怒，复遣使来言曰：“尔自节度使为天子，亦有阶级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赂契丹，且请以处直兄孙彰德节度使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厌其意。其甘于屈辱如此。安重荣者恣狂悖，每谓人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邪？”尝因怒杀部校贾章，章有女一，时欲舍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继经兵乱，死者二十八，今父就刑，存此何为？”再三请死。亦杀之。其暴横如此。每见蕃使，必箕踞慢骂。有梅里数十骑由其境内，交言不逊，即尽杀之。然实密令人与契丹幽州帅刘晞结托，盖武人惟利是视，实无真欲攘夷狄者也。陉北既丧，吐谷浑皆属契丹。苦其贪虐，思归中国。重荣复诱之。于是吐谷浑率部落千余帐自五台来奔。今山西五台县。契丹大怒，遣使让帝以招纳叛人。天福六年正月，帝遣供奉官张澄将兵二千，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还故土。据《通鉴》。吐谷浑帅部落千余帐句，吐谷浑下，疑夺白承福三字。《新史·安重荣传》曰：是时吐浑白氏，役属契丹，苦其暴虐，重荣诱之入塞，契丹数遣使责高祖。高祖对使者，鞠躬俯首，受责愈谨，多为好辞以自解。而姑息重荣不能请，乃遣供奉官张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镇、忻、代山谷中吐浑，悉驱出塞，吐浑去而复来。重荣卒纳之。

《通鉴》：是岁，十月。刘知远遣亲将郭威以诏旨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许以节钺。承福率其众归于知远。知远处之太原东山及岚、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重荣势大沮，当时吐浑部落，以白承福为大宗，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岚州见第三章第一节。石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是岁夏，契丹使者拽剌过镇，重荣侵辱之。拽剌言不逊。重荣怒，执拽剌，以轻骑掠幽州南境之民，处之博野。乃上表言吐浑、浑、契苾、两突厥、沙陀皆来归，缘河党项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族，并送契丹所授官告、职牒、旗号。又朔州节度副使赵崇，与本城将校杀伪节度使刘山，乞归朝廷，据《旧史·重荣传》。《通鉴》但云崇逐刘山。愿早决计。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陵虐汉人，竟无厌足。又以此意为书遗诸朝贵及诸侯。桑维翰时镇彰德，密上疏言契丹有未可与争者七。疏见《旧史》。大旨：一言契丹方强。二言中国贫敝，且败衄之后，心沮胆怯。三言契丹虽多求取，未至侵陵。先启衅端，克则后患仍存，败则追悔何及？四言汉于匈奴，唐于突厥，皆因衅而克，今契丹无衅。五言引弓之民之长技，非中国所与。六言契丹骑士，利于坦途，中国徒兵，喜于隘险。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地平如砥。若与契丹相持，则必屯兵边上，少则惧强敌之众，多则患飞 之劳，逐寇速返，我归彼出，我出彼回，疲于奔命。七言征发、转输之费，更甚于奉事，兵戈既起，将帅擅权，屈辱更多。高祖乃自幸邺都，以诏谕之。略谓：“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邪？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毋自辱焉。”此等廉耻道丧之言，安能杜反侧者之口？益使之振振有辞耳。时安从进为山南东道，亦怀异志，与重荣相结托。高祖欲徙诸青州，使人谓之。从进报曰：“移青州在汉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优容之，及幸邺，兄子郑王重贵留守。宰相和凝曰：“从进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若何？”凝曰：“臣闻兵法先人者夺人，愿为空名宣敕十数通授郑王，有急则命将以往。”从之。从进果反，重贵遣将就申州刺史李建崇讨败之。是岁，镇州大旱蝗。重荣闻从进反，集境内饥民数万，驱以向邺，声言入觐。遣杜重威击败之。明年正月，斩之。漆其头，函送契丹。乃改镇州为恒州，成德军曰顺德军，以重威为节度使。高行周围襄阳，至八月乃克之。从进自焚死。重荣徒骄悍，无谋略，故言虽顺而事卒败，然举中国以事契丹，究为人心所不服，故高祖死后，景延广卒大反其所为，以亡其族矣。

其时将帅之叛者，尚有：天福二年三月，兖州李从温奏节度副使王谦构军士作乱，寻已处置。四年三月，灵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叛。怀远城，在灵州北百余里。遣供奉官齐延祚乘驿往。彦忠率众出降，延祚矫制杀之。诏除名决杖配流，彦忠则赠官收葬。盖边远之地，控制不易，故以柔道行之也。五年七月，河中节度使安审信奏军校康从受等以所部兵为乱，寻平之，死者五百人。六年正月，同州指挥使成殷谋乱，事泄，伏诛。其虽未反叛，而桀骜不可驾驭者，则有如张彦泽。彦泽，其先突厥部人，后徙居阴山，又徙太原，与高祖连姻。彦泽为人，骁悍而残忍。高祖时，为护圣右厢都指挥使、曹州刺史。与讨范延光，拜镇国军节度使。岁中，徙彰武。为政暴虐，常怒其子，数笞辱之。其子逃至齐州。州捕送京师。高祖以归彦泽。彦泽上章请杀之。其掌书记张式不肯为作章，屡谏止之。彦泽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为彦泽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疾之，因共谗式，且迫之曰：“不速去，当及祸。”式乃出奔。彦泽遣指挥使李兴以二十骑追之，戒曰：“式不肯来，当取其头以来。”式至衍州，在今甘肃宁县南。刺史以兵援之。邠州节度使李周留式，驰骑以闻。诏流式商州。彦泽遣司马郑元昭诣阙论请，期必得式。且曰：“彦泽若不得张式，患在不测。”高祖不得已，与之。彦泽得式，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高祖遣王周代彦泽，周河阳节度使，事在天福七年二月。以为右武卫大将军。周奏彦泽所为不法者二十六条，并述泾人残弊之状。式父铎，诣阙诉冤。谏议大夫郑受益、曹国珍，尚书刑部郎中李涛、张麟，员外郎麻麟、王禧伏上疏，论彦泽杀式之冤，皆不省。涛见高祖，切谏。高祖曰：“彦泽功臣，吾尝许其不死。”涛厉声曰：“彦泽罪若可容，延光铁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涛随之谏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铎、弟守贞、子希范等，皆拜以官，为蠲泾州民税，免其杂役一年；下诏罪己；然彦泽止削阶降爵而已。国珍等复与御史中丞王易简率三院御史诣门连疏论之，不报。夫相忍为国，亦必有其限极，今若此，纲纪何存？高祖取天下不顺，常以此惭藩镇，多务过为姑息，《新史·安从进传》语。此固亦天良所迫，然引夷狄以残中国之罪，岂如此遂可湔除？惭彦泽而不能治，而彦泽复引夷狄以覆其宗，则其去自覆之也，一间耳。

第三节 石晋之亡

天福七年（942年），契丹以晋招纳吐谷浑，遣使来让。高祖忧悒，不知为计。五月己亥，始有疾。六月乙丑，殂。《通鉴》。兄子齐王重贵立，是为少帝。《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同。欧《史》称为出帝，盖援卫辄、鲁哀公之例以名之也。《出帝纪》云：父敬儒，高祖兄也。为唐庄宗骑将，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家人传》：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孙。子曰重贵、重信、重义、重英、重胤、重睿、重杲，而上文叙其弟，又有重胤之名，下文云：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亲疏，高祖爱之，养以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齿诸子，则去重贵、重胤，实止五子。《旧史》及《五代会要》，高祖尚有子重进。欧《史》总序七子时，虽未及其名，然下文云：高祖叔兄与弟敬殷、子重进，皆前即位卒。重英，高祖起太原时为右卫将军，重胤为皇城副使，皆见杀。二人时匿民家井中，捕得诛之，并族所匿之家，其滥刑如此。薛《史·末帝纪》重胤作重裔，《通鉴》同。重信、重义为张从宾所杀，已见上节。后追封赠时，亦皆及重进，则高祖确有是子。据《旧史》及《五代会要》：重英为高祖长子，重信第二，重义作重，第三，重进第五，重睿第七。重杲，欧《史》云：小字冯六，未名而卒，重果追封时赐名。盖其次居六？重信死时年二十，生于贞明三年，重义死时年十九，生于贞明四年，新旧《史》同。重贵生于天祐十一年，《旧纪》。即乾化四年，无反居其次之理。则《家人传》云高祖七子者，其第四当为重胤。去重胤言之，则《出帝纪》之六子，重贵要不在其列也。《家人传》云：高祖卧疾，宰相冯道入见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怀中。高祖虽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托道也。高祖崩，晋大臣以国家多事，议立长君，而景延广已阴许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高祖纪》：天福三年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贵为郑王。《出帝纪》：天福八年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论曰：礼，兄弟之子，犹子也，重贵书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盖出帝于高祖，得为子而不得为后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为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使高祖无子，出帝得为后而立以正，则不待绝其所生以为欺也。然则高祖本无以重贵为子之事。云以重贵为子者，乃其篡立时欺世之谈也。景延广者，本梁将，后事唐。明宗时，朱守殷以汴州反，晋高祖为六军副使，诛从守殷者，延广为汴州军校，当诛，高祖惜其才，阴纵之使亡。盖自以为有恩焉？故后录以为客将。即位，以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是时为马步

军都指挥使。冯道等盖为其所胁也？于是武人干政之局成，而晋高祖一生，伈沁伣伣，以事契丹者，其局亦一变矣。高祖六子，重信为李皇后所生，余皆不知其母。二孙：曰延煦、延宝。欧《史》云：出帝以为子。后延煦等从帝北迁，不知其所终。《旧史》云：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长于公宫，及少帝北迁，不知其所终，疑即延煦、延宝也。

耻臣契丹而反前人之所为，是也，然出帝与景延广，则皆非其人。用兵自有形势。燕、云既丧，河东尚有雁门内险可扼，河北则已无险可守。此时欲攘契丹，纵不能更取山后，亦必当恢复幽州。欲复幽州，则自汴北出之兵必极强，河东之兵又必能东出井陉以为之援，且北出雁门，以挠敌后。然是时皆不能也。敌兵一出，即抵邺都。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岂能专以浪战为务？况不能战邪？高祖颇称节俭，而出帝则适相反。天福八年（943年），秋，幸大年庄。还，置酒景延广第。延广所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又进帛五千匹，绵一千四百两，马二十二匹，玉鞍、衣袭、犀玉、金带等，请赐从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从者各有差。帝亦赐延广及其母、妻、从事、押衙、孔目官等称是。时诸镇争为聚敛，赵在礼所积巨万，为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赀，乃以延煦娶在礼女，聘币百五十床。在礼谓人曰：“吾此一婚，所费千万。”时为开运三年（946年），国势已危如累卵矣。重胤妻冯氏，帝于居丧中纳之，以为后。群臣皆贺。帝顾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皇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绝倒，顾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皇后与左右皆大笑，声闻于外。帝自期年之后，即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阳城之捷，见下。谓天下无事，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赏赐优伶无度。桑维翰谏曰：“乡者陛下亲御胡寇，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战士见之，能不觖望？”帝不听。《通鉴》开运二年（945年）。中渡败后，见下。危亡已在旦夕，仍幸沙台射兔。桑维翰求见，帝方调鹰苑中，不暇见。景延广一出西京，见下。度必不能支契丹，乃为长夜之饮，大治第宅，园置伎乐，惟意所为。若君若臣，皆全无心肝者也，此而可以攘夷狄邪？

斯时之中国，则仍岁旱蝗、大水，民饿死及流亡，见于奏报者，动辄千万。见《旧史》天福八年（943），开运二（945年）、三年（946年）《本纪》及《通鉴》。而政府屡遣使括民谷，《旧史·本纪》：天福八年六月，遣内外臣僚二十八人往诸道州府率借民谷。《通鉴》云：分遣使六十余人。《纪》又云：时使者希旨，立法甚峻。民有碓硙泥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九月，诸州郡括到军食，以籍来上。吏民有隐落者，并处极法。《新史·本纪》：是岁八月，检民青苗。十月，括借民粟。率民财，《旧史·本纪》：开运元年四月，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括率钱帛，以资军用。《通鉴》云：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纵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惊皇，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又遣使率民马，《旧纪》：开运元年正月，诏率天下公私马，以资骑军。二年八月，分遣使臣于诸道率马。抽乡民为兵，《旧纪》：开运元年三月，诏天下抽点乡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资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为军号。二年正月，改为天威军。《通鉴》云：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吏又乘之为奸，致群雄蜂起。天福八年（943），朝廷以恒、定饥甚，独不括民谷，杜威奏称军食不足，请如诸州例，许之。威即重威，避出帝讳去重字。威用判官王绪谋，检索殆尽，得百万斛，威止奏三十万斛，余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复满百万斛。来春粜之，得缗钱二百万。将帅之全无心肝又如此，纵无敌国外患，亦岂可以一朝居邪？

北狄隆氏族而未能建国家，故不甚知君臣之义、尊卑之分，准诸族众，则以父子、兄弟、伯叔、父侄为称而已。然刘知远谏晋高祖，谓“于契丹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一若父子与君臣，有尊卑之异者？盖尔时之所谓臣，仅如《辽史》所谓属国，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助军众寡，各从其便，《辽史·兵志》属国军。称子则有进于此也。然其后高祖事契丹谨，契丹太宗乃请高祖不称臣，不上表，来往缄题，止用家人礼，但云儿皇帝，《旧史·契丹传》。《通鉴》天福三年（938年）同。则渐于中国之俗，以君臣之分，为严于父子矣。出帝即位，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李崧及冯道依违其间，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通鉴》。《考异》云：乔荣，《汉隐帝实录》作乔荧，《陷蕃记》作乔莹，从晋少帝、汉高祖《实录》《景延广传》《契丹传》。回图，《旧史·景延广传》作回国。《契丹国志》同。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负。乃释荣，慰赐而归之。天福八年九月。荣辞延广，延广大言曰：“归语而主：‘先帝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荣自以亡失货财，恐归获罪，且欲为异时据验，乃曰：“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延广命书其语以授之。荣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称孙，出帝一人与契丹主之关系耳，称臣则以国下之，延广所持之义，未为不正，然启衅必有其备，戎事不饬，而徒为大言，则近于儿戏矣。

时杨光远心怀觖望，密召契丹，言中国可取。赵延寿又说之。契丹主乃以延寿及赵延昭为先锋，自将入寇。开运元年正月，陷贝州。晋以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时河北危，诸州求救者相望。乃以景延广为御营使，下诏亲征。至澶州，使高行周先发。契丹围之戚城，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引契丹济河攻郓州，以援杨光远。帝使李守贞击败之，自将救高行周。契丹解去。契丹主攻澶州，帝出兵与战，亦退去。四月，契丹主留赵延昭守贝州，北归。帝亦留高行周镇澶州，归大梁。延昭弃城，屯于瀛、莫，阻水自固。帝命李守贞攻杨光远。十二月，青州食尽。光远子承勋等劫其父以降。命李守贞便宜处置。守贞遣人拉杀之。是役也，契丹未尝大举，故晋幸而获济。然战场即在河北，已如末帝时梁、唐间之形势矣。

五代时，机要之职，无过枢密。晋高祖之僭位，赵莹与桑维翰并相，而维翰实兼密使。及入洛，以冯道为相，常务一以委之。时李崧逃匿民间。帝以出镇河东得崧之力，德之，以为兵部侍郎，判户部。旋亦用为相，与维翰并兼枢密。天福二年正月。自郭崇韬死，宰相罕有兼枢密者，故宣徽使刘处让及宦官皆不悦。杨光远围广晋，处让数以军事衔命往来。光远奏请多逾分，帝常依违，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光远对处让有不平语。处让曰：“是皆执政之意。”光远由是怨执政。范延光降，光远密表论执政过失。高祖不得已，皆罢维翰、崧枢密，而以处让为之。天福三年十月。后复出维翰为彰德节度使。四年闰七月。至八年三月，乃入为侍中。少帝自澶州归，以景延广为西京留守。高行周代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六月，出冯道帅同州。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充枢密使。史谓亲征时号令方略，一出延广，延广乘势使气，陵侮诸将，为上下所恶，即帝亦惮其不逊难制，而维翰使亲党有宠者荐己，故有是命。然恐不仅如此。少帝未出师时，即遣使持书诣契丹。契丹已屯邺都，不得通而返。旋复遣译语官孟守忠致书契丹，求修旧好。契丹主复书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帝盖复欲求和也。亦可见其轻率矣。是岁闰十二月，契丹之师复至，遂无复转旋之地。

时则契丹主与赵延寿俱围恒州，前锋至邢州。少帝欲亲征，而有疾，遣马全节等屯邢州，赵在礼屯邺都。诸军稍退。六年正月，契丹踵之。至安阳水。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前觇敌，与战，破之。契丹主在邯郸，传言晋军大至，仓皇北还。攻相州之兵亦退。少帝疾愈，马全节等奏据降者言：虏众不多，宜乘其散归种落，大举径袭幽州。帝以为然。征兵诸道，下诏亲征。诸军以次北上。复诏杜威与之会。三月，下泰州。遂取满城、遂城。满城，今河北满城县。遂城，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契丹主至古北口，在今河北密云县东北。闻之，复回兵而南。杜威等闻之退。契丹踵其后，至阳城。在今清苑县东南。次日，南行十余里，至白团卫村。据《通鉴》。《考异》云：《汉高祖实录》作白檀，今从《晋少帝实录》。欧《史》但作卫村。东北风大起。契丹围晋军。契丹主命拔鹿角以入。杜威欲待风定徐观形势。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黑风之内，莫测多少，若候风止，我辈无噍类矣！”与张彦泽、符彦卿、皇甫遇等奋击，大败之。乃获整众至定州，遂入恒州。是役也，契丹以轻敌致败。然晋师亦仅克自免。少帝于四月还京。袭取幽州之计，遂成画饼矣。此时即袭得幽州，而不能得北方之险，契丹必大举攻之，亦不易守也。

此时朝局，复有变动。冯玉者，冯皇后之兄，少帝用为户部侍郎。李彦韬者，本阎宝仆夫，后隶晋高祖帐下，高祖自太原入洛，以少帝留守，留彦韬侍之，遂见宠任，是时为宣徽北院使、马步都虞候。二人皆恶桑维翰。李守贞之杀杨光远，光远孔目官宋颜尽以光远财宝、名姬、善马告守贞，守贞因而得之，置颜于帐下。维翰搜索光远同恶甚急，或告颜匿守贞所，朝廷取而杀之。守贞由是怨维翰，又惮之，与玉、彦韬辈竭力排斥。是年二月，遂以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时复以邺都为天雄军。杜威久镇恒州，多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又畏懦过甚。契丹数十骑入境，威已闭门登陴。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威但瞋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由是虏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威见所部残敝，为众所怨，又畏契丹之强，累表请入朝。帝不许。五月，威不俟报，遽委镇入朝。朝廷闻之惊骇。桑维翰言：“宜因此时废之。”帝不悦。维翰曰：“陛下不忍，宜授以近京小镇，勿复委以雄藩。”帝不听。维翰自是不敢复言国事，以足疾辞位。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节钺。帝许之。六月，以威为天雄节度使，邺都留守。以邺都留守马全节为恒州节度使。卒，以定州王周代之。是月，帝假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使奉表称臣，诣契丹卑辞谢过。契丹主曰：“使景延广、桑维翰自来，仍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朝廷以契丹语忿，谓无和意，乃止。此时契丹所求，尚止镇、定，足见谓太祖欲尽割河北者不确。是时既欲与契丹和，何以复替维翰？足见少帝惟宵小之言是用，进退大臣，不以国家大计也。八月，和凝罢。冯玉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维翰罢为开封尹。史云：初帝疾未平，会正旦，维翰遣女仆入宫起居太后，因问皇弟睿近读书否？帝闻之，以告冯玉。玉因谮维翰有废立之志。帝疑之。玉与李彦韬、李守贞合谋排维翰。以中书令行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共荐以代维翰。以莹为中书令，李崧为枢密使，守侍中。维翰遂称足疾，希复朝谒，杜绝宾客。盖少帝立不以正，终不免惴惴之心，而谗间遂乘之而入也。维翰亦非正士，然与高祖关系深，颇有威望，尚能调度将帅，维翰去，则朝局益非矣。

开运三年正月，诏李守贞率师巡抚北边。六月，定州奏蕃寇压境。诏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皇甫遇副之。前岁车驾驻于河上，曾遣边将遗书赵延寿，劝令归国。延寿寻有报命，依违而已。是岁三月，复遣杜威致书延寿。且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军将赵行实，曾事延寿，遣赍书往。七月，行实自燕回，得延寿书。且言久陷边庭，思归中国，乞发将应接，即拔身南去。朝廷欣然，复遣行实计会大军应接之所。有瀛州大将，遣所亲赍蜡书至阙下，云欲谋翻变，以本城归命未几，彼有告变者，事不果就。九月，契丹瀛州刺史诈为书与乐寿将军王峦。《旧纪》。《通鉴》作瀛州刺史刘延祚。《考异》云：欧《史》作高牟翰，《陷蕃记》前云延祚诈输诚款，后云大军至瀛州，侦知蕃将高谟翰潜师而出，盖延祚为刺史，谟翰乃戍将耳。愿以本城归顺。且言城中蕃兵，不满千人，请朝廷发兵袭取，己为内应。又云：今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以北，水势无际，契丹已归本国，若闻南夏有变，地远阻水，虽欲奔命，无能及也。又峦继有密奏，苦言瀛、莫可取之状。少帝深以为信，遂有出师之议。十月，以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会兵广晋北行。十一月，至瀛州，城门洞开，寂若无人。威等不敢进。闻契丹将高谟翰先已引兵潜出，遣梁汉璋将二千骑追之，遇敌败死。威等遂将军而退。至武强，今河北武强县。闻契丹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贝而南。会张彦泽领骑自镇、定至，言契丹可破之状，乃复趋恒州。驻中渡桥。契丹以大军当其前，潜遣骑出其后，断其粮道及归路。中渡寨遂隔绝。晋徒诏高行周、符彦卿领后军驻河上，使景延广戍河阳而已。奉国指挥使王清请以步卒夺桥开道，求入恒州，杜威遣与宋彦筠往。彦筠败还。清战甚锐，敌小却。威不之援，战死。威遂与李守贞降敌。并谕降顺国节度使王周。契丹主遂入恒州。引兵自邢、相而南，遣张彦泽将二千骑先趋大梁。《旧史·皇甫遇传》云：杜重威送款于契丹，遇不与其议，及降，心不平之。契丹欲遣遇先入汴，遇辞之。因私谓人曰：“我身荷国恩，位兼将相，既不能死于军阵，何颜以见旧主？更受命图之，所不忍也。”明日，行至赵郡，绝亢而殒。

彦泽倍道疾驱，自封丘门斩关而入。少帝初欲赴火，为亲校薛超所持。俄而彦泽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乃与太后俱作降表，遣延煦、延宝奉传国宝以降。高行周、符彦卿自澶州来降。张彦泽迁少帝于开封府舍，凡内帑、奇货，悉辇归私邸。仍纵军大掠，两日方止。少帝谋自全之计，以桑维翰在相时，累请与契丹和，虑契丹到京，穷究其事，则显己过，欲杀维翰以灭口，令张彦泽图之。彦泽乃称少帝命召维翰害之，而尽取其家财。景延广狼狈还。时契丹主至安阳，相州治。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遣别部队长率骑士数千，与晋兵相杂，趋河桥入洛，以取延广。戒曰：“如延广奔吴走蜀，便当追而致之。”延广顾虑其家，未能引决。契丹既奄至，乃轻骑谒契丹主于封丘。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契丹责之曰：“致南北失欢者，良由尔也。”召乔荣质证前事。凡有十焉。延广始以他语抗对。荣出其文以质之。延广顿为所屈。每服一事，则受牙筹一茎。此契丹法也。延广受至八茎，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锁延广臂，将送之北上。至陈桥，在开封东北。夜分，伺守者怠，引手自扼其亢死。张彦泽恣行杀害。或军士擒获罪人至前，不问所犯，但瞋目出一手竖三指而已，即出外断其要领。《旧史》本传。《通鉴》胡《注》曰：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断之，即要斩也。此盖五代军中虐帅，相承为此，以示其下，汉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以三指示吏，即要斩，正此类也。按弘肇事见欧《史》本传。彦泽与 门使高勋不协，乘醉至其门，害其仲父季弟，暴尸于门外。及契丹帐泊于北郊，勋往诉其冤。时契丹主已怒彦泽剽掠京城，遂令锁之。仍以其罪恶，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合诛否？”百官连状，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争投状疏其罪。遂令弃市。召杨承勋至京师，责其劫父，脔而食之，而以其弟承信为平卢节度使。降晋少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于黄龙府安置。与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少帝所生母。皇后冯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宝俱北行。宰臣赵莹、枢密使冯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随帝入蕃。乾祐元年六月，契丹国母召帝一行往怀密州。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至辽阳，又行二百里。会国母为永康王所执，永康王请帝却往辽阳城驻泊。后太后求于汉儿城侧近赐养种之地。契丹太祖为汉人所置，盖非一所？永康许诺，令于建州驻泊。在今辽宁朝阳县境。二年（949年），帝自辽阳赴建州。中路，太妃得疾而死。至建州，割寨地五十余顷，令一行人筑室分耕。三年八月，太后死。《郡斋读书志》云：范质《晋朝陷蕃记》，谓出帝北迁凡十八年而卒，则宋太祖之乾德二年（964年）也。赵莹之北徙，与子易从俱。后病将卒，告于契丹，愿以尸还中国。契丹许之。及卒，遣易从护其丧南归。冯玉子杰，自幽州不告父而亡归，玉惧谴责，以忧恚卒。冯后、重睿、延煦、延宝，不知所终。安太妃临卒，谓少帝曰：“当焚我为灰，南乡飏之，庶几遗魂得返中国也。”李太后疾革，谓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夫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闻人讥沙陀之无穴而勃然，何其壮也？及其见辱北蕃，乃复游魂愿依中国，又何惫也？噫！

第四节 契丹北去

契丹太宗既灭晋，明年，正月朔日，至汴。是日入宫，至昏复出，次于赤冈。在开封东北。五日，降晋少帝为负义侯。七日，复入，居于大内。以李崧为西厅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左仆射和凝及北来翰林学士承旨张砺为宰相。二月朔日，服汉法服，出崇元殿，受蕃汉朝贺。改晋国为大辽国。《旧五代史·赵延寿传》云：契丹主委延寿以图南之事，许以中原帝之。诸军既降于中渡，契丹主命延寿就寨安抚，仍赐龙凤赭袍，使衣之而往。谓之曰：“汉儿兵士，皆尔有之，尔宜亲自慰抚。”《通鉴》云：亦以赭袍衣杜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耳。案以章服别权位，庸非契丹主所知，此未必意存戏弄。特降军统属，究竟如何，未见明文耳。亦见其措置之乖方也。及契丹入汴，降兵数万，皆野次于陈桥。契丹主虑有变，欲尽杀之。延寿闻之，请见，曰：“皇帝百战，始得晋国，不知自要治之乎？为他人取乎？”契丹主变色曰：“尔何言之过也？朕以晋人负义，举国南征，五年相杀，方得中原，岂不自要为主，而为他人邪？”延寿曰：“皇帝知吴、蜀与晋相杀不？”曰：“知。”延寿曰：“今中原南自安、申，西及秦、凤，缘边数千里，并是两界守戍之所。将来皇帝归国，时又渐及炎蒸，若二寇交侵，未知许大世界，教甚兵马御捍？苟失堤防，岂非为他人取也？”契丹主曰：“我弗知也。为之奈何？”延寿曰：“臣知上国之兵，当炎暑之时，缘吴、蜀之境，难为用也。未若以陈桥所聚降兵，团并别作军额，以备边防。”契丹主曰：“念在壶关失断，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此指其送石敬瑭南下至潞州时言之。阳城时亦曾言议，未获区分，致五年相杀，此时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寿曰：“晋军见在之数，还似从前。尽在河南，诚为不可。臣请迁其军，并其家口于镇、定、云、朔间，每岁分番于河外缘边防戍，上策也。”契丹主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陈桥之众，获免长平之祸焉。《旧史·冯道传》：契丹主从容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观此，知契丹之入中原，杀机颇重，而延寿较之张彦泽等，亦为彼善于此矣。延寿在汴久之，知契丹主无践言之意，乃遣李崧达语，求立为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无所爱惜。但我皮肉，堪与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况他事？我闻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岂得为之也？”因命与燕王加恩。张砺拟延寿为中京留守、时契丹以恒州为中京。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燕王如故。契丹主览状，索笔围却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此说

可疑。契丹主岂知汉文邪？盖亦问诸汉人，非能自览状也。李崧、张砺，似皆欲以汉地大权，阴移之于延寿。他汉人承问者，则不敢尽同其说耳。

又以其子匡赞为河中节度使，观此，知契丹主本无占据中原之意，而后忽变计也。

欲据中原，必有占据中原之方略，而契丹主则殊非其人。是时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不受命者，惟彰义节度使史匡威，又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以秦、阶、成三州降蜀，且导蜀兵取凤州而已。然其地偏远，未足以威契丹。契丹盖以是谓中国遂可占据，故变计，欲自取之，然人民群起而攻，契丹卒不能御，则可见民力之大可恃，而中原沦陷，转皆坏法乱纪之武人招致之矣。《通鉴》云：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大饮酒作乐。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契丹兵制，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钞掠以供之。每正军一名，有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见《辽史·兵志》。钞掠只可行之战时，此时战事已停，故以牧马为名也。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昫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已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又云：初晋置乡兵，号天威军，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士户输钱十千，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起事，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皆见天福十二年（947）。民心之愤激既深，藩镇之政事较整饬，兵力较强盛者，乃乘之而起矣。

刘知远，《旧史·本纪》云：其先沙陀部人，而其同产弟彦超为慕容氏，盖吐谷浑人隶属于沙陀者？知远初事唐明宗，后隶晋高祖麾下，其助高祖戕废帝侍从，及劝高祖叛末帝，已见前。天福六年（941年），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少帝与契丹启衅，以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奉诏起兵至土门，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军至乐平而还。旋以为北面行营都统，督十三节度使，以备契丹。时少帝再命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与。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然知远广募士卒，阳城之战，诸军散卒归之者数千人。白承福归知远，知远收其精骑，以隶麾下。《通鉴》天福六年（941年）。参看第二节。吐浑多犯法，知远无所纵舍，相与谋遁归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亚承福，率所部先亡归契丹。契丹用为云州观察使，以诱承福。承福家甚富，郭威劝知远诛之，收其货以赡军。知远乃密表吐谷浑反覆难保，请迁于内地。少帝遣使发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阳及诸州。知远遣威诱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通鉴》开运三年（946年）。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而遣客将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而入，屯于南川，民居必依川流，故古称某地方居民所聚之处曰某川，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言秦川是也。此云南川，谓晋阳南民居之地。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盖不欲以兵力逐契丹，诳之以利，冀其自行召还也。契丹主赐诏褒美。及进书，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枴，胡法优礼大臣则赐之，如汉赐几杖之比。《新史·本纪》云：王峻持柺归，虏人望之皆辟道。然契丹主亦知其观望。知远又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献奇缯、名马，契丹主使谓知远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则形势稍迫急矣。然契丹是时，固无力进取河东。或劝知远举兵。知远曰：“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虎踞京邑，未有他变，岂可轻动？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盖契丹之不能终据京邑，知远固烛之明矣。然知远亦自审未足以膺众望。是岁二月十五日，乃称皇帝而不建国号，仍称天福十二年（947年），为游移之态，以觇众志焉。

契丹主闻知远自立，伪制削夺官爵。以通事耿崇美为潞州节度使，高唐英为相州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以扼要害之地。唐英未至，贼帅梁晖袭据之。潞州张从恩，以副使赵行迁权留后，左骁卫大将军王守恩从恩亲家。权巡检使，而身往朝契丹。判官高防与守恩谋，诛行迁，推守恩权知留后，降于河东。崔廷勋送耿崇美屯泽州，欲攻之。知远使史弘肇救之。廷勋、崇美退保怀州。契丹主以船载武库兵仗，自汴浮河，欲置之于北地，遣奉国都虞候武行德部送。至河阴，行德杀契丹监吏，与其屯驻军士，合趋河阳，据之。安国留后方太降契丹，契丹以为武定节度使，使赴洛阳巡检。至郑州，州有戍兵，共迫太为郑王。太逃奔洛阳。戍兵既失太，反谮太于契丹，云胁我为乱。太遣子师朗诉于契丹，契丹将麻荅杀之。

欧《史·四裔附录》云：麻荅者，德光之从弟也。德光灭晋，以为邢州节度使。兀欲立，命守镇州。《廿二史考异》云：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阿保机之从子也。其父曰撒剌，归梁，死于汴。予考《辽史》，无《麻荅传》，而有《耶律解里传》。然解里世为小吏，则非德光从弟，且亦无镇邢州、守镇州事。惟《耶律拔里得传》称太祖弟刺葛之子，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国军节度使，总领河北道事。师还，州郡往往叛以应刘知远，拔里得不能守而归。世宗即位，迁中京留守，卒。安国军即邢

州，中京即镇州，则麻荅即《辽史》之拔里得，与解里初非一人矣。《辽史·皇子表》：刺葛，神册二年（917年）南奔，为人所杀。薛《史》亦云：麻荅父萨刺，阿保机时自蕃中奔唐庄宗，寻奔梁，庄宗平梁，获之，磔于市。与宋白说略同。但一云撒剌，一云萨剌，一云剌葛，其名小异耳。太无以自明。会群盗攻洛阳，契丹留守刘晞奔许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与巡检潘环击群盗，却之。太欲自归于晋阳，武行德诱而杀之。契丹将高谟翰援送刘晞还洛。晞疑潘环构其众逐己，使谟翰杀环。晋州留后刘在明朝于契丹，以节度副使骆从朗知州事。知远遣使者张晏弘等谕以即位，从朗皆囚之。大将药可俦杀从朗，推晏弘权留后。契丹以其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杀之，奉晖为留后。契丹主即以授之。晖斩其使，奉表晋阳。初，梁太祖以高万兴守延州，牛存节守鄜坊。刘知俊叛，徙存节于同州，以高万金代之。贞明四年（918年），万金卒，万兴遂兼帅鄜延。唐时，改军名曰彰武。庄宗入洛，万兴曾一来朝。仍遣归镇。同光三年（925年），卒，子允韬袭。长兴元年（930年），乃移镇。开运中，周密为彰武节度使。契丹灭晋，军人逐之，密守延州东城。西城之兵，奉万金子允权为留后，归于晋阳。密乃弃东城去。折从阮者，本名从远，避知远讳改。盖党项之族？折氏为党项大族，见第十五章第三节。代家云中。唐庄宗有河朔，使领府州刺史，今陕西府谷县。晋高祖以云中河西之地赂契丹，从阮以郡北属。契丹欲徙河西之民实辽东，人心大扰，从阮乃保险拒之。少帝与契丹启衅，命从阮出师。从阮深入边界，拔十余寨。少帝使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闻知远起，亦来归。于是河东之声势日盛，然尚未足胁契丹，使之即去也，而河北、山东，义师继起。有王琼者，率众袭取澶州南城，围契丹将耶律郎五。契丹主遣兵救之。琼战败，见杀。然澶州不靖，则契丹归路有中断之虞。东方群盗，又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不得已，遣诸节度使归镇。王琼起，遣李守贞归天平，杜重威归天雄。宋、亳、密陷，又遣安审琦归泰宁，符彦卿归武宁。至是，则中原之地，控制弥艰；契丹主又不习居中土；乃复以汴州为宣武军，以其后兄小汉为节度使，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翰为述律后兄子，其妹又为德光后，见新旧《史·本传》《新史·四裔附录》，及《辽史·外戚表》。而身以三月十七日发东京。

契丹主既北行，四月四日，攻相州，陷之。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新史·四裔附录》。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通鉴》。高唐英阅城中遗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乾祐中，王继弘镇相州，于城中得髑髅十余万，《旧史·汉高祖纪》。其屠戮亦可谓酷矣。契丹主至临城，见第八章第四节。得疾。四月二十一日，死于栾城之杀胡林。今河北栾城县。赵延寿引兵入恒州，自称受契丹皇帝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旋为其永康王兀欲所执。兀欲自立，是为世宗。北归。述律后使其第三子李胡拒之，为所败，与述律后皆见幽。契丹既有内忧，遂无暇更问南方之事矣。

契丹既北去，刘知远集群臣廷议进取，诸将咸请出师井陉，攻取镇、魏。先定河北，则河南拱手自服。此实当日进取之正道。而知远欲自石会趋上党。郭威曰：“虏主虽死，党众犹盛，各据坚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无应援，若群虏合势，共击我军，进则遮前，退则邀后，粮饷路绝，此危道也。上党山路险涩，粟少民残，无以供亿，亦不可由。近者陕、晋二镇，相继款附。引兵从之，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汴、洛定矣。”知远曰：“卿言是也。”乃以弟崇为北京留守而东下，崇，欧云高祖母弟，《通鉴注》同；薛云从弟，恐误。此实苟且之计。欲成大业者，必先勉为其难。击天下之至强，祛人心所同忿，则好我者劝，恶我者惧，而基业自固。当时契丹余党，已成五合六聚之势，安能协以谋我？若能协以谋我，先定汴、洛，独不虑其合从南犯邪？

知远以五月十二日发太原，自阴地关出晋、绛。阴地关，在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先二日，刘晞弃洛阳奔大梁。十三日，史弘肇奏克泽州。崔廷勋、耿崇美方逼河阳，闻之，退保怀州。弘肇将至，廷勋等拥众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继北去。弘肇引兵与武行德合。初晋封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以奉唐祀。契丹犯京师，赵延寿所尚明宗公主已死，德光乃为延寿娶从益妹，曰永安公主。不知其母，素亦养于王淑纪。而拜从益为彰信节度使。从益辞，不之官，与王淑妃俱还洛阳。萧翰闻刘知远南，欲北归，恐中国无主，必大乱，己不得从容而去，遣高谟翰迎之。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召己赴恒州。至大梁，立以为帝，留燕兵千人为宿卫而去。从益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王淑妃惧，召大臣谋之。或曰：“今集诸营，不减五千，与燕兵并力坚守，一月，北救必至。”据《通鉴》。《新史·家人传》曰：与王松谋以燕兵闭城自守。松，萧翰所置相也。妃曰：“吾母子亡国之余，安敢与人争天下？”乃用萧翰所置相赵远、枢密使翟光邺策，称梁王知军国事，遣使奉表称臣迎知远。仍出居私第。六月三日，知远至洛阳。闻从益尝召高行周，遣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京师杀之，及王淑妃。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史言闻者泣下。然则刘 尝力抗沙陀，终以强死，又谁为作墦间之祭也？然则闻之而泣者，中国之民乎？抑沙陀之仆妾也？十一日，知远至大梁，复以汴州为东京。晋之藩镇，相继来降。十五日，改国号曰汉。是为汉高祖，年号仍称天福，曰：“予未忍忘晋也。”盖亦度德量力，未足以君临中原，故为是忸怩之态耳。

辽世宗之北归也，以麻荅为中京留守。汉祖既入大梁，杜重威、李守贞皆归命。重威仍请移镇。高行周亦入朝。时传赵延寿死，《辽史·延寿传》，延寿死于天禄二年（948年），即乾祐元年（948年），此时实尚未死。乃移重威于归德，以行周守邺都，起复赵匡赞，移之晋昌，而以守贞帅河中。重威不受命，使子弘璲质于麻荅以求救。时七月也。闰月，以行周为招讨使，慕容彦超副之，以讨重威。赵延寿有幽州兵二千，在恒州，重威请以守魏。麻荅遣其将杨衮将之，并契丹兵千人赴之。麻荅贪残，民间有珍货美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炙而杀之。左右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然恐汉人去之，故契丹或犯法，无所容贷。乃谓门者曰：“汉人有窥门者，即断其首以来。”其狂悖如此。先是契丹主德光使奉国都指挥王继弘、都虞候樊晖戍相州。高唐英闻汉祖南下，举镇请降。使者未返，继弘、晖杀唐英。继弘自称留后，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诏以继弘为彰德留后，晖为磁州刺史。安国节度使高奉明闻唐英死，心不自安，请于麻荅，署马步都指挥使刘铎为节度副使，知军州事，身归恒州。及是，麻荅遣使督运于洺州，洺州防御使薛怀让杀其使，举州降。帝遣郭从义会怀让攻刘铎，不克。铎请兵于麻荅。麻荅遣其将杨安及前义武节度使李殷攻怀让于洺州。契丹留恒州之兵，不满二千，而麻荅令所司给万四千人食，收其余以自入。麻荅常疑汉兵，且以为无用，稍稍废省；又损其食以饲胡兵；众心怨愤，闻汉祖入大梁，皆有南归之志。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李荣，《宋史》作李筠。潜结军中壮士数十人，谋攻契丹。畏契丹尚强，犹豫未发。会杨衮、杨安等出，契丹留者才八百人，福进等遂决计。夺契丹守门者兵，突入府中。荣先据甲库，悉召汉兵及市人，以铠仗授之，与契丹战。八月朔，麻荅、刘晞、崔廷勋皆奔定州，与耶律忠合。忠即郎五也。是役也，汉兵无所统一，贪狡者乘乱剽掠，懦者窜匿，契丹几复振。幸冯道、李崧、和凝，皆在恒州，前磁州刺史李谷，恐事不济，请其至战所抚慰士卒，士卒乃争奋。然民死者几三千人，实非尽军人之力也。李荣召诸将并力，护圣左厢都指挥白再荣狐疑，匿于别室，军吏以佩刀决幕引其臂，乃不得已而行。是役也，李荣功最多，然

再荣位在上，乃以再荣权知留后，具以状闻。再荣贪昧，猜忌诸将。奉国军主王饶恐为所并，据东门楼，严兵自卫。司天监赵延义善于二人，往来谕释，始得解。再荣以李崧、和凝久为相，家富，遣军士围其第求赏给，又欲杀崧、凝以灭口；又欲率民财以给军。李谷争之，乃止。然汉人尝事麻荅者，再荣皆拘之以取其财。恒人以其贪虐，谓之白麻荅焉。杨衮至邢州，闻麻荅被逐，即日北还。杨安亦遁去。李殷以其众来降。刘铎亦举邢州降。薛怀让杀铎，以克复闻。朝廷知而不问。复以恒州顺国军为镇州成德军。十一月，杜重威以食尽降。初高行周与慕容彦超不协，城久不下。高祖亲征，率诸军攻其垒，亦不克，王师伤夷者万余人。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挥使张琏以二千余人屯邺。时亦有燕军千五百人在京师。高祖至阙，有上变者，言燕军谋乱，尽诛于繁台之下。繁台，在开封东南。咸称其冤。有逃奔于邺者，备言其事。故琏等与重威胶固守城。高祖累令宣谕，许以不死。琏等于城上扬言曰：“繁台之诛，燕军何罪？既无生理，以死为期。”琏一军在围中，重威推食解衣，尽力姑息。燕军骄悍，凭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夺。及重威请命，琏等要朝廷信誓，诏许琏等却归本土。及出降，尽诛琏等将数十人，其什长已下，放归幽州。将出汉境，剽略而去。邺城士庶，殍踣者十之六七。录重威部下将吏，尽诛之。籍其财产，与重威私帑，分给将士，而仍授重威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其措置，可谓殊不可解矣。赵匡赞降蜀。蜀主以书招凤翔节度使侯益，又使张虔钊、何重建攻凤翔，奉銮肃卫李廷珪出子午谷援长安。谷北口曰子，在长安南。南口曰午，在今洋县东。侯益亦降蜀。明年，改元曰乾祐。正月，回鹘入贡，言为党项所隔，乞兵应接。王景崇者，本唐明宗邢州衙将，许王从益居京师，监左藏库。取库金以奔汉祖。汉祖以为右卫大将军。及是，使将禁军数千赴之，因使之经略关西。未行，赵匡赞用节度判官李恕之谋，使恕奉表请入朝，侯益亦请赴二月四日圣寿节。

匡赞不俟恕返，已离长安。景崇等至，蜀兵已入秦川，发本道及匡赞衙兵千余人拒之。侯益亦闭壁拒蜀。张虔钊遁去。西方复平。

高祖二弟：曰崇，曰信。崇留守太原。信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忠武节度使。三子：长承训，为开封尹。次承祐、次承勋。承训颇贤，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以疾卒，高祖痛之，亦不豫。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大渐。枢密使杨邠，迫遣刘信之镇。是日，高祖殂。邠杀杜重威及其子弘璋、弘琏、弘璨。二月朔，承祐立，是为隐帝。时年十八。

初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筑堢于山上，以避胡寇。堢中有佛舍，尼深意居之，远近信奉之。深意俗姓孙氏，中山人孙方简新旧《史》皆作方谏。《旧史》云：清苑人。本名方简，广顺初，以犯庙讳改。案庙讳，谓周太祖父名简也。《通鉴考异》云：周世宗实录云清苑人，从《汉高祖实录》作中山。及弟行友，自言为深意之侄。深意卒，方简嗣行其术。率乡里豪健者，据寺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简率众要击，颇获其甲兵、牛马、军资。人挈家往依之者日众，久之，至千余家。遂为群盗。惧为吏所讨，乃归款朝廷。朝廷亦资其御寇，署为东北招讨使。《通鉴》开运三年（946年）。定帅又表为边界游奕使。方简求请多端。因少不得志，潜通于契丹。契丹入中原，以为定州节度使。契丹主北归，至定州，以耶律忠为节度使，徙方简大同。方简不受命，率其党三千人保狼山故寨，遣使请降。汉祖复其旧官。是岁，三月二十七日，据《旧史·隐帝纪》。耶律忠与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驱其人，弃城北去。方简还据定州。又奏弟行友为易州、方遇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颇畏之。于是晋末州县陷契丹者，皆复为汉有矣。而关西之变复起。

隐帝既立，侯益亦入朝，益富于财，厚赂执政及史弘肇等，遂以兼中书令行开封尹。益盛毁王景崇于朝。景崇闻之，不自安。赵思绾者，本隶赵在礼帐下。在礼死，赵延寿籍其部曲，以付其子匡赞，思绾其首领也。时诏征匡赞衙兵诣阙，思绾等甚惧。景崇又以言激之。至长安，思绾遂作乱，袭据之。景崇亦讽凤翔吏民表已知军府事。李守贞闻杜重威死，不自安，亦反。自称秦王。思绾、景崇，皆受其署置。景崇又使降于蜀。朝使郭崇义讨思绾，白文珂讨守贞，不克。八月，以郭威为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节度。威合诸军筑长围以困河中。蜀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救凤翔，不克。明年六月，长安食尽。左骁卫上将军致仕李肃，旧有恩于赵思绾，说之，思绾乃请降。诏以为华州留后。思绾以收敛财货，三改行期。七月，郭从义疑而杀之。据《通鉴》，《新史》云：蜀使人招思绾，思绾将奔蜀。是月，李守贞自焚死。十二月，王景崇亦自焚。关西乃复平。

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始末（下）

第一节 郭威代汉

汉高祖即位之初，以苏逢吉、苏禹珪为相，后又相窦贞固及李涛。逢吉者，高祖河东节度判官，禹珪则其观察判官也。入汴后，思用旧臣，贞固旧为河东节度推官，时为刑部尚书。与高祖并事晋祖，雅相知重，故遂相之。涛则逢吉所荐。涛时为翰林学士。然涛以劾张彦泽素为高祖所知，又时攻杜重威不下，涛疏请亲征，与帝意相会，因而见用。《旧五代史·逢吉传》谓涛与逢吉论甥舅之契，相得甚欢，涛之入相，逢吉甚有力焉，亦未必尽然也。

汉高祖盖颇重吏事者，其时河东政务，在诸藩镇中，盖较整饬，故能以富强闻，乘契丹之敝而逐之。此可见功业之成，虽小亦非偶然也。高祖所倚任者，史弘肇外，为杨邠、郭威及王章。邠少为吏，尝事孔谦。高祖留守邺都，用为左都押衙。镇太原，益加亲委。及即位，用为枢密使，以威副之。威，邢州尧山人。尧山，今河北唐山县。或云：本常氏子，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初应募隶李继韬。后晋祖以其长于书计，召置麾下，令长军籍。其妻柴氏，本后唐庄宗嫔御，资以金帛，令事汉祖。史载威劝汉祖出陕、晋等，非必实录。汉祖所任之将为史弘肇，入汴后，弘肇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威乃代之出征，前此威盖仅掌军政者也。王章者，少亦为吏。高祖在河东，委以钱谷。及即位，以为三司使。高祖之殂，苏逢吉与杨邠、郭威、史弘肇同受顾命。四相中，苏禹珪徒纯厚长者，窦贞固亦但端庄自持，而李涛则锋芒较露，逢吉尤久参谋议，入汴后，百司庶务，皆由其参决处置，故与邠等有隙。高祖后李氏，史传高祖起太原时，赏军士帑藏不足，欲敛于民，后谏止之，请但悉后宫所有以为赏，盖亦略知政理。其母弟业，时为武德使，与邠、威、弘肇等争权。见《宋史·李涛传》。李涛疏请出邠、威为方镇。邠等泣诉于太后。乃罢涛政事，而加邠平章事。枢密使如故。威亦进为枢密使。又加王章同平章事。于是事皆决于邠，三相敛手而已。《旧五代史·邠传》云：邠虽长于吏事，而不识大体。既专国政，触事苛细，条理烦碎。然缮甲兵，实帑廪，俾国用不阙，边鄙粗宁，亦其功。《弘肇传》云：弘肇严毅寡言。部辖军众，有过无舍。兵士所至，秋豪不犯。河中、永兴、周改晋昌军曰水兴。凤翔连横谋叛，关辅大扰。朝廷日有征发，群情忧惴。亦有不逞之徒，妄称虚语，流布京师。弘肇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专行刑杀，略无顾避。无赖之辈，望风匿迹。然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章传》云：罢不急之务，惜无用之费，收聚财赋，专事西征，军旅所资，供馈无乏，及三叛平，赐与之外，国有余积。然以专于权利，剥下过当，敛怨归上，物论非之。三人者所行皆操切之政，此诚非正道，更非久计，然未尝不藉以取济于一时，其功罪未可以一言定也。致治之道，莫要于覈名实，破朋党。《新史·邠传》，言其为人颇俭静。四方之赂，虽不却，然往往以献于帝；又居家能谢绝宾客；此即其能奉公之证。以视苏逢吉之侈靡好贿者，迥不侔矣。《旧史·逢吉传》言：逢吉与苏禹珪，俱在中书，有所除拜，多违旧制，物论纷然。逢吉尤贪财货，无所顾避。及邠为相，每惩二苏之失，艰于除拜。即此一端，亦与其用二苏，不如用邠等也。弘肇之严刑，诚为大失，然此亦当时通病。《杨邠传》言：弘肇恣行惨酷，都人士庶，相目于路，而邠但称其善。《王章传》亦言其峻于刑法。《逢吉传》亦言其深文好杀。从高祖在太原时，高祖尝因事

命其静狱，以祈福佑，逢吉乃尽杀禁囚以报。及执朝政，尤爱刑戮。朝廷患诸处盗贼，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诏意，云应有贼盗，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处斩。或谓之曰：“为盗族诛，犹非王法，邻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坚以为是，仅去全族二字。此亦岂减于弘肇哉？盖自藩镇擅土以来，将拥兵而贼民，兵怙势而犯上，民迫于无可如何，亦挺而走险，则又专恃刑戮以威之，上下相驱，已成一互相残杀之局，生于其间者，皆濡染焉而不知其非，所谓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然挟震主之威，为众怨之府，变故遂终不可免矣。

隐帝为大臣所制，心不能平，乃与李业及内客省使阎晋卿、枢密承旨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谋之。乾祐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邠、弘肇、章入朝，帝伏甲杀之，并诛其亲党。去年十月，契丹寇河北，郭威御之，以宣徽使王峻监其军。是岁三月，又以威镇邺都，仍领枢密使。时苏逢吉不可，曰：“以内制外则顺，以外制内，岂得便邪？”而史弘肇欲之。卒从弘肇议。十月，又诏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屯澶州。杀邠等前一夕，遣供奉官孟业赍密诏诣澶州、邺都，令澶州节度使太后弟李洪义杀王殷，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后避周祖讳，故或去威字。步军都指挥使曹威杀郭威及王峻。刘铢者，梁邵王友诲衙将，与汉高祖有旧。高祖镇太原，以为左都押衙。授永兴军节度使。从定汴、洛，移镇青州。因其暴虐，代以符晋卿。铢居长安，奉朝请而已，恨史弘肇、杨邠。至是，命诛郭威、王峻之家。又命太后母弟李洪建诛王殷之族。铢诛戮备极惨酷，殷但遣人监守而已。使者至澶州，李洪义不敢发，引孟业见王殷。殷囚业，遣副使陈光穗以密诏示郭威。威匿诏书，召枢密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劝威反。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于是留养子荣镇邺都，命郭崇威将骑兵先驱，自将大军继之。隐帝既诛杨邠等，以苏逢吉权知开封府事，李洪建判侍卫司事，阎晋卿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而急召郓州高行周、青州符彦卿、永兴郭从义、兖州慕容彦超、同州薛怀让、郑州吴虔裕、陈州李谷等赴阙。及闻郭威兵起，李业等请帝倾府库以给诸军。苏禹珪以为未可。业拜禹珪于帝前曰：“相公且为官家，莫惜府库。”遂下令：侍卫军人给二十缗，下军各给十缗，北来将士亦准此。仍遣其在营子弟，各赍家问，向北谕之。慕容彦超得诏，方食，释匕箸入朝。帝悉以军事委之。侯益曰：“邺都戍兵，家属皆在京师，官军不可轻出，闭城以挫其锋，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战而下也。”慕容彦超以为懦。帝乃遣益及阎晋卿、吴虔裕、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将禁兵趋澶州。十六日，郭威至澶州。李洪义纳之。王殷以所部兵从。十七日，至滑州。节度使宋延渥迎降。王峻谕军曰：“我得公处分：俟平定京城，许尔等旬日剽掠。”众皆踊跃。十九日，威兵至封丘。见第十二章第二节。慕容彦超以大军驻于七里店。在开封北。二十日，车驾劳军，即日还宫。二十一日，复出。彦超先击北军，不胜。诸军稍稍奔于北军。吴虔裕、张彦超等相继而去。侯益亦夜至郭威营。慕容彦超以十数骑奔兖州。帝西北走赵村而死。新旧《史》皆云：为郭允明所弑，说不足信，见《通鉴考异》。《通鉴》云为乱兵所弑，亦无据也。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皆自杀，聂文进挺身走，军士追斩之。郭威至玄化门，刘铢两射城外。《旧五代史·周太祖纪》：《汉隐帝纪》云：帝策马至玄化门，刘铢在城上，问帝左右、兵马何在？乃射左右。帝回与苏逢吉、郭允明诣西北村舍。案刘铢若叛隐帝，何得更射周太祖？故知其射隐帝之说，必因其射周太祖而误传也。威自迎春门入。诸军大掠，烟火四起。翼日，王殷、郭崇威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为空城矣。”由是诸将部分，斩其剽者，至晡乃定。威杀刘铢、李洪建，而复窦贞固、苏禹珪之位。李业奔陕州，其兄节度使洪信不敢纳。将奔晋阳，为盗所杀。后匡赞奔兖州，慕容彦超执送之，斩于市。隐帝之败，全由军人贩弄天子，杨光远语，见第十三章第二节。与后唐闵帝、末帝，如出一辙。慕容彦超沮侯益之计，人

皆以为失策，其实未必然也。当时之败，全在彦超一军独战，而诸军不与协力，然亦未见大败，可见兵力本非不敌。《旧史·隐帝纪》：彦超自镇驰至，帝以军旅之事委之：彦超谓帝曰：“陛下勿忧，臣当生致其魁首。”退见聂文进，询北来兵数及将校名氏。文进告之。彦超惧曰：“大是剧贼，不宜轻耳。”盖不意附威者如此其众？然及隐帝劳军还宫，彦超尚扬言曰：“官家宫中无事，明日再出，观臣破贼。”时太后遣中使谓聂文进曰：“贼军在近，大须用意。”文进曰：“有臣在，必不失策。纵有一百个郭威，亦当生擒之。”可见当时诸臣，于威皆不之惮也。威之用兵，本非史弘肇之伦，观其攻一李守贞，尚久而后克可知。使非诸军叛离，何至一败涂地？若人人皆以贩弄天子为事，城守何益？且当日遣北来将士在营子弟，各赍书问，向北谕之，不已行益之策乎？史所传之事迹，多周世讳饰之辞，不足信也。史言隐帝之事，不可信者甚多。如欧《史·家人传》言：隐帝数与小人郭允明、后赞、李业等游戏宫中。太后数切责之，帝曰：“国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张昭闻之，上疏谏帝，请亲近师傅，延问正人，以开聪明。帝益不省。其后卒与允明等谋议，遂至于亡。一似帝所与亲狎，皆非后之所许者。然李业固后亲弟，后所最怜。《宋史·李涛传》言：周祖举兵，太后仓皇涕泣曰：“不用李涛之言，宜其亡也。”则涛之请出杨邠、郭威，固业意，亦不必非太后意，涛之罢政，特见胁而然矣。郭允明本高祖厮养。后赞者，其母倡。赞幼善讴。初事张延朗，后乃更事高祖、聂文进，少为军卒，以善书算，给事高祖帐下。云小人可也。阎晋卿家世富豪，少仕并门，历职至客将，犹可云其门第或本不高。李业既居元舅之尊，何得更以小人目之？允明等虽小人乎，然《旧史·传》言：杀史弘肇等前夕，文进与同党豫作宣诏，制置朝廷之事。凡关文字，并出文进之手。明日难作，文进点阅兵籍，征发军众，指挥取舍，以为己任，内外咨禀，前后填咽。太祖在邺被构，初谓文进不与其事，验其字迹，方知文进乱阶之首也，大诟詈之。《后赞传》言：赞与同党更侍帝侧，剖判戎事。其人

皆未易才也。乃又谓赞之为此，兼所以防闲言。《新史》遂云：与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己短。允明尝奉使荆南，潜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卑，池隍之广隘，此盖有深意焉，《旧传》则谓其以动荆人，冀得重贿。《新史》遂径谓高保融厚赂而遣之。阎晋卿与侯益等共御北师，度必早参机密。乃《旧史·传》谓李业等谋杀杨、史，始诏晋卿谋之，晋卿且退诣弘肇，将告其事，而弘肇不见。如此捕风捉影，天下岂尚有忠贞不二之人？苏逢吉，杨、史甫诛，即权密院，亦必早与密谋。《传》云：李业辈恶弘肇、邠等，逢吉知之，每见业等，即微以言激怒之，亦隐见其与谋之迹。乃又谓弘肇等被害，逢吉不与其谋，亦见其说之不足信也。后赞，即后匡赞，作史者避宋讳，去匡字。

隐帝既死，乃诬郭允明弑逆，由太后下诰，言河东节度使崇、忠武节度使信皆高祖弟，武宁节度使赟、开封尹勋即承勋，避隐帝讳去承字。皆高祖子，其择所宜。赟者，崇之子，高祖子之。郭威、王峻请立勋。太后告以勋羸病日久，不能自举。乃议立赟，遣太师冯道诣徐州奉迎，而请太后临朝。时契丹世宗自将入寇。十二月朔，郭威御之。十六日，至澶州。二十日，将士拥威南行。王峻与王殷谋，遣郭崇威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马铎诣许州巡检。太后诰废赟为湘阴公。马铎至许州，信皇惑自杀。明年正月，郭威立，是为周太祖。勋卒。杀湘阴公于宋州。是日，刘崇称帝于晋阳，是为北汉。《通鉴》《宋史》同，《新五代史》称为东汉。《新史·世家》云：周太祖与旻素有隙，崇更名旻，见下。旻颇不自安，谓判官郑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权臣，而吾与郭公不协，时事如何？”珙曰：“汉政将乱矣。晋阳兵雄天下，而地形险固，十州征赋，足以自给。公为宗室老，不以此时为计，后必为人所制。”旻曰：“子言吾意也。”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隐帝遇弑，旻谋举兵。周祖白立赟，人皆知非实意也。旻独喜，罢兵，遣人至京师。太原少尹李骧劝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变，庶几赟得立。赟立而罢兵可也。旻大骂曰：“腐儒欲离间我父子。”命左右牵出斩之。骧临刑，叹曰：

“吾为愚人画计，死诚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独存，愿与之俱死。”旻闻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汉，以明无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汉，降封赟湘阴公。旻遣衙将李 奉书求赟归太原，而赟已死。旻即恸哭，为李骧立祠，岁时祠之。早谋自固，继乃信威欲立其子，崇之愚不至此。盖正以子在其手，不敢不罢兵，犹恐未足以取信，乃更杀李骧以益之耳。威苟忌崇，不杀李骧何损？若其不忌，杀十李骧何益？乃崇竟以求媚于威而杀骧，并及其妻，此时之武人，岂尚有人理？然骧久事崇，何以不知其不足与谋，而必为之谋也？岂知足以策郭威，而不足以策刘崇乎？无他，亦欲取信以自媚耳。非知之难，所以用其知者实难，韩非早言之矣。所以用其知者，亦知也，何以明于彼而暗于此也？则欲利使之然也。故曰：“利令知昏。”

北汉既自立，于是藉契丹以猾夏之势复起。契丹世宗之南侵，盖非有意于略地，特欲藉此求索耳，故复遣使请和。会汉亡，安国节度使刘词送其使者诣大梁。周祖遣左千牛卫将军朱宪报之，且叙革命之由。契丹亦遣使偕来贺即位。帝又使尚书左丞田敏与俱。而北汉主亦遣李 使于契丹。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汉，告以田敏来，约岁输钱十万缗。北汉主使郑珙以厚赂谢契丹。自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请行册礼。《通鉴》、欧《史·世家》云：兀欲与旻约为父子之国，旻遣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周复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往使，遂为契丹所留。六月，契丹册祟为大汉神武皇帝。崇更名旻。九月，旻遣李存瑰自团柏入寇。世宗欲引兵会之。其下不欲，见弑。穆宗立，旻复以叔父事之。请兵以击晋州。十月，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之。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十一月，王峻救之，留陕州旬日。帝忧晋州不守，议自将由泽州路与峻会，遣使谕峻。十二月朔，下诏以三日西征。峻因使者言于帝曰：“晋州城坚，未易可拔。陛下新即位，不宜轻动。若车驾出汜水，则慕容彦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乃敕罢亲征。北汉主攻晋州，久不克。会大雪，民相聚山寨，野无所掠，军乏食，契丹思归。闻王峻至蒙坑，在晋州南。烧营夜遁。北汉主始息意于进取。峻遣禁兵千余人戍长安，李洪信俱，入朝。二年正月，所在奏慕容彦超反状。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英为都部署讨之。久不克。四月，下诏亲征。五月，至兖州，克之。彦超赴井死。沙陀余孽尽矣。

第二节 南方诸国形势（上）

自后唐至石晋，为时约三十年，据中原之地者，无暇过问偏方之事，梁尚有意于经略吴、楚，特力不足耳。后唐庄宗，则初无意于此。其灭前蜀，特由好贿，说见第十二章第五节。不久亦复失之矣。而偏方诸国，亦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海内遂成豆剖瓜分之局。其时割据一隅者，非有深根固柢，足以自立之道也，特其地丑德齐，莫能相尚，益以沙陀、契丹，交争互夺，遂至无暇及此耳。迄于周世，沙陀既力尽而毙，契丹亦运直中衰，世宗虽无远猷，颇有锐气，整军经武，中原之势斯张；更得宋祖以继之，而一统之机熟矣。

南方之国吴为大，故述南方之事者，当以吴为纲维。杨行密之寝疾也，命其节度判官周隐召其子渥于宣州。隐言渥非保家之主，而行密余子皆幼，请使庐州刺史刘威权领军府，俟诸子长授之。行密不应。左右衙指挥使张颢、徐温曰：“王出万死立基业，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他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如宣州召渥。行密卒，渥袭杀周隐。然旋为张颢、徐温所替。渥之镇宣州，命指挥使朱思勍、范思从、陈璠将亲兵三千，及即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从秦裴击钟匡时，因戍洪州，诬以谋叛，诛之。又率衙兵杀渥亲信十余人。诸将不与同者，稍以法诛之。于是军政悉归二人，渥不能制。开平元年五月，颢、温共弑渥。梁之篡，诸节镇皆称臣，惟河东、凤翔及淮南，仍用天祐年号，西川则称天复。是岁，七月，梁以钱镠兼淮南节度使，马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盖意在于来讨。故颢、温初约分吴地以臣于梁。盖既免大国之讨，且可借梁力以定己位也。渥死，颢欲背约自立。温患之。严可求为说颢曰：“今外有刘威、陶雅、歙州。李简、常州。李遇，宣州。皆先王一等人也，未知能降心以事公不？”乃立行密次子隆演。初名瀛，又名渭。颢又讽隆演出温于润州，可求说止之。而与温谋，选壮士三十人，就衙堂斩颢。因以弑渥之罪归之。《通鉴》曰：初将弑渥，温谓颢曰：“参用左右衙兵，心必不一，不若独用吾兵。”颢不可。温曰：“然则独用公兵。”颢从之。至是，穷治党与，皆左衙兵，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也。按此说出《江南别录》，见《考异》。隆演以温为左右衙都指挥使，可求为扬州司马。温专政，隆演备位而已。三年三月，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昇州刺史，留广陵，以假子知诰为昇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往治之。知诰，海州人。温亦海州人。流寓濠、泗间。行密攻濠得之，养为子，以乞温，冒其姓。乾化二年（912年），温使淮南节度副使王坛代李遇，都指挥使柴再用送之，而以知诰为之副。遇不受代，攻之。逾月不克。遇有少子，为淮南衙将，温执至宣州城下。遇不忍战，乃降。温使再用斩之，夷其族。刘威、陶雅惧，皆诣广陵。温待之甚恭，并遣还镇。威、雅等皆与行密起事，其徒号三十六英雄将。温未尝有战功，徒以行密病时，旧将皆以战守在外，而温居帐下，遂获盗窃政柄。温于旧将，皆伪下之，诸将乃安。知诰以功迁昇州刺史。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

事，知诰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赀无所爱惜。窃国之机，肇于此矣。是岁，温与刘威、陶雅率将吏请于李俨，承制加隆演太师、吴王，以温领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军司马如故。三年（913年），梁使王景仁侵庐、寿，温与朱瑾败之霍丘。见第十一章第五节。四年（914年），梁武宁节度使王殷来附。朱瑾救之，为梁兵所败。贞明元年四月，温以子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诸军副使。八月，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润州，以昇、润、常、宣、池、歙六州为巡属，军国庶务，参决如故，而留知训居广陵。二年二月，宿卫将马谦、李球劫吴王登楼，发库兵讨知训，不克而死。是岁，晋遣使如吴会兵以击梁。十一月，吴使知训及朱瑾应之，围颖州。三年五月，徐温徙镇海军于昇州，而以知诰为润州团练使。知诰求宣州，温不许。知诰不乐。其幕僚宋齐丘曰：“三郎骄纵，败在旦夕，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诰悦，即之官。三郎，谓知训也。知训骄倨淫暴，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温皆不之知。四年六月，置静淮军于泗州，出朱瑾为节度使。知训过别瑾，瑾伏壮士斩之。驰以其首示吴王，曰：“仆已为大王除害。”王惧，以衣障面，走入内。瑾挺剑将出，子城使翟虔等阖府门勒兵讨之。瑾自后逾城，折足，自刭死。徐知诰用宋齐丘策，即日渡江，抚定军府。时徐温诸子皆弱，乃以知诰为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而以幼子知谏权润州团练使。温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余庶政，皆决于知诰。初温说吴王曰：“今大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以相临制。唐授行密诸道行营都统，渥、隆演嗣位，皆李俨承制授之。请建吴国，称帝而治。”王不许。严可求屡劝温以次子知询代知诰。知诰与骆知祥谋，出可求为楚州刺史。温专吴政，以军旅委严可求，财赋委支计官骆知祥。是时知祥附知诰，而可求仍为温谋。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见温，说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兴复为辞。今朱、李方争，朱氏日衰，李氏日炽。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为之臣乎？不若先建吴国，以系民望。”温大悦，复留可求，参总庶政，使草具礼仪。虑晋之灭梁，而先谋建国，此乃饰说。朱邪氏岂足缵李唐之统？以此诳天下，其谁听之？盖温久欲割据自尊，前此朱梁尚强，有所顾忌，此时梁已无足畏，篡夺之谋，因之益急，而欲谋自尊，不得不先隆隆演之位耳。五年四月，隆演即吴国王位。以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领江州团练使。初吴越常臣服中国，自虔州入贡，及吴取谭全播，道绝，乃自海道出登、莱抵大梁。是岁，梁诏钱镠大举讨淮南。镠使其子传瓘率战舰五百艘，自常州东洲出海，复溯江而入以击吴。战于狼山江，谓狼山南之大江也。吴师败绩。传瓘复以兵三万攻常州。徐温拒之。战于无锡，今江苏无锡县。传瓘大败。知诰请率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帜铠仗，蹑其败卒，袭取苏州。温曰：“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诸将皆以为吴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时也。宜尽步骑之势，一举灭之。温叹曰：“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连兵不解，方为诸君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遂引还，且使归无锡之俘。镠亦遣使请和。自是吴休兵息民，民乐业者二十余年焉。徐温息兵之论，亦非由衷之言，盖志存篡夺，不暇徼利于外耳。隆演以权在徐氏，常怏怏，酣饮，希复进食，遂致疾。六年五月，卒。年二十四。温舍行密第三子庐江公濛，而立其第四子丹阳公溥。明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唐灭梁，使告吴、蜀。使者称诏，吴人不受。易其书，用敌国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乃受之。复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吴是时不肯仞唐为上国，足见其云虑唐灭梁，因谋自立之诬。然温篡夺之谋，实

未尝不因之而少缓。逮庄宗亡，明宗继立，后唐之不足惮，亦势已显然，温乃复谋篡立。天成二年（927年），温谋率诸藩镇入朝，劝吴王称帝。将行，有疾，乃遣知询奉表劝进，因留代知诰执政。十月，温卒。知询乃归金陵。十一月，吴王即皇帝位。以知询为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而加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四年（929年），武昌节度使李简以疾求还江都，卒于采石。知询，简女夫也，擅留简亲兵二千人于金陵，而表简子彦忠代其父。知诰以柴再用为之。知询怒。十一月，知询入朝，知诰留之为统军，领镇海节度使，征金陵兵还江都。十二月，以知诰领宁国节度使。长兴元年十月，知诰以其长子景通为兵部尚书，参政事。二年十一月，知诰以镇海、宁国两节度镇金陵，总录朝政，如温故事，而景通以司徒同平章事，留江都辅政。清泰元年十一月，召景通还金陵，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诸道副都统，判中外诸军事。以次子景迁为左右军都军使，左仆射，参政事，留江都辅政。天福元年六月，景迁以疾罢，以其弟景遂代为门下侍郎，参政事。二年二月，吴册知诰为齐王。知诰更名诰。先是诰忌庐江公濛，幽之和州。八月，濛杀守卫军使，奔周本于庐州。本将迎之，其子弘祚御之，而使人执濛送江都。诰使杀之采石。八月，吴主禅位于诰。诰立于金陵，国号齐。四年正月，诰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诰父荣，改国号曰唐。复姓李，更名昪，而号徐温为义祖。昪之代吴，奉吴主为让皇。改润州衙城为丹阳宫，使徙居之。及卒，天福三年十一月。迁其族于泰州。今江苏泰县。李景与周构兵，遣园苑使尹延范复迁其族于润。延范以道路艰难，恐其为变，杀其男子六十人。还报，景怒，要斩之。事在显德三年（956年）。此据《通鉴》。薛《史·僭伪列传》、欧《史·世家》皆在二年（955年），云景遣人杀之。昪之立，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出兵恢复旧疆，南汉遣使来谋共取楚，分其地，皆不许。吴越府署火，宫室府库几尽，其王元瓘，惊惧成疾，唐人争劝乘敝取之，亦不许。皆见《通鉴》天福六年（941年）。盖以篡夺得国，不欲假将帅以兵权也。天福八年（943年），昪卒，子景立，即景通也。以冯延己、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延己弟延鲁为中书舍人，陈觉为枢密使，魏岑、查文徽为副使。皆无实材，而思徼功于外。景不能制，而诰与昪之志荒矣。

第三节 南方诸国形势（中）

王审知既袭兄位，梁开国，封为闽王。开平三年（909年），淮南遣使修好。使者倨慢，审知斩之，遂与淮南绝。而以女妻钱镠子传珦，贞明二年（916年）。又为子延钧娶刘岩之女，贞明三年（917年）。以是与近邻皆相安。审知起陇亩，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然身死而闽局遽变。初审知从子延彬，治泉州十七年，今福建晋江县。民安之。遂密使浮海，入贡于梁，求为泉州节度。事觉，为审知所替。贞明六年（920年）。是为王氏骨肉相争之始。同光三年十二月，审知卒。长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天成元年十月，自称大闽国王。十二月，弟泉州刺史延钧及审知养子建州刺史延禀袭之。建州，建安郡。延禀先至，杀延翰，诬称审知为其所弑。延钧至，延禀纳之，推为威武留后。四年（929年），延禀称疾，以建州授其子继雄，后唐明宗许之，则已不复禀命于福州矣。长兴二年四月，延禀闻延钧有疾，以次子继昇知建州留后，率继雄以水军袭福州。延钧从子仁达诈降，诱继雄斩之，因追禽延禀。延钧杀之，复其姓名曰周彦琛。继昇及弟继伦奔吴越。延钧遣弟延政知建州。三年六月，延钧表后唐云：钱镠卒，事在是年三月。请以臣为吴越王。马殷卒，事在去年十一月。请以臣为尚书令。明宗不报。自审知，岁自海道登、莱入贡，至此遂绝。四年（933年），延钧称帝，国号闽，更名。目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然其政事紊乱殊甚。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审知时府舍卑陋，又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忌王仁达，族诛之。而以薛文杰为国计使。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求其罪，将治之，光率其众且万人叛奔于吴，且请兵焉。吴信州刺史蒋延徽，信州见第十章第四节。不俟朝命，引兵会光攻建州。求救于吴越。清泰元年正月，延徽围建州。遣将张彦柔、王延宗救之。延宗军及中途，士卒不进，曰：“不得薛文杰，不能讨贼。”延宗驰使以闻。长子继鹏，执文杰，槛车送军前。士卒脔食之。蒋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诰以延徽行密婿，与临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图兴复，遣使召之。延徽亦闻闽及吴越兵将至，引而归。二年（935年），

立淑妃陈氏为皇后。后本审知侍婢也。以其族人守恩、匡胜为殿使。有幸臣归守明，出入卧内。晚年得风疾，陈后与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可殷尝谮皇城使李仿于。陈匡胜无礼于继鹏，仿亦恶之。疾甚，仿以为必不起，使壮士数人持梃击杀可殷。少间，力疾视朝，诘可殷死状。仿出，引部兵入弑之。仿与继鹏杀陈后、守恩、匡胜、守明，及继鹏弟继韬。继韬，继鹏所恶也。继鹏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称权知福建节度事，奉表于唐。以李仿判六军诸卫。十一月，使拱宸指挥使林延皓杀之，暴其弑君及杀继韬罪。以弟继严判六军诸卫。后又罢之，以弟继镕判六军。去诸卫字。此据《通鉴》，事在天福四年（939年）。《五代史·世家》作季镛。忌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户部尚书延望，杀之。事亦在天福四年（939年）。仍信重陈守元，赐号天师。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又以方士言白龙见，作白龙寺。事皆在天福二年（937年）。用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事在天福四年（939年）。政无大小，皆巫者林兴传宝皇命决之。百役繁兴，用度不足，乃命其吏部侍郎蔡守蒙，除官但以货多少为差。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诏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鸡豚果菜，皆重征之。天福二年十月，命其弟威武使继恭上表告嗣位于晋，且请置邸于都下。三年十一月，晋以为闽国王，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昶闻之，遣进奏官林恩白执政，以既袭帝号，辞册命及使者。四年七月，初 以审知元从为控宸、控鹤都。昶立，更募壮士二千为腹心，号宸卫都。禄赐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将作乱，昶欲分隶漳、泉二州，漳州见第九章第一节。二都益怨。昶又数侮其军使朱光进、拱宸都将。连重遇。控鹤都将。屡以猜怒诛宗室。叔父延羲，审知少子。阳为狂愚以避祸。昶赐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山在今崇安县南。寻复召还，幽于私第。北宫火，求贼不获。命连重遇将内外营兵，扫除余烬，日役万人。又疑重遇知纵火之谋，欲诛之。重遇率二都兵，复召外营兵攻昶。宸卫都战败，奉昶以出。延羲使兄子继业追弑之。宸卫余众奔吴越。延羲自称威武留后、闽国王。更名曦。以宸卫弑昶赴于邻国，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晋。初卢损至福州，昶称疾不见，遣其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奉继恭表随损入贡。昶遗执政书，求用敌国礼致书往来。晋高祖怒，下元弼于狱。明年正月释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乃复以为威武节度使，封闽国王。事在天福五年十一月。连重遇之攻昶也，陈守元在宫中，易服将逃，兵入杀之。重遇执蔡守蒙，数以卖官之罪，斩之。林兴先以诈觉流泉州，曦既立，遣使诛之。然此特 前王之心腹，非能革其弊政也。而其骄淫苛虐，猜忌宗室，亦与昶无异。于是延政叛于建州。五年二月，曦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击之。延政求救于吴越。吴越王元瓘遣将仰仁诠救之。三月，延政募敢死士出击，大败师逵。师逵死，行真走。仰仁诠至，延政犒之，请其班师。仁诠不从。延政惧，复乞师于曦。曦使泉州刺史王继业将兵二万救之。五月，延政击吴

越兵，大破之。仁诠夜遁。唐主使和曦及延政。六月，延政遣衙将及女奴持誓书及香烛至福州，与曦盟于宣陵。审知墓。然相猜恨如故。六年正月，延政请于曦，愿以建州为威武军，自为节度使。曦以威武军福州也，乃以建州为镇安军，以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镇安曰镇武而称之。四月，曦以其子亚澄判六军诸卫。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与延政通谋，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遣将执之以归。六月，闻延政以书招泉州刺史继业，召继业还，赐死，杀其子于泉州。又恶泉州刺史继严得众心，罢归，酖杀之。后又于宴时杀其从子继柔。淫侈无度，资用不给，谋于国计使陈匡范。匡范请日进万金。曦悦，加匡范礼部侍郎。匡范增算商贾数倍。未几，算不能足日进，贷诸省、务钱以足之。恐事觉，忧悸而卒。曦祭赠甚厚。诸省、务以匡范贷帖闻。曦大怒，斫匡范棺，断其尸弃水中。以黄绍颇为国计使。绍颇请令欲仕者自非荫补，皆听输钱即授之。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缗至千缗，从之。六年七月，曦自称大闽皇，领威武节度使，与延政治兵相攻。福、建之间，暴骨如莽。是岁十月，曦称皇帝，延政自称兵马元帅。七年六月，延政围汀州，曦发漳、泉兵救之，延政不能克。曦发兵袭建州，亦不克。八月，曦使求和于延政，延政不受。八年二月，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杨思恭以善聚敛，为仆射，领军国事。增田亩山泽之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开运元年正月，唐遗曦及延政书，责以兄弟寻戈。延政覆书，斥唐主夺杨氏国。唐主怒，与殷绝。初朱文进、连重遇弑昶，惧国人之讨，乃结婚以自固。曦心忌之。曦贤妃尚氏有宠，其妻李氏妒之，欲图曦而立其子亚澄。使谓文进、重遇曰：“上心不平于二公，奈何？”三月，文进、重遇弑曦。文进自称闽王，悉收王氏宗族，自延喜已下少长五十余人皆杀之。以重遇总六军。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讨文进，不克。八月，文进自称威武留后，权知闽国事，奉表于晋。晋以为威武节度使，知闽国事。旋又封为闽国王。文进以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许文稹举郡降之。泉州散员指挥使留从效，与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杀绍颇，请王继勋主军府。延政即以为泉州刺史。漳州将程谟，亦杀文纬，立王继成权州事。继勋、继成，皆延政从子，朱文进灭王氏，以疏远获全者也。许文稹亦降殷。文进遣兵攻泉州，为留从效所破。吴成义率战舰千艘攻福州。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诏臧循，与枢密副使查文徽同乡里。循尝为贾人，习福建山川，为文徽画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请用兵击王延政。国人多以为不可。唐主以为江西安抚使，循行境上，觇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将兵从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阳进屯盖竹。建阳，今福建建阳县，盖竹在其南。闻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将张汉卿将至，退屯建阳。臧循屯邵武，今福建邵武县。邵武民导殷军袭破之。执循送建州，斩之。吴成义闻有唐兵，诈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讨贼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惧。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刺杀连重遇，斩朱文进，迎成义入城。胡三省曰：南廊承旨，盖亦武职。二年正月，闽故臣共迎延政，请归福州，改国号曰闽。延政以有唐兵，未暇徙都，以从子继昌镇福州，使飞捷指挥使黄仁讽卫之。查文徽求益兵，唐主遣数千人会之。二月，延政使杨思恭拒之，败绩。乃婴城自守。初光州人李仁达仕闽，为元从指挥使，十五年不迁职。曦之世，叛奔建州。延政以为将，及朱文进弑曦，复叛奔福州，陈取建州之策。文进恶其反覆，黜居福清。今福建福清县。浦城人陈继珣，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亦叛延政奔福州，为曦画策取建州，曦以为著作郎。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仁达潜入福州说黄仁讽，仁讽然之。三月，仁达引甲士突入府舍，杀继昌及吴成义。仁达欲自立，恐众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岩明，据《通鉴》。《新史》作俨明。素为众所重，迎之，立为帝。延政命统军使张汉真合漳、泉

兵讨之。为黄仁讽所破。仁达又杀仁讽、继珣。已，又杀岩明。自称威武留后。称藩于唐，亦入贡于晋。唐以仁达为威武节度使，赐名弘义，编之属籍。弘义又使修好于吴越。八月，唐克建州，延政降。王忠顺战死。董思安整众奔泉州。唐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殆尽。许文稹以汀州，王继勋以泉州，王继成以漳州，皆降于唐。唐置永安军于建州。十月，以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崇文治以宽简，建人乃安。三年（946年），王建勋致书修好于李弘义。弘义以泉州故隶威武军，怒其抗礼。四月，遣弟弘通伐之。留从效废继勋，代领军府。勒兵击弘通，大破之。表闻于唐。唐以从效为泉州刺史，召继勋还金陵，遣将戍泉州。徙王继成刺和州，许文稹刺蕲州。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胜取福州，唐主不许。枢密使陈觉请自往说李弘义，必令入朝。乃以为福州宣谕使。弘义知其谋，见觉，辞色甚倨，觉不敢言而还。至剑州，南唐所置，宋时改称南剑，今福建南平县。擅发汀、建、抚、信州兵及戍卒，抚州见第四章第六节。使建州监军使冯延鲁将以攻之。为所败。唐主以觉专命，甚怒，群臣多言兵已传城下，不可中止，乃以王崇文为都招讨使，魏岑与延鲁为监军攻之。李弘义自称威武留后，更名弘达，奉表请命于晋，晋以为威武节度使，知闽国事。又更名达，使奉表乞师于吴越。十月，唐漳州将林赞尧作乱，剑州刺史陈诲、泉州刺史留从效逐之。以泉州裨将董思安知漳州。唐主即以为漳州刺史。以其父名章，为改漳州曰南州。而命其与留从效会攻福州。吴越统军张筠、赵承泰将兵三万，水陆救福州。十一月，潜入州城。时唐主又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王崇文虽为元帅，陈觉、冯延鲁、魏岑争用事，留从效、王建封倔强不用命，攻城不克，将士皆解体。天福十二年三月，吴越复发水军，遣其将余安自海道救福州。冯延鲁纵其登岸，欲击之。吴越兵既登岸，大呼奋击。延鲁不能御，弃众而走。诸军皆溃。死者二万余人，弃军资器械数十万。余安入福州，李达举所部授之。留从效引兵还泉州，逐唐戍将。吴越遣鲍修让戍福州。李达入朝于吴越，吴越更其名曰孺赟。孺赟赂内衙统军使胡进思，求归福州。进思为请，吴越主弘倧许之。孺赟与鲍修让不协，谋袭杀修让，复以福州降唐。修让攻杀之。弘倧以其相吴程知威武节度事。是岁，唐以王延政为安化节度使、鄱阳王，镇饶州。广顺元年（951年），更以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赐爵光山王。乾祐二年（949年），留从效兄南州副使从愿酖杀刺史董思安而代之，唐主不能制。置清源军于泉州，以从效为节度使。三年（950年），福州人或诣建州，告唐永安留后查文徽云：“吴越兵已弃城去，请文徽为帅。”文徽信之。遣剑州刺史陈诲将水军下闽江，自以步骑继之。诲至城下，败福州兵，执其将马先进等。文徽至，吴程诈遣数百人出迎，而勒兵击败之，禽文徽。诲全军归。唐主后归先进于吴越，以易文徽焉。

马殷以梁开平元年（907年），受封为楚王。又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策府，置官属。太祖拜殷天策上将军。末帝时，加殷武安、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后唐庄宗灭梁，殷遣其子希范修贡，上梁所授都统印。蜀平，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即位，又遣使修贡。天成二年（927年），请建行台。明宗封为楚国王，殷始建国。殷初兵力尚寡，与杨行密、成汭、刘 等为敌国，殷患之，问策于其将高郁。郁曰：“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刘 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杖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蓄力而有待耳。”殷始修贡京师。然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由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讽殷铸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先是吴淮南节度副使陈漳等将水军袭岳州，执刺史苑玟。乾化二年（912年）。后吴袁州刺史刘景崇威子。来附，许贞将万人援之，又为吴柴再用所破。乾化四年（914年）。及是，天成二年（927年）。吴苗璘、王彦章以水军万人攻鄂州，右丞相许德勋败之，虏璘、彦章。吴遣使求和，以二人为请，殷归之。于是与吴亦和好矣。殷子十余人，嫡子希振长而贤，而次子希声，以母袁德妃有宠，为节度副使。四年三月，殷命知政事，总录内外诸军事。希振弃官为道士。八月，希声矫殷命，杀高郁，并诛其族党。殷老不复省事，明日始知之，拊膺大哭，盖已尸居余气矣！长兴元年十月，殷寝疾。使请传位于希声。朝廷疑殷已死，以希声为起复武安节度使。十一月，殷卒。遗命诸子兄弟相继。寘置剑于祠堂，曰：“违吾命者戮之。”此盖希声所为，以平其兄弟之气者也。希声既袭位，又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盖自媚于上国，以求固其位也。三年七月，希声卒。六军使袁诠、潘约迎希范于朗州而立之。朗州见第六章第三节。希范与希声同日生，怨其先立不让，不礼于袁德妃。希声母弟希旺，为亲从都指挥使，解其军职，使居竹屋草门，不得与兄弟宴集，以忧愤卒。静江节度使希杲有善政。天福元年四月，汉侵蒙、桂二州，蒙州见第十章第五节。希范自将步骑五千如桂州，徙希杲知朗州。后因其称疾求归，遣医往视，毒杀之。事在开运二年（945年）。希范妻彭氏，貌陋而治家有法，希范惮之。天福三年十月，彭氏卒，希范始纵声色。为长夜之饮，男女无别。作天策府，极栋宇之盛。又作九龙殿，刻沉香为八龙，饰以金宝，长十余丈，抱柱相向，希范居其中，自为一龙。用度不足，重为赋敛。听人入财拜官。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天福十二年五月，希范卒。诸弟中朗州刺史希萼最长，而武安节度副使、天策府都尉希广，希范母弟也，希范使判内外诸司事长直都指挥使刘彦瑫，天策府学士李弘皋、邓懿文，小门使杨涤等立之。庶弟天策左司马希崇，构之于希萼，且约为内应。乾祐元年（948年），希萼请与希广各修职贡，求朝廷别加官爵。希广厚赂执政，使拒其请。二年八月，希萼悉调

朗州丁壮为乡兵，造号静江军，作战舰七百艘，以攻潭州。岳州刺史王赟大破之。追希萼，将及，希广遣使召之曰：“勿伤吾兄。”赟引兵还。三年（950年），希萼复诱辰、溆州及梅山蛮，以攻希广。辰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溆州，在今湖南黔阳县境。梅山，在今湖南安化县西南，接新化界。且使称藩于唐以乞师，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助之。希广使刘彦瑫讨之，败绩。十一月，希萼悉众趋潭州。希广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德勋子。叛降之。潭州陷。马军指挥使李彦温与刘彦瑫奉希范、希广诸子奔唐。朗兵、蛮兵，大掠三日。杀吏民，焚庐舍，自殷已来所营宫室，皆为灰烬。希萼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节度使、楚王。以希崇为节度副使、判军府事。脔食李弘皋及其弟弘节、杨涤、都军判官唐昭胤，斩邓懿文于市，而赐希广死。湖南要职，悉以朗人为之。多思旧怨，杀戮无度。昼夜纵酒荒淫，悉以军府事委希崇。希崇复多私曲，政刑紊乱。府库尽于乱兵，籍民财以赏士卒，或封其门而取之，士卒犹以不均怨望，虽朗州旧将佐，亦皆不悦有离心。遣掌书记刘光辅入贡于唐。光辅密言其民疲主骄，可取。唐主乃以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见第九章第一节。潜谋进取。希萼以府舍焚荡，命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率所部兵千人治之。执役甚劳，又无犒赐，士卒皆怨。逵、行逢率之逃归朗州，奉希振子光惠为节度使。旋又迎辰州刺史刘言，废光惠，送于唐，推言权武平留后。表求旄节于唐，亦称藩于周。九月，希萼为其马步都指挥使徐威所执，立希崇为武安留后。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寇辰、澧，溪州，在今湖南龙山县境。澧州见第六章第三节。希范遣兵讨之。士愁遣子师暠请降，事在天福五年（940年），参看第十五章第二节。楚人恶其犷直，希广独怜之，以为强弩指挥使。希萼攻希广，师暠为之力战。及败，投槊于地，大呼请死。希萼叹曰：“铁石人也。”不杀。然犹杖背，黜为民。希崇幽希萼于衡山，以为师暠必怨之，使送之，实欲其杀之也。师暠与衡山指挥使廖偃立之为衡山王。刘言遣兵趋潭州，声言讨希崇之罪，军于益阳之西。

今湖南益阳县。徐威等见希崇所为，知必无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杀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觉之，大惧，密遣客将请兵于唐。唐命边镐趋长沙。希崇迎降。镐使率其族入朝。又遣兵如衡山，趣希萼入朝。马氏遂亡。静江节度副使知桂州事希隐，殷小子也。希广、希萼争国，南汉主以内侍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将兵屯境上，伺间密谋进取。希广遣指挥使彭彦晖将兵屯龙峒以备之。在桂州南。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彦晖为桂州都监，在城外内巡检使，判军府事。希隐恶之，潜遣入告蒙州刺史许可琼。希萼克长沙，疑可琼怨望，出之蒙州。可琼方畏南汉之逼，即弃蒙州，引兵趋桂州，与彦晖战于城中。彦晖败，奔衡山，可琼留屯桂州。吴怀恩据蒙州，遣兵侵掠，桂管大扰。兵奄至城下，希隐、可琼奔全州。今广西全县。怀恩因以兵略定宜、见第十一章第五节。连、见第十章第五节。梧、见第六章第三节。严、富、见第十章第二节。昭、见第十一章第五节。柳、见第四章第六节。龚、见第十一章第五节。象等州。见第四章第一节。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又遣兵取郴州。见第七章第六节。唐以廖偃为道州刺史。道州见第七章第一节。以黑云指挥使张峦知全州。广顺二年正月，初，唐遣皇甫晖出海、泗，事见第五节。蒙城镇将咸师朗降于晖。事在乾祐二年（949年）。蒙城镇在亳州。唐以其兵为奉节都，从边镐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仓粟，乃至舟舰、亭馆、花果之美者，皆徙于金陵。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收湖南租赋，以赡戍兵。继勋等务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营粮料使王绍颜减士卒粮赐，奉节指挥使孙朗、曹进作乱，不克，奔朗州。唐遣其将李建期屯益阳以图朗州，以张峦兼桂州招讨使，以图桂州。久未有功，唐主谓其相孙晟、冯延巳：欲罢桂林之役，敛益阳之戍，以旌节授刘言。晟以为宜然。延巳请委边将察其形势。唐主乃遣统军使侯训将兵五千，自吉州路趋全州，吉州见第一章第四节。与张峦合兵攻桂州，大败，训死，峦奔归全州。十月，刘言以王逵、周行逢及衙将何敬真、张仿、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琼、彭万和、潘叔嗣、张文表等十人皆为指挥使，分道趋长沙。以孙朗、曹进为先锋。边镐弃城走。廖偃为乱兵所杀。唐将守湖南者相继遁去。刘言尽复马氏故地，惟郴、连入于南汉。言使告于周。明年，周以言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王逵为武安节度使，何敬真为静江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

第四节 南方诸国形势（下）

钱镠以龙德三年（923年），受梁册为吴越国王，始建国。同光二年（924年），唐因梁官爵命之。三年（925年），镠使告于吴，吴以其国名与己同，不受。戒境上：毋通使者商旅。四年（926年），安重诲奏削镠官爵，以太师致仕，进奏官、使者、纲吏，令所在系治，事见第十一章第六节。长兴元年十月，镠因册闽使者还，附表引咎。其子传瓘及将佐，屡为镠上表陈诉，乃敕听两浙纲使自便。二年三月，以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遣使者往谕旨：以向日致仕，乃安重诲矫制也。三年三月，镠卒。年八十一。第五子传瓘立，更名元瓘。兄弟名传者，皆更为元。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至天福三年（938年），乃复建国，如同光故事。初元瓘弟判明州元珦，骄纵不法，幽而废之。小弟元，据《通鉴》。《考异》曰：《晋高祖实录》《十国纪年》作元球，今从《吴越备史》《九国志》。数有军功，镠赐之兵仗。元瓘立，元 为土客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增置兵仗至数千，国人多附之。元瓘忌之。是岁，并元珦杀之。六年八月，元瓘疾，属后事于内都监章德安。初内衙指挥使戴恽为元瓘所亲任，欧《史》云：元瓘质宣州，以胡进思、戴恽等自随。军事悉以委之。元瓘养子弘侑乳母，恽妻之亲也。元瓘卒，或告恽谋立弘侑。德安秘不发丧，伏甲士杀恽，废弘侑为庶人，复姓孙，幽之明州。立元瓘子弘佐，时年十四。据《通鉴》。欧《史》云：年十三。内衙上统军使阚璠强戾，弘佐不能制。德安数与之争，贬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右都监使李文庆不附，贬睦州。见第八章第二节。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璠与内都监使杜昭达皆好货。钱塘富人程昭悦，以货结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悦说进思，与璠各除刺史，复以他故留进思。内外马步都统军使钱仁俊母，昭达之姑也。昭悦谮璠、昭达谋奉仁俊作乱，诛之。夺仁俊官，幽于东府。治阚、杜党，诛放百余人。时开运二年十一月也。天福十二年二月，弘佐使内牙指挥使诸温杀昭悦，时为内都监。释仁俊之囚。是岁六月，弘佐卒，子昱方五岁，以弟弘倧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弘倧性刚严，愤弘佐容养诸将，政非己出，与内衙指挥使何承训谋逐胡进思。又谋于内都监使水丘昭券。胡三省曰：按薛《史》，镠母水丘氏，昭券盖外戚也？昭券以为进思党盛难制，不如容之。弘倧犹豫未决。承训恐事泄，反以谋告进思。十二月，进思以亲兵废弘倧而立其弟弘俶。杀水丘昭券及弘倧舅进侍鹿光铉。承训复请诛进思，弘俶恶其反复，且惧召祸，斩之。进思屡请杀弘倧，未几，疽发背卒，弘倧乃获全。钱氏此时，子弟相争，军人跋扈，其势颇危，幸徐温、李昪，皆志在篡国，不暇思启封疆，闽则地更僻小，故其国亦粗安。然自钱镠，已营造第舍，穷极壮丽。轩陛服饰，比于王者。两浙里俗，咸曰海龙王。元瓘营造，又甚于其父。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下至鸡鱼卵，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堪其苦焉。

刘隐以梁开平二年（908年），兼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三年（909年），封南平王。乾化元年（911年），进封南海王。是岁卒。表弟节度副使陟权知留后。乾化二年（912年），除清海军节度使，更名岩。《旧史·列传》云：初名陟，僭位之明年，改名岩。《新史·世家》云：初名岩，更名陟。《通鉴考异》引《十国纪年》云：太祖授陟清海节度使，陟复名岩。胡宾王《刘氏兴亡录》，谓其父葬其母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隐台岩，因名其三子。又引《梁太祖实录》，于乾化元年（911年）称为陟，二年（912年）称为岩，《吴越备史》于乾化四年（914年），《吴录》于天佑十四年（917年），即贞明三年（917年），薛《史·本纪》于贞明五年（919年），皆称为岩，则复名之说当不误。惟《唐烈祖实录》谓陟僭位改名岩，与薛《史·列传》合；《庄宗实录》于同光三年（925年）称为陟，《列传》自嗣立至建号，皆云刘陟耳。推校众说，初名岩，更名陟，复名岩当不误。《通鉴》以其首尾名岩，但称为岩，亦未尽善也。末帝即位，悉以隐官爵授之。贞明元年（915年），岩以钱镠为国王，而己为南平王，南平郡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不许。岩谓僚属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三年八月，自称皇帝，国号大越。四年十一月，改国号曰汉。五年九月，诏削岩官爵，命钱镠讨之。镠虽受命，竟不行。同光三年（925年），岩闻梁灭，遣宫苑使何词入贡，且觇中国强弱。还言庄宗骄淫无政，不足畏也。岩大悦，自是不复通中国。南汉距中国远，故于中国初无所畏，词之来，书辞称大汉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亦与南唐同也。是岁十二月，有白龙见于汉宫，改元曰白龙，更名龚。至天福六年（941年），龚寝疾，有胡僧谓名龚不利，乃自造字名之，义取飞龙在天，读若俨。自唐末，天下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隐皆招礼之。或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岩亦多延中国士人，置于幕府，出为刺史，刺史无武人。此在五代时，可谓差强人意。然岭南珍异所聚，又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丽，宫殿悉以

金玉珠翠为饰。用刑惨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为子孙计，故专任宦官，而自隐以来，招致士大夫之意亦衰矣。岩初立，破虔州兵，取韶州。见第十一章第五节。又取容管及高州于楚。开平四年（910年），楚取容管、高州，至是弃之。然娶马殷女，僭号后立为后，故于楚亦无衅。长兴初，尝遣将攻拔交州，旋复失之。交州自此遂与中国分离矣。天福七年（942年），卒。长子弘度立，更名玢。以弟弘熙辅政。明年，为所弑。弘熙立，更名晟。以弟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知政事。弘杲为副元帅，参与政事。已而杀之。遂尽杀诸弟。作离宫千余间，饰以珠宝。设镬汤、铁床、刳剔等刑。任宦者林延遇。延遇死，又继以龚澄枢。其无道，无一不与同也。晟尝求婚于楚，楚王希广不许。晟怒，攻之，取贺州、昭州。贺州见第十章第一节，昭州见第四章第六节。事在乾祐元年（948年）。楚亡，又取桂管。败唐兵，取郴州。然皆乘乱攘夺，无与于强弱之数也。显德五年（958年），晟卒。长子继兴立，更名。时年十七。龚澄枢仍用事，一切弊政，仍与晟世无异。

荆南地狭兵弱。高季兴初之镇，梁以兵五千为其卫，衣食皆取给于梁。至后唐明宗时，尚岁给以盐万三千石。周世宗平淮南，又命泰州给之。在十国中，最无自负之意，故颇惟利是图。自季兴时，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及诸道移书诘让，或加以兵，不得已，复归之，曾不为愧。及从诲立，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与，所向称臣。诸国贱之，谓之高赖子，俗语谓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从诲为人明敏，多权诈。安从进反，结从诲为援，从诲外为拒绝，阴与之通。晋师致讨，从诲遣将李端以舟师为应。从进诛，从诲求郢州为属。高祖不许。汉高祖起太原，从诲遣人间道奉表劝进，且言汉得天下，愿乞郢州为属。高祖阳诺之。高祖入汴，从诲遣使朝贡，因求郢州。高祖不与。从诲怒，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闻杜重威叛，发水军数千袭襄州，又寇郢州。遂绝汉，附于唐、蜀。既而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乃又上表谢罪，乞修职贡。乾祐元年（948年）。盖真惟利是视矣。然从诲性明达，能亲贤礼士，省刑薄赋，境内以安，《通鉴》清泰二年（935年）。实五代时之贤主也。乾祐元年（948年）卒。子保融知留后。荆南自后唐已来，数岁一贡，中间两绝，及周世宗时，无岁不贡矣。

孟知祥以清泰元年（934年）卒，子仁赞立，更名昶。时年十六。《新史·世家》云：昶好打毬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切谏。昶大悟，即日出之，赐保贞金数斤。有上书言台省官当择清流。昶叹曰：“何不言择其人而任之？”左右请以其言诘上书者。昶曰：“吾见唐太宗初即位，狱吏孙伏伽上书言事，皆见嘉纳，奈何劝我拒谏邪？”然昶年少，不亲政事，而将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宽厚多纵之，及其事昶，益骄蹇。多逾法度，务广第宅，夺人良田，发其坟墓，而李仁罕、张业尤甚。昶即位数月，执仁罕杀之，并族其家。业，仁罕甥也，时方掌禁兵，昶惧其反仄，乃用为相。业兼判度支，置狱于家，务以酷法，厚敛蜀人，蜀人大怨。乾祐五年（952年），昶与匡圣指挥使安思谦谋，执而杀之。王处回、枢密使。赵廷隐相次致仕。故将旧臣殆尽，昶始亲政事。于朝堂置匦，以通下情。何建以秦、成、阶三州来附，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赵思绾、王景崇送款，昶遣张虔钊出大散关，何建出陇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应思绾。昶相毋昭裔切谏，以为不可。然昶志欲窥关中甚锐，乃遣安思谦益兵以东。已而汉诛思绾、景崇，虔钊等皆罢归，而思谦耻于无功，多杀士卒以威众。昶与翰林使王藻谋杀思谦，而边吏有急奏，藻不以时闻，辄启其封，昶怒之。其杀思谦也，藻方侍侧，因并擒藻斩之。自清泰至乾祐，凡十五年，乃克尽除其逼，其事亦非易易，昶实非全无能为，然知祥在蜀，全恃客兵，客将尽而蜀人不与同心，所恃以自立者先拨，况复荒淫为武家积习，昶亦渐染之而不能自拔，区区小慧，又何益邪？

第五节 周世宗征伐

周太祖二子：曰青哥，曰意哥。与其侄守筠、奉超、定哥，皆为汉人所杀。后柴氏兄子荣，幼从其姑长太祖家，太祖以为子。太祖犯京师，留荣守魏。太祖之立，以王峻为枢密使，王殷留守邺都。峻忌荣，荣屡求入朝，皆不许。广顺三年闰正月，帝以河决为忧，峻自往行视，荣复求入朝，帝许之。二月，幽峻，贬为商州司马。至州未几而卒。荣为开封尹，封晋王。殷旋入朝。时帝已得风痹疾。十一月，力疾御殿，殷入见，执之，流登州，出城即赐死。明年，显德元年（954）。正月，帝殂。荣立，是为世宗。

刘旻闻丧，使请兵于契丹。契丹遣杨衮率万骑会之。旻自将众三万趋潞州。三月，至高平南。高平见第九章第三节。世宗自将御之。马军都指挥樊爱能临阵先退。步军指挥使何徽，阵于其后，即时溃乱。局势危急。世宗督亲兵搏战，乃克之。诛爱能及徽。因命符彦卿伐北汉。帝又自潞州趋晋阳。五月三日，至城下。攻之，不能克。契丹来救，出忻、代，帝遣符彦卿拒之，以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彦超为先锋。战于忻口，彦超败死。六月朔，乃班师。是役也，本以馈运不继，但命彦卿观兵城下，及师入境，汾、晋吏民，皆以久罹虐政，愿输军需，以资兵力，世宗乃变计亲征。下数州之后，彦卿等仍以刍粮未备，欲还军，世宗不之省，乃调山东近郡，军食以济之。《宋史·符彦卿传》。及是，粮草数十万，悉皆焚弃，军资亦丧失甚多，皆帝之轻躁为之也。

然帝究有英气，故于军政颇能整饬。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不欲简阅，由是羸老者居多，骄蹇不用命，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畜，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时赵匡胤以战有功，为殿前都虞候，使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亦各命将帅选之。于是士卒精强，战胜之基立矣。

时南之唐，西之蜀，咸有窥伺中原之意，而唐尤甚。初后唐灭梁，吴与中原往来不绝。天成三年二月，安重诲谓杨溥欲与朝廷抗礼，遣使窥觇，拒而不受，乃绝。天福二年五月，徐知诰用宋齐丘策，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于契丹。契丹主亦遣使报之。案知诰一意谋篡，且不肯用兵两浙，安敢启衅于中原？盖亦虑中原或以其窃国为讨，则籍契丹之力，以图牵制，为万一之备耳。是岁十月，知诰受吴禅。三年七月，契丹遣使诣唐。宋齐丘劝唐主厚贿之，俟其还至淮北，遣人杀之，欲以间晋。四年十一月，契丹遣其臣遥折使晋，遂如吴、越。六年四月，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假道于晋，以通契丹，晋人不许。八年（943），李昪殂，子景立。契丹灭晋，唐主使贺，且请诣长安修复诸陵。契丹不许，而遣使报之。是时中原无主，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率众奔唐。淮北群雄，多请命于唐。唐虞部员外郎韩熙载上疏，以为恢复祖业，今也其时。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时方连兵福州，未暇北顾，唐人皆以为恨，唐主亦悔之。《通鉴》。及闻耶律德光卒，萧翰北去，乃下诏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议经略北方。闻刘知远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乾祐元年十一月，初沈丘人舒元、沈丘，今河南沈邱县。嵩山道士杨讷，俱以游客干李守贞。守贞为汉所攻，遣元更姓朱，讷更姓李，名平，间道求救于唐。唐主命李金全救之，军于沂州之境。时唐士卒莫有斗志，又河中道远，势不相及，退保海州。二年二月，淮北群雄，多请命于唐。唐主遣皇甫晖等出海、泗以招纳之。三年（950年），正月，闻汉尽平三叛，乃罢李金全招讨使。此时唐之兵力，绝不足恃，徒欲驱北来降将，为之经营，与梁武帝乘侯景之乱而欲恢复北方绝相似，即能收无备之地，北兵一来，亦必无以善其后也。周太祖广顺元年三月，敕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无得纵兵，擅入唐境。商旅往来，无得禁止。二年正月，唐发兵五千，军于下邳，下邳故城，在今邳县东。以援慕容彦超。闻周兵将至，退屯沐阳。见第十章第三节。周徐州巡检使张令彬败之，获其将燕敬权。周仍释使归唐。周是时绝无意与唐启衅，唐之力亦绝不足以言进取，然唐灭闽、楚，虽绝无所得，唐主颇因之而骄，冯延巳尤狂妄，常笑李昪戢兵为龌龊，曰：“安陆所丧，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与成大事？”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巳等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不度德，不量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为绝物矣。

蜀小而唐大，故世宗用兵，先其易者。显德二年五月，命宣徽南院使向训、凤翔节度使王景西征。蜀使李廷珪拒之。周兵战不利，馈运不继，宰相请罢兵，世宗使赵匡胤往视之，还言秦、凤可取，乃止。闰九月，景败蜀兵，取秦州。成、阶二州亦降。惟凤州王环，守御甚固，至十一月乃克。蜀主遗书请和，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礼，不答。然世宗大欲，实在淮南，其于蜀，特一惩创之，使不敢侵扰耳。故克凤州之月，南伐之师遂出。

世宗以宰相李谷为行营都部署，督韩令坤等十二将以伐唐。初宋齐丘为李昪谋篡最力，及事成，忽不肯署劝进表，请归隐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西南。此时之士风，无所谓名节，齐丘亦非讲名节之人，盖昪爱其众子景达，欲以为嗣，而齐丘亦亟称其才，而昪以景长未果，齐丘知其不能无芥蒂，乃阳为退让以求全也。然齐丘究非澹泊之士，故昪招之即复出。未几，复以病罢，出为洪州节度使。景既立，复召为相。巳，复出帅浙西。齐丘愿复归九华山。乃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青阳一县。今安徽青阳县。时则冯延巳、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等用事。福州之败，锁觉、延鲁至金陵。流觉蕲州、延鲁舒州，延巳亦罢相，岑罢谏议大夫。然岑及延巳，旋复进用。广顺二年（952年），延巳复同平章事，失潭州罢。三年三月复相。广顺三年（953年），金陵大火，逾月。显德元年（954年），大饥。民多疫死。逾年而周师至。景复召宋齐丘还金陵，使刘彦贞将兵二万趋寿州，皇甫晖、姚凤以兵三万屯定远。今安徽定远县。李谷为浮梁，自正阳渡淮，正阳镇，在寿州西。攻寿州。唐将刘仁赡固守。三年正月，世宗下诏亲征。使李重进先赴正阳。重进，周太祖甥。时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彦贞向寿州，又以战舰趋正阳。李谷惧浮梁断，亟退兵。彦贞追之。至正阳，重进先至，军未及食而战，彦贞败死。皇甫晖、姚凤退屯清流关。在安徽滁县西北。世宗至正阳，以重进代李谷，徙浮梁于下蔡，今安徽凤台县。进围寿州。二月，命赵匡胤袭清流关，擒皇甫晖、姚凤。唐主遣泗州衙将王知朗赍书抵徐州，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岁输货财，以助军费。又改名璟，以避周庙讳。遣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称臣以请平。世宗皆不许。韩令坤袭取扬州，冯延鲁为副留守，见执。又攻泰州，拔之。三月，唐主又使右仆射孙晟、吏部尚书王崇质使周。愿去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岁输金帛百万。时周将何超已陷光州，郭令图陷舒州，降蕲州，又进攻黄州矣。世宗欲尽得江北，而许其存帝号。李德明请归白唐主，许之。孙晟请使王崇质与之偕归。宋齐丘、陈觉等以割地为无益，谓德明卖国图利。唐主怒，杀之。唐主之立，以弟燕王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徙封齐，居东宫。鄂王景达为副元帅，徙封燕，宣告中外，约以传位。而立长子弘冀为南昌王。后又立景遂为皇太弟，徙

景达为齐王，领诸道兵马元帅，而徙弘冀为燕王，为之副。事在天福十二年（947年）。及是，使景达拒周。以陈觉为监军使，边镐及许文稹等为应援使。四月，唐将陆孟俊复泰州，进攻扬州，韩令坤走。世宗使张永德救之。孟俊复为令坤所擒。然世宗攻寿州迄不克。会大雨，营中水深数尺，攻具及士卒，亡失颇多，又粮运不继，乃议班师。或劝世宗诈称寿州已破，东如濠州，从之。又自濠州至涡口。以涡口为镇淮军，于其地作浮梁。世宗欲自至扬州，宰相范质等以兵疲食少，泣谏，乃自涡口北归，而留李重进围寿州。六月，刘仁赡攻城南砦，周师不利。李重进营城东，不能救。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适赵匡胤自六合还师，六合见第十一章第五节。留驻旬日，周兵乃复振。初朱元、李平为李守贞求救，遂留于唐。及是，唐使复江北。七月，元取舒、和州，平取蕲州。唐初以茶盐强赋民，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又兴营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而周将帅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堢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唐之援兵，营于紫金山，在寿州南，或云即八公山。与寿春城中，烽火相应。淮南节度使向训，请以广陵之兵并力攻寿春，俟克城更图进取，世宗许之。滁州守将亦弃城去，皆趋寿春。唐诸将请据险以邀之。宋齐丘曰：“如此则怨益深。”乃命诸将各自保守，无得擅出击。由是寿春之围益急。四年正月，景达遣许文稹、边镐、朱元等将数万众泝淮而上。李重进逆击，破之。二月，世宗复亲征。三月，至寿春，陈觉表朱元反覆，不可使将。唐主遣人代之，元降于周。世宗破唐紫金山兵，擒许文稹、边镐。景达、觉奔归金陵。刘仁赡疾甚，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诈为仁赡表请降。是月，仁赡卒。初淮南于寿州置忠正军，后更其名曰清淮，及是，世宗复其名，以旌仁赡之节焉。是冬，世宗再自将下濠、泗，浮淮至楚州。复取扬州。初周师无水战之具，及屡败唐兵，获水战卒，乃造战舰数百艘，使降卒教水战，命王环将以下淮。唐水军多败，长淮之舟，皆为周师所得。又造齐云船数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齐云舟大不能过，乃开老鹳河以通之。在楚州西北。五年正月，巨舰数百，皆入于江，唐人知不能敌。时景遂前后十表辞太弟之位，景达亦以败军辞元帅。三月，乃立景遂为晋王，加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以景达为浙西道元帅、润州大都督。景达以浙西方用兵，与吴越战，见下。固辞，改抚州大都督。而立弘冀为太子，使参决庶政。遣陈觉表请传位于弘冀。时淮南惟庐、舒、蕲、黄未下，觉白世宗，请遣人渡江取表献四州之地，周乃许平，而谕景不必传位。景乃去帝号，称国主，而用周年号焉。周与南唐之胜负，实全系南唐之弱，而非周之强，周军且屡为白甲军所败，而安足以遇大敌？刘仁赡固善守，然以区区一城，攻围逾年而不能克，且几至溃败，其所谓攻者，亦可知矣。唐防御使张彦卿守楚州，周兵攻之，亦逾四旬而后下，彦卿巷战死，所部千余人，无一降者。然则唐封疆之臣，亦非不能效死，特专阃以出者，无一非舆尸之徒耳。刘彦贞所居藩镇，专为贪暴，积财巨亿，以赂权要，魏岑等争誉之，故唐主首用之。边镐、陈觉等，亦偾军之将也。以此遇敌，岂有幸哉？而又何敌强之足云？

是役也，湖南、吴越、荆南，皆尝出兵以助周，然或无功，或锋刃未交而退，无与于胜负之数也。初王逵既得潭州，以何敬真为静江节度副使，朱全琇为武安节度副使，张文表为武平节度副使，周行逢为武安行军司马。敬真、全琇，各置衙兵，与逵分厅视事，吏民莫知所从。行逢、文表，事逵尽礼，逵亲爱之。敬真与逵不协，辞归朗州。又不能事刘言，与全琇谋作乱。言素忌逵之强，疑逵使敬真伺己，将讨之。会南汉寇全、道、永州，行逢请身至朗州说言，遣敬真、全琇南讨，至长沙，以计杀之。时广顺三年二月也。张仿为武平节度副使，行逢又恶之，言于逵曰：“何敬真，仿之亲戚，临刑以后事属仿。”四月，逵召仿饮，醉而杀之。六月，逵以行逢知潭州，自将袭朗州。克之，幽刘言。遣使上表，诬言谋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众不从，废而囚之。请复移使府治潭州。八月，周祖从其请。逵还长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杀刘言于朗州。显德元年五月，逵自潭迁朗，以周行逢知潭州，潘叔嗣为岳州团练使。三年（956年），周以逵为南面行营都统，使攻鄂州。逵过岳州，叔嗣西袭朗州。逵还军追之，及于武陵城外。战，逵败死。叔嗣归岳州，使其团练判官李简率朗州将吏迎周行逢，谓行逢必以潭州相授，而行逢以衡州刺史莫弘万权知潭州而西，以叔嗣为行军司马。叔嗣怒，不至。或说行逢，授之武安，令至都府受命。从之。叔嗣至，斩之。七月，世宗以行逢为武平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去贪吏猾民为民害者，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刘言、王逵旧将骄横，一以法治之。史虽议其用法太严，然除暴正所以安良，湖湘盖未尝不藉是而小安也？然经此扰攘，助周攻唐之事，遂成画饼矣。吴越以是年二月，出兵攻常州，为唐将柴克宏所败。攻宣州，亦不克。南平至显德五年正月，乃以水师东下，至鄂州，亦未尝有功也。

秦、凤之下也，世宗以蜀兵数千人为怀恩军。显德四年（957年），遣其八百余人西还。蜀亦遣所擒梓州别驾胡立等八十人东还。因致书请通好。世宗以其抗礼，仍不之答。五年六月，高保融遗蜀主书，劝其称藩于周。蜀主报以尝遣胡立致书而不答。十月，世宗以户部侍郎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谋伐之。保融再遗书劝以称藩，蜀主覆书拒之，而屯兵以备。周师亦未出，而北攻契丹。

显德六年三月，世宗诏以北鄙未复，将幸沧州。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扞西山路。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等将水陆军先发。四月庚寅，韩通奏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通瀛、莫。辛卯，上至沧州。即日率步骑数万，直趋契丹境。壬辰，至乾宁军。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降。乾宁军，在今河北青县境。胡三省曰：契丹盖置宁州于乾宁军？乙未，大治水军。分命诸将，水陆俱下。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龙舟，沿流而北。辛丑，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县。水路渐隘，乃登陆而西。癸卯，赵匡胤至瓦桥关，契丹守将举城降。上入瓦桥关。甲辰，莫州降。五月乙巳朔，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始至。瀛州降。关南悉平。丙午，宴诸将于行宫，议取幽州。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悦。趣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发据固安。今河北固安县。上自至安阳水，命作桥，不豫而止。戊申，孙行友奏拔易州。己酉，以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庚戌，李重进出土门击北汉。壬子，自雄州南还。六月癸巳，殂，年三十九。

世宗之用兵，颇为论史者所称道，尤惜其伐辽之未成，殆非也。彼其用兵，以所遇皆非大敌，遂成竖子之名，若遂行其意，则兵法所谓必蹶上将军者也。伐汉之役，已见周章；伐唐之役，设自涡口径趋扬州，亦安知不以气衰力竭，而为敌所乘哉？战事必度其始终，非可徼幸于一胜。辽之大军，皆在燕北，故初攻之若甚易，及其举兵南下则甚难。宋太宗高梁河之败以此，世宗取关南之后，设使贸然进兵，亦未必不蹈此辙。即谓不然，而不能禁契丹之不再至，再至而再获胜，亦不能禁其不三至，契丹之兵力未尽，即中国未可燕然，石晋之行事，正所谓殷鉴不远者也。即谓幽州可以坐收，亦必计其能守。兵有利钝，战无百胜，非有雁门内险与居庸相翼卫不可。然当日者，太原且在北汉之手矣，而可以轻心掉之乎？《五代史·王朴传》云：世宗有平一天下之志，数顾大臣问治道。选文学之士二十八，使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平边策》，朴在选中。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惟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朴之策曰：“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闽、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其力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朴此言攻取自吴始，世宗从之。然朴之策极自惜其力，而世宗所行，则适与之反。至其论取燕、晋之难易，亦适倒置。何者？汉依辽而存，非辽恃汉而盛；且辽有足之寇，历代以为深患，非一蹴可平，而北汉则如坐谷中，终不能以一隅之地，抗举国之师也。欧阳氏言：朴所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其实太宗高梁河之败，亦未尝不由视辽太轻，即踵世宗及朴之失策也。梁襄王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言似迂，而实至径。何则？不嗜杀人，则天下顺之，嗜杀人，则人莫不与之为敌也。秦凤之平也，世宗以所俘蜀兵隶军籍，从征淮南。亡降唐，唐主表献百五十人，世宗悉斩之。张永德与李重进不相悦。唐主闻之，以蜡丸书遗重进，诱以厚利。其书皆谤毁及反间之语。重进奏之。世宗一怒，遂杀孙晟，已云甚矣，又及其从者百余人，其嗜杀如此，安怪将率之恣俘掠以激白甲军之变？初入并州，民愿输军需，以资兵力，及后，河东之守甚固，亦安知不由于此？此岂有纪律如此，而可称为强兵？

而其将可称为良将？而其主可称为善将将者哉？或曰：樊爱能、何徽之诛，军纪固已立矣。然则黄袍又何以被宋祖之身乎？

第六节 宋平定海内

周世宗七子：长曰宜哥，第二、三子未名，皆为汉人所杀。世宗卒，第四子梁王宗训立，是为恭帝。时年七岁。明年，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诏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拥匡胤南还立之，是为宋太祖。废周恭帝为郑王。开宝六年（973年），殁于房陵。韩通欲拒之，为散员指挥使王彦升所杀。在外则李筠叛于昭义，四月。李重进叛于淮南，九月。太祖皆亲征平之。是年之入寇，《辽史》不记其事。《东都事略》谓契丹与河东连兵寇镇、定，闻太祖即位，惊曰：“中国有英主矣。”于是遁去，此史家缘饰之辞。《十国春秋·北汉纪》云：辽师谋会兵攻镇、定，则虽有其谋，未尝出师也。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然则边警之言，特为拥戴造作而已。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所以作事谋始也。

宋室既兴，不久遂成统一之业。以其时割据诸国，皆无深根固柢，可以自立之道也。建隆元年八月，荆南高保融卒。子继冲幼，命弟行军司马保勖总判内外军马事。二年九月，宋以为荆南节度使。三年九月，周行逢病。召其将吏，以子保权属之，曰：“吾起陇亩为团兵，同时十人，皆以诛死，惟衡州刺史张文表独存，然常怏怏不得行军司马。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璠讨之。如其不能，则婴城勿战，自归于朝廷。”行逢卒，保权立。文表果叛，攻下潭州。保权乞师于朝廷，亦命师璠讨之。十一月，高保勖卒，以位授继冲。明年为乾德元年正月，宋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以讨张文表。未至，杨师璠破文表，擒斩之。李处耘假道于继冲，乘其出迎，袭据其城，遂趋朗州。周保权惧，召观察判官李观象谋之。观象劝其幅巾归朝。指挥使张崇富等不可。乃出兵以拒。慕容延钊取岳州，崇富等未战而溃。三月，宋师入朗州。斩崇富，获保权。荆南之下也，太祖仍以高继冲为节度使。是岁，有事于南郊，继冲上书愿陪侍。九月，遂率其将吏、宗族入朝焉。

孟昶君臣，务为奢侈，而信任王昭远及伊审征，委以机务。昭远，成都人，幼以僧童从其师入府，孟知祥爱其敏慧，令给事昶左右。审征，知祥妹褒国公主子，少与昶相亲狎。二人皆以经济为己任，然未更忧患，不知世务之艰，志大才疏，夸侈无实，正与昶如出一辙，宜其败也。乾德二年（964年），昶遣孙遇、杨蠲、赵彦韬为谍，至京师。彦韬潜取昶与刘钧蜡丸帛书以告，书言已于褒、汉，添驻师徒，只待灵旗济河，便遣前锋出境。十月，乃遣王全斌、崔彦远自凤州，刘光义、后避宋太宗讳，改名廷让。《五代史》作光乂，亦避讳改字也。曹彬自归州伐之。蜀山南节度使韩保正弃兴元保西县。宋师围之，又弃西县走。宋师追擒之。昶遣王昭远、赵崇韬廷隐子。拒战。又遣其太子玄喆率精兵数万守剑门。玄喆辇其爱姬，携乐器伶人数十以从，蜀人见者皆窃笑。全斌至三泉，遇昭远，击败之。昭远焚吉柏江浮桥，退守剑门。三年正月，宋师得降卒之教，由小路分出剑门南夹攻之，昭远、崇韬败走，皆见擒。玄喆亦逃归。刘光义亦克夔州。蜀兵所在奔溃。昶问计于左右，老将石頵谓东兵远来，势不能久，宜聚兵坚守以敝之。昶叹曰：“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乃命宰相李昊草表以降。自兴师至此，六十六日而已。至京师，封为秦国公。七日而卒。全斌等驻军成都，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虏掠，蜀人莫不患苦。蜀旧将全师雄等遂叛。至四年十二月乃平之。观此而知宋初军纪之坏，凡军纪坏者，必不足以遇大敌，此燕云之所由不可复欤？惟峡路之师，以曹彬之诤，秋豪不犯。太祖嘉之，异日乃专任之以平江南焉。

南汉刘，委政于宦者龚澄枢及才人卢琼仙。日与宫人波斯女等淫戏后宫，不复出省政事。内官陈延受，据《通鉴》。欧《史》作延寿。引女巫樊胡入宫，言玉皇遣樊胡命 为太子皇帝，乃于宫中设玉皇坐，樊胡坐宣祸福，令 再拜听命。宫中妇人，皆具冠带领外事。虽宠任中官，数裁三百余，位不过掖庭诸局令、丞。晟时千余人，稍增内常侍、诸谒者之称。至，渐至七千余。有为三师、三公，但其上加内字，诸使名不啻二百，女官亦有师、傅、令、仆之号。目百官为门外人。群臣小过，及士人、释、道有才略可备问者，皆下蚕室，令得出入宫闱。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令罪人斗虎，抵象。又赋敛烦重。置媚川都，定其课。令入海五百尺采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饰之。陈延受作诸淫巧，日费数万金。宫城左右，离宫数十，游幸常至月余或旬日，以豪民为课户，供宴犒之费。在割据诸国中，无道为最甚矣。开宝元年（968年），举兵侵道州。太祖使李煜谕令称臣，归湖南旧地。不从。三年（970年），煜又使给事中龚慎仪遗之书，囚之。九月，命潭州防御使潘美讨之。取贺州。十月，取昭州、桂州。十一月，取连州。喜曰：“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取之，其不复南也。”十二月，平韶州。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英州，今广东英德县。雄州，今广东南雄县。将潘崇彻，尝代吴怀恩守桂州，为内中尉薛崇遇所谗，夺兵柄，怏怏，遂来降。二月，师度马径，去广州十余里。遣其右仆射萧漼等奉表乞降。潘美令部送赴阙。惧，遣其弟保兴等拒战，不胜。李托者，亦宦人，以其养女为贵妃，专宠，托为内太师，居中专政。与龚澄枢谋曰：“北师之来，利吾国宝货耳。焚为空城，师不能驻，当自还也。”乃尽焚其府库宫殿。

以海舶十余，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宦者乐范窃其舟逃归。师次白田，素衣白马以降。至京师，赦为恩赦侯。而诛龚澄枢、李托、薛崇遇。

李景既失淮南，颇躁忿，大臣宋齐丘、陈觉等皆见杀。欧《史·世家》云：钟谟素善李德明，既归，闻德明由宋齐丘等见杀，欲报其冤，未能发。陈觉，齐丘党也，与景相严续素有隙。觉尝奉使周，还言世宗以江南不即听命者，严续之谋，劝景诛续以谢罪。景疑之。谟因请使于周验其事。景已割地称臣，乃遣谟入朝谢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续谋，愿赦之。世宗大惊曰：“续为是谋，忠其主也，朕岂杀忠臣乎？”谟还，言觉奸诈。景怒，流觉饶州，杀之。宋齐丘坐觉党与，放还青阳，赐死。案当时南方诸国，吴为大，自后唐至晋三十年中，沙陀、契丹，交争互夺，无一日之安，而江南颇平静。使其君臣能发愤自强，问鼎北方，初非难事，然而终不能然者？藩镇之邦，本无天泽之分，君臣上下，积相猜忌，使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未由自进，所用者皆小知之士，严可求、宋齐丘等，则其人也。此等人而可与之安天下乎？又其君臣皆溺于晏安，不能自振。景与煜既仍世如此矣。孙晟，志节之士也。其北使也，谓王崇质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终不负永陵一抔土也。”永陵，昪墓也。及晟遣崇质先归，周兵数败，尽失所得诸州，世宗忧之，召晟问江南事，晟不对。世宗怒，未有以发。会景以蜡丸书遗李重进，劝其反。重进以书来上，乃收晟下狱，及其从者二百余人皆杀之。晟临死，世宗犹遣近臣问之。晟终不对，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报国耳。”乃就刑。此于从容就义何愧焉？然史言其事昪父子二十余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韩熙载，煜时为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史言煜以其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以此难之。乃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单车上道。煜喜，留之，复其位。已而诸妓稍稍复还。煜曰：“吾无如之何矣。”此等人而可与之安天下乎？景遂既去储位，弘冀毒杀之。事在显德五年（958年）。《通鉴》云：景遂之赴洪州，以时方用兵，启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枢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征古为镇南节度副使。征古敖狠专恣，景遂虽宽厚，久而不能堪。尝欲斩征古，自拘于有司，左右谏而止。景遂忽忽不乐。弘冀在东宫，多不法。唐主怒，尝以毬杖击之，曰：“吾当复召景遂。”昭庆宫使袁从范，从景遂为洪州都押衙。或谮从范之子于景遂，景遂欲杀之，从范由是怨望。弘冀闻之，密遣从范毒之。显德六年九月，弘冀卒。封第六子从嘉为吴王，居东宫。建隆二年二月，景迁于南昌。立从嘉为太子，留金陵监国。六月，《宋史》作八月，此从《南唐书》。卒。从嘉复立于金陵，更名煜。煜性仁孝，善属文，工书画。然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高谈不恤国事。虽怏怏以国蹙为忧，亦徒日酣燕，悲歌愁思而已。周世宗时，中国诒江南者尚称书，煜之立，始改书为诏而不名。开宝四年（971年），煜去唐号，改印文曰江南国主，赐诏呼名。煜事中国恭甚，太祖欲伐之而无名。七年（974年）秋，乃诏其入朝。煜不听。十月，乃命曹彬自荆南伐之。十一月，自采石济。八年正月，傅金陵。吴越亦发兵取常州。九月，又会宋师降润州。十月，唐神卫军都虞候朱全赟集上流之兵入援，败死皖口。金陵外援遂绝。十一月，城破。俘煜至京师，封为违命侯。煜之降，曹彬令作书谕江南诸城守，皆相继下。独江州军校胡则与衙将宋德明不听。诏先锋都指挥使曹翰攻之。九年（976年）夏乃克。帝惩王全斌之失，是役也，简用曹彬，江南平，无大杀戮。及江州下，胡则病卧床上，曹翰要斩之。并杀宋德明。遂屠其城，死者数万人。所略金帛以亿万计。弥可见宋初军纪之坏矣。此燕、云之所以不复欤？

泉州留从效，初颇忠于李景。景以兵十万保紫金山。从效累表，言其顿兵老师，形势非便。及景败，乃思自树于上国。显德五年（958年），遣衙将蔡仲赟等为商人，以帛书表，置革带中，自鄂路送款内附。六年（959年），又遣别驾黄禹锡间道奉表，乞置邸京师。周世宗以江南既服，不许。宋初，从效遂上表称藩，贡献不绝。李景迁洪州，从效疑其讨己，颇惧。遣其从子绍 赍厚币献景。建隆三年三月，从效疽发背卒。从效无嗣，以兄从愿之子绍、绍镃为子。从效寝疾，从愿守漳州，绍 在金陵，绍镃尚幼。衙校张汉思、陈洪进劫迁从效于东亭。从效卒，绍镃典留务。月余，洪进诬其将召越人以叛，执送江南。推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汉思年老醇谨，不能治军务，事皆决于洪进。汉思诸子，并为衙将，颇不平。乾德元年四月，洪进胁夺汉思印，迁诸别墅。遣使请命于李煜。煜以洪进为清源军节度。洪进遣衙将间道奉表。二年六月，制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洪进节度使。以其子文显为节度副使，文颢为漳州刺史。江南平，吴越王来朝，洪进不自安，遣文颢入贡。太祖因下诏召之。至南剑州，闻太祖崩，乃归镇。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四月，洪进来朝，献所管漳、泉二州。诏以为武宁节度使，留京师奉朝请。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第三子文 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至四年三月，乃诏泉州发兵，护送洪进亲属至阙焉。从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民甚爱之。洪进多敛于民。第民赀百万已上者，令差入钱补协律、奉礼郎，而蠲其丁役。子弟亲戚，交通贿赂，民甚苦之。

吴越钱俶，即弘俶，避宋太祖父偏讳，去弘字。开宝九年（976年），及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惟濬来朝。太祖留惟浚，遣俶归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俶又入朝。四月，陈洪进纳士，俶亦上表，献其所管十三州、一军。宋以范旻知杭州，发其缌麻以上亲及所管官吏悉赴阙。

宋平诸国，皆如摧枯拉朽，独河东久而后下。刘旻之败于高平也，其年十一月卒。《旧五代史·周世宗纪》及《僭伪列传》皆误后一年。《辽史》在应历五年（955年），同误。子承钧立，更名钧。建隆元年（960年），钧始用郭无为。无为者，棣州人。少博学，有辞辩。为道士，隐武当山。在今湖北均县南。周太祖讨李守贞，无为诣军门上谒，太祖不纳，乃去隐太原抱腹山。钧枢密使段恒从《通鉴》。《新五代史》作段常，乃避宋真宗讳改字。荐之。钧使为谏议大夫，参议中书事。钧又用五台山僧继颙为鸿胪卿。继颙者，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旻世颇已赖之。四方供施，继颙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颙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在今山西长治县北。募民凿山取矿，刘氏赖以足用。此二人，盖甚有裨于北汉者也。乾德元年七月，宿卫殿直行首王隐等谋叛，辞连段恒，出恒为汾州刺史，寻缢杀之。以赵弘为枢密使。宏降宋后，以犯太祖父讳，赐名文度。郭无为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旋又出弘汾州，以无为为枢密使。自此军国之务，皆听于无为矣。是岁八月，宋王全斌取乐平，建为平晋军。开宝元年七月，钧卒。无子。初旻以女妻晋护圣营卒薛钊。汉祖典禁兵，释钊籍，馆门下。汉祖后领方镇，爵位通显，钊罕得见其妻，怏怏。一日，乘醉求见，即引佩刀刺妻，妻奋衣得脱，钊乃自刭。钊子继恩，时尚幼，汉祖令钧养为子。女再妻何氏，生子继元。何死，钧亦养为子。钧立，继恩为太原尹。钧疾，继恩监国。出侍卫亲军使蔚进守代州，钧养子继忠守忻州。继忠观望，出怨语，缢杀之。钧卒，继恩立。服衰裳，视事寝处，皆居勤政阁。八月，供奉官侯霸荣入，反扃其门，弑之。郭无为遣兵以梯登屋入，杀霸荣并其党，而立继元。霸荣者，邢州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马。尝为盗并、汾间。钧用为散指挥使，戍乐平。降于王全斌，补内殿直。未几，复奔北汉，为供奉官。其弑继恩也，或谓其谋持其首以献宋祖，其说盖确？而并人谓钧病，与无为语及后事，谓继恩不才，无为亦言其然，继恩欲诛无为，无为

授意霸荣弑之，又杀霸荣以灭口，盖不快于无为者造作之辞也。宋使潞州节度使李继勋伐北汉。明年二月，宋祖又亲征。三月，至太原。壅汾、晋二水，以灌其城。先使彰德节度使韩赟贺守镇、定，又以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以防辽。石岭关见第十章第五节。时辽穆宗见弑，景宗立。二月。四月，辽兵两道入，重赟、继筠皆败之。然围太原至闰五月，仍不能克。暑雨，士卒多患腹疾，辽北院大王屋质又自间道入，驻太原西，乃议班师。绛人薛光化言：伐木先去枝叶。今河东外有契丹之助，内有人户赋输，恐岁月间未能下。宜于太原北及河北界，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而起其部内人户，于西京、襄、邓、唐、汝州给闲田，使自耕种，绝其供馈。如此，不数年间，自可平定。帝嘉纳之。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分命使者十七人，发禁军护送之。因屯于镇、潞等州，此可见太原之能用其众矣。周世宗之入汉境，汉人至愿输军资，以求戡定，而是时，乃为其主效死如此，可见刘钧、郭无为之绥抚有方，抑继颙之筹款，取之布施，市易及银冶，凡民之赋税，盖以此而获宽？此又见桑弘羊行均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实为理财之上策也。然使周军当日，不凌虐汉民，太原或数年可下，此则为渊驱鱼，为丛驱爵，数世之患，非纵敌为之，而虐民者自树之矣。孟子所以谓不嗜杀人，然后能一天下欤？自宋徙太原之民，则北汉益形寡弱，终至不支，此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然其亡非其罪矣。是月也，继元杀无为于围城之中。史谓无为有出降之心，此乃诬辞。《宋史·世家》云：继元立，太祖遣李继勋等讨之，仍诏许继元以青州节度，无为邢州节度。无为得诏色动。一日，继元燕群臣，契丹使亦在。无为恸哭于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军，计将安出？”引佩刀欲自剌。继元遽降阶，持其手，引升坐。无为盖欲以动众心也？及太祖亲征，长围既合，无为请自将兵夜出击围，欲自拔来归，直天阴晦而止。阉人卫德贵告其事。会太祖壅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惧，继元乃杀无为以徇。此说之诬，显而易见，不待辩也。无为果有哭庭之举，或欲以固众心而致辽援欤？求出击围，安知其意图自拔？亦岂易于自拔？抑可谓忠勇矣。继元之立，尝尽杀旻诸子，又杀钧妻郭氏，其杀无为，盖仍为争位也。然无为死而城中即能出兵，图焚攻具，其夜，又为诈降，欲袭宋师，则可见其守御之志甚坚，亦非专恃无为。然无为之死，要为北汉自坏其长城也。初钧之立，所以事辽者多略，不如旧时。辽主遣使责之。钧恐惧，遣从子继文往谢。辽执之。有谏辽主者。又明年，辽乃索北汉使者十六人，尽遣之。仍命继文为保义节度使，李弼为枢密使，俾辅继元。继元出继文代州，弼宪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辽主又下诏责之。继元皇恐谢过，然卒不召继文还。而以奄人卫德贵为大内都点检，嬖人范超为侍卫亲军都虞候，分掌机务。据毕氏《续通鉴》。欧《史·世家》：杀钧妻者即超。《宋史·世家》：太宗围太原时，继元宣徽使范超来降。攻城者以超为出战，擒而戮之。继元遂斩超妻子，投其首城外。开宝九年八月，太祖又使党进等五道伐之。十月，太祖崩。十二月，太宗乃诏罢兵。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命诸将大举。以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以绝辽援。车驾并先出镇州，以事牵制。四月，乃至太原。辽相耶律沙来援，大为郭进所破。辽人不能再举。五月，继元乃降。封为彭城公。淳化二年（991年）卒。太原之下，太宗遂攻幽州，大败。固由辽兵之强，然亦宋兵先为北汉所敝，有以致之也。

第十五章 唐中叶后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北诸国

唐自天宝已后，内乱纷纭，已无暇复及域外之事。然其余威振于殊俗者既久，故四方诸国，来朝贡者尚多，而其文教之渐被于东方者为尤广焉。

句丽、百济亡后，半岛三国，已仅余一新罗。新罗自法敏而后，国势日盛。传三世至兴光。开元末，唐始明与以 水以南之地。《册府元龟》有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新罗王谢 江以南敕令新罗安置表》，新旧《唐书》俱失载。兴光亦助中国，败渤海海上之师。盖其极盛之时也。又三传至乾运，为其相金良相所弑，国运始衰。乾运之死，事在建中四年（783年）。《新书》本传但云乾运死无子，国人共立宰相金良相，据彼国史籍，则乾运实为良相所弑也。《传》又云：会昌后朝贡不复至，盖以其国衰乱之故？唐末，王族弓裔起于铁原，今江原道铁原府。后为其将王建所替。又有甄萱者，起于完山，今全罗道全州。亦为建所并。新罗遂降于建。建奠都松岳，今京畿道开城府，号其国曰高丽。《旧五代史·高丽传》曰：唐高宗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盖唐于 水以北之地，至末年始明弃之也。《新五代史》本传云：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923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932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通鉴》梁贞明五年七月云：初唐灭高丽。天祐初，高丽石窟寺眇僧躬 聚众据开州，称王，号大封国。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贡于吴。据《考异》，说出《十国纪年》。龙德二年（922年）云：大封王躬乂性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立，复称高丽王。以开州为东京，即开城。平壤为西京。建俭约，国人安之。躬乂即弓裔，据彼国史籍，弓裔初尝为僧也。观复称高丽王之语，似弓裔亦尝以高丽自号，故史讹为高氏欤？天福元年（936年）云：高丽王建用兵击破新罗、百济，甄萱以百济自号，彼国史家称为后百济。东夷诸国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则全有半岛之地矣。《新史》言建及其子武、武子昭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亦常优答之。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云。

新罗、高丽之人，入中国者甚多。新罗：开元十六年（928年），曾遣子弟入太学学经术。至开成五年（840年），鸿胪寺籍其告哀使者、质子及学生岁满者还国，凡百有五人云。兼据新旧《书》本传。《新书·百官志》：崇玄署，新罗、日本僧入朝，学九年不还者，编诸籍，此其以朝命来者也。其人民自来者，郑保皋言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自海路来；《新书·地理志》：奚州中有归德州、归义郡，总章中以新罗户置，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则自陆路来者也。《旧书·李巨传》：巨母为扶余氏，可见其人之入中国者，皆婚姻相通。又《浑瑊传》：吐蕃劫盟时，有大将军扶余准陷于贼。《新书·韦贯之传》：金忠义，新罗人，以工巧幸，擢少府监。《经籍志》：别集类有崔致远《四六》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高丽人，宾贡及第，高骈淮南从事。则其入仕籍者，亦不少矣。

日本与中国，虽有一海之隔，然其来者亦甚多。《新书》本传云：长安元年（701年），其王文武立，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还之。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悉赏物贸书以归。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彼国史之阿部仲麻吕。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天宝中，复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免橘势、浮屠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免势等俱还。又《文艺·萧颖士传》：倭国使入朝，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云。《旧书》以为新罗使者语。国史所传如此。彼国史家所记，自远较此为详。据所记，在唐世，彼国发所谓遣唐使者凡十有八，苞送唐使四，迎唐使一。始于贞观四年（630年），而终于乾宁元年（894年）云。然彼国史家，亦有讳而不书者。《旧唐书·顺宗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日本国王并妻还蕃，则其王尝一来朝，且与其妻偕来，而彼国史家，必云建国已来，未尝臣事中国，通使实始于隋，前此入贡受封者，皆其地方之酋长也，然则顺宗初还蕃者，亦得云地方酋长乎？四夷之朝贡于中国者多矣，在中国岂必得一日本为荣。国之盛衰有时，其兴起亦有迟早。日本尝朝贡受封于中国，又岂足为辱？乃必龂龂讳言之，适见其量之褊也。参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一节。

中国文化，既东行而被朝鲜，亭毒既深，则又折西北行，以启发其地之民族。首被其泽者，实为渤海。其遗泽下启金源，余波且及于蒙古，伏流又发为满洲。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渤海钦茂徙上京，已见第五章第五节。宝应元年（762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祚荣仅为郡王，至此乃进为国王。此后或先封郡王，进为国王。大历中二十五来。贞元时，东南徙东京。见下。死，私谥文王。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一岁，猜虐，国人杀之。推宏临子华玙为王，复还上京。改年中兴。死，谥曰成王。钦茂少子嵩璘立，改年正历。建中、贞元间凡四来。死，谥康王。嵩璘受册，在贞元十一年（637年），见《旧书·本纪》。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谥定王。弟言义立，改年朱雀。死，谥僖王。言义受册，在元和八年（813年）。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岁死，谥简王。从父仁秀立，改年建兴。其四世祖野勃，祚荣弟也。仁秀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元和中，凡十六朝献，长庆四，宝历再。太和四年（830年）死，谥宣王。仁秀受册，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子彰德早死，孙彝震立，改年咸和。终文宗世，来朝十二，会昌凡四。彝震受册，在太和五年（831年）。死，弟虔晃立。受册在大中十二年（838年）。死，玄锡立。咸通时三朝献。《新书》记渤海世系止此。下文云：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遂为海东盛国。至是之是字，所指何时，殊不明白。下文又云：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似是道其盛时疆域，则谓为海东盛国者，其时当在仁秀已后。华玙年号曰中兴，则钦茂时似曾中衰，其徙上京，或有不得已之故，然华屿以后五世，亦未闻其有所作为，则其时或仅克定祸乱，而中兴之效，则至仁秀而后见也。五京者：上京龙泉府，临忽汗海，即忽汗州，已见第五章第五节；中京显德府，治显州；西京鸭渌府，治神州，已见第四章第四节；东京龙原府，《新书》云：东南濒海，日本道也。日本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云：在珲春；南京南海府，《新书》云：新罗道也。津田左右吉云：在咸镜北道之镜城。《渤海史考》，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本。《新书》又云：定理府为挹娄故地，东平府为拂涅故地，铁利府为铁利故地，怀远府为越喜故地。挹娄疑即虞娄，挹娄为旧名，虞娄或正其异译也。与拂涅、铁利、越喜，皆靺鞨部名，亦见第五章第五节。又有鄚颉府，不言为何部故地，然鄚颉二字，甚似靺鞨异译。又有率宾府，曰率宾故地，率宾之名，不见唐世，然即金世之恤品，盖亦靺鞨部族也。拂涅，盖即金史之蒲聂，皆部落之名，久而未变者。东北部族，靺鞨为大。观此，知仁秀时悉已臣服之矣。称为盛国，不亦宜乎？

《旧书》叙渤海建国事讫，乃云：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颇有文字及书记。此盖述其初建国时事，其文字当受诸句丽？其后数遣诸生，来入太学，则迳受诸中国矣。《旧书》本传：太和七年（833年），彝震遣同中书省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仍遣学生三人随宝英，请赴上都学问；先遣学生三人，事业稍成，请归本国，许之。其所遣学生，似是每次三人，远不如新罗、日本之多，然亦久而未替。且其人或尚有私来者也。其官制，《新书》述之颇详，云：大抵宪象中国。《旧书·本纪》：太和六年（832年），内养王宗禹渤海使回，云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则不惟官制，兵制亦宪象中国矣。渤海史迹，朝鲜、日本，均有留遗，其文物诚可云甚盛。然地虽广而人不多。门艺言高丽盛时，强兵三十余万，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见第五章第五节。论者或疑为献媚中国之辞。然《新五代史·渤海传》，谓祚荣并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历来外夷胜兵之数，大抵当口数五之一，后汉世之匈奴即如此。外夷政简，其户口之数，必较中国为翔实也。则渤海胜兵，不过八万。地处苦寒，户口虽或增加，不能甚速。云当句丽盛时三之一，已是侈言之矣。靺鞨后来，虽多臣服，度亦不过如辽之属国，盛时来通朝贡，可借兵粮，一败即瓦解矣。即辽之部族，亦系如此，不独属国也。此其所以不祀忽诸也。

渤海至五代时，仍数通朝贡，其王之名为。见于欧《史·本纪》者：开平元年五月、二年正月、三年三月、乾化元年八月、二年三月、同光元年正月、二年五月、三年二月、天成元年四月、七月、长兴三年正月、清泰二年九月，皆记其遣使者来。其中开平三年（909年）、同光二年（924年）、三年（925年）、天成元年（926年）四月之使，皆明言其为 所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契丹太祖天显元年。为契丹太祖所灭。然契丹所得者，不过其都城及其扶余府之地而已。《新书》本传：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重兵以扞契丹，其地即辽之黄龙府，今之农安县也。契丹太祖之攻渤海，以天赞四年闰十二月丁巳围扶余府。明年，即天显元年正月庚申，拔之。丙寅夜围忽汗城，己巳，遂出降，盖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余地盖本无多兵，故皆传檄而下，复叛者亦即平定。然契丹所能控扼者，亦不过忽汗城而已。以人皇王倍主之，倍旋奔唐，契丹此后恃为重镇者，亦不过黄龙而已。其偏远之地，多不服契丹，仍有通使译者，故《新史》本传言其至显德末常来朝贡也。其后事于《宋辽金元史》详之。

《通鉴》：开运二年（945年），初高丽王建用兵吞灭邻国，颇强大。因胡僧袜啰言于高祖曰：“渤海我婚姻也，其王为契丹所虏，请与朝廷共击取之。”高祖不报。及帝与契丹为仇，袜啰复言之。帝欲使高丽扰契丹东边，以分其兵势。会建卒，子武自称权知国事，上表告丧。十一月，以武为大义军使，高丽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国喻旨，使击契丹。仁遇至其国，见其兵极弱。向者袜啰之言，特建为夸诞耳，实不敢与契丹为敌。仁遇还，武更以他故为解。案自高丽攻契丹太远，必中国先能大举，高丽乃可攻其东偏，今反欲使其先举兵，实无此理。王建盖不意中国之势如此其弱，初非有意为夸诞也。然高丽之恶契丹而昵渤海，则于此可见矣。此文化为之也。

《新唐书·渤海传》，谓幽州节度府与相聘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谓钱镠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旧史·世袭列传》亦有此语。则渤海使译所通，初不以天朝为限。《新书·李正己传》，言其市渤海名马岁不绝，则其亟来，亦或为市易之利也。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参用新旧《书》。则其人亦有入仕中国者矣。

第二节 南方诸国

唐中叶后，中原虽云扰攘，南方则尚称安靖，惟五溪稍有波荡耳。开元十二年（724年），五溪首领覃行璋反，遣杨思勖讨平之。

德宗时，溪州向子琪又反，黔州刺史郗士美讨平之。元和六年（811年），辰、溆州首领张伯靖反。辰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溆州见第十四章第三节。八年，合黔中、荆南、东川、湖南四道之兵致讨，伯靖乃降。雷满起，澧阳人向瑰杀刺史吕自牧，据澧州，澧阳县，澧州治，见第六章第三节。而宋邺亦据辰州，昌师益据溆州，皆剽掠湖外。《新五代史·雷满传》。后皆附于马殷。《楚世家》。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据《旧史·本纪》。《新史·楚世家》作士然。以锦、奖兵与蛮部万人掠辰、澧二境。锦州，在今湖南麻阳县西。奖州，在今湖南芷江县西。希范遣衙兵拒却之。五年（940年），又遣衙将刘勍等以步卒五千击之。士愁大败，遣子师暠率诸蛮酋降于勍。希范立铜柱于溪州，铸誓状于其上。据《旧史·晋纪》。《新史·楚世家》云：命学士李皋铭之。然时蛮众实渐强，故其后希萼复用之以攻希广，而边镐亦潜遣人说诱武陵溪洞，欲与合势以攻刘言焉。《旧史·刘言传》。武陵见第五章第六节。先是天成元年（926年），云南、巂州、两林、勿邓皆朝贡于唐。二年（927年），昆明九部落，又使随牂牁、清州八郡刺史使者来。见新旧《史·本纪》及《新史·四夷附录》。清州，唐羁縻州，未详今地。及希范降溪州，南宁州酋长率其本部十八州，都云酋长率昆明等十二部，都云，未详。牂牁酋长率其七州，皆附于希范。《新史·楚世家》。南诏盛时，曾慑服今云南全境，兵锋且及交州，及其既衰，则惟黎、邛西之三王蛮，尚为所诱怵而已。

三王蛮，《新书·南蛮传》云：盖莋都夷、白马氐之遗种。杨、刘、郝三姓，世袭封王，谓之三王部落。叠甓而居，号 舍。岁廪节度府帛三千匹，以诇南诏，南诏亦密赂之，觇成都虚实。《通鉴注》曰：至宋又有赵、王二族，并刘、郝、杨谓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余里，限以飞越岭。其居叠石，积糗粮、器甲于上。族无君长，惟老宿之听，往来汉地，悉能华言，故比诸羌尤桀黠。案飞越岭，在今西康汉源县西北，为自汉源至康定必经之道。《通鉴》：乾化元年十一月，南诏寇黎州。蜀主遣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击败之。将作浮梁济大渡河，蜀主召之令还。贞明元年正月，初黎、雅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虽内属于唐，受爵赏，号

金堡三王，而潜通南诏，为之诇导。镇蜀者多文臣，虽知其情，不敢诘。至是，蜀主数以漏泄军谋，斩于成都市。毁 金堡。自是南诏不复犯边。案是时南诏已衰，未必有意于侵寇，如有意于侵寇，斩三蛮酋，未必遂能止之，其寇黎州，疑转系为三王蛮所诱致，故王建不欲深入南诏，而必斩三蛮酋也。唐既灭蜀，颇欲招致南诏，然不能遂，顾自托于南汉。《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继岌奏遣秦州副使徐蔼赍书招谕南诏蛮。《新史·郭崇韬传》云：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风谕南诏诸蛮，欲因以绥来之；则所欲招致者，尚不止南诏一国。《四夷附录》云：继岌及崇韬等破蜀，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又得徐蔼，自言尝使南诏，乃矫诏还其所俘，遣蔼等持金帛招抚南诏，谕以威德。南诏不纳。《南汉世家》云：乾亨七年（923年），云南骠信郑旻遣使致朱鬃白马以求婚，使者自称皇亲母弟云云。郑昭淳好学有文辞。与游燕，赋诗，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隐女增城县主妻旻。《世家》：贞明三年（917年），即皇帝位，改元曰乾亨，则乾亨七年（923年），当梁龙德三年，即唐之同光元年，然《通鉴》此事，亦系同光三年（925年）。云：长和骠信郑旻，遣其布燮郑昭淳求婚于汉。汉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长和，即唐之南诏也。《注》云：唐末，南诏改曰大礼，至是又改曰长和。《五代会要》曰：郭崇韬平蜀，得王衍所得蛮俘数十，以天子命，使人入其部。被止于界上。惟国信、蛮俘得往。续有转牒，称督爽大长和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转送黎州。有采笺一轴，转韵诗一章。章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词。颇有本朝姻亲之意，语亦不逊。其言较欧《史》为详，疑欧《史》年代误。欧《史》云增城公主隐女，《鉴》云 女，亦当以《鉴》为正也。辞语不逊，盖仍有唐末欲求抗礼之意。其 朱邪之使而自昵于南汉，亦由朱邪氏欲以天朝自居，而南汉与为敌体耳。

安南当唐末，曲承裕为静海节度使，始擅有其地。天祐三年（906年），加承裕同平章事。《通鉴》。同光三年（925年），裕卒，以其子权知留后颢为节度使。亦据《通鉴》。《注》云：裕即承裕。《考异》云：诸书不见颢于裕何亲。案薛《史》：六月丙辰，裕卒，七月丙申，以静海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颢起复为安南都护，充节度使。既云起复，知其子也。《注》云：行营，当作行军。乾化元年十二月，以静海留后曲美为节度使。亦据《通鉴》。《旧史·本纪》：命大理卿王鄯使于安南，左散骑常侍吴蔼使于朗州，皆以旌节、官诰锡之也。安南两使留后曲美进筒中蕉五百匹云云。长兴元年（930年），刘 遣将李守鄘、梁克贞攻交州，擒曲承美。《新史·世家》。又云：承美，颢子也。《通鉴》是年亦作承美。以其将李进守交州。《通鉴》。爱州将杨廷艺，爱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养假子三千人，图复交州。李进受其赂，不以闻。二年（931年），廷艺举兵围交州。汉主遣承旨程宝救之。未至，城陷。进逃归。汉主杀之。宝围交州。廷艺出战，宝败死。《通鉴》。《新史·世家》略同。天福二年（937年），交州将皎公羡杀廷艺而代之。《通鉴》。《新史·世家》云衙将。三年（938年），廷艺故将吴权，自爱州举兵攻公羡。公羡使以赂求救于汉。汉主欲乘其乱而取之，以其子万王弘操为静海节度使，徙封交王，将兵救公羡。汉主自将屯于海门。见第十章第二节。命弘操率战舰自白藤江趣交州。《通鉴》注：白藤江，当在峰州界，自此进至花步抵峰州。案峰州见第十章第二节。权已杀公羡据交州，引兵逆战。先于海上多植大杙，锐其首，冒之以铁。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须臾潮落，汉舰皆碍铁杙不得返。汉兵大败，士卒覆溺者大半，弘操死。汉主恸哭，收余众而还。《通鉴》。《新史·世家》略同。欧《史·南汉世家》云：刘晟乾和十二年（954年），交州吴昌濬遣使称臣求节钺。昌濬者，权子也。权自 时据交州，遣洪操攻之，洪操战死，遂弃不复攻。权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称臣于晟。晟遣给事中王屿以旌节招之。玙至白州，未详。昌濬使人止玙曰：“海贼为乱，道路不通。”玙不果行。晟乾和十二年（954年），周之显德元年也。《通鉴》是岁正月云：初静海节度使吴权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是月，始请命于南汉。南汉以昌文为静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欧《史·南汉世家》又云：大宝八年（965年），交州吴昌文卒。其佐吕处坪与峰州刺史乔知祜争立，交趾大乱。欢州丁琏，举兵击破之。欢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授琏交州节度。则昌岌之后，别无昌濬其人。不知昌文初名昌濬欤？抑别有一昌濬，与昌文争位而败也？《宋史·交阯传》云：梁贞明中，土豪曲承美专有其地。送款于末帝，因授承美节钺。时刘隐擅命岭表，遣将李知顺伐承美，执之。乃并有其地。后有杨廷艺、绍洪，皆受广南署，继为交阯节度使。绍洪卒，州将吴昌岌遂居其位。昌岌死，其弟昌文袭。乾德初，昌文死，其参谋吴处玶、峰州刺史矫知护、武宁州刺史杨晖、衙将杜景硕等争立，管内一十二州大乱，部民啸聚起事，攻交州。先是杨廷艺以衙将丁公著摄欢州刺史，兼御蕃都督，部领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领继之。至是，部领与其子琏，率兵击败处玶等。贼盛溃散，境内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领为交州帅，号曰大胜王。署琏为节度。凡三年，逊琏位。以欧《史》《通鉴》校之，语颇舛误，然亦有足补二书处也。李知顺当即李守鄜，吴处玶即吕处坪，矫知护即乔知祐，显而易见。杨绍洪盖亦即皎公羡？为杨廷艺养子则曰杨绍洪，皎公羡则其本姓名也。武宁州，未详。要之自曲裕而后，交州即渐成独立之局矣。

占城：欧《史·四夷附录》云：自前世未尝通中国。显德五年（958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莆诃散来。因德漫，《本纪》作释利因德缦，《旧纪》同，而缦作漫。《新纪》于显德六年（959年），又书占城使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案占城即古林邑，不得云前世未通中国。《传》又云：其人俗与大食同；盖来者实贾胡也？《南汉世家》：梁克贞既擒曲承美，又攻占城，掠其宝货而归。可见占城是时，与西域通商颇盛。《四夷附录》又云：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占城之南为真腊。据《新唐书》所记，仅开元、天宝时，陆真腊王子来；大历中，其副王及妻来。水真腊，元和中遣使入贡，后遂无闻，所谓远而罕至也。

《新书·宋庆礼传》云：武后时，为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唐时，今琼州岛置崖、振、琼、儋、万安五州。万安州，今万宁县。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庆礼身到其境，谕首领大谊，皆释仇相亲，州土以安，罢戍卒五千。此今琼州岛之情形也。

四裔之遵陆而来者，自天宝以降，虽渐觉德不及远，其航海而来者，则讫五代仍盛。《新书·地理志》载入四夷之路七，而由海者二焉。登州入高丽、渤海道，即自今蓬莱入海，缘辽东半岛东岸至新罗，西北泝鸭绿江，过句丽故都，遵陆行，抵今吉林，以至渤海境者也。广州通海夷道，则自广州西南行，过占城，出麻六甲海峡，入印度洋，抵锡兰，缘印度西岸行，以入波斯湾而至大食之缚达。此路经近世西洋史家考证明白，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备载之。见其书第六章。商务印书馆本。冯氏云：此盖当时波斯、大食海舶往来要道。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传考证》四云：西历九世纪中叶，阿刺伯地理学家易逢柯达贝氏（Ibnkhordadbeh）所著书，与贾耽所传，方向相反，而大致相同。据冯攸译本，易名《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商务印书馆印行。欲考南海海舶所经，当以释藏诸传补之。据所考：则出口之地，最多者为广州，次则交州，亦间由今合浦、钦县。航程所止，或为苏门答刺之室利佛逝，或为印度南端之师子洲，或为印度之耽摩立底、耶伽钵亶那、诃利鸡罗。广州、印度间诸海港，则有交州、占波，马来半岛东岸之郎迦戌，爪哇之诃陵，苏门答刺之室利佛逝、末罗瑜，马来半岛西岸之羯荼，翠蓝屿之裸人国云。第七章。此时中国、大食，皆有海舶。大食之舶，较中国小而速，而亦较脆弱。西历十世纪中叶，五代末。马库狄氏（Masudi）由波斯湾之巴士拉，乘大食贾舶至马来半岛之基拉（Killah），言其地为西方贾舶所集，东行者恒至其地易中国舶。又言唐末内战未作时，中国贾舶常迳至西方，西方贾舶亦迳来中国云。《蒲寿庚传考证》三十。刘继宣、束世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云：颜斯踪《南洋蠡测》谓新忌利坡新加坡。有唐人墓。张燮《东西洋考》，谓爪哇国人分三种：曰唐人、土人、西蕃贾胡。马库狄于西历九百四十三年晋高祖天福八年（943年）。至苏门答腊，见其地有华人甚多，从事耕植，巴邻旁尤为荟萃之枢。第二章。亦商务印书馆本。则不惟估客，即农民亦有移居者矣。海表习呼中国人为唐，盖由于此。宋朱彧《萍州可谈》云：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汉、唐，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诏从之。然《明史·真腊传》云：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海外诸国皆然，则所能改者，亦止于官文书而已。蒙古时，西域称中国人曰桃花石，说者颇多，桑原骘藏谓实唐家子三字之音译，说颇近理，见所著《蒲寿庚传考证》三十三。印度、南洋，亦有海舶通中国。日本僧元开撰《唐戒师鉴真赴日传戒行记》，谓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见费瑯《南海中波斯》，在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商务印书馆本。婆罗门指印度，昆仑则南洋黑人之称也。其时为西历七百四十二年，唐玄宗之天宝二年也。

第三节 西北诸国

自回鹘败亡，北方遂无强部，斯时处漠南者：最东为奚、契丹，其西为吐浑及达靼，更西为党项，又西，则不能去之吐蕃居焉，而回鹘亦与之杂处。漠北东境，时为室韦，其东接于靺鞨。诸部或本非强大，或则流离转徙之余，故鲜能自振者，更无论抟合诸部，成一大族矣。此契丹所以获乘时兴起也。契丹兴起之事，俟讲《宋辽金元史》时述之，今但粗述晚唐、五代时契丹以外诸部族如下，并及西域。

奚：《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当唐之末，居阴凉川，在营府之西数百里。有人马二万骑。观此，则奚部落颇小，故不竞于契丹。分为五部：一曰阿荟，二曰啜米，三曰粤质，四曰奴皆，五曰黑讫支。唐时五部：曰阿会，曰处和，曰奥失，曰度稽，曰元俟折，此啜米疑当作啜禾，粤质疑当作奥质，仍一名之异译也。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服属之。奚人尝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暴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麝香、仁参赂刘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去诸卒，子扫刺立。庄宗破刘守光，赐扫刺姓李，更其名绍威。绍威卒，子拽刺立。同光已后，绍威父子数遣使朝贡。《旧纪》同光元（923年）、二（924年）、四（926年），《新纪》三年（925年）。初绍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鲁之姊为妻。后逐不鲁叛，亡入西奚，绍威纳之。晋高祖割幽州、雁门已北，绍威与逐不鲁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晋，北归，拽刺迎谒马前。德光曰：“非尔罪也。负我者，扫刺与逐不鲁耳。”乃发其墓，粉其骨而扬之。后德光灭晋，拽刺尝以兵从。其后不复见于中国。而东奚在琵琶川者，亦为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云。《旧纪》：天成二年，北面副招讨使房知温奏：营州界奚陀罗支内附。《卢文进传》：文进在平州，率奚族劲骑，鸟击兽搏，倏来忽往，燕、赵诸州，荆榛满目。此等观其所处之地，而可知其为东奚。又《吴峦传》：峦守贝州，契丹主率步奚及渤海，四面进攻。《新史·东汉世家》：周太祖崩，刘旻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杨衮将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助之。此等受契丹征发者，当亦东奚。《旧纪》：清泰三年（936年），奚首领达刺干遣通事奏：奚王李素姑谋叛入契丹，已处斩讫，达刺干权知本部落事。疑亦东奚部落，降附中国者。若西奚，则是时固未属契丹，亦未必禀命中国也。

吐浑部落，赫连铎为大。后为李克用所破，事已见前。其部落益微，散处蔚州界中。《新史·四夷附录》。《旧史·李存贤传》：天祐五年（908年），权知蔚州，以御吐浑。其首领有白承福者，天福五年（940年）《通鉴注》引宋白曰：吐谷浑白姓，皆赫连之部落。庄宗时，依中山北石门为栅。庄宗为置宁朔、奉化两府，以承福为都督，赐姓名为李绍鲁。《新史·四夷附录》。《通鉴》开运三年（946年）《注》引《五代会要》曰：赫连铎为后唐太祖所逐，乃归幽州李匡俦。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为君长，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为都督，依中山北石门为栅。庄宗赐其额为宁朔、奉化两府，以都督为节度使，仍赐承福姓李，名绍鲁。说与《新史》同。然《旧史·后唐明宗纪》：天成三年二月，以吐浑宁朔、奉化两府都知兵马使李绍鲁为吐浑宁朔府都督，则二府初设之时，承福尚未为都督也。然《庄宗纪》同光二年十一月，又云：吐浑白都督族帐移于代州。疑二府非一族，初设时承福仅督奉化，后乃兼督宁朔也。代州东南，盖接五台县境，故其后承福归中国，取五台路来。终唐时常遣使朝贡，《新史·四夷附录》。其见于《旧史·本纪》者：同光二年二月，与奚王李绍威皆贡驰马。四年正月，又与奚各遣使贡马。《新史·本纪》：同光三年（925年）、天成三年（928年）、四年（929年）、长兴元年（930年）、二年皆来。长兴二年（931年）之使，明书为熟吐浑。则其余或有生吐浑。然即熟吐浑，亦不必皆出绍鲁也。又《旧纪》：长兴元年（930年），北京奏吐浑千余帐来附，于天池川安置。《新史》但书吐浑来附而已。天池县，在今山西静乐县北。晋割雁北，吐浑为契丹役属，苦其苛暴，因为安重荣所诱，后又为刘知远所卖，承福等五族皆遭屠戮，其事亦已见前。《新史·附录》云：知远杀承福及其大姓赫连海龙、白可久、白铁匮等。《通鉴》云：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注》引《五代会要》云：白可久因牧马率本帐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复遣潜诱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汉祖知之，乃以兵环其部族，擒承福与其族白铁匮、赫连海龙等五家，凡四百有余人伏诛。案《旧史·晋少帝纪》：开运三年四月，太原奏白可久奔归契丹。八月，刘知远奏诛白承福、白铁匮、赫连海龙等，并夷其族。《周太祖纪》亦云：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劝汉祖诛白承福等五族。则欧《史》云可久亦见杀者误也。又《唐末帝纪》：清泰三年二月，吐浑、宁朔两府留后李可久加检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赐姓，赐姓盖在其为留后时？至石晋乃复姓也。其余众，以其别部王义宗主之。吐浑遂微，不复见。《新史·附录》。《旧史·汉高祖纪》：天福十二年三月，吐浑节度使王义宗加检校太尉。八月，以义宗为沁州刺史，依前吐浑节度使。《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二月，吐浑府留后王全德加检校太保，充宪州刺史。初唐以承福之族为熟吐浑。长兴中，又有生吐浑杜每儿来朝贡。每儿，不知其国地、部族。至汉乾祐二年（949年），又有吐浑何戛刺来朝贡，则并不知其生熟云。《新史·附录》。又《本纪》：广顺三年九月，吐浑党富达等来。生熟吐浑之名，《旧史·李嗣本》《安重荣传》皆有之。《新书·藩镇·泽潞传》：刘从谏大将李万江，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此等深入内地者，似必为熟吐浑。然《旧史·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二月，诏移生吐浑族帐于潞州长子县江猪岭，则虽内地，亦未尝无生吐浑矣。盖衰乱之世，外族无复限隔，故虽内地，亦有不系籍、

不服赋役者也。长子见第九章第三节。

达靼：《新史·四夷附录》云：“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北，自号达靼。当唐末，以名见中国，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从朱邪赤心讨庞勋。其后李国昌、克用父子为赫连铎等所败，皆亡入达靼。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通鉴》广明元年（880年）《注》引宋白曰：唐咸通末，有首领每相温、于越相温，部帐于漠南随草畜牧。李克用为吐浑所困，尝往依焉。达靼善待之。及授雁门节度使，二相温率族帐以从。克用收复长安，追黄巢于河南，皆从战有功，由是俾衙于云、代之间，恣其畜牧。不云曾从朱邪赤心讨庞勋，且国昌即赤心赐名。本系一人，欧《史》恐未审谛也。《旧史·本纪》：清泰二年八月，太原奏达靼部于灵邱安置。灵邱，今灵邱县，即所谓云、代之间，盖使其族类相从也。其俗善骑射，畜多驰马。其君长、部族名字，不可究见，惟其尝通于中国者可见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数自河西来贡驼马。明宗讨王都于定州，都诱契丹入寇，明宗诏达靼入契丹界，以张军势，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获契丹团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数百赐云州生界达靼。生界，盖谓生达靼地界。盖唐尝役属之？《旧史·唐庄宗纪》：同光三年六月，云州上言：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达靼因相掩击。其首领于越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长兴三年（932年），首领颉哥率其族四百余人来附。讫于显德，常来不绝。达靼使来或来附，见于新旧《史·本纪》者：有同光三年（925年），天成三年（928年）、四年（929年），长兴二年（931年）、三年（932年），乾祐三年（950年），显德五年（958年）。《旧史·李从璋传》：天成元年（926年），为彰国节度使，达靼入寇，一鼓破之；则亦间有侵扰。彰国，应州军名，见第十二章第七节。案欧公言靺鞨自号达靼，而宋白谓其族语讹，因谓之达靼。洪景庐曰：蕃语以华言译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语转而为捐笃、身毒，秃发语转而为吐蕃，达靼乃靺鞨也。皆见广明元年（880年）《通鉴注》引。则谓达靼仍为靺鞨之转音矣。靺鞨居地，本在松花江以东，其居最西境者，盖逐渐迁徙，益向西南。《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八。载李德裕与回鹘书，有存问黑车子、达靼之语。黑车子者，室韦也。《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四夷道，自中受降城至回鹘衙，中经达旦旦泊，参见第三章第二节。或亦以其族名。贾耽道里，记自贞元，泊名尚当在其前，其时契丹并未强盛，则谓达靼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者，实非审谛之辞，盖其众自移向近塞耳。折文逋已抵河西，可见其蔓延之广。夫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宋白曰：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阴山。贞元、元和四字，未必有何确据，不过以至此达靼乃渐见于中国，约略言之耳。《旧史·契丹传》云：光启中，其王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则已在元和之后六十余年矣。相温即辽之详稳。《新史·周本纪》：广顺三年闰月，回鹘使独呈相温来。盖与契丹同受诸回鹘，回鹘固在契丹之西。折氏为党项大族，河西为党项居地，盖达靼亦有与之杂处者矣。皆可见其西迁已久也。

党项：《新史·四夷附录》云：散处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麟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府州见第十二章第四节。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上文云：其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为最强。其朝贡见于新旧《本纪》者：有同光二年（924年）、天成二年（927年）、四年（929年），长兴二年（931年）。明宗时，诏缘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

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弩壮皆雠，而所雠常过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去又厚以赐赉，岁耗百万计。唐大臣皆患之，数以为言。乃诏边吏就场雠马给直，止其来朝。亦见《本纪》天成四年（929年）。而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其在灵、庆之境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送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明宗遣灵武康福、邠州药彦稠等出兵讨之。福等击破阿埋等族，杀数千人，获其牛羊巨万计，及其所劫外国宝玉等，悉以赐军士。由是党项之患稍息。事在长兴二（931年）、三年（932年），见《本纪》及《药彦稠传》。《旧纪》：长兴三年七月，灵武奏夏州党项七百骑侵扰当道，出师击破之。至周太祖时，府州党项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来朝贡。《本纪》：广顺三年十一月，党项使吴帖磨五等来。广顺三年（936年），庆州刺史郭彦钦贪其羊马，侵扰诸部，独野鸡族强不可近，乃诬其族犯边。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鸡族苦彦钦，不肯听命。太祖遣邠州折从阮、宁州张建武等讨之。建武击野鸡族，杀数百人。喜玉、折思、杀牛三族各以牛酒犒军。军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诱建武军至包山，未详。度险，三族共击之。军投崖谷，死伤甚众。事亦见《旧史·本纪》。建武作建抚。太祖怒，罪建武等。选良吏为庆州刺史以招抚之。其他诸族，散处缘边界上者甚众，然无国地、君长，故莫得而纪次云。

吐蕃之衰，中国虽乘之恢复河、陇，然蕃族之留处者甚多，王灵不及，遂终成不可收拾之局。欧《史·四夷附录》云：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羁縻西域三十六国。案此语不顾史实，唐时西域，无所谓三十六国也。欧《史·附录·吐蕃传》，略本《旧史》，《旧史》此处，但云又置都护以控制之而已。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汉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旧史》作开成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之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人民不？”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直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自梁太祖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唐长兴四年（933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士、耆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朝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朝为节度使，发郓州兵二千五百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已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通鉴》但云为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明宗乃拜孙超节度使。清泰元年（934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后数年，凉州人逐出文谦。灵武冯晖遣衙将吴继勋代文谦为留后。是时天福七年。明年，晋高祖遣泾州押衙陈延晖赍诏书安抚凉州，凉州共劫留延晖，立以为刺史。《旧史·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泾州奏西凉府留后李文谦，今年二月四日，闭宅门自焚。遣元入西凉府译语官与来人赍三部族蕃书进之。七年二月，泾州奏差押衙陈延晖赍敕书往西凉府。本府都指挥使请以延晖为节度使。《通鉴》：文谦自焚系六年二月，七月盖奏报到时也。陈延晖之安抚，《通鉴》亦云泾州奏遣。又云：州中将吏，请延晖为节度使。至汉隐帝时，凉州人《旧史》作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广顺二年（952年），嘉施遣人市马京师，因来请命帅。《旧史》无此五字。是时枢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师厚者，为兖州衙将，与峻相友善。后峻贵，师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马前诉以饥寒。峻未有以发。而嘉施等来请帅，峻即建言：凉州深入夷狄，中国未尝命吏，请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余，无应募者。乃奏起师厚为左卫将军，已而拜河西节度使。《通鉴》在广顺元年十月，盖师厚元年受命，二年乃至凉州，《传》因其至追叙之也。师

厚至凉州，奏荐押衙副使崔虎心、阳妃谷首领沈念般等及中国流人子孙王廷翰、温崇乐、刘少英为将吏。流人，《旧史》作留人。又自安国镇至凉州，立三州以控扼诸羌，安国镇，在今甘肃平凉县西。用其酋豪为刺史。然凉州夷夏杂处，师厚小人，不能抚有，至世宗时，师厚为其子而逃归。《通鉴》在显德元年（954年）。凉州遂绝于中国。独瓜、沙二州，终五代常来云。案凉州之羁縻弗绝久矣，师厚能奋起图之，不可谓非功名之士。观其所为，亦颇合机宜。以一身孤寄于羌戎之上，而能支柱至于三年，已不易矣。斥为小人，恐不然也。王峻以翼戴之功而为密使，是时官人岂有纲纪？欲富一故人，何患无策，而必弃之荒远之区邪？《五代史》又云：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敦煌遗书《张氏勋德记》：张义潮无子，以弟义谭之子为后，曰淮深。淮深子曰承奉，即此张奉也。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至唐庄宗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旧纪》在同光二年（924年），《通鉴》同。胡三省曰：成通八年（867年），张义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归义，十三年（872年）惟深卒，以义金权知留后，至是五十四年，义金盖亦已老矣。《新纪》：同光四年（926年）及长兴元年（930年），皆书义金遣使者来。应顺元年（934年），又书沙州、瓜州遣使者来。晋天福五年（940年），义金卒，子元德立。《旧纪》同。至七年（942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来。亦见新旧《纪》。《新纪》云：附于阗使者刘再升来，而元忠、元深互易。《旧纪》：少帝开运三年（946年），以瓜州刺史曹元忠为沙州留后，则《新纪》是也。周世宗时，又以元忠为归义节度使，元恭为瓜州团练使。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纪。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义金之后，有元德、元深、元忠、延恭、延禄、宗寿、贤顺。据《宋会要》，沙州至皇祐四年（1052年），职贡乃绝，其传授是否绝于此时，犹不可知也，其世泽亦可谓长矣。而吐蕃不见于梁世。《本纪》：乾化元年（911年），书回鹘、吐蕃遣使者来，则此语误。唐天成三年（928年），回鹘王仁喻来朝，仁喻，《旧史》作仁裕。吐蕃亦遣使附以来。《本纪》：天成二年（927年），回鹘西界吐蕃遣使者来，尚在此使之前。《附录》载高居诲《适于阗行记》，出玉门关经吐蕃界，盖当时回鹘西界抵玉门也？《旧书·本纪》：天成三年正月，吐蕃使野利延孙等六人，回鹘米里都督等四人并授归德、怀远将军，悉放还。九月，吐蕃、回鹘各遣使贡献。十一月，吐蕃遣使朝贡。自此数至中国。长兴元（930年）、二（931年）、三年（932年），乾祐元年使来。天福四年（939年），罢延族来附，见新旧《史·本纪》。

明宗尝御端明殿见其使者，问其衙帐所居，曰：西去泾州二千里。《旧史》作三千里。吐蕃族类，散处陇右者甚多。开运三年（946年），灵州冯晖与威州药元福破吐蕃七千余人于威州土桥西，见《旧史·本纪》。康福拜凉州刺史，牛知柔以兵卫送，袭破吐蕃于青冈峡，见本传。秦州与吐蕃接境，有互市，见《王思同传》。威州见第九章第三节。青冈峡，在今甘肃环县西。至汉隐帝时犹来朝，后遂不复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鹘：《新史·附录》云：为黠戛斯所破，徙天德、振武间，又为石雄，张仲武所破，其余众西徙，役属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此语恐误。《旧史》云吐蕃处之甘州是也。散处乃回鹘之众所自为，吐蕃未必能分析安置之也。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回鹘之来，见于新旧《史·本纪》者甚多，惟周广顺二年二月之使，《新史》明书西州回鹘。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梁乾化元年（911年），遣都督周易言等来，而史不见其君长名号。至唐庄宗时，王仁美遣使者来贡玉、马，自称权知可汗。庄宗遣司农卿郑续《旧史》作郑绩。持节册仁美为英义可汗。事在同光二年六月，见新旧《纪》。是岁，仁美卒，其弟狄银立。《旧纪》：十一月，灵武奏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权主国事。遣都督安千想来。《新纪》同，而阙仁美，狄银卒、立之事。同光四年（926年）秋，狄银卒，阿咄欲立。《本纪》：四年正月，已书阿咄欲遣使来，《旧纪》同，惟阿咄欲作阿都欲，则《传》云同光四年秋疑误。天成三年（928年），权知国事王仁裕遣李阿三等来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为顺化可汗。晋高祖时，又册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为狄银亲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讫五代常来朝贡，史亦失其纪。仁裕。《旧纪》：天成三年（928年）及《回鹘传》皆作仁裕。李阿三，新旧《中·本纪》皆作李阿山。天成三年二月，李阿山来，新旧《纪》同，惟《新纪》日在戊戌，《旧纪》日在己亥，差一日。《旧纪》：三月甲戌，册仁喻为顺化可汗，五月乙已朔，又书回鹘可汗仁喻封顺化可汗，《新纪》书于五月辛酉。《旧传》云其年三月命使，疑五月朔为行册礼之日，辛酉则其奏报到日也。此后天成四年（929年），长兴元（930年）至四年（933年），应顺元年（934年），清泰二年（935年），天福三（938年）至八年（943年），开运三年（946年），乾祐元（948年）、二年（949年），广顺元（951年）至三年（953年），显德元（954年）、二（955年）、五（958年）、六（959年），皆有使来，新旧《纪》或独见，或并书。其中长兴元年五月之使，《旧史》明言为仁喻所遣，十二月之使，《新史》明言为仁裕所遣。应顺元年、清泰二年、天福三、四年之使，新旧《史》皆云仁美所遣。《旧史》四年三月辛酉，封仁美为奉化可汗，《新史》作四月辛已，其月日之差，疑亦因遣使及行册礼而然。天福五年之使，《旧纪》明书为仁美使谢册命，此外皆不见其可汗之名。《通鉴》亦于天福四年三月辛酉，书册仁美为奉化可汗。《注》谓据《会要》当作仁裕。案《旧史》于应顺元年，明书仁美遣使贡方物，故可汗仁裕进遗留马，则《会要》误，而此所云晋高祖时又册仁裕，仁裕讫五代常来朝贡者亦误也。又有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纥小异。长兴四年，回鹘来献白鹘一联，明宗命解绁放之。自明宗时，常以马市中国。其所赍宝玉，皆粥县官，而民犯禁为市者辄罪之。《旧传》云：晋、汉已来之法。周太祖时除其禁，民得与回

鹘私市。事亦见《旧史·本纪》。玉价由此倍贱。《旧传》云十损七八。显德中来献玉。世宗曰：“玉虽宝而无益。”却之。《纪》在六年三月，《旧传》亦在六年（935年）。案是时回鹘虽多西迁，其遗落仍有留居东土者，如《旧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九月，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回鹘、黄头室韦合势侵契丹是也。可见民族迁移，终有不能尽去者矣。

西域诸国，五代时来者，惟一于阗。晋天福三年（938年），其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新史·四裔附录》。《本纪》同。《旧史·本纪》，于九月书于阗国王杨仁美遣使贡方物，十月书于阗国王李圣天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岂李圣天为其赐姓名，敬瑭惭，不敢以其姓赐人，而仍用前朝之姓邪？匡邺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至七年（942年）冬乃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旧纪》在七年十二月。汉乾祐元年（948年），又遣使者王知铎来。亦据《新史·四夷附录》，《本纪》：天福十二年六月，于阗遣使者来。是时中国威灵不振，道途阻塞，而于阗能屡遣使来，其国亦必较强大。高居诲颇记其往复所见山川诸国，欧《史》备载之。据所记：瓜州南十里有鸣沙山，又东南十里为三危山，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自仲云界西，始入 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置冰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其国东南曰银州、卢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也。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案居诲等所行，乃汉时并南山行之道，极为艰苦，而于阗能于道上多置州军，且与吐蕃相攻击，可见其国势之强。居诲不能道圣天世次，而云：其衣冠如中国，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940年）。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常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唐家人传》：有胡僧，自于阗来，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

自渤海盛强，靺鞨与中国久绝，至五代之世，乃复频来。欧《史·四夷附录》云：同光二年（924年），黑水兀儿遣使者来。其后常来朝贡。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独鹿亦遣使来。兀儿、胡独鹿，若其两部酋长，各以使来，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纪。至长兴三年（932年），胡独鹿卒，子桃李花立，尝请命中国，后遂不复见云。同光二（924年）、三年（925年）之使，新旧《史·本纪》亦记之，而不言其酋长之名。三年（925年）之使，则记其与女真皆至。《旧纪》天成四年八月，又有黑水朝贡使郭济等率属来朝。新旧《纪》长兴元年二月，皆载兀儿遣使来贡。显德六年正月，《新纪》书女真使阿辨来，《旧纪》则但载其遣使贡献，而不言使者之名。

室韦，欧《史·四夷附录》无传。《旧唐书·刘全谅传》云：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今河北昌平县。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恪，恃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恪。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献。《新书·全谅》附《董晋传》。又《范希朝传》：除振武节度使。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陵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严密，人遂获安。《新书·藩镇·卢龙传》：奚数犯边，刘济击走之。穷追千余里，至青都山，未详。斩首二万级。其后又掠檀、蓟北鄙，济率军会室韦破之。《旧五代史·契丹传》言钦德役属室韦，已见前。《庄宗纪》：天祐十五年（918年），梁贞明四年。大阅于魏都，有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又《张敬珣传》：天成二年（927年），授大同节度使，招抚室韦万余帐。此等皆其南徙近边者。其居故地者，盖与中国无交往，故史官无所纪录。

突厥，欧《史·四夷附录》云：唐末为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际，尝来朝贡。同光三年（925年），浑解楼来。天成二年（927年），首领张慕晋来。长兴二年（931年），首领杜阿熟来。天福六（941年），遣使者薛周海来。凡四至：其后不复来。然突厥于时最微，又来不数，故其君长，史皆失不能纪。《附录》所记，《本纪》亦皆载之。惟同光三年（925年），《纪》于二月书突厥浑解楼、渤海王大 撰皆遣使来，十月，又书奚、吐浑、突厥皆遣使者来，则是年似有两使；又《纪》言浑解楼遣使，则浑解楼是其酋长之名，《附录》言浑解楼来，则似是其人自至；又张慕晋之来，《纪》在天成三年（928年），为不合耳。《旧纪》：同光三年二月，书突厥、渤海国皆遣使贡方物。十月之使则不书。张慕晋作张慕进，其来亦在天成三年。长兴二年之来，《旧纪》不书，而四年正月，书突厥来附。天福六年（941年），但书突厥遣使朝贡，事在七月，不言使名。《旧史·晋高祖纪》：秦王从荣奏：北面奏报：契丹族移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地。戍兵虽多，未有统帅。宜命大将一人，以安云、朔。高祖缘此，乃得出镇河东。此等皆其零星部族之并塞者。其较远者，则胡峤所云单于突厥、牛蹄突厥也，见下。

沙陀，殆已尽入中国，而高居诲行记，谓甘州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遗族也，则其迁徙未尽者。《旧史·氏叔琮传》：晋军攻临汾，叔踪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县今山西襄陵县。牧马于道间。蕃人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来。晋军大惊，且疑有伏兵，遂退据蒲县。今山西蒲县。则沙陀之状，为深目虬须，亦西胡种也。《本纪》：同光二年七月，幸龙门之雷山祭天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从北俗之旧事也。天成二年六月，幸白司马坡祭突厥神，白司马坡见第四章第三节。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祭蕃神于郊外。晋少帝即位，往相州西山扑祭，用北俗之礼也。北俗虽不可征，要必与突厥相近。《新史·伶官传》：敬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纵儿女啮人。”庄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讥之。庄宗大怒，弯弓注矢将射之。突厥自谓狼种，沙陀殆自谓犬种欤？

以上所述，皆北族之近中国者。其距塞远处，是时情状，殊为晦盲。胡峤者，同州郃阳县令，今陕西郃阳县。为萧翰掌书记，随入契丹。在虏中七年，周广顺三年（953年）乃亡归。撰所见为《陷虏记》。欧《史·四夷附录》载之。今录所记自契丹以往之情形如下，亦可见是时北荒之大概也。峤所记云：距契丹国东至于海，今辽东湾。有铁甸。其族野居皮帐，而人刚勇。其地少草木。水咸浊，色如血，澄之久而后可饮。又东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无定居，行以牛负物。遇雨则张革为屋。常作鹿鸣，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酿糜为酒。醉则缚之而睡，醒而后解。不然则杀人。同光、显德中来者，当即此女真。又东南渤海。渤海旧地未属契丹者。又东辽国。盖辽阳附近之地？亦未属契丹。皆与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鱼盐之利。又南奚，与契丹略同，而人好杀戮。此东奚也。又南，至于榆关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汉地。西则突厥、回纥。前所述来朝贡之突厥及与女真、室韦侵契丹之回鹘当即此。西北至妪厥律。其人长大，髦头。酋长全其发，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诸国皆仰足。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又其西，辖戛。疑黠戛斯之东徙者。又其北，单于突厥。皆与妪厥律略同。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芦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东北至袜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袜劫子，则皆散走。疑即元世之蔑儿乞。其国三面皆室韦。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地尤寒，马溺至地成冰堆。又曰：契丹尝选百里马二十匹，遣十人赍干 北行，穷其所见。其人自黑车子历牛蹄国以北，行一年，经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为屋。其语言无译者，不知其国地、山川、部族名号。其地气，遇平地则温和，山林则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铁甸语，其言颇可解。云地名颉利乌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龙蛇猛兽，不可往矣。其人乃还。此北荒之极也。此人盖抵今西伯利亚南境。自此以北，则微特此人未至，即告之者亦不知也，皆想象之辞耳。《楚辞·招魂》所言，正是如此。参看《先秦史》第十章第二节。

唐世威棱，可云远憺，然其无以善其后，亦与汉同。燕、云十六州，竟归沦陷者，不必论矣，即关内亦几成戎薮。鄜延自高万兴至允权，实已形同割据。高允权死于周广顺三年（953年）。子绍基，匿丧欲自立。朝命六宅使张仁谦往巡检。时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方讨野鸡族，命其分兵屯延州。又命供奉官张怀贞将禁兵两指挥屯鄜延。绍基乃受代去。自高万兴降梁至此，汴、洛实未能真有鄜延也。府州虽国小而忠，然其为党项所擅，亦与夏州无异也。折从阮既归汉，汉祖升府州为永安军，析振武之胜州并缘河五镇隶焉，以从阮为节度使。乾祐二年（949年），从阮举族入朝。以其子德扆为团练使。显德元年（954年），复以为节度使。入宋后，折氏仍据府州者甚久。河、陇既亡，控扼惟资灵武。康福、张希崇、冯晖，相继经营，不为不力，灵州之地，唐末为列校韩逊所据，唐因授以节钺。《五代史》本传言其时邠宁、鄜延、凤翔，皆与梁争战，独逊与夏州李思谏，臣属于梁。盖其地处悬远，不独不畏汴、洛，并不畏关内也。刘知俊归凤翔，李茂贞尝使攻之而不克。贞明四年（918年），逊卒，子洙袭。天成四年（929年）卒。朝以其弟澄为留后。列校李宾作乱，部内不安，乃使上表请帅。朝命康福往代之。福蔚州人，善诸戎语，明宗盖亦非轻使。福居灵武三岁而归，代以张希崇。时戍兵饷道，常苦钞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抚养士卒，招辑夷落。回鹘、瓜、沙，皆遣使入贡。居四岁而代。晋高祖入立，复用之，盖诚相须孔殷也。天福四年（939年），希崇卒，代以冯晖。自唐明宗以后，市马、籴粟，招来部族，给赐军士，岁用度支钱六千万。自关已西，转输供给，民不堪役，流亡甚众。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晖至则推恩信，部族怀惠，止息侵夺。然后广屯田以省转饷，治仓库、亭馆千余区，多出俸钱，民不加赋。诸部族争以羊马为市，期年有马五千匹。开运初，移镇邠州。王令温继之，不能善治。三年（946年），复以晖为之。初党项拓拔彦超，最为大族，晖为起第，留之城中。王令温至，释之。及是，彦超邀晖于路。晖击败之。遂至灵州。广顺三年（953年），晖卒，子继业继之。颇骄恣。时出兵劫略羌、胡，羌、胡不附。又抚士卒少恩。虑变，求代。开宝三年（970年），乃移镇去。李宾，《新史·康福传》及《通鉴》均作李从宾，此据《旧史·韩逊传》。终为拓拔氏之资。李思恭以唐乾宁二年（895年）卒。弟思谏袭。开平二年（908年）卒，子彝昌袭。四年（910年），为衙将高宗益所杀。将吏共诛宗益，立其族仁福。仁福，欧《史》云：不知其于思谏亲疏。《通鉴考异》云：其诸子之名，皆连彝字，则于彝昌必父行也。晋周德威合邠、凤之师攻之，仁福固守逾月，梁救至，德威遁去。长兴四年（933年），仁福卒。自仁福时，边将多言其北通契丹，恐为边患，乃以其子彝超为延州，而以延帅安从进为夏州留后。诏邠州药彦稠援送。彝超不受代。攻之。党项四面薄其粮道。关辅之人，运斗粟束藁，动计数千。复为蕃部所杀掠，死者甚众。乃命班师。彝超亦上表谢罪，复

以为节度使。清泰二年（935年）卒，弟彝兴袭。宋乾德五年（967年）卒，子光睿袭。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卒，子继筠袭。四年（979年）

卒，弟继捧袭。以诸父兄弟，多相怼怨，七年（982年）来朝，献其地。

其弟继迁叛去，是为西夏之祖。拓拔思恭，欧《史·李仁福传》作思敬。《通鉴》中和元年（881年）《考异》曰：欧意谓薛《史》避国讳耳。按《旧唐书》《实录》皆作思恭。《实录》：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拔，鄜夏节度使思恭、保大节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为保大留后，遂升节度，又徙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曰：思恭为定难节度使。卒，弟思谏代为节度。思孝为保大节度，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俄为节度。然则思恭、思敬，乃是两人。思敬后附李茂贞，或赐国姓，故更姓李。合为一人，误也。《旧史·世袭列传》云：彝兴，本名彝殷，以犯庙讳，故改之。张鉴春《西夏纪事本末·得姓始末篇》案语云：《册府元龟》三百八十九：长兴四年（933年），隰州刺史刘遂凝言于帝曰：臣闻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长子彝殷为夏州留后。彝超征诏赴阙，则诸蕃归心矣。据此，则又当以彝超继彝殷，未知孰是。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信夫！有深虑者所以戒黩武也。

第十六章 隋唐五代社会组织

第一节 婚 制

隋、唐、五代，婚姻之制，大略与前世同。既无古诸侯一娶九女之制，故前娶后继皆为嫡。《新唐书·儒学传》：郑馀庆庙有二妣，疑于祔祭，请诸有司，韦公肃议：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適也，两袝无嫌，其明文也。职是故，妾遂不得为继室。李齐恽以妾卫氏为正室，身为礼部尚书，冕服以行其礼，人士嗤诮。杜佑言行无所玷缺，惟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王缙妻李氏，初为左丞韦济妻，济卒奔缙，缙嬖之，实妾也，而冒称为妻，自更不为清议之所与矣。

唐制，妇人封爵，孺人、媵、妾皆无受封之文。庶子有五品已上官，皆封嫡母，无嫡母乃得封所生母。见《旧书·职官志》《新书·百官志》。凡亲王，孺人二人，媵十人。嗣王、郡王及一品媵十人。二品媵八人。三品及国公媵六人。四品媵四人。五品媵三人。降此外皆为妾。散官三品以上皆置媵。凡置媵，上其数。《新书·车服志》：五品已上，媵降妻一等，妾降媵一等。六品已下，妾降妻一等。故宣宗封其舅郑光妾为夫人，光还诏不敢拜。刘从谏妾韦，愿为夫人，许之。诏至，其妻裴不与。曰：淄青李师古，四世阻命，不闻侧室封者。《新书·从谏传》。参看第十章第三节。李渤，穆宗立，召拜考功员外郎。岁终考校，渤奏少府监裴通职修举，考应中上，以封母舍嫡而追所生，请考中下。可见其制之严。若安重荣娶二妻，晋高祖并加封爵，则乱世之事，不足道也。杜佑以妾为继室而封国夫人，宜为时论所讥矣。然《刘从谏传》言李师古四世阻命，不闻侧室封者，而《师古传》言其贞元末，与杜佑、李栾，皆得封妾媵以国夫人，说相矛盾。岂唐于淄青，始靳之而终许之邪？要即有之，亦衰世之事，非彝典也。

嫡庶之间，情好亦有敦笃者。《旧五代史·张砺传》：砺有父妾，以其久事先人，颇亦敬奉。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砺疑其事。询于同寮，未有以对。砺即托故，归于滏阳，砺，滏阳人。滏阳县，在今河北磁县境。闲居三年，不行其服。论情制宜，识者韪之。此亦云过厚矣。然嫡庶相处，相得究难。故有如齐浣纳刘戒之女为妾，陵其正室，致为李林甫所恶者。而严武八岁，以其母裴不为其父挺之所答，独厚其妾，乃至奋铁椎以碎妾首。其祸可谓博矣。故时有妾者或藏诸外宅。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李义府闻其姿色，属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吴通玄娶宗室女为外妇；皆是物矣。杨恭仁弟子思训，显庆中，历右屯卫将军。时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有爱妾，置于别宅，尝邀思训，就之宴乐。思训深责宝节与其妻隔绝。妾等怒，密以毒药置酒，思训饮尽便死。宝节坐是配流岭表。思训妻又诣阙称冤，制遣使就斩之。其祸之博，乃更甚于同处者矣。盖妾而与妻同处，虽于家政，究犹有所顾忌，别居更莫能制御也。

富贵易即于骄淫，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隋、唐内官之制，大抵本于《周官》，不越百二十之数，时或减乏。宫官亦有定员。见《隋书》《新、旧书》《百官志》《职官志》及《后妃传》。然其拘女，乃绝无制限。唐太宗初立，放宫女三千余人，见《新书·本纪》。此即自居易《新乐府》美其怨女三千放出宫者。然观其所咏《上阳人》，则玄宗时之拘女，亦不减于隋炀帝矣。诗云：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隋书·王世充传》言：世充为炀帝简阅江、淮良家女，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聘纳之，所用不可胜计。后以船送东京，道路贼起，使者苦役，及于淮、泗中沉其船，前后十数。此其惨酷，为何如邪？《旧书·宣宗纪》纪吴湘之狱，谓扬州都虞候刘群，自拟收女子阿颜为妻，乃妄称监军使处分，要阿颜进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监守。大中二年（848年）。假一监军之名，遂可恣行如此，采择之诒害，可以想见。朱泚之平也，德宗欲令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陆贽谏曰：“内人或为将士所私，宜思昔人掩绝缨之义。”帝虽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送。德宗如此，况其下焉者乎？贵人之家亦然。孙晟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已见第十四章第六节。史称时人多效之，可见多妓妾者不止晟一人也。《宋书》称南郡王义宣，后房千余，尼媪数百，而《旧书·王缙传》，亦言其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盖又有托清净之名，而行渎乱之实者矣。可胜诛哉！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官妓仍以罪人家属为之。《新书·儒学传》：林蕴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章，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是也。私倡则民之贫者自为之。《隋书·地理志》云：齐郡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此犹前世之邯郸也。《新书·西域传》言：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中国无此法，然特法不明许之而已，其实何以异邪？

嫡子、庶子，贵贱亦不相同。《隋书·隐逸传》：崔廓，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又《李圆通传》：父景，以军士隶武元皇帝，高祖父忠。因与家僮黑女私，生圆通，景不之认，由是孤贱。皆因其母，迤及其子也。《新书·穆宁传》：子赞，擢累侍御史，分司东都。陕虢观察使卢岳妻分赀不及妾子，妾诉之，中丞卢怊欲重妾罪，赞不听。分赀不及，亦歧视庶孽之一证也。

婚礼之不行，由于俗尚之侈靡。《新书·韦挺传》言：挺以贞观时拜御史大夫。时承隋末，风俗薄恶，人不知教。挺上疏言：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昏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上海《大公报》载徐颂九《论移民实边》之文，述滇西之俗云：村必有庙，庙皆有公仓，众敛谷实之。庙门左右，必有小门，名曰茶铺，众所会也。议公事于是，筹经费于是，设小学于是，选乡保长于是；人家有婚丧等事，亦于是行之。故是庙也，村之议会也，亦其公所也，亦其学校也，又其游息之所，行礼之地也。案此正古者中里为校室之制也。以今揆古，则隋时有丧先造邑社者。必贫民家无殡敛之地，又身自执事不给，故由乡里助其营办，此正细民相恤之美德，号称士君子者，弗之知也，而反訾议之，不亦过乎？既葬会集，相与酣醉；婚嫁之初，杂奏丝竹；自为非礼，然不有湛酒渝食，万舞翼翼者，民亦孰从而效之？故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

《循吏传》：韦宙出为永州刺史。俚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宙条约，使略如礼，俗遂改。丧乱之后如此，承平之世可知；僻陋之区如此，富厚之地可知；官司虽有禁令，岂真能移风易俗哉？况知留意于此者又少乎？《旧书·文苑传》：元德秀早失恃怙，衰麻相继，不及亲在而娶。既孤，遂不娶。族人以绝嗣规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继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贫无以为礼，求为鲁山令。彼其六十年不识女色，元结语，见《新书·德秀传》。安知不以贫故哉？阳城兄弟皆不娶，城亦贫士也。政令每急于蕃民，丧乱之后尤甚。《新书·太宗纪》：贞观元年二月，诏民年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贫不能自行者，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鳏夫六十，寡妇五十，妇人有子若守节勿强。鳏夫不及六十，寡妇不及五十，犹欲强合之，立法可谓甚峻。《食货志》云：太宗锐意于治，官吏考课，以鳏寡少者进考，如增户法，失劝导者以减户论，其行之亦可谓甚力。然《蒋传》言：张孝忠子茂宗尚义章公主，即郑国庄穆公主，德宗女。母

亡，遗言丐成礼。德宗念孝忠功，即日召为左卫将军，许主下降。上疏谏。帝曰：“卿所言古礼也，今俗借吉而婚不为少。”对曰：“俚室穷人子，旁无至亲，乃有借吉以嫁，不闻男冒凶而娶。”乡里亲戚，既不能存恤孤女，而使之借吉以嫁，而望其为之资送，不亦难乎？中人之家，自营婚嫁已不易，而况于为人营办乎？合男女之政之存于后世者，则征集人间女妇，以配军士而已。可胜叹哉！《隋书·炀帝纪》：大业十三年九月，帝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案是谋出于裴矩，见《矩传》。《传》又云：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娶。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者，并即配之。

《北史·李敏传》云：开皇初，周宣帝后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集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敏。《旧五代史·罗隐传》云：隐为唐宰相郑畋所知。虽负文称，然貌古而陋。畋幼女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此婚配犹容男女自择之遗意也。然溺于势利者实多。许敬宗既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又以女嫁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昏。掌知国史，乃为曲叙门阀，妄加功绩。房琯长子乘，自少两目盲，琯为汉州，厚以财货结司马李锐，为乘聘锐外甥女卢氏。皆是物也。《新书·高士廉传》云：太宗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婚，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定《氏族志》。高宗时改为《姓氏录》。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通鉴》胡《注》云：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偶，令其纳财，以陪门望。

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昏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唐之更定氏族，禁七姓自为婚，实别有用心，初非欲革敝俗，说见第十八章第一节。然唐室之为是，虽别有用心，卖婚则自敝俗也。《旧书·来俊臣传》，言其父操，与乡人蔡本结友，遂通其妻，因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酬，操遂纳本妻。此闾阎细民，明以妇女为货鬻者也。彼卖婚者庸愈乎？

离婚尚较后世为易。《旧书·列女传》：李德武妻裴氏，矩女，适德武一年，而德武坐从父金才徙岭表，矩时为黄门侍郎，奏请离婚，隋炀帝许之。《新书·列女传》：贾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贬岭南，以妻少，乃诀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急嫁，无须也。《旧五代史·萧希甫传》：希甫少举进士，为梁开封尹袁象先书记。象先为青州节度使，以希甫为巡官。希甫不乐。乃弃其母妻，变姓名，亡之镇州。王镕以为参军，尤不乐。居岁余，又亡之易州，削发为僧，居百丈山。后唐庄宗将建国，李绍宏荐为魏州推官。后为驾部郎中。及灭梁，遣其宣慰青齐。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是凡久别无归期，若存亡不可知者，皆可离异也。《旧书·列女传》：刘寂妻夏后氏，父因疾丧明，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是本家有故，亦可求离也。《隋书·张定和传》云：少贫贱，有志节。初为侍官。平陈之役，当从征，无以自给。其妻有嫁时衣服，定和将鬻之，妻固靳不与。定和遂行。以功拜仪同，赐帛千匹。遂弃其妻。夫其妻虽不佽其行，平居未必不相黾勉，一怒而遽弃之，揆诸贱娶贵不去之条，于义殊窒。《新书·李大亮传》：族孙迥秀，母少贱，妻尝詈媵婢，母闻不乐，迥秀即出其妻，则尤为薄物细故矣。裴矩女不肯改嫁，而李德武于岭表娶尔朱氏，及遇赦，还至襄州，闻裴守节，乃又出其后妻，重与裴合。甚至如崔颢，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则去之，前后数四。此等并不免轻视妇女，然亦可见离婚之易也。

然观裴矩欲离其女而特请诸朝。又《旧书·武宗纪》载会昌六年（846年），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大和七年（833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一男，开成三年（838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昏，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从之。又《李元素传》：元素再娶王氏，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惑，听谮，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诏免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五千贯。又《源休传》：迁给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离。妻族上诉。下御史台验理。休迟留不答款状，除名配流溱州。则法于离合之际，视之未尝不重。房琯孽子孺复，浙西节度使韩混辟入幕。孺复初娶郑氏。恶贱其妻，多畜婢仆。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复乃先具棺榇，而集家人，生敛保母。远近惊异。及妻在产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数日，妻遇风而卒。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侍儿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鞫案，有实。孺复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久之，迁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经略使。乃潜与妻往来，久而上疏请合。诏从之。二岁余，又奏与崔氏离异。此其不法，实远甚于崔颢。然初未闻其更挂刑章，则法偶有所不及，而非法意本如此也。惟俗视离婚，则初不甚重。《新书·文艺传》：崔行功孙铣，尚定安公主。主初降王同皎，及卒，皎子繇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铦驳奏：主与王氏绝，丧当还崔。诏可。可见妇人改适，义皆绝于前夫。然《旧书·李林甫传》言：张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谓九龄曰：“王元琰不无赃罪，严挺之属托所由，辈有颜面。”九龄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玄宗本以九龄诤废三王及封牛仙客不悦，借前事，以为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出挺之为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岭外。此事不知九龄果有党，抑玄宗多疑。然时人之见，谓义绝者恩不必其遽绝则可知，亦可见离婚者不必皆有大故也。

《旧五代史·敬翔传》云：翔妻刘氏，父为蓝田令。后刘为巢将尚让所得。巢败，让携刘降于时溥。及让诛，时溥纳刘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刘氏，嬖之。属翔丧妻，因以刘氏赐之。及翔渐贵，刘犹出入太祖卧内。翔情礼稍薄。刘于曲室让翔曰：“卿鄙余曾失身于贼邪？以成败言之，尚让巢之宰辅，时溥国之忠臣，论卿门第，辱我何甚？请从此辞。”翔谢而止之。刘固非凡妇人，然观其言之侃侃，则当时妇人，不以屡适为耻可知也。唐公主再嫁及三嫁者甚多。高祖十九女，更嫁者四：曰高密，曰长广，曰房陵，曰安定。太宗二十一女，更嫁者六：曰襄城，曰南平，曰遂安，曰晋安，曰城阳，曰新城。高宗三女，更嫁者一：曰太平。中宗八女，更嫁者三：曰定安，曰长宁，曰安乐。睿宗十一女，更嫁者二：曰薛国，曰鄎国。玄宗二十九女，更嫁有九：曰常山，曰卫国，曰真阳，曰宋国，曰齐国，曰咸直，曰广宁，曰万春，曰新平。肃宗七女，更嫁者二：曰萧国，曰郜国。自代宗以降，史不言其女有更嫁者，然顺宗女西河公主，初降沈翚，后降郭子仪孙铦，见《子仪传》，而《主传》漏书。《主传》后半甚略，事迹必多阙佚，其中恐未必无更适者也。又玄宗女，《主传》都数云二十九，而数之得三十，其中普康公主实宪宗女误入，见《廿二史考异》。唐固出夷狄，不足语于礼法。然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弟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旧书·列女传》。则非以夷俗言之。崔绘妻卢氏，为山东著姓。绘早终，卢年少，诸兄常欲嫁之。卢辄称病固辞。卢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龙初为工部侍郎，又求续亲。时思冲当朝美职，诸兄不敢拒。卢夜中出自窦，乃得奔归崔氏。亦见《旧书·列女传》。则虽名族，亦视再适为恒事矣。其不再适者，多出于意义感激，转非庸行。隋兰陵公主，初嫁仪同王奉孝，奉孝卒，适河东柳述，述徙岭表，炀帝令与离绝，将改嫁之，主以死自誓，上表请免主号，与述同徙。帝大怒。主忧愤卒。临终上表，乞葬于柳氏。其不为奉孝守，而尽节于述，犹之豫让不死范、中行氏而死知伯也。再娶禁忌，意亦如是。李泌与梁肃善，故泌子繁师事肃。肃卒，烝其室。士议喧丑，由是摈弃积年。聂屿早依郭崇韬，致身朱紫。为河东节度使，郭氏次子之妇，孀居守家，屿丧偶未久，忍而纳币，人皆罪之。皆责其负恩，非谓孀妇不可取也。《新书·齐澣传》：魏元忠子昇，死节愍太子难，元忠系大理。昇妻郑，父远，尝纳钱五百万，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旧臣，欲荣其姻对，授远河内令，子洺州参军。元忠下狱，遣人绝婚，许之。明日，嫁其女。殿中侍御史麻察劾远败风教，请锢终身，远遂废。亦薄其势利，非谓绝婚更嫁为不可也。《新五代史·冯道等传序》曰：予尝得五代时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凝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见者，环聚而嗟之。或为之弹指，或为之泣下。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创，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小说家言，不必可信。即谓为信，此等矫激之行，亦不足尚也。此时再嫁，多由母家，故亦有以母家有故而不肯去者。《旧书·列女传》：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鹿城县，在今河北束鹿县北。早孤，无兄弟，惟姊一人。阿足初适同县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时年尚少，人多聘之，为姊年老孤寡，不能舍去，乃誓不嫁，以养其姊。此亦犹刘寂妻以父丧明，而离夫归侍养耳。

禁止再嫁之令，初亦因此而作。《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六年六月，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李谔传》云：

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上书曰：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殁，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妓妾，嫁卖取财，实损风化。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殁，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聘，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上览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儒林传》云：炀帝即位，牛弘引刘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史，三年而代，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则立法之初，意亦在惩薄俗，而九品已上妻不得改嫁之条，竟亦废削，故《李谔传》但言五品已上也。《新书·百官志》言王妃、公主、郡、县主嫠居有子者不再嫁。《公主传》言：宣宗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则亦末叶之法。是时唐室愿昏士族，而士族不之与，乃为是以自婚耳。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自明。《旧五代史·罗绍威传》：绍威长子廷规，尚太祖女安阳公主，又尚金华公主，早卒。开平四年（910年），诏金华公主出家为尼，居于宋州玄静寺，盖太祖推恩于罗氏，令终其妇节云。则亦非常法也。

妇人名节，虽不如后世之重，然究以贞信为美。故唐代公主，亦有以淫泆获罪者。《旧书·李宝臣传》：张茂昭子克礼，尚襄阳公主。顺宗女。长庆中，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枢、薛浑者，俱得幸于主。尤爱浑。每诣浑家，谒浑母，行事姑之礼。有吏谁何者，即以厚赂啖之。浑与宝臣孙元本，偕少年遂相诱掖。元本亦得幸于主，出入主第。张克礼不胜其忿，上表陈闻。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后，得减死，杖六十，流象州。枢、浑以元本之故，亦从轻，杖八十，长流崖州。是其事也。唐代公主，真以淫泆获罪者，惟此一事。《新书·诸主传》：太宗女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诛死，杀奴婢十余。《旧书·萧复传》：肃宗女郜国公主，出降萧升。升早卒。贞元中，蜀州别驾萧鼎，商州丰阳令韦恪，前彭州司马李万，太子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秽声流闻。德宗怒，幽主于别第。李万决杀。昇贬岭南。萧鼎、韦恪决四十，长流岭表。此二事之实情，决非如此，参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一节自明。《廿二史札记》论武后纳谏知人，引朱敬则疏谏选美少年事，疏见第五章第三节。又云：桓彦范以张昌宗为宋璟所劾，后不肯出昌宗付狱，亦奏云：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此皆直揭后之燕昵嬖幸，敌以下所难堪，而后不惟不罪之，反赐敬则采百段，曰“非卿不闻此言”，而于璟、彦范亦终保护倚任。夫以怀义、易之等床笫之间，何言不可中伤善类？而后迄不为所动摇，则其能别白人才，主持国是，有大过人者。其视怀义、易之等，不过如面首之类。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至千百，后既身为女主，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无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并若不必讳也。案后于淫泆，虽不深讳，然如朱敬则之直斥，则昔人于男主亦无之。重润且以窃议张易之见杀，而能容敬则乎？唐人所传史事，不足信者甚多，敬则之疏，恐未必非好事者为之也。

公主骄泆，虽或见惩，究极罕见，《新书·杨恭仁传》：孙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寿春县主。居母丧，与永康公主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杀。当时公主黩乱之事必甚多，史不能尽记也。永康公主，即房陵公主，高祖女。故当时之人，均视尚主为畏途。《新书·诸主传》：宣宗女万寿公主，帝所爱。每进见，必谆勉笃诲，曰：“无鄙夫家，无干时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故诸主衹畏，争为可喜事。然于琮初尚帝女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乃更许琮尚广德公主。宣宗时如此，他时可知。安怪人之视尚主为畏途哉？宪宗女岐阳公主，下嫁杜悰，为唐室与士族结婚之始。见第十七章第一节。大和时，悰为工部尚书，判度支。会主薨，久不谢。文宗怪之。户部侍郎李珏曰：“比驸马都尉皆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故悰不得谢。”帝矍然，始诏杖而期，著于令。即此一端，已非时人所能堪矣。《方技传》云：玄宗欲以玉真公主降张果，玉真公主，睿宗女。未言也。果忽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莘曰：“谚谓‘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语不伦。俄有使至，传诏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诏。果事荒诞不足信，谚语则决非虚构也。李佐之客潞，为刘从谏所礼，留不得去，遂署观察府支使，因娶其从祖妹。从谏薄疏属，资媵寒阙，佐之亦薄之，不甚答。从谏死，佐之奴告其交通宾客，漏军中虚实。稹囚之。妻诉不见礼，遂杀之。则平地生公府者，又不必帝子矣。

《晋书·五行志》，讥武帝采择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亲简阅，务在姿色，不访德行；则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之礼，沿袭甚久。至唐乃渐弛。《旧书·舆服志》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671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豫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篱；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篱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篱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案高宗诏言百官家口，咸豫士流，衢路之间，不可全无障蔽，可见庶民本无障蔽也。《孝友传》云：崔沔母卒，常于庐前受吊，宾客未尝至于灵坐之室。谓人曰：“平生非至亲者，未尝升堂入谒，岂可以存亡而变其礼也？”此等内外隔绝之礼，亦惟所谓士流者有之耳。《李益传》曰：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不有深宫固门之习，虽有痴病者，亦岂易自我作古邪？

冥婚之俗，唐世仍有之。重润既死，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陪葬乾陵，高宗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与之合葬。建宁王，代宗即位，追谥承天皇帝，亦与兴信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兴信公主，玄宗女，后封齐国公主。韦庶人为亡弟赠汝南王洵与萧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则虽冥婚，亦有迫于势，非所愿者矣。

《旧书·太宗诸子传》云：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承乾痛悼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象，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官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李义府传》：义府属毕正义求淳于氏为别宅妇，正义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遽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以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辞猥亵。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此等丑行，历代所谓士大夫者，实往往不绝也。亦堪齿冷矣。

桑原骘藏《蒲寿庚传》云：秦、汉以来，塞外人移居内地者日众。内外通婚，在北方殆渐成常事。其以进贡、通商，暂寓中国者，《唐会要》卷百云：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然在国内迎娶，则自由也。《通鉴》贞元三年云：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足以明之。《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云：开成元年六月，京兆府奏：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此禁私自婚娶，非禁一切婚娶也。《通鉴》：大历十四年（779年），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旧唐书·卢钧传》：钧以开成元年（836年）为岭南节度使。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占田营第。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此一时之宜。要之，唐朝蕃汉通婚，以不禁为常，而事亦通行无疑。宋代大体似与唐同也。《考证》二十五。案唐代异族，人处内地者甚多，安能禁其婚娶，此势所不行也。昏媾则匪寇矣，此亦外族易于同化之一端欤？

《新书·高祖诸子传》：徐康王元礼曾孙延年，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将以女嫁之，为右相李林甫劾奏，贬文安郡别驾。此自特异之事，非常法也。延年何必以女妻拔汗那王？岂以西胡多异物，亦染卖婚之俗欤？

第二节 族 制

宗族百口，累世同居，论者多以为美谈，此不察名实之过也。考诸史，聚族多者，非地方豪右，则仕宦之家。力耕之细民，则率不过五口、八口耳。

《旧唐书·沈法兴传》云：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东郡贼帅楼世干举兵围郡城，炀帝令法兴与太仆元祐讨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法兴自以代居南土，法兴，湖州武康人。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乃与祐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执祐于坐而起兵。此地方豪右也。风尘澒洞之际，乘机割据者，往往此曹，《两晋南北朝史》言之详矣。若夫承平之世，有扬历仕途者，则其宗亲内外，率多互相依倚。刘审礼再从同居，家无异爨，合门二百余口。朱泚之乱，李晟家百口陷贼中。张浚之死，朱全忠屠其家百余人。王师范之死，家见戮者二百口。刘仁恭之败，晋军执其家族三百口。皆是物也。此等不必皆属同姓，并不必皆系亲族。《新书·杨元琰传》，言中外食其家者常数十人，即相依倚者不皆同姓之证。《旧五代史·朱友谦传》：后唐庄宗命夏鲁奇诛其族于河中，友谦妻张氏率其家属二百余口见鲁奇曰：“请疏骨肉名字，无致他人横死。”《通鉴》云：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则所谓家属者，婢仆与亲族各居其半矣。《康延孝传》：河中旧将焦武等言西平无罪，二百口伏诛，盖未知其婢仆之获免也。《旧唐书·昭宗纪》：王行瑜死后，其家二百口乞降；乾宁二年（894年）。而《旧五代史·唐武皇纪》言庆州奏行瑜将家属五百人到州界，为部下所杀，若以此例推之，则婢仆且多于亲族矣。《新唐书·忠义传》：颜杲卿与其长史袁履谦共拒安禄山而败，及郭、李收常山，出二家亲属数百人于狱，云亲属当不苞仆妾。及史思明归国，真卿方为蒲州刺史，令杲卿子泉明到河北求宗属。履谦及父故将妻子奴隶尚三百余人，转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赡给，分多匀薄，相扶掖度河托真卿，真卿随所归资送之，则二家亲属与非亲属，其数亦略相等也。此等所谓家属，当时仕宦者，所至皆挈之而行。《旧书·裴遵庆传》，言其子向，内外支属百余人，所得俸禄，必同其费，及领外任，亦挈而随之则其证。职是故，其受累乃极探。王琚阖门三百口，每徙官，车马数里不绝。从宾容、女伎驰弋，凡四十年。琚有财，不以为累也。李揆为元载所挤，奏为试秘书监，江淮养疾，既无禄俸，家复贫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给，萍寄诸州，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则又移居，其迁徙者，盖十余州焉，则不胜其苦矣。然造次颠沛之际，无不相偕。刘知俊举族奔凤翔，后又以举家入蜀，不自安而奔蜀。景延广顾念其家不能去，终为契丹所擒。是时王瑜胁其父自义州举族入蜀，义州，后唐置。与盗赵徽相结而行，

卒为所杀，少长百口殆尽。《旧五代史·晋少帝纪》：天福八年（943年），延州奏绥州刺史李彝敏，抛弃城郡，与弟彝俊等五人，将骨肉二百七十口，来投当州，押送赴阙。称与兄夏州节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新唐书·忠义传》：黄碣为漳州刺史，徙婺州，刘汉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弃州去，客苏州。董昌表碣自副。昌反，碣不与同。昌杀之，夷其家百口。碣闽人，时直乱世，然崎岖羁旅，相从者仍不少也。

同居者虽不必父族，究以父族为主。论其世数，当以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多，《新、旧书·孝友传》。高崇文七世不异居次之。《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昇时，州县言民孝弟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门闾，复其徭役。其尤盛者，江州程氏，宗族七百口，亦不啻九世矣。杜暹、李纲五世同居，吕元简四世同居，李处恭、张义贞三世同居，皆见《旧书·孝友传》。其次也。同居者不必不异财，亦不必不异爨，故其不然者，尤为世所称道。如朱敬则与三从兄弟同居四十余年，财产无异。裴宽兄弟八人，于东都治第，八院相对，常击鼓会饭。刘君良累代义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旧书·孝友传》。是其事也。此等大家，治理盖颇有法度。故如李畬，闺门雍睦，累代同居，而史称其岁时拜庆，长幼男女，咸有礼节。畬，素立曾孙。见《旧书·良吏传》。崔邠三世一爨，则云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焉。《旧书·李光进传》：弟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始娶。光颜使其妻奉管钥、家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命反之，且谓光颜曰：“新妇逮事母，尝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家而有籍，可见其治理之有法也，然能善其事实难。故姚崇先分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仍为遗令，以诫子孙。云：“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惟自玷，乃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豫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众有则递相推倚，可见治理之难。斗尺之间，参商是竞，主藏者将更穷于应付矣。陆子静当家一月，学问有进，其以此欤。

乡居者丁多则垦殖易广；积聚稍多，又可取倍称之息；或荫庇人户，以自封殖；故族愈大则财力愈雄。若仕宦之家，则有适相反者。陈少游问董秀：“亲属几何？月费几何？”秀曰：“族甚大，岁用常过百万，”其明征也。张直方奔京师，以其族大，特给检校工部尚书俸。薛放孤孀百口，家贫每不给赡，常苦俸薄，因召对垦求外任。郑权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郑薰亦以纠族百口，廪不充，求外迁。此等既已得之，亦复何所不至？李愿门内数百口，仰给官司，卒激李齐之变。虽田弘正，亦未尝不以是败也。李密之将归唐也，谓王伯当曰：“将军室家重大，岂复与孤俱行哉？”门户之计重，君国之念，自不得不轻，移孝作忠，徒虚言耳。萧复，广德中，岁大饥，家百口不自振，议鬻昭应墅，此居者之不自保也。李揆之萍寄诸州，则行者之无所归也。使此等人居官，安得不贪秽？玄宗欲相崔琳、卢从愿，以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新书·崔义玄传》。有以也夫！

《旧书·杜如晦传》：如晦弟楚客，少随叔父淹没于王世充。淹素与如晦兄弟不睦，谮如晦兄于王行满，世充杀之。并囚楚客，几至饿死。楚客竟无怨色。洛阳平，淹当死。楚客泣涕，请如晦救之。如晦初不从。楚客曰：“叔已杀大兄，今兄又结恨弃叔，一门之内，相杀而尽，岂不痛哉？”因欲自刭。如晦感其言，请于太宗，淹遂蒙恩宥。戈矛起于骨肉之间如此，岂不以相见好，同住难，藏怒蓄怨，以至于斯欤？《新书·裴坦传》：从子贽，昭宗疑其外风检而昵帷薄，逮问翰林学士韩偓。偓曰：“贽内雍友，合疏属以居，故臧获猥众，出入无度，殆此致谤。”则知合族而居，治理诚非易事也。众而不理，孰如寡？亦何必互相牵率哉？观张瓘兄弟五人，未尝不可自活，而必去车渡村，共归于张承业。见第十三章第二节。则可知其所由来矣。宾客欢娱僮仆饱，始知官爵为他人。以所识穷乏者德我，而以身殉之，岂不哀哉！

贾章家三十口，而死于兵者二十八，见第十三章第二节。此已非寻常百姓矣，故能仕于安重荣也。若寻常百姓，则《隋书·地理志》谓梁州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又谓扬州俗父子或异居；必不能逾于五口八口矣。当时法令，于累世同居者，率以为义而表章之。《隋书·炀帝纪》：大业五年三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与从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赐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门闾。《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六年八月，令诸州举孝行尤著，及累叶义居，可以厉风俗者。《新书·孝友传》云：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弟名通朝廷者，多闾巷刺草之民，皆得书于史官。下文列举其名，事亲居丧著至行者，盖所谓孝？数世同居者，则所谓弟也。天子皆旌表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赋税。有授以官者。其所列举，盖以循例办理者为限。故如高霞寓五代同爨，德宗朝采访使奏旌表其门闾者不与焉。然南北朝之世，户高丁多者，或出于互相荫庇，故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详见第三章第一节。至唐世，则丁多者户等随之而高，赋役亦随之而重，民又析籍以避之，法令则又禁其分析。《旧唐书·食货志》：天宝元年（742年）赦文云：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元年（923年）赦文，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与免杂徭。《晋高祖纪》云：所历方镇，以孝治为急，见民间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绳而杀之。或诱之以名利，或威之以刑罚，其意则一而已矣，岂真为风教计哉！

即勿论此，得旌表者，亦未必真笃行之人。《旧五代史·晋高祖纪》：天福四年闰七月，尚书户部奏：李白伦义居七世，准敕旌表门闾。先有邓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厅事，步栏前列屏树乌头。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号为乌头。筑双阙一丈，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夹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举此为例，则令式不该。诏王仲昭正厅乌头门等制，不载令文，又无敕命，既非故事，难黩大伦。宜从令式，只表门闾。于李白伦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外安绰楔。李自伦《新史》列《一行传》，此句无外字。门外左右各建一台，高一丈二尺，广狭方正，称台之形。圩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树植，随其事力。其同籍课役，一准令文。王仲昭之所为，不必论矣。令式所载，亦岂与筚门圭窦相称？固知名闻于朝者，皆丁多族大有力之家，其居隐约而真有至行者，则名湮没而不彰矣。可胜叹哉！

宗法久与事势不宜，然士夫尚狃于旧习。《旧书·职官志》：九庙之子孙，继统为宗，余曰族，宗正。此王室之制也。元德秀以有兄子不娶，已见上节。柳宗元既贬谪，与京兆尹许孟容书曰：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语言，饮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僚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然。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州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闵惜也。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以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穴，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其哀痛迫切，至于如此，此真孔子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者也。亲族之自私，益以男统之专横，则虽姑姊妹，女子子，其情本亲者，其出亦遭摈斥矣。鲜于仲通弟叔明，为东川节度使，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叔明，阆州新政人。称叔明少孤，养于外族，遂冒姓焉，请复之。诏从焉。叔明初不知其从外氏姓，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仍置严氏子于法。此莒人灭鄫之义之流失也。然人情终难尽违。故司空图无子，以甥为嗣，为御史所劾，而昭宗不之责。西河公主初降沈氏，生一子，再降郭铦，铦无嗣，遂以沈氏子为嗣，《新唐书·郭子仪传》。则且取及妻之前子矣。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子孙之孝亦然。《五代史·晋家人传论》云：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能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安知养子之专于为养，正野人之质直而能务民之义乎？彼其意，岂必讳所养为所生，然而终不能无欺与伪者，则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之既久，徇其名而忘其实，使之不得不然也。安得复见大同之世，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哉？然唐世禁以异姓为后，意尚在于维持宗法，而非借此以争财产。近人笔记云：宋初新定《刑统》，户绝赀产下引《丧葬令》云：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属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此《丧葬令》乃唐令。观此，知唐时所谓户绝，不必无近亲，虽有近亲，为营丧葬，不必立近亲为嗣子，而远亲不能争嗣，更无论矣。虽有近亲，为之处分财产，所余财产，仍传之亲女，而远亲不能争产，更无论矣。此盖先世相传之法，亦不始于唐。秦、汉以前有宗法，秦废封建，宗法与之俱废，萧何定《九章》，乃变为户法。宗法以宗为单位，户法以户为单位。以宗为单位，有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之说，以户为单位，无某户可绝，某户不可绝之理。故《唐

律》禁养异姓男，《户令》听养同宗，乃于可以不绝之时，而为之定不绝之法，《丧葬令》使近亲营葬事，使亲女受遗产，乃于不能不绝之时，而为之定绝法。此乃户法当然之理，固不能以上世宗法之理，用于户法也。观此论，可知唐时所谓承嗣者，当与财产无干，绝非如近世所讥：口在宗祧，心存财产，其言蔼然，其心不可问者也。然女适异姓，不必复能奉养其父母。亲女不能养，同姓之人，又莫之肯养，则如何？则于其犹有财产者，不得不听其立一人焉以为后，责之以生养死葬，而以其遗产归之矣。此犹以财产与之相贸耳。此唐、宋之法所以变为近世之法，虽觉其不近于人情，然在财产私有之世，固为事之无可如何，且不得不许为进化也。

军人好畜假子，则原于胡俗，与欧《史》所谓闾阎鄙俚之人者，又自不同。《两晋南北朝史》已言之。隋、唐之世，此风仍不绝。如张亮在唐初，有假子五百是也。中叶后藩镇跋扈，宦官亦窃握禁军，乃相率以此市恩，事已散见诸篇，不俟 缕。突厥默啜尝请为武后子。唐人吕炅，为回鹘奉诚可汗养子，遂从其姓，曰药罗葛炅。索元礼，胡人也，薛怀义初贵，元礼养为假子。观行之者为谁，而知其俗之所自起矣。《五代史·赵凤传》：张全义养子郝继孙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赀财，固请籍没。凤上书，言继孙为全义养子，不宜有别籍之财，而于法不至籍没，刑人利财，不可以示天下，则假子不得别籍异财，亦与真子同。此无足怪，假子固部曲之伦，部曲亦奴隶之类，奴隶固未有能自有其财产者也。为假子者，地位自必较假父为卑，若其不然，则亦可养为弟。吴少阳与吴少诚，同在魏博军，相友善，少诚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养为弟是也。《旧五代史·李存信传论》，以李克用之养子，拟诸董卓之畜吕布。卓与布，固亦渐染羌俗者。要之胡人进化浅，不知家族之外，更有何伦类耳。张亮弃故妻，更娶李氏，李私通歌儿，养为子。又有富人养流浪之人为子者，如李让之于孔循。此等则其俗既已盛行之后，人又从而效之，亦未易枚数耳。

谱系之学，虽犹不绝，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然人之于此，实已无畏之之心，故通假、贩鬻等事，纷纷而起焉。张说与张九龄叙为昭穆，此或爱其才，罗绍威厚币结罗隐，与通谱系昭穆，此盖慕其名，已非尊祖敬宗之义。其甚者，李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李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削除。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乃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王锷附太原王翃为从子，以婚阀自高，翃子弟亦借锷多得官。挟势利以相交，不得则流为怨毒，其弊遂有不可胜言者。然究犹皆士大夫也。又其甚者，薛怀义本姓冯，武后以其非士族，令改姓薛，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李揆见李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宣宗宠信左军中尉马元贽，马植为宰相，遂与通昭穆。此岂特衣冠扫地？元载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则转为小人常态，不足怪矣！

第三节 人 口

版籍之法，唐代为详。《旧书·职官志·户部》云：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通鉴》：开元十六年（728年），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户籍在府、州、县属户曹、司户，见《新书·百官志》。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县之籍，恒留五日，当作十五日。《食货志》云：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省籍留九日。籍必岁上。《新书·百官志》：职方，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食货志》云：天宝三年（744年），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以备车驾巡幸，省载运之费焉。可见是时为政者，于户籍必时加检阅也。定籍之意，实重赋役，而计生齿转居其次，故户必定其等第。定等之法，颇病烦苛。《食货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敕定户口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住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可见其概。职是故，人民恒思流移，而域民之法，遂不得不严。《职官志》：凡户之两贯者，先从边州为定，次从关内，次从军、府、州。若俱者，各从其先贯焉。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道者听其从便，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户部》。其法可谓颇密。《李抱玉传》：抱玉于代宗时上言：臣贯属涼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新书。李晟传》：以临洮未复，临洮郡，即洮州。晟，洮州临潭人。请附贯万年。诏可。徙贯至烦敕许，虽晟等大臣，事体与编氓有异，亦可见其法之严。《旧书·方技传》：崔善为，贞观初拜陕州刺史。时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乃止。则法之所许，亦有时而靳之矣。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则并为法之所求。然《新书·李栖筠传》言：栖筠为浙西观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出赋，以杜奸谋，诏可，则奸民虽徙户殷之处，仍自有其规避赋役之方矣。规避赋役，不外宦、学、释、老及色役，而诈称客户者尤多。《旧书·杨炎传》：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户籍清厘，事甚不易。《苏瑰传》言：武后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

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庾蔽。瑰请罢十道使，专责州县，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阅正，尽一日止，使柅奸匿。岁一括实，检制租调，以免劳弊。可见州县造籍，久成虚文。《李逊传》：子方玄，为池州刺史。钩检户籍，所以差量徭赋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盖为此云。守令能如此者，盖百不得一矣。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然《旧书·杨炎传》言：开元中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换易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与武后吋州县不阅实，而必别遣十道使者，其事正同。两税法之精意，亦不过“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字而已。然《新书·食货志》，载贞元时陆贽上疏，言今徭赋轻重相百，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旧书·宣宗纪》：会昌六年（846年），五月五日赦书：观察、刺史交代之时，册书所交户口，如能增添至千户，即与超迁，如逃亡至七百户，罢后三年内不得任使。夫贵户口增加，则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散，所析者不胜重税而亡。则民之流犹如故也。职是故，著籍之民，与生齿之数，乃大相悬殊。《旧书·职官志》：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已上为中州，不满为下州，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二千户已上为中县，一千户已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七月，三司使奏：州县令、录、佐官，请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县三千户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户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户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又《周太祖纪》：广顺三年十一月，诏重定天下县邑。除畿、赤外，其余三千户已上为望县，二千户已上为紧县，一千户已上为上县，五百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以吾侪耳目之所听睹，县有不满五百户，其上焉亦仅余六千者乎？《唐明宗纪》：长兴元年九月，阶州刺史王弘贽上言：一州主客，才及千户，并无县局。臣今检括，得新旧主客，已及三千。欲依旧额，立将利、福津二县，请置令佐。从之。括得之户，再倍于本，可见漏籍者之多。《王正言传》：孔谦谓郭崇韬：“魏博六州，户口天下之半。”五代人户，见于史者，仅周显德六年（959年），其数为二百三十万。详见下。若以六州生齿实数，与举国著籍之数较之，恐尚不啻及半而已。契丹之去相州，大肆屠戮，其后王继弘镇相州，于城中得髑髅十余万，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赵思绾之叛，入城时丁口仅十余万，及开城惟余万人，见《旧五代史》本传。此皆以一城言，岂有一州户止数万者邪？

漏籍之户，遂可不出赋役乎？是又不然。《新唐书·李杰传》：杰以采访使行山南。时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杰为设科条区处，防检亡匿，复业者十七八。莫或为之区处，则亦为豪力所隶属而已。小民固不能漏籍也。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州界三县之外，别有一十一镇，人户系镇将征科，欲随其便宜，复置陇城、天水二县，从之。《周太祖纪》：广顺二年三月，诏西京庄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园等四司所管诸巡系税户二千五百，并还府县。人民不属州县，亦为户口减少之一端，然此等为数当不甚多，不足计也。

《新书·李吉甫传》：德宗时，义阳、义章二公主薨，诏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费数万计。会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请，宪宗命减义阳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足为法。昔汉章帝欲起邑屋于亲陵，东平王苍以为不可，故非礼之举，人君所慎。请裁制墓户，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减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编户，以官户奉坟而已。”吉甫再拜谢。所谓编户，即隶版籍者，官户则罪隶，属司农者也，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义阳、义章二主，皆德宗女。永昌，宪宗女。

户籍之法，昔人视之甚重。故分疆、制禄，必视户口之多少以为衡。削平僭伪，收复失地，暨平定四夷，若夷落内附者，必皆列其生齿之数，虽羁縻州，亦多有版。《旧书·李勣传》：李密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朝，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据之，未有所属。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其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此削平僭伪者，必以得其户籍为重也。张义潮之来归也，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户口来献，见《旧书·本纪》，此收复失地者，必先得其户籍乜。《王彦威传》：朝廷自诛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未定户籍，乃命彦威充十二州勘定两税使。此久隔王化之地，一朝收复，必以厘正户籍为急务也。高昌之下，高丽、百济之平，史皆详列其郡县户口之数，见《旧书·四夷传》。又《太宗纪》：贞观三年（629年），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此平定四夷，若四夷内附，或中国开辟其地为郡县者，亦必详其户籍也。《新书·地理志》，于羁縻党项府、州，分别其有版、无版，则虽号羁縻，亦以有版为常，无版为变矣。凡治皆以为民，于理固当如是。然版籍迄难得实，而其失实之由，又莫不由于朘削，则政事之非以养民，而实乃朘民以生也旧矣！可胜慨哉？

隋、唐两朝户口之数见于史者：《隋书·地理志》言：隋世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新、旧唐志》俱同。隋高祖时户口增加情形，见第二章第一节，炀帝时情形，见第二节。《旧书·马周传》：贞观六年（632年）上疏言：今百姓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则户仅九十万，口仅四百六十万余耳。《高宗纪》：永徽三年（652年），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称：“进户总一十五万。”又问曰：“隋日有几户？今见有几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较贞观之初，所增余四倍矣。《旧书》此文，系年明白，《新书·食货志》云：高宗即位之岁，增户十五万，恐误。《苏瑰传》：瑰于神龙初入为尚书右丞，再迁户部尚书。奏计账所管户，时有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玄宗纪》：开元十四年五月，户部进计账，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又二十年，户部计，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地理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户部计账，凡郡、府二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新志》同，而删“羁縻州郡不在此”数句，亦见其疏也。是时户口岁增，《旧书·职官志·户部》，凡天下之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当在二十年（732年）之后，二十八年（740年）之前。又《本纪》：天宝元年（742年），户部进计账，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又十三载，户部计今年见管州县户口，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 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不课，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课。见于史者，此为唐极盛之数矣。《代宗纪》：广德二年（764年），户部计账，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所减逾三之二。然《新书·刘晏传》，谓晏既被诬，旧吏推明其功，以为开元、天宝间，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承，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则

所增已及其半矣。《新书·食货志》：德宗相杨炎，作两税法，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又《杜佑传》：佑于建中初上议省官，言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按比所得，不应倍于旧数而犹有余；百三十万，盖据安、史乱后最少之数言之，非即时之事也。《旧书·宪宗纪》：元和二年（807年），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地理志》：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籍，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八十三万。然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发科敛，又在常役之外。六年（811年），中书、门下奏请省官，言白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人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其说可以互相发明。《穆宗纪》：元和十五年（820年）计户账，定，疑夺一守。盐夏、剑南东西川、岭南、黔中、邕管、安南合九十七州，不申户账。长庆元年（821年），天下户计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元不进户口军州，不在此内。《文宗纪》：开成二年（837年），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供军图略》。《序》言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又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奉一兵。亦见《彦威传》。则长庆末年户数，较之初年，增及百万矣。四年（839年），户部计见管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较长庆末，又增百六十余万。《新书·食货志》载元和、长庆户数及养兵之数，与《旧纪》元和二年（807年）开成元年（836年）同。又云：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为《旧书》所无。《十七史商榷》云：以《新书》所载乾元末户数，校天宝元年（742年）户数，应减七百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三十九，口数应减三千二百八十一万四百十四。以校十三载户数，则应减七百六十八万九千一百三十。口数应减三千五百八十九万一千二十。然则《新志》所核算天宝户口之数，既非元年，又非十三载，不知其所据者为何年之籍矣。就《新志》所言，天宝户口数，当有七百九十一万二千七百八户，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口。户减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而口则反增。《旧纪》广德二年（764年）户部计账数，与《新志》乾元末相近。长庆元年（821年）户口，户较《新志》所载乾元之数，所增颇多，而口则反减云。案历代版籍，所存既仅，其登降之故，自非后世所能详，唐中叶后，州郡申报与否，又时有变易，其故自更不易推求也。《旧五代史·李琪传》：琪同光三年（925年）上疏，言唐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一千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与唐代史家所记，户数大相悬殊，纵有差池，不应至是。然上云尧时户一千三百余万，而下云比之尧舜，又极增加，则一千二字非衍文。盖琪之误记也。五代户口之数，史无所传。惟《旧

史·食货志》载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在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六年（959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

第四节 人民移徙

调剂土满人满，移易风俗，充实边防，莫不有赖于移民。此等移民，秦、汉时尚有之，魏、晋后则几绝迹矣。盖人莫不有安土重迁之情，而历来官家之移民，又多不能善其事，利未见而害先形，则尚不如无动之为善矣。《隋书·食货志》：天保八年（570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于幽州范阳宽乡，百姓惊扰。开皇十二年（592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省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明知土田人口之不相得，而竟不能调剂，即由豫度其事之不易行也。《房陵王传》：高祖受禅，立为皇太子。上以山东民多流冗，遣使按检，又欲徙民北实边塞。勇上书谏曰：“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有齐之末，主暗时昏，周平东夏，继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厌家乡，愿为羁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锋刃虽屏，创夷未复。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民，自然归本。虽北夷猖獗，尝犯边烽，今城镇峻峙，所在严固，何待迁配，以致劳扰？”上览而嘉之，遂寝其事。《北史》云：时晋王广亦表言不可，帝遂止。夫惟民之未安，故可乘势迁徙，既安则更难动矣。高祖是谋，未始非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之道，然因勇言而遂止者，亦度其事之不易行也。陈亡后，江南之变，固由苏威等措置不善，亦由讹言将徙其民入关，可见其不可轻举矣。

炀帝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事在大业元年（605年），见《隋书·本纪》。周革唐命，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事在天授二年（691年），见《旧唐书·本纪》。此皆徒谋京邑之富厚，非如汉主父偃说武帝，陈汤说成帝，兼为治理计也。见《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隋书·梁彦光传》：高祖受禅，为岐州刺史，后转相州。在岐州，俗颇质，以静镇之，合境大化，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化。上闻而谴之，竟坐免。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言于上，请复为相州。上从之。豪猾者闻其自请而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摘奸隐，有若神明。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合境大骇。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章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净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比，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厉，风俗大改。案文帝既再任彦光为相州，自非风谣诉讼所能动，豪猾者亦畏威敛迹耳，岂真革面洗心哉？观此，知移民与风俗，相关甚大。如炀帝、武后之所为，实足以败坏风俗，而贻治理者以隐忧也。

为治理计而移民者绝迹，为征戍计而移民者，则犹时有之。《旧书·太宗纪》：贞观十六年正月，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新书·刑法志》云：十四年（640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寝少。十六年（642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诏所云流人未达者，盖指十四年（640年）已后未至徙所之流人言之。《褚遂良传》载遂良谏疏曰：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于贩肆，终朝惰业，犯禁违公。止能扰于边城，实无益于行阵。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其弊可谓深矣。戍卒资装，自须营办，岂况流人？不能自致，盖由于此？然则虽有更限，亦岂能还返邪？陆贽论谪戍之弊曰：抵犯刑禁，谪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灭，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虽前代时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云时或行之，则似非彝典。然《宣宗纪》载会昌六年五月五日赦书，有徙流人在天德、振武者，管中量借粮种俾令耕田一款，则行之之时，恐不少矣。

谪戍之非良算，人人知之，知之而犹行之者，所以省征发，免劳民也。既不能善其事，自不如以召募代之。唐世亦有行之者。《旧书·高宗纪》：显庆六年（661年），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带方道行营是也。陆贽欲以代诸道番替防秋。请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殖。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时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语哉？此说规画周详，颇近晁错徙民塞下之论，然岂骄悍之边将所能行哉？

人民自行移徙者，以避乱及逃荒为多。《旧书·地理志》云：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荆州。此犹后汉之末，中原人士，多投刘景升也。更南即至岭表矣。观南汉刘氏所用多中原人士可知也。《隋书·高祖纪》言：帝之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见第二章第一节。《新书·魏征传》：征上疏陈不克终十渐，云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扶老携幼，来往数年，卒无一户亡去。隋高祖、唐太宗之时，号称治世，而民就食者如是之多，丧乱之时可知。无一户亡去，特征之巽辞耳。民流亡则失赋役，故所在或欲禁之。所至之处，难于安集，则又或拒之。《新书·李义琰传》：从祖弟义琛，为雍州长史，时关辅大饥，诏贫人就食襄、邓，义琛恐流徙不还，上疏固争。诏许之。就食者犹恐其不还，而流亡者无论矣。《旧书·张延赏传》：为扬州刺史。属岁旱歉，人有亡去者，吏或拘之。延赏曰：“人恃食而生。居此坐毙，适彼可生。得存吾人，何限于彼？”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庐室，已其逋责，而归者增于其旧。《新书·王播传》：弟子式，为晋州刺史。会河曲大歉，民流徙，他州不纳，独式劳恤之，活数千人。观二人之见称道，而知能如是者之不多也。

戎马倥偬之际，不独人民自行移徙也，拥兵者又迫而徙之。《旧书·地理志》：尉迟迥举兵，杨坚令韦孝宽讨平之，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此欲隳名城，而迫徙其民者也。元谊率洺州兵五千，民五万家东奔田绪。《旧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796年）。秦宗权攻汴而败，过郑，焚郛舍，驱其民入淮南。《新书》本传。孙儒攻杨行密，又大驱淮南之民渡江。见第十一章第五节。朱全忠与朱瑾争，遣丁会徙兖州界数千户于许。事在唐景福元年（892年），见《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时溥之败，请和于朱全忠，全忠约徙地而罢兵。昭宗以宰相刘崇望代溥，溥虑去徐且见杀，皇惑不受命，谕军中固留。诏可。泗州刺史张谏，闻溥已代，即上书请隶全忠，纳质子焉。溥既复留，谏大惧。全忠为表徙郑州。谏虑两怨集己，乃奔杨行密。行密以谏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而以兵屯泗。《新书·时溥传》。此等皆利其民，又不欲以之资敌，而迫徙之者也。至朱全忠之劫迁唐室，而祸斯极矣。

边城有不能守者，或亦移其民而弃之。《旧书·地理志》：永淳元年（682年），云州为贼所破，因废，移百姓于朔州，其一事也。弃其地并徙其民，则其地更不易复。何者？无延颈而望，箪食以迎者也。即复之亦不易守。何者？不易更移民以实之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七章第四节崔浩论凉州事。历代边境，因是而蹙者盖不少。刘琨不徙陉北之民，拓跋氏未必能坐大也。唐末东北、西北二边之蹙亦由此，契丹、西夏之所由兴也。

移夷落入中闰者，唐时亦有之。《旧书·高宗纪》：总章二年五月，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玄宗纪》：开元十年九月，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皆规模之较大者也。此等苟能善为绥抚，未始不可化殊俗为齐人，徙戎之论，实为一时之宜，而非经久之计，说见第四章第二节。汉人之流落外国，及为外族所略者亦甚多。《代宗纪》：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大掠京畿，男女数万计，焚庐舍而去。京畿如此，边地不必论矣。《太宗纪》：贞观三年（629年），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此汉人之自拔来归者也。五年四月，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末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二十一年六月，诏以隋末时，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访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通鉴》又云：其室韦、乌罗护、韩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于外夷亦无岐视，可谓仁矣。此国家拔出之者也。然此等势不能遍。《通鉴》于十五年（641年）云：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八月，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殁。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可见不能自拔，而国家亦不能拔出之者，实不少矣。张公谨策突厥之可取也，曰：“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此拓土之所资也。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又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其后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五代史·四夷》附录。此则转以吾民，为他人奉已。胡峤之随萧翰而北也，登天岭。岭东西连亘，有路北下。四顾冥然，黄云白草，不可穷极。契丹谓峤曰：“此辞乡岭也，可一南望，而为永诀。”同行者皆恸哭，往往绝而复苏。乌乎！哀哉！

第五节 风 俗

《汉》《隋》两书《地理志》，皆详述当时各地风俗，而唐以后之史阙焉。杜氏《通典》，本《禹贡》九州，益以南越之地，各言其风俗，其辞甚略，然与《汉》《隋》两书校其同异，亦足见风俗变迁之迹也。今录其说如下：

雍州曰：“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鄂、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遂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又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及豪族、名家于关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诸帝山陵，则迁户立县，率以为常。故五方错杂，风俗不一，汉朝京辅，称为难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阳、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自东汉、魏、晋，羌、氐屡扰。旋则苻、姚迭据，五凉更乱。三百余祀，战争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余郡县，习俗如旧。”此可见关中之地，俗杂五方，民尚武节，皆未遽变于前世，而累经丧乱，元气未复，惟辇毂之下为殷盛也。

古梁州曰：“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周初，从武王胜殷。东迁之后，楚子强大，而役属之。暨于战国，又为秦有。资其财力，国以丰赡。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士学者，比齐、鲁焉。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此言蜀地以土沃而多财，其人以多财而尚文也。

古荆、河州豫州，以避讳改称。曰：“荆、河之间，四方辐辏，故周人善贾，趋利而纤啬。韩国分野，亦有险阻。自东汉、魏、晋，宅于洛阳，永嘉以后，战争不息。元魏徙居，才过三纪。逮乎二魏，爰及齐、周，河、洛、汝、颍，迭为攻守。夫土中风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输，便万国之享献。不恃隘害，务修德刑，则卜代之期，可延久也。”此言其地以居土中而争战剧，迄唐仍以是控制东方也。

古冀州曰：“冀州尧都所在，疆域尤广。山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而邺郡高齐国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资焉。”此言其地山东西风俗不同，而山东之邺，山西之河东，在其中又为特异。合并州凡有三俗焉。

古兖州曰：“徐方邹、鲁旧国，汉兴犹有儒风。白五胡乱华，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伤残。彭城要害，藩捍南国，必争之地，常置重兵。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大抵徐、兖，其俗略同。”此言兖州兼及徐州。其地自五胡乱华以来，变迁为最剧也。

古扬州曰：“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此言自三国以降，南方获偏安之由，及永嘉之后，南方文物之所以日盛也。

古荆州曰：“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此所言者，乃东晋南北朝之形势也。

古南越唐岭南道。曰：“五岭之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此可见其地至唐世，政治之力尚弱，部落之力甚强也。

大抵交通便易之地，人事之变易多，风俗之迁流亦剧，闭塞之地则不然。然迁流之剧，亦必阅一时焉而后知，生当其时者不觉也。隋、唐之世之变迁，最大者为江域之财力及其文物，超出于河域之上。观天宝乱后，唐室恃江淮之财赋为命脉；五代之世，金陵之文物，远非汴、洛所及可知。淮域劲悍，杨行密尚用之以抗北兵，孙儒、朱全忠。而南唐迄以不振，亦以其退居江左，溺于宴安故也。岭南演进颇速，盖以海表估舶，谋近岭北，稍自交州，移于广州。闽介楚、越，始终以小国自居，而南汉侈然帝制自为，盖以此故。云南演进亦速，蒙氏遂克与上国抗衡。此其牖启，盖亦资印、缅。惟今黔、桂之地，变迁甚少，则以其最闭塞故也。此等自易世之后观之，了然无疑，而当时之人，曾不能道，盖以其为变甚徐也。惟北方变迁最剧。此为自宋至明，外患率来自东北，而西北遂尔荒废之由。其关系之大，可谓莫与比伦。以其来也骤，故当时之人，已颇能知之。然其迁流所届，及其所以然之故，则言之亦殊不易也。

近人陈寅恪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上篇谓唐中叶后，河北实为异族所荐居，三镇之不复，非徒政理军事之失，引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韩愈《送董邵南序》为证。牧之文云：“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愈之文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常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陈氏曰：“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卢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因详考安禄山之为羯胡，陈氏引《旧唐书·肃宗纪》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制曰：“乃者羯胡乱常，两京失守。”建中二年（781年）德宗褒恤诏曰：“羯胡作祸。”《新唐书·封常清传》曰：“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临终时表曰：“昨日与羯胡接战。”《张巡传》曰：“柘羯千骑。”《颜鲁公集·陆康金吾碑》，目安禄山为羯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亦多羯胡之语。杜甫《喜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曰：“柘羯渡临淮。”则其《咏怀古迹》“羯胡事主终无赖”句，实以时事入诗，不仅用梁侯景事，如《梁书·武陵王纪传》所谓“羯胡叛涣”者也。玄奘《西域记》曰：“飒秣建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飒秣建即康。《新书·康传》云：“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昭武九姓。”《安传》曰：“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据《西域记》，赭羯是种族名，云战士，非后来引申，即景文误会。《石传》曰：“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赭羯即柘羯异译耳。案陈氏此论甚精。中亚与中国，往来甚早，予因疑五胡中之羯，亦因中有西胡相杂，故蒙是称。其俗火葬，与《墨子·节葬》言仪渠，《吕览·义赏》言氏羌之俗合者，乃因其东来时与之相杂；抑火葬非东方之俗，仪渠、氐羌，或正受之西胡也。参看《先秦史》第十三章第三节。并列诸节镇之为异族，及虽难质言，而可疑为异族者，以明其说。案李尽忠叛后，异族人处幽州者甚多。已见第四章第四节，安、史乱后自尤甚。然谓其人之众，足以超越汉人，而化其俗为戎狄，则见卵而求时夜矣。韩公之文，乃讽董邵南使归朝，非述时事。杜牧之云，则谓卢生未尝读书耳，非谓其地之人，举无知周公、孔子者，生因是而无闻焉也，岂可以辞害意？陈氏又引《新书·史孝章传》孝章谏其父宪诚之语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藩镇传序》曰：“遂使其人由羌狄然，讫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谓“不待五代之乱，东北一隅，已如田弘正所云山东奥壤，悉化戎墟者”。弘正受节钺后上表，见《旧书·本传》。夫曰若夷狄然，曰由羌狄，正见其人实为中国，若本为外族，又何诛焉？弘正之语，亦斥其地藩帅之裂冠毁冕，故其下文云：“官封代袭，刑赏自专”，非谓其地之人，遂为伊川之被发也。史朝清之乱幽州，《通鉴考异》引《蓟门纪乱》，言高鞫仁与阿史那承庆、康孝忠战，鞫仁兵皆城旁少年，骁勇劲捷，驰射如飞，

承庆兵虽多，不敌，大败。杀伤甚众，积尸成丘。承庆、孝忠出城收散卒，东保潞县，又南掠属县。野营月余，迳诣洛阳，自陈其事。城中蕃军家口，尽逾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此事与冉闵之诛胡羯绝相类。观其所纪，汉兵实较胡兵为强，正不必戎虏而后有勇也。《纪乱》又言：是乱也，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可见汉人习兵者之众矣。或谓安知其中无东方种族，如奚、契丹之伦者，俗异而貌不异，故诛戮不之及乎？此诚可颇有之，然必不能甚众。民之相仇，以习俗之异，非以容貌之殊，俗苟不同，杀胡羯时必不能无波及，其人亦必不能不自昵于胡羯也。《考异》又引《河洛春秋》，谓高如震与阿史那相持，阿史那从经略军，领诸蕃部落及汉兵三万人，至宴设楼前，与如震会战。如震不利。乃使轻兵二千人，于子城东出，直至经略军南街，腹背击之。并招汉兵万余人。阿史那兵败，走武清县界野营。后朝义使招之，尽归东都。应是胡面，不择少长尽诛之。明当时胡汉各自为军，汉实多于胡也。当时幽州而外，属县亦殆无胡人，故胡兵一败，只可野营，不然，未必无他城邑可据也。健武之俗，习于战斗则自成，割据久而忘，顺逆亦为事所恒有，初不关民族异同。《旧五代史·张宪传》云：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夫岂晋阳，亦沦戎索？希烈、少诚，篡申、蔡四十载，史亦言其地虽中原，人心过于夷貉，岂亦有异族人据乎？陈氏之论，于是乎失之固矣。然谓东北风俗之变，由于其民多左衽固非，而是时东北风俗有一剧变，则固不容诬也。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又明唐代山东旧族，与永淳后藉文辞以取科第之士，各自分朋。谓宇文氏之据关中，曾思抟结所属胡、汉为一。参看第十七章第一节。隋、唐王室，及其辅弼，犹是此徒党中人，而新兴崇尚文辞之士，则武后拔擢之，以抑厌唐初旧人者。其后关辅钜室遂衰，而山东旧族，则仍与新兴崇尚文辞之十不相中。引《新唐书·张行成传》：行成侍太宗宴，太宗语及山东及关中人，意有同异，以证唐初之东西猜间。又引郑覃、李德裕等欲废进士之科，以证山东旧族与祟尚文辞之士之睽隔。案《新书·韦云起传》，言云起于大业初建言：今朝廷多山东人，自作门户，附下罔上为朋党，不抑其端，必乱政，因条陈奸状。炀帝属大理推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等皆坐免，则东西猜间，隋世即然，谓其起于宇文氏之世，说自不诬。然是时之山东人，则不过欲仕新朝，而为所歧视，因相结合，以图进取，免挤排耳，不必有何深意。陈氏谓山东旧族，尚经学，守礼法，自有其家法及门风，因此乃与崇尚文辞之士不相中，一若别有其深根固柢之道，而其后推波助澜，遂衍为中叶后朋党之局者，实未免求之深而反失之也。治化之兴替，各有其时；大势所趋，偏端自难固执。尚经学，守礼法者，山东之旧风，爱文辞，流浮薄者，江东之新俗。以旧日眼光论，经学自贵于文辞，礼法亦愈于浮薄。然北方杂戎虏之俗，南方则究为中国之旧，统一之后，北之必折入于南者，势也。故隋、唐之世，文辞日盛，经学日微，浮薄成风，礼法凋敝，实为大势之所趋，高宗、武后，亦受其驱率而不自知耳。以为武后有意为之，以抑厌唐室之世族，又求之深而反失之矣。然此为唐代风气一大转变，则亦不可诬也。

隋、唐风俗，实上承南北朝而渐变。旧俗之不可存者，逐渐摧残剥落，而新机即萌蘗于其间，此乃理势之自然，言风俗者不可不深察也。六朝风气，史家举其特异之处，曰尊严家讳，曰崇尚门第，曰慎重婚姻，曰区别流品，曰主持清议，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二节。尊严家讳之风，隋、唐之世犹盛。然或讳嫌名，或偏讳二名，皆流于小廉曲谨，于义无取。《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己巳，令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此时太宗尚仅为太子，然即位之后，亦未之有改。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六月，《通鉴》云：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二名不偏讳，不闻限于生前，此已失礼意矣。《旧书·本纪》：是岁七月，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治中、治礼郎等官。以贞观时不讳先帝二字诏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乃从之。后来穆宗名恒，乃改恒州、恒阳县、恒王房等，事与此同。虽阙于事，在君主专制之世，庸或不得不然。宪宗名纯，而改淳州、淳县、淳风县；韦思谦本名仁约，以音类则天父讳称字；张仁愿本名仁亶，以音类睿宗讳改；则并为嫌名矣。犹可曰君主或其父母也。永徽三年九月，改太子中允、中书舍人、诸率府中郎将，以避太子名。刘子玄本名知幾，玄宗在东宫，以音类改，则并及于太子矣。睿宗第四子隆范，第五子隆业，皆避玄宗去隆字，则并及于连名矣。古之讳者，讳其音不讳其字。崔玄暐本名曅，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改，更为谄而非礼。《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六月，诏曰：太宗时臣有世南，官有民部，应文书内所有二字，但不连称，不得回避。然又云：如是臣下之名，不欲与君亲同者，任自改更，则又孰敢不改者乎？《新史·杨光远传》云：光远初名檀，清泰二年（935年），有司言明宗庙讳，犯偏旁者皆易之，乃赐名光远。则转出于偏讳之外。《晋高祖纪》：天福三年二月辛丑，中书上言：唐太宗二名并讳，明宗二名亦同；人姓与国讳音声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与古礼有异。庙讳平声字即不讳余三声。讳侧声字即不讳平声字。所讳字正文及偏旁阙点画，望依令式施行。诏依唐礼施行。案语云：太原县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943年）。匡翰，建瑭之子也。碑于瑭字空文以避讳，而建瑭父敬思，仍书敬字，盖当时避讳之体如此，此亦于不偏讳之义不合。《少帝纪》：即位之岁，七月戊子，诏应宫殿、州县及官名、府号、人姓名，与先帝讳同

音者改之。于是改明堂殿、政事堂等。案语云：《东都事略·陶谷传》：谷本姓唐，避晋祖讳改姓陶，则既偏讳，又及其嫌，更变本加厉矣。要之，皆韩愈所云宦官宫妾之所为而已。而不恤以之废公。《新五代史·石昂传》：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以为临淄令。习入朝京师，监军杨彥朗知留后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谒。赞者以彦朗讳石，更其姓曰右。昂仰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此私讳不可害及公事之证也。《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二年八月，以卫洙为滑州刺史。洙奏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请改授闲官。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是已。而《源乾曜传》：乾曜迁太子太师，以祖名师固辞，乃拜太子太傅，是其许否并无定法也。尤可骇者：《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三年二月，工部尚书卢文纪贬石州司马，员外安置。文纪私讳业。时新除于邺为工部郎中，旧例，寮属名与长官讳同，或改其任。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故中书未议改官。于邺授官之后，文纪自请连假。邺寻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纪参告，且言候邺回日，终请换曹。邺其夕遂自经而死。故文纪贬官。《新史·文纪传》云：协除于邺，文纪大怒。邺赴省参谒，文纪不见之。因请连假。已而邺奉使，未行，文纪即出视事。邺因醉忿自经死。盖邺初附协以挫文纪，后又不知如何，忿怒而至于自戕也。此事之情不可知，然虚文则竞成杀人之具矣。甚至相挤排之时，则以之责人，及其趋利附势，则又弃如敝屣。唐德宗时，李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其为浙西时，判官吕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为少傅，恐乖礼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实太平之道。乃特授渭司门员外郎。寻御史台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时都不言，今为少傅，妄有奏议。乃贬渭歙州司马，而涵卒改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事见《旧书》涵及渭传。渭即不挟诈，如此毛举细故，而云可以致太平，岂不令人发笑？则不独渭，崔祐甫之言，亦朋党之论也。《新书·李鄘传》：孙磎，大中末擢进士，累迁户部侍郎，分司东都。劾奏内國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顺宗嫌名，坐夺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讼他人者，咸通诏语也。礼不讳嫌名，律庙讳嫌名不坐，岂臣所引诏书，而有司辄论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缘为奸也。乃诏不夺俸。细人之坏礼破律，以相贼害，有如此者。《旧书·李贺传》云：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殿本《考证》云：《剧谈录》云：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韩公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加延誉，由是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令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惭忿而退。其后稹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讳晋肃，不合应进士举。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辩》以明之。《摭言》亦云：贺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讳辩》一篇。据此，则贺尝举进士，而元稹谤之，史云竟不就试非也。贺无严其家讳之心，而疾之者借以造谤，礼之末流，则如是而已。此其可耻，盖又甚于韩愈所云宦官宫妾之为。此等风俗，而合久持乎？矜尚门第，慎重婚姻，区别流品，其为得失，观论婚姻、宗族、门阀、选举各节自明。至于清议，则除刘蕡等一二鲠直之士外，实未之有闻。唐人所谓清议者，大率毛举细故，曲加附会，甚至讦人阴私，造作蜚语，以图进取而谋倾陷，快私忿而要时誉。读前此诸章所辩正，自可见之。此等风气，相沿至于宋、明，未之有改。遂至败坏国事，举大局以徇一人意气之私，淆乱是非，肆曲笔而诒惇史千秋之累。其为博祸，诚可痛心。论者多以是为理学之咎，实则理学真谛，在于惩忿窒欲，存理去私，安得如是？是特朋党之士，伪托理学之名，致使不察其实者，连类而并讥之耳。理学家好作诛心之论，又其视私德过重，诚有足长朋党攻击之弊者，然别有用心者，借资其学，以遂其私，究不能即以为是学之咎也。不特此也，魏、晋后风俗之敝，莫大于民族之义未昌，君臣之义先敝，《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二节，亦已言之。隋、唐之世，此风亦未有改。董邵南盖即其中之一人。《旧唐书·李益传》，言益登进士第，久之

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不上望京楼”之句。此又一董邵南也。贾至议贡举事云：近代趋仕，靡然乡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旧书·杨绾传》。禄山以羯胡而驱率戎虏，实为五胡乱华之祸之再见，而其时之人，腼然安之若此，安怪冯道，历受沙陀、契丹官爵，尚侈然以长乐老自夸乎？士气至此，国家、民族，尚谁与立哉？陈氏述论，亦引李益事，而论之曰：观此，则董邵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常情。因谓唐之后半，一国之中，实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统治之者，种族、文化，宜有不同。此亦求之深而反失之。唐代士人如此，实缘其时科第之士仕进之途狭而杂流多，而其时士风，又极躁进耳。《新书·钟传》云：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士不远千里走传府。董邵南、李益，亦此等人物而已。其来也，既惟为身谋，其得之，自惟有委蛇以避祸。冯道不幸而为世所指擿，其实当时如道者岂止一人？且如郑韬光，唐宣宗之外孙，历仕至晋初乃致仕。史称其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仕无官谤，无私过，士无贤不肖，皆恭已接纳，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戚之间无爱憎，其善自全，又宁让冯道邪？世惟耽于逸乐者，虽迫危亡，而不能自振。《旧书·郑覃传》：文宗谓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条举。”覃对曰：“丕变风俗，当考实效。自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取于颜情。如嵇、阮之流，不摄职事。”李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无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耻不能及之。”此可见唐代玄学衰矣，不事事之风顾在。《通鉴》：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上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已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沉酣昼夜，犹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此又可知其不事事之风之所由来也。得非南北朝余习乎？

风俗之敝至此，其何以救之？曰：复古之经，务民之义，所以挽佛、老末流，遗弃世事之失也。明君臣之义，严夷夏之防，慎重行止，爱惜名节。所以矫魏、晋已来，惟重私门，敢于冒进，败名丧检，无所不为之弊也。是则有宋诸贤之所务，而其风气，实亦隋、唐之世逐渐开之。此则贞元剥复之机也。俟讲学术时明之。

第十七章 隋唐五代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 阀

物有欲摧折之而适以扶持之者，唐代官修谱系之书是已。《旧唐书·高士廉传》云：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士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已上。欲共衰代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事，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邪？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经籍志》：《大唐民族志》一百卷，《新书·艺文志》同。《旧纪》：贞观十二年正月，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疑其书奏上后又有更定。《李义府传》云：太宗命士廉、挺、文本、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新书·义府传》云：时许敬宗以不载武后本望，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通鉴》则云：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后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而未及义府。盖义府虽以先世不见叙为耻，而其事之获行，则实以不载武后本望故也。《旧书》专咎义府，恐非实录。

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谓其如勋之易得，非谓据勋为定也。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柳冲传》云：景龙中，累迁为左散骑常侍，修国史。初，贞观中，太宗令学士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又四人为萧至忠、岑羲、崔湜、吴兢，见《新书·冲传》。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继而卒，乃迁为外职。至先天初，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录》二百卷奏上。《纪》在开元二年七月。据《萧至忠传》，与撰是书者，尚有窦怀贞、崔湜。《岑文本传》：其兄孙羲，亦与于是役。开元二年（714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此唐代官修谱系之始末也。《韦述传》：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怀素寻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姓族系录二百卷，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此虽本姓录，实为私家抄撰之书，非官纂也。孔志约之书，与高士廉之书，实不过百步与五十步，一见称为允当，一被目为勋格者，臣子称颂之辞，异党诋訾之语，非可据为定论。柳冲之书，体例一仍《氏族志》，更不待言。《新传》云：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惟此一端，当属相异。然则唐代官修之书，宗旨实后先一揆。一言蔽之，则以当朝之所贵，易民间之所重而已。其效果何如乎？《旧书·李义府传》云：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新书·高士廉传》著七家之目云：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又云：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后房玄龄、魏征、李 复与婚，故望不减。然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县隔。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自房玄龄、魏征、李 等，已与为婚，则太宗之志，实未尝一日而行，遑论义府？《旧书·李昭德传》云：来俊臣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邪？”寻奏罢之。《侯思止传》略同。《温造传》：造为御史中丞，朝廷有丧不以礼，配不以类者悉劾之。《元稹传》载稹自叙，言分莅东都台，数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而田季安盗取洛阳衣冠女为其一。《李敬玄传》：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李怀远传》：孙彭年，天宝初为吏部侍郎，慕山东著姓为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门。《新书·李日知传》，言其居官颇廉，既罢又不治田园，而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而王锷善居财，亦附太原王翃为从子，以婚阀自

高。李白既死，宣歙观察使范传正访其后裔，惟二女孙，嫁为民妻。告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乃止。其限界之严如此。唐室不惟不能禁也，终亦折而从之。《旧书·独孤郁传》云：权德舆作相，郁以妇公辞内职。宪宗曰：“德舆乃有此佳婿？”因诏宰相：于士族之家，选尚公主者。《新书·李吉甫传》云：十宅诸王，既不出，诸女嫁不时，而选尚皆由中人，厚为财谢，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择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独近世不然。帝乃下诏，皆封县主，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是为唐室愿婚士族之始。其效又何如乎？《杜佑传》云：权德舆为相，其婿翰林学士独孤郁以嫌自白。宪宗见郁文雅，叹曰：“德舆有婿乃尔？”时岐阳公主帝爱女，旧制选多戚里将家，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皆辞疾。惟佑孙悰，以选召见麟德殿。陈寅恪云：佑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虽亦号为旧家，并非胜流名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是其所得者，仍与戚里将家，相去无几也。又《杜兼传》：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二主皆宪宗女。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邪？”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兼从弟羔之子中立及校书郎卫洙得召见禁中。拜著作郎。月中，迁光禄少卿，驸马都尉。尚真源长公主。临真下嫁卫洙。洙次公子，两《书》皆附其父传。《旧书·于休烈传》：曾孙琮，落托有大志。虽以门资为吏，久不见用。大中朝，驸马都尉郑颢以琮世故，独以器度奇之。会有诏于士族中选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颢谓琮曰：“子人才甚佳，但不护细行，为世誉所抑，久而不调，能应此命乎？”琮然之。会李藩知贡举，颢托之，登第。其年，遂升谏列。尚广德公主。案琮初本选尚永福公主，以主食帝前折匕箸，乃诏改尚广德。已见第十五章第一节。郑颢者，万寿公主婿。主帝所爱，前此下诏：先王制礼，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旧制，车舆以镣金扣饰。帝曰：“我以俭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铜。

见《新书·诸公主传》。《传》又云：主每进见，帝必谆勉笃诲，亦已见第十五章第一节。《通鉴》：大中三年十二月，郑颢弟 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唐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盖宣宗之自修饬而求媚于士族者至矣。然《旧书·王徽传》言：懿宗诏宰相于进士中选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闻。徽性冲澹，远势利，闻之，忧形于色。徽登第时年逾四十。见宰相刘瑑哀祈，具陈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尘污禁脔。瑑于上前言之，方免。则士人之视尚主为畏途，终唐世未之有改也。士族之深闭固拒如此，而唐室之力求自媚如彼，然则唐初之王妃、主婿，皆取勋贵名臣，不尚山东旧族者，果所愿不存乎？抑求之而不得也？案柳芳论氏族，言过江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又言山东之人为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详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八章第一节。虏姓不足论。吴中开发晚，自亦不得与中原并。《旧书·张九龄传》：玄宗欲加牛仙客实封，兼为尚书。九龄执奏。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邪？卿有何门阀？”九龄顿首曰：“臣荒徼寒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当时视中原人士，与荒徼之产，睽隔不同如此。若侨姓则本与山东郡姓是一，特因丧乱，过江寄寓，海宇既清，自可复我邦族，观太宗谓高士廉，以崔、卢、王、谢并举可知。关中亦清华之地，而芳又言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而不及韦、裴、柳、薛、杨、杜者，本秦杂戎狄之俗，非邹、鲁文教之伦，故至汉世，犹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见《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八节。加以三选七迁，充奉陵邑。斗鸡走狗之风，随之而盛；国人视之，自不得与山东比也。陈寅恪言：魏、晋之际，虽有巨族小族之分，然小族之男子，苟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其地位即与巨族子弟无殊；女子能以礼法见尊，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准。引《魏书·卢玄传论》，谓玄文武功业，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闻望，有足称者为证。又引《旧唐书·袁朗传》云：朗，雍州长安人。其先自陈郡仕江左。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邪王氏继有台鼎，历朝首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作时柱石，见危致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案此正柳芳所谓尚人物者。《新书·冯元常传》：元常闺门雍睦，有礼法，虽小功丧，不御私室。神龙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门。天下高其节，凡名族皆愿通婚。则尚人物之风，唐世犹有存者，特不多耳。合卢玄之事观之，知尚婚娅特山东之流失，其初本与江左同。至于关中，则太宗谓高士廉之言，正所谓尚冠冕者。《旧书·裴寂传》：高祖尝从容谓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又《窦威传》：威，高祖后从父兄。高祖尝谓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乃不平矣。”威谢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

后魏，三处外家。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与崔、卢、李、郑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此则并杂代北尚贵戚之俗矣。自后魏南迁，塞北诸族，纷纷入居伊洛。逮其东西分裂，则又有徙居关中者。宇文氏秉政，并使为京兆人。有绝灭者，则以诸将之有功者继之。孝文尝改虏姓为汉姓，至是复之，且以虏姓赐汉将。中国人随魏室西迁者，亦使伪造谱录，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隋书·经籍志·谱系篇》云：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案九十二姓，当作九十九姓，字之误也。《周书·文帝纪》：魏恭帝元年云：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明帝纪》：二年三月，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咸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至周宣帝大象二年（580年），隋文帝得政，乃使诸改姓者悉复其旧。然西胡、北虏之冒汉姓者，未必能复，如《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窦氏本出没落回，而自托于汉窦武。侯氏实侯伏氏，而自托于郑侯宣多。独孤氏自托于汉沛献王辅。乌氏本乌洛侯氏，而自托于乌之余。亦或托于汉人之入虏者，则丙氏自托于汉李陵，云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姓曰丙。亦有自托于夷狄者，如浑氏自称为匈奴浑邪王之后是。盖夷狄久入中国，则亦为贵种矣，此等积习，至五代之世未改。如石晋自托于卫大夫碏，汉丞相奋，见《旧史·本纪》。刘知远以汉光武为始祖百世不迁庙，见《礼志》。而汉人伪造之谱牒，亦无由是正矣。陈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云：李唐称陇西郡望，及冒托西凉嫡系由此。北朝、隋、唐诸人，籍贯往往纷岐亦由此。如李弼，《周书》本传、《旧书》（《李密》《李泌传》）、《新书·宰相世系表》为辽东襄平人，而《北史》（《弼》《密传》），《文苑英华》九百四十八魏征《密墓志铭》以为陇西成纪人是也。案陈氏此论甚精。故在隋、唐之世，关中实为华夷混杂之区。以视山东，虽亦有异族荐居，而衣冠之绪，与腥膻之俗，犹判然不相杂者，固不可同日而语。此又当时之人，所以重山东而轻关辅也。唐室腥膻之习，盖极于开元、天宝之世，至德宗以后，则日即于中国矣，观其多恭俭奋发之主可知。高祖粗才，徒知以贵戚自满。太宗天资较高，于举世所重之山东名族，盖未尝不心焉慕之，慕之而士族摈弗之齿，则积忿而欲摧折之矣，此《氏族志》之所由作也。然一夫之忿戾，终不敌举世之风尚，故自宪宗以后，又阉然思自媚焉。至此，则沿腥膻余俗之唐朝，已降伏于中国之士族。中国人更不必借族姓为藩篱，以自卫其文化矣。而国人亦遂视同刍狗。《新书·高士廉传》赞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遭晋播迁，胡丑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阀阅显者，至卖昏求财，汩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盛，天子屡抑而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彼徒知风气之变，而不知其由，则欲为之太息，而恶知深求其故，别有其隐曲难明者在乎？然则门阀之制，至于南北朝之末，本可摧陷廓清，而又获绵历数百年者，正唐室之歧视士族为之。故曰：欲摧折之，转以扶持之也。

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能为厉，不亦宜乎！五代时之门阀是已。是时豆卢革、卢程、韦说、赵光允等，皆以名家子登相位。实录录无所长。当时之用之，徒以为谙练故事，实则故事亦非所谙也。薛《史·卢程传》：程投于太原，庄宗署为推官，寻改支使。褊浅无他才，惟务恃门第。口多是非，笃厚君子尤薄之。初判官王缄，从军掌文翰。胡柳之役，缄没于军。庄宗归宁太原，置酒公宴，举酒谓张承业曰：“予今于此会，取一书记，先以卮酒辟之。”即举酒属巡官冯道。道以所举非次，抗酒辞避。庄宗曰：“勿谦挹，无逾于卿也。”时以职列序迁，则程当为书记。程既失职，私怀愤惋，谓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予上。”又《李专美传》云：专美远祖，本出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昭国郑氏为四望族。皆不以财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风，终莫能改。其间有未达者，必曰：“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邪？”其达者则邈在天表，夐若千里，人罕造其门。其浮薄自大，皆此类也。惟专美未尝以氏族形于口吻，见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欧《史·崔居俭传》云：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为世所嫉。本实先拔，而枝叶未有害，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矣。然岂可久哉？薛《史·郭崇韬传》云：崇韬权倾四海，车骑盈门，士人谄奉，渐别流品。同列豆卢革谓崇韬曰：“汾阳王代北人，徙家华阴，侍中世在雁门，得非祖德欤？”崇韬应曰：“经乱失谱牒。先人尝云：去汾阳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别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勋旧，一切鄙弃。旧寮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沐猴而冠，真可发一噱。世惟田里儿暴贵，乃仰慕贵冑而欲则效之，而贵胄亦遂以此，敖然自尊，然其局岂可久哉？

谱系因门阀而兴，而门阀之制，亦借谱系以维持于不敝，谱系荒则门阀替矣。《新书·柳冲传》云：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殷寅父名践猷，《旧传》云：通于族姓。此唐代治谱系之学者也。颇为寂寥矣。中叶后，其学遂几绝迹。此其所以世祚悠悠，讫无考按也。

唐制：工商之家，不得与于士。《旧书·职官志·户部》。又《食货志》云：工商杂类，不得与于士伍。庶人服黄，工商亦不听。《通鉴》：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戊戌，敕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自非庶人，不听服黄。胡《注》云：非庶人，谓工、商、杂户。且禁乘马。《旧书·高宗纪》：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乘马。《旧书·曹确传》：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今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止可厚赐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其歧视之如此。有由杂流进者，虽至高官，仍为人所歧视：《张玄素传》云：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惭耻，褚遂良上疏曰：居上能礼其臣，臣始能尽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轻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门户，乃至狼狈，良史书之，以为非是。陛下昨见问张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县尉”。又问“未为县尉已前？”奏云“流外”。又问“在何曹司？”玄素将出 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礼重玄素，频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赞皇储，自不可更对群臣，穷其门户，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礼义以导之，惠泽以驱之，使其负载玄天，罄输臣节，犹恐德礼不加，人不自厉。若无故忽略，使其羞惭。郁结于怀，衷心靡乐。责其伏节死义，其可得乎？此其机亦危矣。韦挺不礼马周，李揆意轻元载，卒为所报，可不鉴乎？皆见《旧书》本传。郑注，奇才也，其入翰林，高元裕当书命，言其以医术侍，注甚愧憾。舒元舆，亦忠荩之士也，而史言其地寒不与士齿。“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阴，荫此百尺条。”谓之何哉？

第二节 豪强、游侠

豪强、游侠，二者皆为民害，而丧乱之际尤甚。试就隋、唐间事观之。薛举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李轨家富于财，振穷济乏，人亦称之。梁师都代为本郡豪族。皆豪强也。窦建德少以然诺为事。父卒，送葬者千余人。刘武周交通豪侠。其兄山伯，每诫之曰：“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高开道少以煮盐自给。刘黑闼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父兄患之，而与窦建德少相友善。家贫无以自给，建德每资之。皆游侠也。李 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振济贫乏，不问亲疏。翟让为盗，往从之，时年十七，则二者兼之矣。盖丧乱之际，豪强不与游侠相交结，则无以自全，而游侠亦利得豪强以自助，故二者又互有关系也。萧铣之起也，其众本欲推董景珍为主。景珍曰：“吾素寒贱，虽假名号，众必不从。今若推主，当从众望。罗川令萧铣，梁氏之后。宽仁大度，有武皇之风。吾又闻帝王膺篆，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带，尽号起梁，斯乃萧家中兴之兆。今请以为主，不亦应天顺人乎？”此徒以家世推之，欲借其名望以资号召，然铣既无党徒，亦无部曲，遂不能驾驭诸将，终至覆灭。而李密，奔亡时，尝依妹婿雍丘令丘君明，转匿大侠王季才家，及起，则任城大侠徐师仁从之，遂克称雄一时，略地甚广。刘文静之囚也，太宗入禁所视之。文静曰：“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所谓豪杰，亦必武断乡曲，或以武犯禁之徒也。故知风尘澒洞之时，非斯二者，殆莫能挺刃而起矣。然二者之情亦有异。飞扬跋扈，万里云会者，游侠之士也。割据一方，负嵎不下者，豪强之家也。翟让、窦建德之徒，盖皆以游侠起。若卢祖尚者，史亦称其饶财好施，以侠闻。大业末，募壮士捕盗。属宇文化及之乱，遂据光州称刺史。然越王侗立，祖尚即以地归之。王世充僭位，祖尚复归唐，此则豪右欲保据自固者耳。唐末如黄巢、孙儒等，乃翟让、窦建德之伦，若留从效，则卢祖尚之类也。

豪强游侠，所由虽各殊途，而其为朘民以生则一。故在承平之时，亦必不能无为民害。《旧书·尹思贞传》：补隆州参军。时晋安县有豪族蒲氏，纵横不法，前后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贞推按，发其奸臧万计，竟论杀之。此豪右之作奸犯科者也。《孟简传》：简以元和九年（814年），出为浙东观察使。承李逊抑遏士族，恣纵编户之后，一皆反之，而农估多受其敝。可见豪右与氓庶，利害之不相容矣。此犹骫法以为利也。《良吏·王方翼传》：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诛大姓皇甫氏，而盗贼止息，则竟作逋逃之薮矣。《郭元振传》：元振为通泉尉，任侠使气，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则竟躬为盗贼矣。此又豪强游侠，合而为一也。《张弘靖传》：东都留守杜亚辟为从事。留守将令狐运逐贼出郊，其日，有劫转运绢于道者，亚以运豪家子，意其为之，乃令判官穆员及弘靖同鞫其事。员与弘靖，皆以运职在衙门，必不为盗，坚请不按。亚不听，遂以狱闻。仍斥员及弘靖出幕府。有诏令三司使杂治之。后果于河南界得贼。此事令狐运虽云见枉，然是时豪家子之为盗者必多，故杜亚疑之深也。辛谠者，云京之孙，而史称其能击剑，重然诺，走人所急。豪家子之为侠者，盖不少矣。

游侠，虽云能走人所急，并有能奋起而立功名如辛谠者，然其什九，终不免为居民间之盗跖，则以恒人之情，惟为身谋，其为侠，本不过谋生之一术，勤生薄死，非其素志，此墨子之教所以不能久存也。《隋书·沈光传》：父君道，仕陈为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太子勇引署学士。后为汉王谅府掾，谅败，除名。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记，微有辞藻。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力田不如逢年，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轻侠驰骋，而可致甘食美服，人亦孰肯勤苦力作哉？古士大夫家累多重，虽贵而贫，观于沈光之事，而可知当时名家子之所以好为侠矣。其下于此者，则为今世所谓痞棍之流？《新书·高仁厚传》云：事西川陈敬瑄为营使。黄巢陷京师，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黄头军部将李、巩咸以兵万五千戍兴平，数败巢军。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选卒二千，使仁厚将而东。先是京师有不肖子，皆著叠带冒持挺剽闾里，号闲子。京兆尹始视事，辄杀尤者以怖其余。窦潏治京兆，至杀数十百人，稍稍惮戢。巢入京师，人多避居宝鸡，闲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状，下约入邑闾纵击。军人，闲子聚观嗤侮。于是杀数千人。坊门反闭，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闾里乃安。所杀至于数千，自不免于枉滥，然其徒数必不少，则亦可推见矣。窦潏杀数十百人而即戢畏，则此辈原非难治，然根株终难尽绝。平居虽无能为，乱时亦足为患。甘露变后，田全操等回京师，民相惊，无赖之徒，皆戎服兵仗，望阙以俟变，见第九章第一节。亦闲子之类也。在都邑，遇严明之吏，尚可镇慑，在道途则更难治。故王瑜欲入蜀，必与盗相结而行。见第十六章第二节。《通鉴》：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以关中饥幸东都。出幸仓卒，扈从之土，有饿死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胡《注》：西京以长安、万年为赤县。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此即用盗贼为捕役之理。若此要约出于私家，则即为后世之保镖矣。此等事读史者多美其方略，实则不能治盗，而与相要结耳，与俗所谓出买路钱者，实无以异也。

第三节 奴 婢

奴婢来源，一由没入，一由俘掠，一由鬻卖，历代皆然。《梁律》：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周六律》：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皆见《隋书·刑法志》。所牵涉者既广，而是时海宇分裂，上下相猜，谋反、降、叛之事，又屡见不鲜，故至隋世，奴婢之数尚甚多。《隋书》所载，赐群臣奴婢，有至千口者。隋时赐奴婢，见于史其数最多者，梁睿平王谦，赐奴婢千口。时于义亦为行军总管，寻拜潼州总管，赐奴婢五百口。其一时所赐不及此，而前后屡受赐者，如周法尚，文帝幸洛阳召见之，赐奴婢三百口，伐陈之役赐五十口，平桂州李光仕赐百五十口，破巂州乌蛮，从讨吐谷浑，与王薄、孟让等频战，各赐百口。此特史所纪者，其不纪者，则不可知矣。唐初尚沿此习，如河间王孝恭平江南，赐奴婢七百人是。后似稍减，除成器让大子时赐奴婢十房外，未见甚多者。盖因时际承平，谋反、降、叛等事少也。虽贵人亦不能免。如贺若弼子怀亮，尝拜仪同，弼诛，亦没为奴，寻且见杀。宇文化及与弟智及，以违禁与突厥交市，并赐其父为奴。杨玄感之反，炀帝使裴蕴推其党与，蕴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亦云酷矣。《新唐书·百官志》：刑部都官郎中、员外郎，掌俘隶簿录，给衣粮、医药，而理其诉免。凡反逆相坐，没其家配官曹。长役为官奴婢。一免者一岁三番役。再免为杂户，亦曰官户，二岁五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为良人。六十已上及废疾者为官户。七十为良人。每岁孟春上其籍，自黄口以上印臂，仲冬送于都官，条其生息而按比之。乐工、兽医、骟马、调马、群头、栽接之人皆取焉。附贯州县者，按比如平民，不番上，岁督丁资，为钱一千五百。丁婢、中男，五输其一。侍丁、残疾半输。凡居作者，差以三等：四岁已上为小，十一已上为中，二十已上为丁。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旧书·职官志》云：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蕃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民，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年六十及废疾，虽赦令不该，亦并免为蕃户。七十则免为良人。任所乐处而编附之。凡初被没，有技艺者，各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裴守真传》：子子馀，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时泾、岐二州，有隋代蕃户子孙数十家，司农卿赵履温奏悉没为官户，奴婢仍充赐口，以给贵幸。子馀以为官户承恩，始为蕃户，又是子孙，不可抑之为贱，奏劾其事。时履温依附宗楚客等，与子馀廷对曲直。子馀辞色不挠。履温等辞屈，从子馀奏为定。则《新书》再免为杂户，亦曰官户，六十已上及废疾者为官户句似误。因免之须有节级。然观子馀与履温，须经廷对，其事乃决，则《志》之所云，似亦非一定不移之法也。《新书·百官志》又云：掖庭局：属内侍省。妇人以罪配没，工缝巧者隶之。无技能者隶司农。诸司营作须女功者，取于户婢。司农寺云：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旧书·酷吏·来俊臣传》：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召为合宫尉，擢拜洛阳令、司农少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蕃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则凡受赐者皆取之司农也。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养，俘口则配轻使。始至给廪食。东宫官，典仓署，掌九谷、醯醢、庶羞、器皿、灯烛。凡园圃树艺，皆受令焉。给户奴婢、番户、杂户资粮、衣服。《刑法志》：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膳。此唐

代官奴婢没入及其使役之大略也。

俘虏没为奴婢，历代亦视为当然。《旧书·东夷传》：太宗伐高丽，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悯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其众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案《新书·元结传》，言其曾祖仁基，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辽口；则辽东之俘，获以赎免者，乃一时之特典耳。《旧书·李暠传》：族子复，为容州刺史。先时西京叛乱，前后经略使征讨反者，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复令访其亲族，悉归还之。《良吏·崔知温传》：迁兰州刺史。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将军权善才来救，大破之。欲分降口五百人以与知温，知温固辞不受。此战时所俘也。《裴漼传》：从祖弟宽，除范阳节度使。檀州刺史何僧献生口数十人，宽悉命归之，夷夏感悦。此平时守捉所获也。《薛仁贵传》：苏定方讨贺鲁，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伏。今泥熟杖素干，不伏贺鲁，为贼所破，虏其妻子，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将充贱者，宜括取送还，仍加赐赉。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贺鲁是贼，陛下德泽广及也。此又争战之时，俘敌人之奴婢以为奴婢者也。隋平陈，宫奴数千，可归者归之，其余分赐将士及王公贵臣；《北史·本纪》。柏乡之战，梁军辎重、帐幄、资财、奴仆，皆为晋军所有；《旧五代史·唐庄宗纪》。亦是物矣。是役也，深、冀两州之人，悉为奴虏，老弱者皆坑之，亦见《旧史·唐庄宗纪》。亦云酷矣。《旧书·韦处厚传》云：李载义累破沧、镇两军，兵士每有俘执，多遣刳剔。处厚以书喻之。载义深然其旨。自此所获生口，配隶远地。前后全活，数百千人。《新书·程务挺传》：父名振，高祖使经略河北，即夜袭邺县，俘男女千余人以归。去数舍，阅妇人方乳者九十余人还之。邺人感其仁。以获配远地为幸，以简还乳妇为仁，争战时岂复有人理哉？

不惟战时也，即平时，豪强、游侠，亦有略人为奴婢者。郭元振为通泉尉，略卖所部千余人，已见上节。《新书·诸公主传》：中宗时，安乐、长宁、定安皆中宗女。三家厮台，掠民子女为奴婢。左台侍御史袁从一缚送狱。安乐主入诉，帝为手诏谕免。从一曰：“陛下纳主诉，纵奴驺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则免祸，劾奴则得罪于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纳。尚复成何世界乎？

《唐律》：不和为略。略人及略卖人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奴婢者绞。妄认良人为部曲、奴婢者减一等。

因贫穷而鬻卖之事，尤无时或绝，《律》虽有以良为贱之禁，不能行也。《隋书·炀帝纪》：大业七年（611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食货志》：是岁山东、河南大水，重以辽东覆败，因属疾疫，山东尤甚。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元年（627年），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皆因饥荒，其数众多。故史特书之，若平时之鬻卖，则不能纪矣。《新书·食货志》载陆贽疏，言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仇，则并有求自卖而不可得者，亦可悲矣。《旧书·高固传》云：高祖侃，永徽中，为北庭安抚使，有生擒车鼻可汗之功，官至安东都护。固生微贱，为叔父所卖，展转为浑瑊家奴。《新书·固传》云：不知何许人，或言四世祖侃，则《旧书》之说不足信。然既有此假托之辞，必有与此相类之事，盛衰转烛，恐贵人之家，亦无以自保也。贩鬻奴婢，南方尤盛。《旧书·宪宗纪》：元和八年九月，诏比闻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博易。骨肉离析，良贱难分。此后严加禁止。如违，长吏必当科罚。《新书·房琯传》：孙启，自容管经略使改桂管观察。州邸以赂请有司飞驿送诏。既而宪宗自遣宦人持诏赐启。启畏使者邀重饷，即曰：“先五日已得诏。”使者绐请视，因驰归以闻。贬太仆少卿。启自陈献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杀宦人，贬启虔州长史，死，始诏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馈遗、博易，罢腊口等使。当时宦人盖未获相邀，然已挟十五口而北矣。《李绛传》：绛言：岭南之俗，鬻子为业，可听非券剂取直者，如略卖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则所卖之出于略者多矣。《张又新传》：转祠部员外郎。尝买婢迁约，为牙侩搜索陵突。御史劾举。李逢吉庇之，事不穷治。所谓牙侩，盖亦以鬻子为业者？敢于搜索陵突贵官之家，其气焰可以想见。辇毂之下如此，遑论岭外？《旧书·孔巢父传》：从子戣，为岭南节度。先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绝卖女口。能如是者有几人哉？况所禁亦止于女口乎？

宪宗禁岭南等道以口馈遗、博易，并罢腊口使。所谓腊口使者，盖谓于腊月遣使献口？德宗即位，罢邕府岁贡奴婢，见新、旧《书·本纪》。懿宗咸通八年（887年），以不豫，禁延庆、端午节献女口，延庆，帝生日节名。见新书本纪。亦是物也。然《新书·李绛传》言：教坊使称密诏，阅良家及别宅妇人内禁中，京师嚣然。绛上疏谏。宪宗曰：“朕以丹王等无侍者，丹王逾，代宗子。比命访闾里，以赀致之，彼不谕朕意，故致哗扰。”乃悉归所取。则出钱买婢，公家亦不以为非矣。《张廷珪传》：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监登、莱，以广军资。廷珪上书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存。诏虽相市，甚于抑夺。并市则价难准，简择则吏求贿。是牛再疫，农重伤也。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牛羊践暴，举境何赖？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卖，一入于官，永无免期。南北异宜，必至生疾。此有损无益也。抑闻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何恃为君？羊非军国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则国家之买奴婢，不徒使服劳溽之役，并欲借其力以牟利如私家矣。《宦者·吐突承璀传》云：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薮。《循吏传》：罗珦子让，迁福建观察使。有仁惠名。或以婢遗让者。问所从：答曰：“女兄九人，皆为官所卖，留者独老母耳。”让惨然，为燹券，《唐律》：买奴婢、牛、马、驼、骡、驴，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市司不时过券，一日笞三十，此即李绛所谓券剂也。有奴婢者，必有券乃为合法，故以奴婢遗人者，必并其券遗之。召母归之。则进献最多之地，亦即鬻买最盛之区也。唐室不亡于藩镇而亡于宦官，则贼民者即其所以自贼矣。

南方卖买人口之风，所以特盛，盖由掠卖异族而起。南北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利，已见《两晋南北朝史》。《隋书·苏孝慈传》：兄子沙罗，检校益州总管长史。越巂人王奉作乱，从段文振讨平之。蜀王秀废，吏案奏沙罗云：王奉为奴所杀，秀乃诈称左右斩之，又调熟僚，令出奴婢，沙罗隐而不奏。由是除名。《新书·刑法志》：广州都督党仁弘，尝率乡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长沙郡公。弘交通豪酋，纳金宝，没降僚为奴婢，又擅赋夷人。既还，有舟七十。则奴役僚人之风，隋、唐之世，仍未之有改矣。秀虽以是干吏议，及既废，幽内侍省，不得与妻子相见，仍令给僚婢二人驱使，是朝亦不以用僚婢为非也。《旧书·窦德明传》：韦庶人微时乳母王氏，本蛮婢也。特封莒国夫人，嫁为德明弟子怀贞妻。此蛮婢盖亦由鬻卖而来？《隐逸·阳城传》：出为道州刺史。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尝配乡户，竞以其男号为矮奴。城下车，禁以良为贱。又闵其编甿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此等矮民，盖黟、歙短人之种？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岁贡之典，亦自奴役异族来也。喻士珍掠卖两林东蛮，致巂州陷于南诏；韦丹为容州刺史，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新书·循吏传》。则官吏亦有自为之者。王毛仲知监牧，募严道僰僮千口为牧圉，虽云召募，亦可见其时南口之众也。陈稜之击流求，献俘万七千口，炀帝以之颁赐百官。《隋书·本纪》大业七年（611年）。张保皋言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已见第四章第五节。《旧书·穆宗纪》：长庆元年三月，平卢薛平奏：海贼掠卖新罗人口于缘海郡县，请严加禁绝。从之。三年正月，敕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虽有此令，夫岂能行？又唐人小说，多言昆仑奴。昆仑者，南海诸族之通称也。然则海路往来，以贩鬻奴婢为事者亦多矣。

《新书·忠义·吴保安传》：睿宗时，姚巂蛮叛，拜李蒙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为判官。时保安罢义安尉，未得调。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见，曰：“愿因子得事李将军，可乎？”仲翔虽无雅故，哀其穷，力荐之。蒙表掌书记。保安后往，蒙已深入，与蛮战没，仲翔被执。蛮人俘华人，必厚责财乃肯赎。闻仲翔贵冑也，求千缣。会元振物故，保安留巂州，营赎仲翔。苦无赀，乃力居货。十年，得缣七百。妻子客遂州，间关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进。都督杨安居知状，异其故，赀以行，求保安得之。引与语曰：“子弃家急朋友之患至此乎？吾请贷官赀，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缣于蛮，得仲翔以归。始仲翔为蛮所奴，三逃三获，乃转鬻远酋。酋严遇之，昼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还。汉人挟财力以略蛮人，固酷矣，蛮人恃兵力以篡汉人，庸愈乎？不特此也，《旧书·冯盎传》言：盎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新书·李谨行传》，言其家僮数千，以赀自雄，夷人畏之。谨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长。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授辽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贡。以其部为燕州，授总管。徙部居昌平。谨行累迁营州都督。此所云奴婢家僮者，必不能皆为汉人，则彼辈亦自奴役其种人也。吐谷浑遭吐蕃之祸，始居陇右，后徙河东，可谓奔走不得保其社稷矣。而白承福乃以富溢启刘知远之盗心，然则以蛮夷之质直，而王师往征，乃有箪食壶浆以迎者，其故可思矣。而以中国之大，时或不敌蛮夷之小，其故弥可思矣。果能非富天下，而重匹夫匹妇之仇，人亦孰得而略之？和无寡，安无倾，其族虽匹夫匹妇，不可犯也。

奴婢有在豪家者，亦有在寻常民家者，其名同，其情则各不同。《隋书·杨素传》言：素家僮数千。《旧书，李义府传》：义府既败，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封河间郡公。祥道，时推按义府者。义府先多取人奴婢，一时奔散，各归其家，《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者，谓此也。此贵家之奴婢也。《王处存传》，言其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父宗，善兴利，乘时贸易，僮奴万指，此富家之奴婢也。《新书·隐逸传》：王绩弃官还乡里，绩绛州龙门人。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武攸绪市田颍阳，使家奴杂作，自混于民，此则虽贵家而自同于凡民矣。民间奴婢，多用以耕作。《新书·严砺传》：砺节度东川，擅没吏民田宅百余所，后元稹奉使，劾发其臧，请加恶谥，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还其主，《窦参传》：参贬后，没入赀产、奴婢。当时视奴婢，同之赀产，故亦与之俱没也。可见田多有奴。《食货志》：武宗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僧众盖亦役奴婢以耕田如平民也？刘弘基病，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顷，谓所亲曰：“使贤，固不藉多财，即不贤，守此可以脱饥冻。”余悉散之亲党。盖以富民处其子？若中下之家，则远不逮此。肃宗赐张志和奴婢各一，盖以凡民待之？阳城尝绝粮，遣奴求米。岁饥，屏迹不过邻里，屑榆为粥。有奴都儿，化其德，亦方介自约。或哀其馁，与之食，不纳。后致糠核数桮，乃受。当时之有奴婢，盖略如今日之有雇农，有之者本不必富，而奴婢非如雇庸，可以遣去，则主家中落，亦只得与共困约矣。有奴婢者既多小农，故虽有奴婢，亦不易致富，而其待奴婢，亦必不如挟巨资者之虐。《旧书·隐逸传》：崔觐，老而无子，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令各为生业。觐夫妻遂隐于城固南山，不问家事。约奴婢：递过其舍，则供给酒食而已。此固希有之事，然亦可见主奴之间，或有如家人父子者也。其在豪民之家者，则大异于

是。豪族多借武力自卫，故其奴多闲于武事。《新书·忠义传》：李育德，世富于财，家僮百人。天下乱，乃私完械甲，婴武陟城自保。人多从之。遂为长。剧贼来掠，不能克。此虽借众力，其家僮必有闲于武技者不疑。《旧书·丘和传》：子行恭，大业末，与兄师利聚众保故郿城。初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太守窦琎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乃率其众，与师利共谒太宗于渭北。此奴帅能啸聚数万人，其必有武略，更不待论矣。董璋、高继兴，并李让家僮，后为将帅，让盖亦畜以自卫者也。此为地方豪族：若有奴者为将帅，其所畜武士，自必更多。钱九陇，父文强，本吴明彻将，与明彻俱败彭城，入隋，以罪没为奴，事唐高祖，是其一事。马三宝事柴绍为家僮，史但言其性敏狯，然高祖兵起，绍间道走太原，三宝乃能奉平阳公主遁司竹园，说贼何潘仁与连和，抚接群盗，兵至数万。秦王至竹林宫，三宝以兵诣军门谒，遂从平京师。其人亦必有武略，非徒敏狯，充嬖幸者矣。天下既定，此风亦未遽替。《新书·房玄龄传》言：高阳公主与浮屠辩机乱。太宗怒，斩浮屠，杀奴数十人。唐公主淫乱者甚多，未闻杀所乱者，且于奴何涉焉？太宗用刑，虽时任喜怒，亦未闻淫滥至是。盖遗爱是时，已畜异谋矣？奴盖其力臣也？越王贞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外托畋猎，内实习武备。及举事，官军进逼州城，家僮悉力卫，贞曰：“事既如此，岂得受戮辱？当须自为计。”贞乃饮药而死。家僮始散，舍仗就擒。此亦殊有武烈之风。王之用此曹，与玄宗之用王毛仲、李守德，成败异耳，其事固一揆也。天宝丧乱以后，将帅之家兵尤多。吴仲孺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白志贞因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家出子弟甲马，则其一证。刘约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无所仰衣食，思乱，授卢钧宣武节度使，人情始安。其机亦危矣。奴之习于武事者，如是之多，无怪李尽忠叛，武后欲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发以击虏也。《新书·契丹传》。豪家又有使奴为商贾者。《旧五代史·史弘肇传》：燕人何福殷，以商贩为业。尝以十四万市得玉枕。遣家僮及商人李进卖于淮南，易茗而回。家僮无行，隐福殷货财数十万。福殷责其偿，不伏，遂杖之。未几，家僮诣弘肇上变。言契丹主之入汴，赵延寿遣福殷赍玉枕阴遗淮南。弘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系之。军司孔目吏解晖希旨，榜掠备至。福殷自诬。连罪者数辈，并弃市。妻女为弘肇帐下分取之。其家财籍没。《新史·李崧传》云：汉高祖入京师，以崧第赐苏逢吉。崧家遭乱，多埋金宝，逢吉悉有之。崧弟屿、嶬，与逢吉子同舍，酒酣出怨言，以为夺我第。崧又以宅券献逢吉，逢吉尤不喜。屿仆葛延遇，《旧史》传云部曲。为屿商贾，多干没其赀。《旧传》云：逋屿船佣，盖乘船以行贾也。屿笞责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时高祖将葬睿陵，河中李守贞反。澄乃教延遇告变，言崧与其甥王凝谋因山陵放火焚京师，又以蜡丸书遗守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从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托逢吉。逢吉送崧侍卫狱，自诬服，族诛。崧素与翰林学士徐台符相善。后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冯道，请诛葛延遇。道以延遇数经赦宥，难之。枢密使王峻闻之，多台符有义，乃奏诛延遇。《旧传》云：李澄亦以戮死。

奴告主之事，隋、唐五代时盖甚多。《旧书·裴寂传》：贞观三年（629年），有沙门法雅，初以恩幸，出入两宫，至是禁绝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书杜如晦鞠其狱，法雅乃称寂知其言。寂对曰：“法雅惟云时候方行疾疫，初不闻妖言。”法雅证之。坐是免官，削爵邑之半，放归本邑。寂请住京师，太宗数之曰：“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寂遂归蒲州。未机，有狂人，自称信行，寓居汾阴，言多妖妄。尝谓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时信行已死，寂监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皇惧，不敢闻奏，阴呼恭命杀所言者。恭命纵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纳封邑，得钱百余万，因用而尽。寂怒，将遣人捕之。恭命惧而上变。太宗大怒，谓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四也。我杀之非无辞，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徙交州，竟流静州。又《张镒传》：建中三年正月，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千发其阴事。纵下御史台，贬循州司马。留当千于内侍省。镒上疏曰：贞观二年（628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待其奴告也？自今以后，奴告主者皆不受，尽令斩决。”《唐律》：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皆绞，则此三者皆得告，疑贞观时告者甚多，功臣宿将，人人自危，故为是一切之法也。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为国之经，百代难改。欲全事体，实在防微。顷者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贱之辈，悖慢成风。主反畏之，动遭诬告。充溢府、县，莫能判决。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诏曰：准《斗竞律》：奴婢告主，非谋叛已上者，同自首法，《唐律注》：被告者同自首法。《疏议》曰：谓其主杂犯死罪已下，部曲、奴婢告之，具同为首之法，奴婢获罪，主得免科。并准律处分。自此奴婢复顺，狱诉稍息。今赵纵非叛逆，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考之于法，或恐未正。将帅之功，莫大于子仪，人臣之位，莫大于尚父，殁身未几，坟土仅干，两婿先已当辜，赵纵今又下狱。设令纵实抵法，所告非奴，才经数月，连罪三婿，禄勋念旧，犹或可容，况在章程，本宜看免。

陛下方诛群贼，大用武臣，虽见宠于当时，恐息望于他日。上深纳之。纵于是左贬而已。当千杖杀之。镒乃令召子仪家僮数百人，以死奴示之。又《王锷传》：子稷，父卒，为奴所告：稷换锷遗表，隐殁所进钱物。宪宗令鞫其奴于内仗，又发中使，就东都验责其家财。宰臣裴度苦谏，于是罢其使而杀奴。《度传》：告稷者凡二奴，皆付京兆府决杀。《于传》：既归朝，元和中，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 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责其货于正言。乃诱正言之僮，支解，弃于溷中。八年（813年）春，敏奴王再荣诣银台门告其事。即日捕 孔目官沈璧，家僮十余人，于内侍狱鞫问。寻出付台狱。贬为恩王傅。敏长流雷州，锢身发遣。行至商山，赐死。第四子季友，尚宪宗长女永昌公主，追夺两任官阶。正、方并停见任。沈璧决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与刘干同手杀人，与梁正言、僧鉴虚并付京兆府决杀。参看第八章第二节。《新书·魏征传》：五世孙谟。宣宗时迁中书侍郎。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惧而瘗之。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按之无他状。投曙岭外，庆免。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漠引律固争，卒论庆死。《新五代史·唐景思传》：景思为缘淮巡检。有奴，尝有所求不如意，即驰见史弘肇，言景思与李璟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遣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奴谓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则杀之。不然，将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两手抱吏呼冤，请诣狱自理。吏引奴与景思验。景思曰：“我家在此，请索之。有钱十千，为受外赂；有甲一属，为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笥、军籍、粮簿而已。吏闵而宽之。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景思有仆王知权，在京师，闻景思被告，乃见弘肇，愿先下狱，明景思不反。弘肇怜之，送知权狱中，日劳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颍、亳之人，随至京师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斩奴而释景思。以上合何福殷、李崧之狱，凡得八事，主无罪而奴反见杀者四。李崧虽为奴所陷，其奴终亦伏法，不闻后患者，惟何福殷、裴寂、于敏三狱，则以敏罪实大，寂素为太宗所不悦，而福殷则适直史弘肇之乱政故也。然则以奴告主，其事实难，而犹有冒险而为之者，何哉？据张镒之奏，则是时斯狱实繁。主得罪而奴获逞志者，盖亦不少；主无罪而奴获重咎，盖转为罕见之事，故史特志之耳。且禁奴告主之法，定于贞观二年（628年），而三年（629年）太宗即躬自违之；德宗申以建中元年（780年）之诏，而其狱仍充溢于府县；至宣宗时，又烦魏谟之引律固争；法律之不成为具文者几何哉？

唐景思藏钱不及十千，而裴寂、何福殷之奴，用财至数十百万。梁正言苞苴无验，而于敏怨及其家僮，盖梁守谦之招权利，正言辈为之，而正言辈之所为，则其家僮又为之羽翼也。然则当时之奴婢，岂复奔走供使令者哉？此等奴婢，所依附之主人，权势愈大，则其召祸亦愈大。吴少诚病亟，家奴单于熊儿矫召吴少阳，遂杀其子而自立。元济之败，宪宗使比部员外郎张宿使李师道，讽令割地、质子。师道已许纳三州，遣子入侍。已而悔之。帝复遣左散骑常侍李逊谕旨。而师道私奴婢媪，争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献三州，不过战耳，即不胜，割地未晚。归顺之机遂绝。而刘悟子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戏博交通，具知其阴密事，悉疏于悟，遂卒师道于败亡焉。

奴婢之能败其主，以其有才智也。其有才智，则以其本为士人也。杨素家僮有鲍亨者，善属文，殷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家奴。何稠、阎毗，皆巧思过人，能成一代之文物。而毗以为东宫官，太子服玩之物，多其所为，及太子废，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后二岁乃免。卢大翼、耿询、万宝常，亦《艺术传》中人也。大翼，太子闻而召之，及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配为官奴，久之乃释。询，陈后主世，以客从王勇于岭南。勇卒，询不归，遂与诸越相结。群俚反叛，推为主。为王世积所擒。

自言有巧思，世积释之，以为家奴。久之，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从受天文、算术，创意造浑天仪。世积奏之。高祖配为官奴，给太史局。后以赐蜀王秀。秀废，复当诛。何稠言于高祖，特原其罪。炀帝即位，进欹器。帝善之，乃得放为良民。宝常，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齐，后复谋归江南，事泄，伏诛，宝常配为乐户。汉王谅之叛，以介州长史薛粹为绛州刺史。谅败，伏诛。其子大鼎，以年幼，贳为官奴，流辰州。后用战功乃得还。大鼎见《旧书·良吏》《新书·循吏传》。此事又见两《书·方伎·乙弗弘礼传》。隋世于士大夫之酷如此。《旧书·忠义·张道源传》：道源拜大理卿，时何稠得罪，家口籍没，仍以赐之。道源叹曰：“人有否泰，盖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为仆妾？”皆舍之。《李大亮传》：破辅公祏，以功赐奴婢百人。大亮谓曰：“汝辈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一皆放还。能如是者有几人哉？《李玄道传》：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将，不习时事，拜玄道为幽州长史。尝遗玄道一婢，问所由，本良家子，为君廓所掠。玄道因放还之。君廓甚不悦。则有为不道掠人，反恶人之释之者，而士大夫设讲交际，务纳交于人者，亦或有所顾忌而不敢遽放之矣。卢江王瑷之死，朝即以其家口赐君廓。太宗诸子，武后时壮者诛死，幼者没为官奴。其时士大夫，如韩瑗、柳爽等，子孙亦皆谪南方为奴婢，其酷亦不减隋世也。《廿二史札记》没入掖庭一条，可以参看。安、史乱作，自更无人理可说。《新书·逆臣传》：史朝义死，部送将士妻口百余于官。有司请隶司农。帝曰：“是皆良家子，胁掠至此。”命禀食还其亲，无所归者，官为资遣。据《旧书·邵说传》：说历事思明、朝文，朝义败，降于军。说一人，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即数十人，则所送者岂及百一哉？郭、李收常山后，颜真卿令杲卿子泉明至河北求宗族，已见第十六章第二节。泉明一女及姑女，

并流离贼中，及是并得之。悉钱三万赎姑女，还取赀复往，则己女复失之矣。东京留守李憕，为安禄山所杀。子源，八岁，俘为奴，转侧民间，及史朝义败，故吏仍赎出之，归其宗属。可见是时衣冠之子沦落者之众。

李光颜之败吴元济也，宪宗悦，赐告捷者以奴婢，官所为亦何异于贼乎？《新书·文艺·萧颖士传》：有奴事颖士十年，笞楚严惨。或劝其去。答曰：“非不能，爱其才耳。”忍于造作此等语言，可谓天良丧尽。然不转瞬而己族亦罹其酷矣。

《旧五代史·孟承诲传》：承诲事晋少帝，以植性纤巧，善于希旨，复与权臣、宦官，密相表里，凡朝廷恩泽美使，必承诲为之，一岁之中，数四不已。由是居第华敞，财帛积累。及契丹入汴，张彦泽引兵逼宫城，少帝召承诲计之，承诲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宫，寓于开封府舍。具以承诲背恩之事告彦泽，令捕而杀之，其妻女并配部族。此为异族入据，以中国人配隶其本族人之始。

良人自卖，本为律所不许，然遇凶荒兵乱之时，势不可止，则或别立条例以济之。《旧书·高宗纪》：咸亨元年十月，大雪。令雍、同、华等州贫窭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皆不得将为奴婢。四年正月，诏咸亨初收养为男女及驱使者，听量酬衣食之直，放还本处，是其事也。《通鉴》：晋齐王天福八年（943年），唐主殂，齐王立。自烈祖相吴，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冯延巳及弟延鲁，俱在元帅府，草遗诏，听民卖男女，意欲自买姬妾。萧俨驳曰：“此必延巳等所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鲁为东都判官，已有此请。先帝访臣，臣对曰：‘陛下昔为吴相，民有鬻男女者，为出府金赎而归之，故远近归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贫人之子，为富人厮役，可乎？’先帝以为然，将治延鲁罪。臣以为延鲁愚，无足责。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请求诸宫中，必尚在。”齐王命取先帝时留中章奏千余道，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鲁疏。然以遗诏已行，竟不之改。坏成法以自利，可谓悖矣。然自卖法本有禁，使其法具存，何待李昪更建？云昪相吴而禁压良为贱，疑在淮南，此法久废，昪作相乃复之，而延鲁则又请复昪相吴前之旧也。出金代赎之法，亦为历代所常行。《旧书·太宗纪》：贞观二年三月，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重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朱忠亮传》：为泾原节度使。泾土旧俗多卖子，忠亮以俸钱赎而还其亲者，约二百人。是其事。此其势必不可遍，则又为别设方略。《新书·韩愈传》：愈为袁州，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旧书》云：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所谓俗法者，盖其地之惯习，为众所共遵者也。《柳宗元传》：宗元刺柳州。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为奴婢。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李德裕传》：德裕为西川。蜀人多鬻女为人妾，德裕为著科约：凡十三而上，执三年劳，下者五岁，及期则归之父母是也。军人之俘掠者，朝廷威令不振，亦以赎法行之。《昭宗纪》：大顺二年四月，赐两军金帛，赎所略男女还其家。《李光弼传》：子汇，迁泾原节度使，出俸钱赎将士质卖子还其家是也。《旧五代史·明宗纪》：天成元年九月，致仕都官员外郎于邺奏请指挥不得书契券辄卖良人，则军人不徒略人，并有略卖人者矣。其不法可谓甚矣。《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年）祀圜丘赦文云：应有百姓妇女，曾经俘虏他处为婢妾者，一任骨肉认识。男子曾被刺面者，给与凭据，放逐营生。天成二年四月，右谏议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来，军人剽掠到西川人口甚多，请许收认。因诏河南、河北，旧因兵火虏隔者，并从识认。四年八月，诏乱离已来，天下诸军所掠生口，有主识认，即勒还之。皆取一切之法。盖事势不容不尔？《晋高祖纪》：天福二年八月，诏曰：应自梁朝后唐已来，前后奉使，及北京缘边管界虏掠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赍持，往彼收赎，

放归本家。《周世宗纪》：显德四年（957年），曲赦寿州管内。自用兵已来，被虏却骨肉者，不计远近，并许本家识认，宫中给物收赎。皆仍取赎法，则以法不能行于境外，而淮南当新定之时，亦不欲夺将士之利也。

部曲、客女，隋、唐、五代之世仍有之。尔时并无将帅可招人为部曲，盖前世之遗也。唐时，工、乐、杂户，并不贯州县。工属少府，乐属太常，杂户散属诸司。《唐律疏议》云：杂户者，谓前代已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各于本司上下。官户者，亦谓前代已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惟属本司。《名例》府号官称。此中除今朝配没之官户外，余皆事属前朝，且必屡经赦宥，早合免为良民，然法律仍加歧视。工、乐、杂户、官户，只许当色为婚，良人亦不得养杂户、官户为子孙，犯者治罪外仍还正，而部曲、奴婢，更无论矣。惟太常音声人，虽元与工、乐不殊，而自义宁已来，得于州县附贯，虽依旧太常上下，而依令婚同百姓，户婚杂户不得娶良人疏议。则已侪于平民耳。工、乐、杂户、官户等，皆惟隶属于官，部曲、奴婢，则为家仆。部曲之地位，视奴婢略高。部曲殴良人，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良人殴部曲，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斗讼律》。部曲、奴婢谋杀主者斩，同籍合有财分者皆为主。过失杀者绞，伤及詈者流，《贼盗》。而主杀有罪奴婢不请官司者，不过杖一百。无罪者徒二年，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而已。《斗讼》。放部曲、客女、奴婢为良者，依户令，皆由家长给手书，时谓放书。长子已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既放而复压为贱则有罪。《户婚》。

第十八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资、赀产

自汉末币制坏乱，官私出入，皆罕用钱，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矣。隋、唐之世，币制稍见整饬，然贸迁亦随之加广，民间交易，仍罕用钱。为韩愈论变盐法，谓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米谷博易是也。此等情形，终五代之世，未之有改。惟以见钱交易是一事，以钱币计价又是一事。计价究以钱为便，故虽用他物博易，计价仍多以钱。如《国史补》谓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有客刘颇，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何？”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偿之，是其事矣。近人傅安华说。职是故，史籍所载物价，以钱计者仍多。欲知当时生计情形，仍以搜集此等记载为最要也。

食为民天，故欲考物价，必当先知谷价。今试就斯时谷价见于史者征之。《新唐书·宗室传》：长平肃王叔良，武德初，镇泾州扞薛仁杲。大饥，米斗千钱。又《食货志》：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630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魏征传》云：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此两条，其辞互相出入，可知其所本略同，而米价又有差异，盖上下于三四五钱之间也。《旧五代史·李琪传》：琪于同光三年（925年）上疏，言太宗时天下粟价，斗直两钱。观下引《通鉴》所载开元十三年（725年）

米粟二价之异，则知粟价更较米价为廉。琪此疏虽多误，见第十六章第三节。此语或有据也。《旧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上疏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新书》同。此时米价，与四年（630年）似无大差。设以其所谓十余石者为十五石，米价仍为斗四钱，粟价当米价五之三，据开元十三年（725年）青齐米粟比价。则粟十五石，得钱三百六十文矣。《通鉴》：永徽五年（654年），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粟米盖指秫米？杜陵《后出塞诗》盛称粳稻来东吴，粳盖米之最贵者也。《旧书·高宗纪》：麟德二年（665年），是岁大稔，《通鉴》作比岁丰稔。米斗五钱，麰麦不列市，麰麦，《通鉴》作麦豆。又《五行志》：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弘敬，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人行累日。先是顷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布一端止得一百文。国中疑当作关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人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通鉴》：是年四月，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幸东都。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此二文可以互相参证。《旧志》所谓先是顷降大雨者，盖即《通鉴》所记五月东都霖雨。西京水深四尺，盖亦在是时？此即《通鉴》所谓关中先水。旱蝗当在其后，《通鉴》因水患而终言之也。然则关中米价，四月中每斗已至三百；五月盖因车驾东行，落至二百二十；旋因水患，又升近三百；其后旱蝗，则升至四百也。《旧书·郭元振传》：大足元年（701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旧凉州粟斛雠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绢，《新书》作缣。积军粮至数十年。其贵贱之相去，亦不翅贞观初与四年（630年）后矣。《通鉴》：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三年（725年），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通鉴》云：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旧纪》：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是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义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通鉴》云：是岁，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万里不持寸兵。《新书·食货志》：天宝五载（746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三文亦相出入。知开元末天宝初，谷价无甚涨落。至安、史乱后而大异矣。《旧书·食货志》：肃宗乾元元年七月，铸一当十钱。又曰乾元重宝。二年（759年），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新志》叙钱币处略同，卷五十四。而其上文曰：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鬻籺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卷五十一。不谓由于币制之更。案唐世虽遭饥荒，苟非围城之中，米价未有至七千者，见下。乾元二年（759年）之暴贵，必非由于兵盗可知。当时因物价腾踊，大钱之价，屡有裁损，卒皆归于当一，则不论其为重宝或重轮，人视之皆与小平钱无异。《旧志》云：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据重轮乾元计之，所抬当得五十倍。则七千之价，实为百四十文也。《旧纪》：乾元三年四月，是岁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新书·五行志》云：乾元三年（760年）春，饥，米斗钱千五百。是岁闰四月，改元上元。《旧纪》云：时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天文志》云：自四月初大雾大雨，至闰四月末方止。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米价踊贵，斗至八百文，人相食，殍尸蔽地。《五行志》云：乾元三年闰四月，

大雾大雨月余。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案四月已至千五百，加以淫雨，不应反减至八百。史家是岁之文，例皆书于岁末，疑因闰四月改元，误系四月或春末，米斗长至千五百，实在闰月之后。《李皋传》云：多智数，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郑氏以孝闻。上元初，京师旱，米斗直数千，死者甚多。皋变俸不足养，亟请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言上元不言乾元，当在改元之后，足见旱灾在淫雨后，米价因此乃又自八百长至千五百，云数千则过甚之辞也。《旧书·五行志》：广德元年（763年），秋，虸蚄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新志》同。《旧纪》：广德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蝗食田。又云：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广德二年（764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又云：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通鉴》则总书于是岁九月，曰：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旧纪》：永泰元年三月，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又云：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新书·五行志》云：永泰元年（765年），饥，京师米斗千钱。《通鉴》云：是春不雨，米斗千钱。《旧纪》又云：七月，庚子，雨。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观此及永泰元年（765年）之文，而知凡言米贵者，诸谷必皆贵矣。《旧纪》又云：大历四年八月，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粜，以惠贫民。《天文志》《五行志》略同。《纪》又云：五年七月，京师斗米千文。《天文志》亦同：《纪》六年（771年）云：是岁春旱，米斛至万钱。《食货志》：建中初，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按穗，以供禁军。《本纪》：贞元元年二月，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是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旧纪》言是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盖即为是？《旧纪》以河南苞东都，《新志》则析言之也。《新书·李晟传》：晟言李怀光不可赦云：“今河中米斗五百，刍藁且尽，人饥死墙壁间。”《通鉴》系其事于是年四月，则河中屯兵虽多，战事迫在眉睫，米价犹仅半于河南北矣。《旧纪》：贞元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新书·五行志》亦云：是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观《旧书》之文，则自此以前，西都米价，已尝升至千钱矣。《旧书·张孝忠传》云：贞元二年（786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饥殍相枕。孝忠所食，豆 而已。则是岁河北米价，又较元年（785年）春间为贵也。《通鉴》：贞元三年七月，上复问李泌以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泌事多出其子繁造作，不足信，说已见前，然造作之说，亦必以当时情势为据，故仍可考米价也。《通鉴》又云：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案景龙元年（707年）米斗百钱，史家已以为贵，此时币价，当倍蓰于景龙，而百五十钱，已须和籴者。谷贵既久，虑其骤贱伤农也。《通鉴》：贞元八年（792年）又载陆贽论边储之语，谓江淮斗米钱百五十，而京兆诸县七十，请减来岁之运，今京兆加价以籴，而以停运之米于江淮减价以粜，详见第二十章第二节。足见斗百五十之价，于京兆为贱者，于江淮仍为贵。盖因有无不能相通，故各处米价，差异殊甚也。《通鉴》元和元年（806年）云：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唐代米价见于史者，当以是为最廉。《新书·吴武陵传》：长庆初，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盐北边，会表置和籴贮备使，择郎中为之。武陵谏曰：“今缘边膏壤，鞠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价四十，而无逾月积，皆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

脱有寇薄城，不三旬便当饿死。何所取财，而云和籴哉？”则长庆初之米价，又落于贞元时矣。《旧纪》：长庆四年七月丁卯，敕以谷贵，凡给百官俸内一半合给匹段，今宜给粟，每斗折钱五十文。折价或较实价为低，相去当不甚远，武陵以四十为昂，其无足怪。《旧纪》：光启二年五月，是月，荆南、襄阳仍岁蝗旱，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新书·五行志》云：光启二年二月，荆、襄大饥，米斗三千钱，人相食。卷三十五。又云：光启二年（886年），荆、襄蝗，米斗钱三千，人相食。卷三十六。《旧纪》盖衍十字？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杀朱友恭、氏叔琮，《新书·奸臣传》曰：是时洛城旱，米斗直钱六百，军有掠籴者，都人怨，故因以悦众，执友恭、叔琮斩之。《通鉴》：天成二年（927年），是岁，蔚、代缘边粟斗不过十钱。以上为唐、五代时谷价见于正史及《通鉴》者。唐代钱价颇贵，中叶后尤甚，见第十九章第四节。则前后谷价，虽为数相同，又不能视同一律矣。计然云：“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今观唐史之文，开元米斛仅二百，则以为贱，景龙时斗值百钱，则以为贵，其相去之远，亦颇近之。盖谷价虽贵，利多入于贵庾之家，农民所得，恒不过最下之价，故虽上腾未必丰乐，虽反贱亦勉可自活也。

《旧书·鲁炅传》：保南阳郡，为贼所围。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鼠一头至四百文。饿死者相枕藉。《安禄山传》：庆绪自十月被围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黄巢传》：中和元年（881年），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人。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高骈传》：光启三年（887年），毕师铎囚骈。扬行密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饿死大半。《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九月，秦、毕害高骈于幽所。行密攻围弥急。城中食尽，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啖略尽。十月，城陷。秦、毕走东塘。行密入广陵。辇外寨之粟，以食饥民。即日米价减至三千。《新书·五行志》；光启三年（887年），扬州大饥，米斗万钱；盖亦在此时，实非因饥荒也。《新书·陈儒传》：秦宗言来寇，张瑰固垒二岁，樵苏皆尽，米斗四十千。计抔而食，号为通肠。疫死者争啖其尸，县首于户以备馔。军中甲鼓无遗，夜击阖为警。《新五代史·李茂贞传》：天复元年（901年），韩全诲等与李继筠劫昭宗幸凤翔，梁军围之逾年，茂贞每战辄败，闭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尽。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米斗直钱七千。至烧人矢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肉斤直钱百，狗肉斤直钱五百。《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刘守光进攻沧州，沧州宾佐孙鹤、吕兖已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攻围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万。人首一级，亦直十千。军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驴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新书》云：兖等率城中饥民，食以麹，号宰杀务，日杀以饷军。以上皆围城中米价可考者：最昂者为七万，盖米价至是，能买者已极少，过此则更无能买者，价亦不必列矣。《鲁炅传》云有价无米，说恐未确，果无米，安得有价？盖能买者极少，故人不见其有米耳。

布帛之价，开、天时绢匹与米斛齐等，似近乎平。何者？人生所须，莫急口实，故李悝尽地力之教，论农夫用度，一以粟米为主。《新书·食货志》载肃、代时议钱币者之语：谓自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此说颇得李悝遗意。其计凡民用度，总数约三倍于口实，盖据当时事实立言。《新书·严郢传》：杨炎请屯田丰州，郢奏：请以内苑莳稻验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给钱月八千，粮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县共之。计一农岁钱九万六千，米七斛二斗。大抵岁僦丁三百，钱二千八百八十万，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终岁获不酬费。岁食七斛二斗，正日得二升。别给钱九万六千，盖以备衣及他用。京西戍卒十七万。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人月得一石，日得三升余，盖民以少壮相均，而兵则皆壮者。远戍者之所食，固应略优于家居之民，而衣赐别在其外，亦犹之雇农别有庸钱也。《旧书·地理志》言开元时，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下列各镇经费详数，亦以粮食、衣赐分言，但不能具耳。然则唐世工赀，大约三倍于口实，盖亦据实际而定。租庸调之法，不役者日为绢三尺。《唐律·名例》亦云：平功庸者，一人一日为绢三尺。绢以四丈为匹，设使价与米斛齐等，则以三尺易米，可得七升半，故曰其价似近于平也。布价固当廉于绢，然如永淳元年（682年）之价，匹仅得钱六十六文，布以六丈为端，四丈为匹。则亦太廉。盖因人急口实，故其价远落经价之下矣。绢有上中下，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唐律·名例》：诸平臧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则唐绢亦分上中下。不役者日为绢三尺，当据上绢言之？然则工赀亦当准上绢论直也。工赀三倍于口实而有余，似足自给。然七口之家，不必皆能力作，设使一夫所入，侔于律之所定，而其妇半之，共得一斗一升余，少壮相均，日食且不足矣。况不能日日有作乎？短工即如此。故受雇于人者，终不能免于贫困也。

《新书·食货志》：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略廉于其时之斗米。《志》又云：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旧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五月丙戌，增两税盐榷钱，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贞元四年（788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则斗为钱七百四十，几于史思明陷东都时之米价矣。又云：其后军费日增，盐价寖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自有禁榷以来，恐未有卖价高于成本如此其甚者也。《旧五代史·食货志》：晋天福中，将食盐钱分配人户，任人逐便兴贩，盐货顿贱。去出盐远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一十文而已。

唐之榷酒，始于建中三年（782年）。《新书·食货志》云：斛收直三千。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786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曲而已。《旧书·德宗纪》：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京城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从度支奏也。酒之成本几何不可知，恐所加亦必甚巨矣。曲价惟五代时可考。《旧五代史·唐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添征蚕盐钱，及增曲价。先是曲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诏，曲每斤与减价钱三十文。

《新书·兵志》：凡发府兵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此盖马之平价？又云：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天下以一缣易一马。此盖马价最贱之时？《旧书·回纥传》：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此时马价未知如何，然中国所失，必甚巨也。

《新书·食货志》云：代宗时，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量竭，岁负马价，匹亦不过十万余耳。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三月，诏所在府县纠察杀牛卖肉。犯者准条科断。其自死牛即许货卖，肉斤不得过五钱。此肉食之价可考者。

《旧书·皇甫镈传》：宪宗时，内出积年库物付度支估价。例皆陈朽，镈尽以善价买之，以给边军。罗縠缯采，触风断裂，随手散坏。军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边军焚赐之意。镈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库出者，臣以俸钱二千买之，坚韧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诈也。”帝以为然。由是镈益无忌惮。唐史言镈事多诬，前已论之。所言靴价，却可考当时衣着之直也。

《旧书·李实传》：贞元十九年（803年），为京兆尹。二十年（804年）春夏，关中大歉。实方聚敛进奉，以固恩宠。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因入对，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此盖瓦、木最贱之价？然《韦思谦传》：子思立谏中宗云：“比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良吏·吕諲传》：殁后岁余，江陵将吏合钱十万，于府西爽垲地大立祠宇，四时祠祷。则祠庙之不甚宏丽者，所费亦不过自三万至十万耳。

时人用度之数，杂见史传者：《旧书·孟郊传》；郑馀庆镇兴元，奏为从事，辟书下而卒，余庆给钱数万葬送。《新书·隐逸传》：卢鸿卒，玄宗赐以万钱。此丧葬之费也。《旧书·玄宗纪》：开元六年十一月，诏内官、外官三品已上有庙者，各赐物三十匹，以备修祭服及俎豆。此祭祀之费也。又《敬宗纪》：长庆四年十月，宗正寺选尚县主婿二十五人，各赐钱三十万，令备吉礼。《新书·韦皋传》：善拊士，至虽婚嫁皆厚资之。婿给锦，女给银涂衣，赐各万钱。又云：死丧者称是。此婚嫁之费也。士夫、将吏如此。其赐平民者：《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正月，帝在东都，赐城内居民米各十石。《旧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河东地震，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新书》同。又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遣使振恤，溺死者官给棺槥，其家赐物七段。《新书·高宗纪》：开耀元年八月，以河南、河北大水，溺死者赠物，人三段。《旧书·顺宗纪》：即位后，百姓九十已上赐米二石，绢二匹。百岁已上赐米五石，绢二匹，绵一屯。《新书·太宗纪》：贞观三年三月，赐孝义之家粟五斛，八十已上二斛，九十已上三斛。百岁加绢二匹。妇人正月已来产子者粟一斗。十五年四月，赐民八十已上物。独鳏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宪宗纪》：元和元年六月，赐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已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已上粟三斛，物三段。《玄宗纪》：天宝七载五月，群臣上尊号，赐京城父老物十段。此等皆因赏赐赠遗之数，而略可推想其时用度之数者也。唐世钱少，民间交易，用钱者盖寡，故赐平民亦绝不用钱。《旧书·李峤传》：则天将建大像于白司马阪，峤上疏谏曰：“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户。”当时钱少而贵，凡受赐以钱者，自后世观之，数若甚菲，而其实则颇厚也。《新书·张玄素传》：玄素上书太子承乾曰：“今上以殿下父子亲，故所资用不为限节。然诏未六旬，用逾七万，骄奢无艺，孰过于此？”六旬用逾七万，日亦不过千余耳。《旧书·彭偃传》：大历末，东川观察使李叔明请澄汰佛道，偃献议：言“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此似甚觳，然设谓口实岁得万八千，则月得千五百，日食二升，升二十五钱，在当时粜价不为下矣。千钱济得一穷户，非虚言也。

唐景思为边将，为奴所诬，自白云：有钱十千为受外赂。已见第十六章第三节。可见是时虽将吏家，存钱亦不多也。《新书·员半千传》：咸亨中上书自陈，言臣家资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此与汉贡禹自言家赀不满万钱，又云有田百三十亩者同。见《秦汉史》第十五章第一节。可见唐时计赀，田宅及力耕所得，仍在其外。故虽无赀，亦足自立。《旧书·文苑传》：唐次子扶，为福建团练观察使，卒于镇。仆妾争财，诣阙论诉。法司按劾其家财十万贯，归于二妾，时论非之；宜矣。扶事《新书》见《唐俭传》云：奴婢争财，有司按其赀至十余万，时议嗤薄之。十余万，当作十余万贯。《新五代史·唐家人传》：明宗侄从温，为忠武军节度使，诬亲吏薛仁嗣等为盗，悉籍没其家赀数千万。此虽非一人，然其赀亦不薄矣。

置产业者，费钱亦不甚多。《旧书·德宗纪》：贞元五年三月，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左卫率府冑曹参军，赐姓名曰李承绪。仍赐钱千贯，俾自营居业。《怀光传》载诏文云：“任于怀光墓侧置立庄园，待养怀光妻王氏，并备四时享奠之礼。”盖已逾于中人之产矣。《新书·魏征传》：太宗赐以兰陵公主园，其值百万。一园即值千贯，其实可谓厚矣。《旧书·德宗诸子传》：十一县主同月出降，各给钱三百万，使中官主之，以买田业。则又倍于燕八八之赐。

富人赀产之数，略可考见者：《旧书·李义府传》云：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义府信之，聚敛更急切；此徒以钱币言。《韩弘传》云：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已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亦尚未及田宅等也。义府权相，弘骄将，固不足论，然寻常士大夫，家赀亦不可云菲。李元素与妻离绝，诏令与之钱物五千贯，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其家产必倍蓰于此可知。《旧书·高宗纪》：咸亨元年（670年），是岁，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二年二月，雍州人梁金柱请出钱三千贯，振济贫人。能出见钱三千贯，其赀财田宅，必十倍于此，又可知也。此盖富民。《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三月，没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万贯。《元稹传》：稹自叙曰：“分莅东都台，汴州没入死商钱且千万，类是数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王处存传》：“京兆万年县胜业里人。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父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此等则皆商人也。当时豪富人，颇有输财以佐公家之急者，盖名器犹存，以获褒赏为荣也。《旧书·郝处

俊传》：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处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达于时。又其乡人田氏、彭氏以殖货见称。有彭志筠，显庆中，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间语曰：“贵如许、郝，富若田、彭。”此商人也。《严震传》：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以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此则地主富农之流也。

《德宗纪》：建中三年（782年），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国用济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诸道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贯。若获五百万贯，才可支给数月。”今若以借二十大商可得五百万贯，则每商当出二十五万贯；若借十大商，则每商当出五十万贯矣。《通鉴》云：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若以所云数年者为三年；则月费百万缗，当得三千六百万缗；借诸千商，商当出三十六万缗；借诸二千商，商当出十八万缗也。后仅行诸京畿，得钱八十万贯，而人有自缢者。论史者咸病其诛求之酷。然其后元和十二年（819年）颁藏钱之禁，大和四年（830年）复申之，钱十万贯已下，限一周年内处置毕，二十万贯已下，限二周年内处置毕，详见第十九章第四节。此令遍及一切人等，而其限数如此，岂有京畿无一二十大商，海内无一二千大商，能出数十万缗者？然则韦都宾、陈京之策，谓其不易行或竟不能行则可，谓其億度商人訾产之数有误，固不可也。安重诲之死也，疏其家财不及数千缗，而史以为廉，宜矣。世岂有终 其钱，不出之以市田宅、事兴举者？挟厚赀以事兼并，民又安能与之哉？

论稍入，平民之与贵人，亦相去甚远。自居易与元稹书云：“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一月之入，过于一僧终岁衣食之费，其能施及家人固宜。《旧书·常衮传》：与杨绾同掌枢务。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衮奏请加之。时韩混判度支。衮与混各骋私怀，所加俸料，厚薄由己。时少列各定月俸为三十五千。混怒司业张参，止给三十千。衮恶少詹事赵惎，遂给二十五千。太子洗马，实司经局长官，文学为之贰。衮有亲戚任文学者，给十二千，而给洗马十千。有轻重任情，不通时政，多如此类。当时定俸，轻重是否失当，今难质言，然月得三十五千，亦侔于一僧终岁衣食所费矣。故衮等犹以为厚而欲裁减之也。《传》又云：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求清俭之称，与绾之道不同。其实绾徒能清俭，衮则更能综核，以政事论，或更胜于绾也。又云：无几绾卒，衮独当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馔，可食十数人，衮特请罢之。迄今便为故事。又将故让堂封，同列以为不可而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然则贤者当叨忝禄食邪？田弘正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日费约二十万。见第八章第四节。而董秀告陈少游，月费乃过千贯。见第六章第四节。裴冕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旧书》本传。陈少游初结元载，年馈金帛约十万贯。而郭子仪岁入宫俸二十四万贯，私利犹不在焉。亦见《旧书》本传。以钱计者如此。锡以物者，卢鸿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亦十余人食也。《旧书·德宗纪》：贞元二年正月，诏以民饥，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供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若人月食六斗，则宫人当得二千五百矣。又帝即位后，郭子仪加号尚父，月给一千五百人粮，马二百匹草料，人月食六斗，亦当得九千也。《宪宗纪》：元和八年十月，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如闻身殁之后，家无余财，宜岁赐绢二千匹。准开、天时匹绢与石米齐价，亦岁得二千石矣。

豪富人用度之侈，亦殊骇听闻。《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旧唐书·五行志》：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凡造两要，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德宗时，十一县主同月出降，各给费三百万买田业，不得侈用。其衣服之饰，使内司计造，不在此数。是时所司度人用一笼花，计钱七十万。帝损之，及三万而止。《新书·柳公绰传》：孙玭，尝述家训以戒子孙曰：“王相国涯居位，窦氏女归请曰：玉工货钗，直七十万钱。王曰：七十万钱，岂于女惜？但钗直若此，乃妖物也，祸必随之。”《旧书·李光进传》：光颜攻吴元济，韩弘为汴帅，恶其力战，阴图挠屈，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令使者送遗光颜。妇人之饰如此，其侈已可骇矣，犹可说也。王毛仲为人苍头，玄宗以钱五万买得：颜杲卿妹及子泉明女流落贼中，泉明求之，索购钱俱不过三万；皆见《旧书》本传。而裴冕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则畜价百倍于人矣。一僧岁衣食不过三万，而赵岩一饮食必费万钱。《旧书·代宗纪》：大历二年二月，“郭子仪自河中来朝。宰臣元载、王缙，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三月，鱼朝恩宴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公卿大臣列席于坐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新书·吴凑传》：兄子士矩，开成初为江西观察使，飨宴侈纵，一日费凡十数万。《旧五代史·苏逢吉传》：尝于私第大张酒乐，以召权贵，所费千余缗。岂特谚所谓“富人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哉？

史万岁从杨素平江南，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闻者十旬，素上其事，隋高祖不过赐其家钱十万。而梁睿平王谦，赐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两，银三千两。王长述时为信州总管，谦使致书，长述执其使，上其书，又陈取谦之策，亦前后赐金五百两。韦师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奏事称旨，赐钱二百万。唐太宗赏玄武门之功，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此皆兴亡之际，固难以常理论。然隋文帝一幸高颎第，而赐钱百万，绢万匹，与史万岁十万之赐，相去何其县殊？犹曰：“颎久参密勿，宣力有年也。”唐太宗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张行成谏，太宗善之，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此徒以一言，已侔于万岁转战千里之赐。长乐公主将下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谏，上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使赍钱四十万、绢四百匹诣征宅以赐之，则更远过于行成矣。岂真贵口舌于汗马之劳哉？赐达官者以贵人之所人为准，赐下吏者以平民之所入为准也。亦可推见二者之差矣。韦绶授山南东道，辞日诉家贫，请赐钱二百万，则竟公然以为乞请矣。

赏赐如此，赠遗亦然。《旧书·陆贽传》：为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名，贽往谒之。镒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交。及辞，遗贽钱百万。贽不纳，惟受新茶一串。《新书·白居易传》：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居易持节宣谕，布遗之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仇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义不忍，方谕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资竭矣。诏听辞饷。《旧五代史·孔崇弼传》：天福中，迁左散骑常侍。五年（940年），诏令泛海使于杭越。先是浙中赠贿，每岁恒及万缗。时议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何消盈数。有命即无财，有财即无命。”明年，使还，果海中船坏，空手而归。《新书·郝处俊传》：十岁而孤。故吏归千缣賵之，己能让不受。处俊父为滁州刺史。《韩思复传》：岁饥，京兆杜瑾以百绫饷。思复方并日食，而绫完封不发。《冯宿传》：弟定，与宿齐名，于 素善之。在襄阳，定徒步上谒。吏不肯白，乃亟去。闻，斥吏，归钱五十万。定不受。此诸饷遗，并不为菲。惟高尚、李齐物为新平太守，荐诸朝，仅赆钱三万。《新书·逆臣传》。盖寒士道途之费，原不过如此也。然苟能广游诸侯间，裒其所得，仍不为菲。《旧五代史·郑云叟传》：唐昭宗朝，尝应进士举，不第，因欲携妻子隐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云叟乃薄游诸郡，获数百缗，以赡其妻，辞诀而去；则其事矣。

当时为人作文字者，获报颇丰，亦赠遗之类也。《旧书·张嘉贞传》：为定州刺史。至州，于恒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岳祠为远近社赛，有钱数百万。嘉贞自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史书此事，意盖讥其不廉？ 《新书·韩思彦传》：客汴州。张僧彻者，庐墓三十年，诏表其闾，请思彦为颂，饷缣二百，不受。时岁凶，家窭甚，僧彻固请，为受一匹。获旌表者多非悃愊之士，已见第十六章第二节。思彦之不受，盖亦以此？《李绛传》：兴安国佛祠，吐突承璀请立石纪圣德焉，欲使绛为之颂，将诒钱千万。绛上言，请罢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承璀盖亦以货取也？《韦贯之传》：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哉？”《司空图传》：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亦皆视为不义之财。《皇甫湜传》：为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数忤同省。求分司东都。留守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浞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采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此以狂文其贪耳。《五代史补》云：钟传虽起商贩，尤好学重士。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传荐。四远腾然，谓之英明。诸葛浩素有词学，尝为泗州馆驿巡官。仰传之风，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列于启事以投之。十启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赡。传览之惊叹，谓宾佐曰：“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遂以五千贯赠，仍辟在幕下。此尤谄谀不足道矣。

臧贿之可考者，数亦颇巨。《隋书·刘行本传》：雍州别驾元肇言于高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有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则臧不及千，罪已颇重，然史之所载，其数乃有十百千万于此者。杜黄裳纳高崇文赂四万五千贯，乃荐之讨刘辟。弓箭库使刘希先，取羽林大将军孙璹钱二十万，以求方镇，事发赐死，辞相告讦，事连吐突承璀。李齐运荐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受赂数十万计。王锷在河东，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旧书·李藩传》。伊慎为金吾卫大将军，以钱三千万赂宦人，求帅河中。皆以赂求官者也。婺州刺史邓埏，坐臧八千贯，湖南判官马彝，举属令臧罪至千贯。《旧书·窦参传》。窦易直为京兆尹，万年尉韩晤奸臧事发，易直令曹官韦正晤讯之，得臧三十万。宪宗意其未尽，诏重鞫，坐臧三百万。易直以贬金州。陈子昂，县令段简闻其富，欲害之，家人纳钱二十万，令薄其赂。捕送狱，竟死狱中。浑瑊子鐬，累擢至丰州刺史，坐臧七百万。此地方官之臧贿也。崔元略任京兆尹，为桥道使，造东渭桥，被本典郑位、判官郑复虚长物价，抬估给用，不还人工价直，率敛工匠，破用计臧二万一千七百九贯。杨虞卿为吏部员外郎。大和二年（828年），南曹令史李 等六人伪出告身签符，卖凿空伪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钱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虞卿按得伪状，捕 等移御史台鞫劾。称六人共率钱二千贯与虞卿厅典温亮，求不发举伪滥事迹。此下吏之臧贿也。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赂三千余贯，半是拟臧。《旧书·归崇敬传》。则又家人藉势而受臧贿者也。唐玄宗时，中人出使受贿之多，已见第五章第一节。《旧书·郑余庆传》云：自至德已来，方镇除授，必遣中使领旌节就第宣赐，皆厚以金帛遗之，求媚者惟恐其数不广，故王人一来，有获钱数百万者。《孟简传》：简在襄阳，以腹心吏陆翰知上都进奏，委以关通中贵。翰持简阴事，渐不可制。简怒，追至州，以土囊杀之，且欲灭口。翰子弟诣阙进状诉冤，且告简臧状。御史台按验，获简赂吐突承璀钱帛等共计七千余贯匹。是中叶以后，又变本加厉也。太平公主之败，籍惠范家产亦数十万。《旧书·外戚传》。则方外亦不免矣。《新五代史·袁象先传》：子正辞。初以父任为飞龙副使。唐废帝时，

献钱五万缗，领衢州刺史。晋高祖入立，复献五万缗，求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灵武之西吐蕃中，正辞不欲行，复献钱数万，乃得免。正辞不胜其愤，以衣带自经。其家人救之而止。《闽世家》：泉州刺史余延英，尝矫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公下御史劾之。廷英进买宴钱十万。曦曰：“皇后土贡何在？”廷英又献皇后钱十万，乃得不劾。则虽人主亦躬为之矣。

敬宗、穆宗之立，赐神策军甚厚。盖因得之不以其正，非可以常理论。李万荣谋代刘士宁，乘士宁畋城南，召所留亲兵告曰：“天子有诏召大夫，俾我代节度，人赐钱三万。”刘悟之反，李师古令曰：“入郓人赏钱十万。”皆见《新书·藩锁传》。《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952年），平慕容彦超，诸处差到人夫内有遭矢石者，各给绢三匹。皆与历代平民之赐，数略相近。《旧书·刘玄佐传》：谓李万荣谋篡士宁，许其兵人赐钱三千贯，盖三十贯之误也？武元衡之死，诏京城、诸道能捕贼者赏钱万贯，仍与五品官。乃积钱三万贯于京都市。《旧书·宪宗本纪》元和十年（815年）。此亦特异之事，不可以常理论。

第二节 地 权

自北魏立均田之制，周、齐皆仍之，隋亦承之。《通典》云：隋文帝自诸王已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至百顷，少至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植以桑及枣。其田宅，率三口给一亩。《新唐书·食货志》云：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旧书·职官志》：户部，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少后多。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旧书·职官志》：户部，凡给口分田，皆从便近。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授。又云：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又云：凡新附之户：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课；秋以九月，课役皆免。徙宽乡者，县覆于州，出境则覆于户部，官以闲月达之。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没外蕃人，一年还者给复三年，二年者给复四年，三年者给复五年。浮民、部曲、客女纵为良者，附宽乡。案乡有宽狭，授田又须先贫后富，先有课役而后无课役者；即可见其田不给授。《困学纪闻》引刘氏曰：“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又引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给田之制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案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因京辅、三河地少人众，议者咸欲徙就宽乡，文帝尝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事见第十六章第四节，则如法授田，隋初已不能行矣。《隋书·炀帝纪》：大业五年正月，诏天下均田。《通鉴》同。《地理志》：是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干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亦人得一顷余，然计账之不实久矣，文帝所不能行者，而谓炀帝能行之邪？此所谓均田者，当亦是均税，与周世宗事同，见下。

田不给授，非由生齿之日繁，实由豪强之兼并。盖人不能无缓急，官无救贫之政；货力为己之世，任恤亦非可常恃；则土田之卖买，必不可免，卖买盛而井授之意荒矣。《新书·食货志》述开元时事云：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强并兼，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此其势岂可行邪？《通典》谓其时并兼逾汉成、哀。至于代宗，卒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德宗相杨炎，遂立两税之法，丁税与田税分离，而均田之法，告朔饩羊之意尽矣。自晋武帝定户调式至此，适得五百年。

租庸调之法既废，则卖买愈得恣行无忌。《旧书·宪宗纪》：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任帖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县收管。盖赐田本不许卖，至此亦不能禁也。《卢群传》：贞元十六年（800年），拜天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及为节度使，至镇，各与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新书》云：群尝客于郑，质良田以耕。至是则出券贷直，以田归其人。云质田以耕恐误。观《旧书》之文，其田必分在数县，不徒躬耕，即雇人耕而己督之，力亦岂可及邪？合上条观之，而知卖买之外，典质亦甚通行矣。《哀帝纪》：天祐二年十月，敕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论为世业，须烦案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句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此诏虽指旧私田为公田，然于自行差人句当者，仍不夺之；已耕垦者，虽禁追认，亦仍许买置；则所谓既供军赋，即系公田者，乃谓当其耕垦时，国家视同公田而许之，非谓既经耕垦之后，仍以为公田也。

有官自为豪强，以事兼并者，职分田、公廨田等是也。唐制，文武官皆有职分田，亲王以下有永业田，其数并不为少。职分田自十二顷至八十顷，永业田自百顷至六十顷，皆见《新书·食货志》。京师及州县，又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费。内官职分田，皆给百里内之地。永业田，五品以上受于宽乡，六品以上受于本乡。此并不易给，而内官之职田尤甚，故屡罢之以授民，然终不能绝。贞观十一年（637年），以职田侵渔百姓，诏给逃还贫户，视职田多少，每亩给粟二升。十八年（644年），以京兆府、岐、同、华、邠、坊州隙地、陂泽可垦者，复给京官职田。开元十年（722年），籍内外职田，赋逃还户及贫民。十八年（730年），复给京官职田。二十九年（741年），以京畿地狭，计丁给田犹不足，诸司官在都者，给职田于都畿，以京师地给贫民。《新书·庾敬休传》：敬休以文宗时为户部侍郎，言蜀道米价腾踊，百姓流亡，请以本道阙官职田振贫民，诏可。则并有官已阙而犹不还之于民者矣。其后具籍之以给军粮焉。事在上元后。大历二年（767年），复给京兆府及畿县官职田，而以其三分之一供军饷。职田及廨田等，皆由民佃而收其租。《新书·食货志》云：凡给田而无地者，亩给粟二斗；此盖法令所定租额？然《志》又云：开元十九年（731年），置职田顷亩簿，租价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则三倍元额矣。又云：天宝十二载（753年），杨国忠以两京百官职田送租劳民，请五十里外输于县仓，斗纳直二钱，百里外纳直三钱，使百官就请于县。上元元年（760年），复令京官职田以时输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臧论。是佃职田者，又有加耗及输送之劳也。又云：开元末，诏公廨职田有桑者毋督丝课。元和十三年（818年），以职田多少不均，每司草粟，以多少为差，则又取诸粟米之外矣。元稹《同州均田状》云：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而诸色职田，每亩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州县抑配百姓租佃，有隔越乡村，被配一二亩者。并有

身居市井，亦令虚额出租者。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皆与职田相似。要之，官税轻而私租重，官乃自为地主，效私家之收租而已。故曰：官自为豪强事兼并也。

永业田等定制外，权贵之特蒙赐与者亦多。杨素平江南，赐公田百顷，已失之厚；后为独孤皇后陵，又赐田三十顷，则更为无名矣。犹曰：素久居权要也。来和，徒以善相术，开皇末上书自陈，言龙潜时已知高祖之贵，亦赐田十顷，此岂恭俭者之所为邪？炀帝幸榆林，还过张衡宅，赐宅旁田三十顷，自更不足责。唐世则李 来降，给田五十顷。李子通降杜伏威，伏威送之京师，赐宅一区，田五十顷。元结曾祖仁基，从太宗征辽，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刘幽求，睿宗立，赐良田千亩。让皇帝既让储位，赐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田悦将符令奇，悦叛，命子璘降唐，见杀，赐璘晋阳第一区，祁田五十顷。皆其较厚者也。《旧书·于志宁传》：尝与张行成、高季辅俱蒙赐地。奏曰：“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申私让。”高宗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新书·李袭志传》：弟袭誉，尝谓子孙曰：“吾性不喜财，遂至窭乏。然负京有赐田十顷，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树桑，事之足以衣。”《柳宗元传》：宗元诒京兆尹许孟容书曰：“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牛僧孺传》：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可见士夫于先业，守之颇笃。夫其守之弥久，则平民之得之愈难矣，而在势者又乘时豪夺。杨素，《隋书》传言其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唐李憕虽称忠义，然《旧书》传言其丰子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郑岩，天宝中仕至绛郡太守，入为少府监，产业亚于憕。《新书·卢从愿传》：数充考校使，宇文融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估良田数百顷。玄宗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后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融或不免要功近利，从愿亦终为鄙夫也。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元载，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宋彦筠，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国。将终，以伊、洛间田庄十数区上进。彦筠入城都，据一甲第，因微忿杀其主母，事见第三节。自后常有所睹，心不自安，乃修浮屠以禳之，故临终有此举。刘弘病，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顷，曰：“使贤，固不藉多财，即不贤，守此可以脱饥冻。”余悉散之亲党，则为贤者矣。王绩、陆龟蒙，号称隐逸。然绩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又有奴婢数人。龟蒙居松江甫里，亦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虽曰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常苦饥，身畚锸茠刺无休时，然又能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其所占地，亦不为少矣。甚者如《新书·宦者传》言：玄宗时，中人占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什六；民复何以自业哉？长孙无忌族叔顺德，太宗时刺泽州，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占部中腴田数十顷，夺之以给贫单。贾敦颐，永徽五年（654年），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旧书·良吏传》。《新书》云：举没三千余顷。案此租庸调法存时，多占犹为非法也。两税行而此意尽矣。此等人盖不多遘矣？隋文帝时，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地以给民。王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士，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人田不足不患，岂知治之言乎？

《新书·罗立言传》：迁河阴令。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下令使自筑其处。吏籍其阔狭，号于众曰：“有不如约，为我更完。”民惮其严，数旬毕。民无田者不知有役。合天祐二年（905年）之诏观之，知城市中地，亦均为豪富所占矣。

寺观亦为占地者之一。《旧书·王缙传》言：代宗时，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是也。此乃京畿之地，又直君相崇信深挚之时，寻常自不能然。《新书·食货志》：武宗废浮屠，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以口除田，人得一顷余，似亦与平民相去无几。但人民受田，徒有空文，即得之亦须赡一家，而僧徒则徒以奉一身，则即以占田论，所享亦倍蓰于民不翅矣，况又得坐享布施乎？此度牒之所以贵欤？

多田者或不善经营。如《旧五代史·世袭·李从 传》，言其汧、陇之间，有田千顷，竹千亩，恐夺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阳父老，再陈借寇之言是也。此言即实，亦系罕遘之事，寻常则取之甚酷。陆贽均节赋税之奏曰：“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人擅相吞，又无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货其种子，贷其田庐。终岁服劳，日无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此？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其剥削之情形，可以想见矣。

《通鉴》：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郑光庄吏恣横，胡《注》曰：庄吏，掌主家田租者也。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寘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廷用臣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殢我不置，卿与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挠卿法，殊以为愧。”澳归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新书·澳传》云：帝问其故。澳具道奸状。且言必置以法。帝曰：“可贷不？”答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画一法独行于贫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为输租，乃免。又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衡山指挥使廖偃，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率庄户及乡人悉为兵，胡《注》曰：佃豪家之田而纳租，谓之庄户。与彭师暠共立希萼为衡山王。观此二事，知当时所谓庄者，亦颇足为政治之梗也。

农民恒乐自有其田，故以其所佃者畀之，则其效立见。《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三年正月乙丑，诏诸道州府系属户部营田及租税课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国军榷盐务、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管旧额。其职员节级，一切停废。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仍仰县司给与凭由。应诸处元属营田户部院及系县人户所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并与除放。所有牛犊，并赐本户，宫中永不收系云。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又东南郡邑，各有租牛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至是特与除放。未几，京兆府庄宅务及榷盐务，亦归州县依例处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货之，当得三十万缗，亦可资国用。帝曰：“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通鉴》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营田之由来如此，原其故，亦不过官以收税为不足，欲自同于私家之收租；而挟官力以为之，则其暴又有甚于私家者。周祖能毅然除之，其度量诚超越于当时之武人矣。是岁十一月，又废共城稻田务，任人佃莳。亦见《旧史·本纪》。又《通鉴》：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唐主诏淮南营田，害民尤甚者罢之。其弊亦必有不可忍者也。

《旧书·宣宗纪》：大中三年（849年），既复三州七关，制曰：“其秦、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旧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正月乙未，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此等无主之地，并可收为官有，而皆许为私业者，非此固无以劝耕也。

碾硙私有，亦为厉民之一大端。杨素、李林甫，事已见前。《新书·王方翼传》：迁肃州刺史。仪凤间，河西蝗，独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馁死，皆重茧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钱，作水硙，簿其赢以济饥瘵。构舍数十百楹居之。全活甚众。即此一事，可见其利之厚。而倚以剥削者遂相踵。《李元纮传》：仕为雍州司户参军。时太平公主势震天下，百司顺望风指。尝与民竞碾硙，元纮还之民。长史窦怀贞，大惊，趣改之。元纮大书判后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摇也。”开元初为万年令，赋役称平。擢京兆少尹。诏决三辅渠。时王、主、权家，皆旁渠立硙，潴堨争利。元纮敕吏尽毁之，分溉渠下田。民赖其恩。此两事可谓差强人意。然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莫能正也。玄宗晚年，纲纪可谓颓弛尽矣。《李栖筠传》：进工部侍郎。关中旧仰郑、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硙利且百所，夺农用十七。栖筠请皆彻毁，岁得租二百万。《诸公主传》：代宗女齐国昭懿公主，下嫁郭暧。大历末，寰内民诉泾水为硙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干以请，诏彻硙，以水与民。时主及暧家皆有硙，匄留。帝曰：“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倡。”即日毁。由是废者八十所。二者所述，盖即一时之事。亦可谓差强人意。然《旧书·李吉甫传》言其再入相时，京城诸僧，有以庄硙免税者。吉甫奏曰：“钱米所征，素有定额。宽缁徒有余之力，配贫下无告之民，必不可许。”宪宗乃止。权戚虽遭裁抑，缁徒仍敢觊觎，可见其所去不过泰甚不可忍者，其未至此者，则习焉而不以为怪矣。僖宗幸蜀，赐陈敬瑄上都田宅邸硙各十区，更不成话。

五代之世，有志于均税者为周世宗。《旧史·本纪》云：显德五年七月丁亥，赐诸道节度使《均田图》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户民租赋。帝因整其文集而善之，乃写其辞为图，以赐藩郡。时将均定赋税，故先以此图遍赐之。《新史·本纪》论曰：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困学纪闻》曰：考之《会要》，世宗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赐诸道。《崔颂传》云：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颂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史谓元稹图，误也。《续通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赋，帝览文集而善之，写其辞为图以赐。案《会要》载诏辞云：“近览元稹《长庆集》，见在同州对所上《均田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性，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传于方策，可得披寻。因令制素成图，直书其事。庶王公观览，触目惊心。利国便民，无乱条制。背经合道，尽系变通。但要适宜，所冀济务。繄乃勋旧，共庇黎元。今赐元稹所奏《均田图》一面，至可领也。”不云今所制元稹《均田图》，而曰元稹所奏《均田图》。《通鉴》记此事亦曰：帝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窃疑稹奏本自有图，而后来之传本佚之，即深宁亦未得见。若欧阳公及司马公之语，则自本旧文，不可谓之误也。不然，今稹集所存奏文，辞甚简略，安见所谓曲尽其情者哉？惟欧《史》言王者之政自此始，使人億想世宗似有意于裒多益寡，大均天下之土田，则易致误会。稹在同州，推行之节目，虽已无存，其指意则寻绎奏文，自有可见。除论职田等弊已见前文外，大要言：“当州两税地，并是贞四年检责。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人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侧近，日有沙砾填掩。百姓税额已定，皆是虚额征率。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州县转破，实在于斯。”其措施，则令百姓自通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据其所通，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余为见定顷亩。乃取两税之额均配。职田、州使田、官田等，则皆以与百姓。其意只是除无田之税，出无税之田，非谓夺诸连阡接陌之家，以畀无地置锥之子。乃均税，非均田也。《通鉴》又载是岁诏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盖即《崔颂传》所谓遣使均诸道租赋者也。此虽未足语于本原，而在当时，则自为善政矣。

山泽之利，亦有为豪强所擅者。《隋唐·地理志》云：梁州，其边野富人，多规山泽，以财物雄使夷僚，故轻为奸臧，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新书·王播传》：弟子式，为明、越观察使，以平仇甫。余姚民徐泽，擅鱼盐之利，慈溪民陈瑊，冒名仕至县令，皆豪纵，州不能制。式曰：“甫窃发不足畏，若泽、瑊乃巨猾也。”穷治其奸，皆榜死。此等事多在山海之滨。以政令之力，至此遂成弩末耳。

第三节 侈靡之俗

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盖承南北朝之后，南方既习于纵恣，北方又渐染胡俗也。隋、唐王室，皆承魏、齐、周之旧风，未能革正，而安、史之乱作，安、史乱后，则武夫攘臂，又复于魏、晋以来割据分裂之局矣。从来论风俗者，皆狃于旧说，以为上好礼则举国从风，此乃氏族之世，上下生活本无大差殊，而一群之人，咸有其必遵之轨范，故制礼节则年虽大杀，众不恇惧。至国家兴而上下等级，截然画分。其生活本不相侔，抑且彼此隔绝。上奢纵，下未必能效之，上节俭，化亦不及于下，风行草偃，徒虚言耳。历代所谓奢侈，只是政府中人，次则驵侩者流，承平既久，获利愈丰，其所以自奉养者，遂纵恣而无极。至于闾陌之民，则虽时和年丰，兵革不作，其为人所役属，含辛茹苦如故也，夫安得而奢纵？以风俗之侈靡，归咎于举国之人，一若其无不违礼者，缪矣。然居高明者而能节俭，惠未必及于下，及其奢纵，则由物力之屈而诛求愈甚，终至民不聊生，干戈起而举国之人咸受其弊矣。此则可为浩叹者也。

史家极称隋文帝之恭俭，谓其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举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为证。《隋书·本纪赞》。此亦庶僚为然耳，居高明者，奢纵曷尝少减？如杨素即其一也。贺若弼，史称其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罗绮者数百，功名之士如此，下焉者可知。《旧唐书·宗室传》：河间王孝恭，性奢豪，重游燕，歌姬舞女，百有余人。陇西王博乂，高祖兄子。有妓妾数百人，皆衣罗绮，食必粱肉。朝夕弦歌自娱，骄奢无比。皆前世之余风也。太宗虽享美名，实亦奢侈，高宗以后愈甚，说已见前。《旧书·五行志》：神龙元年（705年），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以上直言极谏。右卫骑曹宋务先疏曰：“数年已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观今之甿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私谒。乐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诚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涤瑕荡秽。”读此疏，当道者恣行剥削之情形，可以概见。《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时上荒于酒乐，公著因对讽之。穆宗诚为荒淫，然公著所言士大夫之弊风，必不能无中生有也。《郑覃传》：文宗谓宰臣曰：“朕闻前时内库惟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新书·诸公主·顺宗女汉阳公主传》：文宗尤恶世流侈。因主人问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对曰：“妾自贞元时辞宫，所服皆当时赐，未尝敢变。元和后数用兵，悉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于人间，狃以成风。”观此，知世愈乱，奢侈愈甚。盖乱世虽四海困穷，自有乘机幸获者，奢侈之甚，由贫富之不均，非由物力之丰足也。因此乃愈以召乱。《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云：唐庄宗遣李严聘蜀。衍与俱朝上清。蜀都庶士，帘帷珠翠，夹道不绝。严见其人物富盛而衍骄淫，归乃献策伐蜀。以区区之蜀，而其慢藏诲盗如此，况其大焉者乎？

唐初虽失之侈，尚非不可挽救，流荡忘返，实始高宗，至武后而大纵，玄宗初，颇有志惩革，后乃变本加厉，事具见前。其时权戚，为太平公主、李林甫、杨国忠等无论矣。即下于此者，亦复豪无轨范。如王琚，史言其著勋中朝，又食实封，典十五州。常受馈遗。下檐帐设，皆数千贯。玄宗念旧，常优容之。侍儿二十人，皆居宝帐。家累三百余口。作造不遵法式。每移一州，车马填路，数里不绝。携妓从禽，恣为欢赏，垂四十年焉。此等人而亦漫无裁制，能无速天下之乱乎？天宝丧败，余风未殄。裴冕徒以劝进，实无大功，乃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眼，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纲纪如此，而克复两京，平相州，宁非天幸？不特此也。邵说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朝义之败，降于军前。郭子仪爱其才，留于幕下。累授长安令、秘书少监，迁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干称。谈者或以宰相许之。金吾将军裴儆谓谏议大夫柳载曰：“以鄙夫所度，说得祸不久矣。且说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剧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廷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力屈然后降，朝廷宥以不死，获齿班序，无厚颜，而又皇皇求财，崇饰第宅，附托贵幸，以求大用。不知愧惧，而有得色，其能久乎？”然后亦不过贬谪而已。此无他，风气既成，故举朝皆顺逆不明，莫知其非也。元载等之怙权黩货，复何怪乎？

至于武人，则尤不可说。郭子仪，元勋也，史称其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旧书》本传。案此语出于裴垍，见《新书·传赞》。《传》述其事曰：“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当民挼穗供军、裂纸为裳之日而如此，于汝安乎？《传》又云：子仪薨后，杨炎、卢杞相次秉政。奸谄用事，尤忌勋族。子仪之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讦细过，相次贬黜。曜子仪长子。家大恐。赖宰相张镒，力为庇护。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夺田宅、奴婢。曜不敢诉。德宗微知之。诏其家前时与人为市，以子仪身殁，或被诬构，欲论夺之，有司无得为理，方已。史又称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盖其为人本无足疑忌？子仪战略，本无足称，特乘安、史之自败而成功耳。故《旧书》本传，亦谓其威略不逮李光弼。《旧书》所著评语，多系时人议论，恶直丑正处甚多，然亦时有真知灼见也。其于御下，则失之宽纵，故下皆乐就之，然亦无为之死党者。杨炎、卢杞等构之何为？然则群起而攻之者，特睨其财而思夺之耳。彼其与人为市，岂得无所侵陵？然则目击其侈，穷人欲而不之罪者，其人果君子乎？马璘、马燧、李晟皆号称名将。璘、燧皆身为纵侈。晟与子愬，世济其美，而愿、听皆骄以亡身。高崇文之入成都，珍宝山积，市井不移，而及其去也，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以自随，蜀都一罄。然则一时以节制称者，其人又可终恃乎？而严武、郭英乂、崔宁、陈少游辈之公然攘夺者，更无论矣。逮于末叶，裂冠毁冕愈甚，遂有如高骈在淮南之所为，而五代偏方之国踵之。其残民以逞，可胜道哉？

又不必武夫也。白居易，士大夫之贤者也。而其自叙所居曰：“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要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此竭几农夫、几绩女之力，而后能供之乎？《旧书·杜亚传》曰：出为淮南节度，承陈少游之后，淮南之人望其划革旧弊，而亚自以才当公辅，连出外职，志颇不适，政事多委参佐。招引宾客，谈论而已。又盛为奢侈。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万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段文昌传》曰：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物议贬之。然则所谓书生者，又岂大愈于武夫哉？

五代风气，更如横流溃决，不可收拾。贵戚如袁象先，世臣如赵岩，手握重兵，关系存亡者如杨师厚、杜重威，皆不知有君，不知有国，惟贿之求；而文臣如苏逢吉等，亦肆无忌惮。景延广身构滔天之衅，石晋而亡，岂有全理？乃犹大治第宅，园置妓乐，惟意所为。终以顾虑其家，不能引决，为虏所絷。桑维翰智计逾于延广矣，而欧《史·贾纬传》言：汉隐帝时，诏与王伸、窦俨等同修晋高祖、出帝、汉高祖实录。初维翰为相，恶纬为人，待之甚薄。纬为《维翰传》，言维翰死有银八千铤。翰林学士徐台符以为不可，数以非纬。纬不得已，更为数千铤。纬讦维翰之贿，或出私意，然谓维翰不好贿，不可得也。《五代史补》云：高郁与马殷俱起行阵，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银叶护其四方，自内至外皆然，谓之拓里。其自奉过差皆此类，不亦匪夷所思乎？

此等贪冒，不待充类至义之尽，业已行同盗贼矣，乃又有甚于此者。《旧书·王锷传》：子稷。锷在藩镇，常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广治第宅。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长庆二年（822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致本州军乱，杀稷。其室女为全略所掳，以妓媵处之。《胡证传》：素与贾 善。及李训败，禁军利其财，称证子溵匿，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军人执溵入左军，仇士良命斩之以徇。是内外军人，皆躬为杀人越货之行也。《旧五代史·张筠传》云：雍州康怀英以病告，诏筠往代之。比至，怀英已卒，因除筠为永平军节度使、大安尹。怀英在长安日，家财甚厚。筠尽夺之。泾阳镇将侯莫陈威，前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筠乃杀威而籍其家。同光末，随魏王继岌伐蜀。奏弟篯权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驿，庄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驿骑尽戮衍族。所有奇货，尽归于延嗣。俄闻庄宗遇内难，继岌军次兴平，篯乃断咸阳浮桥，继岌浮渡至渭南死，一行金宝妓乐，篯悉获之。俄而明宗使人诛延嗣，延嗣暗遁，衍之行装，复为篯有。《秘琼传》云：董温琪为镇州节度使，擢琼为衙内指挥，倚以腹心。及温琪陷蕃，琼乃害温琪之家，载其尸，都以一坎瘗之。温琪在任贪暴，积镪巨万，琼悉辇之以藏其家。遂自称留后。高祖即位，遣安重荣代之。授琼齐州防御使。琼不敢拒，橐其奇货，由邺中赴任。先是邺帅范延光谋叛，遣衙将范邺持书构琼，琼不答，延光深忿之。及闻琼过其境，密使精骑杀琼于夏津，以灭其口。一行金宝侍伎，皆为延光所有。而后来杨光远之杀延光，又未始不以其贿也。《李金全传》云：晋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将王晖杀节度使周瑰。诏遣金全以骑兵千人镇抚其地。未及境，晖为部下所杀。金全至，乱军数百人皆不安。金全说遣赴阙，密伏兵于野，尽杀之。又擒其军校武彦和等数十人斩之。初金全之将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晖之乱，罪莫大焉。但虑封守不宁，则民受其弊。”因折矢飞诏，约以不戮一人，仍许以晖为唐州刺史。又谓金全曰：“卿之此行，无失吾信。”及金全闻彦和等当为乱之日，劫掠郡城，所获财货，悉在其第，遂杀而夺之。《郑仁诲传》云：王殷受诏赴阙，太祖使仁诲赴邺都巡检。及殷得罪，仁诲不奉诏，即杀其子，盖利其家财妓乐也。《宋彦筠传》云：伐蜀之役，率所部从康延孝为前锋。入成都，据一甲第。第中资货巨万，妓女数十人，尽为其所有。一旦与其主母微忿，遽击杀之。《王守恩传》云：历诸卫将军。开运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时因假告归于潞。潞州节度使张从恩，惧契丹之盛，将朝于契丹，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请权为巡检使。从恩既去，守恩以潞城归于汉祖，仍尽取

从恩家财。此等皆杀人越货者所不为，而此辈忍为之，又岂独豺狼当道乎？然身亦未尝不受其祸。《白再荣传》云：高祖以为镇州留后。为政贪虐难状，镇人呼为白麻苔。未几，移授滑州节度使。箕敛诛求，民不聊生。乃征还京师。周太祖入京城，军士攻再荣之第，迫胁再荣，尽取财货。既前启曰：“某等尝趋事麾下，一旦无礼至此，今后何颜谒见？”即奋刃击之，挈其首而去。后家人以帛赎葬之。《安叔千传》云：契丹以为镇国军节度使。汉高祖入，立罢归京师。自以尝私附契丹，颇怀愧惧，以太子太师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师，军士大掠。叔千家赀已尽，而军士意其有所藏，棰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卒，年七十二。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处其境者自不悟耳。

《隋唐·李德林传》云：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正严冬，单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谌者，仆射之兄。因休假还乡，车服甚盛。将从其宅诣德林赴吊。相去十余里，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此与杨绾相而郭子仪自减其坐中声乐同。知守礼，则虽富而不敢骄。虽非善俗之本，较之随俗波靡者，自为贤矣。《柳公绰传》言其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此虽未能振施，亦愈于坐视人之饥而饮食若流者也。段秀实，史言其清约率易。非公会不听乐饮酒，私室无妓媵，无赢财，退公之后，端居静虑而已。陆长源，史言其清白自将。去汝州，送车二乘，曰：“吾祖罢魏州，有车一乘，而图书半之，吾愧不及先人。”此并志士，清节挺挺，终死义烈，良非偶然。刘晏、韩滉，皆非纯白，然晏，史言其所居修行里，粗朴卑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既死，簿录其家，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滉，史言其虽宰相子，而性节俭。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蔽风雨；当门列戟，以父时第门不忍坏，乃不请。堂先无挟庑，弟洄稍增之。滉见即彻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坠。若摧圮，缮之则已。安敢改作，以伤俭德？”居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自始仕至将相，乘五马，无不终枥下。此亦功名之士，所好自与流俗殊也。冯道，丁父忧，持服景城，遇岁俭，所得俸余，悉振乡里，所居惟蓬茨而已。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一日上谒，既退，明宗顾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道盖以俭德避祸者也。张仁愿兄仁颖，善理家，勤而且约。妇女衣不曳地。什物多历年所如新市。此乃田舍翁善居积者。姚，不知钱陌铢两之数，御家无法。卒之日，家无余赀，官为赗赠乃能敛。崔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则适与相反耳。皆不足尚也。

游观燕乐，为人情之所不能无，古人乃因之以置节，此原不足为病。然其后踵事增华，寖忘初意，则其弊有不可胜穷者矣。此等事不胜枚举，生日之浪费，其一端也。庆祝生辰，古无此举，盖因其时尚无历日之故。故唐人尚以其事为胡俗。《旧书·韦绶传》：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时政道颇僻，敕出，人不敢议。久之，宰相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终寝。《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注》引《容斋随笔》，谓明年复行贺礼，受贺之事，盖自长庆至今用之，则其失卒未能正。然在唐时，夫固人知其非礼。《新书·唐临传》：孙绍，中宗时为太常博士，四时及列帝诞日，遣使诣陵如事生，绍以为非礼，引正谊固争，亦其一证。臧荣绪以宣尼庚子日生，是日陈五经而拜之，为史言生日之始。亦渐染胡俗者也。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下诏言六月十三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见《隋书·本纪》。为帝王自言生日之始。然此尚出于追念劬劳，为亡者资福之意，非以其日称庆也。唐玄宗始以生日为千秋节，令天下诸州燕集，休假三日。仍编为令。《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七年（729年）。《通鉴》云：寻又移社就千秋节。《注》云：后改千秋节为天长节。自此，历代帝王，皆以生日置节。唐惟德、顺、宪、穆四朝，不立节名。然德宗生日，王虔休仍作继天诞圣乐以进。《旧书·哀帝纪》：帝以八月丙午即位，甲寅，中书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请以其日为乾和节，从之。丁巳，敕乾和节方在哀疚，其内道场宜停。庚申，敕乾和节文武百寮、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于天际，节宜辍于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是时唐已朝不保夕，而旬日之间，因生日降敕者四焉。岂不哀哉？《新书·礼乐志》论玄宗，谓其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志》又云：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其荒淫如此。然自此已后，休假燕乐，遂成故事矣。《旧书·文宗纪》：开成二年九月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谕朕怀，广置斋筵，大集僧众，非独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灵。自今宴会蔬食，任陈醋醢，永为常例。”观此。知广置斋筵，费转甚于陈醋醢者也。又敕：庆成节宜合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延英奉觞宜权停。盖自甘露变后，帝居常忽忽不怿之故？然于燕集则无损也。休假例为三日，节日及节前后，各一日，至五代未改，见《旧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907年），《末帝纪》乾化元年（911年），《唐明宗纪》天成元年（926年）。武宗即位，以二月十五日为玄元皇帝降生日，立为降圣节，休假一日，见《旧书·本

纪》。《旧史·唐明宗纪》：天成三年正月，中书上言：“旧制降圣节应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请准近敕。”从之。则亦尝有三日之制矣。《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中书、门下奏：“遇千春节，凡刑狱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后请重系者即候次月，轻系者即节前奏覆决遣。”从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二月，诏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宰、辄滞刑狱，则其废事，又有出于休假之外者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甲申之诏，《旧纪》上无九月字，然是年八月壬辰朔，其月不得有甲申，故知纪夺九月字也。玄宗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亦见《旧书·本纪》。吏部尚书崔日用采《毛诗·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表上之。其后改称天长节，则张九龄献《金镜录》。德宗诞日，皇太子献佛像。此尚未为多费，且颇有箴规之意。然藩镇遂藉进献以邀恩，并有借此以牟利者。如王智兴以敬宗诞月，于泗州置僧坛度人，人纳二缗，李德裕谓江淮已南，当失六十万丁壮，则智兴可得百二十万缗矣。藩镇进奉，流弊孔多。《新书·常衮传》言代宗诞日，诸道争以侈丽奉献，不则为老子、浮屠解祷事。衮以为节度、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织也，类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请皆还之。然《食货志》言代宗于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加以恩泽，则岂徒不能还之而已。齐映为银瓶高八尺，于德宗诞日以献，见第七章第六节。《旧书·卢征传》：贞元八年（792年）春，同州刺史阙，特诏用征。数岁，转华州刺史。故事，同、华以地近人贫，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征遂竭其财赋，有所进献，辄加常赋，人不堪命。《新书·郑珣瑜传》：为河南尹。未入境，会德宗生日，尹当献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视事，且纳贽。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献，礼欤？”不听。盖群下之务求自媚如此。《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907年），大明节，内外臣寮各以奇货良马上寿。二年（908年），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三年（909年），诸道节度、刺史及内外诸司、使，咸有进献。《明宗纪》：即位后，诏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晋高祖纪》：天福六年正月，诏应诸州无属州钱处，今后冬至、寒食、端午、天和节及诸色谢贺，皆不得进贡。是其余风至五代而未殄也。《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三月，“邺都留守高行周，兖州符彦卿，郓州慕容彦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镇州武行德，安州杨信，潞州常思，府州折从阮，皆自镇来朝，嘉庆节故也。”则诸州镇于进奉之外，又有身自来朝者。《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九月，伪吴杨溥遣使以应圣节贡献，则邻国亦有来者矣。此又徒增馆驿宴犒之费而已。《旧书·睿宗诸子传》，谓玄宗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燕乐。《旧史·晋少帝纪》：天福七年七月，遣中使就中书赐宰臣冯道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坚让不受。道丧父在其仕后唐时，见上，此不可谓早，盖以其赐为非礼，故托辞以谢耳。则不徒君上，即臣下亦以其日事燕乐，相馈遗。而生辰称庆，遂成习俗矣。苦乐皆有生后事，论生则本无可欣，亦无可戚，遇生日而称庆者，与谓有生为忧患之始，同为不达。必谓其日足为记念，则如契丹有再生之仪，《辽史·礼志》：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直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妇人执酒，一叟持矢箙，立于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奠讫，皇帝出寝殿，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释服，跣，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妪致词，拂拭帝躬。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采结等物赞祝之。豫选七叟，各立御名，系于采，皆跪进。皇帝选嘉名受之。赐物。再拜退。群臣皆进襁褓采结等物。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此仪于行柴册仪前亦行之。《辽史》云：二仪皆阻午可汗所制。犹使人穆然于生我之劬劳，行遗体之不可不慎，且懍然于赤子之心之不可失，思更始自新也。而嬉游

废业，以事宴乐，则其志荒矣。此亦俗之流失，不可不思变革者也。

《旧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已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日生者粟。《高宗纪》：龙朔二年六月已未朔，皇子旭轮生。七月丁亥朔，以东官诞育满月，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案旭轮此时非东宫，《新纪》云以子旭轮生满月大赦，赐酺三日是也。又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开耀元年（682年）为永淳元年。观此数条，知生子满月相庆，唐时亦已有之。五品赐宴，已为浪费，赐粟、赐酺，亦滥恩，大赦则更成乱政矣。

禁奢之令，仍历代有之，但皆无验耳。《旧书·高宗纪》：永隆二年正月，诏雍州长史李义玄禁紫服赤衣及商贾富人厚葬。玄宗开元二年（714年）禁令，已见第四章第一节。《新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十二月，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旧书·代宗纪》：广德二年五月，禁钿作珠翠等。大历六年四月，诏绫锦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师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及大 绵竭凿六破已上，并宜禁断。其长行高丽白锦，大花绫锦，任依旧例织造。《新书》云：禁大 竭凿六破锦，及文纱、吴绫为龙凤、麒麟、天马、辟邪者。《新书·德宗纪》：即位后赦文：“士庶田宅，车服逾制者，有司为立法度。”《旧书·文宗纪》：大和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着纱縠绫罗等衣服。十一月，南郊礼毕，大赦节文：禁止奇贡，云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弃。四年四月，诏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六年六月，右仆射王涯奉敕准令式条疏士庶衣服、车马、第舍之制。敕下后浮议沸腾。杜悰于敕内条件易施行者宽其限，事竟不行。公议惜之。《新书·车服志》：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棕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惟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

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王涯传》：文宗恶俗侈靡，诏涯惩革。

涯条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八年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诏云：“比年所颁制度，皆约国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谓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于习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衣服、舆马，并宜准大和六年十月七日敕。如有固违，重加黜责。”六年十月七日敕，盖即杜悰之所条也？

毁非礼之物者：文宗敕纤丽机杼，敕到一月焚弃，已见前。隋文焚绫文布，见第二章第一节。秦王俊薨后，所为侈丽之物，亦悉命焚之。《旧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630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曰：“陛下初平东都，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又曰：“今时功力，何为隋日？役创夷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然天下翕然，讴歌至德。今若遵旧制，即是隋后复兴。五六年间，趋舍顿异，何以昭示子孙，光敷四海？”《窦琎传》：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宫。琎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通鉴》：玄宗开元二年三月，毁天枢。《旧书·本纪》云：“去年九月，有诏毁天枢，至今春始。”语不可解，盖下有夺文。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旧书·本纪》：是岁六月，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于正殿前焚之。《新书》事在七月乙未，其详已见第五章第一节。《通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是岁，命将作大匠康諐素之东都毁明堂。諐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卑于旧九十五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文宗纪》：大和元年四月，“壬寅，毁升阳殿东放鸭亭。戊申，毁望仙门侧看楼十间。并敬宗所造也”。《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二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仍诏所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旧书·田弘正传》：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彻毁之。此等于物力皆无所惜，意在维持制度而已。然制度之克立，自有其源，不澄其源，而欲洁其流，则旋毁而旋复，亦徒耗物力而已。

第四节 官私振贷

公家振恤，时愈晚则愈微，而出举兴生之事，顾日盛焉。《隋书·食货志》：开皇八年五月，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食，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者，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高祖纪》：开皇十四年六月，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苏孝慈传》：先是以百寮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与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通鉴》亦云：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则所给似兼有廨田、职田二者。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惟禁出举收利。魏孝文帝颁官禄，罢诸商人，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三节。隋初公廨钱，必沿自周、齐。疑在魏世，官家之出举、兴生，亦未能全绝也。至唐世则更甚。

《新书·食货志》云：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贞观十二年（638年），罢之。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 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十五年（641年），复置。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京七十余司，更一二岁，捉钱令史百余人。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二十二年（648年），置京诸司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650年），废之。以天下租脚直为京官俸料。其后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寻颛以税钱给之。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粟者常食，余为百官俸料。公廨出举典史，有彻垣墉、鬻田宅以免责者。州县典史捉公廨本钱者，收利十之七。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秘书少监崔沔请计户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盖少。流亡渐复，仓库充实，然后取于正赋，罢新加者。《通鉴》系开元六年（718年），云：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从之。开元十年（722年），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其不便。遂罢天下公廨本钱，复税户以给百官。籍内外职田，赋逃还户及贫民。十八年（730年），复给京官职田。州县籍一岁税钱为本，以高户捉之，月收赢以给外官。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德宗时，祠祭、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间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贷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主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元和九年（814年），户部除陌钱每缗增垫五钱，四时给诸司、诸使之餐，置驱使官督之。御史一人，核其浸渔。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号元和十年（815年）新收置公廨本钱。初捉钱者私增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为奸，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钱迫蹙闾里。民不堪其扰。御史中丞崔从奏增钱者不得逾官本。其后两省捉钱官给牒逐利，江淮之民，鬻茶盐以挠法。宰相李珏、杨嗣复奏堂厨食利钱扰民烦碎。于是罢堂厨捉钱官，置库量入计费。《志》所言唐代公家出举、兴生之事如此。其散见他处者：《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驿。三月，河南、洛阳亦借本钱一千贯，收利充人吏课役。《代宗纪》：永泰元年三月，诏左仆射裴冕等十三人并集贤院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仍特给飧本钱三千贯。《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息利本钱。长庆三年十月，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懿宗纪》：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蛮侵犯，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兴置。《礼乐志》：永泰二年（766年），国子学成，贷钱一万贯，五分收钱，以供监官学生之费。《新书·宦者·鱼朝恩传》云：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其藉以供经费者，可谓广矣，而弊窦亦层见叠出。《旧书·沈传师传》：父既济，建中二年（781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以见官、前任及同正、试、摄九品以上，择文学、理道、韬钤、法度之深者为之。各准品秩给俸钱。廪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既济上疏论之曰：“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廪、厅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若均本配人，当复除

二百户，或许其入流。反覆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本源。”《新书·李德裕传》：始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罢之。是内外交受其弊也。《忠义传》：王同皎孙潜，元和中，擢累将作监。监无公食，而息钱旧皆私有。至潜，取以具食。遂为故事。《杜兼传》：子中立，文宗时，拜司农卿。初度支度六宫飧钱移司农，司农季一出付吏。大吏尽举所给于人，权其子钱以给之。既不以时，黄门来督责、慢骂。中立取钱纳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为奸。后遂以为法。是官吏皆有因以自润者也，其弊可谓博矣。然民间事业，亦有籍置本以谋经费者。《苗晋卿传》：为魏郡太守。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是其事也。可见民间资本之乏矣。

惟其然，故私家亦竞事出举以求利。《隋书·秦王俊传》，言其镇并州时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旧书·高季辅传》：季辅于太宗时上封事，言公主、勋贵，放息出举，追求什一。《杜亚传》：充东都留守，既病风，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亚不躬亲部署，但委判官张荐、杨晪。苑内地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新书·徐有功传》：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责息钱于贵乡，家奴督敛，与尉颜余庆相闻知。《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年），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庾死者。此等皆恃势放债者也。亦有恃势借债者。《旧书·高宗诸子传》：章怀太子子守礼，常带数千贯钱债。或谏之。守礼曰：“岂有天子兄没人葬？”《李晟传》：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是其事矣。然恃势负债之人，亦自有能与之交涉者。《旧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中书奏“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则清代所谓京债者，唐时已有之矣。《高瑀传》：大和初，忠武节度使王沛卒，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必自择帅。或以禁军之将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议：瑀深沈方雅，曾刺陈、蔡，人怀良政；又熟忠武军情，欲请用瑀。事未闻，陈、许表至，果请瑀为帅。乃授忠武节度使。自大历已来，节制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缙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此又武官之京债也。《后妃传》：穆宗贞献皇后萧氏，福建人。生文宗。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赵缜，引洪见后姊徐国夫人女婿吕璋。夫人亦不能省认；俱见太后，呜咽不自胜。上以为复得元舅，遂拜河阳怀节度使。迁鄜坊。先是有自神策两军出为方镇者，军中多资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时有自左军出为鄘坊者，资钱未偿而卒于镇，乃征钱于洪。宰相李训，雅知洪诈称国舅，洪惧，请训兄仲京为鄜坊从事以弥缝之。洪恃与训交，不与所偿。又征于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诉于宰相，李训判绝之。左军中尉仇士良深衔之。时有闽人萧本者，复称太后弟。士良以本上闻，发洪诈假。自鄜坊追洪下狱，御史台按鞫，具服其伪，诏长流 州，赐死于路。赵缜、吕璋亦从坐。军人放京债者之声势，可以想见。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不偿，大贾贾陟负五坊息钱，钩考又得卢群逋券，事见第六章第六节。贞元时颁藏钱之禁，高赀大贾亦多倚左右军官

钱之名以拒，事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又可见军中出举，所及颇广，并不以本军为限也。

商人所畜，本多流通蕃息之财，兼事出举，势自甚便。刘从谏署贾人子为衙将，使行贾州县，而其人遂所在暴横，责子贷钱，以此也。回纥来者，亦多商人，故亦多事出举。《通鉴》：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已来，安西、北廷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胡《注》曰：“举者，举贷以取倍称之利也。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开成元年（836年），京兆府奏禁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正指此辈。西域奉使，本多贾胡，即不尽然，而其同族既多此曹，自亦易与之合流。《新书·回鹘传》言其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亦西胡，非北狄也。

《新书·薛仁贵传》：子讷，迁蓝田令。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安可绝众人之仰私一家？”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亦止。讼息钱而判以义仓粟为偿，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贷款必与地方公务有关涉也。《宋璟传》：京兆人权梁山谋逆，敕河南尹王怡驰传往按。牢械充满，久未决。乃命璟为京留守，复其狱。初梁山诡称婚集，多假贷，吏欲并坐贷人。璟曰：“婚礼借索大同，而狂谋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与为反。贷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纵数百人。假贷何必分向数百人，数百人何以能皆信之？其事亦殊不可解。梁山殆豪杰者流，贷与之人，实为所胁耳。《旧书·崔衍传》：继母李氏，不慈于衍，而衍事李氏益谨。李氏所生子邰，每多取子母钱，使其主以契书征负于衍，衍岁为偿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邰之举取，习以为常，与之者盖专以此为业，所谓子钱家也？

借贷者不必皆相知，子钱家欲广其业，则必有物以为质。德宗征山东，括僦柜质钱，《通鉴》胡《注》曰：“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建中三年（782年）。此即今之典肆。《五代史补》：慕容彦超被围，勉其麾下曰：“吾库中金银如山积。若全此城，尽以为赐。汝等勿患富贵。”有卒私言曰：“侍中银皆铁胎，得之何用？”诸军闻之，稍稍解体。高祖人，有司阅其库藏银，铁胎者果什七八。初彦超令人开质库，有以铁胎银质钱者，经年后，库吏始觉，言之。彦超初甚怒。顷之，谓吏曰：“此易致耳。汝宜伪窦库墙，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速皆藏匿，仍乱撤其余，以为贼践。吾当擒此辈矣。”库吏如其教。彦超下令：“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宜令三月内各投状，明言质物色，自当陪偿之。”百姓以为然，投状相继。翼日，铁胎银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辈昼夜造用广府库。此银是也。则官亦自设质库以牟利矣。

《全唐文》三载玄宗禁放重利诏曰：“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沈既济谓百万之息，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正系月息五分，此盖唐代宫中出举取息常率？不轻减以抑民间重利，反抑民间利率，使下于官，宁可得乎？月息五分，二十阅月即利侔于本，使再计息，盘剥未免过深，故子本相侔，即不许再计利息。《旧五代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四月丁亥，制私放远年债负，生利过倍，自违格条。所在州县，不在更与征理之限。龙德元年五月丙戌，制公私债负纳利及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唐明宗纪》：长兴元年（930年）圜丘赦制：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晋高祖纪》：天福六年（941年）赦诏：私下债负征利一倍者并放。数诏意旨相同，所谓格条，当出唐代也。

借债有约以他物为偿者。《新五代史·常思传》：广顺三年（953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盖知其剥削之酷也。然计臣亦有以此为筹款之策者。《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价偿丝，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岩为租庸使，举贷诛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岩复生也。今春霜害稼，茧丝甚薄，但输正税，犹惧流移，况益以称贷，人何以堪？”此等出举之法，疑民间旧有之，聚敛之臣乃从而效之，而贪残者亦行之一州也。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而穷乡僻壤之民，殊有告贷无门之苦，则不得不如鱼之相濡以沫。《新书·循吏传》：韦宙，出为永州刺史。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此深得教民相助之道。人孰能无缓急，穷僻之处，既为出举者所不顾，非其人能自相救恤，尚安得维持延续？其间睦姻任恤之行必甚多，特无闻于世，遂无传于后耳。语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如韦宙之所为，盖所谓利导之、整齐之者。《隋书·郎茂传》：迁民部侍郎。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又为余粮簿，拟有无相赡。茂以为繁纡不急，皆奏罢之。夫民非不能为也，然不能承文教而为之。而为之强立条章，而责之以行，是与之争也。宜郎茂之弗听也。

公家救恤之政，后世已几绝迹，而惟借佛家稍存之。《旧书·武宗纪》：会昌五年十一月甲辰，敕悲田养病坊，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新书·食货志》云：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是佛教未废时，悲田养病坊，固遍于两京及诸府州也。然其细已甚矣。《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是岁断京城乞儿。既断之，亦必有以活之，其亦如悲田坊之类邪？

第十九章 隋唐五代时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自晋室东渡而后，荆、扬二州，农业日见兴盛，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节。隋、唐而后，此等情势，仍有加无已。《旧书·刘晏传》：晏遗书元载，言潭、桂、衡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严震传》言：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梠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新书·权德舆传》：贞元八年（792年），关东、淮南、浙西州县大水。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今霪雨二时，农田不开，逋亡日众。宜择群臣明识通方者，持节劳徕。”合此三事观之，荆、扬农业甲于全国，断可识矣。

隋文帝遣使均田，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见第十八章第二节。此在近世农家，得之亦足自活，而当时意以为少。《新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免关内、河南八等以下户田不百亩者今岁租。此盖唐时授田，本以百亩为率，今不及此，户等又下，而两畿赋役烦重，故特优之，非谓田不百亩，遂为贫下也。然《旧书·袁高传》言：贞元二年（786年），上以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诏诸道进耕牛，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其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高上疏论之曰：“圣慈所忧，切在贫下。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从之。则地不及五十亩，遂为下贫矣。肃、代时，议钱币者，谓人日食二升，终岁当米七斛二斗，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则人终岁当得米二十一斛六斗，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议者又谓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则亩才五斗余耳。此固从少计之，然当时农田收获之数，远逊今日，则无疑矣。此等皆生业自然之演进也。开元时，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见下。以岁食七斛二斗计之，一亩之获，亦不及一斛。

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而常苦饥，此乃其田所处之污下，而非顷亩之不足也。见第十八章第二节。故农田之命脉，实系于水利。隋、唐水利，掌于工部之水部及都郡水监。晋世，傅玄早言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节。则亦徒有其名而已。故水利之命脉，又系于地方官。隋、唐、五代之世，能尽心于此者，莫如姜师度。《旧书》本传云：师度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新书·戴叔伦传》云：试守抚州刺史。民岁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此则乏水之地之要图也。论者恒谓北方少水，不便艺稻，其实不然。《旧书·食货志》言：宇文融尝画策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以营稻田，事未果而融败。又《孟元阳传》言：曲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则北方非不可营稻田，特其水利有待人为，非如南方自然饶足，故种稻者较少耳。戴胄说太宗兴义仓，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详见第二十章第二节。此说当据中原情势言之，其所艺者，似以粟为主，而稻麦为辅也。

《新书·食货志》曰：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通典》：开元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已下，二十顷已上为一屯，此夺十字。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殖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旧书·职官志》：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诸屯田役力，各有程数。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凡当屯之中，地有良薄，岁有丰俭，各定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苑内屯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输。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其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天下屯田收谷百九十万斛。此唐盛时之制也。建中初，杨炎请凿陵阳渠，置屯田于丰州，严郢沮之，不见听，而炎议亦未行。元和中，李绛请开屯田于振武。其后王起、毕诚奏开屯田于灵武、邠宁，已略见第六章第一节，郢之言曰：“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谷。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此为一时计或然，为经久计，渠成固万世之利。宪宗用李绛议，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臧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

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使如其议行之，其效必更有可睹也。张俭，贞观初迁朔州刺史。广营屯田，岁至数十万斛。边粮益饶。娄师德，上元初，累补监察御史。属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师德抗表请为猛士。高宗大悦，特授朝散大夫。从军西讨，频有战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仍依旧知营田事。则天降书劳曰：“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之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悦良深。”长寿元年（692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书事。明年，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谓师德曰：“王师外镇，必借边境营田。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又以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其后更历内外。至神功元年（697年），复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河西营田事。师德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其战绩无足称，营田之功则不可没也。宋庆礼之复营州也，开屯田八十余所。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殁后，太常博士张星谓其有事东北，所亡万计，欲与恶谥。张九龄驳之，称其“罢海运，收岁储，边亭宴然，河朔无扰”，则功固余于过矣。凡此皆屯田之利。但以边垂为限，行诸内地，则非所宜。开元时废京师职田，议者欲置屯田。李元纮曰：“军国不同，中外异制。若人间无役，地弃不垦，以间手耕弃地，省馈运，实军粮，于是有屯田。其为益尚矣。今百官所废职田不一县，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当公私相易，调发丁夫。调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阙于国。内地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补失，徒为烦费。”遂止。其后户部所领营田，正坐此弊。《新书·食货志》曰：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不耕以兵而雇民或借庸，盖以其耕作优于兵耳。则官自为地主以收私租，何屯之云？李元纮谓置屯即当公私相易，乃谓往往分布之田，不便置屯，非谓肥瘠，然以瘠地易上地，遂借其名以行矣。《旧书·良吏·薛珏传》：迁楚州刺史，本州营田使。先是州营田，宰相遥领使，刺史得专达，俸钱及他给百余万，田官数百员，奉厮役者三千户，岁以优授官者，复十余人。珏皆条去之，十留一二，而租有赢。然则中叶后多置营田，尚非徒利其租入，而更有窟穴其中以自润者矣。

内地置屯，举非所宜乎？是亦不然。大乱之后，赤地无余，非由公家资助，则民无以奉耕，而攻剽随地皆是，非屯聚又无以自卫也，则屯田尚焉。汉末之行事是已。然农民习于私有，非至耕作皆用机器，积习必不易变；而屯官多系武人，使久假之以权，必且虐用其下，故屯田既有成效，又宜举所垦分之于民，而罢屯官，以其民属州县。此魏世之所以废典农也。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一节。每当风尘 洞之时，武人中亦必有一二，能招流移，事稼穑者。若汉末之段煨，唐末之北韩南郭其人。成汭，初尝更姓名为郭禹。《新书》本传云：汭始治州，民版无几，未再期，自者万余。时镇国节度使韩建，亦以治显，号北韩南郭。《旧五代史·建传》云：河潼经大寇之后，户口流散。建披荆棘，辟污莱。劝课农事，树殖疏果。出入闾里，亲问疾苦。不数年，流亡毕复，军民充实。《汭传》云：荆州经巨盗之后，居民才一十七家。汭抚辑凋残，厉精为理。通商训农，勤于惠养。比末年，仅及万户。《新书·建传》云：建少贱，习农事。周知裕，史言其老于军旅，勤于稼穑，凡为劝课，皆有政声，亦韩、郭之俦也。而尤莫盛于张全义。《洛阳搢绅旧闻记》云：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将。每人给旗一口，榜一道，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于百人中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抚绥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无重刑，无租税。流民之归渐众。又于麾下选书计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申每屯户至数千。农隙选丁夫，授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户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闲弓矢枪剑者二万余人。有贼盗，即时捕之，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治之。全义为治之妙，全在疏节阔目，而又教之以自卫。此固非屯官莫能为，然不过五年而还之于县，则又深知蘧庐一宿之义者矣。

教稼之事，后世罕闻。以士不习农，官又与民相隔也。《旧书·文宗纪》：大和二年二月，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此亦徒费纸墨耳。况未必真能写配也。是岁，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王方翼迁夏州都督，属牛疫，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韦宙之知永州也，俗不知法，多触罪。宙为书制律，并种殖为生之宜，户给之。此等或转切实际耳。

《旧书·五行志》：开元四年五月，山东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报之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为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卒行埋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胜数。朝议喧然。上复以问崇。崇曰：“凡事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纵除之不尽，犹胜养之以成灾。”帝曰：“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杀虫致祸，臣所甘心。”八月四日，敕河南、河北检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贾彦璇等，宜令待虫尽而刈禾将毕，即入京奏事。谏议大夫韩思复上言曰：“伏闻河北蝗虫，顷日益炽。经历之处，苗稼都尽。臣望陛下省咎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去至冗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诚，以答休咎。前后捕蝗使，望并停之。”上出符疏付中书。姚崇乃令思复往山东检视虫灾之所及，还具以闻。崇此事，屡为后世言救荒者所称引，其益非徒在一时也。《新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元年七月，鸲鹆食蝗，禁捕鸲鹆，亦合今世保护益虫之义。

《旧书·宪宗纪》：元和七年四月，敕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一亩，种桑二树。长吏逐年检计以闻。《武宗纪》：会昌二年四月，敕劝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比知并无遵行，恣加翦伐，列于廛市，卖作薪蒸。自今州县所由，切宜禁断。观兹告谕之殷拳，具见蚕桑之切要。《新书·尹思贞传》：为青州，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旧书·文艺传》：刘宪，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史。河南北旱，诏遣使振给。思立以蚕功未毕上疏谏。详见第二十章第六节。观此，又知唐时河域，蚕业尚盛，非如后世之偏在江、浙也。

《旧书·刘世龙传》：附《裴寂、刘文静传》。从平京城，改名义节。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十万，立可致也。”高祖从之，大收其利。《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元年三月，殿中少监胡崧上言：“请禁伐桑枣为薪，城门所由，专加捉搦。”从之。合会昌二年（842年）敕文观之，知当日民间，薪樵颇乏，因不免滥施翦伐。此亦林木减少之一因欤？

马牧之盛，当推有唐。《新书·兵志》曰：“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布列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分统诸坊。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岚州使三。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于省。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711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721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725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者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甚。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752年），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754年），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二十二万五千七百。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案

唐畜马之多，与其兵力之强，颇有关系，《志》称其遂弱西北蕃是也。此亦非尽由于政府，王侯、将相、外戚、将校，咸有力焉，即庶民亦能家畜十马，此岂后世所敢望也？《志》又云：“永泰元年（765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787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关、武关者。”可见是时但关辅马即不少矣。然兵力虽强，民业究不免见夺。《志》又云：“其始置四十八监，地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由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元和十二年（817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818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819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与民。”张脉偾兴于外，而内无以奉之，遂终至不戢自焚矣。末叶马少，多恃贸诸羌胡，而西北来者最盛，已见第十四章第三节。《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初置监牧，蕃息国马。胡《注》曰：“此时监牧，必置于并、代之间，若河、陇诸州，不能复盛唐之旧。”是后，帝问枢密使范延光：“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帝曰：“吾居兵间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庄宗与梁战河上，马才万匹，今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马之贵，足以养步卒五人。”帝曰：“肥战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嗣源之马，远过存勖，盖贸诸西北之效？然身死未几，契丹长驱直人，瘠人肥马，果何益也？观范延光之言，而知盛唐之竭民力甚矣。又，唐昭宗天复三年四月，王建遣判官韦庄入贡，亦修好于朱全忠。全忠遣押衙王殷报聘。建与之宴。言“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建作色曰：“当道江山险阻，骑兵无所施，然马亦不乏。押衙少留，当共阅之。”乃集诸州马，大阅于

星宿山。官马八千，私马四千，部队甚整。殷叹服。建本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蜀中之马，亦恃贸诸外夷，盖天时地利使然也。

战马而外，他畜牧之利盖微。《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二月，以官牛分赐贫人。《新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十月，以沙苑豢豕三千给贫民。此皆官家之畜，然其细已甚矣。即民间亦鲜事此者。《旧书·杜伏威传》：齐州章丘人。少落拓，不事产业。家贫无以自给，每穿窬为盗。与辅公祏为刎颈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为业，公祏数攘羊以馈之。姑有憾焉。因发其盗事。郡县捕之急。伏威与公柘遂俱亡命，聚众起义。公祏齐州临济人，其姑家当亦在此。盖滨海之人，有以此为业者，若内地则农田且虞不给，无复旷土可为牧场矣。

射猎亦惟深山穷谷中有之。宪宗征淮西，李师道东都留邸兵与山棚谋窃发。史言“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人业射猎而不事农，迁徙无常，趫悍善斗，号曰山棚”是也。唐制，凡采捕渔猎，属于虞部，必以其时。其禁令，亦或能行于京畿耳。《新书·高宗纪》：咸亨四年闰五月，禁作簺捕鱼，营圈取兽者。盖所以防尽物？然此等政令，亦未必能行也。

矿业，属少府监之掌冶署。《新书·食货志》云：“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计共六州。原文作五州，疑有误。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麟德二年（665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开元十五年（727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润，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皆隶盐铁使。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开成元年（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此唐矿业之大略也。唐代钱贵，故于诸矿独重铜。元和三年六月，将设畜钱之令，诏天下银坑不得私采。《旧书·本纪》。其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权其重轻，使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已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府州长吏劝课，令其采铜，助官中铸作。仍委盐铁使条疏闻奏。”《旧书·食货志》。《新志》云：五岭以北，釆银一两者流他州。四年六月，“敕五岭以北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见钱出岭。”《旧书·食货志》，《纪》同。盖欲使银山坑户，改业铜冶，卒不可得，故复有此敕也。山泽自然之利，本应归诸公家，然公家亦当务利民。苟徒为筹款计，则其弊有不可胜穷者。《新五代史·刘审交传》：迁陈州防御使。出视民田，见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为范，为民更铸。耕器薄陋，岂由公家欲专冶利故邪？《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诏“邕州所奏金坑，城为润国。语人以利，非朕素怀。其坑任人开采，官不得禁”。贞元二年四月，陕州观察使李泌奏卢氏山冶出瑟瑟，请禁以充贡奉。上曰：“瑟瑟不产中土，有则与民共之，任人采取。”事亦见《泌传》。《懿宗纪》：咸通四年七月，制“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新书·孔巢父传》：从子戣。宪宗时拜岭南节度使，免属州黄金税岁八百两。盖封禁徒供官吏侵渔，而民之失业者，又无以安插，故尚不如旷然捐弃其利也。然为豪贵所擅，则亦有弊。《隋书·郎茂传》：工部尚书宇文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之曰：“臣闻贵贱殊礼，士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恺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

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宿卫近臣，趋侍阶廷，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诏范庶寮，示民轨物？”恺与仲文竟坐得罪。则所谓与民共之者，乃与凡民共之，非与豪贵之家共之也。然其人既擅山泽之利，则虽素贱，亦必渐成为豪贵。此则法家之学既微，无复能知此义者矣。《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周行逢少时尝坐事黥隶辰州铜坑。或说行逢：“公面有文，恐为朝廷使者所嗤，请以药灭之。”行逢曰：“吾闻汉有黥布，不害为英雄，吾何耻焉？”胡三省曰：“唐文宗之世，天下铜坑五十，辰州不在其数。辰州铜坑，盖马氏所置也。”而以黥面之徒充坑夫，则又唐代未闻之虐政矣。

《新书·突厥传》曰：杜佑谓“秦以区区关中，灭六强国，今竭万方之财，上奉京师，外有犬戎凭陵，陷城数百，内有兵革未宁，三纪矣，岂制置异术，古今殊时乎？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夥，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其后仕宦途多，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他技。又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亩。亩朘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强富，不可得也。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尝暂息。计其举国之众，不过汉一大郡。晁错请备障塞，故北边妥安。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鄘坊之南，终南之北，十余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绵力薄材，食鲜艺拙，不及中国远甚。诚能复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择险要缮城垒，屯田蓄力，河陇可复，岂惟自守而已？”谓百人才十人为农，未免过当。然其论关中之贫富，与其强弱息息相关，则诚足资儆惕矣。

第二节 工 业

智巧之士，历代有之，但为骄侈者所用，则不能有益于民，而转贻之以害而已。若隋世之宇文恺、阎毗、何稠是也。恺造观风行殿，及其营建东都，已见第一章第四节。阎毗者，隋初以技艺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皇太子废，毗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后二岁，放免为民。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服车舆，多所增损。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诏毗营立坛场。将营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又营建临朔宫。何稠者，妥之兄子。妥，《隋书·儒林传》云：“西城人。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年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稠父通，善斫玉。”西城疑西域之误，其家世实以西胡而擅技巧者也。江陵陷，稠随妥入长安。仕周，为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丝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后与宇文恺参典文献皇后山陵制度。高祖疾笃，又以山陵之事属之。炀帝将幸扬州，命造舆服羽仪送江都，亦见第一章第四节，后复令造戎车万乘。《传》又言其制行殿及六合城。盖二者实亦稠为之，宇文恺特尸其名而已。时又有刘龙者，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知之，令修三爵台，甚称旨。因而历职通显。及高祖践阼，大见亲委。拜右卫将军，兼将作大匠。迁都之始，与高颎参掌制度，代号为能。大业时，有黄亘者，及其弟衮，俱巧思绝人。炀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将作。于时改创多务，亘、衮每参典其事。

凡有所为，何稠先令亘、衮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又有耿询者，造浑天仪及欹器，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传》又云：询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

唐代智巧之士，当推李淳风及僧一行。淳风始造浑仪。太宗令置宫中，寻而失其所在。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太史令频奏日食不效，诏一行改造新历。时官无黄道游仪，率府兵曹梁令瓒待制于丽正书院，因造游仪木样，甚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黄道游仪，古有其术而无其器。以黄道随天运动，难用常仪格之，故昔人潜思，皆不能得。令瓒创造此图，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书院更以铜铁为之。庶得考验星度，无有差舛。”从之。至十三年（725年）造成，玄宗亲为制铭。置之灵台，以考星度。又诏一行与令瓒及诸术士更造浑天仪。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交错，关锁相持。既与天道合同，当时共称其妙。铸成，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寮。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此器虽行之未久，然其制作，则不可谓不巧也。

指南车、记里鼓车，始修于元和九年十二月，成于十五年十月，见《旧书·本纪》。又《李皋传》云：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进入内中。《新书·姜谟传》：子确。字行本，以字显。高昌之役，为行军副总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损旧法，械益精。《李若初传》：附《刘晏传》。子濛，会昌初擢给事中，以材为宰相李德裕所知。时回鹘衰，朝廷经略河湟，建遣濛按边，调兵械粮饷，为宣慰灵、夏以北党项使。始议造木牛运。亦皆智巧之士也。其不知名者，若武后所造之明堂、天枢、九鼎等，既系巨工，亦必有巧匠，特不见记载耳。《隋书·柳辩传》，言辩为炀帝所亲狎，退朝之后，便命入。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象于辩。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坐，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新书·回鹘传》：延陀亡后，铁勒十一部皆来。明年，复入朝。天子方招宠远夷，作绛黄瑞锦文袍、宝刀、珍器赐之。帝坐秘殿，陈十部乐。殿前设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潜泉浮酒，自左阁通坫址注之瓶，转受百斛镣盎。回纥数千人饮毕，尚不能半。《叛臣传》：高骈为寓鹄廷中，设机关，触人则飞动。骈衣羽衣乘之，作仙去状。此等，亦皆巧匠所为也。

民间用器，间由官造者惟铁。《旧书·职官志》：少府掌冶署。西北诸州，禁人无置铁冶及采铁。若器用所须，具名移于所由，官供之。盖防铁出境外，为蕃戎所得。《新志》云：边州不置铁冶，器用所须皆官供。所谓边州，亦即指西北诸州言之也。《新志》又云：诸监掌铸兵农之器，给军士、屯田居民，其所供亦至狭耳。民间用器，有特精者，观《地理志》所载诸州土贡，可见其略。又两书《韦坚传》：皆载坚穿广运潭成，豫取洛、汴、宋、山东小斛舟三百贮之潭。舟署某郡，以所产暴陈其上。其所陈，亦必各郡名产，特不皆人工所成耳。《新书·于 传》：初襄有髹器，天下以为法。至 骄蹇，故方帅不法者号襄样节度。此则一方名产，无意中留名于后世者也。凡物之持以交易者，必求其价廉易售。如是则成本轻，物必不能皆坚善。《通鉴》则天圣历元年（698年），默啜移书数朝廷曰：“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胡《注》曰：“市列为行。市列造金银器贩卖，率淆他物以求赢，俗谓之行作。滥，恶也。开元八年（720年），颁租庸调法于天下，好不过精，恶不至滥。滥者，恶之极者也。”案《唐律·器用绢布行滥条》云：“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疏议》云：“行滥，谓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谓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行滥似专指器物。然《旧书·食货志》载开元八年（720年）敕云：“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则行滥固兼绢布言之也。今语犹称物之美者曰自货，恶者曰行货。盖自用之物，必求精良，出之市列者，则不能然耳。此固市侩之恶习，交易盛而欺诈随之，然观行作之成为专名，亦可见自为而用之者日少，而求之于市者益多，亦生计演进必然之势也。

都会之地，实为工巧所集。《旧书·杜元颖传》，言其出镇蜀州，昭愍即位，童心多辟，元颖求蜀中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以固恩宠。以故箕敛刻削，工作无虚日。大和三年（829年），南诏蛮攻陷戎、巂等州，径犯成都。兵及城下，一无备拟，方率左右固衙城而已。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蛮兵之所掠，盖正元颖之所求？裒敛于民以奉敌，伤矣。然放大眼光观之，偏隅之工艺，必因此而有进，亦文明传播之一道也。

何稠以绿瓷为琉璃，则其先必已有瓷。案瓷字始见于《字林》，则晋世已有之。然其制至唐而始工，亦且益多。豫章所产，韦坚即以之陈列。邢州亦以磁为贡，见《新书·地理志》。陆羽《茶经》，第各地之瓷，以越州为上，洪州为下。岂其时与韦坚异，各地物产，亦有进退邪？

《通鉴》：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召李泌入见。语以元载事。因言路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遗载琉璃盘径尺。胡三省曰：“程大昌曰：《汉西域传》：罽宾国有琥珀、流离。师古《注》曰：《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今俗所用，皆消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虚脆不耐，实非真物。案流离，今书附玉旁为琉璃字。师古之记是矣，亦未得其详也。《穆天子传》：天子东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石，铸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则铸石为器，古有之矣。颜氏谓为自然之物，恐不详也。《北史·大月氏传》：魏太武时，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是琉璃遂贱。用此言推之，则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兼外国奇产，中国未始无之，独不闻有所谓真琉璃也。然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其来自海舶者，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蕃琉璃也。蕃琉璃之异于中国，其别如此，未尝闻以石琢之也。余谓路嗣恭所献者，盖师古所谓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则代宗何以谓之至宝哉？程大昌考之不详耳。”愚案《穆天子传》伪书不足信，然正可考见魏晋后西域情形。程大昌之说盖是？代宗所以贵之者，实缘铸造之术，虽经月氏商人传入，其后又复失传，即能为之，其质亦不如西域耳。《新书·五行志》云：“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近服妖也。抛家琉璃，皆播迁之兆。”足见唐末，俗尚甚贵之也。

第三节 商 业

古代之市，皆别为一区，而设官加以管理，后世此制渐坏，然其遗意犹存。隋制：司农市统平准署。署有令二人。京市有肆长四十人。州有市令、丞，郡县亦皆有市令。缘边交市监，置监、副各一。畿内者隶司农，自外隶诸州。炀帝改交市监曰互市监，改隶四方馆，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京师有东、西两市。东都有东、南、北三市。唐两京诸市署，京师有东、西两市，东都有东、北两市，皆令一、丞二。《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三年六月，废都西市，则东都亦尝有三市。平准署，令二人，丞四人。互市监，监、丞各一人。皆属太府。自都督府至县，亦皆有市令。《旧书·职官志》。《新志》云：开元中，京兆、河南府诸县，户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则余县不能皆置。平准署，掌供官市易之事。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亦如之。“市肆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货物为三等之直。”《新书·百官志》文。《旧志》云：“以二物平市。”《注》曰：“秤以格，斗以概。”“以三价均市。”《注》曰：“价有上中下之差。”《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刘 为王师范取兖州，将精兵五百，夜自水窦入。比明，军城悉定，市人皆不知。胡《注》曰：“军城，泰宁军衙城也。以此观之，军人与市人异处。营屋之立，自唐然矣。”愚案此亦可见市之别为一区，不与民居相杂也。

《旧书·宣宗纪》：大中六年七月，敕犯臧人平臧，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请取所犯之处其月内上旬时估平之。从之。此条似有夺文。然据此，亦可考见其时物价，旬各有估也。《新书·曹王皋传》：《太宗诸子传》。所至常平物估，豪举不得擅其利。《裴垍传》：先是天下赋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厘定常赋，而物重钱轻。其后轻重相反，民输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人，舍公估，更实私直以自润。故赋益苛，齐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准物。观此二事，公估似于民有益。然《通鉴》：高宗永徽元年十月己未，监察御史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叡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叡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叡册循州刺史。则公估实不免强抑物直，如后世所谓官价者也。

轻重敛散之政，自桑弘羊后，久已无人知之，至唐乃复有赵赞。此实为旷世之高识，且欲行之于艰难之际，其魄力尤不可及。事虽不成，不可不表而出之也。《旧书·食货志》：建中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已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腾贵，《新志》作“米不腾贵”，当从之，此价乃误字。此乃即日明验，实要推而广之。当兴军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惟置斛斗、段匹、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亦见《德宗本纪》。案轻重敛散之说，本兼百物言之，后世商人之资本愈丰，则公家之财力愈相形而见绌，遂至除谷价外一不能问，即谷价之常平亦有名无实矣。赵赞际艰难之会，顾欲扩充之以及于段匹、丝麻，其魄力可谓甚大。《刘晏传》言晏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其事亦良不易。然晏实计臣，徒能济财政之急，岂若赞之能兼顾人民，有称物平施之意哉？

官与民为卖买者，在谷曰和籴，在物曰和市。《旧书·职官志》：度支郎中、员外郎之职，凡和籴、和市，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亦俨然有裒多益寡之意。然及其行之，则国用有阙，强市诸民而已。是赋也，非市也。《旧书·裴耀卿传》：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新书》云：一切责豪门坐贾。则所谓储畜之家，乃居其物以待价者，即今所谓屯积，非徒厚藏也。豫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新书·元结传》：拜道州刺史。请免百姓所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二万缗。许之。以是为宽恤民力，而所谓和籴、和市者可知矣。然二者虽皆有弊，究可稍省辇运之劳。吴武陵言朔方和籴，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即宋代入中、入边之法所本，尤省费省事，且除弊之良策也。至于宫市，则直是攘夺，不足论，已见第六章第六节。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故豪商大贾必集于赵赞所谓道要、都会之地。《新书·李勣传》：说翟让曰：“宋、郑商旅之会，御河在中，舟舰相会。往邀取之，可以自资。”让然之。劫公私船取财，由是大振。此道要也。《隋书·令狐熙传》：高祖将祠泰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以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旧书·李袭志传》：弟袭誉，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袭誉乃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扬、汴则所谓都会也。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岂令狐熙、李袭誉辈所能变其俗邪？

然贱商之见，斯时初未化除。《新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十二月，禁五品以上过市。《旧书·路隋传》：调授润州参军。为李锜所困，使知市事。隋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观此二事，可知当时贱商之甚。然利之所在，遂不惜屈身以与之交。刘昉，富商大贾，朝夕盈门。宇文述，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其子化及，常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张易之，内殿赐宴，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于前博戏。见《旧书·韦安石传》。此皆嬖幸之流，不足责也。颜师古，学人也，贞观七年（633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其官不可谓不清，乃引富商大贾为雠校，何哉？观刘义节为少府监，坐贵入贾人珠，废为民，徙岭南，而知惟贿之求，虽士大夫亦在所不免矣。《旧五代史·张筠传》：海州人，父传古，世为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徙家彭门。时溥擢筠为偏将。《李彦传》：太原人，本以商贾为业。周太祖镇邺，置之左右。此亦犹梁太祖之宠李友让也。刘陟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旧五代史·僭伪列传》。《新史》云：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则为别示之以珠玉，而非夸其宫殿之壮丽矣。语恐未审。可谓分庭抗礼矣。《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九月，诏天下州县官不得与部内富民于公厅同坐。《周世宗纪》：显德三年三月，“延州留后李彦 奏蕃众与部民为乱，寻与兵司都监阎绾掩杀，获其酋帅高闹儿等十人，磔于市。彦 本贾人也，贪而好利，蕃、汉之民怨其侵刻，故至于是”。其人且躬绾州符，又岂特公厅一坐哉？

不徒与商贾侪偶也，亦且躬为商贾之行。《旧书·高祖诸子传》：霍王元轨，尝使国令征封。令白请依诸国赋物，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耶？”拒而不纳；善矣。然高季辅訾当时王公勋戚，追求什一，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德宗亦禁百官置邸贩鬻；见第七章第一节。《旧书·本纪》：大历十四年七月已卯，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诸节度观察使于扬州置回易邸并罢之。则滔滔者天下皆是矣。中叶后武人擅土，纲纪更形扫地。陈少游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征求、贸易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赵在礼历十余镇，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到藩镇，皆邸店罗列。其巨擘也。又其甚者，如刘从谏署贾人为衙将，使之乘势虐民，而其毒痛愈广矣。见第九章第三节。李崧、桑维翰，在末世尚为贤者。然崧以其弟屿任仆行贾致祸。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维翰，杨光远论其营邸肆于两都，与民争利，此其所以能致金数千铤欤？见第十八章第三节。不徒在本国然也，即出使他国亦然。《旧书·赵璟传》云：使回纥者多私赍缯絮，蕃中市马，回以规利。《归崇敬传》云：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旧史·张篯传》：篯既尽获继岌、向延嗣所有，事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湖南马希范，与篯有旧，奏请命篯为使。允之。篯又密赍蜀之奇货往售，获十余万缗以归；是其事矣。又不徒大者也，即微利亦无所遗。隋张威在青州，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是矣。又非独男子也，即妇人亦能为之。《新书·诸公主传》：肃宗女和政公主，自兵兴，财用耗，主以贸易取奇赢千万赡军。《新史》后唐庄宗刘后，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王衍尊其母徐氏为皇太后，后妹淑妃为皇太妃。太后、太妃，皆于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而李继韬母杨氏，居积行贩，赀至百万焉。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岂不信哉？又非独私家也。后唐明宗即位赦诏有云：“租庸司先将系省钱物与人回图，宜令尽底收纳，以塞幸门。”《旧史·本纪》：天成元年（926年）。则虽公家，且恃为筹款之策矣。在势者之追求什一如此，商人安得不依附之？而率循正轨之商业，又安得而滋长哉？

通工易事，势不可一日辍也，故虽当海宇分崩之际，商贾仍无时而不通。王师范之举兵，一时欲入十余州，而多诈为商贾，史称诈为商贾及贡献，然必以诈为商贾者为多。《旧五代史·张归弁传》：为齐州指挥使。属青帅王师范叛，遣将诈为贾人，挽车数十乘，匿兵器于其中，将谋窃发。归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宁。是其一事。即可见商贾之靡国不到。王延羲弒王昶，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晋，而昶先使郑元弼至大梁，晋人恶其致执政书辞不逊，又求用敌国礼，下之于狱。后释之。延羲又因商人奉表自理，乃获封授。其后留从效称藩于周，亦遣衙将蔡仲赟衣商人服，以绢表置革带中，间道北行。可见南北虽隔绝，商贾实无时而不通矣。杨行密破孙儒，入扬州，议出盐、茗畀民，输帛幕府。高勖曰：“创破之余，不可以加。且帑资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邻所无，不积日，财有余矣。”行密纳之。此可见丧乱后欲求苏息者，莫通商若也。是时田 为行密守宣州，亦以能通利商贾，民爱之。行密归马殷弟，谓之曰：“何以报我？”答曰：“愿通二国好，使商贾相资。”行密喜，而殷亦不征商旅，又用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庸能以境内所余，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通商之效可见矣。《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二年六月，“岳州为淮贼所据。帝以此郡五岭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致讨。”梁祖岂恤邻封？亦以商贾委输，于己有利也。接境之邦，贸易自更难隔绝。何福殷以玉枕易茗于淮南，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范延策献封章于后唐明宗，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以实中国。《旧五代史·高行珪传》。《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元年十二月，李璟奉书于帝，云：“先因河府李守贞求援，又闻大国缘淮屯军，当国亦于境上防备。昨闻大朝收军，当国寻已撤备。其商旅请依旧日通行。”朝廷不报。然及周太祖篡立，广顺元年三月，即敕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商旅往来，无得禁止。《通鉴》。四月，又诏缘淮州县，许淮南人就淮北籴易糇粮。《旧书·本纪》云：时淮南饥故也。周祖亦岂计恤邻？盖实两有所利矣。其中遭间隔者，亦不惮绕道以求通。《新五代史·刘铢传》：汉高祖即位，拜永兴军节度使。徙镇平卢。是时江淮不通，吴越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民负失期者，务吏擅自摄治，置刑狱，不关州县。而前为吏者利其厚赂，纵之不问，民颇为苦。铢一切禁之。然则吴越之必泛海而来者，盖有所利焉？《通鉴》：梁均王贞明二年七月，上嘉吴越王镠贡献之勤，加镠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镠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翰林学士窦梦征执麻以泣，坐贬蓬莱尉。朝议盖有所见也？《旧史·铢传》云：铢告所部不得与吴越征负，擅行追摄。则狱由吴越自置，追摄仍中原官吏为之，是摄己民而致诸他国在吾国境内所置之狱也。赂使他国官吏为之用如此，其厚可知，而商利之厚，弥可想矣。《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六月，董璋遣兵掠遂、阆镇戍。七月，两川以朝廷遣兵屯遂、阆，复有论奏。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似干戈确足以阻贸迁者，然此特一时观望耳，事小定则往来如故矣。《新五代史·安从进传》：南方贡输，道出襄阳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军。《南汉世家》云：刘晟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赟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吴越世家》云：钱氏多掠得岭南商贾宝货。初未闻其足寒商人之胆也。

四境之外，商利亦无不饶。突厥当都蓝时，即遣使请缘边置市贸易。其后启民顺服，贸易自无不通。大业初，炀帝幸榆林，宇文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数月。还至青门外，欲斩之而后入城。解衣辫发，以公主故，久之乃释，并智及赐其父述为奴。足见违禁交市，其利甚厚。《新书·突厥传》：武德七年（624年），颉利遣使来，愿款北楼关请互市。帝不能拒。毗伽可汗时，又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回纥交市之盛，事已见前。此北方之贸易也。韦艺迁营州都督，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赀巨万。

韦云起，契丹入营州，诏护突厥兵往讨，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遂致克捷。则是时诸夷亦互有交易，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未必不道由契丹也。入五代来，契丹与后唐构兵不息，然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契丹请置互市，《旧史·本纪》。则兵虽交，贸易初不因之而绝矣。石晋之世，契丹入中国贩易者甚众，故景延广得杀其人而夺其货。《新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鸡林行贾雠其国相，率篇易一金，云伪者，相辄能辨之。《新罗传》：龙朔元年（661年），春秋死，子法敏袭王。以其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此说盖近于诬？然时中国与新罗有商贾往来，则不虚矣。此东北方之贸易也。《旧书·李安远传》：武德时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伏元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新书》云：边场利之。盖以是为其功？其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而吐蕃开元时言和，亦请交马于赤岭，互市於甘松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见《新书·本传》。宪宗时款陇州塞丐互市，诏可。河湟之复，诏言三州七关，创置戍卒，自要务静，如蕃人求市，切不得通。盖因边人求利，虑启衅端，然蕃人求互市之切，则于此可见矣。《旧五代史·王思同传》：明宗用为同州节度使。未几，移镇陇右，长兴元年（930年）入朝。明宗问秦州边事，对曰：“秦州与吐蕃接境，蕃部多违法度。臣设法招怀，缘边置寨四十余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饮食之界上，令纳器械。”此自汉人言之则然，其实边人与蕃戎贸易者，多恣剥削以自利，未必无激怒彼处也。此当谋善为管理。因此而拒绝通商，未免因噎废食矣。中叶以后，党项之入居内地者甚多，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者亦众。藩镇又或强市马而不雠其直，遂至时有叛乱焉。《旧书》本传。又《崔慎由传》：父从，长庆二年（822年），为鄜坊丹延节度使。党项羌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盖官之廉者，不徒无所诛求，且必能善为管理，羌人自不致为变也。此西北边之贸易也。三边贸易，多系游牧部族。其物之最要者为马。《新书·王忠嗣传》：初在朔方，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故蕃马寖少，唐军精。高价能使蕃马寖少，此乃侈辞，然中国自可收其用。山南之距回纥远矣，而李皋在襄州，乃市其马以益骑兵，可见其所裨之大。若乃借进贡为名，以求锡赉，杂驽良以求多雠，致使国家空耗财币，此则措置之失，非通商之本意也。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回纥亦以驽马求高价，此则中国直是畏其强，借名赂遗之耳，不可以贸易论。《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上谋于宰相。对曰：“夏州边镇，朝廷向来每加优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系重轻。且宜抚谕彝兴，庶全大体。”上曰：“德扆数年已来，尽忠戮力，以拒刘氏，奈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皇恐谢罪。此事可见游牧部族求与中国通商之所以切也。

北狄与中国贸易，所持者羊马耳。西胡则文明程度较高。其自陆路来者，多与北狄相杂，突厥之交市，有明珠一箧，价直八百万，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此非突厥所有，乃西胡所有。回纥既亡，时时以玉、马与边州相市。马，回纥物，玉亦西域物也。宋庆礼之复营州也，招辑商胡，为立店肆。而安禄山与史思明皆能六蕃语，同为互市郎。禄山之得志也，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财百万。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其为之用者，亦胡人也。隋齐王暕使库狄仲锜、陈智伟诣陇西，炙诸胡，责其名马，可见胡人之来者本众，初不待裴矩之招。《隋书·高昌传》云：“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罔两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旧书·侯君集传》云：高昌王曲文泰遏绝西域商贾。太宗征文泰入朝，称疾不至。诏君集讨之。文泰闻王师将起，谓其国人曰：“唐国去此七千里，涉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其往来之艰如此。然《魏征传》云：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往迎之。征谏曰：“中国始平，创痍未复，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此辈。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可见此时商人仍有往来。玄奘之游西域，实与商人俱行，《旧书·方技传》。其征也。唐世西胡留居中国者甚多。若回纥所从之九姓胡，见第七章第一节。若僖宗所欲籍之蕃旅皆是。见第十章第一节。并有久居中国，成为中国商人者。《五代史补》云：周世宗在民间，尝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贩卖茶货。至江陵，见有卜者王处士，其数如神。世宗因颉跌氏同往问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跃出，卓然而立。卜者大惊曰：“吾家筮法，十余世矣。常记曾祖已来遗言：凡卜筮而蓍自跃而出者，其人贵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虽阳为诘责，而私心甚喜，于逆旅中夜置酒，与颉跌氏半酣。戏曰：“王处士以我当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请言之。”颉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来，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见税官，坐而获利，一日所入，可以敌商贾数月，私心羡之。若大官为天子，某愿得京洛税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邪？”及承郭氏之后践阼，颉跌犹在。召见，如初言以与之。此说诞谩不足信，然时有颉跌氏其人则真。颉跌盖跌跌异译，铁勒十五部之一也。居于邺，迁于江陵，三十年与京洛税官为缘，其为中国商人，复何疑乎？北夷以马易中国缯帛，可谓两得其利；西胡徒以宝货来，则以无用易有用而去矣。然时法禁私市，于财政亦小有裨。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宋代香药、宝货，为三说所资，南渡后兼以称提关会，自此昉也。

南方海道，来者尤多，以其交通便易也。唐代中国所以管理之者曰市舶使。新、旧《志》及《六典》皆不载。《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使 使，与波期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又《代宗纪》：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体，大掠广州。正史中可考见者，惟此二事而已。庆立事亦见《新书·柳泽传》。太一事见两《书·韦伦传》。《文献通考》所载，亦仅此二事。使使，《柳泽传》作市舶使。吕太一事，《通鉴》系是年十一月，张体作张休。波期，当系波斯之误。两《书·卢奂传》，皆附父《怀慎传》后。皆谓其官南海有清节，中使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似市舶皆由中使司之。然《旧书·卢钧传》言：钧以开成元年（836年）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毕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遣监军领市舶使，而己一不干与；则其使务本由刺史兼之，委任宦官，或转系偶然之事耳。官南海者，贪墨者多。《旧书·卢奂传》：天宝机，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瑰宝山积。刘巨麟、彭果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臧巨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以为自开元已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及奂。又《李勉传》：大历四年（769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新书·卢奂传》无裴伷先之名，曰：“时谓自开元后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隐、奂三人而已。”案伷先，两《书》皆附其从父炎传。《旧书》无事迹，《新书》谓其流北延时无复名检，专居贿，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养客数百人，自北庭属京师多其客。诇候朝廷事，闻知什常七八。盖以为跅驰非廉隅之士，故于《奂传》削其名？然伷先是时之志，盖欲有所为？不得绳以小节。且人固有瑕瑜不相掩，亦有后先易辙者。伷先纵早岁跅驰，亦不害其晚节之能廉。更谓为不廉，而时人以与璟、朝隐、奂并称，自系当时舆论。著其事而斥其不足信可也，径删其名，而谓舆论所称者，只有三人，则谬矣。又《李勉传》谓其在广，末年蕃舶至者四十余。勉既在官累年，则自非其至广明年之事。《新书》乃谓明年至者四千余柁。殿本《考证》：沈德潜云：“夷舶至者四十余，未见不暴征之效，《新书》为允。”何以十倍之数，不足见宽政之效，而必有待于千倍？且当时夷舶至者，岂能至四千余柁乎？此千字恐正是十字之误，不足为子京咎，然以勉居官之末年为明年，则必子京之疏矣。卢奂等四人外，史称其清廉者，尚有王方庆、孔戣、马总、萧仿、李尚隐、冯立、刘崇龟、韦正贯。言其贪墨者，则有遂安公寿、路元叡、路嗣恭、王锷、王茂之、郑权、李象古、徐浩、郎余庆、韩钧、胡证、李琢。然孔戣及刘崇龟，自虽清廉，仍未能禁其家人之不贪取也。遂安公寿，见《旧书·卢祖尚传》。路元叡，两《书》皆见《王方庆传》。李琢见《旧书·懿宗纪》。余各见本传。遂或至于激变。《旧书·波斯传》：乾元元年（758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新书》云袭。劫仓库，焚庐舍，《新书》作焚仓库庐舍。浮海而去。彼为通商来，何事如此？疑必有激之使然者矣。《新书·韦皋传》：弟子正贯，擢岭南节度使。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雠以下直。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卢钧传》：擢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雠其珍，钧一不取，时称絜廉。先官买而后听其与民交易，官买与私买异直，此盖相沿榷法？官吏遂借以自润。虽伤廉，究尚与私取有异也。《戣传》：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户绝者赀产入官，中国法亦如是，初非岐视蕃商，然海道岁一往复，则不应三月即没入，盖故立苛例以规利？《传》又

云：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戣禁绝，无所求索。此则后世之规费矣。《徐申传》：进岭南节度使。外蕃岁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贡外未尝剩索，商贾饶盈。可见其贡有常典，五代时闽广进奉，犹以南琛为多，见《旧五代史·本纪》：梁开平元年（907年）、二年（908年）、四年（910年），乾化元年（911年）。足见其为利之厚。故至宋代而市舶遂为要司矣。

西来商舶，前世本集交州，南朝以来，渐徙西北，而广州遂夺交州之席，盖以其去中原近也？《通鉴》：贞元八年六月，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观贽之言，而知交州之贸易，远非广州之敌矣。不特此也，《旧书·邓景山传》，言其引田神功以讨刘展，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神功传》曰：“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新书》皆略同。是商胡之居扬州者亦甚多也。《新五代史·闽世家》：王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波涛为阻。一岁，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此盖蒙蕃舶之利者归美之辞？然可见五代时闽海亦有贾胡踪迹矣。凡此皆通商港步日拓而北之证也。《隋书·食货志》云：晋自寓居江左，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权武传》：武检校潭州总管，多造金带，以遗岭南酋领，其人答以宝物，武皆纳之，由是致富。朝廷之收其利，盖亦如是？《新书·赵弘智传》：兄弘安曾孙矜，客死柳州，官为敛葬。后十七年，子来章始壮，自襄阳往求其丧，不得。野哭再阅旬。卜人秦 为筮曰：“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实。”明日，有老人过其所。问之，得矜墓。乃归葬弘安墓次。此所谓西人，殆亦贾胡？则深入今粤西境矣。《旧书·懿宗纪》：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曰：“安南溪洞首领，素推诚节。虽蛮寇窃据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闻溪峒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溪洞之于茶药，亦必有以南琛为易者。《王锷传》言：锷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新书》云：与商贾杂出于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则其运输之畅达，更不待论矣。然奇货虽可北行，运输必求便易，此则商港之所以日辟而北也。

第四节 钱 币（上）

自隋灭陈，统一中国，至安史之乱，凡经百五十年，虽中更隋末之乱，然历时不久，商业实大可振兴。商业振兴，必资钱币。魏、晋、南北朝，币制紊乱，且其数不足用，统一后自更甚，故此时之所求者，实为增铸及画一。隋、唐两代，皆思致力于此，而力弗克胜，遂至依然淆乱，依然阙乏，而种种厉民之政，转因整理圜法而起焉，此则可为浩叹者也。

《隋书·食货志》云：“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本纪》：开皇元年九月，“行五铢钱”。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镕铸。三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已后，前代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用以贸易不止。四年（584年），诏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五年正月，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

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乃诏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590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狡稍渐磨 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锡钱，递相放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598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是时江南人间钱少，晋王广又听于鄂州白纻山有铜矿处锢铜铸钱，置十炉。又诏蜀王秀听于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间，私铸颇息。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新书·食货志》：“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案用金属为钱，私铸私销，均极难禁，隋所以暂收画一流布之效者，盖徒恃严法？严法本难久恃，况听诸王铸钱，必不能皆合法乎？况又益之以大业之弛紊乎？终至大乱不可收拾，宜矣。

唐兴，又图治理，《旧书·食货志》云：“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后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显庆五年九月，敕以恶钱转多，令所在官私为市取。私字疑衍。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666年）封岳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本纪》：事在四月。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周年之后，旧钱并废。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元通宝钱。及铸新钱，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寻悟钱文之误；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二年正月，下诏曰：泉布之兴，其来自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规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铸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案自隋初至是，画一钱文之意颇坚，故隋铸五铢而尽禁旧钱；唐初铸开元，亦废隋五铢；高宗铸乾封则欲废开元，复开元又必废乾封也。乾封较之开元，所重甚微，而欲以一当十，似已悟恶币驱逐良币之理，而欲令人民自毁之，不悟因此钱文减少，商贾转至不通也。开元虽复，恐销毁已多，故私铸复起。

《志》又云：“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高宗尝临轩，谓侍臣曰：钱之为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于斯。比为州县不存检校，私铸过多。如闻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将船械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自令严加禁断。所在追纳恶钱，一二年间使尽。当时虽有约敕，而奸滥不息。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新书·食货志》云：永淳元年（682年），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

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六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钜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廓；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镕销，以钱模夹之，斯须则盈千百，便赍用之。开元五年（717年），车驾往东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三铢四累钱。《纪》云：行二铢四分已上好钱。《新志》云：行二铢四参钱。三字当误。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二月，又敕申明旧章，县设诸样。时江淮钱尤滥恶，有官炉、偏炉、棱钱、时钱等数色。璟乃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江淮使。隐之乃令率户出钱，务加督责。百姓乃以上青钱充恶钱纳之。其小恶者，或沉之于江湖，以免罪戾，于是市井不通，货价腾起。流闻京师，隐之贬官。《新志》云：宋璟又请出米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毀之。璟因之罢相。乃以张嘉贞知政事。嘉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新书》云：十一年（723年），诏所在加铸，禁卖铜锡造铜器者。二十年（732年），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二铢四参。禁 顿、沙涩、荡染、白强黑强之钱。首者官为市之。铜一斤为钱八千。二十二年（734年），中书侍郎张九龄初知政事，奏请不禁铸钱。玄宗令百官详议，皆以为不便。《本纪》事在三月。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新志》云：信安郡王袆复言国用不足，请纵私铸。议者皆畏袆帝弟之贵，莫敢与抗。独仓部郎中韦伯阳以为不可。袆议亦格。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价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铤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十一载二月，敕令所司出钱三数十万贯，分于两市百姓间。应交易所用钱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是时京城百姓，久用恶钱，制下之后，颇相惊扰。时又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贫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行用。久之乃定。”《新志》云：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诏出铜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日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752年），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钱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旧纪》云：禁恶钱，官出好钱以易之。既而商旅不便，诉于国忠，乃止之。案改革币制，非有精心毅力不可。当时之所为，实漫无策画。好恶钱敌价相易，办法虽宽，而限期太促。贫弱者争次不得，则独受其殃耳。其势已不复可以坚持，亦非尽由国忠之欲招权市恩也。此唐自天宝已前公家与私铸相争之大略也。安、史乱作，而苟且之政兴，承其流者救过不给，乃无暇更言整顿矣。

《旧书·食货志》又云：“乾元元年七月，诏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新志》云：径一寸，每缗重十斤。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斤成贯。《新志》云：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十二斤。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本纪》事在九月，云：以二十二斤成贯。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三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米斗七千，若抬价五十倍，则实价为百四十。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像，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纵。数月间，榜死者八百余人。人益无聊矣。《新志》云：先是诸炉铸钱窳薄，镕破钱及佛像，谓之盘陀，皆铸为私钱。犯者杖死。叔清盖援是例。上元元年（760年），诏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县内依此处分，诸州待进止。七月，敕重棱五十价钱，先令畿内减至三十价行，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三。盖去开元钱抬价？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观此，知官铸重棱，亦有大小之别。其小者实直且不及乾元钱，并不如私铸重棱大钱之大也。《本纪》：乾元大小钱并一当一在五月丙戌。《新志》云：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则前者除本计在癸未，连本计在甲申也。《旧志》载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如闻官铸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则是时小钱见毁者颇多。《新志》云：“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又云：“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又云：“德宗时，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盖一时主计之臣，无论顺逆，无不思借铸造为铸款之策者？其极，则转使小钱毁失而已。德宗立，行两税，须钱益多，钱价遂日贵，终至不得不兼用实物。

《新书·食货志》云：“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谬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帝以问宰相陆贽。贽请厘革其甚害者。税物估价，宜视月平。物价旬各有估，见上节。此所云者，盖谓校三旬之估而取其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国朝著令，税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今两税估资产为差，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所司覆初定两税之岁绢匹定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贽此疏，《通鉴》系贞元十年（796年）。十二年（794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新书·食货志》。《权德舆传》：德舆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上陈阙政，言“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如旧，则出于民者五倍其初”。情势如此，法遂不得不变。二十年（804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用。《新书·食货志》。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又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旧书·食货志》。其时李翱条兴复太平，又请改税法，不督钱而责布帛。《新书·本传》。然朝廷之所行者，则仅制留州送使之入，一准公估而已，见上节。终未能旷然大变赋税之法也。而因禁钱流通之故，又引起轩然一大波。

禁钱出境之令，始于德宗时。《新书·食货志》云：“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又云：“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事亦见《若初传》，附《刘晏传》后。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自此禁钱遂为恒法。至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圜丘礼毕赦诏，犹有“勿令商人载钱出境”之文焉。《旧五代史·本纪》。《食货志》云：缘边州镇，设法钤辖，勿令商人般载出境。此已足挠乱澄清之局，而宪宗复推此意而禁及飞钱。轩然大波。遂不可免矣。

《新志》述宪宗时事云：“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又云：“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寖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旧志》云：“元和七年五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时用，多重见钱，宫中支计，近日殊少。盖缘比来不许商人便换，因兹家有滞藏。所以物价转高，钱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请许令商人于三司任便换见钱，一切依旧禁约。伏以比来诸司、诸使等，或有便商人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伏请自今已后，严加禁约。从之。”案《新志》所谓物价寖轻者，乃对钱而言。《旧史》所谓物价转高者，则对布帛而言。商人之飞钱者，委钱京师，而取诸四方，不啻将四方之钱，转运入京。诸有钱者，积其钱于京师，果何为乎？换为借钱之别名，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五节。《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豆卢革尝以手书便省库钱数十万。胡《注》曰：“今俗谓借钱为便钱，言借贷以便用也。”然则便换即借贷。不许商人便换，遂至家有滞藏，则诸军、诸使及诸富家之钱，由飞钱汇画入京者，仍是借诸商人。京师小商，盖恃此等大商为顾客。大商不至，则市井萧条。唐时易中，钱帛并用，而人多重钱。商人多钱，平民则只有布帛。市面既失其常，有以布帛往买者，市肆中人将高其价以靳之，故曰物价转高；有以见钱往买者，其人度钱价将长，虽廉雠亦可获利，又将贬价以事招徕，故曰物价寖轻也。既以飞钱通中外汇兑，又以便换给商人资本，实为版克（Bank）之权舆，使能利道整齐之，岂独可救钱荒之弊？顾乃从而阻遏之，已又欲攘其什一取息之利，则庸人自扰之矣。

因此措置，纠纷遂多。元和八年四月，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817年），又出见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以市价交易。《旧书·食货志》。杯水车薪，何济于事？钱一脱手，即为人所贮藏耳。于是蓄钱之禁起矣。

蓄钱之禁，肇自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旧书·食货志》载其年六月诏曰：“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今欲著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宫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有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又禁断五岭已北银坑，令坑户采铜，助宫中铸作。见第一节。时盖欲与鼓铸并行？然周岁之后，寂焉无闻。盖鼓铸非易，而钱荒情势，时亦尚未十分急迫也？至十二年正月，乃敕“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壅塞不通。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剩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志》言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以归其直。而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法竟不行。至大和四年十一月，敕应私贮见钱家，除合贮数外，一万贯至十万贯，限一周年内处置毕。十万贯至二十万贯以下者，限二周年处置毕。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积，过本限即任人纠告及所由觉察。其所犯家钱，并准元和十二年（817年）敕纳官，据数五分取一分，充赏纠告人赏钱。数止于五千贯。应犯钱法人色目决断科贬，并准元和十二年（817年）敕处分。其所由觉察，亦量赏一半。《志》又云：事竟不行。其后后唐庄宗圜丘赦诏，仍有应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之文，亦见《旧史·本纪》及《食货志》。则其成为具文，更不待论矣。

穆宗虽再失河北，然其于计政，则实能竟前人未竟之绪。赋税改收实物，其一端也。《新书·食货志》云：“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建中时绢匹三千二百，则此时绢匹千文。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曰：制钱以权百货。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含，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已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库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惟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此处语气未完，疑下有夺文。《旧志》载中书门下奏云：“伏以群臣所议，事皆至当，深利公私。请商量付度支，据诸州府应征两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旧额，起元和十六年（821年）以后，并改配端匹斤两之物为税额。如大历已前租庸课调，不计钱令其折纳。使人知定制，供办有常。仍约元和十五年（820年）征纳布帛等估价，其旧纳虚估物，与依虚估物回计。如旧纳实估物并见钱，即于端匹斤两上量加估价。回计变法在长其物价。价长则永利公私，初虽微有加饶，法行即当就实。比旧给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条件处置，编入旨符。其盐利、酒利本以榷率计钱，有殊两税之名，不可除去钱额。中有令纳见钱者，亦请令折纳时估匹段。上既不专以钱为税，人得以所产输官。钱货必均其重轻，陇亩自广于蚕织。便时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丝麻，或地连边塞，风俗更异，赋入不同，亦请商量委所司裁酌，随便处置。”此事敕议在闰正月十七日，亦见奏，至八月朔，杨于陵乃总百寮之议，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为时逾半年，实当时一大事也。《志》又载大和四年五月，西川宣抚使崔戎奏：“准诏旨制置西川事条，今与郭钊商量，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折纳匹段。每二贯加饶百姓五百文，计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即依此旨措置。然事至大和四年（830年）然后行，又可见当时虽有此议，并未能施行于全国也。

此实行陆贽、齐抗、李翱之论，盖势之所迫，不得不然也。而鼓铸之议，亦起于此时。

唐代诸铸钱监，本内总于少府，而以所在都督、刺史判焉。德宗时，韩洄为度支，乃言“铜铁之冶，时曰山泽之利，当归于王者。今诸道节度、都督、团练使皆占之，非宜也。请总隶盐铁使。”从之。洄之意，盖欲收利权归中枢？以当时事势论，自不得谓为非是。然欲大行鼓铸，则必非一使之力所能给，故是时，又欲分其权于州郡焉。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郡官所议铸钱，或请收市人间铜物，令州郡铸。当开元已前，未置盐铁使，亦令州郡句当铸造。欲令诸道公私铜器，各纳所在节度、团练、防御、经略使，便据元敕，给与价直，并折两税，仍令本处军人镕铸。其铸本，请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当处军人，自有粮赐，亦较省本。所资众力，并收众铜，天下并功，速济时用，待一年后铸器物尽则停。其州府有出铜铅可以开铸处，具申有司，便令同诸监冶例，每年与本充铸。其收市铜器期限，并禁铸造买卖铜物等。待议定，便令有司条疏闻奏。其上都铸钱及收铜器续处分。将欲颁行，尚资周虑。请令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并诸司长官商量，重议闻奏。”从之。《旧书·食货志》。此次所筹议铸钱之规模，不可谓不大，所定办法，亦颇费苦心，鼓铸所最难者为得铜。此时铜之来源，出于收市，自极不足恃。然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则有以鼓厉之，使竭其力。加以有铜铅处皆令开铸，当时所能筹画者，亦不过如斯而已。铸本出于留州、留使，无待别筹；鼓铸以责军人，又自有粮赐；则其事可以速举。故能冀天下并功，速济时用。不特此也，事历久则奸生。果使期月克观厥成，天下同时施行，恶钱是处禁绝，则私铸私销者，虽欲作奸，亦有所不及。故此次之议，实有沃焦捧漏之精神也。然其事久未能行，盖时方多故，有所不及邪？然铜不易得，终恐为其大原因也。至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并省天下佛寺，得铜甚多，而机会乃至。

是岁七月，中书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以禁铜法处分。”《旧纪》。《新志》云：“永平监官李郁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旧书·本纪》：会昌六年二月敕：“京城、诸道，宜起来年正月已后，公私行用，并取新钱。其旧钱权停三数年。如有违犯，同用铅锡钱例科断。其旧钱并没纳。”又敕：“文武百寮俸料，起三月一日，并给见钱。一半先给匹段，对估时价，皆给见钱。”起来年正月已后，《食货志》作起今年十月以后。一半先给匹段，《食货志》作先给虚估匹段。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旧书·柳公绰传》：子仲郢，为京畿铸钱使。钱工欲于模加新字，仲郢止之。惟淮南加新字。后竟为僧人取之为像设钟磬。案杨于陵言开元时天下铸钱，岁盈百万。今以他文考之，《新志》述天宝时事云：“天下炉九十九，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天下岁铸缗三十二万七千缗。”并无如于陵所言者之巨。于陵言穆宗时岁铸十五万缗。《新志》又言：宪宗时岁铸十三万五千缗，文宗时不及十万。此固远逊开、天，然唐中叶后，鼓铸实不为不力。大历四年（769年），第五琦请于绛州汾阳、铜原两监增置五炉铸钱，见《旧志》。《新志》云：“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值，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旧书·韩滉传》言其弟洄以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江淮七监，岁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与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罢。”从之。《旧志》：元和三年（808年），“李巽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从之。六年（811年），河东节度使王锷奏“请于当管蔚州界加置炉铸铜钱，废管内锡钱。”许之。仍令加至五炉。《新志》云：“锷置炉疏拒

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听传》亦云：“开五炉官铸钱，日五万。”则月得百五十万矣。《志》又云“大和时，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旧纪》事在八年二月。此等合计之，其数亦当不少也。

即令所铸非多，积之久，数亦不为不巨。何至岌岌不可终日？然则钱之乏，非铸之少，实耗之多也。所耗者果何往哉？《新志》述肃、代时议者之说，谓“岁毁于棺瓶埋藏焚溺，铜贵钱贱，又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几尽。”案古葬多瘗钱；又其时银不如后世之通用，窖藏者率多以钱；此二者所费诚较后世为巨，他端则今古等耳。曷尝见其多费？坟墓之遭发掘者多矣；窖藏者非失所在，亦终将复出；何至不十年而尽天下之钱？然则钱之耗，当仍以破大为小及销锫以为器物两端为多耳。张九龄欲通私铸，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议谓“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贞元九年（793年），张滂奏“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日减耗。”《旧书·食货志》。开成三年（838年），李珏言：“禁铜之令，朝廷常典。行之不严，不如无令。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铸一缗，可为数器，雠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纵国家加炉铸钱，何以供销铸之弊？”《旧书·杨嗣复传》。观此数事，钱之耗，原因可以想见。自天宝以前，政府与私销私铸者之搏斗，非一日矣，而皆不胜。会昌之政纵不废，其效亦岂能胜于开、天以前？然宣宗之不择而尽废之，则其事终可诛也。自此以后，唐遂无力更与私销私铸者争矣。

五代之世，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鸿胪少卿郭在徽尝请铸当五千、三千、一千大钱。朝廷以其指虚为实，无识妄言，左迁之。《通鉴》。盖鉴于第五琦之败，不敢轻试也？而晋高祖乃放民鼓铸，此则唐开元所不敢行者矣。《新史·本纪》：天福三年十一月壬戌，除铸钱令。《通鉴》：是月癸亥，敕听公私自铸铜钱。无得杂以铅铁。每十钱重一两。以天福元宝为文。仍令盐铁颁下模范。惟禁私作铜器。《注》引《五代会要》云：“时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令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铸样，颁下诸道。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或虑诸色人接便将铅铁铸造，杂乱铜钱，仍令所属依旧禁断。尚虑逐处铜数不多，宜令诸道应有久废铜冶，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私不取课利。其有生熟铜，仍许所在中卖入官，或任自铸钱行用。不得接便别铸铜器。”案铜钱搬运为难，不得不分于诸处铸，然型式宜于画一，此由盐铁颁下模范是也。不取课利，以奖开采，亦为善策。但放铸根本既非，此等枝叶，自不足论矣。《通鉴》又云：“癸亥，敕先许公私铸钱，虑铜难得，听轻重从便，但勿令缺漏。”《旧史·本纪》云：“十二月戊寅，诏宜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一任所便。酌量轻重铸造。”当即此事。其事在癸亥后旬有五日也。至此则藩篱尽撤矣，其势自不可久。故至明年七月丙辰，遂有“私钱多用铅锡，小弱缺薄，宜皆禁之，专令有司自铸”之敕也。《通鉴》。其时有志于改革者为周世宗。《新纪》：显德二年五月甲戌，大毁佛寺。九月，丙寅朔，颁铜禁。《旧纪》云：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赞》曰：“废天下诸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五年七月，又使市铜于高丽。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世宗英锐，使天假之年，铸钱之事，当可有所成就，然其督责之力，恐亦未必能强于隋文帝也。

偏方诸国，《旧五代史·食货志》云：“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池州永宁监，建州永丰监，并岁铸钱。杭州亦置保兴监铸钱。”唐旧制之存者，盖惟此而已。而闽、楚等国，则竞铸铁锡钱及大钱以图利，南唐终亦效尤焉。楚事已见上节。王曦铸大铁钱，事在晋天福七年（942年）。文曰永隆通宝。永隆，曦年号。欧《史》云：“以一当十。”此指铜钱言之，而《通鉴》云：“一当铅钱百。”则闽铜钱一当铅钱十也。开运三年（946年），唐攻福州，吴越钱弘佐救之。募兵，久无应者。弘佐命纠之，曰：“纠而为兵者，粮赐减半。”明日，应募者乃云集。弘佐议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其弟弘亿谏曰：“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犁？犯法必多，三也。闽人铸铁钱而乱亡，不足为法，四也。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钱者国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通鉴》。弘亿所言，颇为中理。马殷铸铅铁钱，史云商旅出境无所用，皆易他货而去，庸能以境内所余易天下百货，而弘亿谓铁钱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者？情势因时地而不同，贸易通塞，致之者非一端，不害其言之皆是也。南唐李璟行大钱与铁钱，事在周显德六年七月。《通鉴》云：“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礼部侍郎钟谟请铸大钱，一当五十。中书舍人韩熙载请铸铁钱。唐主始皆不从。谟陈请不已，乃从之。是月，始铸当十大钱。文曰永通泉货。又铸当二钱，文曰唐国通宝。与开元钱并行。”十月，谟流饶州，未几杀之。永通钱遽废，则其行之才三月耳。而铁钱遂行。欧《史·世家》云：“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多以十铁钱易一铜钱出境，官不可禁。李煜因下令以一当十。”顺其势之自然，较诸以法令之力，强维其名价者，犹为贤也。

钱荒既甚，除陌之弊斯起。《旧书·食货志》载天宝九载二月敕云：“除陌钱每贯二十文。”此盖当时民间习俗？中叶后钱荒日甚，其数遂随之而增。《志》又云：“元和四年闰三月，京城时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等。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只承人等，并不须干扰。若非买卖，自将钱于街衢行者，一切勿问。”所谓陌内欠钱，即短陌之异名耳。《志》又载十四年六月敕：“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新志》云：“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铅锡钱益多。吏捕犯者，多属诸军、诸使。呼集市人强夺，殴伤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本使莅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遣人莅决。”捉搦既虑生奸，而诸军、诸使，又恃势横行，则其法不得不废。《旧志》又载长庆元年九月敕：“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遂卒折而从之矣。《新志》云：“昭宗末年，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案短陌本不中理，然《新志》言李泌为相时，中外给用，每贯垫二十，号户部除陌钱，以给京官岁费，则官且自为之，后遂迁流愈甚。《新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十二月，国子监奏“创造文宣王庙，仍请率在朝及天下现任官寮俸钱，每贯每月克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允之。此袭唐昭宗时京师用钱之例。《食货志》：唐同光二年（924年），度支奏“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则沿其时河南府之俗也。《王章传》：授三司使。旧制官库出纳缗钱，

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则更明肆攘夺矣。然其弊遂沿至宋代云。《容斋随笔》云：“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陌。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至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陌。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

欲鼓铸而乏铜，则不得不严铜禁，此亦厉民之一端也。其事始于高宗时。“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新书·食货志》。开元十一年（723年），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已见前。天宝十三载（754年），敕铅铜锡不许私家买卖货易。《旧书·赵涓传》。大历七年十二月，禁铸铜器。《旧书·本纪》。贞元初，盐铁使张滂奏禁江淮铸铜为器，惟铸鉴而已。《新书·食货志》。九年正月，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镜外不得铸造。《旧书·本纪》。十年（794年），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销钱以盗铸论。《新书·食货志》。元和元年（806年），以钱少禁用铜器。《旧书·本纪》。宝历元年十月，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像者，请以盗铸钱论。《旧书·本纪》。亦见《新书·食货志》。大和三年（829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以金银、石、乌油、蓝铁。惟鉴、磬、钉、镮、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文宗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雠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新书·食货志》。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圜丘礼毕赦文，禁工人熔钱为铜器。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访闻近日诸道州府所卖器价贵，多是销熔见钱，以邀厚利。”乃下诏曰：“宜令遍行晓告。如旧系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仍令生铜器物，每斤价定二百文，熟铜器物，每斤四百文。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皆见《旧五代史·本纪》及《食货志》。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亦禁造铜器云。《新五代史·本纪》。

乱铜钱者，铁锡钱也，故其禁尤亟。天宝前事已见前。元和二年四月，禁铅锡钱。《旧书·本纪》。《旧书·食货志》云：大和三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准元和四年闰三月敕：应有铅锡钱，并合给官。如有人纠得一钱赏百钱者。当时敕条，贵在峻切，今详事实，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钱赏百钱，则有人告一百贯锡钱，须赏一万贯铜钱。执此而行，事无畔际。今请以铅锡交易者，一贯已下，以州府常行决脊杖二十。十贯已下决六十，徒三年。过十贯已上，所在集众决杀。其受铅锡钱交易者，亦准此处分。其用铅锡钱仍纳官。其能纠告者，每一贯赏五千文。不满贯者，准此计赏，累至三百千，仍且取当处官钱给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征纳家资，填充赏钱。”可之。此条例亦未尝不峻切也。五代时，仍时申其禁。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三月，禁用铅锡钱。《明宗纪》：天成元年十二月，诏严禁镴钱。四年四月，禁铁镴钱。《末帝纪》：清泰二年十二月，禁用铅钱。天成四年（929年）之禁，《通鉴》作铁锡钱。云：“时湖南专用锡钱，铜钱一直锡钱百，流入中国，法不能禁。”《注》引《五代会要》云：“同光二年三月敕：泉布之弊，杂以铅锡。江湖之外，盗铸尤多。市肆之间，公行无畏。因是纲商挟带，舟载往来。换易好钱，藏贮富室。实为蠹弊，须有条流。宜令京城及诸道，于市行使钱内黠检，杂恶铅锡，并宜禁断。绿江州县，每有舟船到岸，严加觉察。若私载往来，并宜收纳。”天成元年十二月，敕“行使铜钱之内，如闻挟带铁钱，若不严加科流，转恐私加铸造。应中外所使铜钱内铁镴钱，即宜毁弃，不得辄更有行使。如违，其所使钱不计多少，并纳入官，仍科深罪。”均可考见当时铁锡钱流衍之情形也。

第五节 钱 币（下）

隋、唐、五代之世，铜钱阙乏，所恃以济其穷者，实为布帛。《唐律疏议》以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为短狭，已见第二节。《新书·百官志·织染署》云：“掌供冠冕组绶及织纴色染锦罗纱縠绫绢布，皆广尺有八寸，四丈为匹。布五丈为端。绵六两为屯。丝五两为。麻三斤为。”《通鉴》：开元十五年（727年），上命妃嫔以下宫中育蚕。夏至，赐贵近丝人一。胡《注》曰：“杜佑曰：《唐令》麻三斤为，未知丝 轻重何如？”《旧书·职官志》金部曰：“凡赐十段，其率绢三匹，布三端，绵四屯。若杂采十段，则丝布二匹，二匹，绫二匹，缦四匹，若赐番客锦采，率十段则锦一张，绫二匹，缦三匹，绵四屯。”《旧五代史·唐明宗纪》：长兴元年十月，诏凡赙赠布帛，言段不言端匹。段者，二丈也，宜令三司依此给付，此其权度及用之之法也。布帛虽重滞，较之谷物，究易搬运，且便藏贮，故其用较谷物为广。然较之铜钱，则此诸德，尚相去甚远。民间造之，利于行滥短狭，官取之又务求其长大，已见第二节。《旧书·李皋传》言皋“于官匹帛皆印之，绝吏之私”，是吏之掌管者有弊也。《旧五代史·周世宗纪》：显德三年五月，诏天下公私织造布帛及诸色匹段，幅尺斤两，并须依向来制度，不得轻弱假伪。犯者擒捉送官。此诏用意虽重在私，然兼言公私，则宫中制造，亦未尝无弊矣。故铸钱究不容已也。惟偏僻之区，有竟无钱者，不得不专借布帛以为用耳。如《新五代史·四裔附录》载胡峤《陷虏记》，谓西楼有邑屋市肆，然交易无钱而用布是也。

金银之为用亦日广，首于赏赐见之。梁睿平王谦，赐金二千两，银三千两。杨素平江南，赐黄金四十斤。讨突厥，赐黄金百斤。周法尚平李光仕，赐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慕容三藏破王仲宣，赐奴婢百口，加以金银杂物。郑善果为鲁郡太守，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考为天下第一，各赐黄金百两。唐太宗平王世充，赐黄金六千斤。元吉亦赐二千斤。屈突通从平薛举，时珍物山积，诸将皆争取之，通独无所犯，高祖闻之，特赐金银六百两。窦威子琮，从隐太子平刘黑闼，赏黄金十斤。樊兴，从太宗积战功，赐黄金三十铤。萧瑀，迁内史令，奏便宜数十条，赐金一函。杜淹，杨文干作乱，辞连东宫，归罪于淹及王珪、韦挺等，并流越巂，太宗知其非罪，赠以黄金三百两。《旧书·杜如晦传》。尉迟敬德，寻相叛，诸将疑其必叛，囚于军中，太宗释之，引入卧内，赐以金宝。是日从猎，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翼太宗以出。特赐金银一箧。秦叔宝，从破宋金刚于介休，录前后勋，赐黄金百斤。从讨王世充，平，赐黄金百斤。李君羡，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宫女、马、牛、黄金、杂采，不可胜数。薛收，上书谏猎，赐黄金四十铤。魏征陈不克终十渐，赐黄金十斤。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十斤。《旧书·太宗诸子传》。《志宁传》同。新、旧《书旧颖达传》皆作一斤，恐误。程务挺，父名振，以功赐黄金三百两。江夏王道宗，将讨高丽，以百骑度辽窥形势，还赐金五十斤。黑齿常之，与吐蕃战，拔出李敬玄，赐金五百两。姚崇，言酷吏之弊，则天大悦，遣中使赐银千两。魏元忠，中宗复位为相，请归乡里拜扫，特赐银千两。朱泚，至京师及出镇奉天，皆赐金银。穆宗幸五方，赐从官金银铤有差。《旧纪》长庆三年八月。殷侑，开成元年（836年），召为刑部尚书，中谢，令中使就第赐金十斤。王檀，柏乡败后全邢州，赐银千两。孟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多采良家，以充后宫。枢密副使韩保贞切谏。昶大悟，即日出之。赐保贞金数

斤。周世宗，显德六年六月，赐江南进奉使银一万两。此皆径以金银为赐者也。隋炀帝以金蛇、金驼进宣华夫人，已见第二章第三节。杨素平江南，黄金之外，又赐银瓶，实以金钱。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赐金钵一，实以金，银钵一，实以珠。赐王公已下射，素箭为第一，高祖手以外国所献金精盘赐之。周法尚，平陈后，安集岭南，赐银甕。樊子盖与苏威、宇文述陪宴积翠亭，炀帝以金杯属子盖酒，因以赐之。唐制：内侍省内府局，掌中藏宝货给纳名数。凡朝会，五品已上赐绢帛金银器于殿庭者并供之。诸将有功，并蕃酋辞还，亦如之。秦叔宝，战美良川，破尉迟敬德，功多，高祖赐以黄金瓶。隐太子、巢刺王谋害太宗，密致书招尉迟敬德，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高季辅，贞观十八年（644年），兼吏部侍郎，凡所铨叙，时称允当，太宗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高宗将立武昭仪，密遣使赐长孙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以悦其意。裴行俭，平阿史那匐延、都支、李遮匐，赐金银器皿三千余事。胡楚宾，属文敏甚，必酒中然后下笔，高宗常以金银杯斟酒饮之，文成辄赐焉。《新书·文艺传》，附《元万顷》后。阎朝隐，则天不豫，令往少宝山祈祷，朝隐以身为牺牲，赐金银器十事。《旧书·文苑传》。刘幽求，睿宗即位，赐金银杂器。先天二年七月三日诛逆，玄宗宴于内殿，赐功臣金银器皿各一床。《旧书·王琚传》。九月己卯，宴王公百寮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争拾。《旧书·本纪》。郭知运平康待宾，赐金银器百事。张守珪斩可突干，诣东都献捷，赐金银器物。安禄山，玄宗为置第宇，穷极壮丽，以金银为蒡、筐、笊篱等。李嗣业，天宝十二载（753年），自疏勒镇使入朝。赐酒帝前，醉起舞。帝宠之，赐采百，金皿五十物，钱十万，曰：“为解酲具。”郭子仪，肃宗不豫，请见，引至卧内，赐御马、银器、杂采。贾耽，献《陇右山南图》，赐银瓶、盘各一。献《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赐银瓶、盘各一；银榼二。韦处厚与路随进所撰《六经法言》，赐银器二百事。

《旧书·穆宗纪》长庆二年（822年）。谏昭愍畋，赐银器四事。崔邯，昭愍即位，选为侍讲学士。进《诸经纂要》，赐银器等。牛僧孺节度山南，辞日赐觚散樽杓等金银古器。庞勋之平，其宿州守将张玄稔以城降，遂复徐州，赐金榼一杖，盖碗一具，金要带一条。《旧书·懿宗纪》咸通九年（868年）。天复三年（903年），岐人启壁，唐昭宗赐梁太祖紫金酒器。《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二月，延州节度使高万兴奏“杀戮宁、庆两州贼军”，以银器赐其入奏军将。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谏议大夫萧希甫奏宰相豆卢革、韦说罪，革、说皆贬谪，赐希甫银器五十两。皆见《旧史·本纪》。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赐张湜等九人各银器二十两，以尝删定《刑统》之劳也。《新史·刑法志》。三年（956年），李璟使钟模等来，许称臣纳贡，赐模等银器一百两。五年四月，赐李璟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六年（959年），赐两浙进奉使银器三千两。凡此皆以金银器物为赐者也。

此时宫廷器物，以金银为之者极多，故臣下之图贡媚者，亦争以是为献。《隋书·苏威传》：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高祖为之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何稠传》：炀帝将幸扬州，命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所役工二十余万人，用金银钱物巨万计。唐太宗以朱提瓶镣盎燕回纥，已见第二节。武后作九鼎，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 谏，乃止。事见《旧书·传》，亦见《礼仪志》。德宗即位，诏银器勿以金饰，《旧书·本纪》大历十四年五月。敬宗尝诏度支进铜三千斛，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又令浙西造盝子二十具，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皆见第八章第五节。《旧书·薛存诚传》云：“敬宗造清思院新殿，用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新书》作“铜鉴三千，薄金十万饼。”宣宗女万寿公主，下嫁郑颢。旧制，车舆以镣金钿饰，帝易以铜。懿宗女卫国文懿公主薨，许百官祭以金贝寓车、廞服，火之，民争取煨以汰宝。及葬，冶金为俑。《新书·诸公主传》。参看第十章第一节。凡此，皆可见当时宫廷用金银制器物之广。其臣下之以是为献者：齐映，献高八尺银瓶，已见第七章第六节。李敬玄弟元素，为武德令。怀州刺史李文暕将调率金银，造常满樽以献，百姓甚弊之。官吏无敢异议者。元素抗辞固执。文暕乃损其制度，以家财营之。田神功，朝京师，献金银器五十件。韩弘，自汴入觐，进银器二百七十件。王播，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四十万，遂得再相。皆可见宠赂之彰。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甕数百具。李绛请归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宪宗可之，仍赦均罪。《新书·绛传》。文宗大和二年五月，敕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充铤银及绫绢。其中有赐与所须，待五年后续有进止。《旧书·本纪》。化私为公，化无用为有用，已为难得。若德宗即位之初，贡器以金银饰者还之，《新书·本纪》。则直是绝无仅有矣。《新五代史·梁太祖纪》：天复三年（903年），唐昭宗发凤翔，权驻跸帝营，帝以金银器进。造次颠沛之际，何须乎是？盖已习为事例矣。开平二年十月，大明节，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四年（910年），寒食假，诸道节度使、郡守、勋臣竞以春服贺。又连清明宴，以鞍辔马及金银器、罗锦进者逮千万。乾化元年（911年），广州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二年五月，至东都。博王友文以新创食殿上言，并进准备内宴钱三千贯，银器一千五百两。此等皆是竭泽而渔，梁祚之不长，实由于此，观第十二章第二节所引《旧史·袁象先传》可见也。《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三月，任圜奏诸道藩府，请依天复三年（903年）已前许贡绫绢、金银，随其土产，折进马之直。《五代会要》详纪其事云：“圜奏三京留守、诸道节度、观察、诸州防御使、刺史，每年应圣节及正、至等节贡奉，或讨伐胜捷，各进献马。伏见本朝旧事，虽以献马为名，多将绫绢、金银折充马价。盖跋涉之际，

护养稍难，因此群方，俱为定制。自今后，伏乞除蕃部进驼马外，诸州所进马，许依天复三年已前事例，随其土产，折进价值。”唐畜马本最盛，中叶后兵力虽衰，与西北蕃戎交易之殷繁如故，马本不难多致，而遽一蹶不振；沙陀久处朔方，明宗又留意戎备，而骑兵亦不过三万五千；见第一节。盖皆化作绫绢、金银，以供耗费矣。四年六月，高从诲进银三千两赎罪。长兴三年十月，复与马希范并进银、茶，乞赐战马。帝还其直，各赐马有差。此等皆同市道交。《周世宗纪》：显德三年（956年），李璟遣钟谟等奉表来，叙愿称臣纳贡之意，仍进金器千两。孙晟来，仍进金一千两，银十万两。又进赏给将士金银。五年三月，璟遣冯延巳献犒军银十万两。四月，宴从臣及江南进奉使于行宫。徐辽代璟奉寿觞以献，进金酒器及金银。穷兵黩武之所求，亦不过如是而已。

臣下之藏金银若以金银为器物者亦多，故亦以之相馈遗。吕用之绐杨行密：有白金五十铤，瘗于所居之庑下，寇平之日，愿备将士一醉之资。《旧五代史·行密传》：五十铤，《通鉴》作五万铤，事系光启三年（887年）。其言虽诬，然其时必有此等事，乃足以为诳。梁太祖之征赵匡凝也，入襄城，周视府署，帑藏悉空。惟西庑下有一亭，窗户俨然，扃锁甚密。命破锁启扉，中有一大匮，缄鐍甚至。又令破柜，内有金银数百铤。《旧五代史·梁大祖纪》天祐二年（905年）。而张篯亦积白金万镒，藏于窟室。观此二事，便知用之诳语，所以能见信于人。抑扬、越，邻道也，董昌之帅越也，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赋及中外馈遗。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万五千匹，他物称是。《通鉴》乾宁元年（894年）。越之厚藏如是，用之有银数十铤，岂足异哉？然则房知温死，而其子献其钱三万缗，金百两，银千两，诚九牛之一毛矣。或曰：此等皆武人，乘时攘夺，与盗贼无异，何足论？然王瑜不忍其父陷于契丹，而以兵谏，亦志节之士也，而畜聚金币万计，则初不必全无心肝之人而后然矣。王任，史谓其室中为无门大柜，惟开一窍，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其上，此必厚诬之辞。然桑维翰有白金数千铤，则事非子虚。见第十八章第三节。则并不必武人矣。犹曰仕历通显也。陈保极为维翰所贼，蹭蹬宦途，衔愤以卒，性又鄙吝，而帷囊中亦贮白金十铤。卢简辞为侍御史，福建盐铁院官坐臧，简辞穷按之，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无此物。昂为吏可知矣。”则又不必达官贵人矣。金银之为众所好尚如是。元孝矩季弟褒，诸兄议欲别居，泣谏不得。家素富，多金宝，褒无所受，脱身而出。卢怀慎，器用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诚如凤毛麟角矣。竞以金银若其所成之器物相赠遗，又曷足怪哉？裴敦复欲害裴宽，令子婿以五百金赂贵妃姊杨三娘。《旧书·裴漼传》。《新书》作金五百两。尉迟敬德子姓陷大逆，韩思彦按释其冤，赠黄金、良马，思彦不受。刘叉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柳公权为勋戚家碑版，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滕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杨复光引段彦谟为荆南节度，彦漠绐行边，诣复光，以黄金数百两为谢。高汉筠在襄阳，有孽吏，常课外献白金二十镒。汉筠曰：“非多纳麦麰，则刻削圜阓。吾有正俸，此何用焉？”戒其主者不复然。其白金皆以状上进。潘环历六部两镇，所至以聚敛为务。在宿州时，有衙将因微过见怒，环绐言笞之。衙校因托一尼尝熟于环者献白金两铤。尼诣环，白衙校饷鏊脚两枚，求免其责。环曰：“鏊本几脚？”尼曰：“三脚。”环复曰：“今两脚能成鏊乎？”尼则以三数致之。当时号为潘鏊脚。李继韬之降也，其母杨氏，赍银数十万至京师，厚赂宦官、伶人。然则问遗、报谢、请托、构陷、诛求、乞匄，无不以之矣。第五琦之贬也，在道有告其受人黄金二百两者。遣御史刘期光追之。琦对曰：“二百两金，十三斤重。忝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凭，即请准法科

罪。”期光以为伏罪，遽奏之。仆固怀恩上书自讼，言“李抱玉与臣马兼银器四事，臣于回纥处得绢，便与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赠。今被抱玉共相组织，将此往来之贶，便为结托之私”。琦之见诬不待论，即怀恩亦未必意存结托，然当时贿赂公行，诬构者遂得因而中之矣。

不徒王公贵人也，即平民亦多有金银。《旧书·崔光远传》：率花惊定等讨平段子璋。将士肆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者，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此有金银臂钏者，必不能皆为贵妇人也。薛《史·赵光逢传》：尝有女冠，寄黄金一镒于其家。时属乱离，女冠委化于他土。后二十年，金无所归，纳于河南尹张全义，请付诸宫观。其旧封尚在。此女冠盖亦以黄金为贮蓄，犹近世妇人得钱则以买金银饰物耳。人民之多藏金银，盖以其行用之广。《新书·李勉传》：勉少贫狭，客梁、宋，与诸生共逆旅。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无知者，幸君以此为我葬，余则君自取之。”勉许诺。既葬，密置余金棺下。后其家谒勉，共启墓，出金付之。薛《史·晋少帝纪》：开运二年（945年），是岁，帝每遇四方进献器皿，多以银于外府易金而入。谓左右曰：“金者，贵而且轻，便于人力。”识者以为北迁之兆。行旅皆以金银为资，即见其是处可用。魏元忠之请归拜扫而蒙赐银也，中宗手敕曰：“散金敷惠，谅属斯辰。”而元忠至乡里，自藏其银，无所振施，为史所讥。尤可见乡里间人，无不知宝金银者矣。梁太祖尝以银万两请籴于魏，《通鉴》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盖非徒以为赂，亦以是俾其求诸贵庾之家邪？秦、汉用金，多以斤计，南北朝时，稍以两计，可见其行用之广，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五节。至唐、五代时，则金银器物，亦有以两言者矣。盖亦非徒珍藏，乃将权其轻重而用之也。

不惟民间为然也，军中亦多有金银。《新书·阿史那社尔传》：与郭孝恪讨龟兹。孝恪之在军，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遗社尔，社尔不受。此或掠诸西域，然师行内地者亦然。故王子颜父难得，从肃宗幸灵武，行在阙军赏，难得乃进绢三千匹及银器。代宗讨田承嗣，使中人出黄白金万计劳赉。《新书·藩镇魏博传》。宪宗元和十二年二月，亦出内库银五千两付度支供军也。《旧纪》。鲁炅为南阳节度使，以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人屯叶北，贼将武令珣等击之，尽没。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军资器械，尽弃于路如山积；贼徒不胜其富。《旧书·炅传》。黄头军之怨怒也，田令孜置酒会诸将，以黄金樽行酒，即以赐之。时溥之败，徙金玉与妻子登燕子楼自焚。朱全忠入关，韩建遣使纳降，又以银三万助军。《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毕师铎攻广陵，兵傅城。吕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战。令曰：“斩一级赏金一饼。”及师铎徙高骈东第，擒诸葛殷，要下得金数斤。骈出金遗守者，师铎知之，加兵苛督。秦彦为杨行密所迫，大出金求救于张雄。雄引兵至东塘，得金，不战去。彦使师铎出战，行密伪北，诸军奔其壁，争取金玉资粮，伏噪而出，俘杀旁午，横尸十里。《新书·高骈传》。刘守光见围，献银千两于周德威。后唐庄宗许以魏王所运金银赐将士。凤翔兵溃，闵帝亦出银、绢、钱厚赐诸军。皆足见军中金银为用之广。赍此果何为哉？王世充之篡也，皇甫无逸弃母妻斩关自归。追骑将及，无逸解金带投之地，骑争下取，由是获免。陆贽疏论裴延龄，追溯在奉天之时，言宫壶之中，服用有阙，剥亲王饰带之金，卖以给直。《旧书·延龄传》。然则军中之有金银，亦取其贵且轻，便于人力，而缓急可以为资粮耳。柏乡之役，王景仁所将神威、龙骧、拱宸等军，皆梁精兵，人马铠甲，饰以金银，其光耀目。周德威勉其众曰：“其一甲直数十千，得之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以往取也。”安重荣乘镇州旱蝗，聚饥民驱以向邺。晋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将赵彦之与重荣有隙，临阵卷旗以奔晋军。其铠甲鞍辔，皆装以银。晋军不知其来降，争杀而分之。战而胜可也，战而不胜，遂为泽中之麋、蒙虎之皮矣。士卒如斯，将校尤甚。梁太祖开平二年六

月，诏诸道进献，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戟，雕勒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七月，诏内外将相，许以银饰鞍勒。其刺史、都将、内诸司使以降，只许用铜。晋少帝开运元年十月，诏今后作坊制器械，指兵器。不得更用金银装饰。装饰者后起，其初意，固亦以为资粮也。

造像为耗金之一大端。王昶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盖隋、唐、五代之世造像之费金最多者。然合天下寺观而计之，恐此数千斤者，又区区不足计矣。《旧书·五行志》：景龙中，东都凌空观灾，金铜诸像，销铄并尽。可见寺观铜像而外，多有金像。然观此时金银流布之广，则即合天下寺观造像所费计之，恐亦不足齿数也。

金银行用之广，盖缘货币之不足。然迳用为易中者，亦惟岭南。《日知录》引韩愈奏状，谓五岭卖买一以银。元稹奏状，谓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又引张籍诗曰“蛮州市用银”是也。金价太贵，银之用盖尤多，后世银铜并用之基，实奠于此。案唐世币制之坏，可谓是处皆然，中原贸易殷繁，自必更以为苦，然以金银为币，仍限于五岭以南者。钱币者度物价之尺，尺可一不可二，既用铜钱，又用金银，是二之也。金银通用，广狭不侔，设并用之，比价岂能不变？若有变，是三之也。职是故，圜法虽坏，人民仍愿用钱。杨于陵谓大历已前，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而后亦用钱，其明征矣。然此特铜钱初有流入南方者耳，其数固不能多，而金银且有流衍而北者。宪宗欲谋鼓铸，但断岭北银坑，而岭南则置诸不问者，知其势不可以遽变也。已又许其重开而禁钱逾岭者，知岭北银坑，所出无几，不足以乱圜法，而岭南则虑其运银而来，易钱而去也。然则是时岭南之银盖多矣？银果何自来邪？近人王毓瑚尝考《新书·地理志》所载产银之州县三十四，而属于岭南者惟三。释之曰：有银之地，不必皆事开采，岭南则记载较略也。又考诸《通典》，贡银之郡三十二，而其三十属于岭南。因谓岭南产银必多。王氏文见文通书局《文史杂志》第六卷第三期。予谓唐时岭南生计，尚远落北方之后，谓其能大开银矿，亦有可疑。土贡固当重土产，亦不必皆土地所生，交易所得，亦土产也。宋世徐豁尝论中宿俚民，每丁课银半两，而其地实不出银，皆买银而输之，则其明证。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节。《新书·孔戣传》：附其从父巢父传。拜岭南节度使。既至，免属州逋负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岁八百两。岂有矿业大兴，而以八百两之税为苦者？更观徐豁论始兴之民采银之苦，数十郡同时开采，殆势所不能也。果其有之，则孔戣所恤，亦当兼及矿丁，而不徒在于金税矣。然则银果何自来邪？殆来自海表也？西胡夙用金银。《旧书·魏征传》言：太宗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征谏，太宗纳其言而止。《新书·波斯传》云：“劫盗囚终老，偷者输银钱。”高仙芝破石国，获黄金五六橐驼。可见西域金银之富。乌质勒将阙啜忠节，密使赍金七百两赂宗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此非突厥所自为，乃渐染西胡之俗也。肃宗之还西京，回纥叶护自东京至，赐以金银器皿。突董之死也，使源休归其尸。可汗使谓休曰：“所欠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也。”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寻遣之归，与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朱邪执宜之来朝，唐赐以锦采银器。《旧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九月。回纥、沙陀，其先皆处西域，故知贵金银，唐亦顺其俗而与之也。贾胡既咸用金银，自必流入所与交易之国。然西北陆路，来者究少，至南方海道，则不然矣。《旧书·太宗纪》：贞观十四年闰月，十月。吐蕃遣使献黄金器千斤以求婚。《本传》云：复请婚，太宗许之。弄赞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太宗伐辽东还，遣禄东赞来贺，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器弩悉弄求婚，献金二千两。开元十七年（729年）求和，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盏、杂器物等。二十四年正月，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上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寮。

《新书》传云：“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郝玭传》云：赞普常等玭身铸金象，令于国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偿之。”此言自诬，然吐蕃之多金，则可见矣。此非来自南海而何自哉？《投和传》云：“银作钱。”《名蔑传》云：“交易皆用金准直。”《骠传》云：“以金银为钱，形如半月。”岂有南海之金银，能入吐蕃、投和、名蔑、骠而不能入中国者？《隋书·食货志》谓自梁初，交、广之城，即全以金银为货，则其积之也久矣，其多又曷足怪乎？《隋书·地理志》云：“诸僚并铸铜为大鼓。初成，县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史万岁传》：文帝既杀之，下诏曰：“敕令将爨玩入朝，多受金银，违敕令住。”《梁毗传》云：出为西宁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是递相陵夺，每寻干戈。边境略无宁岁。毗患之。后诸酋长相率以金遗毗。于是置金坐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杀我邪？”一无所纳，悉以还之。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新书·诸夷蕃将传》：冯盎族人子猷，贞观中入朝，载金一舸自随。高宗时，遣御史许瓘视其赀。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后率子弟数十人击铜鼓，蒙排执瓘，而奏其罪。帝驰遣御史杨璟验讯。璟至，卑辞以结之，委罪于瓘。子猷喜，遗金二百两、银五百两。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归。”璟受之。还奏其状。帝命纳焉。《松外蛮传》云：“富室娶妻，纳金银、牛羊、酒。女所赍亦如之。奸淫则强族输金银请和，而弃其妻。处女、嫠妇不坐。”《嘉良夷传》云：“王、酋帅以金饰首，胸垂金花，径三寸。”盖南蛮之多金又如此。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八月，昆明九部落各差使随牂牁、清州八郡刺史来朝，各赐官告、缯采、银器放还，亦顺其俗而与之也。其金又何自来哉？《隋书·食货志》言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而其所由来者可知矣。岂有能入此等部族，而不能入中国者乎？抑又不仅此。过折之杀可突干也，唐授以松漠都督，赐银器十事。《旧书·本传》。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契丹遣使来乞通和。十二月，遣飞胜指挥使于契丹，赐契丹主锦绮、银器等。四年十一月，云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造攻城之具。遣使赐以银器、采币。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遣朱宪伴送契丹来使归蕃，兼致书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遗兀欲。皆见薛《史·本纪》。泉男生与李 攻平壤，擒高藏，诏遣其子赍手制金皿即辽水劳赐。《新书·诸夷蕃将传》。玄宗赐新罗兴光金银精器，兴光亦上黄金。《新书·本传》。则虽东北诸国，距西胡较远者，亦咸知贵金银矣，而谓其不能人中国乎？

《旧书·方技传》：孟诜，垂拱初，累迁凤阁舍人。诜少好方术，尝于凤阁侍郎刘祎之家见其敕赐金，谓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因事出为台州司马。赐金而用伪物，事殊可骇。如此，唐时伪金不将遍天下乎？此殊不然。《良吏传》：睿宗时，突厥默啜请尚公主，许之。和逢尧以御史中丞摄鸿胪卿充使报命。既至虏廷，默啜遣其大臣谓曰：“敕书送金镂鞍检，乃银胎金涂。岂是天子意？为是使人换却？如此虚假，公主必应非实。请还信物，罢和亲之事。”遂策马而去。逢尧大呼，命左右引马回。谓曰：“汉法重女婿。令送鞍者，只取平安长久之义，何必以金银为升降？若尔，乃是可汗贪金而轻银，岂是重人而贵信？”默啜闻之，曰：“承前汉使，不敢如此，不可轻也。”遂设宴备礼。银胎金涂，无可误为金之理，此直是有司贪冒，使敕书不信耳。武后赐金之为伪物，亦犹是也。孟诜发明其伪，闻于后者，必谓金实非伪，而诜妄言，故后不悦而出之耳。不然，岂有不责主藏者，反咎诜之理乎？其时纲纪之废弛可见矣。若人民则原不可欺。慕容彦超之铁胎银，且不可以欺士卒也，而况商贾富人欤？见第十八章第四节。

第二十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南人多食稻米，北人多食菽麦，而北方之人，亦未尝不以稻米为美；北人之食麦者，多以之作饼。皆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一节。隋、唐、五代时，此风似仍未变。隋蔡王智积延文学之士，所设惟饼果，酒才三酌。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子啖官厨饼，士文枷之于狱累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皆饼为常食之征。《通鉴》：唐昭宗天复二年十二月，与李茂贞议与朱全忠和，曰：“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今亦竭矣。”《注》曰：“汤饼者，硙麦为面，以面作饼，投之沸汤煮之，黄庭坚所谓‘煮饼深注汤’是也。程大昌《续演繁露》曰：《释名》：饼，并也，溲麦使之合并也。蒸饼、汤饼之属，各随形名之。”此盖恒人常食，帝王在危难中亦食之，平时固未必然。杜陵《后出塞》之诗曰：“粳稻来东吴。”此指范阳安禄山军骄纵之状，可见北人豪侈者之多食稻米矣。

平民则有并菽麦而亦不易得者。《旧书·高宗诸子传》：其第五子弘，以显庆元年（656年）立为皇太子。咸亨二年（671年），驾幸东都，留京师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苏瑰传》：瑰以景龙三年（709年）转仆射，言禁卫兵有三日不得食者。禁卫如此，岂况他军？又岂况平民？《隋书·食货志》言：炀帝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籾，吏皆惧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新书·食货志》言：肃宗时，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鬻籺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又云：懿宗时，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此据卢携之言，见第十章第四节。《杜佑传》：孙悰，镇淮南。时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遗米自给，呼为圣米。取陂泽茭蒲实皆尽。悰更表以为祥。《新五代史·牛存节传》：李罕之围张全义于河阳，全义乞兵于梁。梁太祖以存节故事诸葛爽于河阳，知其间道，使以兵为前锋。是岁饥，兵行乏食。存节以金帛就民易干葚以食军，击走罕之。又《豆卢革传》：言庄宗灭梁之初，大水，四方地连震，流民殍死者数万人。军士妻子皆采稆以为食。皆不谷食时之情形也。《新书·崔融传》：曾孙从，少孤贫，与兄能偕隐太原山中。会岁饥，拾橡食以饭，讲学不废。《韦贯之传》：居贫，啖豆糜自给。《阳城传》：岁饥，屏迹不过邻里，屑榆为粥，讲论不辍。有奴都儿，化其德，亦方介自约。或哀其馁，与之食，不纳。后致糠核数桮，乃受。则士大夫亦有不办麦饭者矣。又《王世充传》：唐兵傅城，堑而守之。世充粮且尽，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砾，取浮土，糅米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通鉴》：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大半。胡《注》曰：“堇泥，黏土也。”刘守光围沧州，沧州民食堇土，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此与隋炀帝时民所食土，皆近世所谓观音土者类邪？

肉类尚非常食。《库狄士文传》言其官贝州，买盐菜必于外境。可见虽刺史家，亦以盐菜为常食矣。《旧书·窦建德传》云：不啖肉，常食惟有菜蔬、脱粟之饭。此或食性使然，亦或故贫贱习于是。建德虽农夫，实游侠，而凡民可知矣。然亦不徒平民。《旧书·裴休传》：父肃，生三子：俦、休、俅。童龀时，兄弟同学于济源别墅。虞人有以鹿贽俦者，俦、俅烹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穷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翼日何继？无宜改馔。”独不食。《新书·邓景山传》：子弟馔不过草具，待上宾惟豚鱼而已。《旧五代史·刘赞传》：父玭，每肉食，别置蔬食以饭赞。谓之曰：“肉食，君之禄也。尔欲食肉，当苦心文艺，自可致之，吾禄不可分也。”是士大夫家子弟，以疏食为常也。《新书·卢怀慎传》：既属疾，宋璟、卢从愿候之。见敝箦单藉，门不施箔。会风雨至，举席自障，日晏设食，蒸豆两器，菜数柸而已。则待客且然矣。又《马周传》：周每行郡县，食必进鸡。小吏讼之。太宗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榜吏斥之。御史肉食，尚有禁令，卢怀慎以豆菜待客，自不为慢。《诸公主传》：宪宗女岐阳庄淑公主，下嫁杜悰。悰为澧州刺史，主与偕。从者不二十。婢乘驴，不肉食，于理于法，皆当尔，不足夸矣。《旧书·良吏·蒋沇传》：乾元后，授陆浑、盩厔、咸阳、高陵四县令。郭子仪每统兵由其县，必诫军吏曰：“蒋沇清而严干，供亿故当有素，士众得蔬饭见馈则足，无挠清政。”然则军吏之挠政而求肉食者多矣。

鸡彘同为田家常畜。太宗禁御史食肉而不禁其食鸡者？鸡之为物小，食之易尽，羊豕等则不然，食之不尽，弃之可惜，故非屠肆不杀牲，而屠肆非都会不能有，此肉食之所以不为常馔也。《旧五代史·高行珪传》言其在安州，副使范延策因入奏，献封章于阙下，事有三条：一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以实中国。此猪羊盖鬻诸屠肆者？王绪为寿州屠者，《通鉴》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苌弘简世本屠羊，《新五代史本传》。皆以是为业者也。《汉书·樊哙传》，言其以屠狗为事。颜师古《注》曰：“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似唐人已不甚食狗。然《旧五代史·唐景思传》，言其幼以屠狗为业，则食之者亦未尝绝矣。《新史·前蜀世家》云：王建少无赖，以屠羊、盗驴、贩私盐为事。杀牛卖肉，律有专条，惟自死牛乃得货卖，见第十八章第一节。

鱼不待畜养，故在肉食中恒为最贱。然北方人不如南方人之习食之。《旧五代史·齐藏珍传》：周世宗问以扬州事。对曰：“扬州地实卑湿，食物例多腥腐。臣去岁在彼，人有以鲜鱼馈臣者，视其盘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状。假使鹳雀有知，亦应不食，岂况于人哉？”《传》言藏珍残忍辩给，人无不畏其利口，其言盖非由衷？然北人不甚识鲜鱼，则于此可见矣。然有远道难得之物，则又不恤劳人而致之。《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七月，初国子祭酒孔戣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蚶、蛤、淡菜，水陆递夫劳费，戣奏疏罢之。岭南节度使崔咏薨，宰相奏拟代咏者，上皆不用，曰：“顷有谏进蚶、蛤、淡菜者，可求其人与之。”以戣为岭南节度使。似能纳谏矣，然不数岁而又复，《困学纪闻》云：孔戣为华州刺史，奏罢明州岁贡淡菜、蛤、蚶之属，见《昌黎集·戣墓志铭》。元稹为越州，复奏罢之，见《白乐天集·稹墓志铭》。盖尝罢于元和，而复贡于长庆也。《集证》引阎若璩云：按稹奏状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809年），而九年（814年）以一县令论罢，十五年（820年）复令供进。若孔戣奏罢，则在元和二年（807年），当云一罢于元和二年孔戣，再罢于元和九年（814年）某县令，三罢于长庆二年（822年）元稹也。其不恤以口腹劳人，亦可谓甚矣。今人宴客，仍重海味。海味岂必美于他味？亦沿前世贵远物之习耳。不徒务厌饫也，而又以多财相夸，此则势利之见，并不足语于养小体者矣。

饮食若流之世，能少节其口腹之欲者，实惟佛家果报之说。此其所欲者不同，其为有欲则同也。隋文帝始以生日令海内断屠，已见第十八章第三节。尔后断屠遂成故事。《旧书·睿宗纪》：先天元年十二月，诰禁人屠杀犬鸡。此亦见唐人食狗之俗，尚未大衰。《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二年七月，敕禁屠宰两月。乾化二年四月，敕近者星辰违度，式在修禳，宜令两京及宋州、魏州，在此月至五月，禁断屠宰，仍各于佛寺开建道场，以迎福应。五月，诏曰：“生育之仁，爰当暑月。乳哺之爱，方及薰风。傥肆意于刲屠，岂推恩于长养？俾无殄暴，以助发生。宜令两京及诸州府，夏季内禁断屠宰及采捕。”梁祖之嗜杀人亦甚矣，而欲为是以求福应，不亦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乎？帝王生日之断屠，意亦不过如是而已。乃唐文宗生辰宴会蔬食之诏，必曰：“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亦见第十八章第三节。又何其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邪？

《新书·摩揭它传》云：“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南北朝时，中国尚未有蔗糖，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唐初得之西域，后乃求诸印度，疑西域之糖，亦自印度来也。《新书·地理志》：太原郡土贡有葡萄酒。《陈叔达传》：尝赐食，得葡萄，不举。高祖问之。对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愿归奉之。”帝流涕曰：“尔有母遗乎？”因赐之。葡萄西域产，此时盖移殖中国，且能酿为酒矣？《新五代史·四裔附录》载胡峤《陷虏记》云：“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东瓜而味甘。”此西瓜移殖东方之始也。

耕稼之邦，以肉食为贵，游牧之国，则有正相反者。《新书·黠戛斯传》：诸部食肉及马酪，惟阿热设饼饵。盖以其难得，故贵之也。《新五代史·晋本纪》：庄宗手以酥啖高祖，啖酥夷狄所重。然中国亦未尝无之。《新书·穆宁传》：四子：赞、质、员、赏。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赞少俗，然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云。

茶至唐世，通行尤广。《新书·食货志》言：王播增天下茶税。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是此诸道皆产茶也。《新书·藩镇传》：吴少阳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李绅传》：迁滁、寿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此淮南之茶也。《旧书·文宗纪》：大和七年正月，吴蜀贡新茶，皆于冬中作法为之。上务恭俭，不欲逆其物性，诏所贡茶宜于立春后造。此浙东及两川之茶也。《新书·循吏·韦丹传》：为容州刺史，教种茶、麦。此岭南之茶也。《旧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六月，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奄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腊茶，其进橄榄子宜停，此福建之茶也。《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三月，罢申州岁贡茶，此荆襄之茶也。其贩运亦大盛。《旧五代史·世袭列传》言：马殷据湖南，民间采茶，并抑而买之，于中原卖茶，利岁百万计。《新史·楚世家》云：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是楚于茶，实兼行官鬻、通商两法也。《旧史·王镕传》云：镕次子昭诲，当镕被祸之夕，为军人携出府第。置之地穴十余日，乃髡其发，被以僧衣。属湖南纲官李震南还，军士以昭诲托于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岳寺僧习业，岁给其费。此纲官盖即湖南所使卖茶于中原者？又《周太祖纪》：广顺二年正月，徐州奏“破淮贼于沭阳，斩首千余级，擒贼将燕敬权。”时慕容彦超求援于淮南，李璟发兵援之，师于下邳，闻官军至，退趋沭阳。遂破之。徐州部送敬权等四人至阙下，诏赐衣服、金帛，放归本土。帝召见，谓之曰：“恶凶邪，奖忠顺，天下一也。我之贼臣，挠乱国法，婴城作逆，殃及生灵，不意吴人，助兹凶恶，非良算也。尔当归言之于尔君。”初汉末遣三司军将路昌祚于湖南市茶，属边镐陷长沙，昌祚被贼送金陵。及敬权归，具以帝言告李璟。璟乃召昌祚延坐，从容久之。且称美大朝，深有依附之意。及罢，遣伪宰相宋齐邱宴昌祚于别馆。又令访昌祚在湖南遭变之时亡失纲运之数，命依数偿之。给茗荈万八千斤，遣水运至江夏。仍厚给行装，遣之归阙。则不徒

卖茶遣官，即买茶亦遣官矣。《新书·裴休传》：休于大中时，以兵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立税茶十二法。时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他货横赋之，道路苛扰，休建言许收邸直，毋擅赋商人。则方镇之卖茶，初不自马殷始，盖其利实厚也。然私商之贩运者仍多。何福殷于淮南买茶，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颉跌氏于江陵贩卖茶货，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杨行密破孙儒，甫还扬州，即议出盐、茗畀民，使之输帛，可见其相须之殷。刘仁恭禁江表茶商，自撷山中草叶为茶，号其山曰大恩，可见其为利之厚。房知温之死也，其子献其茶千五百斤。盖当时豪富，以茶为奇货者多矣？《新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之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制言安南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则茶且北走胡，南走越矣。王播之加茶税也，拾遗李珏言其不可，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流弊于民，先及贫弱。”《旧书·穆宗本纪》长庆元年（821年）及《珏传》。《新书·食货志》及《珏传》略同。案陆羽、陆龟蒙皆贫士，龟蒙置园顾诸山下，岁收租茶，见第十八章第二节。又有朱桃椎者，亦见《新书·隐逸传》云：成都人。澹泊绝俗。结庐山中，夏则臝，冬缉木皮叶自蔽，赠遗无所受。尝织十芒 置道上。见者曰：“居士 也。”为鬻米茗易之，置其处，辄取去。终不与人接。如此之人，而亦须茗，茗为田闾所嗜，无异米盐，信矣。《旧书·王涯传》：甘露之变，涯与同列归中书会食，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又云：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铄以击之。真百姓未必如此。此盖因榷茶而失利者为之？然亦可见其人颇众矣。《李石传》：开成改元大赦，石等商量节文。诸道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进献。亦茶为食物之一证也。

职是故，当时贡献，《旧书·刘晏传》云：“江淮茶橘，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断道，禁前发者，晏厚以财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为藩镇所便。”以晏理财之才力，而用之于此，不亦哀乎？《旧五代史·粱太祖纪》：乾化二年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唐明宗纪》同光四年四月，天成二年五月，皆书杨溥进新茶。长兴三年（932年），湖南马希范、荆南高重诲并进银茶，乞赐战马，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周世宗纪》：显德三年（956年），李璟遣钟谟等奉表叙愿称臣纳贡，仍进茶茗、药物等。又遣孙晟奉表，进赏给将士茶、绢、金银、罗帛等。五年（958年），陈觉奉表陈情，兼贡乳茶三千斤。又遣冯延巳献茶五十万斤。此则实同劫夺耳。赏赐，《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二年三月，巡幸泽潞，以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燕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唐武皇纪》：乾宁二年（895年），攻王行瑜，天子以武皇为天下兵马都招讨使，遣延王、丹王赐武王御衣，及大将茶酒、弓矢。《明宗纪》：天成四年三月，中书奏：“今后群臣有乞假觐省者，请量赐茶药。”从之。《晋高祖纪》：天福五年三月，诏“朝臣觐省父母，依天成例颁赐茶药。”《周世宗纪》：显德二年二月，遣使赴西京赐太子太师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彦筠等茶药、钱帛各有差，仍降诏慰问。《新五代史·卢文纪传》：唐明宗时，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台参，吏白诸道进奏官贺。文纪问当如何？吏对曰：“朝廷在长安时，进奏官见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诸侯强盛，贡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镇，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进奏官至客次通名，劳以茶酒而不相见。相传以为故事。”皆赏赐重茶之征。《辽史·太宗纪》：会同三年四月丙辰，晋遣使进茶药。则不惟域内，即于域外，亦用之已。赠遗，张镒遗陆贽钱百万，贽惟受新茶一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无不以茶，而军中尤以为重。《新书·陆贽传》：贽陈西北边事，言“关东戍士，衣廪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兵志》云：德宗时，边兵衣饷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廪赐遂赢旧三倍，盖即据贽疏言之。《旧五代史·李守贞传》：守贞之讨杨光远，行营将士赏赐，尽以黦茶、染木、姜药之类分给之。军中大怨。乃以帛苞所得物，如人首级，目之为守贞头，悬于树以诅之。其怨毒至于如此。兵士得茶，不必皆自饮，盖亦可以鬻卖换易？凡饮食之物，有刺激之性者，人多谓其可以治病，古之酒，明末之烟则然。茶之初兴，盖亦如此？故唐世尚与药并称。此亦人竞求之之一端欤？

侈于饮食者，历世皆有。如《隋书·樊叔略传》，言其食必方丈，备水陆是也。然尚多受人讥议。《宇文士及传》言其抚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称，好周恤亲戚故人。然过自奉养，服玩食饮，必极丰侈。有司谥曰恭。黄门侍郎刘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谓恭。”乃改曰纵。则虽有他善，曾不掩其纵恣之失矣。侈恶之大，岂不信乎？

第二节 食储、漕运、籴粜

漕运之事，至隋、唐之世而大盛。《隋书·食货志》曰：开皇三年（583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事亦见《本纪》及《恺传》。《诏》曰：“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彼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若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借人力，开通漕渠，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

转运通利，公私赖之。《高祖纪》：开皇七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此即古之邗沟。炀帝复开通济渠。见第二章第四节。遂令江、淮、河、汴、汾、渭之水，互相灌输。其间不能舟运者，仅自洛至陕一节而已。《高祖纪》：开皇十五年六月，诏凿砥柱。其功盖未有成？

高祖于民瘼，极为留心。《食货志》言其于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便开仓振给。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振给。又命司农丞王宜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振给，不以官位为限。其后山东频年霖雨，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州，达于沧海，皆困水灾，所在沉溺。十八年（598年），天子遣使将水工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困乏者开仓振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隋世仓储，为古今之冠。前述诸仓之外，炀帝又置兴洛及回洛仓。亦见《食货志》。又有永丰仓，不知其置于何时。《旧书·任瑰传》云：义师起，瑰至龙门谒见，劝于梁山船济，入据永丰。高祖乃遣沈演寿、史大奈领步骑六千趋梁山渡河，使瑰及薛献为招慰大使。瑰说下韩城县，与诸将进击饮马泉，破之。拜光禄大夫，留守永丰仓。则其地当在韩城。此等皆仓之最大者，其郡县仍各自有仓。观高祖遇饥荒辄命开仓振给，可知其亦皆充实。天下为家之世，恒有弱枝强干之谋。高祖漕关东、汾晋之粟，以实关中，自亦不免有私见，然其于民事，要不可谓不尽心。然官吏能实心为民者少，徒知奉法献媚者多，则终必岐国计与民生为二，而积贮之本以为民者，遂至坐视民困而莫之恤矣，然究何益哉？《旧书·李袭志传》：弟袭誉，隋末为冠军府司兵。“时阴世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盗贼蜂起。袭誉说世师遣兵据永丰仓，发粟以赈穷乏。出库物赏战士。移檄郡县，同心讨贼。世师不能用。”而永丰仓遂为唐奉。李密之起也，河南、山东大水。炀帝令饥人就食黎阳。仓司不时赈给，死者日数万人。李 言于密，袭克之。开仓恣食，一旬之间，胜兵余二十万。《旧书·传》。其后密亡，唐使魏征安辑山东。征与 书，定计归唐，乃开仓运粮，以馈淮安王神通之军。《旧书·征传》。其仓廪之充实如此。唐高祖之起也，裴寂上粟九万斛。后元吉弃晋阳，高祖惜其粟支十年，亦必非起兵后所积也。薛举、刘武周、罗艺、李子和之起，皆借岁饥民困，有司闭仓不发，以激怒其众。及其得志，则皆开仓以赈贫乏。朱粲，所克州县，亦皆发藏粟以充食。惟许绍为夷陵郡守，能自开仓振给，甚得人心，遂克保全郡境。

正仓只为州县之储，并不能遍及民间，昔之言积贮者亦知之，故隋长孙平有义仓之设焉。《隋书·食货志》：“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长孙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振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鸿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皆竞出私财，递相赒赡。此乃风行草偃，从化而然。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振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平传》云：“开皇三年（583年），征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间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因上书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馁。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振赐，大德鸿恩，可谓至矣。然经国之道，义资远算。请勒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上深嘉纳。自是州里丰衍，民多赖焉。后数载，转工部尚书。”案《本纪》明言五年五月甲申，诏置义仓，则《志》所著年月不误。然本传所言，亦非子虚。盖平令民秋出粟麦，储之间巷，实在三年为度支尚书之时，五年乃请下诏著为定式。《传》因三年之事终言之，而未计其事在乎迁工部尚书之后，遂至龃龉不合也。《志》又云：“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案《志》云义仓之立，收获之日，随所得劝课，则五年犹无定数，而《传》云一石已下，贫富差等，若三年已有成规者，其所言实十六年二月之制，亦要其终而言之，而未计其岁月之不合也。古书之不审谛，固多如是。义仓精意，全在创办由民自愿，既立之

后，亦由人民自行管理。故劝课初无定额，而存贮必于当社。观所出多少，后由诏书指定，则知其所出有非出自愿者，更移之于州县，则本意全失矣。轻尔费损，必非贫弱所能为，而转由富强之专擅。十五、十六两年诏书所指诸州，盖皆近寇，虑遣侵掠，为入保之计。若所虑止此，所移亦当止于边州。至防豪强之专擅，则非举所有之义仓而悉移之不可矣。此亦或出于不得已，然州县之侵渔，又随之而起。《旧书·食货志》载戴胄之言曰：“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亦必由移之州县，故官易于借用也。然正仓既不能济民，常平又不足平抑市价，社仓究为人民自救之良策，故至朱子，犹欲师其意而变通之也。

《隋书·高祖纪》：仁寿三年九月壬戌，置常平官。《通鉴》同，胡《注》曰：“开皇初置义仓，今置常平官掌之。”案常平、义仓，各有司存，胡《注》未知何据？《食货志》云：“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下云：“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京师置常平监。”是时二字，虽不敢云即指开皇三年（583年），然长孙平称颂帝置常平之官，则其事必在五年（585年）以前。此所云者，盖专管京师谷价，仁寿三年所立，则总领天下义仓邪？

唐制：京师有太仓，诸州县各有正仓，又有常平仓以均贵贱，义仓以备不足。《旧书·职官志·仓部》。《旧书·食货志》云：“武德元年九月，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五年十二月废。”盖时天下未定，未能举其职也？《志》又云：“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冑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振给。”《本纪》：贞观二年四月，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新志》云：“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僚不取焉。岁不登则以振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其所言较《旧志》为详也。《旧志》又云：“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盖时无据地收税之法，义仓独引之，有履亩之烦，故革之也。《新志》又云：“其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旧纪》事在贞观十三年十二月。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旧志》云：“永徽六年（655年），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显庆二年十二月，京常平仓置常平署官员。”常平署，属太府寺。《新书·百官志》云：显庆三年（658年）置署。武后时东都亦置署。又云：“自始置义仓，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穷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新志》则云：“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案唐之义仓，名与隋同，实则大异。戴胄之请立义仓，太宗云：“为百姓豫作储贮，而由官为举掌。”则其事本系官办，故官之移用尤易。虽云不许杂用，其后终成具文也。朱子所立社仓，意实与长孙平大同。特承荆公青苗法之后，兼师其意，多一敛散出举耳。长孙平之所立，自人民自相周赡言之，则曰义仓，自其藏贮之地言之，则曰社仓，二名可以互称。唐之义仓，由州县设立，与社无涉。朱子复修长孙平之法，乃专就其设立之地称之曰社仓以别之。故在隋世，义仓、社仓是一，唐以后则

是二。《旧志》又云：“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籴，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宇文融括得客户后，制曰：“客户所税钱，宜均充所在常平仓用，仍许豫付价直。任粟麦兼贮。并旧常平钱粟，并委本道判官句当处置。又委使司与州县商量，劝作农社，贫富相恤，耕耘以时。”《通鉴》系开元十三年二月，云：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胡《注》曰：“使司，劝农使司也。”案《通鉴》劝作二字恐误倒。盖常平而外，兼具社仓振赡之意矣。《志》又云：“十六年十月，敕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讫，具所用钱物及所籴物数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专句当。天宝六载三月，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此等法令，亦未尝不意在便民。然韦坚既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以献媚，亦见《旧书·食货志》。杨国忠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新书·外戚·国忠传》。本实先拔，枝叶亦无足论矣。《旧志》又云：“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本纪》：琦奏诸道置常平仓，使司量加本钱和籴，许之。云米物，似兼指布帛，则已开赵赞之先路矣。又云：“建中元年七月，敕今后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籴货。”据赵赞说，又兼粜盐，见第十九章第三节。三年（782年），赵赞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兼及丝麻匹段，事竟无成，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韦伦传》：伦表请置义仓以防水旱，事在德宗自梁州还后。元和元年正月，制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以时出粜。务在救人，振贷所宜，速奏。《新志》：“大和九年（835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此唐代常平、义仓之大略也。唐于仓粟，管理颇严。《旧书·萧复传》：为同州刺史，州人阻饥。有京畿观察使储廪在境内，复辄以振贷，为有司所劾削阶。《李皋传》：贬温州长史。无几，摄行州事。岁俭，州有官粟数十万斛，皋欲行振救。掾吏叩头，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当死，安暇禀命？若杀我一身，活数千人命，利莫大焉。”于是开仓悉散之，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天子闻而嘉之，答以优诏，就加少府监。此二事，可见擅动仓粟者，其诛甚严。《文宗纪》：开成元年十一月，忠武帅杜悰，天平帅王源中奏当道常平、义仓斛斗，除元额外，请别置十万石。可见帅臣亦不能专决也。常平之法，行诸偏方，往往有效，《新书·韩滉传》。弟洄，刘晏被罪，擢户部侍郎，判度支，积米长安、万年二县，各数十万石，视年丰耗而发敛焉，故人不艰食。《循吏·韦丹传》：子宙，出为永州刺史。州负岭，转饷艰险，每饥，人辄殍死。宙始筑常平仓，收谷羡余以待乏。况于义仓之遍及诸县？《旧书·戴胄传》言：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胄乃上言请置社仓。《高宗纪》：咸亨元年（670年），是岁，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以振给之。逐食者多，岂能皆返？况尚有羸弱不能逐食者乎？无仓

之处如此，即有仓之处，亦岂能遍及哉？义仓之设，其利盖非浅鲜。然其行之亦不能无弊。《旧书·食货志》：“长庆四年三月，制曰：义仓之制，其来日久，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沟壑。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句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奏闻，节级科处。”又《宣宗纪》：大中六年四月，敕常平义仓斛，每年检勘，实水旱灾沴处，录事参军先勘人户多少支给。先贫下户，富户不在支给之限。观此二事，而当时官吏豪强，互相勾结，以侵削贫下之情形可见矣。此官为举掌所必不能免之弊也。

唐世振贷，京师多用太仓粟，东都则用含嘉仓。《旧书·高宗纪》：永徽六年八月，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永隆元年十一月，洛州饥，减价官粜，以救饥人。《玄宗纪》：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粟二百万石给之。天宝十二载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十三载（734年），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代宗纪》：大历四年八月丙申朔，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五行志》云至九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粜，以惠贫民。《五行志》云：官出太仓米贱粜。又云：五年（770年）夏，复大雨。京城饥，出太仓米减价以救之。《德宗纪》：贞元十四年十月癸酉，以岁凶谷贵，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开场粜以惠民。十二月癸酉，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粜，以惠河南饥民。《食货志》云：是年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两街贱粜。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出粜。冬，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十五年二月，出太仓粟十八万石粜于京畿诸县。《食货志》同。《宪宗纪》：元和九年二月，诏以岁饥，放关内元和八年（813年）已前逋租钱粟，振常平、义仓粟三十万石。五月，旱，谷贵，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以惠饥民。《食货志》云：并振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纪》又云：十二年四月，出太仓粟二十五万石粜于西京，以惠饥民。《食货志》同。《敬宗纪》：长庆四年二月，以米贵，出太仓粟四十万石，于两市贱粜，以惠贫民。《食货志》云：敕出太仓陈粟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皆京都振贷之事也。其诸州振贷，多用常平、义仓，即京畿亦有然者。《食货志》：元和十二年九月，诏诸道应遭水州府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振给。《穆宗纪》：长庆二年十月，诏江淮诸州，旱损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宜委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文宗纪》：大和六年正月，诏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风尤甚。应京畿诸县，宜令以常平、义仓斛斗振恤。二月，苏、湖二州水，振米二十二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给。七年正月，诏关辅、河东，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振粟十万石，河南府、河中府、绛州各赐七万石，同、华、陕、虢、晋等州各赐十万石，并以常平、义仓物充。开成三年正月，诏去秋蝗虫害稼处放逋赋，仍以本处常平仓振贷，是其事也。《高宗纪》：永徽二年正月，诏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今东作方始，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振贷。振贷兼用正仓见于《纪》者，惟此一诏而已。《玄宗纪》：开元十五年（727年），是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振给之；则灾区广，并非当地仓储所能给矣。以常平、义仓振贷者，旋或免之。如《宪宗纪》：元和六年二月，以京畿民贫，贷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诸道州府，依此振贷。十月，诏今春所贷义仓粟，方属岁饥，容至丰熟岁送纳。七年二月，

诏以去秋旱歉，振京畿粟三十万石。其元和六年（811年）春振贷百姓粟二十四万石，并宜放免是也。亦见《食货志》。此固为宽政，然常平本钱，不宜耗散，实不可以充振，盖因义仓不给，不得已而用之，又不得已，乃并免其征偿也。

虽有义仓，益以常平，犹不足以苏民困，谷价自亦不能平，故通商仍为最亟。《通鉴》：元和三年七月，以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坦到官，直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新书》本传曰：商以米坌至，乃多贷兵食出诸市，估遂平。凶岁不抑谷价，后此夫人知之，实坦发之也。胡三省说。《旧书·崔倰传》：附《崔祐甫传》后。转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湖南旧法，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相恤。倰至，谓属吏曰：“此非人情也。无宜闭粜，重困于民也。”自是商贾通流。《新书·王播传》：关中饥，诸镇或闭粜，播以为言，三辅不乏。《通鉴》：穆宗长庆三年（823年）《考异》引《柳氏叙训》，谓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有齐衰者哭且献状，曰：“迁三世十二丧于武昌，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绰召军吏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实以稻米。时岁俭，邻境尤甚，人以为神明之政。谓“闭粜非美事，今不取”。观此数事，知当时遏籴者甚多。盖缘俗吏无识，又时无通盘筹画之政，遂皆苟顾目前也。《新书·王播传》：播弟起，历河中节度使。方蝗旱，粟价腾踊，起下令家得储三十斛，斥其余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势不从，置于法。由是 积咸出，民赖以生。《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四年正月，应京畿内人户有停贮斛斗者，并令减价出粜。如不遵行，当令检括。此等刑驱势迫，究非善策也。《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四月，滨淮州镇上言：“淮南饥民，过淮籴谷，未敢禁止。”诏曰：“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三年七月，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饥民度淮而北者相继。濠、寿发兵御之，民与兵斗而北。帝闻之曰：“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唐人遂筑仓多籴以供军。八月，诏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以舟车运载者勿予。周祖武夫，然文臣之识出其下者多矣。

仓粟久藏，每至陈腐，故推陈出新亟焉。《旧书·顺宗纪》：贞元二十一年七月，度支使杜佑奏：“太仓见米八十万石，贮来十五年，东渭桥米四十五万，支诸军皆不悦。今岁丰阜，请权停北河转运。于滨河州府和籴二百万石，以救农伤之弊。”乃下百寮议，议者同异不决而止。米藏至十五年，其不红朽者几希矣。《高适传》：适于哥舒翰败后，谒玄宗陈败亡之势，曰：“士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得乎？”意以仓米为恶食，盖亦久藏致之也。《食货志》：“开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诸州县义仓，本备饥年振给。近年已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自今已后，更不得义仓变造。”义仓变造，弊矣。然裴耀卿议漕事，谓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欲望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参看下文。则开元初，诸州县每三年一度，以义仓之米赴京，亦有所不得已也。要之，既有耕三余一之图，即宜有推陈出新之计。计不夙定，临事乃图补救，则一弊除而一弊复起矣。为义仓计推陈出新，固莫如于奉耕奉耘之时出贷。惜乎能行之者甚少也。

太仓、含嘉仓之贮，全恃东南之转漕。高祖、太宗之时，岁不过二十万石。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新书·食货志》云：“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庸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656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 于胸，而绳多绝，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开元十八年（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玄宗访以漕事。耀卿条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濒河仓廪，遗迹可寻。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733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踊贵，玄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输其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玄宗以为然。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旧书·本纪》：高宗咸亨三年六月，于洛州柏崖置仓。玄宗开元十年九月，废河阳柏崖仓。盖至此复置？又开元二十二年八月，先是驾至东都，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河口置输场。壬寅，于输场东置河阴县。又遣使张九龄于许、豫、陈、亳等州置水屯。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旧志》云：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玄宗大悦，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是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增以函

脚营窖之名，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二十五年（737年），遂罢北运。《旧书·本纪》：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二十九年（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底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齐物入为鸿胪卿，以长安令韦坚代之，兼水陆运使。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于栿上。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 以歌之。成甫又广为之歌辞十阕。自衣阙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初耀卿兴漕路，请罢陆运，而不果废。自景云中，陆运北路分八递，雇民车牛以载。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耀卿罢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递伤牛，乃为交场两递，滨水处为宿场，分官总之。”案唐代漕运之盛，实恃隋时所开水路。史家侈言水运之便，而民间仍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言，盖窟穴其中，倚为利薮者众也？陆运之劳民，自更不待论。《旧书·高宗纪》：总章二年十一月，发九州人夫转发太原仓米粟入京。即此一事，可以想见其概。帝王所居之处，用度因之奢广，又存一强干弱枝之心，遂至竭天下之力以奉之，虽转输之费，倍蓰于生之之费而不恤，其事殊不可恕。而如韦坚等之长君之恶，其罪更不容诛矣。

安、史乱后，局面一变。《新书·食货志》又云：“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句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粟帛，由襄汉越商於以输京师。及代宗出陕州，关中空窘，于是盛转输以给用。广德二年（764年），废句当度支使，以刘晏颛领东都、河南、淮西、江南东西转运租庸铸钱盐铁，转输至上都。度支所领诸道租庸观察使，凡漕事亦皆决于晏。晏即盐利雇庸，分吏督之。《旧志》云：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由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船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晏之所行，实裴耀卿之画，其善在分数明而已。晏后，江淮米至渭桥寖减。至李巽，乃复如晏之多。其后复少。大中五年（851年），裴休为使，居三岁，米至渭桥复百二十万石。《志》言：“德宗时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又言：“元和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诸道盐铁转运使卢坦籴以备一岁之费，省冗职八十员。自江以南，补署皆专属院监。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寨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耗，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其后贷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大和初，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可谓陷民于水火之中矣。

《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正月，上以漕运自晋汉已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

漕运之艰难如此，故其事并不足深恃，而不得不借他策以补之，则和籴尚已。《新书·食货志》云：“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廪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戍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于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谷价四十有余，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菑州县，斗减时五十以救乏。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粜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此史所述唐时和籴之大略也。其起虽由边饷，然自牛仙客而后，已用实天廋之储，且借以调节谷价矣。《通鉴》载陆贽之议，视《新志》为详。其言曰：“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岁运东方租米，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余，则弛于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余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用货泉。近岁关辅屡丰，公储委积，足给数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以籴而无钱；江淮以谷贵人困，宜减价以粜而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僦直又约二百。米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至河阴。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渭桥。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缺数。斗用百钱，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余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 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剖析利害，较然甚明。《通鉴》载是疏于贞元八年（792年），吐蕃劫盟，事在三年，则十七万之边兵，仰给和籴者，既五年矣。是谓关中之谷，不足以给经用，而必有待于转漕东方者必诬也。《旧书·王播传》：弟起，迁户部尚书，判度支。以西北边备，岁有和市以给军，劳人馈挽，奏于灵武、邠、宁起营田。此较诸营田则然。较诸漕转东方，则究为短运，其所省者多矣。此陆贽称为习近利者所谓易于集事也。又《张俭传》：俭以贞观初迁朔州刺史，广营屯田。后检校胜州都督，以母忧去职。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

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责，但存纲纪，羁縻而已。及俭移任，州司谓其将叛，遽以奏闻。朝廷议发兵进讨，仍起俭为使，就观动静。俭单马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颡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检校代州都督。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思结如此，而况汉人？此贽称为习近利者所谓足以劝农者也。然则贽谓两说互有长短，犹是调停之论，实则恃和籴已足集事矣。《旧书·代宗纪》：大历九年五月，诏度支使支七十万贯，转运使五十万贯和籴，岁丰谷贱也。《敬宗纪》：长庆四年八月，诏于关内、关东折籴、和籴粟一百五十万石。宝历元年八月，两京、河西大稔，敕度支和籴、折籴粟二百万石。《文宗纪》：大和四年八月，内出绫绢三十万正付户部充和籴。《食货志》载敕文云：“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然则和籴之事，唐代实屡行之。所以然者，谷贱伤农，不得不然也。而谓其不足以代漕运乎？然而终不能以代漕运者何也？陆贽又述和籴之弊曰：“陛下顷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纻充直，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雠。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雠滞货为功利，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余。虽设巡院，转成囊橐。《胡注》曰：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敕远处州使，率情违法，台司无由尽知。转运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访察。当道使司及州县，有两税外榷率，及违格敕文法等事，状报台司。盖刘晏始置巡院，自江淮已来，达于河渭，其后遂及缘边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账，伪指囷仓，计其数则亿万有余，考其实则百十不足。”其病国贼民，可谓更无顾忌。《旧书·宪宗纪》：元和六年十月，京兆府每年所配折粜粟二十五万石宜放于百姓，有粟情愿折纳者，时估外特加优饶。此亦《新志》所谓配户督限之类。又《高代传》：元和十四年（819年），上疏请不以内官为京西北和籴使。《郑覃传》：宪宗用内官五人为京西北和籴使，覃上疏论罢。《穆宗纪》：长庆元年三月，罢京西、京北和籴使，扰人故也。盖即二人所论，则其贼民，又有出于府县配户督限之外者矣。吴武陵言朔方兵饷，皆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即陆贽所称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者。此法实为宋代入边刍粟所本，既省转运，又劝农商，而亦为骫法者所敝，所谓和籴者如此，其法又安可行？此所以中叶已后，国贫民困，论者明知和籴之利，而终不能广行之以救漕运之弊欤？然《新书·高力士传》言：力士谓玄宗：“和籴不止则私藏竭。”则其时恐已不免抑配。《旧书·卢从愿传》：从愿以开元十六年（728年）留守东都，坐子起居郎论粜米入官有剩利，为宪司所纠，出为绛州刺史。则官吏之蠹国以自利，亦自和籴初行时即然矣。不诚令闻者战栗哉？

《旧书·食货志》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敕云：“关辅庸调，所税非少，既寡蚕桑。皆资菽粟。常贱粜贵买，捐费逾深。又江淮等苦变造之劳，河路增转输之弊。每计其运脚，数倍加钱。今岁属和平，庶物穰贱。南亩有十千之获，京师同水火之饶。均其余以减远费，顺其便使农无伤。自今已后，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处不可运送者，宜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所司仍为条件，称朕意焉。”审国用之所须，各取之于所宜之地。又筹计其转运之方，此桑弘羊平准之法之精意也。虽以精心运之，犹不易行，而况于开元末之怠荒哉？

抑籴之弊更甚者，则为迫借。《旧五代史·唐末帝纪》：清泰二年六月，以边储不给，诏河东户民积粟处量事抄借。仍于镇州支绢五万匹，送河东充博采之直。《新史·晋纪》：出帝天福八年（943年），括借民粟是也。《旧书·宪宗纪》：元和十二年七月，诏以定州饥，募人入粟受官，及减选、超资。虽亦非政体，然较之迫借等，则犹贤矣。

第三节 服 饰

隋、唐之世，为胡化与中国旧俗渐相融合之时。隋文帝尽革胡服，已见第二章第一节。其时高昌慕化，请解辫，已见第二章第五节。服制之定也，开皇三年正月朔旦，大陈文物。时突厥染干朝见，慕之，请袭冠冕。帝不许。明日，复率其下拜表固请。帝大悦，谓牛弘等曰：“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卿之功也。”赐帛各有差。《隋书·礼仪志》。此特朝廷礼仪，至于民间习俗，则初未能尽改。《旧书·孙伏伽传》：高祖平王世充、窦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责其党羽，并令配迁。伏伽上表谏曰：“东都城内及建德部下，有与陛下积小故旧，编发友朋，犹尚有人，败后始至。此等岂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编发即辫发。此云编发，意谓少时，犹中国人言结发。足见高祖家中，尚沿北族旧习也。《新书·车服志》云：初妇人施幂 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颈，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冒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幂 矣。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契丹之服。武德间，妇人曳履及线靴。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参看第十六章第一节。《五行志》亦云：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冒。《旧五代史·汉高祖纪》：天福十二年闰七月，禁造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此等多由见异思迁；抑中国衣服宽博，可以备礼容，而不便于作事，西北夷之服，于此或有所长也。外夷入居中国，改从华俗者亦多。《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庚辰，诏鸿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通鉴》云诏回纥诸胡，由其或衣华服，诱取妻妾，已见第十六章第一节。

其原出胡狄，而为中国人所习用者莫如靴。皇甫镈以积年库物给边军，为裴度所奏，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库出者，坚韧可久服。”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旧书·王锷传》：锷善小数。尝听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锷，锷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及吏退，锷探取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归，省所告者。异日，以他微事连，固穷按验之以谲众。《酷吏·来子珣传》：永昌元年四月，以上书陈事，除左台监察御史。时朝士有不带靴而朝者。子珣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朱泚传》：段秀实与刘海宾谋诛泚，同入见。海宾于靴中取匕首，为所觉，遂不得前。《新书·温造传》：兴元军杀李绛，造往代，悉杀之。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韦安石传》：子斌，天性质厚。每朝会，不敢离立笑言。尝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几至靴，亦不失恭。《李光弼传》：河阳之战，光弼内刀于靴，曰：“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崔戎传》：为华州刺史，徙兖、海、沂、密观察使。民拥留于道，不得行。乃休传舍。民至抱持取其靴。《裴度传》：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靴、刜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毡，得不死。《李训传》：甘露之变，仇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文艺·李白传》：白尝侍帝。玄宗。醉，使高力士脱靴。《新五代史·李仁矩传》：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辞醉不往，于传舍与倡妓饮。璋怒，率衙兵露刃之传舍。仁矩皇恐，不袜而靴，走庭中。《王彦章传》：晋取郓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皆文武官吏著靴之证也。《旧书·元稹传》：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李石传》：中使田金操、刘行深巡边回，走马入金光门，从者讹言兵至。百官朝退，仓皇骇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者。《新书·叛臣·李锜传》：裴行立攻衙门。锜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楼下。《旧五代史·殷鹏传》：冯玉为枢密使，擢为本院学士。每有庶寮，秉鞹谒玉。故事，宰臣以履见之。鹏多在玉所，见客亦然。此诸事，除冯玉外，其余亦未必履而不靴，观李仁矩事可知也。《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元贞皇后张氏。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于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夺其兵。友裕皇恐，与数骑亡山中。久之，自匿于广王。后阴使人教友裕脱身自归。友裕晨驰入见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请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将斩之。后闻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归罪，岂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则妇人耳。然则靴之通行诚广矣。《旧书·音乐志》：《长寿乐》《天授乐》《万岁乐》《破阵乐》皆用龟兹乐，舞人皆著靴。惟《龙池乐》备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蹑履。其高丽乐、扶南乐、高昌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舞人亦皆著靴，而百济乐用皮履，天竺乐着碧麻鞋。南北两派服饰之异，固自分明也。高丽、扶南之乐，盖皆受诸胡狄。《通鉴》：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胡《注》曰：“《实录》曰：靴，胡履也。赵武灵王好胡服，常短靿，以黄皮为之。后渐以长靿，军戎通服。唐马周杀其靿，加以靴毡。开元中，裴叔通以羊为之隐麖，加以带子装束。故事，胡虏之服，不许著入殿省，至马周加饰，乃许之。”则靴入中国，其制亦有变迁也。

袴褶之服，其原疑亦出北夷，而中国效之。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宋书·礼志》谓为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然《隋书·礼仪志》谓隋服制定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百官行从，惟服袴褶。而军旅间不便，至开皇六年（586年）后，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则又以为不便矣。《新书·百官志》：九品已上，自十月至二月，袴褶以朝。御史台。《旧书·归崇敬传》：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已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从之。代宗时。盖宋代惟用诸车驾亲戎，中外戒严，至隋服之始广也？《新书·娄师德传》：检校丰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则唐世军中亦服之。

毡之行用甚广。裴度因冒毡而得不死，即其一证。《旧传》云：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新书·高宗纪》：显庆二年闰正月，如洛阳官。二月，赐百岁以上毡衾粟帛。四年闰十月，如东都。诏所过供顿，免今岁租赋之半。赐民八十已上毡衾粟帛。五年三月，皇后宴亲族邻里于朝堂，会命妇于内殿。妇人八十已上，版授郡君，赐毡衾粟帛。皆可见其相须之殷。《五行志》谓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盖以其制之不衷，而非毡之不可用也。

袍衫之用亦日广。《新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者名曰骻衫，庶人服之。”《志》又云：军将有从戎骻之服。不在军者服长袍。庶人之服骻衫，盖取其便于动作也。以袍衫代深衣，势本最便，特格于礼文，惯习不易骤变，自有此制，则于礼文无扞格，衣裳愈可不用矣。《通鉴》：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王凝母，崔彦昭之从母，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 衣见彦昭。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彦昭怒，遂为深仇。《注》云：“衣，便服，不具礼也。” 衣亦骻之伦。亦取其便于动作，故以为燕居之服耳。

中原衣服，始自古初，制本宽博，而南北皆较短窄，人情多好新奇，遂有互相放效以为美者，然终不易大变也。《旧书·令狐德棻传》：高祖问曰：“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征。”高祖然之。此可见短窄之制，起自南方。《文宗纪》：大和二年五月，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著短窄衣服。”短窄衣服，亦必非礼容，故被禁止也。韦坚之通广运潭，篙工柁师，皆大笠、侈袖、芒屦，为吴、楚服，其袖虽侈，其制必短。坚自衣骻衫锦半臂，正取其动作之便，不得篙工柁师，转衣宽博之服。《新书》本传。参看上节。此南方衣服短窄之明征，侈袖盖坚特为之。大和时诸主之服，或亦规模楚制矣。然《旧书·文宗纪》：开成四年正月丁卯夜，于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诸公等毕会。上性节俭。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斥归。驸马窦澣待罪。诏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澣宜夺两月俸钱。”距大和曾几何时，又以宽大为戒矣。衣服宜适起居，然其缘起，实非为取暖而为装饰，故易失之宽大。俗尚既成，即难骤变。其亟变者，不过趋时，并无根柢，故时摇荡不定也。《新书·车服志》：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衣曳地不过二寸，袖不过一尺三寸；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后其制未能行，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年）圜丘礼毕赦诏云：“近年已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绫。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宜令所在纠察。”《张仁愿传》：兄仁颖，善理家。妇女衣不曳地。可见好尚宽大之风，久而未变矣。《新书·南蛮传》：初裹五姓，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东钦蛮二姓，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其所处之境，无以大异也，而被服适相反，亦可见习俗各有所受之，而不易骤变也。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此俗相沿甚久。已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夫如是，故伪为妇人甚易。《旧书·丘和传》：汉王谅之反也，以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幂，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又《李密传》：密入唐后，复起事，简骁勇数千人，著妇人衣，戴幂，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二事相类。所以不易发觉，皆由幂 为之蔽也。

妇女服饰，好趋时尚，髻亦为其一端。《新书·五行志》言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僖宗时，内人束发极急。及在成都，蜀妇人效之。时谓为囚髻。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皆其事也。

趋时者势必流于奢侈，故历代皆有禁令。《旧书·高宗纪》：永隆二年正月，上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朕思还淳反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文宗纪》：大和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觳绫罗等衣服。驸马韦处仁戴夹罗巾，帝谓之曰：“比慕卿门地清素，以之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惟卿非所宜也。”《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正月，诏曰：“乱离斯久，法制多隳。不有举明，从何禁止？诸都军将衙官使下系名粮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皆其事也。然此等所禁，实非其至侈者，其至侈者，则法令不能行矣。《旧书·五行志》云：张易之为母阿臧为七宝帐，有鱼龙鸾凤之形，仍为象床犀簟。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要，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又令尚方取百鸟毛为鞯面，视之各见本兽形。韦后又集鸟毛为鞯面。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其穷奢极欲如此。文宗言前时内库惟有二金鸟锦袍，一玄宗幸温汤御之，一与贵妃。今富家往往皆有。又问汉阳公主：“今之弊何代而然？”主言元和后多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在人间，狃以成风，皆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此可见奢侈之风，皆居高明之地者启之也。风尚既成，群相放效，而力有不赡，则诈伪起焉。《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五月，诏曰：“应东西两京及诸道州府，创造假犀、玉、真珠、要带、璧、珥，并诸色售用等，一切禁断，不得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纳长吏，对面毁弃。如行敕后有人故违，必当极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检察收捕，明行处断。”日出多伪，民安取不伪？且珠玉等非如金银有钱币之用，伪造则凡民将受其害也，而以极法处之，不亦贱人命而为纵侈者作保障邪？

斯时蚕织之业，中原似尚胜于江南。观范延策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可知。见第十九章第三节。至能织纤丽之品者，则并不以中原之地为限。南诏因攻蜀而工文织，后唐庄宗命蜀匠织十幅无缝锦为被材，被成，赐名六合被，见《青异录》。可见蜀中文织之工。盖其技自古相传，其地又较安静，工业未曾破坏耳。偏北之区，亦有无蚕业者。《新书·藩镇传》：朱滔欲救田悦，士弗听。裨将蔡雄好谕士曰：“始天子约取成德，所得州县，赐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镇尝苦无丝纩，冀得深州，以佐调率，今顾不得。又天子以帛赐有功士，为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为也。”盖幽州丝纩甚希，故以是歆动之耳。《狄仁杰传》：仁杰为来俊臣所构，捕送制狱。守者寖弛，即丐笔书帛，置楮衣中，请付家撤絮。其子光远得之，乃上变。《孝友·许伯会传》：母丧，负土成坟，不御絮帛。似絮为人所多有。然《魏征传》言征疾甚，家初无正寝，太宗令辍小殿材为营构，五日毕，并赐素褥布被，以从其尚；则其用之尚不甚普遍矣。

卉服，野人仍多用之。朱桃椎缉木叶自蔽，又织芒 以易米茗是已。见第一节。《通鉴》：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唐主性节俭，常蹑蒲履。《注》云：“织蒲为屦，江淮之人多能之。”此即韦坚使篙工柁师所服也。其技盖自唐至宋未变。又有以纸为衣者。《旧书·回纥传》：东京之平，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是也。此则只取蔽体，无益御寒矣。

丧服不可与人接，然泥古之士，仍有守礼不变者。《新书·文艺·孙逖传》：子成，通经术。尝有期丧，吊者至，成不易缞而见。客疑之，请故。答曰：“缞者，古居丧常服，去之则废丧也。今而巾幞，失矣。”此古义也。然《旧书·文苑·萧颖士传》：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衰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衰麻，大恶之，即令斥去。则其事之不谐于俗久矣。

服饰有以为符契之用者，隋之军记带，唐之佩鱼是已。《隋书·礼仪志》：大业七年（611年）征辽东，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诸军并给幡数百，有事使人交相去来者执以行。不执幡而离本军者，他军验军记带，知非部兵，则所在斩之。此军中所用也。《新书·车服志》：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旧书·崔义玄传》：子神庆，则天时为太子右庶子。时有突厥使入朝，准仪注，太子合与朝参，未降敕书。神庆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合与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令人禀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长无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可不深为诫慎。以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每召太子，豫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别唤，望降墨敕及玉契。”则天甚然之。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官有贰者加左右。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此平时所用也。又云：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天授二年（691年），改佩鱼皆为龟。其后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然员外、试、检校官犹不佩鱼。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开元初，驸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当时服朱紫佩鱼者众矣。此则符契变为服饰之渐也。安重荣以为金鱼袋不足贵，刻玉为鱼佩之。《新史》本传。好奢者可谓无微不至矣。

第四节 宫 室

隋、唐两代，于宫室颇侈。以隋文帝之恭俭，犹营仁寿宫以劳民。见第二章第一节。而炀帝无论矣。炀帝事皆见第二章第四节。窦琎营洛阳宫，失之壮丽，唐太宗毁之，见第十八章第三节。而阎立德为营玉华、翠微二宫，徐惠不以为俭。见第三章第一节。宫为立德所营，见《旧书》本传。此所谓作法于贪。至武后，遂大纵恣。事皆见第四章第三节。中宗集群臣于梨园球场，令其分朋拔河，见第四章第六节。武崇训、杨慎交注膏作场，以利其泽。此真匪夷所思。至睿宗，又为金仙、玉真二主作观。见第五章第一节。中叶后，则穆宗于禁中造百尺楼，见《新书·李珏传》。敬宗以钜金饰清思院。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仍世侈靡，不亦甚乎？《新书·韦弘机传》：高宗言：“两都，我东西宅，然因隋宫室，日仆不完。朕将更作，奈财用何？”弘机即言：“臣任司农十年，省惜常费，积二十万缗。以治宫室，可不劳而成。”帝大悦，诏兼将作、少府二官督营缮。初作宿羽、高山等宫。徙洛中桥于长夏门，废利涉桥。人多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绝岸，延眺良久，叹其美。诏即其地营宫。所谓上阳者。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天子陂池台榭，皆深宫复禁，不欲百姓见之，恐伤其心，而今列岸謻廊，亘王城外，岂爱君哉？”乌乎！可不惧乎？

禁苑之地，孟子所谓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苑囿，使民不得衣食者也。此犹夺民之地而已，贪夫为之，则更出其所有，以与民争利。则天时，裴匪躬检校西苑，欲鬻苑中果菜是已。见《旧书·苏良嗣传》。此犹仅与民争利，乃如炀帝，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以实苑囿，见第二章第四节。则宋代花石纲所取法，受其害者更非止一方矣。则天幸三阳宫，自夏涉秋不还。张说疏谏曰：“宫城褊小，万方辐凑。填城溢郭，并锸无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茕老病，流转衢巷。”又曰：“池亭奇巧，诱掖上心。削峦起观，竭流涨海。俯贯地脉，仰出云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哉？”苑囿绵地广而所营建少，则其劳民力不甚深；宫室用力多而其面积小，则其占民地不甚广；逮作宫于风景清嘉之地，而二者兼之矣。

高明之家，亦皆纵恣不守法度。隋秦王俊，史言其盛治宫室，穷极侈丽。杨素则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贺若谊于郊外构别庐，多植果木。每邀宾客，列女乐，游集其间。许敬宗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长宁公主下嫁杨慎交，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乃擢务廉将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东都废永昌县，主丐其治为府。以地濒洛，筑障之。崇台蜚观相联属，无虑费二十万。魏王泰故第，东西尽一坊，潴沼三百亩。泰薨，以与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阁华诡埒西京。东都第成，不及居，韦氏败，斥慎交绛州别驾。主偕往。乃请以东都第为景云祠。而西京鬻第，评木石直，为钱二十亿万。安乐公主下嫁武崇训，营第及安乐佛庐，皆宪写宫省，而工致过之。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隥彴横邪，回渊九折。以石瀵水。又为宝炉，镂怪兽神禽，间以璖、贝、珊瑚，不可涯计。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彻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殚。杨贵妃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为安禄山起第京师，以中人督役。戒曰：“善为部署。禄山眼孔大，毋令笑我。”为琐户交疏，台观华僭。帟幕率缇绣，金银为蒡筐瓜篱。此等皆所谓木妖也。天宝乱后，武人跋扈，纲纪弥不可问。《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璘传》云：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阼，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中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按《本纪》贞元十一年二月、三月、九月，十九年二月，二十年九月，皆书其事。子弟无行，家财寻尽。其时崔宽有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杨绾为相，乃潜遣毁拆；见第六章第六节。而穆宗幸郭 城南庄，亦以庄为献；《旧书·本纪》元和十五年（820年）。则能长保所有者亦鲜，然为之者仍不绝。张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亭馆之丽，甲于都城。子孙五代，无所加工。李抱真，大起台榭，穿池沼以自娱。杜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子式方，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令狐咺，南山豹林谷有别墅。胡证，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裴度，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萦带左右。牛僧孺，洛都筑第于归仁里。任淮南时，佳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李德裕，在长安私第别构起草院。院有精思亭。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卢钧为尚书左仆射，常移病不视事。与亲旧游城南别墅，或累日一归。此等犹皆显者。若白居易，仕宦不为得志，而其居地亦殊胜，已见第十八章第三节。王维尤偃蹇，犹得宋之问蓝田别墅，辋水周于舍下。虽司空图，犹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张全义，侧身陇亩之间，而私第在会节坊，室宇园池，亦为一时钜丽。而朱汉宾有第在怀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层屋连甍，修木交干。孙彦韬罢密州赴阙，起甲第于洛阳，华堂广庑，亚王公之家。不足异矣。《旧书·李义琰传》：义琰宅无

正寝。弟义琎为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及义琎来观，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我祸。此岂爱我意哉？”

义琎曰：“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义琰曰：“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竟不营构。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观义琎之言，可知时人之好营居宅。马周为御史，遣人以图购宅。众以其兴书生，素无赀，皆窃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万。周遽以闻。诏有司给宅，并赐奴婢什物。人乃悟。程权受代，以靖安里私第侧狭，赐地二十亩，以广其居。朝廷之待士大夫，不为薄矣。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奢僭，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苟遵仪制，安用广地？然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矣。《新书·车服志》。《旧书·魏知古传》：睿宗为金仙、玉真二主造观，知古上疏，言“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则京都之中，空宅甚少。此蓄钱令下，富家所由买宅以事僦赁也。见第十九章第四节。《旧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四月，敕内侍省见管高品官，白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于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粮半分。亦可见京师僦屋之艰，僦价之贵也。然李守贞平杨光远后，晋高祖以光远东京地赐之，守贞因取连宅军营，以广其第。大兴土木，治之岁余，为京师之甲。军营如此，而况民居？因势豪之攘夺而流离失所者，史盖不能尽记矣。《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八月，诏洛京应有隙地，任人请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许他人占射。《明宗纪》：天成四年六月，诏京城空地，课人盖造。如无力者，许人请射营构。合第十八章第二节所引哀帝天祐二年十月敕观之，可见京城之内，地多有主。别墅虽在郊垌，然《旧史·皇甫遇传》言：遇镇河阳，于部内创别业，开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经坟墓悉毁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帅，莫敢诉。坟墓如此，于庐舍岂尚有所顾忌乎？《新书·柳公绰传》言：元载于昭应有别墅，以奴主务。自称郎将，怙势纵暴，租赋未尝入官。于国如此，而况于人民乎？《旧书·隐逸·田游岩传》。高宗将营奉天宫于嵩山。游岩旧宅，先居宫侧，特令不毁。仍亲书题额悬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此等事史每以为美谈，实仅千百之十一耳。曰特令不毁，则此外之见毁者多矣。隐士宅不当毁，非隐士宅当毁邪？山居者孰非隐沦之人？以名闻于帝京者，又岂真辟世之士邪？

能以俭德自将者，亦非无之，如李义琰即其一也。魏征家无正寝，疾革，太宗乃为营构。冯道持服景城，所居惟茅茨，皆已见前。征事见上节。道事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温彦博家亦无正寝，卒之日，殡于别室。太宗命有司为造堂焉。李吉甫，服物食味，必极珍美，而不殖财产。京师一宅之外，无他第墅。公论以此重之。郑覃，所居未尝增饰，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李愚，初不治第。既命为相，官借延宾馆居之。此等虽或戒满盈，或以避祸，不必皆出纯德，要不可谓不异于流俗。《新书·白居易传》：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宪宗从之。其《讽谏集》所谓“魏公宅犹存，元和诏还五代孙”者也。则亦未尝不获报。其以奢侈见菲薄者，则如潘孟阳，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行，至乐游原，见其宏敞，工犹未已，问之。左右以孟阳对。孟阳惧而罢作。范传正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擢为宣歙观察使。受代至京师，宪宗闻其里第过侈，薄之。因拜光禄卿。以风恙卒。杨行密登城，见王茂章营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寝郁然，渠肯为我忘身乎？”茂章遽毁损。此等皆仅至于败。其终至陨越者，则如马璘等是矣。然终不足以止滔滔之势也。

《日知录》曰：“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吏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又曰：“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豪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元注：《说苑》。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可谓言之痛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宋以后民力固屈矣，唐以前亦曷尝纾哉？城郭、街道、衙、驿，皆后不如前，盖以役法稍善，庸雇多而征发少，兴建遂不如前世之易。多取州县之财归之于上，诚足使吏民交困，然留之地方，恐吏多幸而民亦未必获其福也。《旧五代史·李从温传》：从温始以明宗本枝，历居藩翰，无文武才略，资济代之用。凡临民，以货利为急。在常山日，睹衙署池潭凡十余顷，皆立木为岸，而以修篁环之。从温曰：“此何用为？”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获其直以实用帑焉。从温之取民，或不免于为茧丝，然此事则不能谓其非是。衙署池潭十余顷，果以奉官乎？抑以利民乎？且违山泽不得障管之义矣。王峻为枢密使，于本院之东别建公署，廊庑听事，高广华侈，亦竭民力以奉官吏也。《旧书·文宗纪》：大和九年二月，发神策军修淘曲江。“如诸司有力，要于曲江置亭馆者，宜给与闲地。”不遏其流，而反扬其波，何哉？

贵富之家，保守先业之志颇笃。《新书·李逊传》：弟子讷，居与宰相杨收接。收欲市讷冗舍以广第。讷叱曰：“先人旧庐，为权贵优笑地邪？”《杨嗣复传》：子损，家新昌里，与路岩第接。岩方为相，欲易其厩以广第。损族仕者十余人，议曰：“家世盛衰，系权者喜怒，不可拒。”损曰：“今尺寸土皆先人旧赀，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权臣邪？穷达命也。”卒不与。皆其事也。《旧书·李皋传》：初扶风马彝未知名，皋始辟之，卒以正直称。汉阳王张柬之有林园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皋将买之。彝敛衽而言曰：“张汉阳有中兴功，遗业当百代保之。王纵欲之，奈何令其子孙自鬻焉？”皋谢曰：“主吏失辞，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闻此言。”合此及李师道欲赎魏征故宅观之，可见时人视名贤旧居之重。行路如此，而况子孙？其欲世保之宜矣。然其事亦非易。《萧复传》：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家贫，将鬻昭应别业。宰相王缙闻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纮诱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复对曰：“仆以家贫而鬻旧业，将以拯济孀幼耳。以易美职，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缙憾之，乃罢复官，沉废数年。此虽能拒权相，然卒不能不因贫而鬻矣。《新书·柳浑传》：左丞田季羔从子伯强，请卖私第，募兵助讨吐蕃。浑曰：“季羔先朝号名臣，由祖以来世孝谨，表阙于门。隋时旧第，惟田一族耳。讨贼自有国计，岂容不肖子毁门构，徼一时幸，损风教哉？”德宗嘉纳。隋时旧第惟一族，可见保守先业之难。《旧史·李敬义传》：“德裕之孙，初随父贬连州，遇赦得还。尝从事浙东，自言遇涿道士，谓之曰：子方厄运，不宜仕进。敬义悚然，对曰：吾终老贱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圣王大任，子其志之。敬义以为然，乃无心仕宦，退归洛南平泉旧业，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知。岁时给遗特厚，出入其门，欲署幕职，坚辞不就。初德裕之为将相也，大有勋于王室，出藩入辅，绵历累朝，及留守洛阳，有终焉之志。于平泉置别墅，采天下奇花异竹，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自为《家戒序录》，志其草木之得处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洎巢、蔡之乱，洛都灰烬。全义披荆榛而创都邑。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

化初，中使有监全义军，得此石，置于家园。敬义知之，泣谓全义曰：‘平泉别业，吾祖戒约甚严。子孙不肖，动违先旨。’因托全义请石于监军。他日宴会，全义谓监军曰：‘李员外泣告，言内侍得卫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内侍能回遗否？’监军忿然，厉声曰：‘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全义始受黄巢伪命，以为诟己，大怒曰：‘吾今为唐臣，非巢贼也。’即署奏笞毙之。”夫德裕，忘其父一宅之外无他第墅之美，而溺志于游处，身日蹈危机而不自知，不以清德诒子孙，并不能以经籍文艺垂教，而殷殷以卉木为属，可不谓之悖乎？敬义不知盖前人之愆，而垂泣于一石，可以谓之孝乎？内官当唐末，所居何世，而犹失色于杯酒之间，以取杀身之祸，可不谓之至愚乎？全义硁硁，身披荆榛，一若能图晚盖者，而亦一怒而杀人，不亦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乎？敬义后归太原，张承业尤不悦唐朝宰辅子孙，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过恶。敬义不得志，郁愤而卒。凶德参会，而皆戕其身，岂不哀哉？唐德宗之行间架税也，史言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不胜其苦。即终克保守，其所得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安用高墙围大屋哉？

古有《宅经》而无《葬经》。所谓《宅经》，盖亦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之意，乃所以图安居，而非谓所居之地，足以祸福人也。然形家之说稍盛，则又自墓而 之宅。唐太宗以阴阳书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旧书·才传》载其叙《宅经》之辞曰：“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谓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其矫诬概可见矣。然信之者仍不乏。《新书·杜正伦传》云：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凿，川流如血，阅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观此等传说，而知其说入人之深也。无他，患得患失之心中之而已。

营造寺观，亦为耗费之一大端。《新书·辛替否传》：武崇训死，安乐公主弃故宅别筑第，侈费过度。又盛兴佛寺。替否上疏曰：“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侈于居室者，不能随地皆有，寺观则不然，此其耗蠹生民所以为尤甚也。高力士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侔于国力。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高骈于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玑金钿。侍女数百，皆羽衣霓服，和声度曲，拟之钧天。日与吕用之、殷守一谈论其间，宾佐罕见其面。而用之亦建大第，又建百尺楼，托云占星，实窥伺城中之有变者。此等耗费，诚使人闻之变色。然玄宗出内库钱五十万为僧一行起塔，业已自启之矣。上行下效，岂不信哉？

宏伟壮丽之工，必有智巧之匠而后能为之。然此等名皆不传，尸其名者，特官吏之总其事者耳。隋世之宇文恺、阎毗、何稠则其人。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唐世姜确，史称其有巧思，凡朝之营缮，必谘而后行，亦其伦也。何稠有所为，皆先令黄亘及其弟衮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亦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味此言，便知立样皆出工人。隋时欲造明堂，宇文恺尝再为木样以献。唐高宗初年欲造明堂，亦内出九室样，令有司损益之。见《隋书》及《旧唐书》《礼仪志》。此等样，亦必匠人所为也。《旧书·裴延龄传》，訾其“追捕夫匠，迫胁就功”，可见营造之必用匠人矣。匠人之中，必有有智巧能指挥众匠者。柳宗元《梓人传》，意虽不在传梓人，亦可借以窥见当时匠人之情形也。民间简陋之室，或有不必匠人而亦能为之者。如《新书·隐逸·张志和传》：言其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椽栋不施斤斧。此盖民居之稍精洁者，即昔人所谓精舍也。或凡民皆能为之耳。

《旧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630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有曰：“臣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即便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盖北方原野，已无大木，故不得已而求诸南方山间也。《裴延龄传》言：德宗时计料造神龙寺，须长五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可数千条，皆长八十尺。”上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其辞似甚诞妄。然史于延龄多诬辞，前已言之，此言亦不足信。盖林木必近水陆道，采伐后易运出，乃有人求之，不则封 终古耳。在侧近而人莫之知，亦无足异也。不然，延龄敢斥玄宗非圣君乎？且既计度造寺，则旦晚便须采用，言之虚实立见，又岂可以面谩哉？然有材木而不便采伐，即同于无有。故其时木材，终虞阙乏也。《传》又载德宗谓延龄：“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栿，以年多之故，似有捐蠹，欲换之未能。”可以见其艰得矣。

材木之足用与否，既系于采伐运送而不系于有无，故僻陋之区，虽密迩山林，仍有觉其不足者，而砖瓦亦或难得，民乃多以茅竹代之。此可见隋、唐、五代时，豪富者之所居，虽侈费而无极，而民居则仍甚简陋矣。《旧书·宋璟传》：转广州都督。广州旧族，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此所改造，盖仅及店肆，以民居不如店肆之密比也。又《李复传》：附《李暠传》后。迁广州刺史。劝导百姓，变茅屋为瓦舍。《新书·杨于陵传》：出为岭南节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此皆指岭外。

然《王仲舒传》言其为苏州，变屋瓦，绝火灾。《韦丹传》言其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戛而焚。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则岭北亦有之矣。《旧书·牛僧孺传》：刺鄂州。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版筑，赋菁茅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版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瓮葺，蠹弊永除。《高骈传》：为成都尹。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骈乃计每岁完葺之费，甃之以砖甓。雉堞由是完坚。《旧五代史·赵犨传》：季弟珝，充忠武军节度使。陈州土壤卑疏，每岁壁垒摧圮，工役不暇。珝营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自是无霖潦之虞。则是时砖之为用，亦不甚普遍也。《旧书·李光弼传》：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姓，于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坏辄补之。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语不可解。王鸣盛谓上作字衍，堑当作墼，其说是也。此虽仓卒间事，然可见太原平时亦多用墼，故民习为之也。

《新书·地理志》：舒州桐城县，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813年），令韩震焚荡草木，其害遂除。又袁州宜春县，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将顺凿。《旧书·李皋传》：为江陵尹。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数十，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新书》传略同。又见《地理志·江陵县》下。《新书·长孙无忌传》：从父弟操，徙陕州。城中无井，人勤于汲。操为酾河溜入城。百姓利安。《贾曾传》：子至，肃宗时为中书舍人。蒲州刺史以河东濒贼，彻傅城庐舍五千室，使贼不得保聚。民大扰。诏遣至慰安。官助营完，蒲人乃安。《元结传》：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此与宋璟等，皆良吏之能留意民居者也。

晋天福中，户部奏李自伦旌表之式，已见第十六章第二节。此颇可见乡间大户房屋式样。《新书·孝友传》：刘君良，四世同居。武德中，深州别驾杨弘业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一院盖即今所谓一进也。《旧书·宗室传》：河间王孝恭之子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此可见当时居宅，有楼者尚少也。

《日知录》云：“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元注：“诗《瓠叶传》：炕火日炙。正义曰：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元注：“庾信《小园赋》：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愚案此谓既暖则可炀之暝目以息耳，非如今人之炕，寝处其上也。《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愚案此俗后由女真传入中国，而女真实受诸高丽。女真初穴居，必不能作炕也。隩隅有灶，盖特然火以取暖。寻常人之炀灶，则特因炊爨之便，或又移其余烬于室内以为煴耳。北方人之发火以暖炕，亦有与炊爨合为一事者。此于费用尤省，故贫民便之。高丽盖亦如此？故《旧书》元文，上有“其俗贫窭者多”六字，《新书》则云“窭民盛冬作长坑煴火以取暖”也。此寒地之俗，有裨贫民者，故能传入中国。《新五代史·晋本纪》：天福七年（942年），北京留守刘知远进百头穹庐。《注》曰：“穹庐，夷狄之用也。”此则无道之主，好尚新奇，如卫侯之效夷言耳。史故记之，以见其为北迁之兆欤？

筑城多为守御之计。隋炀帝令发人城府县驿，又令人悉城居，已见第二章第六节。此盖图坚壁清野？后唐庄宗以潞州叛，诏天下州镇无得修城浚隍，悉毁防城之具。潞州平，又命夷之，《通鉴》同光二年（926年）。则如秦始皇之隳名城矣。《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以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胡《注》曰：“史炤曰：芀，都聊切，又音调。余案《广韵》：芀：都聊切，又音调者，苇华也，其字从草从刀。又《类篇》有从草从力者，香菜也，历得切。昔尝见一书从草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广东新州素无城。桂林人黄齐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径，号竹城，至今以为利。传闻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此又偏方之地，各因其宜以为固者也。惟周世宗之城大梁，兼欲整街衢市里。《旧五代史·本纪》：帝之为澶州节度也，澶之里巷湫隘，公署毁圮。帝即广其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赖之。及即位，显德二年四月，诏于京城四面，别作罗城。以来春兴役。三年正月，遂发丁夫十万城京师罗城。《通鉴》云：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胡《注》曰：“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卫节度使居宅，谓之衙城。”《通鉴》：显德二年四月，帝以大梁城中迫隘，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版筑。东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十一月，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新五代史·王朴传》曰：朴性刚果，又见信于世宗。凡其所为，当时无敢难者。世宗征淮，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阔。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默记》引《闲谈录》云：朴性刚烈，大臣藩镇皆惮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时以街巷隘狭，例从展拆。朴怒厢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数十。其人忿然，叹云：“宣补厢虞候，岂得便从决？”朴微闻之，命左右擒至，立毙于马前。世宗闻之，笑谓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夸宣补厢虞候，宜其死矣。”街衢市里，诚合整齐，然居民之流离失所者，亦合曲为之计。不此之图，徒欲侈耳目之观，而以操切之道行之，视人命如草芥，终为武夫悖戾之气也。

隋筑长城，已见第二章第六节。唐世则不复事此。《新书·地理志》：妫州怀戎县北九十里有长城，开元中张说筑。《刘弘基传》：突厥患边，督步骑万人备塞。自豳北东拒子午岭，西抵临泾，筑障遮虏。此特偶一为之，以备寇钞。唐初突厥为患最深，或请筑古长城，发兵乘塞，太宗不听。其后思摩渡河，遣使谢曰：“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诏许之。则因前世所筑以为用耳。《旧书·李 传》：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 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邪？”盖长城原以捍小寇，非以御大敌。唐初突厥拥众百万，非长城所能御，修筑徒以劳民；其后塞垣安静，则又无事乎此；更后，默啜再兴，则又非长城所能御也。《旧书·高丽传》云：贞观五年（631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此乃億测之辞，殊非情实。隋、唐时句丽之所以拒中国者，专恃弃地以徼中国之师，岂有筑长城之理？长城亦岂足以御中国之师？此长城，亦所以备北族之寇钞者耳。

床仍为尊者之坐。《新书·李岘传》：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载为相，中人传诏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岘至，即敕吏撤榻。《李吉甫传》：初政事堂会食有巨床，相传徙者，宰相辄罢，不敢迁。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裴坦传》：令狐绹当国，荐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而裴休持不可。故事，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逆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坦见休，重愧谢。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亟出。省吏眙骇，以为唐兴无有此辱。人为坦羞之。是官署中惟尊者有床也。《旧书·封伦传》：杨素负贵恃才，多所陵侮，惟击赏伦。每引与论宰相之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坐。”《李靖传》：杨素、牛弘皆善之。素尝拊其床谓靖曰：“卿终当坐此。”《韦云起传》：子方质，则天初，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承嗣、三思，当朝用事，诸宰相咸倾附之。方质疾假，承嗣等诣宅问疾，方质据床不为之礼。《文苑·杜甫传》：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冯醉登严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新书·李勉传》：父择言累为州刺史，以吏治称。张嘉贞为益州都督，性简贵，接部刺史倨甚。择言守汉州，独引同榻坐，讲绎政事。名重当时。《张守珪传》：再迁幽州良杜府果毅。时卢齐卿为刺史，器之。引与共榻坐，谓曰：“不十年，子当节度是州，为国重将。愿以子孙托，可僚属相期邪？”是尊卑相接，尊者皆有床也，而燕居无论已。《新五代史·刘赞传》：父玭，每食则自肉食，而以蔬食食赞于床下。参看第一节。此盖故抑之，欲其勉学？非然者，子弟亦未必不得床坐。《旧书·高开道传》：张君立奔开道，与其将张金树潜相结连。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常在 内。金树每督兵于 下。将围开道，潜令数人入 内，与诸义儿阳为游戏。日将夕，阴断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稍于床下。逮暝，金树以其徒大呼来攻。下向所遣人抱义儿稍，一时而出。是虽义儿亦皆有床矣。床之安者，以绳为之。《旧书·穆宗纪》：群臣请立太子，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文

苑·王维传》：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是已。其便于携取者，则为胡床。《隋书·列女传》：郑善果母，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障后察之是也。虽军中亦携之。《旧书·张亮传》：伐高丽，为沧海道行军大总管。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沙卑城，破之。进兵顿建安城下。营垒未固，士卒多樵牧。敌奄至，军中皇骇。亮素怯懦，无计策，但踞胡床直视而无言。将士见之，翻以亮为有胆气。其副总管张金树等乃鸣鼓令士众，击破之。《郝处俊传》：诏李为 江道大总管，以处俊为副。征高丽，未皇置阵，敌奄至。军中大骇。处俊独据胡床，方餐干糒。乃潜简精锐击败之。是其事也。亦谓之坐床。《旧五代史》：梁太祖欲杀朱珍，霍存等数十人叩头救，太祖怒，以坐床掷之，乃退。《新史》云举胡床掷之是也。用筵席者甚少。《旧书·王珪传》：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此特所以备礼。《旧五代史·李愚传》：尝有疾，诏近臣宣谕，延之中堂，设席惟管秸，此贫者之为。又《李茂贞传》：御军整众，都无纪律。当食则造庖厨，往往席地而坐，此则当时贱者皆如此也。《新五代史·卢程传》：既拜相，人有假驴夫于程者。程帖兴唐府给之。府吏启无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庄宗姊婿也，诣程诉其不可。程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视圜骂曰：“尔何虫豸？恃妇家力邪？宰相取给州县，何为不可？”此则沐猴而冠耳。然其时之用几案，究尚不如后世之普遍。《新书·薛收传》：子元超，为中书舍人。省中有盘石，道衡为侍郎时，尝据以草制。元超每见，辄泫然流涕。收，道衡子。若在近世，属草必无据石者已。

前世讥富者之侈曰木土被文锦，盖以饰墙屋而已。至唐世，乃又有所谓地衣者。懿宗时，李可及为《叹百年曲》，以 五千匹为地衣，已见第十章第一节。又有织丝为毯以被地者，元和时宣州进之。

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篇尝咏之，曰：“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忠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又曰：“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亦慨乎其言之矣。《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二年（945年），帝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奢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则其全无心肝，又非唐元和、咸通之比矣。杜亚制油衣，令舟子衣之以入水，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此虽奢侈，犹以之衣人。《新书·马璘传》，谓其治第京师，寝堂无虑费钱二十万缗。方璘在军，守者覆以油幔，则又地衣之类矣。

灯檠以铁为之。《新书·胡证传》：证膂力绝人。裴度未显时，羸服私饮，为武士所窘。证闻，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铁灯檠，摘枝叶栎合其跗，横膝上。谓客曰：“我欲为酒令，饮不釂者，以此击之。”众唯唯。证一饮辄数升。次授客。客流离盘杓不能尽。证欲击之。诸恶少叩头请去。证悉驱出。是其事也。尊者盖多用蜡烛？《柳公权传》：文宗复召侍书，迁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尝夜召对于亭，烛穷而语未尽，官人以蜡液濡纸继之是也。贫者或无膏油，则然薪代之。《旧书·马怀素传》：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然读书。《新书·毕诚传》：早孤，夜然薪读书。《柳璨传》：少孤贫好学，昼采薪给费，夜然叶照书是也。

汉人言舜造漆器，谏者七人，可见其时尚以施漆为侈靡之事，而《宋书·礼志》则反以为俭，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二节。唐时亦然。刘秩之议币制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旧书·食货志》。可见铜之用日微，而铁与漆之用则日广矣。《旧书·卢承庆传》：临终戒其子：“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新书·邓景山传》称其清约，用器止乌漆。亦皆以用漆器为俭。

第五节 葬 埋

古重神不重形，故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然此特古俗之一，附经义而传者耳。信此义者盖寡，不然，何由有墦间之祭，而厚葬者亦何其多邪？重视形魄之见，盖历代流俗皆然，虽士君子亦不能免。崔损，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则士君子罪之。《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十一月，诏应内外文武官寮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则虽叔世之武夫，亦知此义矣。而俗视归葬尤重。《旧书·列女传》：王和子，徐州人。父及兄为防秋卒，戍泾州。元和中，吐蕃寇边，战死，无子。母先亡。和子时年十七，被发徙跣衰裳，独往泾州，行丐，取父兄之丧，归徐营葬。手植松柏，翦发坏形，庐于墓所。又：大中时，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骁雄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乃翦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新书·列女传》：杨含妻萧，父历，为抚州长史，以官卒。母亦亡。萧年十六，与媦皆韶淑。毁貌，载二丧还乡里。贫不能给舟庸，次宣州战鸟山，舟子委柩去。萧结庐水滨，与婢穿圹纳棺成坟，莳松柏，朝夕临。长老为立舍，岁时进粟缣。丧满不释衰。人高其行，或请昏。女曰：“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柩葬故里，请事君子。”于是含以高要尉罢归，聘之。且请除素。萧以亲未葬，许其载，辞其采。已葬，乃释服而归杨焉。观三女之见称，而知世视归葬之重矣。崔玄亮，晚好黄、老，而犹遗言“山东士人利便近，皆葬两都，吾族未尝迁，当归葬滏阳，正首丘之义”，而况方内之士？能如李乂之遗令薄葬，毋还乡里者，盖亦寡矣？《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八月，诏人死亡于外，以棺柩还城者勿禁。《宣宗纪》：大中三年六月，敕先经流贬罪人，不幸殁于贬所，有情非恶逆，任经刑部陈牒，许令归葬。绝远之处，仍量事官给棺椟。盖亦所以顺俗？晋李太后病亟，欲焚骨送范阳佛寺；赵莹被疾，求归骨南朝，自更无足怪矣。皆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张砺为萧翰锁之北去，卒于镇州，家人烬其骨，归葬于滏阳，见《旧五代史》本传。《旧五代史·陆思铎传》：典陈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诸子曰：“我死则藏骨于宛丘，使我栖魂于所理之地。”魂无不之，欲栖其地，何待瘗藏？此适足见其视形魄之重，非能破归葬之惑者也。

夫如是，厚葬自不能免。薛举区区，而起坟茔，置陵邑，岂特沐猴而冠哉？李义府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此成何事体乎？犹可诿曰：权相纵恣，不可以常理论也。苏味道以模棱称，而长安中请还乡改葬其父。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不亦异乎？犹可诿曰：其位究居宰相也。李光进不过一战将，而葬其母，将相致祭者四十四幄，穷极奢靡，此何为乎？犹可诿曰：光进固有战功，位通显也。高宗永隆二年正月，诏雍州长史李义玄：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旧书·本纪》。太极元年（712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木得衢路行。”《旧书·舆服志》。玄宗时，王皇后欲厚葬其父，见下。宋璟等谏，亦言“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以礼仪为意”，则为此者正不待高官厚禄矣。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即禁送终违令式者。《新书·本纪》。玄宗开元二年九月，制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戒。近代已来，共行奢靡。递相放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且墓为贞宅，自有便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冥器等物，皆竞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由于此。承前虽有约束，所司曾不申明。丧葬之家，无所依准。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还官。”《旧纪》。二十九年正月，又禁厚葬。《新纪》。代宗大历七年六月，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脱宝钿等物。《旧纪》。法令非不具也，然亦具文而已。

以言教不如以身教。下之于上也，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法令之不行，在上者固有以启之也。唐太宗尝自定陵地于九嵕山。诏言豫为此制，务从俭约。《旧纪》贞观十一年（637年）。然高祖之崩也，有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虞世南疏谏，不听，再疏言之。公卿亦再奏请遵遗诏，乃获颇有减省。《旧书·世南传》。善夫，世南之言之也。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然则太宗自定之终制，所谓“积以岁月，渐而备之”者，得毋欲使劳民之迹不显，谏者无所发口邪？《新五代史·温韬传》云：韬在镇七年，韬事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昭陵，太宗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游，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乾陵，高宗陵。然则太宗所谓俭约者安在也？世南论汉家陵墓之皆遭发掘也，曰：“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太宗实躬蹈之矣。其所谓能纳谏者，又何在也？高宗第五子弘，即尝为太子，而谥为孝敬皇帝者，其墓亦称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旧书·高宗诸子传》。《传》又云：功费巨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遂乱投砖瓦而散。《狄仁杰传》云：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仁杰奏其太过。机竟坐免官。机，《新书》作弘机，以逢迎高宗作宫室，得兼将作、少府，事见上节。盖其贾民怨实深，不得已乃罢斥之以自解也。唐诸太子陵，皆有令、丞，同诸陵署，见《职官志》。《新书·儒学·卢粲传》：武崇训死，诏墓视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无称陵者。惟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后人所援比。崇训茔兆，请视诸王。”诏曰：“安乐公主与永泰不异。崇训于主当同穴，为陵不疑。”粲固执以“陵之称本施尊极，虽崇训之亲，不及雍王。雍墓不称陵，崇训缘主而得假是名哉？”诏可。主大怒，出粲陈州刺史。永泰亦中宗女，以郡主下嫁武延基，为武后所杀，中宗追赠，以礼改葬，墓号为陵。见《新书·诸公主传》。雍王，即章怀太子。玄宗兄宪之殁，虽敕其子，务令俭约，送终之物，皆令众见，然后父王仁皎殁，将筑坟，皎子驸马都尉守一请同昭成皇后父孝谌故事，坟高五丈一尺。宋璟及苏颋请一依礼式。上初从之，翼日，又令准孝谌旧例。璟等再言之。乃慰勉，分赐以采绢四百匹。《新书·宋璟传》。德宗初政，度越贞观，然尝欲厚奉

元陵，代宗陵。令狐峘疏谏，乃已。《旧书·峘传》。或谓此亦如太宗之欲奉献陵，高祖陵。故为是言，待臣子之诤而后罢之，乃所以为伪耳。然后其第五子肃王详薨，欲如西域造塔，以李岩谏而止。《旧书·德宗诸子传》。如山南也，长女唐安公主殁于城固，诏所司厚其葬礼，宰相姜公辅谏，帝怒，陆贽救之，怒不已，公辅卒罢相。其后义阳、义章二主，咸于墓所造祠堂百二十间。宪宗女永昌公主薨，令京兆尹元义方减其制之半。宰相李吉甫谏，乃已。文敬太子源者，顺宗子，德宗爱之，命为子者也。其薨，帝亦悼念，厚葬之，车土治坟，至废农事。《新书·吴凑传》。则其欲厚奉元陵也，谓其实非所欲可乎？贞元十四年（798年），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所司请修奉。昭陵旧宫在山上，缘供水稍远，百姓劳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创，冀久远便人。令宰臣百寮集议。议者多云宜就山下，上意不欲，遂于山上重造。命宰相崔损为八陵修奉使。于是献、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仍旧，但修葺而已。定陵，中宗陵。泰陵，玄宗陵。桥陵，睿宗陵。建陵，肃宗陵。所缘陵寝中床蓐帷幄，一事以上，帝亲自阅视，然后授损，送于陵所。《旧书·崔损传》。修旧如此，而况营新？若懿宗之于文懿，则更不足论矣。见第十章第一节。上以是为慈孝，而诫下之人以薄葬，是使天下之人俭其亲也，其可得乎？五代诸主，惟周太祖临终遗命，见《旧史·本纪》。颇出肺府，则缘其时民力实竭，抑亦亲见唐家陵墓无不发掘故也。

让皇帝之葬也，所司请依诸陵旧例，内置千味食。监护使左仆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獐、鹿等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料，皆无所凭。动皆宰杀。盛夏胎养，圣情所禁。又须造作什物，动逾千计。求征市井，实谓烦劳。伏望依礼减省。”制从之。孟子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今尚食之所料，饥民几人食乎？

《旧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五月，诏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鱼肉肥鲜，恐致薰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此以避宰杀慈于物则得矣，其所费，恐更广于尚食之所料也。

唐有皇帝谒陵之礼。不躬谒，则使公卿行陵。朔望、节日上食，日祭，荐新，礼极烦琐，所费亦多。皆见《新书·礼乐志》。寒食上墓，本非华俗。而开元二十年（732年），编入五礼，永为恒式。是教民墓祭也。见《旧书·本纪》。按是时王室尚无之。《通鉴·后汉纪》：天福十二年（947年），高祖命郭从义入大梁清官，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闻者泣下。注引“《五代会要》曰：人君奉先之道，无寒食野祭。近代庄宗每年寒食出祭，谓之破散，故袭而行之。欧阳修曰：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中国几何其不为夷狄矣。按唐开元敕，寒食上墓，同拜扫礼。盖唐许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无此礼也。”愚案欧公语见《新五代史·晋家人传》。其于群臣，亦以是为宠。如樊子盖为武威太守，朝于江都，炀帝谓之曰：“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当时荣之。来护儿从驾江都，亦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魏元忠求归乡里拜扫，中宗赐银千两，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太宗东征，皇太子于定州监国，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谓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锦还乡。”令有司祀其先人墓。宪宗元和元年三月，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听假月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是亦教其拜墓也。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世充以为行台仆射，镇渭州。李密故将杜才干恨其背密，伪以兵归之，斩取其首祭密冢，乃归唐。贺鲁之平也，高宗曰：“先帝赐贺鲁二千帐主之，今罪人既得，献昭陵其可乎？”许敬宗曰：“古者军凯还则饮至于庙，若诸侯献馘天子，未闻献于陵。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于是执而献昭陵，赦不诛。此何异邴元真之智乎？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独孤皇后崩，代宗亦欲近城为陵，以朝夕临望。《新书·姚南仲传》。要之皆以魂神为栖于丘墓而已。夫如是，民安得不厚葬？况国又以侈葬为崇德报功之礼乎？如郭子仪卒，旧令一品坟高丈八尺，诏特加十尺。虽有一二知礼之士，遗命薄葬，又安能挽其颓风哉？主张薄葬之士，亦有数科。萧瑀、白敏中，信佛者也。傅奕、王绩，近道者也。此外则多为守礼或尚俭之士，然亦不必皆达者。如冯宿，虽遗命薄葬，而悉以平生书纳墓中是也。《旧书·李 传》：既遇疾，忽谓弟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伎，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傥有知，庶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违我言者，同于戮尸。”此后略不复语。观其言似能守礼尚俭，实则其贪痴更甚耳。

唐王室之所为，尚有甚非礼者。《旧书·代宗纪》：大历三年五月，追谥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兴信公主亡女张氏为恭顺皇后，袝葬。此冥婚也，而殆于用殉矣。殉葬之礼，中国久绝。太宗之崩，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以身殉。宁国公主下嫁磨延啜。磨延啜死，其国人欲以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昏，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吐蕃，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钦陵之死，左右徇而死者百余人。刘元鼎入吐蕃，记所经见曰：“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皆戎狄之俗也。其在中国，则惟杜伏威，士有战死，以其妻殉耳。

助人营丧，在城市中亦成职业。《旧五代史·郑阮传》，言其为赵州刺史，尝以郡符，取部内凶肆中人隶其籍者，遣于青州舁丧至洛郡。人惮其远，愿输直百缗，以免其行。又《晋高祖纪》：天福二年九月，将作少监高鸿渐上言：“伏睹近年已来，士庶之家死丧之苦，当殡葬之日，被诸色音声、伎艺人等作乐搅扰，求觅钱物。请行止绝。”从之。此凶肆及音声伎艺人，皆借助人营丧以谋食者也。又《宋史·陶谷传》：尝上言：“坊市死亡丧葬，必候台司判状。奴婢病亡，亦须检验。吏因缘为奸，而邀求不已，经旬不获埋瘗。望申条约，以革其弊。”此事亦在晋世。

厚葬之弊既起，而发掘之祸，亦即随之。《新书·王徽传》，言“沙陀会诸军平京师。大乱之后，宫观焚残，园陵皆发掘，鞠为丘莽，乘舆未有东意。诏徽充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使。徽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逾年稍稍完聚。兴复殿寝，裁制有宜，即奉表请帝东还”。则唐室诸陵，黄巢起义时，已遭发掘，而其后复遘温韬之祸。《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三年（925年），诏曰：“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飨。”盖自黄巢起义至此，迄未修复也？《晋高祖纪》：天福四年正月，盗发唐闵帝陵。《少帝纪》：天福八年正月，盗发唐坤陵，庄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此其见发尤速。《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禁天下不得再发无主坟墓。可见遭开发者之多矣。《新书·柳仲郢传》：拜东都留守。以盗发父墓，弃官归华原。《伊慎传》：乾符中，盗发其墓，赐绢二百修瘗。

《文艺·李频传》：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礼法治下，更布条教。时朝政乱，盗兴相椎敚，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丧归，父老相与扶柩葬永乐。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天下乱，盗发其冢。则虽有主且为众所共护之墓，亦不能免矣。《旧书·本纪》：元和十四年二月，敕淄青行营诸军，所至开发坟墓，宜严加止绝。会昌三年（843年），讨泽潞，诏诸道进军，并不得焚烧庐舍，发掘坟墓。《旧史·晋高祖纪》：天福三年八月，诏魏府城下，自屯军以来，坟墓多经劚掘。虽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仆卿邢德昭往伸祭奠。又可见军士之竞事椎埋也。《新书·赵犨传》：弟珝，黄巢起事时，畏先冢见残，即夜缒死士取柩以入。此在将帅则然耳。凡民之柩，安可尽取乎？抑且不必兵燹。《新书·百官志》：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惟故坟不毁。然《旧书·韩滉传》言其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筑石头五城，以为备豫。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旧史·皇甫遇传》：言其镇河阳，于部内开别业，所经坟墓悉毁。见上节。则官吏且躬自为之矣。《新书·郭子仪传》曰：破吐蕃灵州，鱼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及入见，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臣先墓，此天谴，非人患也。”子仪之无足忌，说已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朝恩即忌之，又何必毁其父墓？《旧传》云：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然则谓子仪先冢之见发，由朝恩所使，乃揣测之辞，《新书》以为实然，误矣。子仪富可敌国，其葬父，盖必有慢藏诲盗者？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此其所以声势赫奕，父墓一见发，而疑其将构变之浮议即起，而州县终不能善护

之欤？军士残人之墓多矣，此则其自书供状耳。李载义，母葬范阳，为杨志诚掘发。后志诚被逐，道太原，载义奏请剔其心偿母怨，不许。又欲杀之。官属苦救，乃免。然尽戕其妻息士卒。《新书·藩镇传》。时人之报发墓，亦云酷矣，而终不能戢椎埋者之心。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岂不信哉？杨行密之死也，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新书》本传。不亦心劳日拙乎？

以重视尸体之故，遂至于残贼尸体，此二者其事虽殊，其心则一也。杨玄感之围东都也，卫玄援之，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此已为野蛮，犹曰：争战之际，以作士气也。《新书·李泌传》曰：肃宗在东宫，李林甫数构谮，势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此言不知信否。然韦后之败，睿宗夷其父玄贞、兄洵墓，天宝九载（750年），复诏发掘；《新书·外戚传》。元载之死，亦发其父祖冢，斫棺弃尸。则此言亦不敢谓为非信。来子珣诬雅州刺史刘行实弟兄谋反，已诛，复掘夷先墓，转不足责矣。李锜诛，有司将毁其祖墓，卢坦谏止，而董昌败卒发其先墓。此何为者哉？杨行密先冢皆为蔡俦所发。后吏请夷俦世墓，行密不许，其识转非唐朝所及矣。后唐庄宗灭梁，欲掘梁太祖墓，斫棺戮尸。张全义以为梁虽仇敌，今已屠灭其家，足以报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庄宗以为然，铲去墓阙而已。《新五代史·全义传》。梁祖之为人不足取，然当唐末沙陀横行之际，实藩卫民族之一人也，而其茔墓，乃借张全义之巽辞以免祸，不亦悲乎？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五节。《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三年十一月庚寅，枢密使郭威奏“左军巡勘得飞龙使后赞，款伏与苏逢吉、李业、阎晋卿、聂文进、郭允明等同谋，令散员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杀害史弘肇等。权开封尹刘铢，具伏朋附李业为乱，屠害将相家属。其刘铢等准诰旨处置讫。并苏逢吉、郭允明、阎晋卿、聂文进首级，并枭于南北市。其骨肉放弃。”此为未葬而不许其收葬者。事与剖棺戮尸异，而其为残贼则同也。

贵富者竞为厚葬，若贫民，则有身死而不获瘗埋者。《旧书·于传》：出为湖州刺史。州境陆地褊狭，送终者往往不掩其棺槥，葬朽骨凡十余所。《新书》云：为坎瘗枯骨千余。此虽葬而如未葬者也。《李大亮传》云：罄其家赀，收葬五叶宗族无后者三十余丧；可见贫不能葬者之众矣。此尚在平时，若直兵乱，则更有不堪设想者。《隋书·炀帝纪》：大业十年二月，诏曰：“往年出车问罪，将届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惛凶，罔识成败。高颎愎很，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规，坐诒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此身征辽丧败，而移其责于前人也，亦可笑矣。虽有此诏，然唐太宗贞观五年七月，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仍命收隋人骸骨，祭而葬之。十九年（645年），伐高丽，次辽泽，又命瘗隋人战亡者。见新、旧《书》《本纪》及《高丽传》。则可见死亡之众，而收葬之不易遍矣。《隋书·韩擒虎传》：弟洪，为代州总管。仁寿元年（601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拒之，遇于恒安。众寡不敌，溃围而出，死者大半。炀帝北巡，见白骨被野，以问侍臣。侍臣曰：“往者韩洪与虏战处也。”帝闵然。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旧书·刘昌传》：昌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殁将士骸骨，坎瘗之。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刻责，遣秘书少监孔述容及中使以御馔、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骨。分为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槥衣服，葬于浅水原。分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将士曰怀忠。《新书·元结传》：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募义士，于唐、邓、汝、蔡降剧贼五千，瘗战死露胔于泌南，名曰哀丘。皆令人读之酸鼻。然此特其记载之较详者耳，其暴骨如莽，而史不能纪其详者，盖不知凡几矣。且如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瘗州县暴骨。《新书·本纪》。太宗贞观二年四月，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

埋瘗。《旧纪》。《新纪》云：瘗隋人暴骸。四年九月，令收瘗长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旧纪》。《新纪》云：瘗长城南隋人暴骨。五年二月，诏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刬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此京观非有意为之以示武功，特野死而莫之殣耳。以此推之，贞观五年（631年）所毁，亦未必高丽所立。高丽此时，用兵权矜慎有谋，何为此以激怒中国邪？皆隋末丧乱，野死不葬者也。亦奚减征辽之所丧哉？此特举其最著者，余类此者，尚不胜枚举。契丹主北去时，屠相州，后王继弘镇相州，于城中得髑髅十余万，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三年正月，分命使臣赴永兴，凤翔、河中收葬用兵已来所在骸骨。时已有僧聚髑髅二十万矣，所指即相州事也。永兴、凤翔、河中等处，为数亦不少，然史不能纪其详矣。而凶荒疾疫之所被，其所伤害，亦不必减于兵死也。岂不哀哉？《旧书·高宗纪》：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余。行人冻死者，赠帛给棺木。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遣使振恤。死者给以棺槥，其家赐物七段。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初雨，麦田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文宗纪》：大和六年五月。诏如闻诸道水旱害人，疾疫相继。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器，皆凶灾疾疫之仍至者。《新书·代宗纪》：宝应元年十月，诏浙江民疫死不能葬者为瘗之。时直袁晁之乱，盖兵灾疾疫，相因而至也。

古之论葬地者，皆兼望气言之，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五节。《隋书·艺术·萧吉传》：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殁。”然竟从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

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又云：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炀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亦兼望气与卜筮言之也。吉著《宅经》八卷，《葬经》六卷，新旧《志》皆作二卷。《新志》吉《五姓宅经》二十卷。则亦兼图阳宅矣。献皇后之葬，山陵制度，多出杨素。素因之受赏。诏曰：“葬事依礼，惟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于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芥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非惟廊庙之器，实是社稷之臣。”其言吉凶不由葬地，亦与《萧吉传》同，而又盛称素忠，不恤其辞之自相矛盾，则祸福之念中之也。《旧书·方技·严善思传》：则天崩，欲开乾陵合葬，善思奏议不宜以卑动尊，似能据礼立言。然又云：“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太后，权总万机，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以降，始有合葬者。然两汉积年，向余四百，魏晋之后，祚皆不长。虽受命应期，有因天假，然循机享德，亦在天时。但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胤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亦难长享。山川精气，土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亦以祸福言之也。

《葬经》之名，见于经籍志者尚多，而吕才叙葬书之文，则略见于《旧书》传中。其说曰：“《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又云：“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陇所招。”又云：“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又云：“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可以见其迷信之概。《温大雅传》：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新书》云：卜人占其地。“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余而卒。此等盖即巫者之所传也。《旧史·王建立传》：疾作，谓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养生，梓以送死。予生为寿宫，刻铭石室。死当速葬，葬必从俭。违吾是言，非孝也。”建立先人之坟，在于榆社。其冈阜重复，松桧蔼然。占者云后出公侯。故建立自为墓，恐子孙易之也。可谓固矣。李义琰不营居宅，似乎恭俭，见上节。而后改葬父母，乃使舅氏移茔，其恭俭也，得毋正其贪痴邪？

《唐书·礼仪志》：牛弘撰仪礼，在京师葬去城七里外。周世宗欲展筑大梁外城，先立标识，令葬者皆出七里外，见上节。所行者当即此礼。然恐亦未必能行也。

前世立碑有禁。牛弘制礼：“三品已上立碑，七品已上立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请立碣。”《旧书·懿宗纪》：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平后，诏“先贤坟墓碑记，为人所知，被贼毁废者，即与掩藏，仍量致祭。”《旧史·唐明宗纪》：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恐名贤遗行失所考也。”则其视之颇重。然碑碣皆有制限，志铭则不然，故为之者渐多。《旧书·傅奕传》：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乌乎哀哉。”《辛秘传》：元和十二年（817年），为昭义节度使。凡四岁。及归，道病，先自为墓志，皆其事也。立碑之禁，本所以戢虚美，然志铭后亦渐染其习。《卢承庆传》：临终诫其子曰：“碑志但记官号年代，不须广事文饰。”则其证。然立碑亦为致寇之媒。《通鉴》：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五月，唐司徒致仕李建勋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时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听人耕种于其上，免为它日开发之标。”及江南之亡也，诸贵人高大之冢，无不发者，惟建勋冢莫知其处。斯为贤知者乎？

殊俗葬法，亦有传于中国者。德宗欲为肃王详造塔，已见前。姜公辅之谏厚葬唐安也，德宗谓陆贽曰：“唐安夭亡，不欲于此为茔陇，宜令造一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是亦欲为之造塔也。《旧书·李暠传》：迁黄门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此等风气，疑皆来自印度。《隋书·达奚长孺传》：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潘那可汗众十余万，寇掠而南。诏以长孺为行军总管，率众二千击之。遇于周盘。众寡不敌。长孺慷慨，神色愈烈。转斗三日，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孺，兵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新书·突厥传》：太宗数颉利之将亡曰：“俗死则焚，今葬者皆起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则突厥之于火葬，行之甚旧。仆固怀恩死，部曲焚其尸以葬，盖亦此俗？然《新五代史·王建立传》言明宗为代州刺史，以建立为虞候将。庄宗尝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扰代人，建立捕而笞之，则沙陀又行土葬之法也。

第六节 交 通

隋、唐两代，交通之业，远迈前朝者，莫如运河，其功实成于隋世。则以南北久分，骤见统一，而南方之富庶，又远非分裂以前比也。炀帝开通济渠，已见第二章第四节。自此已前，文帝已开山阳渎。《隋书·高祖纪》：开皇七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通鉴》胡《注》曰：“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深广之，将以伐陈也。”及是帝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至扬子入江。《通鉴》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通鉴》。《鉴》又云：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津官草顿，欲东巡会稽。唐开元时，齐澣复开伊娄河，自京口直达扬子。《十七史商榷》云：“夫差开邗沟，通江淮，与今瓜洲抵扬州之路，不知是一是二，要为近之。然夫差时此道但可运粮，不胜战舰。其用兵争霸上国，仍沿江入海，自海溯淮，不由邗沟也。《汉志》：广陵国江都县注：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此即夫差邗沟。然汉时大兵大役，亦必不以此为渡江之路。直至隋大业中，大发淮南夫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江淮始大通，而汴泗亦通矣。而道犹浅，六朝都建业，南北往来，以瓜步为通津。《旧唐书·齐澣传》：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迁润州刺史。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所漂损。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与《新书·地理志》略同。皆不言是瓜洲，其实则瓜洲也。澣虽改道，却于江北遥领。至大历，乃又改旧。《张延赏传》：延赏为扬州刺史。瓜洲悬属江南，奏请以江为界。《新传》亦载此事，而谬改瓜洲为瓜步。”于是江、淮、河三水交通，漕转东南，以给西北，安、史乱后，唐室遂倚此道为命脉矣。然运河之开，初非专便漕转。李 之归翟让也，说之曰：“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资。”让然之。劫公私船取物，兵众大振。可见其兼为商旅所资矣。然及唐末，其道几废。《通鉴》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杨行密发兵讨朱全忠。军吏欲以巨舰运粮。都知兵马使徐温曰：“运路久不行，葭苇湮塞。请用小艇，庶几易通。”军至宿州，会久雨，重载不能进，士有饥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温，始与议军事。周世宗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江淮舟楫始通。《注》云：“此即唐时运路也。自江淮割据，运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复浚之。”缅想斯时，商旅之出其间者，亦必极少矣。先一年，显德四年（959年）。四月，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其明年，显德六年（961年）。二月，又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又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亦据《通鉴》。《注》云“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东，分为蔡渠。《九域志》曰：浚仪县之琵琶沟，即蔡河也。《会要》曰：惠民河与蔡河一水，即闵河也。建隆元年（960年），始命陈承昭督丁夫导闵河自新郑与蔡水合。贯京师，南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继，商贾毕至，都下利之。于是以西南为闵河，东南为蔡河。至开宝六年（973年），始改闵河为惠民河。”此又宋代漕转之所资也。炀帝又开永济渠，亦见第二章第四节。此皆其较大者。其功仅及于一方者，则未易枚举。《新书·地理志》所载颇多。如元和中，严砺自长举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醯而碎之，通漕以馈成州戍兵。《新书·地理志》。又如高骈为静海军节度，由安南至广州，江漕梗险，多巨石。骈募工劖治。由是舟得安行，储饷毕给。《新书》本传。据《旧纪》，事在

咸通八年（867年）。皆其工之较艰巨者也。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六月，顿榆林。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惊惧，先遣长孙晟谕指。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八月，至太原，欲过张衡宅。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至济源。衡，济源人。唐玄宗幸东都，次永宁之崤谷，驰道隘狭，车骑停拥。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王怡，并失于部伍。上令黜其官爵。宋璟谏，乃舍之。此皆帝王巡幸，以驰道劳民者也。《旧书·敬宗纪》：宝历二年正月，兴元节度使裴度奏修斜谷路及馆驿皆毕功。《文宗纪》：开成元年五月，昭义奏开夷仪山路通太原、晋州，从之。《新书·地理志》：商州，贞元七年（791年），刺史李西华自蓝田至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回山取途，人不病涉。谓之偏路，行旅便之。《高骈传》：为静海军节度。使者岁至，乃凿道五所，置兵护送。其径青石者，或传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此等虽暂劳民，或于交通有益。亦有反堙塞之者。如《隋书·高祖纪》：王谦平后，更开平道，毁剑阁之路，立铭垂诫是也。此等用意，虽在防负固，然舍险就夷，亦足利民。《旧书·阎立德传》：太宗征辽，立德以将作大匠从。师至辽泽，东西二百余里，泥淖，人马不通。立德填道造桥，兵无留碍。此则仅取济一时耳。炀帝北巡时，敕有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此似颇能恤民，然恐亦虚文而已。

《旧书·舆服志》：景龙二年七月，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刘子玄进议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魏、晋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案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则为御史所弹。又颜延之罢官后，好骑马出入闾里，当代称其放诞。此则专车冯轼，可擐朝衣，单马御鞍，宜从亵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验矣。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庙巡幸，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辂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通，鞍马而已。《新书·车服志》：王公车辂，藏于太仆，受制行册命、巡陵、昏葬则给之。余皆以骑代车。臣伏见比者銮舆出幸，法驾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马。非惟不师古道，亦自取惊今俗。傥马有惊逸，人从颠坠，固以受嗤行路，有损威仪。今议者皆云：秘阁有《梁武帝南郊图》，有衣冠乘马者，此则近代故事，不得谓无其文。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非当时所撰。且观当今，有古今图画者多矣。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 者。阎立本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著帷帽者。夫芒 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宫所作，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乘马衣冠，窃谓宜从省废。”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恒式。观此，当时贵贱，已无复乘车者矣。惟妇人犹或有之。《旧五代史·史圭传》：罢归，闭门杜绝人事。虽亲戚故人造者，不见其面。每游行别墅，则乘妇人毡车，以自蔽匿；其证也。

乘马实亦为体制起见，不则多用牛驴。运载亦然。《隋书·牛弘传》：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此尚以牛驾车。《旧书·李密传》：尝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则以牛供骑乘矣。《五行志》：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闭坊市北门。驾车者苦污，街中言曰：“宰相不能调阴阳，令我污行。”会中书令杨再思过，谓之曰：“于理则然，亦卿牛劣耳。”《张孝忠传》：子茂昭入朝。顺宗听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且令还镇。赐女乐二人。三表辞让。及中使押犊车至第，茂昭立谓中使曰：“女乐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阳、咸宁、西平、北平，尝受此赐，不让为宜。茂昭无四贤之功，述职入觐，人臣常礼，奈何受此宠赐？”顺宗闻之，深加礼异，允其所让。《新书·高祖诸子传》：虢庄王凤之曾孙巨，为河南尹，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此等皆城市之中，以牛车运载者。《隋书·宇文化及传》：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夺人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旧书·韦思谦传》：中宗崇饰寺观，思谦子嗣立上疏谏，谓其“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宪宗用兵淮蔡，《纪》谓京畿民户供军，车乘相错于路，牛皆馈军，民户多以驴耕。见第八章第二节。《元稹传》：稹自叙分莅东都时事云：朝廷馈东师，主计者误命牛车四千三百乘，飞刍越太行。《李石传》：石奏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已来疏凿，其后堙废。胙辽计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车挽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旧五代史·杨思厚传》：于黎阳采巨石，将纪德政。以铁车负载，驱牛数百以曳之。所至之处，丘墓庐舍，悉皆毁坏。《唐庄宗纪》：同光三年三月，至戚城。时宫苑使王元平、伶人景进为帝广采宫人，不择良家委巷，殆千余人。车驾不给，载以牛车，累累于路焉。此道路之间，以牛车运载者。《旧书·房琯传》：陈涛斜之战，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则战阵亦有用之者矣。盖马不给而当时驾车习用牛故也？其用驴者：《隋书·食货志》言：高祖时关中连年大旱，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又言：炀帝西巡，经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马驴十八九。又言：大业九年（613年），诏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资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价

至万余。又云：益遣募人征辽。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注》云：“以驴马负物为驮。唐递驮每驮一百斤。”案此盖行之车道不通之处。又不足，听半以驴充。《杨义臣传》：与汉王将乔钟葵战。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涧谷间。出其不意。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张天。钟葵不知，以为伏兵发，大溃。《旧书·来瑱传》：瑱之被刑也，门客四散，掩于坎中。校书郎殷亮后至，独哭于尸侧，货所乘驴，以备棺衾。《新书·食货志》：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皇甫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高开道传》：幽州饥，开道许输以粟。罗艺遣老弱凑食，皆厚遇之。艺悦，不为虞，更发兵三千，车数百，马驴千，往请粟。开道悉留不遣。《诸公主传》：宪宗女岐阳庄淑公主，下嫁杜悰。悰为澧州刺史，主与偕，从者不二十，婢乘驴，不肉食。《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八月，敕所在长吏：“自今后州、县、府、镇，凡使命经过，若不执敕文券，并不得妄差人驴，及取索一物已上。”《安王友宁传》：攻博昌，月余未能拔。太祖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皆可见驴之用，殆与牛马等也。

亦有用骡及橐驼者。《隋书·五行志》：仁寿二年（602年），西河有胡人，乘骡在道，忽为回风所飘，并一车上千余尺乃坠，皆碎焉。《旧书·吴少诚传》：地既少马，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刘沔传》：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元和末，光颜讨吴元济，常用沔为前锋。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官军常警备之。沔骁锐善骑射，每与骡军接战，必冒刃陷坚，俘馘而还。故忠武一军，破贼第一。《安禄山传》：自禄山陷两京，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新五代史·王章传》：魏州南乐人，为州孔目官。张令昭逐节度使刘延皓，章事令昭，令昭败，章妇翁白文珂与副招讨李周善，乃以章托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驼负之洛阳，藏周第。皆其事也。

其贵人则多乘马。《新书·车服志》，有皇太子乘马之服。《旧书·王毛仲传》：天宝中，玄宗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宅。陈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玄宗为之回辔。则虽天子微行，亦乘之矣。《隋书·卢思道传》：从父兄昌衡，尝行至浚仪，所乘马为佗牛所触，因致死。牛主陈谢，求还价直。拒而不受。《旧书·李怀远传》：虽久居荣位，而弥尚简率。常乘款段马。左仆射豆卢钦望谓曰：“公荣贵如此，何不买骏马乘之？”答曰：“此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莫不叹美。《韩滉传》：性持节俭。人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继乘马五匹，皆及敝帷。《良吏·贾敦颐传》：贞观中，历迁沧州刺史。在职清洁。每入朝，尽室而行。惟弊车一乘，羸马数匹。羁勒有阙，以绳为之。见者不知其刺史也。《忠义·王义方传》：少孤贫。初举明经，因诣京师。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为颍上令，闻病笃，倍道将往。徒步不前，计无所出。义方解所乘马与之，不告姓名而去。《新书·朱敬则传》：出为郑州刺史。侍御史冉祖雍诬与王同皎善，贬涪州刺史。既明非其罪，改庐州。代还，无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马，子曹步从以归。《樊泽传》：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卫节度使薛嵩表为尧山令，举贤良方正。次潼关，雨淖，困不能前。有熊执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辍所乘马，倾褚以济，自罢所举。此等皆廉俭者，亦无不乘马。其豪奢者，则如裴冕枥马直百金者常十数矣。其乘他畜者，则为特异之事。《隋书·文学·崔儦传》：杨素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亲迎之始，公卿满坐。素令骑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旧书·冯宿传》：弟定，于 牧姑苏也，定寓焉，友于布衣间。后帅襄阳，定乘驴诣军门，吏不时白，定不留而去。《新书·隐逸传》：王绩，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史德义居虎丘山，骑牛带瓢，出入廛野。陆龟蒙，居松江甫里。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此等非偃蹇之徒，则隐逸之士也。《旧书·韦绶传》：为长安县尉。遭朱泚之乱，变服乘驴赴奉天，盖欲自侪于氓庶？《旧史·王师范传》：将至汴，缟素乘驴；《刘

传》：闻师范之命降，亦素服跨驴而发；则当丧亡之际也。《旧书·魏少游传》：乾元二年十二月，议率朝臣马以助军，少游与汉中郡王瑀沮其议，上知之，贬渠州刺史；可见朝官无不有马者。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薛收传》：子元超，拜东台侍郎。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巂州。旧制，流人禁乘马。元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新书·魏元忠传》：上封事，言“师行必借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请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弛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所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且虏以骑为强，若一切使人乘之，则市取其良，以益中国，使得渐耗虏兵之盛，国家之利也。”皆可见当时乘马之限。此实维体制之虚文而坏戎备也。然《旧书·穆宗纪》：长庆元年正月，灵武节度使李听奏，请于淮南、忠武、武宁等道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赐月粮赐当道，自召募一千五百人马骁勇者以备边。仍令五十人为一社，每一马死，社人共补之。马永无阙。从之。可见民间自有有马者可募。苟弛马禁，实可使马大蕃息也。

单马虽捷，究不如乘车之安，故车废而肩舁遂盛。《隋书·礼仪志》云：“今辇制象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又云：“今舆制如辇，但小耳。”此车变为舁之渐也，其初盖惟宫中用之？《旧书·李训传》：甘露之变，文宗乘软舁出紫宸门，升含元殿。《通鉴》作软舆，《注》曰：“软舆，盖以裀褥积而为之，下施，令人举之”，其物也。《新五代史·唐家人传》：庄宗有爱姬，甚有色，而生子，刘后心患之。庄宗燕居宫中，元行钦侍侧。庄宗问：“尔新丧妇，其复娶乎？吾助尔聘。”后指爱姬请曰：“帝怜行钦，何不赐之？”庄宗不得已，阳诺之。后趣行钦拜谢，行钦再拜。起顾爱姬，肩舆已出宫矣。《张彦泽传》：彦泽迁出帝于开封府。帝与太后、皇后肩舆，宫嫔宦者十余人皆步从。《晋家人传》：耶律德光入京师，帝与太后肩舆至郊外。皆宫中习用肩舆之证，既利其安，则历险阻之地者，亦欲用之。《旧书·王方庆传》：则天尝幸万安山玉泉寺，以山迳危悬，欲御要舆而上。方庆谏止。要舆者，《通鉴》：玄宗开元三年九月，以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使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侍读。每至 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要舆，在内殿，令内侍舁之。《注》云：“要舆，令人举之，适与要平”是也。房玄龄晚节多病，太宗幸玉华宫，诏玄龄居守，听卧治事。稍棘，召许肩舆入殿。帝视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自胜。李纲，以足疾赐步舆，听乘至。韦思谦，辞疾不许，诏肩舆以朝，听子孙侍。苗晋卿，代宗之立，年已衰暮，又患两足，特许肩舆至中书，入 不趋。崔祐甫被疾，肩舆至中书，卧而承旨。李叔明朝京师，以病足，赐锦辇，令宦寺肩舁以见。僧神秀，则天追赴都，肩舆上殿，亲为跪礼。张果至东都，舍集贤院，肩舆入宫。王建立，天福五年入觐。晋高祖曰：“三纪前老兄，宜赐不拜。”仍许肩舆入朝。上殿，则使二宦者掖之。七年三月，赐宰臣李崧白藤肩舆。周太祖广顺二年八月，赐宰臣李谷白藤肩舆。皆见《旧史·本纪》。皆以尊贤，特蒙优礼。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四月乙亥，燕百官于上阳东州，醉者赐以床褥，肩舆而归，相属于路，《旧书·本纪》。则出特旨，蒙其恩者非一人矣。其不待命得乘之者，盖惟官之最贵者为然。《通鉴》：唐昭宗景福二年，李茂贞使其党纠合市人数百千人，拥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诉曰：“岐帅无罪，不宜致讨，使

百姓涂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纬、郑延昌肩舆诉之。二相曰：“兹事主上专委杜太尉，吾曹不与知。”市人因乱投瓦石。二相下舆走匿民家，仅自免，丧堂印及朝服。《注》云：“旧制，朝臣入朝皆乘马，宋建炎播迁，以扬州街路滑，始许朝士乘担子。观此，则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舆者矣。”案裴休索肩舆出省，见上节，此尚在崔昭纬、郑延昌之前。《旧五代史·卢程传》：后唐庄宗即位，与豆卢革并命为平章事。受命之日，即乘肩舆，驺导喧沸。庄宗闻，询于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骇异，登楼见之，笑曰：“所谓似是而非者也。”则遂沿为故事矣。然亦可见其时惟宰相得乘之也。《新书·宦者传》：王仲先乘肩舆造朝，此为僭逆，不足论。非辇毂之下，亦官之尊者乘之。张弘靖入燕，肩舆于三军之中，已见第八章第四节。卢程使晋阳宫册皇太后，山路险阻，安坐肩舆，亦见《旧史》本传。自更无足怪矣。《新五代史·王建立传》：子守恩，以潞州降汉。汉高祖即位，以为昭义节度使，徙镇静难。西京留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周太祖以枢密使将白文珂等军西平三叛。还过洛阳，守恩以使相自处，肩舆出迎。太祖怒。即日以头子命文珂代守恩为留守。足见虽在外，位稍卑者，尚不敢乘之也。《旧书·王铎传》：僖宗自蜀将还，以铎为沧景节度使。时杨全玟在沧州，闻铎之来，诉于魏州乐彦祯。铎受命赴镇。至魏州旬日，彦祯迎谒，宴劳甚至。铎以上台元老，功盖群后，行则肩舆，妓女夹侍。宾寮服御，尽美一时。彦祯子从训，凶戾无行，窃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数百人，伏于漳南之高鸡泊。及铎行李至，皆为所掠。铎与宾客十余人皆遇害。此固由二镇之悖戾，然亦可见乘肩舆者尚罕，故为众所属耳目也。

无关体制之处，则人得乘之。其初盖偏于妇女？唐世妇女乘檐子，已见第十六章第一节。《旧书·舆服志》云：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兜笼，巴蜀妇人所用。乾元已来，蕃将多著勋于朝；兜笼易于担负；京城奚车、兜笼，代于车舆矣。《旧书·文苑·元德秀传》：事母以孝闻。开元中，从乡赋岁游京师。不忍离亲，每行则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新书·裴玢传》：为山南西道，以疾辞位。入朝，不事驺仗，妻乘竹舆。《新五代史·唐六臣传》：张策，王行瑜辟观察支使。李克用攻行瑜，策与婢肩舆其母东归。行积雪中，行者怜之。《楚世家》：周行逢果于杀戮。夫人严氏谏。行逢怒曰：“此外事，妇人何知？”严氏不悦，绐曰：“家田佃户，以公贵，颇不力农，多恃势以侵民，请往视之。”至则营居以老。岁时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强邀之，以群妾拥升肩舆，严氏卒无留意。皆妇人乘肩舁之证。久则老者病者亦乘之。《旧书·白居易传》：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李洧传》：附《李正己传》。以徐州归顺，加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寻加密州。未几，疽发背。稍平，乃大具糜饼，饭僧于市。洧乘平肩舆，自临其场。市人欢呼。洧惊，疽溃于背而卒。《牛僧孺传》：子蔚，黄巢攻京师，方病，子徽与其子自扶篮舆，投窜山南。《孝友·裴敬彝传》：乾封初，累转监察御史。时母病，有医人许仁则，足疾不能乘马，敬彝每肩舆之以候母焉。《新书·郑权传》：穆宗立，以左散骑常侍持节，为回鹘告哀使。以足疾辞。不许。肩舁就道。《新五代史·宦者·张承业传》：庄宗已诺诸将即皇帝位，承业方卧病，自太原肩舆至魏谏，不听，复肩舆归太原。《楚世家》：陈赡杀刘建锋，军中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将入府，乘马辄踶啮。伤佶髀。佶卧病，语诸将曰：“吾非汝主也。马公英勇，可共立之。”诸将乃共杀赡，磔其尸，遣姚彦章迎马殷于邵州。殷至，佶乘肩舆入府，殷拜谒于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将吏下，北面再拜，以位与之。皆其事也。《旧书·郗士美传》：出为鄂州观察使。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黄节度。二十年，慎来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会宥母卒于京师，利主军权，不时发丧。士美命从事托以

他故过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问。先备肩篮，即日遗之。肩篮，《通鉴》作篮舆。《注》云：“篮舆，即今之轿也。”元和五年（810年）。此有丧者，亦以病者待之也。

辇初供军用，后乃供凡运载之用。《通鉴》：开元十三年（725年），东封，发东都，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注》云：“司马法及贾公彦所云，皆言行军之用，此所谓辇载，兼凡器物而言”是也。人之所乘，亦曰步辇。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以卢文纪、吕琦为蜀王册礼使，至成都，孟知祥服衮冕，备仪卫诣驿降阶北面受册。升玉辂，至府门，乘步辇以归。《注》曰“步辇，以人挽之”是也。《新书·王求礼传》：武后时为左拾遗、监察御史。后方营明堂，雕饰谲怪，侈而不法，求礼以为铁 金龙，丹雘珠玉，乃商琼台、夏瑶室之比，非古所谓茅茨采椽者。自轩辕来，服牛乘马。今辇以人负，则人代畜，上书讥切。此亦袭旧论耳。檐子等方日兴，又何讥于步辇邪？

《新书·百官志》：驾部郎中、员外郎，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给传乘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下有差。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阻险无水草镇戍者，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其制颇为精详。然不过统属而已。能举其职与否，实在地方官吏。唐制：在州，道路、逆旅属户曹，门户、管钥、烽候、传驿属兵曹。津梁、舟车属士曹。然官吏之能举其职者少，而过者又不免恣睢自便，驿遂为困民之一大端矣。国家于驿传经费，时亦借出举以维持之。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正月，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驿。《旧书·本纪》。懿宗咸通五年五月，制以南蛮乱后，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文，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令本道观察使准此例兴置是。详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此亦非善政也。元稹之分司东都，徐州监军孟昇死，节度使王沼传送其丧柩还京，给券乘驿，仍于邮舍安置丧柩。柩至洛，其下殴诟主邮吏。稹令徙柩于外，不得复乘传。《旧书·稹传》。而身旋遭宦官争厅之祸，为所棰击伤面，反遭贬斥。已见第八章第三节。《旧书·方技·金梁凤传》：梁凤在河陇，谓吕 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须得一大惊怖即得。”后至驿，责让驿长，榜之。驿吏武将，性粗猛，持弓矢突入射。矢两发，几中 面。逾墙得免。驿吏固粗猛，安可擅榜驿长乎？《新书·柳公绰传》：长庆元年（821年），复为京兆尹。时幽镇用兵，补置诸将，使驿系道。公绰奏曰：“比馆递匮乏，驿置多阙。敕使衣绯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骑，黄绿者不下十数。吏不得视券，随口辄供，驿马尽，乃掠夺民马。怨嗟惊扰，行李殆绝。请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诏中书条检定数。由是吏得纾罪。《高元裕传》：兄少逸，出为陕、虢观察使。中人责峡石驿吏供饼恶，鞭之。少逸封饼以闻。宣宗怒，召使者责曰：“山谷间是饼岂易具邪？”谪隶恭陵。观此诸事，可知乘驿者暴横之甚。《旧书·崔衍传》：为虢州刺史，上陈人困，特以当邮传冲要为言，宜矣。申饬之令，亦非无有。如《旧书·宪宗纪》：元和十一年十月，敕诸道奏事官，非急切不得乘驿马。《旧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四月，诏应自外新除御史，未经朝谢，行过州县，不得受馆驿供给及所在公礼是也。然其奉行与否，正是难言。且如唐代，扰乱驿传，中人为甚，而宪宗顾以中人为馆驿使，事见第八章第三节。《旧书·裴潾传》：宪宗宠任内官，有至专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馆驿使。有曹进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罢之。十二年（817年），淮西用兵，复以内官为使。潾上疏曰：“馆驿之务，每驿皆有专知官。畿内有

京兆尹，外道有观察使、刺史，迭相监临。台中又有御史充馆驿使，专察过阙。伏知近有败事，上闻圣聪。但明示科条，督责官吏，据其所犯，重加贬黜，敢不惕惧，日夜厉精？若令官闱之臣，出参馆驿之务，则内臣外事，职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原，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必戒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矣。不亦翩其反而乎？

韦孝宽之代尉迥也，知其叛，西遁。每至亭驿，辄尽驱传马而去，复谓驿司曰：“蜀公将至，宜速具酒食。”迥寻遣骑追孝宽。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隋书·韦世康传》。吉温，安禄山加河东节，奏为副使，复奏为魏郡太守。杨国忠入相，追入为御史中丞。温于范阳辞禄山，禄山令累路馆驿作白 帐以俟之。《旧书·酷吏·温传》。合亭林所称当时驿舍之美观之，见第四节。而隋、唐驿传之情形可以想见矣。职是故，当时公私行旅，尚多栖止其间。《新书·忠义·颜杲卿传》：禄山反，令与假子李钦凑以兵七千屯土门。杲卿矫贼命诏钦凑计事，钦凑夜还。杲卿辞城门不可夜开，舍之外邮。使长吏袁履谦及参军冯虔、郡豪翟万德等数人饮劳。既醉，斩之。先是禄山将高邈召兵范阳，未还，杲卿使藁城尉崔安石图之。邈至满城，虔、万德皆会传舍。安石绐以置酒。邈舍马。虔叱吏缚之。而贼将何干年自赵来，虔亦执之。日未中，送二贼首。《卓行传》：权皋，安禄山表为蓟尉，署幕府。皋度禄山且叛，诈死南奔。客临淮，为驿亭保，以诇北方。《孝友传》：武后时，下邦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旧书·姚南仲传》：贞元十五年（799年），代李复为郑滑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恃势夺军政。南仲数为盈珍谗毁。德宗颇疑之。十六年（800年），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驿奉表，诬奏南仲阴事。南仲裨将曹文洽亦入奏事，伺知盈珍表中语，私怀愤怒。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旧五代史·乌震传》：好为诗，善笔札。凡邮亭、佛寺，多有留题之迹。《贾馥传》：故王镕判官。张文礼杀镕，遣馥至邺都劝进。因留邺下，栖迟邮舍。《赵思绾传》：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绾等赴阙。益至永兴，副使安友规、巡检使乔守温出迎，于郊外离亭置酒。并当时行旅栖止传舍之证。《旧书·李翛传》，言其为坊、绛州，常饰厨传，以奉往来中使及禁军中尉宾客，以求善誉。《新书·王播传》：弟子式，大中中，为晋州刺史，饰邮传，器用毕给。《循吏·何易于传》：为益昌令。馈给往来，传符外一无所进，故无异称。《旧史·华温琪传》：拜华州节度使。以己俸补葺祠庙廨舍千余间，复于邮亭创待客之具，华而且固，往来称之。悃愊之与声华，皎然异路矣。

偏僻之地，邮驿之不修者盖多？《旧书·宪宗纪》：元和元年正月，复置斜谷路馆驿。时高崇文方由此出兵也，可谓临渴掘井矣。《宣宗纪》：大中三年十一月，东川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砒奏修文川谷路，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下诏褒美。经年，为雨所坏。又令封敖修斜谷旧路。足见其废坏时多也。惟实心为民者，乃能于此等地方，加以修饬。《新书·窦怀贞传》：从子兢，调郪令。修邮舍道路，百姓德之。《循吏·贾景骏传》：神龙中，历肥乡令。后为赵州长史，道出肥乡，民喜，争奉酒食迎犒。有小儿亦在中。景骏曰：“方儿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旧恩，何故来？”对曰：“耆老为我言：学庐、馆舍、桥障，皆公所治，意公为古人，今幸亲见，所以来。”景骏为留终日。后迁房州刺史。州穷险，无学校，好祀淫鬼。景骏为诸生贡举。通隘道，作传舍，罢祠房无名者。此等皆非欲奉过客以干声誉，真能有益于民，故为民所称道也。亦可见民之不可欺矣。

驿马之诛求，厉民最甚。《旧书·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上疏言道途不修，驿马多死。宪宗览疏惊异，即以飞龙马数百匹付畿内诸驿。《文苑·刘宪传》：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史。属河南、河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振给。思立上疏言：“无驿之处，其马稍难简择。公私须预追集。每为一马，遂劳数家。望且委州县振给。”无驿处如此，有驿处更不必论。宪宗时设非有李渤上陈，亦必诛求于民矣。《新书·王翃传》：兄曾孙凝，出为商州刺史。驿道所出，吏破产不能给。而州有冶赋羡银，常榷直以优吏奉，凝不取，则以市马，故无横扰，人皆慰悦。《卢钧传》：拜华州刺史。关辅驿马疲耗，钧为市健马，率三岁一易。自是无乏事。能如此弥缝匡救者，恐不多也。《通鉴》：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年），罗希奭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皇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忧惧，仰药自杀。《注》云：“御史所过，沿路郡县给驿马，故未至先有排马牒。”亦可见供应之严切也。

《旧书·职官志》：度支郎中、员外郎之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而节其迟速。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通鉴》：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董昌苛虐，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万五千匹，他物称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风水，违程皆死。《注》云：“唐制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功。不及是则为违程。董昌盖计日限程以至长安，又不许以雨雪风水准折也。”《旧书·高宗纪》：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将伐高丽，令太子留镇定州。及驾发有期，悲啼累日。因请飞驿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此始也。《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十二月乙巳朔，李谷自书密奏，具言大军危急之势，请车驾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彦卿扈从，及发兵守澶州、河阳，以备虏之奔冲。遣军将关勋走马上之。《注》云：“走马上之，急报也。宋自宝元、康定以前，边镇率有走马承受之官。”此等，皆出常程之外者也。

《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于递中申状于崔彦曾。《注》云：“递中，谓入邮筒递送使府。”又僖宗乾符三年（876年），蛮遣李瑶还，递木夹以遗高骈。已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皆可见唐人传命之法。

驿在愈荒僻之处，为用愈大，故收复旧疆，或开拓境宇者，多事设置。《旧书·宪宗纪》：元和八年十一月，以盐州隶夏州。自夏州至丰州，初置八驿。此所以经略边境。《太宗纪》：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于突厥之北，至于回纥部落，置驿六十六所，以通北荒。《新书·回鹘传》：延陀亡后，铁勒诸部入朝，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乃诏碛南鹈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湩肉待使客，即此事也。此其规模，可谓甚远。然此等邮驿，非借兵力不能维持，而维持之所费尤巨，终不免劳中国以事四夷也。驿传于通信最便，用兵之际尤亟，故好武之国，虽荒陋亦能置之。《旧书·吐蕃传》，记徐舍人与僧延素语，适有飞鸟使至。飞鸟，犹中国驿骑也。云术者上变，召军急还，遂归之。《新书》略同。又云：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告寇举烽。则其制亦颇详备矣。驿既所以便通讯，故有力而欲速知机密者，亦或置之。此为法令所不许。《隋书·荣毗传》：为华州长史。时晋王广在扬州，每令人密觇京师消息。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给私人也。州县莫敢违。毗独遏绝其事。上闻而嘉之，赉绢百匹。是其事矣。若唐玄宗时之店有驿驴，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如郑当时之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取节畜力而已，不为干禁也。

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冈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限三十里。逼边境者，筑城置之。每烽置帅、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两炬、三炬、四炬，随贼多少为差。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通鉴》至德元载（756年）、元和七年（812年）《注》，皆据《唐六典》。《通鉴》：哥舒翰败于潼关，麾下来告急，玄宗不时召见，及暮，平安火不至，始惧；是也。

《隋书·杨素传》：素再讨江南之乱，至会稽。先是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诸亡贼皆归之。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素泛海掩至。国庆皇遽，弃州而走。似当时闽、浙间海道，尚未畅通者。然唐懿宗时，陈磻石遂能海运以馈安南之师。事见第十章第二节。《旧书·本纪》：咸通三年（862年），磻石诣阙上书，言有奇计以馈南军。天子召见。磻石奏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执政是之。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皆不阙供。五年五月丁酉，制淮南、两浙海运，虏隔舟船，访闻商徒失业颇甚。所由纵舍，为弊实深。亦有般货财委于水次，无人看守，多至散亡。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宜令三道据所般米石数，牒报所在盐铁巡院，令和雇入海 船，分付所司。通计载米数足外，辄不更有隔夺，妄称贮备。其小舸短船，到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议痛刑。则自淮南、两浙至闽、粤，海道悉已畅通，且商人有大船颇多。《新书·王义方传》：补晋王府参军，直弘文馆。素善张亮，亮抵罪，故贬吉安丞。道南海，舟师持酒脯请福。义方酌水誓曰：“有如忠获戾、孝见尤，四维廓氛，千里安流。神之听之，无作神羞。”是时盛夏，涛雾蒸涌，既祭，天云开露，人壮其诚。则自长安至江西，反有取道于海者矣。然则王国庆之不虞，特谓北兵不能航海而至，而非其时闽、浙海道之不通也。五代割据，闽、浙与中原隔绝，皆道海而来。欧《史·吴越世家》云：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岁常飘溺。《闽世家》云：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十常三四。中原使闽、浙，入海失事，见于史者颇多。孔崇弼，事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司马邺、张文宝、李专美、程逊、裴羽、段希尧、司徒诩等，皆见《旧史》本传。程逊事且特书于晋高祖纪天福四年（939年）。如此，安得通行无阻。薛《史·司马邺传》言：“时扬州诸步多贼船，过者不敢循岸，必高帆远引海中。”盖使节之行，与寻常商民有异，故多覆溺之患也。《旧书·陆元方传》：则天革命，使元方安辑岭外。将涉海，风涛甚壮。舟人莫敢举帆。元方曰：“我受命无私，神岂害我？”遽命之济。既而风涛果息。则自中原至南方者，久习于海矣。《旧五代史·方太传》：青州千乘人。少隶本军为小校。尝戍登州，劫海客，事泄，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可见其时戍将，有为盗贼之行者也。

海外交通，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隋书·经籍志》：子部天文家有《海中星占》《星图海中占》各一卷。盖时尚未能用罗盘针，凭此以决方向。唐、五代之世，亦尚如此。而蓄鸽传信之法，唐时业已有之。桑原骘藏《蒲寿庚传》云：“李肇《国史补》下曰：南海舶，外国船也。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十六：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考印度远洋船，养鸽及他飞行力强之鸟，以搜索陆地，起原颇早。中国记南洋贸易船养鸽事，则始自唐。张九龄养白鸽，用以通信，称曰飞奴，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九龄岭南产，使鸽传书，实传自外国贸易船也。”《考证》三十一。

造船之技颇精。隋文帝诏括江南诸州船长三丈已上者入官，已见第二章第一节。炀帝乘龙舟如江都，见第二章第四节。《通鉴》述其制云：“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稍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采、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篾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官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采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采为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漕、八擢、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唐太宗伐高丽，命张亮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趣平壤。《旧书·高丽传》。《新书·阎立德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盖即亮所将者也。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与，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上从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八月，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僚，雅、邛、眉三州僚反。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上闻之，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通鉴》。太宗是时之劳民，几与隋炀帝无异。然观造船之大而且多如是，隋、唐二代之工艺，亦略可见矣。战斗利用大船，观宋武帝克卢循事可

知，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然亦有不利之时。《旧五代史·李珽传》：成汭之镇荆州，辟为掌书记。天复中，淮寇大举围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飞命汭率水军十万援鄂。珽入言曰：“今舳舻容介士千人，载稻倍之，缓急不可动。吴人剽轻，若为所绊，则武陵、武安，皆我之仇也，将有后虑。不如遣骁将屯巴陵大军对岸，一日不与战，则吴寇粮绝，而鄂州围解矣。”不听。淮人果乘风纵火，舟尽焚，兵尽溺，汭亦自沉于江。朗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即恃大之殷鉴也。《新书·归崇敬传》：大历初，授仓部郎中，充吊祭册立新罗使。海道风涛，舟几坏。众惊，谋以单舸载而免。答曰：“今共舟数十百人，我何忍独济哉？”少选风息。则航海大船，亦别有小舟随之。《通鉴》：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寿春濠中，城上发连弩射之。矢大如屋椽。衙将张琼，遽以身蔽之，矢中琼髀，死而复苏。镞著骨不可出。琼饮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数升，神色自若。《注》云：“皮船，缝牛皮为之。”盖正所以御矢石也。《旧书·李皋传》：常运心巧思，为战船，挟二轮踏之，疾若挂帆席。《新书》略同。案此船宋杨太亦用之，未必传诸皋，则工匠必有能为之者。皋与太乃从而用之耳。未必真皋所创也。轮船虽捷，然用人力必多，则所费巨而战阵以外不可用，此所以虽有其制，而卒失其传欤？

《旧书·职官志》：水部郎中，员外郎之职。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注》云：河则蒲津、大阳、河阳，洛则孝义。石柱之梁四，《注》云：洛则天津、永济、中桥，霸则霸桥。木柱之梁三，《注》云：皆渭川便桥、中渭桥、东渭桥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国工所修，为数甚少。故津梁济渡之便否，实视乎州县之能举其职与否也。造桥之技，似不如造船之精。《李昭德传》：初都城洛水天津之东，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上元中，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当长夏门。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积石为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良吏·韦机传》：孙景骏，神龙中，累转肥乡令。县北界漳水，旧有架柱长桥，每年修葺，景骏改造为浮桥。足见石柱、木柱之梁，工程均不甚坚实。《新书·地理志》：河中府河西县，有蒲津关，一名蒲阪。开元十三年（725年），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其工程可谓甚巨。然《李固言传》云：领河中节度使，蒲津岁河水坏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则造舟之梁，亦有不安固者矣。《旧五代史·王周传》：周为定州，桥败，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饬，刺史之过也。”乃还其所沉粟，出私财以修之。民庶悦焉。此虽为德政，然州县桥梁之不饬，亦于此可见矣。太宗征辽，诏所过水可涉者，勿作桥梁。《新书·高丽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属冻泮，欲济无梁，贾循揣广狭为桥以济。《新书》本传。则偏僻之地，桥梁尤少。然济渡亦未见善。《旧五代史·崔税传》：兄棆，闲居滑州。尝欲访人于白马津。比及临岸，叹曰：“波势汹涌如此，安可济乎？”乃止。白马为今古通津，乃使人临河而叹，得毋津吏亦有不尽其职者耶？

城市中路，为造屋者所侵，殆于古今一辙。《旧书·杜亚传》：出为扬州刺史。扬州官河填淤，漕挽湮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亚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于頔传》：改苏州刺史。浚沟渎，整街衢，至今赖之。皆其事也。《宣宗纪》：大中三年六月，御史台奏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侵街造屋九间，已令毁拆讫。身膺旄节，而所为如此，不亦异乎？然侵占者恐正始于此等人。《五代史补》云：罗绍威有词学，尤好戏判。尝有人向官街中鞴驴，置鞍于地。值牛车过，急行，碾破其鞍。驴主怒，殴驾车者。为厢司所擒。绍威更不按问，遂判其状云：“邺城大道甚宽，何故驾车碾鞍？领鞴驴汉子科决，待驾车汉子喜欢。”词虽俳谐，理甚切当，论者许之。邺城大道果宽乎？若然，亦不过通都大邑，政令之力较强，侵占不致过甚，如清末南北京、保定、沈阳等地，街衢尚较小城市为宽耳。如韦让之所为，设非在长安，恐未易令其毁拆矣。故工商之侵占为蚕食，衣冠之侵占为鲸吞也。至于日久而地益繁盛，则其拥弊，恐有更甚于寻常城市者矣。周世宗之治大梁，取一切之法，见上节。盖亦有所不得已也。路土亦不坚实。庄宪太后崩，李翛为山陵桥道置顿使，灵驾至渭城北门，门坏，已见第八章第三节。《旧书·翛传》云：先是桥道司请改造渭城北门，翛以劳费不从。令深凿轨道以行。掘土既深，旁柱皆悬，因而顿坏。掘土而损及城门旁柱，路基之不坚实可知。

街衢之旁，尚多植树，此则胜于后世者也。刘世龙说唐高祖伐六街树为樵，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僖宗纪》：广明元年四月甲申朔，大风，拔两京街树十二三。东都长夏门内古槐，十拔七八。宫殿鸱尾皆落。《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皆官街有树之证。《范希朝传》：为振武节度使。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于他处市柳子，命军人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则虽边方，亦有能留意于此者矣。

门、关之政，唐制掌于司门郎中、员外郎。凡关二十有六。新旧《志》同。《新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八月，废潼关以东濒河诸关。《武后纪》：长安三年十二月，天下置关三十。则亦时有废置。为上、 中、下之差。京城四面有驿道者为上关，无驿道及余关有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上、中关有令、丞，下关但有令。关呵而不征。入一关者，余关不讥。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阑遗之物，揭于门外，榜以物色，期年没官。凡度关，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则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亦给。出塞逾月者给行牒。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兼据新旧《志》司门职文。《十七史商榷》云：《旧志》关令，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语本《六典》。《新》作车马出入，据过所为往来之节，改得殊不如《旧》。又有所谓公验者。《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八年九月，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通鉴》：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注》云：“公验者，自本州给公文，所至以为照验。”《旧书·德宗纪》：贞元八年闰十二月，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俾还朝。常参官在外除授，及分司假宁往来并给券。”从之。往还券亦公验之类。然持之太久，流弊必多，故禁之也。《旧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十月，诏以寇盗未平，凡诸给过所，并令司门郎中、员外郎出给，以杜奸诈。四年十一月，诏曰：“关防者，所以讥异服、察异言也。况天下未息，兵民多奸，改形易衣，觇我戎事。比者有谍，皆以诈败，而未尝罪所过地。叛将逃卒，窃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尝诘其所经。今海内未同，而缓法弛禁，非所以息奸诈、止奔亡也。应在京诸司，不得擅给公验。如有出外须执凭由者，其司门过所，先须经中书、门下点检。宜委赵光逢专判出给。俾由显重，冀绝奸源。仍下两京、河阳及六军诸卫、御史台，各加钤辖。公私行李，复不得带挟家口向西。其襄、邓、鄜、延等道，并同处分。”可见其重之之由矣。然其事亦难严行。《新史·杨邠传》：邠虽长于吏事，而不知大体。以故秉大政而务苛细。凡前资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给过所然后得行。旬日之间，人情大扰。邠度不可

行而止。其明验矣。

关虽云呵而不征，后亦不能维持。《新书·张知謇传》：弟知泰，武后革命，奏置东都诸关十七所，讥敛出入。百姓惊骇，樵米踊贵，卒罢不用。议者羞薄之。《旧书·崔融传》：长安三年（703年），有司表税关市。事条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融上疏谏，则天纳之，乃寝其事。融疏有曰：“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暗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乘兹困穷，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惟流逆齐人，亦自搅乱殊俗。又如边徼之地，寇贼为邻。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傥同科赋，致有猜疑，一从散亡，何以制禁？”又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苞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惟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船有大小，载有多少，量物而税，触途淹久。统论一日之中，未过十分之一。因此拥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其间或有轻 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虐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胁。兽穷则搏，鸟穷则攫，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其辞可谓危矣。然肃宗时，李巨为东京留守，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颇有乾没，士庶怨。韩滉为镇海，泾师之乱，命所部闭关梁，禁牛马出境。而大中时，方镇且设邸阁居茶，横赋商人。见第一节。至于孔谦，则竟障塞山谷径路矣。

门禁亦司门掌之。凡著籍，月一易之。流内记官爵姓名，流外记年齿状貌，非迁解不除。凡有名者，降墨敕，勘铜鱼、墨契而后入鱼、契之制，见《新书·车服志》。

巡警之务，属于金吾、千牛二卫，见《新书·百官志》：德宗尚苛伺，中朝士相过，金吾辄飞启，宰相至阖门谢宾客，事见第七章第六节。阎知微之使突厥，裴怀古监其军。默啜胁知微称可汗，又欲官怀古。怀古不肯拜。囚军中。因得亡。而素尫弱，不能骑，宛转山谷间，仅达并州。时长史武重规纵暴，左右妄杀人取赏。见怀古至，争执之。有果毅尝识怀古，疾呼曰：“裴御史也。”乃免。其司苛察者，亦军人也。吴元济禁偶语于道，夜不然烛，酒食相馈遗者，以军法论。《新书·裴度传》。朱泚亦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饮食。果何益邪？刘瑑，宣宗时为宣武节度使，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内以安。世岂有专务司察，而可以为治者哉？

儒家之不达时务，莫过于不知社会之变迁，谓商业可以禁遏，欲驱天下而复返诸农。率是见也，遂并交通而亦欲阻塞之矣。如苏威是也。《隋书·李谔传》云：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高祖，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所在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正值冬寒，莫敢陈诉。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高祖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逆旅之不可废，潘岳论之已详，威岂未之见邪？《旧书·马周传》：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惟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杨再思传》：少举明经，授玄武尉，充使诣京师，止于客舍。会盗窃其囊装，再思邂逅遇之。盗者伏罪。再思谓曰：“足下当苦贫匮，至此无行。速去，勿作声，恐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余财尽以相遗。”盗者赍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贷以归。冯定诣于，不留而去，惭，驰载钱五十万谢之，定亦饭于逆旅，复书责以贵敖，而返其遗。李勉游梁、宋，与诸生共逆旅，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张裼传》：释褐寿州防御判官。于琮布衣时，客游寿春，

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异礼遇之。琮将别，谓裼曰：“吾饷逆旅翁五十千，郡将之惠，不登其数，如何？”裼方奉母家贫，适得俸绢五十匹，尽以遗琮。约曰：“他时出处穷达，交相恤也。”举此数事，足见当时依于逆旅者之多。《文苑·崔咸传》：父锐，初佐李抱真为泽潞从事。有道人，自称卢老，曾事隋朝云际寺李先生，豫知过往未来之事。属河朔禁游客，锐馆之于家。一旦辞去，且曰：“我死，当与君为子。”因指口下黑子，愿以为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卢老也。父即以卢老字之。禁游客之时，当不能复舍逆旅，然亦游客为然，工商者未必然也。高崇文之讨刘辟，军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匕箸，斩之以徇。朱泚走泾州，田希鉴拒之，泚亦更舍逆旅。则虽行师之际，亦有依之者矣。

第二十一章 隋唐五代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时代愈后，则君位愈尊，积重之势然也。晋、南北朝之世，习以皇帝之称为最尊，天王次之，王又次之，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十七史商榷》云：“李克用似未便与曹孟德一例，故薛《史》虽作本纪，称为武皇，削一帝字，稍示别异。陶岳、王禹偁，皆有此称。《宋史·郭从义传》，犹仍此名。大约当时人语如此。”可见此义在唐、五代之世，犹为人所共知。然君主之肆然自大者，已不能守。欧《史·马缟传》：缟以后唐庄宗时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继唐太祖。庄宗而不立亲庙。缟言：“汉诸侯王入继统者，必别立亲庙。光武皇帝立四亲庙于南阳。请如汉故事，立庙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议。礼部尚书萧顷等请如缟议。宰相郑珏等议引汉桓、灵为比，以谓桓帝尊其祖解渎亭侯淑为孝元皇，父苌为孝仁皇，请下有司，定谥四代祖考为皇，置园陵，如汉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议：汉桓帝尊祖为孝穆皇帝，父为孝崇皇帝。缟以为孝穆、孝崇，有皇而无帝。惟吴孙皓尊其父和为文皇帝，不可以为法。右仆射李琪等议与缟同。明宗诏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惟皇与帝，异世殊称，爰自嬴秦，已兼厥号。朕居九五之位，为亿兆之尊。奈何总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于中书，各陈所见。李琪等请尊祖祢为皇帝，曾高为皇。宰相郑珏合群议奏曰：“礼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损有益。今议者引古，以汉为据，汉之所制，夫复何依？开元时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皆立庙京师，此唐家故事也。臣请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诏旨，而立庙京师。”诏可其加帝，而立庙应州。邈佶烈之意，盖以是为能尽孝矣。客星据位，原为沐猴而冠，缟以申孝享立议，又引汉家故事诤之，亦可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矣。卢文纪以缟为迂儒而鄙之，诚有由也。

不徒追尊祖考也，抑且 及于子弟。事始魏孝庄之于孝宣，亦已见《两晋南北朝史》。唐高宗子弘之死，时人以为武后所鸩。《通鉴》语。《考异》曰：“《新书·本纪》云：己亥，天后杀皇太子。《新传》云：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唐历》云：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按李泌对肃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弟。天后方图听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盖据此及《唐历》也。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疑以传疑。”乃追谥为孝敬皇帝，盖以息物议也。玄宗既纂储位，兄宪死，追谥为让皇帝。肃宗立，亦追谥其兄琮曰奉天皇帝。代宗则追谥建宁曰承天。盖其得位皆有惭德，其为是，正所以掩其争夺之迹也，失礼之本意矣。合于经义、故事与否，又何足论？

尊号二字，昉自秦世。《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等与博士议帝号曰“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是也。陆贽言尊号之始，乃在圣刘、天元。圣刘别有取义，天元与皇帝之称，则皆意在自尊大耳。然皆非自美也。李斯等之言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与天地，义不相配，疑本作人。篆书大，象人形，字讹为大，又音假作泰耳。议言“五帝地方千里，其外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盖以古三皇为不然？故以其称相尊。始皇则习见时人以宰制天下者为帝，欲留其号，而又取斯等之议，加一皇字，以明其非仅制千里之帝耳。此自尊，非自美也。汉哀帝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者？陈田同音，土田同义，言帝虽姓刘，所行者实土德之政，说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三节。此则别有取义，并非自尊。周宣帝自号天元，乃出童 之性，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此亦妄自尊大耳。陆贽告德宗之辞曰：“古之人君，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之轻重，不在自称。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陈戒之意，昭然可见，非欲考尊号之所自来也。《通鉴》天授二年（691年）胡《注》，以汉哀帝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为尊号之始，似非。降逮唐世，乃有称美之辞，生前及死后皆用之。生前所加者，即后世所谓徽号，死后所用，则与谥相淆，而当时皆谓之尊号，实非古尊号二字之义也。《十七史商榷》云：“唐诸帝有生前所上之尊号，如旧《玄宗纪》：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又肃宗奉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帝是也。有崩后所上之尊号，如上元二年四月，上皇崩，群臣上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是也。此称为谥。而其余如高祖，则云：贞观九年五月，高祖崩，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则云：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上崩，百僚上谥曰文皇帝。上元元年（760年），改上尊号曰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三载（754年），改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凡此之类，皆或称谥，或称尊号者，盖生上尊号，固起于唐，前世未有，即殁而上谥，前世亦用一字而已，无连累数字者。若至道、大圣，皆不得为谥，故云尊号也。”案前世庙号、谥法，皆止一字，东晋、萧梁、北魏、北齐，间有两字，唐世始累数字为谥，诘屈不可诵，史家于诸帝乃多称其庙号，已见第十章第四节。唐世亦间有称谥者：一如玄宗谥七字，末三字曰大明孝，肃宗谥九字，末三字曰大宣孝，大孝之谥，诸帝所同，乃称玄宗为明皇，肃宗为宣皇是也。又

其一，则如敬宗，《旧书》列传中屡称为昭愍，亦间有一篇之中，忽称敬宗，忽称昭愍者。盖石晋之世，群臣避讳为之，后人校改未尽。至如《萧俛》《白居易传》，前称宪宗，后称章武，《李德裕传》前称武宗，后云昭肃，则仅偶一见之，盖史臣杂采他书，未及整理者耳。说见《廿二史考异》。《通鉴》：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壶，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累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群臣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累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胡《注》曰：“唐陵中玉册，自睿宗圣真皇帝以上，所刻皆初谥。然玄宗谥册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肃宗谥册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袁 所谓木主、玉册，皆已刊勒，有见乎此耳。”案玉册虽刊，不害称名之从简，袁 终未为知礼也。胡氏又云：“天宝十三载（754年），加祖宗谥号，并庙号皆为九字，而群臣上玄宗尊号，凡十四字。未知颜真卿所谓加至十一字何帝也。”案《旧书·懿宗纪》：咸通十三年（872年），制追谥宣宗为玄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廿二史考异》云：“诸帝之谥，皆具载本纪，纪首又冠以最后增加之谥。独宣宗纪只载初上之谥，纪首亦但书圣文献武孝皇帝，于史例未合。但高祖、太宗，受命之君，谥止七字，肃、顺、宪三宗，亦止九字，宣宗德薄于前朝，而骤加至十八字，九庙有灵，何以自安？史臣略而不书，非无见也。”愚谓此直是遗漏，不必求之深而反失之。史文既有阙遗，则真卿以前，诸帝谥号，未必无加至十一字者也。又案称美之辞，当与张大之辞有别。故唐世生前所加，亦称徽号。见下引《旧书》本纪之文。后世遂专称徽号矣。然虽太后、皇后亦有之。武后之加尊号，始于垂拱四年（688年）。是岁，武承嗣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献之，称获之洛水。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时尚为唐太后也。载初元年（689年），既革唐命，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二年（691年），正月朔，受尊号于万象神宫。长寿二年九月，又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明年，为延载元年（694年），又加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85年），又加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旋以明堂灾，去慈氏越古之号。九月，亲祀南郊，复加尊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至圣历三年五月，以疾疹改元久视，乃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此皆在其为帝时。中宗以景龙元年（707年）称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韦后亦加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以上皆兼据《旧书·本纪》及《通鉴》。《旧书·本纪》：肃宗乾元二年二月，壬子望，月食既。百官请加皇后张氏尊号曰翊圣。上以月食阴德不修而止。《李揆传》：其为舍人也，宗室请加张皇后翊圣之号。肃宗召揆问之。对曰：“臣观往古，后妃终则有谥。生加尊号，未之前闻。景龙失政，韦氏专恣，加号翊圣。今若加皇后之号，与韦氏同。陛下明圣，动遵典礼，岂可踪景龙故事哉？”肃宗惊曰：“凡才几误我家事。”遂止。《通鉴》云：百官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圣。《考异》曰：“旧纪作翊圣，今从实录。”玄宗尝六受尊号。一在开元元年（713年），曰开元神武皇帝。二在其二十七年（739年），曰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三在天宝元年（742年），得灵符，加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四在其七载（748年），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五在其八载（749年），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六在其十三载（754年），追谥诸帝皆为孝，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以上亦兼据《旧纪》及《通鉴》。及为上皇，肃宗又奉上尊号。自此遂沿为故事。惟肃宗尝一去之，兼及年号。未几大渐，代宗监国，旋复。肃宗去尊号及年号，事在上元二年九月。是月，并以建子月为岁首。明年建巳月，上皇崩，上亦大渐，命太子监国，复建寅，以是月为四月，而改元曰宝应。德宗在奉天时，亦尝去尊号。兴元元年正月朔诏。贞

元时，群臣请复，不许。《旧纪》：贞元五年十月，百寮请复徽号，不允。六年十月，文武百寮、京城道俗抗表请复徽号。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麦不登，精诚祈祷，获降甘雨，既致丰穰，告谢郊庙。朕傥因湮祀而受徽号，是有为为之，勿烦固请也。”开成中，群臣请上尊号，文宗亦尝拒之。《旧纪》：开成二年（837年），以彗星见下赦诏曰：“近者内外臣寮，继贡章表，欲加徽号。夫道大为帝，朕膺此称，祗愧已多，矧钟星变之时，敢议名扬之美？非惩既往，且儆将来。中外臣寮，更不得上表奏请。表已在路，并宜追还。”二君皆贤君，其所为固终异于庸主邪？南唐始终不用尊号，实较唐代为优。《通鉴》：晋高祖天福四年正月，唐群臣、江王知证等累表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唐主许之。群臣又请上尊号。唐主曰：“尊号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后子孙皆踵其法，不受尊号；又不以外戚辅政；宦者不得与事； 皆他国所不及也。汉隐帝加钱俶母以顺德之号，则踵唐之失而又甚焉者矣。薛《史·本纪》：乾祐二年十一月，以吴越国王钱弘俶母吴氏为顺德太夫人。时议者曰：“封赠之制，妇人有国邑之号，死乃有谥。后妃、公主亦然。唐则天女主，自我作古，乃生有则天之号。韦庶人有顺圣之号。知礼者非之。近代梁氏赐张宗奭妻号曰贤懿，又改为庄惠。今以吴氏为顺德，皆非古之道也。”

又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其庙乃世祀不祧，至唐则无帝不称宗，而臣议君之意益微矣。

皇王之称，非他族所知，彼而欲尊中国之天子，则亦习以其称尊者之辞为称号耳。晋世夷狄，以大单于之号统北蛮，由此也。唐世北夷尊中国皇帝为天可汗，事亦如此。事在贞观二十年（646年）。《旧书·本纪》云：“咸请至尊为可汗。”《新书·本纪》亦云：“请上号为可汗。”《通鉴》云：“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天可汗。”《新书·回纥传》云：“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或云至尊，或云天至尊；或云可汗，或云天可汗；疑天字皆唐人所加。在彼则但云可汗耳。北族同时本可有数可汗，如突利在颉利时亦为东方可汗是也。一族如此，合诸部族自更然。成吉思、达延，皆尝再正汗位，其初所为者，蒙古本部族之汗，后所为者，则诸部族之汗也。当此之时，诸部族之长，亦未必自去汗号，特诸汗相遇时，共仞成吉思、达延为最尊耳。此即所谓至尊。事出临时，一时自不能有二，安用于其上再加天字乎？诸汗之同时并立，正犹周时吴、楚在南方各自称王。但在会盟时不欲抑周而上之，即不为叛周矣。《新旧·回纥传》云：“私自号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似以其称汗为不然，亦未免蓬之心也。又外人不知君臣之分，则以称父子、叔侄为尊卑，说见第十二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然则中国之见屈于北夷，正不待赵宋之世矣。

世惟自足于中者，不待炫鬻于外。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朝，诏公卿议其仪。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国议：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使匈奴后嗣，阙于朝享，不为叛臣。”天子采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诏书所称，义见《书·传》，亦经说也。唐世，此义犹有存焉。《新书·高丽传》：高祖谓左右曰：“名实须相副。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曰：“辽东本箕子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乃止。高祖之言善矣，矩、彦博之意，亦谓故封不可由我而失，非谓凡荒外政教所不及者，皆当责以臣礼也。《大食传》：开元初，遣使献马、钿带。谒见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于罪。”玄宗赦之。使者又来，辞曰：“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有司切责，乃拜。张说之言，亦与清世龂龂争公使跪拜者，大异其趣矣。薛《史·周恭帝纪》：显德六年七月，尚辇奉御金彦英，本高丽人也。奉使高丽，称臣于其王，故及于罪。何其褊欤？

外族演进迟，其俗乃有足与中国古俗相证者。《新书·吐蕃传》：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此秦穆之所以杀三良也。《旧书·波斯传》：其王初嗣位，便密选子才堪承统者，书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与王之群子共发封而视之。奉所书名者为主焉。与清世建储之法，若合符节，事相类，所以处置之者自亦相类，固不必其相师也。

第二节 封 建

封建之制，秦、汉而后，久已理不可行，而亦势不能行，而昧者犹时欲复之。其说亦可分二等：晋初之议复封建，犹有为天下之意也，至唐则纯乎视天下为一家之私产而欲保之矣。

封建之所以不可复行也，以其势不能，固也。当列国未一之时，国各有其自立之道，欲替之而不可得，故其势足以相仇，而亦足以相辅。秦、汉而后，则异是矣。秦、汉之所以获统一，本因其力在列国中为独强，统一之后，更欲树国使为己藩辅，则必使其力足与己相抗而后可。何也？树国于外，本所以防窃据于中也。然如是，安能保其不与己相抗？吴、楚不灭，新莽或不易代汉，然吴、楚不灭，能保其当哀、平之世，无裂冠毁冕之志乎？晋初议封建者，莫如刘颂之得其实。颂谓建国欲以为藩辅，则其国必不可替，然其势可替也，安能保执中央之权者不之替乎？抑其势可替者，虽强存之亦奚益？故郡县之世，更言封建，其道终穷也。然晋初之言封建者，实非徒欲为一家保其私产。盖自当时之阅历言之，替旧朝者，其道有二：一为权臣之移国，王莽、曹操是也。一为匹夫之崛起，张楚、黄巾是也。欲绝此二者，时人所见，自谓非封建莫由。司马氏之欲复封建，固不敢谓其无欲私天下之心，然如陆机、刘颂之徒，则必非为一姓计者也。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三节。至唐而其意迥异矣。

封建之制，本有两元素：君国子民，子孙世袭，一也，此自其为部落酋长之旧。锡以荣名，畀之租入，二也，此则凡人臣之所同矣。前者势不能行，而后者不容遽废，而财力又有给有不给，则锡以荣名，而于租入则或与之，或靳之，又其势也。故自魏、晋以来，大率存五等之名，而封户则或有或无，隋、唐虽异其名，不能异其实也。《隋书·百官志》：隋初封爵，本有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凡九等。炀帝惟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废之。《新书·百官志》：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万户。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户。三曰国公，食邑三千户。四曰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五曰开国县公，食邑千五百户。六曰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七曰开国县伯，食邑七百户。八曰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九曰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旧书·职官志》：武德令惟有公、侯、伯、子、男，贞观十一年（637年），加开国之称也。皇兄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皇太子之子为郡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诸子为郡公，以恩进者封郡王。袭嗣郡王、嗣王者封国公。皇姑为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旧书作姊妹。女为公主。皇太子女为郡主。亲王女为县主。凡封户，三丁以上为率。岁租三之一入于朝廷。《六典》云：旧制户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国。开元中，定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皇后、诸王、公主食邑，皆有课户。名山、大川、畿内之地，皆不以封。此自七国乱后历代通行之制也，而唐高祖、太宗，曾不以是为已足。

《旧书·宗室传》曰：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从弟及侄，《通鉴》云：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见武德九年（626年）。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因举宗正属籍，问侍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对曰：“历观往古，封王者今最为多。两汉已降，惟封帝子及亲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封，所以别亲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给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惟有功者数十人封王。《通鉴》云：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似高祖纯乎自私，而太宗颇能干蛊者。其实太宗之私心，乃更甚于其父。《旧书·萧瑀传》，太宗尝谓瑀曰：“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对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议封建。此事《通鉴》系贞观元年七月，实在太宗即位之初。《新书·宗室传赞》曰：始唐兴，疏属毕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时天下已定，帝与名臣萧瑀等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而魏征、李百药皆谓不然。征意以唐承大乱，民人凋丧，始复生聚，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说。《通鉴》曰：征以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百药称帝王自有命历，祚之短长，不缘封建。又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祸，亟于哀平、桓灵，而诋曹元首、陆士衡之言，以为缪悠。而颜师古独议建诸侯当少其力，与州县杂治，以相维持。然天子由是罢不复议。此事《旧书·李百药传》系贞观二年（628年），《通鉴》于贞观五年（631年）追叙。下云：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为条制，定等级以闻。则虽云罢议，其心初未尝回也。《旧书·百药传》云：太宗竟从其议，谓其后封建终废

耳，非谓当时即听其说。十年三月，出诸王为都督。《新纪》。十一年（637年），定制诸王、勋臣为世封刺史。新、旧《纪》同。以诸王为世封刺史诏，见《旧书·高祖二十二子传》。以功臣为世封刺史诏，见《旧书·长孙无忌传》。《旧书·长孙无忌传》：无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不愿远离。而乃世牧外州，与迁徙何异？”乃与房玄龄上表。太宗览表，谓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邪？”于是遂止。下乃叙十二年太宗幸其第事。《新书》略同。一似其事实未尝行者。然停世袭刺史事，新、旧《纪》皆在十三年二月。《通鉴》亦同。《鉴》云：上既诏宗室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表与《旧书·无忌传》所载，辞异意同。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乃诏停世封刺史。新、旧《书·于志宁》《马周传》，亦皆载其诤封建事。《新书·周疏》有“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之语。则世封之制，虽定于十一年，实至十三年就国诏下而其事始亟，而诸臣乃力辞，而太宗乃从而允之，在当时则初未尝止也。然世封之诏虽停，而以皇子为都督、刺史之事仍未废。十七年（643年），褚遂良又上疏诤之，《旧传》虽云帝深纳之，《新传》亦云帝嘉纳。终未闻其发明诏遂罢其事也。自汉已后，藩王已习不与政，势已不足为祸，而兼方面者则不然，晋之八王是也。太宗虽罢世封，而不革皇子督州之法，其自私之心，可谓始终不变矣。幸而时无永康之衅，皇子又多幼小，获免于前世之祸耳，岂其能与治同道哉？而尚论者皆以为贤君，仲任《治期》之论，信不诬也。

《新书·宗室传赞》又载诸家之论曰：“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则建论，以为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故权移外家，家庙绝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顺而难逆；绝之之原，在单弱而无所惮。至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大抵与曹、陆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佑之言曰：夫为人置君，欲其蕃息，则在郡县，然而主祚常促。为君置人，不病其寡，则在建国，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国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圣人在度其患之长短而为之。建国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则鼎峙力争，陵迟而后已，故为患也长。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轨，敝则世崩俱溃，然而戡定者易为功，故其为患也短。又谓三王以来，未见郡县之利，非不为也。后世诸儒，因泥古强为之说，非也。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然而历尧、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势不可也。秦破六国，列都会，置守宰，据天下之图，摄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杀守，圜视而并起，时则有叛民无叛吏。汉矫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数十年间，奔命扶伤不给，时则有叛国无叛郡。唐兴，制州县，而桀黠时起，失不在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无叛州。以为矫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诸侯明矣。又言汤之兴，诸侯归者三千，资以胜夏。武王之兴，会者八百，资以灭商。徇之为安，故仍以为俗。是汤、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秦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杜、柳二家之论，自为通识也。唐时论封建者，尚有朱敬则，《旧书》备载其说。知世异变不可泥古，而未能探世变之原，无甚足观。

高祖、太宗之于封建，可谓极其渴慕，然而终不能行者，势使然也。然不行遂不足以祸天下乎？是又不然。裂地虽徒有其名，然封君皆得自征租，则分人犹有其实，与凡人臣未尽同，即封建之弊未尽去也。唐代封户之制，见于《新书·十一宗诸子传》：《旧书·玄宗诸子传》略同。亲王八百，增至千。公主三百。长公主止六百。高宗时，沛、英、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户始逾制。垂拱中，太平至千二百户。圣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寿春等五王各三百。神龙初，相王、太平至五千，《主传》云：薛、武二家女皆食实封。卫王三千，温王二千，寿春等王皆七百，嗣雍、衡阳、临淄、巴陵、中山王五百。安乐公主二千，长宁千五百，宣城、宜城、宣安各千，相王女为县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千，安乐三千，长宁二千五百，宜城以下二千。相王、太平、长宁、安乐以七丁为限，虽水旱不蠲，以国租庸满之。中宗遗诏，雍、寿春王进为亲王，户千。《太平公主传》云：睿宗即位，加实封至万户，《旧书·外戚传》同。开元后，天子敦睦兄弟，故宁王户至五千五百，岐、薛五千。申王以外家微，户四千，邠王千八百，帝妹户千，《诸公主传》云：开元新制：长公主封户二千，帝妹千。中宗诸女如之，通以三丁为限。及皇子封王户二千，公主五百。咸宜公主以母惠妃故封至千，自是诸公主例千户止。《诸公主传》云：开元新制：皇予王户二千，主半之。观其逾制之甚，而知其朘民之烈矣。而犹不止此。《旧书·韦思谦传》：子嗣立，以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上疏言：“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新书》云：人课二绢。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傥有虫霜旱潦，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皇运之初，功臣共定天下，当时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寻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通鉴》同。《新书》云：国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二十家。今横恩特赐，家至百四十以上。封户之物，诸家自征。或是官典，或是奴仆。多挟势逞威，陵夺州县。凡是封户，不胜侵扰。或输物多索裹头，《通鉴》注：裹头，谓行橐赍裹以自资者。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叹，远近共知。复有因将货易，转更生衅，征打纷纷，曾不宁息。贫乏百姓，何以

克堪？若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于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征催，则必免侵扰，人冀苏息。”《新书·嗣立传》言：时恩幸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赀多丁家，无复如贫民有所损免。为封户者，亟于军兴。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言愿停征，一切附租庸输送。不纳。《务光传》言其以监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时滑州输丁少而封户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业。务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专择雄奥。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通鉴》云：滑州地出绫缣，人多趋射，尤受其弊。王赋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输国。请以封户均余州。”又请食赋附租庸送，停封使，息传驿之劳。不见纳。《通鉴》系景龙三年（709年）。《旧书·宋璟传》：言其在中宗时，检校贝州刺史。时河北频遭水潦，百姓饥馁。武三思封邑在贝州，专使征其租赋，璟拒而不与。《韦安石传》言：三思有实封数千户在贝州。时属大水，刺史宋璟议称租庸及封丁，并合捐免。安石从祖兄子巨源，以为谷稼虽被湮沈，其蚕桑见在，可勒输庸调。由是河朔户口，颇多流散。韦庶人之难，巨源为乱兵所杀，太常博士李处直议谥曰昭，户部员外郎李邕驳之，谓“租庸捐免，甲令昭明。匪今独然，自古不易。三思虑其封物，巨源启此异端”。其肆无忌惮，可谓甚矣。然《新书·张廷珪传》言：景龙中，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多在河南、河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租。廷珪谓“若以桑蚕所宜而加别税，则陇右羊、马，山南椒、漆，山之铜、锡、铅、锴，海之蜃、蛤、鱼、盐，水旱皆免，宁独河南、北外于王度哉？愿依贞观、永徽故事，准令折免”。诏可。则弁髦法令者，正不独巨源一人矣。上则病国，下则病民，有国家者，亦何乐而有此乔木世臣哉？

太宗虽欲分封诸子，又欲使为都督刺史，然其后并不克维持。《新书·十一宗诸子传》云：初文德皇后崩，晋王最幼，太宗怜之，不使出。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嗣圣初即帝位，及降封相王，乃出。中宗时，谯王失爱，迁外藩。温王年十七，犹居宫中，遂立为帝。开元后，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长，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以十举全数，非谓适十人也。既诸孙多，又于宅外置百孙院。天子岁幸华清官，又置十王、百孙院于宫侧。宫人每院四百余，百孙院亦三四十人。可谓纵侈无度矣。《赞》曰：“唐自中叶，宗室子孙，多在京师，幼者或不出。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故无赫赫过恶，亦不能为王室轩轾。运极不还，与唐俱殚。然则历数短长，自有底止。彼汉七国、晋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祸云。”足见太宗之计之过矣。

文致太平之事，天宝时尝行之。《通鉴》：天宝七载五月，群臣上尊号，赦天下，择后魏子孙一人为三恪。《注》云：盖以后魏子孙与周、隋子孙为三恪也。明年，寻罢魏后。九载八月，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酅公。《注》：韩，元魏后。介，后周后。酅，隋后。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此亦邪说干进而已矣。

封爵至唐中叶后而大滥。《陔余丛考》云：“唐初，李靖、李、尉迟敬德、秦叔宝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者，惟外蕃君长内附，及群雄来降者而已。《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吴越王镠复修本朝职贡。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镠厚贡献，并赂权要，求金印、玉册，赐诏不名，称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用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皆曲从镠意。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余人，王爵始贱。中宗复位，遂亦封敬晖、张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案中宗复位后，敬晖等言诸武不当王，而帝言攸暨、三思皆与去二张，才降封一级为郡王，余则降为国公及郡公，见《新书·外戚传》。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开元以来，无复此事。

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于是又有圭爵之制，《通鉴》：天宝九载（750年），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然亦未滥也。肃宗起灵武，府库空竭，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皆听临时注授。有至异姓王者。案《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十月，丙午，封朔方大将孙守亮等九人为异姓王，李国臣等十三人为同姓王。盖王爵之滥之始，故郑重书之也。及德宗奉天之难，危窘万状，爵赏尤殷。是时王爵几遍天下，稍有宣力，无不王者矣。大概肃宗以后王者有数种：有以大功封者，有功不必甚大而封者，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者；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有未能自拔但送款即封者，有贼将来降而亦封者；有藩镇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有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其时封王者不必皆高官显秩。《通鉴》谓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爵之高下，至有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若部曲，家人亦仆隶视之。可见是时爵命，人皆不以为贵，身受者亦不以为荣。爵赏驭人之柄，于是乎穷，可以观世变也。”爵赏之溢至是，实封自难遍及。《旧书·代宗纪》：永泰二年正月，减子孙袭实封者半租，永为常式；盖不得已而为之限。《职官志·户部》：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凡食封，皆传于子孙。此不必滥，但积之久，其数即已甚广矣，况其滥邪？宪宗时，定实封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岁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陔余丛考》谓“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征，而概给于官”。“汉唐食封之制”条。盖病国厉民之制，虽无意于去之，其势亦自穷而不得不变矣。然虽有此改革，滥授者之必不能遍及，亦无疑也。

柳宗元谓汉世有叛国而无叛郡，郡固不足以叛也。魏、晋以后，欲行封建者，其所树，率不能过于郡，此其所以不克立也。然使所树者而过于郡，则干戈必旋起，亦安能如古之国，历千余载，相藩辅哉？太宗与建成、元吉相龁，高祖尝欲王太宗于东。使其事行，则其规模，又过于汉初之国矣。然可一朝居乎？且必一战而胜负之局决，又不能如楚、汉之相持五年，亦无疑也。而欲以是为安，可见高祖之昏愚矣。然亦可以觇世变矣。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之相王，貌拟古之诸侯，沐猴而冠，更可发一大噱。

第三节 官 制（上）

隋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参议国之大事，依后齐置府僚，无其人则阙。寻亦省府及僚佐。炀帝即位，废三师官。唐复置，亦皆不设僚属。

尚书省：隋置令、左右仆射各一人。总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尚书，是为八座。属官有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辖。六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务。后改都官为刑部，度支为民部。炀帝改三十六曹曰司，侍郎曰郎，惟六曹仍称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贰尚书。唐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乃以仆射为长官。郭子仪尝以功高拜尚书令，末年李茂贞亦尝一守尚书令，旋亦辞避。见《旧纪》天复三年（903年）。六部：《武德令》以礼部次吏部，兵部次之，民部次之。贞观年，改以民部次礼部，兵部次之。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户部。则天初，以户部次吏部，礼部次之，兵部次之。六部各领四司。改诸司郎曰郎中，而以员外郎副焉。

门下省：隋讳忠，改侍中曰纳言，置二人。炀帝改曰侍内。唐复为侍中。下有给事黄门侍郎四人。炀帝减二人，去给事之名。下有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谏议大夫、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给事郎、员外散骑侍郎等，皆前世集书省之官也。

唐门下侍郎二人，以贰侍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皆分左右。常侍之分左右，事在显庆二年（657年）。谏议之分左右，事在贞元四年（788年）。武后时，置补阙、拾遗，亦分左右。皆左隶门下，右属中书。给事中之职，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奏还，谓之涂归。于纠缪绳愆，所关尤大。《旧书·李藩传》：迁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邪？”裴垍言于帝，以为有宰相器。属郑 罢免，遂拜藩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事在元和四年（809年）。《藩传》又云：河东节度使王锷，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藩与权德舆在中书，有密旨曰：“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遂以笔涂兼相事，却奏上云不可。德舆失色曰：“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邪？”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又何暇别作奏邪？”事果寝。此事《通鉴》系元和五年（810年）。《考异》曰：“《会要》：崔铉曰：此乃不谙故事者之妄传，史官之缪记耳。既称奉密旨，宜拟状中陈论，固不假以笔涂诏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书门下，皆前一日进文书，然后付翰林草麻。又称藩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为疏阔。盖由史氏以藩有直谅之名，欲委曲成其美，岂所谓直笔哉？”

中书省：隋曰内史。炀帝改为内书。唐复为中书。隋置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侍郎初置四人，炀帝减为二人。唐皆因之。舍人八人，炀帝减为二人，唐置六人。通事舍人十六人，炀帝改隶谒者台，唐仍隶中书。唐舍人以一人知制诰，颛进画，给食于政事堂。其余分署制敕。以六员分押尚书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开元初，以他官掌诏敕策命，谓之兼知制诰。肃宗即位，又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焉。

隋、唐定制，本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然尚书究不敌中书、门下之亲，故其后惟两省长官为真相；而两省之职，中书取旨，门下封驳，事亦嫌于迟滞，故后亦合议于政事堂。任宰相者，不必身为两省长官，但就他官畀以他名，特以两省究为枢要之地，故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遂为习用之名，而尚书、仆射，非加此名者，遂不为宰相矣。《旧书·职官志》云：“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其时以他官与议国政者，云与宰相参议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或云参议政事。贞观十七年（643年），李 为太子詹事，特诏同知政事，始谓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是仆射常带此称。自余非两省长官与知政事者，亦皆以此为名。永淳中，始诏郭正一、郭待举、魏玄同等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旨平章事。自天后已后，两省长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其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但釐尚书省而已。总章二年（669年），东台侍郎张文瓘、西台侍郎戴至德等始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入衔。自是相承至今。永淳二年（683年），黄门侍郎刘齐贤知政事，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后两省长官及他官执政未至侍中、中书令者，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案《通鉴》：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五月，以唐休璟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六月，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与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此神龙复辟，仍沿武后以来之旧制也。开元元年（713年），尝改左右仆射为丞相，然亦徒有其名。十六年（728年）《通鉴》云：“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常让事于说等，唯诺署名而已。元、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悦。六月，甲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 曹州刺史，罢乾曜兼侍中，止为左丞相，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

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此丞相徒有虚名之证。《旧书·王璠传》：“转御史中丞，恃李逢吉之势，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于街，交车而不避。绛上疏论之曰：左右仆射，师长庶僚，开元中名之丞相，其后虽去三事机务，犹总百司之权。”谓此也。其以他官居职而假他名者：《新书·百官志》云：“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然《通典》云：“隋有内史、纳言，是为宰相，亦有他官参与焉。”《注》曰：“柳述为兵部尚书，参掌机事。又杨素为右仆射，与高颎参掌朝政。”则隋世已然矣。同三品之名，《新志》亦谓起于李勣。同平章事之名，则谓起于贞观八年（634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云：“二名不专用，他官居职者，犹假他两名如故。自高宗以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旧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 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仆射始带中书门下。”说与《职官志》小异。《廿二史考异》云：“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皆二品，侍中、中书令皆三品。论班序，当由侍中转中书令，乃迁仆射。李 以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以上兼下也。然自后仆射不带中书门下者，遂不复与闻政事，则宰相惟两省长官任之，而南省不得与。仆射虽居人臣之极地，不过备员而已。”案《旧志》言武德、贞观故事，以仆射、侍中、中书令为知政事官，则唐世宰相，实出差遣，不过初用三省长官，而后专于两省而已，原非有何制限。故以他官参与，亦无所不可也。此实最为灵活。观朱朴、柳璨之登相位可知。《旧书·代宗纪》：大历二年十一月，诏侍中、中书令升入正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升入正三品，亦以其职高位下而改之。然是时知政事者已习用平章事之名，本不曰同三品矣。《新志》云：“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

分曹以主众务焉。”《文献通考》载元祐初司马光之议，谓“唐始合中书、门下之职，故有同三品同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相承，至于国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理势不可复分也”。马君云：“门下审覆之说始于唐。然唐以中书、门下为政事堂，则已合而为一矣。但门下省之官，有给事中，任出纳王命；有散骑常侍、左右司谏，任谏争阙失，皆所谓覆审，而贞观时太宗又命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有失辄谏，则门下省无不举职之官矣。坐庙堂者，商订于造命之初，毋或擅权而好胜，居纠驳者，审察于出令之后，不惮纠过以弼违，则上下之间，始无旷职，而三省之设，不为具文。固不必为宰相者各据一省，显分尔汝，然后谓之称其职也。”盖审覆之职不可无，而以纠驳者与商订者并列为宰相，则理不可通，而势亦不能行。然若知唐初本以三省或两省之长为知政事官，而非以三省为相职，则此疑又无从作耳。又按《旧书·文宗纪》：大和四年六月，“以守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为守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待疾损日，三日五日一度入中书。”则平章军国重事之名，亦起于唐。

君权既尊，则辅相之权，往往移于其所私昵。汉、魏之世，公府之权，稍移于三省；唐中叶后，两省之权，又嬗于翰林，其道一也。《新书·百官志》曰：“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技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燕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通鉴》广明元年（880年）注引韦执谊翰林故事曰：“故事：中书省用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黄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通考》引石林叶氏曰：“自张垍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政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可见后来学士之职，实与始之所谓待诏者殊绝矣。《旧书·本纪》：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命兴唐观道士孙准入翰林待诏。《新书·本纪》：文宗即位，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此则仍是前此之待诏耳。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旧书·陆贽传》：“贽初入翰林，特承德宗异顾，歌诗戏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此人所指目也。《杜悰传》：“元和中，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女婿，时德舆作相，郁避嫌辞内职，上颇重学士，许之。”《哀帝纪》：天祐二年三月，“敕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杨注，是宰臣杨涉亲弟。兄既秉于枢衡，弟故难居宥密，可守本官，罢内职。”则诏令亦以为言矣。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廿二史考异》云：“学士无定员，见于李肇《翰林志》。然《旧书·职官志》称翰林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白居易有‘同时六学士’之句；则非无定员也。”案石晋开运元年（944年）复学士院敕亦云：“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为两制，各置六员。”见薛《史·职官志》。盖制无定员，而例则置六。翰林学士不见《唐六典》，本差遣，非正官也。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旧书·职官志》云：“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新书·沈

既济传》：“子传师，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缺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弘文馆：武德四年（621年）置，隶门下省，曰修文馆。九年（626年），改曰弘文。神龙元年（705年），避孝敬皇帝讳，改曰昭文。二年（706年）曰修文。景云中，复为昭文。开元七年（719年），复为弘文。集贤殿书院：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六年（718年），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十二年（724年），改集贤殿书院，隶中书省。弘文、集贤，皆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上为直学士。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旧志》附中书省后。案唐世之尊崇学士，始于太宗为天策上将时。时作文学馆，下教，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以本官为学士。凡分三番，递宿阁下。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见《新书·褚亮传》。此时虽或与秘谋，究非国政，即贞观时召以草制，亦不过取其文辞。其密参政事以分宰相之权者，实始于高宗时之北门学士。见新、旧《书·刘袆之、元万顷传》。然未几仍复其旧。《新书·张说传》：“常典集贤图书之任。后宴集贤院。故事，官重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太宗时修史十九人，长孙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举爵。长安中与修珠英，当时学士，亦不以品秩为限。于是引觞同饮。时伏其有体。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而供拟太厚，无益国家者，议白罢之。说闻曰：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满之失。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讲论，详延豪俊，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所费细而所益者大。陆生之言，盖未达邪？”又《隐逸·贺知章传》：“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表知章及徐坚、赵冬曦入院撰《六典》等书。累年无功。开元十三年（725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宰相源乾曜语说曰：贺公两命之荣，足为光宠，然学士侍郎孰为美？说曰：侍郎衣冠之选，然要为具员吏。学士怀先王之道、经纬之文，然后处之，此其为间也。”当时之尊学士，不过如此而已。然此已为崇儒重道之意。《文艺传》云：“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凡天子飨会游豫，惟宰相及学士得从，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此则弄臣而已。《旧书·熊望传》云：“昭愍嬉游之隙，学为歌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乃议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令采卑官才堪任学士者为之。”昭愍之荒纵，岂必愈于中宗，而所为相异如此，可见翰林学士之位望，前后不同矣。《新书·张说传》之陆坚，《旧书》作徐坚。中叶以后，时事艰难，侍从者乃多参秘计。如代宗时之柳伉，伉上书请诛程元振，事见第五章第四节。《困学纪闻》云：“东坡谓及其有事且急也，虽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记：伉乾元元年（758年）进士。翰林院故事载宝应以后，伉自校书郎充学士，出鄠县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员外、谏议大夫，皆充学士。《新唐书·程元振传》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时为学士，非待诏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职近而亲，不可谓贱且疏。”案伉是疏盖出代宗授意，说已见前。德宗时之陆贽，德宗任贽最久，然即位即召张涉，后吴通玄等亦居翰林中，尚不独一贽也。顺宗时之王叔文，文宗时之李训是也。至此，其所司者已非复文辞。而陆贽攻吴通玄，犹以还职舍人为言，亦可谓昧于时务矣。其辞云：“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祗自至德后，天子召集贤学士于禁中草书诏，因在翰林院待进止，遂以为名。奔播之时，道途或豫除改，权令草制。今四方无事，百揆时序，制书职分，宜归中书舍人。学士之名，理须停寝。”所攻者正其身所曾经，可谓过河拆桥矣。五代时，后唐明宗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知书，奏读多不称旨。孔循教重诲求儒者置之左右。而两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及赵凤为之。初班在

翰林学士下，而结衔又在官下。明年，凤迁礼部侍郎，因讽任圜升学士于官，又诏班在翰林学士上。《新五代史·赵凤传》。此实通事之职，未足拟唐之学士也。石晋时，李瀚为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高祖以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诏废翰林学士。按《唐六典》，归其职于中书舍人。而端明殿、枢密院学士皆废。及出帝立，桑维翰为枢密使，复奏置学士，而悉用亲旧为之。《新五代史·桑维翰传》。可见其职仍居亲近也。南唐亦尝置宣政院于禁中，以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领之，专典机密云。《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946年）。

御史台：自汉改大夫为司空后，中丞出外为台主。隋讳忠，改为大夫。置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唐曰殿中。监察御史各十人。炀帝增监察御史为十六人。唐长官仍曰大夫。贞观末，避高宗名，改治书侍御史为中丞，为之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贞观初，马周以布衣进用，太宗令于监察御史里行，因置里行之名。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黔府选补，知大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其权颇大。武后文明元年（684年），改御史台曰肃政台。光宅元年（684年），即文明，亦即中宗嗣圣元年。分左右。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寻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岁发使八人，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条察州县。神龙复为御史台。景云三年（712年），以两台望齐，纠举苛察，百寮厌其烦，乃废右台。延和元年（712年），即景云三年。是岁五月，改元为延和。复置。月余，复废。先天二年（713年），延和元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改元先天。复置。十月，复废。至德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新书·高元裕传》：故事，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者号外台，得察风俗，举不法。元和中，李夷简因请按察本道州县。后益不职。元裕请监院御史隶本台，得专督察。诏可。东都留台：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五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留台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备。《旧书·韦思谦传》：授监察御史。尝谓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摄州县，诚旷职耳。”《新书·李华传》：天宝十一载（752年），迁监察御史。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挠，州县肃然。权幸见疾，徙右补阙。天宝十三载（754年）《通鉴注》引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二人，知东西推。又各分京城诸司及诸道州府为东西之限。只日则台院受事，双日则殿院受事。又有监察御史，出使推按，谓之推事御史。”御史之威棱可想。然《旧书·德宗纪》：贞元元年三月，诏宰臣宣谕御史：“今后上书弹奏，人自陈论，不得群署章疏。”盖时朋党之风日盛，虽御史亦有结党相攻者矣？御史者，人君耳目之司，君主之位日尊，则为之司纠察者，其权亦愈大，此固事之无可如何，或亦出于势不容已，独无如其身即下比何。此则督责之术，存乎其人，有治人无治法者矣。

谒者、司隶二台，皆炀帝所置，并御史为三台。谒者台：大夫一人，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又有通事谒者二十人。内史通事舍人改。次有议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将事谒者三十人，谒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后废议郎、通直、将事谒者、谒者等员，而置员外郎八十员。寻诏门下、内史、御史、司隶、谒者五司监受表，以为恒式，不复专谒者矣。寻又置散骑郎二十人，承议郎、通直郎各三十人，宣德郎、宣义郎各四十人，征事郎、将仕郎、常从郎、奉信郎各五十人。是为正员，并得禄。当品又各有散员郎，无员无禄。寻改常从为登仕，奉信为散从。自散骑已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据品以发之。司隶台：大夫一人，掌诸巡察。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条：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否。二察官人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早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弟、茂才异行隐不贡者。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入奏。后罢台而留司隶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时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谒者、司隶二台，规模太大，置员太多，将不免于闲冗，故不久即有变更，至唐遂废之也。

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卿。各置卿、少卿、丞。隋、唐同，其职掌，亦与前世无异。《旧书·刘祥道传》：转司礼太常伯。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尝改官名，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而礼部为司礼。将有事于泰山。有司奏依旧礼，以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祥道驳之曰：“昔在三代，六卿并重，故得佐祠。汉、魏已来，权归台、省，九卿皆为常伯属官。今登封大礼，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无乃徇虚名而忘实事乎？”高宗从其议，竟以司徒王元礼为亚献，祥道为终献。“总群官而听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杨收语，见《新书》本传。其权力自不侔也。九卿之职，唐太仆寺统诸监牧，司农掌仓屯、盐池、司竹、温泉等监。京市，隋与平准署，京师诸苑监并隶司农，唐则两都诸市及常平署并隶太府。左右藏署，隋、唐并隶太府。左掌天下赋调、钱帛，右掌宝货、铜铁、骨角齿毛等。皆其较重要者也。

炀帝分太府置少府，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唐改长秋监为内侍省，而有军器监，亦五监也。少府监：初置监、少监、丞，后改监、少监曰令、少令，掌百工技巧之政。武德初废之，以所属诸署还隶太府。贞观元年（627年），复置，而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亦隶焉。互市监：隋时隶四方馆。四方馆者，炀帝所置，以待四方使者。后罢之。有事则置，名隶鸿胪寺。唐以互市监隶少府。可见是时之互市，重在皇室之所求也。

国子，隋初曰寺。置祭酒一人。统国子、太、四门、书、算五学。开皇十三年（593年），改寺为学，隶太常。仁寿元年（601年），又罢学。惟立太学一所。炀帝复置曰监。加置司业及丞。唐初曰国子学，隶太常。贞观改监。时分将作为少府，通将作为三监。统国子、太、四门、律、书、算六学。律学隋隶大理。天宝五载（746年），置广文馆，亦隶焉。

将作，隋初为寺，置大匠一人。开皇二十年（600年）为监，以大匠为大监，加置副监。炀帝改曰大匠、少匠，旋复。后又改曰令、少令。武德初，仍称大匠、少匠。后又改曰大监、少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百工等监采伐材木者亦隶焉。

都水，隋初曰台，置使者及丞。有河堤谒者六十人，领掌船局有都水尉二人。及诸津。上津尉一人，丞二人。中津尉丞各一人。下津典作一人，津长四人。开皇三年（583年），废入司农。十三年（593年），复置。仁寿元年（601年），改监。更名使者为监。炀帝复为使者。大业五年（609年），复为监。加置少监。又改为令、少令。统舟楫、河渠二署。皆有令丞。武德初，废都水监为署。贞观六年（632年），复为监。改令曰使者。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不隶将作监。明年，废舟楫署，仍领河渠署。河堤谒者属焉。诸津改尉曰令，皆有丞。

军器监，开元三年（715年）置，有监、丞。唐初有武器监，后废，军器皆出少府左藏署。总弩坊、甲坊二署。掌缮甲弩，以时输武库。两京武库署属卫尉寺。

秘书省，隋置监、丞各一人。炀帝增置少监一人。后改监、少监为令、少令。武德初，复为监、少监。隋领著作、太史二曹。武德改曰局。后太史或曰监，或曰局，其名亦或曰浑天，或曰浑仪，或曰太史，又或隶秘书或否。天宝元年（742年）以后，不复隶秘书。乾元元年（758年），改其名曰司天台。

隋初，以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为五省。炀帝改内侍省为长秋监，而取殿内监之名，以为殿内省。置监、少监、丞各一人。唐少监、丞各二人。掌诸供奉。统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六局。各置奉御，而以直长贰之。唐因之，而更省名曰殿中。尚乘局，本太仆之职，掌左右六闲。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置仗内六闲，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自是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与。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尚乘局名存而已。《新书·百官志》。《旧书·职官志》曰：“开元初，以尚乘局隶闲厩使，乃省尚乘，其左右六闲及局官，并隶闲厩使。”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厉民殊甚。参看第八章第三节。

隋内侍省有内侍、内常侍、内给事、内谒者监、内谒者、内寺伯等官，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六局，并用宦者。炀帝改为长秋监。置令、少令各一人，丞二人，并用士人。余用宦者。《通典》。而改内常侍曰内承奉，内给事曰内承直。罢内谒者官。后复置。其属有掖庭、官闱、奚官三署，亦参用士人。唐复为内侍省，专用宦者。内侍、内常侍、内给事之名，亦复其旧。所领有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及太子内坊六局。初隶东宫。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隶内侍为局。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旧书·宦者传》。天宝十三载（754年），置内侍监二员，正三品，始隳其制。《通鉴注》曰：杨思勗以军功，高力士以恩宠，皆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犹曰勋官也。今则职事官矣。中叶后，京师兵柄，归于内官，号左右军中尉。将兵于外者，谓之观军容使。而天下军镇节度使，皆内官一人监之。《旧书·职官志》。五代时，前蜀王衍，且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焉。欧《史·前蜀世家》。而唐末之枢密使，为祸尤烈，见下。

隋有左右卫、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左右武卫、领外军宿卫。左右武候，掌车驾出先驱后殿。昼夜巡察、执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师田，则掌其营禁。又有左右领、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左右府，各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左右监门府，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各将军一人。左右领军府，各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之事。不置将军。开皇十八年（598年），又置备身府。炀帝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又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掌侍卫左右。各置备身郎将一人，左右监门依旧名。改将军为郎将，各置一人。凡十六府。唐有左右卫，隋左右翊卫，武德五年（631年），改曰左右卫府。龙朔二年（662年）去府字。左右骁卫，武德五年（631年），改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龙朔二年（662年），省府字。光宅元年，改曰左右武威卫。神龙元年（705年）曰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唐初仍旧名为府。龙朔二年（662年），省府字。光宅，改为鹰扬卫。神龙，复。左右威卫，隋左右屯卫。武德五年（631年）改。龙朔二年（662年）曰左右武威卫。光宅，曰豹韬。神龙，复。左右领军卫，唐采旧名置，见《通典》。龙朔，曰戎卫。咸亨元年（670年），复。光宅，曰玉钤。神龙，复。左右金吾卫，隋候卫。龙朔取古名改。左右监门卫，本府，龙朔去府字为卫。左右千牛卫，炀帝左右备身府。武德仍曰左右府。显庆五年（660年），改为左右千牛卫。龙朔二年（662年）曰奉宸卫。神龙，复。凡十六卫，各有大将军一人，将军总三十人。是为南衙。其北衙：《旧志》数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盖据肃宗前言之。《新志》云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则据德宗后言之。《新书·宦官传》崔胤言：“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则羽林入于神策矣。及诛宦官，胤判六军十二卫，则其名仍为羽林、龙武、神武，参看第九节。北衙六军，亦置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三人，左右神策军又有护军中尉。兴元元年（784年），尝敕

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各置统军一人。贞元二年（786年），又敕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一员。

东宫官：隋有太、少师、傅、保。开皇初置詹事。二年定令罢之。有门下、典书二坊。家令、率更、仆三寺及十率府。唐亦有三师、三少，惟其人不必备。置詹事府，以统三寺、十率府之政。改门下曰左春坊，典书曰右春坊，设官较隋世尤详。王国有令及大农，掌判国司。郡王以下递减。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郡主有家令及丞，掌其田园、财货等。弊天下以奉一家，远不如嬴秦子弟为匹夫者之大公矣。

时事多变，则官制之变迁亦多，而当纪纲颓废之际，则其变往往为弊窦之所丛焉。唐、五代之三司、租庸诸使是已。薛《史·职官志》云：“唐朝已来，户部、度支掌泉货，盐铁时置使名。户部、度支，则尚书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宝中，杨慎矜、王、杨国忠继以聚货之术媚上受宠，然皆守户部度支本官，别带使额，亦无所改作。下及刘晏、第五琦，亦如旧制。自后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额。《通鉴》至德元载（756年）注引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官衔不言专判度支。开元已后，时事多故，遂有他官来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句当度支使。虽名称不同，其事一也。”乾符后，天下兵兴，随处置租庸使，以主调发，兵罢则停。梁时乃置租庸使，专天下泉货。案租庸使之名，实始于第五琦。《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注引宋白曰：“同光二年（924年），左谏议大夫窦专奏请废租庸使名目归三司。略曰：伏见天下诸色钱谷，比属户部，设度支、金部、仓部，各有郎中、员外，将地赋、山海、盐铁，分擘支计征输。后为租赋繁多，添置三司使额。同资国力，共致丰财。安、史作乱，民户流亡，征租不时，经费多阙。惟江淮、岭表，郡县完全。总三司货财，发一使征赋。在处勘覆，名曰租庸。收复京城，寻废其职。广明中，黄巢叛逆，僖宗播迁，依前又以江淮征赋置租庸使。及至还京，旋亦停废。伪梁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后废宫使，改置租庸。”述租庸使缘起，较为详备也。庄宗中兴，秉政者不娴典故，踵梁朝故事，复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谦专使务。同光二年正月，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凡关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天成元年四月，诏废租庸院，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专判。长兴元年八月，许州节度使张延朗入掌国计。白于枢密使，请置三司名。宣下中书议其事。宰臣以旧制覆奏，授延朗特进行工部尚书，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从旧制也。明宗不从，竟以三司使为名焉。”（通鉴》云：“三司使之名自此始。”案《鉴》天祐三年三月云：“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辞不受。”盖因其不受，使名亦未立也。欧《史·刘审交传》曰：晋高祖分户部、度支、盐铁为三使。岁余，三司益烦弊，乃复合为一，拜审交三司使。此唐中叶后使务纷纭，而卒并为三司之略也。《新书·吴武陵传》：长庆初，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盐北边。易直以不职薄其遇。会表置和籴贮备使，择郎中为之。武陵谏曰：“天下不治，病权不归有司也。盐铁、度支，一户部郎事。今三分其务，吏万员。财赋日蹙。西北边院官，皆御史、员外郎为之。始命若责可信，今又加使权其务，是御史员外久于事，反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将以郎中之为不可信，即更时岁，相公之为，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国交疑，谁为可信者？况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辈，督责腾呼，数千里为不宁。诚欲边隅完实，独募浮民，徙罪人，发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巡院之设，始自江、淮，继及河、渭，终乃抵于缘边，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缘边之弊如此，而况内地富厚之区？大历、建中、贞元三欲废使，摄其务归中枢，而卒不可得，岂不以权利所在，窟穴其中者众，遂深固而不可拔哉？《十七史商榷》云：“《新书·班宏传》：贞元初，宰相窦参为度支使，宏以尚书副

之。扬子院，盐铁转运之委藏也。宏任徐粲主之。以贿闻。参议所以代之。宏不可。二人不相合。参知帝薄己，乃让使。知张滂与宏交恶，荐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转运隶宏，以悦其意。愚案唐时天下财赋，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虽有此分，然此等使名，实无定员，其爵秩职掌，随时变易。有以宰相兼领者，有以节度、观察等使兼领者。杨国忠为相领四十余使，新旧《唐书》皆不详载其职，洪迈考得中有度支。至转运虽有特遣使者，而中叶后节度、观察兼之者尤多。如浙西观察使李锜领江淮盐铁转运使是也。转运在外，亦遥隶度支。故扬子院为转运委藏，则主之者似宜转运择置，而度支使及副使，乃从中制之，及班宏为正使，而关内诸道转运使隶之，则可见矣。扬子院在广陵。《旧书·温庭筠传》：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乞索于扬子院；是也。转运委藏，他无所见，而于扬子特设之。且宰相与尚书，争欲以私人主其事。而往来游客如庭筠者，从而乞索之。可见盐利聚于扬州，委积富厚，甲于他道矣。”案《旧书·宪宗纪》：元和六年（811年），停河南水陆运、陕府陆运使额。诏言“转运重务，专委使臣，每道有院，分督其任”。可见设院之多。凡设院处皆不能无委积。虽不如扬州之富厚，其为利权之地则一，正未可以其不见纪载而忽之也。

所谓枢密使者，内诸司之一，而其初并未尝设司也。薛《史·职官志》曰：“唐朝择中官一人为枢密使，以出纳帝命。至梁开平元年五月，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始命敬翔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学士二员，选有政术文学者为之。其后又改为直崇政院。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枢密使。亦置直院一人。晋天福四年四月，以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权废枢密院故也。先是晋祖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恳求免职，只在中书，遂以宣徽使刘处让代之。每有奏议，多不称旨。其后处让丁忧，乃以枢密印付中书、门下，故有是厘改也。开运元年六月，敕依旧置枢密院，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从中书、门下奏请也。周显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质、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并参加枢密院事。”此唐、五代之世枢密使一职变迁之大略也。胡三省《通鉴注》曰：“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惟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后僖、昭时，杨复恭、西门季玄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案堂状帖黄，起于杨复恭，见《新书·严遵美传》。胡氏云内枢密使置自永泰，当有所据。《廿二史劄记》以《李吉甫传》‘宪宗初，有中书小吏滑涣，与枢密使刘光琦昵，颇窃权’，又《裴洎传》‘李绛承旨翰林，有中人梁谦掌密命’，谓其职当始德宗或宪宗之初，似未审。则后虽擅作威福，而其起实甚微。昭宗末年，朱温大诛宦官，以蒋玄晖为使。《廿二史劄记》谓“此为枢密移于朝士之始”。梁祖改为崇政院，用敬翔为使，事见第十二章第二节。欧《史·翔传》云：“友珪立，以翔先帝谋臣，不欲翔居内职，乃以李振代翔，拜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称疾，未尝省事。”可见其职仍关重要。然《郭崇韬、安重诲传》论曰：“予读梁宣底，见敬翔、李振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与其被旨而有所复请者，则具记事而入，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枢密之职，盖出纳之任也。唐常以宦者为之。至梁戒其祸，始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侔于宰相矣。”然则敬翔、李振之所为，乃唐枢密使之初；崇韬、重诲之所为，则如杨复恭、西门季玄矣。二人皆自中门使起，见欧《史》本传。崇韬之为中门使，乃由孟知祥之荐，亦见《前蜀世家》。参看第十二章第三节。其起也，亦唐枢密使之初也。薛《史·刘处让传》云：“处让以庄宗已来，枢密使

罕有宰臣兼者，因萌心以觊其位。”欧《史》云：“唐制，枢密使常以宦者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庄宗始用武臣，而权重将相。高祖时，以宰相桑维翰、李崧兼枢密使。处让与诸宦者，心不平之。”薛《史·晋少帝纪》云：“初高祖事后唐明宗，睹枢密使安重诲秉政专权，赏罚由己，常恶之。及登极，故断意废罢，一委中书。至是，冯道等厌其事繁，故复请置之，庶分其权。表凡三上，不允。”二说皆非其实。晋祖之废枢密，事在天福四年（939年），实非登极即然。刘处让亦非与宦者比以争权势之流。窃疑当日攻桑维翰、李崧甚者，实为杨光远，处让转图和缓其争。因其本无意于此，故及其丁母忧而遂废。然特不用人而非废其职。冯道等《请复枢密表》曰：“顷岁枢密使刘处让，偶属家艰，爰拘丧制。既从罢免，暂议改更。不曾显降敕文，永停使额。”冯道者，全身远害之流。《通鉴》叙是事云：“勋旧皆欲复置枢密使。道等三奏，请以枢密旧职让之。”可见晋祖不欲任人之故。虽少帝，亦卒以委桑维翰，而不肯以畀当时所谓勋旧者矣。此亦可见其职之重要也。《廿二史札记》曰：“唐庄宗时，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时，桑维翰为使；汉隐帝时，郭威为使，其后出镇魏州，史弘肇又令带使以往，苏逢吉力争之不得，遂至称兵犯阙，莫不响应。”可以见其权势。经此积重，至宋，遂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柄，号称二府矣。欧《史·唐本纪》于存勖僭即伪位后，书以“豆卢革、卢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书“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张居翰为枢密使”。《注》曰：“枢密使唐故以宦者为之，其职甚微，至此始参用士人，而与宰相权任钧矣。故与宰相并书。”《通鉴注》驳之曰：“唐末，两枢密与两神策中尉，号为四贵，其职非甚微也，特专用宦者为之耳。”又引项安世曰：“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则枢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后宠任宦人，始以枢密归之内侍。”《十七史商榷》曰：“五代必兼枢密者，方为有相权，如豆卢革辈，但有相名耳。”又曰：“唐宦者所以擅国，枢密出纳王命，神策掌握禁军也。五代则鉴其弊，枢密以大臣为之，改左右神策为侍卫亲军，其都指挥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随时不同如此。”愚案事局久则不易更，故但易其人而不能革其官。历代官制之变迁，如是者多也。宣徽者，唐置南北院，有使、副使。梁因之。后唐省副使。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应内外进奉，悉检其名物而已。至宋，亦以处勋旧大臣之罢政者焉。《通考》。

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宫，义诚顾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实击之。其后遂不废。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宋太祖为殿前司都虞候。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检点，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焉。《通考》引石林叶氏说。

第四节 官 制（下）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已见第一章第一节。其时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有八，见《通典》。隋于雍州置牧。州、县亦如北齐，分为九等。开皇十四年（594年），改为四等：曰上，曰中，曰中下，曰下。镇置将、副。戍置主、副。关置令、丞。文帝以并、益、荆、扬四州置大总管。其余诸州置总管者，列为上中下三等，总管、刺史加使持节。《通典》曰：“魏置使持节，宠奉使官之任。隋氏废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则合罢持节之称。其时制置，不以名实相副为意，仍旧存之。后改为太守，亦不复省。所以使持节之名，及于边远小郡，乃不征典故之失。”炀帝悉罢之，并罢州置郡。京兆、河南则为尹。旧有兵处，刺史带诸军事以统之，至是别置都尉、副都尉，与郡不相知。又置京辅都尉，立府于潼关。并置副都尉。置诸防主、副官，掌同诸镇。其监察则归司隶台，已见前。此实有意复两汉郡县举职、刺史监察之旧者也。

唐武德元年（618年），改郡为州，《通典》云：加号持节，后加号为使持节诸军事，而实无节，但颁铜鱼符而已。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至德二载（757年），又改郡为州。《旧书·职官志》上州刺史下注云乾元元年（758年），误也。其叙及《新纪》《通鉴》，皆云至德二载。通计唐代称郡者仅十五年，然前后虽称为州，论其实，则皆古之郡也。《旧书·地理志》惟列州名。《新书》及《通典》《元和郡县志》皆州郡名并举。盖明其中间曾为某郡，非谓其同时名州又名郡也。《新志》间有但举州名者，于渭州下发其凡，曰：“凡乾元后所置州，皆无郡名。”间有乾元前所置亦无郡名者，则于威州下注云“郡阙”，以起其例，盖其地尝没于吐蕃，史失其传也。宋承唐，以州统县，而仍留郡名，以备王公封号。故《宋史·地理志》每州亦兼著郡名，其用意与《唐志》又异。《旧书·韦安石传》言其子陟为吴郡太守，其时只有苏州，则作史者措辞之不谛耳。说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唐于西都、东都、北都皆置牧，以亲王为之，而以长史理人。开元元年（713年），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十一年（723年），改并州为太原府，升长史为尹。初太宗伐高丽，置京城留守。其后车驾不在京师，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开元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谓之三都留守。其后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亦皆为府置尹焉。唐初诸州复有总管。亦加号使持节。武德五年（622年），以洺、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七年（624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太极初，以并、益、荆、扬为四大都督府。详见下。开元十五年（727年），加潞州为五。其余都督定为上中下之差。都护，永徽中置于边方，掌统诸蕃。大都督亦亲王遥领，以长史主事。都护亲王领之，则曰大都护，以副大都护兼王府长史。其后诸王拜节度使者，亦留京师，而副大使知节度事。薛《史·职官志》：后唐天成二年（927年）诏曰：“顷因本朝，亲王遥镇，其在镇者，遂云副大使知节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并正节旄，惟东西两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后只言节度使。”则其制至五代刊落始尽也。羁縻都督府、州，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也。《新书·地理志》。开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之外，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其余为六雄、十望、十紧及上、中、下之差。县亦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通典·职官典》。《新书·戴叔伦传》云：“天下州县有上、中、下、紧、望、雄、辅者，有司铨拟，皆便所私。”说与此舍。其《百官志》注言文宗世，宰相韦处厚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亦见《旧书·处厚传》，盖谓两畿之州为辅，非谓称辅之州止两也。《新书·地理志》渭州下云：“季世所置州，不列上、中、下之第。”则前世所置皆有之，特不能无变易耳。《通典》备举四辅、六雄、十望之名，而云“初有十紧，后入紧者甚多，不复具列”，则其一证。《典》又云：“户四万已上为上州，二万五千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为下州。亦有不约户，以别敕为上州者。又谓近畿者为畿内州，户虽不满四万，亦为上州。其亲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后，即依旧式。”足见州之分等，条例甚多。虽云究以户口为主，然《旧纪》开元十八年三月云：“改定州县上、中、下户口之数。”则其率亦非无变易矣。抑近畿之州，《通典》述开元定制曰四辅，而韦处厚称为两辅者？或正以其数有变易，故改据两畿言之邪？《旧志》言户满二万已上为中州，《通典》五千字似衍。县：《通典注》云：“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余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而《旧志》云：“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谓之京县。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则赤县亦称京县，而称畿者又不仅雍、洛矣。《通鉴》：大历十二年（777年），定节度使以

下至主簿、尉俸禄。注述令、丞、簿、尉俸禄之数，县有、赤之称。胡氏云：“《类篇》，翻阮切，鹰二岁色。《新地理志》唐京兆有赤县、次赤县，诸负郭亦皆为次赤县，、赤字义不可晓，盖次赤也？”今案七等益一次赤，则八等矣。又《十七史商榷》引宋谢维新《合璧事类》后集第七十九卷县官门知县云：“国朝建隆元年（960年），应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则其制宋尚相沿，而于中等之中，又析出中下，则亦八等矣。《通典·职官典》言州县皆七等，而《选举典》言郡自辅至下，县自赤至下皆八等，未知何故。若次赤、中下亦列为一等，则其数适得八。岂此分别实起自《通典》成书以前，又为一等中之小别，可云无改于七等之旧，故辑选举、职官二典时，各有所据欤？要之州县等级交易，恐甚纷繁，多少名目，难以具详也。《选举典》云：“初州县混同，无等级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迁小，或始近而后远，无有定制。其后选人既多，叙用不给，遂累增郡县等级之差，其折冲府亦有差等。”又载沈既济请改革选举事条：请准旧令，州为上、中、下三等，县为赤、畿、上、中、下五等，而废紧、望、雄、辅之名。云“等级繁多，则仕进淹滞。使其周历，即务速选。官非久安，政亦苟且”。其缘起如此，自不免如《戴叔伦传》所谓有司铨拟，皆便所私之弊矣。要之州县等级之分，实无与于民生之厚薄，亦不足深考也。镇以五百人为上，三百人为中，不及者为下。戍以五十人为上，三十人为中，不及者为下。各置将副、主副。关亦分上、中、下。上、中关皆置令、丞，下关惟有令。监察之制，文明后尝欲以隶御史台，已见前。《新书·百官志》云：“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旧书·太宗纪》：贞观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新纪》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神龙二年（706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按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云二年（711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已下善恶。置司举从事二人，秩比侍御史。扬、益、并、荆四州为大都督。汴、兖、魏、冀、蒲、绵、秦、洪、润、越十州为中都督。齐、鄜、泾、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为下都督。当时以为权重难制，罢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旧纪》：六月，依汉代故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闰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七月，新置都督府并停。惟雍、洛州长史，扬、益、并、荆四大都督府长史阶为三品。《通鉴》云：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俌等上言：都督专生杀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竟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李景伯、卢俌之议，见《新书·景伯传》，附其父《怀远传》后。《旧书·王志愔传》：景云二年（711年），制依汉置刺史监郡。于天下冲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选有威重者为之，遂拜志愔齐州都督，事竟不行。开元二年（714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通鉴》：开元元年九月，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二年闰二月，复置十道按察使。《旧纪》但书又置右御史台，不书按察使之罢，而亦书其复置。《新书·张廷珪传》：请复十道按察使，帝然纳之，因诏陆象先等分使十道，此时事也。至四年（716年）罢。《旧纪》：四年十二月，停十道采访使。《通鉴》：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繁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四年闰十二月，罢十道按察使。八年（720年），复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视州、县。《通鉴》在五月。十年（722年），又罢。《通典》同

《通鉴》在十二年五月。十七年（729年），复置十道京都两畿按察使。《通鉴》在五月。二十年（732年）曰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通鉴》在二十一年（733年），云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非官有迁免，则使无废更。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新书·地理志序》亦云事在二十一年。《旧书·张九龄传》，言其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九龄之相，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则此夺一字也。《新书·韩思复传》：子朝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李尚隐传》云：自开元二十二年置京畿采访处置等使，用中丞卢奂为之。尚隐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后，大夫王翊、崔浃、李涵、崔宁、卢杞乃为之。乃据朝宗、奂任职之时言之，非谓置使在二十二年也。《旧书·地理志》：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五十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京畿采访使理京师城内。都畿理东都城内。关内以京官遥领。河南理汴州。河东理蒲州。河北理魏州。陇右理鄯州。山南东道理襄州。西道理梁州。剑南理益州。淮南理扬州。江南东道理蓟州。西道理洪州。黔中理黔州。岭南理广州。五十者十五之倒误。蓟州当作苏州。此分山南、江南各为二道，就关内、河南析出京畿、都畿，又增置黔中也。天宝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758年），改曰观察处置使。”案《旧书·李峤传》：初置右御史台。峤上疏陈其得失，言“垂拱二年（686年），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别准格敕令察访者，又有三十余条。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后出都，十一月终奏事，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者一千已下。但准汉之六条，推而广之，则无不苞矣。无为多张科目，空费簿书。且机事之动，恒在四方。是故冠盖相望，邮驿继踵。今巡使既出，其他外州之事，悉当委之，则传驿大减矣。请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然后可以求其实效，课其成功”。则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为二十道，简择堪为使者。会有沮议者，竟不行。神龙已后所行，则峤之说也。委任郡县，而于其上设监察之司，持霜简以肃纪纲，而勿与郡县之事，于法究为最善。隋、唐之世，屡经改革，终不能不循此而行，宜矣。然天宝已还，边兵日重，至德而后，加之天下兵兴，卒复于魏、晋、南北朝刺史握兵之旧。

《新书·兵志》云：“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百官志》云：武德初，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盖汉刺史之任。七年（624年），改总管曰都督。总十州者为大都督；贞观二年（628年），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检校州事。其后都督加使持节则为将，诸将亦通以都督称。惟朔方犹称大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通鉴》：景云元年十月，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考异》曰：《统纪》：景云二年四月，以贺拔延秀为河西节度使，节度之名自此始。《会要》云，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始有节度之号。又云：范阳节度，自先天二年（713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大使。按讷先已为节度大使，则节度之名，不始于延嗣也。今从《太上皇实录》。案此以节度使之名号言之，论其职守，则初不始于此等也。说见第九节。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旧书·地理志》云：开元中置十节度，已见第四章第七节，其《职官志》云：天宝中置八节度，盖安西、北庭，天宝中尝合为一，而岭南则至德已前初无节度之名也。说见《廿二史考异》：《通典·州郡篇》称节度使十，《职官篇》云：开元中凡八节度，曰碛西，曰河西，曰陇右，曰朔方，曰河东，曰幽州，曰剑南，曰岭南。《考异》曰：“碛西即安西，而不别出北庭之名，《旧史》盖本于此。”又曰：“《唐六典》：凡天下节度使有八：一朔方，二河东，三幽州，四河西，五陇右，六剑南，七碛西，八岭南，盖并平卢、幽州为一，碛西、北庭为一也。”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通典》云：“分天下州县，制为诸道。每道置使，理于所部。其边方有寇戎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自景云二年四月，始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其后诸道因同此号。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旧书·职官志》：门下省符宝郎职，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及遣使于四方，则请而佩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新书·百官志》：元帅、都统、招讨使掌征伐，兵罢则省。都统总诸道兵马，不赐旌节。《旧书·职官志》云：“汉代奉使者皆持节，故刺史临郡皆持节。至魏、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后魏、北齐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隋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刺史之名存而职废，而于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使持节之名，至今不改，有名无实也。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大将为刺史者，兼治军旅。遂依天宝边将故事，加节度之号。连制数郡。奉辞之日，赐双旌双节。如后魏、北齐故事。名目虽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此节度专擅，实

魏、晋后刺史复起之征也。斯制也，历代承平之际，皆尽力欲除之。唐中叶后亦未尝不然，特力不能胜耳。《旧书·职官志》又云：“至德后，中原置节度，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治军事，刺史兼之。《通典》云：以采访使并领之。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初节使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不赐旌节。上元后，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地理志》云：“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下文列举诸使之名，凡四十七，不见防御制置之名。盖前世使名甚长，诸史为求省文，所举皆不全也。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当作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新书·百官志》云：“武后圣历元年（698年），以夏州都督领盐州防御使。及安禄山反，诸郡当贼冲者，皆置防御守捉使。乾元元年（758年），置团练守捉使、都团练守捉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二三。代宗即位，废防御使。惟山南西道如故。元载秉政，思结人心，刺史皆得兼团练守捉使。杨绾为相，罢团练守捉使。惟澧、朗、峡、兴、凤如故。建中后，行营亦置节度使、防御使、都团练使。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皆兼所治州刺史。”观察初不握兵，意亦在挽此危局。然“节度列衔，往往称某军节度某处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则观察但为节度兼衔，且节度无不兼本州刺史，则权尽归于一家，而守土之臣，几无复分其任者矣”。《十七史商榷》。此其所以终至尾大不掉欤？

使节既张，支郡遂为之隶属。《新书·百官志》云：“观察处置使，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凡奏请皆属于州。”则观察原不应夺刺史之职。然《旧书·文宗纪》大和二年（828年），南郊大赦节文云“刺史分忧，得以专达，事有违法，观察使然后奏闻”，则其于权限，实未能严守。节度兵权在握，自尤不待论矣。《新书·李吉甫传》：元和二年（807年），杜黄裳罢相，擢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连蹇外迁十余年，究知闾里疾苦，常病方镇强恣。至是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时尚无如藩镇何，特欲借刺史之才望以与之抗，使稍得自主而已。至淮西平，则中枢形势骤强，得行其志，乃由乌重胤还职刺史以为之唱。遂下支郡兵马并属刺史之诏。事见第八章第二节。《旧书·陆亘传》：“亘刺兖州，延英面奏：凡节度使握兵分屯属郡者，刺史不能制，遂为一郡之弊，宜有处分。因诏天下兵分屯属郡者隶于刺史。”疑即此事也。薛《史·职官志》：梁开平四年九月，诏曰：“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县同于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宜依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时议者曰：乌重胤以所管三州，各还刺史职分，是后虽幽、镇、魏三道，以河北旧风，自相传袭，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则梁氏之更张，正合其事矣。”然孔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观察使乃以唐制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诤之，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则可见宪宗、文宗之诏，能行之者实甚寡也。

外官之专横，率由其久握兵权，干涉民政而然。隋及唐初，皆有尚书行台。唐代又有元帅、副元帅、都统、副都统元帅、都统，皆以亲王为之，有名无实。副元帅、副都统则皆有实权。及招讨使等名目。然皆兵罢即撤，故不能为害。后来之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则不然矣。《旧书·职官志》叙次，先府、都督府、州、县，次以都护府，以其专设于边境，以掌诸蕃也。次乃及节度、都统、招讨、防御、团练等使，明其本为军官，后虽经久设立，寖与民政，实非本意也。《新书·百官志》首元帅，次都统，次节度，次观察，次团练，次防御，乃以府、都督府继之，又继之以都护，终乃及于州县，且总标之曰外官，混文武及常设、暂设之官为一，似欠条理。今文家五等之封，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古文家则为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盖皆按切时势以立言。今文家所言，盖周初之制，古文家所言，则东周后事矣。百里之国，滕、薛、邾、莒之伦。此等国为大国所灭，则以之置县。秦、汉时县大率方百里是也。历代县之疆域，虽时有赢缩，然其本则未变。此等国，在春秋时已无足重轻矣。五百里之国，鲁、卫、宋、郑是也。在春秋时尚足自立，入战国乃日益削弱，以至于亡。此其区域，在秦、汉时则为郡。汉有叛国而无叛郡，明大小若此者，亦无能为。其在春秋时则争霸，在战国时则并称王，争为帝，而终之以并吞者，则齐、晋、秦、楚是也。此等国之封域，即古书所言邦畿千里之制。封国无能若是其大者，亦无若是其大，而犹受封于人者。故言封建之制者，皆不之及。此等国不徒在春秋、战国之世，为兵争之原，即汉初之地，更倍于此等国，亦未足以戢吴、楚七国之心也。然则欲求一统，其道无他，只是防邦畿千里之国之再起而已矣。而魏、晋、南北朝之州郡，唐、五代之藩镇，则此等国之再起者也。此中国统一与分裂之键也。

闾里编制，隋、唐略同。《隋书·高祖纪》：开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通鉴》作“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通鉴》作“置里长一人”。《百官志》：“炀帝时，京都诸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旧书·职官志》：户部，“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食货志》云：“五家为保。”家盖误字。又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则辞异意同。又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太宗纪》：贞观九年三月，“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十五年十一月，“废乡长”。《通典》云：“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贞观九年（635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641年）省。”是其编制及名目皆同也。薛《史·张全义传》云：“全义为县啬夫，尝为令所辱，乾符末，黄巢起冤句，全义亡命入巢军。”唐时无啬夫之名，欧《史》仅云“少以田家子役于县”，薛《史》盖以古名相比附也。《隋书·李德林传》云：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时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令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开皇十年（590年），虞庆则等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上令废之。德林复奏“政令不一，深非帝王设法之义”。因此忤意外出。案古者地治之职，皆有听讼之权，岂必能皆得其平？然事属相沿，民习有严上之心，故犹可以相安，既废之矣，而又复之，则嚣然之声起矣。乡官之始，必由人民推择；其后或由官命，亦必采听民意；历年愈久，则民之愿者与官日益离，其桀黠者依附献媚之术愈工，且或有以胁其众，使不敢诽己，其人乃去民日远。自左雄已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三节。而可畀以听讼之权乎？既明知其不便矣，又岂可以护前而惮改作？德林之初议是，而其再奏则非矣。因此忤旨，不得咎文帝之听荧也。炀帝令省除里司，盖以京都为贵势豪猾所萃，什伍之长，势不足相检制，与魏甄琛请取武官领里尉之意同，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三节。非所语于外州县也。《新书·韩滉传》：滉为两浙观察使，里胥有罪，辄杀无贷。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贼有负，聚其类以反。此辈皆乡县豪黠，不如杀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为恶。”足见正长中桀黠者之多。然滉残酷而好要功，徒以便于己私，而残民以逞，其心更可诛矣。薛《史·胡饶传》：饶与唐明宗部将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领常山，奏饶为真定少尹。平棘令张鹏者，献策，请建立于境内，每县所管乡，置乡直一人，令月书县令出入行止。饶乃导而荐焉。建立行之弥年，辞讼蜂起，四郡大

扰。此等教猱升木之举，其必无以善其后也审矣。《通典》：“天宝七载（748年），诏三十里置一驿，元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驿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后，民贫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此则本非可责之于民。虽承平之世，民力亦不能堪，而况于丧乱之后邪？

官品：隋分为九，各有正从；自四品以下，复分为上下阶，凡三十阶；谓之流内。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无一品及正四五品。又有流外勋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视二品、视三品、视四品、视五品、视六品、视七品、视八品、视九品；皆无上下阶。炀帝三年（607年），定令，除上下阶。唐自四品已下复有之。又有视流内，起正五品至从九品。流外、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如隋之旧。

隋高祖又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勋劳，是为勋官。又有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六品已下，又有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凡十六等，为散号将军，以加泛授。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上柱国已下为散实官，军为散号官。开皇六年（586年），吏部又别置朝议、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奉、儒林、文林八郎，武骑、屯骑、骁骑、游骑、飞骑、旅骑、云骑、羽骑八尉。其品则正六品已下，从九品以上。上阶为郎，下阶为尉。案“汉制，光禄大夫、太中大夫、郎、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数千人；特进、奉朝请，亦皆无职守，优游禄秩；则官之有散，自汉有之。然当时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则置之散，盖以储才待须，与职事均其劳佚”。其“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则实自隋始也。《文献通考》引岳珂《愧郯录》说。炀帝于旧都督已上至上柱国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皆罢之，并省朝议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禄、从品。左右光禄、左正二品，右从二品。金紫、正三品。银青光禄、从三品。正议、正四品。通议、从四品。朝请、正五品。朝散、从五品。九大夫，建节、正六品。奋武、从六品。宣惠、正七品。绥德、从七品。怀仁、正八品。守义、从八品。奉诚、正九品。立信、从九品。八尉，以为散职。其制似较高祖为简易。然及唐世，复有勋官，凡十二转。见《新书·百官志·司勋职》。文散官二十九等，见《吏部》。武散官四十五等。见《兵部》。玄宗平内难，赐卫士葛福顺等为唐元功臣。代宗以射生军清难，有宝应之称。德宗以泾军扇逆，有定难之号。其后随事而赐，亦无定名。《通考》。僖、昭频年播迁，功臣差多。至后梁、后唐，则遍及戎卒矣。《通鉴》贞元七年（791年）《注》引宋白说。勋散官之名，皆古之高官。在隋世，盖犹不失其贵，至唐，则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杜佑《裁官议》云：“柱国后魏末置，并是当时宿德，勋成业崇，皆主重兵，宠贵第一。周、隋以后，除授至多。暨乎国家，回作勋级，惟得三十顷地耳。”又云：“后周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则总管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并以为散官。炀帝改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大唐武德七年（624年），改上大都督为骁骑尉，大都督为飞骑尉，帅都督为云骑尉，都督为武骑尉；则都督之名微矣。”《通鉴》：兴元元年（784年），陆贽奏：“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惟系职事一官。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注》：“资荫，谓随资品得荫其子若孙及曾孙也。”文散官自四品已下，皆番上于吏部；武散官则番上于兵部；勋官亦番上于兵部及外州；殊为困辱。见《新书·百官志》吏兵部及司勋。《旧书·职官志》云：“旧例，开府及特进，虽不执事，皆给俸禄，与朝会，行立在于本品之次。光禄大夫已下，朝散大夫已上，衣服依本品，无禄俸，不与朝会。朝议郎已下，黄衣执笏，于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亲驱使，甚为猥贱。每当上之

时，至有为主事、令史守局钥、执鞭帽者。两番已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又云：“永徽已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案是时征役，又多取勋官，见第九节引刘仁轨奏。无实利而徒有虚名，未有能使人重之者也。此徒恃虚名者之所以终穷也。

官禄：《隋书·百官志》云：“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为差，至正四品，是为三百石。从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为差，至正六品，是为百石。从六品九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从八品，是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其给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县令，则计户而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百石。大县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六十石。其禄惟及刺史二佐及郡守、县令。”其职分田：《通典》云：“京官一品者给田五顷，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案自一品至五品，似每品亦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唐制：《通典》云：“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钱六千八百。从一品米六百石。从品不言钱数，盖皆同正？正二品米五百石，钱六千。从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钱五千一百。从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钱四千二百。从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钱三千六百。从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钱二千四百。从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钱二千一百。从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钱一千六百。从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钱一千三百。从九品米五十二石。《新书·食货志》不载钱数。外官各降一等。一品以五十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为一等。其干力及防、庶仆并别给。内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并给职田。京官诸司及郡县，又给公廨田。并有差。”职分田之数，自十二顷至一顷，见《新书·食货志》。永徽中月俸、食料、杂用之数，见于《新书·食货志》。《通典》云：“防 庶仆，旧制季分、月俸、食料、杂用，即有分诸官应月给。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谓之俸料。一品月俸六千，食料千八百，杂用千二百，防 十五千，通计二十四千。二品、三品，月俸五千，食料千一百，杂用九百，防十千，通计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杂用七百，防 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计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杂用六百，防 五千，通计九千三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杂用四百，庶仆二千五百，通计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杂用三百五十，庶仆千六百，通计四千五十。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食料三百，杂用三百，庶仆六百，通计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庶仆四百，通计千九百。”此承平时之制也。虽时有增减，大致不甚相远。李吉甫谓“国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职田、租米，大抵不过千石”，盖辜较言之也。开元以后，置使渐众，各给杂钱，数乃甚巨。《新书·食货志》曰：“宰相杨国忠，身兼数官，堂封外月给钱百万。幽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给，亦不下百万。”兵兴而后，权臣外官，乘机攘窃，尤有不可言者。《新书·食货志》又云：“兵兴，权臣增领诸使，月给厚俸，比开元制禄数倍。”又云：“代宗时，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至十万。”《裴冕传》云：“领使既众，吏白俸簿月二千缗。”杨绾、常衮，始加厘正，《新书·食货志》云：“杨绾、常衮为相，增京官正员官及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以下料钱。”《通鉴》事系大历十二年（777年），云：“元载以仕进者多乐

京师，恶其逼已，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衮奏京官俸太薄。诏加京官俸岁十五万六千余缗。自兵兴以来，州县官俸给不一，重以元载、王缙，随情徇私，刺史月给，或至千缗，或数十缗。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裒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案兵兴已后，旧法毁坏，新法不立，有权者乘机攘窃，政府无如之何；又财政穷蹙，坐视京官之困窘而无以救之；此亦事势使然，尽以归咎于元载，亦溢恶之辞也。是年所加京官之俸，见《通鉴注》引《唐会要》。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请自三师以下，悉倍其俸，从之，亦见《通鉴》。史言其法制粗立，然《通考》载大中六年（852年）中书门下奏：“应诸州刺史，既欲责其洁己，须令俸禄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级无制，致使俸薄处无人愿去，禄厚处终日争先。”又《新书·食货志》以会昌后百官俸钱，不复增减，特著其数，今核之，则最多者三师，钱二百万，最少者十六卫、六军、十率府执戟、长上、左右中郎将，钱二千八百五十而已。则其所谓均者又安在邪？然此特官吏受其弊而已，其因官俸而厉民，则又有不止于此者。

历代官俸之厉民，病在国家无充足之经费，于是或分之以田亩，或假之以事力，甚至畀以资财，使为出举、兴生之事焉。官吏出举、兴生之弊，已见第十七章第四节。职分田及公廨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谷。”《通典·职官典》十七。然其诛求，实较民间之田主为尤甚。观第十七章第二节所引元结所言道州之情形可知。役民之事，名目尤繁。曰防，曰庶仆，曰邑士，曰仗身，曰亲事，曰帐内，曰白直，曰执衣，曰事力，曰守当，曰厅子。甚有如门夫者，乃州县无防人者，籍十八已上中男及残疾，以守城门及仓库门，番上不至者，闲月督课，为钱百七十，忙月二百，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亦以给州县官焉。皆见《新书·食货志》及《通典·职官典》十七。或役其身，或收其课，又有既收其课，旋复加以签差者。以大体言之，收其课较之

役其身者，民少得宽，如《新书·食货志》言：“天宝初，天下白直岁役丁十万，有诏罢之，计数加税以供用，人皆以为便”是也。薛《史·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三月，壬申，诏曰：“诸州府先差散从亲事官等，前朝创置，盖出权宜，苟便一时，本非旧贯。近者遍询群议，兼采封章，且言前件抽差，于理不甚允当。一则碍州县之色役，一则妨春夏之耕耘。贫乏者困于供须，豪富者幸于影庇。既为烦扰，须至改更。况当东作之时，宜罢不急之务。其诸州所差散从亲事官等，并宜放散。”诏下，公私便之。然又云：是月，“辛卯，诏诸道节度副使、行军司马、两京少尹、留守判官，并许差定当直人力，不得过十五人。诸府少尹、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副使不得过十人。节度推官、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不得过七人。逐处系帐收管。此外如敢额外影占人户，其本官当行朝典。先是汉隐帝时，有人上言：州府从事、令录，皆请料钱，自合雇人驱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户。秉政者然之。乃下诏州府从事令录本处先差职役，并放归农。自是官吏有独行趋府县者。帝颇知之，故有是命。”自壬申至辛卯，不过二十日耳。官吏果有独行趋府县者乎？即日有之，其上闻又何其速也？又《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七月，“三司使奏州县令录佐官，请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县三千户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户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户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户月出钱五百，并以管内中等户充。录事参军判司俸钱，视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给之。其俸户与免县司差役，从之”。《通考》记此事云：“俸户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当直及赴衙参。”此亦收其课而免其役也。然《周世宗纪》，又载显德五年十二月，“诏重定诸道州府幕职、令录、佐官料钱，其州县官俸户宜停”。《通鉴》载是事云：“诏凡诸色课户及俸户，并勒归州县。”《通考》载中书奏云：“其内外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并停。如今后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则其名目尤多，而民反以获充此等色役为幸，

则周太祖诏所谓豪富幸于影庇者也。《通鉴注》云：“唐初，诸司置公廨本钱，以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其后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此所谓课户也。唐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此所谓俸户也。”案罢公廨本钱置胥士，事在贞观十二年（638年），敛一岁税主以高户，事在高宗时；皆见《新书·食货志》及《通典》。此二者盖最普遍。余如庄户、柴炭纸笔户等，则随时随地，巧立名目，事较琐细，故作史者略而不书耳。然亦可见此等名目遗佚者之多矣。而去来之际，则有送迎。《旧书·郝处俊传》：“年十岁余，父卒于滁州，故吏赙送甚厚，仅满千余匹，悉辞不受。”《杜暹传》：“补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赠之，暹惟受一百。”当时纸价贵，万张之赠，亦不薄矣。薛《史·张万进传》：“所至不治。洎至泾原，凶恣弥甚。卒，假殡于精舍之下，至 车东还，凡数月之间，郡民数万，无一馈奠者。”可见以有馈奠为常也。居官之时，又有相沿之供奉及临时之乞取，并有巧取豪夺，遂袭为故常者。历代地方政费，相沿皆出自当地，故向来所谓陋规者，溯其原，实不可谓之非法，其说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矣。然因之而多取或且虐取之者亦甚多。《新书·列女传·李畲母》：“畲为监察御史，得廪米，量之三斛而赢。问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问车庸有几？曰：御史不偿也。母怒，敕归余米，偿其庸。因切责畲。畲乃劾仓官自言状。诸御史闻之有惭色。”此可谓其细已甚。然《钱徽传》：“贬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钱百万，刺史以给宴饮赠饷。徽曰：此农耕之备，可他用哉？命代贫民租入。”《循吏·韦宙传》：“出为永州刺史。州方灾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余万钱，为市粮饷。”则为数颇巨矣。以其相沿已久，故民于取之者不以为贪，偶有不取者，则群誉为廉，若其视少府所入为人君私藏，偶出之以佐大农，遂群称其盛德焉。《旧书·长孙顺德传》：“拜泽州刺史。先是长吏多受百姓馈饷，顺德纠擿，一无所容，称为良牧。”薛《史·安重霸传》：“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间，令长设酒食私丐于部民者，俗谓之捣蒜。重霸之镇亦为之。秦人目为捣蒜老。”《史弘肇传》：“所领睢阳属府公利，委亲吏杨亿就府检校，贪利凶横，负势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风展敬，聚敛刻剥，无所不至。月率万缗以输弘肇。一境之内，疾之如仇。”此等皆事未经久，故为上所禁，为下所疾，为俗所讥。若其习而安焉，则亦江州之牛田，永州之什用也。《旧书·赵涓传》：“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至郡，准例得厅吏一人。每月请纸笔钱。前后五年，计钱一千贯。南史以官闲冗放吏归，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刺史姚骥劾以为臧。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刑部员外裴澥、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澥奏“事非巨蠹”，不须三司并行，请独往。德宗忻然，命改敕。德宗性严，然从澥如转圜者，由其本谓“此事亦未为甚”也。《宣宗纪》：大中五年九月，“敕条疏，刺史交代，须一一交割公事与知州官，方得离任。准会昌元年（841年）敕，刺史只禁科率由抑配人户。至于使州公廨及杂利润，天下州府，皆有规制，不敢违越。缘未有明敕处分，多被无良人吏致使恐吓，或致言讼起。今后应刺史下担什物及除替后资送钱物，但不率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县旧例色目支给。如无公廨，不在资送之限，若辄有率配，以入己臧论”。此诏令明许相沿之陋规不为违法者也。“科率由”，当作“科率所由”，盖夺字。非法之求取如是，而于应给之禄，则国家困穷之际，又往往不能给之。然其所苦者，又不过无拳无勇之人，若乃工于攘窃者，又未尝不反以为幸也。亦足唏矣。唐自至德而后，屡减百官俸料，略见《新书·食货志》。其甚者，代宗永泰元年十月，“诏税百官钱市绢以赏回纥”。闰十月，“百寮上表，以军兴急于粮饷，请纳职田以助费，从之”。盖旬月之间，而夺其禄者再焉，事见《旧书·代宗纪》。《通鉴》：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以用度稍充，初给百官全俸”。《注》云：“唐自广明丧乱已来，百官俸料，额存而已，至是复全给。”然薛《史·唐庄宗纪》，又载同光四年二月，宰臣豆卢革上言“请支州县实俸”，则开平三年（909年）所

给，实仅指内官也。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杨亿疏言：“唐制，内外官俸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俸钱，并减其半，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郡官于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俸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一二。曾 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言吏能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俸，著于策书。窃见今之束发登朝，陈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寮之师长，位莫崇焉，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云云。顾亭林《日知录·隋以后刺史》条引之，以为“今代所循，大抵宋之余弊”。然宋又未尝不承唐之余弊矣。仲长统论汉吏禄之薄，谓由秦刻之以丰军用，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三节。更观杨亿之言，则知兵争之际，未有不厚于兵而薄于吏者，且未有不久而不复者也。然承其弊者果吏乎？《旧书·陆亘传》：为浙东观察使。“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堧，常陷寇境，集官吏廪禄之半，以代常赋。因循相踵，吏反为幸。亘按举臧罪，表请郡守以降，增给其俸，人皆赖之。”刻吏禄而吏以为幸，增吏禄而民皆赖之，其故不可深长思也哉？

第五节 选 举（上）

用人首重才德，才德必征诸行实，行实必考诸乡间，此汉以前选举之法所由立也。汉末，人士播迁，考详无地，于是九品中正之制兴焉。其法既极弊而不可挽救，而乡举里选之制又卒不可复，而科目兴矣。

《通典·选举典》云：“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隋开皇中方罢。”历代制中。

其《职官典》云：“隋有州都，大唐无。”总论州佐。又云：“中正，隋初有，后罢，而有州都，大唐并无此官。”总论郡佐。然《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云：“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则初亦尝设其职。然死灰不可复然，后盖旋废，故《通典》不之及矣。

《新书·选举志》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此文颇伤凌乱。《十七史商榷》云：“虽大要有三，其实惟二：以地言，学馆、州县异；以人言，生徒、乡贡异；然皆是科目，皆是岁举常选，与制举非常相对。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就其以言扬者，则有此三种耳。科之目十有二，盖特备言之。其实：若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若俊士，与进士实同名异。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若律、书、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各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王定保《摭言》卷一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节文，及《两监篇》载会昌五年正月敕文，《谒先师篇》载开元五年九月诏文，皆专举明经、进士二科。又如裴庭裕《东观奏记》卷十一条云：“京兆府进士、明经解送，设殊、次、平等三级，以甄别行实。韦澳为京兆尹，至解送日，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重明经、进士是也。”愚案《旧书·职官志》礼部职云：“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其有博综兼学，须加甄奖，不得限以常科。”《通典·选举典》亦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虽所言不如《新志》之备，然实能分别轻重，提挈纲领。《新志》备列其名，而于其常行与否，不加分别；亦不别其轻重；未免失之汗漫矣。《十七史商榷》又云：“生徒与乡贡，十二科皆有之。生徒是学、馆中人。馆惟京师有之，学则州县皆有。肄业其中者，州县试之送尚书省。乡贡则庶人之俊异者，平日不在学中，径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试之而送省。玩下文所述，其制自明。”案此制之大异于前代者？前代选举之权，操之郡县，士有可举之材，而郡县不之及，士固无如之何，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夫苟怀牒自列，州县即不得不试之；试之，即不得不于其中举出若干人。是就一人言之，怀才者不必获信，而合凡自列者而言之，则终必有若干人获举；而为州县所私而不能应试者，州县亦无从私之；是遏选举者之徇私，而俾怀才者克自致也。此选法之一大变也。又前世选举，首重才德，而学犹次之。汉世四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者德，曰“才任三辅令”者才，曰“经中博士”，曰“文中御史”，则皆学也。学可以言扬，而才与德皆不能。才德既无术核实，而徒以虚文重之，其极，则徒举学之较可核实者而亦豁免之耳。科目兴而此弊除矣。此选法之又一大变也。

乡贡、学校，二者实互为盛衰。《新志》云：“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天宝十二载（753年），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然及十四载（755年），即“复乡贡”矣。盖学校有名无实；而不论其为由乡贡，由学校，凡应举者皆意在得官，欲得官必求速化，骛声华、事奔竞之术正多，何必坐学？此则学校之所以日衰，乡贡之所以日盛。至明世，法虽束缚之一出于学，究亦学校其名，乡贡其实也。其机则唐代肇之矣。

举试之法。《新志》述之云：凡学六：国子、太、四门、律、书、算；又都督府、州、县皆有学；门下省有弘文馆；东宫有崇文馆；每岁仲冬，州、县、馆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至省，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通典》云：“武德著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贞观以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又云：“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又云：“旧令诸郡虽有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礼部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贞元十六年（800年），中书舍人高郢奏罢，议者是之。新、旧《书》《郢传》皆不载其事，而《齐抗传》则皆云抗所奏罢。元和十三年（818年），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复。大和三年（829年），高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六年（832年），侍郎贾 又奏复之。初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事在二十五年（737年），见《旧书·钱徽传》所载长庆元年（821年）敕。《通典》同，云事为礼部侍郎姚奕所奏。其后中废。钱徽所举送，覆试多不中选，由是贬官，而举人杂文，复送中书、门下。钱徽事在长庆元年（821年），见第八章第五节。《新志》承庚承宣奏复别头而云是岁，误。抑岂承宣奏复别头，实在元和十五年（820年），而《志》误作十三年（818年）邪？长庆三年（823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礼部已放榜，而中书、门下始详覆，今请先详覆而后放榜。议者以起虽避嫌，然失贡职矣。起，播弟，事见《旧书·播传》。大和八年（834年），宰相王涯以为礼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书，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试杂文、乡贯、三代名讳送中书门下。以上皆据《新志》。武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通典》云：“殿前试人自此始。”《通考》云：此“于

殿陛之间，行员外郎之事”，非如后世“于省试之，外复有殿试”也。两都试人，《新志》云始于广德二年（763年）。时贾至为侍郎，以岁方艰歉故。亦见《旧书·文苑》至本传。案《通考》载唐《登科记总目》，至德二载（757年），进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东七人，则分试之地，尚不止两都，盖丧乱时之权制也。观《通典》所载赵匡论举选之弊，见下节。则以此为患者，又不独艰歉之岁矣。

南北朝至隋、唐，皆偏尚文辞，其时取士，率以是为标准，虽最高之秀才科亦然焉。参看《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新志》云：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粗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通典》云：“案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自武德已来，明经惟有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又云：“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始停秀才科。”《通考》引唐《登科记总目》同。《旧书·职官志》礼部亦云：秀才试方略策五条。又云：“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通典》则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士族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注》云：“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复有此举。《通考》引《登科记总目》不载。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愿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来，无及第者。至天宝初，礼部侍郎韦涉，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其常年举送者并停。”案《新书·韩思复传》云：思复举秀才高第。思复卒于开元初，年七十四，其生，早亦当在贞观末。又《徐坚传》云：十四而孤，及壮，宽厚长者，举秀才及第。坚卒于玄宗东封后，年七十余，东封在开元十三年（725年），上距永徽元年（650年），已七十六年矣。秀才果绝于贞观，停于永徽，二人安能及第？《旧书·刘祥道传》：祥道于显庆二年（657年）上疏，言“国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举”。《职官志》论唐出身入仕者，亦云：“其秀才，有唐已来无其人。”使以其言为实，则自武德已来，即当无此科，而《通考》引唐《登科记总目》，永徽以前，秀才固岁有其人，何也？然则永徽之停，殆亦如韦陟之奏，特停其常年举送者；贞观后之废绝，亦不过如此；其有才实拔出，或州长不惮见坐者，亦未必遂无举送也。《通典》三十年来无及第者一语，似自天宝元年（742年）上溯至开元元年（713年）言之。果尔，则开元之有此举，亦必非始二十四年（736年），特二十四年已后、乃有常年举送者耳。《隋书·文学传赞》，言“隋世秀异之贡，不过十数，而杜正玄昆季三人与焉”。亦见新、旧《书·杜正伦传》。《新书·任敬臣传》：年十六，刺史崔枢欲举秀才，自以学未广，遁去。敬臣后为秘书郎，为监虞世南所赏，崔枢之欲举，或亦在贞观之初。又《张昌龄传》：州欲举秀才，以科久废固让；昌龄亦贞观时人。此亦久废特言其稀，非谓绝无之证。然则唐世所谓废绝，亦不过如隋世之举者甚稀耳。秀才无杂文之限，而论科第者犹以为最贵，似乎不重文辞，实则事适相反。《隋书·杜正玄传》言：杨索负才傲物，正言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言，至，即令作赋。正言援笔立成，素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此正以其文辞赏之。隋世举秀才，见于《隋书》及新、旧《书》者：尚有侯白、《隋书》附《陆爽传》。崔儦、王贞、皆见《隋书·文学传》。窦威、《旧书》本传。许敬宗，《新书》本传。其岑文本、薛收，则辞不应命。皆见《新书》本传。侯白行类俳优，崔儦性近清狂，王贞但工书翰，亦皆文士之流。又《隋书》所载，见举在陈世者有许善心，在齐世者有李德林。《德林传》云：杨遵彦命制《让尚书令表》，援笔立成，不加治点。因相赏异。以示吏部郎中陆卬，卬云已大见其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新书·张昌龄传》，言其固让秀才，更举进士。与

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黜。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后昌龄以翠微宫成献颂获进。然则爰自齐世，至于唐初，重秀才者，皆以其能为杂文，杨素之赏杜正玄，初非特异之见，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已后主司之不欲收奖，乃正以其不如进士之浮靡而薄之耳。然则加杂文后之进士，正乃前此之秀才也。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典》历代制中，《旧书·杨纂传》：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志》云：“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又云：“永隆二年（681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钞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此所言者皆不具。《旧书·薛登传》：登言炀帝置进士等科，后生之徒，缉缀小文，名之策学；杨绾亦言：“炀帝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皆可见进士初仅试策。《通典》云：“明经、进士，初止试策。贞观八年（634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新志》云：“上元二年（675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永隆二年（681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长寿二年（693年），太后自制《臣轨》两篇，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神龙二年二月，制贡举人停《臣轨》，依旧习《老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诏天下每岁贡士，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老子》。《新志》同。又云：“诏天下家藏其书。”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经每经帖十，取通五以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其进士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天宝元年（742年），明经停《老子》，加习《尔雅》。又云：“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注》云：“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又云：“经策全通为甲第，通四以上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经文不通四，或帖经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为不第。”此天宝已前明经、进士两科试法也。《新志》仅据最后之制言之，而二科之加帖经，不在永隆二年（681年），又因是年之加杂文而误并为一焉。观《通典》帖既通而后试文赋之说，则知初所试者并无诗，而赋亦不该于文之内。《新志》云：“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781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834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然钱徽一案，内出《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题以重试进士，则诗赋之复，初不待大和八年（834年）矣。薛《史·李怿传》：后唐明宗天成时，常侍张文宝知贡举，中书奏落进士数人，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下礼部为举人格样，则其制至五代未改。《周太祖纪》：广顺三年正月，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诸科举人，欲等第各加场数，进士除诗、赋外别试杂文一场”，从之。盖至是始复有所加？观此，亦可知诗、赋并不该于杂文之内。赵匡《举选议》，请“进士杂文，试笺、表、论、议、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可见同为鞶帨之饰，时人视之，仍有有用无用之别。然则刘思立请加杂文时，亦当并无诗赋，而赵匡之议，亦或正欲复杂文初兴时之旧也。

进士科当唐之晚节，为世所共患，《新志》。其弊在于尚文。然尚文之弊，初非进士科所独，而进士实乃为尚文之风气所累。何也？案《隋书·李谔传》，载谔上书论文体之弊曰：“开皇四年（58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文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臣既忝宪司，谔时为治书侍御史。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传》云：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乡风，深革其弊。《旧书·薛登传》：登于天授中上疏论选举，亦谓“文帝纳李谔之策，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通典》载沈既济之议云：“显庆已来，高宗不康，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观此诸家之言，似乎隋炀帝、武则天、唐玄宗三人，于败坏风气，皆与有责。实则崇尚浮华之风已深，非隋文一时设施所能变，唐起关中，初较东方为鄙朴，及高宗已后，乃亦与之俱化耳。当时于举吏亦欲以策校之，《旧书·刘迺传》：天宝中，致书于知铨舍人宋昱曰：“判者以狭辞短韵，语有定规为体，亦犹以一小冶，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若引文公、尼父，登于铨廷，虽图书、易象之大训，以判体挫之，曾不及徐、庾。”《薛珏传》：德宗时，诏天下举可任刺史县令者，有诏令与群臣询考。宰相将以辞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于制科亦试以诗赋，见下。皆尚文之弊所发，与进士设科之意何涉？进士浮薄

之举，藉藉人口者诚多，则以此科为世所重，奔竞者多趋其途，而其事之传者亦独多耳。法制似刚，而实脆薄，风俗似柔，而实坚韧。其蚀法制，如水啮堤，名虽具存，实必潜变，而并其名而不克保者，又不知凡几也。进士之浮华，亦与诗赋、杂文无涉。薛《史·冯道传》云：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邪？”赞大愧焉。欧《史·刘岳传》云：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耳。”《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大怒，徙岳秘书监。岳时为吏部侍郎。《困学纪闻》云：“《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命僚佐杜嗣先放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谓此也。”《宋史·艺文志》亦云：“《兔园策府》，三十卷，杜嗣先撰。”而晁公武《读书志》云：“《兔园册》十卷，唐虞世南撰。”题名之异，盖由纂集本非一人，无足为怪，独其卷数不同耳。晁氏又云：“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故有遗《兔园册》之诮。”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合观诸文，知士夫之尚此书，初盖以供对策之用，然后所重者，惟在其俪语而不在其训注，盖有录其辞而删其注者？故卷帙止三之一，若写作巾厢本，则并可藏之襟袖之间矣。村童无意科名，本无须乎诵此，然俚儒何知，但见名公贵人讽之，则亦以之教学童矣。吾幼时，尚见塾师以《故事琼林》《龙文鞭影》教学童者，其书皆为俪句，下注故实，其体盖与《兔园册府》正同？则不惟因而用之，并有创意为之者矣。何古今之相类邪？则以僻陋之区，风尚之变迁恒缓也。《文场秀句》，观其名可知其体，其鄙陋，自必更甚于割裂之《兔园册》，故冯道又转以之诮任赞焉。赵匡《举选议》曰：“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于此。”此正《兔园册》等之所以见尚。然讽其辞而遗其注，其足与于钞略之事乎？对策者之所为如此，于诗赋、杂文，又何尤焉？此等人之文采，亦可知矣。抑诚有文采者，其文采亦未必足尚。《旧书·张荐传》云：祖，聪警绝伦，书无不览。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如 者，应足以挫文公、尼父，而无藉于挦撦《兔园册》《文场秀句》矣。然吾未知其视近世之尤侗、何栻何如也。《柳宗元传》云：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者，必为名士。宗元之文，岂为进士者所能知？毋亦徒以声气相标榜邪？

明经之科亦起隋。《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初，北海贼帅綦公顺，率其徒三万攻郡城。明经刘兰成纠合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注》云：“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因称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则明经科起于隋也。”案《旧书·韦云起传》云：隋开皇中明经举。《孔颖达传》云：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天宝前试法，已见前。《新志》云：“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其所言亦不具。贞元二年（786年），诏明经习律，以代《尔雅》。元和时，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五经取通五，明经通六。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皆见《新志》。盖是科为时所轻，故应者流品较杂也。《通鉴》：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王凝母，崔彦昭之从母，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彦昭怒，遂为深仇。及彦昭为相，其母谓侍婢曰：“为我多作袜履。王侍郎母子，必将窜逐，凝时为兵部侍郎。吾当与妹偕行。”彦昭拜且泣，谢曰：“必不敢。”由是获免。明经之为人所轻如此。李珏甫冠，举明经，李绛见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经碌碌，非子所宜。”乃更举进士，宜矣。张知謇兄弟五人，皆明经高第，恶请谒求进士。每敕子孙：经不明不得举。盖家本幽州，虽徙岐，尚沿河北旧风，较朴实也。珏、知謇事皆见《新书》本传。

明经之见轻，昔人皆谓由其所试惟资记诵。《通典》云：“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注》云：“后举人积多，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旧书·良吏·杨玚传》：开元十六年（728年），迁国子祭酒。奏曰：“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年头、月日，《新书》作年头、月尾。《日知录》曰：帖试之法，用纸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今改曰年头、月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此所谓帖括也。《旧书·杨绾传》：绾言“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缴幸”。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通典》又云：“天宝十一载（752年），礼部侍郎杨浚始开为三行。”《注》云：“不得帖断绝疑似之言也。”《通考》：马贵与曰：“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曰：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者，则只云对未审。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案《考》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自今一依诸科举人，许令再应。”盖以其区区记诵，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其言似矣。然业进士者之诵《册府》及《秀句》，亦何以异于业明经者之诵帖括邪？此则仍是尚文之风气为之耳。

明法：《新志》云：“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通典》云：“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注》云：“律七条，令三条。”又云：“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自七以下为不第。”《新志》辞亦不具。

书学：《新志》云：“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通典》云：“试《说文》《字林》凡十帖，《注》云：“《说文》六帖，《字林》十帖。”口试无常限，皆通者为第。”

《新志》云：“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其辞似有衍错。《通典》云：“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缀术》《缉古》帖各有差，《注》云：《九章》三帖，《五经》等七部各一帖，《缀术》六帖，《缉古》四帖。兼试问大义，皆通者为第。”

《旧书·职官志》云：“旧无五经学科。自贞元五年一月，敕特置三礼、《开元礼》科。长庆二年二月，始置三传、三史科。后又置五经博士，检年月未获也。”《通典·选举典》云：“贞元二年六月，敕自今已后，其诸色举选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一人同一经例。《新志》云：贞元二年（786年），“诏习《开元礼》者举同一经例”。辞不完具。选人不限选数许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试官能通者，亦依正员例处分。《新志》云：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例，辞亦不确。五年五月，敕自今以后，诸色人中有习三礼，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选例。吏部考试，白身依贡举例。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所试大义，仍委主司于朝官、学官中拣择精通经术三五人闻奏，主司与同试问。义、策全通者为上等，特加超奖。大义每经通二十五条以上，策通两道以上为次第，依资与官。如先是员外、试官者，听依正员例。其诸学生愿习三礼及《开元礼》者并听。仍永为常式。九年五月，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以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其选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则三礼始贞元五年（789年），《开元礼》实始二年（786年）也。《十七史商榷》云：李涪以《开元礼》及第，见《北梦琐言》第九卷。其三传、三史，《新志》谓始长庆三年（823年）。云：是年，“谏议大夫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都废，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传科。又云：“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穀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此数科，皆因当时治此学者少而设，寓有奖劝之意。然石晋天福五年（940年），礼部侍郎张允奏罢明经之辞曰：“窃窥前代，未设诸科，始以明经，俾升高第。”其时明经所试，“悉苞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薛《史·选举志》。则设科实未免 矣。

道举：《新志》云：“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天宝十二载（753年），道举停《老子》，加《周易》。”《通典》云：“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始于京师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生徒有差，谓之道举。举送、课试之法，与明经同。”《通鉴》则云：“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三说互有异同，未知孰是。疑二十五年（737年）仅立博士，至二十九年（741年），乃大备馆、学之制也。《新志》崇玄学之名恐非是，当如《通典》作馆。不言州学，亦漏也。

《新志》云：“凡童子科，十岁已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与官，通七者与出身。”案《旧书·王丘传》：年十一，童子举擢第，时类皆以诵经为课，丘独以属文见擢，由是知名；则能属文者，亦不限于讽诵也。《杨绾传》：绾奏孝弟力田，宜有实状；童子越众，不在常科；同之岁贡，恐长侥幸之路。诏停之。《通考》：广德二年（764年），停童子岁贡，谓是也。《通考》又云：“大历三年（768年），又复之。仍每岁令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试讫奏闻。十年（775年），再停之。开成三年（838年），敕诸道应荐万言及童子，起今以后，不得更有闻荐。”《注》云：“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又云：“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礼部贡院奏：今后童子，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考试，经解送省，任称乡贡童子。长吏不得表荐。若无本处解送，本司不在考试之限。

天成三年（928年），敕近年诸道解送童子，皆越常规，或年齿渐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此后应州府不考艺能，滥发文解，其逐处判官责罚。仍下贡院，将解到童子，精加考校。须是年颜不高，念书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长兴元年（930年），敕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过十人。仍所念书并须是正经，不得以诸子书虚成卷数。及第后十一选集，初任未得授亲民官。广顺三年（953年），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童子元念书二十四道，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从之。”合观诸敕，而知当时童子一科，徼幸之习深矣。

《新书·艺文志》丁部别集类，有郁浑《百篇集》一卷。《注》云：“浑尝应百篇举，寿州刺史李绅命百题试之。”案《通考》载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上出杂题二十字，曰“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赋五篇，篇八句。逮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仍诏有司：“今后应百篇举，约此题为式。”《注》云：“谓一日作诗百篇，不设此科，求应者即试之。”唐时疑亦如此，但如郁浑者，乃求试于州耳。晋天福五年（940年），与明经并停，见下。然则五代时亦成常举也。

武举，《新志》叙于卷末，云起武后时。“长安二年（702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毋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旧书·职官志》：兵部，“员外郎一人，掌贡举及杂请之事。凡贡举，每岁孟春，亦与计偕。有二科：一曰平射，二曰武举”。《通典》云：“长安二年（702年），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其课试之制：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名曰长垛。又穿土为埒，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名曰马射。又断木为人，载方版于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马枪。皆以儇好不失者为上。兼有步射、穿札、翘关、负重、身材、言语之选。通得五上者为第。其余复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又制为土木马，于里闾间教人习射。”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通考》云：“《选举志》言唐武举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详书，然郭子仪自武举异等中出，岂可概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记》所载异科出身者众，独轶武举，亦一欠事。”案《旧书·子仪传》：“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高等，《新传》作异等。然亦常选也。沈既济尝欲停之，曰：“武后置武举，恐人忘战。今内外邦畿，皆有师旅，偏裨将校，所在至多，诚宜设法减除，岂复张门诱入？况若此辈，又非骁雄。徒称武官，不足守御；虽习弓矢，不堪战斗；而坐享禄俸，规逃征徭。今请悉停，以绝奸利。”可以见其效矣。

《新志》云：“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开元时，“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天宝九载（750年），置广文馆于国学，以领生徒为进士者。”此馆、学选举之法也。《旧书·职官志》礼部职云：“弘文、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则其事真不足道矣。

制举为非常之选。《新志》云：“自汉以来，天子尝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

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弘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守、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通考》云：“唐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下列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然不能具也。凡制科，得第、得官后仍可应，见《十七史商榷》。又有一科而可以再应者。《旧书·柳公绰传》：年十八，应制举，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元年（785年）也。四年（788年），复应制举，再登贤良方正科。时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通考》引《容斋随笔》曰：“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其策问殊平平，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旧书·杨绾传》：天宝十三载（754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新书》云：举辞藻宏丽科。玄宗已试，又加诗赋各一篇，绾为冠。由是擢右拾遗。制举加诗赋由绾始。辞藻宏丽而外，未必亦加诗赋。然云试诗赋自此始，则后此之加试诗赋者必多矣。此岂待奇士之道？非常之举而如此，亦堪齿冷矣。然如刘对策，殆为千古一人。而穆质，史亦言其“应制策入第三等”，而“其所条对，至今传之”。质，宁子，《旧书》附《宁传》。牛、李讥切李吉甫，不论其谁非谁是，亦不论其为公为私，而究之能讥切时政，非诵《册府》《帖括》之士所能为也。此仲尼所以重告朔之饩羊欤？

《旧书·刘 传》，言其“言论激切，士林感动”。又云：“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垂泣者。”《庞严传》亦云：所对策，“大行于时”。则当时于讥切时政之语，虽莫能用，而民间之直道自在。《困学纪闻》云：“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至宰相者七十二人，策之书于史者，惟刘 一篇而已。”然观穆质之文，传至作史时，则传于世者非独一，史自失书也。

科举之敝，乍观之似由于尚文，深求之则殊不止此。赵匡《举选议》曰：“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通考》载唐《登科记总目》，又加案语云：“昌黎公《赠张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经举，其得升于礼部者，岁不下三千人，谓之乡贡。又第其可进者，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然观《登科记》所载，虽唐之盛时，每年礼部所放进士及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与昌黎所言不合。又开元十七年（730年），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又大和敕：进士及第，不得过四十人，明经不得过百一十人。然记所载逐年所取人数如此，则元未尝过百人，固不必为之限也。又明经及第者，姓名尤为寥寥。今日不得过百一十人，则是每科尝过此数矣。岂《登科记》所载未备而难凭邪？《唐史摭言》载华良入为京兆解不第，以书让考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以此证之，则每岁所放，不及二十人也，《登科记》不误矣。”按《新书·杨玚传》：载玚于开元时入为国子祭酒，奏言“唐兴，二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权德舆传》：德舆以德宗时知礼部贡举，真拜侍郎，取明经初不限员；盖权复开元以前之旧。又《许孟容传》载李绛之言，谓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说亦相合。三千人岁取其二十之一，则百二十，粗言之则曰不及二百耳。《登科记》所载，容有不备，明经姓名，更不能无遗漏也。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旧书·薛登传》：时选举渐滥，登上疏曰：“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欬唾之泽，摩

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又《杨绾传》：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陵人。以毁 为常谈，以乡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已，喧胜于当代。”《通考》引江陵项氏之言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弊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杜陵之诗曰：“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乃当时士林之实情，非文人之愤语也。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新书·令狐楚传》：贡进士，京兆尹将荐为第一。时许正伦轻薄士，有名长安间，能作蜚语，楚嫌其争，让而下之。楚岂恬退之士？可见蜚语之可畏矣。《通考》引李肇《国史补》曰：“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唐代险薄之士最多。《旧书·李皋传》：皋为温州长史行县，见一媪，垂白而泣，哀而问之。对曰：“李氏之妇。有二子：钧、锷，宦游二十年不归，贫无以自给。”时钧为殿中侍御史，锷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艺登科，名重于时。皋举奏，并除名勿齿。此犹遗行于家，扩而充之，则如下引贾至所云，无所不至矣。董邵南、李益则其人也。见第十六章第一、第五节。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此皆所谓患得患失者。贾至云：“近代趋仕，靡然乡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乡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也。”《旧书·杨绾传》。此则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矣。诸科以进士为重，进士偏重，至唐叔世而极。《摭言》谓“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通鉴》大和六年（832年），李德裕还自西川，朝夕且为相，李宗闵百方沮之，不能得。杜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闵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若使之知举，必喜矣。”此说信否不可知，然时人有此等见地，则可见也。又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上欲相枢密使魏仁浦，“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此则更甚于《摭言》所云矣。欧《史·桑维翰传》：初举进士，主司恶其姓，以为桑丧同音。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可从他求仕者。维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卒以进士及第。亦有由也。而进士之浮薄尤甚，似乎尚文之风气使然。然明、清两朝，专以四书义取士，可谓黯然无华矣，其敦厚者安在？然则“敦厚浮薄，色色有之”，信不诬也。《新志》云：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法敝诚不可不变，然法制似刚而实柔，风俗似柔而实刚，不揣其本，贸然变法，往往徒有其名，阅历深者类能知之，故多不肯轻举也。事之易致弊者，自不可无以防之，而法亦随时而密。隋、唐时，科举之制初立，其防弊之法，尚未甚周，故一切弊窦，随之而起，唐世取士，校艺之外，不废衡鉴，故考官与士子相交通，初非所禁；而属人助为搜采，亦非违法。如韦陟为礼部侍郎，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陆贽知贡举，输心梁肃，肃与崔元翰推荐艺实之士是也。取舍次第，豫泄于外，亦不为罪。韦贯之兄绶举孝廉，又贡进士。礼部侍郎潘炎将以为举首，绶以其友杨凝亲老，让之，不对策辄去，凝遂及第。聂屿，郑珏之知贡举，与乡人赵都俱赴乡荐。都纳赂于珏，人报翼日登第。屿闻不捷，诟来人以恐之。珏惧，俾俱成名。是其事矣。《新书·文艺传》称孙迭，开元时改考功员外郎，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皆海内有名士，则采取誉望，不徒无罪，且为美谈矣。职是故，干谒、属托，遂乘之盛行。郑璟以于琮属李藩，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李商隐以令狐绹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郑珏，以父徽为河南尹张全义判官，少依全义居河南。举进士数不中。全义以珏属

有司，乃得及第。甚有如吴武陵：大和初，崔郾试进士东都，公卿祖道，武陵出杜牧所赋阿房宫，请以第一人处之。郾谢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对，武陵勃然曰：“不尔，宜以赋见还。”郾曰：“如教。”牧果异等者。杨凭弟子敬之，史言其爱士类，得其文章，孜孜玩讽，人以为癖。雅爱项斯为诗，所至称之，由是擢上第。此或出于爱好之诚，然借以行其私者必多矣。杨国忠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欲落之，遣子抚往见国忠。国忠即诟曰：“生子不富贵邪？岂以一名，为鼠辈所卖？”珣大惊，即致暄高第。则公然势迫矣。崔棁，以石晋天福二年（937年）知贡举。时有进士孔英，素有丑行，为时所恶。棁受命，往见桑维翰。维翰语素简，谓棁曰：“孔英来矣。”棁谓维翰以英为言，考英及第。则几于颐指气使矣。主司亦有自为奸利者，如宋之问，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公主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籍是也。求如王丘、高郢、许孟容、韦贯之等，颇以方正，为时所称者，已不易多得矣。《新书·高 传》：子湜，咸通末，为礼部侍郎，时士多由权要干请。湜不能裁。既而抵帽曰：“吾决以至公取之，得谴固吾分。”乃取公乘亿、许棠、聂夷中等。足见自拔之难。弊窦既起，则所以防之者，亦继之而起矣。所谓相激使然也。《旧书·宣宗纪》：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辞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裴谂等皆获谴，登科十人，并落下。又《文苑传》：董思恭，知考功举事，坐豫泄题目，配流岭表而死。此漏题之事也。又《宣宗纪》：大中九年（855年），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等三人，伪造堂印、堂帖，兼黄续之伪著绯衫，将伪帖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等三人及第，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新书·温彦博传》：裔孙廷筠，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试有司，廉视尤谨。廷筠不乐，上书千余言，然私占授已八人。执政鄙其为，授方山尉。此枪替之事也。观此，知后世科场之弊，唐代已多有之，然防范殊疏。赵匡举选议，谓试选人时，长吏当“亲自监临，皆分相远，绝其口授及替代”，可见其本无检束。又谓“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后世纲纪虽极废弛，能如是乎？《通考》引《国史补》曰：京兆府考而升之，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薛《史·选举志》：梁开平元年（907年），敕“近年举人，当秋荐之时，不亲试者，号为拔解，今后宜止绝”，即谓是也。则并考试而无之矣。后世能如是乎？《通考》又引《容斋随笔》云：《摭言》载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马君案云：唐科目无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采取誉望，然以钱徽、高锴之事观之，权幸之属托，亦可畏也。东汉及魏、晋已来，吏部尚书司用人之柄，其时诿曰取行实、甄材能，故为尚书者，必使久于其任，而后足以察识。今唐人礼部所试，不过于寸晷之间，程其文墨之小技，则所谓主司者，当于将试之时，择士大夫之有学识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不必专以礼部为之。今高锴之为侍郎知贡举也，至于三年，仇士良之挟势以私裴思谦也，至于再属，于是锴亦不能终拂凶珰以取祸矣，此皆豫设与久任之弊也。案临试乃择典试之人，而又峻其关防，此正后世考试之法，而其弊果较少，足见防范之不可以已也。然则后世科场，防弊之法日密，甚至待士子若奴虏，防主司如盗贼，亦有所不得已也。待士之意，愈至后世而愈薄。即如糊名易书之法，唐代尚无之。《困学纪闻》云：晁错对策，首云平阳侯臣窋等所举贤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错，自言所举之人及其官爵无所隐，汉制犹古也。自后史无所纪。惟唐张九龄对策，首云嗣鲁王道坚所举道侔伊吕科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自糊名易书之法密，不复见此矣。《旧书·文苑·刘宪传》云：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

而《新书·选举志》云：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则其法暂行而即废。《张说传》云：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盖亦一时之事也。《李揆传》：揆以肃宗时兼礼部侍郎，病取士不考实，徒露索禁所挟，乃大陈书廷中，进诸儒约曰：“上选士第务得才，可尽所欲言。”《通考》引《容斋随笔》，谓白居易集有奏状论重试郑朗事，言吏部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三条，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韵。则搜索事虽稍行，实非法所有。然《通考》载长兴四年（933年）礼部新立条件，则入省门搜得文书者，不计多少，皆准例扶出，且殿将来两举矣。《新书·宗室传》：高祖兄蜀王湛八世孙戡，举进士，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径返江东。《舒元舆传》：元和中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水、炭、脂炬、餐具，皆人自将，吏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此等事，在后世则习为故常矣。薛《史·和凝传》言：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之不逞者。《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年），有举人呼噪于贡院门，苏逢吉命执送侍卫司，则所谓不逞者也。欲无闭门设棘，得乎？又薛《史·选举志》载天福三年（938年）崔棁奏曰：“今年就举，比常岁倍多。科目之中，凶豪甚众。每驳榜出后，则时有喧张。不自省循，但言屈塞。互相朋扇，各出言辞：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试官受赂。实虑上达圣听，微臣无以自明。欲请举人落第之后，或不甘心，任自投状披陈，却请所试与疏义对证。兼令其日一甲，同共校量。若独委试官，恐未息词理。傥是实负抑屈，所司固难逭宪章，如其妄有陈论，举人乞痛加惩断。”从之。当时试官孤危之状，可以想见。长兴四年（933年）条件；试官错书通不者，帖经、墨义，许以经疏照证。不当许陈诉，再加考校。贡院不理，即诣御史台论诉。知贡举、考官徇私，请行朝典。虚妄惩处，妄扇屈声，诬玷他人，牒送本道，重处色役，并永不得入举场，同保人亦请连坐殿三举。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敕，仍许陈诉，只不得街市、省门故为喧竞，及投无名文字讪毀主司。故违者配流边远，同保人永不得赴举。主司不得受荐托书题，密具姓名闻奏。其举人不得就试。束湿之法，日甚一日，礼意亦更不可言矣。

科举之用，在抑贵游，登寒畯，其效亦非一时所致，于是科场之狱屡起焉。钱徽一案，固由党争，然《旧书·王播传》言：其时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则讦其事者虽出私意，所讦之事，则未必诬也。《旧书·刘太真传》：转礼部侍郎，掌贡举。宰执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王正雅传》：从孙凝，为礼部侍郎。贡闱取士，拔其寒俊，权豪请托不行。为所恶，出为商州刺史。《新书·唐俭传》：裔孙持，大和中为渭南尉。试京兆府进士，时尹杜悰，欲以亲故托之，持辄趋降阶伏。悰语塞，乃止。可见是时请托之普遍。代徽者为王起。《武宗纪》会昌四年（844年）云：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复人数不多。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新书·杨收传》：弟严，举进士。时王起选士三十人，而杨知至、窦缄、源重、郑朴及严五人皆世胄。起以闻。诏独收严。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此事《新书》载《选举志》，讥其论之偏异。此固然，然亦可见其时子弟，见抑颇甚。当时欲为此论者恐甚多，特德裕得君专，乃敢尽言之耳。《纪》又载是年二月，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七人。《新书·郑畋传》：畋举进士，时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试自省，乃可。《旧书·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三人，实有辞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位，不得令中选。”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重考覆，敕可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如涉请托，自有朝典。今后但依常例放榜，不得别有奏闻。《纪》言帝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宣宗好为察察之明，其微行，盖亦欲察贡举之有无私弊，非意在搜扬儒士也。令狐绹以大中二年（848年）为翰林学士，四年（850年），同平章事，十年（856年），懿宗即位，乃罢为河中节度使。绹子滈，少举进士，以父在内职而止。绹至河中，上言：“臣二三年来，频乞罢免。每年为滈取得文解。意待才离中书，便令赴举。昨蒙恩制，宠以近藩。伏缘已逼吏部试期，便令就试”云云。诏令就试。是岁，中书舍人裴坦权知贡举，登第者三十人。有郑羲者，故户部尚书澣之孙；裴弘馀，故相休之子；魏筜，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名臣子弟，言无实才。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论之，请下御史台按问文解日月。《旧书·绹传》。《新书》云：瑄劾绹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尽十月。盖其事亦不能无弊也？然王铎从子荛，以铎当国，亦不敢举进士。《新书·王播传》。至哀帝天祐三年三月，朱全忠犹奏：“河中判官刘崇子匡图，今年进士登第，遽列高科，恐涉群议，请礼部落下。”《旧书·本纪》。则唐自长庆以后，考官之不克行其志者甚众，而势家子弟之见抑者亦颇深。薛《史·李专美传》：以父枢唐昭宗时应进士举，为覆试所落，不许再入，心愧之，由是不游文场；而苏楷致挟私憾而驳昭宗之谥；见第十一章第四

节。薛《史·苏循传》云：楷与卢赓等四人落下，不得再赴举场。可见其惩创之深矣。降逮五季，斯风未沫。薛《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952年），新进士中有李观者，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句落姓名。知贡举赵上交移官。《世宗纪》：显德二年（955年），取进士一十六人，四人放及第，一十二人句落，礼部侍郎刘温叟放罪。五年（958年），取十五人，八人放及第，其中王汾以顷曾剥落，熊若谷、陈保衡皆是远人。七人退黜，知贡举刘涛责授。皆其事也。六年正月，诏礼部贡院：今后及第举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数姓名，并所试文字奏闻，候敕下放榜，则试官益无权矣。士大夫蔽于气类之私，每谓朝廷不当设防弊之法，然大为之防而民犹逾之，况于纵而弗问？则行事彰彰不可掩矣。故知术家之论，终不可废也。

贵势之比周，虽稍见抑，然科举中人比周之习复起，此则志徒在于富贵利达者所必不能免之弊矣。李肇《国史补》曰：“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此其党类之相牵引者也。《旧书·郑馀庆传》：孙从谠，故相令狐绹、魏扶，皆父贡举门生，为之延誉。《王播传》：弟起，李训起贡举门生，欲援为相。《新书·韩偓传》：昭宗欲用为相，荐御史大夫赵崇，帝知偓，崇门生也，叹其能让。欧《史·裴皞传》：皞以文学在朝廷久，宰相马胤孙、桑维翰，皆皞礼部所放进士也。后胤孙知举，放榜，引新进士诣皞。皞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维翰已作相，尝过皞，皞不迎不送。人或问之。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寮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为当。又《和凝传》：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后知贡举，选范质为第五。后质位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焉。又《王仁裕传》：仁裕与和凝，于五代时皆以文章知名；又尝知贡举。仁裕门生王溥，凝门生范质，皆至宰相，时称其得人。其互相援引，不以为讳，反以为荣，且为世所欣慕如此。李商隐以令狐绹游誉得第，而后依李德裕党王茂元、郑亚，则党人以为诡薄，共排笮之矣。《新书·许孟容传》：弟季同，迁兵部郎中。孟容为礼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时京兆尹元义方，出为鄜坊观察使，奏劾宰相李绛与季同举进士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帝以问绛。绛曰：“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谓为同年，本非亲与旧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岂臣所助邪？”将同年之称，推广之及于同得官于吏部者，以见其情之不亲，盖遁辞也？此事《通鉴》系元和七年（812年），载绛对辞，但云“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不及吏部同得官。《选举志》曰：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德裕之论正矣，然背公党私，岂禁其会集所能止邪。

科目之弊如此，自有欲革之者。其事当以杨绾为最著。绾以宝应二年（763年），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欲制：“县令察孝廉，荐之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通者送之于省。自县至省，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到状、保辩、识牒等一切并停。所习经，每经问义十条。对策三道。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明经、进士、道举并停。其国子监举人，亦请准此。”诏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给、舍同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与绾同。至议曰：“自典午覆败，衣冠迁徙，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圣朝一平区宇，尚复因循，版图则张，闾井未设，士居乡土，百无一二。欲依古制乡举里选，犹恐取士之未尽。请广学校，以弘训诱、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旧书·杨绾传》，亦见《文苑·贾至传》。议者更附至议。《新书·贾至传》。《选举志》以为李栖筠等议，盖栖筠等附之也。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望且许应旧举，来岁奉诏。仍敕礼部具条例奏闻。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对曰：“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乃诏孝廉与旧举并行。《旧书·杨绾传》。《通典》云：其明经、进士、道举并停，旋复故矣。《通考》：建中元年（780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此与清季议改科举时，议者諰諰于士子之失职同，即北宋亦如是。盖士之视贡举，徒以为出身之路久矣。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八月，下制，进士停试诗赋。八年十月，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从之。《通鉴》。盖德裕罢相故也。开成初，郑覃奏宜罢进士科。《旧书·本传》。《新书·选举志》云：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不可遽改。”《旧书·覃传》。乃得不罢。《新书·选举志》。此唐时议变科举之事也。其私家论议，当以赵匡为最详。其文见于《通典》。欲以《礼记》《尚书》为本，《论语》《孝经》为之协助。明经通《书》《礼》者，谓之两经举。其试之，则停试帖而用策试、口问，兼及经义及时务。此外更通《周易》《毛诗》者名四经举。加《左氏》为五经举。不习《左氏》者，任以《公》《穀》代之。学《春秋》兼三传者，则称春秋举。但习《礼记》及《论语》《孝经》者，名一经举。明法亦不帖，但策问义并口问。进士试《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及一史。匡议以《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三国志》《晋书》《南史》兼《宋、齐志》《北史》兼《后魏、隋书志》。国朝自高祖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各为一史。杂文试笺、表、论、议、铭、颂、箴、檄等，不试诗赋。策于所习经史内征问，并时务。其《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外更通诸子者，为茂才举。学兼经史，达于政体，策略深致，出辞典雅者，谓之秀才举。策试经、史、

时务，而以谈论代口问。学倍秀才，辞策同之，谈论贯通，究识成败，谓之宏才举。国子监举人，亦准前例。案唐世议革贡举者，所言不外两端：一冀稍近于乡举里选，一则欲去明经之固陋、进士之浮华，而代之以较有用之学而已。《通典》：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独举其言辞、刀笔，而不详才行。或授职数年，然后罪彰。虽刑戮继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对曰：“昔两汉取人，必本于乡闾之选。今每岁选集，动逾数千，厚貌饰辞，何可知也？选曹但校其阶品而已，若抡才辨行，未见其术。”上由是将依汉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议行封建，事乃寝。使封建之事而成，太宗必且令诸邦君，各择其国之士矣，可见时人于乡举里选乡往之深。人之才德，吏部诚无由知之，而不知吏部之专，本由乡举里选之敝。帖经墨义，诗赋杂文，诚无用矣，然能钞略备策对者，相去又几何？此在今日，人人知之，在当时，固难责人以共谕也。

科举之法敝矣，然谓当时仕途之混浊，即由科举致之，则又不可。何者？科举而外，封爵、亲戚、资荫、勋庸、技术、胥吏，其途正多也。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言：“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经学、杂流、时务，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开元中，国子祭酒杨玚亦言：“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诸明经、进士，多十余倍。”即赵匡亦谓“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取一人，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此一彼十，此百彼千”也。且唐制登第未即释褐，《通考·选举考·辟召门》引吕东莱说，谓：“唐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为人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后释褐。”《十七史商榷》有一条，以韩愈、李商隐事证之，颇详。即释褐亦不过得八九品官。秀才甲第正八品上，乙第正八品下，丙第从八品上，丁第从八品下。明经甲第从八品下，乙第正九品上，丙第正九品下，丁第从九品下。进士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见《新志》。《通典》云：自武德已来，明经惟丁第，进士惟乙科，见上。则其取之者虽非，而任之者犹未甚重也。

《新书·钟传传》曰：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案唐登科之记，讫于天祐四年（907年），则谓广明后州县不乡贡者实非，特南方诸州，有时如此耳。五代之世，贡举不废。其见于薛《史·本纪》者：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六月，复置明法科，同《开元礼》。末帝清泰二年九月，礼部贡院奏进士请夜试，童子依旧表荐，重置明算、道举。晋高祖天福五年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请废明经、童子科，从之。因诏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停之。亦见《选举志》。少帝开运元年八月，诏复置明经、童子二科。亦见《选举志》。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礼部侍郎窦仪奏请废童子、明经二科及条贯考试次第，从之。五年八月，兵部尚书张昭上疏，望准唐朝故事置制举。帝览而善之。因命昭具制举合行事件，条奏以闻。十月，诏悬制科。凡三：其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二曰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其三曰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通考》载五代登科记总目，自梁开平二年（908年），迄周显德六年（959年）。《按》云：“五代五十二年，惟梁与晋各停贡举者二年，梁乾化四年（914年）、贞明七年（921年）。晋天福四年（939年）、五年（940年）。则降敕以举子学业未精之故。朝代更易，干戈扰攘之岁，贡举未尝废也。然每岁所取进士，其多者仅及唐盛时之半，而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计。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举笔能文者罕见，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涂，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案谓五季丧乱，而能举笔为文者罕见，恐未合实际。特唐时为进士者，多贵游若鹜声华之士，此辈至此时，未必藉科目以自见，而业明经及诸科者，则犹以是为进取之途而已。此亦可见唐、五代之世，科举所取，尚未甚下逮于平民也。《通考》又云：开元时，以礼部侍郎专知贡举。其后或以他官领。多用中书舍人及诸司四品清资官。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侍矣。又云：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敕今年新及第进士，令翰林院覆试。今后礼部所试，委中书、门下子细详覆奏闻。周世宗显德二年（952年），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奏乞依唐穆宗时，考试及第进士，先具姓名、杂文申送中书，请奏覆讫，下当司，与诸科一齐放榜。此五代时贡举之大略也。

其偏隅诸国，则孟昶于其广政十二年（949年），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刘 于其四年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皆见欧《史·世家》。《通鉴》云：梁贞明六年（920年），汉杨洞潜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汉主岩从之。又云：梁贞明二年（916年），淮南初置选举。唐长兴三年（932年），吴越元瓘置择能院，掌选举殿最。周广顺二年（952年），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然未尝设科举，多因上书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学士江文蔚知贡举。庐陵王克贞等三人及第。唐主问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对曰：“前朝公举私谒相半，臣专任至公耳。”唐主悦。中书舍人张纬，前朝登第，闻而衔之。时执政皆不由科第，相与沮毁，竟罢贡举。三年（953年），祠部郎中知制诰徐铉言：“贡举初设，不宜遽罢。”乃复行之。而《通考》谓至宋开宝中，南唐犹命张佖典贡举，放进士云。

第六节 选 举（下）

举官之制，隋、唐时亦为一大变。其事维何？辟举之废是已。《隋书·百官志》曰：“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开皇十五年（595年），罢州、县乡官。”《通典·职官典·总论州佐》曰：“北齐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后主失政，赐诸佞幸卖官，多占州、郡，下逮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后周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为郡，无复军府，则州府之吏，变为郡官矣。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府官理戎。大唐无州府之名，而有采访使及节度使。采访使有判官二人，支使二人，推官一人，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奉报者称摄。其节度、防御等使寮佐辟奏之例亦如之。”案因卖官而敕用，乃乱政，非法制；军府亦非民政；然则目周、齐已前，地方用人之权，迄未属于中央也。州郡之用人，必就其地，自隋变法，而州郡用人之权失，士子仕于当地之途亦窒矣。《陔余丛考》“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条云：“郡守置掾属，皆用本郡人。《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人。案《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卒史。如淳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余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故云为一大变也。

此专制政治演进必至之势。何者？专制政治之演进，必日摄地方之权而归诸中央也。《隋书·儒林·刘炫传》：牛弘尝从容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书，恒虑覆治，锻炼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皇宁舍，其事何由？”对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置纲纪，《通鉴注》云：此纲纪谓长史、司马。见大业三年（607年）。郡置守、丞，县惟令而已，其所具寮，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刘炫此对，古今以为名言，然以释隋氏事繁政弊之由则可矣，以其说为当行，而惜隋之不能用则不可。《通典·选举典评》曰：“隋文帝素非学术，盗有天下，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悉归吏曹；才厕班列，皆由执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罔征体国推诚，代天理物之本意。”夫其为此，非出无意可知。此得谓其纯出私意乎？曰：否。治民者之欲朘民以自肥也久矣。其中岂无贤人，然千百之一二而已。贤士大夫可任，其党类不可任也。故州郡用人之权，及士子仕于本地方之权，皆不可以不替。以如是，则其朘民之势微耳。夫岂不知如是则其欲有所作为益难？然专制之治，固能为民除害，不能为民兴利者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处鞭长莫及之势，斯言固不可易矣。隋文之为此，诚不敢谓其无私意，然即无私意，此法亦不可不行也。故曰：隋、唐举官之法之变，实专制政治演进必至之势也。

异域之人，欲植根于所至之地难，有不善，去之而已。若当地人，则虽革其职，不能逐其人；即能逐去之，亦不能尽去其连互之宗族戚党；其死灰复然易也。故以流官代土酋，非徒革其世袭之权，亦所以革其一曲之俗也，土酋非一人而能为治，则去其寮属，亦刬除封建政体之一端已。

唐代举官，略依隋旧。《新书·选举志》云：“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旧书·职官志》云：吏部尚书为尚书铨，侍郎二人，分为中铨、东铨。兵部尚书为中铨，侍郎分东、西。《通鉴》景云元年（710年）云：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注》引宋白曰：“大和四年七月，吏部奏：当司旧以尚书之次为中铨，次为东铨。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铨为西铨，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议者非之。请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铨，新除侍郎居东铨。敕旨依。”盖吏部尚书与一侍郎同处，不能以其地别之，故以其官称之为尚书铨也。胡《注》又引《或说》曰：“吏部东西铨并流外为三铨。”恐非是。三铨之制，时有罢复。韦氏败，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玄宗时，宇文融建议置十铨，乃以吏部尚书苏颋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兢谏。帝悟，复以三铨还有司。皆见《新书·选举志》。后唐明宗天成中，冯道为相，建言天下未一，选人岁才数百，而吏部三铨分注，虽曰故事，其实徒繁而无益。诏三铨合为一，尚书、侍郎共行选事。废帝时，姚、卢文纪为相，复奏分铨为三。见薛《史·选举志》、欧《史·姚传》。周太祖广顺元年十月，诏并吏部三铨为一铨，委本司长官通判，见薛《史·本纪》及《选举志》。以大体言之，三铨之制，乃唐五代所常行也。每岁五月，颁格于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于省。去王城五百里以上旬，千里之内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吏、兵部同。见《旧书·职官志》。过其时者不叙。《旧书·职官志·吏部》云：“亦有春中下解而后集，谓之春选。若优劳人有敕，则有处分及即与官者，并听非时选，一百日内注拟之。”《新书·选举志》：贞观二年（628年），侍郎刘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为选始，至春乃毕，今选者众，请四时注拟。十九年（645年），马周以四时选为劳，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林甫，祥道父，事亦见《旧书·祥道传》，云当时甚以为便。又《唐林传》：兄皎，贞观中，累转吏部侍郎。先是选集无限，随到补职。时渐太平，选人稍众。皎始请以冬初一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之。则议发于马周，事行于唐皎也。裴光庭尝促选限，至正月三十日毕。光庭卒后，萧嵩奏罢之。光庭，行俭子，事见《旧书·行俭传》。吏部选人，本每年调集。乾元后三年一

置选。选人停拥，其数猥多，文书真伪难辨，吏缘为奸。陆贽为相，乃奏分内外官员为三，计阙集人，每年置选。见新、旧《书》本传及《新书·选举志》。其以时至者，乃考其功过。同流者五五为联，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识之。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文书乖错，隐幸者驳放之，非隐幸则否。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旧书·职官志》：“吏部，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注》云：四才，谓身、言、书、判。三实，谓德行、才用、劳效。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兵部，“凡试能有五，较异有三”。《注》云：“五谓长垛、马射、马枪、步射、应对。三谓骁勇、才艺及可为统领之用也。”《齐抗传》：代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先时每年吏部选人试判，别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书、门下复奏择官覆定，寖以为例。抗奏：“吏部侍郎，已是朝廷精选，不宜别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讫，俾吏部侍郎自覆，一岁遂除考判官。盖抗所论奏也？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三年十一月，吏部郎中何择奏流外官请不试书、判之类，从之。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旧书·职官志》：吏部，“若选人有身在军旅，则军中试书、判，封送吏部”。兵部，“其在军镇要籍，不得赴选，委节度使铨试其等第申省”。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志》又云：“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左、右相兼吏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右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厌者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旧书·职官志》：吏部，“若中铨、东铨，则过尚书讫，乃上门下省”。《通鉴》开元二年（714年）《注》：唐制，凡文武职事官，六品已下，吏、兵部进拟。必过门下省，量其阶资，校其才用以审定之。若拟阙不当，随其优屈进退而量焉。谓之过官。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欧《史·刘岳传》：唐明宗时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五代之乱，因以为常。官卑者无复给告身，中书但录其制辞，编为敕甲。岳建言：“制辞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力，或申以训诫。不给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诏也。请一切赐之。”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此事《通鉴》系天成元年（926年），云：岳上言后，敕文班丞、郎、给、谏，武班大将军以上，宜赐告身。其后执政议：以为朱胶绫轴，厥费无多，何惜小费？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输钱，皆赐告身。当是时，所除正员官之外，其余试衔、帖号，止以宠激军中将校而已。及长兴以后，所除寖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胥吏，皆得银青阶及宪官。岁赐告身，以万数矣。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旧书·职官志》：吏部，“郎中一人，掌小铨。亦分为九品，通谓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谓之流外铨，亦谓之小选。其校、试、铨、注，与流内略同。”此唐铨法之大略也。其弊，时人多能言之。举其略，则曰：举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委之数人之手，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繁，紊失斯广。魏玄同说。况其考校之法，皆在判书、簿历、言辞俯仰之间。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沈既济语。古者主司所选，独甸内之吏，公卿之属耳。今则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邪？刘秩语。而所综既广，条章不得不

多，胥徒之猾，又缘隙而起矣。张九龄语。以上皆据《通典》。故皆以为其法不如辟举。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言古者取人，必先采乡曲之誉，然后辟于州郡；州郡有声，然后辟于五府；才著五府，然后升之天朝，用一人所择者甚悉，擢一士所历者甚深。《旧书·韦嗣立传》。玄宗时，张九龄亦谓吏部之为，不过谨守格条，据资配职，不若令刺史、县令，精核其人，然后送台。代宗时，沈既济上《选举议》，事在大历十四年（779年），见《通鉴》。言之尤为激切。其说曰：“吏部之弊，非鉴之不明，择之不精，乃法使之然。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及年代久远，讹失滋深。至于齐、隋，不胜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复宜扫而更之。州郡十分其人，五极其滥，犹有一半公道。吏部铨衡惟征书判，补授只校官资。有文无赖者，计日可升，有用无文者，终身不进。况其书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为。造伪作奸，冒名接脚，《通考·选举考》举官：贞元四年（788年），吏部奏：“艰难已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又在其外。又闻昔时，公卿子弟亲戚，随位高低，各有分数，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礼部明经等亦然，谓之省例。凡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述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责于刺史，则曰官命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通典》。其于吏部专主之弊，可谓穷形尽相矣。独不计此法之起，本由州郡选举之多弊，惩其弊而更复其旧，安保其弊之不复起乎？唐代区区，只使官尚留辟举之法者？则以采访本不赋政，而节度、防御等使，皆起于纲维既弛之后，不能束其下也。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八月，中书、门下上言：

“今后诸道，除节度副使、两使判官外，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各任本处奏辟。”从之。《职官志》载奏辞曰：“伪庭之时，诸藩参佐，皆从除授。”则梁时尝变此法。陆贽欲复台省辟举，犹不能行，《旧书·贽传》：贽以贞元八年（792年）同平章事。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又宣旨曰：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贽复论奏。上虽嘉其所陈，竟追寝长官荐士之诏。当时朋党方盛，官方复坏，外议所云，未必不实也。况举其权而悉委之州郡哉？《通考·选举考·辟举》：马君云：自隋时，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士之才智者，苟非宿登仕版，则虽见知于方镇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则仕于朝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时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若张建封之辟许孟容，李德裕之辟郑畋，白敏中之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晋之于韩退之是也。有强起隐逸之士者，若乌重胤之于石洪、温造，张博之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柏耆，杜慆之于辛谠是也。而所谓隐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身。刘贡父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阙，是以号称得人。盖必许其辟置，则可破拘挛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见遗于科目者，亦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广也。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历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复拘以资格，限以举主；去古法愈远，而倜偿跅弛之士，不谐尺绳于科目，受羁絷于铨曹者，少得以自达矣。案唐、宋之异无他，唐方镇辟置，在选法之外，宋则复束之以常法耳。常法固不免拘挛，然不拘文法，可行于非常之时，而不可行诸平时，行诸平时则乱矣。

选举之弊之真根原，果安在乎？杜君卿之言曰：“秦氏惟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弟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征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择审，必获器能。自兹厥后，转益烦广。只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人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唐代仕途冗滥，始于高宗时。《通典》又云：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万姓安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吏曹乃移牒州府，课人应集。至则授官，无所退遣。四五年间，求者渐多，方稍有沙汰。贞观中，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选集，参选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又云：是时吏部之法，行始二十余年，虽已为弊矣，而未甚滂流，至于永徽中，官纪已紊，逮麟德之后，不胜其弊。又载显庆初刘祥道之言曰：“今内外文武官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攀大数，当一万四千人。人之赋命，自有修促。弱冠从政，悬车致仕，罕见其人。壮室而仕，耳顺而止，亦取其中数。此则一万四千人， 三十年而略尽。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足有剩人，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千四百余人。应须数外，常剩一倍已上。”可以见其概矣。玄宗时，每年赴选常万人，见《旧书·苗晋卿、裴遵庆传》。任诸州郡则如彼，摄诸吏部则如此，然则求官者众，选举之弊，殆终不可免乎？求官者何以众？沈既济言之辨矣。其言曰：“《礼》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生无生而贵者，则虽储贰之尊，与士伍同。故汉王良以大司徒位免归兰陵，后光武巡幸，始复其子孙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户课。而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荫子弟，重承恩奖，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先王制仕，所以理物也；置禄，所以代耕也。农、工、商有经营作役之劳，而士有勤人致理之忧。虽风猷道义，士伍为贵，其苦乐利害，与农、工、商不甚相远也。后代之士，乃撞钟鼓、树台榭以极其欢，而农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养。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沉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也。

故非类之人，或没死以趋上，构奸以入官。非惟求利，亦以避害也。唐选举好弊之滋，亦始高宗时。《新志》谓是时“仕者众，庸愚成集。有伪立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自此以后，以大体言之，殆如江河日下，虽时或整顿，终不能挽其横流之势也。至五代而极矣。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九月，宣宰臣于中书磨勘吏部选人，谬滥者焚毁告敕。十一月，时有选人吴延皓，取亡叔故旧名求仕。事发，延皓付河南府处死，尚书左丞判吏部尚书铨事崔沂已下贬官。此事乃郭崇韬所为。四年三月，左拾遗王松、吏部员外郎李慎仪上疏攻之。谓其年选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余员，得官者才及数十。以致二年（924年）以来，选人不敢赴集，铨曹无人可注，中书无人可除，中书、门下请酌中定制，从之。事见薛《史·选举志》：志述时议，谓搢绅之家，自无甄别。或有伯、叔告敕，鬻于同姓之家，随赂更改，因乱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侄、甥者。松乃韦说门人，说教其上此疏，识者非之。可见崇韬虽操切，其所举发，多不诬也。昔李膺、周举为刺史，守、令畏惮，睹风投印绶者四十余城。夫岂不怀？顾汉法不可偷也。自隋变选法，则虽甚愚之人，第能乘一劳，结一课，获入选叙，则循资授职，族行之官，随列拜揖，藏俸积禄，四周而罢，因缘侵渔，抑复有焉。其罢之日，必妻孥华楚，仆马肥脂，而偃仰乎士林之间。及限又选，终而复始。非为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语谓人之为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还者。为官如此易，享禄如此厚，上法如此宽，下敛如此重，则人孰不违其害以就其利者乎？”又设为问难而自释之曰：“或曰：今四方诸侯，或有未朝觐者。若天下士人，既无常调，久不得禄，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于他境，则如之何？答曰：善哉问乎！辟举法行，则搜罗必尽。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禄不及者，皆下劣无任之人。复何足惜？当今天下凋弊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今有才者既为我用，愚劣者尽归他人，有万家归之，则二十万人食其黍粟，衣其缣帛，享其禄廪，役其人庶。我收其贤，彼得其愚；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自古兴邦制敌之术，莫出于是。惟惧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沈氏言辟举之利，庸或太过，其言士人所以求仕之故，则可谓深切著明矣。求仕者此辈，司铨叙者亦此辈也，安得不互相徇隐？而督责之道，亦安可废乎？督责愈弛，则奸弊愈滋，庶政皆然，何独选举？然则州郡之辟举安得不替？虽明知吏部之不任，犹不得不以选权尽归之乎？故曰：隋、唐铨法之变，实专制政治演进之理然也。

夫奸弊非独地方有之也，中央亦然。沈既济谓当时公卿，子弟亲戚，随位高低，各有分数，不在放限，则几于成为常例矣。德宗，严明之主也。虽陆贽欲令台省长官荐达其下，犹所不许。而李实，《旧书》本传言：吏部将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书问，实乃身诣选曹，迫赵宗儒，且以势恐之。权德舆为礼部侍郎，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唐史于实，容有谤辞，然德宗虽严，此等事仍不能免，则较然矣。徐浩为吏部侍郎，乃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亦见《旧书》本传。则居其职者，且躬自为之，而请托更不足道矣。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五月，“诏近闻百执事等，或亲居内职，或贵列廷臣，或宣达君恩，或句当公事，经由列镇，干挠诸侯，指射职员，安排亲昵。或潜示意旨，或显发书题。自今后一切止绝。有所犯者，发荐人贬官，求荐人流配。如逐处长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诣阙上诉，长吏罚两月俸，发荐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旧”。当时中央之于地方，肆行请托如此。柳仲郢之知吏部铨也，“当调者持阙簿令自阅，即拟唱，吏无能为奸”，《新书》本传。则吏之为奸者又多矣。不特此也，即宰相亦干吏部之权。杜氏所谓执政参吏部之职也。唐制，六品以下官，本由尚书省奏拟，开元四年（716年），始制员外郎、御史、起居、遗、补不拟。《新志》谓由是铨司之任轻矣。陆贽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罢之，贽争之曰：“国朝五品已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已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唐中叶之元载，五代时之苏逢吉是也。唐昭宗之在凤翔，亦既身居围城之中矣，而韦诒范乃多受人赂，至居母丧日，为债家所噪，乃汲汲谋起复，《通鉴》天复二年（902年）。不诚令人齿冷乎？然积弊如武、韦之世，姚、宋起，即一扫而空之矣，若藩镇则散在四方，收摄不易，复何从一举而廓清之乎？故同是有弊，与其外滥，终无宁内收也。

以言语觇吏才，盖莫如判，然后亦全失初意。《通典》云：“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义，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此其难之也同于帖经，其取之也同于杂文矣。《评》曰：“自魏三主，俱好属文。晋、宋、齐、梁，风流弥扇。浇讹之弊，极于有隋。唐当创业之初，承文弊之极，群公不议救弊以质，而乃因习尚文。尔后有司，尊贤之道，先于浮华，辨论之方，择于书判。文辞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辞之末也。”言之可谓痛切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6年），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以优劣等第申奏。仍准元敕：业文者任征引今古，不业文者但据公理判断。”此不业文者，固未必遂有吏才，然据理判断，却近试判之初意也。天宝初，吏部侍郎苗晋卿、宋遥主选，以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居首。众知奭不读书，论议纶然。安禄山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旧书·晋卿传》。号称尚文之朝，而其事如此，不尤堪齿冷乎？《晋卿传》又云：性谦柔。选人有诉讼索好官者，虽至数千言，或声色甚厉者，必含容之，略无愠色。又《裴遵庆传》：遵庆以永泰初知选事。选人天兴县尉陈琯，于铨庭言辞不逊，凌突无礼。代宗诏付遵庆，于省门鞭三十，贬为吉州员外司户参军。此等必皆有恃而然，故欲祛选弊，至烦天子亲试也。

与辟举之意相通者为论荐，其意亦欲以广识拔，毋令吏部专凭资格用人也。然其效更不如辟举。以辟举犹自用之，论荐则徒升诸朝，更易瞻徇情面也。《旧书·德宗纪》：建中元年（780年）赦诏：“常参官、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等使，都知兵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评事等，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长吏附送。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以举多者授之。”《懿宗纪》：咸通四年（863年）赦诏又云：“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780年）敕，授官后三日举一人自代。”此即晋世刘寔所建，特此以诏旨行之而已。魏玄同以高宗时为吏部侍郎，上疏论选举云：“惟贤知贤，圣人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盖以其时官方本甚浊乱云然也。薛登论选举则云：“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行事，以别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道长矣。”案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先后变节，尤难豫知；以所举之非贤，坐及举主，似失之酷。然犯罪情节，各有不同。审所举者之罪，以定举之者之负，而稍偏于宽，似于情理无悖。沈既济禁约杂条，以所举者犯罪之多寡，一人夺禄一年，二人夺赐，三人夺阶及爵，四人解见任职事官，五人贬官，六人除名。有犯臧罪至流以上者，倍论之。举用后续知过缪，具状申述，及自按劾者勿论。及其有无罔上之意，纳赂、属托、亲故、明知不善而故举，皆以罔上论，不在官赎之限。定举主罪之轻重，说亦不失平允也。然此等皆议论云尔，按其实，则事大不然。薛《史·职官志》：后唐同光二年三月，中书门下奏：“近日诸道，多是各列官衔，便指州县，请朝廷之正授，树藩镇之私恩。自今后，大镇节度使，管内三州已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以下者二人。仍须课绩尤异，方得上闻。防御使一人。刺史无奏荐之例，不得辄乱规程。”周广顺元年五月，诏今后州府不得奏荐无前官及无出身人。《通鉴》：晋天福三年三月，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论荐，动逾数百。乃及藏典、书吏、优伶、奴仆”。观此，而所谓奏荐者可知矣。

铨选之地，尚不专于京邑。《新书·选举志》曰：“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旧书·职官志》云：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通典》云：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诵鉴》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述唐铨法云：“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仪凤二年八月云：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旧书·韩思复传》：曾孙佽，出为桂州观察使。桂管二十余郡，州掾而下至邑长三百员，由吏部补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补之。佽既至桂，吏以常所为官者数百人引谒。一吏执籍而前曰：“具员请补其阙。”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夺所理。有过者必绳以法。阙者俟稽诸故籍，取其可者，然后补之。”会春衣使内官至，求贿于邮吏，三豪家因厚其资，以求邑宰。佽悉诺之。使去，坐以挠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敛迹，皆得清廉吏，以苏活其人。其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陔余丛考》有唐吏部分东选、南选一条，可以参看。案唐时又有因兵乱遣使即选者，如肃宗时以崔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是也。《旧书·涣传》。赵匡言举选十弊，其六曰：“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事业不得修习，益令艺能浅薄。”其七曰：“羁旅往来，糜费实甚。非惟妨阙正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已空。”其八曰：“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斯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叹。”其九曰：“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皆与举选集于京邑有关。沈既济之论曰：“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辐凑，士物繁合，然后称其大。若权散郡国，远人不至，则京邑索矣。自古至隋，数百千年，选举之任，皆分郡国，当汉文、景、武帝之时，京师庶富，百廛九市不得顾，车不得旋，岂待举选之士为其助哉？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且权分州郡，所在辟举，则四方之人，无有遐心，端居尊业，而禄自及，禄苟未及，业常不废。若仕进外绝，要攒乎京，货鬻田产，竭家赢粮，糜费道路，交驰往复，是驱地著而为浮冗也。王者当繁其天下，岂廛闬之间，校其众寡哉？”可与此论相发明。又云：“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于京师，人既浩穰，文

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则纲纪且因之隳坏矣，其为议者所訾，固无足怪。即选之法，盖亦所以稍救其弊邪？且政权贵乎普及，遐方之士，自有不乐远宦者，如《新书·欧阳詹传》言闽、越之士，当唐中叶以后，尚不乐北宦是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此等苟非有即选之法，而乡官又废，则并不获仕于州郡矣，亦将使远人觖望也。

选权既专归吏部，自必惟论资格。《新书·选举志》曰：“初铨法简而任重。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后李敬玄为少常伯，委事于员外郎张仁袆，仁袆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敬玄传》云：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时员外郎张仁袆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袆为造姓历、状式、铨簿，钳键周密，病心太劳死。敬玄因其法，衡综有序。自永徽后，选员浸多，惟敬玄居职有能称。《旧书·裴行俭传》云：行俭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以为故事。《通典》同。《通鉴》云：行俭与张仁袆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新书·行俭传》则云：行俭始设长名榜、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资拟高下为故事。合观诸文，《新传》“榜”字下疑夺一“引”字，“姓历”则别一时所造也。行俭创法后，其子光庭又继之。《新志》云：开元十八年（730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寻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才甄择之。”《光庭传》云：初吏部求人，不以资考为限，所奖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奋。其后士人猥众，专务趋竞，铨品枉桡。光庭惩之，因行俭长名榜乃为循资格。无贤不肖，一据资考配拟，又促选限尽正月。任门下省主事阎麟之，专主过官。素与萧嵩轻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罢之。博士孙琬，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谊，谥曰克。时以为希嵩意。帝闻，特赐谥曰忠宪。《旧传》略同。又云：其流外行署，亦令门下省之。《职官志》云：“光庭始用循资格，以注拟六品以下选人。其后每年虽小有移改，然相承至今用之。”《通典》云：“光庭为侍中，以选人既无常限，或有出身二十余年而不获禄者，复作循资格，定为限域。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自下升上，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之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通鉴》云：“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开元十八年（730年）。开元二十一年六月，“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流外奏用，不复引过门下。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案《新书·张九龄传》，亦言九龄为相，上言废循资格，则时议之于循资，无以为然者。然出身二十余年而不获禄，其为沉滞，宁不更甚于六十未离一尉？为国求才，既非凡士大夫之素志，亦非吏部以一人尽揽九流，并其面而不识，而有待于保识者所能办，则限年蹑级，不犹足以息奔竞之风乎？苏轼有言：“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果至于斯，官场风气，必也益坏，限年蹑级，不犹愈乎？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八月，中

书门下奏“请差左丞崔沂等同详定选司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从之。欧《史·姚 传》，言其为相，“循资、长定旧格，岁久多舛，因增损之。选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诉不逊。等无如之何。废帝为下诏书禁止”。足见此法之不能废，亦足见不便之者，实皆幸进之徒也。

用人之要，不越儒吏两途。论者恒贵儒于吏，盖以吏徒能奉行故事，儒则明于治道，可与议法，即用法亦能得法外意也。儒而惟知记诵、辞章，则其不知治道，亦与吏等，而明习法令，知民情伪，或反不逮焉，而犹执旧说不变，则士夫之偏见也。然议论可以偏袒，事实不相假借，故吏之见用，卒随世而盛焉。牛弘言令史百倍于前，则其明证。刘炫推求其故，谓由文案之密。文案非士夫所乐为，并非其所能为，乃不得不多任胥史。任胥史不可无以督察之，或并非不习文法者所能，于是长官亦或出于是矣。《隋书·儒林传序》谓“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是也。文书委积，则奸弊丛生，此由纲纪坏而宠赂彰，督责疏而比周密，初不关乎流品，而论者又多以是为言。如《隋书·刘炫传》言：“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于是立法：州县佐史，三年而代。”是其事矣。此亦士夫偏见。《炫传》又言：“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炫。”然则流外初不给廪，又何以责其廉乎？《新书·刘晏传》云：晏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故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故事而已，爵禄独非利乎？显为名者，孰不阴以为利？至于二者不相容，则箪食豆羹见于色矣。《关播传》：播迁给事中。“故事，诸司甲库，以令史直曹刓脱为奸。播悉易以士人，时韪其法。”夫岂知言也哉？《傅奕传》：唐初，太仆卿张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公卿举不谓然。奕独是之，为众沮訾不得行。奕与道源之见，实与刘炫同，然炫谓省官不如省事，不谓事未省而官可遽省，奕与道源，乃徒欲去文簿，宁不知文簿之设，本所以钤奸邪？文簿繁而奸又生，犹之为之斗斛权衡而又见窃。然因此而剖斗折衡，可乎？《李泌传》：泌为相，请复张延赏所减吏员。德宗问：“今户口减承平时几何？”曰：“三之一。”帝曰：“人既凋耗，员何可复？”泌曰：“户口虽耗，而事多承平时十倍，陛下欲省州县则可，而吏员不可减。”泌之为此，盖不能无违道干誉，然其说则是也。职是故，吏之见用，卒随世而益盛。

《通考》云：“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师籴贵，远人不愿仕流外，始于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不获已而为之。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自此之后，遂为宦途。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时人嗟异，著于谣颂。”急而求之，已又加以限制，固无怪人心之不平也。然轩轾之见，即当急而求之之时，亦未能免。太宗穷诘张玄素出身以挫之，是其事矣。《旧书·薛收传》：从孙稷，睿宗时参知政事。睿宗以钟绍京为中书令，稷劝令礼让。因入言于帝曰：“绍京素无才望，出自胥吏，虽有功勋，未闻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师长百僚，臣恐清浊同贯，失于圣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绍京表让，遂转为户部尚书。此与玄宗欲加牛仙客尚书，而张九龄以其本河湟使典争之，正相类也。显庆中，刘祥道言：“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省、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攸归，而多用胥徒，恐未尽铨衡之理。望有厘革，稍清其选。”此儒吏之显相争者也。

《新书·选举志》云：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此皆因其才而用之，未可谓之歧视，然终亦不免轻视其人。《旧书·傅奕传》：高祖践阼，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新书·阎让传》：弟立本。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容与波上，悦之，诏坐者赋诗，而召立本侔状。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是时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怅流汗。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与厮役等，若曹慎毋习。”此其见轻，可谓甚矣。此自为非是。然艺术之士之见轻，亦有以其甘为嬖幸者，此则攻击之者，意又在于祛除弊事，非尽攻击其人矣。《旧书·韦贯之传》：宪宗时，转礼部员外郎。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职官志·吏部职》云：“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污朝籍，辞理恳切，竟罢去之。又《曹确传》：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极谏，乃改授光州刺史。伏乞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听。此两事，皆非徒以其为杂色之流而轻之也。中宗置公主府官属，安乐府所补，猥滥尤多。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谓“富商豪贾，尽在缨冕之流，鬻技行巫，咸涉膏腴之地”，使仍而弗革，尚复成何事体邪？

门荫亦为弊法。魏玄同之言曰：“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髫龀之年，已要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技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通典》。然则一至高门，而铨法皆废矣。郑善果父诚，讨尉迟迥战死，善果年十四而授沂州刺史。《隋书·列女传》。高劭者，骈之从子。朝廷优假骈，亦十四遥领华州刺史。薛《史·劭传》。此等纵不自为政，然稍长必历高官，奚翅使人学制美锦哉？《旧书·李怀远传》：宗人欲以高荫相假，怀远拒之。退而叹曰：“因人之热，高士不为，假荫求官，岂其本志？”则荫并有假冒不实者矣。

《通考》以唐之捉钱令史、纳课品子为赀选。捉钱令史，后虽利其钱，初固与钱令捉；若纳课品子，则真赀选矣。其尤甚者，则为丧乱时事。《通考》：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告身，虽假以官，赏其忠义，犹未尽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艺，兼情愿稳便，据条格议同申奏闻，便写告身。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纳钱，请准敕回授余人。并情愿还俗授官、勋、邑号等亦听。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赀财，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赀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余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后，亦任回与近亲。又准敕纳钱百千文，与明经出身：如曾受业，粗通帖策，修身谨行，乡曲所知者，量减二十千文。如先经举送，到省落第，灼然有凭，帖策不甚寥落者，减五十千文。若粗识文字，准元敕处分。未曾读学，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应授职事官并勋、阶、号及赠官等，有合荫子孙者：如户内兼荫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赀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有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此奏于虚名外兼鬻实官，官职外并鬻出身，乃至不识文字者，可同明经，可谓甚矣。《注》云：“权为此制，寻即停罢。”盖所得仍不多也。《通考》又云：“元和十二年（817年），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如闻定州侧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于定州纳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仍减三选。一千石者，无官便授释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二千石者超两资。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三百石与减一选。”《旧纪》：诏以定州饥，募人入粟受官及减选、超资。时亦直用兵之际，无力救灾，故其优假如此也。

《通考》又记元和时事云：“又敕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量别支给。”案《新书·循吏传》：韦丹，顺宗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为舍人。新罗国君死，诏拜司封郎中往吊。故事，使外国赐州县十官，卖以取赀，号私觌官。丹曰：“使外国不足于赀，宜上清，安有贸官受钱？”即具疏所宜费。帝命有司与之，因著令，盖即此事也。《通考》又云：十五年（820年），复其制。入回鹘使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吐蕃使八员。盖亦以费用不给之故？《新书·胡证传》：太和公主降回鹘，以检校工部尚书为和亲使。旧制，行人有私觌礼，县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纳赀于使，而命之官。证请俭受省费，以绝鬻官之滥。盖其制又曾暂废？然恐亦不能久也。

清浊之别，隋、唐世仍有之。卢恺当开皇初，除吏部侍郎，后摄尚书事，何妥攻其与苏威朋党，除名。《传》言：“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诮。”而《彦师传》言：“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则周氏一时之事，未能变累世相袭之风也。唐世，“职事官资，清浊区分，以次补授”，详见《旧书·职官志》。又《韦温传》：文宗时，迁尚书右丞吏部员外郎。盐铁判官姚勖知河阴院，尝雪冤狱。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制出，令勖上省。温执奏曰：“国朝已来，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上令中使宣谕，言勖能官，且放入省。温坚执不奉诏。乃改勖检校礼部郎中。翼日，帝谓杨嗣复曰：“韦温不放姚勖入省，有故事否？”对曰：“温志在铨择清流，然姚勖士行无玷，梁公元崇之孙，自殿中判盐铁案，陛下奖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为陛下当烦剧者？此衰晋之风也。”上素重温，亦不夺其操。可见区别之严矣。

重内轻外之风，隋、唐时颇甚。贞观、开元之世，亟欲挽之，然皆未能奏效。肃、代以后，乃幡然一变，力求重内而不得矣。此可见制度与事势乖违，终必有名无实也。《新书·循吏传》曰：“太宗尝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维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又诏内外官五品以上举任县令者。都督、刺史，职察州县。间遣使者，循行天下，劾举不职。始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后不复册，然犹受命日对便殿赐衣物乃遣。玄宗开元时，已辞，仍诣侧门候进止。又锢废酷吏。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长人不可轻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间，虽不能皆当，而所得十五。故协气嘉生，薰为太平，垂祀三百，与汉相埒。”此言虚美无实。《隋书·循吏·柳俭传》：高祖初有天下，妙简贤能，出为牧宰，以俭仁明著称，擢拜蓬州刺史。蜀王秀得罪，坐与交通免。炀帝嗣位，征之。于时以功臣任职，牧州领郡者，并带戎资，惟俭自良吏。帝嘉其绩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赐物一百段而遣之。然则隋高虽留心政事，至炀帝世，武人之司牧者犹多。《旧书·马周传》：周于太宗时上言：“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宫不称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得一。百姓未安，殆由于此？”是太宗亦未能革隋世之弊也。高宗以后，迁流弥甚。《旧书·韦嗣立传》：长安中，则天与宰臣议及州县官吏。纳言李峤、夏官尚书唐休璟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中宗时，嗣立上疏，言：“刺史县令，理人之首。近年已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萧至忠传》：中宗时上疏云：“伏见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职者。愿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诸司长官子弟，并改授外官。”《卢怀慎传》：景龙中上疏云：“比来州牧上佐及两畿县令，下车布政，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最。或有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跂踵而望。争求冒进，不顾廉耻。”又云：“内外官人，有不率宪章，公犯臧污，侵牟万姓，劓割蒸人，鞫按非虚，刑宪已及者，或俄复旧资，虽负残削之名，还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岭碛，微示惩贬，而徇财黩货，罕能悛革。小州远郡，蛮陬夷落，何负圣化，独受其弊乎？”皆可见其每况愈下之状。开元初，有人密奏：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材，全不简择。谢官日引入殿庭，问安人策一道。试者二百余人。韦嗣立子鄄城令济第一。或有不书纸者。擢济为醴泉令。二十余人还旧官。四五十人放归习读。是试者二百人，不合格者殆三之一也。此据《旧书·韦嗣立传》，《通鉴》从《唐历》云：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二年正月，“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通鉴》。然三年（715年）。张九龄言：“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于是。人情岂忘其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今不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臣以为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虽远处都督、刺史，至于县令，递次差降，以为出入，亦不十年频任京职，十年尽任外官。如此设科，以救其失，则内外通理，万姓获安。如积习为常，遂其私计，天下不可为理也。”《通典》。观其言，则二年之制，实未行也。四年（716年），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扬州采

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通鉴》。人情大可见矣。八年（720年），宰相源乾曜言：“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乂之士，多在外官。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旧书》本传。此亦见二年之制，有文无实。《旧书·列女传》：宋庭瑜妻魏氏，父克己，有词学，则天时为天官侍郎。魏氏善属文。先天中，庭瑜自司农少卿左迁涪州别驾。魏氏随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赋》以叙志。开元中，庭瑜累迁庆州都督。中书令张说，少时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为外职，乃作书与说，叙亡父畴昔之事，并为庭瑜申理。乃录《南征赋》寄说。说叹曰：“曹大家东征之流也。”庭瑜寻转广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殒。时人莫不伤之。使庭瑜不遽陨没，岂不转瞬内迁乎？十一年（723年），山东旱，朝议选朝臣为刺史，以抚贫民，而至任多无可称。《旧书·王丘传》。十三年（725年），帝自择刺史，凡十一人。治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赐诗，帝亲书，且给纸笔令自赋，赍绢三千匹遣之。《新书·许景仙传》。其效亦可想矣。

安、史乱后，内外官轻重遽变。李皋抵法求外，事已见前。《新书·李泌传》：泌以贞元三年（787年）同平章事。“是时州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乃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时以为宜。而窦参多沮乱其事，不能悉如所请。”李实以外出迫权德舆，其说未知信否，即谓可信，唐中叶后，重内轻外者，亦惟此一事，况乎其说之实不可信也？然外官之见重，岂徒以其禄之厚哉？读《旧书·薛珏传》所述楚州营田事，即可见其禄之所由来。然此犹仅乾没而已。薛《史·相里金传》云：出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属，皆不令干与民事，但优其赡给，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声绩。此可见刺史之下，倚势虐民者甚多。《安重荣传》云：晋高祖即位，授成德军节度使。自梁、唐已来，藩侯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惑乱，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其实贿赂半归于下。惟重荣自能钩距，凡有争讼，多廷辩之。至于仓库耗利，百姓科徭，悉入于己，诸司不敢窥觊。此则括其下之所得，以归于己而已，民未获抒也。《刘审交传》：汉隐帝嗣位，用为汝州防御使。乾祐二年（949年）春卒。郡人聚哭柩前，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时致祭。冯道闻之曰：“予尝为刘汝州僚佐，知其为人。廉平慈善，无害之良吏也。刺辽、磁，治陈、襄、青，皆称平允，不显殊猷。其理汝也，又安有异哉？民之租赋，不能减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馁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怀感如此者？诚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确然行良吏之事，薄罚宥过，谨身节用，安俸禄，守礼分而已。凡从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爱慕。今天下戎马之后，四方凶盗之余，杼轴空而赋敛繁，人民稀而仓廪匮，谓之康泰，未易轻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敛，不杀无辜之民，和平宽易，即刘君之政，安足称邪？复何患不至于令名哉？”此可见当时所谓良吏者，并无足称，而其时之人，并此而不能为也。欧《史·郭延鲁传论》曰：“乌乎！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输兵赋之急，下困剥敛之苛。自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而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赀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又《王进传论》曰：“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

人也？虽其附托遭遇，出于一时之幸，然犹必皆横身敌阵，非有百夫之勇，则必有一日之劳。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节，何其甚欤？”《廿二史札记》云：“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其所以任之者如此。然果以贼民乎？抑以自贼乎？《五代史阙文》云：晋高祖引契丹围晋安寨，降杨光远，清泰帝至自覃怀，京师父老迎于上东门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帝王多幸蜀以图进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两川节度使，皆用文臣，所以明皇、僖宗，避寇入蜀。今孟氏已称尊矣，吾何归乎？”因恸哭入内，举火自焚。黄梨洲《明夷待访录》言：明之亡，从死者皆文臣，后起义兵者皆文臣及儒生，武人则无不以其众幸富贵，然后知承平时视如徒隶者未必非。乌乎！何其言之痛也？然则好用武人者，果以贼民乎？抑以自贼也？

回避之法，大体后密于前。《旧书·职官志》：吏部，“凡同司联事、句检之官，皆不得注大功已上亲”。《杨嗣复传》：元和十年（815年），累迁至刑部员外郎。郑馀庆为详定礼仪使，奏为判官。改礼部员外郎。时父于陵为户部侍郎。嗣复上言：“与父同省非便，请换他官。”诏曰：“应同司官有大功以下亲者，但非连判及句检之官并官长，则不在回避之限。如官署同，职司异，虽父子兄弟，无所避嫌。”此正《职官志》所云。《良吏传》：贾敦颐，弟敦实，贞观中为饶阳令。时敦颐复授瀛州刺史。旧制，大功以上，不复连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职，俱有能名，竟不迁替。此则出于法外者矣。

考课之法，衰世必衰，以莫操督责之术也。《隋书·李谔传》：谔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奏论其弊曰：“用人惟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已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炫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惟以乾没为能。”又谓隋时，刺史入觐，仍有“言辞不逊，高自称誉”者。盖自州郡割据以来，尾大不掉，致成此积习也。隋世考课自较严，然权集中枢，又苦不知地方情状，于是愿者敷衍塞责，狡者且上下其手矣。《房彦谦传》：“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尝因朝集时，左仆射高颎定考课，彦谦谓颖曰：诸州考校，执见不同，进退多少，参差不类；况复爱憎肆意，致乖平坦？宰贵既不精练，斟酌取舍；曾经驱使者，多以蒙识获成，未历台省者，皆为不知被退；又四方县远，难可详悉，惟量准人数，半破半成，徒计官员，莫顾善恶；自然欲求允当，其道无由。”谓宜“远布耳目，精加采访，褒秋豪之善，贬纤介之恶”。此岂可致之事邪？行之既久，终必至于不辨功罪，惟校岁月而已。“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通典》。可见其弊已著矣。唐代考课，属吏部之考功。应考之官，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考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内外文武官，量远近以程之，附朝集使送簿至省。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监外官考。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判外官考。京官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分为九等。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考等第而勉进之。亲、勋、翊卫等，略有三等。据《旧书·职官志》。《新书·百官志》略同。任期初因隋为四年，后减为三。《通典》载沈既济请改革选举事条云：六品以下官资历，并请以五周为满。《注》云：唐、虞迁官，必以九载，魏、晋以后，皆经六周。国家因隋为四，近又减削为三考。今三、四则太少，六、九则太多，请限五周，庶为折中。久任为论吏治者所称美。唐世，刘祥道、卢怀慎、赵憬等咸以为言，皆见《旧书》本传。然久任有熟习之美，亦有巧猾之弊。大抵事在应付物者，愈久而愈熟习，其在应付人者，则愈久而愈巧猾。然应付物者，实亦欲应付督责己之人，苟有趋避之方，自可不

尽其责。则其利弊，正难以一言蔽。《新书·王播传》云：播居官以强济称。天性勤吏职。每视簿领纷积于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为乐。所署吏，苟无大罪，以岁劳增秩而已，卒不易其职。彼其得吏之力必甚深，然安知非因其强济，故吏不敢欺，亦不敢惰弛，而岂徒久任之效邪？考课欲克举其实，其事极难。《旧书·赵宗儒传》：贞元六年（790年），领考功事。黜陟公当，无所畏避。凡考之中上者，不过五十人，余多减入中中。此仅不畏强国而已，其得当与否，亦自难言。《通考》载宝应二年（763年），考功奏请“立京、外按察。京察连御史台分察使，外察连诸道观察使，各访察官吏善恶报考功。至校考日，参事迹以为殿最”。而元和十四年（819年），考功奏“近日都不见牒报”。又贞元时，考功奏：“自至德至今三十年，诸司一例申中上考。”大中五年（851年），吏部奏：“近年以来，刺史皆自录课绩申省，务炫者则张皇其事，谦退者则缄默不言。又州府申官人核得冤狱书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惩殿。或云书考日当书下考，至时又不提举。又诸州府所申奏录课绩，至两考、三考以后，皆重具从前功课申省，以冀褒升，或校勘不精，便有侥幸。又近日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称考秩，或广说门资。”皆可见其怠慢及背公党私之状。更进一步，遂有并受考而有所不甘者。薛《史·唐末帝纪》：清泰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请应内外所管军人，凡胜衣甲者，宣下本部大将，一一考试武艺短长、权谋深浅。居下位有将才者，便拔为大将；居上位无将略者，移之下军。其东班臣僚，请内出策题下中书，令宰臣面试。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处大位无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约如此。卢文纪等见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愤悱。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上疏，请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书覆奏，亦驳其错误。帝召学士马裔孙，谓曰：“史在德语太凶，其实难容。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尔代朕作诏，勿加在德之罪。”诏辞亦载薛《史》，竭尽调停之致。在德所奏，是非姑措勿论，何至举朝怨怒若此？此非所谓盗憎主人者邪？又《职官志》载是年九月，尚书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学士程逊所上封事，内请自宰相、百执事、外镇节度使、刺史，应系公事官，逐年书考，较其优劣。”遂检寻《唐六典》《会要》考课，令书考第。从之。时议者曰：“自天宝末权置使务已后，庶事因循，尚书诸司渐至有名无实，废坠已久，未知凭何督责？程逊所上，亦未详其本原。其时所司虽有举明，大都诸官亦无考校之事。”欧《史·卢文纪传》言：唐明宗时，为御史中丞，请悉复中外官校考法。诏虽施行，而官卒不考。法令非徒成为具文，乃并具文而无知者，亦难矣。

第七节 赋 税（上）

税法至隋、唐，又为一大变，庸调变为两税是也。汉世税法，以田租、口赋为大宗。田租虽豪强侵陵，官家弗能正，然其取之仅三十之一，要不可谓之不轻，而口赋则取之颇重。案孟子以布缕之征，与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并举，则农家所遍有者惟布缕，自战国已然。汉世亦应如是，顾其取之人人者，不以布缕而以钱，又不计其人之贫富而一例责之，则恶矣。魏武定河北，田租而外，户收绢二匹、绵二斤，而口率出钱之制遂废，善矣。然户不必皆有产，有产者亦不必均，而所取者乃一例责之，犹丧乱时之权制也。晋户调式，始比户而授之以田，魏、齐、周皆因之，尤善之善者矣。然官能按户授之以田，其实能否尚难言之。而不能保既授之后，其田遂无换易。并兼既起，田不给授，则有田者依然无田，而户调顾与田租合而为一，则无田者不徒当出绵布等调，并须出粟米之征，其受累反更深矣。斯时也，不能制民之产，举并兼者而悉出之，凡无田者皆授之田，则又宜分田租户调为二，田税随田收取，户税则视其赀产之有无多寡而分别取之，此则庸调之所以变为两税也。然论者皆莫喻斯理，直至迫于事势，乃不得已而行之焉。

隋依周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调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开皇三年（583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三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通典·食货典·赋役中》。《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年六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唐武德二年二月，“初定租庸调法”。《新书》本纪。其授田之制，已见第十七章第二节。取民之制，《旧书·职官志》述之。《户部》。云：“凡赋人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谓无论出绫，出绢，出，皆以二丈为率，非谓三者皆出二丈，凡六丈也。杂出三种，其数亦同。故陆贽《均节赋税之奏》曰：“岁输若绢、若绫、若，共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凡庸、调之物，仲秋敛之，季秋发于州。《旧书·玄宗纪》：天宝三载（744年）赦文：“每岁庸、调八月起征，可延至九月。”租则准州土收获早晚，量事而敛之，仲冬起输，孟春而纳毕，本州纳者，季冬而毕。凡岭南诸州税米，及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新书·懿宗纪》：咸通四年七月，“免安南户税丁钱二岁”。户税盖调之异名？取其绵绢者称调，取其钱者言税也。以上述租庸调之制，《通典》《唐会要》《陆宣公奏议》《通鉴》皆同，说见《通考·田赋考》。《新书·食货志》云：“凡授田者，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粟稻非一地所生，当非一地所出；绵为输绫绢者所出，麻则输布者所出；皆未分别言之。非蚕乡输银十四两，更不可解。唐时银不普用，安得以之为税？《廿二史考异》云：“《通典》载土贡，惟海南诸郡贡银，大率二十两，间有三十两、五十两者，独始安郡百两。一郡二十两，一丁乃当其三之二，有是事乎？”此必传写之误，并非原文如此也。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而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凡京师文武职事官，皆有防；凡州县官寮，皆有白直；凡州县官及在外监官，皆有执衣；凡诸亲王府属，并给士力，具品数如白直；凡有功之臣赐实封者，皆以课户充。”《新书·食货志》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大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皆本于户调以来之制者也。此制必以户皆有田，其田又略平均为本，然其事必不可致也，于是本实拨而枝叶随之矣。

租庸调之变为两税，事见《旧书·杨炎传》：传云：“开元中，不为版籍。人户寖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事，盖非得当时之实。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臧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苛税之兴，固缘兵起，然即无兵祸，而版籍无不失实，租庸调之法，亦将何以善其后乎？苛税之兴，似与租庸调法无涉，然使一切苛税，悉萃于乡居地著之人，则户调以来之法，举粟米、布缕、力役之征，悉合为一，而责诸力田之民，阶之厉也。法之变必不可免矣。《炎传》又云：“炎因奏对，恳言其弊。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其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善而行之，诏谕中外。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参看第十七章第一节。此法精意，全在一其名及“户以见居为簿、人以贫富为差”二语。一其名，乃能使苛税悉除，赋不加敛而增入，吏不诫而奸无所取。民以见居为簿，故侥幸者无所容；税以贫富为差，则输将者称其力；故能使民不土断而地著，版籍不造而得实。杂税粗看似起军兴以来，实则版籍之不为者久，而税赋如旧，则其所由来，必不可问。然则开元已后租庸调之所入，久与至德后之苛税同，特至德后又加甚耳。今一举而廓清之，其所去者，实非仅军兴已来之新弊，而亦

租庸调法之积弊也。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久矣，即微兼并之家，天下之农民亦岂能皆域诸南亩？况乎兼并急而民之去之如流水乎？开元已来之不为版籍，非不欲为，无可为也。此则社会生计变，而租庸调之法，虽欲守之而无可守者也。两税之一其名，与明一条鞭之用意同。然明世加派，出自中央，而唐则使州、县各自为政；一条鞭专论丁粮，两税则主于赀产；则两税尤贤于一条鞭也。其后行之未能尽善，不能以咎立法之初意。

然此法非杨炎所能为也。田税与户税之分离，实由来已久。《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五月，麦稔，判度支第五琦奏请十亩税一亩，效古什一而征，从之。大历四年十二月，敕京兆府税宜分作两等：上等每亩一斗，下等六升。能耕垦荒地者二升。五年（770年），诏定京兆府户税。夏税上田亩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荒田开垦者二升。时又有青苗钱，皆履亩而税之事。参看第六章第四节。《新书·食货志》云：“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说两税之缘起，固甚分明也。至户税：则《旧纪》云：大历四年正月戊子，“敕有司定王公士庶每户税钱，分上中下三等”。《食货志》详记其事云：“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旧纪》是月庚午朔，则戊子为十九日，《纪》与《志》差一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见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盖此等官皆无禄。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田等，无问有官无官，各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通考》论之曰：“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人皆以为行两税以后之弊，观此则由来久矣。”《田赋考》。《通典》叙此事，追溯至武太后时，云：长安元年十月，诏天下诸州王公已下，宜准往例税户。《注》云：至大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税。《食货典·赋税下》。尤可见其由来之久。陆贽言“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之，田有常租，不宜复入两税”，此法盖亦有所本，尤可见二者分离之迹。然则两税久已阴行，杨炎之劳，不在创两税，实在毅然废租庸调法也。此所谓利道之整齐之者欤？

《新书·食货志》云：“贞元四年（788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一定户。”《通鉴》云：“正月朔，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一定。”《考异》云：“《实录赦》云：天下两税，更审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为常式。按陆贽《论两税状》云：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然则当时税赋，但以贫富为等第，若今时坊郭十等户，乡村五等户，临时科隶也。”然则户税全与田亩分离矣。户等之制，由来已久，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五节。隋世盖亦因之。《旧书·太宗纪》：贞观九年三月，敕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自是盖遂遵其法。《旧书·职官志》：户部职云：凡天下之户，量其资，定为九等。又云：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食货志》云：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高宗纪》：永徽五年十二月，敕二年一定户。盖以其升降数，故促其更定之期，然似未为经制。《玄宗纪》：开元十八年三月，改定州县上中下户口之数。岂其时租庸调法坏，收税实稍以资产为准，故有此举邪？

攻两税租庸调者，莫如陆贽：其说云：“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是以先王之制赋入也，必以丁夫为本。”善庸调之法，“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生计演进，民不能皆束诸南亩，前已言之。又云：“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此则推定赀产之法未善，而非税法之不善。又訾两税定法之初，“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为定额”，为“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且“军兴已久，事例不常，所在徭赋，轻重相悬”，而亦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征税，此则因废无名之暴赋，事须急速，减省经费，均平各道各州科率，均非旦夕可行，故不得不如此。除弊之事，贵于急速。筹议过详，往往有阻力横生，事遂因之不行者。就耳目之所睹记，固人人可信其然也。若谓后来何遂相沿，不加改正？此则杨炎在相位不久，不能以是责之。要之就改革税法而论，炎终不失为救时相也。

在行两税法之先，亦有欲救时弊者，宇文融是也。《新书》融传云：“开元时，天下户版刓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请校天下籍，收匿户、羡田佐用度。玄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钩检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擢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假御史，分按州县。括正丘亩，招徕户口而分业之。又兼租地安辑户口使。于是诸道收没户八十万，田亦称是。岁终，羡钱数百万缗。帝悦。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无扰。张空最，务多其获，而浮客颇脱不止。初议者以生事沮诘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举。又集群臣大议。公卿雷同不敢异。惟户部侍郎杨玚，以为籍外取税，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玚坐左迁。

融乃自请驰传行天下。事无巨细，先上劝农使而后上台省。”参看第五章第一节。融之所为，或不免有弊，然其意，则固欲以正兼并而复租庸调之旧制也。然其事卒不能成，可见生计演变之势之不可逆矣。

两税之兴，其首要之务，实在去无名之暴赋，故建中行此制时，曾有“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之诏。是年改元赦文，见《旧书·本纪》。然两税兴后，杂率仍在所不免。陆贽《均节赋税之奏》曰：“本惩赋敛繁重，所以变旧从新。新法既行，已重于旧。旋属征讨，国用不充，复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征二百。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税法之重若是，奉进、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朝典束以彝章，不许别税。绮丽之饰，纨素之饶，非从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编户之筋力膏髓，将安所取哉？于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变征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广其课而狭偿其庸，精其入而粗计其直，其为妨抑，特甚常徭。”则其弊实未尽除也。犹曰事出中央，与藩镇之各自横敛者不同也。然岂有中央横敛，而藩镇不妄肆诛求者？于是有因缘而加甚。如建中二年五月，以军兴十一而税，而贞元八年四月，韦皋遂请十二而税，以给官吏矣。十三年十月，黔中观察使奏：“溪州人户，诉被前刺史魏从琚，于两税外每年加进朱砂一千斤，水银二百驮，户民疾苦，请停。”从之。皆见《旧书·本纪》。其妄肆诛求如此。《旧书·宪宗纪》：元和四年十二月，中丞李夷简奏：“诸州府于两税外违格科率，请诸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察访报台司，以凭举奏。”从之。《新纪》：元和四年闰月，禁刺史境内榷率，即此事。宪宗时，法令尚称严明，而亦如此，可见其弊不易绝。五代之世，纪纲愈坏。薛《史·符习传》：习于后唐明宗时移汴州。安重诲素不悦习，令汴人言习厚赋民以代纳藁，《旧书·韩休传》，言开元时虢州支税草纳延厩，则藁税往往有之。及纳军租多收加耗，由是罢归京师。《刘铢传》：铢镇青州，擅行赋敛。每秋苗一亩，率钱三千，夏苗一亩钱二千，以备公用。《唐庄宗纪》：同光三年二月，诏兴唐府管内小篆豆税，每亩与减放三升。皆妄率于两税之外苛且酷者也。

税收中最易借口增加者为耗损。此固经收之官吏所不能偿，然既有此借口，即易因之多取。薛《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八月，敕今岁秋田，仰所在切如条流，本分纳税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则加耗已与正税同为敕令所许矣。《唐明宗纪》：天成元年（926年）即位赦诏：“秋夏税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后只纳正数，其省耗宜停。”然《王章传》谓“旧制秋夏苗租，民税一斛，别输二升，谓之雀鼠耗，乾祐中，输一斛者，别令输二斗，目之为省耗，百姓苦之”，则耗率竟加至十倍矣。又《唐明宗纪》：同光四年四月，“敕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顷亩五家为保，本州具帐送省。州县不得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人陈告，其田倍征”。借口隐欺，差人检括，实亦无异科率于两税之外也。《李琪传》：同光三年（925年）秋，天下大水。庄宗召百寮，许上封事。琪疏劝薄敛，云：“如以六军方阙，不可轻徭，两税之余，犹须重敛，则但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官，又不以纽配为名，止以正耗加纳，犹应感悦，未至流亡。”折纳者，陆贽《均节赋税》之奏言：“两税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税色目颇殊，惟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此即宋世之折变。纽配者，以此物余数，折成他物。《旧书·李石传》：开成元年（926年）赦诏：“放京畿一年租税，及正、至、端午进奉，并停三年。其钱，代充百姓纽配钱。”薛《史·唐明宗纪》：同光四年四月，“敕夏秋苗税子，除元征石斗及地头钱，余外不得纽配”。《周太祖纪》：广顺三年十二月，左补阙王伸停任。坐检田于亳州，虚凭纽配故也。足见其害民之烈。又或以逃户之税，摊征之于见存之民。陆贽于贞元初已言之，见第十五章第三节。《旧书·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上疏曰：“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石投井中，非到底不止。”此事在元和末，而《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应有逃亡户口税赋并杂色差科等，并不得辄更摊配于见存人户。”则不徒摊配不能绝，并可见正税之外，仍有杂色差科矣。凡此，皆可见两税外不得辄率一钱之诏之徒托空言也，而役之厉民尤甚。

役之法，有直役其身者，亦有取其资而免其执役者。前者所谓差役，后者以其所出之资雇人应役，则所谓雇役也。差役事难分割，或为民力所弗胜；又或事非素习，则其赔累尤巨；故二者虽同为有取于民，而雇役之法，实远较差役为善。隋文帝时，许民五十已上，输庸停役；唐取民之法，更明以庸为名；可见赋税之演进，已自然趋向此途矣。然既取其庸，役仍不能全免；既不能免，遂由轻而之重；久之又折为钱；折为钱而又责之以事。历代役法之厉民，大抵如此，而自唐至宋，则其尤剧之时也。《新书·肃宗纪》：乾元元年四月赦诏，有“天下非租庸毋辄役使”之语，足见役使出于租庸之外者甚多。取其庸而又役之，世皆以为两税兴后之弊，实则两税未行时久然矣。且殆无时不然也。应役本以成丁为限，然役及妇女，且为恒事，则未成丁者之见役，亦必在所不免。《旧书·职官志》户部职云：“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此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之制，见《新书·食货志》。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韦后表请年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见《旧书·中宗纪》。《良吏·杨玚传》，初为麟游令。“中宗时，韦庶人上表，请以年二十二为丁限。及韦氏败，省司举征租调。玚执曰：韦庶人临朝当国，制书非一，或进阶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独于已役中男，重征丁课？有司遂依玚所执，一切免之。”此特不追改既往，后此则韦氏之法必废矣。天宝三载（744年），祀九宫贵神于东郊，礼毕大赦，“百姓十人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见《旧书·本纪》《新书·食货志》。代宗广德改元赦文“男子二十成丁，五十入老”，见《旧书·本纪》。《新书·韩思彦传》：子琬，景云初上言“永淳时，雍丘令尹元贞坐妇女治道免官，今妇夫女役，常不知怪”，足见役及妇女者之多。“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正不待天宝之乱矣。唐末，刘仁恭欲尽发境内男子为兵，或说以妇人不能转饷，乃止，见第九节。此谓妇人不能转饷如男子，非不役妇人也。时或名为和雇，然或不给其直，则亦徒有其名耳。唐兴大工，役与雇二者兼用。如《旧书·高宗纪》：永徽五年三月，以工部尚书阎立德领丁夫四万筑长安罗郭。十一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是也。龙朔三年二月，陇、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户口征修蓬莱宫用役。《玄宗纪》：天宝十二载十月，和雇京城丁户一万三千人筑兴庆宫墙，起楼观。则用雇。盖役民法有定限，故以雇补其不足也。《韦凑传》：睿宗起金仙、玉真两观，凑进谏曰：“高价雇人，三辅农人，趋目前之利，弃本逐末。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窃恐不可。”似诚能以高价致人。然《裴延龄传》：陆贽上书疏其失，则谓其“追捕夫匠，迫胁就功，以敕索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为名而不偿其庸”。贽于延龄，攻之庸有过当。然《新书·令狐楚传》言：营景陵，诏楚为使。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等不偿庸钱十五万缗，楚献以为羡余。怨诉系路。诏捕翚等下狱诛，出楚为宣歙观察使。又《韩愈传》：华阴令柳润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则名为雇而不偿其庸者甚多。延龄此事，亦不敢谓其必无也。贞观五年（631年），太宗将修复洛阳宫，戴胄上表谏，言关中役重，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旧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上疏，言“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有恩诏，令其减省，而

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又《高季辅传》：季辅上封事五条，有云：“畿内数州，实惟邦本。地狭人稠，耕植不博。菽粟虽贱，储蓄未多。特宜优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弥复优闲，须为差等，均其劳逸。”其言畿辅役重，足与戴胄之言相证。然《新书·来济传》言：高宗时，“山东役丁，岁别数万人”。又《食货志》：开元时，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则季辅所谓江南、河北优闲者，果安在也？《通鉴》：贞观十六年七月，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贞观号称太平，而犹如此，况于武、韦乱政之后哉？

差役之法，凡诸官吏，殆无不因以虐民。州郡虐民，所恃以正之者，使家也。然《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二月，“敕如闻诸州承本道节度、观察牒，科役百姓，致户口凋敝，委转运使察访以闻”。又《李逊传》：逊为濠州，观察使旨限外征役皆不从。则使家反有迫州家以虐民者矣。令长虐民，所恃以正之者，州郡也。然《新书·何易于传》：为益阳令，刺史崔朴尝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纤。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则州郡反有迫令长以虐民者矣，甚者如武重规，为汴、郑二州刺史，未至而役人营缮，其无忌惮如此。见《外戚传》。甚有非关公事，亦加役使者。如李义府改葬祖父，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悉课丁车赴役，见《旧书·义府传》。而运输之事，尤为劳弊。运输以战时为最剧。如宪宗讨王承宗，配河南府馈运车四千两，房式时为尹，争之乃免，见《旧书·房琯传》。然其后讨蔡州，卒至京畿民户，牛皆馈军，多以驴耕焉，见《本纪》。玄宗时，天下输丁约四百万人，见《裴耀卿传》。又《王 传》：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产。”此等犹借口于惟正之供，甚至有如明州岁贡淡菜、蚶、蛤之属，役至四十三万人者，见《新书·孔戣传》。其关系一地方者，则如《崔玄亮传》言：歙民山处，输租者苦之，玄亮迁歙州，许计斛输钱，民赖其利是也。要之交通不便之时，运输实税收中之重负也。其能稍纾民力者，则一为以军代民，此事唐以前尚罕行。《旧书·敬宗纪》：宝历二年（826年），以诸军丁夫二万人入内穿池、修殿。《文宗纪》：大和九年（835年），发神策军一千五百人修淘曲江。此特于民之外，又役及于兵耳，非必计省民力也。自宋以后，以军代民役之事乃多。养兵徒以给役，固为无谓，然养兵不用，而又苦役其民，则更恶矣。故宋之以兵代民役，亦为彼善于此也。若迳由官漕转，不以烦民，则非善理财如刘晏者，莫能为也。《新书·晏传》：旧吏推明其功。陈谏著论，以为“初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免役之道，首为列名士籍，次则厕身行伍，又次则商贩、僧道、色役，《旧书·本纪》：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中书门下请裁官之奏曰：“国家自天宝已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言之可谓痛切，而独不及士人，此所谓目能见千里而不自见其睫，其实以免役论，宦学终为其一大端也。《隋书·儒林传》：王孝籍，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又《新书·隐逸传》：张志和，县令使浚渠，执畚无忤色。此皆特异之事。《传》又云：白履忠，开元十年（722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荐，

召赴京师。辞病老不任职。诏拜朝散大夫。乞还，吴兢其里人也，谓曰：“子素贫，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可见宦学者以免役为常矣。军人则不徒不役，并有苞芘他人者。如《旧书·宣宗纪》：大中五年十月，京兆尹韦博奏：京畿富户，为诸军影占，苟免府县色役，或有追诉，军府纷然，请准会昌三年十二月敕，诸军使不得强夺百姓入军是也。此与假托他项色役者实同。《新书·食货志》言“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李峤传》言“重赂贵近补府若史”则其事。《旧书·宪宗纪》：元和二年六月，命五坊色役户及中书、门下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并归府县色役。东都庄宅使、织造户，并委府县收管。所欲除者正此弊也。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以诸州府差散从亲事官等，豪富者幸于影庇，碍州县色役，令其放散，已见第四节。而入勋、宇文融为覆田劝农使，句检帐符，得伪勋、亡丁甚众，已见上。《新书·外戚传》：杨国忠使戍泸南，旧勋户免行，国忠令当行者先取勋家，故士无斗志。刘仁轨言，显庆时东征者先取勋户，见第九节。皆可见勋户旧得免役。徙贯、《新书·李栖筠传》：拜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出赋，以杜奸谋。诏可”。假冒、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正月，诏富户或投名于势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摄贵，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肃奸欺。及见旌表等，亦为其一途。《新书·列女传》：杨三安妻李，太宗遣州县存问，免其徭役。窦伯女、仲女，永泰中遇贼投谷死，诏旌门闾，免其家徭役，官为庀葬。薛《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907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役法苛重，苟有避免之途，民殆无不尽力以趋之者。《新书·循吏传》：韦丹子宙，出为永州刺史，罢冗役九百九十四员。永州僻在南服，而役夫之众如此，可见役法之苛重。其仅存者，则所谓无所入者而已。而其使之又不能均。《通鉴》：唐宣宗大中九年闰四月，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州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于令厅。注：“县令厅事也。”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注》云：今之差役簿始此。夫差役簿者，后世之人所痛心疾首于其不均者也。然在此时，已为较平之政矣。

役或必有技艺然后能为之，于是乎有匠役。《旧书·韦伦传》：杨国忠署为铸钱内作使判官。国忠多征诸州县农人令铸钱。农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棰罚，人不聊生。伦请厚价募工晓者为之，由是役使减少，而益铸钱之数。可见专门之事，非有专门之技不可。《新书·百官志》：考功二十七最，其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又工部职云：“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凡京、都营缮，皆下少府、将作共其用。役千功者先奏。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四月至七月为长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为中功，十月至正月为短功。将作监同。雇者日为绢三尺。内中尚巧匠无作则纳资。”将作监云：“自十月距二月休冶功，自冬距九月休土功。长上匠州率资钱以酬雇。”皆可见其役使之法。《隋书·袁充传》：充表奏隋兴已后，日景渐长，文帝大悦。将作役工，因加程课，丁匠苦之。则其工作长短，并无保障。而陆贽劾裴延龄，谓其兴作“百工比于幽囚”，则其使之且有甚酷者矣。《新书·尹思贞传》：睿宗立，召授将作大匠。仆射窦怀贞护作金仙、玉贞观，广调夫匠，思贞数有损节。怀贞让之。拂衣去，阖门待罪。此等人恐不可多得矣。《于志宁传》：东宫仆御，旧得番休，而太子不听。志宁上疏，言“窃见仆寺司驭，爰及兽医，自春迄夏，不得番息”。兽医亦匠人之类也。《严郢传》：拜京兆尹，减隶官匠丁数十百人，可见其为数之众。

两税行后，无复授田之法，并兼遂为法所不禁，而田之不均弥甚焉，然赋税仍偏责诸小民，观元稹均田之论，及周世宗之深契其说可见也。第十八章第二节。薛《史·唐末帝纪》：清泰元年六月，三司使刘昫奏：“天下户民，自天成二年（927年）括定秋夏田税，逮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诣阙诉田不均，累行蠲放，渐失税额。望差朝臣一概检视。”不报。欧《史·刘审交传》：晋高祖时为三司使。议者请检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审交曰：“租有定额，而天下比年无闲田。民之苦乐，不可等也。”遂止不检，而民赖以不扰。此两事，可见五代时田税减少之情形。正税减则横敛必增，豪强者弥多幸，贫下者益困穷耳。岂有真受不均之累，而能诣阙申诉者邪？《通鉴》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准，至今用之。此亦元稹及周世宗所欲行者也。

唐世钱少，故民于出税，尤以纳钱为苦，观第十九章第四、五两节所述可知。元和十四年（819年），史馆修撰李翱上言：请改税法，不督钱而责布帛。至长庆元年（821年），以杨于陵之议，卒令两税皆输布帛丝纩，独盐酒课用钱焉。皆见《通鉴》。然其后诛求严峻，不征钱之法，并不能坚守，而折价尤有甚高者。此弊也，在五代之世，亦惟吴、唐为能除之，吴、唐诚割据诸国中较有规模者也。《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918年），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宋齐丘说徐知诰：“请蠲丁口钱。余税悉输谷、帛、、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通考》亦载此事。又引《容斋随笔》云：“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言其时，吴田上上者顷税钱二贯一百，中田一贯八百，下田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课调，亦科钱。齐丘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绢、绵本色。是时绢匹市价五百，六百，绵每两十五。齐丘请绢匹抬为一贯七百，二贯四百，绵四十，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其遗泽可谓深矣。折价不高，顾偏低至数倍，自来计臣，未有能言之能行之者也。吴、唐诚割据诸国中较有规模者哉！

第八节 赋 税（下）

山泽之利，隋时尽弃之。《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三月，弛山泽之禁。《百官志》：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及竹园，别都宫室、园圃，皆不以属国是也。唐制：山泽属于虞部，而都水监亦掌川泽之政。见《新书·百官制》。其禁时张时弛，《新书·玄宗纪》：开元十六年十一月，弛陂泽禁。《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弛邕州金坑禁。《敬宗纪》：宝历二年七月，以渼陂隶尚食，禁民渔。《懿宗纪》：咸通四年七月，弛廉州珠池禁。《苏瑰传》：子颋，开元八年（720年），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时蜀凋攰，人流亡，诏颋收剑南山泽、盐铁自赡。《卢坦传》：为东川节度使，尽蠲山泽、盐井、榷率之籍。《孔巢父传》：从子戣，累擢谏议大夫，条上四事，其一曰“山泽、榷酤，为州县弊”。大抵其权不甚统一，在盛时取之尚不甚酷，至藩镇割据而不可究诘矣。而要以盐利为最大。

隋开皇三年（583年），“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见《隋书·食货志》。《通典》云：“唐自上元以后，天下出盐处，乃各置盐司，节级权利。”《新书·食货志》云：“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其中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盐、灵、会三州，皆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岁得盐万四千斛，以给振武、天德。诸井，山南西道、剑南西川、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或以盐价市轻货，皆输司农。盖兵兴后之制也。《志》又云：“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758年），盐铁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旧书·琦传》云：“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加价十倍其本，诚可骇矣。刘晏为盐铁使，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晏所管者，盖吴、越、扬、楚之盐。有监十，置巡院十三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以邀利者。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旧书·晏传》云：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贞元四年（788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旧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五月，增两税榷盐钱。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陈少游传》：奏请盐每斗更加一百文。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其弊可谓深矣，而犹不止此。“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雠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至有淡食者。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旧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年），盐铁使王播奏江淮盐估，每斗加五十文，兼旧三百文。方是时，锜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

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旧书·宪宗纪》：元和六年（811年），王播奏：“江淮、河、岭已南、兖郓等盐院，元和五年（810年），都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校量未改法已前四倍。抬估虚钱一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七百贯。除盐本外付度支收管，从之。”七年四月，播奏：“元和六年（811年）卖盐铁，除峡内井盐外，计收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其利皆如刘晏之季年。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镈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已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刮鹻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通考》：元和十三年（818年），盐铁使程异奏：“应诸州府先请置茶盐店收税。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诸州府因用兵以来，或虑有权置职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切禁断者。伏以榷税茶盐，本资财赋，赡济军镇，盖是从权，兵罢自合便停，事久实为重敛，其诸道先所置店及收诸色钱物等，虽非擅加，且异常制，伏请准赦文勒停。从之。”则当时兵事定后，苛税实有所减。《旧纪》不载此事，顾于异与皇甫镈之相，《书》云：“是时上切于财赋，故用聚敛之臣居相位。诏下，群情惊骇。宰臣裴度、崔群极谏，不纳，二人请退。”采朋党之论以作史，其有害于实录甚矣。自兵兴，河北盐法，羁縻而已。至皇甫镈，又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罢榷盐。《旧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九月，改河北税盐使为榷盐使。长庆元年三月，罢河北榷盐法。许约计课利都数付榷盐院。《新书·王承元传》：大和五年（831年），徙平卢：始盐禁未尝行两河，承元请归有司，由是兖郓诸镇皆奉法。户部侍郎张平叔议榷

盐法弊，请粜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平叔屈服。事在长庆二年（822年），见《旧书·穆宗纪》。亦见《韦处厚传》。韩愈奏云：“平叔请令州、府差人自粜官盐，可以获利一倍。臣以为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贸易，盐商则无物不取，或赊贷徐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铺自卖，利不关己，罪则加身，非得见钱，必不敢受。如此，则贫者无从得盐。自然坐失常课，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而粜之，必索百姓供应，骚扰极多。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口给盐，依时征价，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转富，土著守业者日贫。若官自粜盐，不问贵贱、贫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尽输官钱。并诸道军诸使家口亲族，递相影占，不曾输税，若官自粜盐，此辈无一人遗漏者。臣以为此数色人等，从来籴盐而食，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也。”此奏论官粜不可之理，颇为深切著明。刘晏粜与商人，纵其所之之法，所以为简易也。官粜最难者为见钱之少。使家许以他物代盐价钱，而高其估以取利，亦未尝不借口于此。此铜钱之少，所以增财政措置之难之一端也。是时奉天卤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盐十二斤，利倍鹻卤。文宗时，采灰一斛，比盐一斤论罪。《旧书·本纪》：大和二年（828年），禁京兆奉天县界百姓烧灰煎盐。开成末，诏私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俸、料。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弊，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亦见新旧《书·弘止传》，皆附其兄《简辞传》后。《旧传》云：三年（829年），课入加倍。迁榷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坏与鬻鹻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宣宗乃择尝更两畿辅、望县令者为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使，上盐法八事。其法皆施行，两池榷课大增。其后兵遍天下，诸镇擅利。两池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岁贡盐三千车。中官田令孜募新军五十四都，转不足，乃倡议两池复归盐铁使。而重荣不奉诏，至举兵反，僖宗为再出，然而卒不能夺。”以上据《新书·食货志》。综言之，则国家急于求利，而官吏及商人窟穴其中，以重困吾民而已。盐固为民食所急，然苟能善取之，则所增之价无几，而所得甚多。以此减贫民之赋，实为谋国之至计。故开元时即有此议。《旧书·良吏·姜师度传》云：左拾遗刘彤上言：“请置盐铁之官，收利以供国用，则免重赋贫人，使穷困者获济。”疏奏，令宰相议其可否。咸以为盐铁之利，甚裨国用。遂令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循，并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计会，以收海内盐铁。其后颇多沮议者，事竟不行。《通典》载彤表云：“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金，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庸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宽调敛重征，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臣愿陛下诏盐铁、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虽戎狄未服，尧、汤水旱，无足忧也。”案取于山海，以宽农民之徭赋，实为利国利民之至计。晚周以来，儒、法二家所争辩者，即在于此。读《盐铁论》大夫与文学往复之辞而可知也。历代儒学盛行，学者牵于所闻，不察实际，故于法家之论，多不谓然。然事迫于无可如何，则亦有行之而不自知者，而其效亦终不可没。如《旧书·第五琦传》，称其变法“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是也。唐代榷盐，病民固甚，然设无茶、盐等法，而所须者一一责诸出租庸两税之民，其不可终日，恐更不待懿、僖

之世矣。汉武用桑弘羊，意或在于平准，其后岂不徒以敛财？夫亦岂不厉民？然较之明世三饷专取诸农民者何如？史册俱在，焉可诬也？然则刘彤、赵赞辈，皆唐世之通人矣。《通考》载开元十年八月敕云：“诸州所造盐铁，每年合有官课，比令使人句当，除此更无别求。在外不细委知，如闻称有侵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其姜师度，除蒲州盐池以外，自余处更不须巡检。”此即《旧传》所谓因多沮议，事竟不行者。开元以前，山海之税，盖至轻矣，而见沮犹如此，此非所谓“浮食之民，沮事之议，不可胜听”者乎？刘彤上书，师度奉使，据《旧传》，事在开元七年（719年）。《通典》谓彤上书在元年（713年），恐误。其后兵起，以此取给于一时，亦胜无名之横敛。故李萼劝颜真卿行之河北，第五琦实取法焉。《新书·颜真卿传》：肃宗即位，复为河北招讨使。时军费困竭。李萼劝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相输，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参贺兰进明军，后得其法以行，军用饶雄。三州、七关之复，委度支榷温池盐以赡边。谓灵州之温泉池也。事见《新书·吐蕃传》。交、广、邕南用兵，旧取岭北五道米往饷之，船多败没。郑畋为相，请以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缗，市虔、吉米以赡安南，而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皆足见盐利之有裨国用。独无如交征利而不恤人民者，中央地方皆然。至于四分五裂之际，转以益藩镇割据之资。唐自军兴以前，取于山海者甚薄，至榷法兴而大异矣，故论者或以为盐税归诸地方，胜于中央。如《新书·独孤及传》：及子朗，元和中擢右抬遗，建言宜用观察使领盐铁，罢场、监管榷吏是也。不悟政清而取之薄，管榷亦无害于民，政苛而取之重，而又寄其权于地方，莫能管摄，则其厉民必更甚。中叶后虽行管榷，地方官仍颇有权。《新书·卢商传》：商以宣宗时为苏州刺史。吏以盐法求赢赀，民愈困。商令计口售盐，无常额，人便之，岁赀反增。足见变法权在州郡，不必请命中央。如董昌，且能罢榷盐以悦人矣。亦见《新书·本传》。又《成汭传》：为荆南留后，云安榷监本隶盐铁，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万。《藩镇传》；刘从谏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皆借盐税以为割据之资者也。而山海之利，本在轻徭赋以利凡民者，卒仍表散之于凡民，与计口增税无异也。

五代时，池盐、海盐等税，一切如故。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三月，以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四年二月，以李肃为两池榷盐使。《朱友谦传》：庄宗灭梁，友谦觐于洛阳，既归藩，请两池榷盐每额输省课，许之。《明宗纪》：同光四年（926年），孔谦既诛，中书门下上言：请停废诸道盐运使，盖谦为租庸使时所置也。天成二年十一月，贝州刺史窦廷琬请制置庆州青、白两池，逐年出绢十万匹、米万石。诏升庆州为防御所，以廷琬为使。廷琬由是严刑峻法，屡挠边人，课利不集。诏移任金州。廷琬据庆州叛，讨平之。事见本传。《周太祖纪》：广顺三年五月，前庆州刺史郭彦钦勒归私第。以其兼掌榷盐，擅加榷钱，民夷流怨故也。其时盖以通商之利为薄，故有取于官卖。《通考》云：“官卖未必能周遍，而细民之食盐者，不能皆与官交易，则课利反亏于商税。于是立为蚕盐、食盐等名，分贫富五等之户而表散抑配之。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三年二月，“诏兴唐府管内有百姓随丝盐钱，每两与减五十文。逐年所表蚕盐，每斗与减五十文”。《明宗纪》：同光四年（926年），孔谦诛后，中书门下上言：请百姓合散蚕盐，每年只二月内一度表散，依夏税限纳钱。《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赦文：“洛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食盐，起来年，每斤特与减价钱十文。”《周太祖纪》：广顺三年十二月，“诏诸道州、府县、镇城内人户旧请蚕盐征价，起今后并停”。《通考》云：敕诸州、府并外县、镇城内，其居人屋税盐，今后不表，其盐钱亦不征纳。所有乡村人户合请蚕盐，所在州城、县、镇，严切检校，不得放入城内。合下引《通鉴》汉时郑州民以屋税受盐之事观之，当时城内居民，盖随所居按户表散也？逮其极弊也，则官复取盐自卖之，而人户所纳盐钱，遂同常赋矣。”薛《史·食货志》：“晋天福中，河南、河北诸州，除表散蚕盐征钱

外，每年末盐界分场务，《通考》云：种者曰颗盐，出解州。煮者曰末盐，出濒海。《少帝纪》作“海盐界分”。约粜一十七万贯有余，言事者称虽得此钱，百姓多犯盐法，请将上件食盐钱，于诸道州、府计户，每户一贯至二百为五等配之，任人逐便兴贩。既不亏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诸处场务，亦且仍旧。俄而盐货顿贱。去出盐远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不过一十文。掌事者又难骤改其法，奏请重制盐场税。盖欲绝其兴贩，归利于小官也？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应有往来盐货悉税之。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其诸道州、府应有属州盐务，并令省司差人句当。既而粜盐虽多，而人户盐钱，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亦见《少帝纪》天福七年（942年）。马君所论，正指此也。马君又云：“当时江南亦配盐于民而征米，后盐不给而征米如故，其弊历三百年而未除。宇县分割，国自为政，而苛政如出一辙，异哉！”案民多淡食，古今论盐务者皆深病之。今一例征钱，是使贫弱者为富强者出税也。为政至此，可谓极弊矣。薛《史·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赦文：“北京管内盐铛户合纳逐年盐利，昨者伪命指挥，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极知百姓艰苦。自今后，宜令人户以元纳食盐石斗数目，每斗依实价计定钱数，取人户便稳，折纳斛斗。”铛户所纳如此，盐价之贵可知。《廿二史札记》有五代盐曲之禁一条，可以参看。《食货志》：周广顺三年三月，诏曰：“青、白池务，素有定规。只自近年，颇乖循守。比来青盐一石，抽税钱八百文，足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文，盐五升。其后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访闻更改已来，不便商贩、蕃人、汉户，求利艰难，宜与优饶，庶令存济。今后每青盐一石，依旧抽税钱八百文，以八十五为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五百，八十五陌，盐五升。此外不得别有要求。”云更改已来，不便商贩，则因抽税之重，招致盐价之昂，又可见也。《周太祖纪》：广顺二年八月，“诏改盐曲法。盐、曲犯五斤已上处死，煎鹻盐者，犯一斤已上处死。汉法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至是始革之”。《通鉴》云：“汉法，犯盐、曲无问多少抵死。郑州民有以屋税受盐于官，过州城，吏以为私盐而杀之，其妻讼冤，始诏以斤两定刑有差。”法酷如彼，吏残如此，诚亘古所罕闻矣。薛《史·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文：“其在京盐货，元是官场出粜，自今后并不禁断，一任人户取便籴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开场籴货。”《食货志》：周显德三年十月，“敕漳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场粜盐，今后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许盐货通商。逐处有鹻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兴贩，则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此等皆渐废官卖之法，然仍旧贯处尚多也。

坑、冶之政，前世恒相连。唐掌冶署及诸铸钱监，皆属少府，铜、铁人得采而官收以税，惟镴官市。《新书·百官志》。《新书·食货志》云：“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皆隶盐铁使。开成元年（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以供国用。”他矿税皆州郡主之。《卢钧传》：钧为岭南节度使，“除采金税”是也。其坑冶之数，时有增减。岁入之数：《志》云：元和初，“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宣宗时，“天下岁率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文宗时，“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铜禁本意，盖为铸钱，铁禁则虑其流入外国，后乃觊收其利。《王涯传》云：“自李师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观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诏书，收隶天子盐铁。”则其利实不薄。《新书·食货志》言：第五琦以钱谷得见，请于江淮置租庸使，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实为言冶利之始。《宗室传》：河间元王孝恭治荆州，为置屯田，立铜冶，百姓利之，则官冶原足便民。然既意在言利，即转成为厉民之政。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二年十二月，“诏开铁禁，许百姓自铸农器、什器之属。于夏秋田亩，每亩输农器钱一钱五分”。《通鉴》云：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杂铁器。每田二亩，夏秋输农具三钱。《通考》载敕文云：“诸道监冶，除依常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定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句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欧《史》云：除铁禁，初税农具钱。《注》云：至今因之，故书。此亦如官卖盐之变为计口表散矣。薛《史·晋高祖纪》：天福六年八月赦制：“天下农器，并许百姓自铸造。”《通考》载节文云：“诸道铁冶，三司先条流，百姓农具破者，须于官场中出卖，铸时却于官场中买铁。今后许百姓取便铸造、买卖，所在场院，不得禁止搅扰。”盖长兴二年（931年）之赦，仍未能尽行也。

《旧书·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废晋州平阳院矾官，并归州县，则矾亦曾行禁榷。

《隋书·食货志》云：隋初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开皇三年（583年）罢之。《新书·食货志》云：“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758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旧书·本纪》云：以岁饥禁酒，麦依常式，“麦”下盖夺“熟”字？二年（759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广德二年（764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本纪》：武德二年闰二月，以谷贵，禁关内屠酤；咸亨元年八月，以谷贵禁酒。与《志》云无酒禁者不合。盖以其事属暂行，故不之数？此皆禁酤，其收税则实始广德。《通典·食货典》云：“广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说与《志》合。又云：“大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盖规制粗备矣。《志》又云：“建中元年（780年），罢之。三年（781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州县总领。醨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罢榷酤；建中三年正月，复榷酤。《旧书·德宗纪》亦云：大历十四年七月，罢天下榷酒。《通鉴》亦于是月书“罢天下榷酒收利”。《志》云罢于建中元年盖误？《旧书·食货志》云：“建中三年（782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以京师王者都，特免其榷。”盖是时官酿而雠，与前此令酤户纳税者有异，故云初。《通鉴》书“复榷天下酒”，则承大历十四年以前之榷法言之也。《新志》又云：“贞元二年（786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曲而已。《旧书·本纪》：贞元二年十二月，京城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从度支奏也。元和六年（811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旧书·食货志》云：京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据贯均率，从之。”《通考》：元和十二年（817年），户部奏：“准敕文，如配户出榷酒钱处，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诸州、府先有不配户出钱者，即须榷酤。请委州、府长官，据当处钱额，约米、曲时价收利，应额足即止。”则配户出钱者，又不止京师矣。《新志》云：“大和八年（834年），遂罢京师榷酤。”《旧书·王涯传》云：合度支、盐铁为一使兼领之，乃奏罢京畿榷酒钱以悦众，亦深文周内之辞。又云：“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所云盖即大和时数？去酿费而计之，其利当盐利六之一也。《旧志》云：“会昌六年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纳榷酒，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权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曲。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店沽酒。如闻禁止私酤，过于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间，不免咨怨。从今已后，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曲者，

但许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纵，所由，《通考》作同谋。案容纵指所由，同谋别是一项人。《考》略去所由二字，《志》又误删同谋一项也。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没人家产。”《新志》云：“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镇曲法，复榷酒以赡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方颛其利，按兵请入奏利害。天子遽罢之。”《通鉴》事系天复元年（901年），云：“初杨复恭为中尉，借度支卖曲一年之利，以赡两军。自是不复肯归。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听酤者自造曲，但月输榷酤钱。两军先所造曲，趣令减价卖之，过七月无得复卖。”又云：“崔胤之罢两军卖曲也，并近镇亦禁之。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茂贞至京师，全诲深与相结。崔胤始惧，阴厚朱全忠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南北司之阴谋，别是一事。就税法论，可见是时官卖无以善其后，寖趋于听民酿而收其税也。唐世酒税，本委州县综领，故诸镇多得自专。《新书·崔从传》：为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扬州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畜羊有口算，又贸曲牟其赢以佐用，从皆蠲除之。又《王仲舒传》：除江西观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酿，岁抵死不绝，谷数斛易斗酒，仲舒罢酤钱九十万。《薛戎传》：累迁浙东观察使。所部州触酒禁罪当死，戎弛其禁。可见其宽严皆得自由。《敬晦传》：大中中，历浙西观察使。时南方连馑，有诏弛榷酒茗，官用告乏。晦处身俭勤，赀力遂充。《旧书·李德裕传》：敬宗诏浙西造银盝子妆具。德裕奏言：“贞元中，李锜任观察使，职兼盐铁，百姓除随贯出榷酒钱外，更置官酤，两重纳榷，获利至厚。至薛苹任观察使时，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颇有余财。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榷酤，遂苦不足。”似其废置尚听命于中央。然如李锜之所为，不显与诏敕相反邪？《新书·李珏传》：为淮南节度使卒，疾亟，官属见卧内，惟以州有税酒直，而神策军常为豪商占利，方论奏未见报为恨，可想见其害民之烈，孔戣所由称榷酤为州县弊邪？

五代酒禁，亦随时而宽严不同，然以大体言之，则较唐为尤酷。《通考》：梁开平三年（909年），敕诸道州府百姓自造曲，官中不禁。此为五代时最宽之政，至后唐而大变。薛《史·明宗纪》：天成三年七月，诏弛曲禁，许民间自造，于秋苗上征纳曲价，亩出五钱。时孔循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或献此议，以为爱其人，便于国，故行之。此事亦见欧《史·孔循传》，云“循族杀其家”。《通鉴》则云“循族之”。所杀当是一家，非真连及宗族，然亦酷矣。薛《史·食货志》详载此诏曰：“应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是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曲，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征纳。《通考》多“并不折色”四字。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内，《通考》多“及关城草市”五字。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户《通考》作“逐月”。计算都买曲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即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坊村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通考》引吴氏《能改斋漫录》曰：“今之秋苗，有曲脚钱之类，此事起于五代后唐。当时虽纳曲钱，民间却许自卖酒，时移事变，曲钱之额，遂为定制，而民间则禁私酤矣。”此亦如盐之按户征钱而又官卖矣。薛《史·食货志》又载长兴元年二月赦书节文：“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二年（931年）诏曰：“乱离日久，贫下户多，各务耕田凿井，孰能枕曲藉糟？既随例以均摊，遂抱虚而输纳。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敕下之日，人甚悦之。”此事《纪》在长兴二年五月。又云：“七月，三司奏先许百姓造曲，不来官场收买，伏恐课额不逮。请复已前曲法。乡户与在城条法，一例指挥。仍据已造到曲纳官，量支还麦本。从之。”前诏不及一时而更，恐实未曾行也。《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添征蚕盐钱及增曲价。先是曲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诏：“曲每斤与减价钱三十文。”汉法，犯盐曲者，不计斤两，并处极刑，周广顺二年（952年）始革之，已见上。《食货志》载显德四年七月诏曰：“诸道州府曲务，今后一依往例官中禁法卖曲。逐处先置都务，候敕到日，并仰停罢。”《通考》云：“敕停罢先置卖曲都务。应乡村人户，今后并许自造米醋，及买糟造醋供食。仍许于本州县界就精美处酤卖。其酒曲条法，依旧施行。先是晋、汉已来，诸道州、府皆权计曲额，置都务以酤酒。民间酒醋，例皆醨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盖晋、汉由卖曲进而卖酒，并及于醋，至此则禁卖酒醋，而曲法依旧也。薛《史·晋少帝纪》：天福八年九月，前颍州团练使田令方追夺在身官爵，勒归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额外配民曲钱，纳归私室故也。欧《史·慕容彦超传》：唐、晋之问，历磁、单、濮、棣四州。坐濮州造曲受赇，法当死，汉高祖自太原上章论救，得减死流于房州。法已弊而官吏又恣意臧贿，其厉民可知。

茶税始于建中三年九月，与漆、竹、木、商钱并税。兴元改元，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贞元九年正月乃复税。皆见《新书·本纪》。《食货志》云：“德宗纳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792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案赵赞之税竹、木、茶、漆，实欲以充常平本钱，已见第六章第三节。张滂之税，《通鉴》记其事云：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盖初意欲以抒民，而后移作别用？此实财政艰窘所致，未可以咎始议之人。《新志》并赵赞皆视为希意兴利者流，实非持平之论。《旧书·王绍传》：贞元中，为仓部员外郎。时属兵革、旱蝗之后，令户部收阙官俸，兼税茶及诸色无名之钱，以为水旱之备。绍自拜仓部，便准诏主判。及迁户部、兵部郎中，皆独司其务，擢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足见是时税敛，意多主于备荒。史家于德宗以后之筹款者，一切目为言利，实非平允之论也。《旧纪》与《通鉴》纪贞元九年（793年）事，皆曰“初税茶”；《旧纪》又云：“茶之有税自此始。”盖由赵赞之法未久即罢之故？然税茶不得云始于张滂，自以如《新纪》建中三年（782年）言初税，贞元九年（793年）言复税为是。胡三省注《通鉴》云“榷茶之说，始于赵赞，至张滂而始行”，未免失之回护矣。《鉴》云：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茶山皆属州县，不得如《新志》为并列之辞。《通典》云：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贩茶者十分税一，措辞亦较《新志》为审。《旧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799年）讨吴少诚诏云“寿州茶园，辄纵凌夺”，而《少诚传》言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盖园即在山上也。岂滂之法，或于出茶之山，或于其货鬻之州县，或于其贩运之路税之，立法初不一律，故《新志》之言如此邪？《志》又云：“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事在长庆元年五月，见《纪》。拾遗李珏上疏谏，不报，见两《书·珏传》。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王涯变法，事在大和九年十月。《旧纪》云：涯献榷茶之利，乃以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又云：十二月，诸道盐铁转运榷茶

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此所谓榷，盖指官卖，以别于张滂以来之税法？故云自涯始。涯之此举，诚为操切，然史之所去，亦有过当，且皆归狱于郑注，恐并未必得实也。《旧书·注传》云：初浴堂召对，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新书·注传》略同。其《王涯传》云：始变茶法，益其税以济用度，下益困。而郑注亦议榷茶，天子命涯为使，心知不可，不敢争。李训败，乃及祸。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诛，皆群诟詈，抵以瓦砾。《旧书·涯传》云：涯与同列归中书会食，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谓榷茶议出郑注，涯知其不可不敢争，皆莫须有之辞。王涯见擒，何以在茶肆？事殊可思，而诟厉之，投以瓦砾者，亦岂真直道而行之百姓邪？《志》又云：“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事在开成五年十一月，见《纪》。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搨地钱；故私贩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旧书·休传》云：立税茶法二十条，奏行之。《新传》云：时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他货横赋之，道路苛扰。休建言许收邸直，毋擅赋商人。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通考》云：休以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请委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无苛夺。所翼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欺。案此欲变私贩为商人也。《新志》此处，辞不明白，或有夺误。《通鉴》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注》云：凡茶商贩茶，各以若干为一纲，而输税于官，则当时茶商，贩运之规模颇大，积至若干斤乃论罪，亦犹盐法所携极少者勿论也。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观此，则当时之荼，计其重有常形制，税时不复权，但案其形制收税也。唐茶税之大略如此。诸道多挠税法，亦与盐税同。懿宗时，以安南溪洞首领能御蛮寇，以其须岭北茶药，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则前此必有禁止者。《新书·循吏·何易于传》：为益昌令。盐铁官榷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地方之玩法扞命如此。如何易于者，固能恤民，然或反其道而行之，则其病民亦有不可胜言者矣。

五代茶税，仍属度支盐铁。薛《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二月，盐铁转运使敬翔奏请于雍州、河阳、徐州三处重置场院税茶，从之。偏方之国，以湖南收利为最饶。欧《史·刘建锋传》：高郁教马殷，民得自摘山收茗，筹募高户置邸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岁入算数十万。《通鉴》梁开平四年（910年）云：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盖既听民卖而收其税，官又自营运也。

贡茶之事，唐世已有之。《旧书·刘晏传》：江淮茶、橘，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断道，禁前发者。晏厚以财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为藩镇所便。《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三月，“罢申州岁贡茶”。《李石传》：开成改元大赦，石等商量节文：诸道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进献。《哀帝纪》：天祐二年六月，“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腊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是其事。

隋文帝登庸，除入市之税。《通典·食货典·杂税》。唐武后时，有司议税关市，并行人尽征之，崔融上疏谏，事遂未行。《新书·食货志》：“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率贷，德宗时尝行之，约罢兵后以公钱还，见第七章第三节。《旧书·僖宗纪》：乾符五年（878年），太原节度借率富户钱以赏军；亦此类。此虽横取，不可云税。诸道所为，则征商之始也。然各自为政，非正法。《新书·代宗纪》：大历四年三月，“遣御史税商钱”，盖亦非普遍？两税法行，商贾于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通鉴》：建中二年五月，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注》云：杨炎定税法，商贾三十税一，今增之。普遍矣，然所以代庸调，亦不可云征商。故《新纪》于建中三年九月，书“初税商钱”也。其法，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已见第七章第三节。《宦者传》：田令孜语内园小儿尹希复、王士成等，劝僖宗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使者监 柜坊茶阁，有来诉者，皆杖死京兆府。此亦横取，非征税。以税法论，唐朝于商人实未尝苛取。其病商甚者，乃在诸道各自为政，而中央不能禁止也。李忠臣设戍逻以征商贾。又纵兵剽行人，道路几绝。《新书·穆宁传》。王锷以岭南地征薄，租其廛。王智兴税泗口以佐军须。李师道以军用屈，率贾人钱为助，命刘悟督之。从谏徙长子道入潞，岁榷马、征商人。稹叛，奴王协请税商人，使刘溪等分出检实。溪并齐民阅其赀，十取二。钟传晚节重敛，商人至弃其货去。皆见《新书》本传。车驾在华州，商贾辐凑，韩建重征之。《通鉴》。皆可见其苛暴。五代之世尤甚。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二月，租庸使孔谦奏“诸道纲运客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税，请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搦”，从之。欧《史·谦传》言其“障塞天下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即指此也。薛《史·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四月赦诏：“诸州杂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不得邀难商旅。”长兴二年八月，“诏天下州、府商税务，并委逐处差人，依省司年额，句当纳官”。足见是处皆有商税，而又各自为政。欧《史·闽世家》：王曦国计使陈匡范增商算，曦称为人中宝；又可见偏方诸国，征商之法亦苛。《通考》：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敕诸道州、府，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如是货卖处，只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三十，不得别有邀难”。马君曰：“鬻卖而有税，理也。经过而有税，非理也，观此则其来已久。而牛畜之外，余物俱有过税，商旅安得愿出其涂乎？”案过、住两税，其为取诸民也钧，然过税尤恶于住税者？住税只一次，过税则不免节节留难也。此理至清季厘捐行而大著。观此论，则昔人早已知之矣。《通考》又云：“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960年），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引止斋陈氏曰：“此薄税初指挥也。艺祖开基，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考》又载：李重进平，以宣徽北院使李处新知扬州，枢密直学士杜 监州税。又引止斋曰：“以朝臣监州税始于此，盖收方镇利权之渐。”此二者盖宋初改革税法之大端也。然商税遂不能除矣。

城外之征：《新书·西域传》云：开元时，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由海路来者，税法无考。桑原骘藏《蒲寿庚传》云：据阿剌伯人所传，当时中国政府，收外国输入货物十分之三，《考证》二。则取之颇厚矣。然不必皆归公也，此宦南服者所由多富厚欤？

德宗时赵赞所行税法，以间架、除陌遭谤为最甚。间架税，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旧书·卢杞传》云：所由吏秉笔执筹，人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盖其取之为已酷矣。然屋税似相沿有之。薛《史·末帝纪》：既入河南，“诏豫借居民五个月房课，不问士庶，一概施行”。欧《史·本纪》云：借民房课五月以赏军。《卢质传》云：命质等借民屋课五月。《通鉴》云：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豫借五月僦直。曰僦直似非官课，然曰豫借，则必本有此课而后可。盖其取之以僦直为准，虽自居者，亦计其僦直而取之，故有僦直之名？云无问士庶，则士人先必有免税者，弥可见庶民之旧有此税矣。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927年），朱守殷既平，诏汴州城内百姓，既经惊劫，宜放二年屋税。《晋少帝纪》：开运三年九月，诏开封府以霖雨不止，应京城公私僦舍钱放一月。则汴州亦有之。然有之者必不仅汴、洛也。王锷节度岭南，以地征薄，人多牟利于市而租其廛，则所取似系宅地之税。

除陌法：《旧书·卢杞传》云：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翼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通鉴》云：“罚钱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 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案屋税后既相沿，除陌并系旧有，赵赞取民虽苛，怨毒何至如是之甚？唐史所云，盖亦未免谤辞也？

苛税不必新创，有但就旧税加重其额者。《旧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五月，诏以国用不足，应天下两税、盐利、榷酒、税茶，及户部阙官、除陌等钱，兼诸道杂榷税等，应合送上都及留州、留使、诸道支用，诸司使职掌人课、料等钱，并每贯除旧垫外量抽五十文。其京百司俸料，文官已抽修国学，不可重有抽取。《宪宗纪》：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国子祭酒郑馀庆奏“见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外使兼京正员官者，每月于所请料钱每贯抽十文修国子监”，从之。武官所给较薄，亦不在抽取之限。六月，“诏外官俸、料据数收贯停抽”。长庆元年十二月，“敕诸道除上供外，留州、留使钱，每贯割二百文以助军用，贼平后仍旧”。乃加重抽取之额之最普遍者也。

地方横敛，殊不可言。《新书·食货志》言德宗时进奉之弊云：“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廪，增税通津死人及疏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案加敛及擅留之弊，后并未除。《旧书·懿宗纪》：咸通八年十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奏：“当司应收管江淮诸道州、府咸通八年（867年）以前两税、榷酒及支米价，并二十文除陌，诸色属省钱，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自南蛮用兵已来，置供军使。当司在诸州府场、监钱，犹有商人便换。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当司支用不充。乞下诸道州、府、场、监、院，依限送纳，及给还商人，不得托称占留者。”敕旨从之。《庾敬休传》：敬休奏“剑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旧例委度支巡院句当榷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大和元年（827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句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句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从之。皆所谓擅留者也。《通考》：大和七年（833年），御史台奏：“大和三年（829年）赦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徭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练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博访诸道，委知自大和三年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旬月之内，或以督察不严，或以长吏更改，依前却置，重困齐人。伏望今后自大和三年准敕文所停两税外科配、杂榷等率复却置者，仰敕到后十日内，具却置事由闻奏，仍申报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旨依。又，开成二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绝。”敕旨依所奏并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罢。《新书·元赏传》云：罢泗口猥税，人以为便。皆所谓加敛者也。薛《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十月，“诏诸州罢任或朝觐，并不以器械进贡。先是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课进军器，逐季般送京师进纳。其逐州每年占留系省钱帛不少，谓之甲料。仍更于部内广配土产物，征敛烦重，民甚苦之”。此则既占留而又加敛者矣。其苛猥之甚者：如李巨为东京留守，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旧书》本传。薛《史·唐明宗纪》：长兴元年（930年）赦文：“免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则并有摊派之于田亩者。歙人马、牛生驹、犊，官籍蹄、嗷。《新书·崔元亮传》。五代时牛死者输皮入官。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五月，“诏乡村民家死牛，但报本府，所由准例输皮入官”。《周太祖纪》：广顺二年十一月，“诏累朝已来，用兵不息。缮治甲胄，未免配役生灵。多取于民，助成军器。就中皮革，峻科刑。稍犯严条，皆抵极典。乡县以之生事，奸猾得以侵渔。宜立新规，用革前弊。应天下所纳牛皮，今将逐所纳三分内减二分，其一分于人户苗亩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顷，纳连角皮一张。其黄牛纳干筋四两，水牛半斤。犊子皮不在纳限。牛、数，马、驴、骡皮筋甲，今后官中更不禁断。只不得将出化外敌境。州县先置巡检牛皮节级并停”。《通鉴》云：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买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将一切税均于田亩，实为税法之最恶者，而公私顾以为便，是时之税法可知矣。李茂贞以地狭赋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门毋纳松薪，以其可为炬也。欧《史》本传。偏方诸国，如两浙钱氏，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通考·田赋考》载宋咸淳六年（1270年）乐平县士民

白札子云：“五季暴政，江东西酿酒则有曲引钱，食盐则输盐米，供军须则有鞋钱，入仓库则有 钱。宋有天下，一切削去。独盐 米一项，诸路皆无，而江东独有之；江东诸郡皆无，而饶州独有之；饶州六邑皆无，而乐平独有之。本州元起催苗额十有八万，此正数也。乐平正苗二万七千五百余石，每石加盐米四斗，米二斗八升二合。于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夫所谓正苗者，隶之上供，籍之纲解，颗粒不敢言蠲减者也。加盐 米者，徒以利郡县而已。欲望特赐指挥，行下本州契勘，诣实供申，从朝廷斟酌捐减施行。”马君云：“南唐正赋之外，所取不一，宋因之，名曰沿纳，盐 米其一也。”此札乃其父名廷鸾。在揆席时自草，作士民所陈，径下本州契勘。而郡守回申，止欲少作豁除，具文塞责。其父却回元奏，俾从实再申。守臣知不可拒，乃再诣实申上。即进呈，奉旨蠲除。盖自晋天福时创例，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云。又引吴虎臣《能改斋漫录》，称“今所在有之”，谓“虎臣此书，作于绍兴时，则知南渡后此赋之未减者，非独饶州而已”。

第九节 兵 制

隋、唐之兵制，亦承时势而渐变。隋文帝平陈后，颇有意于偃武修文，然行之未卒其事。其时关内及缘边要地，仍行府兵之制。唐初亦沿之，而尤注意于关内。盖周行是制生效，故隋、唐二代皆沿之也。然是制与事势，实不相容，故至开元时遂变废矣。

隋平陈后，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新置军府，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曰“新置”，则旧有者之不罢可知。《隋书·许善心传》言：炀帝时，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罢。摄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余人皆称被役。经二十余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通计。纵令有实，亦当无罪。诸兵士闻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释之。付议虚实，百寮咸言为虚。善心以为“述于仗卫之所，抽兵私役，虽不满日，关于宿卫，与常役所部，情状乃殊。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分道追至，不谋同辞，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明，此何可舍？”可见宿卫之兵，皆出于府。《食货志》言炀帝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租赋之入益减，可见欲增兵者，必增置军府。军府增而租赋减，又可见自周已来，为府兵则租庸调皆免之制仍存也。然其后之募益骁果，则纯为募兵之制矣。其统率之制：《通典》云：“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各领军坊、乡团，以统戎卒。开皇中，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三年（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五年（609年），又以鹰扬副郎将为鹰击郎将。九年（613年），别置折冲、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统领骁果。”《职官典·折冲府》。《隋书·百官志》云：“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总府事，并统诸鹰扬府。改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增置队副以贰之。其军士：左右卫所领名骁骑，左右骁卫所领名豹骑，左右武卫所领名熊渠，左右屯卫所领名羽林，左右御卫所领名射生，左右候卫所领名佽飞，而总号卫士。每卫置护军四人，掌副贰将军，将军无则一人摄。寻改护军为武贲郎将，而置武牙郎将六人副焉。”又云：“鹰扬每府置越骑校尉二人，掌骑士。步兵校尉二人，掌步兵。折冲郎将掌领骁果，果毅郎将贰之。其骁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将以领之，以武勇郎将为副。”

唐初亦沿周、隋之制。《新书·兵志》曰：“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620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旧纪》：武德二年七月，置十二军，以关内诸府分隶焉。《傅奕传》云：十二军之号，奕所定。六年（623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新书·地理志》，于各府州之下，皆注云有府若干。《廿二史考异》云：按《地理志）所载军府数之，关内道二百七十三，河南道六十二，河东道一百四十一，河北道三十，山南道十，陇右道二十九，淮南道六，江南道二，剑南道十，岭南道三，实止五百六十六，而关内乃有二百七十三，与《志》颇不相应。而《百官志》云：三辅及近畿州都督府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则又与两数俱别。《通典·州郡篇》云五百九十三，《职官篇）云五百七十四。《唐会要》云：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陆宣公奏议》云：太宗置府八百，在关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卫》云：外开折冲府五百七十有四。王伯厚引《邺侯家传》云：诸道共六百三十府。又引《理道要诀》云五百九十三。唐人述府兵之数，言人人殊，宜乎史家莫适从也。按《唐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亦见王伯厚《困学纪闻》卷十四引。《旧书·职官志·兵部》同。《通鉴》说置府之数，与《新书·兵志》同，见贞观十年（636年）。军府不能无废置，唐代制度，诸书所载，或有异同，多因各据一时言之，府兵之数，盖亦如此，不足深异也。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

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旧书·职官志》作五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镬、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冑戎装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 手、步射。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与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713年），诏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通鉴》在开元十年（722年）。十一年（723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 骑。又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马。然自是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

十三年（725年），始以 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 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赋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自天宝以后，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八载（749年），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采，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其述方镇缘起，已见第二节。

府兵之废，昔时论者多惜之，其实不然。近人唐君长孺，言之最审。唐君之言曰：西魏、北周，用兵皆在中原。府兵之职，惟在征行、宿卫，镇戍则委之乡兵。宿卫既近田里，征行亦为时甚暂。隋虽用兵北方，然突厥既服，徙之内地，留戍之兵，殆不甚多，故开皇中，此制尚得维持。及炀帝征高丽，死丧之威，足寒士心，于是逃亡者多，不能不借募兵弥补。贞观而后，疆域愈广，边防之线愈长。自关、陇而河西，自河西而西域，终乃极乎葱岭。且唐有东西两战场，不能兼顾，而用兵之时，征调之兵或远。唐君云：太宗征高丽，即受薛延陀牵制。拔灼杀兄自立，发兵寇夏州，太宗之急于回师，亦以西徼不靖也。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铁勒平，乃谋大举东征，而太宗崩矣。高宗初年，经营西突厥，不能不姑置高丽。龙朔元年（661年），征高丽，既围平壤，旋即班师，亦因西边警报。围平壤在八月，铁勒叛在十月；征高丽之将有萧嗣业、契苾何力，而伐铁勒之仙萼道总管为嗣业，明年，又命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可见二者之相关。此后吐蕃、西突厥，虽小有侵扰，当无大事，乾封元年（666年），乃得大举东征。三年平高丽。一年之后，为咸亨元年（670年），吐蕃陷四镇。乃移安东都护薛仁贵西征。旋有大非川之败。是年，高丽即有剑牟寻之叛，至四年（673年）乃定。明年，新罗据百济故地，命刘仁轨讨之。上元二年（675年），因其谢罪班师。三年二月，竟弃平壤，并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盖已弃朝鲜半岛矣。闰三月，发兵击吐蕃。明年，为仪凤元年（676年），乃命扶馀隆、高藏返其故土。《旧书·张文瓘传》言：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役讨治。时文瓘疾病在家，乃舆疾请见，奏曰：“比为吐蕃犯边，役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从之。《通鉴》系此事于三年九月。文瓘卒时，《旧书》本传，卒在二年，未知孰是。然立扶馀隆、高藏，已无意用兵，则文瓘之谏，殆在其前也。既置东北于度外，乃得于仪凤三年九月，大举征吐蕃。以主将不得其人，而有洮河之败。此后征西北突厥，连岁兴师。所以不虞竭蹶者？一以新罗甚为恭顺，契丹尚未叛唐，一亦以黑齿常之经营洮河，已成重镇，足御吐蕃也。武后时，突厥中兴，亦因契丹之乱，不能兼顾，不得不就其要挟。陈伯玉集上军国机事曰：“臣闻吐蕃近围瓜州，数日即退。或云此贼通使默啜，恐爪、沙遏止，故以此兵送之。臣虽未信。然惟国家比来劲敌，在此两蕃。契丹小丑，未足比类。今国家为契丹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灵州，缘塞空虚，

灵、夏独立。秦中北据陇右，亦关东邻党。凶羯奸谋，觇知此隙，驱其丑类，大盗秦关、陇右马群，是国所宝。防备近策，宜豫改图。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虏得计。”足见欲讨契丹，不得不调西边之兵，即不得不与突厥谋和协也。欲救此弊，必将用兵之地，分为若干区，区自有兵，不烦调发，而其长官亦须久任，则不得不变征发为召募，易临时之总管为节度使矣。节度使之制，盖始于刘仁轨之镇洮河。事在仪凤二年（677年）。《玉海》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云：“自初属六柱国家，及分隶十二卫，皆选勋德信臣为将军，有事则命总之出征，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始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屯军于境，而师老厌战矣。”唐君云：《邺侯家传》虽伪书，此说当有所据。自此以后，逐渐设立，至玄宗而有八或十，其事实非旦夕所致。中宗即位赦文云：“天下军镇，不要者多。转输艰辛，府库虚耗。事须改弊，不可循常。宜简内外官人有才识者，分遣充使，巡边按覆。须留镇遏及应减，一事已上，并委使人共所管详度，还日具利害闻奏。其应支兵，先取当土及侧近人。仍随地配割，分州定数。年满差替，各出本州。永为格例，不得逾越。”《全唐文》十七。开元二年八月，以亲征河陇，命有司大募壮勇士从军。十月，薛讷克吐蕃，停亲征。诏曰：“比来缘边镇兵，每年更代，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岂有缘路疲人，盖是以卒与敌。其以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人充，并精加简择。”《册府元龟》百二十四。五年五月，诏曰：“每念征戍，良可矜省。其有涉河渡碛，冒险乘危；多历年所，远辞亲爱；壮龄应募，华省未归；眷此劳止，期于折衷。但碛西诸镇，道阻且长，数有替易，难于烦扰。其镇兵宜以四年为限。散之州县，务取富户丁多。差遣后量免户纳杂科税。其诸军镇兵，近日递加年限者，各依旧以三年、二年为限，仍并不得延留。其情愿留镇者，即稍加赐物。得代愿住，听令复行。”十六年十二月，诏曰：“健儿长镇，何以克堪？可分为五番，每年放一番洗沐。远取先年人为第一番，周而复始。每五年共酬勋五转。”二十二年四月，诏“天下诸州镇兵募及健儿等，年月已久，颇亦辛勤。或老疾尪羸；或单弱贫窭；或亲老孤独，致阙晨昏；言念于斯，深用矜叹。宜委节度使及军州简择。有如此色，一切放还。咸宜精审，以称朕意。”《册府元龟》百三十五。诸诏非他，舍征发之府兵，而求之当地、侧近及征行客户；其远戍已久者，则或迳放还，或定留戍年限，及分番令得休息而已。此一以纾民劳，一亦以救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之弊也。然随事补苴，终非长策，卒乃旷然一大变焉。《唐六典·兵部注》曰：“旧健儿在军，皆有年限，更来往，颇为劳弊。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以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住边境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自是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二十六年正月，迎气，诏曰：“朕每念黎甿，弊于征戍，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郡，赐其厚赏，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于中夏，自可罢兵。既无兵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册府元龟》百三十五。则府兵戍守之制全废矣。既以长从充宿卫，又以长征充戍守，府兵自无所用之，故天宝八载（749年），遂停折冲府上下鱼书矣。《六典》之注，为李林甫所加。《玉海》百三十八引《邺侯家传》云：“开元末，李林甫为相，又请诸军召募长征健儿，以息山东兵士。于是师不土著，无家族之顾，将帅胁一时之令，而偏裨杀将自擅之兆生矣。”与事实不符。玄宗时，初无偏裨杀将之事；而太宗以降，多以山东府兵出戍，交代往还，正所谓师不土著。既令诸军召募，投效者非边戍之人，即久戍不归之士；又得移家口，给田地；则边军生事所资，悉在军镇，此将帅所以得挟持之，而中央无以控制也。《家传》以为不取之农民，即是师不土著，岂知长征

健儿之制，正以农民苦于征戍，乃分兵民为二哉？林甫自夸，非诞辞也。以上皆据唐君所撰《唐代兵制演变》，最取大意。愚按中国自一统之后，版图式廓，民之所惮，不在征戍而在其远，《秦汉史》已言之。故民兵之制，必不可以事外攘。唐代府兵之废坏，实由其遇之太薄。《旧书·刘仁轨传》：仁轨留镇百济，上表曰：“臣看见在兵募，手足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惟望西归，无心展效。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唐时充兵之人，盖有二类？杜陵《前出塞》之诗曰：“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又曰：“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惓惓于所亲爱，不忍远离，此府兵征戌者之类也。《后出塞》之诗曰：“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买马鞍，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此轻侠之伦，冀幸富贵者。仁轨所云争欲征行者，即此类人，非凡百姓皆然。谏争之辞，恒不免过甚以耸听也。然杜陵则真诗史矣。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儜弱？皆报臣云：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贞观、永徽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迥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660年）已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660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纪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显庆五年（660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惟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特由于此。臣又问见在兵募：旧留镇五年，尚得支济，尔等始经一年，何因如此单露？并报臣道：发家来日，惟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二年。在朝阳瓮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臣勘责见在兵募，衣裳单露，不堪度冬者，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来年秋后，更无准拟。”《高宗诸子弘传》云：有敕征辽军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并处斩，家口没官。弘上表谏曰：“窃闻所司以背军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拟没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经断罪；诸州囚禁，人数至多。或临时遇病，不及军伍，缘兹怖惧，遂即逃亡。或因樵采，被贼抄掠；或渡海来去，漂没沧波；或深入贼庭，有被伤杀；军法严重，皆须相傔。若不及傔，及不因战亡，即同队之人，兼合有罪。遂有无故死失，多注为逃。军旅之中，不暇勘当，直据队司通状，将作真逃。家口今总没官，论情实可哀愍。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制从之。观此二疏，知高宗初年，府兵见待，曾有大变，而民情因之。《新书·韩思彦传》：子琬，于景云初上言，亦云“往召募人贾其勇，今差勒阖宗逃亡”。此等谏诤之辞，容有耸听之语，然民情前后不同，亦必非子虚也。所以如斯，固难以一言蔽，然是时用兵太多，欲厚遇之，名实皆有所不给，必其大焉者也。民之所惮，莫如远役，以道途艰苦，供给不足，私赍亦力有不逮也。郭虔瓘转安西副大都护，“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见《旧书》本传。供亿如此，民当不惮远行，然物力安能给邪？唐世府兵，负荷本重，如戎器、驮马等是也。《旧书·职官志·兵部》云：“凡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如不足则令自备，贫富必以均焉。”随身用度，更不必论，刘仁轨之兵所云来时遣作一年装束是也。开元五年（717年）之诏，镇兵量免户杂科税，可见其本不能免，而是时亦不能全免。西北尤甚，太宗时，戴冑已言关中河外，尽置军团，见第三章第一节。

《新书·地理志》所载军府之数，京兆百三十有一，河南三十有九，余州府不过一二十，少者乃一二耳。此非尽唐人强干弱枝之计，盖自周、隋已来，相沿如此也。贞观时议户猥地狭者徙宽乡，崔善为以为畿内户旧籍府兵不可；苏瑰徙同州刺史，岁旱，兵当番上者不能赴，瑰奏宜月增赐半粮；可见关中之民负荷之重。而禁卫多出于此。《弘传》又云：咸亨二年（671年），驾幸东都，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时属大旱，关中饥乏。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乃令家令等各给米使足。《苏瑰传》：瑰以景龙三年（709年）转右仆射，同三品。亦言“粒食踊贵，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宿卫如此，岂况征戍？《辛替否传》：替否于睿宗时为左补阙，上疏陈时政曰：“当今发一卒以御边垂，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可见中外皆然矣。张说之以 骑代府兵也，《新书·说传》言：“卫兵贫弱，班休者亡命略尽，说建请一切募勇强士，优其科条，简其色役，不旬日，得胜兵十三万。”可见民之所惮，在彼而不在此。番上之易为长从，番戍之易为长征，其理一也。安、史之乱，诚为乘虚而入，然使是时，府兵而在，亦断不足以御之，而不见默啜、李尽忠之蹂躏河北乎？其时府兵曷尝废也？故以府兵之废为玄宗、张说、李林甫咎，玄宗、张说、李林甫不任受责也。不惟玄宗、张说、李林甫，即自高宗以下之君臣，亦不任受责也。何者？势之所趋，固非人力所能挽，而其制亦本只宜于周时，此时不必维持耳。然诸人仍有不能不任其责者，此则在于庙算之得失。唐君谓唐之用兵，皆务攻取，故府兵之制，不协事宜，是也。然则唐之务攻取，为得策乎？为失策乎？曰：亦可谓之得策，所惜者，初或用之过当，而后又不承权舆耳。用兵之道，不外二科：据其土，役其人，攘其物，此有所利而为之者也。中国之用兵于四夷，初无此意。特以其为我患而御之，或虑其将为我患而豫摧折之。前者固守御之师，后者之意，实亦仍在守御，不可谓之不义也。外夷顺服之日，设官以管理之，以防其逆节之萌，亦属此科矣。然攻取之兵，至于克捷之日，即宜解散，而防卫暨留镇之兵，则必不可多。何则？军久屯驻，则暮气盛而积弊深，必不可用；又养兵太多，为民力所不胜也。唐太宗之灭颉利，御侮之师也；其亡薛延陀，虑其将为我患而摧折之者也；攻高丽，辽东固中国地，当复；皆不可谓之不义，而其事西域，则实为黩武。何者？是时之情势，无取乎此也。丽、济既亡，辽东已复，且其形势已臻完固，若更据鸭绿江东之地，则为无所取材，故后遂弃之以与新罗，此举实最衷于理。辽东故中国郡县，貉人未必无移殖其间者，然必不能多，中国欲复之，宜也。鸭江以东，则故貉族之地，中国疆界，虽尝逾此，人之移殖者，亦必不能较貉族为多。以此分疆，最协于义。自唐弃平壤以后，中国不思越此而东，貉人亦不欲越此而西，两国遂获和平相处矣。其时吐蕃始炽；武后时，突厥再兴，契丹亦盛；中国理宜出攻取之师，而皆未能出，故至纵敌，以诒后患。玄宗时，突厥自亡，契丹亦戢，而吐蕃独肆侵陵。此时用兵，理应分别缓急，于吐蕃主攻，而于回纥、契丹，则不复主攻。陆贽言：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见《旧书》本传。虽甚强悍，非难摧破；况其多杂羌、浑等，又皆胁从而非心服乎？西域诸国，国小势分，本不能为中国患。此时之守四镇，非以惎焉耆、龟兹、高昌，乃所以蕃卫河西也。攻者决策在己，守者多见致于人，与屯重兵于安西、北廷，曷若移之陇右以攻敌？吐蕃之能猾夏，实恃今青海之地为腹心，其地易守而难攻，中国坐视其跋扈而无可如何，实由于此。然众寡贫富，迥不相侔，厚集其力以攻之，当无不可摧败者。此当如太宗时之攻吐谷浑，大举深入；且屡举以疲之，使其不获安居。不当如玄宗时争石堡等戍，置军以实河曲。争堡、置军，正乃守御之策，非攻取之师也。青海之地吃紧，则四镇不守而自固。西胡固惟利之求，回纥亦浸染胡俗，皆可以利啖；契丹尚未强大，但得廉耻之将以御之，固不待重兵也。哥舒翰多杀士以攻石堡，此邀

功之为也。高仙芝之讨小勃律、攻石国，则兼以黩货矣；终致怛逻斯之败，非不幸也。吐蕃据今青海之地，无货利可歆，有之则羊马耳，固不足大启食欲，西域则不然矣。故不攻吐蕃而事西域，亦唐军纪败坏之一因也。兵力偏重，本非久计，况于过任蕃将？此实安、史之乱所由肇。然兼用蕃兵，亦爱惜民命之意，且合于天时、地利，未足深咎。然使唐是时于吐蕃主攻，则所抚用者当在羌、浑、党项，而非西胡。人所蕲求，各因习俗，羌、浑、党项之桀，必不如安禄山、史思明辈，睨天位而思夺之也。然则同用蕃兵，其得失亦有间矣。又唐兵力之不振，实缘将帅之非人。仪凤中，魏元忠言兵事曰：“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干略见知，虽竭力尽诚，亦不免于倾败。”又曰：“薛仁贵、郭待封，受阃外之寄，奉命专征；不能激厉熊罴，乘机扫扑，败军之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事立功，遂乃弃甲丧师，脱身而走。幸逢宽政，罪止削除。网漏吞舟，何以过此？”又曰：“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黩货无厌，今又不诛，纵恶更甚。”高宗时师出之失律，盖有其由？中宗以还，因循弥甚，明罚敕法，犹恐不逮，而玄宗仍任贪黩之徒，《通鉴》贞元二年（786年）载李泌《议复府兵》之辞曰：“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系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十无二三。”此说当亦出《邺侯家传》，传固伪，然其言亦必有所本也。且重任蕃将，则其措置，翩其反而矣。此安、史之乱所由成也，而于府兵之废何与哉？

中叶以后，调东方之兵，以戍西方，其弊，复与未变法以前等。《旧书·陆贽传》：贽尝疏论其事曰：“关东之地，百物阜殷，从军之徒，尤被优养，惯于温饱，狎于欢康，比诸边隅，若异天地，而乃使之去亲族，舍园庐，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慑骇，将冀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帅之驭。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饲。犹患还期之赊缓，常念戎丑之充斥。王师挫伤，则将乘其乱离，布路东溃。情志且尔，得之奚为？复有抵犯刑禁，论徙军城。意欲增户实边，兼令展效自赎。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适足烦于防卫，谅无望于功庸。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百战伤夷，终年辛苦。角所能则练习，度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惟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衣粮所须，厚逾数等，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县绝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惟改虚名。其于禀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俦类所以忿恨，忠良所以忧嗟，疲人所以流亡，经费所以褊匮。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时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语哉？”其所蕲求，亦与开元变法时等也。《通鉴》贞元二年（786年），载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泌为上历叙府兵兴废之由，且言其利。三年（787年），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泌言：“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

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此文盖出《邺侯家传》，不必信。然亦时人之见，可与陆贽之说相参证也。唐长孺云：敬舆上疏，《通鉴》在贞元九年（793年），《册府元龟》九百九十三在八年，使如《家传》所云，三年诏下，愿留者十五六，是成效久著，何以一言不及？然则邺侯但曾为此说，实未尝行，或则全为李繁所假托，并无是言也。即敬舆所论，德宗亦未能用，大历以后，边境非无屯田，李、陆二公之谋罢防秋，则始终未行也。二公所论，皆开元、天宝置长征健儿之遗策。府兵番上，征镇亦不移家口，虽有田而在本贯，与所言绝不同。愚案《旧书·崔涣传》：子纵，贞元时为河南尹。先是戍边之师，由洛阳者，储饩取办于遍户，纵始官备，不征于人。然则东军西戍，不徒浪费衣粮，亦且累及缘路居民矣。欧《史·四夷附录》云：榆关东临海，北有山，皆斗绝，并海东北有路，狭仅通车，其旁地可耕殖，唐时置戍，以扼契丹，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钞，土著之兵足用，而屈指计归之士，不能守土，于此亦可见。陆贽疏又论节制多门之弊曰：“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惟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中兴已来，未遑外讨，侨隶四镇于安定，权附陇右于扶风，所当西北两番，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节度而已。关东戍卒，至则属焉。虽委任未尽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顷逆沘诱泾陇之众，叛怀光汙朔方之军，割裂诛鉏，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让救焚。冀无阽危，固亦难矣。谓宜择文武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一人为朔方

元帅，一人为河东元帅。见置节度，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此策或疑统率之权太重，然观幽蓟割据，戍卒转因之废散，则知叛将所用者，亦非土著、爱田庐、恋妻子之众也。

府兵既废，养兵之数骤增，天宝初四十九万，见《旧书·地理志》。建中元年（780年）七十六万八千余，见《通鉴》。元和二年（807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云八十三万，六年（811年），中书、门下奏云八十余万。开成二年（837年），王彦威进供军图略曰：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约计八十余万，长庆约九十九万。均见《旧书·本纪》。国家经费不支，此为论史者称美府兵之理。其实亦不相干。何者？府兵必免其庸调，宁非损失经费邪？举一国之民，且耕且战，必不如或耕或战者所生之利为多，此通工易事之理也。若乃多养老弱，乞休不许，此乃军政之失，与军民分业之理何涉？民兵、募兵，二者孰优？关涉极多，实难以一言蔽，但就财政、生计言之，则未必唐之府兵，优于宋之召募也。杜牧之言曰：“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新书·突厥传序》。然则养兵百万，实乃十万耳。十万之数，可云多乎？《李绛传》：绛亦言滨塞虚籍多，实兵少。《旧书·张说传》：既移河曲六州残胡，先是缘边镇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不假师众，奏罢二十余万，勒还营农。玄宗颇以为疑。说奏曰：“臣久在疆场，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养闲冗，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耳请以阖门百口为保。”上乃从之。然则养兵徒为边将私利者，逾三之一矣。王忠嗣兼朔方、河东节度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史以为美谈。此必多置戍军，恐亦非必需，且或不免私利也。

方镇既横于外，所以把持京师者，复有禁军，其祸且更深于方镇焉。《新书·兵志》曰：“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638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旧纪》在六月。复择马射为百骑，为游幸翊卫。《旧书·职官志》云：太宗选飞骑之尤骁健者，别署百骑，以为翊卫之备。《姜谟传》云：太宗选 捷之士，以充仗内宿卫，名为飞骑，每游幸即骑以从。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始取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旧书·职官志》同。武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又改曰万骑，分左右营。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旧纪》：永昌元年十月，“改羽林军百骑为千骑”。景龙元年九月，“改左右羽林卫千骑为万骑”。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冬，“析左右羽林军置左右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职官志》云：“万骑自开元以来，与左右羽林军名曰北门四军。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改为左右龙武军。”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开元十二年（724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旧补北军。至德二载（757年），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他色带品者，同四军。谓左右羽林、左右龙武。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旧书·职官志》云：羽林、龙武，皆唐元功臣子弟，非外州人。肃宗在凤翔，方收京城，以羽林军减耗，寇难未息，乃别置神武军，同羽林制度官吏，谓之北衙六军。又置衙前射生手千余人，谓之左右英武军，非六军之例也。乾元元年（758年），李辅国用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

徼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罢。《旧书·职官志》云：左右金吾卫，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又云：汉置南北军，掌卫京师。南军若今诸卫也，北军若今羽林军也。飞骑仗或有敕上南衙者，羽林大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引驾仗官与监门覆奏，又降墨敕，然后得入。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与朝恩皆屯于陕。时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乂皆镇陕。其后伯玉罢，以英乂兼神策军节度。英乂入为仆射，军队统于观军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靖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元年（763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寖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他军比。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赀多横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十数岁，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盗且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建中四年（783年），下诏募兵。以志贞为使，搜补峻切。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案此言志贞事诬罔，辩见第七章第三节。志贞等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旧书·职官志》云：神威军，本号殿前射生左右厢。贞元二年九月，改殿前左右射生军。三年四月，改为左右神威军。非六军之例也。《诵鉴》：贞元四年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号曰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有功者。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矣。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者，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

《旧书·郭子仪传》：子仪《请代宗还京》之奏曰：“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此为当日禁卫窳败之由，神策军所以得乘虚而入也。神策既入，挂名之习不改，遂至因之以为暴。《通鉴》：贞元七年二月，“初上还长安，以神策等军有卫从之劳，皆赐名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以官领之，抚恤优厚。禁军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至诟辱官吏，毁裂案牍。府县官有不胜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贬万里。由是虽有公严之官，莫得举其职。市井富民，往往行赂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辛巳，诏神威六军吏士与百姓讼者，委之府县。小事牒本军，大事奏闻。若军士陵忽府县，禁身以闻，委御史台推覆。县吏辄敢笞辱，必从贬谪”。自古以来，未有公然纵军虐民，摧折官吏，如此

其甚者也。《旧书·柳仲郢传》：富平县人李秀才，籍在禁军，诬乡人斫父墓柏，射杀之。法司以专杀论。文宗以中官所庇，决杖配流。法之不行如此。十年（794年），京兆尹杨于陵请置挟名，敕五丁许二丁居军，余差以条限。由是豪强少畏。事亦见《旧书·于陵传》。《宣宗纪》：大中五年（851年），京兆尹韦博奏言京畿富户，为诸军影占，苟免府县色役，则此弊实未除。十二年（796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十四年（798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如六军。《新书·郑 传》：入为起居郎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德宗自兴元还，置六军统军，视六尚书，以处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废宣武军，益左右神策，以监军为中尉。窦文场恃功，阴讽宰相：进拟如统军比。当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书、门下。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著为令也？”帝悟，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止内侍，诸卫将军同正赐绯者无几。自鱼朝恩以来，无复旧制。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谓尔胁我为之。”文场叩头谢。更命中书作诏，并罢统军用麻矣。当时中人之妄如此。时边军衣饷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嬴旧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通鉴》云：“皆统于中尉。”又元和七年（812年），吐蕃犯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绛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始置之，欲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犄角相应也。今则鲜衣美食，坐耗县官。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则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远矣。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使号令齐一。”上曰：“朕不知旧事如此，当亟行之。”既而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宦者所沮而止。《新书·柳公绰传》：拜邠宁节度使。神策诸镇，列屯部中，不听本道节制，公绰论所宜。因诏屯营缓急悉受节度。宪宗号称英明，欲有所行，尚为宦官所格，昭、愍昏愦，令岂能行？况岂有平时不受节制，临事乃可指挥者邪？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三年十月，“帝谓范延光曰：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延光曰：“承前禁军出戍，便令逐处守臣管辖断决，近似简易。”帝曰：“速以宣命条举之。”则五代时仍有此弊。其军乃至十五万。《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崔胤奏言：“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则神策本军，数并不多，而附从者则七十五倍之矣。《新书·李晟传》：李怀光谋沮其军，奏言：“神策兵给赐比方镇独厚。今桀逆未平，军不可以异。欲晟自削其军，则士怨易挠。”怀光固桀骜，然此言则不能谓其非是也。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二年（807年），省神武军。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813年），废天威军，以其兵分隶左右神策军。此时以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策为六军。至朱全忠废神策，乃以羽林、龙武、神武为六军，见下。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通鉴》云“每都千人”，见光启元年（885年）。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通鉴》注：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谓之南衙十二卫。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景福二年（893年），昭宗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 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乃引去。乾宁元年（894年），王

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蹊，乃去。李克用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欢、刘景宣，请天子幸邠州。全欢、景宣及子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扞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门。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余乃还。又诏诸王选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后四军。安化军，《通鉴》作宣化。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896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留殿后兵三十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余悉散之。且列甲围行宫，于是四军二万余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于大云桥。俄遂杀十一王。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以六千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幽之。季述等诛。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余，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张彦弘等二十余人，以解梁兵。乃还长安。于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而以崔胤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及全忠归，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禁卫皆汴卒，崔胤乃奏六军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壮京师。军皆置步军四将，骑军一将，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骑将皆百人，总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于市，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胤死，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独孤损判右三军。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及东迁，惟小黄门打毬供奉十数人、内园小儿五百人从。至谷水，又尽屠之，易以汴人。于是天子无一人之卫。以上参看第五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二、第三、第四节。唐自中叶以后，号称藩镇跋扈，然始终擅命者惟河北。形要之地如襄、鄂，险塞之地如两川，窎远之地如黔、粤，皆未尝显然背命。东南财赋之区，尤为中央命脉所系。苟唐主赫然整顿，举藩镇之背命者讨平之，偃蹇者废易之，实未尝不可以复振；而唐自中叶后，除敬宗、懿宗、僖宗外，实无甚昏愚之主，而终于不能振拔者？则政事为宦官所把持实致之。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德宗还跸后之措置，所以使读史者废书而叹也。《新书·柏良器传》：入为左神策大将军，知军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贩者。中尉窦文场恶之。坐友人阑入，换右领军卫。自是军政皆中官专之。此事《通鉴》系贞元八年（792年），云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注》云：“宫中直宿之舍也。”案事权之旁落，皆积渐而致。德宗始终维护宦官，乃害政之最甚者也。

五代之世，唐禁卫之名犹存，而其实权又移于他司，遂为宋制之本。欧《史·康义诚传论》曰：“当唐之末，方镇之兵多矣。凡一军有指挥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诸军，又有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盖其卒伍之长也？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唐因之。至明宗时，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是时，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六军有统军，诸卫有将军，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而侍卫亲军者，天子自将之私兵也，推其名号可知矣。天子自为将，则都指挥使，乃其卒伍之都长耳。然自汉、周以来，其职益重。汉有侍卫司狱。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是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然是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犹不过京师之兵而已。今方镇名存而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属侍卫司矣。则为都指挥使，其权岂不益重哉？亲军之号，始于明宗。其后又有殿前都指挥使，亦亲军也。皆不见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属两司矣。”此自五代至宋之变迁也。都指挥使之名，所用亦甚广。《通鉴》：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晋王以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率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等以救潞州。《注》云：伍季之世，诸镇各有都指挥使，而命官之职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为蕃汉都指挥使，则蕃汉之兵，皆受指挥；行营都指挥使，则行营兵皆受指挥；铁林都指挥使，则铁林军一都之指挥使耳。读史者宜各以义类求之。

五代时，整顿军政者，起于周世宗。薛《史·本纪》：显德元年二月，“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 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至有朝行杀夺，暮升军籍，仇人遇之，不敢仰视。帝意亦患之，其后颇有不获宥者。十月，大阅，帝亲临之。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改侍卫马军曰龙捷左右军，步军曰虎捷左右军，见《五代会要》。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其策皆宋世所沿也。

唐末五代，有一极残暴无道之事，黥兵士之面是也。《通考·兵考》：“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殁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拔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大为州县之患。至是，诏赦其罪。自今文面者亦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此文出《五代史补》，《通鉴》亦采之。又引吴氏《能改斋漫录》曰：“《五代史·刘守光传》：天祐三年（906年），梁攻沧州。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万人。此据薛《史》。欧《史》亦载此事，而辞较略。《通鉴》云：下令境内：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或谏曰：“今老弱悉行，妇人不能转饷。此令必行，滥刑者众矣。”乃命胜执兵者尽行，得兵十万。薛《史·赵凤传》云：幽州人也。少为儒。唐天祐中，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多为僧以避之。凤亦落发，至太原。故苏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于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自后遂以为常法，使之不得与齐民齿。余按陶岳《五代史补》，乃云：健儿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时，则文面又不特始于仁恭也。”愚按薛《史·朱汉宾传》云：梁祖之攻兖郓也，朱瑾募骁勇数百人，黥双雁于其颊，立为雁子都。梁祖闻之，亦选数百人，别为一军，号曰落雁都，署汉宾为军使。当时目为朱落雁。梁攻兖郓，起于景福元年（892年），越六年，为乾宁四年（897年），而朱瑾亡奔淮南，尚在天祐三年（906年）之前九年。然则梁祖之黥其士，确在刘仁恭之前；事果始于落雁都，则朱瑾之黥其士，又在梁祖之前也。然处相同之境地中，恒易为相同之事，亦不必相师耳。

唐兵之种类甚多。《旧书·职官志·兵部》云：“凡兵士隶卫，各有其名。左右卫曰骁骑，左右骁卫曰豹骑，左右武卫曰熊渠，左右威卫曰羽林，左右领军卫曰射声，左右金吾卫曰佽飞。东宫左右卫率府曰超乘，左右司御率府曰旅贲，左右清道率府曰直荡。总名曰卫士。”此皆来自折冲府者。又曰：“凡左右金吾卫有角手，诸卫有弩手。”此亦卫士，而以其技名。又曰：“左右羽林军有飞骑及左右万骑、骑。天下诸军有健儿。凡关内有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镇防团结兵。天下诸州差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强明，堪统摄者，节级擢补主帅以领之。其义征者别为行伍，不入募人之营。”此等则皆取之别有其途者矣。

健儿之名，盖起开元之世？唐长孺谓疑即开元二年（714年）大募壮勇士之称号。八年八月，诏云：“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且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杂科，惟令团伍教战。仍敕幽州刺史邵宠，于幽、易两州，选二万灼然骁勇者，充幽州经略军健儿，不得杂使，租庸资课并放免。”《册府元龟》百二十四。则健儿似专以争战为事。《通鉴》：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平卢行军司马许杲，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淮南节度使崔圆，令副使张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是岁，上召万福，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讨杲。万福至州，杲惧，移军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杀之。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过赏。请用三分之一。”胡《注》曰：“兵农既分，县官费衣粮以养军，谓之官健。犹言官所养健儿也。”十二年五月，“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二者之别，灼然可见。然团结虽系土著，官健并发家粮，亦非浮浪人也。《旧志》之说，盖即据开、天时制言之。《建成传》云：建成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则以后来之名，追述前事。然俗必先有此名，官家乃从而用之耳。

《通鉴》：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此以团兵助正军之不足，亦所以省调发。胡《注》曰：“府兵废，行一切之扶，团结民兵，谓之团兵。”此言似非是。唐除关中外，置府并不多，即府兵未废时，亦未必能不借民团为助也。二十七年（739年），剑南节度使张宥文吏，不习军旅，悉以军政委团练副使章仇兼琼。《注》云：据《旧志》，上元后置团练使。余考唐制，凡有团结兵之地，则置团练使。此时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镇防团结兵，故置团练副使。安、史乱后，诸州皆置团练使矣。团练使之置，自后多于前，然府兵未废时，必不能谓遂无团兵也。兴元元年（784年），李怀光使其将符峤袭坊州，据之。渭北守将窦觎率猎团七百围之，峤请降。《注》云：“团结猎户为兵，谓之猎团。”则各种人皆可团结矣。乡兵之用，历代皆不能免，其要，实在守卫乡土，以补正兵之不足，然后遂有用之出战者。《旧书·张镒传》：镒为濠州刺史，李灵曜反于汴州，镒训练乡兵，严守御之备，此以之守土者也。《诸葛爽传》：爽攻新乡，韩简逆战，偏将乐彦祯说其衙军奔归，爽军乘之，简乡兵八万大败，此则以之出战矣。《通鉴》：中和四年三月，校师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数陈敬瑄十罪，云：“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注》云：按《新书·路岩传》：岩帅西川，置定边军于邛州，取坛丁子弟教击刺，使补屯籍；则坛丁者，蜀中边郡民兵也。又按路振《九国志》：石处温事孟知祥，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检指挥使。见得蜀中诸郡，皆有坛丁。补屯籍犹使之守土，置使指挥，则意在用之出战矣。薛《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二月，“诏先获河东乡军一百余人，给钱、鞋放归”。四月，“诏停蔡州乡军”。《世宗纪》：高平之捷，“诏赐河东降军二千余人各绢二匹，并给其衣装；乡兵各给绢一匹，放还本部”。是彼此皆用乡兵也。《旧书·良吏·崔知温传》：麟德中，累转灵州都督府司马。州界有浑、斛薛部落万余帐，数侵掠居人。百姓咸废农业，习骑射以备之。知温表请徙于河北。是百姓不待官兵保护，自能团结御敌也。《李抱真传》：为怀泽潞观察留后。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时承战余，土瘠赋重，无以养军。乃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

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得成卒二万。天下称昭义步兵冠诸军。然则训练亦非难，特不当如宋人之行保甲，置司以扰之耳。读苏轼《请存恤河北弓箭社》之奏，与司马光、王岩叟论保甲之疏，然后知人民自为之者之力之大，而代斫者之必伤其手也。然而籍于官，以兵为业，则有转不教练者。《旧书·宣宗纪》：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解弓马等人，充教练使。每年合教习时，常令教习。仍于其时申兵部。”足见兵之不教者之多矣。

以兵不足用，临时调发人民者，五代时多有之。欧《史·史弘肇传》言梁末调民七户出一兵。《刘景岩传》言晋高祖起兵太原，唐废帝调民七户出一卒为义兵。《通鉴》记此事于天福元年十月，云“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考异》曰：“薛《史》云十户，今从《废帝实录》。”又开运元年三月云：“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此即后来号为武定军，又改为天威军者。见第十三章第四节。然则七户出一兵，殆为五代时成法。此无他，废唐时差兵募取之法。而强人以义征之役耳。欧《史·吴越世家》：周师渡淮，钱俶“尽括国中丁民益兵以会期。”《通鉴》：开运三年（946年），唐围福州，吴越王弘佐救之。募兵久无应者。弘佐命纠之，曰：“纠而为兵者，粮赐减半。”明日，应募者云集，皆可见当时取兵之酷。

以罪人为兵者，历代亦皆有之。隋改徒流为配防，见下节。炀帝置西海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其祸甚博。然唐太宗于西州亦用之。褚遂良谏疏谓其“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兼遣罪人，增其防遏”者也。中叶后防秋亦用之，见前引陆贽疏。《通考·兵考》：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刑部侍郎王璠奏：“天德军五城及诸边城配流人等，臣窃见诸配流人，多逢恩赦，悉得归还，惟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称要防边，遂令没身，终无归日。臣又见比年边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斗打轻刑，据罪可原，在边无益。请自今流人准格例满日，六年后并许赦还。”从之。《旧书·宣宗纪》：大中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以十年为限，既遇鸿恩，例减三载。其秦，原、威、武诸州、诸关，先准格徒流，亦量与立限，止于七年。”十一月，“敕收复成、维、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七年放还”。是以徒流守边，已成故事矣。

以奴为兵者：《新书·契丹传》：李尽忠反，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发以击虏。此犹用招募之法。《通鉴》：睿宗景云元年八月，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又停以户奴为万骑。更置飞骑，隶左右羽林。《注》曰：“户奴为万骑，盖必起于永昌以后。”此殆立法强取之？足见是时取兵之难矣。

车战久废，然防冲突仍或用之。《隋书·杨素传》：开皇十八年（598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此文自不免夸张，然形势大略可见。盖惟兵精者可以角利，不则战无百胜，不可不先为自固之计。《传》又言：素时贵幸，言无不从。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严忍，士亦以此愿从焉。此亦如汉之卫、霍，所将常选，固非他将所得比方也。《旧书·房琯传》：战于陈陶斜。“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师遂挠败。盖亦以禄山兵精，虑为所乘，故为是以止冲突？至其所以败，则以所将兵太弱，抑牛尤非服习之马比也。《马燧传》：燧镇太原，承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皆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隘以遏奔冲。虽尚趋利，夫固不废藩卫。至于骑战，自属要图。唐世畜马最多，与其兵威之张，颇有关系；而安、史乱后，陇右马牧陷没，与其兵力之衰，亦甚有关；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

攻坚之器，礌石仍重。《新书·李密传》：密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云 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进逼东都。又《五行志》：“大和三年（829年），南蛮围成都，毁玉晨殿为礌，有吼声三，乃止。”可见攻守皆重发石。《通鉴》：梁贞明三年（917年），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契丹主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岂有试油而攻一国乎？”乃止。《注》曰：《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国。蛮人水战，用之以焚敌舟。吴人盖亦得之南方者？此物用以攻城，必无大益。阿保机久历戎行，岂其轻躁如此。《通鉴》之云，必传者过也。

军械虽由官造，如唐时军器监总弩坊、甲坊二署，缮甲弩以输武库是也。见第一节。实多出于民间。公家所储，率多窳败。《新书·安禄山传》言：禄山反，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抗，可见其窳败之状。周时罢诸州贡械，见第八节。固以其厉民，亦以其不可用也。《李德裕传》：徙西川，请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锐。诸方造械，各有所长，此必民间巧匠，非官所畜也。隋开皇三年（583年），禁大刀长槊。十五年（595年），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隋书·高祖纪》。晋天福二年（937年），亦禁造甲兵，欧《史·本纪》。可见民间兵器之富。苟欲称兵，正不待如前世之劫武库矣。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五月，“诏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浚城隍”。又云：“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将杨立等到阙，并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刬平之。因诏诸方镇撤防城之备焉。”盖因立部送到追书之，实则潞州之毁，撤防之诏，皆在砾立之前也。此秦人之隳名城，其意亦与禁兵器等，然何益哉？

第十节 刑 制

《隋书·刑法志》：“开皇元年（581年），诏高颎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绞，有斩。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应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应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疑当作六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犯私罪以官当徒。定讫，诏颁之。《本纪》开皇元年十月戊子，行新律。三年（583年），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惟五百条。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十三年（593年），改徒及流并为配防。胡三省曰：“配防者，配隶军伍，使之防守。”见《通鉴》开皇十九年（599年）《注》。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时升称皆小旧二倍，其赎铜亦皆二倍，其实不异。三年（607年），新律成，凡五百条，为十八篇，诏施行之，《本纪》：三年四月甲申，颁律令。谓之《大业律》。一曰名例，二曰捕亡，三曰违制，四曰请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兴，八曰告劾，九曰贼，十曰盗，十一曰斗，十二曰捕亡，十三曰仓库，十四曰厩牧，十五曰关市，十六曰杂，十七曰诈伪，十八曰断狱。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困学纪闻》云：“五刑之法《疏》《周官·秋官·司刑疏》。谓宫刑至隋乃赦。崔浩《汉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书正义》：《吕刑正义》。隋开皇之初，始除宫刑。按《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三月除宫刑，非隋也。”按汉文帝实曾除宫刑，说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南北朝时亦有宫刑，西魏文帝、齐后主时乃除之，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前世刑法，往往旋除旋复，其后盖又行之，故隋文帝又除之也。《吕刑疏》曰：“开皇初，始除男子宫刑，妇人犹闭于宫。”则其所除者特肉刑，当时所谓宫刑，实未全废。然此要为一大事，《隋志》不应失载也。

《新书·刑法志》云：“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百官志·刑部》亦云：“凡刑法之书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旧书·职官志·刑部》云：“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隋书·经籍志》云：“汉初，萧何定律九章。其后渐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晋初，贾充、杜预删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时，又取故事之宜于时者为梁科。《志》粱科三十卷，陈科亦三十卷，盖大体沿梁。后齐武帝时，又于麟趾殿删正刑典，谓之《麟趾格》。后周太祖又命苏绰撰《大统式》。隋则律、令、格、式并行。”《隋书·本纪》：开皇元年十月，行新律。大业三年四月，颁律令。四年十月，颁新式于天下。《苏威传》云：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旧书·经籍志》有隋《开皇令》三十卷。则四者之并行，实非始于唐也，《旧书·职官志》云：“凡律十有二章：一名例，二禁卫，三职制，四户婚，五厩库，六擅兴，七贼盗，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新书·刑法志》同。云“因隋之旧”。案此废大业律而复开皇之旧也。而大凡五百条。令二十有七篇，分为三十卷。第一至第七曰官品、职员，八祠，九户，十选举，十一考课，十二官卫，十三军防，十四衣服，十五仪制，十六卤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赋役，二十仓库，二十一厩牧，二十二关市，二十三医疾，二十四狱官，二十五营缮，二十六丧葬，二十七杂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六条。凡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以尚书、御史台、九寺、三监、诸军为目。”此唐文法之大概也。

律、令、格、式，皆时有增损，而格、式尤烦。《旧书·刑法志》云：高祖“既平京城，约法为二十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增损之，尽削大业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寻又敕裴寂等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颁行天下。《旧书·高祖纪》：武德元年五月，命裴寂等修律令。六月，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十一月，诏颁五十三条格，以约法缓刑。七年四月，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经籍志》有武德令三十卷。《新书·艺文志》又有式十四卷。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其目见上。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流刑三，自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十四年（640年），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余同隋。又有议、请、减、 赎、当、免之法，十恶之条。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新书·艺文志》二十七卷。《注》云：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本纪》同。又删武德、贞观已来敕格三千余条，定留七百条，以为格十八卷。其曹之常务，但留本司者，别为《留司格》一卷。《新书·艺文志》又有式三十三卷。永徽初，敕长孙无忌等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遂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为留司格，天下所共为散颁格。散颁格下州县，留司格但留本司焉。《本纪》：永徽二年闰九月，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新书·艺文志》：永徽律十二卷，又式十四卷，式本四卷，令三十卷，散颁天下格七卷，留本司行格十八卷。三年（652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于是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纪》在十一月。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龙朔二年（662年），改易官号，因敕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麟德二年（665年）奏上。至仪凤中，官号复旧，又敕删缉格、式，二年二月奏上。《新书·艺文志》：永徽留本司格后十一卷。则天敕删改格式，加计帐及句帐式，通旧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来、垂拱已后诏敕便于时者，编为新格二卷。则天自制序。《本纪》。垂拱元年三月，颁下亲撰垂拱格于天下。盖以自制序，故谓之亲撰。其二卷之外，别编六卷，堪为当司行用，为《垂拱留司格》。《新书·艺文志》又有散颁格三卷。时韦方质凤阁侍郎。详练法理，又委其事于咸阳尉王守慎，又有经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方质，云起孙。《旧书》附《云起传》。云：方质多所损益，甚为时人所称。其律、令惟改二十四条，又有不便者，大抵依旧。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敕删定《垂拱格》后至神龙元年（705年）已来制敕，为《散颁格》七卷，又删补旧式为二十卷，颁于天下。景云初，睿宗又敕删定格、式、律、令。太极元年二月奏上，名为《太极格》。《新书·艺

文志》十卷。《本纪》：景云三年二月，颁新格、式于天下。开元初，玄宗敕删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为《开元格》。六年（718年），又敕删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旧，名格曰《开元后格》。《新书·艺文志》：《开元后格》十卷。又式二十卷。十九年（731年），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又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后，颇与格文相违，于事非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颁于天下。二十二年（734年），户部尚书李林甫又受诏改修格、令。旧格、式、律、令及敕，总七千二十六条。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条，于事非要，并删之。二千一百八十条，随文损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不改。总成十一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二十五年九月奏上。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发使散于天下。《本纪》：开元二十五年九月，颁新定令、格、式及事类一百三十卷于天下。《新书·刑法志》云：明年，吏部尚书宋璟又著后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四载（745年），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凤楼大赦。赦书节文：律、令、格、式，条目有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理识通明官共删定。自至德已来制敕，或因人奏请，或临事颁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书、门下与删定官详决，取堪长久行用者，编入格条。建中二年（781年），罢删定格令使，委刑部删定。《新书·刑法志》：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元和十三年八月，凤翔节度使郑馀庆等详定格后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复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刘伯刍等考定，如其旧卷。《本纪》：元和二年七月，敕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定开元格后敕。十年十月，刑部尚书权德舆奏请行用新删定敕格三十卷，从之。《德舆传》曰：改刑部尚书。先是许孟容、蒋乂等奉诏删定格、敕。孟容寻改他官，乂独成三十卷，表献之，留中不出。德輿请下刑部，与侍郎刘伯刍等考定，复为三十卷。大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详定前大理谢登新编《格后敕》六十卷讫，都为五十卷，伏请宣下施行。可之。亦见《本纪》。《纪》又云：大和元年六月，“诏元和、长庆中，皆因用兵，权以济事，所下制敕，难以通行。宜令尚书省取元和已来制敕参详，删定讫，送中书、门下，议定闻奏”。《新书·刑法志》：“文宗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大和格后敕。”盖肇其事者尚书省，成之于大理，终乃复由刑部详定也？《旧书·冯宿传》：大和四年（830年），入为工部侍郎。六年（832年），迁刑部侍郎。修《格后敕》三十卷。开成四年（839年），两省详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新书·刑法志》：开成三年（838年），刑部侍郎狄兼谟采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以后至于开成制敕，删其繁者，为开成详定格。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四十六门，一千一百六十五条。《本纪》：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刘瑑奏：据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三百四十四年杂制敕，计六百四十六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议轻重，名曰《大中刑法统类》，欲行用之。《瑑传》曰：大中初，转刑部侍郎。瑑精于法律，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纪》之三百四十四年，三百必二百之误。二千八百六十五条，《新书·瑑传》作二千八百六十五事。二千与《志》之一千，未知孰是？《纪》云议轻重，不成句，盖当如《传》作议其轻重，传写夺其字也。书名及卷数，《新书·艺文志》皆与《旧书·刑法志》同。《新传》作《大中刑律统类》，盖《旧传》《大中统类》之具言。此书敕修之旨为总要，《新传》云类而析之，盖瑑自创之体，故《旧传》谓其别成一家，而其书又以统类名也。《廿二史考异》疑其误，谓瑑书与张戣之书是一，恐非。搜辑至四月十三日，而即以其月奏

闻，其书必未及杀青，当如《纪》《传》有欲行用之或奏行用之一语，语气乃为完具，《刑法志》亦疑有夺文也。七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一十二卷，敕刑部详定奏行之”。《本纪》云：戣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一千二百五十条，分一百二十一门，号曰《刑法统类》，上之。《新书·刑法志》云：戣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艺文志》：张戣《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此唐世制订之大略也。诸书多出官纂，或经官颁。《志》又云：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断狱，时议亦为折衷。后高宗览之，以为烦文不便，遂废不用。则似未经奏请而行用者。

五代刑法，大体沿唐。梁太祖开平三年十一月，诏删定律、令、格、式。四年十二月，宰臣奏：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颁下施行之。薛《史·刑法志》、欧《史·本纪》：开成四年十二月，癸酉，颁律令格式。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台奏：“当司、刑部、大理寺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删改者。兼伪廷先下诸道，追取本朝法书焚毁，或经兵火。只定州敕库具在。请敕速写副本进纳。”从之。未几，定州王都进纳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二年二月，刑部尚书卢价奏纂集《同光刑律统类》，凡一十三卷，上之。薛《史·刑法志》。末帝清泰二年四月，御史中丞卢损等，进清泰元年（934年）以前十一年制敕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编为三十卷。其不中选者，各令所司封闭，不得行用。诏其新编敕如可施行，付御史台颁行。晋高祖天福三年七月，差左谏议大夫薛融等详定唐明宗朝编敕。四年七月，融等上详定编敕三百六十八道，分为三十一卷。薛《史·本纪》。周太祖广顺元年六月，敕侍御史卢亿、刑部员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涛同议定，重写法书一百四十八卷。先是汉隐帝末，因兵乱法书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写律、令、格、式、统类、编敕。以晋、汉及国初事关刑法敕条凡二十六件，分为二卷，附于编敕，目为《大周续编敕》。命省、寺行用焉。世宗显德四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准宣：法书行用多时，文意古质，条目繁细，使人难会。兼前后敕、格，互换重叠，亦难详定。宜令中书、门下并重删定，务从节要，所贵天下易为详究者。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编敕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于此。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臣等商量：差御史知杂事张湜等一十人编集新格，勒成部帙。律、令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有繁杂者，随事删除。其中有轻重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违，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牵拘。候编集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奏取进止。”诏从之。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湜等九人，编集刑书，悉有条贯。兵部尚书张昭等一十人参详旨要，更加损益。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有难解者，释以疏意。式、令有附近者，次之。格、敕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卷。目之为《大周刑统》。欲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敕宜依，仍颁行天下。”薛《史·刑法志》。胡三省谓“《刑统》一书，终宋之世行之”焉。《通鉴注》。

《新书·儒学·赵冬曦传》：神龙初，上书曰：“古律条目千余。隋时，奸臣侮法，著律曰：律无正条者，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举轻以明重。一辞而废条目数百。自是轻重沿爱憎，被罚者不知其然。使贾谊见之，恸哭必矣。夫法易知则下不敢犯而远机阱，文义深则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谓宜刊定科条，直书其事。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之类，皆勿用。使愚夫愚妇，相率而远罪。犯者虽贵必坐。律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当时称是。此与文义之难知，殆当时法令不便于民之两大端。《旧书·刘文静传》，言其受命与当朝通识之士，更刊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高祖谓曰：“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则律文深奥之弊，唐初已然，正不待周世宗言之矣。然人事日繁，法理益邃，犯罪科条，何由一一列举？而其条文，亦何由使人共喻耶？

《通考·刑考叙》曰：“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罪。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已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使之不死，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要体，而才翦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隋、唐已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案隋、唐五刑之制，实南北朝已后逐渐改革所成，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七节。《隋书·隐逸传》载李士谦论刑罚之语，谓“臧重者死，酷而不惩，宜从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断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则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无不止也。无赖之人，窜之边裔，职为乱阶，适所以召戎，非求治之道也。”自来欲复肉刑者，皆愍死刑之重，而士谦独恶其时之刑之轻，而欲以肉刑易之；且于古肉刑之外，别创斩指、断腕之法。曾不思古之去肉刑者，乃恶夫断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断指去腕，酷更甚于斩趾，虽欲改行，其道何由？不可偷生，遑云为善？此岂仁人之言哉？唐太宗即位，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厘改法令。戴冑、魏征言旧律令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王珪、陈叔达等皆谓其系以生易死，与古不同。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弘献于是与玄龄等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徒、杖、笞，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旧书·法志》。盖肉刑废来久，行之终不厌于人心也。此亦见已逝之运之不可复返矣，时之为义大矣哉！

肉刑既废，流刑之用乃烦。一以其关涉边防，参看上节。一亦以居作之制，与奴婢相类，为治者或利之也。《新书·刑法志》曰：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旬给假一日，腊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释钳、校给假，疾差陪役。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玄宗诏言“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则凡役者遇之皆酷。枷杖及讯囚之具，皆有定制。皆见《隋书》及新、旧《唐书》之《刑法志》。虽有此制，然不皆遵守。《新书·宇文融传》：子审，累迁大理评事。以夏楚大小无制，始创杖架，以高庳度杖长短，又铸铜为规，齐其巨细。《旧书·代宗纪》：大历四年（769年）《戒刑官滥刑诏》有云：“如闻州县官，比来率意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使陨毙，深可哀伤。频有处分，仍闻乖越。”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新书·刑法志》。然唐时有所谓重杖、痛杖者，只云一顿，而不限其数，或以致死，亦与前代以笞杀人无异。《通考》：“代宗宝应元年（762年），诏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止六十；并不至死。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十恶中谋反、大逆、叛、恶逆四等，请准律用刑。其余犯别罪合处斩者，今后并请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贞元八年（792年），敕比来断罪，拘守科条，或至死刑，犹先决杖。今后罪至死者，先决杖宜停。宣宗大中七年（833年），敕法司断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敕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马君按：“鞭、朴在有虞，为至轻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汉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斩趾，而笞数既多，反以杀人。其后罪不至死者，遂不复笞，而止于徒、流。魏、晋已下，笞数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后，复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顿，而不为之数，行罚之人，得以轻重其手。欲活则活之，欲毙则毙之，出入乎生死之间，而使奸吏因缘为市，是何理也？至于当绞、斩者皆先决杖，或百或六十，则与秦之具五刑何异？建中时，始定重杖为死刑；贞元时，始令死刑不先决杖。盖革累朝弊法云？”且隋、唐皆沿北朝之法，决杖施于士夫，尤非所以养廉耻、厉节行也。《通考》：“开元十年（722年），前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侍郎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轻，不宜决罚。上然其言。”又引《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阵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朗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责吏。魏征谏，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715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又引吴氏《能改斋漫录》曰：“陈政敏《遁斋闲览》，言杜子美脱身簿尉中，始与棰楚辞；韩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棰楚尘埃间；杜牧之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羌勒，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创；谓唐时参军、簿尉，有过不免受杖。鲍彪谓详考杜、韩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惊见有罪者，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

何处事卑陬？何况亲犴狱，敲榜发奸偷？此岂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广记》载李逊决包尉臀杖十下；及《旧唐书》于 为湖州刺史，改苏州，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则鲍论亦未当。”马君按：“以裴伷先之事观之，则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张士贵、宋璟所监莅，必皆伷先之流；则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陔余丛考》亦引《遁斋闲览》，而谓“唐制更不止此。《新唐书·刘晏传》：晏为转运使，代宗尝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则不特簿尉矣。又张镐杖杀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则节度使并可杖杀刺史矣。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以县令李太简尝醉辱之，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几死，则节度书记并可杖县令矣。《旧唐书·本纪》：元和元年（806年），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澥致死，罚一月俸、料；《新唐书》：穆宁为转运使，杖死沔州别驾，坐贬平集尉；虽有处分，然以至死故稍示罚，而长官得杖僚属之制自在也。百官受杖，本起后汉光武，明帝至加之九卿，顺帝始停之，而魏武又尝行之。《后魏书》：陈建在州贪暴，文成帝遣使罚杖二十。皮怀喜在州，以饮酒废事，孝文帝遣使决以杖罚。《高允传》：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五十余年，初无谴咎。《北齐书》：唐邕以从事中郎封士业征官钱违限，杖二十。《隋书》：燕荣为幽州总管，性严酷，元宏嗣除幽州长史，惧为所辱，文帝知之，敕荣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须闻奏。荣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满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赵仲卿镇平凉，鞭笞长吏，辄至二百。《卢思道传》：思道请朝臣犯笞罪得以赎论，文帝从之。是思道未请以前，朝臣笞罪犹的决也。此又北朝杖罚之制。惟南朝稍异。按《齐书·陆澄传》：郎官旧坐杖皆有名无实。齐明帝用法严，尚书郎有杖罚者，因萧琛言，依旧不行，唐制盖沿北朝及隋故耳。”愚案隋文帝于朝堂杖人，及诏诸司属官愆犯，听于律外决杖，已见第二章第一节。《隋书·段文振传》：弟文操，大业中为武贲郎将，帝令督秘书省学士，辄鞭挞之，前后或至千数；尤为骇人听闻。

用刑出于定法之外者，亦时有之。隋炀帝尝行 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啖其肉。《隋书·刑法志》。《炀帝纪》：大业九年十二月，车裂杨玄感弟积善及党与十余人，仍焚而扬之。《传》云：磔其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本纪》：十年十一月，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食货志》云：“磔而射杀之。”《传》云：将出金光门，缚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食其肉，多有啖者。啖后烹煮，收其余骨，焚而扬之。《本纪》：十二年七月，幸江都宫，奉信郎崔民象谏，先解其颐，乃斩之，详见第二章第二节。又多坑杀人民。《隋书·五行志》：“周大象二年（580年），尉迥败于相州，坑其党与数万人于游豫园。大业八年（612年），杨玄感作乱于东都，尚书樊子盖坑其党与于长夏门外，前后数万。”《食货志》云：玄感平，帝谓侍臣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为贼。不尽诛，后无以示劝。”乃令裴蕴穷其党与，诏郡县坑杀之。死者不可胜数，所在惊骇。则子盖所为，亦未必非阴承帝命矣。唐世亦多非刑。唐世非刑，多见两《书》：《刑法志》及《酷吏传》。杨慎矜之狱，卢铉于太府少卿张瑄，亦以酷刑讯之。见《旧书·慎矜传》。又《杨恭仁传》：弟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寿春县主。居母丧，与永嘉公主淫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擒，具五刑而杀之。此似出于猜忌。然亦何必用此非刑邪？甚有残及尸骸者。《旧书·玄宗纪》：先天二年八月，制曰：“凡有刑人，国家常法。掩骼埋胔，王者用心。自今已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然上元中，中官马上言受赂为人求官，笞死，以其肉令从官食之，见《良吏·吕传》，则躬自蹈之矣。而族诛之法尤惨。《旧书·刑法志》：旧条疏：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录囚徒，悯之。谓侍臣曰：“用刑当审事理之轻重。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寮详议。于是房玄龄等议，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兄弟免死配流。从之。然《陔余丛考》谓李锜反，伏诛，诏削一房属籍。宰相问蒋乂：“一房自大功乎？”乂曰：“大功锜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勋乎？自期可乎？”曰：“期者，锜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尽削其子乎？”乃止锜一身及其子息。是门房尚无定制也。案族诛之刑，隋、唐世恒用之，且不必反逆。隋炀帝杀李浑、李敏，并族灭其家，见《隋书·本纪》大业十一年（615年）。唐于阎知微亦行之，见《旧书·则天纪》圣历元年（698年）。五代之世，更不足论。周世宗时，翰林医官马道元诉“寿州界被贼杀却男，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戡断”。帝大怒，遣端明殿学士窦仪乘驿往按。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容斋随笔》记此事，讥世宗用刑之酷，谓薛《史》著之，欧《史》不载。《注》云：见《窦仪传》。今薛《史》无《窦仪传》，而其事见于《世宗纪》之显德五年（958年），盖《纪》《传》复载之也，此与孔循之以曲法而族杀一家者何如哉？中叶后，藩镇专横，极之五代，则更不足论矣。《廿二史劄记》五代滥刑一条，可以参看。其用非刑者：如李罕之归李克用，留子顷为质：罕之送款于梁，克用将杀之，庄宗密与骏骑，使逃出境，而其子彦弼下蚕室，此拓跋氏所为也。克用又尝车裂李存孝。张文礼子处瑾之败，赵人请文礼妻子而醢之。刘守光欲称帝，孙鹤谏，守光亦窒其口而醢之。薛《史·刑法志》：晋开运三年十一月，左拾遗窦俨上疏，云“大辟之目，不出两端，淫刑所兴，近闻数等。或以长钉贯 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人道或几乎息矣。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文帝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张释之奏当此人犯跸，罚金。文帝轻之。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二说皆足乱政。何者？如周之说，天子可率意作法，如释之之说，又可率意坏法也。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明法非天子所制，虽天子亦不能不守也。其庶几乎？徒设此义，不能行也。《隋书·刑法志》言：高祖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此坏法之大者。唐太宗尝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新书·刑法志》。以此沽名，令人作欧。《新书·玄宗纪》：开元十六年正月，许徒以下囚保任营农。三月，辛丑，“免营农囚罪”。此与太宗所为，绝不相同。《唐临传》：出为万泉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说令：可且出囚，使就畎亩。不许。临曰：有所疑，丞执其罪。令移疾，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此必亦有监视保任等法，不虑其逃。令长有才德者，或多能行之，玄宗特普行之耳。太宗所释皆死罪囚，且天子所纵，乡里、所由，孰敢轻视？其相司察，恐亦与在狱无殊耳。然尝一怒而斩卢祖尚于朝堂，见第三章第一节。又何说乎？后此用法，以肃宗为最严。两京之平，衣冠被胁从者，相率待罪阙下。肃宗置三司使鞫之。吕

、崔器，皆希旨深刻，竟杀三十九人。史谓叛众之意，自此而坚，此或出于怨望者之造作。详见《旧书·法志》。《志》云：“先是安庆绪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岩等皆送款请命。至是，惧不自安，各率其党叛。后萧华拔魏州归国，尝语于朝云：初河北官闻国家宣诏放陈希烈等，胁从官一切不问，各令复位，悔归国之晚。及后闻希烈等死，皆相贺得计。于是河北将吏，人人益坚，大兵不解。”有是理乎？然又云：“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回纥与史朝义战胜，擒其将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妇人虽为贼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贼逼略，恻然闵之。令万年县于胜业佛寺安置，给粮料。若有亲属认者任还之。如无亲族者，任其所适，仍给粮递过。于是人情莫不感戴欣悦。”不罪见逼略之妇女，情理当然，而犹以为宽典，可见当时用刑之酷。《新书·藩镇传》：田悦使说王武俊，谓唐杀梁崇义“诛其口三百余，血丹汉江”，其酷亦不减于肃、代矣，朱玟之立襄王，朝臣受伪署者众，法司请行极法，杜让能固争之，乃获

十全七八，见《旧书·让能传》。唐法之酷，固始终如一也。《李勉传》：“肃宗时，关东献俘百余，诏并处斩。囚有仰天叹者。勉过问之。对曰：

某被胁制守官，非逆者。勉哀之，乃上言曰：元恶未殄，遭点污者半天下；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肃宗遽令奔骑宥释。由是归化日至。”此事在克西京前，故肃宗尚有招徕之意。然此并非食禄于朝而变节者也，何以初令并斩乎？足见肃宗天资之刻薄。然又载史思明之言曰：“陈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复，当慰劳之，今尚见杀，况我本从禄山反乎？”《旧书·思明传》。则不能谓其无理矣。君荒淫以召乱，难至而弃其臣，已又责其为己死，不亦厚颜乎？君臣之义，须演进至立君所以为民，君臣职位虽殊，意在为民则一，乃能渐合于义。原其朔，则君豢臣以自卫，臣则因受禄于君，为之效死而已。后来虽经演变，此意终未脱尽，此实君臣之伦所由敝。然即以初义论，君固亦有应尽之责也。如玄宗者，可有责于其臣乎？此皆用法之偏。其任意为科条者，亦不可胜数。偶语军中者死。《新书·循吏·卢弘宣传》：徙义武节度使。河朔故法，偶语军中则死，弘宜使除之。和奸者男女并处极法。晋天福中，敕凡和奸者男子、妇人，并处极法。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始诏准律科断。见薛《史·刑法志》。为“盗贼”者，迫于饥寒，不得已而出此者也，不胜则务立酷法以处之。隋文帝尝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见《隋书·本纪》开皇十五年（595年）。又尝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炀帝敕“天下窃盗，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见《刑法志》。《新书·刑法志》曰：“武宗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法，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臧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薛《史·刑法志》：“周太祖广顺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准元年正月五日赦书：今后应犯窃盗臧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年）已前条例施行。请再下明敕，颁示天下。乃下诏：犯窃盗者，计臧绢满三匹已上者，并集众决杀，不满三匹者，等第决断。”《通鉴》记此事于广顺元年（951年），云：“唐衰多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臧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汉法，窃盗一钱已上皆死。”则武宗之法旋复，而周太祖之宽政，尚酷于天福时也。亦可哀矣。前世弊法，往往随意改复。且如唐太宗，已知恶言不可云叛，然《新书·裴遵庆传》，言其“调大理丞，边将萧克济，督役苛暴，役者有丑言，有司以大逆论。遵庆曰：财不足聚人，力不足加众，焉能反？由是全救数十族”。则为恶言者之族诛，仍未改也。要之一切，无复情理，率意妄行而已。尚何言哉？

司法之官，仍为地治者及廷尉，然错出干与者颇多。《新书·刑法志》云：“凡州县皆有狱，而京兆、河南狱治京师。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狱。”《旧书·百官志》刑部职云：“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覆。在京诸司，则徒已上送大理，杖已下当司断之。若金吾纠获，亦送大理。”贞观中，李乾祐为御史大夫，别置台狱，有所鞫讯，便辄系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满。开元十四年（726年），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为不便，乃去之。《旧书·良吏·隐甫传》。然中书、门下、御史台，皆杂出参与审判，及其合为三司，则其权尤大焉。《新书·百官志》：御史台职：“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廿二史考异》云：“此沿《唐六典》之文。考尚书刑部职云：凡鞫大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又《刑法志》云：永徽以后，武氏得志，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与此不同。盖三司鞫狱，出于临时遣使，故六典不著为令，而于刑部篇言：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或随近官司断决，不伏，乃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乃经三司陈诉；又不伏，乃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正与此文互相证明。”《通鉴》：贞观十七年（643年），纥干承基上变告太子谋反，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 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注》曰：“唐制，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三司，谓给事中、中书舍人与御史参鞫也。今令三省与大理参鞫，重其事。”乾元二年（759年），凤翔马坊押官为劫，天兴尉谢夷甫捕杀之，其妻讼冤。李辅国素出飞龙厩，敕监察御史孙蓥鞫之。无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鞫之。《注》曰：“此唐制所谓小三司也。”大历十二年六月，诏天下冤滞，州府不为理，听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词推决。尚未尽者，听挝登闻鼓。《注》云：“所谓三司使，即御史中丞、中书舍人、门下省给事中也。三人者，各以一司来朝堂受词，故谓之三司。”《旧书·宣宗纪》：大中四年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谟奏：“诸道州、府百姓诣台诉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烦劳州县，请先差度支、户部、盐铁院官带宪衔者推劾，又各得三司使申，称院官人数不多，例专掌院务。今诸道观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请于其中带宪衔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劳，能雪冤滞，御史台阙官，便令奏用。”从之。蔽狱之法，意颇主于详慎。隋文帝既颁律，病下吏承苛政之后，务锻炼以致人罪，乃诏申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开皇十二年（592年），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十五年（595年），奏死罪者三奏而后决。《隋书·刑法志》。唐太宗枉杀张蕴古、卢祖尚，后亦追悔，乃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旧书·刑法志》及《蕴古》《祖尚传》。《志》又云：寻谓侍臣曰：“比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又曹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自是全活者甚众。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于令。案此制后亦废弛。薛《史·刑法志》：天成二年（927年），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决极刑，合三覆奏，近年以来，全不守此。伏乞今后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穆宗，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

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大理寺，守法之司。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议其出入，是与夺系于人情，而治官不得守其职。”乃罢之。《新书·法志》。要之求审级之多，定罪之审而已。审覆之制，亦有成为具文者。《新书·徐浩传》：肃宗时，建言故事有司断狱，必刑部审覆。自李林甫、杨国忠当国，专作威福，许有司就宰相府断事，尚书已下，未省即罢，乖慎恤意。请如故便。诏可。薛《史·汉隐帝纪》：乾祐元年七月，相州节度使王继宏杀节度判官张易，以讹言闻。是时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杀，不究其实，即顺其请。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一迹而事之，犹不能免其祸焉。然此乃乱政，非法意也。然刺史、县令专杀之权，仍未能尽去，盖积习之不易改？《陔余丛考》云：“隋书陈孝意传；太守苏威，欲杀一囚，孝意谏不听，乃解衣请先受死，威乃释囚；是随时刺史得杀人也。《唐书》：刘仁轨为陈仓尉，有折冲都尉鲁宁暴横，仁轨榜杀之。太宗以其刚正，擢为咸阳丞。《封氏闻见记》：崔立为雒县，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向来县令以下受其馈，皆与之平交。立到任，陈氏犹以故态见。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陈氏子弟，相率号哭，围塞阶屏。立一一收录，尽杀之。是唐时县令、县尉，犹得专杀人也。军旅之际，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众狂易，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纳诏不敢出。乃斩众以徇。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光弼亦斩以徇。真源令张巡守雍丘，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以力不敌贼，劝巡降。巡设天子画象于堂，遂斩六人。张镐按军河南，以刺史闾丘晓不救睢阳，致张巡陷没，亦杖杀晓。此更因军事严切，不可以常法论也。至宋，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宋史·本纪》：太祖尝曰：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朝廷不问。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略问数语，即命斩之。王诏知汝州，有铸钱卒骂大校，诏即斩以徇。舒亶为临海尉，有使酒骂后母者，亶命执之，不服，即斩之；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愚案《新书·柳仲郢传》：“拜京兆尹。中书舍人纥干臮诉甥刘诩殴其母。诩为禁军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为言，改右散骑常侍。”以是时禁军之横，而仲郢犹能如是，尤可见守令威权之大。别置理狱之司者，亦时有之。武后时于丽景门别置狱，李辅国置察事厅子，鱼朝恩于北军置狱是也。德宗贞元七年三月，“诏神威、神策、六军将士自相讼，军司推劾，与百姓相讼，委府县推劾，小事移牒，大事奏取处分；军司、府县，不得相侵”，《旧书·本纪》。尤显分军民为二矣。然非酷吏及军人，阉宦亦有为此非法者。《旧书·文苑传》：唐次子扶，大和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内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宰河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淅川县，于荒村中屯贮。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烂成灰尘，度支牒征元掌所由。自贞元二十年（804年），邓琬父子兄弟至玄孙，相继禁系，二十八年，前后禁死九人。今琬孙及玄孙见在枷禁者。敕曰：如闻盐铁、度支两使，此类极多。其邓琬等四人，资产全已卖纳，禁系三代，瘐死狱中，实伤和气。邓琬等并疏放。天下州、府、监、院，如有此类，不得禁经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闻。盐铁、度支，妄禁系人，至于五世，是使言利之司，操族诛之柄也。犹曰中叶后求利峻急使然也。《元稹传》言：东都百司，皆有牢狱。有裁接吏械人逾岁，台府不得而知。稹因飞奏，绝百司专禁锢。则并不待威权赫奕如度支、盐铁者矣。《裴潾传》：潾以穆宗时为刑部郎中。有前率府仓曹曲元衡者，杖杀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军使，使以父荫征铜。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母死不闻。公府、法寺，以经恩免罪。潾议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于部属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属，虽有私罪，必告于官，官为之理，明不得擅行鞭捶于齐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属，

而擅凭威力，横此残虐，岂合拘于常典？柏公成取货于雠，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则必诛。”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论，至死。公议称之。刑及于非所治之人，公府、法寺，公然庇护，虽经平反，子坐死而贼虐者仍止于流，不更骇人听闻乎？然率府仓曹，犹其小焉者也，至于身拥旄节，则其杀生任意，更有不可胜言者矣。尚复成何事体哉？《新书·李元谅传》：安息人。以讨朱泚，拔华州，迁镇国军节度使。李怀光反，与马燧、浑瑊讨之。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数嫚骂为优胡戏，斥侮其祖。又使约降，曰：“我降汉将耳。”及马燧至，降于燧。元谅见韩游瑰曰：“彼诟吾祖，今日斩之，子助我乎？”许诺。既而遇诸道，即数其罪，叱左右斩之。诣燧谢。燧大怒，将杀元谅。游瑰曰：“杀一偏裨尚尔，即杀一节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谅请输钱百万劳军自赎，瑊亦为请，燧赦之。帝以专杀，恐有司劾治，前诏免死。所以尚烦此诏者，以马燧力足制之耳，不然，恐有司亦莫或劾治之矣。《严武传》言：武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论者或不以为信。然梓州刺史章彝，始为武判官，因小忿杀之，亦何爱于甫哉？令狐彰子建归朝，为左神武大将军。妻李氏，恒帅宝臣女也。建恶将弃之，乃诬与佣教生邢士伦奸通，召士伦榜杀之，因逐其妻。士伦母闻，不胜痛卒。李氏奏请劾治。令三司诘之。李氏及奴婢款证被诬颇明白。建方自首伏，然仍以会赦免坐，后为右领军大将军，复专杀不辜，德宗仍容贷之。而建复陈诉，辞甚虛罔，乃贬施州别驾。然则军人虽去军，仍敢专杀也。至于五代之世，则更不堪问。可参看《廿二史劄记》五代幕僚之祸条。

《唐律疏义·名例篇》曰：“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盖各率其俗之意。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盖不可以此化外国之法，治彼化外国之人，事有所穷，故不得不用中国之法也。桑原骘藏《蒲寿庚传》引《宋史·大食传》云：熙宁中，其使辛押陁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唐会要》百云：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或作栗。宁远将军。朱彧《萍洲可谈》二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句蕃坊公事。而唐时曾来中国之阿刺伯人索来萌氏记伊斯兰教情形云：为裁判侨寓教徒之争议，由中国皇帝之意，简教徒一人，使负其责。此人当即所谓蕃长，亦即彼所谓卡第。法官兼教职。元末易逢巴图塔氏谓广州有伊斯兰教徒之街，置法官与教长，教长处理教徒一切事，法官负裁判之责。盖不独广州，凡教徒侨居之都市皆然矣。《萍洲可谈》二云：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宋史·王涣之传》：知福州，未至，复徙广州。蕃客杀奴，市舶使据旧比，止送其长杖笞。涣之不可，论如法。唐、明律：擅杀有罪奴婢，杖一百，无罪者徒一年，宋律当同。蕃客所杀，必有罪奴，故市舶使主送蕃坊。又《汪大猷传》：知泉州。故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楼钥《攻愧集·赠特进汪公行状》云：蕃商杂处民间，而旧法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用国俗。唐律，殴人折指，或重伤其耳目者徒。此所谓折伤，当即《萍洲可谈》所谓徒罪矣。《宋史·日本传》：淳熙二年（1175年），倭船火儿藤太明殴郑作死，诏械太明付其纲管，归治以其国之法。《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1468年），日本足利义政使清启和尚之从者殴伤中国人。中国官捕之，欲加处分。清启抗议，谓当用本国法，获许。可知非一时之恩，实当时通行之法矣。以上皆桑原氏说。宋律沿唐，明律亦以唐为本，观宋、明之行事，而唐法亦略可推也。

复仇之义，仍深入于人心。《隋书·列女传》：炀帝长女南阳公主，嫁于宇文士及。化及弒逆，主随至聊城。而化及为窦建德所败，士及自济北归唐。及建德诛化及，时主有一子，名禅师，年且十岁。建德遣武贲郎将于士澄谓主曰：“化及新行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将族灭其家，公主之子，法当从坐。若不能割爱，亦听留之。”主泣曰：“武贲既是隋室贵臣，此事何须见问？”建德竟杀之。主寻请建德，削发为尼。及建德败，将归西京，复与士及遇于东都之下，主不与相见。士及就之，立于户下，请复为夫妻。主拒之曰：“我与君仇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谋逆之日，察君不与知耳。”因与告绝，诃令速去。士及固请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见也。”士及见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辞而去。观此，知当时言仇，兼及其族，此刑法所以有族诛之条也。薛收“以父道衡。在隋非命，洁志不仕”，唐兵起，“遁于首阳山，将协义举”。刘文静之死，“贞观三年（629年），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树义“与兄树艺怨父被戮，又谋反，伏诛”。独孤修德父机，为王世充所杀，世充降唐，徙蜀。将行，为修德所杀。皆是物也。《传》又载孝女王舜。父子春，齐灭之际，为其从兄长忻夫妻谋杀。舜时年七岁，妹粲五岁，璠二岁，并寄食亲戚。长，亲戚欲嫁之，辄拒不从。密谓二妹曰：“我无兄弟，致使父仇不复，吾辈虽是女子，何用生为？我欲共汝报复，汝意如何？”皆泣曰：“惟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逾墙而入，手杀士忻夫妻，以告父墓。高祖原其罪。其烈，尤可使闻者动容矣。唐时复仇者，具载《两书》《刑法志》及《孝友》《列女传》中，事多相类，不烦罗列，而时人议论，则有足资研讨者。武后时，下邦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时韪其言。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之曰：“礼、刑之本，皆以防乱，旌与诛不得并。若师韫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执事者宜有惭色。其或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若取此以断，则合于礼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

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职方员外郎韩愈曰：

“复仇之名同，而其事各异，杀之与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则经律无失据矣。”有诏以悦申冤请罪诣公门，流循州。案部族之世，有仇，族自相报，既有国家，必不容如是，然国家岂能尽平人间之不平？不惟不能尽平人间之不平，右强以陵弱者，顾有之矣。宗元之言曰：“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此其事卒不可免。《周官》称将复仇，先告于士，韩愈曰：“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岂徒不能自言，言之，有司或反助其仇矣。刘玄佐为养子士朝所鸩，玄佐养子士干，与士朝皆来京师，士干遣奴持刀绐为吊，入杀士朝于次。德宗恶其专，亦赐士朝死。是也。此可告而不告，非所谓孤稚羸弱者比也。故复仇之事，卒不能绝。国家不能尽职于先，而思补过于后，则韩愈具其事而议之之说，自为至当耳。

俗重复仇，可于张琇之事见之。《旧书·孝友传》：琇，蒲州解人。父审素，为巂州都督。有纠其军中臧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汪在路，为审素党与所劫。对汪杀告事者，胁汪令奏雪审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杀审素之党。汪始得还。至益州，奏称审素谋反。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斩之，籍没其家。《新书·孝友传》：审素为巂州都督，有陈纂仁者，诬其冒战级、私庸兵。玄宗疑之，诏杨汪即按。纂仁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堂礼谋反。于是汪收审素系雅州狱，驰至巂州按反状。堂礼不胜忿，杀纂仁，以兵七百围汪，使露章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堂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通鉴》事系开元十九年（731年），云：“或告审素臧污，制遣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审素坐斩，籍没其家。”亦无陈纂仁之名，而堂礼、元礼，名亦互异。纂仁为何如人，与审素有何关系，史皆不详，其告审素，何缘知其为诬？何至以此并告其谋反，且牵及董堂礼？堂礼见诬，自可辩白，发兵围使者，岂非坐实反谋？且将兵七百人，岂吏所能杀乎？疑此事传者不详，后人或加缘饰，《新传》《通鉴》所言，皆非实录也。琇与兄瑝，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后累转殿中侍御史，改名万顷。开元二十三年（745年），瑝、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瑝虽年长，其发谋及手刃，皆琇为之。《新传》曰：瑝时年十三，琇少二岁。夜狙万顷于魏王池，瑝斫其马。万顷惊，不及斗，为琇所杀。既杀万顷，系表于斧刃，自言报仇之状，便逃奔，将就江外，杀与万顷同谋构父罪者。《新传》无“与万顷同谋”五字。行至泥水，《新传》云道汜水，《通鉴》同。为捕者所获。时都城士女，皆惊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法不可纵报仇。上以为然。而谓“道路谊议，故须告示”。乃下敕解释，而后“付河南府告示决杀”。“士庶咸伤愍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瑝、琇于北邙。又恐万顷家人发之，并作义冢数所。”此虽或一时附和，然能得众人附和，亦必有其由也。韩思彦游太学，事博士谷那律。律为匪人所辱，思彦欲杀之，律不可。《新书》本传。知奋气快心，学人亦不免矣。复仇虽或不见赦，然见赦者究多。张颖为部曲曹澄所杀，奔金陵。周世宗征淮南，令李璟执送澄，以赐颖子永德，俾甘心焉；则朝廷且助人私报矣。

《隋书·刑法志》：“开皇三年（583年），更定新律。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五年（585年），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曰：人命至重，县在律文，刊令科条，俾令易晓；分官命职，恒选循吏；小大之狱，理无疑舛。而因习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为政之失，莫大于斯。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自是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六年（586年），敕诸州长史已下，行参军已上，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观此，知大理旧有律博士弟子，刑部旧有明法，州县旧有律生，然皆视为小人，不之重，故其人亦不自重。开皇六年（586年）之敕，则令官皆习律，革前此视为执技事上之流之习而已。然律学自为专门，终非凡官吏所能深通，则别设一学而重视其人，实为至当，而乃以责诸人人，恐荒落亦不免也。《旧书·太宗纪》：贞观六年二月，“初置律学”。选举既有明法之科，吏部于选人又试之以判，似足以矫此失。然所贵乎学者，谓其能高瞻远瞩，革当时之弊，非谓如秦之以吏为师，墨守一朝法令而已。然高宗定律疏之诏，谓律学未有定疏，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则其所教习者，亦曷尝能出于当代律令之外哉？《新书·柳公绰传》：为刑部尚书。京兆狱有姑鞭妇至死者，府欲杀之。公绰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顺。”遂减论。父杀其子当诛，五经之大义也，自汉已来，儒者久阐明之矣，况于姑杀其妇乎？为治之道，莫亟于去专杀之威，宁当论人情乎？公绰以此挠京兆之法，不亦鄙儒也哉？而史犹称之，其时之所谓法学者可知矣。私家亦有好是学者，如《窦参传》言其“学律令”是也。然似不多。

第二十二章 隋唐五代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隋初有国子、太、四门、书、算五学，仁寿元年（601年），废之，惟立太学一所，炀帝又复之，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论史者多訾文帝之不悦学，其实非也。《隋书·儒林传》曰：“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又曰：“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宇内。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寮，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佚，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本纪》：开皇二年十二月，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十年十一月，幸国子学，颁赏各有差。《儒林·房晖远传》：文帝尝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是文帝初尝有意于兴学，且颇收其效也。不特此也。《本纪》：开皇三年四月，“诏天下劝学行礼”。《柳机传》：族弟昂，高祖受禅，拜潞州刺史。昂见天下无事，可以劝学行礼，因上表曰：“陛下君临四海，因情缘义，为其节文，固已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献，尚未尽行。臣谬蒙奖策，从政藩部，人庶轨仪，实见多阙。仰惟深思远虑，情念下民，渐被以俭，使至于道，臣恐业淹事缓，动延年世。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上览而善之。因下诏曰：“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惟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敝，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朕受命于天，裁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古人之学，且耕且餐。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余，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此即《本纪》所云三年四月之诏，读《机传》而可恍然于其所由来也。古之言儒学者，在朝廷之上，则思以此崇德化而缓刑诛；在闾阎之中，则思以此纳民于轨物，易争夺以和亲，使奢纵者知节。自今观之，不能先富后教，固终将徒托空言，然不能以此责古人。文帝于此二者，则可谓倦倦焉矣，而可谓之不悦学乎？开皇九年（589年）平陈，又下诏，言“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其期望之意尤笃，然其效终不可睹。乃有仁寿二年（602年）废学之举。诏言“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其易辙之意可见。《儒林传序》谓“高祖暮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其实合前文观之，即知舍儒术而任刑名，乃历代相沿之积习，高祖特欲革之而未能耳。独指为不悦学，岂得事理之平？抑历代之于学校，皆视为粉饰升平之具，本不期其有何实效，故虽成具文，亦不失望，文帝则凡事务求实际，故睹其无效，即必从而裁撤之，则观其废学，正可见其初意之诚也。仁寿二年（602年）废学之举：《本纪》云：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七月，改国子为太学。《百官志》云：罢国子学，惟立太学一所。《儒林传序》云：废天下之学，惟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其《刘炫传）云：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惟置太学博士二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国子、太学之存废，《本纪》言之最悉，《志》《传》所言皆不具。七十二人之数，则当从《儒林传》。此盖法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之数？唐初国子学置生七十二人，盖亦有所受之也？见下。炀帝好事文饰，正与其父相反，其复学，自亦徒有其名。《本纪》载大业元年闰七月之诏曰：“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坟典，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儒林传》言：“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其所以拂拭而磨厉之者，似亦甚至。然虚文安能收实效？《传》又言其“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宜矣。

唐学制，见于《新书·选举志》。《志》曰：“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旧书·职官志》：“四门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则庶人之子，称为俊士。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百官志》：西都、东都、北都、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府，大、中、下都督府，上州，皆文学一人，医学博士一人。中、下州亦医学博士一人，而无文学。《注》云：“武德初，置经学博士、助教、学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学。元和六年（811年），废中、下州文学。京兆等三府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上州各助教一人。中都督府学生五十人，下府、下州各四十人。贞观三年（629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71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几，医学博士、学生皆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二十七年（739年），复置医学生，掌四境巡疗。永泰元年（765年），复置医学博士。三都、都督府、上州、中州，各有助教一人。三都学生三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下州十人。凡县，皆有经学博士、助教各一人，京县学生五十人，畿县四十人，中县以下各二十五人。”《旧书·职官志》：三府，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中、下都督府，上、中、下州，各经学博士一人。助教，大、中都督府，上州各二人，下都督府，中、下州各一人。学生，大、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五十人，下州四十人。医学博士，大、中、下都督府，上、中、下州各一人。助教，大、下都督府，上、中州各一人，而中都督府、下州无文，疑佚夺。学生，大、中都督府，上州各十五人。下都督府，中、下

州各十二人。京、畿、上、中、中下、下县，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京县五十人，畿、上县各四十人，中、中下县各二十五人，下县二十人。《新书·百官志》：文学，县则州补，州则授于吏部，然无职事，衣冠耻之。可见其有名无实也。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旧书·职官志》：算学生，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五人。习《缀术》《缉古》十五人。其《记遗》《三等》，亦兼习之。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率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既罢，条其状，下之属所。五品以上子孙，送兵部准荫配色。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此其教学选举之大略也。天宝五载（746年），又置广文馆于国学，以领生徒为进士者。《新书·选举志》。亦见《旧书·本纪》。《旧书·职官志》云：“至德后废。”故《百官志》言国子监总国子、太、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焉。又有所谓崇玄学者，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旧书·儒学传序》云：“高祖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新书》作子弟若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生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618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礼仪志》：武德七年二月，诏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皆加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资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并令置学。太宗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士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本纪》：贞观三年九月，诸州置医学。六年二月，初置律学。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高宗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则天称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此，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惟苟希徼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新书·选举志》：玄宗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明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亦听。《旧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制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通鉴》云：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又置集贤院。”此唐人述玄宗以前儒学兴替之大概也。案高宗时，书、算、律学，皆废而复兴，《旧纪》：显庆元年十二月，置算学。三年九月，废书、算、律学。龙朔二年五月，复置律、书、算三学。三年正月，诏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算学之置，《礼仪志》在显庆二年（657年）。律、书、算三学之复，志在龙朔二年五月。并曾增置东都学生。《本纪》：龙朔二年正月，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礼仪志》：东都置国子监丞、主簿、录事各一员，四门助教、博士、四门生三百员，四门俊士二百员。“中宗反正，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任国子生听之。其家居业成而堪贡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新书·选举志》。虽情之不存，规制初未尝废也。至安、史乱后，物力艰难，乃欲承权舆而不可得矣。《旧书·礼仪志》言：“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子生不能廪食，生徒尽散。堂墉颓废，常借兵健栖止。”至永泰二年（766年），乃有补国子生、重造国学之举。此事全出鱼朝恩之妄诞，遂乃以宦人而高坐说《易》，陈教坊之乐于上庠，事见《旧书·礼仪志》及两《书·朝恩传》。事类儿戏，只足发噱。然上元中，国子尝置大成生二十人，所以待之者颇厚。取已及第而聪明者为之。试书，日诵千言，并日试策。所业十通七然后补。其禄俸同直官。通四经。业成，

上于尚书，吏部试之。登第者加一阶放选，其不第则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选，乃从常调。见《新书·选举志》。永泰中，置两监生无定员，元和二年（807年）定之。见《旧纪》及《新书·选举志》。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文宗好尚经术，郑覃又以名儒为宰相。大和七年八月，册皇太子永，降诏言：“皇太子方从师傅，传授六经。一二年后，当令齿胄国庠，以兴坠典。宜令国子选名儒宜五经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限。”《旧书·本纪》。此为天宝罢乡贡后之旷举。于是立五经博士。事在开成元年五月，见《旧书·本纪》及《郑覃传》。又于太学立石经。自中叶后，学校屡遭兵燹，虽度支告匮，恒率官俸兴修。元和十四年（819年），文官料钱贯抽十文，以修国子监，已见第二十一章第八节。此事由郑馀庆建言，见《新书·馀庆传》。又《刘伯刍传》：孙允章，咸通中，改国子祭酒。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旧书·昭宗纪》：大顺元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祭酒孔纬，以孔子庙经兵火，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刺史，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上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犹袭元和故事也。群臣论议，若贾至、归崇敬等，亦甚以学校为重。至议见《旧书·本传》及《杨绾传》。其议关涉选举，选法不变，自无由行，可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崇敬欲改国学之名及官名，说颇迂缪，然其重视学校则尤甚也。亦见《旧书·本传》。则唐人之于学校，迄未忘情也，然其效终不可睹。何哉？为政者之所求，急于应用，而历代学校所造，止于章句之儒，《旧书·张柬之传》：少补太学生，涉猎经史，尤好三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柬之固有才，然亦能为章句，学校之所以重之，在此不在彼也。实为不切于务。以儒生与文吏相较，则文吏之周于用，远非儒生之比矣。况其生徒多取贵游子弟，并章句而不能为哉？

学校顾名思议，必当以学业为重，然自汉世，设科射策，劝以官禄，遂成为选举之一途。既成为选举之途，则贵游子弟，必思捷足先据其处，势也。而选举且不能平矣，遑论学业？魏玄同言：“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是也。《旧书》本传。《旧书·常衮传》言：中官刘忠翼，泾原节度使马璘，各有亲戚，干贡部及求为两馆生。《许孟容传》：孟容征为礼部员外郎。有公主之子，请补弘文、崇文馆诸生，孟容举令式不许，而主诉于上，致烦中使问状。则入学须请托矣。《唐志》言诸生限年十四，而萧颖士十岁即补太学生，岂真其姿质过人哉？《旧书·魏元忠传》：初为太学生，志气倜傥，不以举荐为意，累年不调。《新书·裴炎传》：补弘文生，有司欲荐状，以业未就辞，十年乃举明经及第，亦未必果欿然斯之未信也。然则出学又须奔竞矣。资望更高者，如窦轨，母为隋文帝女，自不借通经然后入官，而《传》言其少入太学，盖以通声气，为名高。李则之五十余，犹执经诣太学听受，则之，高祖子虢王凤之后。《旧书》附其父《巨传》，《新书》见《高祖诸子传》。此等人盖如凤毛麟角矣。斯时之学校，其可以言学业乎？为学之所恶者，莫甚于口给以御人，而斯风自汉、魏至隋、唐，未之有改。即可知其学之不讲。《隋书·王传》：开皇五年（585年），授著作佐郎。寻令于国子讲授。会高祖亲临释奠，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与相论难，辞义锋起，善往往见屈。高祖大奇之。《杨汪传》：炀帝即位，岁余，拜国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学，与汪讲论。天下迩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书其问答奏之，省而大悦，赐良马一匹。《褚辉传》：炀帝时，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辉博辩，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新书·赵弘智传》：永徽初，入为陈王师，讲《孝经》百福殿。于是宰相、弘文馆学士、太学生皆在。弘智举五孝。诸儒更诘辨，随问

酬悉，舌无留语。高宗喜，曰：“试为我陈经之要，以辅不逮。”对曰：

“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愿以此献。”帝悦，赐绢二百，名马一。是帝王以此奖借人也。《隋书·刘焯传》：与杨素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坐，论难锋起，皆不能屈。素等莫不服其精博。《新书·陈少游传》：为崇玄生。诸儒推为都讲。有媢者，欲对广众切问，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辩，据引兼该、问穷而对有余。大学士陈希烈高其能。是公卿以此奖借人也。《隋书·元善传》：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酝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刘焯传》：因国子释奠，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新书·孔颖达传》：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其忌疾至于如此。《隋书·苏威传》：子夔，十四诣学，与诸儒论议，辞致可观。此则又以势利而相称假者矣。为人者必不暇为己，如北朝之张吾贵则其伦。《隋书·刘炫传》：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吏部尚书韦世惠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攻乎异端，尚不足以言章句，况大雅弘达邪？

贵游必喜轻侠，务声华。东京横议，以太学为中心，由此也。唐人嗜利，非如东汉之好名，故其事不至牵涉政治。《旧书·良吏·阳峤传》：入为国子祭酒。时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棰。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欧之。上闻，令所由杖杀。由是始息。此事当在开元初。斯时学校风纪之颓敝，宁不可骇？此特好游荡之徒所为耳。杨玚迁国子祭酒，请明经习《左传》者，尽帖平文；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五节。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者，量加优奖。诏习此诸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生徒为玚立颂学门外。欧阳詹举进士，与韩愈联第，又与愈善。詹先为四门助教，率其徒伏阙举愈博士。此亦如应举者之务干谒、相援引耳。其似涉政事者，莫如德宗时诸生之请留阳城。城为谏议大夫，以助陆贽攻裴延龄，下迁国子司业。有薛约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谪连州。吏捕迹，得之城家。此据《新书·城传》。《旧传》云：约尝学于城。城坐吏于门，引约饮食。讫，步至都外与别。帝恶城党有罪，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何蕃、季偿、王鲁卿、李谠等二百人顿首阙下请留城。守阙下数日，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纪德。柳宗元遗蕃等书，比之李膺、嵇康，时太学生徒，仰阙执诉焉。城矫伪士，其技俩至易见。《新书·城传》言其迁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简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罢。何蕃事即附《城传》后。云：和州人。事父母孝。学太学岁一归，父母不许。间二岁乃归，复不许。凡五岁。慨然以亲且老，不白安，揖诸生去。乃共闭蕃空舍中，众共状蕃义行，白城请留。会城罢，亦止。然则谒城还养而莫久留者，为拙宦矣。《传》又云：“初朱泚反，诸生将从乱，蕃正色叱不听。故六馆之士无受污者。蕃居太学二十年，有死丧无归者，皆身为治丧。”三年不归者见斥，居二十年者众共请留，何邪？正色叱诸生，不听从乱，果天性忠孝乎？抑度患之不及，而以是为名高也？矫伪中安得有佳士哉？

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三月，太常丞段颙请国学五经博士各讲本经，从之。似其时国学中犹有人讲肄者。然长兴元年四月又云：国子司业张溥奏请复八馆以广生徒。按《六典》，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是也，而溥云八馆，谬矣。然则馆学之别，且不能知，可知其时学校之废弛矣。《新书·王潮传》：潮尽有五州地，乃作四门义学。欧《史·闽世家》言王审知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盖即沿自潮者也。此偏方诸国较能留意文教者。或正以其地本僻陋，故有慕乎此也。然文教之兴起,实多人民所自为，政事之所能为力者甚微耳。

隋、唐之世，科举浸盛，而学校日微，此即教育之权，由公家移于私家之证。然学子之负笈寻师者，亦或依附其名而求著籍，未必真有所得，欲深造博涉者,实仍在自为也。隋、唐两史言私家教授之事甚多。如房晖远，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隋书·儒林传》。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旧书》本传。此家居教授者也。王质，寄居寿春，专以讲学为事。《旧书》本传。袁滋，客荆、郢间，起学庐讲授。《新书》本传。则客居而教授者也。刘炫除太学博士，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炀帝遂罢之。归于河间。于时群雄蜂起，谷食踊贵，教授不行，炫遂冻馁而死。《隋书·儒林传》。而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士衡，瀛州乐寿人。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新书·儒学传》。则干戈甫息，弦诵旋兴矣。刘焯既除名，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王孝籍，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皆去官而教授者。而何妥出为龙州刺史，有负笈游学者，皆为讲说教授之，则居官亦不废矣。皆《隋书·儒林传》。阳城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旧书·隐逸传》。卢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新书·隐逸传》。皆隐居教授者。高汉筠，尝诣长白山讲肄，薛《史》本传。度山中亦自有学侣邪？贵游子弟，亦有从私师且甚早者。如徐旷、窦威、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皆从受学。王元感调博城丞，纪王慎为兖州都督，厚加礼，敕其子东平王续往受业。皆《新书·儒学传》。孙万寿年十四，就熊安生受五经是也。《隋书·儒林传》。从师者或甚久，且不惮其远。如马光，从师数十年。初教授瀛、博，有门徒千数。及光为太常博士，多负笈从入长安是已。《隋书·儒林传》。前此授受专于经学，此时则并及文、史。曹宪、李善等以《文选》教授，见下节。善选学本受诸宪，而马怀素又学于善。《旧书》本传。此文学也。杨汪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隋书》本传。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该及包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隋书·儒林传》。阎毗受《汉书》于该。《隋书》本传。王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随之卒业。张镐少师事吴兢。皆《旧书》本传。此史学也，当时受学，多求名师。如《虞世南传》称其与兄世基受学于顾野王。《张行成传》言其少师事刘炫。皆《旧书》本传。盖皆以是而特著之。然《刘焯传》言其少与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则学由自得，名师初不能为弘益可知。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时人称二刘。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毋亦徒依附之以为名高邪？韩愈、柳宗元，不为无实。然《旧书·宗元传》言：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新书·愈传》言：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得毋亦有相依附之意邪？《传》又言“愈官显，稍谢遣”，盖亦以是为惧矣。《隋书·隐逸传》：徐则，幼沈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议论，声擅都邑。则叹曰：“名者，实之宾也。吾其为宾乎？”遂杖策入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教

授。则谢而遣之。当时之所谓教授者可见矣，显以为名者，莫不阴以为利。颜师古在隋授安养尉，坐事免归。家贫，以教授为业。《旧书》本传。李善为贺兰敏之所荐引，敏之败，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旧书·文苑·李邕传》。此皆徒为衣食计，无足责。刘焯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隋书》本传。则鄙夫矣。尹知章转国子博士，弟子贫者周给之，《新书·儒学传》。其贤乎？王义方以弹李义府左迁。秩满，家于昌乐，聚徒教授，不复仕。及卒，门人何彦先、员半千为制师服，三年丧毕乃去。《旧书·忠义·义方传》。亦见《文苑·员半千传》。度其设教，必有深足感人者。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此则令人高山仰止者耳。

地方之学，仍袭前世，犹以化民善俗为意。《新书·太宗纪》：贞观六年七月，诏天下行乡饮酒礼。此即隋文帝诏天下劝学行礼之意。《李栖筠传》：出为常州刺史。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则能奉行此意者也。此等设施，当时良吏，多行之僻陋之区。柳旦，大业初拜龙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隋书·柳机传》。令狐熙，拜桂州总管，为建城邑，开设学校。《隋书》本传。韦机，显庆中为檀州刺史。边州素无学校。机敦劝生徒。创立孔子庙，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旧书·良吏传》。王义方，贬为儋州吉安丞。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诸首领大喜。《旧书·忠义传》。韦丹，为容州刺史，兴学校。子宙，为永州刺史，立学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新书·循吏传》。李承约，拜黔南节度使。外劝农桑，内兴学校。薛《史》本传。皆其事也。亦行诸风俗邪僻之地，犷悍之乡。梁彦光为相州刺史，人情险诐。彦光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象。

通遂感悟。《隋书》本传。曹华：李师道诛，分所管十二州为三镇，王遂为沂、兖、海观察使，为衙将王弁所害，授华沂州刺史，沂、海、兖观察使。华诛郓卒千二百人，移理于兖。令将士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出家财赡给，俾成名入仕。往者如归。《旧书》本传。高承简：蔡平，诏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县为溵州，拜承简刺史，治郾城，葺儒宫，备俎豆，岁时行礼。《新书·高崇文传》。皆其事也。其以传授学业为志者，好尚之士，亦能行诸所莅之邦。杨汪，历荆、洛二州长史。每听政之暇，必延生徒讲授，时人称之。《隋书》本传。高俭，进益州长史，引诸生讲授经艺，学校复兴。《新书》本传。高智周，授寿州刺史。每行部，必先召学官，见诸生，试其讲诵，访以经义及时政得失，然后问及垦田、狱讼之事。《旧书·良吏传》。张镒，大历五年（770年），除濠州刺史。招经术之士，讲训生徒。比去郡，升明经者四十余人。郑馀庆镇兴元，创立儒官，开设学馆。子翰，复继前美。皆《旧书》本传。倪若水，开元初，出为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劝励生徒，儒教甚盛。《旧书·良吏传》。皆其人也。常衮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卒于官。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宫。《新书》本传。此则南服之文翁矣。然此等人究少。以大体言之，州县学多有名无实。《新书·刘禹锡传》：徙夔州刺史。禹锡尝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庾之无余，可乎？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圮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以给也。凡学官，春秋释奠于先师斯止。辟雍、泮官，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汉初群臣起屠贩，故孝惠、高后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元帝时，韦玄成遂议罢之。夫子孙尚不敢违礼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道，而欲违之？《传》曰：祭不欲数。又曰：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祭飨，孰若行其教？今教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窃观历代，无有是事。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玄宗与儒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于学无补也。请下礼官、博士议，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春秋祭如开元时。籍其资，半畀所隶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县进士，皆立程督。则贞观之风，粲然可复。当时不用其言。”《文献通考·学校考》引欧阳修《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曰：“隋、唐之际，天下州县，皆立学官，置生员。而释奠之礼，遂以著令。其后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马君按云：“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然考之前贤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庙碑》，与欧公此文，及刘公是《新息县、盐城县夫子庙记》，皆言庙而不及学。盖衰乱之后，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颓圮，教养废弛，而文庙独存。官吏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巨，故姑葺文庙，俾不废夫子之祠，所谓犹贤乎已。”愚案详味刘禹锡之言，恐学校本未能遍设，不待乱离而后毁坏也。《旧书·高宗纪》：咸享元年五月，诏曰：“诸州县孔子庙堂，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宜令所司速事营造。”则虽当唐之盛时，孔子庙亦有未造者，而况学校？《马周传》云：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武德中，补博州助教。日饮醇酎，

不以讲授为事。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曹、汴。似唐初刺史，颇能留意学政者。然恐实以其落拓而轻之，而以是为口实耳。盖学校之有名无实久矣。

官立之学校，虽有名无实，然人民之能自厉于学者实多。《隋书·李密传》言：杨玄感败，密诣淮阳，舍于村中，变姓名为刘智远，聚徒教授。密是时必不敢居通衢大道，可见虽僻左之地，学徒亦可招集。乡学虽或由官立，实以人民自设者为多。苗晋卿归乡里，出俸钱二万为乡学本是也。《旧书》本传。白居易与元稹书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旧书》本传。足见其非无文采。梁祖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诚卒，子贫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欧《史·梁太祖纪》。诚盖如今村塾之师，欧《史·刘岳传》所谓乡校俚儒也。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其学固无足称。然人能自厉于学，虽乱世不废，则可见矣。《新书·陈子昂传》：六世祖太乐，当齐时，兄弟竞豪杰，梁武帝命为郡司马。父元敬，世高赀，岁饥，出粟万石振乡里。子昂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此盖最难施教者。而“他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此其感格之力为何如？薛《史·乌震传》：言其“少孤，自勤于乡校”，岂得谓乡校之无所造就哉？此无他，人民自办之事，必求其功归实际，非如官办者之徒有其名也。不特此也。《隋书·列女传》：元务光母，范阳卢氏女也。盛年寡居，诸子幼弱。家贫不能就学，卢氏每亲自教授。《旧书·元稹传》：稹至同州表谢，自叙曰：“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则不能从师者又有家教，无父兄者且有母教矣。文化之蒸蒸日上，果官之立学为之？抑人之自为之邪？

第二节 文 字

隋、唐、五代之世，文字无甚变迁。贵人以私意妄造字者，亦止武后尝作十有二文，见《新唐书》本传。后人习知其音义者，只一后所自名之“曌”字而已。刘龚曾造一“”字而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注》云：隋主本袭封隨公，故国号曰隋。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此说出于徐锴。《困学纪闻》云：徐楚金云：“隋文帝恶隨字为走，乃去是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随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其说未知信否。或以文帝好言 祥，后人为是附会。然此等无谓之顾忌，隋、唐之世确有之。《旧书·高宗纪》：仪凤三年十二月，“诏停明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美故也”。《新书·百官志》：“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乃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其后同为一匦。天宝九载（750年），玄宗以匦声近鬼，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至德元年（756年）复旧。又《地理志》：邠州，“邠”故作“豳”，开元十三年（725年），以字类“幽”改。皆其事也。《旧书·地理志》：莫州，本瀛州之鄚县。景云二年（711年），于县置鄚州。开元十三年（725年），以“鄚”字类“鄭”字，改为“莫”。避字形之相混，而于诂训无乱，此则无讥焉。此等新造新改之字，惟专名不取其义者为能行，此亦文字自然之条例，足见其不能以私意造作也。

避讳时之字，久之，有遂与本字相淆者。《困学纪闻》云：“成都石经，孟蜀所刻，于唐高祖、太宗之讳皆阙画。范鲁公相本朝，其戒子侄诗，曰尧舜理，曰深泉薄冰，犹不忘唐也。”《集证》引《容斋随笔》云：“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阙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勖、嗣源字乃不讳。前蜀王氏已称帝，而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半阙。乃知唐之泽远矣。”又引《郡斋读书志》云：“《石经尚书》十三卷，伪蜀周德真书，《论语》十卷，张德钧书，皆阙唐讳，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刻？《毛诗》二十卷，《礼记》二十卷，皆张绍文书，《左氏传》三十卷，不题书人姓氏，则不阙唐讳，盖是知祥僭位后刻石也？”何义门谓《孟蜀石经》及范质之避唐讳，乃“相承以熟，未可为不忘唐之证，厚斋特望人不遽忘宋耳。”何说自得其真。理之与治，代之与世，今人下笔，犹是相淆，不能尽复唐以前之旧，亦习熟为之也。《困学纪闻》又云：“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讳而为此号。祥符中，以圣祖名，改玄武为真武，玄枵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曰《太真经》。若迎真、奉真、崇真之类，在祠宫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为女真，遂为乱华之兆。”《宋史》：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梦神人传玉皇之命，云令汝祖赵玄朗授汝天书。遂尊号曰圣祖，以为赵之始祖。改玄圣曰至圣。代宗即世宗，真宗即玄宗，虽治史者亦或忘之矣。历代避讳之字，易世后未经改正者甚多，有一望可知者，亦有因以滋疑者，殊背古人临文不讳之义，宁非以私意乱公用之文字乎？古人之讳，重在口不重在笔。临文不讳，则虽口诵之犹不讳也，况于笔乎？或谓司马迁以父名谈，故其书改谈为同。然古同音字恒相通假，说实未必然也。

文字之学，斯时尚无甚足称。自来治小学者，流别有二：一主于博，一主于精。务博者但求所知之多，求精者则必明于文字演变之原，深知古今训释之异。二者固各有所长，然搜采所得，亦必以谨严之法治之，乃能有真知灼见而克尽其用。则求精者实尤难能可贵也。隋、唐间之小学，偏于求博。其时负盛名者为曹宪。《旧书·儒学传》云：宪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太宗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为之音训，证引明白。太宗甚奇之。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淹等三人事迹，即次宪后。《淹传》云：尤精诂训。撰《文选音》十卷。《善传》云：注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罗传》云：撰《文选音义》，行于代。案文字愈古，单言愈多，愈后复言愈多。《新书·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传》：初太常加谧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圣贞冠谧，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单言配之，应曰圣昭若睿成，以复言配之，应曰大圣昭成、圣真昭成。单言即今所谓单音字，复言则今所谓复音之辞也。单音字之用，随世而减，故后人多不之识。惟博览者为能知之。此等罕见之字，尤多存于辞赋中，故宪等皆以小学而兼选学。然读他种古书，亦不能舍此。故颜师古长于《汉书》，史亦称其博览、精故训学，所注《急就章》，与其《汉书注》俱显于时。《新书·儒学传》。而李善亦尝撰《汉书辨惑》三十卷也。《旧书》本传。《桂海珠丛》一百卷，而其《要略》仅二十卷，可见其所载者，初非日用所急。其后武后又有《字海》一百卷。卷帙与之相埒。《新书·艺文志注》云：“凡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诸人固亦多文士，足见此风之未变也。求精者必于较古之书，《说文解字》则其选。故颜之推甚好之。见《两晋南北朝史》。此学人之所以异于文人者。《新书·艺文志·小学类》有李腾《说文字源》一卷。《注》云：“阳冰从子。”阳冰长于篆书，盖因此而治《说文》？腾盖承其绪？此未必足语于小学，治此书而求精者，则五代时南唐之二

徐也，其学入宋而后显。

小学未精，则于文字异同，攸关训释，知之不审，故于改易古字，不甚介意。《新书·艺文志》书类。《今文尚书》十三卷。《注》云：开元十四年（725年），玄宗以洪范“无偏无颇”声不协，诏改为“无偏无陂”。天宝三载（744年），又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此所谓今文者，非汉世之今文，乃唐时通行之字耳。汉世所谓古文经者，本无其物，而为其时之人据所知之古字伪造，《秦汉史》已具言之。故所谓古文经者，本不足贵。然传至唐世，则又为前人之制作，不宜妄改以失其真。玄宗以当时通行之字易之，其所为，若与前此造古文者相反，而实则相同也。《经典释文·序录》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徐邈、李轨。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可见其无知妄作之状。玄宗、卫包，亦此等风气中之人物耳。

文字本于言语，言语有方俗之异，则诵读随之，此自然之势也。《隋志》有《河洛语音》一卷。《旧书·王叔文传》，讥王伾吴语，《新书·经传》作楚语。又《旧书·武元衡传》：元衡被害，京师大恐。城门加卫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伟状异制，燕、赵之音者，多执讯之。皆可见隋、唐时方音之异。诵读之殊，非声即韵，而古人之留意于韵，过于其留意于声，故韵学之兴较早。隋陆法言作《切韵》。唐天宝中，孙愐广之为《唐韵》，至宋世犹沿用焉。《隋志》有《婆罗门书》一卷。《注》云：梁有《扶南胡书》一卷。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则兼及声韵二者矣。然中国人虽知此法，初未能神其用。至唐末，僧守温撰三十六字，取佛书之名，名之曰字母，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见《通志·艺文略》。而声纽之道，始大明焉。后人谓孙叔然已知反语，《释文·序录》云：“孙炎始为反语。”叔然，炎字也。不仞其学自外来。然反切本出天籁，不容一无所知，所争者能否神其用耳。以用论，则三十六字母虽出，治小学者犹未能尽之也。此由中国文字异于胡、梵，原不足为中国病。然必如后世之言韵学者，取《切韵》中切音之上一字，为之分类，而目为中土师师相传之旧，则似可以不必。夫果知留意声纽，则何不撰取数十字为母，以求其简，而必繁其数，至于四百五十邪？《新书·隐逸·陆羽传》：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圬塓以苦之。此旁行书当即《婆罗门书》。则至唐世，僧徒仍有习之者。

文字书写必求其捷速，观览则求其清晰，捷速利用行草，清晰莫如楷则，二者相反，然不可偏废也。《旧书·柳公绰传》言：其子仲郢，抄书甚多，“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此楷则之便于自览也。又《文苑·席豫传》，言其性尤谨，虽与子弟书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新书·李玄道传》：附《褚亮传》。为幽州长史，佐都督王君廓，专持府事。君廓入朝，玄道寓书房玄龄。玄龄本甥也，君廓发其书，不识草字，疑其谋己，遂反。坐是流巂州。则与人书亦以楷正为善。然下笔必求楷正，未免太难，时或不足应务，则必求其虽简易而仍可辨识者。此行书之所以可贵。草书务求美观，美观贵多变化，遂至去真太远，害于其事矣。

印刷者，书写之支流余裔也。然其难易，较诸书写，殆不可以道里计。故自印刷术兴后，书之存者，较诸印刷术未兴以前，亦不可以道里计焉。此诚人类社会之一大事也。中国之印刷术，以发明最早豪于世。夷考其朔，则近人多取明陆深之说。深作《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也。明末胡应麟作《少室山房笔丛》从之，谓雕版始于隋。近世叶德辉非之。其所作《书林清话》云：“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阮吾山《茶余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版。而岛田翰必欲傅合陆说，遂谓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版。不思经可雕版，废像亦可雕版乎？”岛田翰，日本人，著有《雕版渊源考》。日本桑原骘藏又非之，曰：“撰、造、作可通用。陆深等解雕撰为雕造，自非无理。与谓雕废像、撰遗经，无宁解作雕造遗经为当。据此文，谓当时已印行佛经，固失之早计，谓决未尝印行佛经，亦未免武断也。”见《史林》第十一卷第一号。据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转引。邓文见《图书评论》第二卷第十一号。此说殊属游移。《隋书·高祖纪》：开皇二十年（600年），禁毁坏偷盗佛天尊像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渡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以雕铸与图写对举，可证雕指废像，撰指遗经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文教授卡德氏，尝撰《中国印刷术源流》，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本。采摭颇博。据其说，则吾国印刷物，见存而最古者，为得自敦煌石室之《金刚经》，今在伦敦博物院。经凡六叶，别有画一叶。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而日本所存印刷物之最古者，为孝谦天皇所刻《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凡百万纸，分藏百万小木塔中。日本僧寺，至今犹有宝藏者。其事成于大历五年（770年），先于咸通九年（868年）者九十八年。日本之印刷术，传自中国，无人置疑。卡德氏谓敦煌所得《金刚经》，刻印之工，远在日本所制《陀罗尼经》之上。授受之迹，自可微窥。然又谓日制《陀罗尼经》，亦非印刷初兴时物。卡德氏不取缘起于隋之说，乃谓其当在开元时。诘其故，则但谓其时国势盛昌而已，此实未免牵强。自开元之初，下逮大历，不及六十年，尚须越海传至日本，果其为时如是之短，日刻《陀罗尼经》，安得已颇工致，而可断为非初兴时物乎？卡德氏又谓奈良存有古印花丝织物。其上印有年岁，一当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一当其二十八年（740年）。《续日本记》所

谓摺衣者，则成于天宝二年（743年）。又有军人所服革带，亦皆印花，其年份早者，亦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其花卡德氏信为木版所印。然则雕版在开元时已盛行于日本矣，安得在中国乃初发轫乎？卡德氏不信陆深之说，自为有识，然其所自拟之说，则殊不足取也。邓嗣禹尝撰文以评卡德氏之书，题曰《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西传》，其所采摭亦颇博。今录所胪举，为卡德氏所遗之证凡九事，以资参考。九事者，唐僧贯休《禅月集》，有其门人昙域《后序》，云：“寻检藁草，及暗记忆，约一千首，乃雕刻版印，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十二月十五日。”蜀乾德五年（923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也。此书雕刻之地，为婺州兰溪。一事也。日僧宗叡，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云：“大唐咸通六年（865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法师院求写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印子者，版印本也。二事也。《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募雕刻碑疏》。元《注》云：“印本共八百纸。”其文有云：“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洛城焚本，似指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之事。此所印至八百纸，又范摅《云溪友议》有云“纥干尚书臮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则所及已普。三事也。《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有冯宿请禁印历日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案据此，则两川、淮南所印历日，且运销各地矣。唐人诗云：“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则非僻陋之地，咸有历日。有乖敬授之道”。据《太平御览》卷百六十，宿为东川节度使，此疏上于大和九年十二月。《旧书·文宗纪》，亦书是月丁丑，“敕禁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玩此，则私印者或尚不止两川与淮南。四事也。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此序末署大历四年（769年）。五事也。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灌沐尊仪》条云：“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餐。”义净卒于先天二年（713年）。六事也。唐冯赞《云仙散录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玄奘东归，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卒于麟德元年（664年）。七事也。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云：“予于日本三井听冰许见所藏永徽六年（655年）《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百四十四。其纸背有木刻楷书朱记，文曰大唐苏内侍写真定本，与《宋藏经》纸后之金粟山藏经纸朱记同。”八事也。日本所印之《国华》第三十二编第七册，有敦煌所出大业三年（607年）佛画。元《注》：“雕版色摺。”上画大佛像一，两旁小佛像二，下有字四十有二，画着红、黄、绿、黑四色。依照片观之，字体宛如唐人写经，不类雕刻。九事也。今案以敦煌所出大业三年（607年）佛画为印本，则印刷术起隋无疑。即谓不然，而玄奘能印普贤像以施四众，印刷之盛行，亦必在唐初矣。凡事至于盛行，必非初起，有隋运祚甚促，以事理度之，印刷之兴，尚当在隋以前也。

卡德氏以印章为印刷之原，引《抱朴子·登陟篇》云：“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往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只避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卡德氏曰：古之印章以印封泥，改用朱墨，即几于印刷矣。邓嗣禹谓《抱朴子》此篇又绘一符，云“此是老君所载符，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封氏见闻记》言魏太武登峄山，仆秦始皇所刻碑，“然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须则拓取”。然杜甫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窦臮《述书赋》自注云：“峄山碑，其石毁，土人刻木代之。”则以枣木供雕刻，由来甚久，尤可见道家符印与印刷关系之切也。卡德氏谓敦煌发见佛像模印，上有小柄，盖手持而印之，如印章然。吐鲁番、土耳其斯单亦有之。模印所成之佛像，见于写本每叶之端；有全卷如是者。手印力薄，故其像较小云。然则印刷盛行后，其从印章蜕化而来之迹，犹未尽泯也。

石拓为印刷之原，事更明白。《隋志》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注》云：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注》云：粱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注》云：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注》云：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注》云：梁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注》云：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二卷。云：“后汉镌刻石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直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至隋开皇六年（586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此拓本之最早者，不知其在何时，然亦必甚早也。卡德氏言敦煌所得《金刚经》，木刻外又有石刻一种，系柳公权书。则雕版之外，并曾刻石以事印刷矣。

铜版之作，世以为起自高丽。卡德氏云：《高丽史·百官志》：恭让王四年（1392年），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为高丽铜制活字见于记载之始。恭让王四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也。至孝宗弘治间，其术乃传入中国，无锡华燧用以印书。邓嗣禹云：“《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载阳守陈之言曰：魏太和中有石经，晋天福有铜版九经。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亦曾及天福铜版本。”则其术亦出中国矣。或铸为活字，始于高丽耳。印章本兼用金石，雕版外既可刻石以事印刷，自亦不难 及于铜也。特其为用，皆远不能如雕版之普遍耳。

印刷初兴时，手写之事，仍不能废。《旧书·令狐德棻传》：“武德五年（622年），迁秘书丞。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新书·艺文志》云：贞观中，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旧书·文苑传》云：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征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择散官随番雠校。《职官志》：门下省、秘书省、史馆、著作局、司天台、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多有楷书手、拓书手、书直、装书直、装潢直、造笔直、熟纸匠等人。《阳城传》云：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足见缮写为用之广。私家藏书亦然。《李袭志传》：弟袭誉，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李大亮传》：在越州写书百卷，及徙职，皆委之廨宇；其事也。《萧铣传》：少孤贫，佣书自给。《王琚传》：琚与王同皎善。同皎败，变姓名诣江都，佣书于富商家。主人后悟其非佣者，以女嫁之。《儒学·王绍宗传》：家贫，当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皆贫生之佣书自给者也。不徒藏庋，即流通者亦多出手写。《新书·杨玚传》：从父兄晏，精《孝经》学。尝手写数十篇，可教者辄遗之。《旧书·白居易传》：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是也。欧《史·和凝传》，言其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尝自镂版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盖自刻文集之事，其时尚属罕见也。

尸刻书之大名者为冯道，则以印刷术未兴时，藏书事甚艰难，名著巨籍，惟公家若大有力者为能致之，而道首以官力印卖九经故也。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三年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道传》云：唐明宗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刻石经，雕为印板。后进赖之。《册府元龟》云：“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此事至周广顺三年（953年）而后成。《通鉴》记其事云：长兴三年二月，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注》云：“印卖九经始此。”广顺三年六月，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时人重视此事之故，可以概见。《石林燕语》引柳玭《家训序》曰：李洣《书林清话校补》云：《唐书·艺文志》：《柳氏训序》一卷，柳玭撰。《郡斋读书志》：《柳氏序训》一卷，唐柳玭序其祖公绰已下内外事迹，以训其子孙。并与此书名不合。见《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予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可为道言吴、蜀印板不及经典之证。盖经典校定甚难，而其书为世所重，同异之间，虑遭攻击，故非承敕命由学官主其事，则莫敢为之也。若谓资本不足，自可逐渐雕刻。一经之字数，未必逾于字书。当时学者无不读经，其销路亦必不劣于字书也。《挥麈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放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王国维《五代监本考》辨之云：“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935年）。后唐清泰二年。至广政十六七年，尚在相位。仲言谓其相王蜀，已非事实。其刊《文选》在相蜀后，自不得在长兴之前。刊九经则更在其后。《孔平仲珩璜新论》云：周广顺中，蜀毋昭裔请刊印板九经。《通鉴》载昭裔开学馆，刻九经，在广政十六年（953年），即周广顺三年，正田敏九经板成之岁，昭裔所作，当放其制。元《注》：“此即蜀本大字九经，非蜀石经。晁子正说《蜀石经尚书》若网在纲，并作纲字，与田敏本合。蜀石本之刻在木本之先，已同监本，木本刊于监本成后，当放监本无疑。”按《宋史·儒林·敏传》云：“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近人或广仲言之说，谓蜀本九经，先于监本，尤乖事实。”然则印卖九经，果当以道为首矣。王国维又云：“唐石经专刊经文，监本则兼经注。监本是非，世无定论，与《开成石经》略同。然写本岐误，究甚于刻本。《封氏见闻记》谓经籍年代寖久，传写不同。开元以来，省司将试举人，皆先纳所习之本。文字差讹，辄以习本为正。义或可通，虽与官本不合，上司务于收奖，即行放过。至天宝十年（751年）颁字样，始停纳习本。元《注》：“此条在卷二石经条前，冯已苍钞本有之，刻本所无。”知唐时写本经传，致不画一。今日所传唐写本，足以证之。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也。”开成仅刻经文，而长兴能刊经注，亦刻木易于刻石为之也。

纸与印刷，相关最密，非有纸，印刷术无由行，亦且无由兴。卡德氏考中国印刷源流，首详及纸，非无由也。造纸之术，亦自中国传于西方。大食史家记其事云：突厥两可汗相争，一求援于中国，一求援于大食。中国援兵，为大食援兵所败。俘虏中有娴造纸者，于撒马儿干以其术教人，遂传入大食属地。时当天宝十年（751年）云。所云中国与大食之战，实指开元九年（721年）高仙芝怛逻斯之役，其事信而有征。大食人既擅此术，传诸西班牙，终乃及于全欧洲。时则叙利亚有市镇日曼比集（Mambij），亦曰班比兹（Bambyx），亦产纸。欧人称其纸为班比兹纸（Chartabambycina）。后讹为绵料纸（Charta bombycina）。遂以敝布造纸，为十五六世纪时日耳曼、意大利人所发明。至近世，在中亚多得古纸，皆为敝布所制，乃知其确由中国西传云。卡德氏云：欧洲人初以敝布造纸，乃德、意两国所发明。千八百八十五年至千八百八十七年间，用显微镜化验八百年至千三百八十八年埃及所造之纸，强半以破布为料。欧洲早年所造之纸亦然。当时推论，以为破布造纸，实为居于撒马儿干之大食人所发明。至千九百有四年，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单发见古纸，化验之，多以桑皮为料，而杂以破布。时则谓破布造纸，非居撒马儿干之大食人所发明，而全用破布造纸，则出大食人。千九百十一年，斯坦因又在长城碉楼得古纸，化验全用破布为料，乃知其术确出自中国云。此亦中国文化裨益世界之一大端也。卡德氏又谓中国之墨，宜于印刷木版，而不宜于铜版。此亦铜版不能盛行之一因欤？

然斯时中国之纸，尚远较后世为贵。《旧书·经籍志》言开元时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皆以益州麻纸写。《新书·艺文志》言：其时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兔千五百皮为笔材。此盖各地方之名产，非公家之力不易办。吴兢迁起居郎，以母丧去官，服除，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盖非妄为陈乞也。韦陟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裁答，则史讥其侈。杜暹补婺州参军，秩满归，吏以纸万番赆，暹为受百番，则众叹其廉。入官者不能输朱胶纸轴钱，则不能得告身，已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欧《史·何泽传》云：五代之际，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而割股，或既丧而割乳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蠲符，不可胜数。而课州县出纸，号为蠲纸。泽上书言其敝，明宗下诏悉废蠲纸。皆可见纸之难得。《新书·文艺传》：郑虔好书。尝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肆书。《五代史补》云：宋齐邱，素落魄。姚洞天为淮南骑将，素好士，欲谒之。囊空无备纸笔之费，计无所出，但于逆旅杜门而坐。邻房有散乐女，尚幼，问曰：“秀才何以数日不出？”齐邱以实告。女叹曰：“此事甚小，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数缗。齐邱用市纸笔，为诗咏以投洞天。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见。齐邱窘急，更其启。始闵之，渐加拯救。徐温闻其名，召之门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齐邱以佐命功，遂至将相。乃上表以散乐女为妻，以报宿惠。许之。贫士得纸之艰，有如此者。欧《史·彭玕传》：附《钟传传》。言玕通《左氏春秋》。尝募求西京《石经》，厚赐以金。扬州人至相语曰：“十金易一笔，百金偿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然则笔价亦不菲矣。古代纸极厚韧，故不必别以纸衬托，即可装为卷轴。后世纸日脆薄，故其价日趋于廉，然其普及大众之功，不可诬也。纸价之日趋于廉，傥亦印刷术兴，用之日多使之然欤。

《旧书·回纥传》：东京之平，朔方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周智光传》：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觐，次潼关。闻智光阻兵，驻所部，将往御之。及智光死，忠臣进兵入华州，大掠。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著纸衣，或数日不食者。《新书·徐有功传》：五世孙商。突厥残众保特峨山，以千帐度河自归。诏商绥定。商表处山东宽乡。置备征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是以纸为衣，唐人习为恒事。清季京官贫者，亦或以纸为朝衣，然必取诸朝鲜矣，谓之高丽纸。

第三节 儒、玄、佛思想转移

世皆以汉世儒学盛行，魏、晋以后，玄学、佛学起而代之，其实非是。此时之儒家，实裂为二派：有思想者，与玄学、佛学合流；无思想者，则仍守其碎义逃难之旧耳。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三节。玄、佛之学，其道必至于终穷。何者？人之所求，莫切于养生送死无憾。斯义也，在古公产之世，本能致之。其后社会组织变坏，乃至于强陵弱，众暴寡，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斯时也，先知先觉之士，己饥己溺之徒，自将起而拯之。然不知社会变化，自有其规律，徒欲率己之意，而借政治之力以行之，遂至反以召乱。此则自周末以来，儒、法诸家，各建改革之策，而新莽萃而行之之已事也。自此以降，遂莫敢言革正制度，而欲先移易人心。此则今所谓观念论者矣，其道必至于终穷，势也。于是改革之机又肇矣。

隋及唐初，所冀望于儒家者，为化民善俗，以革任法之治。观隋文帝劝学行礼之诏，唐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礼，可以知之。其说已见第一节。然此时之所谓儒者，则仍是章句之士耳。即朝廷之所提唱者，亦不外此。《旧书·本纪》：贞观七年十一月，“颁新定五经”。《颜师古传》曰：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缪，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此所以是正经文也。《孔颖达传》曰：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新传》曰：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太宗下诏付国子监施行。大学博士马嘉运驳之，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

《新传》云：永徽二年（651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旧纪》事在四年三月，云“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焉。此所以是正注疏也。其后玄宗自注《孝经》，令元行冲为之作疏，见新旧《书·行冲传》。于开元十年六月，颁于天下。《旧纪》。文宗时，郑覃请于太学勒九经，从之。见新旧《书·覃传》。开成二年十月告成。《旧纪》。亦皆所以继前业也。孔颖达《五经正义》，后儒议之者甚多。《开成石经》，则《旧纪》明著之曰：“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旧书》多载时人议论，此盖当时舆论也。然官本之差讹，究胜于私家之紊乱，观上节所引王国维论监本之语可见。监本皆依《开成石经》，则石经之刻亦不能谓其无功。至《五经正义》，则原不过官颁之书，用以试士，未尝责学者以必从。纂辑或有未善，官颁之书类然，亦不能期之过高也。此等皆所谓章句之学。此学至此时，其势已衰，朝廷虽事提唱，亦无效可期矣。

南北朝之世，治儒学而不为章句所囿者，得二派焉：一如陈奇、业遵，说经好出己意。一则如张雕虎、刘昼、张仲让等以经世致用自负。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三节。前者犹是章句之学，特不墨守，可称别流，后者则寖抉章句之藩篱矣。此二派，当隋、唐之世，亦皆有之。前一派著闻之事，莫如魏征之撰《类礼》。《旧书·征传》曰：征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元行冲传》曰：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玄宗。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开元。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案如说之说，玄成有作，实本叔然；而行冲恚诸儒排己，著论自释，名曰《释疑》，谓孙炎之后，又有马伷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则作者初非一家。叶遵即业遵，《唐志》亦作叶增，录其《礼记注》二十卷，然《释文序录》亦作业遵，德明年代较早，疑《唐志》误也。《类礼》立学，初不废小戴之书，以类相从，便于传习，转有相得益彰之美，有何不可？而断断如此，亦固矣。行冲著论，亦未尝不出褊衷。然其言曰：“王邵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士大夫耻为章句，惟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竟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雠也。”此辈锢蔽之情形，可以想见。《崔仁师传》曰：太宗时，校书郎王玄度注《尚书》《毛诗》，毁孔、郑旧义。上表请废旧注，行己所注。诏礼部集诸儒详议。玄度口辩，诸博士皆不能诘之。郎中许敬宗请付秘阁藏其书。河间王孝恭特请与孔、郑并行。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乃条其不合大义，驳奏请罢之。诏竟依仁师议。玄度遂废。此又一《类礼》。《儒林·王元感传》曰：长安三年（703年），表上其所撰《尚书纠缪》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本，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幾、右史张思

敬，雅好异同，每为元感申理其义，连表荐之。寻下诏曰：王元感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此则逢时之王玄度耳。知幾《疑古》《惑经》之作，为论史者所艳称。观其为元感申理，元感之论议，盖亦其俦？然则知幾亦此等学派中之一人耳。此等原未脱离章句之科臼，然经籍亦为真理之一源，墨守旧说，有时转足为真知之障。能摧陷而廓清之，而求真之路辟矣。此宋人以意说经之所以可贵，而如元感等则皆宋人之先导也。

其又一派，隋末之王通盖其人？通事多出后人缘饰，然亦必其人略有此意，缘饰乃有所施，则仍可想见其为张世让一流。可见此派中人，初不甚乏也。通事因附会太过，离真太远，遂使后之考索者，并其人之有无而疑之，此亦太过。通事见于正史者，为《旧书》之王质，两《书》之《王勃、王绩传》。《旧书·质传》曰：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号文中子。通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潜，质则潜之第五子。《勃传》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617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谧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绩传》云：兄通，字仲淹。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今《书》虽无通传，然可见史官有意为之立传，不能指为子虚乌有之流。然史所言通事，殆无一得实。《旧书》中《王质》《王勃》两传所言通子，即已不雠。《新书》则更甚。其《王绩传》曰：“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放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云作《六经》，与《旧书·王勃传》云作《元经》者又异。其《勃传》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 逸，定著二十五

篇。”其说又为旧书所无。《传》又曰：“尝读《易》，夜梦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极，子勉思之。寤而作《易发挥》数篇，至晋卦，会病止。又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中宗复用周、隋。天宝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右相李林甫，亦赞右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酅公，尊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授崔昌太子赞善大夫，卫包司虞员外郎。杨国忠为右相，建议复用魏为三恪，周、隋为二王后。酅、介二公复旧封。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尉，阎伯玙涪川尉。”王勃文士，不似续古《尚书》、作《易发挥》、谈五运正闰者，疑后来怪迂阿谀苟合之士，又托诸勃，而《元经》之作，与五运正闰之论，甚有关系也。白牛溪之名，见于王绩之《游北山赋》。《赋》云：“白牛溪里，冈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涘。”《注》云：“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南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为俊颖。而姚义慷慨，同侪方之仲由，薛收以理学方庄周。”则俨然圣人矣。此外附会者尚不乏。《十七史商榷》引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皮日休、司空图《文中子碑》，及《图三贤赞》四篇。龟蒙称通作《王氏六经》，不知即《新书·王绩传》所据否。日休称其作礼论、续诗、元经、易赞，其说亦相出入。据诸文，则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薛收、李靖、李，皆其门

人，其所言弥恢廓矣。然此诸文之真伪，亦不可知也。通所著《中说》，《隋志》著录十卷，果通所作与否无可考。今所传者，为宋阮逸注本。《容斋续笔》曰：“今《中说》之后，载文中子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按淹以贞观二年（628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疑为阮逸所作。”《困学纪闻》曰：“《中说》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会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隋无此名。”又曰：“郑毅夫论《中说》之妄，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592年），通时年八九岁，而有德林请见；关子明，太和中见魏孝文，如存于开皇间，亦百二三十岁，而有问礼于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读书志》，谓薛道衡仁寿二年（602年）出襄州，通四年始到长安，其书有薛公见子于长安。用此推之，则以房、杜为门人，抑又可知也。”又有所谓龚鼎臣注者，《书录解题》著录。《玉海》谓其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分篇与阮本不同，文亦多异，盖不慊于阮本而后出之伪书也。《通鉴》纪通事，在仁寿三年（603年），云是岁，通诣阙献太平十二策。所言与前述无异，亦不足据也。其后乃有啖、赵。《新书·儒学传》：啖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 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殁，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矣。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古语曰：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礼之失也。助爱《公》《穀》二家，以《左氏》解义多缪，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凿意多此类。《十七史商榷》云：“陆质《纂例》云：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缪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云云。是则陆质之意，以丘明为夫子以前贤人，非作传者，而作传者别是一人。宋祁不考，以质说为助语，失之。”案此特考证之异，不害其宗旨之同。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质别有传，次《王叔文传》后。云：明《春秋》，师事赵匡，匡师啖助，质尽传二家学。又云：质素善韦执谊。方执谊附叔文，窃威柄，用其力，召为给事中。宪宗为太子，诏侍读。质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时执谊惧太子怒己专，故以质侍东官，阴伺意解释左右之。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曰：“陛下命先生为寡人讲学，何可及他？”质皇惧出。执谊未败时，质病甚。太子已即位，为临问加礼。卒，门人以质能文圣人书，通于后世，私共谧曰文通先生。《旧书》啖助无传，质则在《儒学传》，与《新书》略同。然《新书》言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是质尝屡有言也。《旧传》云质发言，上果怒，《旧传》于宪宗即位后追叙，故云上。则仅一言之而已。二说抵牾，即知其原出附会。宪宗阴鸷，顺奄竖之旨而篡父位，曾无所愧怍于心，果其有

恶于质，岂以其老病更加存问哉？然此非谓质不善执谊，右叔文也，特谓其伺间进言，为诬罔之辞耳。《新书·吕渭传》：子温，“从陆质治《春秋》”。“与韦执谊厚，因善王叔文。”此亦一陆质。又《窦群传》：从卢庇传啖助《春秋》学，著书数十篇。王叔文党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韦执谊不可，乃止。群往见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实伐恩恃权，震赫中外。君此时逡巡路旁，江南一吏耳。今君又处实之势，岂不思路旁复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读此文，绝不能见群与叔文龃龉之迹，转觉叔文锐进，而群欲教之以持重耳。王叔文一时奇士，其党与亦皆俊才，而治啖、赵之学者，多与之相善，可见其有意于用世矣。《新书·啖助传》又曰：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士匄，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撰《春秋传》，未甚传。后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读。帝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可见诸人治经，皆有新说矣。故能自名其学也。此派之以意说经，似亦与前派无异，然而有大异焉者。前派之意，仅欲明经，此派之志，则本在经世。拨乱反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与《公羊》，实为一书，若《左》《穀》，则皆后起依托之伪书耳。说见崔适《春秋复始》以春秋为春秋条。刘贲对策，实为千古一人。《传》言其尤精《左氏春秋》，然读其文，无一非《公羊》义也。然则谓士匄所善在《左氏》，恐亦未必然矣。啖、赵之学，实为宋人言学志在经世之先驱。与近世康有为以《公羊》之学，启维新之机者绝相类。有为说经，诚甚疏略，不足以称经生。然其用别有所在，不能以章句家之见绳之也。斤斤以章句家之见绳之，亦适成其为章句之士而已矣。

啖、赵之宗旨，果何如乎？曰：观陆淳议太公之祀，而可知矣。案历代祀孔子者，皆仅立庙于其所生之地，或则于学校之中，以为先圣、先师而祭之。以周公为先圣，则以孔子为先师。武德二年（619年），始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贞观四年（630年），又令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以十哲配享，而图七十二子于壁。此已为非礼，参看第一节引刘禹锡之论。开元十九年（731年），又立太公尚父庙。《旧书·本纪》云：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礼仪志》云：于两京置太公尚父庙一所。盖两京应时设立，天下诸州，则未必能遍设也。以张良配享。于中春、中秋上戊祭之。二十七年（739年），谥孔子曰文宣王。上元中，《本纪》在元年（760年），《礼仪志》在二年（761年）。谥尚父曰武成王，牲乐之制如文宣王。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建中三年（782年），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名将六十四人图形焉。贞元二年（786年），以关播议去之，惟祀武成王及留侯。此则弥为非礼矣。贞元四年（788年），兵部侍郎李纾请革其祭礼。陆淳时为刑部员外郎，议曰：“武成王，殷臣也，纣暴不谏，而佐周倾之。夫学道者师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庙，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则立节死义之士，安所奋乎？圣人宗尧、舜，贤夷、齐，不法桓、文，不赞伊尹，殆谓此也。”请罢上元追封立庙，而复贞观时所立磻溪之祠。当时不从其说。《新书·礼乐志》。此事无足深论，而观陆淳之言，则如闻宋儒之论矣。《新书·忠义·卢奕传》：奕以天宝时为御史中丞，留台东都。安禄山陷东都，骂贼死。肃宗诏赠礼部尚书，下有司议谥。时以为洛阳亡，操兵者任其咎，执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雠，以死谁怼？博士独孤及曰：“荀息杀身于晋，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礼后身也；彼皆于事无补。奕能与执干戈者同其戮力，全操白刃之下，孰与夫怀安偷生者？请谥曰贞烈。”诏可。观其言，又如闻宋儒之论矣。宋儒严君臣之义，论者皆谓唐中叶后藩镇之裂冠毁冕，有以激之，其实尚不始此。观第二十一章第二、第九两节所述，则知唐世藩镇，实为魏、晋以降州郡握兵之再起。汉人甚重君臣之节，亦稍知尊王之义。魏、晋以后，则皆荡然矣。为国不能无纲纪，中国之大害为割据，故不得不尊王。赵瓯北谓：“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未尽改。”《廿二史劄记》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论条。风俗如此，可不思所以挽救之乎？唐末有孙邠者，“著《春秋无贤臣论》，谓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困学纪闻》。邠，奉化人，唐末为左拾遗。朱温篡唐，即弃官去。著书纪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集证》引《浙江志》。其志，亦陆淳、独孤及之志也。凡此皆欲建立纲纪，至于务民之义，而揭二氏末流之弊者，则莫如韩愈。愈作《原道》，力辟离仁义而言道德之非。又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又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患至而为之备，害至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又曰：“吾所谓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其言，无一非宋儒所祖述。所不逮者，其言哲学，不如宋儒之精深，未能使世之好言名理者，幡然变计耳。然自正始以降，盛行五百年之玄学、佛学，其必衰落而为新说之所代，则其机不可遏矣。

章句之学，果无用乎？曰：胡为其然也。理事相即，故非明于事无以达理，而人之一生，见闻有限，则搜采必逮于异时，此经籍所以为真理之原也。故书雅记，必资搜辑；搜辑所得，又须排比；前世所传，阅一时焉而不可解，则须注释；所传不能皆确，则须考证；凡此，皆章句之士之所为。故有经籍而所知乃博，有章句之学而后经籍克尽其用。经世之士，仅能据已知之理，施诸当世。理由阅历而启发，亦待研索以证明。此事功、学问所以交相资。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天下事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分功正所以协力；二者固不合相非也。然逐末者易忘其本。章句之学，逮于末流，或不计所研索之事于世何用，亦从而研索之；且执所研索，即为有用，则转为求知之障矣。自碎义逃难之风开，章句之士即有此弊。朱子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唐时犹有此意。”读两书之《礼乐志》《儒学传》，可证斯说。王方庆，史言其尤精三礼，又言其练于朝章，即此等人也。此其所为者果有益乎？善夫！欧公之言之也，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弟、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历以教民。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喻其意，而被其教化

以成俗乎？”《新书·礼乐志序》。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矣。不惟行诸郊庙朝廷者然也，即行诸民间，如隋文帝始所期望者，亦何独不然，然则礼乐果有何用？试以是诘礼学之家，果肯平心以思，亦当哑然失笑。然当时所谓礼学之家，则何一不如此？又有如祝钦明、郭山恽、韦叔夏辈，附会武、韦，为议拜洛、享明堂，助祭天神、地祗之礼，以滋烦费者矣。又曷怪其为世所诟病乎？章句之士如此。儒与玄、佛合流，好言名理者，隋、唐之世，亦未尝绝。如陈希烈，史言其“精玄学”。韩思复，史言其“好玄言”。李勉，史言其“宗于玄虚”。张知謇，史言其“晓于玄理”。陆德明，史言其“善言玄理”。李玄植，史言其“博涉《史》《汉》及《老》《庄》诸子之说”。尹知章，史言其“虽居吏职，居家则讲授不辍。尤明《易》及《庄》《老》玄言之学，远近咸来受业。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孙思邈，史言其“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注《老子》《庄子》”。白履忠，史言其“著《三玄精辩论》，注《老子》及《黄庭内景经》”。皆见《旧书》本传。柳公权，史言其“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张志和，史言其“父游朝，通《庄》《列》二子，为《象罔白马证》诸篇佐其说”。皆见《新书》本传。皆前世清谈之余绪也。《旧书·房琯传》：訾其“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杨绾传》云：“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有欲以世务干者，见绾言必清远，不敢发辞。”则居高明之地者，亦未尝无其人。唐高祖亲临释奠。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赐帛五十匹。李玄植，高宗时屡被召见，与道士、沙门在御前讲说经义。陈希烈，玄宗时，尝于禁中讲《老》《易》。皆见《旧书》本传。康子元：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敬会真于说。说籍以闻。并赐衣币，得侍读。子元擢累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侍讲学士。始行果、会真及冯朝隐同进讲，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会真亦善《老子》。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无贤行果云。尹情，父思贞，张说、尹元凯荐为国子大成。每释奠，讲辨三教，听者皆闻所未闻。皆见《新书》本传。然则亟于讲辨之风，亦未尝绝也。然有形质而无精神，则亦名存焉而已。

第四节 史 学

自曹魏以降，作史职在著作，而隶于秘书，隋世仍沿其旧，有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炀帝又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隋书·百官志》。唐贞观二年（628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员。显庆中，又置起居舍人，属中书省，与郎分在左右。起居郎掌起居注，以修记事之史；起居舍人修记言之史；皆季终授之国史。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亦因隋旧制。贞观三年（629年），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大明宫成，置史馆于门下省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于中书省北。以宰相监修国史，著作郎始罢史职。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监修，贞观后多用宰相，遂成故事。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元和六年（811年），宰相裴垍奏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入馆者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从之。

《旧书·职官志》。裴垍事亦见本传。《文宗纪》：大和六年七月，以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并充史馆修撰。故事，史官不过三员，或止两

员，今四人并命，论者非之。薛《史·唐明宗纪》：长兴四年七月，以著作佐郎尹拙为左拾遺，直史馆。国朝旧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馆，今用谏官，自拙始。从监修李愚奏也。此隋、唐两代史官之大略也。

史事原本，实出左右史。郎所记注，及舍人所编制敕，皆逐日为之。《旧书·职官志》起居郎职云：“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起居舍人职云：“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宋汪藻说。见《宋史·藻传》。《通鉴》：永贞元年九月，监修国史韦执谊奏始令史官撰日历。更据以成纪、传、表、志或编年体之书，则谓之国史。如吴兢、韦述所撰者为纪传体。柳芳所撰《唐历》为编年体，而宣宗命崔龟从续之，则亦以为国史也。皆见下。《新书·隐逸·孔述睿传》：为史馆修撰，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详。可见国史亦有志。高宗后，起居郎记注失职，则史事原本，又有所谓时政记者。《新书·百官志》云：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旧书·杜正伦传》：贞观二年（628年），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惟辞免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长寿中，宰相姚 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犹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旧书·李乂传》：开元初，特令乂与中书侍即苏颋纂集起居注，录其嘉谟昌言司体国经远者，别编奏之。乂时为黄门侍郎。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大和九年（835年），诏入日，起居郎、舍人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案姚 请撰时政记，事在长寿二年（693年），见新、旧《书·传》。《旧书·赵憬传》：贞元十二年（796年），憬对延英，上问近日起居注记何事？憬对及时政记。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戒。既尝有时政记，宰相宜依故事为之。”无何，憬卒，时政记亦不行。《李吉甫传》：元和八年十月，上御延英殿，问时政记记何事？吉甫对云：“姚 修之于长寿，及 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案《新书·宰相表》：赵憬、贾耽，皆以贞元九年五月相。憬十二年八月薨，耽，永贞元年十月薨。抗以贞元十六年九月相，十九年七月罢。盖憬虽受命而事未及行，至耽、抗乃行之也。《吉甫传》又载宪宗问不修之故。吉甫对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不可书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授也。”此为时政记或作或辍之由，亦不尽由于时宰之畏忌也。《穆宗纪》：长庆元年四月，宰臣崔植、杜元颖奏请随日撰录，号圣政记，岁终付史馆。从之。事亦不行。《文宗纪》：大和五年四月，“诏今后宰臣奏事，有关献替，及临时处分，稍涉政刑者，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史馆”。《新书·庾敬休传》：入拜右补阙、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视朝，宰相、群臣以次对言可传后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则载录，季送史官如故事。诏可。二者似即一事。《传》又云：既而执政以机密有不可露，罢之。则其行之亦未久也。《纪》又载大和九年十二月，“敕左右省起居赍笔砚及纸，于螭头下记言记事”。此事在甘露变后。《冯宿传》：弟定，大和九年（835年），迁谏议大夫。是岁，李训事败。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在殿门，定抗疏论罢，人情危之。又请许左右史随宰臣入延英记事，宰臣不乐。定之意，盖欲借史官以监奄竖？是时宰相方倚公论以自强，不乐者恐别有其人也？《纪》又于开成二年十二月，书阁内对左右史裴素

等。上自开成初复故事，每入，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君臣论奏，得以备书，故开成政事，最详于前代。《张延赏传》：孙次宗，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于史氏。则竟行其志矣。亦可谓贤矣。《杨嗣复传》：开成四年（839年），上问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记录。监修李珏曰：“是臣职司。”《武宗纪》：会昌元年六月，中书奏“请依姚 故事，宰相每月修时政记送史馆”，从之。《新书·裴休传》：大中六年（852年），同平章事。奏言“宰相论政上前，知印者次为时政记。所论非一，详己辞，略他议，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详。请宰相人自为记，合付史官”。诏可。是宰相撰录，亦迄未尝废也。此等记注之法，虽五代亦沿之，但不专在宰相耳。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八月，史馆修撰赵熙上言：“应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不到中书者，请委内臣一人抄录，月终送史馆。”《末帝纪》：清泰元年四月，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奉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韩昭允、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晋高祖纪》：天福二年八月，宰臣监修国史赵莹奏：“请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廷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系日编录，逐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遍修日历。”从之。四年十一月，史馆奏：“请令宰相一人撰录时政记，逐时以备撰述。”从之。《周世宗纪》：显德元年（954年），十月，监修国史李谷等上言：“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后则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枢密直学士皆轮修日历，旋送史官，以备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废，史官惟凭百司报状，馆司但取两省制书，此外虽有访闻，例非端的。欲望别命近臣抄录，每当修撰日历，即令封付史臣。”从之。因命枢密直学士：“起今后，于枢密使处钞录事件，送付史馆。”盖是时相权实不在中书而在枢密，故史臣有此请也。欧《史·王峻传》云：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监修国史，意其所书不实，因召史官，取日历读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惧以漏落为罪。峻贬，李谷监修，因请命近臣录禁中书付史馆。乃命枢密直学士就枢密院录送史馆，自此始。说似揣度失实。

史官随时记注，果其据实而书，安能无所贬损？故准故事，人君不自观史。然徒有此例，不能行也。《旧书·褚遂良传》：贞观十年（636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十五年（64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右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郑覃传》：弟朗，开成中为起居郎。文宗与宰臣议论，朗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朕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戒丑言？”朗遂进之。《魏谟传》：开成四年（839年），拜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紫宸入，遣中使取谟起居注，欲观之。谟执奏曰：“臣以陛下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尝取观之。”谟曰：“由史官不守职分。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陛下一览之后，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遣后代何以取信？”乃止。似太宗纳谏遂不观，文宗一违之，又因魏谟之执奏而止者。案朱子奢，新、旧《书》皆在《儒学传》。《新书》云：帝尝“诏起居纪录臧否，朕欲见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举无过事，虽见无嫌。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尚有闻乎？”《旧书》不载此事。《新书》亦不言帝之听否，而《通鉴》贞观十七年七月云：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殆谓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杀建成、元吉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辞，直书其事。然则子奢之言，太宗初未尝听也。太宗所观，虽非起居注，然起居注太繁，势不可读，人所读者，非实录则国史耳。干与国史，亦何以异于干与起居注哉？况既取读国史，又安知其不取读起居注？司记注者，又安得不为周身之防乎？人君所不观者，依故事，自以起居注为限，实录国史，皆非所忌。《旧书·宪宗纪》：元和十四年九月，上顾谓宰臣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锐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后，稍似懈倦，开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李绛传》载宪宗在延英之言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召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二者盖即一事？《纪》末载史臣蒋系之言曰：“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则所读者初不止玄宗一朝矣。《纪》又载元和二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云云。所谓国书，当即国史。《魏谟传》：皇族李孝本，坐李训诛，有女没入掖庭。谟谏，帝即日出之，而迁谟右补阙。诏曰：“昔乃

先祖，贞观中谏书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沈吟伸卷，嘉尚久之。”《新书·长孙无忌传》：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曰：“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尝不废书而叹。”《旧书·文宗纪论》，载史臣之言，以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称美之。则不徒不禁其披览，并蕲其阅读矣。然因此亦足长忌讳。《纪》又载开成四年五月，上谓宰臣曰：“新修《开元政要》如何？”杨嗣复曰：“臣等未见。陛下欲以此书传示子孙，则宣付臣等，参定可否。缘开元政事，与贞观不同。玄宗或好畋游，或好声色，选贤任能，未得尽美。撰述示后，所贵作程，岂容易哉”？然则借口为法，而先朝之秕政、恶德，可以刊落净尽矣。善夫！范祖禹之官曰：“人君观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臣下之读国史，则起居注、实录，皆无所避忌。《旧书·苗晋卿传》：玄宗崩，肃宗诏摄冢宰，上表固辞曰：“伏读国家起居注。”《柳登传》：弟冕，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之丧，论皇太子服纪，与同职张荐奏议，言“谨按实录”是也。《蒋乂传》言：“蒋氏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宣宗时废会昌所修《宪宗实录》，有钞录者，并令却纳，见下。可见实录等之流布民间者为不少也。

除军国机要出自宰相外，史料则迳由当司录送史馆。如司天监，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又总录封送史馆；《旧书·职官志》。东宫司议郎，凡皇太子出入朝谒、从祀、释奠、讲学，监国之命，可传于史册者，录为记注，宫坊祥眚，官长除拜、薨卒，岁终则录送史馆是也。《新书·百官志》。人臣行事，考功郎中员外郎掌之。《新志》职文云：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否。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是也。《孝友传》言：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弟名通朝廷者，皆得书于史官，当亦由所司报送。然史官取材，仍苦其乏。刘子玄奏记萧至忠曰：“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惟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图籍难见。虽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材，安能遂其博物？”《旧书》本传。盖虽有定制，本不完备，而奉行者又或怠慢也。而行状之类，又不尽实。《旧书·李翱传》：翱以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征传，但记其谏诤之辞，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朱泚，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观此，而当时之所谓行状者可知矣。非苦于无所知，则其所知者如是，求为信史，不亦难乎？

史官所纪，又有出于诏命者。刘感为薛仁杲所杀，常达为薛举所执不屈，高祖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旧书·忠义传》。魏征疏陈不克终十渐，太宗曰：“方以所上书列为屏障，兼录付史官。”《新书·征传》。冯元淑，中宗时降玺书劳勉，仍令史官编其事迹。《旧书·良吏传》。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玄宗即位，下制褒美，仍令史官编次其事。《旧书·忠义传》。姚南仲为右补阙，贞懿皇后独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于近城为陵墓。南仲疏谏。帝嘉之，宣付史馆。《旧书·南仲传》。其余孝友、贞烈之行，命史官记载者甚多。如《旧书·孝友传》梁文贞、李处恭、张义贞、吕元简；《列女传》于敏直妻张氏，卢甫妻李氏，王泛妻裴氏，李湍妻。此等或犹实有足纪。乃至玄宗于其兄宪，多所赐与，宪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旧书·睿宗诸子传》。其弟业有疾，帝忧之，一昔容发为变。因假寝，梦获方，寤而业少间。邠王守礼等请以事付史官。《新书·三宗诸子传》。郭子仪至自泾阳，进拜尚书令。固辞。具以所让付史馆。《新书·子仪传》。定安公主宪宗女，始封太和。自回鹘归，宣城以下七主亦皆宪宗女。不出迎。武宗怒，差夺封绢赎罪。宰相建言：“礼始中壶，行天下，王化之美也，请载于史示后世。”诏可。《新书·诸公主传》。不诚令人作欧哉？《通鉴》：元和十四年二月，裴度纂述蔡、郓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燕献之，请内印出付史官。《注》：请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然不用内印，度不可迳付史官乎？要誉献媚之道，尽之矣。薛《史·晋高祖纪》：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骑常侍张允进《驳赦论》，帝览而嘉之，降诏奖饰，仍付史馆。亦见《允传》。六年正月朔，帝御崇元殿，刑部员外郎李象上《二舞赋》，帝览而嘉之，命编诸史册。琐琐者不益为史笔羞哉？

名，人之所欲也。列名于青史，尤修名之士之所愿也。张巡之死也，李翰传其功状，表上之，曰：“傥得列于史官，死且不朽。”《新书·文苑传》。权皋、甄济，皆尝为安禄山所罗致。察其将反，皋因使京师，诈病死逸去，济亦诈病归。及禄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济不为屈。济子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国史，欲诣京师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济节行与皋同科，宜载国史。有诏赠济秘书少监。而逢与元稹善，稹又为移书于史馆修撰韩愈。《新书·卓行传》。彼皆有过人之行，列诸史籍则宜，不得訾为好名也。然能修名者实寡，而思徼名者遂多。李泌子繁，以无行下狱，知且死，从吏求废纸著家传。泌本素隐行怪之士，繁盖夙受其教，故至死而犹不忘欺世，可谓少成若天性矣。朱敬则迁正谏大夫，兼修国史。韦安石尝阅其史稿，叹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相所以畏惧者也。”《新书·敬则传》。可谓情见乎辞矣。于是权力在手，则禁撰私史。《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三年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王劭传》：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诗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盖以其性本怪妄，又工谐媚，故好之。劭后著《隋书》，为世所讥，见下。即由于此。郑虔，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然犹坐谪十年，则唐世禁亦甚严也。其修成而不惬己意者则改之。顺宗、宪宗两《实录》是也。《顺宗实录》，为韩愈所撰。《旧书·愈传》云：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撰《顺宗实录》三卷。文宗之敕修改，事见《路随传》。云：初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当。累朝有诏改修。及随奏《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永贞时事。随奏：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缪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案韩愈工于文辞，何至修《顺宗实录》而独拙？且即谓所修不善，亦不过取舍、繁简之不当耳，非谓所言之不实也。然则《愈传》所言，匪为实录，特内官恶而欲改之耳。文宗指令刊去者，不知是否宦官之意，要之启人君以诏令改国史之端，其弊又奚啻观史矣。韩愈所修《顺宗实录》，今存愈文集中。《新书·刘子玄等传赞》言其“窜定无完篇”，则久非元作矣。至武宗，乃更变本加厉，施之《宪宗实录》。其事在会昌元年四月，见《旧书·本纪》。《纪》云：由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为议者沮之；复恐或书其不善之事，故请改撰。《新书·李汉传》在宗室传中。亦云：文宗立，召为史馆修撰。论次《宪宗实录》，书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恶之。《旧纪》载是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

例云：“旧录有载禁中之言。伏以君上与宰臣公卿言事，皆须众所闻见，方可书于史册。且禁中之语，在外何知？或得之传闻，多涉于浮妄，便形史笔，实累鸿猷。今后实录中如有此色，并请刊削。又宰臣与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著明；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从之。《纪》云：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郑亚希旨削之。亚时为史馆修撰，会昌三年十月，与监修国史李绅同进重修实录。德裕更此条奏，以掩其迹。缙绅谤议，武宗颇知之。此事之缘起及是非，姑措勿论。要之如中书、门下所奏，则史官除纂辑诏令奏议而外，无可为者矣。此实自古已来，史官得自由笔削之一大变局也。《宪宗实录》，三年十月重修成，进之。见《旧纪》。宣宗大中二年十一月，敕路随等所修《宪宗实录》，却仰施行。《宪宗实录》，穆宗命韦处厚、路随同修。未成而处厚卒，随成之。见《旧书·处厚、随传》。当时同修者，尚有宇文籍、韦表微、沈传师，籍又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见《旧书·籍传》。其会昌新修者，仰并进纳。如有抄录得，敕到并纳史馆，不得辄留。委州府严加搜捕。至三年（849年）贬德裕崖州司户之诏，犹以其擅改《实录》为言焉。皆见《旧纪》。《新书·周墀传》：墀为相，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实录》，窜寄他事，以广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书。案《旧书·宪宗纪》：元和十二年十月，内出《元和辩谤略》三卷付史馆，则自永贞已来，禁中事议论之纷纭，已非一日。此等事岂前世所无有？然自大和已前，卒不闻有显改国史之事者，史职尊严，由来已久，虽有悍者，莫敢决然为之也。然履霜坚冰，事之渐不可禁者，即成为势所必至。太宗观实录而命改书六月四日事，其大和、会昌之渐邪？《新书·郝处俊传》：转中书侍郎，监修国史。初显庆中，令狐德棻、刘胤之撰国史，其后许敬宗复加绪次。帝恨敬宗所纪失实，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从幸未央宫，辟仗既过，有横刀伏草中者。先帝敛辔却，谓朕曰：事发当死者数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为实。”处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非一。臣弟处杰，被择供奉。时有三卫，误拂御衣，惧甚。先帝曰：左右无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应载。”处俊乃表左史李仁实，欲删整伪辞。会仁实死而止。许敬宗固多曲笔，见下。然高宗与处俊，但凭闻见，而欲改史，可乎？此何异于大和之所为哉？《旧书·徐坚传》：则天令坚删改唐史，会逊位而止。此事若成，唐史之面目，将全非今日矣。此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邪？

史官当独立不倚，著事之真相，以明是非，使人知所惩劝，此中国自古相沿之见解也。此在古代，社会情况较简，或可致之。如崔杼弑君，事甚明白，真相之能著与否，只系乎史官之敢书与否；董狐以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断定灵公见弒，赵盾知情，亦无可抵谰也。后世社会情况，日益繁复，则事之真相，有不易见者。真相且不可见，皇论是非？且即谓真相可见，而是非之纷然淆乱者，亦非必故为曲说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甲以为是者，乙固诚以为非，至丙丁，则又有其不同之见解焉。史官亦人也，岂能独立于各派之外，诚本良心以著之，亦一派之见耳。然则欲恃史笔以见事状之真，而明是非所在，云胡可得？且如《旧唐书》，著当时之议论即甚多，岂能皆视为大公之见邪？然恃史籍以求事状之真而知是非所在，虽不可得，而史家之能以此自励者，其人固自可矜。《新书·吴兢传》：言兢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请，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此诚无愧董狐矣。《武士彟传》载史臣之论曰：“士彟首参起义，列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节。载窥他传，过为褒辞。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略而不书。”《刘仁轨传》载韦述之论曰：“世称刘乐城仁轨封乐城县男，后进为公。与戴至德冑兄子，为冑后，两《书》皆附《冑传》。同为端揆，刘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勋，无所闻焉。”亦不苟为褒贬者也。然茫茫天壤，直道云胡可行？《旧书·令狐峘》等《传论》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疾之为雠。所以峘、荐张荐。坎 于仕涂，沈、传师。柳芳。不登于显贯。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借其余佑，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阨于人而期偿于冥冥不可知之报，亦可哀矣。抑自史公作《伯夷列传》，已言其不可期矣，其谁肯以虚名易实祸？故此等风裁，卒之日替，而曲笔日闻焉。许敬宗则其巨擘也，《旧书·敬宗传》：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卫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风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高丽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高丽，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

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魏征传》言：征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太宗于征之不终，固小人行迳不足论。然征之好名，亦有以激之也。《新书·姚崇传赞》曰：“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史之不书，岂不欲归美于君，而抹杀其臣下之功绩哉。《旧书·岑文本传》：兄孙羲，睿宗即位，同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初中宗时，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请加推究。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密申保护。及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睿宗览而大加叹赏，赐物三百段，良马一疋，仍下制书褒美之。自书功绩以希赏，其可鄙，又甚于书示史官以徼名者已。贾纬在五代时，不为无学，其于修唐史，亦不为无功。见下。而汉隐帝时，诏与王伸、窦俨等同修晋高祖、出帝、汉高祖实录。初桑维翰为相，常恶纬为人，待之甚薄。纬为《维翰传》，言维翰死有银八千铤。翰林学士徐台符以为不可，数以非纬。纬不得已，更为数千铤。广顺元年（951年），《实录》成。纬求迁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时宰相王峻监修国史。纬书日历，多言当时大臣过失。峻见之，怒曰：“贾给事子弟仕宦，亦要门阀，奈何历诋当朝之士，使其子孙何以仕进？”言之高祖，贬平卢军司马。纬之快心恩怨，峻之徒计党援，皆足使闻者齿冷矣。公家之史如此，私家之作，亦复难信。观李翱论当时行状之语可知。以司马光修《通鉴》，宋祁修《新唐书·列传》用力之勤，卒不能尽破李繁家传之诬，而皆颇采其说。裘甫之祸，不烈于袁晁，而《通鉴》咸通元年（860年）书王式平甫事，十百于张伯仪之平晁。胡《注》谓由唐中叶后，家有私史，《通鉴》用其文而叙之，而弗觉其烦。其明年，《鉴》载懿宗欲杀宣宗大渐时宰相不与名于请监国之奏者，为杜悰所沮而止。《注》亦億其据悰家传，故辞旨抑扬，有过其实。身之谓《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大半，又以唐事属范祖禹，而犹如此，可见修史之难。抑不仅此，即文书亦有伪造者。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谏，召至内侍省赐死，其疏留中不出，而后有传其辞者，释氏之语，连篇累牍，至欲于内殿立揭谛道场，《北梦琐言》以为庸僧伪作。见《通鉴考异》。合此及第十六章第一节，论朱敬则谏武后之语观之，而知会昌重修《实录》之不载密疏，意虽非出至公，亦有其借口之资矣。欲求可信之史料，不亦难乎？

以直道之不行，而史官操褒贬之权，有权力者又不能释然也，于是乎有关防。太宗之移史馆于禁中是矣。刘子玄奏记萧至忠曰：“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

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豪，而缙绅咸诵。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则何益矣。然唐世虽有关防，于史官究尚能信任。故其人率多久于其职，如刘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韦述居史职二十年。吴兢居史职殆三十年。蒋乂居史任二十年。五子，系、伸、偕皆为史馆修撰。柳芳自永宁时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皆居史任。沈传师，父既济，建中初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传师为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阙，并兼史职。亦有居馆外撰述者。吴兢以母丧去官，开元三年（715年），服阕，抗疏乞终余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据《李元纮传》，兢此时系就集贤院修纂。开元七年（719年），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赍本随军修撰。及致仕，仍令其在家修史。李元纮奏：“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乃诏说及兢并就史馆修撰。然十七年（729年）兢出为荆州司马，制仍许以史稿自随。令狐峘坐李泌贬外，监修国史奏峘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峘卒，其子丕始献之。沈传师在史馆，预修《宪宗实录》。未成，兼察湖南。特诏赍一分史稿，成于理所。以上见《旧书》本传及《本纪》元和三年（808年）、长庆三年（823年）。《新书·沈传师传》：传师之出，监修杜元颖建言：“张说、令狐峘，在外论次国书。今稿史残课，请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盖虽有李元纮之奏，而在外修史，竟沿为故事矣。盖娴史学者少；而史事端绪纷繁，接替非易，难数易人；又学问之家，率多能自矜重；故虽有关防，终成虚设也。

今日所谓正史，成于唐世者有五：《梁》《陈》《周》《齐》《隋书》是也。梁、陈、周、齐，旧有之史，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节。隋世，王劭撰《隋书》，不为识者所与。《隋书·劭传》：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怪迂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劭本怪迂阿谀之士，著书不轨，初不足责，然专典国史，而使史迹失传，则其罪大矣。《传》又云：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辞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仍是怪迂阿谀之技而已。唐时，郎馀令、王绩为之，皆未成。郎馀令，《旧书》在《儒学传》，云：撰《隋书》未成。王绩在《隐逸传》，云：撰《隋书》，未就而卒。《新书·绩传》云：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吕才著《隋记》二十卷，行于时。《旧书》本传。敬播著《隋略》二十卷，《旧书》本传。张太素撰《隋书》三十卷。太素，公谨子，《旧书）附《公谨传》。盖亦未为该备。柳 撰《晋王北伐记》，《隋书》本传。崔赜奉诏作《东征记》。赜，廓子，《隋书》附《廓传》。裴矩撰《开业平陈记》。邓世隆采隋代旧事，撰为《东都记》。刘仁轨身经隋末之乱，辑其见闻，著《行年记》。皆见《旧书》本传。则或记一时一事，或就见闻所及，亦杂史之流耳。唐修五代之史，议发于令狐德棻。高祖然之。下诏命萧瑀、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绍安，《旧书》见《文苑传》，云撰梁史，未成而卒。又《殷峤传》：从祖弟闻礼，武德中，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不知梁史为魏史之误，抑闻礼初修魏史，后改修梁史也。裴矩、祖孝孙、魏征修齐史，窦琏、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历数年，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岑文本同修周史。《旧书·文本传》云：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旧书·思廉传》：父察，初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隋高祖时，思廉上表陈父遗言。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贞观三年（629年），又受诏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恩廉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魏征修隋史，与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旧书·令狐德棻传》。《新书》但云玄龄总监。据《旧书·本纪》：贞观十年（636年）上《五代史》，实征、玄龄并列，则《旧传》是也。《旧书·征传》云：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征。《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颖达传》云：与魏征撰成《隋史》。《敬宗传》云：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等，皆总知其事。又《儒学·敬播传》云：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旧书·孝友·赵弘智传》云：武德初，预修六代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仁师传》云：预修粱、魏等史。德棻仍总知类会。以上据《旧书·德棻传》。十年正月上之，而志尚未成。至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乃上之。皆见《旧书·本纪》。李延寿、敬播、李淳风，皆与于修志者也。《旧书·延寿传》云：尝受诏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淳风传》云：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方技·孙思邈传》云：魏征等受诏修

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观。此盖以其年高，偶或询访及之耳。思邈非治史之士，于修史，必不能大有裨赞也。延寿又删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史，谓之南北史。《旧书》本传。唐修五代史，意本不主断代，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延寿此书，有删有补，而将八代合编，盖一以补官书之阙而删其繁，一亦以正其分立之失而求通贯。其后吴兢以五代史繁杂，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旧书》本传。则意专主于要删。观其卷帙，似失之少。故《旧书》著时人之论，谓其“又伤疏略”。然兢此书或本史钞之流，非重作，不得以此议之也。张太素尝撰《后魏书》百卷。其《天文志》未成，其从孙僧一行续成之，亦未能夺魏收之席。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撰《魏典》三十卷。卢粲祖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蔡允恭撰《后梁春秋》十卷，皆见《旧书》本传。一行在《方技》，粲在《儒学》，允恭在《文苑》。亦皆与官修正史相出入者也。

《晋书》前代虽有多家，太宗仍命重修。事在贞观十八年（644年）。《旧书·房玄龄传》云：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袆之父，见《袆之传》。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收子，附《收传》。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惟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撰《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令狐德棻传》云：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重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与于纂修可考者，又有李延寿、崔行功及李百药子安期，皆见《旧书》本传。

《唐史》之纂修，事成于石晋之世。国史本原，实惟起居注，然其卷帙太繁，亦且逐日记录，太无铨次，故必编成实录而后可用，

《旧书·温大雅传》：撰《创业起居注》三卷。此乃事后诠次，而以起居注为名，非随时记注者比，故其卷帙不繁。而其尤为切近者，则已撰成之国史也。唐世实录，本颇完备。中经安禄山之乱，几于荡焉无存。末叶军人，迭起肆虐，不惟亡佚之多，或且本未撰次。详见《廿二史劄记》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条。《十七史商榷》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唐诸帝实录至敬宗止。赵希弁《读书后志》所载，则唐人所撰至武宗止，其宣、懿、僖、昭、哀五朝通一百二十八卷，皆宋敏求所补。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五录系敏求追述为书。国史之作，始于令狐德棻。《旧书·长孙无忌传》：显庆元年（656年），与史官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上之。《顾胤传》：以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加朝请大夫，封余杭县男，赐帛五百段。后来用力最勤者为吴兢，冒死存护之者为韦述。述死，柳芳续之，至乾元为止，皆纪传体。尔后则惟有芳所撰《唐历》，为编年体，而宣宗命崔龟从等续之，亦止于元和而已。《旧书·刘子玄传》云：知幾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吴兢。《兢传》云：魏元忠、朱敬则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以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715年），服阕，抗疏言修史已成数十卷，乞终余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十七年（729年），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又迁相州。入为恒王傅。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749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韦述传》云：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

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年（757年），收两京，三司议罪，流于渝州，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广德二年（764年），因入奏言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乃赠右散骑常侍。《于休烈传》云：肃宗自凤翔还京。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惟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柳登传》云：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然芳勤于记注，含豪罔倦。属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时事，芳随口志之。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宣宗纪》：大中五年七月，宰相监修国史崔龟从续柳芳《唐历》二十二卷上之。《龟从传》作三十卷。《新书·蒋乂传》：子偕。初柳芳作《唐历》，大历以后，阙而不录。宣宗诏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尽元和以续之。此唐国史撰述之始末也。《旧书》所载平论之辞，多非允当。且如吴兢所撰，忽称其简要，忽以为太筒，究竟其所谓繁简者，以何为准则乎？兢至老犹希史职，神明必未甚衰，何至所作遂多纰缪？韦述所为，盖续萧嵩所取兢所撰之六十五卷？所增不及半，而《传》又载萧颖士之言，誉为谯周之流，然则颖士所称者，别述所为于兢而后称之欤？若其不然，何又于兢之作横加抨击也？《新书·述传》云：初令狐德

棻、吴兢等撰武德以来国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参以后事，遂分纪传。又为例一篇。萧嵩欲早就，复奏起居舍人贾登、著作郎李锐助述绩。速成，文约事详。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此说亦不甚审。纪传决无至述始分之理。若纪传至述始分，试问德棻与兢，循何体撰述？然谓助述者更有其人，则语必不诬。然则颖士所誉，初非述一人所为，《旧传》之言，不免偏党矣。德棻有作，但武德、贞观两朝，即已八十卷，而兢所为，至死后其子献之者，亦不过八十余卷，则其于旧史，刊落甚多，简要之称，良为无愧。《述传》所谓“事简而记详雅”者，其誉，恐正当由兢尸之也。柳芳编缀，既属《国史》散落，惟以阙漏为虞，何暇更言取舍？而訾其非工，亦同此失。《旧书》好采时人论议，所取者非一家，而不别白言之；非任其矛盾，则强作调停，其说多不足听也。要之唐代国史，撰述之功，吴兢为大，维护之续，韦述实多，则平心之论矣。《旧书·于休烈传》：《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及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辞甚明白。《新书》改为《国史》《开元实录》《起居注》及余书三千八百余篇，便觉含胡。犹可说也，又将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句，改为百三十篇，则并述死后柳芳所续者，亦并入其中，可谓疏矣。五代时，尝屡下诏购求唐史料，然所得无多。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年），史馆请征集家传。有记得会昌已后公私奏行公事章疏者，并许编录送纳。唐明宗天成元年九月，以蜀王衍旧僚庾传美充三州搜访图籍使。以其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故也。然及其回，才得九朝实录而已。长兴二年四月，禁人毁废所在碑碣。恐名贤遗行失所考也。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棁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皆见薛《史·本纪》。主张纂修唐史者为贾纬。晋高祖命与张昭远、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同修，而以宰臣赵莹为监修。事在天福六年二月。纬旋丁忧去。莹又奏请吕琦、尹拙同修。至开运二年六月而成。见薛《史·本纪》及《贾纬传》。纬于诏修之月，即上所撰《唐年补遗录》六十五卷，足见其研求之有素。其书多用国史、实录元文，未免草率。《廿二史劄记》有一条论之。其中《唐绍传》“今上讲武骊山”一条，今上系指玄宗，尤为铁证。然今上字未及改者，《徐有功传》实尚有一条。又卢杞、裴延龄等《传赞》：“史臣曰：臣读陆丞相《论廷龄疏》。”田承嗣等《传赞》曰：“臣观开元之政。”亦显见其为唐国史元文也。然能成此于戎马倥偬之际，已不易矣。中国历代，重视史官，虽当颠沛之中，其职不废；居其职者，亦多能不废其事；士之有志于斯者，亦因之得所凭借；其于保存史迹之功，实不可没也。五代各朝，亦俱有实录。见《廿二史劄记》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故一入宋世，薛居正等即能因之以成书焉。

前代修史，率成于一人之手；虽或由政府之命，亦必其人夙尝有志于此，从事于此，政府乃从而命之，实不过助之而已。唐世则设馆纂修，事资众力。既为众力所成，则无复一家之法。其修当代之史，则取禀监修。虽馆员或有隽才，亦格不得行其志。此其大异于前世者也。论者多袒独修而非众纂，此亦陈旧之见。史料随世而愈多，一人之力，遍览且有所不及，况于撰述？且史事门类甚广，亦非一人所能兼通；则独修势不能行。《新晋书》虽遭訾议，而其志，则论者称其度越前古，此实众纂优于独修之一端。若言别识心裁，论史者亦宜根据科学，奋其私智以言去取，苟非其人，流弊滋大，即有独至之识，亦易陷于一偏，尚不如安于比次者之寡过也。监修之弊，刘子玄言之最切。其上萧至忠书，云其有五不可。其二三两条已见前。第一条云：“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豪不断，头白可期，汗青无日。”此史官不尽职之咎。第四条云：“史官注记，取禀监修。”而“杨令公云必须直辞，宋尚书云宜多隐恶”。第五条病监修者不能明立科条，审定区域。此监修不尽职之咎。皆非众纂必不可免之弊也。《新书·玄宗纪》：开元五年十月，“命史官月奏所行事”。盖亦惩其尸位素餐，玩时愒日？

隋、唐之世，治史学者，可分数派。一派专重名物训诂，于是乎有传授。隋世之萧该、包恺、张冲、刘臻，唐初之秦景通兄弟，尚皆前世之遗，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入隋、唐后，此风未坠。《隋书·文学传》：潘徽，“受书于张冲”，又言其“精三史”，亦未必不从冲问学也。入唐而其业大显者为颜师古。“承乾在东官，命师古注《汉书》”，史称其“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又称其“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然游秦之学，亦当有所受之也。姚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察。察曾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旧书》班附其兄《传》。时又有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行于代”。房玄龄“以颜师古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最其机要，撰成四十卷”。又有刘讷言，以《汉书》授沛王贤。及贤为皇太子，招集当时学者张大安、公谨子，附《公谨传》。格希玄、见其弟《辅玄传》。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注范晔《后汉书》，讷言亦与焉。见《旧书》之《高宗诸子》及《儒学传》。书成于仪凤元年（676年），见纪。稍后有殷践猷，史称其“明《班史》”。《旧书》附《韦述传》。郝处俊，史称其“嗜《汉书》，崖略暗诵”。《新书》本传。而末叶柳璨，史亦言其“尤精汉史”焉。治《史记》者有褚无量、《新书·儒学传》言其“尤精《礼》、司马《史记》”。高子贡，《旧书》本传云：“遍涉六经，尤精《史记》”。而裴延龄“缀缉裴所注之阙遗，自号小裴”。王方庆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已见第一节。又有赵弘智，史言其“学通《三礼》《史记》《汉书》”。刘伯庄“撰《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子之宏，亦传父业”，则兼治《史》《汉》者也。此派犹治经者之守章句。其又一派，则不拘拘于此，而欲商榷史例，进退古人。其著名者莫如刘子玄。子玄作《史通》，至今为学者所称道，然此特其著书而有传于后者耳，抱此等见解者，当时实不乏人。“徐坚深重

子玄之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坐右”，即其一证。韦述修国史，作例一卷，已见前。沈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仪非之”。《旧书》其子《传师传》。子玄子 修国史，亦“著《史例》三卷”。柳璨“以《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纪其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旧书》本传。此书《新志·总集类》著录，《注》云：“一作《史通析疑》。”吴武陵撰《十三代史驳议》二十卷。《旧书》附其兄于《汝讷传》。皆此一派之学也。此派中人，多有识力，然所言未必皆是。即如《史通》之《疑古》《惑经》两篇，最为今人所称诵。然其说实未通经学。不通经学，此题本不合妄谈。即专就史学立论，疑《尚书》而信《汲冢琐语》，宁非下乔入幽乎？讥《公羊》谓赵盾食鱼飧之非，则不知古贱者以鱼为常食，是不考史事也。谓《史记》“归乎田成子”之言，不合于生时称谥，则不知古书所载歌谣，多非当时元句，不过约举其意而已。如《南风歌》即如此。不然，谁不知为汉人之辞耶？是未达古人文例也。创新论者每多如是，是不能以经生之见绳之，然要不可不借章句学之谨严，为之弥缝其阙。凡学皆相辅相成，知异己者之所长，不执成见，拘曲说，而党同伐异，则真通人之见也。又一派专明典制。凡学皆始于应用，故读史者初必求娴故事。《旧书·赵仁本传》：贞观中，转殿中侍御史。自义宁已来诏敕，皆手自纂录，临事皆暗记之，甚为当时所伏。《蒋乂传》：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时集贤学士甚众。会诏问神策军建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诸学士悉不能对，乃访于乂。征引根原，事甚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相对曰：“集贤有人矣。”翼日，诏兼判集贤院事。此等最为流俗所称道，实不过掌故之职，然达者为之，则能纵览古今，而扬榷其得失矣。《蒋乂传》言其“尤精历代沿革”是也。此等著述，专于一朝者，则有如李延寿之《太宗政典》。苏冕之《唐会要》，而宣宗命崔铉等续之。见《旧纪》大中七年（853年）。铉元略子，《旧书》附《元略传》。其穿贯历代者，则杜佑之《通典》最著。《旧书·佑传》云：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801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原，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案《新书·韦述传》言：玄宗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其见解实与刘秩相类。《旧书·元稹传》：著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号《类集》。《宣宗纪》：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子参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其书亦皆与《通典》同科。足见致力于斯者，亦一时风气使然也。又一派则欲续《春秋》，讲褒贬。此派在唐未盛，入宋乃昌。欧阳修作《五代史》，讲书法，朱子作《纲目》皆是也。《旧书·裴光庭传》：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令直弘文馆，撰《续春秋传》。《新书》作《续春秋经传》。上表请以经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玄宗“手书褒赏之”。《新书》云：书久不就。《王彦威传》：彦威纂集国初至贞元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事在开成二年（837年），书凡七十卷，见《本纪》。皆此派之开端也。而萧颖士乃借以行其曲说。《新书·颖士传》曰：尝谓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孙，而宣帝逆取顺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纪。昔曲沃篡晋而文公为五伯，仲尼弗贬也，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

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黜梁不帝。颖士佐之，亦著《梁萧世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困学纪闻》云：萧颖士与韦述书，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汉元十月。终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于《左氏）取其文，《榖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然其书今无传焉。略见于本传，而不著《通典》之名。案颖士所为，纯出私见。所谓《春秋》义类，特借六艺以文奸言耳。夷夏之防，即今民族独立之义，实《春秋》之所重，故孔子有微管之褒。当梁诸王相残，引敌自助，王僧辩又徒恤其私，甘弃前功而作降虏，使无陈武帝，吾其被发左衽矣。然则武帝诚有大功，合君华夏，而颖士乃以私意妄贬之，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宁非《春秋》所欲诛之乱臣贼子邪？然亦此时自有此风气，颖士乃得借以行其曲说也。史事之是非、利害，隐曲难明，言褒贬者，实已无当于史学，前已明之。故此派虽入宋转盛，卒不为治史者所重也。

第五节 文学美术

吾尝言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今观于其文学而益信也。言以达意，文以代言，论其用本至此而止，然爱美为人性所同，达意之外，又必加之以修饰，久之遂稍离其真矣。骈文之句调，与口语相去日远，且以浮辞害意，由此也。丁斯时也，必求所以达意而应事者，于是有笔与文并行。笔于俗字俗语，皆非所禁，似可周于用矣，然其语调之啴缓，造句之整齐，仍与文无异，则仍不足以达意而无憾，必更求所以济之者。更求所以济之，似莫如竟用口语，则语体文当兴于此时，乃转以所谓古文者承之，何也？曰：是无足异也。中国疆域广大，方言错杂，各率其口之所道者而书之，势必至于不相通晓。故语言演进之时，必求尔雅。雅者正也，谓于各种语言之中，择其一以为正而求近之耳。错杂之语言，何者可以为正？此则视乎事势之自然，如都会为四方所走集，则其语自成为走集之地通行之语。而非可以人力强定。语言如此，文字亦然。孰最为人所易晓？自莫如众所共读之书，于是所谓古文者兴矣。古文之兴，非以其古，实以其为众所共喻，而其为众所共喻，则实以诵读之者之多。如《庄子》与《孟子》，在其著诸竹帛之时，必同用当时通行之语，然在今日，《孟子》什九为人人所能解，《庄子》则虽费尽笺注家之力，仍有其不易明之处，即其显证。然则古文即纸上之通行语也。难者必曰：径用口语，岂不更便？殊不知口语在口中虽通行，在纸上实多写不出者。强取同音之字写之，不徒异方之人不能知，即当地人亦多读之而不能解也。今日之语体文，实无一地方之语言，与之密合者，亦逐渐发展而成之纸上语，非真口语也。然则所谓古文者，原欲取众所共喻之语，以达己意，非如小儿学语然，但搬弄他人之言语，而与己意无涉也。然如苏绰之作《大诰》，则所走者正是此路，宜其仍不能通，而必有待于新派之兴。此新派者，必取众所共喻之称名，众所同用之文法，以达己意而后可。则必至唐中叶之韩愈辈，而后足以当之矣。故愈之自道曰：“惟古于辞必己出。”《旧书·愈传》曰：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新书·文艺传》，亦谓李观属文不袭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也。

《新书·文艺传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谓王勃、杨炯。《勃传》曰：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为四杰。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唱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赵瓯北《廿二史劄记》曰：宋景文谓唐之古文，由韩愈倡始，其实不然。《旧书·愈传》：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举进士，投文公卿间，故相郑馀庆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又如《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岂可以骈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开风气者矣。此说殊非是。独孤及之文，乃后人所谓涩体。虽异时趋，仍难达意。致弊之原，实由过求形似，与苏绰等同病。赵氏于未能别开生面一语，视之甚轻，而不知其未能大成，实由于此。至谓愈之前早有开风气者，则凡事皆然。所谓某为大家，某为大转变之时，原不过举其最著名之人，及其最昌盛之时言之。焉得无为之先驱者邪？矫时弊与自有所成，自系两事。《旧书·文苑传》曰：富嘉谟与吴少微友善。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辞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此亦排斥浮艳者，可谓能为古文邪？以陆贽之奏议，与韩愈之文相提并论，尤为拟不于伦。贽之文，乃前此之笔之变。《新书·毕构传》曰：神龙初，迁中书舍人。敬晖等表诸武不宜为王。构当读表，抗声析句，左右皆晓知。三思疾之，出为润州刺史。当时表章，皆须诵读。诵读之文，以句不甚长，又颇齐整为便，此亦骈文兴起之一因。骈文多四字句，笔亦然，而四字六字相间，诵读尤较纯四字句为便，此又魏、晋、南北朝之骈文，所以变为唐、宋之四六。唐初四杰之文，即已如此矣。赞之文，乃笔之变而不用辞藻者；末造之三十六体，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皆第十六。则其好用辞藻者耳。笔而好用辞藻，则亦与

文合流，而不足以应用，此后应用之文字，乃全以散文充之矣。此唐、宋之世文体变迁之大概也。

唐人之照耀千古者，尤在其诗。诗之变化，亦至唐中叶而极。律体至唐始成。昔人云：“诗至沈、宋，始可称律，前此皆偶合耳。”沈佺期、宋之问，皆武后时人也。又古之乐府，至唐而演为歌行，为绝句，寖成可诵不可歌之物，而随新音乐而起之词，则于此时肇其端焉。唐人绝句，观记载似皆可歌。如《旧书·李益传》，谓其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宫人以赂求取为供奉歌词。贺《乐府词》数十篇，云韶乐工无不讽诵是也，然此时之歌，实多杂以和声。取和声而亦以字实之，即成词矣。故一入宋世，即不闻歌诗，而但闻歌词。非诗之歌骤失其传也，乃唐人之所歌，诗其名而词其实也。此诗体之变而备也。文学皆原于平民，然必入文人学士之手，而后能尽其变。非文人学士能别有所为也，公众之所为，惟其中一部人为能卒其业耳。论唐诗者，或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又或非之，谓所分实不甚确，如以杜甫属盛唐，而甫之作，成于大历时者实不乏是也。然此本不过举其大概，非谓截然有界画可指。以大体论，谓唐诗无此变化可乎？初唐之浑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纤丽，可谓各擅胜场。此何一不苞含于古诗及乐府之中？然谓无此变化，古诗及乐府，即发泄已臻其极，可乎？此诗情之变而博也。歌谣率偏于比兴，如《孔雀东南飞》等能尽赋之能事者盖寡，此亦发泄未尽之一端。后之为诗者，亦未有以易之。至唐乃大异。不徒杜陵膺诗史之称，元、白所为，特长讽谕，亦以其能叙事也。用比兴者多偏于写景，仅能即景以见其情，用赋者则能迳言之。前者固尤有深味，然不兼后者，亦不可谓能极其变也。本此论诗，则唐诗实当合宋诗而其境界乃备，而宋诗自当以江西派为大宗。然谓江西派非原于杜陵得乎？此诗境之变而扩也。诗体恒随音乐而变，自唐已后，音乐尚未有大变，故诗体亦不能更新。立乎今日而言诗，尚未能越唐人之范围也。言语与歌谣，实为二物。今之所谓新诗者，本乎言语，而不本于歌谣，与昔之诗词等，皆非同物。率旧义以言诗，非至新乐大盛之后，不能有句芒，非可以人力强为也。

论文学者，或以文人学士之所为，与平民之所为，截然异物，此实误解，观一种文学初兴时之情形，即可知之。为古文者，初不避俗字、俗语，特其用之当有法度耳。如仅字，古人用之，皆意以为少，如《礼记·射义》“盖仅有存者”，《史记·货殖列传》“仅仅物之所有”。唐人用之，则意以为多。《旧唐书》《旧五代史》中仅字，即皆如此。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言：巡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所用者即唐时通行之义也。《旧书·杜甫传》载元稹“论李、杜优劣”曰：“是时山东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又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夫谓子美之诗，优于太白，是矣；然微之之言，则初未能道出其所以然之故也。太白所长，莫如歌行，皆酷类古歌谣，此尚为率旧之作，至杜陵则自辟新体矣。论诗者多谓李不如杜，即可见率旧之作，不厌人心。其故何哉？《旧书·元白传》载乐天与微之书及微之为《长庆集序》，极言其诗流传之广。史臣亦谓伊古以来，贤不肖皆赏其文，未有如元、白之盛者。此固由其辞之浅近易解，抑亦由其专主讽谕，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唐末韦庄作《秦妇吟》，道黄巢据长安时关中乱离之状，其诗极脍炙人口，后佚，敦煌石室发，乃复得之，亦香山《新乐府》之类也。然则诗体发展至唐，徒托物起兴，微言相感之作，已不足以餍人心，而必求其能极其变者矣。杜陵之于元、白，元、白之于韦庄，辞之雅俗不同，其为民请命之意则一也。然则一种文学之兴，岂有能脱离民众者哉？徒以排比声韵，属对律切称之，则浅之乎测丈夫矣。抑古人文字，在今日看似艰深者，皆时移世易为之，在当时实皆浅易，故不识字或识字甚少者，皆能使人读书而听之，或则口占书简，《秦汉史》及《两晋南北朝史》，已详言之。唐诸帝多能诗。见《廿二史劄记》德宗好为诗条。女子如徐惠、上官婉儿、宋若昭兄弟，亦皆能文，不让男子。《新书·后妃传》。夫非谓帝王必不如书生，女子必不如男子，然帝王读书，不能如书生之专，女子受教，不能如男子之备，则事无足疑者也。而所成亦相匹敌者？则以其时通用之文字，实不甚艰深也。薛《史·胡装传》，谓其“僻于题壁，所至宫亭寺观，必书爵里，人或讥之，不以为愧”。其有是僻，所题必有人读之，足见史称元、白之诗流传之盛，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无不有，村夫、野老、妇人、孺子之口罔弗道，决非虚言。然则当时文人之所为，曷尝脱离民众哉？或谓唐人诗文，皆有辞藻，何以尽人能解？殊不知辞藻亦语言也。今人不甚用之，则亦不甚闻之，而觉其难解，当时用之者多，则闻者亦耳熟能详矣。然则文人学士之所为，与平民之所为，曷尝截然异物哉？

古所谓小说者，与后世异。古之小说，意盖主于惩劝？如《太平御览》引《风俗通》，谓世所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说，出于《汉志》、说家之《百家》是也。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以类推之，则如塞翁失马等说，亦未必非古小说家言矣。此其意诚甚善；造此等说者，哲学思想亦可谓甚高；然尚未能极幽奇恢诡之致，以文学论，则未可谓甚发展也。后世乃其途日辟，遐想渐多，所涉亦广，至唐遂大有可观。今存于《太平广记》中者不少也。惟小说究以理致为主。唐人所为，好用辞藻，故其品实不逮宋人。散文也，赋体之诗也，与新音乐相依附之词也，小说也，皆唐人启其端，至宋而后臻于大成，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惟翻译文字，则至唐而结其局。此后不能更有发展矣，以佛教入宋而衰也。唐人翻译文字，实胜前朝。以当时所谓新旧译本比较可知，如《大乘起信论》即是，此论近人或谓其无梵本，实中国人所自撰。然其为翻译文学则同。唐本之辞，不能谓其不胜于梁本也。今日所谓语体文学，其源亦导自唐，惟尚未盛，俟讲宋史时论之。

书、画仍为世之所重。隋、唐之世，工正书者最多，次则行草。自隋入唐者，虞世南、欧阳询，稍后则褚遂良；中叶后则颜真卿、柳公权，最为有名。其工篆如李阳冰，工分书如李潮者，则不多见矣。盖以用之者少也？晋、南北朝，书法传世者，固极美妙。然南朝所传，率多简牍。北碑虽可喜，实多出匠人，特以其去古近，多存朴茂之气，故觉其可喜耳。点画亦多随刀锋，罕传笔法。唐世碑版，则多为善书者所书。刻法亦随笔法而异。虽其朴茂之气，不及前朝，此乃时代为之，以书法论，实较北朝为高，不得先存一爱古薄今之见也。

画风仍袭前代，以人物为主。图当世名人者尤多。如河间王孝恭降萧铣，高祖使画工貌而视之。太宗使阎立本图秦府十八学士及凌烟阁功臣。李 已画象凌烟阁，高宗复命图其形，自序之。则天命画工写张知謇、李嗣真。玄宗图张说、康子元及张果。代宗图鲍防，敬宗图周息元。皆人君之所命也。张易之等绘武三思等十八人象以为图。王维过郢州，画孟浩然象于刺史亭。薛嵩好蹴鞠，隐士刘纲劝止之，嵩悦，图其形于坐右。此则士大夫之所为也。又有不知谁何为之者。如钱徽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号十才子，形于图画。白居易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则仰慕风流者自为之，不必其相知也。亦有画古人以寓景行之意者，如司空图隐中条山，作亭观素室，悉图唐兴节士、文人是矣。敬宗图周息元，见《新书·李德裕传》。张易之等图武三思等十八人，见《朱敬则传》。余皆见新旧《书》各本传。薛《史·冯道传》：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甚见待遇。时有周元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洽。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河东记室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元豹乃相士挟其术间道，卢质盖亦以相人之说驳之，皆非真有人伦之鉴也。然名人写真，为世所重，则于此可见矣。此等皆仅画一人，亦有画一事者。《新书·礼乐志》：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后更名七德舞。初成，太常卿萧瑀请图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状。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乎祸乱，制乐陈其梗概而已，若备写禽获，今将相有尝为其臣者，观之有所不忍，我不为也。”《张仁愿传》：万岁通天中，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战，还，自图先锋当矢石状，以罔武后。此等画，所列绘之人物必多矣。唐室所藏图画，皆见《新书·艺文志》丙部《杂艺术类》，而乙部《杂传记类》，有颜师古《王会图》。所存殊方异俗必多，惜乎其失传也。此等皆必工于人物而后能为之，然山水画亦渐盛于此时。《旧书·宗室传》：长平王叔良之孙思训，尤善丹青，迄今绘事者推李将军山水。《新书·郑虔传》，亦言其“善图山水”。《旧书·崔祐甫传》：子植告穆宗。谓宋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玄宗置之内殿。开元末，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亦可见山水渐为鉴赏者所爱好。又《李益传》，谓其“《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此等图绘，重在风景，亦山水之类也。中国图画之演进，途辙与西洋异。西洋画重写真，中国画重意境。论意境，自当以山水画居首选，而其渐盛亦在开元时，信乎唐之中叶，为风会变迁之时矣。

唐时图画，尚不皆施之卷轴。《新书·突厥传》：阙特勒死，唐为立庙像。四垣图战陈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哽。此等壁画，寺观中最多。土木不能持久，多随之化为煨烬矣。薛《史·郑云叟传》：有越千里之外，使画工潜写其形容，列为屏障者。杜甫有《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图画施诸屏障，亦施诸壁者类也。

人像亦不尽托诸图画。会昌五年（845年），废佛，中书奏：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举，有二圣塑容。今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造一殿，名为昭武庙。圣像年代已久，望令李石于东都拣好画手就增严饰。六年（846年），东都太微宫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肃宗三圣容，遣右散骑常侍裴章往荐献。皆见《旧书·本纪》。二者皆塑像也。《新书·礼乐志》：开元八年（720年），司业李元瓘奏。先圣庙为十哲象，以先师颜子配，则配众当坐，今乃立侍。余弟子列象庙堂，不豫享，而范宁等皆从祀。请释奠十哲享于上，而图七十子于壁。曾参以孝受经于夫子，请享之如二十二贤。乃诏十哲为坐象，悉豫祀。曾参特为之象，坐亚之。图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此十哲及曾参象，亦当为塑象也。天宝中，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拟佛之制。《旧书·李宝臣传》。玄宗在蜀时旧宫，后为道士祠。冶金作帝象，尽绘乘舆侍卫。《新书·郭知运传》，参看《崔宁传》。此冶金作象者也。高祖仕隋时，太宗方幼而病，为刻玉像于荥阳佛祠以祈年。《新书·张九龄传》。天宝时，尝镂玉为玄元皇帝及玄宗、肃宗像于太清官，复琢李林甫、陈希烈像，列左右序。《新书·李林甫传》。此刻玉石为之者也。宋时，朱子欲证古坐与今不同，使人入蜀求先圣、先师旧像，得木刻像三。见所著《白鹿神殿塑像说》。此刻木为之者也。傅奕上疏诋浮图法，谓其“刻绘泥像，以惑天下”，《新书·本传》。盖佛像可为之者，人像亦皆可为之矣。然画像究最普遍。《新书·张巡传》：巡在睢阳时，大将六人，白巡以势不敌，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率军士朝，引六将至，责以大义斩之。盖以其普遍，故围城中犹有之，临时可以张设也。唐时画人像最有名者为吴道玄。又有杨惠之，与道玄同师张僧繇，而名出其下，乃舍绘而专事塑。见《画史汇传》。今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有古罗汉塑象五，完好者三，考古者以为惠之所塑焉。

以爱好书画者多，法书名画，遂为世所珍重。《隋书·经籍志》：炀帝既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书，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新书·艺文志》小学类，有二王、张芝、张昶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注》云：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又得献之、张芝等书。以贞观字为印章迹，命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旧书·遂良传）：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其古本多梁、隋官书。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江总姚察署记。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开元五年（717年），敕陆玄悌、魏哲、刘怀信检校，分益卷帙，玄宗自书开元，自为印。昭陵为温韬所发，钟、王笔迹，纸墨如新，已见第二十章第五节。则天访求右军遗迹于王方庆。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惟有一卷见在。”又进其先代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此人主之爱好也。《方庆传》言其聚书甚多，不减秘阁。图画亦多异本。睿宗第四子范，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钟绍京雅好书画古述，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萧岵博雅好古，尤喜图画。前代钟、王遗法，萧、张笔势，编叙真伪，为二十卷，元和末进御，优诏嘉之。段文昌喜图书古画。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尽以献文昌，求致进士第，遂起钱徽之狱。王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以上皆见《旧书·本传》。萧岵附《韦温传》。段文昌事见《钱徽传》。此名公巨卿之爱好也。《旧书·欧阳询传》言：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则初不必强有力者而后欲致之，且声闻邻国矣。职是故，其物遂为奇货可居。《新书·儒学传》：欧阳询，子通，蚤孤。母徐教以父书。惧其惰，尝遗钱使市父遗迹。通乃刻意临放以求雠。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然则何如？”曰：“君若手和笔调，固自可尚。”遂良大喜。又孔若思：有遗以褚遂良书者，纳一卷焉。其人曰：“是书贵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审尔，此为多矣。”更还其半。唐时大稔，米斗五钱，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固最下之价，然一字而直千石，亦以褒矣。史传之辞，盖不免夸侈，然是时书画，其价不菲，则可知也。财产私有之世，事孰不为稻粱之谋？日出多伪。民安取不伪？以今所谓书画者伪物之多推之，人情不甚相远，恐古人之所藏，亦未必大异于今人也。然其中固未必无精品可喜，举摧烧之，则亦已过矣。然保守之实难。安、史之乱，韦述“经籍资产，焚剽殆尽”。王涯所蓄，“厚为垣窍而藏之复壁”。甘露之变，“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奁金宝之饰与其玉轴而弃之”。耗矣，哀哉！然古今公私之所藏，其究孰不如此？

名迹虽见珍重，然优于艺者，俗仍以为执技事上之流而贱之。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令写焉。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惟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柳公权为夏州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其兄公绰在太原，致书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皆《旧书·本传》。是其事也。成见可谓难变矣。

然以艺侔利者，不独书画之家也，即工于文辞者，亦何莫不不然。当时鬻文之事，已略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新书·韩愈传》：刘叉闻愈接天下士，步归之。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旧书·李邕传》：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韩愈戆直，未必肯苟取，尚致讥评，李邕更不足论矣。然亦有卓然不惑者。《旧书·萧俛传》：穆宗诏撰王士贞神道碑。对曰：“臣器褊隘，此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或撰进之后，例行贶遗，臣若公然阻绝，则违陛下抚纳之宜，免受之，则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帝嘉而免之。此可谓不轻以言假人者矣。《新书·郭行馀传》：河阳乌重胤表掌书记。重胤葬其先，使志冢，辞不为。重胤怒，即解去。此亦可谓能砥砺廉隅，宜其能与李训相善也。

音乐，隋、唐时亦称极盛，此盖承前世域外之交通，乃能致之。自晋世洛京倾覆，中国旧乐仅存于南方，而北方多杂羌、胡之伎，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六节。隋文帝平陈改乐，见本编第二章第一节。唐武德九年（626年），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贞观二年（628年）奏之。孝孙卒后，协律郎张文收更加厘改，命曰大唐雅乐。然好尚不存焉。其盛行于时者，则来自异域之乐也。《隋书·音乐志》云：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至大业中，炀帝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其中本出中国者，惟清乐而已。诸乐缘起，皆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六节。唐初仍隋之旧。及平高昌，收其乐，初有十部。《新书·礼乐志》言：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贞元十六年（800年），南诏因韦皋进奉圣乐舞。十八年（802年），骠国献其乐。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焉。案自匈奴败亡，鲜卑复入中国，所谓北狄者，与西域关系实深。《旧书·音乐志》谓“南蛮、北狄，国俗皆随发际断其发。今舞者咸用绳围首，反约发杪，内于绳下”。古北狄无断发之俗，而西胡有之，今云断发，非狄之化于胡，则胡之来入狄者耳。西域南海，久有往还，即南诏，亦因伊洛瓦底江一道，而深渐其化，观汉时之哀牢可知。参看《秦汉史》第九章第四、第六两节。而扼伊洛瓦底江之冲者，则骠国也。然则当时外来之音乐，实当以西域为大宗。《新书·礼乐志》云：自周、陈已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玄宗又分俗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则俗乐又判盛衰，清乐自隋已式微，至此益沦缺矣。《旧书·音乐志》：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鲜。隋室已来，日益沦缺。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三十二曲，又七曲有声无辞。日本田边尚雄，极称唐代音乐。曾在北京大学讲演。谓中国古乐皆独奏，至后汉合奏之乐始渐兴，盖缘与西来之乐相会。至唐而臻极盛。今唐乐尚存于日本，特规模较

小耳。日本皇室，世用中国之乐。距今千二百年前，中国乐人有入日本者，日本来华学生亦有学乐者，宦于宫内省，皆世袭，故其技未曾失传。特唐乐用五百至七百人，日本则仅三十至五十人。又大乐器尔时船不能运，故惟有小者。然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尚存有唐乐器也。琵琶、洞箫、觱栗诸器，皆源出埃及，经犹太、叙利亚、波斯、大夏、印度等地乃入中国。此时罗马音乐，尚无足道。此诸国者，实括西方文明之全，益以中国所固有，允足膺世界之称而无愧。今日西方之音乐，仅西方之音乐耳。必合唐代之乐，乃足称为世界音乐也。详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十期。案如所言，所谓西域者，其绵地实极广。综厥所有而成为乐，可谓取多用宏，自非中国一国旧有之乐所能逮。清乐之日微，其无足怪。然《旧书·音乐志》云：沈约《宋书·志》，谓江左诸曲哇淫，今其声调犹然。观其政已乱，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从容雅缓，犹有古士君子之遗风，则其所长，亦有不可没者也。隋、唐音乐，虽云极盛，然其君臣皆溺于音。隋、唐两代皇室之溺于音，可于其乐工之多见之。隋时至三万余人，已见第二章第四节。《新书·礼乐志》云：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而《李峤传》：峤以中宗时上书，言“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持鼗鼓者已二万员”，则散乐人数之多，尤堪骇异矣。《志》又云：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则至中叶后国蹙民贫时，其数犹不少也。《旧书·职官志》礼部职云：三品已上，得备女乐，五品女乐不得过三人，则唐时官吏得畜女乐者实多。《柳公权传》云：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亦可见其家自有音乐也。《新书·山恽传》云：中宗昵宴近臣及修文学士。诏遍为伎。工部尚书张锡为淡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为黄獐舞，给事中李行言歌驾车西河曲，余臣各有所陈，皆鄙黩。足见公卿娴于歌舞者之多。《新书·礼乐志》言玄宗好乐，达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可见其为上之化也。其风且贻及民庶。《隋书·音乐志》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则自隋时已然矣。《新书·武平一传》：中宗宴两仪殿酒酣，胡人唱合生，歌言浅秽。平一上书谏曰：“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愿屏流僻，崇肃雍，凡胡乐备四夷外，一皆罢遣。”《旧书·曹确传》：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皆可见其自上下流之状。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卒召羯胡陵犯，藩镇割据之祸，盖非无因。此则墨子非乐之论，又不可不警惕深之者矣。

周、齐所谓百戏，即古之角抵。隋炀帝之所为，已见第二章第五节。唐时谓之散乐。《旧书·音乐志》云：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新纪》显庆元年正月，禁胡人为幻戏者，不知即此事否？《旧志》又云：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锯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此其惊俗亦甚矣，而睿宗受其献，则不令入中国之敕，恐亦未必能行也。况据《志》所述，幻尚有前世之遗，国人自能为之，不待外来也。《新书·李晟传》：子宪，为绛州刺史。绛有幻者，民以乱，宪执诛之，足见其流行仍广矣。百戏之劳民伤财尤甚，以其聚人多也。唐时，上下所好者，莫如泼寒胡。此戏本出康国。《旧书·康国传》曰：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旧书·张说传》：说以玄宗初相，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说上疏谏，此戏乃绝。中宗幸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事在神龙元年十一月；玄宗禁泼寒胡戏，事在开元元年十二月；又睿宗亦尝作之，事在景云元年十二月；皆见《新书·本纪》。睿宗时韩朝宗有谏辞，见其父《思复传》。疏辞谓“裸体 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此何足以为乐？盖亦有他戏与之并行也。

《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一国之人皆若狂，亦非孔子之所恶。然其为独乐乐抑与众乐乐，则大有辨矣。《旧书·诸葛爽传》，言其役属县为伍伯，为令所笞，乃弃役，以里讴自给。《新书·杜洪传》云：“为里俳儿。”《崔融传》言：庞勋自浙西趋淮南，所过先遣俳儿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俳儿也，里讴也，皆民众中之艺士，执其技以娱人，以慰其劳苦，宣其湮郁，不可一日无者也。《旧书·高宗纪》：龙朔元年五月，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新书·玄宗纪》：开元二年八月，“禁女乐”，盖亦其类？则其数亦不少，故妇人亦得以为食。此等皆有益于民，未闻有患之者也。然一入于都邑之中，则不可问矣。《隋书·柳彧传》：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此与乡村景物，所谓“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者，宁复可同日语邪？尤可恶者，有竭资破产之家，即有因以为利之士。《新书·宋务光传》：中宗时，有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旧书·严挺之传》：睿宗御楼观酺，挺之上疏谏曰：“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适欲同其欢，而乃遗其患。”夫至于为课税以督敛贫弱，则其为害又岂仅乐之不衷哉？然岂乐之罪邪？

第六节 自然科学

周时甄鸾造天和历，马显等又上景寅元历。皆未行，已见《两晋南北朝史》。隋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使与仪同刘晖等议造新历。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开皇四年二月，撰成奏上。诏颁天下，依法施用。《本纪》：颁新历在正月，《通鉴》从《本纪》。刘孝孙北齐时知历事，见《两晋南北朝史》。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于时新历初颁，宾有宠于高祖，刘晖附会之，被升为太史令。二人协议，共短孝孙，焯又妄相扶证。孝孙、焯等竟以他事斥罢。后宾死，孝孙为掖县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后为刘晖所诘，事寝不行。仍留孝孙直太史。累年不调，寓宿观台。乃抱其书，弟子舆榇，来诣阙下，伏而恸哭。执法拘以奏之。高祖异焉，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与宾历比较短长。先是信都人张胄玄，以算术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与孝孙共短宾历。异论锋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惟一晦三朔，依克而食，尚不得其时，又不知所起，他皆无验。胄玄所克，前后妙衷。时起分数，合如符契。孝孙所克，验亦过半。于是高祖引孝孙、冑玄等，亲自劳徕。孝孙因请先斩刘晖，乃可定历。高祖不怿，又罢之。俄而孝孙卒。杨素、牛弘等伤惜之。又荐胄玄。上召见之。胄玄因言日长景短之事。《隋书·袁充传》：充奏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外道则去极远。开皇已来，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机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祖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

高祖大悦，赏赐甚厚，令与参定新术。刘焯闻胄玄进用，又增损孝孙历法，更名七曜新术以奏之。与胄玄之法，颇相乖爽。袁充与胄玄害之。焯又罢。至十七年，冑玄历成，奏之。上付杨素等校其短长。刘晖与国子助教王颇等执旧历术，迭相驳难。高祖惑焉，逾时不决。会通事舍人颜敏楚上书云：汉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高祖欲神其事，遂下诏：晖等四人元造诈者并除名。领太史令庾季才等六人容隐奸慝，俱解见任。胄玄所造历法，付有司施行。《本纪》事在四月。擢拜胄玄为员外郎散骑侍郎，领太史令。胄玄进袁充，互相引重。开皇二十年（600年），充奏日长影短。高祖因以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详，著日长之候。太子征天下历算之士，咸集于东宫。刘焯以太子新立，复增修其书，名曰皇极历，驳正胄玄之法。太子颇嘉之。未获考验。焯为太学博士，负其精博，志解胄玄之印，官不满意，又称疾罢归。仁寿四年（604年），焯言胄玄之误于太子。大业元年（605年），著作郎王劭、诸葛颍因入侍宴，言焯善历。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书，与胄玄参校。互相驳难，是非不决。焯又罢归。四年（608年），驾幸汾阳宫。太史奏日食无效。帝召焯，欲行其历。袁充方幸于帝，左右胄玄，共排焯历，又会焯死，历竟不行。以上据《隋书·律历志》及《张冑玄传》。唐高祖受禅，将治新历。东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太史令庾俭、丞傅奕荐之。诏仁均与俭等参议，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历。诏司历起二年用之。《旧纪》事在元年十月。高宗时，戊寅历疏。李淳风作甲子元历以献。诏太史起麟德二年（665年）颁用，谓之麟德历。《旧纪》颁历在麟德二年五月。与太史瞿昙罗所上经纬历参行。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载初，用周正。神功二年（698年），甲子南至，改元圣历，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将用之。三年（700年），罢作光宅历，复行夏时。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宫说奏麟德历寖疏。诏说更治乙巳元历。景龙中，历成。诏令施用。睿宗即位，罢之。开元九年（721年），麟德历署日食比不效，诏僧一行作新历。推大衍数，立术以应之。十五年（727年），历成。而一行卒。诏张说与历官陈玄景等次为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起十七年（729年），颁于有司。《旧纪》颁历在十六年八月。肃宗时，山人韩颖上言大衍历或误。帝疑之。以颖为太子宫门郎，直司天台，损益其术。更名至德历。起乾元元年（758年）用之，讫上元二年（675年）。宝应元年六月望，戊夜月食三之一，官历加时在日出后，有交不署食。代宗以至德历不与天会，诏司天台官属郭献之等复用麟德元纪，更立岁差增损迟疾交会及五星差数，以写大衍旧术。帝为制序，题曰五纪历。德宗时，五纪历气朔加时稍后天。推测星度，与大衍历差率颇异。诏司天徐承嗣与夏官正杨景风等杂麟德、大衍之旨治新历。诏起五年四月行新历。会朱泚之乱，改元兴元，自是颁用，讫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历，名曰观象，起元和二年（807年）用之。《旧纪》：元和二年二月，司天造新历成，诏题名为元和观象历。穆宗立，诏日官改撰历术，名曰宣明。昭宗时，数亦渐差，诏太子少詹事边罔改治新历。景福元年（892年），历成，赐名崇玄。以上兼用新旧《书·历志》。石晋天福三年（938年），司天监马重绩合宣明、崇玄二历，创为新法，下诏颁行，号调玄历。数岁辄差，遂不用。薛《史·重绩传》：据《本纪》，颁行在天福四年八月。周世宗诏王朴撰定，是为钦天历。事见欧《史·朴传》。于显德

三年八月，付司天监行用。薛《史·本纪》。此隋、唐、五代改历之大略也。刘焯历虽未行，《隋志》谓“术士咸称其妙，故录其术”。傅仁均之历，《新志》谓其“祖述张胄玄，稍以刘孝孙参之，其大最疏于李淳风，然更相出入”。《志》又云：自太初至麟德，历二十有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后世虽有改作，皆依放而已。又云：大衍历之颁，善算瞿昙撰者，怨不得与改历事。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与玄景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太子右司御率南宫说亦非之。诏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执圭校灵台《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乃罪说等而是否决。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718年），诏太史监瞿昙悉达译之。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辨也。陈玄景持以惑当时，谓一行写其术未尽，妄矣。案《志》论九执历之语，似甚隔膜。恐当时中国畴人，于此历实未深晓。谓一行写之未尽，或非妄言。然一行在隋、唐、五代之世，为一深通历法之人，则必不诬也。李淳风造浑仪，后失所在，一行重造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

改正之事，唐时尝再行之。一在武后时，已见前。一在肃宗时。上元二年九月，去年号，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为名。建巳月，帝疾大渐，诏皇太子监国。改元年为宝应元年（762年），建巳月为四月。余月并依常数，仍以正月一日为岁首。此无谓之纷扰也。又当时颁历，颇及外邦。《隋书·高祖纪》：开皇六年正月，“颁历于突厥”。《新书·吐谷浑传》：诺曷钵幼，大臣争权，太宗诏侯君集就经纪之，“始请颁历及子弟入侍”是矣。然邦域之中，反有官历不及之处。唐文宗时禁私印历日，已见第二节。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九月，司天台请禁私历日，从之。欧《史·司天考》云：天人之际，远哉微矣，而使一艺之士，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盖自汉而后，其说始详见于世，其源流所自，止于如此。是果尧、舜、三代之法欤？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来，历象之术，虽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于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历。至晋高祖时，司天监马重绩始更造新历，不复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会，而起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用正月雨水为气首。初唐建中时，术者曹士 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660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号符天历。然世谓之小历，只行于民间，而重绩乃用以为法，遂施于朝廷。赐号调元历。然行之五年，辄差不可用，而复用崇玄历。周广顺中，国子博士王处讷私撰明玄历于家。民间又有万分历，而蜀有永昌历、正象历。南唐有齐政历。五代之际，历家可考见者止于此。然则当时民间所卖历日，盖非皆本官颁。唐世如此，前于唐者，更不必论矣。《困学纪闻》云：朱希真避地广中，作《小尽行》，云：“藤州三月作小尽，梧州三月作大尽。哀哉官历今不颁，忆昔升平泪成陈。”翁《注》引周紫芝《竹坡诗话》曰：“顷岁朝廷多事，郡县不颁历，朱希真作《小尽行》云云。”此自抚时感事者之言，其实官历之不颁，不必尽由于离乱。元《注》又引唐李益《问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尧历，松窗有道经。故人为柱史，为我数阶蓂。”夫岂亦由于离乱哉？抑不必唐、宋，即今日，民间印行历本，仍有据明人所撰《万年历》，致大小尽与官历不符者。然则中国历法发明已逾三千年，仍未能人被其泽也。《记》称大顺之治曰“深而通”，信难哉！

地理之学，能留意者颇多。《隋书·地理志》言：“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此官纂之巨籍也。《旧书·姚思廉传》：炀帝令与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区宇图志》。唐代地图掌于职方。《新书·百官志》职方职文云：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则其政更有常经。淮西之平也，王承宗献德、棣二州图、印，《旧书·本传》。则承平时不容空阙可知。《旧书·地理志》，于邕、容二管及安南府所属诸州，多言旧图无户口、四至及两京道里，可见僻陋之区，所上虽不尽如法，亦仍不容空阙。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二年四月，“诏罢州县官到任后率敛为地图”。此时之修纂，盖已有名无实，徒为率敛之资，然告朔之饩羊，犹不能废也。《纪》又于三年二月，书怀化军节度使李赞华进契丹地图。《旧书·高丽传》云：贞观二年（628年），破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高丽久已自立，契丹自天宝后亦形同化外，而仍有地图可上，可见版图二者，为有国者所不能废。唐太宗尝诏吕才造方域图。《新书》本传。《新书·艺文志》有《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三年四月，中书奏准敕重定三京、诸府、州地望次第，或依旧制十道图，或依新定十道图。此中央合诸州郡所上总制者也。此等皆官书，其私家之作，则当以贾耽、李吉甫为巨擘。《旧书·耽传》言：耽以贞元九年（793年），征为右仆射，同平章事。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至十七年（801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据表，其图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盖冶中外为一炉，萃古今于一简矣。《吉甫传》云：分天下诸镇，纪其山川险易、故事，各写其图于篇首，为五十四卷，号为《元和郡国图》。于元和八年（813年）进之。见《本纪》。《传》又云：吉甫缀录东汉、魏、晋、周、隋故事，讫其成败，损益大端，目为《六代略》，凡三十卷。《纪》云：吉甫进所撰《元和郡国图》三十卷，又进《六代略》三十

卷，又为《十道州郡图》五十四卷。《十七史商榷》云：“今此旧钞本，流传尚多，而名为《元和郡县图志》。《自序》即系《进书表》，亦称《元和郡县图志》。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并目录两卷，总四十二卷。《州郡图》当即《郡国图》，重言之非。其卷数，或云三十，或云五十四，皆与《进书表》不合，未详。”按此书《新书·艺文志》著录，亦名《元和郡县图志》。其卷数为五十四。

两家体例虽不同，其用意则相近，皆取于政事有裨，而意尤重于恢复。《新书·郑虔传》云：虔学长于地里。山川险易，方隅物产，兵戍众寡无不详。尝为《天宝军防录》，言典事该，诸儒服其善著书，其意亦相仿佛也。若魏王泰招宾客以撰《括地志》，则意专主于浩博，故其卷数至五百五十。又有《序略》五卷，见《新书·艺文志》。《旧书·文苑·梁载言传》：撰十道《志》十六卷，盖其较简要者也。

《新书·李吉甫传》言：宪宗时，吐蕃请献滨塞亭障南北数千里求盟。吉甫谋曰：“边境荒岨，犬牙相吞。边吏按图覆视，且不能知。今吐蕃绵山跨谷，以数番纸而图千里，起灵武，著剑门，要险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实丧之，陛下将安用此？”似边塞之地，图绘初不能详。然此或失陷后，其地无复详图，或则吐蕃有意为是狡狯，其本必不如此。《传》又言：田季安疾甚，吉甫请任薛平为义成节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图上河北险要所在。帝张于浴堂门壁。每议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图，信如卿料矣。”吉甫又图淮西地，未及上而卒，帝敕其子献之。《安禄山传》：禄山之反，先三日，合大将置酒，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人人赐金帛，并授图，约曰：“违者斩。”至是如所索。可见军用之图，颇为详密。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三年六月，幽州道赵德钧奏新开东南河，以通漕运，画图以献。四年三月，濮州进《重修河堤图》。缘河地名，历历可数。帝览之愀然，曰：“吾佐先朝定天下，于此堤坞间，大小数百战。”又指一邱曰：“此吾擐甲台也。时事如昨，奄忽一纪，令人悲叹耳。”此等专为一事而绘之图，地名盖颇完备矣。

《新书》职方职文又云：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则外国地理，鸿胪实有考察之责。《地理志》云：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此实不免失职。又云：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艺文志》：耽所著，《地图》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外，又有《皇华四达记》十卷。《地理志》所载入四夷之路，盖即本诸此者也。耽虽身访来朝及出使者，仍当以鸿胪所记为根柢，足见官中记注，原自完备也。《南蛮传》：贞观三年（629年），东谢蛮酋元深入朝。中书侍郎颜师古上言：“昔周武王时，远国入朝，太史次为《王会篇》。今蛮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写为《王会图》。”诏可。《黠戛斯传》：阿热遣使者卫送太和公主还朝，为回鹘乌介可汗邀取之，并杀使者。会昌中，复遣注吾合素上书言状。宰相李德裕引师古事，言“宜为《王会图》以示后世。有诏以鸿胪所得缋著之”。合王会所图，与贾耽所考，鸿胪之记注，庶几能揽其全矣。而惜乎能图之能考之者不多觏也。然唐代交通，所至既广，历时又久，故域外之记载，究属不少，观《艺文志》地理类所著录者可知，而惜乎其多亡佚也。裴矩之《西域记》，颇足珍贵，已见第二章第五节。唐高宗时敕撰之《西域图志》，体例盖与矩书同？而卷帙再十倍之，其中必多瑰宝矣。玄奘《西域记》，今谈印度事者奉为瑰宝，然《新志》此书，尚在道家类释氏，而不在地理类。

因所至之广，而新知遂有所增。一行作大衍历，诏太史测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为定数。《新书·天文志》。今其实测所得，尚存两《书·天文志》中。虽所测之地不多，然因此而知古王畿千里，影移一寸之说之诬；又其至交州者，多见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之星，皆见两《书·天文志》。要不可谓非突过前人也。其尤可宝者，则为因考论分野而发明人事与地理相关之理。古有所谓十二分野者，以配天文之十二次，其说盖主 祥，无足深取。汉张衡、蔡邕，乃以汉郡易古地名。自此因循，无所变革。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又以唐州县配焉。一行增损其书，更为详密。《旧书·天文志》。《新书·天文志》述其说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 貉、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蟠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传》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征达华阴，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分而东流，与泾、渭、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徼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故于天象，则弘农分陕，为两河之会，五服诸侯在焉。自陕而西为秦、凉；北纪山河之曲为晋、代；南纪山河之曲为巴、蜀；皆负险用武之国也。自陕而东，三川、中岳为成周；西距外方、大任，北至于济，南至于淮，东达钜野，为宋、郑、陈、蔡；河内及济水之阳为邶、卫；汉东滨淮水之阴为申、随；皆四战用文之国也。北纪之东，至北河之北为邢、赵；南纪之东，至南河之南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为邹、鲁；南涉江、淮为吴、越；皆负海之国，货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东及海为戎狄，自江源循岭徼南，东及海为蛮越。观两河之象，与云汉之所始终，而分野可知矣。”此说虽以古天官家言为本，然绝不杂 祥之说，而将中国之地，按山河形势，分为若干区，以求民族分布，及生事不同，文化各异之所以然，实人文地

理学之渊泉也。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辟洸，学术之造诣，岂以其所取资者为限哉？《旧书·一行传》末云：又有黄州僧泓者，善算法，每行视山原，即为之图，张说深信重之。泓之学，盖注重于地文者？《魏玄忠传》云：时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设险图》，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元忠就传其术。其学颇类近代之顾祖禹，亦人文地理之一端也。《新书》僧泓亦见《方伎传》，但著其诡异之事，殊非。

医学至宋而一变。自唐以前，医家多讲治法，罕言医理，宋世乃多言理，而五运、六气等说兴焉。然其转变之原，亦在唐世。何者？前此视医为贱业，士大夫弗为，至唐乃渐为之，士大夫为之，斯言理矣。《新书·百官志》：祠部郎中，掌医学。“凡名医子弟，试疗病，长官莅覆，三年有验者以名闻”，足见当时医家，尚未脱世业之习。隋世许智藏之医，自其祖已来，世相传授，许澄亦传父业；其一证也。《旧书·文宗纪》：大和九年八月，贬中书舍人高元裕为阆州刺史，元裕为郑注除官制，说注医药之功，注衔之故也。此说无论信否，其时仍有轻视医师之习，则可见矣。然列传所载：杜鸿渐父鹏举，以母疾，与崔沔同受医于兰陵萧亮，遂穷其术。李听好方书，择其验者，题于帷帟墙屋皆满。李逢吉，父颜有锢疾，逢吉自料医剂，遂通方书。殷践猷博学，尤通氏族、历数、医方。王勃，尝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皆见《新书》。可见士大夫事此者日多。当时医家，多托亲疾。如《旧书·方技传》言：甄权以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是也。岂亦以世轻其业，故为是以自解邪？

隋太医署，医博士之外，又有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唐太医令，“其属有四：曰医师，曰针师，曰按摩师，曰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四者，盖当时医师分业之大者也。咒禁似涉迷信，实亦不然。《隋书·隐逸传》：张文诩尝有要疾，会医者自言善禁，文诩令禁之，遂为刃所伤，至于顿伏床枕，则咒禁之后，仍须用刀针。岂以时无麻醉药，乃以咒禁减其痛苦邪？薛《史·苌从简传》：尝中箭，镞入于骨。使医工疗之。以刃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摇动。从简瞋目谓曰：“何不沈凿？”洎出之，左右无不恻然，从简颜色自若。此与三国时之关羽，南北朝时之长孙子彦同。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七节，《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七节。欧《史》云：“工无良药，欲凿其骨。”良药疑即指麻醉药言之也。然当时医家之手术，实不可为劣。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旧书·本传》述其事云：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则天闻之，令舆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始苏。《旧书》此言，庸或夸张失实，《新书》但云“肠出被地，眩而仆”而已。然此医手术之非劣，断可见矣。《新书·南蛮传》言：酋龙入犯，俘华民，必劓耳鼻，已纵之，居人刻木为耳鼻者什八；此言亦庸或太过，然时刻木为耳鼻者必多，则娴此手术者，亦不少矣。《新书》述按摩博士之职云“损伤折跌者正之”，则亦兼正骨之术。

神仙家之学，仍与医家相出入。《新书·隐逸传》：王希夷。隐嵩山，师黄颐学养生。颐卒，更居兖州徂徕。饵松柏叶、杂华。年七十余，筋力柔强。此服食之术也。《方技传》：张果，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见晤辄气绝仆，久乃苏。此盖古胎息之术。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五节。《文苑·卢照邻传》：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毕缄传》：始缄被知于宣宗，尝许以相。令狐绹忌之，自邠宁凡三徙，不得还。缄思有以结绹，至太原，求丽姝，盛饰使献。绹不受，缄亦放之。太医李玄伯，以钱七十万聘之，进之帝。嬖幸冠后官。玄伯又治丹剂以进。帝饵之，疽生于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诛死。此以丹剂治疾者也。丹剂多用金石，易以见效，亦易滋流弊。《旧书·王守澄传》：郑注尝为李愬煮黄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膇之疾，复能反老成童，愬与守澄服之颇效。疑亦此类。

注所以游公卿间颇以医名者，疑亦恃此等剂耳。孟诜于刘祎之家见敕赐金而知为药金，亦以其本“以药饵为事”也。《方伎传》。

《旧书·吕才传》：高宗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缪。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并诸名医，增损旧本，仍令司空李 总监之。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代。与纂修者尚有多人，见《新书·艺文志》。《新书·于志宁传》：帝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对曰：“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之。江南遍方，不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帝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对曰：“班固惟记《黄帝内外经》，不载《本草》，至齐《七录》乃称之。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佗窜记其语。《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药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云：“本草之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及《楼护传》，乃学科之名，非书名也。故《汉志》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无以本草名者。至梁《七录》，乃有《神农本草经》之名，而《隋志》同之，则犹今人言药物学书耳。元《注》：“神农本草四字为学科之名，经字为书名。”其著之简策，盖亦在晚周之时？陶弘景所谓与《素问》同类者也。其书专家相传，颇多窜乱。至弘景始从事于校理。其言曰：世传《神农本草》，只此三卷。所出郡县，多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元《注》：“仲景、元化，为当时医家两大师，故举以概其余，言若仲景、元化一流人，非实指仲景、元化也。下吴普、李当之徒同。”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叶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徒，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杂，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知识亦有浅深。余辄苞综诸经，研括繁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别品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合为七卷云云。盖合诸专家所传，而折衷于一是也。自是以后，历代相因，屡加修辑。唐显庆中所修者，世谓之《唐本草》，亦曰《唐新修本草》。孟蜀时，韩休昇又奉命重修，稍增注释，世称《蜀本草》。宋太祖开国，命刘翰、马士等修辑，士又为之注。先是唐开元中，有陈藏器者，撰《本草拾遗》十卷，以补《名医别录》之阙，及是亦采入焉。是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后以或有未合，又命翰等重加详定，为《开宝重定本草》。嘉祐时，掌禹锡奉敕加注，为《嘉祐补注本草》。大观中，蜀人唐慎微兼合诸家，采经史中言医事者，随类附入，名曰《证类本草》，于诸本中称最善焉。盖自李时珍《纲目》以前，官修者凡五，私修者凡二，皆以隐居所修为蓝本，而辗转附益者也。”案陈藏器修《本草拾遗》，见《新书·孝友传》。此外加以阐发，为图或音义者，尚有数家，皆见《艺文志》。《旧书·秦彦传》言：杨行密围彦半年，城中刍粮并尽，草根木实，市肆药物，皮囊革带，食之亦尽，则市肆卖药物者已多。卖药者多，则医家不能借药以要利，皆本草流传之赐也。

《新书·百官志》鸿胪寺职云：“蕃客献药者，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之高下。”则药尚有来自外国者。《旧书·罽宾传》：开元七年（719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盖亦贾胡贩卖之品，朝献特其名焉耳。

唐于各州郡皆设医学，已见第一节。薛《史·唐末帝纪》：清泰二年六月，诏诸州府署置医博士，是其政犹未度。然欲以此疗民疾，则势实不给，乃以传布医方为救济之策。《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一年九月，“颁上撰《广济方》于天下”；《德宗纪》：贞元十二年正月，“上制《贞元广利药方》五百八十六首，颁于天下”；薛《史·梁太祖纪》：乾化二年五月，诏“凡有疫之处，委长吏检寻医方，于要路晓示”；皆是物也。《陈元传》：“家世为医。”元初事王重荣，后侍李克用。长兴中，集平生所验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药法百件，号曰《要术》，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门之左，以示于众。病者赖焉。其重之也如此。治病首重诊察，岂可专论方药？其如医师之不给何？《旧书·唐太宗纪》：贞观十年（637年），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赍药疗之。《旧书·本纪》。梁太祖乾化二年（912年）之诏又曰：“如有家无骨肉，兼困穷不济者，即仰长史差医给药救疗之。”此岂可以常行，即行之亦岂易名实相副邪？跻斯民于仁寿，固非易言也。

历代政令，于病者皆加矜恤，即罪人亦然。《新书·刑法志》：囚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官三品已上，妇女、子孙二人入侍。薛《史·晋高祖纪》，天福二年八月，“诏天下刑狱系囚染疾者，宜差医工治疗，官中量给药价。事轻者仍许家人看候。合杖者候损日决遣”是也。然此等亦率成具文耳。贫病者，唐时寺院以悲田置餐病坊处之。然《通鉴》：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会昌五年（845年）废佛，敕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旧书·本纪》。黄巢入东京，“朝廷以田令孜率军十万守潼关。禁军各于两市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旧书·黄巢传》。则恐亦救贫之意多，而养病之意荒矣。口实不给，固无从虑及疾病也。

谚云：“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医师之见轻，可谓甚矣。医固难知之事，流俗之讥评，未必皆当，然奏效者稀，则系事实。职是故，遂使人不信医。《旧书·李 传》：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药，即取服之。家中召医巫，皆不许入门。子弟固以药进，竟拒而不进。薛《史·崔棁传》：性至孝。父涿有疾，谓亲友曰：“死生有命，无医为也。”棁侍之，衣不解带。有宾至，必拜泣，告于门外，请方便劝其进药。涿终莫之从。彼皆非有所迫而欲祈死，诚视医药焉能为有、焉能为无也。信巫不信医，亦不能为病家咎矣。然如唐懿宗，以同昌公主之死而加罪于医，则终为非理。事见《旧书·本纪》咸通十一年（870年），及《温造、刘瞻、郑畋传》。《新书·后妃传）载顺宗庄宪皇后王氏遗令曰“侍医无加罪”，疑帝后等死后，医师亦有循例得一处分者，但必不如懿宗之淫滥耳。以医固难知之事也。医家之无能为，观其昧于诊察，而劳于方药，即可知之。《旧书·方伎·许胤宗传》：武德初，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诒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億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观其言，即知当时医家，于诊察之术，绝无把握。然“医者意也”之说，谓非“以情億度”得乎？不欲虚设经方，故不能著述，足见胤宗若著述，亦不过多设方剂耳。唐世医书传于今最著名者，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皆经方家言也。王焘《新书》附其祖《珪传》，云：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其书《艺文志》著录，作《外台秘要方》，是也。陆贽在忠州，以地苦瘴疠，为《集验方》五十卷，以示乡人。兼用新旧《书》传。则贽本不知医，更不足论矣。然则当时救疗之政，偏重传布医方，或亦其时之医学，有以限之也。

《隋书·循吏·辛公义传》：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厅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公义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悉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于是悉差。方召其亲戚而谕之曰：“死生由命，不关相著。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旧书·高士廉传》：转益州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随方训诱，风俗顿改。《李德裕传》：出为浙西观察使。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薛《史·周知裕传》：迁安州留后。淮上之风恶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亲省视。甚者避于他室，或时问讯，即以食物揭于长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恶之。召乡之顽很者，诃诘教导，弊风稍革。此皆仁政，然未知传染病当隔离之理，亦医学限之也。《新书·诃陵传》：有毒女，与接辄苦疮。此即今之梅毒。盖当唐世传入？故至宋世，始有治此病之书也。陈司成《霉疮秘录》。

第七节 经 籍

隋、唐二代，中秘之藏，较之前代，颇有增益。盖以南北统一，又运直升平故也。《隋书·经籍志》云：“周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库。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本纪》：是年三月，诏购求遗书于天下。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旧书·裴矩传》：陈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归之秘府。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 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册。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于殿后起二台，以藏法书、名画，已见第五节。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大唐武德五年（622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旧书·太宗纪》：世充降，太宗入据宫城，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而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新书·艺文志》云：“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言东都所得书卷数，为《隋志》所未及，然云尽亡其书，似不如《隋志》所云之审也。《隋书·许善心传》云：开皇十七年（597年），除秘书丞。于时秘阁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

《旧书·经籍志》云：“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征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旧书·文苑·崔行功传》云：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征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择散官随番雠校。其后又诏东台侍郎赵仁本、东台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则贞观时事实未成。开元三年（715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719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新志》云：“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玄宗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儒学·褚无量传》云：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冑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不数年，四库完治。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修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百官志》云：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六年（718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十一年（723年），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724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丘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旧书·马怀素传》云：玄宗令与褚无量同为侍读。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疏无叙。怀素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辨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诏

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粗创首尾。会怀素病卒。《元行冲传》云：七年（719年），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鄠县尉毋煚、栎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大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岁余，书成奏上。《新书·马怀素传》云：怀素建白，诏可，即拜怀素秘书监。乃诏尹知章、王直、赵玄默、吴绰、韦述、马利徵、刘彦直、宋辞玉、陆绍伯、李子钊、殷践猷、解崇质、余钦、王惬、刘仲丘、侯行果、袁晖、晁良、毋煚、王湾、郑良金等分部撰次。践猷从弟承业、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俌、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然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会卒。怀素卒后，诏秘书官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拟。太仆卿王毛仲奏罢内料。又诏右常侍褚元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绌不应选者。元量等奏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诏委行冲。乃令煚、述、钦总缉部分。践猷、惬治经，述、钦治史，煚、彦直治子，湾、仲丘治集。八年（720年），《四录》成，上之。学士无赏擢者。《旧书·本纪》：九年十一月，元行冲上《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与《新传》异。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新志》云：元载为宰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旧书·文宗纪》：开成元年七月，御史台奏：秘书省管新旧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长庆二年（822年）已前，并无文案。大和五年（831年）已后，并不纳新书。今请创立簿籍，据阙添写。卷数逐月申台。从之。九月，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新志》云：“存者盖尠。”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并望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新志》云：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新志》云：“荡然无遗矣。”唐室图籍聚散之大略如此。《旧志》“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其外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箓，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亦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新志》则云：藏书莫盛于开元。其著录，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旧志》又比较历代书籍多少云：“汉《艺文志》三万三千九百卷。案此数误，说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八节。晋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江表所存，三千一十四卷。宋谢灵运造四部书目录，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后王俭复造书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齐王亮、谢朏出四部书目，凡一万八千一十卷。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凡七万余卷。盖佛、老之书，计于其间。隋著定书目凡三万余卷。国家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沈没，存者重复八万卷。开元时，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诸书所言卷数，不必密合，然总可考见历代王室藏书之大概也。

五代丧乱，艺文之事，亦未全废。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年）圜丘礼毕赦文，“有能以书籍进纳者，各等第酬奖”。《周世宗纪》：显德三年十二月，诏曰：“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内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课申报中书、门下。”是其事也。近人有撰文论五代时刻书藏书者，云五代时，南唐、吴越，藏书较盛。引《金华子杂篇》云：“始天祐间，江表多故。洎及宁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尔无闻。及高皇李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千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籍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又引《江南别录》云：“元宗、璟。后主，煜。皆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宫中图籍万卷，钟、王墨迹尤多。”又引马令《南唐书·朱弼传》云：“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帙完具，与国本不类。”是南唐不惟多藏书，所藏又多善本也。又引《十国春秋》言钱镠子传瑛“聚书数千卷”。孙文奉，“所聚图书、古器无算，雅有鉴裁”。惟治，“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惟演，“家储坟籍，侔于秘府”。昱，“喜聚书”。昭序，“好学，聚书，书多亲写”。虽不如南唐之盛，亦已非北方所及矣。丧乱之世，文物留遗，恒在江域。盖以其地兵争，究较北方为少，亦且物力丰阜故也。

历代王室之于书籍，皆搜访颇勤。然勤于搜访，而拙于管理与流通，遂至所蓄虽多，终亦化为煨烬焉。《旧书·中宗纪》：景龙三年六月，“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求书遍及全国，相须可谓甚殷。《新书·张公谨传》：孙悱，仕玄宗时，累擢知图书括访异书使。《萧颖士传》：天宝中，奉使括遗书江淮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而前蜀之平，后唐亦以庾传美充三州搜访图籍使。见第四节。则遣使搜访，当时几习为故常。卷酬一匹，书仍归主；或依等第酬奖；所以招致之者，亦不可谓不厚。所得颇多，盖无足怪。然藏诸宫中，委之婢妾，果何为者乎？不徒宫中之藏也，即委之士大夫，其所愈亦无几。《旧书·蒋乂传》：弱冠博通群籍，而史学尤长。其父在集贤时，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令整比之。集贤俊才如林，而整比乃有待于一小子，不亦徒相从饱食乎？《新书·三宗诸子·惠文太子范传》云：初隋亡，禁内图书湮放。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稷又败，范得之。后卒为火所焚。则近世盗窃之弊，当时早已有之，宁不以管理之无法乎？印刷未兴之时，无论公私庋藏，皆于学者有益。窦威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学业益广。李敬玄，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才，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李邕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隐帙，了辨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阳城，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此皆中秘之藏，能有益于人也。元行冲，韦述父景骏姑子。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此则私家之藏，能有益于人也。政府所司，本属民事，既得书矣，何不广事移写，分存各州县学校各一本乎？欧《史·石昂传》曰：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有国有家者，几何其不为一命之士所笑也？印刷未兴之时，移写固非容易，然果以民事为念，各州县遍藏一本，亦岂事之难办者邪？物少则其灭绝易，历代书籍，灭亡十九，不得不为公私有书者，徒知藏庋，不知流布，甚且秘惜不出者咎矣。

官家求书，亦有得之非法者。《新书·董昌传》云：僖宗始还京师，昌取越民裴氏藏书献之，补秘书之亡。曰取，盖未尝移写而径取之也？此行同攘夺矣。薛《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闰月，秘书少监许逊责授蔡州别驾，坐先假窦氏图书，隐而不还也。此盖借官力以行攘窃，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欤？

私家藏书者，钟绍京、韦述、萧岵、段文昌、王涯等，已见第五节。此外尚多。李元嘉、《旧书·高祖诸子传》：韩王元嘉。少好学，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子撰。时天下犯罪籍没者甚众，惟冲与撰父子书籍最多，皆文句详定，秘阁所不及。李袭誉、《新书·本传》：以余资写书。罢扬州，书数车载。王方庆、《旧书·本传》：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诸子莫能守其业，卒后寻亦散亡。吴兢、《旧书·本传》：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蒋乂、《旧书·本传》：藏书万五千卷。苏弁、《旧书·本传》：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韦处厚、《旧书·本传》：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柳公绰、《旧书·本传》：家甚贫，有书千卷。仲郢、公绰子。《新书·本传》：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段成式、《新书·本传》：多奇篇秘籍。李磎、鄘孙。《旧书·本传》云：磎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孙骘、薛《史·本传》：雅好聚书，有六经、汉史，洎百家之言，凡数千卷。皆简翰精至，披勘详定。张宪、薛《史·本传》：石州刺史杨守业喜聚书，以家书示之，闻见日博。宪沉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刊校。贾馥、薛《史·本传》：家聚书三千卷，手自刊校。韩恽薛《史·本传》：聚书数千卷。其最著者也。即武人如田弘正、《旧书·本传》：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罗绍威、《旧书·本传》：聚书至万卷。赵匡凝、薛《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进纳赵匡胤东第书籍。《匡凝传》：初匡凝好聚书。及败，杨师厚获千卷于第，悉以来献。王都、薛《史·本传》：都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及败，纵火焚之。王师范等，薛《史·杨彦询传》：

年十三，事青帅王师范。有书万卷，以彦询聪悟，使掌之。亦知庋藏，其校勘多精审。盖得书艰难之世，非爱好者不肯蓄，爱好则自能从事于此也。其保护亦多周至，如萧颖士遇安禄山之乱，藏家书于箕、颍间，而后身走山南是矣。《新书·本传》。然如杜兼，聚书万卷，署其末，以坠鬻为不孝戒子孙，《新书·本传》。未免无楚弓楚得之雅量也。

刻板之事，至晚唐乃稍盛，故其时爱书之士，从事钞写者仍多。张文瑾兄文琮，好自写书，笔不释手。杨玚从父兄晏，精《孝经》学，常手写数十篇，可教者辄遗之。皆见《新书》传。此躬自移写者也。《旧书·柳仲郢传》：九经、三史一钞。《新书》云：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已来南北史再钞。手钞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珈》《智度大论》皆再钞。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此勤于钞略者也。《隋书·沈光传》：家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虞世基传》：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以佣书养亲。高宗欲完内库书，令工书人抄写，计直酬佣；可见其时以佣书自食者颇众。杨邠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欧《史·本传》。则吏之能事移录者亦多矣。晋高祖好《道德经》，即命雕板，见薛《史·本纪》，天福五年（940年）。此虽在五代，亦尚为罕见之举，非人君不能行也。市肆亦恒有卖书者，如《新书·吕向传》，言其“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是矣。亦当多出手写。

焚书非罕见之事也。世以三代经籍，亡于秦火，说固诞谩不足信，然如史记之但藏公家者，一焚而即灭，则不诬矣。《新书·李义府传》：贞观中修《氏族志》，州藏副本，以为长式。义府更奏删正。又奏悉收前志烧绝之，此亦秦焚书之类也。若隋世之烧谶书，则更与秦相类矣。徐敬业之败也，走江都，“悉焚其图籍”；《新书·本传》。王都之败，亦焚其所藏；此则梁元帝之类。

古代所藏图书，至近世而复出者，莫如敦煌石室之著。此石室在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中，唐时称为莫高窟。今俗称千佛洞。其经始在晋太和元年（366年），至宋景祐二年（1035年）而封闭。清季，有王道士者，欲事修理，坏其壁，乃得见之。石室之发见，说者多谓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乃据王道士之言推算。然叶昌炽之语石，刊于宣统元年（1909年），道及其事，云在十余年前，则必在是年之前矣。英人斯坦因，服官于英印度政府，“探险中亚”。闻之，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来，以廉价购窃三千余卷于王道士，运至印度及伦敦之博物馆。明年，法人伯希和亦来，又盗去三千余卷，藏之巴黎图书馆。中国人始知之，乃由清季之学部，命甘肃将所余运至北京，藏诸其时之京师图书馆。然转运时已有盗窃，抵京后又有散失，落入不知谁何之手者，亦不少也。洞中所得，佚籍甚多，并有为外国文字者。其中粟特文一种，久绝于世，尤称宝贵焉。此室藏书，复出后虽多散佚，然保存旧籍究不少，实缘其地较偏僻之故，兵燹之剧，但在平原旷野，而物力丰饶之地，亦在于此。而藏书亦于是，遂至人力所成者，仍以人力毁之。设使自古以来，即有一藏书之法，如古人所谓藏之名山者，则书之厄必可少减矣。王室所居，即为政权所寄，其兵争必尤烈，而中秘之藏即在是，故历代所有，无不灭亡，此亦据天下而自私之祸也。

《困学纪闻》：“孝宗问周益公云：唐孙樵读《开元录》杂报数事，内有宣政门宰相与百寮廷诤十刻罢，遍检薪、旧《唐史》及诸书，并不载。益公奏：《太平御览》总目内有《开元录》一书，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传耳。容臣博加询访。”《集证》引孙樵《读开元杂报》云：“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寮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首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诤，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此盖后世宫门抄之类？论者谓为报纸之渊源也。

《旧书·吐蕃传》：开元十八年（730年），使来，奏云：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昔东平王入朝，求《史记》、诸子，汉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且臣闻吐蕃之性，慓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废兴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籍寇兵而资盗粮也。且公主下嫁从人，合慕夷礼，返求良书，恐非本意，虑有奔北之类，劝教于中。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疏奏，不省。《新书·休烈传》云：疏入，诏中书门下议。侍中裴光庭曰：“休烈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亦于是乎在。”帝曰：“善。”遂与之。则不得云不省也。而休烈之锢蔽，则匪夷所思矣。

古物亦时有发见，但唐以前人知贵之者尚少耳。《旧书·音乐志》：“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阮咸，亦奏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明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此以古物与图画相证者也。然伪物亦时有之。薛《史·张策传》：少聪警好学，尤乐章句。居洛阳敦化里。尝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且又制作奇巧。策父同甚宝之。策时在父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公薨，改年为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汉禅，始号黄初，则是黄初元年无二月明矣。”同大惊。亟遣启书室，取《魏志》展读，一不失所启。宗族奇之。此物之伪，似无可解免，知好作伪者历代有之也。

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宗教

第一节 诸教情状

当晋、南北朝之世，佛教之流传初盛；牢笼旧有诸迷信之道教，亦于此时长成。适会新莽变法败绩，吾国人不复敢言改变社会组织、政治制度，而欲以空言提唱道德，移易人心，玄学因之昌盛；其易与哲理精深之佛教合流，又将己所崇信之哲理，与旧有诸迷信相结合而成道教者，势也。顾怀抱此等见解者，不过极少数人。其大多数人，固皆视佛与道为宗教而迷信之者也。视为宗教而迷信之，则必不免多所耗费。物力耗矣，而于精神仍不能有裨，此为求益而反损。晋、南北朝之世，实不免此弊。顾流弊初滋，呼号而欲刬除之者，亦即随之而起。隋、唐之世，此义日昌，而限制宗教之政令，亦因之而渐行焉。佛家痛心于三武之厄。三武者？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也。佛狸废佛，别有用心；周武则特欲除宗教之弊，而非欲去教化之实；《两晋南北朝史》已详言之。唐武宗，世皆言其废佛，实亦仅限制之而已。限制则去其流弊之谓也。知宗教之不可无，而特欲去其流弊，可不谓之合于理乎？武宗之废佛，固不久而即复，然合隋、唐三百年之事而观之，则限制宗教，去其泰甚之论议，与夫随之而起之政令，夫固寖昌寖炽也。经此一番矫正，宗教之流弊遂渐祛，于物力少所耗费，而弊之中于人心者，亦日澹矣。

儒、释、道并称三教之局，至南北朝之世，业已一成而不可变矣。儒家实非宗教，何以能与释、老并称？此即可见吾国人对待宗教之中理，不使教义与人事离逖过甚也。姚崇之将死也，遗令子孙毋作佛事。又曰：道家“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更不可用。《旧书·本传》。李叔明之欲裁减寺观僧道也，彭偃议言：“道士有名亡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新书·李叔明传》。详见下节。则道家名虽与佛并列，实则佛之附庸而已。宗教流弊之轻重，则佛教之盛衰也。而佛教之在隋、唐，实为盛极而衰之世。

中国之佛教，凡得十三宗，兴于隋、唐之世者，为俱舍、摄论、华严、法相、真言五宗，《两晋南北朝史》已言之。俱舍、摄论，后皆折入法相，不足深论。华严、性、相，并称教下三家，与禅宗之自称教外别传者相对，顾至唐中叶而皆衰；真言宗则本未大盛；唐中叶后盛行者，则禅、净二宗而已。此其故何哉？信佛者，极少数人，固不敢谓其不能发弘愿，蠲私欲。顾此特极少数耳，其大多数，则皆欲蕲求福报者也。信佛之后，此念自不能无变化，然终潜伏于其心坎深处，宋、明理学家所讥其多得这一些子意思者也。然欲蕲求福报，其所愿果获遂乎？中国人言福善祸淫，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较之佛家期报于冥冥不可知之数者，岂不更为实在？其如与事实不符何？佛教之言轮回，言来世，则正所以弥此缺憾者也。然言轮回，言来世，果遂足以弥此缺憾乎？佛家之言修持也，义甚精微，循其义而行之，必非一世所能竟，此事之至易见者。然不修至佛地位，则终不免于退转而仍入轮回。一入轮回，则因其根器之不同，而修为之机缘，或且甚少。此宁不使人怖惧？然谓修为者立义可以稍粗，或虽未成佛亦可以不退转，则非尽易前说不可，此狐埋之而狐搰之也。然则教义愈入于精微，愈将使信徒掉头而去矣。此佛家因发展过度，而自入于绝路者也。临此局势，势不可不思所以救之。救之之道惟何？朝暮四三，易其名者固不能变其实。曰“二乘聋瞽，地狱顿超”，此佛可速成之说也。虽道自华严，见《华严经·随好光明功德品》。而惟禅宗之屏弃人事，专事一心者，足以致之，固无疑义。曰求生净土，免受后有，而于其中，徐徐修行，以至成佛，则虽未成佛亦不退转之说也。净土宗实唱道之。佛为宗教，所说教义，虽极精深，意皆在开示人使事修持，非重其义。能修持矣，义自可作筌蹄之弃。故禅宗之说，无可诘难。抑佛家修持之法，括以止、观双修。净土宗教人以观想、持名，于此二者固无所偏废，特变繁难为简易耳。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固不能谓简易之法，不逮繁难。则净土宗之说，又无可诘难也。以此自救，可谓煞费苦心。然禅宗大行，势必至于教义皆无所知，戒律亦可捐弃，而枯寂、猖狂之弊作。至净土宗则本云“普接利钝”，愚柔者无不归之，而佛教中之乡愿满天下矣。朝暮四三，易其名者终不能易其实。佛教至此，欲无衰落，得乎？

由盛入衰者，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当其中与盈之时，衰机虽肇，衰象固不可得而见也。故隋、唐之世，佛、道二教，仍极受政府之尊崇。隋文帝之专事矫诬者无论矣。武则天因沙门伪撰《大云经》，令释教在道教之上。中宗复国，崇饰寺观。睿宗仍之。玄宗初年，稍有沙汰，见下节。后亦停止。肃宗在凤翔，即作内道场，供奉僧晨夜念佛，声闻于外。见《旧书·张镐传》。代宗任元载、王缙、杜鸿渐，其迷信又加甚焉。宪宗迎佛骨，结内道场，数幸诸寺，施与过当。见《旧书·萧仿传》，附其从兄俛传后。懿宗又迎佛骨，赐讲经僧沉香高坐，饭万僧。《旧书·李蔚传》。其耗费，于唐诸帝中盖为最甚？《旧书·本纪赞》。犹曰：“此等举动，历代有之，非唐所独也。”至其于道教，则更有超越前古者。唐起夷狄，欲自附于华夏，乃谬托老子为始祖。又因古李、理二字，互相通假，并牵率及于皋陶。谓其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时，有名徵者，以直道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乃改理为李氏焉。《新书·宗室世系表》。高祖即幸终南山谒老子庙。《旧纪》武德七年（624年）。太宗虽谓神仙事本虚妄，《旧纪》贞观元年（627年）。而亳州老君庙，亦与兖州宣尼庙同修。《旧纪》贞观十一年（637年）。高宗封禅，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旧纪》乾封元年（666年）。武后专政，又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旧纪》光宅元年（684年）。及革命，黜玄元皇帝之号，仍称老君。至中宗又复其旧。《旧纪》神龙元年（705年）。皆所以辗转文此一举之过者也。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一期也。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本纪》作文中子，“中”字衍，《礼仪志》无。天宝元年（742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于大宁坊。二月，亲享于新庙。号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皆为真人，其所著书称真经。改桃林县为灵宝县。九月，玄元庙改称太上玄元皇帝宫。二年（743年），追上尊号，并追尊其父、母及皋陶为帝、后。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自此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享太庙，又次日乃祀南郊焉。七年（748年），又有人言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元阁，改为降圣阁。又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仍立祠宇。八载（749年）、十三载（754年），又再上玄元皇帝尊号。十四载（755年），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以上并见《旧书·本纪》及《礼仪志》。《新纪》云：至德二载三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则至入蜀之后，其妖妄犹未息也。高宗尝幸少室山，赐故玉清宫道士王远知谥。又幸逍遥谷道士潘师正所居。《旧纪》调露元年（679年）。睿宗亦尝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旧书·文苑·李适传》。然皆未使与政。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5年），征张果至京师。果见两《书·方伎传）。由是颇信神仙。《通鉴》。其后道士孙甑生，遂托修功德，往来嵩山，求请无度。《旧书·忠义·李证传》。术士苏嘉庆请祀九宫

贵神。事见《旧书·礼仪志》及《舒元舆、崔龟从传》。王屿更专以祠事希幸。肃宗立，竟至宰相。肃宗尝不豫，玙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传而行。上令中使监之，因缘为奸，所至干托长吏，以邀赂遗。代宗时，道士李国祯请于昭应县南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县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皆见《旧书·王屿传》。术士巨彭祖，又请每四季月郊祀天地。见《旧书·礼仪志》及《归崇敬传》。皆因臣下谏诤，仅而获已。凡兹淫祀，蠹国劳民，亦皆玄宗阶之厉也。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二期也。第一期欲以诳人，第二期则反为人所诳矣。至第三期，则其事又异。宪宗信方士柳泌及僧大通，服金丹，数暴怒，恚责左右见弑。见《旧书·本纪》元和十四（819年）、十五年（820年），两《书·李道古、皇甫镈》，《新书·宦者·王守澄传》。穆宗立，悉窜诛之，然身亦饵金石而死。见《旧纪》长庆四年（824年）及两《书·裴潾传》。敬宗信道士刘从政、孙准、赵归真，山人杜景先，处士周息元。遣中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山采药，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岭南求访异人。见《旧纪》宝历元年（825年）及《新书·李德裕传》。文宗立，配流赵归真等于岭南。武宗居藩，即好道术、修摄之事。及即位，复召归真，令与衡山道士刘玄靖修法箓。筑望仙观于禁中，望仙台于南郊坛。服方士药，肤泽消槁，喜怒无常，卒亦不得其死。见《旧纪》开成五年（840年），会昌元、三、四、五年，《新书·后妃·武宗贤妃王氏传》。宣宗立，诛刘玄靖等十二人。及季年，患风毒，复欲服金石之药。见《旧纪·赞》及《韦澳传》，《新书·崔慎由传》。卒为李玄伯所误，见第二十二章第六节。此唐代尊崇道教之第三期，纯出于求长生之私欲，并迷信之愚诚而无之矣。其流，至于梁太祖犹因病欲服石剂。见薛《史·段深传》。而王衍亦起上清官，塑王子晋像，尊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焉，欧《史·世家》。亦可谓远矣。然此等表面之尊崇，曾何足挽二氏将衰之运也？

斯时之出家者，才智之士尚多。如魏征即曾出家为道士。姜公辅罢相，亦乞为道士。孙晟为南唐志节之士，亦少为道士。道士如此，僧徒自更不待言。北汉末叶，抗御中原之力极强，其辅佐之者，一僧继颙，一曾为道士之郭无为也，说见第十四章第六节。韦渠牟亦有才学，而初为道士，后为僧。僧道亦多有著述。散见两《书·经籍、艺文志》中。僧徒尚有远游求法者，而玄奘留印度至十七年，多赍经论返国，译出者至七十余部，尤蔚然为佛乘之光焉。玄奘所译经，《旧书·本传》云七十五部。《续高僧传》云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之后，游印者又有义净，有《南海寄归内法传》。陆羽育于僧人，欲教以旁行书，而羽不肯，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薛《史·世袭·李茂贞传》言：岐下有僧曰阿阇梨，通五天竺语，为士人所归；足见通知印度文之僧人，五代时尚有之也。道家固多诞妄，然观李道古进柳泌以误宪宗，而身亦以服药死，则药虽误，进之者未必欺人；即方士，或亦诚为古人所欺也。其所行服饵、道引及诸小术，则更不能谓为欺人。当时道流，或有小术。如《新书·马周传》，言周之亡，太宗思之甚，将假方士术求见其仪形，此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也。《方技传》云：孙甑生能使石自斗，草为人骑驰走，此栾大使棋自相触击也。此固不能欺人。其有导引术者，如《张果传》言其善息气，能累日不食，此亦不容作伪。事服饵者，如《旧书·萧嵩传》，言其性好服饵，及罢相，于林园植药，合炼自适，此等亦无流弊，惟服金石之剂，则为所误者极多。然谓其意在欺人，则亦未必，何者？以此进于人君，厚赏未必可期，一误，或药虽不误而其君自以他故致疾、致死，皆可罹不测之祸，又何苦昧死以幸利邪？荒诞者自有之。如张果自言生尧丙子岁，位侍中。《新书·艺文志》有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注》云：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则真可发一噱，然此等并不足以概其全也。而其中亦诚有通晓玄言、恬退守正之士，两《书·方伎传》中有之，《隐逸传》中亦不乏也。然欲侍此等以挽二氏将衰之运，则更无可望矣。

舆论必先于政令。当时政府之于二氏，虽致尊崇，特积习相沿，又其人本昏愚，或则中于贪欲耳。明睿之舆论，固多欲祛除二氏之流弊，此新生方长之力也。韩愈攘斥佛、老之说，略见第二十二章第三节。愈以谏迎佛骨贬，志不行于当时。张籍责其不能著书以觉世，而愈答书曰：“古人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为书。为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则俟五十、六十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新书·愈传》。其毅然自任之志，曾不少减焉。薛《史·马胤孙传》，言其慕韩愈之为人，尤不重佛。及废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依长寿僧舍读佛书，乃幡然一变。此虽变于后，其初固愈之徒，足见志愈之志者不乏其人。此等人日多，攘斥佛老之论，亦必随之而盛矣。愈等皆欲得位乘时，为天下祛除积弊者。其欲修之于身，行之于家者，则如姚崇，遗令戒子孙毋作佛事。《旧书·本传》。李夷简将终，亦戒毋事浮屠。《新书·本传》。石昂，父好学，平生不喜佛说。父死，昂于柩前诵《尚书》，曰：“此吾先人所欲闻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欧《史·本传》。姚崇言“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此义固中材所能知。其论事佛求福，乃反得祸，与韩愈谏迎佛骨之说同，则更中人以下所能解矣。此等议论昌，而流俗之崇奉二氏，亦益澹矣。此等风气，潜滋暗长，则政令虽未行，不过枝叶未有害，而其本实固已先拔矣。

佛、道而外，隋、唐之世，尚有自外国传来之宗教。曰火祅，曰摩尼、曰景、曰伊斯兰教，而摩尼为盛。诸教事迹，皆颇湮晦。近人陈垣，撰《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于此二教之事迹，搜考颇详，并略及于景教。惟伊斯兰教之事迹，则尚甚湮晦耳。今略述今所能考见者如下：

火祅，即南北朝时之胡天。《通典·职官典》：视流内有萨宝、正五品。萨宝府祅正；从七品。视流外有萨宝府祅祝、勋品。萨宝率府、四品。萨宝府史五品。诸官。《注》云：“武德四年（621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祀，取火咒诅。”《旧书·职官志》云：视流内、视流外诸品，开元初一切罢之，惟有萨宝祅正、祅祝、府史，盖为此教而特存之者也。《新书·百官志》祠部职云：“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祅，岁再祀而禁民祈祭。”唐韦述所撰《两京新记》久佚，日本《佚存丛书》刊其第三卷。据所记，则西京火祅祠有四：一在布政坊，一在醴泉坊，一在普宁坊，其一佚焉。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所引补之，则在靖恭坊也。敏求又有《河南志》，亦久佚。清嘉庆间，徐松因纂《全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知是敏求旧帙。乃辍集他书，成《唐两京城坊考》。此亦足补《宋志》之亡。据所考，则东都会节坊、立德坊皆有祅祠。又据张《朝野佥载》，《四库全书》本。知东都南市西坊亦有祅祠，又凉州有祅神祠。而凉州祆神祠，亦见敦煌唐写本《图经》残卷。皆足与《新志》之言相证。而《两京新志》布政坊祅祠下《注》云“武德四年（621年）立”，又足与《通典》之言相证也。火祆不传教，亦不翻经，又称祠，间称庙，而不称寺，盖中国人无信者，特胡人自奉其所信而已。皆据陈氏《火祆教入中国考》。其详当考原文。

摩尼教则异是。《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云：“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二宗经》者，摩尼教经名。拂多诞其教中职司，李肇《国史补》所谓小摩尼也。此为摩尼教入中国之始。《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七云：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慕阇亦其教职司之名，《国史补》所谓大摩尼也。《通典》萨宝府《注》，于火祆外兼及他外教事。其述摩尼事云：“开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则其教甫入中国，即从事传布，而中国则禁止之。此亦犹佛教初传来时，不许华人剃度耳，见下节。当时火祅亦不传教，非独歧视摩尼也。然中叶后，摩尼挟回纥之势而来，中国遂不能禁。《僧史略》卷下云：“大历三年六月，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佛祖统纪》卷四十一纪此事云：“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则“大云光明”为摩尼教之寺无疑。而《新书·常衮传》云“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后乃创邸第、佛祠”，云佛祠者，《九姓回鹘可汗碑》云：“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似摩尼自称真佛，故开元敕斥其妄称佛教。然则称大云光明寺为佛祠，疑当时流俗自有此语，纪载者从而书之，子京遂未改正也。《僧史略》又云：“大历六年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佛祖统纪》则云：“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疑《僧史略》夺扬字。建寺及于江域者，摩尼本行于西域，回纥之入中国，亦尝与贾胡偕，疑寺亦随其足迹之所至，非其教之传布，如是其速也。《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云：“贞元十二年（796年），回鹘又遣摩尼八人至。”云又，明非初至。《旧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命阴阳人法术祈雨”。《唐会要》卷四十九《摩尼寺》条云：“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知阴阳人即摩尼师，久自通于政府，而两《书·回纥传》皆谓其元和初以摩尼至。《通鉴》亦于元和元年（806年）书云：“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明其所据皆同，而其说实误也。《册

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云：“元和二年（807年），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旧书·本纪》同，惟无使者及三所字。《旧书·回纥传》：“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然后卒许其和亲，至长庆元年（821年），“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焉。摩尼在回纥中之权势可见。《传》又云：其“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中国盖未尝不苦之。故回纥一败，摩尼即遭禁断矣。以上亦多据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

景教之来，事在贞观九年（635年）。十二年（638年），许其建寺，名波斯。天宝四年（745年），敕云：“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通典萨宝注》。《两京新记》：西京醴泉坊街南之东有波斯胡寺。《注》云：“仪凤三年（678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长安志》云：“景龙中，宗楚客筑此寺入其宅，移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祅祠之西。”《两京新记》又云：普宁坊街东之北有波斯胡寺。《唐两京城坊考注》云：“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据《景教碑》，普宁坊应作义宁坊，阿罗斯应作阿罗本。又《两京城坊考》东都修善坊有波斯胡寺。皆其遗迹之可考者也。亦据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建中二年（781年），寺僧景净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于长安崇仁寺掘得。而近世敦煌石室所得者，又有《景教三威蒙度赞》。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东亚基督教徒》，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内。皆可考见景教初入中国时之情形焉。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尚乏信史可征。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传》云：广州城内有怀圣寺，寺内有番塔，或称光塔，其构造与佛塔绝异。相传为伊斯兰教初至时所建。清金天柱《清真释疑补缉》所收《天方圣教序》云：“天乃笃生大圣穆罕默德，作君作师，维持风化。西域国王，皆臣服而信从之，共上尊号为赔昂伯尔。隋文帝慕其风化，遣使至西域，求其经典。开皇七年（587年），圣命其臣赛一德斡歌士赍奉《天经》三十册传入中国。首建怀圣寺，以示天下。”此说自不足信。桑原氏谓光塔与岳珂《桯史》所云蒲姓宅后之率堵波绝相类，疑寺亦宋时蒲姓所建也。本文三，《考证》二十八、二十九。又引明何乔远《闽书》卷七云：“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泉州东南郊外之灵山。桑原氏谓其言武德时来难信，然其说起原颇古，当在北宋前唐中世后云。本文一，《考证》十。唐时大食来者甚多，其教不得无随之而至者，特其遗迹无可考耳。然即有来者，亦不过自传其教，于中国人必无大关系也。

外来之宗教，固与中国人无甚关系，佛、道二教，看似牢笼全国，实亦不然。凡教，其质皆同，惟其所遭际者有异。因缘时会，通行较广，又为执政权者所崇信，则所奉事者称为正神，其教为大教，而不然者，则见目为淫祀，为邪教矣。狄仁杰充江南巡抚使，奏毁淫祠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旧书·本传》。然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隋书·本传》。然则伍子胥庙，又何尝不可烦民也？烦民与否，岂视其所奉之神哉？于 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惟吴太伯、伍子胥等三数庙存焉。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皆见《旧书·本传》。二事与狄仁杰绝相类。观后继者所除去之多，而知前人之政绩，为实录，为虚饰矣。果俗之所共信，岂易以此等政令摇动

邪？不特此也。《旧书·德裕传》又言：宝历二年（826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访闻此水，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数月已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缘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咋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于黎甿。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从之。而《新书·裴度传》曰：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毫州圣水出，饮者疾辄愈。度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然则令狐楚之智，与江南雇人取水者无异也。不亦令人齿冷乎？以此等人执政，而定教之邪正，岂足信哉？《新书·林蕴传》言：其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然则淫祠民固苦之矣，而不废者，有所利者把持之，民固无如之何也。然此等见尊于一方之神，遭际时会，风行全国，列为明神者众矣。

第二节 限制宗教政令

僧、道本非可以伪滥也。“自西晋已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傅奕《请除佛教疏》语。奕意见虽偏，此语则不能为伪造也。其后虽许之，然管辖有定职。北齐以昭玄寺掌佛教，隋曰崇玄署，隶鸿胪。炀帝改郡县佛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各置监、丞。见《隋书·百官志》。唐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贞观中，废寺观监。上元二年（675年），置漆园监，寻废。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置崇玄学。天宝二载（743年），改曰崇贤馆。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天宝二载（743年），以道士隶司封。贞元四年（788年），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工役。元和二年（807年），以道士、女冠隶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842年），以僧、尼隶主客。见《新书·百官志》宗正寺及崇玄寺注。寺观、僧道有定数。见《新志·崇玄署职》。剃度须得允许，《新志·崇玄署职》云：“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行动亦有拘检。崇玄署职又云：“凡止民家，不过三夜。出逾宿者，立案连署，不过七日。路远者州县给程。”《韩愈传》：贾岛，范阳人。初为浮屠。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则其管束有时颇严。皆非可以任意为之也。然终不免于伪滥，于是沙汰限制之政行矣。

唐开国即行之。《旧书·高祖纪》：武德九年五月，辛巳，诏曰：“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沽，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御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事竟不行。此诏之为沙汰而非废绝，事甚明白。《新书》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又于六月书“复浮屠、老子法”，谬矣。惟下诏之月，《新纪》与《通鉴》同，当从之，《旧纪》之五，盖误字也。《旧纪》云事竟不行，似但未奉行而已，未尝更有诏令，而《新纪》云复者，其文承“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之后，在“癸亥，立秦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之前。数日之间，必不能更有处置佛、道之诏，疑赦文中或有暂缓沙汰之语，后遂阁置未行，故《旧纪》云事竟不行，《新纪》乃书之曰复也。此事据《旧书·傅奕传》及《通鉴》，皆因奕上疏请除去佛教而起。《旧传》奕上疏在七年（624年），而《通鉴》系九年（626年），盖因沙汰之诏追溯之。《奕传》载奕疏后又云“又上疏十一首”，明非一疏入而即决。《传》又云：高祖付群臣详议，惟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而中书令萧瑀则与之争论。《新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有法琳《辨正论》八卷，又《破邪论》二卷。《注》云：琳姓陈氏。傅奕请废佛法，琳诤之，放死蜀中。则此事争辩，历时颇久，不以为然者实多，此赦文所以停止之欤？

武德诏虽未行，然欲沙汰僧、尼者仍不绝。武后时，苏瑰请并寺，著僧常员，数缺则补。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姚崇相玄宗，建言之。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李叔明为东川，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都官员外郎彭偃曰：“天生蒸人，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僧、道士年未满五十，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冠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刑部员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著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余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李训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赋，耗国衣食，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以上皆据《新书·本传》。《李训传》又云：既执政，自白罢，因以市恩。《通鉴》：大和八年七月，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十月，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此等皆诬罔之辞，盖时未暇及此耳。此等皆欲行诸全国者。其操一方之政柄，而自行之于所治之地者，则有如韩滉为镇海，毁拆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以修坞壁；以佛寺铜钟铸兵器。李德裕徙西川，毁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与农。亦如其废淫祀然，莫之能止也。积之久，乃复有武宗沙汰僧尼之举焉。

《旧书·本纪》：会昌五年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又奏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八月，制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下制明廷，宜体予意。十一月，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新书·食货志》云：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通鉴》云：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僧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此武宗沙汰僧尼、佛寺之大略也。《旧书》纪此事，皆归咎于赵归真，《旧纪》：会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五年正月，归真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以其独汰佛而不及于道言之，似也。然道非佛比，彭偃则既言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谓武宗以求长生故而不去道则可，谓其汰佛全由道家之媒孽，恐非实录也。此事在当时，亦为非常之举，然言其“太暴宜近中”者，一韦博而已。见《新书·本传》。武宗政固严切，然以唐时士夫信佛者之多，事苟违理，岂有举朝缄口结舌者？是知沙汰僧尼，事不容已，在当时，亦为众所共喻矣。

矫枉者必过其直，见矫者又必稍复于枉，屡矫屡复，而后终剂于平焉，物之理也。佛教之在中国，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岂其韦博所云太暴之政，遂能使之一蹶不复振？武宗死而其政即废，势也。《通鉴》：宣宗大中元年，闰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臣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五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六年十二月，中书门下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院，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十年十一月，“敕于灵感、会善二寺置戒坛。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两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选旧僧、尼。旧僧、尼无堪者，乃选外人”。大中之政可考见者如此，谓其务反会昌之政得乎？谓僧、尼之弊，皆复其旧，能乎不能乎？然则谓会昌之政之废，皆出大中君臣之私，亦非实录也。何也？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势固然也。

佛教之在中国，取精用弘，故一遭破坏，旋即恢复，他教则不能然矣。此亦见大中之政，非其君臣一二人所能为也。摩尼教之见废黜，尚在会昌五年（845年）沙汰僧、尼之前。《会昌一品集》卷五有《赐回鹘可汗书意》，曰：“摩尼教天宝以前，中国禁断。自累朝缘回鹘敬信，始许兴行，江淮数镇，皆令阐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缘自闻回鹘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无依。吴、楚水乡，人性嚣薄，信心既去，翕集至难。朕深念异国远僧，欲其安堵。

且令于两都及太原信乡处行教。其江淮诸寺权停。待回鹘本土安宁，却令如旧。”此当是会昌元年（841年）事，回鹘破败之初也。三年二月，制曰：“回纥既以破灭，应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回纥，并勒冠带，各配诸道收管。其回纥及摩尼寺庄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以同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官点检收抽，不得容诸色人等影占，如犯者并处极法，钱物纳官、摩尼寺僧，委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新书·回鹘传》曰：“会昌三年（843年），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产赀入之官。”谓此也。《僧史略》卷下：“会昌三年（843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宫。当系入官之误。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日本《续藏经》本。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三云：“会昌三年四月，敕下，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陈垣云：“杀摩尼而令作沙门形，不知其意所在。”愚疑摩尼服饰，本近沙门，此时已自冠带，敕令复其旧服，以见杀之之意也。其事近虐，然古代外教传来者，惟摩尼挟回纥之势，宗教之善恶，何以大相去，人见其挟势而来，则恶之矣，此百世之龟鉴也。其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有毋乙之叛。欧《史》记其事极略，但称乙为“妖贼”而已。薛《史》则云：“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糅杂淫秽，宵聚昼散。”亦未云为摩尼，而《僧史略》卷下，指为末尼党类。且云：“后唐、石晋，时复潜兴。推一人为主，百事禀从。或画一魔王踞坐，佛为其洗足。盖影傍佛教，所谓相似道也。或有比丘，为饥冻故，往往随之效利。”则变为秘密教矣。在南方者称为明教。徐铉《稽神录》卷三云：“清源人杨某，有大第在西郭。鬼出没四隅，杖莫能中。乃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惧而去。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遂绝。”明教，盖其教中人所以自名也。后亦秘密传布。宋代，教外人称为吃菜事魔，至南宋末叶，犹未息焉。《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云：“后唐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嗢没斯也。归国锡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赐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李克用虽跋扈，此事未必显违唐朝之政令，然则虽在会昌后，唐于回纥种人之自行信奉者，亦未加以禁止也。火祅教亦有残留者。张邦基《墨庄漫录》：东京城北有祆庙。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一咸通三年（862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绹。一周显德三年（956年），一其五年（958年）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亦有祅神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去右掖门有祅庙。史世爽盖西域人，其祠亦以其种人自奉而获存。张氏又云“俗以火神祠之”，盖对中国人以此自晦，故获留至宋代也。本节所叙史实，亦据陈垣《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

会昌而后，又一次大举沙汰者为周世宗。然此等政令，五代实时有之，亦不独周世宗也。薛《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三月，礼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礼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唐明宗纪》：天成三年十一月诏，曰：“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已后，不得辄有建造。如要愿在僧门，并须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二年六月，“诏天下除并无名额寺院”。《末帝纪》：清泰二年三月，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欲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晋高祖纪》：天福四年十二月，“诏今后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周太祖纪》：广顺三年五月，开封府奏：“都城内录到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诏废之。皆所以限制释道，去其泰甚者也。然此不过限制之而已，实不足以廓清积弊，故又有周世宗之大举焉。

薛《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五月，甲戌，诏曰：“释氏真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天下诸县、城郭内若无敕额寺院，只于合停废寺院内选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无尼住，只留僧寺院一所。诸军镇，坊郭及二百户已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如边远州郡无敕额寺院处，于停废寺院内僧、尼各留两所。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其未剃头间，须留发髻。如有私剃头者，却勒还俗。其本师主决重杖勒还俗，仍配役三年。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等三处，只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

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师主、临坛三纲、知事僧、尼，并同私剃头例科罪。应合剃头受戒人等，逐处闻奏，候勒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应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别无儿息侍养，不听出家。曾有罪犯，遣官司刑责之人，及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并不得出家剃头。如有寺院辄容受者，其本人及师主、三纲、知事僧、尼，邻房同住僧，并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僧、尼、俗士，目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如有此色人，仰所在严断，递配边远，仍勒归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处分。每年造僧账两本：其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界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攒账，至五月终已前，文账到京。僧、尼籍账内无名者，并勒还俗。其巡礼行脚，出入往来，一切取便。”此项条例，远较会昌为宽，盖诚如诏书所云，不过申举旧章而已。《纪》又云：是岁，诸道供到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通鉴》同。又分别言之曰：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惟欧《史·本纪》云：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未知孰是。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为历来攘斥佛、老之口实。然观武德诏书，言其“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则知此说实未为确。有国者之所惜，则赋役而已。惜奉己之赋役，而必借口于蒸民或受其饥寒，宁不令人齿冷？然天下事不可任其孤行。莫为之节，则将日日以长，而涓涓者成江河矣。故二氏之诒害民生，虽不如治人者所言之甚，而其能节制之，使不至于尾大，亦终于治化有裨也。

第三节 杂迷信

古代一切迷信，后世总称为阴阳。如《旧书·吕才传》言：“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是也。才既受命，“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合百卷。贞观十五年（641年），“书成，诏颁行之”。案《隋书·高祖纪》：仁寿二年（602年），“诏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缪”。《萧吉传》言高祖命其“考定古今阴阳书”。《临孝恭传》言高祖命其“考定阴阳”。《旧书·百药传》亦言开皇时“诏令撰阴阳书”。则自隋世即有意于刊正。吕才修阴阳书，颇能破除迷信。《传》载其叙宅经、葬书、禄命之辞，谓“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卢藏用传》言其“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炼气之术”，亦道士之流。然“以俗多拘忌，著《析疑论》以畅其事”。则明理之士，于此原不深信。张公谨卒，太宗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日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不听。《旧书·公谨传》。李石奏请开兴成渠，李固言谓“恐征役今非其时”。文宗曰：“莫有阴阳拘忌否？苟利于人，朕无所虑也。”《旧书·石传》。李愬将攻吴房，军吏曰：“往亡日，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旧书·本传》。亦皆能破除拘忌。武后以崔神庆为并州长史，“自为按行图择日”，《旧书》神庆附其父《义玄传》后。亦不过聊示抚慰之意耳。然利害所牵，终不免于皇惑。《新书·李泌传》言：肃宗重阴阳巫祝，擢王屿执政，大抵兴造工役，辄牵禁忌俗说，而黎干以左道位京兆尹。德宗素不谓然，及嗣位，罢内道场，除巫祝。代宗将葬，帝号送承天门，韫车行不中道。问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坏，太卜言孟冬魁冈，不可营缮。帝曰：“春秋启塞从时，何魁冈为？”亟诏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验，始尚时日拘忌，因进用泌。即其明征也。《方技传》：桑道茂，善太一遁甲术。乾元初，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势危甚。道茂在围中，密语人曰：“三月壬申西师溃。”至期，九节度皆败。后召待诏翰林。建中初，上言“国家不出三年有厄会，奉天有王气，宜高垣堞为王者居，使可容万乘者”。德宗素验其数，“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兵城之”。《泌传赞》曰：“观肃宗披荆榛立朝廷，单言暂谋，有所寤合，皆付以政，当此时，泌于献纳为不少；又佐代宗收两京；独不见录，宁二主不以宰相期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隋炀帝即位，悉召请术家坊处之，使乙弗弘礼总摄。李淳风死，候家皆不效，武后乃诏严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尚献甫善占候，武后召见，由道士擢太史令。辞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长。”后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以献甫为令，不隶秘书省。皆见《新书·方技传》。刘隐招礼唐名臣谪死南方者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周杰善星历，唐司农少卿，隐数问以灾变。杰耻以星术事人，尝称疾不起。欧《史·世家》。此等原不过过而存之，然遇皇惑无主之时，即不免生心害政矣。《新书·李靖传赞》曰：“世言靖精风角、鸟古、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料敌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传著怪诡 祥，皆不足信。”《裴行俭传》曰：“通阴阳历术，每战豫道胜日”，亦俗人所传之一端也。遇大事不能明其所以然，则以怪诡 祥相附会矣，此其致惑之由也。

禄命之说，亦根于时日禁忌而来。《隋书·袁充传》：充于仁寿初上表，言隋文“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是也。《临孝恭传》言其著《禄命书》二十卷，盖即其术。《旧书·方伎传》言：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其夭寿善恶”，其所操盖亦是术也？

相术在唐时，最著者为袁天纲、张憬藏、金梁凤，皆见两书《方伎传》。五代时有周元豹，薛《史》有传。其言冯道事，见道及张承业《传》，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五节。欧《史》元豹事见《赵凤传》。《旧书·萧嵩传》，言：嵩初娶贺晦女，与陆象先为僚婿。宣州人夏荣，称有相术，谓象先曰：“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良吏·高智周传》：智周少与乡人蒋子慎善，同诣善相者，曰：“明公位极人臣，而胤嗣微弱，蒋侯官禄至薄，而子孙转盛。”可见士夫喜言相术者之多。《睿宗·诸子传》：惠庄太子，母柳氏，掖庭宫人。之初生，则天尝以示僧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之精，养之宜兄弟。”则天甚悦，始令列于兄弟之次。则僧人亦有操是术者。欧《史·周家人传》：世宗宣懿皇后符氏，初适李守贞子崇训。有术者善听人声，守贞出其家人使听之。术者闻后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此所谓声相，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亦相术之一端也。

《隋书·萧吉传》云：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殁。”然竟从吉言。《杨素传》：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上善之。下诏曰：“葬事依礼，惟卜泉石，至于吉凶，不由于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介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诚孝。”乃别封其一子。此皆明言其不足信，而竟从之，亦所谓过而存之者也。《吉传》又言：吉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天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亦此类矣。又云：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此等说不必实，然有此等说，即可见是时迷信葬地能祸福人者之众矣。《旧书·严善思传》：则天崩，将合葬乾陵，善思奏议诤之。善思虽列传《方伎》，而少以学涉知名，其言亦颇合典礼。然又曰：“山川精气，土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亦不能离祸福以为言也。《新书·杜正伦传》：谓其与城南诸杜不协。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利以坏之；此则生宅之说也。

龟卜之术，随世益微，诸言卜者，实多指筮，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四章第一节。隋、唐之世，仍是如此。《新书·百官志》：太卜署令，掌卜筮之法。一曰龟。祭祀大事，率卜正卜日，示高于卿，退而命龟，既灼而占。小祀、小事，则卜正示高命龟，而太卜令、佐莅之。此当尚是龟卜。然不过奉行故事而已。《隋书·艺术传》：杨伯丑，好读《易》。有张永乐者，卖卜京师，伯丑每从之游。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伯丑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又云：伯丑亦开肆卖卜。有人失子、夫妻、失金，“就伯丑筮”。《旧书·李纲传》言：“纲见善卜者，令筮之。”皆可见其名卜而实筮。《张公谨传》云：太宗将讨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之，遽投于地。此等传说，信否未可知。《新书·诸公主传》：城阳公主之婚，帝太宗。使卜之。繇辞曰：“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婚则吉。”此辞未必非宋祁所为，其果为龟卜与否，亦不可知也。《旧书·刘黑闼传》：窦建德故将谋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其非必指龟卜，更无疑矣。《玄宗纪》：中宗将祀南郊，来朝京师。将行，使术士韩礼筮之，筮一茎孑然独立。《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传》：隋大业中，尝归宁。后舅高士廉媵于后所宿舍外见大马，高二丈，鞍辔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新书·高骈传》：蜀之土恶，成都城岁坏，骈易以砖甓。讫功，筮之，得《大畜》。薛《史·赵凤传》：疾笃，自为蓍，卦成，投蓍而叹。欧《史·马重绩传》：张从宾反，命重绩筮之，遇《随》。《南汉世家》：楚人以舟师攻封州，封州兵败，俱，以《周易》筮之，遇《大有》。皆明言所用者为筮。《旧书·李华传》：华著论言龟卜可废，通人当其言，盖以实无能通其术者也。然史言卜筮者，并不必皆指筮。《李绛传》：宪宗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绛对言“风俗近巫”，《易》岂巫觋所能知邪？欧《史·贺瑰传》言：梁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朱宣遣瑰救之。瑰欲绝梁饷道，梁太祖得降卒知之，“以六壬占之，得《斩关》，以为吉”，选精兵疾驰之，擒瑰。此等卜筮以外之占术，流行者必甚多也。《新书·太宗纪》：武德九年九月，禁私家妖神、淫祀、占卜非龟易五兆者，盖以此也。

《旧书·后妃传》：上官婉儿在孕时，其母梦人遗己大秤。占者曰：“当生贵子，秉国权衡。”既生女，闻者嗤其无效。及婉儿专秉内政，果如占者所言。又宪宗孝明皇后郑氏，宣宗之母也。会昌六年（846年），后弟光梦车中载日月，光芒烛六合。占者曰：“必暴贵。”月余，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检校户部尚书、诸卫将军。出为平卢节度使。《崔湜传》：萧至忠诛，湜坐徙岭外。行至荆州，梦于讲堂照镜。曰：“镜者明象，吾当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梦人张由。对曰：“讲堂者，受法之所；镜者，于文为立见金。此非吉征。”其日，迫使至，缢于驿中。观此三事，唐时尚有专以占梦为业者。

望气之术，军中偏多。《隋书·长孙晟传》：仁寿元年（601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新书·吴武陵传》：吴元济未破数月，武陵自硖石望东南，气如旗鼓矛盾，皆颠倒横斜。少选，黄白气出西北，盘蜿相交。武陵告韩愈曰：“今西北王师所在，气黄白，喜象也。败气为贼。日直木，举其盈数，不阅六十日，贼必亡。”薛《史·符存审传》：与李嗣昭援朱友谦，将战，望气者言“西南黑气如斗鸡之状，当有战阵”。此皆言战斗事，为军中置望气之本义。亦有出此之外者。《新书·王潮传》：潮从王绪南走，望气者言军中当有暴兴者。绪潜视魁梧雄才，皆以事诛之。众惧，刘行全乃杀绪而推潮。此或潮自神其事，然军中多有望气，则可见矣。《隋书·韦鼎传》：“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庾季才传》：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于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元谐传》：有人告谐与从父弟滂谋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谐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此亦以人之兴替言之，与《史记》言汉高所居上常有云气，范增使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相类，其所由来者亦旧矣。《旧书·李义府传》：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隋书·萧吉传》：吉表言“献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按《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则言宅经、葬经者，亦咸援望气以为说矣。

于文，皿虫为蛊，汉戾太子以巫蛊败，然江充言于太子宫掘得桐木人，实厌胜之术，非皿虫之义也。皿虫为蛊之事，实首见于《隋书》。《隋书·外戚·独孤陁传》曰：“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之信也。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者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异母弟，陁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陁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讽陁。陁言无有，上不悦。左转迁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正皇甫孝绪、大理丞杨远等杂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从陁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陁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阿尼便咒之归。数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从并州还，陁于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以犊车载陁夫妻，将赐死于其家。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陁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后妃传》云：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于是减死一等。先是有人讼其母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诏诛被讼行猫鬼家。”《通鉴》事在开皇十八年（598年），云：“诏畜猫鬼、蛊毒、厌媚、野道之家，并投于四裔。”按《唐律》有造畜蛊毒之条。《疏议》云：“造谓自造，畜谓传畜，若传畜猫鬼之类。”盖即《独孤陁传》所谓转入也。《隋书·地理志》言宜春等郡，往往畜蛊，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七章第五节。《志》谓干宝谓之为鬼实非，此乃作《志》者之说。《独孤陁传》言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盖正言鬼附其身。《本草拾遗》云：“造蛊图富者，皆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为蛊。能隐形似鬼神，与人作祸。”正与猫鬼之说相类。独孤陁之狱，或不免于诬，然医言文献后、杨素妻之疾为猫鬼疾，先是又有讼母为猫鬼所杀者，则蛊毒传说之盛，概可见矣。然厌胜、咒诅等说，亦未绝迹。

《隋书·柳肃传》：肃为太子仆，太子废，坐除名。大业中，炀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之状。达曰：学士刘臻，尝进章仇大翼，于宫中为巫蛊，肃知而谏，庶人不怿，自后言皆不用。乃召守礼部侍郎。《滕穆王瓒传》云：瓒素与高祖不协。妃宇文氏，先时与独孤皇后不平。阴有咒诅。上命瓒出之。瓒不忍离绝。由是忤旨，恩礼更薄。开皇十一年（591年），从幸栗园暴薨。人皆言其遇鸩。子纶嗣。当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炀帝即位，尤被猜忌。纶忧惧不知所为，呼术者王琛而问之。琛答曰：“王相禄不凡。”乃因曰：“滕即腾也，此字足为善应。”有沙门惠恩、崛多等，颇解占候。纶每与交通。常令此三人为度星法。有人告纶怨望咒诅。帝命黄门侍郎王弘穷治之。弘见帝方怒，遂希旨奏纶厌蛊。除名为民，徙始安。卫昭王爽子集，炀帝时，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诅，亦“除名远徙边郡”。《房陵王勇传》言：皇后有废立之意，勇颇知其谋，忧惧计无所出。闻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召而问之。辅贤曰：“白虹贯东宫门，太白袭月，皇太子废退之象也。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齐王暕传》：暕自谓次当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内常不安，阴挟左道，为厌胜之事。而李徹，大业中，其妻宇文氏，为孽子安远诬以咒诅伏诛。《新书·诸公主传》：太宗女城阳公主，麟德初坐巫蛊，斥其婿薛瓘房州刺史。《旧书·方伎传》：明崇俨，“年少时随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崇俨尽能传其术。高宗闻其名，召与语，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学。仪凤二年（677年），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四年（679年），为盗所杀。时语以为崇俨密与天后为厌胜之法，又私奏章怀太子不堪继承大位，太子密知之，潜使人害之”。《韦安石传》：太常主簿李元澄，安石之子婿。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厌杀之。其婢久已转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蛊也，厌胜也，咒诅也，皆巫术也。当时以为巫术能致人于死，反其道，则亦以为可以求人之生。《旧书·玄宗诸子传》：

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祷弥月，不痊而陨。《李勉传》：除江西观察使。部人有病父，以蛊为木偶人，署勉名位，瘗于其陇。或以告，曰：“为父禳灾，亦可矜也。”舍之。《田仁会传》：转右金吾将军。时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众，自云能令死者复生，市里以为神。仁会验其假妄，奏请徙边。是其事也。巫本假于鬼神。《旧书·方伎传》言：“有师夜光者善视鬼。”欧《史·闽世家》：薛文杰荐妖巫徐彦，曰：“陛下左右多奸臣，不质诸鬼神，将为乱。”使彦视鬼于宫中。《马胤孙传》：卒后，其家婢有为胤孙语者。初崔协为明宗相，在位无所发明，既死而有降语其家，胤孙又然。时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后语”云。此等皆巫之本色也。巫，古本女子为之，男子为之则称觋。巫盖盛于觋？故后散文通称巫。此在后世亦然。《隋书·礼志》云：高祖既受命，遣奉策诣同州告皇考桓王庙，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礼，足见其家旧有女巫。韦后与政，封巫赵陇西夫人，出入禁中，《新书·本传》。亦是物也。

《王制》云：“假于鬼神、时日、 卜筮以疑众。”鬼神、时日、卜筮，盖疑众之三大端也。图谶于时日、 卜筮，皆无当焉，并不足语于方伎，造作者亦不能自托于鬼神，直是妄庸人所为耳。然自后汉以来，习以是谋革易，故有国者深忌焉。隋文矫诬，用谶尤甚，隋时，怪迂阿谀之士，无不援引谶纬者。隋高祖亦恒自言之。如仁寿元年（601年）冬至祠南郊版曰：“山图石瑞，前后继出，皆载臣姓名，褒纪国祚。经典诸纬，爰及玉龟，文字义理，递相符会”是也。其他不可枚举。故其“禁之亦愈切”。《隋书·经籍志》语。开皇十三年（593年），“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本纪》。炀帝即位，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史言“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经籍志》。然造作者仍不绝。李密之起也，移书郡县，言“谶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灭”。又自称“姓符图纬，名协歌谣”。王世充之图篡也，“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谶。世充昵之。法嗣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干以驱羊。云杨隋姓，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皆见《隋书·本传》。唐高祖之起也，许世绪谓之曰：“公姓名已著谣篆。”《新书·本传》。附《刘文静、裴寂传》后。唐俭云：“公姓协图谶。”《新书·本传》。杨玄感反，窦抗谓高祖曰：“玄感为我先耳，李氏名在图谶，天所启也。”《新书·窦威传》。李轨与众共举兵，皆相让莫肯为主。曹珍曰：“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旧书·轨传》。而李浑、李敏在隋世，以有方士安伽陁，自言晓图谶，谓炀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宇文述乃因而构之。此等皆明出造作。盖谶本鄙俗之辞，取其为众所易解，初不资故书雅记，然则焚之何为哉？张亮之诛也，史言其假子公孙节，谓“谶有弓长之主”，而亮“阴有怪谋”。刘兰之死也，史言“长社许绚解谶记，谓兰曰：天下有长年者，咸言刘将军当为天下主。兰子昭又曰：谶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皆《新书·本传》。綦连耀、刘思礼之诛，史言其“相与解释图谶，即定君臣之契”。《旧书·刘世龙传》。房嗣业、张嗣明坐资遣徐敬业弟敬真北投突厥，事觉，嗣业自缢死，而嗣明、敬真，多引海内相识，冀缓其死。嗣明称张光辅“征豫州日，私说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光辅由是被诛，家口籍没。则唐世又习以此诬陷人矣。然武延秀尚安乐公主，“主府仓曹蒋凤说曰：谶书云，黑衣神孙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每劝令著皂袄子以应之”。《旧书·外戚传》。此事未必虚诬，则妄人之借此献媚启衅者，亦不必无之矣。开元六年（718年），以桓彦范等五人配享中宗，诏言其“名著谶纬”。《旧书·彦范传》。其后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玄宗弟范游，“兼挟谶纬”，配徙岭外。《旧书·睿宗诸子传》。张九龄荐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劾奏牛仙客，“语援谶书”。玄宗怒，杖之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龄亦坐举非其人，贬荆州刺史。

《新书·九龄传》。则玄宗于谶，诚有畏忌之情，故王、李林甫得以“蓄谶纬，规复隋室”陷杨慎矜也。玄宗可谓迷信之魁矣。田承嗣之见伐也，既卑辞以止李正己之兵，又知范阳李宝臣故里，心常欲得之。乃勒石为谶书，密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云：“此中有玉气。”宝臣掘地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承嗣又使客讽宝臣，愿取范阳自效。宝臣乃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宝臣密选卒劫朱滔。承嗣闻衅成，乃还军。使告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旧书·宝臣传》。此为史传明言谶文出于伪造者。天下之人，岂其智皆出田承嗣下，然犹竞事造作者？其事无可质证，易以诬陷。故如李逢吉等欲构裴度，乃作谣辞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而张权舆乃上疏言度“名应图谶”；《旧书·度传》。至天祐元年（904年），犹以“言星谶”杀医官阎祐之、国子博士欧阳特；固不恤人之疑其伪也。抑天下岂乏李宝臣之徒？则虽明知信者之寡，亦何妨姑一试之？欧《史·楚世家》言：“杨行密袁州刺史吕师周来奔，颇通纬候。”《吴越世家》言钱镠“稍通图纬诸书”。师周与镠，岂事呫哔者？而亦通此，彼固视为权谲之一端也。《旧书·李淳风传》云：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所谓秘记即谶也。其说至著之史传，则士大夫虽不深信，亦喜传播之矣。市三成虎，此其所以能惑众欤？图谶恒牵涉天文，故天文亦成厉禁。张仲让，迂儒耳，乃以“数言玄象，州县列上其状坐诛”。《隋书·儒林传》。薛颐，隋大业时为道士，善天步律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固丐为道士。太宗为筑观九嵕山，号曰紫府，拜颐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台，候辰次灾祥以闻。《新书·方伎传》。其重之也如此。开成五年十二月，“敕司天台占候灾祥，理宜秘密。如闻近日，监司官吏，及所由等，多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委御史台察访”，《旧书·天文志》。宜矣。然究何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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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夏元史 / 邓之诚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6-6

Ⅰ.①宋… Ⅱ.①邓… Ⅲ.①中国历史－宋辽金元时代 ②中国历史－西夏 Ⅳ.①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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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宋辽金夏元史

宋世系

自太祖赵匡胤代周西历九六〇年，至帝昺灭于元西历一二七九年，凡十八主，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姓赵，名匡胤，涿郡人。仕周。世宗时拜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改归德军节度、检校太尉。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边。命太祖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夜五鼓，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身者，众皆罗拜。拥还，遂受周禅，国号曰宋。建元建隆三年、乾德五年、开宝八年，在位凡十六年。

太宗，初名匡义，赐改光义，太祖之弟。继立，改元太平兴国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在位凡二十二年。

真宗，名恒，太宗第三子。嗣立，改元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乾兴一年，在位凡二十五年。

仁宗，名禛，真宗第六子。嗣立，改元天圣九年、明道二年、景祐四年、宝元二年、康定一年、庆历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二年、嘉祐八年，在位凡四十一年。

英宗，名曙，濮安懿王允让太宗孙之第十三子。仁宗养之于内。嘉祐七年，立为皇子。仁宗崩，遗诏立为帝。即位，改元治平四年，在位凡四年。

神宗，名顼，英宗长子。嗣立，改元熙宁十年、元丰八年，在位凡十八年。

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嗣立，改元元祐八年、绍圣四年、元符三年，在位凡十五年。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继立，改元建中靖国一年、崇宁五年、大观四年、政和七年、重和一年、宣和七年。金兵围汴急，乃禅位于钦宗，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在位凡二十五年。及金人破汴，胁帝北行，金主封为昏德公，卒于五国城。

钦宗，名桓，徽宗长子。嗣立，改元靖康一年，在位凡一年。随徽宗北去，金主封为重昏侯，金主亮时殂。

（以上凡九帝，共一百六十七年自西历九六〇年，至西历一一二六年，史称为北宋。）

高宗，名构，徽宗第九子，封康王。徽、钦北去，即帝位于应天府河南商丘县。旋因金人之逼，避走江南，建都于临安浙江杭县。改元建炎四年、绍兴三十二年，传位于孝宗，称太上皇，在位凡三十六年。

孝宗，名昚，太祖七世孙，高宗诏选太祖之后。绍兴二年，选帝育于禁中。三十年，立为皇子。继立，改元隆兴二年、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传位于光宗，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在位凡二十七年。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乾道七年，立为皇太子。嗣立，改元绍熙五年，传位于宁宗，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在位凡五年。

宁宗，名扩，光宗第二子。嗣立，改元庆元六年、嘉泰四年、开禧三年、嘉定十七年，在位凡三十年。

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孙。初宁宗无子，择太祖后二人，养之宫中，一曰贵和，一曰贵诚。寻立贵和为皇子，改赐名竑。宁宗崩，史弥远矫诏，立贵诚为帝，改名昀。即位，改元宝庆三年、绍定六年、端平三年、嘉熙四年、淳祐十二年、宝祐六年、开庆一年、景定五年，在位凡四十年。

度宗，名禥，太祖十一世孙，父荣王与芮，理宗母弟。理宗无子，宝祐元年，立为皇太子，受遗诏继立，改元咸淳十年，在位凡十年。

恭帝，名，度宗子。继立，改元德祐一年。德祐二年正月，元兵南侵，至临安皋亭山，以势穷乃出降。在位凡一年，朝元主于上都，封瀛国公。

端宗，名昰，度宗庶子，恭帝兄，封吉王。德祐二年五月，陈宜中等立之于福州，改元景炎二年。元兵袭之，奔粤，殂于 州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在位凡二年。

帝昺，度宗庶子，端宗之弟。继立，改元祥兴二年。避元兵迁于厓山广东赤溪县东有二山，对峙如门，亦谓之厓门山，元将张弘範袭至，陆秀夫知事已去，乃负帝投海死，在位凡二年，宋亡。

（以上凡九帝，共一百五十三年自西历一一二七年，至西历一二七九年，史称为南宋。）

附宋世系表

辽世系

自太祖阿保机称帝西历九一六年至天祚帝降于金西历一一二五年，凡九主，共二百十年。

太祖，姓耶律氏，名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事迹详前。于后梁太祖贞明二年称帝，国号曰契丹，建元神册六年、天赞四年、天显一年，在帝位凡十一年。

太宗，名德光，太祖第二子。嗣立，仍用天显年号由二年至十一年，凡十年。后晋天福二年西历九三七年，改国号曰辽，改元会同十年、大同一年，在位凡二十一年。

世宗，名阮，太祖长子托允出镇勃海扶余城，号曰人皇王之子，太宗爱之如子。从伐晋，太宗崩于栾城，遂即位于柩前。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旋罢兵，趋上京，改元天禄四年。祭于行宫，遇弑，在位凡四年。

穆宗，名璟，太宗长子。继立，改元应历十八年。帝荒淫无道，猎于怀州，为近侍所弑，在位凡十八年。

景宗，名贤，世宗第二子。继立，改元保宁十年、乾亨四年，在位凡十四年。

圣宗，名隆绪，景宗长子。继立，太后萧氏辅政，复国号曰大契丹，改元统和二十九年、开泰九年、太平十年，在位凡四十八年。

兴宗，名宗真，圣宗长子。继立，改元景福一年、重熙二十三年，在位凡二十四年。

道宗，名洪基，兴宗长子。继立，改元清宁十年、咸雍十年、太康十年、大安十年、寿隆六年，复改国号曰辽，凡在位四十六年。

天祚帝，名延禧，道宗之孙。道宗崩，奉遗诏即帝位，改元乾统十年、天庆十年、保大四年。金兵克上京，帝走云中，复走夹山，内蒙五原县西北；燕京破，又出奔四部山西阴山附近；金兵袭之，复奔走西夏；帝为谋恢复，至武州，为金兵所败，谋奔党项，被金将完颜娄室等所获。时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也。至金，封为海滨王，以疾终，在位凡二十四年。辽亡。

附辽世系表

金世系

自太祖阿骨打称帝西历一一一五年至哀宗死于蔡州西历一二三四年，凡九主，共一百二十年。

太祖，姓完颜氏，名阿骨打，世为生女真节度使。至太祖袭立，叛辽，取辽东北诸州。辽将萧嗣先又大败于混同江，势遂不可制。群臣劝进，即皇帝位，国号曰金。色尚白，更名旻。时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祚帝天庆五年也。建元收国二年、天辅六年，在位凡八年。

太宗，名晟本名吴乞买，太祖弟。太祖四出征伐，常居守。太祖卒，百官请正位，遂即皇帝位。改元天会十二年，在位凡十二年。

熙宗，名亶本名合剌，太祖孙。继立，仍用天会年号由十三年至十五年，凡三年，改元天眷三年、皇统八年，为废帝所弑，在位凡十四年。

废帝，名亮本名迭古乃，辽王宗幹次子。弑熙宗而自立，改元天德四年、贞元三年、正隆五年。帝自将兵伐宋，师于瓜州，完颜元宜等变，帝遇害时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在位凡十二年。

世宗，名雍本名乌禄，太祖孙，睿宗宗尧子，任东京留守，封曹国公。废帝出师，金人立之于辽阳，改元大定二十九年，在位凡二十九年。

章宗，名璟本名麻达葛，显宗允恭子。大定二十六年，立为皇太孙。世宗崩，继立，改元明昌六年、承安五年、泰和八年，在位凡十九年。

卫绍王，名永济本名兴胜，更名允济，世宗第七子。章宗无子而疏忌宗室，以王柔弱鲜智能，遂使为嗣。章宗卒，继立，改元大安三年、崇庆一年、至宁一年。呼沙呼作乱，以兵入宫，自称监国都元帅，逼帝出宫，载至故邸而禁锢之。寻使宦者杀王而迎立宣宗，在位凡五年。

宣宗，名珣本名吾睹补，显宗长子，进封昇王。卫绍王被杀，呼沙呼迎帝于彰德而立之，改元贞祐四年、兴定五年、元光二年。以蒙古日逼，国蹙兵弱，乃迁都于汴，在位凡十一年。

哀宗，名守绪又名宁甲速，宣宗第三子。继立，改元正大八年、开兴一年、天兴三年。蒙古兵围汴，帝走蔡州。宋与蒙古合兵围之，帝知事急，传位于宗室承麟。冀突围而出，未几城破。帝自经，承麟亦为乱兵所杀，时宋理宗端平元年也。在位凡十一年，金亡。

附金世系表

其在称帝以前者，另列表以明之。

夏世系

自景宗元昊称帝西历一〇三八年，至末帝降于蒙古西历一二二七年，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景宗，本姓拓跋，曾赐姓李氏，名元昊。其先自唐末，即据有银夏绥宥静诸州。元昊继立，称显道二年、开运、广运二年、大庆二年。旋称帝，国号曰夏，时宋仁宗宝元元年，辽兴宗重熙七年也。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在帝位凡十一年。

毅宗，名谅祚，景宗长子也。继立，改元延嗣宁国一年、天祐垂圣三年、福圣承道四年、都六年、拱化六年，在位凡二十年。

惠宗，名秉常，毅宗长子。继立，改元乾道二年、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大安十年、天安礼定一年，在位凡十八年。

崇宗，名乾顺，惠宗长子。继立，改元天仪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贞观十三年、雍宁五年、元德七年、正德八年、大德四年，在位凡五十二年。

仁宗，名仁孝，崇宗长子。继立，改元大庆五年、人庆五年、天盛二十二年、乾祐二十三年，在位凡五十五年。

桓宗，名纯祐，仁宗长子。继立，改元天庆十二年，后为镇夷王安全所废，在位凡十二年。

襄宗，名安全，崇宗之孙，越王仁友之子。废桓宗而自立，改元应天四年、皇建一年，在位凡五年。

神宗，名遵顼。始以宗室策试进士及第，位至大都督。继立，改元光定十二年，传位于子德旺，自称太上皇，在位凡十二年。

献宗，名德旺，神宗子。继立，改元乾定四年。闻蒙古兵至，以忧悸卒，在位凡四年。

末帝，名，神宗之孙，清平郡王之子，国人立以为主。蒙古太祖攻之，力屈乃降，时宋理宗宝庆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也。在位凡一年，夏亡。

附夏世系表

其在称帝以前者，另列表以明之。

元世系

自太祖铁木真称帝西历一二〇六年至顺帝北走西历一三六八年，凡十五主，共一百六十三年。

太祖，名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征服诸部，即帝位于斡难河之源，上尊号曰成吉思可汗，时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也。在位凡二十二年四太子拖雷监国一年。

太宗，名窝阔台，太祖第三子，继立。六年，灭金，在位凡十三年。

皇后乃马真氏临朝称制凡四年。

定宗，名贵由，太宗长子，继立，在位凡三年。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氏，抱太孙失烈门临朝称制凡二年。

宪宗，名蒙哥，太祖之孙，拖雷长子，继立。九年，攻略蜀地，殁于合州，在位凡九年。

世祖，名忽必烈，拖雷第四子，宪宗母弟。长且贤，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宪宗殁于蜀，世祖还师至开平，自立为帝，时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历一二六〇年。建元中统四年、至元三十一年。至元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改国号曰元，取易大哉乾元之义。十六年灭宋，统一中国，在位凡三十五年。

成宗，名铁穆耳，世祖之孙，太子真金之第三子。继立，改元元贞二年、大德十一年，在位凡十三年。

武宗，名海山，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之长子。继立，改元至大四年，在位凡四年。

仁宗，名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之弟。继立，改元皇庆二年、延祐七年，在位凡九年。

英宗，名硕德八剌，仁宗嫡子。继立，改元至治三年。为知枢密院事铁失等所弑，在位凡三年。

泰定帝，名也孙铁木耳，晋王甘麻剌之长子。袭封镇北边，英宗遇弑，诸王等奉皇帝玺，迎帝于镇，即帝位，改元泰定四年，在位凡四年。以自立故，文宗不为立庙上谥，止称为泰定帝。

天顺帝，名阿速吉八，泰定帝子。上都丞相倒剌沙立之为帝，改元天顺。时文宗立于大都，乃遣兵攻之，战败逃亡，在位凡月余。

明宗，名和世，武宗长子。泰定帝崩，文宗立。二年，以帝居长固让，帝遂即位和宁之北。还京师，于途次暴崩，在位凡八月。

文宗，名图帖睦尔，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即帝位，改元天历二年。让位明宗，明宗立帝为皇太子。及明宗崩，复位，改元至顺三年，在位凡五年。

宁宗，名懿璘质班，明宗次子。继立，旋崩，在位凡月余。

顺帝，名妥 帖睦尔，明宗之长子，居广西。宁宗崩，迎归京师，即帝位，改元元统二年、至元六年、至正二十七年，在位凡三十五年。明兵陷都城，帝北走，元亡。

附 元世系表

其先世，依《元朝秘史》（卷一）另列表以明之：

（一）宋之统一

太祖代周，诸国并峙，次第用兵，先灭荆南、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太宗继之，又灭北汉。吴越先来归，除燕云十六州外，复归一统。

乾德元年西历九六三年，二月……慕容延钊入荆南，高继冲请归朝，得州三，县十七。（《宋史》卷一《太祖纪一》。）

乾德元年，三月……慕容延钊破三江口，下岳州，克复朗州，湖南平。得州十四，监一，县六十六。（《宋史》卷一《太祖纪一》。）

按：马希萼时，朗州将王逵、周行逢据州以叛，推辰州刺史刘言为主。南唐破潭州后，未几仍为王逵等所得，尽有马氏故地。王逵自为武安节度使，周行逢自为武安行军司马，三雄并峙。逵与行逢比而杀言，逵亦为其下所杀，行逢代为武平节度使。宋初，行逢卒，子保权继立。部将张文表为乱，据潭州。保权求援于宋，宋遣慕容延钊、李处耘，假道荆南以讨之。未至，保权已克潭州，杀文表。荆南主继冲，闻宋师至，出迎，钊等遂袭取之。荆南亡，更进趋潭州。保权与宋师战，大败被擒，武平遂亡。

乾德三年西历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取利州，蜀王孟昶降。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宋史》卷二《太祖

纪二》。）

按：蜀帝昶，奢纵无度。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大言欲建奇勋，以蜡书约北汉伐宋。太祖闻之，于乾德二年十一月，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崔彦进副之，将步骑三万，出凤州道；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曹彬副之，出归州道；以伐蜀。王昭远出战被擒。师至魏城，昶降，后蜀遂亡。昶至京师，封秦国公。

开宝四年西历九七一年，二月……潘美克广州，俘刘，广南平。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宋史》卷二《太祖纪二》。）

按：南汉帝 在位，残酷奢侈，屡侵宋。太祖开宝三年八月，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贵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遣使发十州兵，会贺州，以伐南汉。美等克广州，俘，南汉遂亡。

至京师，封为恩赦侯。

开宝八年西历九七五年，十一月……曹彬夜败江南军于城下……克升州，俘其国主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十。（《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按：宋平南汉，南唐李煜闻之，自贬国号曰江南国主，遣使朝宋。南唐宿将林宏肇为宋太祖所忌，纵反间，言其将降，煜竟鸩杀之。守备益弛，太祖欲伐之，以师出无名，先征之入朝，不至。开宝七年，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潘美为都监，曹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将兵十万，出荆南以伐之，兼使吴越王俶出师为犄角。彬等由荆南浮江而下，自采石渡江围金陵，俶亦取江南常州。金陵破，煜降，南唐遂亡。煜至京师，封为违命侯。

太平兴国三年西历九七八年，四月……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凡得县十四。（《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按：闽越为唐所灭，牙将留从效据漳泉。从效卒，子绍 继立，为统军陈洪进所废。推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既复幽汉思而代之。宋平南唐，吴越王入朝，洪进遣子入贡。太平兴国二年八月，洪进入朝。三年四月，献地，诏以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钱俶献其两浙诸州，凡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按：吴越王钱俶，自太祖时已称藩。俶入朝，太祖遇之以礼，赐赉甚厚。留两年遣还，至是举国归朝，封为淮海王，吴越遂亡。

太平兴国四年西历九七九年，二月……帝发京师。四月……幸太原城，诏谕北汉主刘继元使降。五月……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按：宋太祖灭后蜀后，转伐北汉。时北汉刘继元新立，求救于辽。辽兵入侵晋、绛二州，太祖自将攻之，不克而还。是年，太宗自将伐北汉，次太原，招降继元，封为彭城郡公，北汉遂亡。

（二）宋之疆域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宇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建隆四年，取荆南，得州府三，县一十七……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县六十六……乾德三年，平蜀，得州府四十六，县一百九十八……开宝四年，平广南，得州六十，县二百一十四……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县一百八……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得州二，县十四……钱俶入朝，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四年，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五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县八雍熙元年，以四州授继捧，自后不复领职方。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西历九九七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先是淳化四年，法唐制，分天下为十道，曰河南，曰河东，曰河北，曰关西，曰剑南，曰淮南，曰峡西，曰江南东西，曰浙东西，曰广南，天圣仁宗年号析为十八，元丰神宗年号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徽宗四年西历一一〇五年，复置京畿路。……宣和四年西历一一二二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自崇宁以来，益、梓、夔、黔、广西、荆湖南北，迭相视效，大斥土宇……凡所建州、军、关、城、寨、堡，纷然莫可胜纪。（《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

高宗苍黄渡江，驻跸吴会，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其所存者，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而已合京西，共为十六路。（《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

宋疆域简表

是时舆地登于职方者，东尽明、越，西抵岷、嶓，南斥琼、崖，北至淮、汉。补短截长，分路十六：曰浙西，曰浙东，曰江东，曰江西，曰淮东，曰淮西，曰湖南，曰湖北，曰京西，曰成都，曰潼川，曰利州，曰夔州，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凡府、州、军、监一百九十，县七百有三，而武都、河池、兴元、襄阳、鄂州、庐州、楚州、扬州，皆为重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

（三）宋之制度

（1）官 制

（甲）中央官

中央官制简表

宋初官制，虽承袭于唐，特徒存其名，而任非其官。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至其初设官之意，则在集权中央，又为防专擅之弊，不惜颠倒而错综之，而实权所寄，则以中书主政，枢密主兵，三司理财。

宰相：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唐初，始合中书、门下之职，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相承……莫之能改。……向日所谓中书者，乃中书门下政事堂也。（《通考》卷五〇《职官考四》。）

枢密使：

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掌武事，副使佐之。（《通考》卷五〇《职官考四》。）

三司使：

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薄，渐为精密。（《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一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刍缯帛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宋朝艺祖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其转运使之名，国初但曰勾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官高者则曰某路计度转运使。太平兴国初，皆曰使，两省以上，则为都转运使，又置副使，与诸路判官焉……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转运使;王师征讨，则有随军转运使，事毕即停。至道中诏曰：“天下物宜，民间利病，惟转运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阙，延见询问焉。”（《通考》卷六一《职官考五》。）

宋财政职官简表

但自真、仁之际，已起改革之议，至神宗始见诸实行。

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所置之官，见前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徽宗时，蔡京辅政，复加变更，与元丰之制，又多不同。

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常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

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其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正名，亦何补矣。（《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南宋改革官制，其特异者，则去三省长官虚称，而置丞相。

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删去三省长官虚称，道揆之名遂定。……惟枢密本兵，与中书对掌机务，号东、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实用庆历故典。其后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至开禧初，始以宰臣兼枢密为永制。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兵休稍稍增置。（《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北宋之末，宰相上，复有贵官。

唐初，始定制以三省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任。然省分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复不一，相职既尊，无所不统。……于是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之名焉……所谓同平章事者，唐初虽以称宰相，乃以处资浅之人，在参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后，则独为真宰相之官。……自唐开元以来，郭子仪、李光弼相继，以平章事为节度使，谓之使相。而宰相之职侪于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后，文潞公彦博、吕申公公著相继，以平章军国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复有贵官自此始。（《通考》卷四九《职官考三》。）

平章军囯重事，元祐中置，以文彦博太师、吕公著守司空，相继为之，序宰臣上。所以处老臣硕德，特命以宠之也。故或称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后蔡京、王黼，以太师总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开禧元年，韩侂冑拜平章，讨论典礼，乃以平章军国事为名。盖省重事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边事起，乃命一日一朝，省印亦归其第，宰相不复知印。其后贾似道专权，窃位日久，尊宠日隆，位皆在丞相上。（《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翰林学士知制诰，唐时已极重之，至宋特定资权，尤为清要显美之官。

按：唐之所谓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延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所谓学士，未尝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贵亲遇者……参议政事，或一迁而为宰相。而其孤远新进者，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制，甚者或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则始定制，资浅者为直院，暂行者为权直。于是真为翰林学士者，职始显贵，可以比肩台长，举武政路矣。（《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

翰林学士院……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元丰官制，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学士侍从有学术者，为侍讲侍读，其秩卑资浅而可备讲说者，则为说书。（《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翰苑经筵，在近代为至清要显美之官……元丰官制既行，而讲读始去翰林之名，自为经筵之官矣。（《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

馆阁学士，所选皆英俊，号为储才之地。一经此职，遂为名流，故宋代最重馆职。

国初，以史馆历代多属秘书，唐太宗始移史馆于门下，令宰相监修，玄宗复移之中书、昭文馆门下省有弘文馆，唐太宗所置，宋改为昭文馆、集贤院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唐玄宗所置，皆贮图籍，多大臣兼领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唐以来，三大馆皆宰臣兼，故仍其制。（《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太宗端拱元年，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以右司谏直史馆宋泌为直秘阁。直馆、直院，则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

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监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洪迈《容斋四笔》卷一。）

宋朝殿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殿学士资望极峻，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久次者始除。（《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

总阁学士、直学士，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之，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六。）

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神宗罢集贤院。徽宗政和六年，以集贤院无此名，其见任集贤院修撰，并改为右文殿修撰。政和六年九月，手诏：天下人才富盛，趋事赴功者众，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兴以后，又增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矣。等级既多，迁转亦易，非旧比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四。）

（乙）地方官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太祖始削外权，命文臣往莅之，由是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

外官则有“亲民”、“厘务”二等。（《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

府、州、军、监……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某府、州、军、监。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若河南、应天、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则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则兼安抚使、兵马钤辖。颍昌府、青州、郓州、许州、邓州，则兼安抚使、兵马巡检。其余大藩府或沿边州郡，或当一道冲要者，并兼兵马钤辖、巡检，或带沿边安抚、提辖兵甲、沿边溪洞都巡检。余州、军，则别其地望之高下，与职务之繁简而置之。分曹以理之，而总其纲要，凡属县之事皆统焉。（《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通判，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贾玭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史、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二员，余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广南小州，有试秩通判兼知州者，职掌倅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县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掌总治民政。（《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通考》卷六三职《官考一七》。）

按：宋初地方官，为两级制度，即以州统县是也。其特异之点，则有节度州、刺史州之别，复分“亲民”“厘务”二等，且不设正官，而以差遣形式，以京朝官外补。又诸州设通判，以为佐贰，县令亦由吏部殿最，意在集权中央，以杜专擅之弊。其后设置诸使，兼按察之事，始有监司之官，成为三层等级。

转运使：

初主一路财权，太宗后，各事无所不总，南宋谓之漕司。

宋朝艺祖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其转运使之名，国初但曰勾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官高者则曰某路计度转运使。太平兴国初，皆曰使，两省以上，则为都转运使……至道中，诏曰：“天下物宜，民间利病，惟转运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阙，延见询问焉。”庆历中，皆带按察之任《宋史·仁宗纪》，庆历三年五月，诏诸路转运使，并兼按察使，岁具官吏能否以闻，六年罢之。（《通考》卷六一《职官考一五》。）

都转运使，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点刑狱公事：

初为转运使属官，真宗时析出，南宋谓之宪司。

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门员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四年省。景德四年，真宗谓王旦曰：“朕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知。先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于是置诸路提点刑狱公事，以朝臣充……熙宁十年，复置提点京畿刑狱。……元丰因之，总郡国之庶狱，核其情实而覆以法；督治奸盗，申理冤滥，则隶提刑司；岁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软或冒法，则随其职事劾奏。（《通考》卷六一《职官考一五》。）

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举常平、茶盐公事：

提举常平、盐茶二司，高宗时合并，谓之仓司。

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视岁之丰歉，而为之效散，以惠农民。凡役钱，产有厚薄，则输有多寡；及给吏禄，亦视其执役之重轻难易，以为之等。商有滞货，则官为敛之，复售于民，以平物价。皆总其政令，仍专举刺官吏之事。熙宁初，先遣官提举河北、陕西路常平。未几，诸路悉置提举官。（《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举茶盐司，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皆有钞法，视其岁额之登损，以诏赏罚。凡给之不如期，鬻之不如式，与州县之不加恤者，皆劾以闻。政和改元，诏江、淮、荆、浙六路，共置一员。既而诸路皆置。（《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中兴后，通置提举常平茶盐司……绍兴十五年……诏诸路提举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是年冬，诏提举官，依旧法为盐司，与转运判官叙官，岁举升改，官员有不职，则按以闻。（《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经略安抚使：

南宋谓之帅司。

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宋朝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仆射张齐贤为邠宁环庆泾原路经略使，判汾州诸路军马，并受节度，又以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自后不除人。宝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陕西沿边大将，皆兼经略。皇祐间，侬智高扰边，诏知广桂州并带经略安抚使。自后西南二边，常带经略，所以重帅权而服羌夷也。（《通考》卷六二《职官考一六》。）

此外宣抚、制置，不常置。宋本唐制设节度使、大都督，唯徒有其名；南宋都督绾军符，始有实权。

节度使，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亦无定员。恩数与执政同。初除锁院降麻，其礼尤异，以待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者。若外任除殿帅，始授此官，亦止于一员；或有功勋显著，任帅守于外，及前宰执拜者，尤不轻授。又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兴诸州，升改节政镇，凡十有二。是时诸将勋名，有兼两镇、三镇者，实为希阔之典。其后相承，宰执从官，及后妃之族，拜者不一。（《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大都督及长史，掌司牧、尹注：亲王为节度，则大都督领之，庶姓为节度，则长史领之，阙则置知府事一人，通判一人，司马不厘务。旧制，凡都督州，建官如上。南渡后，以见任宰相充都督，次有同都督，有督视军马，多执政为之，虽名称略同，然掌总诸路军马，督护诸将，非旧制比也。（《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2）兵 制

五代以来，禁军骄横，藩镇跋扈，宋惩其弊，故所定兵制，集权中央，天子直辖禁军，且使分屯于外。

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分营于外者曰就粮。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县官，以资廪赐。将帅之臣，入奉朝请，以备指踪。犷悍之民，收隶尺籍，以给守卫。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其兵之种类有四。

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藩兵，分隶殿前侍卫总管司，而籍藏枢密院。凡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之政，皆枢密院掌之。（《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甲）禁 兵

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骐骥院。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军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蕃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马军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步军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石林叶氏曰……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后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总之……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通考》卷五八《职官考一二》。）

（乙）厢 兵

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一军之额，有分隶数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数州者，在京诸司之额五，隶宣徽院,以分给畜牧缮修之役，而诸州则各以其事属焉。建隆初，选诸州募兵之壮勇者，部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

（丙）乡 兵

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周广顺中，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宋因之。自建隆四年，分命使臣，往关西道，令调发乡兵赴庆州。咸平四年，令陕西系税人户，家出一丁，号曰保毅，官给粮赐，使之分番戍守。五年，陕西缘边丁壮充保毅者，至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天禧间……河北强壮，恐夺其农时，则以十月至正月旬休日，召集而教阅之。……当是时，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强人、寨户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兵，川陕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壮丁、土丁，广南东西有壮丁。（《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

（丁）藩 兵

藩兵者，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

又有藩兵，其法始于国初，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序》。）

乡兵、藩兵，非所在皆有，而厢兵亦罕教阅，给役而已，是可称为兵者，只有禁兵耳。其招募及训练方法，亦皆有规定。

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 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 面，赐以缗钱农履而隶诸籍。国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涂，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部，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初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当部送阙者，军头司覆验，引对便坐,分隶诸军。（《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

拣选之制，建隆初，令诸州召募军士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便坐而分隶诸军焉。其自厢军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军，上军而升班直者，皆临轩亲阅，非材勇绝伦，不以应募，余皆自下选补。（《宋史》卷一九四《兵志八》。）

先是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

惟相沿日久，教阅废弛，遂有“数日增，而其不可一战也，亦愈甚”之弊。故王荆公变法，乃以民兵代募兵，而民兵遂盛于一时。

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神宗奋然更制，于是联比其民，以为保甲，部分诸路，以隶将兵保甲将兵，详后王安石变法，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序》。）

元祐复古，废保甲，罢教阅，于是民兵亦衰。

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于受逃亡，收配隶，犹恐不足。政和之后，久废搜补，军士死亡之余，老疾者徒费廩给，少健者又多冘占，阶级既坏，纪律遂亡。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于人言，第申逃窜。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住招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故靖康之变，虽画一之诏，哀痛激切，而事已无及矣。（《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高宗南渡建国，适在扰攘之秋，虽立御前五军之名，而实权仍操之诸帅之手，及罢三宣抚司，诸军直隶于朝廷，旧制始复。

高宗南渡，始建御营司，未几复并御营，归枢密院。绍兴四年，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御营为神武军副，并隶枢密院。五年，上以祖宗故事，兵皆隶三衙殿前司及侍卫亲军马、步司，乃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于是殿司兵柄始一。（《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诸屯驻大军，则皆诸将之部曲，高宗开元帅府，诸将兵悉隶焉。建炎后，诸大将兵寖盛，因时制变，屯无常所。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州、江阴，岳飞一军或屯宜兴、蒋山，王彦八字军，随张浚入蜀，吴玠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是时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川、陕不与焉。及杨沂中将中军总宿卫，江东刘光世右军、淮东韩世忠后军、湖北岳飞左军、湖南王燮前军后归张俊，刘光世军降齐，以吴玠军升补四军，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亦未尝有屯。绍兴十一年，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献谋秦桧，且以柘皋之捷言于上，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觐，张俊首纳所部兵。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衔曰统制御前军马。罢宣抚司韩、张、岳均带宣抚使职，号为三宣抚司，遇出师取旨，兵皆隶枢密院，屯驻仍旧。（《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旧制，出师征讨，诸将不相统一，则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未为官称也。建炎初，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名官自此始。……绍兴十一年，三大将张、韩、岳兵罢，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擢其偏裨为御前统领官，以统制御前军马入衔，秩高者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且令仍旧驻扎，以屯驻州名，冠军额之上。（《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南宋依江、淮为守，故扩水军。

至于水军之制，则有加于前者，南渡以后，江、淮皆为边境故也。建炎初，李纲请于沿江、淮、河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别置水兵一军，次要郡别置中军，招善舟楫者充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隆兴以后，至于宝祐、景定间，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御益繁，民劳益甚。迨咸淳末，广东籍蜑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倶弊矣。（《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3）刑 法

宋之法律，一仍唐旧，至于事势扞格，则事改革，而以敕行之。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建隆初，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世称平允。（《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凡断狱本于律，律所不该，以敕、令、格、式定之。凡律之名十有二：曰名例，曰禁卫，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盗贼，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其一司、一路，海行所不该者，折而为专法。（《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

厥后敕条递有增加，亦屡经修改，至神宗时，乃变更其目。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初，置局修敕……元丰中始成书，二千有六卷，复下二府参订，然后颁行。（《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厘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后来虽数有修定，然大体悉循用之。（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六。）

自此迄于南渡，均遵行此种制度。但经绍兴、乾道、淳熙、庆元、淳祐，凡修改五次，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之敕，时有损益，不可胜记。

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宋制有加杖、配役、刺配，与唐不同。

流配旧制，止于远徙，不刺。而晋天福中，始创刺面之法，遂为戢奸重典，宋因其法。（《通考》卷一六八《刑考七》。）

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典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

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多亡投塞外，诱羌为寇。乃诏：“当徒者，勿复隶……缘边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宋史》卷二〇一《刑法志三》。）

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聚罪废无聊之人，于牢城之中，使之合群以构怨……其亡去为盗，挺起为乱，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为之耳目也。（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〇五。）

又矫专杀之弊，凡诸州刑狱，皆须上奏，经详断，始命论决。

建隆三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覆。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覆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又惧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别置审刑院谳之。（《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判刑部李昌龄言：“旧制大理定刑，送部详覆，官入法状，主判官下断语，乃具奏。……淳化初……帝又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置审刑院于禁中……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始命论决。（《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国朝旧制，刑部、审刑院、大理寺主断内外所上刑狱，与凡法律之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参稽审覆。官制既行，审刑院、纠察司皆省，而归其职于刑部。四方之狱，非奏谳者，则提点刑狱主焉。（《通考》卷一六七《刑考六》。）

（4）学 校

（甲）京师学

国子学：

初国子监，因周旧制，颇增学舍，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以补监生之阙。诏从之。景德间，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太学：

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四门学：

自入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宗学：

元丰六年，宗室令铄乞建宗学，诏从之。既而中辍，建中靖国元年复置其后废置无常。（《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

武学：

庆历三年，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八月，罢武学……熙宁五年，枢密院言：“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

律学：

熙宁六年，始即国子监设学……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习断按则试按一道……习律令则试大义五道……各以所学，月一公试，三私试。（《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算学：

崇宁三年，始建学，以二百一十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书学：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大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创于神宗时。（《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画学：

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创于神宗时。（《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医学：

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大观四年，以算学生归之太史局，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诸学之中，以国子、太学为最重，然时人方注意于科举，视同传舍，故宋初尚未甚盛。

庆历四年……天章阁侍讲王洙言：“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试艺，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致千余就试。试已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乃限在学满五百日，旧已尝充贡者止百日。本授官会其实，京朝官保任，始预秋试，每十人与解。凡入学授业，月旦即亲书到历。如遇私故或疾告、归宁皆给假，违程及期月不来参者去其籍。后谏官余靖极言非便，遂罢听读日限。（《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至神宗时，锐意兴学，太学经扩充整厘，规模始备。

熙宁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余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于太学，未尝营建，止假

锡庆院廊庑数十间，生员才三百人。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乃诏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诸生斋舍、官掌事者直庐略具，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通考》卷四二《学校考三》。）

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讲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令中书遴选，或主判官奏举。生员厘为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奏除官。（《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王安石变法，欲以“学校养士”，代“科举取士”，故增广太学生员之额，创设三舍升试之法。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校。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升上舍。上舍分三等：倶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学正增为五人，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通考》卷四二《学校考三》。）

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凡公试，初场经义，次场策论。（《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旧法，自外舍升内舍，虽有校试，必公试合格，乃许升补。

盖私试皆学官自考，而公试则降敕差官。（《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徽宗时，曾一罢科举，而专以学校取士，是以人数激增。

崇宁元年，宰臣请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至则附试，别立号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等上舍，入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总治两学，辟雍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南渡之后，太学仍用三舍之法，待遇益隆，惟受政治与科举影响，日益颓坏。

建炎初，即行在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幸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充弟子员。每岁春秋两试之，旋命一岁一补，于是多士云集，至分场试之。俄又诏三年一试，增至千员，中选者，皆给绫纸赞词以宠之，每科场四取其一。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试入等曰内舍；自内舍有月校，而舍试入等曰上舍；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对。（《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光宗绍熙三年……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炎祚中兴，始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竞之风胜，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皆不由乎学校；至于德行道艺，惟取决于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通考》卷四二《学校考三》。）

（乙）地方学

宋时书院颇盛，而四大书院最著。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百人，乞赐 《九经》 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先时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学馆，以本道为洞主，掌其教授。（《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又赐石鼓书院敕额。书院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国初赐额。（《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八年，赐潭州岳麓书院额。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宇，以待四方学者。（《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官设州县学，至仁宗时大兴，神宗定试程，哲宗并推行三舍法，规模始可观。

仁宗……即位初，赐兖州学田，已而命藩辅皆得立学。（《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庆历四年诏曰……其令州若县皆立学……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神宗尤垂意儒学，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元符哲宗二年，初令诸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州许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岁贡之。其上舍附太学外舍，试中补内舍生，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其内舍免试，至则补外舍为生。（《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徽宗时，欲以学校取士，故于地方学校，特定员额。

崇宁徽宗三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二十人。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管理州府学政官，则有教授。其选差初由监司官，后乃命之朝廷，以示尊重。

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义者充。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惟大郡有之。军监未尽置。元祐元年，诏齐、庐、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员。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并罢。绍兴三年，复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诏无教授官州军，令吏部申尚书省选差。二十六年，诏并不许兼他职，令提举司常切遵守。若试教官，则始于元丰；添差教授，则始于政和。（《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崇宁二年置，宣和三年罢。（《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熙宁八年秋，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

（5）科 举

（甲）贡 举

初礼部放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诸科考试之艺业，均有规定，但历朝渐加改易，略有不同。下所述，则最初之制也。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士经州考中格，而上送之礼部，谓之发解。再经礼部考试中格，方为及第。

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校而判官监之。试纸长官印署面给之。试中格者，第其甲乙，具所试经义朱书通否，监官、试官署名其下。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并随解牒上之礼部。……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稽其版籍，察其行为；乡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内有缺行，则连坐不得举。（《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凡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鏁厅试。所属官司，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开宝六年，是岁诏贡士之下第者，特免将来请解，许直诣贡部。（《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殿试之法，始于太祖。凡举子中礼帏试，复试于内殿，始为及第。此又唐以后科举制度一种变革。

进士之举，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同。开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诉讼，帝御讲武殿覆试，覆试自此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按：殿前试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元以后，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覆，然惟元和间钱徽为侍郎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后，则礼部所取士，先详覆而后放榜，则虽有详覆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请详覆者，间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覆试，则以帝疑陶榖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覆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也。至开宝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试始。……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覆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仁宗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科举年限，初无定制，后乃定为三年。

太平兴国三年……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自是间一年或二年，乃贡举。……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于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间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寖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于未行间岁之法已前，四分取三为率，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恩典不增，而贡举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宋虽设诸科取士，而进士为最盛，若明经等科，殊不为人所重。盖以当时崇尚文学，而帖书、墨义，视为记诵之学故也。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而进士得人为盛。……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乾德元年，诏曰：“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前史之明文、昔贤之苦节，悬科取士，固当优容。按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一依诸科举人，许令再应。”（《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

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一。）

朝廷亦重视进士，所定考第之制，遂益详密。

太平兴国八年，试进士，始分三甲。（《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景德真宗四年，命有司详定《考校进士程式》，送礼部贡院，颁之诸州。……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纯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倶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尊崇进士之典，尤加优隆。

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就琼林苑。……雍熙二年，廷试初唱名及第。（《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宋史》卷一一四《礼志一七》。）

故事，进士闻喜燕，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下。）

范镇，蜀郡忠文公，字景仁……公少举进士……及贡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过三人，则为奏名之首者，必抗声自陈以祈恩……景仁独不然。（朱熹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五。）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于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蔡文忠公……祥符中，擢进士，为天下第一。真宗临轩日，大悦之……特诏给金吾卫七人清道。时以为荣。寻诏：“自今第一人及第，给金吾七人当直，许出两引喝。”（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王沂公、郑毅夫数人，取解、省试、殿试，皆为第一，谓之三元。（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

诸科经试及第，始赐出身。然亦有例外得之者，则为恩赐，谓之特奏名。

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太平兴国二年……覆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太平兴国五年……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注：谓一日作诗百篇，不设此科，求应者即试之，上出杂题二十字……各令赋五篇，篇八句。逮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仍诏有司，今后应百篇举，约此题为式。（《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雍熙中，著作佐郎乐史，特赐进士及第，诏附于兴国五年第一等之下。赐第附榜始于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宋初场规尚宽，后为防弊，乃有弥封、誊录等法。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戍，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

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

张邓公士逊，以监察御史为诸科考试官，以举子有当避亲者，求免去，主司不从，真宗嘉之。自后试官亲戚，悉牒送别头考校，至今著为令。（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雍熙四年，先是上阅试举人，累日方毕，宰相屡请……如唐故事，乃诏岁命春官知举……淳化三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淳化三年……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景德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虽号至公，然尚未绝其弊。其后袁州人李夷宾上言，请别加誊录。因著为令，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

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吴自牧《梦粱录》卷二。）

景德四年……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日，拜阙下，乃入就席。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应举之艺，多违实用，范仲淹建议更张，特格于旧例不能行。

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是冬，诏罢入学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天子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至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始罢诸科而独存进士；又立明法，以待不能业进士者，且废诗赋、帖经、墨义，而改试诸经大义。

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程其艺能，以差次升舍，其最优者为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而待赐之第。遂专以此取士。……始命诸州置学官，率给田十顷赡士。初置小学教授。（《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釆，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公王安石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

此后党派竞起，兴废不恒，而经试大义，则相沿未改。至徽宗时，曾罢科举，专以学校取士。然其弊也，有不平之讥，故科举终不可废。

崇宁徽宗三年，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于畿甸……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于学校。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四年，诏：“将来大比，更参用科举取士”……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而士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试，兼与而两得，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时人议其法曰：“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故诏书及此。（《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南渡以后，仍重进士科，而试经义，试诗赋，则分为两科。其制始于元祐四年，实因南人擅长词藻，北士素好研经，故两立之，以为调剂。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

元祐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均兼试经义、诗赋……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高宗建炎二年，定诗赋、经义取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如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帝尝曰：“向为士不读史，遂用诗赋。今则不读经，不出数年，经学废矣。”绍兴二十七年，

诏复行兼经，如十三年之制。（《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言：“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近合科以来，通经者苦赋体雕刻，习赋者病经旨渊微，心有弗精，智难兼济。……论既并场，策问太寡，议论器识，无以尽人。士守传注，史学尽废，此后进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请复立两科，永为成宪。”从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按：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祐、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至建炎、绍兴之间，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间兼用诗赋才十余年耳。然共场而试，则经拙而赋工；分科而试，则经少而赋多。流传既久，后来所至场屋，率是赋居其三之二，盖有自来矣。（《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

综之，宋时科学，虽承于唐，而多所改革。至殿试及第，即行除官，亦为后来相袭不变之制。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序》。）

开宝六年，李昉知贡举……会有诉昉用情取舍者，上乃……御讲武殿，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得进士二十六人……皆赐及第……自兹殿试遂为常制。（《通考》卷三〇《选举考三》。）

宋自中兴以后，每科进士及第，动以四五百人计，盖倍于唐有余矣。又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而宋则一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

此外武举之试，起于仁宗朝，至南宋孝宗，垂意武事，其制始隆。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仁宗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祐元年，边事寖息，遂废此科。治平英宗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

天圣八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孝宗乾道五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通考》卷三四《选举考七》。）

（乙）制 举

即特科也。

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由进士，而以是科应诏者少。惟召试馆职，及后来博学宏词而得忠鲠文学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历朝特设科目，其目之可记者如下：

太祖始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对策三千言，词理倶优则中选。（《宋史》 卷一五六 《选举志二》 。）

仁宗初天圣七年，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不设，意者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于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制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制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其法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治平三年，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哲宗……诏罢制科。既而三省言：“今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且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遂改置宏词科，岁许进士及第者诣礼部请试，如见守官则受代乃请。（《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大观四年，诏：“宏词科，格法未详，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改立词学兼茂科，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高宗立博学宏词科绍兴三年，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遇科场年，应命官……公卿子弟之秀者，皆得试。先投所业三卷，学士院考之，拔其尤者召试，定为三等。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诏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开宝八年，诏诸州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异行，或文武材干，年二十至五十可任使者，其送阙下。（《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及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故事制科，必先用从官二人，举上其所为文五十篇，考于学士院。中选而后召试，得召者不过三之一。（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下。）

（四）宋初之政治

（1）削夺藩镇兵权

石守信，开封浚仪人……建隆二年，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传》。）

太祖初受天命……普赵普曰：“……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国不安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已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许之，尽以散官就第……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一。）

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以塞浊乱之源。（《宋史》卷三《太祖纪一赞》。）

（2）优礼士大夫

（甲）制禄之厚

《宋史·职官志》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元丰官制行，俸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注: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傔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注：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

（乙）退职之恩礼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乃增置焉。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注：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一〇》。）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祠禄之制》。）

国朝凡登从班，无在外闲居者，有罪则落职，归班亦奉朝请，或黜守偏州。甚者分司安置，不然则告老挂冠。熙宁间，始置在外宫观，本王荆公意以处异论者，而荆公首以观使闲居钟山者八年。（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二。）

（丙）荫子之滥

荫子……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现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倶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珪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龚茂贞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准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五《宋恩荫之滥》。）

（3）台 之横

宋初，为防制大臣专擅，特假台谏以重权，台省并重。台臣随时随事得弹劾执政，许以风闻，不加罚谴，终成一代台省相争之局。

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纠不如法者。文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职掌，纠其违失，常参班簿禄料假告皆主之。（《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釆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苏轼文集）卷一〇《上神宗皇帝书》。）

宋制京朝官轮对而外，许以专章白事，是亦为臣下交哄之由。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御札曰……今后每遇内殿起居，依旧例次第差官转对……如有事干要切，即许非时上章，不必须候轮次。（岳珂《愧郯录》卷五。）

宋人结习，务为高名，好持苛论，于是台谏遂为掀动政潮之地。而朋党之势以成，以废后及濮议之争为烈。新法继之，成一哄之局。始则君子与君子相争，继则君子自命，而以小人目人，其流毒遂不可问。

仁宗郭皇后……天圣二年，立为皇后。初帝宠张美人，欲以为后，章献太后难之。后既立而颇见疏。其后尚美人、杨美人倶幸，数与后忿争。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后不胜忿，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入内都知阎文应因与上谋废后，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亦以前罢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废……于是中丞孔道辅、谏官御史范仲淹、段少连等十人，伏阁言后无过，不可废。道辅等倶被黜责。（《宋史》卷二四二《仁宗郭皇后传》。）

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诏出知睦州。岁余……召还……权知开封府事。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 《百官图》 ，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贬。明年，夷简亦罢。（《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拱辰……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枢密使，拱辰言：“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今置诸二府，何以厉世？”因对极论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纳其说，竦遂罢。（《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传》。）

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 《四贤一不肖》诗……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且退一邪进一贤……海内有不泰乎！”（《宋史》卷三二〇《蔡襄传》。）

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 《庆历圣德》诗……盖斥竦也。（《宋史》 卷四三二 《石介传》。）

时杜衍、范仲淹为政，多所更张，拱辰之党不便。舜钦苏、益柔王皆仲淹所荐，而舜钦衍婿也，故因是倾之。（《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传》。）

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多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动摇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

时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与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抚，言者附会，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罢仲淹、弼政事，衍独左右之……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宋史》卷三一〇《杜衍传》。）

假借言职，互相攻讦报复，继废后之争而起者，又有濮议之争。

治平二年四月，诏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宋史》卷一三《英宗纪》。）

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其以手稿为案。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濮王追崇典礼，珪与侍从、礼官合议，宜称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国，执政不以为然。其后三夫人之称，卒如初议。（《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

光与珪主议如是，而欧阳修殊非之。

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议久不决，太后竟出手书，从欧阳修所议。

故中书之职，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王夫人为后。帝不敢当。（《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但修议虽为太后所许，而攻驳者纷起。

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濮议起，侍从请称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诲引义固争。……七上章不听；乞解台职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琦犹遂非，不为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政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皆不报。已而诏濮王称亲，诲等知言不用，即上还告敕，居家待罪，且言与辅臣势不两立。帝以问执政，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宋史》卷三二一《吕诲传》。）

纯仁……迁侍御史。时方议濮王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议尊崇之。翰林学士王珪等议，宜如先朝追赠期亲尊属故事。纯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珪等议。”继与御史吕诲等更论奏，不听。纯仁还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夫人为后。纯仁复言……请出不已，遂通判安州。（《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下书中书门下：“封濮安懿王，宜如前代故事，至夫人王氏、韩氏、任氏，皇帝可称亲。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黜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二月……黜谏官傅尧俞、御史赵鼎、赵瞻。（《宋史》卷一三《英宗纪》。）

按废后与濮议，与时政无关，而朝臣意气用事，攻讦不已，固可见结习之深。而一代朋党之祸，实由此始。

（五）王安石之变法

（1）变法之起因

宋初设制，为防前代之失，集权于中央。然矫枉过正，流弊渐生，降及中叶，尤以军财两政，为最紊乱，其情况分叙于下：

（甲）属于军政者

兵额递见增加，据《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列举以明之。兵额虽多，而不训练，故多而不精，外患愈烈。

兵额简表

嘉祐仁宗七年，宰相韩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则募置，事已则并，故兵日精而用不广。今二边辽与夏虽号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于此时先虑而豫备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

卒起而图之，不可及矣。”（《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为惩兵骄之害，乃募及灾民，则寻常募置之难可知。

皇祐仁宗中，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募以为兵，拔其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虽廪以厢兵，而得禁兵之用，且无骄横难制之患。（《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

平时养兵费已巨，每出戍，又各有赏赐，国力所以不支，而姑息已久，兵所以不可用。

每上军遣戍，皆本司整比军头司引对便殿，给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拣拔精锐升补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赏给，每岁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给者，又有薪水钱，其役兵劳苦者，或季给钱，或川广而代还者，别给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凡出外率有口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乙）属于财政者

国家财政收支概况，亦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列表以明之。

收支简表

据上表，知在天禧以前，尚有盈余，皇祐元年，收支相抵，至治平二年，竟有巨额亏耗。其变迁情形，详于下列论述。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仁宗承之，经费寖广。……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

艺极。（《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是宋之财政所以竭蹶者，因外耗于“募兵”与“馈遗”，而内耗于“祀祠”与“冗禄”也。

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初真宗时……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宗室蕃衍，吏员岁增……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国用不足则增税，官司承旨，亦以聚敛为能。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寖多。……真宗嗣位……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其时农民生活困苦，可于司马光所言窥见之。

司马光……抗疏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宋史》卷一七三《食

货志上一》。）

言理财者，已訾及中枢制度不良，遂开后来变法之基。

至和仁宗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乃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难，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院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民穷财困，已至此境，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挽救，王安石变法之议，乃乘时而起。

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2）变法之实行

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等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 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虚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执政，议置三司条例司，讲修钱谷之法。（《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三司条例司为改革总汇，其首先规定者，即为预算。

时天下承平，帝……每以财用为忧不给。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此后各项新政，次第举行，兹按其性质，叙之如下：

（甲）民政上之设施

有“青苗”与“免役”两法，其设施之意义，与反对者之言论，并撮录之，以观其得失。

青苗法：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粜。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王偁《东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传》。）

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青苗法之设，为使兼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以邀利，但实行之后，反对者纷起指摘。

舜俞……上疏自劾曰：“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民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子弟，未尝不以贳贷为苦。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谷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惟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粜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不过展转计息，以给为纳，使吾民终身以及世世，每岁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宋史》卷三三一《陈舜俞传》。）

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公诚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情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琦韩复上疏曰……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 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是欺罔圣听。（《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时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论其害，以为国之颁号令，立法制， 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陛下遣使给散青苗，乃令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百，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力，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岂抑兼并济困乏之意哉? （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九《韩琦传》。）

光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使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慧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 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 台谏官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戬、程颢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继韩琦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 亦坐移镇。（《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按：反对青苗法者，所持之理由，概括之则为：（一）官放钱取息。（二）取息二分过重。（三）州县以多借出为功，不免勒借。（四）富人不愿借，贫人不易还，且借钱到手，最易浪费，追索之时，州县因之多事。（五）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然当时民间借贷，普通且逾一倍，则二分取息，实为最轻者。其县吏张皇，则奉行不善，非法之不善也。

免役法：

宋之役法，名目繁多，最为秕政。

役法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自余众役，多调厢军。……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日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资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请罢里正衙前。”（《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三司使韩绛言：“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田归官户不役之家，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熙宁元年，如谏院吴充言：“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故近年上户寖少，中下户寖多，役使频仍，生资不给……不得已而为盗贼。”（《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帝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从。衙前今之内班门子也，散从今之外班皂隶也。（杨慎《艺林伐山》卷一三。）

按：力役，即唐之庸也，庸钱既将入两税，即不应有所谓力役者。自唐中叶以后，仍按“人户等第”出力役，是又重加一层担负，宋沿用之。致有上述之苛酷结果，故荆公改签役而为雇役，以洗其弊。新旧之争，旧人秉政，并免役而推翻之，所以不能服变法者之心。

天下土俗不同，役轻重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免役之法，据家资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免役法实行，其反对最力者，则为刘挚、杨绘。

监察御史刘挚，谓：“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因陈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也。”（《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杨绘……疏辨之曰……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就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于是同判司农寺曾布，摭杨绘、刘挚所言而加以反诘，其理由至为充足，大为变法者张目。

其略曰：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喻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厘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效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此臣所未喻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衙前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绵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余羡，乃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喻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所输缗钱七十万尔；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才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喻也。（《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乙）财政上之设施

有“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均输”、“市易”诸法。

方田均税法：

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其利益如何，由蔡京等所称道者可以概见之。

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而天下之赋调不平久矣。神宗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为之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卖买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今文籍具在，可举而行。（《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淳熙九年，著作郎袁枢振两淮还，奏：“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券，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亩增之；其余闲田，给与佃人，庶几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莱不至多荒。”（《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绍熙元年……熹朱熹访问讲求纤悉备至，乃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利。（《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按：正理经界，平均担负，实为清厘要政。迨及南宋百年之后，贤者犹思继轨，或其初令佐奉行不善，豪强不免阻挠，致贻人口实元祐诸人，因噎废食，致一律罢免，实为可惜。

农田水利法：

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通考》卷六《田赋考六》。）

于是司农寺请立法，先行之开封，视可行，颁于天下。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阂戎马。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神宗元丰元年，诏开废田水利，民力不能给役者，贷以常平钱谷，京西南路流民，买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渊奏：“自大名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种。”从之。（《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按：农田水利法实行，已著效于一时矣。

市易法：

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屈。请假榷货务钱，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责，求良贾为之转易。使审知市物之价，贱则增价市之，贵则损价鬻之，因收余息，以给公上。”于是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凡诸司配率，并仰给焉。以吕嘉问为提举，赐内库钱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为本。三司请立市易条，有“兼并之象，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务，觉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市易法取息甚低，章制甚严，所不利者，豪强兼并之家，所利者在贫民，亦非不可行之法也。

均输法：

均输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焉。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今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本司具条例以闻。（《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均输法，于物价调节，最有关系，且为刘晏成法，论者亦攻之不已，以为扰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击最力者，为苏轼兄弟，借口亏税，转为商贾张目。其词虽辩，而非就诸法本身立论，宜其不足以服主新法者之心也。

轼上书论其不便曰……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则指为劳绩……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臣窃以为过矣。（《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觊等言：“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材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有，惟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钱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丙）军政上之设施

有“置将”、“保甲”、“保马”、“军器监”诸法。

置将法：

将兵者，熙宁之更制也。先是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淳化、至道以来，持循益谨……更戍交错，旁午道路。议者以为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乃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熙宁七年，始诏总开封府畿、京东西、河北路兵，分置将副，由河北始。（《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

熙丰置将简表

保甲法：

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资最厚、财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儆盗。……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于要便乡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

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保甲法为民兵计划，期以渐革募兵之弊，若以府兵法例之，亦不能发见若何窒碍与其不应行也。

保马法：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

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按：保马法为马政计划，惟蓄马与牧马迥别，马之死及病，为不可避免之事，颇为养马者之累，遂为反对者所借口。

军器监法：

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简。王雱上疏曰：“……方今外御边患，内虞盗贼，而天下岁课弓弩、甲冑，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备者。臣尝观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责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聚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择知工事之臣，使专其职；且募天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熙宁六年，始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先是军器领于三司，至是罢之，一总于监。凡产材州置都作院。凡知军器监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

此为军器改良计画，亦为整军经武不可少之措施也，当时多痛诋保甲法者，兹撮辩论之点如下。

帝谓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则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殴之就敌，使被杀戮，尤人所惮也。”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臣愿择乡间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帝以为然。时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为置义勇、弓手，渐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诚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适足以伤农。”……帝又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安石则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圉，又不可悉减。”安石曰：“今更减兵，即诚无以恃急缓；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谓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时开封鞠保户，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帝恐其贫乏，难于出备。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惟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于质农也。……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谓安石曰：“曾孝宽言，民有斩指诉保甲者。”安石曰：“……大抵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则两制，下则盗贼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乡人问之，皆以为便，则虽有斩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既人皆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且约以免税上番，代巡检兵；又自正、长而上，能捕贼者奖之以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大兵相参，则可以销募兵骄志，且省财费，此宗社长久之计。”……帝遂变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或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否？”安石曰：“俟其另熟，然

后上番。……臣观……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豪杰多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向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尔。”……“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又为上言……“今保甲阅艺八等，劝奖至优，人竞私习，不必上番，然后就学。臣愚愿以数年，其艺非特胜义勇，必当胜正兵。正兵技艺，取应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劝心也。”（《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

（六）党争之误国

（1）新旧党之分张

初安石入相，举朝皆非之。

神宗曰：“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上不答。（《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因荐之，介言其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术不可任耶？”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退谓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

神宗问：“王安石可相否？”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

诲曰：“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宋史》卷三二一《吕诲传》。）

安石未执政，已中举朝之忌，后来一切施设，不论是非，动遭抨击，不与为伍。安石自不得不引用新进者，以为己助。

陈升之……王安石用事，患正论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竭力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为相。（《宋史》卷三一二《陈升之传》。）

吕惠卿……熙宁初，安石为政，惠卿方编校集贤书藉，安石言于帝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及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

章惇……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擢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

曾布……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思大有为于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于上，小臣横议和之于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丑诋以哗众罔上。……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断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坚神宗意，使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使毋敢言政。（《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安石为实行政见，凡诋毁新政者皆斥逐之，而新旧党派之争愈烈。

吕公著……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刺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夔、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富弼、韩琦……司马光……悉排斥不遗力。（《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新党得政，旧派借端攻击，其争愈甚。会新党内哄，安石不安于位，乃辞职以去。

熙宁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谟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安石求去，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匦上书留之。安石力荐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惧安石去，新法必摇，作书遍遗监司、郡守，使陈利害。又从容白帝下诏，言终不以吏违法之故，为之废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坚。……已而安石弟安国，恶惠卿奸谄，面辱之。于是乘势并陷，三人皆获罪。安石以安国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韩绛为相不能制，请复用安石。（《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

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熙宁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初吕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骤至执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志。一时朝士见惠卿得君，谓可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七。）

雱……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是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患疽发背死。……上颇厌安石……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幾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2）新旧党之倾轧

（甲）元祐之政

神宗崩，哲宗继位，时年十岁。太皇太后高氏宣仁太后临朝，同听政，已而以司马光为相。光素诋新法，既执政，用旧人，复旧制，安石新法，一切俱罢矣。

元丰八年七月……诏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十二月，罢市易法。……罢保马法。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诏修定役书……八月，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三。）

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

光等措置过急，不免报复，即旧人亦有非难之者。

宣仁后垂帘，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谓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纯仁虑朋党将炽，与文彦博、吕公著辨于帘前，未解。纯仁曰：“……昔先臣与韩琦、富弼同庆历柄任，各举所知。当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公相庆曰：‘一网打尽。’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知汉阳军吴处厚，傅致蔡确安州《车盖亭诗》以为谤宣仁后，上之。谏官欲置于典宪，执政右其说，惟纯仁与左丞王存以为不可。争之……及确新州命下，纯仁于宣仁后帘前言：“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纯仁面谏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遂上疏曰：“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害天下者，改之当如 焚拯溺”……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 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光不以为然。（《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旧人意气相争，不久遂有“蜀”、“洛”、“朔”党之分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虽然，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

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讪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戆直无党，范醇夫蜀人，师温公不立党，亦不免窜逐以死，尤可哀也。（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一三。）

同党相争，而调停新旧之说起。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

（乙）绍圣之政

哲宗年幼，诸臣言事，纷纭不已，但取决于太后。帝有言，或无对者，帝积不能平。元祐八年，太后崩，哲宗亲政，复行新法，政局复变。

畏首背大防，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信之，遂荐章惇、吕惠卿可大任。……惇入相……引以自助。（《宋史》卷三五五《杨畏传》。）

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甚至诋宣仁后，谓元祐之初，老奸擅国。又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哲宗不听。（《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

布赞惇绍述甚力……惇遂兴大狱，陷正人，流贬镌废，略无虚日。（《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型，改废法度，讪讟宗庙，睥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章著。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集而藏之，藏久必至沦弃。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请即命序辰及直学士院徐铎编类。凡司马光等一时施行文书，攟拾附著，纤悉不遗，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缙绅之士，无得脱祸者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六。）

又奏元祐初置诉理所，将熙丰以来断过刑名，辄行奏雪，讪谤先朝，归怨君父，其元看详官刘挚、孙觉、胡宗愈、傅尧俞等，乞加罪，悉皆坐谪。（王偁《东都事略》卷九七《安惇传》。）

踵蹇序辰初议，阅诉理书牍，被祸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为二蔡二惇之谣。（《宋史》卷四七一《安惇传》。）

（丙）建中崇宁之政

初章惇为相，布草制，极其称美，冀惇引为同省执政，惇忌之，止荐居枢府，故稍不相能。……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盖欲倾惇而未能。会哲宗崩，皇太后向氏召宰执问谁可立，惇有异议，布叱惇使从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罢，遣中使召蔡京，院拜韩忠彦左仆射。……拜布右仆射……忠彦虽居上，然柔懦，事多决于布，布犹不能容。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国，邪正杂用。（《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向太后权同听政，起用陈瓘、邹浩等，而贬蔡卞、蔡京等，又追复文彦博等三十三人官。太后听政仅七月，而徽宗亲政，言绍述者复起。

近时学士大夫，相领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釆，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实在今日。……元祐之际，悉肆纷更。绍圣以来，又皆称颂。夫善续前人者，不必因所为，否者赓之，善者扬焉。元祐纷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绍圣称颂，是知扬之而不知赓之之过也。愿咨谋人贤，询考政事，惟其当之为责。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宋史》卷三四三《陆佃传》。）

陆佃既为尝试之词，时曾布为相，乃进绍述之说，改元崇宁，旧人尽斥逐矣。

京亦出知江宁，颇怏怏，迁延不之官。御史陈次升、龚夬、陈师锡交论其恶，夺职提举洞霄宫，居杭州。……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引京自助，复用为学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丰政事，……遂决意用京。（《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时韩忠彦、曾布为相，洵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镇，帝未有意复用也，洵武为帝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乃作爱莫助之图以献。其图如《史记年表》，列旁行七重，别者左右，左曰元丰，右曰元祐，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重。左序助绍述者，执政中惟温益一人，余不过三四……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咸在，以百数。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请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谓非相此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

忠彦罢，京拜尚书左丞，俄代曾布为右仆射。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愿尽死。（《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曾布初挤蔡京，继排韩忠彦，引京自助，京欲独当国，终逐布去。

京与布异。会布拟陈佑甫为户部侍郎，京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布婿陈迪，佑甫子也。布忿然争辨，久之声色稍厉。温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礼。”徽宗不悦而罢。御史遂攻之，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蔡京独专大政，一意排斥旧党，党锢之祸遂成。

崇宁元年八月……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师。……九月……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治臣僚议复元祐皇后及谋废元符皇后者罪，降韩忠彦、曾布官……窜曾肇以下十七人。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十月……诏责降宫观人，不得同一州居住。（《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时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京犹未惬意，命等其罪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大碑，遍班郡国。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宁、绍圣之政，则又籍范柔中以下为邪等，凡名在两籍者三百九人，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崇宁二年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诏上书邪等人知县以上资序，并与外祠选人，不得改官及为县令。……十一月，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三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3）宣和之衰败

新旧党相争之结果，佥壬悉夤缘登用。靖康初，陈东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 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虽并予窜戮，竟无救于北宋之亡。

（甲）蔡 京

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崇宁五年正月……帝以言者毁党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罢之。京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复拜左仆射。……拜太尉……拜太师。三年，台谏交论其恶，遂致仕。……政和二年，召还京师，复辅政……又更定官名，以仆射为太、少宰，自称公相，总治三省。……省吏不复立额，至五品阶以百数，有身兼十余俸者。……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又欲广宫室，求上宠媚，召童贯辈五人，风以禁中逼侧之状。贯倶听命，各视力所致，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而延福宫景龙江之役起，浸淫及于艮岳矣。……然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为地，再起领三省。京至是四当国，目昏眊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絛。……宰臣白时中、李邦彦，惟奉行文书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发其事，上怒……京亦致仕。……京殊无去意。帝呼童贯使诣京，令上章谢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贯……三表请去，乃降制从之。（《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攸……京长子也。……其后与京权势日相轧，浮薄者复间之，父子各立门户，遂为仇敌。……帝留意道家者说，攸独倡为异闻，谓有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与方士林灵素之徒，争证神变事。于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宋史》卷四七二《蔡攸传》。）

政和七年正月，召道士林灵素于温州，筑通真宫以处之。皇帝崇尚道教，号教主道君皇帝。二月，改天下天宁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仍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建宝箓宫。（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徽宗纪二》。）

灵素……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帝心独喜其事……建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省。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秘录，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趋之。每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宋史》卷四六二《林灵素传》。）

（乙）王 黼

黼……迁符宝郎、左司谏。张商英在相位，寖失帝意，遣使以玉环赐蔡京于杭；黼觇知之，数条奏京所行政事，并击商英。京复相，德其助己，除……御史中丞……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蔡京致仕，黼阳顺人心，悉反其所为……四方翕然称贤相。……请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中外名钱，皆许擅用，竭天下财力以供费。官吏承望风旨，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童贯平腊归，黼言于帝曰：“方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贯谋起蔡京以间黼，黼惧。是时朝廷已纳赵良嗣之计，结女真共图燕……以兵属贯，命以保民观衅为上策。黼复折简通诚于贯曰：“太师若北行，愿尽死力。”时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复治兵。黼于三省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之枢密。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竟买空城五六而奏凯。率百僚称贺……帝始悟其交结状。……寻命致仕。（《宋史》卷四七〇《王黼传》。）

（丙）童 贯

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贯以供奉官主之，始与蔡京游。京进，贯力也，京既相，赞策取青唐，因言贯尝十使陕右，审五路事宜，与诸将之能否为最悉，力荐之。合兵十万……师竟出，复四州。……未几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累迁武康军节度使。讨溪哥藏，征复积石军、洮州，加检校司空。颇恃功骄恣，选置将吏，皆捷取中旨，不复关朝廷，寖咈京意。除开府仪同三司，京曰：“使相岂应授宦官？”不奉诏。……庙谟兵柄皆属焉。……不三岁，领枢密院事。……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贯为媪相。将秦、晋锐师，深入河陇……大将刘法……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惧。贯隐其败，以捷闻……关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辽人进誓表纳款。……政和元年，副郑久中使于辽，得燕人马植……遂造平燕之谋……方腊虽平，而北伐之役遂起。（《宋史》卷四六八《童贯传》。）

（丁）朱

徽宗颇垂意花石，京讽勔语其父，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延福宫、艮岳成，奇卉异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竭县官经常以为奉。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劚山辇石，程督峭惨，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出乃止。……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腊起，以诛勔为名。童贯出师，承上旨，尽罢去花木进奉。（《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戊）民 变

蔡京等同恶相继，在边衅未开之先，已激成民变。

宋江之起兵：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徽宗纪二》。）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宋史》

卷三五一《侯蒙传》。）

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呼保义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玉麒麟卢俊义：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太行，皮毛终坏。大刀关胜：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活阎罗阮小七：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尺八腿刘唐：将军下短，贵称侯王，汝岂非夫，腿尺八长。没羽箭张清：箭以羽行，破敌无颇，七札难穿，如游斜何。浪子燕青：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病尉迟孙立：尉迟壮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国功可成。浪里白跳张顺：雪浪如山，汝能白跳，愿随忠魂，来驾怒潮。船火儿张横：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短命二郎阮小二：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易不监之，清源庙食。花和尚鲁智深：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行者武松：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铁鞭呼延绰：尉迟彦章，去来一身，长鞭铁铸，汝岂其人。混江龙李俊：垂龙混江，射之即济，武皇雄争，自惜神臂。九文龙史进：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小李广花荣：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霹雳火秦明：霹雳有火，摧山破岳，天心无妄，汝孽自作。黑旋风李逵：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小旋风柴进：风有大小，黑恶则惧，一噫之微，香满太虚。插翅虎雷横：飞而食肉，有此雄奇，生入玉关，岂伤令姿。神行太保戴宗：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太行。急先锋索超：行军出师，其锋必先，汝勿锐进，天兵在前。立地太岁阮小五：东家之西，即西家东，汝虽特立，何有吾宫。青面兽杨志：圣人治世，四灵在郊，汝兽何名，走旷劳劳。赛关索杨雄：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一直撞董平：昔樊将军，鸿门直撞，斗酒炙肩，其言甚壮。两头蛇解珍：左啮右噬，其毒可畏，逢阴德人，杖之亦毙。美髯公朱仝：长髯郁然，美哉丰姿，忍使尺

宅，而见赤眉。没遮拦穆横：出没太行，茫无畔岸，虽没遮拦，难离火伴。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拼命，志在金宝，大似河，腹果一饱。双尾蝎解宝：医师用蝎，其体贵全，反其常性，雷公汝嫌。铁天王晁盖：毗沙天人，证紫金躯，顽铁铸汝，亦出洪炉。金枪班徐宁：金不可辱，亦忌在秽，盍铸长殳，羽林是卫。扑天雕李应：鸷禽雄长，惟雕最狡，毋扑天飞，封狐在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方腊之起兵：

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事魔食菜。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借以自信。县境梓桐、帮源诸峒，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诱胁良民为兵。人安于太平，不识兵革，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破杀将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杀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庐、富阳诸县，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青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雠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发运使陈亨伯，请调京畿兵，及鼎、沣枪牌手，兼程以来，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惊，亟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以东……三年正月，腊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大军至，合击贼……贼还据杭。二月，贯、稹前锋至青州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亳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余党悉平。……腊之起，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峒逃出，倮而缢于林中者，由汤岩、椔领八十五里间，九村山谷相望。王师自出至凯旋，四百五十日。（《宋史》卷四六八《童贯传》。）

方腊谓其属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糜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糜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方勺《青溪寇轨》。）

（七）宋之边患

宋之兵力，远不逮汉唐，北敝于辽，西困于夏，国势为之消耗焉。

（1）辽之建国

（甲）辽之疆域

太祖以德哷勒部之众，代约尼氏起临潢，建皇都；东并渤海，得城邑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晋，有……十六州……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约尼氏更八部……属县四十有一。每部设刺史，县置令。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又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克鲁伦河，南至白沟河北新城县之拒马河，幅员万里。（《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序》。）

辽初国号契丹，不设都名，其所居曰西楼。西楼者，即上京也。国初设四楼，在木叶山者曰南楼，在龙化州者曰东楼，在唐州者曰北楼，与西楼而四。岁时游猎，皆出入其间。至太祖始建皇都，太宗即皇都为上京，更置东京、南京，为三京。圣宗置中京，兴宗置西京，而五京具焉。（《续通志》卷一一〇《都邑略》。）

辽东西、燕、秦、汉、唐已置郡县，设官职矣。高丽、渤海因之。至辽，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其间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州军；惟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王府。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

辽疆域简表

（乙）辽之制度

官制：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史》卷四五《百官志序》。）

辽太祖受位要尼，用其旧俗，职守名称，与古迥异。迨世宗兼有燕、代，始增置官班，渐仿唐制。自兹而降，日以浸繁。辽俗东向而尚左，故御帐东向，谓之横帐。其官则分北面、南面，北面治契丹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军马、租赋之事。叶隆礼《契丹国志》，谓北面在牙帐之北，以主番事，南面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是也。然北面官又自有北南二院，自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皆分北南。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则谓之北院，居南则谓之南院耳。今观其制，北南枢密以下，略视六部，而以北南宰相总之，北府治兵，南府治民，各有专司，不相侵越。……宫帐部族，体统相承，属国边防，扼制有术。凡此北面之制，创自太祖……至世宗天禄之际，内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属，外设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之任。始未尝不欲备前代之制，以润色乎大业。而位号张皇，掌寄纷杂，或暂置于一时，或偏设于一地，史家不得其详。往往一官而仅举一曾任其职者以实之。揆其所由，岂非北面官体制已备，南面第袭其名职，事简而权势轻，故不得与北面比也。（《续通志》卷一三二《职官略三》。）

辽官制简表

兵制：

辽之兵类，表列于下：

辽兵制简表

辽之国家正式军队为部族军。

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 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各安旧风，狃习劳事……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云。（《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

其征调制度如下：

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铸金鱼符，调发军马。……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乃诏诸道征兵。（《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

刑法：

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又有籍没之法。“流”刑量罪轻重，置之边城部族之地，远则投诸境外，又远则罚使绝域。“徒”刑，一曰终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终身者，决五百，其次递减百……“杖”刑自五十至三百。（《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其制用熟皮合缝之，长六寸，广二寸，柄一尺许；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太祖初年……治诸弟逆党……亲王从逆不罄诸甸持，或投高崖杀之；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逆父母者视此；讪詈犯上者，以熟铁锥樁其口杀之。……又为枭磔、生瘗、射鬼箭、炮掷、支解之刑。（《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辽初刑法严重，后屡修订，始渐趋宽平。

太祖神册六年后梁末帝龙德元年，西历九二一年……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辽史》 卷六一 《刑法志上》。）太宗时，治勃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统和十二年宋太宗淳化五年，西历九九四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圣宗太平六年宋仁宗天圣四年，西历一〇二六年，下诏曰：“朕以国家有契丹、汉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盖欲去贪枉，除烦扰也；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据此，知其初有意贵辽贱汉，经道宗修改，始归于平。

道宗咸雍六年宋神宗熙宁三年，西历一〇七〇年，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于是命……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至天祚即位，用刑又涉严急。

由是投崖、炮掷、钉割、脔杀之刑复兴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献祖庙。（《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虽由天祚，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学校：

辽上京国子监，太祖置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官。圣宗统和十三年宋太宗至道元年，西历九九五年九月，以南京太学生员寖多，特赐水硙庄一区。道宗清宁元年宋仁宗至和二年，西历一〇五五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续通典》卷五三《礼九》。）

按：此为太学。

辽黄龙府，兴中府，倶设府学。西京、上京、东京诸道，各立州学。（《续通典》卷五三《礼九》。）

按：此为郡县学。

科举制：

辽之科举，专为汉人而设，殊不重视。

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三岁一试进士，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接而出，乐作，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试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从事郎，余并授从事郎。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

辽初官职，多由帐院所选，不设科举保荐之法。至景宗保宁八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西历九七六年，诏复南京礼部贡院。圣宗统和以后，用唐宋之制取士。六年宋太宗端拱元年，西历九八八年，诏开贡举一人及第。……十二年，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自是以后，放进士及第者，每年有之，大约不过二三人，或间一二年举行。开泰中，始广进士之额。兴宗景福以后，增至六十余人……道宗寿隆后，进士及第，多至百余人。他如制科，则道宗咸雍六年，设贤良科……然终辽之世，仅三诏而已。（《续通志》卷一四一《选举略二》。）

（丙）宋辽之和战

宋辽之战：

宋太祖时，专力平定中土，对于北方，则取守势。

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西瓦桥关，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领常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勋领棣州山东惠民县，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山西临汾县，李谦溥守隰州山西隰县，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赉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资，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宋史》卷二七三《李进卿列传论》。）

开宝八年辽景宗保宁七年，西历九七五年，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书来讲和。……七月……遣阁门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使契丹。（《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太宗既平北汉，欲乘机恢复燕云，始与辽连兵。

太原平时，上将有事幽蓟。诸将以为晋阳之役，师罢饷匮，刘继元降，赏赉且未给，遽有平燕之议，不敢言。翰独奏曰：“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上谓然，定议北伐。（《宋史》卷二六〇《崔翰传》。）

其第一次出兵之失败如下：

太平兴国四年辽景宗乾亨元年，西历九七九年，六月，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帝复自将伐契丹。（《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七月，契丹……知顺州刘廷素来降。知蓟州刘守恩来降。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等败绩，南京被围。帝命休哥代奚底，将五院军往救。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

其第二次出兵之失败如下：

是年亨咸元年冬，上命韩匡嗣、耶律沙伐宋，以报围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从匡嗣等战于满城。翌日将复战，宋人请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乃诱我耳，宜严兵以待。”匡嗣不听。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驰。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诏总南面戍兵为北院大王。车驾亲征，围瓦桥关。宋兵来救，守将张师突围出。帝亲督战……休哥率精骑渡水击败之，追至莫州。（《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

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以秦王廷美为东京留守……帝伐契丹。发京师。……驻跸大名府，诸军及契丹大战于莫州，败绩。（《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雍熙三年辽圣宗统和四年，西历九八六年，诏彬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之师，与潘美等北伐，分路进讨。……先是贺令图等言于上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圣宗立，太后萧氏摄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遂遣彬与崔彦进、米信自雄州，田重进趣飞狐，潘美出雁门，约期齐举。……美之师先下寰、朔、云、应等州，重进又取飞狐、灵丘、蔚州，多得山后要害地，彬亦连下州县，势大振。……及彬次涿州旬日，食尽，因退师雄州以援饷馈。……时彬部下诸将，闻美及重进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彬不得已，乃复裹粮再往攻涿州。契丹大众当前，时方炎暑，军士乏困，粮且尽，彬退军，无复行伍，遂为所蹑而败。（《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

雍熙三年正月，命将北伐，分兵三路，诏彦进为幽州道行营马步军水陆副都部署，与曹彬、米信出雄州。大军失利，彦进坐违彬节制，别道回军，为敌所败。（《宋史》卷二五九《崔彦进传》。）

雍熙三年，诏美及曹彬、崔彦进等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会辽兵奄至，战于陈家谷口，不利，骁将杨业死之。（《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传》。）

统和四年，宋复来侵，其将范密、杨继业出云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沟、涿州，陷固安置屯。时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曹彬等以粮运不继，退保白沟。

月余复至。休哥以轻兵薄之，伺彼蓐食，击其离伍，单者出，且战且却。由是南军自救不暇，结方阵，堑地两边而行。军渴乏丼，漉淖而饮，凡四日，始达于涿。闻太后军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锐卒追及之。彼力穷……余众悉溃，追至易州。（《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

宋将曹彬、米信出雄、易，杨继业出代州。太后亲帅师救燕，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继业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轸至定安，遇贺令图军击破之，追至五台……至蔚州……令都监耶律题子夜伏兵险阨，俟敌至而发。城守者见救至突出。斜轸击其背，二军倶溃，追至飞狐……遂取蔚州。……斜轸闻继业出兵，令萧挞凛伏兵于路。明旦继业兵至，斜轸拥众为战势。继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继业败走至狼牙村，全军皆溃。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继业在宋，以骁勇闻，人号杨无敌，首建梗边之策。至狼牙村，心恶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辽史》卷八三《耶律斜轸传》。）

杨业，并州太原人。……事刘崇……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劝其主继元降……帝太宗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迁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雍熙三年，大兵北征……泣谓潘美曰：“此行必不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陈家谷口。……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业……不食，三日死。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

延昭本名延朗，官保州防御使，徙高杨关副都部署。在边防二十余年，

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官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练使。延昭子宗保《宋史》，延昭子文广，为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候。辽人争代州地界，文广献阵图，并取幽燕策，未报而卒，赠同州观察使，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徐大焯《烬余录》甲编。）

宋辽之和：

自太宗以后，宋即不能进取，辽兵迭次南侵。至真宗始成澶渊之盟，定兄弟之称，奉岁币三十万以和。

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西历一〇〇四年……契丹内寇，纵游骑掠深、祁间，小不利辄引去，徜徉无斗意。準曰：“是狃我也。请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书一夕凡五至……明日，同列以闻，帝大骇以问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尔。”因请帝幸澶州。同列惧欲退，準止之，令候驾起。帝难之，欲还内，準曰：“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请毋还而行。”帝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準：“準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觇军势。……準力争之……帝遂渡河……相持十余日，其统军挞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挞览死。（《宋史》卷二八一《寇準传》。）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统军挞览引兵分掠威虏、顺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数为诸军所却，益东驻阳城淀，遂攻高阳，不得逞，转窥贝、冀、天雄，兵号二十万。真宗坐便殿问策安出。士安与寇準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士安言澶渊之行，当在仲冬；準谓当亟往不可缓。卒用士安议。初咸平六年，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陷契丹。至是为契丹奏请议和。大臣莫敢如何，独士安以为可信，力赞真宗当羁縻不绝，渐许其成。真宗谓敌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其阴欲引去，而耻无名……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真宗喜，手诏继忠，许其请和。……已而少间，追至澶渊，见于行在。时已聚兵数十万，契丹大震，犹乘众掠德清。至澶北鄙，为伏弩发，射挞览死，众溃遁去。会曹利用自契丹使还，具得要领，又与其使者姚东之俱来，讲和之议遂定。岁遗契丹银绢三十万。（《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乃密奉书请盟。準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準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谮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宋史》卷二八一《寇準传》。）

统和二十二年十一月……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诏继忠与使会，许和。……宋遣崇仪副使曹利用请和，即遣飞龙使韩杞持书报聘。十二月……宋复遣曹利用来，以无还地之意，遣监门卫大将军姚东之持书往报。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许之，即遣阁门使丁振持书报聘。诏诸军解严。是月班师。（《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

自此以后，始免战争之祸，然后来仁宗增币，神宗割地，皆不可谓非屈辱也。

重熙十年宋仁宗庆历元年，西历一〇四一年，十二月，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遂遣萧英、刘六符使宋。（《辽史》卷一九《兴宗纪二》。）

时天下无事，户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县，慨然有南伐之志。（《辽史》卷八七《萧孝穆传》。）

是时帝欲一天下，谋取三关，集群臣议。惠曰：“两国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必胜矣。”萧孝穆曰：“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帝从惠言，乃遣使索宋十城，会诸军于燕。惠与太弟帅师压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岁币请和。（《辽史》卷九三《萧惠传》。）

庆历二年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吕夷简因是荐弼。……先以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劳之……弼开怀与语，英感悦，亦不复隐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白：“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闻。

帝惟许增岁币，仍以宗室女嫁其子。进弼枢密直学士……遂使为报聘。既至，六符来馆客。弼见契丹主问故，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契丹主谕弼使归曰：“……其遂以誓书来。”……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弼争之……朝廷竟以纳字与之。（《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

重熙十一年闰月……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辽史》卷一九《兴宗纪二》。）

神宗熙宁七年辽道宗咸雍十年，西历一〇七四年，三月，辽主以河东路沿边增修戍垒，起铺舍，侵入蔚、应、朔三州界内，使林牙萧禧来言，乞行毁撤，别立界。至禧归，帝面谕以“三州地界，俟遣官与北朝官，即境上议之”。遂遣太常少卿刘忱等如辽。辽遣枢密副使萧素，会忱于代州境上。……八年三月……刘忱等与萧素会于大黄平，三议不能决。虏初指蔚、朔、应三州分水岭土垄为界，及忱与之行视，无土垄，乃但云：“以分水岭为界。”凡山皆有分水，虏意至时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七月……辽使争议，疆事不决，帝问于王安石，安石劝帝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于是诏分水岭为界，萧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阁待制韩缜，如河东割新疆与之。凡东西失地七百里，遂为异日兴兵之端。（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一。）

（2）夏之兴起

（甲）夏之先世

李彝兴，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鲜卑种。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梁开平中，彝昌遇害，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仁福。仁福卒，子彝兴嗣。……彝兴，彝超之弟也……宋初加太尉。北汉刘钧结代北诸部，来寇麟州，彝兴遣部将李彝玉，会诸镇兵御之，钧众遂引去。……太祖乾德五年西历九六七年卒……追封夏王。子克睿立。……累加检校太尉。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西历九七八年卒……子继筠立。……太平兴国五年卒，弟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亲觐者，继捧至，太宗甚嘉之……继捧陈其诸父、昆弟多相怨，愿留京师。乃遣使夏州，护缌麻以上亲赴阙，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初继捧之入也，弟继迁出奔，及是数来为边患。有言继迁悉知朝廷事，盖继捧泄之。乃出为崇信军节度使……屡发兵讨继迁不克，用宰相赵普计，欲委继捧以边事，令图之。因召赴阙，赐姓赵氏，更名保忠……充定难军节度使。（《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保忠至镇，即言继迁悔过归款，太宗以继迁为银州刺史。然继迁实无降心，复为寇，保忠来乞师，太宗遣翟守素讨之。继迁惶惧，奉表归顺，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又以其弟继忠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曰赵保宁。……保忠为保吉所诱，阴与之合，来寇灵州。太宗命李继隆讨之。……及王师压境，保忠反为保吉所图……开门迎王师，继隆擒、保忠以献……太宗……削保吉所赐姓名，复为李继迁。……遣使赍诏谕旨，欲授以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奉诏。……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建议禁乌白池青盐以困继迁，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太宗崩，继迁乃遣使修贡，求领藩任，真宗许之。复赐以姓名，拜定难军节度使，敕诸将勿加兵，以其子德明为行军司马。（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二七《西夏一》。）

真宗咸平五年西历一〇〇二年，三月，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六年春，遂都于灵州，诏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吐蕃……唐末……其国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甘肃华亭县、渭甘肃平凉县、泾甘肃泾县、原甘肃固原县、环甘肃环县、庆甘肃安化县及镇戎甘肃镇原县、秦州甘肃天水县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凉州虽为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咸平四年，知镇戎军李继和言，西凉府六谷都首领潘罗支，愿戮力讨继迁……乃以为盐州防御使，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六年……罗支又遣蕃官……言感朝廷恩信，愤继迁倔强，已集骑兵六万，乞会王师，收复灵州。……其年十一月，继迁攻西蕃，遂入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罗支伪降，未几集六谷诸豪及者龙族合击继迁，继迁大败，中流矢遁死。（《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真宗景德元年西历一〇〇四年正月二日，继迁卒……子德明立。……三年，复遣牙将……奉誓表……进……西平王……辽亦遣使，册德明为大夏国王……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德明卒……子曩霄立时宋仁宗明道元年，西历一〇三二年。（《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乙）夏之强盛

元昊袭位，励精图治，势始强大。

曩霄，本名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既袭封，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吾祖。（《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疆域：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凉，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官制：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兵制：

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棓、粆袋、披毡、浑脱、背索、锹䦆、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织毛为幕而以木架。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若脆怯无他伎者，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宁，曰韦州静塞，曰西寿保泰，曰卓啰和南，曰右厢朝顺，曰甘州甘肃，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镇燕，曰白马强镇，曰黑山威福。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与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用兵多立虚寨，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文化：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其立国规模既具，又败吐蕃、回纥，疆土大辟，国势日强，边备周密，遂不可侮。

阻河依贺兰山为固。……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丙）宋、夏之和战

宋宝元元年西历一〇三八年，元昊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欲窥河东道路。与诸豪歃血，约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遂筑坛受册，即皇帝位……国称大夏，年号天授……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两国既开衅，宋以夏竦、范雍往御之。

赵元昊反，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听便宜行事。徙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还，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竦……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宋史》卷二八三《夏竦传》。）

元昊反，拜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元昊先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设备。一日，引兵数万，破金明寨，乘胜至城下。……雍召刘平于庆州，平帅师来援……与贼夜战三川口，大败……雍闭门坚守，会夜大雪，贼解去，城得不陷。（《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

范雍败，以夏守赟代之，亦以无功，改遣韩、范。

刘平……败，守赟……自请将兵击贼。换……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命勾当御药院张德明、黎用信，掌御剑以随之。然守赟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宋史》卷二九〇《夏守赟传》。）

元昊反，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琦画攻守二策……执政者难之。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甘肃隆德县东。……琦……夺一官，知秦州。（《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元昊反……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以副之。……延州诸寨多失守，仲淹自请行……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时塞门、承平诸寨既废，用种世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明年正月，诏诸路入讨，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况边备渐修，师出有纪，贼虽猖獗，固已慑其气矣。鄜、延密迩灵、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若臣策不效，当举兵先取绥宥，据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计……帝皆用其议。……元昊……与仲淹约和，仲淹为书戒喻之。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元昊答书语不逊，

仲淹对来使焚之。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

降……知耀州。（《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韩、范既罢，代以陈执中，与夏竦共图边事。寻以元昊迭陷城寨，二人皆罢去。分陕西为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经略安抚招讨使，是为四路置帅。

会四路置帅，以琦兼秦凤经略招讨安抚使。庆历二年夏元昊天授礼法延祚五年，西历一〇四二年，与三帅皆换观察使，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拜，琦独受不辞。……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仲淹谢曰：“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臣当与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矣。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复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宋与夏至是皆厌战，而和议以成。

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元昊乃归，塞门寨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庆州范仲淹为书陈祸福以喻之。……知延州庞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纳款，遂令知保安军刘拯，谕亲臣野利旺荣，言：“公方特灵、夏兵，倘内附，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青涧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枣及画龟为书……遗旺荣，谕以早归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荣。……元昊使……王嵩以其臣旺荣、其弟旺令嵬名环、卧誉诤三人书议和，然倔强不肯削僭号……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诏遣邵良佐……往议，且许封册为夏国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西历一〇四四年，始上誓表……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自此和议后，边境无事，至神宗时，战争再起，宋夏交敝，复归于和。

元昊以庆历八年西历一〇四八年正月殂……子谅祚立。……遣吴宗等来贺英宗即位……语不逊……遂诏谅祚惩约之。……谅祚迁延弗受，已而……大举攻大顺城，分兵围柔远寨，烧屈乞村，栅段木岭，州兵、熟户、蕃官赵明合击退之。遣西京左藏库副使……诘之。……乃献方物谢罪……神宗即位……种谔取绥州，因发兵夜掩嵬名山帐胁降之。谅祚乃诈为会议，诱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等杀之……谅祚殂……子秉常立时宋神宗熙宁二年，西历一〇六九年。（《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谔……以父任，累官左藏库副使，延帅陆诜荐知青涧城。……诜劾谔擅兴，且不禀节制，欲捕治未果，而诜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安置陈州。（《宋史》卷三三五《种谔传》。）

既而夏人失绥州……请以安远、塞门二寨易绥州。……乃赐誓诏，而绥州待得二寨乃还。夏主受册而二寨不归，且欲先得绥州……知庆州李复圭，合蕃、汉兵才三千，逼遣……出战……遂大败。……而边怨大起矣。……夏人遂大举入环庆，攻大顺城。（《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熙宁三年夏秉常乾道二年……夏人犯塞，绛请行边……乃以为陕西宣抚使。既又兼河东，几事不可待报者，听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开幕府于延安。绛素不习兵事，举措乖方，选蕃兵为七军，用知青涧城种谔策，欲取横山，令诸将听命于谔。（《宋史》卷三一五《韩绛传》。）

韩绛宣抚陕西，用为鄜延钤辖。绛城啰兀，规横山，令谔将兵二万出无定川，命诸将皆受节度。（《宋史》卷三三五《种谔传》。）

熙宁四年正月，种谔谋取横山，领兵先城啰兀，进筑永乐川、赏逋岭二寨。……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与河东路修筑，各相去四十余里。二月，夏人来攻……新筑诸堡悉陷……元丰四年夏秉常大安六年，西历一〇八一年……鄜延总管种谔乃疏秉常遇弑，国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帝然之。（《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于是宋以李宪宦者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宦者出河东，分道并进。又诏吐蕃董毡集兵会伐，李宪总熙秦七军。及董毡兵三万，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复古兰州城，种谔克米脂，高遵裕复通远军，王中正克宥州，刘昌祚薄灵州城，大举讨夏。志在灭夏后，再对辽用兵，不意永乐之败，宋师气沮，仍归于和。

初夏人闻宋大举，梁太后问策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梁后从之，宋师卒无功。……知延州沈括请城古乌延城，以包横山，使夏人不得绝沙漠。遂遣侍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往议。禧复请于银、夏、宥之界筑永乐城。……竟城之，赐名银川寨……夏人来攻……城遂陷。……自熙宁用兵以来……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乃移书刘昌祚曰……使朝廷与夏国欢好如初，主民重见太平……遣使……贡，表曰：“……自历世以来，贡奉朝廷，无所亏怠，至于近岁，尤甚欢和。不意 人诬间朝廷，特起大兵，侵夺疆土城寨，因兹构怨，岁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义，特还所侵，倘垂开纳，别效忠勤。”乃赐诏曰：“……王师徂征，盖讨有罪。今遣使造庭，辞礼恭顺，仍闻国政，悉复故常，益用嘉纳。已戒边吏毋辄出兵，尔亦其守先盟。”遂诏……夏之岁赐如旧。（《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按：宋夏复和，秉常死，子乾顺立，年仅四岁，归永乐之俘。朝臣亦以神宗所得米脂、葭芦、浮图、安畺四寨，还于夏。而画界不定，侵寇仍不绝，于是知渭州章楶，请进城平夏以逼之，诸路同时进兵拓地，而夏介辽人乞和。哲宗元符二年夏乾顺永安元年，辽道宗寿隆五年，西历一〇九九年，和议再成，终北宋之世，不复用兵矣。

（3）金之兴起

（甲）金之部族与先世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 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出。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金史》卷一《世纪》。）

始祖讳哈富亦曰函普，从高丽来，居完颜部布尔罕水之涯，部众信服之。生子德帝乌噜，德帝生子安帝巴哈，安帝生子献祖绥赫。献祖徙居海古勒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自此遂定居于安春水之侧。生子昭祖舒噜，昭祖始立条教，约束部众，及耀武于青岭白山，而势乃寖强。辽主官以特哩衮，生子景祖乌古鼐，景祖稍役属诸部，诸部多听命来归。辽主以为生女真节度使，称都太师。自是有官属，渐立纪纲，据其山川险要，以计谋不使辽兵入境。得知其道里，辽主尝欲刻印与之，使系籍，不从。以厚资易邻铁为甲冑，兵势大振。时鄂敏水富察部，特克绅特布水完颜部，图们水温特赫部，舍音水完颜部，相继来附。卒……子世祖和哩布，及肃宗颇拉淑、穆宗额噜温，世祖生康宗乌雅舒及太祖，自世祖、肃宗、穆宗、康宗相继为节度使，削平诸部。康宗卒，太祖嗣节度使位。（《续通志》卷四七《金太祖纪》。）

（乙）辽天祚荒淫与女真之兴

道宗咸雍五年宋神宗熙宁二年，西历一〇六九年，加守太帅。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太康元年熙宁八年，皇太子始预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谋以事诬皇后。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时皇太子以母后之故，忧见颜色。乙辛党欣跃相庆，谗谤沸腾，忠良之士，斥逐殆尽。乙辛因……谋构太子……帝疑……乃囚皇太子于上京，监卫者皆其党。寻遣……害太子。乙辛党大喜，聚饮数日。（《辽史》卷一一〇《耶律乙辛传》。）

萧奉先，天祚后族也。……道宗朝，为内侍供奉，又为承旨，历吏部尚书。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与。至天祚朝，球猎声色，日蛊其心。（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九《萧奉先传》。）

李处温……伯父俨……累官参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与北枢密使萧奉先友旧。执政十余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宠任之。俨卒，奉先荐处温为相。处温因奉先有援己力，倾心阿附，以固权位，而贪污尤甚，凡所接引，类多小人。（《辽史》卷一〇二《李处温传》。）

辽主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金史》卷二《太祖纪》。）

辽之国势，以圣宗时为强盛；兴宗、明宗，尚可蒙业而安；至道宗远贤亲佞，辽政遂衰；天祚继以荒淫，国事益坏；而女真乃乘间崛起。

初，辽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贪纵，征索无艺，公私厌苦之。康宗尝以不遣阿疏为言显水纥石烈阿疏，毛睹禄阻兵为难，穆宗自将伐阿疏，阿疏乃自诉于辽，遂留不敢归，稍拒其使者。太祖嗣节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疏，故常以此二者为言……至是复遣宗室习古乃、完颜银朮可往索阿疏。习古乃等还，具言辽主骄肆废弛之状。于是召官僚耆旧以伐辽告之，使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以听后命。辽统军司闻之……辽人始为备，命统军萧挞不野调诸军于宁江州。……太祖……谓诸将佐曰：“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之，无为人制。”众皆曰：“善。”……太祖进军宁江州……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辽之罪，申告于天地……至辽界……进军宁江州时辽天祚天庆四年，宋徽宗政和四年，西历一一一四年，诸军填堑攻城。……克其城……辽都统……副都统……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太祖自将击之。……及河，辽兵方坏陵道，选壮士十辈击走之。大军继进，遂登岸。……与敌遇于出河店，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获……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攻宾州拔之。……降。……祥州……克咸州。（《金史》卷二《太祖纪》。）

天庆四年，十月，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不也为副……屯出河店。两军对垒，女直军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萧嗣先军溃……萧奉先惧其弟嗣先获罪，辄奏东征溃军，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为患。上从之…二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故士无斗志，望风奔溃。……十二月，咸、宾、祥三州，及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往援宾州……咸州并为女直所败。（《辽史》卷二七《天祚帝纪一》。）

女真举兵，连战大捷，遂建号称帝，与辽对峙。

收国元年辽天祚天庆五年，宋徽宗政和五年，西历一一一五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金史》卷二《太祖纪》。）

辽知金不可骤讨，欲与金和，金恃强不允，天祚乃大举攻之。

天庆五年正月，下诏亲征，遣僧家奴持书约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赛剌复书：若归叛人阿疏，迁黄龙府于别地，然后议之。（《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二》。）

八月……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番、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检点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宁江州。自长春州分道而进，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直。（《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二》。）

天祚行军至中途，内乱忽起，仓猝而归，为金所蹑，遂致溃败。

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谋迎立魏国王淳。……章奴知魏国王不听，率麾下掠庆、晓、怀、祖等州，结渤海群盗，众至数万，趋广平淀，犯行宫。顺国女直阿鹘产，以三百骑，一战而胜……章奴诈为使者，欲奔女直，为逻者所获，缚送行在，腰斩于市。（《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二》。）

辽主以张奴叛，西还……诸将曰：“今辽主既还，可乘怠追击之。”……上复曰：“诚欲追敌，约赍以往，无事餫馈。若破敌，何求不得。”众皆奋跃，追及辽主于护步答冈。是役也……辽师败绩……获舆辇、帟幄、兵械、军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金史》卷二《太祖纪》。）

天庆六年正月……裨将渤海高永昌僭号……五月……女直军攻下沈州，复陷东京，擒高永昌。东京州县……皆降女直。七年正月……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二》。）

天祚帝自大败归，欲图再举，乃置怨军。

天庆七年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后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后锦，自乾，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凡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蒺藜山。（《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二》。）

金初因辽控制过严，欲脱羁绊，举兵以抗。既连胜辽兵，据有东北诸地，已非始愿所及，无复进取之心。辽遣求和，亦有允意，据《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天庆八年所复书，其条款如下：

（1）辽主册金主为皇帝。

（2）辽主以兄礼事金主。

（3）割让上京、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

（4）岁贡方物。

（5）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

辽金款议，终因文字关系不能成立。

金复遣胡突衮来，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裁减岁币之数，“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汉仪，可以如约。”（《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二》。）

天祚付群臣等议。萧奉先大喜，以为自此无患，差静江军节度使萧习烈……备天子衮冕、玉册、金印、车辂、法驾之属，册立阿骨打为东怀国至圣至明皇帝。……至金国，杨朴以仪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东怀国乃小邦怀其德之义，仍无册为兄之文……阿骨打大怒……遣萧习烈……回云：“册文骂我，我都不晓。徽号、国号、玉辂、御宝，我都有之，须称我大金国皇帝兄即已，能从我，今秋可至军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恶闻女真事，萧奉先揣其意，皆不以闻。（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〇《天祚帝纪上》。）

天庆九年宋徽宗宣和元年，西历一二一九年，七月金复遣乌林答赞谟来，责册文无兄事之语，不言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及册文有渠材二字，语涉轻侮；若遥芬多戬等语，皆非善意，殊乖体式。如依前书所定，然后可从。（《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二》。）

和议迁延久不决，兵衅复开。

天辅四年辽天祚帝天庆十年，宋徽宗宣和二年三月，上谓群臣曰：“辽人屡败，遣使求成，惟饰虚辞以为缓师之计，当议进讨”……诏咸州路都统司……以余兵来会于浑河。……四月，上自将伐辽。……五月……趋上京……上亲临城，督将士诸军鼓噪而进。……克其外城，留守挞不野以城降。（《金史》卷二《太祖纪》。）

（丙）辽之灭亡与西辽之建立

耶律余睹……国族之近者也。……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晋王，最贤，国人皆属望。时萧奉先之妹，亦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余睹，将潜图之。……讽人诬余睹……谋立晋王，尊天祚为太上皇。事觉……赐文妃死。余睹在军中闻之，惧不能自明被诛，即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余睹既入女直，为其国前锋，引娄室孛革兵，攻陷州郡。（《辽史》卷一〇二《耶律余睹传》。）

金太祖得耶律余睹，尽悉辽情，遂遣将南侵。

天辅五年辽天祚保大元年，宋徽宗宣和三年七月，诏咸州都统司曰：“自余睹来，灼见辽国事宜，已决议亲征，其治军以俟师期。”寻以连雨，罢亲征。命吴勃极烈昱为都统，移赉勃极烈宗翰副之，帅师而西。……六年正月……取中京。（《金史》卷二《太祖纪》。）

时天祚帝正猎于鸳鸯泺河北赤城县境，金兵追袭之，不及而还。

二月……知辽主猎鸳鸯泺……遂遣……都统杲，进兵袭之。三月，都统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追辽主于鸳鸯泺。辽主奔西京。宗翰复追至白水泺，不及，获其货宝。（《金史》卷二《太祖纪》。）

天祚西奔，南京大臣，拥立燕王淳为帝，于是辽分为二。

辽主天祚震惊，率骑兵五千奔云中，留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云中，遂取马三千匹，奔入夹山绥远五原县西北。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夹山，李处温与其弟处能及子奭，都兴萧幹挟怨军谋立淳，乃率燕京数万人劝进。淳即位，改怨军为常胜军，自号天锡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为湘阴王。淳主燕，云、平、上、中京、辽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诸番部，天祚主之，犹称保大二年，辽国自此分矣。（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太祖纪下》。）

保大二年，天祚入夹山，奚王回离保、林牙耶律大石等……立淳。……改保大二年为建福元年……以回离保知北院枢密使事，军旅之事，悉委大石。……淳病死……遗命遥立秦王定天祚次子……德妃为皇太后，称制，改建福为德兴元年。（《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金初与宋有夹击之约，故金置燕京不取，但宋师进攻不利，辽得苟延，及金兵入关，燕京始陷。

天辅五年十二月……国主……遂分三道进兵，粘罕趋南暗口，挞懒驸马趋北牛口，国主亲趋居庸关，分三路入燕。……抵居庸关，辽人弃关走，……到燕，萧后闻居庸失守，夜率萧幹等出奔。……辽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大石林牙。以萧后归辽主于夹山，天祚杀萧后，萧幹以奚渤海人入奚。（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太祖纪下》。）

天祚收集散亡，图复燕云，与金兵遇，兵败被擒，辽遂以亡。

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不从。大石遂杀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复溃，直趋阴山。（《辽史》卷二九《天祚帝纪三》。）

金师围青冢寨，天祚子雅里在军中。太保特母哥挟之出走，间道行至阴山。闻天祚失利，趋云内，雅里驰赴。时扈从者千余人，多于天祚。……天祚渡河奔夏，队帅耶律敌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岭……群僚共立雅里为主。雅里遂即位，改元神历……致疾卒。（《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帝幸天德，过沙漠，闻金兵至……趋党项……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将完颜罗索所获。……至金，降封海滨王。（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三三。）

辽亡之后，耶律大石建西辽于西域，复延八十四年，灭于乃蛮。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孙也。……登……进士第，擢翰林……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天祚播越，与诸大臣立秦晋王淳为帝。淳死，立其妻萧德妃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萧德妃归天祚。天祚怒诛德妃而责大石……大石不自安……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七州……十八部王众，谕曰：“……金以臣属，逼我国家……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剪我仇敌，复我疆宇……”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天保三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倍。至寻思干即撒马儿罕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三军俱进，忽儿珊大败……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在撒马儿罕与布哈拉之间。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会二年，西历一一二四年二月五日即位……号葛儿罕《元史·太祖纪》，作菊儿汗，《曷斯麦里传》，作阔儿罕，华言普遍汗也。复上汉尊号曰天佑皇帝，改元延庆。……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斡耳朵，蒙古语，宫殿也……在位二十年，庙号德宗。（《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后名塔不烟，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在位十三年殁，庙号仁宗。（《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子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后与驸马萧朵鲁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驸马为东平王，罗织杀之。驸马父斡里剌，以兵围其宫，射杀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仁宗次子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时秋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遂袭辽衣冠，尊直鲁古为太上皇……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直鲁古死宋宁宗嘉定六年，金卫绍王至宁元年，西历一二一三年，辽绝。（《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八）北宋之灭亡

（1）宋、金之和战

（甲）海上之盟

赵良嗣，本燕人马植，世为辽国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政和初，童贯出使，道卢沟。植夜见其侍史，自言有灭燕之策，因得谒。童贯与语，大奇之，载与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即献策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徽宗召见……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燕之议自此始。（《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

天辅元年……先是宋建隆以来，女真自其国之苏州，泛海至登州卖马，故道犹存。去夏有汉儿郭药师者，泛海来，具言女真攻辽事。宋遣马政，同药师讲买马旧好，由海道入苏州，至其国阿骨打所居阿芝州涞流河，问遣使之由。政对以贵朝在建隆时，讲好已久，今闻贵朝攻破辽国五十余城，欲复前好，共行吊伐。阿骨打……遣渤海人李善庆……赍国书，并北珠、生金……为贽。……天辅二年宋徽宗重和元年……至宋……宋相蔡京、童贯见之，……居十余日，遣赵有开、马政赍诏及礼物，与善庆等渡海聘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太祖纪上》。）

宋使登州防御使马政以国书来，其略曰：“日出之分，实生圣人。窃闻征辽，屡破勍敌。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使散睹如宋报聘，书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金史》卷二《太祖纪》。）

天辅三年宋徽宗宣和元年正月……宋遣其使赵良嗣来。……良嗣之来使也，大概议夹攻辽，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许之岁币。初许三十万，而卒与契丹旧数。良嗣曰：“燕京一带，则并西京是也。”国主亦许之，遂以手札付良嗣，约以本国兵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地趋古口，南朝兵自白沟夹攻……马政回使于金，国书略曰：“……共图问罪之师。诚意不渝，义当如约。已差童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依与契丹旧数，仍约毋听契丹讲和。”（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太祖纪上》。）

（乙）夹击之始末

金兵攻破中京。……遂引兵至松亭关。已有与宋朝有各不过关之约，止引兵由其西而过。……天祚至云中……奔入夹山。……金兵追至云中……追天祚几及。（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太祖纪下》。）

宣和四年金太祖天辅六年三月……辽人立燕王淳为帝。金人来约夹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屯兵于边以应之，且招谕幽、燕。……五月……以蔡攸为河北、河东宣抚副使。以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为太尉。童贯至雄州，令都统制种师道等分道进兵。辽人击败前军统制杨可世于兰沟甸。……杨可世与辽将萧幹战于白沟，败绩。辛兴宗败于范村。六月，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帝闻兵败，惧甚，遂诏班师。以王黼为少师。是月，辽燕王淳死，萧幹等立其妻萧氏。七月……王黼以耶律淳死，复命童贯、蔡攸治兵，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九月……金人遣徒孤且乌歇等来议师期。……辽将郭药师等以涿、易二州来降。十月……刘延庆与郭药师等统兵出雄州。……师次涿州。郭药师与高世宣、杨可世等袭燕，萧幹以兵入援，战于城中。药师等屡败，皆弃马缒城而出，死伤过半。以蔡攸为少傅、判燕山府，刘延庆自卢沟河烧营夜遁，众军遂溃，萧幹追至涿水上乃还。（《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药师拥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来归，诏以为恩州观察使。王师北讨，刘延庆与幹军于卢沟。药师曰：“幹以全师抗我，燕城必虚，选劲骑袭之可得也。”延庆遣药师与诸将帅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进。质明，甄五臣领五千骑夺迎春门以入，大军继至……药师遣人谕萧后使趣降，后密诏萧幹还，战于三市，药师失马，几为所擒，遂以败还。（《宋史》卷四七二《郭药师传》。）

延庆营于卢沟南，幹分兵断饷道，擒护粮将王渊，得汉军二人，蔽其目留帐中，夜半伪相语曰：“闻汉军十万压吾境，吾师三倍，敌之有余。当分左右翼，以精兵冲其中，左右翼为应，歼之无遗。”阴逸其一人归报。明旦，延庆见火起，以为敌至，烧营而奔，相蹂践死者百余里。自熙丰以来所储军实殆尽。退保雄州，燕人作赋及歌诮之。（《宋史》 卷三五七 《刘延庆传》。）

宋兵两次图燕，皆遭挫败，迨燕京为金所下以归于宋，与原约不符，已伏后来败盟之衅。

初，宋朝与金人约，但求石晋故地，初不思平、营、滦三州，乃刘仁恭以遗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赵良嗣、马扩见国主于奉圣州，主令其弟国相蒲结与计事。蒲结以往岁不遣报使，今岁遣兵失期为言云：“今更不论元约，特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六州谓冀、景、檀、顺、涿、易也。良嗣……辨论数四，卒不从。（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太祖纪下》。）

宋又遣良嗣索营、平、滦三州，金主不许，其词甚峻。

（1）若必欲取营、平、滦三州，并燕京而不与。

（2）燕京自我得之则当归我，燕租三百万，止取一百万。

（3）不然还我涿、易旧疆。

宋自知力不能抗，终以牵就成盟。

（1）岁输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又别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2）遣使贺金主生辰及正旦。

（3）置榷场贸易。

约定，始实行交割燕京。

童贯、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后曰抚定。凡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而东。宋朝捐岁币数百万，所得者空城而已。（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太祖纪下》。）

（2）宋、金之战争

（甲）起衅原因

张觉亦作瑴……为辽兴军节度副使。镇民杀其节度使萧谛里，觉拊定乱者，州人推领州事。燕王淳死，觉知辽必亡，籍丁壮五万人，马千匹，练兵为备。……金人入燕，访觉情状于辽故臣康公弼……请使焉而观之。遂往见觉。觉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独平州存，敢有异志？”……公弼道其语，粘罕信之，升平州为南京，加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企弓、公弼与曹勇义、虞仲文皆东迁。时燕民尽徙，流离道路。或诣觉诉：“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谁?”觉召僚属议，皆曰：“近闻天祚复振于松漠，金人所以急趋山西者，畏契丹议其后也。公能仗大义，迎故主，以图兴复，责企弓等之罪而杀之，纵燕人归燕，南朝宜无不纳。傥金人西来，内用营、平之兵，外借南朝之援，何所惧乎?”觉又访于翰林学士李石，亦以为然。乃杀企弓等四人，复称保大三年……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党往燕山，说知燕山府王安中……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金人闻觉叛，遣阇母国王将三千骑来讨。觉帅兵迎拒之于营州，阇母以兵少，不交锋而退……觉遂妄以大捷闻，朝廷建平州为泰宁军，拜觉节度使……犒以银绢数万。诏命至，觉喜，远出迎。金人谍知举兵来，觉不得返……奔燕。……金人既平三州，始来索觉，王安中讳之。索愈急，乃斩一人貌类者去。金人曰：“此非觉也。觉匿于王宣抚甲仗库，若不与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觉出……使行刑……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将……自是解体。（《宋史》卷四七二《张觉传》。）

按:此起衅之一因也。

天会二年宋徽宗宣和六年，西历一一二四年，三月……遣使往宋丐粮。先是良嗣使金时，许金人糗粮二十万斛。至是诣宣抚司来索所许。谭稹曰：“二十万斛岂易致邪？兼宣抚司未尝有片纸只字许粮之文。”金使曰：“去年四月间，赵良嗣已许矣。”稹曰：“口许岂足凭邪？”终不之与。（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一》。）

按：此起衅之又一因也。

（乙）金兵南侵

先是金人既获天祚，连遣三使聘宋：初曰，报谢通好也；次曰，告庆得天祚也；又次曰，贺天宁节也。使传继来，河朔至京，供亿疲蔽。其实窥觇道路，使之不疑。……时粘罕已蓄南侵之谋，会义胜军三千畔奔之，具言中国虚实……由是刘彦宗、余睹、萧庆力劝粘罕，言南朝可图，仍不必众，因粮就兵可也。粘罕遂决意入侵。（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一》。）

天会三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历一一二五年，十二月，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宋。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于是斡离不之军，自燕山侵河北，粘罕之军侵河东。（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一》。）

西路军之情况。

宣和七年……粘罕南侵。贯在太原，遣马扩、辛兴宗往聘以尝金。金人以纳张觉为责，且遣使告兴兵……使者劝贯速割两河以谢，贯气褫不能应，谋遁归。太原守张孝纯诮之……贯奔入都。（《宋史》卷四六八《童贯传》。）

童贯自太原遁归京师，中山奏金人斡离不、粘罕……陷忻、代等州，围太原。（《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东路军之情况。

斡离不军至燕……破檀蓟州。（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一》。）

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与药师同知，药师自以节钺，欲居度上。度称御笔所书有序，药师不从。加以常胜军肆横，药师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虑其交恶，命度与河间蔡靖两易。靖至，坦怀待之，药师亦重靖，稍为抑损，安中但谄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请无不从。……专制一路，增募兵，号三十万，而不改左衽，朝论颇以为虑。亟拜太尉，召入朝，辞不至。帝令童贯行边，阴察其去就，不然则挟之偕来。贯至燕，药师迎……拜帐下……贯释然。……归为帝言，药师必能抗虏，蔡攸亦从中力主之。……谓其可倚，故内地不复防制。屡有告变，及得其通金国书，辄不省。……金兵已南下，破檀、蓟，至玉田。蔡靖遣药师、张令徽、刘舜仁帅师出御，其夕令徽遁归，靖与部使者诣药师……悉锁于家。

斡离不及郊，药师率军官迎拜，遂从以南叛。……斡离不至庆源，闻天子内禅，欲回军，药师曰：“南朝未必有备，不如姑行。”其后趦趄京城，诘索宫省，与邀取宝器服玩，皆药师导之也。（《宋史》卷四七二《郭药师传》。）

药师既畔，金使诣宋国，具言拥兵来因，辞颇不顺。徽宗引咎归己，连下哀痛之诏……已而徽宗内禅……欲回。药师曰：“南朝未必有备，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时遂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太宗纪一》。）

先是内侍梁方平，领军在河北岸，铁骑奄至，仓卒奔溃。……方平既溃，何灌军亦望风奔散。宋师在河南者无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济。（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二》。）

靖康元年金太宗天会四年，西历一一二六年正月……金人破相州，破浚州。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师溃，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退保滑州。灌奔还，金人济河……犯京师。（《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斡离不围宋京师。先是药师尝打球于牟驼冈，知天驷监有马二万匹，刍豆山积，至是导斡离不，使奄而取之。……寻攻通天、景阳门甚急，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丘、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何灌出战败绩，死之。未几马忠以京西兵，败金人于顺天门外，宋师稍振，游骑不敢旁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二》。）

汴京被围，而朝臣主战主和者，尚分两派。

金将斡离不兵渡河，徽宗东幸，宰执议请上暂避敌锋。……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纲进曰：“今日之计，当整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问谁可将者……纲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乃以纲为尚书右丞。……命纲为亲征行营使，以便宜从事。纲治守战之具，不数日而毕。（《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李纲主固守，以待勤王之师，然后与金决战，而多数主和，不用纲策，遣使与金议款。

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种师道、姚平仲亦以泾原、秦凤兵至。纲奏言：“金人贪婪无厌，凶悖已甚，其势非用师不可。且敌兵号六万，而吾勤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彼以孤军入重地……当以计取之……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俟其食尽力疲……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此必胜之计也。”……约日举事。姚平仲勇而寡谋，急于要功，先期率步骑万人……以袭敌营，不克，惧诛亡去。（《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姚平仲夜袭金营不克，金人借为口实，益倔强，宋乃罢纲以谢金人。人情愤激，大学生陈东伏阙上书，力请用纲以竟战功。

金使来，宰相李邦彦语之曰：“用兵乃李纲、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罢纲，以蔡懋代之。（《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李邦彦议和，恶李纲主战，罢之。东率诸生伏宣德门上书曰：“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也……其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柷之徒，社稷之贼也。”（钱士升《南宋书》卷三〇《陈东传》。）

太学诸生陈东等，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及种师道，且言李邦彦等疾纲，恐其成功，罢纲正堕金人之计。会邦彦入朝，众数其罪而骂。吴敏传宣，众不退，遂挝登闻鼓，山呼动地。殿帅王宗濋恐生变，奏上勉从之。遣耿南仲号于众曰：“已得旨宣纲矣。”内侍朱拱之宣纲后期，众脔而磔之，并杀内侍数十人。乃复纲右丞，充京城防御使。（《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但勤王兵，遇敌辄败，终于不能不和，其所定约条如下：

（1）宋朝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表段百万匹，牛马万头。

（2）尊金主为伯父。

（3）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

（4）亲王宰相为质。

于是括借都城金银，及倡优家财，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且以肃王枢为质，斡离不始解围北还。

（丙）徽、钦被虏

粘罕之围太原也，悉破诸县，为锁城法，以困太原。锁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筑城环绕，分人防守。（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二》。）

太原由张孝纯固守，粘罕攻之不下，兵被牵掣，未得与围汴之役。及闻斡离不议和，饱载而去，亦遣使来索赂，宋却之，于是兵衅又开。

先是粘罕遣人来求赂，大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人，且约结余睹以图之。至是，粘罕怒，及攻太原不克，分兵趣京师，过南北关，权胜威军李植以城降。陷隆德府。（《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宋谓金败盟，即诏三镇固守，且遣兵往援之。

诏曰：“朕承道君皇帝付托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师，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纾祸。……而金人要盟，终弗可保。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粘罕深入，南克隆德，又所过残破……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及奉使许地之人，悉行罢黜，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誓当固守……永保疆土。”（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二《钦宗纪》。）

宋复用离间之策，欲使金人内变，徒为金人兴兵口实。

粘罕……差萧仲恭、赵伦等赉书报复……时宋勤王之师踵至，大臣有轻敌意，猥曰：“吾兵盛如此，当与金抗，且彼既领肃王过河，吾盍留其使，与之相当。”于是馆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赵伦者燕人，狡狯，惧不得归，乃诈以情告伴使邢倞曰：“金国有余睹者，领契丹精锐甚众，贰于金人，愿归大国，可结之以图粘罕、斡离不。”倞遂以闻，宋大臣信之，即以诏书授伦，纳衣领中，仍赐伦等绢各千匹，白金千金。

伦至粘罕所，首以其书献之。粘罕大怒，以伦书奏闻其主……又麟府折可求来，献言夏国之北，有大辽天祚梁王与林牙萧太师……如能合击金人，立我宗社，则当修好如初。吴敏以为然，乃奏上，令致书梁王。由河东入麟府，为粘罕游兵所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二》。）

以上两事彰露，金主乃遣粘罕、斡离不大举分道南侵，以不守信约为名。

天会四年宋钦宗靖康元年，西历一一二六年，八月，诏左副元宗翰即粘罕、右副元师宗望即斡离不伐宋。（《金史》卷三《太宗纪》。）

于是粘罕发云中，斡离不发保州。

金人既退，大臣不复顾虑，武备益弛。好问言：“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备，当速讲求。今边事经画旬月，不见施设……此臣所深惧也。”及边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讲解。金人佯许而攻略自如，诸将以和议故，皆闭壁不出。好问言：“彼名和而实攻，朝廷不谋进兵遣将何也？请亟集沧、滑、邢、相之戍，以遏奔冲，而列勤王之师于畿邑，以卫京师。”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骇，廷臣疑相顾，犹以和议为辞。好问率台属，劾大臣畏懦误国。出好问知袁州。（《宋史》卷三六二《吕好问传》。）

粘罕攻下太原，斡离不克真定，宋师皆溃。

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书，再出使，许以三镇赋入之数。云至真定……还言……金人必欲得三镇，不然则进兵取汴都。中外震骇，诏集百官议。（《宋史》卷三五七《王云传》。）

宋师既溃，而庙堂和战主张，仍不一致，毫无战守之计。

金骑再来邀割三镇，恪集廷臣议，以为当与者十九，恪从之。使者既行，于是诸道勤王兵大集，辄谕止……皆反旆而去。（《宋史》卷三五二《唐恪传》。）

金人再举乡京师，请割三镇……李纲等谓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为主和议，故战守之备皆罢。（《宋史》卷三五二《耿南仲传》。）

王云使金帅斡离不军还，言金人怒割三镇缓，却礼币弗纳，曰：兼旬使不至，则再举兵。于是百官议从其请。曰：“……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宰相主割议，论辨不已……请建四道总管，使统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领之。……而唐恪、耿南仲、聂昌信和议，相与谋曰：“方继好息民，而调发不已，使金人闻之奈何？”亟檄止之。解政事。（《宋史》卷三五三《何传》。）

王云……言，金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集百官议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请与之，桧等三十六人持不可。（《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主战者遭挫，仍复进行和议，使聂昌赴粘罕军，耿南仲赴斡离不军，皆不得要领。

会金人再议和，割两河，须大臣报聘。诏耿南仲及昌往，昌……行次永安，与金将粘罕遇……往河东，至绛，绛人闭壁拒之。昌持诏抵城下，缒而登。州钤辖赵子清麾众害昌，抉其目而脔之。（《宋史》卷三五三《聂昌传》。）

南仲偕金使王汭往卫州。乡兵欲杀汭，汭脱去，南仲独趣卫，卫人不纳。走相州。（《宋史》卷三五二《耿南仲传》。）

因是和议不成，金兵遂渡河围汴。

粘罕留银朱守太原，斡离不留韶合、韩庆和守真定，各率其众南征。斡离不……由恩州王榆渡趋大名，由李固渡济河。……侵宋京师，屯刘家寺。……粘罕克平阳府，又克西京及河阳府。……克郑州，克怀州……围宋京师，屯青城。（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二》。）

京师守备空虚，终于不守。

时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卫士三万，然亦十失五六。金人攻城急。……范琼以千人出战，渡河冰裂，没者五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挫。妖人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兵大败。京托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命何及济王栩使金军，何入言，金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惊忧而疾必欲之出，朕当亲往。”（《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十二月，钦宗往青城与粘罕议和。索金一千万铤，银二千万铤，缣帛如银之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四《太宗纪二》。）

金人遣使致书欲钦宗再幸其军……钦宗亦不欲出郊，而独以谓必须出，钦宗信之。……幸金营……遂留不遣。（王

偁《东都事略》卷一〇八《何传》。）

时金人根括津搬络绎道路。上遣使归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银数足方可还。”于是再增侍从郎中二十四员，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内侍、僧道、伎术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衣段一百万，诏令权贮纳。时根括已申了绝……军前取过。教坊人及内侍蓝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银，乞搜出。”二酋怒甚。于是开封府复立赏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内复得金七万，银一百十四万，并农段四万纳军前。二酋以金银不足，杀提举官梅执礼等四人，余各杖数百。（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七。）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金已许和……十二月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欲尽竭所有以犒诸军。初五日，金使移文开封府，索良马一万匹……初六日……索军器……初九日……索金帛……又取奸臣家属凡二十家……二十三日，金人索监书藏经，如苏、黄文及《资治通鉴》之类，……二十四日，金人持书入城，督责金帛……检视府库藏积绢，……一千四百万匹，于内准充犒赏所须一千万匹……今来赏劳诸军，议定合用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仪物、法服、卤薄、冠冕、乘舆种种等物，及台省寺监官吏、通事舍人内官，数各有差，并取家属，又索犀象、宝玉、药石、彩色、帽幞、书籍之属……二十九日……开封府追捕内夫人倡优……又征求戚里权贵女使……又押内官二十五人及百工伎艺千人……三十日，金人索八宝九鼎车辂等，又索将作监官吏、尚书省吏人、秘书监文籍、国子监印板及阴阳传神待诏等……二月初二日，金人索后妃服、琉璃玉器，再要杂工匠、伶人、医官、内官等各家属……十七日，又追取宫嫔以下一千五百人，亲王二十五人，帝姬驸马四十九人……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学博通经术者三十人，如法以礼敦聘前来，师资之礼，不敢不厚。学中应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闽人及两河人，官司各给三百千以治装。三十人忻然应聘……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禅学通经口数僧行数十人……又索应千经板……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须管二十五日解发尽绝，并不得隐落一人。……三月二十二日，金人移文，节次索金银表段，并犒军之物……但念楚国肇造……已议停止。……二十九日，五鼓，太上皇帝、主上北行。（丁特起《靖康纪闻》。）

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金太宗天会五年，西历一一二七年，二月……金人要上皇如青城。以内侍邓述所具诸王孙名，尽取入军中。金人逼上皇召皇后、皇太子入青城。（《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粘罕遣二人持书，一诣太上皇，一诣钦宗，前曰：“今日北国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请车驾诣军前听候。”……钦宗至金营，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国皇帝不从汝请，别立异姓为主。”使人拥帝……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视之，见戎衣数十人，引太上……而去。……皇族、后妃、诸王累累至军中，日夜不止。……粘罕坐帐中，使人拥二帝至阶下，宣诏曰：“宜择立异姓以代宋后，仍令赵某父子前来燕京，令元帅府差人津遣前来。”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妇之服易二后之服。（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五《太宗纪三》。）

金人废赵氏，代以异姓，张邦昌因得立为楚帝。楚者指江以南言。盖金人自揣能力尚不足征服全中国，仅先据河北，而援立楚以治江南。后来以河南、山东与刘豫，立为齐帝，亦同此用意。

吴幵、莫俦，自金营持文书来，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留守孙傅等不奉命，表请立赵氏。金人怒，复遣幵、俦促之，劫傅等召百官杂议。众莫敢出声，相视久之，计无所出……适尚书员外郎宋齐愈至自外，众问金人意所主，齐愈书张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议以邦昌治国事。……王时雍时为留守，再集百官诣秘书省，至即闭省门，以兵环之，俾范琼谕众以立邦昌，众意唯唯。有太学生难之，琼恐沮众，厉声折之，遣归学舍。时雍先署状，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桧不书，抗言……金人怒，执桧。……金人奉册宝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伪位，僭号大楚。（《宋史》卷四七五《张邦昌传》。）

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三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万国，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实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期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图变誓渝盟，以怨报德，构端怙乱，反义为仇。谲绐成俗，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号令滋章，纪纲紊弛。况所退非其罪，所进非其功，贿赂公行，豺狼塞路。天厌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务责人，罔知省己。

父既无道于前，子复无断于后。以故征师命将，伐罪吊民。幸赖天高听卑，神幽烛细，旌旗一举，都邑立摧。且眷命攸瞩，谓之大宝；苟历数改卜，未获偷安。故用黜废，以昭元鉴。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诚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遣使诸官都部署、尚书左仆射权签枢密院事韩某等，持节备礼，以玺册命尔为皇帝，以援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尔勿疲于述职；问音岁致，我无缓于忱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贤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与？予懋乃德，嘉乃丕绩，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二。）

张邦昌既立，金人挟徽、钦二帝，及后妃帝姬宗室数千人北去。

天会六年宋高宗建炎二年，西历一一二八年，八月……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徽宗昏德公，子钦宗重昏侯。（《金史》卷三《太宗纪》。）

按：世传《南渡录》等书，言二帝迁徙无常处。徽宗卒于五国城，钦宗则当金主亮时，以骑兵蹙毙之。其事无左证，但据《宋史》《金史》及蔡絛《北狩行录》，则徽、钦当尚同居，宗室故官亦许相随，族类甚蕃云。

（九）南宋之建国

（1）宋、金之战争

（甲）金人第一次南侵宋高宗建炎元年，金太宗天会五年

金人遂攻取河南山东，进窥陕西。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帝……请行。……二月……斡离不……请更肃王。……八月，金帅粘罕复引兵深入……十月，王云从吏自金先还，言金人须帝再至乃议和。……十一月，诏帝使河北……至磁州，守臣宗泽请曰：“肃王去不返，金兵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磁人以云将挟帝入金，遂杀云。时粘罕、斡离不已率兵渡河，相继围京师。从者以磁不可留，知相州汪伯彦……请帝还相州。闰月……初朝廷闻金兵渡河，欲拜帝为元帅。至是……至相，拜帝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十二月，帝开大元帅府，有兵万人，分为五军……率兵离相州。……次大名府。宗泽以二千人先诸军至，知信德府梁扬祖以三千人继至，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汪伯彦等皆信和议，惟宗泽请直趋澶渊……帝遂遣泽以万人进屯澶渊……自是泽不复预府中谋议。……建炎元年四月，粘罕退师，钦宗北迁。邦昌尊元祐皇后孟氏为宋太后，遣人至济州访帝……耿南仲率幕僚劝进……邦昌遣……等持书诣帝，自言从权济事，及将归宝避位之意。……鄜延副总管刘光世自陕州来会……西道都统管王襄自襄阳来会。至应天府。……群臣劝进者益众……五月……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元祐皇后在东京，是日撤帘。（《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吕好问谓邦昌曰：“人情归公者，劫于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复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众所归心，曷不推戴之?”又谓曰：“为今计者，当迎元祐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亦请奉迎康王。邦昌从之。……乃册元祐皇后曰宋太后……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以俟复辟。……邦昌以太宰退处。（《宋史》卷四七五《张邦昌传》。）

高宗初立，以无可恃之兵，故李纲建议，借重民兵，资其捍御。故南渡之初，多假民兵以官位。

入对奏曰：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恒、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高宗据相州形势之地，金人为尽绝赵氏，故必欲除之。

康王遣王师正奉表，密以书招诱契丹。汉人获其书奏之，太宗下诏伐康王。（《金史》卷七四《宗翰传》。）

先是粘没喝等既北去，留万户银朮可屯太原，副统绍合屯真定，娄室围河中，蒙哥进据磁、相，渤海大挞不也围河间。帝命……忻州观察使张换……袭之。……娄室以重兵压河中……已而城陷。（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六二。）

高宗畏金之逼，决意走避东南，李纲请幸关中，宗泽请还东京，以系中原人心。

又奏：“臣尝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纵未能行上策，犹当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俄有诏：荆、襄、江、淮悉备巡幸。泽上疏言，开封物价市肆，渐同平时。……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宋

史》卷三六〇《宗泽传》。）

但帝皆不听，竟南幸扬州。金人闻帝出走，分兵追袭，两河从此沦陷。

宗翰趋汴州，使娄室等自平阳道先趋河南……撒剌答破天井关……降河阳。娄室军至，既渡河，遂薄西京。……西京降。娄室取偃师，永安军、巩县降。撒剌答败宋兵于氾水。于是荥阳、荥泽、郑州、中牟相次皆降。（《金史》卷七二《娄室传》。）

诏伐宋康王，宗辅发河北，宗弼即兀朮攻开德府，粮乏，转攻濮州。……遂克濮州，降旁近五县。攻开德府，宗弼以其军先登，奋击破之。（《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建炎二年十一月……金人……陷德州，兵马都监赵叔昄死之。……金人陷淄州。……十二月……金人犯东平府，京西路制置使权邦彦弃城去；又犯济南府，守臣刘豫以城降。（《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

山东、东北各地，俱为金有，金复会兵攻大名。

天会六年建炎二年八月……粘罕既破澶、濮，会窝里之众，同攻北京，继攻兖、郓。十二月，破袭庆府……天会七年建炎三年春，破徐州，守臣王复死之。……破淮阳、泗、楚等州。……由是粘罕亦渡黎阳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时杜充守东京，虑敌西来，决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东会窝里，同下北京，继攻兖、郓。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扬州。（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五《太宗纪三》。）

金兵进迫扬州，高宗复渡江以避之。

金人陷天长军。内侍邝询报金兵至，帝被甲驰幸镇江府。是日，金兵过杨子桥，游骑至瓜州。（《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

金人攻扬州，帝仓卒渡江，渊与内侍康履从至镇江。……帝欲如镇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请。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议遂决。命渊守姑苏。（《宋史》卷三六九《王渊传》。）

金人焚扬州……去。（《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

粘罕既会师东上，复别遣娄室攻陕窥蜀。

使娄室取陕西，败宋将范致虚军，下同、华二州，克京兆府，获宋制置使傅亮，遂克凤翔。（《金史》卷七二《娄室传》。）

建炎元年十二月，娄室攻陕西。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陇大震。二月，义兵起，金人自巩东还。（《宋史》卷三六九《曲端传》。）

按：金人还兵，河北河东州郡未下者，始尽为所克。

（乙）金人第二次南侵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

金人南越江淮以追高宗，西取陕西以窥蜀。

天会七年……兀朮请于粘罕及窝里嗢，乞提兵侵淮，从之。以女真万户聂耳、银朱、拔东，渤海万户大挞不也，汉军万户王伯隆，大起燕云、河朔民兵附之。冬，兀朮率众渡江，分路入攻。……遂分两道：一自滁和攻江东，一自蕲黄攻江西。破滁州，破寿春府，官吏以城降。破庐州，帅臣李会降。以檄抵濠州，权守张宗望降。破和州，守臣李铸降。……破吉州，守臣杨渊遁。破抚州，守臣王仲山降。破袁州，守臣王仲 降。（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五《太宗纪三》。）

金兵分渡江淮以南侵，江东西皆陷，建康亦不守，高宗由浙入海。

宗泽……卒，充代为留守，兼开封尹。……初宗泽要结豪杰，图迎二帝。泽卒，充短于抚御，人心疑沮，两河忠义之士，往往皆引去。（《宋史》卷四七五《杜充传》。）

杜充将还建康，飞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充不听，遂与俱归。……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 先遁，诸将皆溃。（《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高宗将幸西浙，命韩世忠屯太平，王 屯常州。以充为江、淮宣抚使，留建康，使尽护诸将。刘光世、韩世忠惮充严急，不乐属充。诏移光世江州，世忠常州。时江、浙倚充为重……金人……济……登岸。充亟命统制官陈淬……邀击于马家渡……王……引兵遁，充军溃。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充尝痛绳诸将，诸将衔之，伺其败，众将甘心焉。充不敢归……

完颜宗弼复遣人说充曰：“若降，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

充遂叛降金。（《宋史》卷四七五《杜充传》。）

驾至平江，闻杜充败绩，上曰：“事迫矣，若何?”颐浩遂进航海之策。（《宋史》卷三六二《吕颐浩传》。）

高宗既南遁入海，兀朮追至明州不及，始焚掠而北，平江尤遭蹂躏之惨。

宗弼自江宁取广德军路，追袭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卢浑趋杭州，具舟于钱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闻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阿里、蒲卢浑以精兵四千袭之。讹鲁补、木列速降越州。大 破宋周汪军，阿里、蒲卢浑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战，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会攻明州，克之。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执宋明州守赵伯谔。伯谔言：“宋主奔温州，将自温州趋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余里不及，阿里、蒲卢浑乃还。（《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韩世忠方守江上，虽不能扼兀朮北归之途，听其从容北去，然中土士气从此振作矣。

宗弼军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盏晖败宋军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趋镇江，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遂自镇江溯流西上。世忠袭之。夺世忠大舟十艘，于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艨艟大舰，数倍宗弼军，出宗弼军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自夜达旦。世忠以轻舟来挑战，一日数接。将至黄天荡，宗弼乃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宁。挞懒使移剌古自天长趋江宁援宗弼，乌林答泰欲亦以兵来会，连败宋兵。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军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与世忠战于江渡。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五，宗弼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五著火箭皆自焚，烟焰满江，世忠不能军，追北七十里，舟军歼焉，世忠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还。（《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兀朮自广德破临安，帝如浙东。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俟敌归邀击之。……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兀朮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朮，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朮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兀朮穷蹙……谓诸将曰：“南军使船如使马，奈何?”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载土，平版铺之，穴船版以棹桨，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又有献谋者曰：“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潜凿渠三十里……次日风止，我军帆弱不能运，金人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敌得绝江遁去。（《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飞。天霁无风，海舟皆不动，以火箭射海舟蒻蓬，世忠军焚溺而死者，不可胜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六《太宗纪四》。）

同时别部金兵进攻陕西，张浚经略数年，终能保蜀。

宗翰会宗辅即窝里嗢伐康王，命娄室、蒲察专事陕西，以婆卢火、绳果监战。绳果等遇敌于蒲城及同州，皆破之。娄室、蒲察克丹州，破临真，进克延安府，遂降绥德军及静边、怀远等城寨十六，复破青涧城。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晋宁所部九寨皆降，而晋宁军久不下……城中无井，日取河水以为饮，乃决渠于东，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启郭门降……遂降安定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于是娄室、婆卢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绥德，蒲察还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残破，人民存者无几，娄室置官府辑安之。别将斡论降建昌军。……娄室……遂与阿卢补、谋里也至三原……攻乾州……州降。遂进兵克邠州，军于京兆。陕西城邑已降定者，辄复叛，于是睿宗以右副元帅总陕西征伐。时娄室已有疾，睿宗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力战，军势复振，张浚军遂败。（《金史》卷七二《娄室传》。）

宗弼渡江北还，遂从宗辅定陕西。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陷重围中，韩常……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既败张浚军于富平，遂与阿卢补招降熙河泾原两路。及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建炎三年……以承宣使张俊为秦凤路总管，俊……将卸兵而西。……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诏以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将行……高宗问浚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川，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复以张俊、刘光世与秦川相首尾。议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颐浩变初议。浚既抵兴元，金人已取鄜延，骁将娄室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兴，诸将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关陕……以搜揽豪杰为先务，诸将惕息听命。会谍报金人将攻东南，浚命诸将整军向敌。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军入卫。至房州，知金人北归，复还关陕。时金帅兀朮犹在淮西，浚惧其复扰东南，谋牵制之，遂决策治兵，合五路之师以复永兴。金人大恐，急调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战于富平。泾原帅刘锜，身率将士薄敌阵，杀获颇众。会环庆帅赵哲擅离所部……惊遁，诸军皆溃。浚……退保兴州。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绍兴元年，金将乌鲁攻和尚原，吴玠乘险击之，金人大败走。兀朮复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复邀击大破之，兀朮仅以身免，亟其须髯遁归。……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丙）金人第三次南侵宋高宗绍兴四年，金太宗天会十二年

初金人既得河南、山东地，虑汉人不易治，因立屏藩，介金、宋之间。刘豫得立为齐帝，金兵南侵，即以助豫攻取。

刘豫……景州阜城人也。……举进士。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宣和六年……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弃官避乱仪真。豫善中书侍郎张悫，建炎二年正月，用悫荐除知济南府。……是冬，金人攻济南……率百姓降金……三年三月，兀朮闻高宗渡江，乃徙豫知东平府，充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以子麟知济南府，界旧河以南，俾豫统之。（《宋史》卷四七五《刘豫传》。）

天会八年宋高宗建炎四年，西历一一三〇年……云中留守高庆裔献议于粘罕曰：“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两河州郡既下之后，而官制不易，风俗不改者，可见吾君意非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帅可首建此议，无以恩归它人。”粘罕从之，于是令右监军兀室，驰请于朝，国主从之。金师自破山东，挞懒久居滨、潍，刘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挞懒尝有许豫僭逆之意。庆裔，粘罕心腹也，恐为挞懒所先，遽建此议……高庆裔自河南归至云中，具陈诸州郡共戴刘豫之意。九月九日，立刘豫于大名府，国号大齐。（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六《太宗纪四》。）

豫遂僭立于大名，以李孝扬权左丞，张东权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子麟提领诸路兵马知济南……遂起四郡强壮为云从子弟，应募者六千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一《齐国刘豫录》。）

维天会八年，岁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闻公于御物，不以天位为己私。职在救民，乃知王者为道器。威罚既已殄罪，位号宜乎授能。乃者有辽，运属颠危，数穷否塞，获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黄钺而拯黔黎，举白旄而誓师众。妖氛既埽，区宇式宁。越有宋人，来从海道，愿输岁币，析复汉疆。太祖方务善邻，即从来议。岂期天方肇乱，自启衅阶，阴结叛臣，贼虐宰辅，鸠集奸慝，扰乱边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体，式示涵容。乃复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贪很，自起纷争。扰吾外属之藩邻，取其受赐之乡土。因彼告援，遂与解和。终无听从，巧为辞拒。爰命将帅，敦谕盟言。许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师傅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鸣，请复欢好，地画三镇，誓卜万年。凡有质委，悉同父约。既而官军未退，夜集众以犯营；誓墨未干，密传檄而坚壁。私结使人，阴起事端。以故再遣师徒，诘兹败类。又起画河之议，复成款战之谋。既昧神明，乃昭元鉴，京城摧破，鼎祚沦亡。无并尔疆，以示不贪之德；止迁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旧服，不料懦庸，难胜重任，妄为退让，反陷诛锄。奉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事务虽济，人岂无情？方在殷忧，乐于僭号，心之幸祸，于此可知。乃遣重兵，连年讨捕，始闻远窜，越在岛夷。重念斯民，乱于无主，久罹涂炭，未获昭苏。不委仁贤，孰能保庇？咨尔中奉大夫，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知东平府，节制大名府，开德府、濮、博、滨、棣、德、沧等州刘豫，夙擅敢言之誉，素怀济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遇世。百里虽智，亦奚补于虞亡？三仁至高，或愿从于周仕。当奸贼扰攘之际，愚民去就之间，举郡来王，奋然独断。逮乎历试，厥勋克成；委之安抚德化行，任之尹牧狱讼理；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况又定衰救乱之谋，安变持危之策。使民无事则櫜弓力穑，有役则释耒荷戈。罢无名之征，废不急之务。征隐逸，举孝廉，振纲纪，修制度。省刑罚而出烦酷，发仓廪而息虫螟。神人以和，上下协应。比下明诏，询考舆情，列郡同辞，一心仰戴。宜即始归之地，以昭建业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进检校太保、尚书右仆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马都部署、上柱国、广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二百户高庆裔，副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护军南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韩昉，备礼以玺绶宝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礼，永贡虔诚。付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适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二。）

刘豫不惜以汉人攻汉人，为金人前驱，乃与宋构兵。

天会十一年宋高宗绍兴三年，西历一一三三年，刘豫陷邓、随等州。李成本群盗，降。伪齐既得邓州，知襄阳李横、知随州李道闻之，皆弃城而去。于是宋郢、唐、信阳军相继陷没。……粘罕遣李永寿等使南宋，取回齐国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画江以益刘豫。……天会十二年绍兴四年春，宋遣章谊来军前，充奉表通问使。时国中所议事，南宋皆不从……刘豫得随、郢、襄阳等州，宋岳飞复取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六》。）

刘豫用兵不利，乞助于金，合兵攻宋。

天会十二年……刘豫遣人请于国主乞师，主命诸将议之，粘罕、兀室以为难，窝里嗢以为可。于是窝里嗢、挞懒权左右副元帅，调渤海汉儿军五万人以应豫。（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六》。）

乞师于金人。伪奉议郎罗诱上南征策，豫大喜。夺民舟五百载战具，以徐文为前军，声言攻定海。……遣子麟入寇，及诱金人宗辅、挞辣、兀朮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进，骑兵由泗趋徐。……金主……以兀朮尝渡江，习知险易，俾将前军。（《宋史》卷四七五《刘豫传》。）

至是宋始亟为战备。盖豫与金不同，对金始终不敢抗，对豫则下诏讨之。一战而捷于大仪，再战而捷于鸦口。宋之士气，至是始振，寖有恢复之望矣。

朝廷震恐。或劝帝他幸，赵鼎曰：“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张浚曰：“避将安之?”遂决意亲征。豫兵与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弃城走，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州退保镇江。……诏张浚援世忠，刘光世移军建康。世忠复还扬州。……世忠战于大仪，解元战于承州，皆捷。豫露榜有窥江之言。帝发临安。……下诏讨豫，始暴豫罪恶，士气大振。（《宋史》卷四七五《刘豫传》。）

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镇江济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中，金人问王师动息，具有所见对。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砍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倶毙，遂擒挞孛也等……所遣董晈，亦击金人于天长县之鸦口……解元至高邮遇敌，设水军夹河阵，日合战十三，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复大战……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时挞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镇，为世忠所扼。（《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是时雨雪乏粮，杀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又闻宋主亲征，国主病笃，韩常劝兀朮曰：“士卒劳苦，俱无斗志，强驱过江，恐自常之余无不叛者。况今吾君病笃，内或有变，惟速归为善。”兀朮然之，夜引还。大军既去，乃遣人谕麟、猊。于是麟、猊等弃辎重亦遁，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六》。）

金兵既退，张浚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刘光世屯合肥，岳飞屯襄阳，战储已备，知刘豫不足为患，高宗始诏谕三军，亲征刘豫。

豫闻帝亲征，告急于金主亶熙宗，领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休息无期。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实受弊，奈何许之!”金主报豫自行，姑遣兀朮提兵黎阳以观衅。（《宋史》卷四七五《刘豫传》。）

金知豫无能为，初则坐视不救，继遂废之，盖知中原不难治，勿须假手于人，而伪齐之国运终矣。

豫于是籍民兵三十万，分三道入寇。麟由寿春犯庐州，猊出涡口犯定远，孔彦舟趋光州、寇六安。……猊兵阻韩世忠不得前，还顺昌。麟兵从淮西系三净桥以济，次濠、寿间。江东安抚使张浚拒战，命汤沂中至泗州与张俊合，刘光世亦还庐州与沂中相应。统制王德、郦琼出安丰，遇麟，皆败之。猊众数万，欲趋宣化，犯建康，沂中破之于越家城。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闻亦拔寨走。（钱士升《南宋书》卷一三《刘豫传》。）

天会十五年宋高宗绍兴七年……刘豫乞兵侵江，且言宋将郦琼全军新降……乞兵南征。主以废之议已定，阳许其行……先是主已定议废豫，会豫乞师不已，乃建元帅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间，令齐国兵权听元帅府节制，遂分戍于陈、蔡、汝、亳、许、颍之间。于是尚书省檄豫治国无状，金主下诏数之，略曰：“建尔一邦，逮兹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囯为？”遂令挞懒等以侵江南为名，伐汴京，先约刘麟单骑渡河计事，麟以二百骑至武城，与兀朮遇，为所擒。二将同葛王褒驰至汴京，入东华门，逼豫出见，兀朮以鞭麾命羸马载之而去，废为蜀王。

是冬十一月也。（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九《熙宗纪一》。）

自此以后，高宗奠都临安，南宋立国之基始固。

（丁）宋之平定内地

自宣和之末，民军蜂起，据有州郡。在南宋初，其最称强劲者有：

李成：

绍兴元年，帝至会稽。时金人残乱之余，孔彦舟据武陵，张用据襄汉；李成尤悍强，据江、淮、湖湘十余州，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意，多造符谶，蛊惑中外，围江州久未解，时方患之。范宗尹请遣将致讨，俊慨然请行……成党马进在筠州。……俊用杨沂中计……击……贼骇乱，退走大败。既复筠州……俊引兵渡江，至黄梅县，亲与成战。成……凭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进退若争险状以诳贼，俊亲冒矢石，帅众攻险，贼众数万倶溃，马进为追兵所杀，成北走降刘豫，诸郡悉平。（《宋史》卷三六九《张俊传》。）

张用：

张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飞以书谕之曰：“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用得书……遂降。江、淮平。（《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孔彦舟：

孔彦舟，初名彦威，为东平府钤辖。与一宗女私通，知州权邦彦欲按之，彦舟率众走，至南京，众渐盛。钟相反于武陵，鼎州地守孤危，军民迎彦舟入城……因而袭之，相败……率众移潭州……刘豫僭位……彦舟……畔附。（钱士升《南宋书》卷一三《孔彦舟传》。）

曹成：

曹成拥众十余万，由江西历湖湘，据道、贺二州。命飞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招成。成闻飞将至……即分道而遁。飞至茶陵，奉诏招之，成不从。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破其寨。成据险拒飞，飞挥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隘据之。……登岭破其众，成奔连州。张宪……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岭表平。（《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刘忠：

时刘忠有众数万，据白面山，营栅相望。世忠始至，欲急击，宣抚使孟庾不可，世忠……遂与贼对垒……世忠先得贼军号……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与诸将拔营而进，贼兵方迎战，所遣兵已驰入中军，夺望楼，植旗盖，传呼如雷，贼回顾惊溃，麾将士夹击，大破之，斩忠首，湖南遂平。（《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刘忠据白面山，凭险筑垒。世忠讨之，距贼营三十里而阵。元独跨马涉水薄贼寨，四顾周览。贼因山设望楼，从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壮锐于四山，视其指呼而出战。元既得其形势，归告世忠曰：“易与尔，若夺据其望楼，则技穷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长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趋高，贼众莫支。乃据望楼立赤帜，四面并进，贼遂平。（《宋史》卷三六九《解元传》。）

范汝为：

建安范汝为反，辛企宗等讨捕未克，贼势愈炽。以世忠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世忠曰：“建居闽岭上流，贼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领步卒三万，水陆并进。次剑潭，贼焚桥，世忠策马先渡，师遂济。贼尽塞要路拒王师，世忠命诸军偃旗仆鼓，径抵凤凰山，俯瞰城邑，设云梯火楼，连日夜并攻，贼震怖叵测。五日城破，汝为窜身自焚，斩其弟岳、吉以徇，擒其谋主……及裨将……等五百余人。（《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杨么：

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帝命飞为之备。绍兴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命招捕杨么。……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倶降。（《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江、湖南、北闽，既已咸定，张浚与诸将始请进兵，为规复中原之计。

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命飞屯襄阳以窥中原。（《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飞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与帝论恢复之略，因疏：“金人立刘豫，盖以中国攻中国，粘罕休息观衅耳。愿假臣日月，提兵向洛，据潼关，号召五路叛将。彼将弃汴而走，京畿可以尽复。然后经略两河，则豫成擒，金人可灭。”（钱士升《南宋书》卷一五《岳飞传》。）

时金熙宗新立，权臣觊觎大位，未遑南牧。在宋则秦桧执政，素主议和，不允张浚等恢复之请，兵争稍息。

太宗以武元太祖之弟升居储位，继登大宝。然一时将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开国大功臣，桀黠难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时，大兵相距江上。既崩，不敢发丧。至军回，于次年春，方告诸路。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约互传于子孙。太宗既立，即舍己之子宋王宗磐本名蒲卢虎，而以武元之长孙梁王亶为谙版孛极烈官之尊贵者，仍领都元帅之职。太宗既崩，宋王宗磐与武元之子凉王，及左副元帅粘罕皆争立，而亶为嫡，遂立之。盖粘罕为窝里喔宗辅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时窝里嗢、挞辣诸帅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丧。……亶即皇帝位熙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六》。）

粘罕有争立之心，金熙宗即位，即削其兵权，代以宗辅。

初金主……召尼玛哈粘罕为相，以鄂尔多宗辅代守云中。……遂失兵柄。富勒呼即宗磐，亦作蒲卢虎欲挫尼玛哈，因其所善高庆裔以赃败下狱，尼玛哈乞免官为庶人以赎其罪，金主不许。庆裔临刑，尼玛哈哭与之别，庆裔曰：“公早听我言，岂有今日？”盖庆裔尝教之反，凡尼玛哈之党，连坐者甚众，尼玛哈恚闷绝食，纵饮而死。（《续通鉴纲目》卷一三。）

未几宗辅卒，老成唯余兀朮与挞懒二人。挞懒行辈最尊，独得柄用，与左相宗隽本名讹鲁观太师领三省事宗磐，各怀异志。会刘豫之废，宋遣王伦使金，求河南故地，挞懒欲结宋为外援而许之。

乃废刘豫。挞懒以左副元帅守汴京，于是伦适至。挞懒太祖从父兄弟，于熙宗为祖行。太宗长子宗磐，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幹太宗子，本名斡本上。宗翰粘罕薨已久，宗幹不能与宗磐独抗。明年天眷元年，挞懒与东京留守宗隽倶入朝，熙宗以宗隽为左丞相。宗隽太祖子也。挞懒、宗磐、宗隽三人，皆跋扈嗜利，阴有异图，遂合议以齐地与宋，自宗幹以下争之不能得。（《金史》卷七九《王伦传》。）

豫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遂降豫为蜀王。挞懒与右副元帅宗弼倶在河南，宋使王伦求河南、陕西地于挞懒。明年挞懒朝京师，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熙宗命群臣议，会东京留守宗隽来朝，与挞懒合力，宗幹等争之不能得。宗隽曰：“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宗宪本名阿懒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土地，是助雠也，何德之有。勿与便。”……是时太宗长子宗磐为宰相，位在宗幹上，挞懒、宗隽附之，竟执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金史》卷七七《挞懒传》。）

天眷二年宋高宗绍兴九年……宋王伦来使，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诏于河南，以陕西、河南故地。归于南宋。略曰：“顷立刘豫以守南夏，累年于兹。……倘能偃兵息民，我国家岂贪尺寸之地……所以去冬特废刘豫，今自河之南，复以赐宋氏。……”（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〇《熙宗纪二》。）

宋不烦兵力，而得河南、陕西失地。会挞懒谋反被诛，兀朮执政，竟反前议，宋使王伦被囚于金，南北战端再启。

以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伦至东京，见金右副元帅兀朮，交割地界，兀朮还燕。……初兀朮还，密言于金主曰：“河南地，本挞懒、宗磐主谋，割之与宋，二人必阴结彼国。今使已至汴，勿令逾境。”……遂命中山府拘伦。（《宋史》卷三七一《王伦传》。）

天眷二年秋，郎君吴矢反，既而擒获下大理狱，事连宋国王宗磐、兖国王宗隽、虞国王宗英、滕国王宗伟、前左副点检浑睹。时主与右相陈王兀室，谋诛诸父，因朝旦伏兵于内，宗磐入见，擒送大理狱。悉夷其族。……除兀朮都元帅。兀朮既平宗磐之难，驰至燕山，以图挞懒，下祁州府狱，伏诛。（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〇《熙宗纪二》。）

宗磐跋扈尤甚，宗隽亦为丞相，挞懒持兵柄，谋反有状。宗磐、宗隽皆伏诛，诏以挞懒属尊有大功，因释不问，出为行台尚书左丞相，手诏慰遣。挞懒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复与翼王鹘懒谋反，而朝议渐知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之地。宗弼请复取河南、陕西。会有上变告挞懒者，熙宗乃下诏诛之。挞懒自燕京南走，追而杀之于祁州。（《金史》卷七七《挞懒传》。）

宗弼自军中入朝，进拜都元帅。宗弼察挞懒与宋人交通赂遗，遂以河南、陕西与宋，奏请诛挞懒，复旧疆。是时宗磐已诛，挞懒在行台，复与鹘懒谋反。会置行台于燕京，诏宗弼为太子，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如故，往燕京诛挞懒。……追至祁州杀之。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宗弼兼总其事，遂议南伐。（《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兀朮既得政，乃举兵南下，时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西历一一四〇年也。

天眷三年……挞懒诛，兀朮始得政，以归地非其本计，决欲渝盟，乃举国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帅府大阅，遂分四道南征。命聂黎孛堇出山东，撤离曷侵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将精兵十余万，与孔彦舟、郦琼、赵荣抵汴。至是攻宋东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诏谕州县，以挞懒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诏词略曰：“非予一人有食言，恩威弛张之间，盖不得已。”遂命使持诏，遍诣诸郡，又分兵随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三》。）

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辛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北师游骑，先至顺昌城下，既而葛王褒及龙虎大王军并至城下，凡三万余人，为宋刘锜所败……兀朮至……见其城陋，谓诸将曰：“此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平旦并力攻城，……大败……而去。……至陈州，数诸将之罪，自将军韩常以下皆鞭之，于是复以葛王褒守归德府，韩常守许州，兀朮自拥其众还汴京。（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三》。）

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兀朮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兀朮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朮遁还汴京。（《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其入陕金兵，初战尚利，后亦挫败。

绍兴十年，金人败盟，诏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撒离喝渡河，入长安，趋凤翔，陕右诸军，隔在敌后，远近震恐。……璘以书遗金将约战，金鹘眼郎君以三千骑冲璘军，璘使李师颜以骁骑击走之。鹘眼入扶风，复攻拔之……撒离喝怒甚，自战百通坊，列阵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战破之……十一年，与金统军胡盏战剡家湾，败之，复秦州及陕右诸郡。（《宋史》卷三六六《吴璘传》。）

撒离曷自河中渡河，疾驰二百五十里，趋永兴军，宋权知军事郝远即开门纳之。长安既克，陕西州县，所至迎降。既而撒离曷至凤翔西城外下寨，为李师颜、姚仲所败。又悉兵攻泾州，宋田晟因其壁垒未定击之，金师败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三》。）

两路金兵均不利，乃谋再举。

皇统元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春，兀朮自顺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州，出入许、郑之间，签两河军与番部凡十余万，以谋再举。至是果南侵，克寿春府、滁州、亳州、庐州、和州，至柘皋安徽巢县西北，与刘锜相遇，隔河相拒。锜会张俊、杨沂中军迎敌，兀朮败退，屯于紫金山。（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三》。）

绍兴十一年，兀朮复签两河兵，谋再举。帝亦测知敌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庐、和二州，锜自太平渡江……与张俊、杨沂中会。而敌已大入，锜据东关之险以遏其冲，引兵出清溪，两战皆胜。行至柘皋，与金人夹石梁河而阵。（《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

兀朮……至柘皋，其地坦平，金人自以为骑兵之利也，隔河相拒。会夜大雨，锜遣人会合张俊及沂中之军……锜……率先迎敌，沂中军继至。兀朮铁骑十余万，分为两隅，夹道而阵。王德与田师中挥兵先薄其右隅，金阵动，乃以拐子马两翼而进，沂中令万兵各持斧如堵而前，锜与诸军合击之，金兵……即退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三》。）

金师第四次南侵，胜利虽属于宋，然顺昌、郾城之役，乃兀朮轻敌致败，至于陕西，亦不过成相持之局。

（2）宋、金之和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 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于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明州，仅能少抗，奈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 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为逃遁之计。洎杜充力战于前，世忠、王 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 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 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呜呼！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自信入闽，所过要索千计，公然移文曰：

‘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通考》卷一五四《兵考六》。）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今之赏功，全阵转授，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于以官名队……煮海榷酤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闤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于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于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岂皆不死乎。（《通考》卷一五四《兵考六》。

叶適……又《论四屯驻大兵》曰……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饩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校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通考》卷一五四《兵考六》。）

按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则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通考》卷一五四《兵考六》。）

尝论诸大将拥重兵，寖成外重之势，且陈所以待将帅者三事，后十年，卒如其策。（《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

郦琼……康王以为楚州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未几，率所领步骑十余万附于齐……宗弼再伐江南，以琼素知南方山川险易，召至军，与计事。从容语同列曰：“琼尝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冑指麾三军，意气自若……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耶？”（《金史》卷七九《郦琼传》。）

主和最力者秦桧，而为桧主持者则宋高宗。

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雠，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钦宗旨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六《和议》。）

和议成，特所订条件，无不屈辱，其大要如下：（1）宋称臣奉表于金，金册宋主为皇帝。

（2）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

（3）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4）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5）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之半以畀金。

至高宗奉表之词曰：

臣构言，今来画疆，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敝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今臣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敝邑永为凭焉。（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二。）

金亦遣使册高宗为帝。

皇统二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三月，……遣左宣徽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金史》卷四《熙宗纪》。）

和议既成，秦桧于同时收回诸将兵柄。

桧再主和议，患诸将难制，同献计于桧，请皆除枢府，罢其兵权。桧喜，乃密奏以柘皋之捷，召三大将赴行在，论功行赏。……帝命……分草三制，世忠、俊枢密使，飞副使，并宣押赴枢府治事。张俊与桧意合，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宋史》卷三八〇《范同传》。）

秦会之既主和，惧诸将不从命，于是诏三大将入觐。……于是三枢密拜矣。三人累表辞谢，桧与上约，答诏视常时，率迟留一二日，凡诸礼例恩赐，各自倍多。桧别下诏，三大屯皆改隶御前矣。始诸将苦斗积职……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鞭挞……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可自结和，人人便宽善，共命报应，已略定，三人扰扰未暇问也。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挂兵权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官尔。诸公今为枢廷官，顾不役属耶？”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

当时诸大将极力主战，力攻和议之非，形类久据兵柄，愈中君相之忌。

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金人废刘豫，中原震动，世忠谓机不可失，请全师北讨，招纳归附为恢复计。会秦桧主和议，命世忠徙屯镇江。世忠言：“金人诡诈，恐以计缓我师，乞留此军蔽遮江、淮。”又力陈和议之非，愿效死节，率先迎敌；若不胜，从之未晚。（《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诸将复不能和衷共济，自成嫌隙，尤与主和者以可乘之机。

初飞在诸将中，年最少，以列校起拔，累立显功，世忠、俊不能平，飞屈己下之，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飞……解庐州围……俊反忌之。……还朝，反倡言飞逗遛不进，以乏饷为辞。至视世忠军，俊知世忠忤桧，欲与飞分其背嵬军，飞义不肯，俊大不悦。（《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斯际四大屯兵，在江淮之间，张、韩、岳实为主要之人，而不相能如此。飞在诸将中，尤坚意主战，故桧必欲杀之。

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倶与桧大异，必欲杀之。（《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叶適……论《四屯驻大兵》曰：“……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通考》卷一五四《兵考六》。）

桧之甘心屈辱，不过假借和议，以固权位，与金约无故不得易宰相，此所以遭百世之唾骂。叶適所言，未必确论也。

（3）南宋初年之兵费

宋为筹兵费加重人民担负，江南一隅，岁计七千万缗，人民困苦可知，其税收可记者如下：

（甲）川 陕

茶引：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运判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朝廷遂擢开同主管川、陕茶马。二年十一月，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五分，引与茶随，违者抵罪。（《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比及建炎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

榷酤：

高宗建炎三年，张浚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开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臝赢余，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卖供给酒，即旧扑卖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酿，每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通考》卷一七《征榷考四》。）

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

钱引：

于秦州置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官买银绢，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直，惟不得减削，法既流通，民以为便。初钱引两科通行，才二百五十万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余万，人亦不厌其多，价亦不削。（《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

盐引：

又变盐法，其法……置合同场盐市，与茶法大抵相类。盐引每一斤，纳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增添等，共纳九钱四分，所过每斤征钱七分，住征一钱五分，若以钱引折纳，别输称提勘合钱共六十。（《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

川陕税收额，几占江南之半。

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经营两河，旬犒月赏，期得士死力，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悉知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赢资若有余。（《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

（乙）江 淮

经制钱：

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岁，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一十文……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增作二十三文……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月桩钱：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板帐钱：

所谓板帐钱者……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板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按：和议成后，高宗虽渐免诸苛敛。据《宋史·高宗纪》所载者，如绍兴十二年二月，蠲广南东西路骆科残扰州县今年租。七月，蠲广南、湖北沿边州军免行钱。十三年二月，蠲雷化等十州免行钱。闰月，蠲诸路无名月桩钱。七月，蠲浙西贫民逋负丁盐钱。九月，蠲淮南逋欠坊场钱及上供帛。十四年三月，蠲江、浙、京、湖积欠上供钱米，蠲汀、漳、泉、建四州经贼残蹂民户赋役一年。十五年七月，蠲庐、光二州上供钱米一年，免汀、漳二州秋税及处州三县被水民家紬绢，鄂州旧额绢，各一年；蠲四川转运司积贷常平钱十三万缗。八月，蠲京西路请佃田租及州县场务税钱二年。十月，蠲安丰军上供钱米二年。十六年四月，禁州县预借民税及和买钱。十一月，罢州县新创税场。十七年七月，减放四川重敛。九月，减四川科率虚额钱岁二百八十五万缗，蠲江南东西道诸州月桩钱，减江浙诸州折帛钱。然人民负担，仍较前代为重，而南方开发，却为从古未有之盛，此可注目者也。

（十）南宋与金之对峙

（1）金之立国规模

（甲）疆 域

宋政和三年辽天祚帝天庆三年阿骨打嗣位。四年，遂叛辽，陷宁江州，屡败辽军，遂称帝……陷黄龙府，辽主延禧自将讨之，复败还。六年金太祖收国二年，辽将高永昌据辽阳以叛，阿骨打击破之，辽东京路州县悉没于金。明年七年金太祖天辅元年拔显州，辽西诸州次第降下。宣和二年，辽天祚帝天庆十年，金太祖天辅四年，陷辽上京。四年辽天祚帝保大二年，陷中京，尽略居庸以北地。进取辽西京路诸州县，又取辽之东胜州，乃还入居庸，辽人以燕京降。于是五京诸路，皆为金有。……五年金太宗天会元年阿骨打殂，弟吴乞买代立。七年击擒辽主……辽亡。遂遣将分道南寇。粘没喝自云州围太原，斡离不自燕山寇河北，渡河攻汴，不克而去。既而粘没喝陷太原，复南寇；斡离不亦自保州陷真定，引军南下，合攻汴，汴京陷……建炎元年金太宗天会五年，金人尽取两河州郡，复分道寇京东西及陕西诸路，所至摧陷。宗泽守东京，与金人相持。二年，金人略取陕西诸州镇，又陷大名，略河济而南。三年，陷徐州，遂逾淮泗入扬州。时京东诸州，多没于金，金人以刘豫知东平府，界旧河以南，俾豫统之。未几兀朮大举入寇，

陷磁、单诸州，及兴仁府，进陷南京，遂入淮南，乃分道：一自滁、和入江东，一自蕲、黄入江西，东陷明、越，西陷潭、岳，乃还。自是中原四京及陕西六路，悉陷于金，金人尽以畀刘豫。绍兴二年金太宗天会十年，豫自大名迁汴……五年，金阿骨打之孙合剌嗣位金熙宗。是时刘豫数引金人入寇，为宋所败。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金人遂袭汴，执刘豫，废徙临潢，因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十年，兀朮复自黎阳趋河南，撒离喝自河中趋陕西，尽夺所归地。宋因诏诸将进讨。岳飞等军屡胜，中原州镇，次第恢复。而秦桧专主割地请和，诏飞等班师，兀朮等旋复南寇。十一年金熙宗皇统元年，和议始定，西复大散，东限长淮，皆为金境。（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

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林密雅呼达噶境。北自扶馀路之北三千余里和罗和博穆昆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博勒果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州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闲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城寨堡关百二十二，镇四百八十八。东极海，西逾积石，北过阴山，南抵淮汉，地方万余里。（《续通典》卷一三一《州郡一一》。）

金疆域简表

（乙）制 度

官制：

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故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勃极烈居守。谙版，尊大之称也。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其次诸勃极烈之上，则有国论、乙室、忽鲁、移赉、阿买、阿舍、吴、迭之号，以为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凡此至献宗定官制皆废。……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金史》卷五五百《官志序》。）

金之地方官制，其初亦颇单简，厥后采用汉制，组织始渐完密。

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废。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国之下，有详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见下《兵制》之官，始置长吏以下。（《金史》卷五五百《官志序》。）

熙宗皇统五年，以古官曰牧、曰长，各有总名，今庶官不分类为名，于文移不便。遂定京府尹牧、留守、知州、县令、详稳、群牧为“长官”，同知、签院、副使、少尹、通判、丞曰“佐贰官”，判官、推官、掌书记、主簿、县尉为“幕职官”，兵马司及它司军者，曰“军职官”，警巡、市令、录事、司候、诸参军、知律、勘事、勘判为“厘务官”，应管仓库院务者，曰“监当官”，知事、孔目以下，行文书者，为“吏”。（《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

金内外官制简表

兵制：

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金史》卷四四《兵志》。）

金初之兵，多东北部族之人，及灭辽，兼收辽汉人，兵制为之一变。

东京既平，山西继定，内收辽、汉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儿，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金史》卷四四《兵志》。）

至熙宗移兵柄于国人，而废辽东汉人渤海诸部承袭之制，金兵制又为之一变。

熙宗皇统五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寖移兵柄于其国人，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金史》卷四四《兵志》。）

海陵恢复旧制，然移兵中原，使就耕食，始渐失尚武之风，金之兵力始衰。

至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削上中下之名，但称为诸猛安、谋克，循旧制，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札猛安即亲军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梁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授牛田，使之耕食，以蕃卫京国。（《金史》卷四四《兵志》。）

宣宗之时，将骄卒惰，兵制益坏。

宣宗南迁……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侨置诸总管府以统之，器械既缺，粮备不给，朘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粮之法，一人从征，举家待哺。又谓无以坚战士之心，乃令其家尽入京师，不数年，至无以为食，乃听其出，而国亦屈矣。（《金史》卷四四《兵志》。）

贞祐三年……上书……曰，往岁王师屡战屡衄，卒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朝廷不加诘问，辄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金史》卷一〇六《刘炳传》。）

上章言九事……曰……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怯懦，何足倚办。（《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

最后金兵已不能用，乃签发汉人。

刘祁谓：“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乡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金史》卷四四《兵志》。）

其禁军之编制。

禁军之制，本于合札谋克。合札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军为合札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旧常选诸军之材武者，为护驾军……正隆……后，于侍卫亲军四猛安内，选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骑兵曰龙翔，步兵曰虎步，以备宿卫。五年，罢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所谓从驾军也，置都副指挥使，隶点检司，步军都副指挥使，隶宣徽院。（《金史》卷四四《兵志》。）

其地方军之编制。

诸路各设兵马都总管府，州镇置节度使，沿边州则置防御使。凡州府所募“射粮军”，“牢城军”，每五百人，为一指挥使司，设使分为四都，都设左右什将，及承局押官。其军数若有余或不足，则与近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设指挥使；若百人则止设军使。百人以上，立为都，不及百人，止设什将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员。（《金史》 卷四四 《兵志》。）

射粮军，诸路所募，五年一籍，皆刺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强壮者，兼充杂役。（《续通考》卷一二七《兵考七》。）

牢城军，司防筑之役，以尝为窃盗者充之。（《续通考》卷一二七《兵考七》。）

土军，司警捕之事。（《续通考》卷一二七《兵考七》。）

其边军之编制。

所谓镇防军，则诸军中取以更代戍边者也。在西北边则有分番屯戍军，及永屯军、驱军之别。驱军则国初所免辽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边铺军，则河南、陕西居守边界者。（《金史》卷四四《兵志》。）

东北路部族乣军，曰迭剌部，曰唐古部，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其它若助鲁部族、乌鲁古部族、石垒部族、萌骨部族、计鲁部族、孛特本部族，数皆称是。西北、西南二路之乣军十，曰苏谟典乣、曰耶剌都乣、曰骨典乣、唐古乣、霞马乣、木典乣、萌骨乣、咩乣、胡都乣，凡九，其诸路曰曷懒、曰蒲与、曰婆速、曰恤频、曰胡里改、曰移懒，移懒后废，皆在上京之鄙，或置总管府，或置节度使。（《金史》卷四四《兵志》。）

按：《辽史·地志》，东北部族置节度使，西北部族置详稳，后渐改猛安谋克，而临之招讨司。凡诸乣军与上京宗室猛安、谋克，内外相维，以镇压契丹余众与辽人有别。迨蒙古兴起，乣军溃去，金边疆先不守，以至于亡。此外诸军，多役属降人充之。

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其汉军中都永固军，大定所置者也。……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正隆间，又尝罢诸路汉军，而所存者，犹有威勇、威烈、威捷、顺德及“韩常之军”之号。（《金史》卷四四《兵志》。）

按：金以兵立国，猛安、谋克，最为根本。猛安之上，置军帅；上置万户，隶于都统，而以都元帅总之，指挥极便。然猛克、谋克，皆由世袭，滋生蕃息。军费钱绢，供给最烦。后移屯中原，刷括民田入官以给之，人三十亩，自不耕种，奴蓄汉人为之佃莳，取租而已。军 民疲，驯至于亡，亦可鉴也。

刑法：

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葼，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资，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赏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金史》卷四五《刑志》。）

自太宗以后，采用隋唐宋辽成法，制定法律，渐有规模。

熙宗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釆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海陵庶人……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者，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世宗……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刺慥，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统正隆之《制》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续行条理》……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章宗明昌五年，正月，复令钩校制律……详定官……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阙，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名曰《明昌律义》。……泰和元年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金史》卷四五《刑志》。）

金之用刑，过于严酷。

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以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百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金史》卷四五《刑志序》。）

学校：

金自海陵时，始设学校，至世宗而大备。

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世宗大定十三年，置女直国子学……以女直大小字译《尚书》，颁行诸路。择明安即猛安、穆昆即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至三千人……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教之。（《续通考》卷四七《学校考一》。）

科举：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义中选者举人。（《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乡试至府府试，由府至省会试及殿廷御试，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恩例者……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贞元元年，定贡举程式条理格法。（《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武举，尝设于熙宗皇统时……有上中下三等分府试省试。（《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冠服：

金之冠服，据《金·舆服志》所载，冠冕五服，及后妃之服，略同中国，其衣服通制，则存女真之俗，兹略举其制如下：

巾之制，以皂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径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当横额之上，或为一缩襞积。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必贯以大者，谓之顶珠。带旁各络珠结，绶长半带垂之。（《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衣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襞积而不缺袴。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束带曰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 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左佩牌，右佩刀。（《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其妇女衣服，可考者如下：

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傍，复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带色用红黄，前双垂至下齐。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许嫁之女，则服绰子，制如妇人服，以红或银褐明金为之，对襟彩领，前齐拂地，后曳五寸余。（《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为区别等威，乃勒为限制，以分士庶。

明昌六年，制文武官六贯石以上，承应人并及荫者，许用牙领紫圆板皂绦罗带皂靴，上得兼下。系籍儒生，止服白衫，领系背带，并以紫圆绦罗带，乾皂靴。余人用纯紫领，不得用缘，杂色圆板绦罗带，不得用紫，靴用黄及黑油皂蜡等，妇人各从便。（《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所用衣饰之料，亦有等级之分。

在官承应，有出身人、带八品以下官，未带官，亦同许服花纱、绫罗、伫丝、丝紬，家属同，妇人许用珠为首饰。……庶人止许服施紬、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妇人首饰，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翠毛除许装饰花环冠子，余外并禁。兵卒许服无纹压罗、絁紬、绢布、毛褐。奴婢止许服絁紬、绢布、毛褐。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金人又为保存其固有之俗，禁止族人效汉服。

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

（2）南宋与金之和战

（甲）完颜亮南侵

废帝海陵庶人亮……辽王宗幹第二子也。……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初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亮意以为宗幹太祖长子，而己亦太祖孙，遂怀觊觎。在中京专务立威，以压伏小人。猛安萧裕，倾险敢决，亮结纳之，每与论天下事。裕揣知其意，因劝海陵举大事……皇统八年宋高宗绍兴十八年，西历一一四八年……拜右丞相。九年……兼都元帅。……学士张钧草诏忤旨死，熙宗问：“谁使为之?”左丞相宗贤对曰：“太保实然。”熙宗不悦，遂出为领行台尚书省事。……至良乡，召还。……复为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熙宗尝以事杖左丞相唐括辩，及右丞相秉德，辩乃与大理卿乌带谋废立，而乌带先以此谋告海陵。……于是旦夕相与密谋。……结内使兴国为内应，而兴国亦以被杖怨熙宗，遂与亮约。十二月丁巳……是夜兴国取符钥启门纳海陵……入至寝殿，遂弑熙宗。秉德等……乃奉海陵坐，皆拜称万岁。诈以熙宗欲议立后熙宗被酒杀死皇后，召大臣，遂杀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改皇统九年为天德元年。（《金史》卷五《海陵纪》。）

金主亮即位后，欲混一天下，乃营汴京而迁都之，举兵以伐宋。

正隆五年……国主聚兵将南征，令户部尚书梁珠、兵部尚书萧德温，先计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众，不限丁数悉签起之。凡二十四万，壮者为正军，弱者为阿里喜，一正军，一阿里喜副之，类为一十二万。又中原汉儿与渤海军，总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军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签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万，通为二十七万。仿唐制，分二十七军。（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四《海陵炀王纪》中。）

正隆六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西历一一六一年，九月，上自将三十二总管兵伐宋，进自寿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由海道径趋临安。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副之，进自蔡州；河中尹徒单合嘉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由凤翔取散关。（《金史》卷五《海陵纪》。）

金师甚锐，临采石未渡，复折至扬州，兵势仍盛。虞允文江上之捷，颇不足信。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调军六十万，自将南来，弥望数十里，不断如银壁，中外大震。时宿将无在者，乃以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逐路军马。八月，锜引兵屯扬州……金人议留精兵在淮东以御锜，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将王权不从锜节制，不战而溃，自清河口退师扬州……锜病，求解兵柄……诏锜专防江，锜遂还镇江。（《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

金主命李通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将，兵号百万……自涡口渡淮。先是刘锜措置淮东，王权措置淮西。至是权首弃庐州，锜亦回扬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陈康

伯力赞亲征。……枢臣叶义问督江、淮军，允文参谋军事。权又自和州遁归，锜回镇江，尽失两淮矣。……金主率大军临采石，而别以兵争瓜洲。朝命成闵代锜、李显忠代权……命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军，且犒师采石……允文至釆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敌骑充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权败兵也。……遂立招诸将，勉以忠义……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分戈船为五，其二并东西岸而行，其一驻中流藏精兵代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部分甫毕，敌已……直薄宋军……士殊死战，中流官军亦以海鰌船冲敌，舟……日暮未退。会有溃军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劲弓尾击追射，大败之。（《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完颜亮方至扬州，乌禄已自立于辽阳，进退失据，以至被弑，其兵北归。至是宋知和议不可恃，始有戒备。

九月……上发南京……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曷苏馆猛安福寿、东京谋克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举部亡归，从者众至万余，皆公言于路曰：“我辈今往东京，立新天子矣！”（《金史》卷五《海陵纪》。）

世宗……本讳乌禄，太宗孙睿宗子也。性仁孝，沉静明达。……起复东京留守。……海陵……使谋良虎，图淮北诸王，上知之，心常隐忧。……故吏六斤，乘传自南来，具言海陵杀其母……等，又曰：“且遣人来害宗室兄弟矣！”上闻之益惧。及闻副留守高存福图己，事且有迹，帝舅李石劝上早图之。于是以议备贼事召官属会……于座上执之。……十月，南征万户完颜福寿、高忠建、卢万家奴等，自山东率所领兵二万，完颜谋衍，自长安率兵五千皆来附。谋衍即以臣礼上谒。诸军入城，共击杀存福等。……官属诸军劝进……御宣政殿，即皇帝位。……改元大定。（《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即位于辽阳……数海陵过恶……数十事。……左司郎中兀不喝等，闻赦，入白东京即位改元事，上拊髀叹曰：“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金史》卷五《海陵纪》。）

主海陵……乃回扬州，召诸将约三日毕济，过期尽杀之。诸将相与谋曰：“南军有备如此，进有渰杀之祸，退有尽戮之忧，奈何?”其中一将曰：“等死，求生可乎?”众皆曰：“愿闻教。”有总管万载曰：“杀郎主却与南宋通和，归乡则生矣。”众皆一辞曰：“诺。”主有细茸等军国主令诸处统军，择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丝联甲，紫茸为上，黄茸、青茸次之，号硬军，亦曰细军，不遣临敌，专以自卫，诸将虽欲杀逆，而细军卫之甚严，众因谓细军曰：“淮东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辈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细军欣然共请，主从之，于是细军去者过半。……诸将集兵万余人，控弦直入主寝帐中，左右亲军散走，诸将射帐中，矢下如雨，主即崩……皇子光瑛留汴京，亦为众所杀。（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五《海陵炀王纪下》。）

金兵北还，宋人乘机收复两淮州郡，又取唐、邓、陈、蔡、海、泗，而陕西方面，取秦、陇、商、虢诸州，兵势颇振。时高宗倦勤，传位于孝宗，孝宗素志恢复，遂起用张浚，委以军事。

孝宗即位……除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隆兴元年，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时金将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县，都督萧琦屯灵璧，积粮修城，将为南攻计。浚欲及其未发攻之。会主宰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浚……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璧；宏渊出泗州，趋虹县，而浚自往临之。显忠至灵璧，败萧琦；宏渊围虹县，降徒穆、周仁，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是时李显忠名出邵宏渊右。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银……绢……钱，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浚乃移书令宏渊听显忠节制，宏渊不悦。已而复令显忠、宏渊同节制，于是悉无体统矣。孝宗闻之，手书与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未达间，忽报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大军且至，遇夜军马未整，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军逃归，继逃归者……二将皆不能制。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传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复退维扬。窘惧无策……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于是下诏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张浚……诸将递降贬窜有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

张浚恢复无功，值金世宗新立，不欲用兵，和议再起。

金帅仆散忠义，贻书三省、枢密院，索四郡及岁币，不然以农隙治兵。（《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汤思退建和议，命杞为金通问使，孝宗面谕：“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将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方拥兵窥淮……疑国书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归正人，且欲岁币二十万。（《宋史》卷三八五《魏杞传》。）

宋人议和，不能决，都元帅仆散忠义移军泰和，志宁移军临涣，遂渡淮，徒单克宁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宋人惧，乃决意请和。使者六七往反，议遂定。（《金史》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和约之成立，在孝宗隆兴二年金世宗大定四年，西历一一六四年，宋、金始为对等之国，绍兴屈辱十三事，亦得改削，其大要如下：

（1）宋主称金主为叔父。

（2）改诏表为国书。

（3）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

（4）疆界如绍兴时。

宋、金再和以后，金世宗锐意内治，宋亦滋为休养生聚，南北宴然无事者三十余年。

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史》卷八

《世宗纪赞》。）

南北……和好既成，迄三十年，无寸兵尺铁之用。尝遇饥年，每命所在官司，开仓赈恤。……户口殷繁充实，北人谓小尧舜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八《世宗纪下》。）

但金治理中国北部，对待汉人，殊不平等，而以茶为宋所产，勒禁尤严。

女直为本户，汉人及契丹为杂户。……汉人、渤海人，不得充明安穆昆户。（《续通典》卷一〇《食货一〇》。）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金代茶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至是以多私贩，乃更定罪赏格……章宗……时，以茶为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续通考》卷二二《征榷考五》。）

省臣……奏曰：“……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其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续通考》卷二二《征榷考五》。）

（乙）开禧用兵

韩侂胄得政之由。

淳熙十六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西历一一八九年，二月下诏传位皇太子。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皇后曰寿成皇后。（《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

后……性妒悍，尝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宫，高宗不怿……孝宗亦屡训后……光宗欲诛宦者，近习皆惧，遂谋离间三宫。会帝得心疾，孝宗购得良药，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诉于后曰：“太上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觇药实有。心衔之。顷之内宴，后请立嘉王名扩，即宁宗为太子，孝宗不许。……后退持嘉王泣诉于帝，谓寿皇有废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宋史》卷二四三《光宗李皇后传》。）

孝宗崩……皇帝不出，百官相与恸哭于宫门……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

韩侂冑……知阁门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执丧，中外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皇子嘉王。时宪圣太后高宗后吴氏居慈福宫，而侂冑雅善慈福内侍张宗尹，汝愚乃使侂冑介宗尹，以其议密启太后。侂冑两至宫门不获命，彷徨欲退，遇重华宫提举阙礼问故，入白宪圣，言甚恳切，宪圣可其议。礼以告侂冑，侂冑驰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帅郭杲以所部兵，夜分卫南北内。翌日，宪圣太后即丧次垂帘，宰臣传旨，命嘉王即皇帝位。（《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传位之事，韩侂胄欲居其功，宰相赵汝愚故遏抑之，遂至互相排挤。

宁宗既立，侂冑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侂胄为光宗皇后韩氏季父，何可以言功？……侂冑始觖望。（《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上命汝愚兼权参知政事……特进、右丞相。……侂冑终不怿，自以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朱熹……劾之未果。……熹因讲毕时熹为待制经筵奏疏……遽出内批，除熹宫观。……侂冑恃功，为汝愚所抑，日夜谋引其党为台谏，以摈汝愚。……侂冑欲逐汝愚而难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无遗。” 侂冑然之，擢其党将作监李沐为正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罢右相。（《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

侂胄既排去汝愚，汝愚之党群起攻之，侂冑欲谋恢复，以间执人口，而伐金之事以起。

或劝侂冑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安丰守厉仲方言，淮北流民愿归附，会辛弃疾入见，言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郑挺邓友龙等又附和其言。开禧改元，进士毛自知廷对，言当乘机以定中原，侂冑大悦。诏中外诸将，密为行军之计。（《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是时金世宗已崩，章宗继立，北部鞑靼等部叛变，连岁用兵，财匮盗起，国势日弱，亦实予宋以恢复之机。

泰和五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西历一二〇五年，五月，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以备宋。（《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

时镇江武锋军统制陈孝广复泗州及虹县，江州统制许进复新息县光州，孙成复褒信县。捷书闻，侂冑乃议降诏趣诸将进兵。（《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

兵衅既开，金师起大兵应战。

泰和六年宋宁宗开禧二年，西历一二〇六年，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万入淮，十万入荆襄。（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纪下》。）

同时四川吴曦叛降金，谋东下夹攻。未几，曦为安丙所诛，蜀疆得保。

初吴玠、吴璘倶为宋大将，兄弟父子相继守西土，得梁、益间士众心。璘孙曦……出兵兴元，有窥关、陇之志……上金章宗闻韩侂冑忌曦威名，可以间诱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国王……诏纲经略之。（《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

金遣吴端持诏书、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曦遣将利吉，引金兵入风州，以四郡付之，表铁山为界。……曦所统军……分隶十统帅。……戍万州，泛舟下嘉陵江，声言约金人夹攻襄阳。……合江仓官杨巨源，倡义讨逆，未有以发，遂与随军转运安丙共谋诛曦。会李好义与兄好古、李贵等皆有谋，交相结纳。……夜漏尽，巨源、好义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门以入。李贵即曦室斩其首……函曦首献于朝。（《宋史》卷四七五《吴曦传》。）

金兵渡淮，宋师不利，韩侂胄知不可再战，始议媾和。

泰和六年……国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将郭超失利，遂进围楚州。偏师趋枣阳军，又围庐州，守将田林拒我师，八日围解。又围和州，克信阳军，围襄阳府。又克随州，宋守将遁……遂之德安，攻真州，于是濠、梁、安丰及并边储戍，皆为国兵所破。又破西和州。……宋……守将郭倪弃扬州，走瓜洲渡。（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纪下》。）

乃以丘崈……督视江、淮军马，侂冑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而谕丘崈募人持书币赴敌营……又遗书许还河北流民，及今年岁币，金人乃有许意。（《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泰和七年……时国所索于宋者五事：一割两淮，二增岁币，三犒军金帛，四取陷没及归正人，五取韩侂冑首级。侂冑闻之大怒，复有用兵意。（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纪下》。）

宋诛韩侂胄以谢金人，且不免加增岁币，最为中国之辱，南渡诸人无一正其非者，则侂胄为道学所恶故也。

韩侂冑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后兄次山客王

梦龙，知其谋，密以告后，后深衔之，与次山欲因事诛侂冑。会侂冑议用兵……择廷臣可任者与共图之。礼部侍郎史弥远，素与侂冑有隙，遂欣然奉命。……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七年十一月三日，侂冑方早朝，弥远密遣中军统制夏震伏兵六部桥侧，率健卒拥侂冑至玉津园，槌杀之。（《宋史》卷二四三《宁宗杨皇后传》。）

侂胄既死，宋允金之请，函送其首以易侵地，并定立和议条件如下：

（1）两国境界如前。

（2）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

（3）增岁币为银、绢各三十万两、匹。

（4）宋别以犒军银三百万与金，金亦尽以所侵地归宋。

（3）南宋之不振

（甲）相权极重

南宋宰相最擅权者，为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盖南宋宰相兼总兵财，权莫与比，一人得政，俨然首辅，其他执政，陪位画诺而已。当艰难缔造之会，非此不能有所施设。史乃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实则秦桧始终受金人操纵，卖国之罪难逭；韩、史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兹姑疏其专擅之迹如次。

秦桧：

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权纲……浩与王十朋……始相继言事。（《宋史》卷三八八《李浩传》。）

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召诸贤于散地。（《宋史》卷三七二《王纶传》。）

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权，不移于奸臣，则落于近幸。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桧两据相位，凡十九年。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秦桧权倾天下，然颇谨小嫌，故思陵眷之，虽桧死犹不释。小相熺尝衣黄葛衫侍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熺未谕，复易黄葛。桧瞪目视之曰：“可换白葛。”熺因请以为葛黄乃贵贱所通用。桧曰：“我与尔却不可用。”盖以色之逼上。（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

宪圣召桧夫人入禁中赐宴，进淮青鱼。宪圣顾问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对以：“食此已久。又鱼视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进”。夫人归，亟以语桧。桧恚之曰：“夫人不晓事。”翌日，遂易糟鯶鱼大者数十枚以进。宪圣笑曰：“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

绍兴，金国使持盟书、要玉辂以载，百官朝服迎于丽正。桧使人谕以玉辂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载书。辂虽不用，金使必欲百官迎拜，桧许之。翌日，命省吏杂以绯紫，迎拜于丽正，班如仪。金使造庭，讶百官已立班上。既受书毕，百官呵殿，缀金使以出。金使见向之绯紫诸吏犹立于门，始悟秦计。又使人至庭，必欲上兴躬下殿受书，左右相顾莫敢孰何。时王汴在班内，起而语使曰：“尔实有书无书？”使遂出书示之，汴夺书而进。使计屈，归其国，以生事被诛云。绍翁据勾龙如渊《退朝录》，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伦入，责以取书事。既晚，伦见金使于馆，以二策动之，金使皇恐，遂许明日。上诏宰职就馆见金使受书纳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桧未有以处，给事中楼炤举谅阴三年之说以语桧，桧悟。于是上不出而桧摄冢宰，即馆受书以归。金始知朝廷有人。”绍翁尝疑省吏及夺书一节，得于所闻，未敢遽载。如渊之论，有据甚明。若就馆授书，则省吏与夺书之说，真齐东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

秦会之、范觉民同在庙堂，二公不相咸。虏骑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临江军，弃城而走；抚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会之妇翁也。觉民欲宽之，会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质于贼，甚么话不曾说！岂可贷邪？”盖诋觉民尝仕伪楚耳。（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

张子公为户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盐钞。见秦相桧，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盐钞矣。”子公乃具陈当时利害，俱不听。子公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势不可行。今日事势如此，安得沽虚誉，妨事实。一旦缓急，相公何处措办?”（施彦执《北窗炙輠》卷上。）

韩侂胄：

侂冑除平章军国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宇内。（《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韩外有陈自强，内有周筠，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

苏师旦尝以窘乏，求金于韩。韩不知其受诸将贿，动以亿万，每辍俸金与之……及江上诸将致败，而丘公崈为督视，廉知败将之赂师旦，尺牍往来具存，因作书以遗韩。韩大怒，遂窜师旦于海上。（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

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冑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宁宗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僇，宜也。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若《杂记》所载赵师 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雠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载，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周密《齐东野语》卷三。）

史弥远：

弥远死，帝亲政。（《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传》。）

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

弥远薨，上亲政。（《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弥远薨，上亲庶政。（《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

弥远既诛韩侂冑，相宁宗十有七年。迨宁宗崩，废济王，非宁宗意，立理宗，又独相九年，擅权用事，专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虽台谏言其奸恶，弗恤也。（《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岁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对。有客以今余大参父能四六为荐者，越王召见，试以表中语，俾为属对。余应声曰：“此甚易。以‘补报乾坤，万分无一’，为对足矣。”越王大加赏识。（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

贾似道：

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废也。外戚诸谢，惟堂最深崄，其才最颉颃难制。似道乃与之日亲狎，而使之不疑。未几，不动声色，悉皆换班，堂虽知堕其术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无状者，董宋臣、李臣辅，前是当国者，虽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祸。似道谈笑之顷，出之于外，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讼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一得罪，则黥决不少贷，莫敢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斜封墨敕，以丐恩泽，内庭无用事之人，外阃无怙势之将，宫中、府中，倶为一体，凡此数事，世以为极难，而似道乃优为之，谓之无才可乎？其所短者，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运而讳言之罪也。呜呼！古人以集众思、广忠益为相业，真万世之名言也欤!”（周密《癸辛杂识后集》。）

按：秦桧甘心作人民之公敌；史弥远结蒙古，与北宋海上之盟何以异；韩侂胄冤死，送首北廷，金人以为忠于谋国，谬于谋身，谥之曰忠谬。而宁宗谕大臣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乃被以一世恶名，岂不令力主恢复者短气。若贾似道以国事为儿戏，又非三人之比，乃有谓其不敢犯清议言和，以致身死国灭者。不知是时蒙古必欲渡江，不战即亡，岂有求和余地耶？

（乙）太学生之论政

是时独有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

陈东……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伏阙之士，先自东始。（《宋史》卷四五五《陈东传》。）

太学生论列时政，自二陈始。

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凡试而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魏泰《东轩笔录》卷六。）

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邓志宏《沙县重修县学记》。）

宋太学生上书，始于徽宗大观三年，太学生陈朝老，疏蔡京之恶十四事，士人争相传写。又十六年，至宣和七年，钦宗即位，而有陈东。东凡七上书，其一请诛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六贼；其一童贯挟徽宗东行，请追贯还，正典刑；其一金人迫京师，又请诛六贼；其一请用李纲，斥李邦彦等；其一又请诛蔡氏。此五上书，皆在太学时。其一乞留李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其一请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车驾归京师，勿幸金陵。此两上书，皆在高宗召赴行在时。内惟请诛六贼，及论李纲，乃率诸生高登等，余皆东一人言耳。时与东同斩于市者，有抚州布衣欧阳澈，亦以上书得罪。越三年，高宗感悟，赠东、澈倶承事郎。东无子，官有服亲一人刘豫即伪位，立陈东、欧阳澈庙于归德，如张巡、许远制，此在高宗赠官之先。忠义之士，虽乱臣贼子，亦知敬也，及驾过镇江东乃镇江丹阳人，遣守臣祭东墓，赐缗钱五百。绍兴四年，东、澈并加朝奉郎、秘阁修撰，官其后二人，赐田十顷。戴埴《鼠璞》云，高宗尝曰：朕即位，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赠官推恩，未足称朕悔过之意，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圣心恻怛如此！高登凡六上书，高宗时，召赴都堂审察，上疏万言，及时议六篇，授古县令，秦桧恶之，谪漳州。又后五十年，朱子为漳州守，乞褒赠。绍兴末，太学生程鸿图，上书讼岳飞冤，诏飞家自便。至孝宗淳熙时，太学生乃有受赂陈书者，监察御史洪天锡，论宦者卢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赵崇璠移书左丞相谢方叔。翼日，御笔授天锡大理少卿，天锡辞去。宦者赂太学生林自养，力诋天锡、方叔，乞诛二人。学舍恶自养党奸，相与鸣鼓攻之，上书申其罪，是一小人，不足以掩众君子也。光宗绍熙五年，光宗以疾，久不省重华宫，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余人上书。宁宗庆元元年，韩侂冑引李沐为右正言，劾赵汝愚，窜永州，侍御史章颖，以奏留汝愚斥逐。太学生杨宏中、林仲麟、徐范、张衙、蒋傅、周端朝，上书辨诬，皆被罪，天下号为六君子。又宁宗时，王居安以言事夺官。太学诸生，有举幡乞留者。逮理宗淳祐十年，丁大全劾丞相董槐去国，太学生刘黻、陈宗、黄唯、陈宜中、林则祖伏阙上书；后程公许、黄之纯被诬劾罢出，黻又率诸生上书。刘汉弼劾史嵩之之党，感末疾，遂卒，人皆疑嵩之致毒。太学生蔡之润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杜范劾李鸣复，太学诸生亦上书交攻之。后范去政府，太学诸生又上书留范。史嵩之父丧，起复右丞相，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陈垓劾程公许，太学生刘黻等百余人，上书论垓。徐元杰暴疾卒，三学诸生相继叩阍讼冤。丁大全为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阍言不可，诏禁戒，旋逮诸生下狱。宋末，有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上书言贾似道专政。而帝 德祐时，王

之子，嗾太学刘九皋等上书，言宜中擅权庇赵溢，其误国甚于似道，宜中遂去。遣使四辈召之不至，乃命临安府，捕逮太学生，下刘九皋临安狱，罢王，遣使召宜中还。元兵至，宜中仍遁，当时太学生动辄上书，诚衰世之景象。（汪师韩《韩门缀学》卷五。）

南渡而后，太学生势益盛。

庆元间，赵忠定汝愚去国，太学生周端朝、张、徐范、蒋傅、林仲麟、杨宏中以上书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开元间，丁大全用事，以法绳多士，陈宜中兴权、刘黼声伯、黄镛器之、林则祖兴周、曾唯师孔、陈宗正学，亦以上书得谪，号六君子。（周密《齐东野语》卷二〇。）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周密《癸辛杂识》后集。）

然或志在利禄，故易受权相笼络。

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周密《癸辛杂识后集》。）

贾公似道欲优学舍以邀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时黄文昌方自江阃入为京尹，益增赏格，虽末缀，犹获数百千，于是群四方之士，试者纷然。（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

（丙）道学之禁

南渡以后，秦桧主张王安石之学，赵鼎主张程颐之学，党派之分，遂基于此。厥后互相倾轧，愈演愈烈，至赵汝愚与韩侂胄争权，益纠结不已，致使政治食其恶果。

命朱熹待制经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

宁宗之立，韩侂冑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庆元元年，初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冑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按：朱熹为道学派宗主，故汝愚引之为助。

韩侂冑……琦曾孙也，父娶高宗宪圣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宝宁军承宣使。侂冑以父任入官，历阁门祇候……知阁门事。……侂冑雅善慈福内侍张宗尹。（《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侂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

按：韩侂胄结交宫掖，以挤赵汝愚，汝愚既失位，所引用之人竞起攻侂胄者，皆为侂胄所贬窜。

汝愚既斥……朱熹、彭龟年、黄度、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以攻侂冑得罪。（《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同时太学生与道学接近，亦攻侂胄不已。

太学生杨宏中……等，又以上书论侂冑编置，朝士以言侂冑遭责者数十人。（《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所谓道学派之人，其行径亦有可訾之处。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农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倶焚之祸者也。（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

韩侂冑为排除异己，遂倡伪学之禁。

韩侂冑用事……凡不附己者，指为道学，尽逐之。已而自知道学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为伪学。巨僚之荐举，进士之结保，皆有“如是伪学者，甘伏朝典”之辞。一时嗜利无耻之徒，虽尝自附于道学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习歌鼓，欲以自别甚者……向之得罪于庆元初者，亦从而和之，可叹也已。（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

又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纮为言官。澹言伪学宜加风厉，或指汝愚为伪学罪首。纮条奏汝愚有十不逊……刘三杰入对言，前日伪党，今变而为逆党。……而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献言，令省部籍记伪学姓名，姚愈请降诏严伪学之禁，二人皆得迁官。（《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庆元三年十二月，以知绵州王沇奏，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余官三十一人：刘光祖、吕祖俭、叶適、杨方、项安世、李德、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谈、赵汝谠、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幼学、黄灏、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任、张致远。士人八人：杨宏中、周端朝、张衡、林仲麟、蒋傅、徐范以上六人为太学生、蔡元定、吕祖泰。凡五十九人。（钱士升《南宋书》卷四《宁宗纪》。）

攻击道学最力者，有沈继祖攻朱熹一疏，胡纮所草，其词过峻，不免诬枉。然道学号召徒党，互助标榜，欲以隐执朝政，亦或有其事。

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札：“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恶又不与焉。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蔬饭，今熹欲餐粗钩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于孝宗之朝，屡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致，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此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借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借熹虚名，以招致奸党，倚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熹既用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忽？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盍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纹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

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脩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将储用镌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凭借，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

道学党徒甚盛，操纵时局，隐然为物望所归，侂胄虽加镇抑，终不能不弛其禁。

初韩侂冑用事，患人不附……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其后侂冑亦悔……禁网渐解矣。（《宋史》卷四三四《叶適传》。）

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 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冑有姻连，劝侂冑勿为已甚，侂冑意亦渐悔。（《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侂冑亦稍厌前事，张孝伯以为不弛党禁，后恐不免报复之祸。侂冑以为然……伪党之禁寖解。（《宋史》卷四七四《韩侂冑传》。）

及史弥远初执国柄，乃引用道学派以自厚，而终于不合。

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一时伪学党人，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虽已殁，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召还正人故老于外。（《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谓刘 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朝廷收召诸贤，了翁预焉。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

其实当时所谓贤者，多流于矫伪。

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诋訾扇摇之意胜。既虑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为激怒之辞，退俟斥逐之命。始则慷慨而激烈，终则恳切而求去，将以树奇节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盖阴诋真德秀等。（《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传》。）

大佞似忠，大辨若讷，或好名以自鬻，或立异以自诡，或假高尚之节以要君，或饰矫伪之学以欺世。言若忠鲠，心实回邪，一不察焉，薰莸同器，泾渭杂流矣。言不达变，谋不中机，或巧辨以为能，或诡讦以市直，或设奇险之说以駴众听，或肆妄诞之论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学，一不辨焉，枘凿不侔，矛盾相激矣。（《宋史》卷四二二《梁成大传》。）

弥远愤诸人之不同于己，始尽斥逐之。

而弥远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贾似道利用道学愦愦，名为尊崇，其实愚弄之。

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麄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嘻其甚矣之叹。其后至淳祐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师宪当国，独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呜呼，尚忍言之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

（十一）南宋之灭亡

（1）蒙古之兴起

（甲）蒙古起原

蒙古即唐之蒙兀，曰盲骨，曰朦骨，曰朦辅，曰萌骨，曰蒙古思，皆音译。

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五代史》卷七《四夷附录三》。）

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徐霆《黑鞑事略》。）

所谓白鞑靼者，容貌稍细……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孟珙《蒙鞑备录》。）

金之初起，尝假蒙古兵马，既得国，不偿原约，由是蒙古有怨言。至熙宗时，蒙古侵扰边鄙，金兵讨之不克，遂与议和。

皇统五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西历一一四五年……时有蒙

兀之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二《熙宗纪四》。）

皇统六年……女真万户湖沙虎，北攻盲骨子，粮尽而还，为盲骨子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于海岭。（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二《熙宗纪四》。）

皇统七年……是岁朦骨国平。初挞懒既诛，其子胜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朦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将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万人讨之，连年不能克。皇统之六年八月，复遣萧保寿奴与之和议，割西平河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册其酋长熬罗孛极烈为朦辅国主，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熬罗孛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大金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二《熙宗纪四》。）

其他记载，有谓蒙兀与鞑靼为东西二族者。然《大金国志》所载祖元皇帝之称，他书亦言之。《国志》熬罗孛极烈与《元史》噶布勒汗即《元秘史》之合不勒音亦相类，或为一人。《国志》不为无本，至谓东西相望千里，则游牧人民，居处不常。据《金史·兵志》，东北西北部族乣军，俱有萌骨部族可证，鞑靼本出靺鞨，或由东北而渐出西南。世因混塔塔儿与鞑靼为一，乃疑蒙、鞑为二族耳。

旧有蒙古斯国，在金人伪天会间，亦尝扰金虏为患，金虏尝与之战，后乃多与金帛和之。按李谅《征蒙记》曰，蒙人尝改元天兴，自称太祖元明皇帝。今鞑人甚朴野，略无制度，珙尝讨究于彼，闻蒙已残灭久矣。（孟珙《蒙鞑备录》。）

又有蒙国者，在女真之东北，唐谓之蒙兀部，金人谓之蒙兀，亦谓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视，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自绍兴初始叛，都元帅宗弼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分兵据守要害，反厚贿之，其祖亦僭称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时，与鞑靼并为边患，其来久矣。蒙人既侵金国，得其契丹汉儿妇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类蒙人，渐有火食，至是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因以蒙鞑称之。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名也。盖金国盛时，置东北招讨司，以捍御蒙兀、高丽；西南招讨司，以统隶鞑靼、西夏。蒙兀所据，盖吴乞买创业时二十七团寨。而鞑境东接临潢府，西与夏国为邻，南距静州，北抵大人国。（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

（乙）成吉斯汗之崛起

蒙古至也速该世，国势渐强大。

噶布勒汗即合不勒，以《元秘史》世系推之，当即祖元皇帝殁，子巴尔达木嗣；巴尔达木殁，子伊苏克依嗣，国势愈盛大。（《元史》卷一《太祖纪》。）

当蒙古初兴时，大漠南北，诸部错列，为表如下：

蒙古初兴诸部简表

及成吉斯汗崛起，扫平诸部，乃归于统一。

也速该即依苏克依并吞诸部，势愈盛……攻塔塔儿部，获其长铁木真，还次跌里温盘陀山。而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因名曰铁木真，志武功也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金海陵

贞元三年，西历一一五五年。及……崩，帝方幼时年十三岁。时蒙古部，有泰赤乌《元史》本纪，作泰楚特，有札木合，又有克烈、乃蛮诸部。惟泰赤乌强，众多归之，而札木合部者，与帝麾下有隙，遂与泰赤乌合谋，以众三万来攻。帝与母月伦，分部人为十三翼，大战破走之。泰赤乌地广民众，无纪律，诸部多苦其非法，见帝宽仁，谋曰：“铁木真太子……真我主也。”多相率慕义来降。是时西北诸国皆附金，会塔塔儿叛金，帝自斡难河鄂伦河，帅众会金师，击杀其渠长。金主以功授帝为察兀秃鲁注，犹言招讨使也，克烈部长名脱里者，受金爵为王。初脱里多戮辱兄弟，其叔父菊儿攻之，仅百余骑来奔，烈祖也速该亲将兵逐菊儿，夺还其部众。脱里德之，遂请盟，称按答注，犹言交好之友。既而脱里之弟叛归乃蛮。其部长为发兵伐克烈，复夺其众，脱里走，中道粮绝，困乏甚。帝以其与烈祖交也，亲迎抚劳之，为伐蔑里乞部，取其资财田禾遗之。脱里见部众稍集，遂不告于帝，自率兵再攻蔑里乞，大掠而还，于帝一无所遗。……会乃蛮卜鲁欲可汗不服帝，复与脱里合兵攻之。时札木合起兵援乃蛮，见乃蛮败，欲帝与脱里有隙，乃言于脱里……脱里闻之疑，乃移部众于别所。未几，帝与脱里议昏各不成，札木合复乘间谓脱里子亦剌合曰：“铁木真太子尝通信乃蛮，将不利于君父子，君能加兵，我当阴为助。”亦剌合数言于其父，脱里信之……遂举兵来侵，帝击败之……遂整兵至班朱尼河……时脱里势强，众颇危惧。与战……脱里败走，路逢乃蛮将，为所杀，克烈部由是遂灭。（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其部长亦难察可汗，生二子，长为塔阳可汗，次为不亦鲁黑汗。兄弟不合，分国而治，塔阳居金山之阳，不亦鲁黑居地南近阴山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者……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谋报帝，居无何，举部来归。岁甲子宋宁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西历一二〇四年，帝大会于帖麦该川外蒙古土谢图汗西境议伐乃蛮。……遂进兵伐乃蛮……太阳罕至自按台即阿尔泰山，营于沆海山即抗爱山，与蔑里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阿怜太石、猥剌部长忽都花别吉，暨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合兵，势颇盛。……太阳罕……索战。……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见帝军容整肃……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禽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明日，余众悉降。于是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来降。已而复征蔑里乞部，其长脱脱，奔太阳罕之兄卜鲁欲汗即不亦鲁黑汗。（《元史》卷一《太祖纪》。）

先是蒙古居乌桓之北……世修贡于辽金，号微弱。至是灭克烈，降乃蛮，兼取朵鲁班、塔塔儿、哈答吉、散只兀四部，骎骎乎称雄矣。（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元年丙寅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西历一二〇六年，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鄂诺河之源黑龙江之北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青吉斯皇帝。（《元史》卷一《太祖纪》。）

帝既即位，遂发兵复征奈曼即乃蛮。时博啰汗猎于乌尔图山，禽之以归。迪延汗即太阳罕子库楚类汗即屈出律与托克托即脱脱奔雅尔达实河上西辽。（《元史》卷一《太祖纪》。）

（2）西夏之灭亡

（甲）夏、金之和战

天辅六年宋徽宗宣和四年，辽天祚保大二年，夏崇宗元德三年，西历一一二二年，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娄室败之于宜水……宗望至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天会二年宋宣和六年，夏元德五年，西历一一二四年，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天眷二年宋高宗绍兴九年，国王乾顺薨，子仁孝立，遣使册命，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自西夏臣服于金，与宋不复通使，至金宣宗时，始叛金与开兵衅。

大安三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夏神宗光定元年，西历一二一一年，……是春，西夏始为大军蒙古所攻，遣使求援，国主新立，不能救。大军至兴灵而反，夏人恨之。时金国亦为所扰，势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二《东海郡侯纪上》。）

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祐之初金宣宗贞祐元年，宋宁宗嘉定六年，夏神宗光定三年，西历一二一三年，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是岁宣宗元光二年，遵顼传位于子德旺。正大元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夏献宗乾定元年，西历一二二四年，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乙）蒙古之侵夏

宁宗嘉定二年夏襄宗应天四年，金卫绍王大安元年，西历一二〇九年，三月，蒙古主入河西，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拒战，败之。薄其中兴府……夏主安全纳女请降于蒙古，夏自是益衰。（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三五。）

嘉定十六年夏献宗乾定元年，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历一二二三年……十二月，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顼传国于其子德旺，遵顼自号上皇。（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三六。）

夏遭蒙古之侵略，土地日削，最后力屈，降于蒙古。

理宗宝庆二年七月，蒙古主取夏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夏国主德旺惊悸而卒……国人立其弟南平王。（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三六。）

宝庆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西历一二二七年六月……蒙古铁木真，尽克夏城邑……蒙古主避暑于六盘山甘肃固原县南，仍命阿朮鲁总兵，与赐银印怀都等，与敌大战于合剌合察儿之地。逾月，夏国主力屈出降，遂絷以归。……夏……至是乃亡。（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三六。）

（3）金之灭亡

（甲）蒙古之来侵

五年宋宁宗嘉定三年，金卫绍王大安二年，西历一二一〇年春，帝遣将遮别，袭金乌沙堡，遂略地而东。初帝未建号时，尚称藩于金。会进岁币，金主使卫王永济受贡于静州，帝见其庸懦，不为礼。及金主璟章宗殂，永济嗣位，有诏至，使者令下拜，帝问新君为谁，使者曰卫王，帝不顾而唾，即乘马北去。永济闻之怒，欲俟帝入贡图之，帝觉，遂与金绝，数侵掠其西北鄙。（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金独吉千家奴、完颜胡沙至乌沙堡。未及设备，蒙古兵奄至，拔乌沙堡及乌月营，蒙古主乘胜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金兵大败。追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河北独石县北、抚河北张北县北州。（《续通鉴纲目》卷一八。）

七年正月……帝破桓、抚、奉、圣等州，师次野狐岭。金将纥石烈、完颜九斤等率兵号四十万来援，与战于獾儿嘴，大败之。秋围金西京……十二月，遮别克金东京。八年七月，帝克宣德、德兴二府，进至怀来，及金行省完颜纲、左监军高琪战，败之。乘锐至古北口，金兵退保居庸。帝留可忒薄剎顿兵拒守，而自以众趋紫荆关，败金师于五回岭，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别反自南口，攻居庸破之，出古北，与可忒薄剎军合。（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是时金适发生内变。

至宁元年宋宁宗嘉定六年，蒙古太祖八年，西历一二一三年，八月，起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为右副都元帅，将武艺军三千，复往迎敌。二十日，发燕京至紫金关……闻大军过关，一时溃走，不可禁遏。执中还京，见上言：“大军势盛难敌，臣急来保守京城。”上遣完颜纲将兵御之，战于易州，国兵大败，纲……至都，密奏“执中受北赂，故放入关”。执中闻之，惧诛。先是左副元帅甫平者，迎合主意，沮格军赏，众皆怨之。执中因人心之愤，欲废主，遂回军以诛南平为名。二十四日，军至东华门外，召南平计事，手刃杀之。宫中闻变，门皆不开……执中欲纵火焚门，守门将军合住启之，执中引兵入宫，侍卫皆散走。进至大安殿，主望见之，遥呼曰：“令我何往?”曰：“归旧府耳。”主入后宫，邀皇后倶出。后留之曰：“出则被执矣。”执中见其久不至，遣兵执之，并其后囚于旧府。二十六夜，执中遣内侍李监成弑主于其府。（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三《东海郡侯纪下》。）

纥石烈执中召番汉群臣，共议所立……乃以符宝……迎立丰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纪上》。）

蒙古因乘间进围燕京，并分掠河北、山东各地。

八年金宣宗贞祐元年，宋宁宗嘉定六年，八月……帝兵东过平滦，南至青沧山，临潢，涉辽河，西南至忻、代，皆为所有。而帝欲留中都以困金，乃分军屯其城北，号北军。阳缀之，而阴发兵三道，命皇子朮赤等为右军，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治、磁、相卫、辉、怀、孟诸郡，径抵黄河，掠平阳、太原间；皇弟哈撒儿等为左军，遵海而东，破滦、蓟，掠辽西之北；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由中道破雄、漠、青、沧、景、献、河间、滨、棣、济南等郡，两河山东数千里，城郭邱墟……是冬，帝复至燕京，三道兵还，合屯大口，以逼中都。（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九年三月，复与北军合围燕京，诸将请乘胜破燕，而帝欲遗孤城不取，俾力守以困之，遣使谓金主曰：“今山东、河北诸境，悉为我取，所存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不忍迫人于险，我今还军，汝当犒师，以弭诸将之怒。”金主复请和，许以故主永济女及金缯童男女为献。帝遣使如金逆女，既成昏，北还。（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蒙古兵既退，金宣宗因河北残破，迁都于汴。

九年五月，金主迁都于汴，命平章完颜承晖及左丞抹撚尽忠辅太子守忠留中都。帝闻之怒曰：“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憾也。”复兴师南伐，所过州郡皆下……六月，金乣军反，众推斫答为帅，遣使乞降。帝方怒金南迁，遂遣石抹明安援斫答，合兵围中都……十年二月……金主遣兵救燕，至霸州大溃……五月，金燕京留守完颜承晖仰药死，抹撚尽忠弃城走，石抹明安入城……盖围中都，三年而克之。（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乙）蒙古之经略中原

十二年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宣宗兴定元年，西历一二一七年，八月，以木华黎有佐命功，拜太师，封鲁国王，统领番汉诸

军，谓曰：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始置行省于燕云，以图中原，于是木华黎得专征。（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河北各地，俱为蒙古所有，金仅划河而守，聚兵一隅以御之，蒙古不能克，乃有后来与宋夹攻之事。

正大四年宋理宗宝庆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西历一二二七年，是时大军长驱而南。自宣宗时，凡大河以北，东至于山东，西至于关陕，不一二年，陷没几尽，而凤翔最后下，国兵于是并力守黄河，保潼关。自黄河洛阳、三门、析津，东至邳州之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统以总率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夜则传令坐守，冬则燃草敲冰，率以为常。潼关一带，西南边山一千余里，大小关口三十六处，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统以总率精兵不下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布满周密。（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纪》。）

时金兵尽在河南，饷无所出，宋又罢其岁币，乃思用兵于宋。

嘉定七年……金人来督二年岁币。……金人迫于蒙古，迁都汴，遣使来告……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罢金国岁币。（钱士升《南宋书》卷四《宁宗纪》。）

初……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乞以世安为招抚使……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金史》卷

一〇六《朮虎高琪传》。）

宣宗与宋绝好连兵，复与西夏开衅，不能专力以御蒙古。至哀宗继立，始与西夏和，而宋人正主乘机恢复，因不允金人求和之请。

二十二年七月……帝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卷一《太祖纪》。）

蒙古太宗遵太祖遗嘱，继续伐金。

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金哀宗正大七年，西历一二三〇年，七月，帝自将入陕西，命太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渡河趋凤翔……三年二月，克凤翔，并下洛阳河中诸城……五月，帝将合南北军攻汴，命拖雷先趋宝鸡，遣行人速不罕诣宋假道淮东，以捣河南……至沔州，宋统制张宣诱杀之……十月，帝围河中府拔之……拖雷闻宋杀使者，即移师伐宋，破兴元，入大散关，直趋饶风关，军民散走……四年正月，帝……渡河。会拖雷已渡汉江，遣使来告，即诏诸军进发，入郑州。，次新郑，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山河南禹县，金师大溃。帝亲至三峰，攻克钧州……遂下商、虢、嵩、汝等州。金尽撤秦蓝诸关兵援汴，金守将李平以潼关降，师遂长驱入陕……三月，命速不台围南京即汴。（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宗纪》。）

天兴元年宋理宗绍定五年，蒙古太宗四年，时大军尽至，合围汴京，国兵百计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时向热，将还师，于是又讲和好。取太子金紫为质，东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为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无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纪》。）

和议既成，蒙古兵解围，退师河洛之间。未几以金杀使者唐庆，又复用兵。

天兴元年七月……飞虎军事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诏贳其罪，和议遂绝。（《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

天兴元年……春，天使复至，命主黜尊号，拜诏称臣，去冠冕、髡剔发，为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难之。防城提辖张玉，饵飞虎军三百人为变，大军传令添兵围城，河南路……皆陷，驱其壮士攻汴。（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纪》。）

汴京粮尽援绝，金哀宗乃突围出，走归德。

天兴元年……主亲率护卫军五千人，突围而出，与大军战。主获胜，左丞相完颜白撒奏请过河取卫州，截其归路，主允之。比至卫州，大军云集，主急回，被其追……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复入汴京，仅以二千余骑走归德，决水以自固。……二年六月，归德粮绝，上遂自亳趋蔡。（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纪》。）

（丙）南宋与蒙古夹攻金人

四年宋理宗绍定五年，西历一二三二年，十二月……使宣抚王楫至宋，议共伐金。宋遣邹伸之报谢。帝许俟成功，以河南地归宋。（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宗纪》。）

绍定五年十二月……金主奔归德府，寻奔蔡州。大元再遣使议攻金，史嵩之以邹伸之报谢。（《宋史》卷四一《理宗纪一》。）

宋与蒙古既定盟，即出兵相应。

珙请以二万人行，因命珙尽护诸将。……得蔡降人，言城中饥，珙曰：“已窘矣，当尽死而守，以防突围。”珙与倴盏约，南北军毋相犯。（《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五年六月，金主奔蔡，塔齐尔率师围之。……十一月，宋遣荆鄂都统孟珙以兵粮来助。十二月，诸军与宋兵合攻蔡。（《元史》卷二《太宗纪》。）

天兴二年十一月……宋遣其将江海孟珙，帅兵万人，献粮三十万石，助大元兵攻蔡。（《金史》卷一八《哀宗纪下》。）

宋及蒙古兵攻蔡，金兵虽能死守，终致陷没。

天兴二年九月……大元兵筑长垒围蔡城。……十二月，尽籍民丁防守，括妇人壮健者假男子衣冠，运大石。上亲出抚军。……以总帅孛朮鲁娄室、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皆权参政，都尉完颜承麟为东面元帅，权总帅。……上微服率兵夜出东城谋遁，及栅不果，战而还。（《金史》卷一八《哀宗纪下》。）

天兴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西历一二三四年，正月……上集百官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固让。诏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承麟即皇帝位。百官称贺。礼毕，亟出捍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大军入，与城中军巷战，城中军不能御。帝自缢于幽兰轩。末帝退保子城，闻帝崩……哭奠未毕，城溃……末帝为乱兵所害，金亡。（《金史》卷一八《哀宗纪下》。）

（4）南宋之亡

（甲）三京之复

宋乘金亡，进兵复三京，遂与蒙古开衅。

端平元年八月……议收复三京。以赵范为东京留守，赵葵为南京留守，全子才为西京留守。赵葵将杨谊至洛，为蒙古所乘，师大溃。（钱士升《南宋书》卷五《理宗纪》。）

端平元年，朝议收复三京，葵上疏请出战，乃以为……南京留守……时盛暑行师，汴堤破决，水潦泛溢，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未几北兵南下渡河，发水闸，兵多溺死，遂溃。（《宋史》卷四一七《赵葵传》。）

六年七月……宋图复三京，遣淮东制置使赵葵、知庐州全子才会兵趋汴。速不台闻宋来争河南，还师赴之，决黄河……之水灌宋军，多溺死。八月，引兵至洛阳，赵葵等弃汴走。（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宗纪》。）

宋首先败盟，蒙古复遣使来诘责，于是兵连祸结，无复宁岁。

六年十二月，再使王楫诣宋，责败盟，宋复遣邹伸之报谢。（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宗纪》。）

六年七月……议自将伐宋，国王扎拉呼请行，遂遣之。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西历一二三五年春……皇子库春，及呼图克亦作胡土虎伐宋……十月，库春围枣阳，拔之，遂徇襄、邓，入郢，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八年二月，命应州郭胜、钧州富珠哩玖珠、邓州赵祥、从库春充先锋伐宋。……七月，奎腾亦作阔端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斩蜀将曹友闻。十月，奎腾入成都。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张柔等攻郢州拔之。襄阳府来附，以游显领襄阳、樊城事。（《元史》卷二《太宗纪》。）

按：其时蒙古方遣兵分伐西域、高丽，未以全力攻宋，故孟珙得恢复襄阳、四川等地。

（乙）蒙古大举南侵

蒙古太宗崩，定宗嗣立。后三年，定宗崩，宪宗蒙哥继立。时西域略定，乃大举攻宋。

六年宋理宗宝祐四年，六月……诸王伊逊克、驸马约索尔等请伐宋。帝亦以宋人违命囚使，会议伐之。（《元史》卷三《宪宗纪》。）

八年宋理宗宝祐六年，西历一二五八年，二月……帝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命呼必烈攻鄂州，塔察儿元史作塔察攻荆山，以分宋兵力。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会鄂。（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宪宗纪》。）

蒙哥攻合州，死于城下。

时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默格即莫哥由祥州入米仓关，布尔察克万户由渔关入沔州。（《元史》卷三《宪宗纪》。）

宝祐六年四月……蒙古主率诸将兵，号十万，分三道来侵，一趋散关，一趋米仓关，一趋沔州。（钱士升《南宋书》卷五《理宗纪》。）

八年七月，率兵由宝鸡攻重贵口，所至辄下……十一月……诸王莫哥、塔察儿并略地还，引军来会……九年正月……进次钓鱼山注，时宋合州徙治于此，遣降人晋国宝招谕知州王坚，坚杀之……二月，帝……督战合州城下，会师围之，凡五阅月不克……七月，帝崩于钓鱼山……或云，为飞矢所中。诸王大臣，奉槥北还。（邵远平 《元史类编》卷一《宪宗纪》。）

蒙古兵围合州……守臣王坚，固守力战，蒙古主蒙哥卒于城下，乃解围。（钱士升《南宋书》卷五《理宗纪》。）

其忽必烈一军，渡江围鄂州，中外大震。

岁己未宪宗九年七月……命大将巴图尔等前行，备粮汉上……八月，渡淮。入大胜关，宋戍兵皆遁。次黄陂。……会于鄂州。……九月，亲王穆格即莫哥自合州钓鱼山，遣使以宪宗凶问来告，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登香罏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东曰阳逻堡，其南岸即浒黄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夺二大舟，是夜，遣玛拉噶齐、张文谦等具舟楫。……敕将帅扬旗伐鼓，三道并进……与宋师接战者三……径达南岸。……围鄂。……十一月，乌兰哈达即兀良合台略地诸蛮，由交趾，历邕、桂，抵潭州，闻帝在鄂，遣使来告。（《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宋闻边报紧急，乃遣贾似道等御之。

开庆初，宪宗皇帝自将征蜀，世祖皇帝时以皇弟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台由云南入交阯，自邕州蹂广西，破湖南，传檄数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惧，乃以赵葵军信州，御广兵，以似道军汉阳，援鄂……似道时自汉阳入督师。（《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惟似道畏缩，不敢与蒙古交兵，欲以和议，图苟且息事而已。

攻城急，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不从。（《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似道惧，密遣宋京如师，愿称臣纳币请和，帝不许，攻益急。（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世祖纪一》。）

时蒙古忽发生继立问题，忽必烈急欲北归，似道得此机会，再往请和，遂退兵。

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山，合州守王坚使……走报鄂，似道再遣京议岁币，遂许之。（《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俄闻先朝诸臣阿蓝答儿、浑都海等，谋立帝弟阿里不哥《元史》作额呼布格。辄乘传调兵，去龙冈开平仅百余里。会似道再遣京至，约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帝从郝经、廉希宪议，许之……大军北还。（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世祖纪一》。）

贾似道私订和议，而妄腾捷报于朝。

贾似道私与蒙古议和，奏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钱士升《南宋书》卷五《理宗纪》。）

大元兵拔寨而北，留张杰、阎旺以偏师候湖南兵。……兵至，杰作浮梁新生矶，济师北归。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杀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忽必烈归至开平内蒙古多伦县，诸大臣皆劝进，遂即帝位，遣郝经使于宋，索取岁币。似道惧事泄，乃拘经等。

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历一二六〇年，三月……车驾至龙冈新城，亲王合丹、莫哥、塔察儿等，率东西二道宗王来会，与诸大臣皆劝进，帝即位……建元中统。（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世祖纪一》。）

以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礼部郎中刘人杰副之，使于宋。（《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大元世祖皇帝登极，遣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等，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似道方使廖莹中辈撰《福华编》，称颂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似道乃密令淮东制置司，拘经等于真州江苏仪征县忠勇军营。（《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元世祖以宋拘留使臣为名，下诏伐宋。

中统二年七月……谕将士举兵攻宋，诏曰：“朕即位之后，深以戢兵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曲直之分，灼然可见。……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贾似道称臣乞和之计，恐一时暴露，为公议所不许，既留元使郝经等不遣，复不作守计，方以援鄂论功。沿边诸将知事不可为，纷降于蒙古。

时贾似道方论鄂功，专务欺蔽朝廷，不以闻。似道又忌诸将，欲污蔑置之罪，乃行打算法于诸路，以军兴时支取官物为赃私，于是赵葵、史岩之、杜庶皆坐侵盗掩匿罢。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狱死。刘整时为潼川安抚使，亦以边费为蜀帅俞兴所持，整素与兴有隙，自遣使诉于朝，不得达，心益疑惧。遂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降于蒙古……蒙古既得整，由是尽知国事虚实，南伐之谋益决。（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六。）

蒙古图自江东下，乃定先攻取襄、鄂之计。

刘整献计，谓宋人所恃，惟吕文德在鄂州，然可利诱。乃遗以玉带，求置榷场于樊城，文德许之。既而言安丰等场货，每为盗所掠，愿筑土墙以护居积。遂筑垒，置堡江心，起万人台，立撒星桥，以遏宋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炽，文德始悟为整所卖，疽发背死。……阿朮攻襄阳，文焕文德弟拒守，久之。……至元十年……阿里海牙等拔樊城，世祖降诏谕文焕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然势穷援绝……若能纳款，悉赦勿治”……文焕……遂……与其子俱来降。（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八《吕文焕传》。）

自围襄阳以来，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吕文焕以急告，似道复申请之，事下公卿杂议。监察御史陈坚等，以为师臣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乃就中书置机速房，以调边事。……襄阳降，似道曰：“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元兵既据长江上游，遂分道东下。

至元十一年宋度宗成淳十年，西历一二七四年，大举伐宋……乃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道，并进。（《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元兵大会于襄阳，寻分兵，一入淮，一趋郢，一徇荆南。（钱士升《南宋书》卷六《帝纪》。）

伯颜分大军为两道，自与阿朮由襄阳入汉济江……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监淮东兵……伯颜一军自分三道，唆都将一军，由枣阳哨司空山；翟招讨将一军，由老鸦山徇荆南；而自与阿朮……水陆趋郢。（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六。）

元兵顺流而下，沿江各邑，纷纷破降，遂下建康。

至元十二年宋恭帝德祐元年二月……次丁家洲。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百万，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宋军阵动，贵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仓皇失措，遽鸣金收军，军溃。……似道东走扬州，贵走庐州，虎臣走泰州。……师次建康……三月……都统徐王荣、翁福等以城降，江东诸郡皆下。淮西、滁州诸郡亦相继降。（《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贾似道误国至此，宋始罢其平章都督，然事已不可为矣。

陈宜中请诛似道，谢太后曰：“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丙）德祐与二王之亡

至元十二年十一月……伯颜分军为三，趣临安：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四安、广德以出独松岭；董文炳率舟师循海趣许浦、澉浦以至浙江；伯颜、阿塔海由中道节度诸军，期并会于临安。（《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元兵长驱直入，遂迫临安，宋恭帝出降。

常州破，兵薄独松关，邻邑望风皆遁。宜中遣使如军中请和不得……伯颜将兵，至皋亭山。（《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

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大元使者入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

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三月丁丑，元伯颜入临安……以帝及皇太后……等北去……五月，元主以帝为瀛国公。（钱士升《南宋书》卷六《帝纪》。）

自临安破后，二王播越于闽广，但终为元攻灭。

二王者，度宗庶子也。长建国公昰……季永国公昺……大元兵迫临安……乃徙封昰为益王，判福州……昺为广王，

判泉州……大元兵至皋亭山，驸马都尉杨镇等奉之走……温州，陆秀夫、苏刘义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宜中来谒，复召张世杰于定海，世杰亦以所部兵来……宜中等乃立昰于福州，以为宋主，改元景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宜中为左丞相……李庭芝为右丞相……改福州为安福府……文天祥自镇江亡归初天祥赴元营请和，为伯颜所拘，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遣其将吕武入江淮招豪杰，杜浒如温州募兵。（《宋史》卷四七《附二王纪》。）

时宋之疆域，丧失殆尽，惟李庭芝、姜才犹坚守淮东，张钰坚守重庆不下，其余仅有闽、广及浙、赣南部而已。元兵日逼，李庭芝、姜才、张钰皆战死，浙东闽广，相继覆没，以至于亡。

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十月……时元兵分三道来侵。十一月，……阿剌罕兵至建宁府，执守臣……陈宜中、张世杰，以元兵渐迫，奉帝及卫王昺、杨太后以下，俱航海。……阿剌罕入福安府……帝至泉州，招抚使蒲寿庚作乱，遂如潮州。……十二月……次惠之海丰广东惠阳县……帝舟至广州港口……元兵守江者拒之不果入。帝舟还大海，驻师秀山广东东莞县西南海中，寻次于惠州之甲子门。……二年至元十四年九月……帝舟次广之浅湾南澳岛附近。……十一月……刘深攻帝于浅湾，张世杰战败，乃奉帝退保秀山。……十二月，帝至井澳广东中山县南海中横琴岛下，飓风大作，舟败几溺，帝惊悸成疾。……三年至元十五年三月……帝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化之洲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四月，帝崩……卫王昺立……庙号端宗。帝昺……嗣位于 洲，是年为祥兴元年……六月……帝徙居新会之厓山广东赤溪县东，有两山对峙如门，亦谓之厓门山……十月，元蒙古、汉军数路并进。……二年至元十六年，西历一二七九年正月……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二月……世杰……军溃……陆秀夫……负帝投海中……世杰亦自溺死。……宋……亡。（钱士升《南宋书》卷六《端宗纪》。）

（十二）元之建国

（1）元初之武功

（甲）西 域

当蒙古初起时，新疆天山南路为畏兀儿所据，伊犁河、吹河流域为哈剌鲁即唐西突厥葛逻禄所据。及太祖破乃蛮，先后来降，又朮赤平斡亦剌、吉利吉思、失必儿等部，于是通西域之道，南北两路皆通。

四年己巳宋宁宗嘉定二年，西历一二〇九年春，辉和尔即畏兀儿国来归。（《元史》卷一《太祖纪》。）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先世居畏兀儿之地……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岁己巳，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即遣使入奏……时帝征太阳可汗屈出律，射其子脱脱蔑乞里部长，杀之。脱脱之子大都、赤剌温、马札儿、秃薛干四人，以不能归全尸，遂取其头，涉也儿的石河，将奔亦都护，先遣使往，亦都护杀之。四人者至，与大战于襜河。亦都护遣其国相来报，帝复遣使还谕，亦都护遂以金宝入贡。（《元史》卷一二二《巴

而木阿而忒的斤传》。）

六年辛未春，帝居吉鲁尔河，西域哈喇娄部主阿尔斯兰汗来降。（《元史》卷一《太祖纪》。）

太祖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种即哈剌鲁，其主阿儿思兰即投降了，来拜见太祖，太祖以女子赐他。（《元朝秘史》卷一一。）

乃蛮王屈出律既袭据有西辽地，思复前雠，伐喀什噶尔及和阗，频东向以谋捣蒙古之虚。成吉斯汗遣哲别将二万人讨之。时屈出律驻喀什噶尔，战败，遁走巴达哈伤帕米尔高原附近地。为哲别追及，杀之，西辽地遂全定。

甲戌太祖九年，宋宁宗嘉定七年，西历一二一四年，从帝讨契丹遗族即西辽，历古徐鬼国讹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余万。宝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顷乃苏。寻复战，收别失八里即乌鲁木齐、别失兰等城。次忽章河即锡耳河，西人列两阵迎拒，战方酣，宝玉望其众疾呼曰：“西阵走矣！”其兵果走，追杀几尽。进兵下挦思干城即撒马儿罕城。次暗木河即阿母河，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俄风涛暴起，宝玉令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斩大将佐里，遂屠诸垒，收马里四城马里即马鲁城。（《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人即虎思耳朵，西辽都城。初为西辽阔儿罕即菊儿汗，西辽主之称谓，华言普遍汗近侍，后为谷则斡儿朵所属可散八思哈长官。太祖西征，曷思麦里率可散等城酋长迎降，大将哲伯以闻。帝命曷思麦里从哲伯为先锋，攻乃蛮即西辽，克之，斩其主曲出律。哲伯令曷思麦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儿、押儿牵、斡端诸城，皆望风降附。（《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蒙古攻灭西辽，遂西与花剌子模接壤。时成吉斯汗方有事于金、夏，贻书花剌子模，愿修好。花剌子模王杀其使者。成吉斯汗乃大举西征，扫荡中亚，蹂躏欧洲，继续构兵，几达三十年之久。

十四年己卯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西历一二一九年，六月，西域杀使者，帝亲征，遂取鄂托喇尔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兀提剌耳，擒其酋哈济尔济兰图。（《元史》卷一《太祖纪》。）

十五年庚辰三月，帝克布哈城即不花剌城，今布哈尔。五月，克塔什干城即塔什干城。（《元史》卷一《太祖纪》。）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儿即布哈城、薛迷思干即寻思干等城上年攻下此处，重文，皇子朮赤攻养吉干锡尔河入阿拉尔湖口处、八儿真等城，并下之。四月，驻跸铁门关……秋，帝攻班勒纥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花剌子模都城等城，下之。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二城在今麦格哈伯河上、昔剌思今海里路德河畔等城。（《元史》卷一《太祖纪》。）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在今美歇德西北、匿察兀儿《元史》西北地附录，作乃沙不耳等城，还经木剌夷国据里海南岸一带，大掠之，渡搠搠阑河即今海里路德河、克也里等城。遂与帝会，合兵攻塔里寒寨《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塔里干，拔之。……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阑丁阿拉哀丁谟罕默德子出奔，与灭里可汗似札阑丁之忠臣，帖木儿灭里合时札阑丁在哥疾宁，收拾余烬，以图复逞，忽都忽与战不利。帝自将击之，擒灭里可汗，札阑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获。（《元史》卷一《太祖纪》。）

壬午，帝征回回国，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命速不台与只别即哲别追之，及于灰里河。只别战不利。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众，人爇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复命统兵万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经历，皆无水之地。既度川，先发千人为游骑，继以大军，昼夜兼行。比至，灭里逃入海，不月余病死，尽获其所弃珍宝以献。（《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壬午夏，避暑于塔里寒寨高原。时西域速里坛札兰丁遁去，遂命哲别为前锋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为继，又遣脱忽察儿殿其后。哲别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过。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脱忽察儿至，与其外军战。蔑里可汗惧，弃城走。忽都忽那颜闻之，率兵进袭。时蔑里可汗与札兰丁合，就战，我不利，遂遣使以闻。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锐亲击之。追及辛自速河即辛头河，今印度斯河，获蔑里可汗，屠其众。札兰丁脱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颜将兵急追之，不获。因大掠忻都人民之半而还。（元《圣武亲征录》。）

十八年癸未宋宁宗嘉定十六年，西历一二二三年，夏，帝避暑八鲁弯川在印度库斯山中，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等，以兵来会，遂定西域，初置达鲁花赤注，译言掌印官也。（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十九年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西历一二二四年……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独角兽见，班师。（《元史》卷一《太祖纪》。）

二十年乙酉宋理宗宝庆元年，西历一二二五年正月，还行宫

自出师西域，至此凡七年。（《元史》卷一《太祖纪》。）

当哲别、速不台，迫花剌子模王入里海之后，乃乘胜北进，大败钦察及阿罗斯，降之。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为氏，号其国曰钦察。……曲出生唆末纳，唆末纳生亦纳思，世为钦察国主。（《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十八年癸未西历一二二三年，大将速不台击钦宗，大掠西番边鄙而还。（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钦察，亦纳思纳之。太祖遣使谕之曰：“汝奚匿吾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鹯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太祖乃命将讨之。亦纳思已老，国中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祖。而宪宗受命帅师，已扣其境，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癸未，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里海，展转至太和岭高加索山，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喀勒喀河与斡罗思即俄罗斯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帝遣使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命曷思麦里招谕曲儿忒、失儿湾沙等城悉降。至谷儿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又招降黑林城，进击斡罗思于铁儿山，克之，获其国主密只思腊……寻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与其主霍脱思罕战，又败其军，进至钦察，亦平之。军还。（《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麦里传》。）

太祖东归后，札阑丁回归故地，图谋恢复。太宗元年西历一二二九年，遣搠马儿罕征之，札阑丁溃走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的河分水岭之地，为高达土人所杀，花剌子模之王统遂绝。七年，以西北部尚未尽服，特组织“长子军”以征之，遂深入于欧洲。

七年乙未宋理宗端平二年，西历一二三五年，春……遣诸王巴图即拔都，朮赤子、皇子库裕克即定宗贵由、皇侄莽赉扣即宪宗蒙哥征西域。（《元史》卷二《太宗纪》。）

再有康里乞卜察即钦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拔都、不里察合台长子木阿秃儿长子、古余克贵由、蒙格蒙哥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出去的教古余克为长。凡征进去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元朝秘史》卷一四。）

乙未，太宗命诸王拔都西征八赤蛮即钦察部酋，且曰：“闻八赤蛮有胆勇，速不台亦有胆勇，可以胜之。”遂命为先锋。（《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九年丁酉宋理宗嘉熙元年，西历一二三七年春……莽赉扣征钦察，破之，擒其酋巴齐玛克。（《元史》卷二《太宗纪》。）

与八赤蛮战，继又令统大军，遂虏八赤蛮妻子于宽田吉思海。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尝攻钦察部，其酋长巴齐玛克逃于海岛。帝闻亟进师，至其地，适大风刮海水去，其浅可渡。帝喜曰：“此天开道与我也。”遂进屠其众，擒巴齐玛克。（《元史》卷三《宪宗纪》。）

钦察既平定，遂复进兵征服阿罗斯。

与诸王巴图，征俄罗斯部，至额里齐城亦作烈也赞城躬自搏战，破之。（《元史》卷三《宪宗纪》。）

辛丑蒙古太宗十三年，宋理宗淳祐元年，西历一二四一年，太宗命诸王拔都等，讨兀鲁思部主也烈班，为其所败，围秃里思哥城，不克。拔都奏遣速不台督战，速不台选哈必赤军，怯怜口等五十人赴之，一战获也烈班。进攻秃里思哥城，三日克之，尽取兀鲁思所部而还。（《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钦察与阿罗斯被征服后，重组军队，分三军西征。欧洲为之大震，会太宗讣音至，乃班师。

兀良合台……继从诸王拔都征钦察、兀鲁思、阿孛烈儿即波兰诸部。丙午蒙古定宗元年，宋理宗淳祐六年，西历一二四六年，又从拔都讨孛烈儿及捏迷思部即德意志，平之。（《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经哈咂里山，攻马札儿即匈牙利部主怯怜。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众曰：“怯伶军势盛，未可轻进。”速不台出奇计，诱其军至漷宁河。诸王军于上流，水浅马可涉，中复有桥。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结筏潜渡，绕出敌后。未渡，诸王先涉河与战。拔都军争桥，反为所乘，没甲士三十人，并亡其麾下将八哈秃。既渡，诸王以敌尚众，欲要速不台还，徐图之。速不台曰：“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即多脑河马茶城匈牙利京城不还也。”乃驰至马茶城，诸王亦至，遂攻拔之而还。……壬寅，太宗崩。癸卯宋理宗淳祐二年，西历一二四二年，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遂会于也只里河。（《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

至是西域之地，只有木剌夷与报答未服。宪宗时，遣旭烈兀等将兵往征之。

二年壬子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西历一二五二年正月……遣乞都不花亦作怯的不花攻末来即木剌夷、吉儿都怯寨木剌夷要塞……七月，命……乞都不花征没里奚亦作木剌夷，旭烈兀征西域素丹亦作算滩诸国。（《元史》卷三《宪宗纪》。）

三年癸丑宋理宗宝祐元年，西历一二五三年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即报达、八哈塔《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八吉打等国。（《元史》卷三《宪宗纪》。）

七年丁巳宋理宗宝祐五年，西历一二五七年春……乞都不花等讨平末来吉儿都怯寨。（《元史》卷三《宪宗纪》。）

侃……从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即木剌夷。其国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下一百二十八城，斩其将忽都答而兀朱算滩。算滩，华言王也。丙辰蒙古宪宗六年，宋理宗宝祐四年，西历一二五六年，至乞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筑夹城围之，莫能克。侃架炮攻之，守将卜者纳失儿开门降。旭烈兀遣侃往说兀鲁兀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侃攻破之，走据东城，复攻破杀之。（《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新得国曰木乃奚即木剌夷……所属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唯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峰峻绝，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师至城下，城绝高险，仰视之，帽为坠，诸道并进。敌大惊，令相大者纳失儿来纳款，已而兀鲁兀乃算滩出降。……其父领兵别据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刘郁《西使记》。）

按：以上为蒙古征服波斯北部之事。

师还，西南至石罗子，今树离斯坦，敌人来拒，侃直出掠阵，一鼓败之，换斯干阿答毕算滩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按：以上为蒙古征服波斯西部之事。

丁巳……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传四十二世，胜兵数千万。侃兵至，破其兵七万，屠西城，又破其东城。东城殿宇皆构以沉檀木，举火焚之，香闻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两城间有大河，侃预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里法算滩登舟，睹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缚，诣军门降。其将纣答儿遁去，侃追之。至暮，诸军欲顿舍，侃不听，又行十余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处，水深数尺。明日获纣答儿，斩之，拔三百余城。（《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其将住石致书请降，左右以住石之请为信然，易之不为备，侃曰：“欺敌者亡，军机多诈，若中彼计，耻莫大焉。”乃严备以待。住石果来邀我师，侃与战，大败之，巴儿算滩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儿今麦西。……可乃算滩……遂降。戊午蒙古宪宗八年，宋理宗宝祐六年，西历一二五八年，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今塞普洛斯岛。侃喻以祸福，兀都算滩……即来降。师还……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钓鱼山，会宪宗崩，乃还。（《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按：以上为蒙古侵入阿剌伯半岛之事。

八年戊午二月……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里发平之，禽其王，遣使来献捷。（《元史》卷三《宪宗纪》。）

至此，西域俱为所据。然蒙古实行分封制度，所得西域之地，以封有功，遂成立四汗国，皆太祖之子孙也。

四汗国简表

（乙）高 丽

高丽……以平壤城为国邑……唐……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以建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高丽……其国都曰平壤城……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

按：新罗自臣服于唐后，至唐文宗时，子弟争立，国内乱。唐昭宗时，女主曼在位，委政佞幸，刑政紊乱，民不聊生，事变纷乘，疆宇日蹙。有弓裔者，叛于北原朝鲜江原道原州，取西北诸州；有甄萱者，据完山朝鲜全罗道全州称王，号后百济。弓裔亦建国号曰摩震，然残虐骄恣，不为众所服。五代时，王建破之，弓裔走死。建定都松岳朝鲜京畿道开城府，国号后高丽。半岛之地，复成鼎足之势。后高丽以平壤为西京，国势甚盛，与新罗及后百济，战争常不绝。后百济攻陷新罗首都，新罗降于高丽，高丽复讨灭后百济。于是王建奄有古朝鲜及三韩之地，为高丽一统建国之始。

晋……开运二年西历九四五年，建死，子武袭位。汉乾祐末，武死，子昭权知国事。……宋太祖建隆三年西历九六二年，十月，昭遣……使……来朝贡。四年春，降制曰……爰致宾王，宣优锡命。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太宗淳化五年西历九九四年，六月，遣使元郁来乞师，诉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为国生事，但赐诏慰抚，厚礼其使，遣还。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贡中绝。（《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圣宗统和二十八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西历一〇—〇年……五月，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八月，圣宗自将伐高丽……十一月……询弃城遁走，遂焚开京，至清江而还。……开泰九年宋真宗天禧四年，西历一〇二〇年，耶律资忠还，以询降表进，释询罪。（《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

按：高丽虽称臣于辽，然亦兼用宋、辽年号。辽灭，复臣事于金。其后国内频乱，王室无权，强臣相继，而崔氏最强，累世执政，殆及百年。当金末之际，辽东守官乘机独立，地方遂陷于混乱。

七年壬申宋宁宗嘉定五年，西历一二一二年正月，故辽人耶律留哥取金辽东诸境，自号都元帅，遣使来附。（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太祖纪》。）

契丹人金山元帅禄格即留哥等领众九万余，窜入其国……攻拔江东城据之。（《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

十年乙亥宋嘉定八年，西历一二五一年十月，金宣抚布希万努亦作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十一年十月，布希万努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元史》卷一《太祖纪》。）

元太祖欲肃清辽东，遣兵征讨东夏，乃与高丽结好。

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西历一二一八年，帝遣哈斋济、札拉等，领兵征之。国人洪大宣诣军中降，与哈斋济等同攻围之。高丽王 亲奉牛酒，出迎王师，且遣……赵冲，共讨灭禄格。札拉与冲约为兄弟。（《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

但后因杀使者问题，致起事端，高丽不能抗，复请和。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西历一二二四年二月，札古雅等复使其国；十二月，又使焉，盗杀之于途，自是连七岁绝信使矣。太宗三年宋理宗绍定四年，西历一二三一年八月，命萨里台征其国，国人洪福源迎降于军……旁近州郡，亦有来归者。萨里台即与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尔图与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遣其弟怀安公侹请和，许之。置京、府、州、县，达噜噶齐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

因高丽权臣崔瑀，尽杀蒙古所置之达鲁花赤，兵衅复起。

太宗四年六月，尽杀朝廷所置达噜噶齐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诸州县民，窜海岛。……八月，复遣萨里台领兵讨之……十月，遣……金宝鼎……赵瑞章上表陈情……十二年宋理宗嘉熙四年，西历一二四〇年三月……奉表入贡……十三年秋，以族子 为己子入质。当定宗、宪宗之世，岁贡不入，故自定宗二年宋淳祐七年，西历一二四七年至宪宗八年宋理宗宝祐六年，西历一二五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共拔其城十有四。（《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

高丽屡受兵祸，遂臣服于元。

宪宗末，遣其世子倎入朝。世祖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历一二六〇年三月，卒，命倎归国为高丽国王，以兵卫送之……至元六年宋度宗咸淳五年，西历一二六九年，八月，世子 入朝，奏本国臣下擅废祯倎所更之名，立其弟安庆公淐。……十月，帝以祯、淐废置，乃林衍所为，遣……诏祯、淐、衍等……同诣阙下，面陈情实，审听其是非。又遣国王特讷克等率兵压境，如逾期不至，即当穷治首恶，进兵剿戮。……十一月……祯受诏复立……奉表入朝。（《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

至元七年正月，诏西京内属，改东宁府。画慈悲岭朝鲜平安南道平壤东南为界，置安抚使，率兵戍之。……十一年五月，皇女和塔拉都哩默色下嫁于。七月，祯薨，子袭……二十年西历一二八三年五月，立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与安塔哈共事。（《续通考》卷二三七《四裔考一》。）

按：元以高丽为内属国，置行省以统治之。自此一切内政，为元人所操持，直至元亡，始脱羁绊。

（丙）日 本

日本为国，去中土殊远，又隔大海，自后汉历魏、晋、宋、隋皆来贡。唐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中，并遣使入朝。（《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

按：自唐时，日本慕中国文化，使臣来者甚多。五代及宋，使聘中绝，所来者仅僧侣、商而已。当高丽崔瑀擅权时，日本频扰朝鲜近海，高丽苦之。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西历一二六五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赫德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不至而还。……五年九月，命赫德、弘复持书往。至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执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还。六年……十二月，又命秘书监赵良弼往……八年……九月，高丽王祯遣其通事……导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弥四郎者入朝。……九年……五月，高丽王又以书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报。十年六月，赵良弼复使日本，至太宰府而还。（《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

世祖屡欲通日本而不得，始有用兵征讨之举。

十一年宋度宗咸淳十年，西历一二七四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实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舟……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征日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十八年西历一二八一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喽罕、右丞范文虎及实都征东元帅、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

八月，诸将未见敌，丧全师以还，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败卒于阊脱归言：“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众议推张百户者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阊辈是也。”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久之，莫青与吴万五亦逃还。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元史》卷二〇八《日本传》。）

按：忻都、范文虎宋降将东征，一偕高丽兵发合浦，一发江南，约会于壹歧、平户即平壶等岛。忻都兵先至对马，进攻壹歧，至宗像洋，与文虎兵会，泊于能古、志驾二岛。元将多苦航海，士气不振，不肯即行进攻，于是移泊鹰岛即五龙山。遇飓风，文虎等弃军而逃，遂致惨败。世祖议再出师，诏各路集水手，造船舰，以群臣多谏，又适用兵于安南，遂不果再讨。

（丁）大理与吐蕃

二年壬子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西历一二五二年七月，命呼必赉征大理。（《元史》卷三《宪宗纪》。）

六月，入觐宪宗……奉命帅师征云南……八月，师次临洮甘肃岷县。……九月，师次塔拉，分三道以进。大将乌兰哈达，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察罕伊兆尔，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至满陀城，留辎重。十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十一月……师至白蛮打郭寨，其主将出降，其侄坚壁拒守，攻拔杀之……次三甸。白蛮送款。十二月，军薄大理城。初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是夜祥率众遁去，命大将伊克及巴图尔追之。帝既入大理……西道兵亦至……南出龙首城……获高祥，斩于姚州。留大将乌兰哈达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宪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总兵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自出师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丁巳蒙古宪宗七年，宋理宗宝祐五年，西历一二五七年，以云南平，遣使献捷于朝，且请依汉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从之。（《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分兵取附都鄯阐、乌爨等部，进入吐番，渠长唆火脱惧，出降。（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世祖纪一》。）

大军自旦当岭入云南境。摩二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来迎降。（《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当世祖攻大理之时，并分兵征服吐蕃。吐蕃自唐玄宗后，喇嘛教传播日盛，威势或陵其主。是时喇嘛扮底达之威令，行于全国，闻蒙古军至，与其酋唆火脱同出降。自此蒙古人信奉喇嘛教，而蒙古文之制作，亦得吐蕃人八思巴之力而成。

（戊）安南与占城

安南国，古交趾也。……唐始分岭南为东、西二道，置节度立五管，安南隶焉。宋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其子琏亦为王，传三世，为李公蕴所夺，即封公蕴为王。李氏传八世至昊旵，陈日煚为昊旵婿，遂有其国。（《元史》卷二〇九《安南传》。）

遣使招降交趾，不报……进兵压境。（《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

七年丁巳西历一二五七年十一月，乌兰哈达即兀良合台伐交趾，败之，入其国。安南主陈日煚，窜海岛，遂班师……八年二月，陈曰煚传国于长子光。光遣婿与其国人，以方物来见，乌兰哈达送诣行在所。（《元史》卷三《宪宗纪》。）

世祖中统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西历一二六一年……光遣其族人……诣阙上书，乞三年一贡。帝从其请，遂封光为安南国王……至元四年宋度宗咸淳三年，西历一二六七年九月……复下诏谕以六事：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噜噶齐统治之。……十二年正月，光上表请罢本国达噜噶齐……二月，复降诏……谕以六事，且遣阿萨尔哈雅充达噜噶齐，仍令子弟入侍。（《元史》卷二〇九《安南传》。）

十四年西历一二七七年，光卒，国人立其世子日烜……十五年八月……谕日烜入朝受命……十八年西历一二八一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巴延特穆尔为参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帅，别设僚佐有差。是月，诏以光 既殁，其子日烜不请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为辞，止令其叔遗爱入觐，故立遗爱代为安南国王。（《元史》卷二〇九《安南传》。）

安南既臣服，元人遂进兵攻占城。

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世祖至元十五年西历一二七八年，左丞索多以宋平遣人至占城，还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有内附意……十七年西历一二八〇年二月，占城国王……遣使贡方物，奉表降。十九年西历一二八二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国王孛由补剌者吾，曩岁遣使来朝，称臣内属，遂命左丞索多等，即其地立省，以抚安之。既而其子补的专国，负固弗服……使……舟经占城，皆被执，故遣兵征之。……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广州航海至占城港。（《元史》卷二一〇《占城传》。）

十九年，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战……唆都即索多率敢死士击之……又败之于大浪湖……占城降。（《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

兵出广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连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国大州，东南止山，西傍木城。官军依海岸屯驻，蛮兵治木城，四面约二十余里，起楼棚，立炮百余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宫，其国王亲率重兵屯守……以兵由水路攻木城北面……东面……南面……蛮兵开木城南门……迎敌，战良久，败之。官军入木城，复与东北二军合击，其王弃行宫……与其臣逃入山谷……官军入大州。（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二《占城传》。）

水路军已破占城，其陆路军为假道问题，与安南发生战事。

初，镇南王脱欢，奉命征占城，遣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右丞唆都将兵来会。帝疑安南通谋占城，令军行假道于其国，且责日烜运粮至占城助军。比官军至衡山县，闻日烜从兄兴道王陈峻，提兵拒守境上，言本国至占城水陆非便，愿献粮退军……至禄州，闻日烜阻兵……遂分军两道并进……官军……进攻至万劫江，尽破诸隘……峻败走。官军乘间缚筏为桥，渡富良江。日烜沿江立栅，布战具。比官军至……日烜弃城遁……大军既渡江，壁于安南城下……入其国都……时交兵弃船登岸者犹众，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长长安屯聚。峻复领兵船，聚万劫江口，整军以待。会唐兀、唆都、等兵回自占城，与大军合，自入其境，大小凡七战，略地二千余，燔皇宫四所。分遣右丞宽彻……由陆路，左丞李恒……由水路，败其兵船。日烜逃去，追至胶海口，不知所往……占城无粮，军难久驻，王命唆都引本军于长安就粮……诸将以交人虽数败散，然增兵转盛，我军暑雨疫作，死伤亦众，占城既不可达，欲决计退兵。脱欢不得已，引军还至如月江，日烜遣兵蹑其后。行至册江，未及渡，林箐伏发，唆都、李恒皆中流矢死。官军力战，始护脱欢得出境，亡者过半，此至元二十二年西历一二八五年之一败也。（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二《安南传》。）

世祖闻败大怒，乃罢征日本之兵，大举伐安南，竟不成功。

以阿八赤为征交阯行省左丞，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人，海道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分道讨安南。……并受镇南王节制……王师诸军渡富良江，次城下，败其守兵。日烜弃城走……入海，诸军追之不及，遣乌马儿由大滂口迓文虎船粮，会文虎船至屯山，遇交兵，杀略相当。至绿水洋，贼船益众，度不支，且船胶不可行，已沉米于海。而自趋琼州，时官军已乏食，分道入山求粮……诸将……言……天时已热，粮且尽，宜还师，脱欢从其言……日烜分兵……守女儿关及邱急岭……遏归路，诸军且战且行。交人乘高发毒矢，樊楫、张玉、阿八赤皆死之，脱欢……间道出，次思明州，命奥鲁赤以诸军北还……此至元二十五年西历一二八八年之再败也。（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二《安南传》。）

世祖再举，会日烜死，子日 立，奉表请降。未几，世祖亦崩，成宗嗣，命罢安南之征。日 乃奉职，占城亦内附。

（己）缅甸与暹罗

世祖至元八年西历一二七一年，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使缅，招谕其王内附。四月……导其使博来以闻。……十二年四月……金齿头目阿郭……云……至元九年三月，缅王恨父阿必，故领兵数万来侵，执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献其国，乃得释之。……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返，必须征讨。……十四年三月，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寨腾越、永昌之间。时大理路蒙古万户忽都……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未降部族，驻扎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昼夜行，与缅军遇……贼败走……追之至干额，不及而还。（《元史》卷二一〇《缅传》。）

云南省遣本省宣慰使都元帅尼雅斯拉鼎，率蒙古、爨、僰、摩些军三千八百四十余人征缅，至江头……以天热还师。（《元史》卷二一〇《缅传》。）

二十年，王师伐缅，克之。先是帝听纳速剌丁言，发四川军万人……暨佥思播叙三州军，及亦奚不薛诸蛮兵征缅，不果行。至是诏宗王相答吾儿、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将兵征之。大军发中庆，至南甸，太卜由罗碧甸进军，王命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造舟二百艘，顺流至江头城，断缅人水路。自将一军，从骠甸径抵其国，与太卜军会，令诸将分地攻取……二十二年，缅王……纳款……乞降，旨许其悔过。（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二《缅传》。）

二十四年西历一二八七年正月，缅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执，囚于昔里怯答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与大官木浪周等四人，为逆……二月……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元史》卷二一〇《缅传》。）

暹国，在占城极南……其国土瘠，不宜耕种。有罗斛国者，土地平衍多稼，暹人岁仰给之。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西历一二八九年，罗斛遣使入贡。成宗元贞初，暹人亦遣使入贡。……顺帝至正间，暹始降于罗斛，因合为暹罗国。（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二《占城传附暹国》。）

按：缅甸，即汉之掸人，唐曰骠，宋以后曰缅，其国之部落曰甸，有大甸、中甸等名，故曰缅甸。元初，其王强盛，西并阿剌干孟加拉湾沿海地，南并白古仰光北境地，进略暹罗，威振后印度，所以恃强与元相抗。

（庚）南洋群岛

海外诸番国，以……奉诏招谕……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元史》卷二一〇《马八儿等国传》。）

按：马八儿即今之麻打拉萨，马兰丹即麻六甲，苏木都剌即苏门答腊，可以译音推求。其余《元史》不载其道里，位置、风俗、物产与事迹，未详何地。至于曾经用兵者则有瓜哇，欲用兵而不果者则有琉球。

至元二十九年西历一二九二年，拜……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往征瓜哇，以亦黑迷失、高兴副之……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时瓜哇与邻国葛郎构怨，瓜哇主哈只葛达那加剌，已为葛郎主哈只葛当所杀，其婿土罕必阇耶，攻哈只葛当不胜，退保麻喏八歇。闻弼等至，遣使以其国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迎降求救。弼与诸将进击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当走归国。高兴言：“瓜哇虽降，倘中变，与葛郎合，则孤军悬绝，事不可测。”弼遂分兵三道，与兴及亦黑迷失，各将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遂围之，哈只葛当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西历一二九一年九月，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之，不听命则遂伐之，朝廷从其请。继有书生吴志斗者上言，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为若欲收附，且就彭湖发船往谕，相水势地利，然后兴兵未晚也。十月，乃命杨祥充宣抚使……往使琉求……二十九年四月二日，至彭湖……而还。（《元史》卷二一〇《琉求传》。）

（2）元之疆域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唐以前以郡领县而已，元则有路、府、州、县四等。大率以路领州、领县，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元疆域简表

（3）元之制度

（甲）官 制

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官曰扎鲁忽赤，位在三公上，丞相曰大必阁赤，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课司，选儒术用之。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草创之初，固未暇为经久之规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序》。）

元内外官制简表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汉人、南人为之贰。

世祖……定内外之官……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序》。）

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中书省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宏州人杨惟中继之，楚材子铸，亦为左丞相元制尚右。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时，惟史天泽以元勋宿望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欲以回回人哈散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旧，故力辞。帝乃以伯荅沙为右丞相……太平本姓贺，名惟一，顺帝欲以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惟一固辞。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后仕至中书省左丞相。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顺帝纪》，至正十三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中书省分设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设丞相，后以和林等处多勋戚，行省官轻不足以镇之，乃设丞相，而他处行省遂皆设焉。《董文用传》，行省长官素贵，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可见行省中蒙古人之为长官者，虽同列不敢与讲钧礼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

（乙）兵 制

种类：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继得宋兵，号“新附军”。（《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又有辽东之“乣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又有以技名者，曰“炮军”、“弩军”、“水手军”。（《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征调：

蒙古军，探马赤军。……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佥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汉军，或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曰“独户军”，合二三而出一人则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尝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为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曰“余丁军”。（《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或取匠为军，曰“匠军”。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华军”。（《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诈增损丁产”者，觉则更籍其实，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阵”者，复一年。贫不能役，则聚而一之曰“合并”；贫甚者、老无子者，落其籍。“户绝”者，别以民补之。（《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统辖：

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太祖功臣博尔忽、博尔朮、木华黎、赤老温，时号“掇里班曲律”，犹言四杰也，太祖命其世领怯薛之长。“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世祖时，颇修官制，“内”立五卫以总宿卫诸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遇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废。（《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驻防：

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

其镇戍之制，所以压制汉族，与当时政治，颇有关系。

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与二三大臣之所共议。（《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先是以李 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因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之，百户亦然，不便至是令军民各异属如初制。（《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元制，各路立万户府，各县立千户所，其所部之军，每岁第迁口粮。府县关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帅总之。（《续通考》

卷一二八《兵考八》。）

国制，郡邑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按：蒙古初起，兵力震荡一世，其控制中国，纯用兵力镇压。江淮镇戍，历久废弛，故元末东南先乱。

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卒之，承平既久，将骄卒情，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

（丙）刑 法

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简除繁苛，始定新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命宰执儒臣，取前书而加损益焉，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大概纂集世祖以来法制事例而已。（《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序》。）

但元朝用法，颇失之于宽纵。

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凡郡国有疑狱，必遣官覆谳而从轻，死罪审录无冤者，亦必待报，然后加刑。……笞、杖十减为七……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为尚……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繁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识者病之。（《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序》。）

宗教徒，在法律上享有特权。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职制上》。）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职制上》。）

又对待蒙古人与汉人，亦不平等。

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驱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杀伤》。）

（丁）服 色

属于百官者：

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荅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笏，制以牙，上圆下方，或以银杏木为之。（《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偏带，正从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黄金为荔枝。五品以下以乌犀。并八胯，鞓用朱革。（《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靴，以皂皮为之。（《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至于“命妇”衣服，亦有规定。

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荅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荅子。（《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惟耳环用珠玉。（《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属于庶人者：

帽子系腰，元服也，庶民服之。（《续通考》卷九二《王礼考六》。）

官民帽檐，或圆，或前圆后方。其发或辫，或打纱练，惟庶民 髻，服用深金。缘为纳奇实，或腰线绣通神襕，上下均服焉。（《续通考》卷九二《王礼考六》。）

庶人除不得服赭黄，惟许服暗花纻丝紬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许用翠花，并金钗各一事，惟耳环用金珠碧甸，余并用银。（《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服用与九品同。（《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诸乐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车马，余依旧例。（《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戊）学 校

国子学：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

乃酌旧制，立升斋、积分等法：每季考其学行，以次递升，既升上斋，又必逾再岁，始与私试；孟月、仲月，试经疑经义，季月，试古赋诏诰章表策，蒙古、色目，试明经策问；辞理俱优者一分，辞平理优者为半分，岁终积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为额；然后集贤、礼部定其艺业，及格者六人，以充岁贡；三年不通一经，及在学不满一岁者，并黜之。（《元史》卷一七二《齐履谦传》。）

此外又特设蒙古与回回国子学。

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

至元二十六年，尚书省臣言，伊斯提斐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伊普迪哈鲁鼎，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乃置回回国子监。（《续通志》卷一四三《选举略四》。）

地方学：

至元六年……定制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以蒙古字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习之。……大德五年十月，又定生员，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续通考》卷五〇《学校考四》。）

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

督学官员，设置如下：

元世祖中统二年……时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因立十道提举学校官……

至元二十四年……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召至京师奏言……请复立提举司，专令提调学官，课诸生……上其成材于太学，以备录用……帝可其奏。是年闰二月，设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二十六年九月，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至仁宗皇庆延祐间，辽阳、甘肃、四川、云南，并置儒学提举司。（《续通考》卷五〇《学校考四》。）

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

除国学与地方学外，特设者有“医学”与“阴阳学”两种。

医学：

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诸路设立医学。（《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

官医提举司……至元二十五年置。（《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定选试太医法，每三年一次……试十三科……十三科者，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疮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书禁科。其法考较医经，辨验药味，合试经书，则《素问》《难经》《圣济录》《木草》《千金翼方》也。（《续通考》卷四二《选举考九》。）

阴阳学：

至元十三年正月，诏凡儒学卜筮及通晓天文历数之士，所在官司具以名闻。（《续通考》卷四二《选举考九》。）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六月，始置诸路阴阳学。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官司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延祐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

元为通行蒙古字，遂有“蒙古学”之设立。

至元六年二月……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七月……立诸路蒙古字学。（《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至元十九年，定路设教授国字，在诸字之右。（《续通考》卷五〇《学校考四》。）

按：元对于学校，颇知注重，所定制度，亦颇完备。虽在元世，未发生若何之效果，而实开明、清两代学校制度之先声焉。

（己）选 举

科举：

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十一月，乃下诏曰……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科目》。）

蒙、汉考试上难易已不同，而待遇上亦厚薄各异。

延祐二年三月，始开科，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凡蒙古由科举出身者，授从六品；色目、汉人，递降一级。（《续通考》卷二一四《选举考一》。）

选官：

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童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又“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故其铨选之备，考核之精，曰随朝、外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降，其纵情破律，以公济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序》。）

（十三）元之衰亡

（1）帝位之纷争

（甲）蒙古之分裂

蒙古初制，大汗之立，开会推举，所谓“忽烈而台”是也。成吉斯汗死，大位继承，亦遵此制，唯所推者必其血胤。大汗遗命，亦可以预定继承者，故宪宗之立，遂成纠纷。

定宗崩宋理宗淳祐八年，西历一二四八年，至是三岁无君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氏，抱皇太孙失烈门临朝称制，中外人心咸属意于帝。诸王拔都、莫哥、阿里不哥及大将兀良合台等，咸会议所立。拔都首先推戴，时定宗后所遣使者八剌在坐争曰：失烈门，皇孙也，先帝尝言其可君天下，今故在而议他属，将置之何地？莫哥曰：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拔都固亦遵先帝遗言也，初帝之幼也，太宗雅爱之，尝命坐膝上，抚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他日用 按豹。皇孙失烈门在侧曰：以按豹，则犊将何恃？太宗以为有仁心，亦曰：是可以为君，至是二人各举以为言。八剌语塞，兀良合台曰：蒙哥即宪宗聪明睿智，人所共知，拔都之言良是。议遂定。（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宪宗纪》。）

元年辛亥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西历一二五一年六月，西方诸王伯尔克、托海特穆尔，东方诸王伊克、托欢、伊逊克、阿齐台、塔齐尔、伯勒格台，西方诸大将巴哩济等，东方诸大将伊苏布哈等，复大会于奎腾敖拉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鄂诺河。（《元史》卷三《宪宗纪》。）

二年夏，帝驻和林，以诸王欲立失烈门者多后言，乃分迁合丹太宗第六子于别失八里地，蔑里太宗第七子于叶儿的石河，海都太宗孙于海押立地……脱脱太宗孙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太宗孙及太宗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之西。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禁锢失烈门于没脱赤之地。（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宪宗纪》。）

按宪宗为太祖派系，诸王为太宗派系，既处置如是，两系蕴仇益深，内争遂不可解。至世祖竟破成例，不经大会推举，自立于开平，而世祖弟阿里不哥不服。首先称兵，复与宪宗一系合，战端一发，响应者纷起。垂四十余年而后底定，然蒙古之业衰矣。

阿里不哥，当宪宗南伐，命留守和林。宪宗崩于蜀时宋理宗开庆元年，西历一二五九年，世祖以太弟渡淮，围宋鄂州，国内虚，诸大臣各观望所立。陕西行省丞相阿蓝答儿等，谋立阿里不哥为帝，遣脱忽思括民兵。世祖北还……阿里不哥……闻世祖既即位，乃命阿蓝答儿发兵漠北，分遣腹心，易置将佐，散金帛以赉士卒。又命行尚书省刘太平、霍鲁怀，拘收关中钱谷。时浑都海屯军六盘，太平等相与结纳为表里，阿里不哥遂称帝于和林……世祖命廉希宪安抚陕西，比至……即遣人捕诛太平、鲁怀等。既而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官兵追斩之。中统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西历一二六一年，十一月，帝自将讨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命……前锋歼其兵三千人，追北五十余里。帝亲率诸军蹑其后，降其部将，阿里不哥乃北遁。至元元年宋理宗景定五年，西历一二六四年七月，与诸王玉龙答失、阿速带、昔里吉来归，世祖以诸王皆太祖之裔，并释不问。（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〇《拖雷附阿里不哥传》。）

继此而起者，有北边之变，而海都实煽诱之。

海都以太宗孙，世居北方，久蓄叛志，方俟衅而起，未九果反。帝将亲征，又念懿亲之故，犹欲怀之以德，遣尚书昔班往谕，令罢兵入朝。海都已听命退军，会丞相安童率兵先破其部曲……海都惧，不敢至，自后屡寇边，叛者又附海都为名。（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〇《合失附海都传》。）

初海都称兵内向，诏以右丞相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统诸军于阿力麻里备之。至元十四年西历一二七七年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胁宗王以叛，命伯颜帅师讨……破之，昔里吉走死。（《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至元二十四年西历一二八七年，四月……诸王乃颜反，五月……帝自将征……六月……至撒儿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遣前军败之……车驾驻干大利斡鲁脱之地，获乃颜……七月，乃颜党失都儿犯咸平，宣慰塔出，从皇子爱牙亦，合兵出沈州进讨，宣慰亦儿撒合，分兵趣懿州，其党悉平。（《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

十八年二月，命从燕王真金，抚军北边……二十六年，进知枢密院事，镇和林。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铁木儿，附海都叛，诏伯颜往讨……明里铁木儿……来降，未几海都复犯边，留伯颜拒守。廷臣或谮其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帝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之。（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九《伯颜传》。）

大德成宗三年西历一二九九年，成宗命兄子海山即武宗，往镇北边，数败海都于阔别列之地。五年，海都与笃哇伊儿汗诸部大举入寇。海山亲督钦察军奋击，大破之，射笃哇中膝，号遁去，海都不得志，旋走死。当笃哇之败也，诸叛王相聚谋曰……连年遘兵，致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业也……吾谁与争哉，遂与海都子察八儿，笃哇子款彻，群请罢兵，通一家之好，帝嘉之，诏安西王……饬军士安置驿传，以俟其来……武宗至大三年，察八儿入朝，诏赦其罪。（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〇《合失附海都传》。）

（乙）权臣之拥立

宪宗之立……已启大臣拥立之端，世祖有鉴于此，故预立珍戬旧作真金为皇太子，其后珍戬早薨，未及即位。世祖崩后，成宗珍戬子方抚军北边，以长幼而论，则母兄晋王噶玛拉旧名甘麻剌当立。而伊实特穆尔旧名玉昔帖木儿以成宗在军时，世祖曾以皇太子旧玺付之，遂告晋王曰：昔储闱之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长，奚俟而不言。晋王乃曰：皇帝践阼，愿北面事之。于是成宗遂即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实特穆尔之力也。成宗崩，太子德寿先卒，丞相阿固岱旧名阿忽台等，欲奉皇后称制，以诸王阿南达旧名阿难答辅之。丞相哈剌哈斯旧名哈剌哈孙则以武宗、仁宗皆珍戬之孙，理宜继统。而武宗方抚军北边，仁宗亦在怀州，乃先迎仁宗入京，诛阿固岱等，而趣武宗入即位。是“武宗”“仁宗”之相继御极，皆哈剌哈斯之力也。仁宗既为帝，立子英宗为皇太子，故英宗继立之际，朝臣亦无异言。迨英宗为特克实旧名铁失所弑，特克实即遣使迎泰定帝入即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实之力也。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都尔苏旧名例剌沙立其皇太子喇实晋巴旧名阿速吉八为皇帝，固亦父子相传之正理。而枢密使雅克特穆尔旧名燕铁木儿，私念武宗旧恩，欲立其子明宗、文宗。时明宗远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宗入即位。其时上都诸王方举兵入讨，雅克特穆尔力战胜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归，雅克特穆尔，又害之于途，文宗旋复为帝。是“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尔之力也。厥后文宗、宁宗相继崩，皇后布达实哩旧名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长子托欢特穆尔即顺帝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尔不愿，遂不得立。迨雅克特穆尔死，始立焉。倘不死，则顺帝之立不立，尚未可知也。是则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九《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

（2）政治之不良

元起朔漠，入主中夏，为历史上一大变局。溯其初起，以武功震耀一世，除租税、站赤、达鲁花赤而外，无所谓政治。迨取金灭宋，知儒术可以羁縻全国，太祖用耶律楚材，至世祖用许衡、姚枢，尊优孔儒，粉饰为政。考有元一代诏令，率用蒙古文。蒙古、色目，尽居显位，与汉人隔阂，故政治施设，罕有足观。然劝农桑，兴水利，北方当金源大乱之后，户口减少，得此亦稍稍休息。后来逐渐开发，北方繁盛，蒙元不为无功，唯赋敛烦数，刑政废弛，种族见解过深，不百年而亡，盖有由矣。

（甲）崇信番僧

帝师帕克斯巴亦作八思巴者，土番……人……相传自其祖……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帕克斯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大义，国人号圣童，故名帕克斯巴。……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至元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琳沁亦作亦怜嗣焉。（《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世祖崇信番僧，原为利用之，以怀柔西土。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但因待遇过优，转遗政治上无穷之害。

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虽其昆弟子姓之往来，有司亦供亿无乏。泰定间，以帝师弟衮噶伊实戬将至，诏中书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索诺木藏布，尚公主，封白兰王……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其徒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其肆扰之情况，实为从来所未有。

二年冬，以西域僧那摩为国师，总天下释教。（邵远平 《元史类编》卷一《宪宗纪》。）

有嘉木扬喇勒智者亦作杨琏真珈，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杨琏真珈，西番僧也……为江南释教总统。及桑哥专政，相与表里为奸，怙恩横肆，威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一《杨琏真珈传》。）

其所给地亩，率多强占民业。僧徒犹贪利无厌，营结近侍，奏请布施莽斋要求百端，岁需费以千万计。且因好事奏释罪囚，凡杀人作奸之徒，悉皆夤缘幸免。甚或取空名宣敕用为布施，而任其人，赏罚皆由其手……武宗至大元年西历一三〇八年，上都开元僧强夺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遽率党持白挺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摔诸地，曳归幽之空室，久乃得脱。奔诉诸朝，僧竟遇赦免。未几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合儿八剌妃争道，拉妃堕车，棰扑交下，事闻亦释不问。而宣政院方取旨，凡驱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断其舌，赖仁宗……奏寝其令。（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一《按语》。）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不报。（《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其作多尔康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攃攃者以泥作小浮屠，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又尝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余。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又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乙）重用计臣

元代赏赐特多，后以振济为姑息之政，费用不给，钞法易敝，故不能不用聚敛之臣。若卢世荣所为，颇有计划，非阿合玛特辈所能比也。

太宗引西域商人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帝崩……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都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阿哈玛特，回纥人。……世祖中统三年西历一二六二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财赋之任专委之。……至元元年西历一二六四年，八月，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拜阿哈玛特为中书平章政事……三年正月，立制国用使司，阿哈玛特又以平章政事领使职。……阿哈玛特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授以政柄，言无不从，而不知其专愎益甚矣。……阿哈玛特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十九年西历一二八二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誓愿击阿哈玛特首。……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元史》卷二〇五《阿哈玛特传》。）

卢世荣，大名人也。阿哈玛特专政，世荣以贿进……阿哈玛特死，廷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有僧格者，荐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世祖召见，奏对称旨。……安图奏：“世荣所陈数事，乞诏示天下。”……乃下诏云：“金银系民间通行之物，自立平准库，禁百姓私相买卖，今后听民间从便交易。怀孟诸路竹货，系百姓栽植，有司拘禁发卖，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各处竹监，从民货卖收税。江湖鱼课已有定例，长流采捕，贫民恃以为生，所在拘禁，今后听民釆用。军国事务往来，全资站驿，马价近增，又令各户供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官为支给。”既而中书省又奏：“盐每引十五两，国家未尝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至一引卖八十贯，京师一百二十贯，贫者多不得食。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世荣言：“京师富豪户酿酒酤卖，价高味薄，且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世荣奏：“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世荣奏：“……自王文统诛后，钞法虚弊，为今之计，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绫券，与钞参行。”……又奏：“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以九事说世祖诏天下：其一，免民间包银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间带纳；其三，免大都地税；其四，江淮民失业贫困鬻妻子以自给者，所在官为收赎，使为良民；其五，逃移复业者，免其差税；其六，乡民造醋者免收课；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其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课升擢之法。……世荣居中书才数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也。……监察御史陈天祥，上章劾之，大概言其“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今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遂下世荣于狱。……有旨诛世荣。（《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

僧格，丹巴国师之弟子也……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至元二十四年西历一二八七年闰二月，复置尚书省，遂以僧格与特穆尔为平章政事。……僧格以理算为事，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避之。……以……王巨济……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当是时天下骚然，江淮尤甚，而谀佞之徒，方且讽都民……为僧格立石颂德……题曰《王公辅政之碑》。……僧格既专政……久而言者益众，世祖始决意诛之。……下狱究问。……乃伏诛。（《元史》卷二〇五《僧格传》。）

阿合马……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阿合马既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务搜括。……又用桑哥……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天下骚然……计帝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终始，此其嗜利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世祖嗜利黩武》。）

按：世祖开苛敛之端，后世踵而行之。成宗之世，贪官污吏，其发觉者，至万数千人，其未发觉者，尚不可知。武宗之世，复置尚书省，重用托克托，亦以聚敛，流毒百姓。仁宗时，用张闾经理浙江、江西、河南三省民田，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实于官。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于是民不聊生，多自杀者，变乱纷起，田野荒芜。虽旋罢之，而民生之困苦已极矣。

（3）治河之役

元代特重治河，水利交通，俱有成效，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

至正四年西历一三四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省臣以闻，朝廷患之……九年西历一三四九年冬，脱脱既复为丞相，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都漕运使贾鲁……以二策进献：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韪其后策。议定，乃荐鲁于帝，大称旨。十一年西历一三五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二·黄河》。）

按：贾鲁疏浚黄河，用土、用石、用铁、用木、用草、用絙之法，后世治河者多遵用之，且亦无劳扰实迹。江南、汀州、汴梁、关中、京畿等处，水灾甚重，民不聊生，汝、颍不过乘机发难耳。

（4）人民之反抗

（甲）压制政策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议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议以丁为户。……争之再三，卒以户定。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东平将校，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

德辉遂起为山西宣慰使，权势之家籍民为奴者，咸按而免之。（《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辉传》。）

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雄飞入朝奏其事，诏还籍为民。（《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

兵后，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佣借衣食，岁久掩为家奴，悉遣还之为民。（《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

江南新附，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膺出令，得还为民者以数千计。（《元史》卷一七〇《雷膺传》。）

都元帅塔海，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民屡诉不决，利用承檄覆问，尽出为民。（《元史》卷一七〇《王利用传》。）

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隶。（《元史》卷一七〇《袁裕传》。）

中统二年四月，听儒士被俘者，赎为民。（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世祖纪一》。）

世祖至元十八年闰八月，以江南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功臣。时先后受赐者，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勋臣三十六人，凡先朝勋戚亦加赐。诸王自一二万户以上，有多

至十万户者，勋臣自四万户以下，至数千、数百、数十户不等。

（《续通考》卷一三《户口考二》。）

元平江南以后，亦尝以缓恤人民为言，然种族见解，分别过严，人民受种族歧视，江南尤甚。兹据王光鲁《元史备忘录》所记氏族等级，录之如下：

氏族第一， 蒙古七十二种：

阿剌剌 扎剌儿歹 忽神忙兀歹 瓮吉剌歹

晃忽摊 永吉列思 兀鲁兀 郭儿剌思

别剌歹 怯烈歹 秃别歹 八鲁剌忽

曲吕律 也里吉斤 扎剌只剌 脱里别歹

塔塔儿 哈答吉 散儿歹 乞要歹

列朮歹 颜不花歹 歹列里养赛 散朮兀歹

灭里吉歹 阿大里吉歹 兀罗歹 别帖里歹

蛮歹 也可抹合剌 那颜吉歹 阿塔里吉歹

亦乞列歹 合忒乞歹 木里乞 外兀歹

外抹歹 阿儿剌歹 伯要歹 担吉歹

外剌歹 末里乞歹 许大歹 晃兀摊

别速歹 颜不草歹 木温塔歹 忙兀歹

塔塔歹 那颜乞台 阿塔力吉歹 忽神

塔一儿 兀鲁歹 撒朮歹 灭里吉

阿火里力歹 扎马儿歹 兀罗罗歹 别帖乞乃蛮歹

荅荅儿歹 也可林合剌 瓮吉歹 木里歹

忙古歹 外抹歹乃 朵里别歹 入怜

察里吉歹 八鲁忽歹 哈荅歹 外剌

氏族第二，色目三十一种：

哈剌鲁 钦察 唐兀 阿速

秃八 康里 苦里鲁 剌乞歹

赤乞歹 畏兀儿 回回 乃蛮歹

阿儿浑 合鲁歹 火里剌 撒里哥

秃伯歹 雍古歹 密赤思 夯力

苦鲁丁 贵赤 匣剌鲁 秃鲁花

哈剌吉荅歹拙儿察歹 秃鲁八歹 火里剌

甘木鲁 彻儿哥 迄失迷儿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所列氏族，汉人、女真人各有支族。

汉人八种：

契丹 高丽 女直 竹因歹 朮里阔歹

竹温 竹亦歹 渤海（女直同）

金人姓氏：

完颜汉姓曰王 乌古论曰商 乞石烈曰高

徒单曰杜 女奚烈曰郎 兀颜曰朱

蒲察曰李 颜盏曰张 温迪罕曰温

石抹曰萧 奧屯曰曹 孛朮鲁曰鲁

移剌曰刘 斡勒曰石 纳剌曰康

夹谷曰仝 裴满曰麻 尼忙古曰鱼

斡准曰赵 阿典曰雷 阿里侃曰何

温敦曰空 吾鲁曰惠 抹颜曰孟

都烈曰强 散答曰骆 呵不哈曰由

乌林荅曰蔡 仆散曰林 朮虎曰董

古里甲曰汪

四等人，权利义务，极不平等，而防制汉人南人、为尤甚。

中统四年正月……申禁民家兵器。……二月……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诸汉人、南人，投充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卫禁》。）

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处死……枪，若刀，若弩，私有十件者处死。（《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禁令》。）

四等之外，且有强分人民为十级之说。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郑所南集》。）

大元制典，夫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谢枋得《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又有编二十家为甲，置甲主之说。

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元史》卷二《太宗纪》。）

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鼎革后，城乡遍设甲主，孥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欲求两全者……竟出下策为舟妓，以舟人不设甲主，舟妓向不辱身也。（徐大焯《烬余录》乙编。）

（乙）群雄并起

武宗至大元年西历一三〇八年五月，禁白莲社，毁其寺宇，以其民还隶民籍。仁宗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白云宗总摄沈明仁诳诱愚俗十万人，请汰其徒。”从之。（《续通考》卷一三《户口考二》。）

按：白莲教出于佛教之白莲宗，先是晋沙门慧远结白莲社，以皈依净土为宗；后之白莲宗，本此而出，延至元时，其教尤盛。顺帝荒淫乱政，于是韩山童等，遂假借白莲教首先发难，而群雄纷起。

韩山童：

韩林儿，真定栾城人。父山童，自其先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平。顺帝至正初，山童倡言天下将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愚民翕然信之。……颍州妖人刘福通，因诡言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走海外得还，当为中国主。……与其党杜遵道、盛文郁、罗文素、韩咬儿聚众于白鹿庄……谋为乱……十一年西历一三五一年五月，福通遂起兵，以红巾为号。官兵捕之急，山童被禽，其妻杨氏及子林儿，逃匿武安山。……惟福通党尤盛……不数月，拔颍州，据朱皋，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舞阳、叶县及汝宁、光、息等州，众至十万……十五年西历一三五五年，福通自砀山夹河，求得林儿，立为帝，又号小明王，都亳州，伪号宋，改元龙凤。……遵道、文郁称丞相，福通与文素称平章……遵道得宠，专威福。福通使甲士挝杀之，自为丞相，称太保。（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一《韩林儿传》。）

李二：

萧县人李二，亦以烧香聚众，与其党赵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明年至正十二年，帝命脱脱亲征徐州，李二败死，早住、均用走濠州，一称鲁淮王，一称永义王，二人互争雄长。未几，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寻依福通。（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一《韩林儿传》。）

徐寿辉：

徐寿辉……罗田人，又名真一，业贩布。元末盗起，袁州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蕲水及黄州路……遂即蕲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普胜为太师。未几陷饶、信，明年十二年，分兵四出，陷湖广、江西诸郡县。遂破昱岭关，陷杭州。别将赵普胜等陷太平诸路。势大振。……明年十三年，为元师所破，寿辉走免。已而复炽，迁都汉阳，为其丞相倪文俊所制。十七年西历一三五七年九月，文俊谋弑寿辉，不克，奔黄州。时陈友谅隶文俊麾下，数有功，为领兵元帅，遂乘衅杀文俊，并其兵，自称宣慰司，寻称平章政事。

明年十八年，陷安庆，又破龙兴、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而自以兵入抚州。已又破建昌、赣、汀、信、衢。……始友谅破龙兴，寿辉欲徙都之，友谅不可。未几寿辉遽发汉阳，次江州。江州友谅治所也，伏兵郭外，迎寿辉入，即闭城门，悉杀其所部。即江州为都，奉寿辉以居，而自称汉王……挟寿辉东下攻太平。……克之。……进驻釆石矶，遣部将阳白事寿辉前，戒壮士挟铁挝，击碎其首。寿辉既死……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

方国珍：

方国珍，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元至正八年西历一三四八年，有蔡乱头者，行剽海上，有司发兵捕之。国珍怨家告其通寇，国珍杀怨家，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先是天下承平，国珍兄弟始倡乱海上，有司惮于用兵，一意招抚。……国珍既授官，据有庆元、温、台之地，益强不可制。（《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

张士诚：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而弓手邱义，尤窘辱士诚甚。士诚忿，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陷泰州、高邮……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是岁至正十三年也。明年十四年，元右丞相脱脱总大军出讨，数败士诚，围高邮……解脱脱兵柄……以他将代之。士诚乘间奋击，元兵溃去，由是复振。逾年，淮东饥，士诚乃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十六年二月，陷平江，并陷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士诚自高邮来都之。……士诚为明元兵所扼，兵不得四出，势渐蹙。……遂决计请降。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迩，为言于朝，授士诚太尉，官其将吏有差。……士诚虽去伪号，擅甲兵土地如故。达识帖睦迩在杭，与杭守将杨完者有隙，阴召士诚兵。士诚遣史文炳袭杀完者，遂有杭州。……二十三年西历一三六三年九月，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当是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郭子兴：

郭子兴，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少以日者术游定远，言祸福辄中。邑富人有瞽女，无所归，郭公乃娶之，家日益饶。生三子，子兴其仲也。……及长任侠，喜宾客。会元政乱，子兴散家资，推牛酾酒，与壮士结纳。至正十二年春，集少年数千人袭据濠州。太祖朱元璋往从之。……子兴奇太祖状貌……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乃妻以所抚马公女……子兴同起事者，孙德崖等四人，与子兴而五，各称元帅不相下。四人……合谋倾子兴。……元师破徐州，徐帅彭大、赵均用帅余众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盗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元师围濠州……五阅月围解，大、均用皆自称王，而子兴及德崖等为元帅如故。未几大死……均用专狠益甚，挟子兴攻盱眙、泗州、将害之。太祖已取滁……

均用闻太祖兵甚盛，心惮之……子兴用是得免，乃将其所部万余，就太祖于滁。……未几发病卒……韩林儿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及太祖副之。（《明史》卷一二二《郭子兴传》。）

明玉珍：

明玉珍，随州人。……徐寿辉起，玉珍与里中父老，团结千余人，屯青山。及寿辉称帝，使人招玉珍，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玉珍引众降……玉珍帅斗船五十艘，掠粮川、峡间……元右丞完者都……与右丞哈麻秃不相能……玉珍……袭重庆，走完者都，执哈麻秃……寿辉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至正十七年也。……于是诸郡县相次来附。二十年，陈友谅弑徐寿辉自立。玉珍……命以兵塞瞿塘，绝不与通。……自立为陇蜀王……二十二年春，僭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夏，建元天统。……玉珍……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既即位……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明史》卷一二三《明玉珍传》。）

（5）元对义师与内讧

汝、颍之间，妖寇聚众反，以红巾为号，襄、樊、唐、邓，皆起而应之。至正十一年，脱脱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将诸卫兵十余万讨之。克上蔡。既而驻兵沙河，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镇。朝廷以也先帖木儿不习兵，诏别将代之。……十二年，红巾有号芝麻李者即李二，据徐州。脱脱请自行讨之……九月，师次徐州，攻其西门。……贼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屡招谕之不降。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十一月，至高邮。……连战皆捷。……贼势大蹙。俄有诏罪其老师费财，以……太不花……代将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脱脱之西行也，别儿怯不花欲陷之死。顺帝幸臣哈麻屡言于帝召还近地，脱脱深德之，至是引为中书右丞。而是时脱脱信用汝中柏……见其议事，莫敢异同，惟哈麻不为之下。汝中柏因谮之脱脱，改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于是哈麻深衔之。……脱脱将出师也……遂谮脱脱于皇太子及皇后奇氏。……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承哈麻风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而脱脱亦有淮安之命。……十五年三月，台臣犹以谪轻……于是诏流脱脱于云南。十二月，哈麻矫诏，遣使鸩之死。（《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脱脱既死，民兵益得进展。

元师大败福通于太康，进围亳，福通挟林儿走安丰。未几兵复盛，遣其党分道略地。至正十七年，李武、崔德陷商州，遂破武关，以图关中，而毛贵陷胶、莱、益都、滨州，山东郡邑多下。是年六月，福通帅众攻汴梁，且分军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出山东北犯。（《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其战况撮录如下。

（甲）西 路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陷兴元，遂入凤翔，屡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破，走入蜀。（《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大军收河南。至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家河南，为颍州沈丘人。……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儿乃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汝宁府达鲁花赤。于是所在义士，倶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转战而北，遂戍虎牢……十七年，贼寻出襄樊，陷商州，攻武关……遂直趋长安，至灞上，分道掠同、华诸州，三辅震恐。……察罕帖木儿即领大众入潼关，长驱而前，与贼遇，战辄胜……贼余党皆散溃，走南山，入兴元。朝廷嘉其复关陕有大功，授……陕西行省左丞。未几，贼出自巴蜀，陷秦、陇，据巩昌，遂窥凤翔。察罕帖木儿……击之。……贼大溃……关中悉定。（《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乙）中 路

关先生、破头潘等，又分其军为二，一出绛州，一出沁州。逾太行，破辽、潞，遂陷冀宁；攻保定不克，陷定州，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至陷上郡，毁诸宫殿，转掠辽阳，抵高丽。至正十九年，陷辽阳……二十年，关先生等陷大宁，复犯上都。……二十一年……李喜喜、关先生等东西转战，已多走死，余党自高丽还寇上都，孛罗复击降之。（《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丙）东 路

田丰者，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也，叛附福通，陷济宁，寻败走。……至正十八年，田丰复陷东平、济宁、东昌、益都、广平、顺德。毛贵亦数败元兵，陷清、沧，据长芦镇，寻陷济南；益引兵北，杀宣慰使董抟霄于南皮，陷蓟州，犯漷州，略柳林，以逼大都。顺帝征四方兵入卫，议欲迁都避其锋……贵旋被元兵击败，还据济南。……毛贵稍有智略。其破济南也，立宾兴院，选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挽运大车百辆，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规画，故得据山东者三年。（《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当三路出兵时，刘福通自将，经略河南。

至正十七年……其秋，福通兵陷大名，遂自曹、濮陷卫辉。……十八年……福通出没河南北，五月，攻下汴梁，守将竹贞遁去，遂迎林儿都焉。（《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福通锐意攻汴梁，守将竹贞弃城走，福通入城，迎林儿于安丰居之，以为都。（邵远平《元史类编》卷四一《韩林儿传》。）

元察罕帖木儿既平关陕，又定河东，遂进兵攻汴。

至正十八年，山东贼分道犯京畿。朝廷征四方兵入卫，诏察罕帖木儿，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儿即留兵……屯潼关……而自将锐卒往赴召。而曹、濮贼方分道逾太行，焚上党，掠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复大掠南且还。察罕帖木儿……击之，贼皆弃辎重走……河东悉定。……乃诏察罕帖木儿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大发秦晋诸军讨汴梁，围其城。（《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至正十九年，察罕帖木儿图复汴梁。五月，以大军次虎牢。先发游骑，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北道出汴东，战船浮于河，水陆并下，略曹南，据黄陵渡。乃大发秦兵出函关，过虎牢；晋兵出太行，逾黄河，倶会汴城下……八月……各分门而攻。……遂拔之。刘福通奉其伪主……出东门遁走。（《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察罕帖木儿数破贼，尽复关、陇，是年至正十九年五月，大发秦、晋之师，会汴城下，屯杏花营，诸军环城而垒。林儿兵出战辄败，婴城守百余日，食将尽。福通计无所出，挟林儿，从百骑，开东门遁还安丰。（《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是时山东刘福通部将，自相攻杀，察罕乘势进兵平定之。

至正十九年四月……毛贵为赵君用所杀。……七月……赵君用既杀毛贵，其党续继祖自辽阳入益都，杀君用，遂与

其所部，自相雠敌。（《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时毛贵已为其党赵均用所杀，有续继祖者，又杀均用，所部自相攻击。独田丰据东平，势稍强。（《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河南既定……谋大举以复山东。……谍知山东群贼，自相攻杀……察罕帖木儿乃舆疾自陕抵洛，大会诸将，与议师期。发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及汴、洛军水陆倶下，分道并进。而自率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逾覃怀，鼓行而东，复冠州、东昌。……遣其子扩廓帖木儿亦作库库帖木儿及诸将等，以精卒五万捣东平。……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遗书谕……丰及王士诚皆降。遂复东平……进逼济南城……郡邑闻风皆送款。攻围济南……城乃下。……遂移兵围益都……时山东倶平，独益都孤城犹未下。……田丰、王士诚阴结贼，复图叛。……察罕帖木儿……至丰营，遂为王士诚所刺。……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攻城益急……拔其城……于是山东悉平。（《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经察罕之扫荡，黄河流域几于肃清，惟帝、后分党，内讧屡起，以致无暇南顾。

博啰特穆尔亦作孛罗帖木儿……从父讨贼，屡立功……至正十九年……三月……诏博啰特穆尔移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农司，专督屯种，以博啰特穆尔领之。（《元史》卷二〇七《博啰特穆尔传》。）

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甥也。察罕养为子……初察罕定晋、冀，孛罗帖木儿在大同，以兵争其地，数相攻，朝廷下诏和解，终不听。扩廓既平齐地，引军还驻太原，与孛罗构难如故。（《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

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二人，互攻不已，而帝、后分党，各倚为援，嫌怨益深。

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时帝颇怠于政治，后与皇太子……遽谋内禅。（《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

哈玛尔即哈麻尝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之，号延彻尔法。……华言大喜乐也。哈玛尔之妹婿集贤学士图噜特穆尔，故有宠于帝……亦荐西番僧且琳沁于帝。僧善秘密法……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皆房中术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皇太子年日以长，尤深疾图噜特穆尔等所为，欲去之未能也。……托克托即脱脱……贬逐以死……哈玛尔遂拜中书左丞相……哈玛尔既为相……以皇太子年长，……不若立以为帝，而奉上为太上皇，其妹闻之，归告其夫图噜特穆尔，恐皇太子为帝，则己必先见诛，即闻于帝……遂诏哈玛尔于惠州安置……比行，倶杖死。（《元史》卷二〇五《哈玛尔传》。）

至正十七年五月，召为中书左丞相。……二皇后奇氏，与皇太子谋欲内禅，遣宦者……朴不花，谕意于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宫中，举酒申前意，太平依违而已。……益决意去太平。（《元史》卷一四〇《太平传》。）

至正二十年三月，复拜中书右丞相继太平为相……时帝益厌政，而宦者资政院使保布哈即朴布花乘间用事……吹斯戬即搠思监因与结构相表里，四方警报，及将臣功状，皆壅不上闻。博啰特穆尔、库库特穆尔各拥强兵于外，以权势相轧……吹斯戬与保布哈党于库库特穆尔。（《元史》卷二〇五《吹斯戬传》。）

于是监察御史也先帖木儿……等，乃劾奏朴不花……奸邪，当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闻，皇太子执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迁……老的沙执其事颇力，皇太子因恶之，而皇后因谮之于内。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为雍王，遣归国。（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七。）

初朝廷既黜御史大夫鲁达实即老的沙，安置东胜州，帝别遣宦官密谕博啰特穆尔，令留军中。而皇太子累遣官索之，博啰特穆尔匿不发。……皇太子以博啰特穆尔握兵跋扈……又匿不轨之臣，遂与丞相吹斯戬议，请削其官……博啰特穆尔谓非帝意，故不听命。（《元史》卷二〇七《博啰特穆尔传》。）

朝臣老的沙、秃坚，获罪于太子，出奔孛罗，孛罗匿之。诏削孛罗官，解其兵柄。孛罗遂举兵反，犯京师，杀丞相搠思监，自为左丞相，老的沙为平章，秃坚知枢密院。太子求援于扩廓，扩廓遣其将白锁住以万骑入卫，战不利，奉太子奔太原。逾年扩廓以太子令，举兵讨孛罗，入大同，进薄大都。顺帝乃袭杀孛罗于朝。扩廓从太子入觐，以为太傅、左丞相。……扩廓……起行间，骤至相位，中朝旧臣多忌之者。而扩廓久典军，亦不乐在内……即请出治兵，南平江、淮。诏许之，封河南王，俾总天下兵，代皇太子出征，分省中官属之半以自随。……乃驻军河南，檄关中四将军，会师大举。四将军者，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也。思齐，罗山人，与察罕同起义兵，齿位略相埒。得檄大怒曰：“吾与若父交，若发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甲不得出武关。思道等亦皆不听调。扩廓……自引兵西入关攻思齐等。……乃遣其骁将貊高趋河中，欲出不意捣凤翔，覆思齐巢穴。貊高所将，多孛罗部曲，行至卫辉军变，胁貊高叛扩廓，袭卫辉、彰德据之，罪状扩廓于朝。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扩廓不可。及还京师，皇后谕指令以重兵拥太子入城，胁顺帝禅位。扩廓……以数骑入朝。由是太子衔之，而顺帝亦心忌扩廓。……及貊高奏至，顺帝乃……分其军隶诸将，而以貊高知枢密院事……太子开抚军院于京师，总制天下兵马，专备扩廓。……诏李思齐等东出关，与貊高合攻扩廓，而令关保以兵戍太原。扩廓愤甚，引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吏。于是顺帝下诏，尽削扩廓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之。是时明兵已下山东，收大梁。……余皆望风降遁，无一人抗者。既迫潼关，思齐等仓皇解兵西归，而貊高、关保皆为扩廓所擒杀。顺帝大恐，下诏归罪于太子，罢抚军院，悉复扩廓官，令与思齐等分道南讨。诏下一月，明兵已逼大都，顺帝北走时元顺帝至正二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年，西历一三六九年。……明兵已定元都，将军汤和等自泽州徇山西。扩廓遣将御之，战于韩店，明师大败。会顺帝自开平命扩廓复大都，扩廓乃北出雁门，将由保安径居庸以攻北平。徐达、常遇春，乘虚捣太原，扩廓还救。部将豁鼻马潜约降于明。明兵夜劫营，营中惊溃。扩廓仓卒……北走，明兵遂西入关，思齐以临洮降。思道走宁夏，其弟良臣以庆阳降，既而复叛，明兵破诛之。于是元臣皆入于明，惟扩廓拥兵塞上，西北边苦之。（《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

太祖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率师取元，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开平……明年二年，常遇春击败之，师进开平……时元主奔应昌多伦县之东，其将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据定西为边患。三年春，以徐达为大将军，使出西安捣定西；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使出居庸捣应昌。……大破元兵于骆驼山，遂趋应昌。未至，知元主已殂，进围其城，克之。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及其妃嫔、大臣、宝玉、图籍。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独以数十骑遁去。而徐达亦大破王保保兵于沈儿峪口，走之。（《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当时朔漠略定，惟元遗臣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洪武十四年，遣傅友德、沐英、蓝玉讨平之。而辽东方面，复有元遗臣纳哈出，出没为患。洪武二十年，命冯胜、蓝玉往讨，纳哈出降。于是即命蓝玉为大将军，移军北征。

王保保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居和林……洪武十一年西历一三七八年夏，故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卒……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二十年西历一三八七年……纳哈出既降，帝以故元遗寇，终为边患，乃即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冯胜、郭英副之……率师十五万往征之。……明年二十一年春，玉以大军由大宁至庆州，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从间道驰进……大破其军……脱古思帖木儿，以其太子天保奴……等数十骑遁去，获其次子地保奴……脱古思帖木儿既遁，将依丞相咬住于和林，行至土剌河，为其下也速迭儿所袭……缢杀之……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自鬼力赤篡立，改称鞑靼可汗，蒙古大汗之统系，于是中绝。兹依《蒙古源流》卷五，列顺帝以后世次于下：

顺帝以后世次表

宋辽金元之社会

（一）民生状况

（1）田 赋

（甲）宋

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棉，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蒭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输，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期……开封府等七十州，“夏税”旧以五月十五日起纳，七月三十日毕。河北、河东诸州，气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纳，八月五日毕。颍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川陕，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按：宋制田税与丁税，本于唐之两税法，然两税已将“租庸调”包括在内。自唐中叶以至于宋，始有所谓“力役”者，是于庸之外复取庸；又有所谓杂变之赋者，是于调之外又额外征取之。故宋之赋税，较唐初为重也，其中最扰民者，莫过于“支移”与“折变”。

重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支移……豪民赇吏，故徙歉以就丰，赍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贫下户各免支移，估值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于追胥。”（《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观此知折变既费无量，支移更须别出脚费，而担负重重矣。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其六百六十余万缗，号“经制”，盖吕元直在户部时复之；七百八十余万缗，号“总制”，盖孟富文秉政时创之；四百余万缗，号“月桩钱”，盖朱藏一当国时取之。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宜民力之困矣。……景祐中，天下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缗，盐课三百五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二百万匹。庆历中，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缗，酒课一千七百一十万余缗，盐课七百一十五万余缗，和买绢三百万匹。绍兴末，东南及四川酒课一千四百余万缗，盐课二千一百余缗万，折帛绢三百余万匹。（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据此，知南宋增赋，较正供不啻数倍，而南方富源尽辟，始能供此重敛，亦可互参焉。

（乙）辽

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圣宗太平七年宋仁宗天圣五年，西历一〇二七年，诏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纳租，此“在官间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即归之，此“头下军州赋”制也。其余若南京岁纳三司盐铁钱折绢，大同岁纳三司税钱折粟。又开远军民岁输税，向例斗粟折五钱，耶律穆济守郡时，表请折六钱，各随地异宜，当时称为利民之政焉。（《续通典》卷九《食货志九》。）

按：辽之田赋制度，史文简略，无从详知。

（丙）金

租赋，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按：金之田赋制度，史亦不详。

（丁）元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西历一二三六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初算赋之制，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马、牛、羊，至世祖定户籍之制。（《续通考》卷一三《户口考二》。）

至元十七年西历一二八〇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随路近仓输粟……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之一，余并入钞以折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元代税户简表

（2）职 役

宋初役法，扰民滋甚，王安石变法，改为雇役，一时称便。及司马光执政，复差役，旧党亦颇非之，最后议定折衷之法，但因施行滞碍，又屡有变更焉。

（甲）宋

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余役人，惟该募者得募，余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丰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如一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余，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资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资产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资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然当时推排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余，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宋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自是所在推行浸广。……十一年，御史谢谔言：

“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按：义役之利有三：（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一处役费，均摊之于众，既由人民自办，可得公平也。

常平、苗、役之制，自熙宁始。建炎初遂罢之。其二年冬吕元直、叶少蕴、张达明、孙仲益，在从班奉诏讨论常平法。元直等以为此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上曰：“青苗敛散，永勿施行。”遂置诸路主管官，追还籴本。绍兴八年冬，李泰发参政复为上言：“常平法本于汉耿寿昌，岂可以王安石而废之。”九年，遂复提举官使掌其政。然自军兴后，常平窠名，往往拨以赡军，无复如曩时之封桩矣。免役钱，自熙宁以来，已有宽剩之数。建炎元年，既增射士，议者恐费不给，明年二年夏，乃诏官户役钱勿复减半，而民户役钱概增三分。三年，复减之。其后命拨已增钱赴行在。绍兴二十九年，又用赵直阁议，诏品官子孙名田减父祖之半，余同编户差役，其诡名寄产皆并之。乾道二年，李侍郎复请令官户全纳役钱。上初不可，既而卒行。耆、户长雇钱者，旧以免役钱给之，建炎四年，广西漕司请罢户长，而用熙、丰法，每三十户逐料轮甲头催租。绍兴初，遂尽取其庸钱隶提刑司，既而言者以差甲头不便者五，乃不复行。而耆、户长雇钱，因不复给。五年，诏其钱分季起发赴行在。后遂为总制窠名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

（乙）辽

圣宗乾亨间，以上京云，为户訾具实饶，善避徭役，遗害贫民，遂勒各户，凡子钱到本，悉送归官，与民均差。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辽兴宗重熙初……诏天下言治道之要，制问：“……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则为便益？补役之法，何可以复？……”韩家奴对曰：“臣伏见比年以来……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富者从军，贫者侦候。……民以日困，盖势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无过西戍。如无西戍，虽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则往来不劳，民无深患。……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昔补役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非惟补役如此，在戍边兵亦然。……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辽史》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

当时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辽史》卷一〇五《马人望传》。）

按：《辽史》文不详，观上所举，知颇采差役制度。

（丙）金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役户”。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天会十年宋高宗绍兴二年，西历一一三二年正月……诏曰：“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金史》卷三《太宗纪》。）

金之役法，于官地输租、私田输税之外，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续通考》卷一五《职役考一》。）

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金史》卷

四六《食货志序》。）

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宋孝宗隆兴二年，西历一一六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遣……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宋孝宗淳熙二年，西历一一七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二十六人分路“推排”。（《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按：宋高宗以推排物力法，行于江南，金世宗从而效之。自大定以迄泰和，朝议纷纭，使车旁午，闾阎之劳扰滋甚。

（丁）元

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丝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此系诸王、后妃、公主、功臣等之收入，但不得私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与，故曰输本位。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始定之。……汉民科纳包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详。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西历一二六〇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 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户既不等，数亦不同。……然丝料、包银之外，又有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二年，复定科差之期，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至元二十八年西历一二九一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诸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均科。诸夫役皆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其户之区别，与所纳丝银之数目，兹据《元史·食货志》卷九三所载，为元代科差户别表。

元代科差户别简表

（3）官卖品

（甲）宋

宋之官卖物品约五：盐、茶、酒、香、矾。盐：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鹼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源、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国朝盐策，旧有三路：解盐行于关中，东北盐行于东西畿甸，东南盐行于江、淮。东南盐者，通、泰煎盐也，旧为江、湖六路漕计。蔡京为政，始行钞法，取其钱以赡中都。自是淮、浙之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许商人买钞算请。闽广盐则官买官卖，以助岁计。其后亦行钞法，然罢复不常。旧淮盐息钱岁八百余万缗，绍兴初才三十五万缗而已。以后朝廷益修其政，至绍兴末年，东南岁产盐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万斤。自福建外，每五十斤为一石，淮、浙盐六石为一袋，钞钱十有八千。绍兴四年正月，增三千。九月，以入纳迟，遂罢之。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钱约一千九百二十余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茶：

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釆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园户辄毁败茶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东南茶，旧法官买官卖。天禧三年，合六榷货务、十三山场所收茶钱十三万缗，除买茶本钱外，止有息钱三万缗而已。天圣中，稍改其法，岁所得亦不过数十万缗，人多盗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韩魏公当国，遂弛其禁，但收茶租净利钱三十三万八千余缗，时以为便。元丰复榷，辇致都下，即汴流为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尽笼天下钱，实中都，乃创引法，即汴京置都茶场，印卖茶引，许商人赴官算请，就园户市茶，赴所在合同场秤发，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县，岁产茶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酒：

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太宗……淳化五年西历九九四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其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资产，长吏及大姓共保之，后课不登则均偿。……渡江后，绌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建炎三年西历一一二九年……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初令民承办酿酒，更易时，令出价竞争谓之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四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自赵开行隔槽法……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以取。……仁宗天圣以后，北京售曲，如三京法，官售酒曲，亦画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五代以来，复创“务”，置官吏，宋因之。……设宫典领，有“镬户”鬻造入官市。……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矾，国朝旧制，晋州矾行于河东北、京畿，淮南矾行于东南九路，今独无为军昆山场为盛，岁额白矾六十万斤。韶州岑水场十万斤，信州铅山场青胆、黄矾无定额。其法自榷货务给引赴场，许客人算请，每百斤为一大引，输引钱十二千，头子、市利、雇人、工墨钱二百七十六，又许增二十斤勿算以优之。五十斤为中引，三十斤为小引，引钱及加货，以是为差。十四年，以商贩利薄，减为十千。十四年，又增一千。昆山矾则民间自煮，官置场买纳，岁收息钱四万缗有奇。铅山矾则官自煎，以十分为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货务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

香：

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扬州。明年三年，又置于江宁。绍兴三年，又置于镇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务，而行在务场随移临安，以都司提领。其始岁收茶、盐、香息钱六百九万余缗。六年九月，诏岁收及一千三百万缗，许推赏，时以为极盛矣。休兵寖久，岁课倍增。乾道三年三月，诏以二千四百万缗为额，建康千二百万缗，临安八百万缗，镇江四百万缗。于是淮东总领所实在镇江，因指榷货钱三十万缗，为赡军之用。淳熙中，三务场官吏互争课赏，始禁镇江务钞引，不得至临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

官卖物品，与边防经费，多有关连，辄因弊生而变革之。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太宗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按：“入中”者，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至一定之地方，取一定之官卖品。“入刍粟”者，则商人纳刍粟于边塞，给以券，或至京师与其他积钱之地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

真宗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足，募商人入中、刍粟，如雍熙法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犀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交引铺”，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天圣元年，命三司使李谘等，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首考茶法……罢三说，行“贴射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害，故有贴射之名。……商人入当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敝。（《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仁宗庆历八年西历一〇四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如之。”于是有“四说”之法。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至和二年西历一〇五五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仁宗嘉祐四年西历一〇五九年，弛茶禁，取租钱，谓之“嘉祐通商法”，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无甚改革。

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岁输县官。……为损其半……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徽宗时，蔡京建议，重行禁榷之法。

崇宁元年西历一一〇二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寖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寖失。谓宜……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诏悉听焉。……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政和二年西历一一一二年，大增损茶法。……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薄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仿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

通交易。（《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蔡京于盐法，亦有改革。

东南末盐钱，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池盐为陕西之备，其钱并积于京师，随所积多寡，给钞于三路。如河北粮草钞，至京并支见钱，号“飞钞法”；河东三路，至京半支见钱，半支银、紬、绢，陕西解盐钞，则支请解盐，或有“泛给钞”，亦以京师钱支给。为钱积于京师，钞行于三路，至则给钱，不复滞留。当时商旅皆悦，争运粮草入于边郡。……边境仓廪，所在盈满。自熙宁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京师无见钱之积，而给钞数倍于昔年。钞至京师，无钱可给，遂至钞直十不得一。……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大抵……欺夺民利……初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而解盐通行地甚宽；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整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者甚众。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资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下四》。）

（乙）辽

辽制不详，官卖品盐、酒两项，尚可考见。

盐：

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滑盐县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蓟还，次于鹤剌泺，命取盐给军。自后泺中盐益多，上下足用。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酒：

辽自神册以来，未有榷酤之法，自冯延休、韩绍勋建议，乃兴酒税。东辽之地，与南京诸路一例，然诸税皆纳于头下军州，唯酒税课纳上京。（《续通志》卷一五五《食货略四》。）

（丙）金

金制多沿仿于宋，其榷货之目有十，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

盐：

海陵王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西历一一八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引”，公据三者倶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于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宁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太宗天会三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历一一二五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承安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人，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泰和四年宋宁宗嘉泰四年，西历一二〇四年九月，省奏：“……宜依旧法，以八年通核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之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醋：

醋税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西历一一九四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宋宁宗庆元四年，西历一一九八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茶：

茶自宋人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为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丁）元

元制，属于官卖者，约有盐、茶、酒、醋四种。

盐：

太宗庚寅年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西历一二三〇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盐，所入尤广……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以其盐之半没官，半赏告者。（《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

茶：

世祖至元五年宋度宗咸淳四年，西历一二六八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釆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西历一二七六年，定“长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短引计茶九十斤……十七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而遂除长引，专用短引。……三十年……每茶商货茶，必令赍引，无引者，与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给卖零茶者。……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

酒醋：

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额，为国赋之一焉……初太宗辛卯年三年，立酒醋务坊场官，榷酤办课，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提点官，隶征收课税收，其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甲午年六年，颁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诏免农民醋课。是年二月，命随路酒课，依京师例，每石取一十两。三月，用右丞卢世荣等言，罢上都醋课，其酒课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户自具工本，官司拘卖，每石止输钞五两。（《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酒醋课》。）

（4）杂 税

（甲）宋

宋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光宗、宁宗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所税之物品，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先后蠲免者，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果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农器”、“衣履”、“谷粟”、“油面”等等，殊近于苛敛。

互市舶法……太祖开宝四年西历九七一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哲宗元祐三年西历一〇八八年……置密州板桥市舶司。……建炎元年，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置于法；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孝宗隆兴二年西历一一六四年，臣僚言：“熙宁初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迩来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输，致货滞而价减。（《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国外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辽景宗保宁九年，西历九七七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熙宁九年辽道宗太康二年，西历一〇七六年，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赏法。河北四榷场，自英宗治平四年辽道宗咸雍三年，西历一〇六七年，其货物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西夏自真宗景德四年西历一〇〇七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仁宗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治平四年夏毅宗拱化五年，西历一〇六七年……乃复许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绍兴四年夏崇宗正德八年，西历一一三四年，诏、川陕即永兴军、威茂州，置博易场……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金人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按：以上南北贸易。

坑冶：

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釆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宋初旧有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初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已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政和间，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地，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钦宗即位，诏悉罢之。（《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政和间，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于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高宗建炎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江西运司相度、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法。”从之。（《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五》。）

金银坑冶，湖、广、闽、浙皆有之。祖宗时，除沙石中所产黄金外，岁贡额银至一千八百六十余万两。渡江后，停闭金坑一百四十二，银坑八十四。绍兴七年，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釆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然民间得不偿课，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用。

三十年，用提点官李植言，更不定额。饶州旧贡黄金千两，孝宗时诏损三之一。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六引，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间之直，又不满三千。高宗尝谕辅臣，以非刘晏懋迁之术，欲更革之。户部以铁钱折半为词而止。其实吴、蜀钱币不能相通，舍银帛无以致远，故莫如之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牙契：

税契始于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西历九六九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徽宗崇宁三年西历一一〇四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其收息不得过一倍。”（《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孝宗乾道七年西历一一七一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千贯，纳正税钱一贯……违限不纳，或于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间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后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

和买：

宋承前代之制，调绢、紬、布、丝、绵以供军须，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太宗太平兴国中……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民，至夏秋冬输绢于官。”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西历一〇一〇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又言：“……请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诏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仓耗及头子钱。……初“预买”紬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寖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夏税紬绢……每匹折输钱二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大中曰：“有产则有税，于税绢而科折帛，犹可言也，如和买折帛，则重为民害。盖自咸平马元方建言，于春预支本钱，济其乏绝，至夏秋使之输纳，则是先支钱而后输绢。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今又令纳折帛钱，以两缣折一缣之直，大失立法初意。”（《宋史》卷三九三《林大中传》。）

和籴：

和籴，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自是率以为常。……熙宁八年西历一〇七五年，河东察访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籴，粮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岁凶不蠲，最为弊法。”……神宗元丰元年西历一〇七八年……其后……有司议，以岁和籴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南渡，三边馈饷，籴事所不容已。绍兴间，于江、浙、湖南博籴，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理宗绍定五年西历一二三二年，臣僚言：“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令贱粜输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籴之良法也。”从之。（《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

按：“和买”与“和籴”，其初乃官与民交易，预给民钱，其后弊病丛生，强配勒取，人民遂加重一层担负。至南渡后，和买变为“折帛钱”，竟成为一种税制矣。此外南宋创兴之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等，前于南宋兵费，略已论列，兹不复赘。

（乙）辽

辽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郡、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圣宗乾亨间，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为度首，不鬻于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多，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西历一〇〇五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时北院天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开泰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西历一〇一二年，十二月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诏始征商。（《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坑冶：

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又有曷朮部者多铁……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地亦多铁。东平县……产铁，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丙）金

金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西历一一六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二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西历一一八〇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明昌元年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历一一九〇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处。（《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对宋夏高丽，皆置榷场，互通贸易。

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熙宗皇统二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西历一一四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宋绍兴二十九年，西历一一五九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

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

兴定二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西历一二一八年四月……侍御史……完颜素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从之。（《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

坑冶：

金银之税，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

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禁铜，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釆银，承纳官课。（《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苛敛：

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金季……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资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金史》卷四六《食货志序》。）

海陵军兴，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金史》卷七三《宗尹传》。）

世宗大定三年，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续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丁）元

元之杂税，列举如下：

征商：

商贾之有税……太宗甲午年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始立征收课税所，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产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太宗初立，楚材……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世祖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元时海外贸易，较宋为盛。

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七处……时客舡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司提控……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制。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二十九年，命市舶验货抽分。……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物货，依例断没。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凡二十一条。（《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市舶》。）

铁冶：

世祖中统三年正月，诸王塔齐尔，请置高丽铁冶，从之。……四年正月，领部阿哈玛，特请兴河南等处铁冶，从之。四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岁课铁四百八十万七千斤。（《续通考》卷二三《征榷考六》。）

成宗元贞元年西历一二九五年，又置河东、山西铁冶提举司。武宗至大元年西历一三〇八年，罢顺德、广平铁冶提举司，听民自便，有司税之如旧。后各路所设铁冶官，或归中政院，或仍以其事隶有司，或以年饥而免其课，皆因时制宜，无定制也。（《续通典》卷一四《食货一四》。）

此外有额外课，名目至多，大半皆为苛税。

元有额外课。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课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场，五曰窑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门摊，八曰池塘，九曰蒲苇，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苇，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曲，十六曰鱼，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泽，二十曰荡，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鱼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苇，三十一曰姜，三十二曰白药。（《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额外课》。）

（5）币 制

宋、金、元皆亡于钞法，大约钱少始用钞，钞弊遂通用银矣。

（甲）银

《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西历一〇三五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此银为“岁赋征银”之始。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宋宁宗庆元六年，西历一二〇〇年，以旧例银每锭重五十两，―其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此“朝廷用银”之始。宣宗兴定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西历一二一九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此以银计赃之始。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并钱钞亦废矣。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赵翼《陔馀丛考》卷三〇。）

（乙）钱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熙宁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熙、丰间，铜铁钱常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寖轻。……蔡京当政……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铸“折十钱”……募私铸人一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崇宁四年，立钱纲验样法。……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蔡京主行“夹锡钱”……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圣宗……铸“太平钱”，新旧互用。……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寿隆”……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金初用辽、宋旧钱……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三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西历一一五八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章宗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元之交钞、宝钞，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武宗至大三年西历一三一〇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明年，仁宗复下诏，以鼓铸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与银钞皆废不行，所立院、监，亦皆罢革，而专用至元、中统钞云。（《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当时使用之钱数目，虚而不足。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下二》。）

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丙）钞

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神宗熙宁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遂……罢之。四年，复行于陕西……未几竟罢。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大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崇宁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大凡旧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六年……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孝宗隆兴元年，诏……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宁宗嘉定二年西历一二〇九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收回也无策……诏封桩库拨金……度牒……官告陵纸、乳香……收易旧会，品搭入输。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理宗淳祐七年，以……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

以上宋之钞法。

海陵庶人贞元二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西历一一五四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大定二十九年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倶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搯、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西历一一九四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以至泰和三年宋宁宗嘉泰三年，西历一二〇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七年……七月……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濮王守纯……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二年宋宁宗嘉定三年，西历一二一〇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西历一二一四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三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寖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

以上金之钞法。

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钞法》。）

至正十年西历一三五〇年十一月……更定钞法，诏曰：“爰自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厥后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民用匮乏。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可颁示天下。”（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一〇《顺帝纪》。）

中书左丞叶公亦愚李，钱塘人，宋太学生。上书诋贾似道公田关子不便，专权误国。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饰斋扁不法，令狱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个麻糊。”……遂遭黥，流岭南。……归附后入京，上书言时相，并献“至元钞样”。此样在宋时固尝进呈，请以代关子。朝廷不能用，故今别改年号而复献之。世皇嘉纳，使用铸板。（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九。）

以上元之钞法。

（6）江浙官田

建炎元年西历一一二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诏见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开禧三年西历一二〇七年，韩侂冑既诛，金人讲解。明年嘉定元年，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冑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理宗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统四年，西历一二六三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有旨从其言。……丞相贾似道奏：“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因历诋异议者之非。（《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有奉行不至者，提领刘良贵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缪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贾似道行公田，为一代大政，世多加以非议，独周密言其经制甚详，持论亦颇公允。

景定二年壬寅，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是时刘良贵为都漕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则诸路仿行之。于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御笔批依，而买田之事起矣。时势卿已死，良贵独任提领之职，以太府丞陈訔为检阅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然上意终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则上意盖可见矣。贾相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圣旨云：“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贾相内引入札，力言其便，御笔遵依，转札侍从、台谏、给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谨焉。贾相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嗣荣王继之，浙西师机赵孟奎，亦申省自陈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独礼书夕郎徐经孙一疏，力陈买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无和之者。先是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遂檄府丞陈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职。六郡则又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补，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弈焘，寓公赵与訔，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穮，运属刘子耕；镇江则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军杨珏，准遣谢司户黄伸。并俟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既而提领刘佐司，劾罢嘉兴宰段浚、宜兴宰叶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包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阴、平江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漕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收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安吉；黄震，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以选人为之，任满理为须入。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时中书刘震孙与京尹魏克愚湖边倡和，词语偶犯时忌，则随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见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叹不平于上，然至此业已成矣。贾相遂力辨人言，丐辞相位。御笔答云：“言

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沦颇沮，而刘良贵以人言藉藉，遂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罢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任责拘催。凡承佃之家，复以二分优之。且以既罢庄官，则分司恐难任责，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员，安吉、嘉兴各一员，常州二员，镇江、江阴共一员，从各分司奏辟。时提领官编修黄梦炎也。既而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总所又可催乎？当是时，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锡以入奏而罢言职，教授谢枋得以发策而遭贬斥，大社令杜渊、太常簿陆逵、国子簿谢章皆于轮对及之，或逐去，或补外。至乙亥春，贾既去国，北军已抵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候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然则业主竟无与矣。只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况大于此者？然边遽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呜呼悲哉！昔隋凿汴渠以召民怨，乃为宋漕运之利。今宋夺民田以失人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古今害民兴利之事，于此亦可鉴矣，於戏悲哉！（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

此种官田，至元时颁赐之于臣下。

江苏田粮之重……比他处独重……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元代所赐臣下之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即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后理宗又诏华亭奉宸庄，亦助边费。景定四年，陈尧道……倡议买公田，贾似道主之。平江、江阴、安吉、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德祐元年，又以阎贵妃集庆寺田、贾贵妃演福寺田皆入安边所。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其赏赐臣下，则有如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又以王积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赐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亩。武宗赐雕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百顷。英宗赐拜珠平江田万亩。文宗赐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赐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奏：“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顺帝以完者铁木儿苏州田二百顷，赐郯王彻彻秃，又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此皆见于《元史》本纪，及各本传者。……可见皆宋末官田，平宋后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赏赐。……元时，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籍朱清、张瑄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浙财赋府；又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又有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田，并白云宗僧田，皆不隶州县，此又元时所增官田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

天下官田……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赃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窜。（《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7）物 产

（甲）农产最著者为茶与棉花

茶：

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沣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出淮南、归州、江南、荆湖，有“龙溪”、“雨前”、“雨后”之类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者。（《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

棉：

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推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琅邪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元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赵翼《陔馀丛考》卷三〇。）

（乙）矿 产

“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及汾州之灵石县，“绿矾”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铜陵县。（《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秦、陇、兴元三州……“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铁”产徐、兖、相三州……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晋、磁、凤、沣、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硃砂”产商、宜二州。（《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

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麦片，则名“麸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

铜铁铅锡坑冶者，闽、蜀、湖、广、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时，天下岁产铜七百五万斤，铁一百十六万斤，铅三百二十一万斤，锡七十六万斤，皆有奇。渡江后，其数日减，至绍兴末，江东西、福建、广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岁产铜二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两。江东西、广西、湖南、福建二十州，产铁八十八万三百二斤十三两，而蜀中所产不与焉。江、湖、闽、广、浙东二十州，产铅十九万一千二百四十斤十三两。湖、广、四川，产锡二万五百四十八斤六两。视祖额，铁才及四分余，铅及六厘，铜及四厘，锡及三厘，皆弱。东南铁锡，输岑水、铅山、永兴、兴利四场，浸铜为泉司之用。惟川铁以铸钱云。旧婺州铜，融、福、峡州、南安军铅，赣、宜州、南安军锡坑皆废。胆铜者，盖以铁为片，浸之胆水中，后数十日即成铜。凡铜场十四，铁场三十八，铅场二十四，锡场五云。（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

（二）学术思想

（1）理 学

（甲）理学之起源

周子《太极图》，创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炼之术也……周子更为《太极图》，穷其本而反于老、庄……但缀《说》于图，而又冒为《易》之太极，则不侔矣。……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抟，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修以《先天图》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尧夫。修以《无极图》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寿涯。其图自下而上，以明逆则成丹之法。（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二。）

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序》。）

按：理学有表里二端，以儒家为表，而以释道为里。儒家自汉学琐碎、六朝空虚以后，孔孟之道已若存若亡；自王通、韩愈，论道论性，其义稍彰；宋儒继之，究心修己治平之道。起于人伦，终于万物，舍传注而言经，以疑古为翻案，此其表也；论其里，则混合禅宗及《参同契》之说，以言心言性，由致知格物而归本于太极、无极，标举主敬主静之说，以为为学之方。冶儒、释、道为一炉，集中国、印度思想之大成。自宋迄清，理学之思想规律，深入上层社会，影响甚巨。

（乙）理学派别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湖南道县营道人。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颢之死……文彦博釆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

程颐，字正叔。……胡瑗问……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世称为伊川先生。（《宋史》卷四二七《程颐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谒范仲淹……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反而求之《六经》。……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邵雍，字尧夫。……河南人。……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元祐中，赐谥康节。……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又见程颐于洛……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豁然无疑。……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既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学焉。……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宋史》卷四二八《罗从彦传》。）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宋史》卷四二八《李侗传》。）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福建崇安县，后徙建阳福建建瓯县之考亭……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是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宫。（《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按：宋之理学，向分濂、洛、关、闽四派。所谓濂、洛、关、闽者，周敦颐、程颢与弟颐、张载、朱熹也。周居濂溪，二程洛阳人，张载关中人，朱熹侨居建州，故云。其学说之主张，撮志如下。

宗羲案：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二。）

唐一庵曰：“明道之学，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内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伦，务于穷神知化而能开物成务。”（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四。）

宗羲案：明道、伊川，大旨虽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变其说，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亲切。大程夫子，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是自周元公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伊川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义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又曰：“只守一个敬字，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然”随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是敬之著，敬是义之体……自此皆一立，至朱子又加详焉。（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六。）

横渠先生，“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事为己任。凡所议论，率多超卓。至于变化气质，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圣贤之所未发，警教后学最为切至者也。（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三。）

古人所以从事于学者，其果何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则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也，则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国有一国之事。……弗胜其事，则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则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顺乎天也。然则舍讲学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食息，至纤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之陷溺也。然则讲学其可不汲汲乎！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虽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万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统纪。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当然者，凡吾于万事，皆见其若是也，而后为当其可。学者，求乎此而已。（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八。）

与朱熹同时，有陆九渊一派，与之立异。

陆九渊，字子静。……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还乡，学者辐凑，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江西铅山县，论辨所学，多不合。……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宋史》卷四三四《陆九渊传》。）

按：自程颐以下，大抵主“格物”“致知”之说，至南宋朱熹，乃集此派学说之大成。陆九渊主张与朱氏不同，朱主道问学，陆主尊德性；朱以“穷理为始事，以理已明，则可以诚意正心”，陆欲“先发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应万物之变”；朱以陆为“太简”，陆以朱为“支离”，始终相诋而不能相容，世所谓朱陆异同是也。

（丙）理学之变迁

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为异日之用。（吕祖谦《周礼说》。）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適《习学记言》卷二三。）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兰溪人。……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会襄樊之师日急……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终莫能用。及后朱瑄、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元史》卷一八九《金履祥传》。）

按：理学家之立说，多偏重修养，自朱、陆好重事功；与朱熹同时友善之吕祖谦，讲理学而兼治史学，教人必以致用为事；其同受学程门之陈亮、叶適，则颇诋理学而昌言事功；金履祥固传朱子之学者，而有海道图燕之建议。是南宋学者之思想，一变北宋理学之面目，而趋于事功，盖因金元之逼，士大夫皆志切恢复，有以使之然也。吕、陈、叶皆浙东人，故后人谓之浙学或永嘉学。

（丁）理学之影响

自理学创兴，人以传道自命，故又称为道学。皆自以为直接于孔门，而得其心传者也。

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

淳祐元年正月……诏以张、周、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黄榦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不唯不受古经籍拘束，且发生疑义。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欧阳修全集》卷七八《易童子问三》。）

又曰：“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于补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退《何彼秾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麕》，黜郑、卫淫奔之诗。又作《春秋发挥》。又曰：“《大学》致知格物章，未尝亡。”还《知止》章于《听讼》之上。谓“《中庸》古有二篇，诚明可为纲，不可为目”。定《中庸》诚明各十一章。（《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

五季风俗败坏，廉耻扫地，宋儒专讲修养，砥砺名节，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阿之习，始为之一变。妇人女子，夫死守节不嫁，亦自斯而盛，则为有伤人道，明清有旌表节妇之事，流弊实多。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

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邵雍《皇极经世书》。）

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周敦颐《通书》。）

按：宋儒主躬行实践，是其特长，然持论太过，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矫激沽名，此党祸之所由起。至于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一派，主张尊王攘夷，是又因外力压迫，发愤而兴者矣。

（戊）理学之北传

元初姚枢、许衡，师事赵复，理学遂大盛于北方。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岁七年，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其中。……不欲北……枢晓以……“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复家江汉之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少力学……从惟中……拔德安，得名儒赵复，始得程颐、朱熹之书。……因弃官去。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时许衡在魏，至辉，就录程、朱所注书以归。（《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既长，于经传皆通之……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署不易也。……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四方之士……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鉅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按：姚、许推衍朱熹之说，吴则颇融合朱、陆，然元世祖笼络汉人之政策，皆自姚、许诸人启之。

（2）史 学

宋代史学，最为发皇，学者多精于史学，考证与记载同重，故撰作极富。官修前史而外，国史亦有成书，南宋以后野史，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齐东野语》《四朝闻见录》诸书，皆能记当代之事。会要一体，尤能贯串一朝掌故，其风播于元、明。三史体例流传，旧闻不至放失，即缘公私留心史事，秉笔者得有依据，非近代知古而不知今者，可得仰望也。

（甲）正 史

《唐书》：

唐代屡经修撰国史，已具有规模，五季之际，历朝加以征集补缀，至后晋出帝时，书始告成，凡本纪二十、志三十、列传一百五、共二百卷，所谓《旧唐书》者是也。

开运二年六月……监修国史刘昫、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赐器帛有差。（《旧五代史》卷八四《晋少帝纪》四。）

至宋仁宗，以刘昫等所撰《唐书》多阙漏，命宋祁、欧阳修等重删撰之，历十七年而书成，凡本纪十、志五十、表十五、列传百五十，共二百二十五卷，世称《新唐书》。

祁，字子京……初贾昌朝建议修《唐书》，始令馆职日供《唐书》所未载者二事，附于本传。命祁与王尧臣、杨察、张方平为修撰，又命范镇、邵必、宋敏求、吕夏卿为编修，而以昌朝提举。昌朝举王畴编修，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辞之。昌朝罢相，以丁度兼领，度卒，刘沆代之，沆罢，王尧臣代之，尧臣卒，曾公亮代之。《唐书》初修，而尧臣以忧去，方平、察相继出外，祁遂独秉笔。虽外官，亦以稿自随，久之又命欧阳修刊修，分作纪志，刘羲叟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将卒业，而梅尧臣入局，修方镇，百官表。祁与范镇在局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并各十年。（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五《宋祁传》。）

修《唐书》十余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

奉诏修《唐书》纪、志、表。（《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与修唐书者，皆一时闻人，其可考者如下。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也。欧阳修……荐其学术该博，留修《唐书》。羲叟强记，于经史百家，无不通晓，至于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皆知其要，其乐律、星历、数术尤过人。（王偁《东都事略》卷六五《刘羲叟传》。）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也。……所撰《唐载》二十六卷，多补正旧史阙谬，乃命编修《唐书》，书成未奏而卒。（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五《梅尧臣传》。）

敏求，字次道。……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传》。）

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釆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赵邻幾，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殆废寝食，会疾革，惟以书未成为恨。至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言及邻幾追补《唐实录》事……太宗遣直史馆钱熙往取其书，得邻幾所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宋史》卷四三九《赵邻幾传》。）

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少好学，日诵数千言，慕孙何为古文章。……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唐史》藏秘阁。（《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

陈彭年，字永年，抚州南城人。……所著……《唐纪》四十卷。（《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

赵瞻，字大观……著……《唐春秋》五十卷。（《宋史》卷三四一《赵瞻传》。）

新旧两书，详略互见，要为不可偏废，新书志较详。

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釆取转多。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七《新书增旧书处》。）

惟欧、宋不喜骈文，删改诏诰章疏，使一代典制不传，是其失也。

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其他如章疏之类，有关政体治道者，或就四六改为散文，或节其要语存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八《新书尽删骈体旧文》。）

《五代史》

宋太祖命薛居正等，修梁、唐、晋、汉、周五朝史，逾年而成，凡本纪六十一、志十二、列传七十七，共一百五十卷，所谓旧《五代史》者是也。

薛居正，字子平，开封浚仪人。……又监修《五代史》，逾年毕，锡以器币。（《宋史》卷二六四《薛居正传》。）

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凡本纪十二、列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年谱十、附录三及目录，共七十五卷，世称《新五代史》。

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新、旧二《史》撰修之经过，传布之显晦，与内容之特点，略记于下。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曰《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

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

宋初记五代事者颇众，欧阳得以参用之，较旧五代史固为精核。然笔削自负，自立门目，学究气过重，其事亦嫌缺略，不足以尽五代之事也。

范质，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又述朱梁至周五代，为《通录》六十五卷，行于世。（《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

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人。……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代会要》。（《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郑向，字公明，开封陈留人。……五代乱亡，史册多漏失，向著《开皇纪》三十卷，摭拾遗事，颇有补焉。（《宋史》卷三〇一《郑向传》。）

子融，字熙仲……又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以献。（《宋史》卷三一〇《王子融传》。）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人……又尝采五代末，九国君臣行事，作世家、列传，书未成而卒。（《宋史》卷四四一《路振传》。）

此外又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刘恕《十国春秋》，龚颖《运历图》，见于《宋·艺文志》及《晁公武读书志》者，皆在欧公之前，足资考订。其出自各国之书，如钱俨之《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之《江南录》，徐铉之《吴录》，王保衡之《晋阳见闻要录》，又皆流布。而徐无党注中所引证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又皆欧所参用者。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一《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宋史》：

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凡四百九十六卷。

《辽史》：

本纪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传四十六，凡一百十六卷。

《金史》：

本纪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列传七十三，凡一百三十五卷。

辽、宋、金三《史》，皆元人所修。《辽史》，至正四年三月，中书右丞相都总裁脱脱等表进；《金史》，至正四年十一月，中书右丞相领三史事阿鲁图等表进；《宋史》，至正五年十月，阿鲁图等表进。（王鸣盛《蛾术编》卷一〇。）

初元世祖立国史院，首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仁宗年号、天历文宗年号之间，屡诏修之，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顺帝至正三年，命托克托元史作脱脱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元史》作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为总裁官，修之。或欲如《晋书》例，以宋为世纪，而辽、金为载记。或又谓辽立国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后，常称臣于金，以为不可。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持论不决。诏辽、宋、金各为史，凡再阅岁，书成上之，举例论赞表奏，多玄属笔云。（《续通考》卷一六一《经籍考二一》。）

元顺帝时，命托克托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托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此《辽史》旧本也。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后据以修史，此《金史》旧本也。宋亡后，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宋史馆诸记注，尽归于元都，贮国史院见《元史·董文炳传》，此《宋史》旧本也。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

其金朝《卫绍王记注》已亡失，则王鹗釆当时诏令，及杨云翼等所记足成之。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阿鲁图、托克托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釆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可见元世祖时，三史倶以修订。而《元史·托克托传》，并谓延祐天历间，又屡诏修之。则不惟修之于世祖时，而世祖后，又频有修辑矣。……其所以未有成书者……以义例未定……各持论不决故耳。至顺帝时，诏宋、辽、金各为一史，于是据以编排，而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三《宋、辽、金三史》。）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道宗寿隆六年……迁知枢密院事……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又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尝出入禁中。俨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权宠益固。（《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

好问字裕之。……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阻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纪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顺帝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铁木儿塔识，字九龄，国王脱脱之子。资禀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为总裁官，多所协赞云。（《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读其所撰《功臣列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牍尔。”……诏修辽、金、宋三史，傒斯与为总裁官……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齐，必反覆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至正四年，《辽史》成，有旨奖谕，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张起岩，字梦臣。……诏修辽、金、宋三史，复命入翰林为承旨，充总裁官……起岩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

欧阳玄，字原功……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人。……总裁辽、金、宋三史。（《元史》卷一八五《吕思诚传》。）

（乙）通 史

通史之中，以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贯串古今，精博详审，为史家之创体，朱子纲目，不足道也。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光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初光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以进。英宗命光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凡十九年而成。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七《司马光传》。）

攽，字贡父……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颂。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书成，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

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上起战国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赵、韩为诸侯，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异同，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甫。（《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致堂胡氏曰：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高氏《纬略》曰：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釆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李焘仿《资治通鉴》之体，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不敢言续，自居于《长编》。其体既尊，事亦详尽，诚一代巨制，惟其书缺佚，使言宋事者无可据依，深为可惜。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例，断自建隆，迄于靖康，为编年一书，名曰《长编》。……淳熙七年，《长编》全书成，上之，诏藏秘阁。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无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总目五卷。依熙宁修三经例，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上孝宗谓其书无愧司马迁。焘尝举汉石渠、白虎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上许之，竟不克就。……张栻尝曰，李仁甫……《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

《续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陈氏曰：礼部侍郎眉山李焘仁父撰。《长编》云者，司马公之为《通鉴》也，先命其属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然后删之以成书。唐长编六百卷，今《通鉴》惟八十卷耳。焘所上表，自言未可谓之“通鉴”，止可谓之“长编”。故其书虽繁芜，而不嫌也。其卷数虽如此，而册数至余三百，盖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余。（《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分类排纂，各详起讫，而有《纪事本末》之作。于史家二体之外，自为一体，迄今不可磨灭。

袁枢，字机仲，建之建安人。……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陈氏曰：工部侍郎袁枢机仲撰。……杨诚斋为之序。朱子曰：……司马温公，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今建安袁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二〇》。）

元胡三省之《通鉴音注》，亦称博洽，为《通鉴》功臣。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续通考》卷一六一《经籍考二一》。）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学能文章，尤笃于史学。登宋宝祐四年进士……宋亡，隐居不仕。著《资治通鉴音注》及《释文辨误》百余卷，今行于世。其《音注序》曰：“……是书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因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正之，别著《辨误》十二卷。”……其《释文辨误序》曰，《通鉴释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冯时行为之序；公休本温公修《通鉴》，公休为检阅文字官刻于海陵乡斋，前无序，后无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广都县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间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谓之善本，号《龙爪通鉴》。要之海陵释文、龙爪注，大同而小异，皆蹈袭史炤者也，讹谬相传。而海陵本，乃托之公休以欺世，适所以诬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四《胡三省传》。）

郑樵《通志》，以通史自居，时有新论，以评泊见长，然其二十略，亦多及文献掌故。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学者称夹漈先生。（《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

自序略曰：“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以年包事，传以事系年，儒学之士，皆能为之。……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曰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曰礼略、职官略、选举略、刑罚略、食货略，凡前五略，虽本诸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二八》。）

按：郑氏此书，名之曰《通志》，其该括甚大。卷首序论，讥诋前人，高自称许，盖自以为无复遗憾矣。然夷考其书，则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所谓出臣胸臆，非诸儒所得闻者，诚是也。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则失之太简……若礼及职官、选举、刑罚、食货五者……杜岐公《通典》之书，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贞元间，故其所记述，止于唐天宝。今《通志》既自为一书……天宝以后，则竟不复陆续。（《通考》卷二〇一《经籍考二八》。）

（丙）政 史

政史名著，有马端临《文献通考》，昔人以拟《通鉴》，谓为二通。其书虽录《通典》，而自具面目，缀辑宋事，尤足以补宋史之阙。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亡不仕，著《文献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成。其自序曰：“……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仿《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 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釆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己意附其后焉。命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则各以小序详之。……”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寿衍，寻访有道之士，至饶州路，录其书上进，诏官为镂版，以广其传。（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四《马端临传》。）

（3）文 学

（甲）文

通行文字体裁，有古文、骈俪、制艺之区分，兹分别列叙之。

古文：

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宋史》卷二九五《伊洙传》。）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肖愈，字绍元。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范杲好古学，大重开文，世称为柳范。（《宋史》卷四四〇《柳开传》。）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能称文者，必曰穆参军。（《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

柳穆提倡古文，排斥骈偶，然矫枉过正，而流于艰涩难通。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一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

嘉祐中，士人刘幾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政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幾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幾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九。）

自欧阳修起，法度细密，所谓古文者始盛。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也……博学有识度，通六经，尤深于《春秋》。为文章，简而有法。（王偁《东都事略》卷六四《尹洙传》。）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幼敏悟过人……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景祐初，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

修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刻石，居颍一年而卒。（王偁《东都事略》卷七二《欧阳修传》。）

欧氏汲引后进，于是曾、王、三苏之文风行一时。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

欧阳修得洵书二十篇，大爱其文辞，以为贾谊、刘向不过也。……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时学者……皆学其文，以为师法。以其父子俱知名，号为老苏。（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四《苏洵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近。（《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

南宋之文，皆不能纯，唯朱熹不以文名，而文自雄奇，效法韩、曾，毫无萎薾之气，实一大家也。

王十朋，字龟龄，温州乐清人。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宋史》卷三八七《王十朋传》。）

叶適，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宋史》卷四三四《叶適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

吕祖谦，字伯恭……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晚年会友之地，曰丽泽书院，在金华城中。（《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宋史》卷四三四《陈傅良传》。）

金文大率取法苏轼，而以金石文字擅场者为大家，赵秉文、元好问，其尤著者也。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珪博物，且识古文奇字……朝廷稽古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八《蔡珪传》。）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于是文风大衰。……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子好问……字裕之。……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金亡不仕。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晚年尤以著作自任。（《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传》。）

元文更颓薾不振，然纪事之文，常窥见元事。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薾而辞骫骳，疲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传》。）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后迁洛阳……生三岁而孤，育于伯父枢。枢隐居苏门……年十三，见许衡于苏门。十八，始受学于长安。时未尝为文，视流辈所作，惟见其不如古人，则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稍就正于衡，衡亦赏其辞……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又稍广置燕乐，燧则为之喜，而援笔大书，否则弗易得也。时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倾资结朝臣。一日欲求燧诗文，燧靳不与，至奉旨乃与之。……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

其门人最著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体裁议论一取法于表元者也。（《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传》。）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幼学文，脱去凡近，长益留心典故。常谓宋末文缛滥，克自奋厉，希古作者。（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二二《袁桷传》。）

马祖常，字伯庸，世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父润，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既长益笃于学。蜀儒张 讲道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数十，甚器之。……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有文集行于世。（《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为湖州人。……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集学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纶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乾淳风烈。尝以江左先贤甚众，其人皆未易知，其学皆未易言，后生晚进，知者鲜矣，欲取太原元好问《中州集》遗意，别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游其门见称许者，莆田陈旅，旅亦有文行世。国学诸生若苏天爵、王守诚辈，终身不名他师，皆当世称名卿者。（《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杨载，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后徙杭，因为杭人。少孤，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初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元史》卷一九〇《杨载传》。）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梈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耽诗工文，用力精深……所著诗文，多传于世。……持身廉正……吴澄以道学自任，少许可，尝曰：“若亨父，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为文志其墓学者称文白先生。（《元史》卷一八一《范梈传》。）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贯通百氏，早有文名。……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黄溍，字晋卿，婺州义乌人。……长以文名于四方。……视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师道自尊……而来学者滋益恭……溍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鱼鳖蛟龙，潜伏不动，而渊然之光，自不可犯。（《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

同郡柳贯、吴莱，皆浦阳人。贯字道传……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作文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与溍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附传》。）

吴莱，字立夫……辈行稍后于贯、溍。天资绝人，七岁能属文，凡书一经目，辄成诵……莱尤喜论文，尝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为法度所缚，举眼之顷，千变万化，坐作进退击刺，一时倶起，及其欲止，什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闻者服之。贯平生极慎许与，每称莱为绝世之才。溍晚年谓人曰：“莱之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所作，实非今世之士也。吾纵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为前辈所推许如此。……卒……私谥曰渊颖先生。（《元史》卷一八一《黄溍传附传》。）

骈体文：

宋人继六朝唐后，别创四六一体，代言之作如制诰，述恩之作如笺表，以隶事为工，对仗为巧，亦自创一风格。工此者每能得盛名显位，杨、刘、二宋，称为首出，沉博艳丽；欧、王、苏轼，继以昌大，而意无不尽，语无不工，尤尽四六之能事。宋代最重宏词，所习者即此也。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人有片辞可纪，必为讽诵。手集当世之述作，为《笔苑时文录》数千篇。（《宋史》卷三〇五《杨亿传》。）

刘筠，字子仪，大名人。……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

宋庠初名郊，字公序，安州安陆人，后徙开封之雍丘。……自应举时，与祁倶以文学名擅天下，俭约不好声色，读书至老不倦。善正讹谬。（《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

祁，字子京，与兄庠同时举进士……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论曰……庠明练故实，文藻虽不逮祁，孤风雅操，过祁远矣。（《宋史》卷二八四《宋祁传》。）

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宋祁笔记》上。）

欧阳修以古文排寡之调为四六。

臣闻神功不宰，而万物得以曲成者，惟各从其欲；天鉴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动者，在能致其诚。敢倾虔至之心，再

渎高明之听。（《欧阳修全集》卷九三《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王安石，喜运经史语入文，谓之典雅。

懋昭贤业，寅亮圣时，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岂独后思；尔瞻之节岩岩，方当上辅。（王安石《临川集》卷七九《贺致政赵少保启》。）

苏轼制表，驱遣经史语文，如出诸己。在欧、王二家之外，尤号雄杰，涵造化之妙，尽笔端之巧。南宋古文益衰，工四六者愈众，以流丽稳妥为能事，体乃愈卑矣。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高宗……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藻通显三十年，无屋庐以居。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

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幼颖迈，十岁能作邑人墓铭……太学诸生溺于王氏新说，少能词艺者。徽宗幸太学，崇礼出二表，祭酒与同列，大称其工。……高宗时，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崇礼妙龄秀发，聪敏绝人，不为崖岸斩绝之行。廉俭寡欲，独覃心辞章，洞晓音律，酒酣气振，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亦一时之英也。……楼钥尝叙其文，以为气格浑然天成，一旦当书命之任，明白洞达，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云。（《宋史》卷三七八《綦崇礼传》。）

适，字景伯番阳人……幼敏悟，日诵三千言。……以文学闻望，遭时遇主。（《宋史》卷三七三《洪适传》。）

遵，字景严……从师业文，不以岁时寒暑辍。（《宋史》卷三七三《洪遵传》。）

迈，字景卢……幼读书，日数千言……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迈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倅庐陵，因家焉。……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必大在翰林几六年，制命温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景希，建之浦城人。……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魏了翁，字华甫，邛州蒲江人。……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进华文阁待制……上章论十弊……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

制艺文：

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造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学者俯就绳式，推敲揣摩，有害于学术文学者甚大。

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宋季有魏天应论学绳尺一书，皆当时应举文字，有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注》。）

（乙）诗

宋诗初学西昆晚唐，欧阳修、王安石锐意学韩学杜，苏、王不主一格，巍然大家，宋诗体格，至是始成。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人。……赋咏人多传诵。……太宗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有……诗三卷。（《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名準，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平生著述，于章疏尤工，旨粹言简，多所开益……好为诗，警策清悟，有刘梦得、元微之风格，其气焰奇拔，则又过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

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及长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野不喜巾帻，无责贱皆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过客居士往来，留题命话，累宿而去。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有《草堂集》十卷。（《宋史》卷四五七《魏野传》。）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宋史》卷四五七《林逋传》。）

杨亿，字大年……六岁学吟诗……年十一，以童子召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叹异……太宗观华后苑，召命赋诗。明年，苑中曲宴，亿复以诗献。……有《西昆酬倡》等集……真宗尝谓王旦曰：“亿辞学无比，后学皆师慕之。文章有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旦曰：“后学皆师慕亿，唯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得其鳞甲。”谓其体弱，不宗经典云。（王偁《东都事略》卷四七《杨亿传》。）

刘筠……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

石延年，字曼卿……家于宋城。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于诗最工。（《宋史》卷四四二《石延年传》。）

苏舜钦，字子美……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去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以彼此较之，孰为然哉！……”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宋史》卷四四二《苏舜钦传》。）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为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由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讥刺托于时，晚益工。（《宋史》卷四四三《梅尧臣传》。）

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苏轼叙其文曰……诗赋似李白。（《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苏轼、王安石，叠为诗家宗主，苏门有黄、晁、秦、张诸人尤盛。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倶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庭坚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人……父端有工于诗。补之聪敏强记，才解事，即善属文……十七岁，从父官杭州，倅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宋史》卷四四四《晁补之传》。）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宋史》卷四四四《秦观传》。）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作诗晚岁亦务平淡，效白居易体，而乐府效张籍。（《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少而好学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谒曾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然小不中意，辄焚去，今存者才十一。世徒喜诵其诗文，至若奥学至行，或莫之闻也。（《宋史》卷四四四《陈师道传》。）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郓徙华。……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宋史》卷四四四《李廌传》。）

南宋诗，以尤、杨、范、陆为四大家，宋元之际，若真山民、汪水云为诗，凄凉感叹，虽为亡国遗音，而可窥见当时史事。

尤袤，字延之，常州无锡人。……入太学，以词赋冠多士……上……使人密察，民诵其善政不绝口，乃录其《东湖》四诗归奏。上读而叹赏，遂以文字受知。……尝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素有文名，尤工于诗。……自号石湖，有《石湖集》。（《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名读书之室曰诚

斋。……精于诗。（《宋史》卷四三三《杨万里传》。）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

金诗多学苏黄一派，至元好问而大。中州一集，汾河诸老稍嫌浅率，然征金事者，所不废也。

察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

赵秉文……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

党怀英，字世杰……能属文……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上章宗谓宰臣曰：“郝俣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金史》卷一二五《党怀英传》。）

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金史》卷一二六《刘昂传》。）

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工诗，雄健有法。……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金史》卷一二六《李汾传》。）

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元诗颇矫江西派粗犷之病，虞集以高亢胜，萨都剌以秾丽胜，末流或失之于纤，杨维桢读史乐府当行，别开一体，亦有足多。

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弘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继……以所作诗介他人质诸杨先生。先生曰：“此诗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尝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曰：“伯生学问高，余曾授以作诗法，余莫能及。”……故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范即德机先生梈，揭即曼硕先生傒斯也。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笑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陶宗仪《辍耕录》卷四。）

张翥，字仲举，晋宁人。……留杭，又从仇远字仁近，钱塘人先生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翥长于诗，其近体长短句尤工。（《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

萨都剌，字天锡，别号直斋，本答失蛮氏……有诗名……晚年寓居武林。每风日晴好，辄肩一杖挂瓢笠踏芒，凡深岩邃壑，人迹不到处，无不穷其幽胜，兴至则发为诗歌。（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萨都剌传》。）

诗社之集，以元时为最盛。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䜩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饶介为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明史·文苑传》……浦江吴氏，结月泉社，聘谢皋羽为考官……注见《怀麓堂诗话》。松江吕璜溪，尝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杨铁崖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赠遗，一时文人毕至，倾动三吴注：见《四友斋丛说》。又顾仲瑛玉山草堂，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张伯雨、于彦成诸人，尝寓其家，流连觞咏，声光映蔽江表注：见《元诗选》。此皆林下之人，扬风扢雅，而声气所届，希风附响者，如恐不及。……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乃搢绅之徒，风流相尚如此。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季风雅相尚》。）

（丙）词

词至宋而极盛。宋人填词，皆能被之乐府，北宋多小令，而气格浑成，南宋多为长调，而不免失之堆砌。苏、辛盛气汪洋，别为一体，周邦彦实为一代词宗，光前启后，其诗文亦有规律，故不同靡靡之作。

宋人编集歌词，长者曰慢，短者曰令，初无中调、长调之目。自顾从敬编《草堂词》，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朱彝尊《词综·发凡》。）

晏殊，字同叔……有《珠玉词》一卷。（朱彝尊《词综》卷四。）

晏幾道……殊幼子……有《小山词》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五。）

柳永，初名三变，字耆卿……有《乐章集》九卷……叶少蕴云：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丼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黄叔旸云：耆卿长于纤艳之词。（朱彝尊《词综》卷五。）

有客谓子野张先字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朱彝尊《词综》卷五。）

晁无咎云：“东坡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陆务观云：“……东坡……词……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朱彝尊《词综》卷六。）

贺铸，字方回……有《东山寓声乐府》三卷……妙绝一世……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谓之贺梅子……山谷有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为前辈推重如此。（朱彝尊《词综》卷七。）

周邦彦，字美成……有《清真集》二卷，……张叔夏云:“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沈伯时云：“作词当以清真为主。”（朱彝尊《词综》卷九。）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

刘克庄，字潜夫……有《后村别调》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一四。）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范石湖成大云：“白石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黄叔旸云：“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张叔夏云：“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朱彝尊《词综》卷一五。）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姜尧章云：“邦卿词奇秀清逸，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张功甫云：“……妥贴轻圆，辞情倶到。”（朱彝尊《词综》卷一七。）

吴文英，字君特……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张叔夏云:“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折下来，不成片段。”……沈伯时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朱彝尊《词综》卷一九。）

张炎，字叔夏……有《玉田词》三卷……仇仁近云：“……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朱彝尊《词综》卷二一。）

周密，字公谨……有《草窗词》二卷，一名《洲渔笛谱》。（朱彝尊《词综》卷二〇。）

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张叔夏云：“竹屋、白石、邦卿、梦窗，格调不凡，句法挺异。”（朱彝尊《词综》卷一七。）

朱淑真，钱塘人，有《断肠集》词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二五。）

李清照，字易安，格非之女，嫁赵明诚，有《漱玉集》一卷。（朱彝尊《词综》卷二五。）

（4）通俗文学

唐时佛教流行，因以俗文敷衍教义，传播既久，用之以作传记。至宋语体尤盛，出使专对则有口语，讲学则有语录，小说、戏曲之作，则雅俗并陈。元人《水浒传》，纯以语体行之，遂成章回说部一体。自此以后，小说、戏曲，深入人心，弥漫社会，风俗思想，为之一变。

（甲）宋元人小说

《五代史平话》：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敚去数叶，不能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归装，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录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曹元忠《五代史平话跋》。）

《京本通俗小说》：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按：即冯誉骥家妆奁中，有旧妙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按：缪刻本存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凡七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按：词话与评话异，此说不然。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使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阙卷上第一叶，卷中第一二三叶。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此书与《五代平话》 《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书中载元奘取经，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义》所本。（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宣和遗事》：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其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余于戊辰冬，得宣和遗事二册，识是述古旧藏。……述《古堂书目》，宋人词话门，有《宣和遗事》四卷……后检之高儒《百川书志》，于史部传记类云：《宣和遗事》二卷，载徽、钦二帝屯泰二百七十余事。虽宋人所记，辞近瞽史，颇伤不文。（黄丕烈《宣和遗事跋》。）

《水浒传》：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乙）金人院本

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院本者，《太和正音谱》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为何语，后读元刊《张千替杀妻》杂剧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则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云尔。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种，见于陶九成《辍耕录》卷二十五者，不言其为何代之作。而院本之名，金元皆有之，故但就其名，颇难区别。以余考之，其为金人所作，殆无可疑者也。自此目观之，甚与宋官本杂剧段数相似，而复杂过之。其中又分子目若干，曰和曲院本者十有四本。其所著曲名，皆大曲法曲，则和曲殆大曲法曲之总名也。曰上皇院本者十有四本。其中如《金明池》《万岁山》《错入内》《断上皇》等，皆明示宋徽宗时事，他可类推，则上皇者，谓徽宗也。曰题目院本者二十本。按题目即唐以来合生之别名。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合生》条，言：《唐书·武平一传》，平一上书：比来妖伎胡人，于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名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即合生之原，起于唐中宗时也。今人亦谓之唱题目云云。此云题目，即唱题目之略也。曰霸王院本者六本，疑演项羽之事。曰诸杂大小院本者一百八十有九，曰院么者二十有一，曰诸杂院爨者一百有七。陶氏云：“院本又谓之五花爨弄。”则爨亦院本之异名也。曰冲撞引首者一百有九，曰拴搐艳段者九十有二。案《梦粱录》卷二十云：“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则引首与艳段，疑各相类。艳段《辍耕录》又谓之焰段，曰：“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其所以不得为正杂剧者当以此，但不知所谓冲撞、拴搐作何解耳。曰打略拴搐者八十有八，曰诸杂砌者三十。案芦浦笔记，谓：“街市戏谑有打砌、打调之类。”疑杂砌亦滑稽戏之流。然其目则颇多故事，则又似与打砌无涉。《云麓漫钞》卷八：“近日优人作杂班，似杂剧而稍简略。金虏官制，有文班武班，若医卜倡优，谓之杂班。每宴集，伶人进，曰杂班上，故流传作此。”然《东京梦华录》，已有杂扮之名。《梦粱录》亦云：“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当作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则自北宋已有之。今打略拴搐中，有和尚家门、先生家门、秀才家门、列良家门、禾下家门各种，每种各有数本，疑皆装此种人物，以资笑剧，或为杂扮之类；而所谓杂砌者，或亦类是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丙）元人杂剧

曲至元而盛。曲本词之余，宋人间用俚语。金元愈臻浅俗，杂以胡语，南人所作，谓之南曲以别之。南曲两人对唱，北曲一人独唱，若易人必换宫，又南北之别也。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宋赵德邻取唐元微之《会真记》，或仍原文，或加删削。于吃紧处，则系以《蝶恋花》词，谓之诨词，金有院本、杂剧、诸公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又有焰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简耳。取其如火焰，易明而易灭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

元人著北曲者至多，关汉卿、王实甫为最著。

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世称宋词元曲。然词在唐人，已优为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十七宫调……一时文人才士辈，所撰杂剧，计五百四十九种，皆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可以被管弦，协律吕……又曰升平乐。（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关汉卿传》。）

马致远，《汉宫秋》等十三本，如鹏抟九霄；白仁甫，《梧桐雨》等十七本，如朝阳鸣凤；李寿卿，《临岐柳》等十一本，如春晓洞天；乔孟符，《金钱记》等八本，如神鳌鼓浪；费唐臣，《贬黄州》等三本，如三峡波涛……王实甫，《西厢记》等二十二本，如花间美人……郑德辉，《细柳营》等二十本，如碧汉晴云……并称杰构。（邵远平《元史类编》卷三六《关汉卿传注》。）

南曲以高则诚《琵琶记》为称首。

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而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辈，咸富有才情……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但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沈约四声，遂阙其一。……复变新体，号为南曲。高拭则成，遂掩前后。……凡曲北字多而调促……南字少而调缓……北宜和歌，南宜独奏。（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一》。）

高明则诚者，温之永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乙酉榜，授处州录事……方国珍聘置幕下，不行。旅寓明州，以词曲自娱……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即弃其妻，而赘于不花太师家，则诚恶之，故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头上四王，为王四云尔；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何元朗《曲论》。）

（5）书 画

（甲）书

宋：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华阳人。……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献八体书。（《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传》。）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宋史》卷四四一《李建中传》。）

陈尧佐……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老犹不衰。（《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

李行简……家贫……聚木叶学书，笔法遒劲。（《宋史》卷三〇一《李行简传》。）

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及令书《温成后父碑》，则曰：“此待诏职耳。”不奉诏。（《宋史》卷三二〇《蔡襄传》。）

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纡徐婉转，纚纚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杨慎《升庵合集》卷一六九《书品》。）

黄庭坚……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

东坡题鲁直草书《尔雅》后云：“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赵德麟《侯鲭录》卷三。）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特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宋史》卷四四四《米芾传》。）

鲁公蔡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字势豪健，痛快沉著。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晚……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

吴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

金：

张即之……字温夫……其书当时所重。完颜有国时，每重购其迹。（文徵明《文待诏题跋》卷下。）

王竞……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金史》卷一二五《王竞传》。）

赵公秉文……有才藻，工书翰……字画则有晋魏以来风调，而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元好问《中州集》卷三。）

赵……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金史》卷一二六《赵讽传》。）

王庭筠……书法学米元章，与赵沨、赵秉文、倶以名家。（《金史》卷一二六《王庭筠传》。）

元：

巙巙，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元史》卷一四三《巙巙传》。）

赵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揭傒斯……善楷书、行、草。朝廷大典册……必以命焉。（《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

虞集……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

（乙）画

宋：

荆浩山水，为唐末之冠，关仝尝师之……宋世山水超绝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宽三人而已。尝评之：董元得山之神气，李成得山之体貌，范宽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曜古今，为百代师法。（汤厚《古今画鉴》。）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避地营丘……画师关仝，凡烟云变灭，水石幽闲，树木萧森，山川险易，莫不曲尽其妙。（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

范宽，初名中正，字仲立……以其豁达，有大度，故以宽名之。……北宋时，天下为山水者，惟范宽与李成称绝。议者谓李成之笔，近视如千里之遥，范宽之笔，远望不离坐外，皆造乎神也。（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八二。）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病痹，遂致仕。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宋史》卷四四四《李公麟传》。）

米芾……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子友仁，字元晖，……亦善书画，世号小米。（《宋史》卷四四四《米芾传》。）

米芾，字元章，天姿高迈……作画喜写古贤像，山水其源出董源，天真发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

米友仁，字元晖，元章之子，能传家学……烟云变灭，林泉点缀，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题其画曰墨戏。（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苏轼，同之从表弟也。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宋史》卷四四三《文同传》。）

徽宗……好书画。兴学较艺，如取士法。……尤注意花鸟，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二。）

金：

赤盏君实，女真人，居燕城。画竹学刘自然，颇有意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

蘧然子赵滋……画入能品。（元好问《中州集》卷一〇。）

元：

赵孟頫……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子雍、弈并以书画知名。（《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元四大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老人；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以画名家。（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八二。）

倪迂画……可称逸品……元之能者虽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未洗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陈继儒《妮古录》卷一。）

元人善画者多，其在大都，山水则刘融伯熙、乔达达之、韩绍晔子华、高克恭彦敬，李希闵克孝，竹石则李衎仲宾、于士行遵道、张德琪廷玉、李有仲方、刘德渊仲渊及张敏夫、高吉甫、刘广之，花果则谢佑之，人物则李士传，传写则焦善甫、冷起岩。（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二一九《补遗·引粉墨春秋》。）

按：宋元画家辈出，大抵规范唐人，然自元黄公望、倪瓒等，以简逸为天下倡，画风乃一变。

（6）印 刷

五代雕板之术兴，官书家刻，同时并盛。印刷术日精，迨宋庆历间，活字版兴，文化臻进，裨益不少。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黏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

今世刻书，字体有一种横轻直重者，谓之为宋字；一种楷书圆美者，谓之为元字。……吾谓北宋蜀刻经史，及官刻监本诸书，其字皆颜柳体，其人皆能书之人。其时家塾书坊，虽不能一致，大都笔法整齐，气味古朴。……光宗以后，渐趋于圆活一派。……已近于今日之元体字。而有元一代官私刻本，皆尚赵松雪字，此则元体字之所滥觞也。……明季始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庸劣不堪。（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

（三）工艺制造

（1）纺 织

（甲）宋

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挣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视之如雕镂之象……单州成武县，织薄缣，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如雾……泾州……能拈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庄绰《鸡肋编》卷上。）

宋之锦标，则有刻丝作楼阁者，刻丝作龙水者，刻丝作百花攒龙者，刻丝作龙风者，紫宝阶地者，紫大花者，五色簟文者一名山和尚，紫小滴珠方胜鸾鹊者，青绿簟文者一名阇婆，一名蛇皮，紫鸾鹊者一等紫地紫鸾鹊，一等白地紫鸾鹊，紫白花龙者，紫龟纹者，紫珠焰者，紫曲水者一名落花流水，紫汤荷花者，红霞云鸾者，黄霞云鸾者一名绛霄，青楼阁者阁一作台，青天落花者，紫滴珠龙团者，青樱挑者，皂方团白花者，褐方团白花者，方胜盘象者，球路者，衲者，柿红龟背者，樗蒲者，宜男者，宝照者，龟莲者，天下乐者，练鹊者，方胜练鹊者，绶带者，瑞草者，八花晕者，银钩晕者，细红花盘雕者，翠色狮子者，盘球者，水藻戏鱼者，红遍地杂花者，红遍地翔鸾者，红遍地芙蓉者，红七宝金龙者，倒仙牡丹者，白蛇龟纹者，黄地碧牡丹方胜者，皂木者。绫引首及托里，则有碧鸾者，白鸾者，皂鸾者，皂大花者，碧花者，姜牙者，云鸾者，樗蒲者，大花者，杂花盘雕者，涛头水波纹者，仙纹者，重莲者，双雁者，方旗者，龟子者，方毂纹者，鸂 者，枣花者，叠胜者，辽国白毛者，金国回文花者，高丽国白鹫者，花者。余未及尽识，殊以为恨。（董其昌《筠轩清录》卷下。）

张贵妃又尝侍上元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二。）

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方勺《泊宅编》卷三。）

（乙）元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错纱配色，综线絜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

燕人何失世，以织纱縠为业，与张进忠制笔齐名。（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九《补遗·引宋元诗会笺》。）

（2）雕 漆

嘉兴斜塘杨汇髹工、鎗金、鎗银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或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后用新罗漆。若鎗金则调雌黄，若鎗银则调铅粉。日晒后用挑挑嵌所刻缝罅，以金薄或银薄，依银匠所用纸糊笼罩，置金银薄在内，遂旋细切取，铺已施漆上，新绵揩拭牢实，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余金银都在绵上。于熨斗中烧灰置锅内熔锻，浑不走失。（陶宗仪《辍耕录》卷三〇。）

螺钿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宋朝内府中物……倶是坚漆，或有嵌铜线者，甚佳。元朝时富家，不限年月做造，漆坚而人物细可爱。（曹昭《格古要论》卷八。）

髹漆器用蚌蛤壳镶嵌，象人物花草，谓之螺填。吕蓝衍《言鲭》，谓：牂牁蛮国，其王号鬼王，其别帅曰罗殿，在贵州界内，世用其蛤饰器，谓之罗殿。此说非也。今贵州水西一带，即罗甸鬼国……皆崇山峻岭，并无江河，安得有蚌蛤之属？此器多出自广东沿海一带，按方勺《泊宅编》谓：螺填器本出倭国，而蓝衍讹为罗殿而附会之误矣。周密《驾幸张府记》：宋高宗幸张循王府，王所进有螺钿盒十具。又《癸辛杂识》，王 谄贾似道，作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当国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矶奏捷之类，贾相乃大喜。则螺填当作螺钿为是。（赵翼《陔馀丛考》卷三三。）

（3）瓷 器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二。）

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陆深《春风堂随笔》。）

宋时处州章生兄弟者，皆作窑，兄所作者，视弟色稍白而断纹多，号白圾碎，故曰哥窑。（王世贞《宛委馀编》卷一五。）

宋叶寘《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密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

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瓮诸色，几与哥窑等价。（施闰章《矩斋杂记》

（4）塑 像

鄜州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

予家旧藏一对卧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阿尔尼格，尼博啰国人也……善画塑及铸金为像。……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有刘元者，尝从阿尔尼格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后大都南城作东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上髹帛，俨然成像云。（《元史》卷二〇三《阿尔尼格传》。）

（5）建 筑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法堂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配基阶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为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

（6）器 用

（甲）文 具

笔：

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

纸：

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俱 花竹鳞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陈继儒《妮古录》卷二。）

“百硾纸”出高丽，以楮造，捣练极工，拟于茧。“凝霜纸”出黟歙，复有长纸，一幅可五十尺。（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三七《引事物绀珠》。）

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玉板、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惟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费著《蜀笺谱》。）

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一。）

宋有……藤白纸、研光小本纸、蜡黄藏经笺有金粟山、转轮藏二种、白经笺、鹊白纸、白玉版匹纸、蚕茧纸，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英山纸、上虞纸，皆可传之百世。（董其昌《筠轩清录》卷中。）

墨：

宋熙丰间，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剂”。（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三七《引窗间纪闻》。）

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数饼，故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何薳《春渚纪闻》卷八。）

潭州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桐花烟”。其制甚坚薄，不为外饰以眩俗眼。……每磨研间，其光可鉴。画工宝之，以点目瞳子，如点漆云。（何薳《春渚纪闻》卷八。）

陶九成载墨……宋张遇、潘衡、蒲大韶款曰：书窗轻煤，佛帐余韵、叶世英尝造德寿宫墨、朱知常朱知常香剂、梁果、李世英款曰：丛桂堂李世英、胡友直、潘秉彝衡孙、徐知常、叶邦宪尝造复古殷墨、雪斋款曰：雪斋宝墨、周朝式、李克恭世英子、乐温亦世英子、蒲彦辉、刘文通、郭忠厚、镜湖方氏、黄表之、齐峰、刘士先尝造缉熙殿墨、寓庵、俞林、邱放、谢东、徐禧、叶茂实三衢、翁彦卿、元潘云谷清江、胡文忠长沙、林松泉钱塘、於材仲宜兴、杜清碧武夷、卫学古松江、黄修之天台、朱万初豫章、邱可行金溪、邱世英、邱南杰并可行子、可谓详矣。然……宋不载常和、沈珪、陈相、张孜、沈晏、徐铉、张谷、潘谷、叶谷、常遇、潘遇、陈瞻、王迪、苏澥、陈昱、关珪、关瑱、郭遇明、江通、朱觐、胡景纯、梅瞻、耿德真，何也？

士大夫如苏子瞻、晁季一、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皆能制墨，见何薳《春渚纪闻》。（董其昌《筠轩清录》卷下。）

砚：

宋欧阳文忠公《砚谱》云：端石……以子石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盖精石也。（曹昭《格古要论》卷七。）

作澄泥砚法：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挪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荫干。然后以利刀手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垛于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亚于石者。（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

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澡。世传……其瓦，俾陶人澄泥，以 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

砚品中端石，人皆贵重之。载于谱记凡数家，取予各异。或佳其有眼为端，或以无眼为贵。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则多眼，坚则少眼。石嫩则细润而发墨，所以贵有眼，不特为石之验也。眼之品类不一，曰鹦哥眼，曰鸛鹆眼，曰丫哥眼，曰雀眼，曰鸡翁眼，曰猫眼，曰菉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绿为上，黄赤为下。谚谓火黯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庙尝书翰墨数说以赐曹勋。其一云：“端璞出下嵓，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中下品则皆砂壤相杂。不惟肌理既粗，复燥而色赤，如后历新，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

（乙）舟 车

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上“记里鼓车”之制：“独辕双轮，箱上为两重，各刻木为人，执木槌。……车行一里，下一层木人击鼓……车行十里，上一层木人击镯。”（《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一》。）

“龙肩舆”，一名棕檐子，一名龙檐子，舁以二竿，故名檐子，南渡后所制也。（《宋史》卷一五〇《舆服志二》。）

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今之民间锱车，重大推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二。）

所乘车，置龙首鸱尾，饰以黄金。又造“九龙辂”、“诸子车”，以白金为浮图，各有巧思。（《辽史》卷七一《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召入商议中书省事，知枢密院事。大理国进“象牙金饰轿”，即以赐之。（《元史》卷一二八《床兀儿传》。）

建议选锐兵于乾宁军，挽“刀鱼船”，自界河直趋平州境，以牵西面之势。（《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

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从海道至京师。（《宋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海运》。）

叙州守将，横截江津，军不得渡，按只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破其军。（《元史》卷一五四《石抹按只传》。）

（丙）军 器

熙宁七年……是岁始造箭，曰“狼牙”，曰“鸭觜”，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刃凿子”，凡四种，推行之。（《宋史》卷一九七《兵志一一》。）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

郑华原……荐和铣于徽祖……铣因上制胜强远弓式，诏施行之。弓制实弩，极轻利，能破坚于三百步外，即边人所谓“凤凰弓”者。绍兴中，韩蕲王世忠因之，稍加损益，而为之新名曰“克敌”，亦诏起部通制，至今便焉。洪文敏《容斋三笔》，谓祖熙宁神臂之规，实不然也。（岳珂《桯史》卷五。）

度宗咸淳九年六月……沿边州郡，因降式制回回炮，有触类巧思，别置炮远出其上。（《续通考》卷一三四《兵考一四》。）

火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简，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金史》卷一一六《蒲察官奴传》。）

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礶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金史》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

尝制甲……以献。至元十一年，别制“叠盾”，其制张则为盾，敛则合而易持。世祖以为古所未有。（《元史》卷二〇三《孙威传》。）

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萨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额将布格，王以阿喇卜丹、伊斯玛音应诏……二十二年，枢密院奉旨，改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以阿喇卜丹为副万户。（《元史》卷二〇三《阿喇卜丹传》。）

伊斯玛音……善造炮。至元十年，从国兵攻襄阳……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十八年……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明年十九年，改军匠万户府万户。（《元史》卷二〇三《伊斯玛音传》。）

（丁）指南针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转运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玺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阴观指南针。（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四）风 俗

（1）饮 食

（甲）宋

馔：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卷上。）

集英殿宴金国人使九盏：第一肉咸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䏑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咸豉旋鲊瓜姜。看食：枣锢子、膸饼、白胡饼、饼。（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

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庙幸清河郡王张浚第，进奉筵宴目：绣花高 果垒八色：香圆、真柑、石榴、枨子、鹅梨、乳梨、槟楂、花木瓜；乐仙干果叉袋儿十二色：荔枝、圆眼、香莲、榧子、榛子、松子、银杏、梨肉、枣圆、莲子肉、林檎旋、大蒸枣；缕金香药十色：脑子花儿、甘草花儿、硃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史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朮人参、橄榄花儿；雕花蜜煎十二色：梅球儿、红消花、笋、蜜冬瓜鱼、红团花、木瓜大段、金橘、青梅、荷叶姜、蜜笋花儿、枨子、木瓜方花儿；砌香酸盐十二色：香药木瓜、椒梅、香药藤花、樱桃、紫苏奈香、菊花柳儿、葡萄、甘草花儿、姜丝梅、梅肉饼儿、水红姜、杂丝梅饼儿；脯肠十色：肉线条子、皂角铤子、云梦儿、鰕腊、肉腊、奶房、旋鲊、金山盐豉、酒醋肉、肉瓜虀；垂手盘子八色：陈蜂儿、番葡萄、香莲事件、巴榄子、大金橘、新椰子、小橄榄、榆柑子；再坐进四时果八色：春藕、鹅梨饼子、甘蔗、乳梨肉儿、红柿子、切枨子、切绿橘、生藕铤儿；时新果十二色：金橘、杨梅、新罗葛、切蜜蕈、切脆枨、榆柑子、新椰子、切宜母子、藕铤子、甘蔗奈香、新柑子、梨五花儿；珑缠果子十二色：荔枝甘露饼、荔枝葵花、荔枝好郎君、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枣圈、缠梨肉、香莲事件、香药葡萄、缠松子、糖霜玉蜂儿、白缠桃条；下酒三十味：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奶房签、三脆羹、羊舌签、萌芽肚、肫掌签、鹌子羹、肚 脍、鸳鸯煠肚、炒沙鱼、衬汤、鳝血炒鲎、鹅肫掌汤虀、螃蟹酿枨、奶房玉蕊羹、鲜虾蹄脍、南炒鳝、洗手蟹、鯚鱼假蛤蜊、五珍脍、螃蟹清羹、鹌子水晶脍、猪肚假江、鰕枨脍、鰕鱼汤虀、水母脍、二色玺儿羹、蛤蜊生、血粉羹；插食八色：炙肚胲、炒白腰子、炙鹌子脯、润鸡、润兔、炙炊饼、□□□□、鰕脔骨；劝酒果子库十番：砌香果子、调花蜜煎、时新果子、独装巴榄子、咸酸蜜煎、装大金橘小

橄榄、独装新椰子、四时果四色、对装拣松番葡萄、对装春藕陈公梨；厨劝酒十味：江 煠肚、江 生、蝤蛑签、姜醋香螺、香螺 肚、姜醋假公权、煨牡蛎、牡蛎 肚、假公权肚、蟑距煠肚案元阙名《馔史》，亦载此条，此下有对食十盏二十分：莲花鸭签、茧儿羹、三珍脍、南炒鱣、水母羹脍、鹌子羹、鯚鱼脍、三脆羹、洗手蟹、肚胘。对展每分时果五盘，晚食五十分，名件二色：茧儿小头羹饭、肚子羹、笑靥儿脯、腊鸡、脯鸭。（徐大焯《烬余录》甲编。）

茶：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颗，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惟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颗”者，极下材耳。（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子由《煎茶诗》云：“煎茶旧法西出蜀，水声火态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又云：“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仍以他物煎之。陈后《山茶诗》云：“愧无一缕破双团，惯下姜盐枉肺肝。”东坡《和寄茶诗》亦云：“老妻稚子不知爱，一手已入姜盐煎。”若茶品自佳，杂以他物，适败其味尔。茶性冷，盐导入下经，非养生所宜。山谷谓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以盐，勾贼破家。薛能《鸟觜茶诗》，亦有“盐损添当戒，姜宜著更夸”之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七。）

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朱彧《洲可谈》卷一。）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釆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朱彧《洲可谈》卷一。）

酒：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曰“洞庭春色”。（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

东坡性喜饮，而饮亦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酿，又作《蜜酒歌》。（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

旧得酿法极简易，盛夏三日辄成，色如湩醴，不减玉友。仆夫为作之，每晚凉即相与饮三杯而散，亦复盎然。（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

寿皇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分数旋取旨，盖酒户大小已尽察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所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郫人刳竹之大者，倾春酿于筒，苞以藕丝，蔽以蕉叶，信宿馨达于外，然后断之以献，俗号“郫筒酒”。（赵朴《成都古今记》。）

（乙）辽

契丹主达鲁河钓牛鱼，以其得否，为岁占好恶。……牛鱼，云生东海，头如牛……冯道《使虏诗》曰：“曾叨腊月牛头赐。”（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三。）

《渑水燕谈》载，契丹国产大鼠曰“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尝，常以羊乳饲之。……近世乃不闻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六。）

辽于南京置栗园司，萧韩家奴为右通造，典南京栗园是也。（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八引《析津日记》。）

（丙）金

饮食，甚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嗜酒好杀。酿米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杀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茶酒三行。虏法先汤后茶。……旋供晚食果飦，如南方斋筵，先设茶筵，一般若七夕乞巧。其瓦垄、桂皮、鸡肠、银铤、金刚镯、西施舌，取其形，密和面，油煎之，虏甚珍此茶食谓未行酒，先设此品，进茶一盏，又谓之茶筵。次供馒头、血羹、毕罗、肚羹、荡羊、饼子、解粥、肉虀羹、索面、骨头盘子，自后大同小异。酒味甚漓。……洗漱冠栉毕，点心已至。灌肺、油饼、枣糕、面粥、有供糕糜处。……燕山酒固佳，是日所饷，极为醇厚，名“金”，盖用金 水以酿之也。（周煇《北辕录》。）

（丁）元

今以早饭前及饭后，午前午后晡前小食，为点心。（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七。）

迤北八珍，醍醐、麆吭、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即马奶子。（元阙名《馔史》。）

国朝日进御膳，例用五羊。而上自即位以来，日减一羊。（陶宗仪《辍耕录》卷二。）

宫中以玉板笋及白兔胎作羹极佳，名“换舌羹”，备载尤良名馔录。（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酒有翠涛饮、露囊饮、琼华汁、玉团春、石凉春、葡萄春、凤子脑、蔷薇露、绿膏浆，醋有杏花酸、脆枣酸、润肠酸、苦苏浆，盐有水晶盐、荟霜盐、五色盐，酱有蚁子酱、鹤顶酱、提苏酱，油有苏合油、片脑油、腽肭脐油、猛火油。（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2）衣 饰

（甲）宋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诏：“以士庶车服，颇有逾僭。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详定以闻。”昉奏：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请禁之。其私第便服，许紫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从之。“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士大夫交际常服之。“紫衫”本军校之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禁以戎服临民。自是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凉衫”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孝宗乾道初以其似凶服，禁之，便服仍许用紫衫。“深衣”用白细布，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际服之。“襕衫”，亦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续通典》卷五九《礼一五》。）

端拱二年，诏……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政和七年，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丁瓘言：“农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娼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钩墩今亦谓之袜袴，妇人之服也。（《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其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仁宗天圣三年，诏……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皇祐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尺，梳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仿之，至谓之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淳化三年，京师里巷妇人竞剪黑光纸团靥，又装缕鱼腮中骨，号“鱼媚子”，以饰面。（《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司马公……又说，妇人不服宽袴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以便乘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而士大夫家反慕之。（江休复《醴泉笔录》卷上。）

崇宁、大观间，衣服相尚短窄。宣靖之际，内及闺阁，外及乡僻，上衣逼窄称其体，襞开四缝而扣之，曰“密四门”；小衣逼管开缝而扣之，曰“便裆”，亦曰“任人便”；发髻大而扁，曰“盘福龙”，亦曰“便眠觉”。绍兴以后，此风稍息。景定以后，复若宣靖，识者知为服妖。（徐大焯《烬余录》乙编。）

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髩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已后，多梳云尖巧额，髩橕金凤。小家至为翦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卷上。）

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粉点眼角，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或曰“鹁角”。（《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

（乙）辽

国母与番官，皆番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番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加珠玉翠毛，盖汉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象也。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服紫窄袍，加义襕，紫 鞢带以黄红色绦裹革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缀饰。

又有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擫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带末缀珠。或紫皂幅中，紫窄袍，束带。丈夫或绿巾，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责，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叶隆礼《契丹国志》二。）

（丙）金

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旧俗。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紬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纻丝四袖。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袴袜皆以皮。至妇人衣，白大袄子，下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圏，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衫皆极宽大。有位者便服立，止用皂纻丝，或番罗，系版绦，与皂隶略无分别。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贱皆著尖头靴。所顶之巾，谓之“蹋鸱”。（周煇《北辕录》。）

燕地……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庄绰《鸡肋编》卷上。）

（丁）元

“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只孙宴服者，责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间，膺首服亦如之。（陶宗仪《辍耕录》卷三〇。）

《永乐大典》服字韵，载蒙古冠服，引《析津志》云，“罟罟”以大红罗幔之。胎以竹凉胎者轻。上等大，次中，次小。用大珠穿结龙凤楼台之属，饰于其前后。复以珠缀长条，禒饰方弦，掩络其缝。又以小小花朵插带，又以金累事件，装嵌极贵。宝石塔形在其上。顶有金十字，用安翎筒，以带鸡冠尾。出五台山，今真定人家养此鸡，以取其尾甚贵。罟罟后，上插朵朵翎儿，染以五色，如飞扇样。先带上紫罗“脱木华”。（胡敬《南薰殿图像考》卷下。）

元朝后妃……皆带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札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汉人也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一〇。）

（3）嫁 娶

（甲）宋

公主下降。初被选尚者，即拜驸马都尉，赐玉带、袭衣、银鞍勒马、釆罗百匹，谓之“系亲”。（《宋史》卷一一五《礼志一八》。）

诸王聘礼，赐女家白金万两敌门注，即古之纳采。（《宋史》卷一一五《礼志一八》。）

诸王纳妃……定礼……果槃、花粉、花幂、眠羊、卧鹿、花饼、银胜、小色金银钱等物。（《宋史》卷一一五《礼志一八》。）

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至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三注。）

元祐大婚，吕正献公当国，执议不用乐。宣仁云：“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周煇《清波杂志》卷一。）

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座相并，各立小幡……奠毕……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两家亦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资以养生焉。（康誉之《昨梦录》。）

婚娶之法，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得吉无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明开，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家回定帖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段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段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红彩销金酒衣，簇盖酒上，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五男二女绿 盛礼书为头合，共辏十合，或八合，用彩袱盖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段匹、珠翠须掠、皂罗巾段、金玉帕、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元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辨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樽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箸一双，葱两株，安于樽内，谓之“回鱼箸”。若以富家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并以彩帛造像生葱双株，挂于鱼水樽外答之。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段、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次下则“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导日方行送聘之礼。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金帔坠者是也。若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

其便，此无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亦用双缄聘启礼状。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而已。若下财礼，则女氏得以助其虚费耳。又有一等贫穷父母兄嫂所倚者，虽色可取，而奁具茫然，在议亲者，以首饰衣帛加以诸物送往，谓之兜裹。今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礼物答回，以绿紫罗双匹、彩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女工等，如前礼物。更有媒氏媒箱、段匹、盘盏、官楮、花缸礼合惠之。自聘送之后，节序不送，择礼成吉日再行，导日礼报女氏，亲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盝、洗项、画彩钱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铺房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方敢纵步往来。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盒、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雇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担子，或棕檐花藤轿，前往女家，迎娶新人。其女家以酒礼款待行郎，散花红、银、利市钱会讫，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追催促登车，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既已登车，擎担从人，未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担作乐，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克择官执花，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以压青阳煞耳。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行车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遂以二亲信女使，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锦褥，或青毡花席上行，先跨马鞍，蓦背平秤，过入中门，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迎入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富贵之家，委亲戚接待女家亲家，及亲送客，会汤次拂备酒四盏款待。若论浙东以亲送客急三杯或五盏而回，名曰“走送”。向者迎新郎礼，其婿服绿裳、花幞头，于中堂升一高座，先以媒氏或亲戚互斟酒，请下高座归房，至外姑致请，方下坐回房“坐富贵”。今此礼久不用矣，止用妓乐花烛迎引入房，房门前先以彩帛一段横挂于楣上，碎裂其下，婿入门，众手争扯而去，谓之利市缴门，争求利市也。婿登床右首坐，新妇坐左首，正坐富贵礼也。其礼官请两新人出房，诣中堂参堂，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倒行；女挂于手面，相看而行，谓之“牵巾”。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毕，女复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房，讲“交拜”礼。再坐床，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钱、彩钱、杂果“撒帐”，次命妓女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毕，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结发，名曰“合髻”。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绿抛纽，次掷花髻于床下，然后请掩帐。新人换妆毕，礼官迎请两新人诣中堂，行参谢之礼；次亲朋讲庆贺，及参谒外舅姑已毕，则两亲家行新亲之好，然后入礼筵；行前筵五盏礼毕，别室歇坐，数杯劝色，以叙亲义，仍行上贺赏花，节次仍复再入

公筵，饮后筵四盏，以终其仪。三日，女家送冠花、彩段、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蜜，顿于盘中，四围撒帖套丁胶于上，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其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名曰“会郎”，亦以上贺礼物与其婿。礼毕，女家备鼓吹迎送婿回宅第。女家或于九朝内移厨往婿家致酒，谓之“暖女会”。自后迎女回家，以冠花、段匹、合食之类送归婿家，谓之“洗头”。至一月，女家送弥月礼合，婿家开筵延款亲家及亲眷，谓之“贺满月”会亲。自此礼仪可简，遇节序，两亲互送节仪。若士庶百姓之家，贫富不等，亦宜随家丰俭，却不拘此礼。若果无所措，则已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

（乙）辽

辽太宗会同三年十二月，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续通典》卷五八《礼一四》。）

统和十二年九月……行“拜奥礼”《国语》解，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当奥而坐，以主其礼，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奥礼。（《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

惕隐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车至便殿东南七十步止，惕隐夫人请降车。负银罂，捧縢履黄道行。后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却行。置鞍于道，后过其上。乃诣神主室三拜。（《辽史》卷五二《礼志五》。）

选皇族诸妇宜子孙者，再拜之，授以罂縢。（《辽史》卷五二《礼志五》。）

（丙）金

金人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逾。婿纳币，皆先期拜门，亲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 贮之，其次以瓦。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指、小软指，如中国寒具即饼也。……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好则留，不好则退。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既成婚，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用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每群九牝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那”，妻谓夫为“爱根”。（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马为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逑娶欲纳之，则携而归，后方具礼偕来女家，以告父母。死则群母，兄死则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4）丧 葬

（甲）宋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昉等奏：准后唐长兴二年诏：五品、六品常参官，丧轝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七品常参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京官及检校试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从之。（《续通志》卷一一八《礼略八》。）

今之士大夫居丧，食肉饮酒，无异平日。又相从宴集，然无愧，人亦恬不为怪。……乃至鄙野之人，或初丧未，亲宾则齑馔酒往劳之，主人亦自备酒馔，相与饮啜，醉饱连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丧作乐以娱尸，及殡葬则以乐导轜车，而号哭随之。亦有乘丧即嫁娶者。（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六注。）

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荣嶷言：“比因臣僚陈请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诚为善政。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宋史》卷一二五《礼志二八》。）

董成二郎……殂既，家人用俚俗法，筛细灰于灶前，覆以甑，欲验死者所趋。旦而举之，二鹅足迹，俨立于灰上，皆疑董堕畜类。（洪迈《夷坚志》乙集上。）

（乙）辽

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旺，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以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

（丙）金

其疾病无医药，尚巫祝，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用车载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亲友死，则以刀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5）令 节

（甲）宋

三元观灯……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路台，教坊陈百戏。（《宋史》卷一一三《礼志一六》。）

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宋史》卷一一三《礼志一六》。）

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服衣、冥钱在上焚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

正月，“元旦”，天子受朝贺，俗谓之排正仗。……三日，放士庶赌博……“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面茧以肉或素馅……“立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贰以上，皆赐春幡胜，以罗为之，近臣皆加赐银胜。……“上元”，自月初开东华门为镫市……妇人又为镫球、镫笼，大如枣栗，加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十八日，谓之收镫。……二月，一日，名中和节。……“社日”……学生皆给假，幼女辍工夫……父母取已嫁女归家，名曰归宁……“寒食节”……今云断火三日者，冬至后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三月……国朝故事，唯自“清明日”，开集禧殿太乙宫三日……“上巳”，上开金明池、金水河、琼林苑。……西京多重此日……每于此月，当牡丹盛开之际，各出其花于门首及廊庑间，名曰“斗花会”。（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

四月八日……“浴佛”之日。……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等物。……六月，京师“三伏”，唯史官赐冰麨，百司休务而已。士大夫家不以为节，特吏人、医家、富商、大贾，聚会宴饮，其所尚者，食羊头签而已。七月，“七夕”，潘楼前卖乞巧物……其夜妇女以七孔针，于月下穿之……八月，“中秋”，京师赏月之会，异于他郡。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九月，“重阳”，以酒果糕等送诸女家，或遗亲识。其上插菊花，散石榴子、栗黄；或插小红旗，长二三尺。……十月，旧俗十月朔，开炉向火，乃沃酒以炙脔肉于炉中，围坐饮啖，谓之“暖炉”。至今民家送亲党薪炭、酒肉、缣绵，新嫁女并送火炉。十一月，“冬至”，前一日。云冬至既号亚寒，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为“夜除”，大率多仿岁除故事，而差异焉。鄙人自冬至之次日数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为三大节。……冬至人多馈遗……人家是日多食馄饨，故有冬馄钝、年 飥之语。……天子受朝贺，俗谓之排冬仗。……十二月，“除夜”……人家图钟馗形，贴于门壁……京师民庶之家，痴儿呆女，多达旦不寐，俗谚云：“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四。）

（乙）辽

岁时杂仪，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唲。乃，正也；捏咿唲，旦也。立春，妇人进春书，刻青缯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蜍，书帜曰宜春。人日，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其占晴为祥，阴为灾。俗煎饼食于庭中，谓之“薰天”。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国语是日为 里尀。里，请也；尀，时也。读若狎；尀读若颇。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曰佛。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唲。讨，五；赛咿唲，月也。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遗。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以延国舅族萧氏，亦谓之里尀。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国语谓之赛咿唲奢。奢，好也。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于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后七日中秋，移寝帐于其上。国语谓之捏褐耐。捏褐，大也；耐，首也。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臡，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禬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戴，烧也；辣，甲也。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辽史》卷五三《礼志六》。）

（丙）金

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金史》卷三五《礼志八》。）

（6）戏 玩

（甲）弈 棋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孝宗万机余暇，留神棋局，诏国手赵鄂供奉，由是遭际，官至武功大夫。（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乙）叶 子

今之叶子戏，“消夜图”，相传始于宋太祖，令后宫人习之以消夜。（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农田余话》。）

钱制圆而孔方，取象于天，反数于空，故尊空没文。空者所以贮也，当其无有贮之用，属波斯献焉，次称齾客。齾者兽食之余，井上有李是也，里人目为枝花。枝花者花未成果，故自一至九，咸呼为“果”，本枝花而得名。而文钱为最初之义，其数十一叶，而极于九索，以贯钱百文为“索”，极于一而尊于九。九者数之盈，十索则名贯矣，故去十为“万”始焉。叶凡九，万者索之累十而得名者也。极一而尊九，不居其十，以十者有所总也。叶数亦如索，十举成数。一不必纪，而二首焉，以偶对百，百而千，千而万，示极而不孤，处尊而不汰，数之成也。叶得十一，野史赞曰：“履其成无忘其空，空以基之，成以息之，是四十张之所由作也。”（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潘之恒《叶子谱》。）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二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二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他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表上，贮于御库，疑繁未行。至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诸事音考》。）

（丙）彩选格

彩选格即升官图起于唐李邰。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徐度《却扫编》卷下。）

（丁）象 棋

显仁……后未知上高宗即位，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掷，其将子果入九宫。（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

局纵横路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九引《晁无咎序》。）

（戊）打 马

长行、叶子、博塞、弹棋，世无传者；藏酒、摴蒱、双蹙融，今渐废绝；大小象戏奕棋，亦止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杂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能通者少，难遇勍敌。

打马简要，又若无文。（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九引李易安《打马序》。）

打马，用铜或牙、角为钱样，共五十四枚，上刻良马名，布图四面，以投子掷打之。（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九引《事物绀珠》。）

（己）鞬 子

今时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鞬子。三四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拐之名色，亦蹴鞠之遗事也。（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六〇引《事物原始》。）

（庚）双 陆

双陆之制，初不用棋，俱以黑白小棒槌，每边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两只掷之，依点数行，因有客主相系之法。故赵抟《双陆诗》云：“紫牙镂合方如斗，二十四星衔月口。贵人迷此华筵中，运木手交如阵斗。”（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七。）

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洪皓《松漠纪闻续》。）

（辛）百 戏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分，丽正门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竿，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人、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理庙时，有路岐人，名十将，宋喜、常旺两家。有踢弄人，如谢恩、张旺、宋宝哥、沈家强、自来强、宋达、杨家会、宋赛歌、宋国昌、沈喜、张宝哥、常家喜小娘儿、李显、沈喜、汤家会、汤铁柱、庄德、刘家会、小来强、鲍老儿、宋定哥、李成、庄宝、潘贵、宋庆哥、汤家俊等。遇朝家大朝会、圣节，宣押殿庭承应。则官府公筵，府第筵会，点唤供筵，俱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且杂手艺，即使艺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等，线包儿、撮米酒、撮放生等艺。淳祐以后，艺术高者，有包喜、陆寿、施半仙、金宝、金时好、宋德、徐彦、沈兴、赵安、陆胜、包寿、范春、吴顺、金胜等。此艺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术，则手法疾而已。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戏，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大底弄此多虚少实，如巨灵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怜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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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623号

明史讲义 / 孟森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7-3

Ⅰ.①明… Ⅱ.①孟… Ⅲ.①中国历史－明代 Ⅳ.①K248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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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270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第一编总 论

第一章 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凡中国所谓正史，必作史者得当时君主所特许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国家从而是认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择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谓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杂众手而成之。唐时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认一家之言，亦有杂成众手之作；唐以后则修史之责皆国家任之，以众手杂成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经一家重作而精密突过原书者，惟欧阳修之《新五代》足当之，其余皆敕撰之书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网罗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在清代修成《明史》时，有国已将及百年，开馆亦逾六十载，承平日久，经历三世。着手之始，即网罗全国知名之士，多起之于遗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尝不兼重私家之专业，如是久久而后告成，亦可谓刻意求精矣。既成之后，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观《四库提要》所云，可以概见。然学者读书，必有实事求是之见，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世亦以为称颂《明史》之作，其实于《明史》疏漏之点亦已颇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儒之入《奸臣传》，若《刘基》《廖永忠》等传两条中所举，《史》文自有抵牾之处，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乔允升》《刘之凤》二传，前后相隔止二卷，而传中文字相同百数十字，不能不谓为纂修诸臣未及参订。其实《明史》疏漏，并不止此；间有重复，反为小疵，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此固当时史臣所压于上意，无可如何，亦史学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隐没其事实矣，就史论史，亦无从发见其难于传信之处，故即敢于指摘，而无从起指摘之意，此尤见隐没事实之为修史大恶也。

《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清代与明本身之关系。清之发祥与明之开国约略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今核明代《实录》，在成祖永乐间已见肇祖事迹，再参以《朝鲜实录》，在太祖时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谓建州女真部族，其归附于明本在明太祖时。建州女真既附于明，即明一代二百数十年中，无时不与相接触。《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并凡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从前谈明、清间史事者，但知万历以后清太祖兵侵辽沈，始有冲突可言，亦相传谓清代官书所述征明等语必不正确，而《明史》既由清修，万历以后之辽东兵事叙述乃本之清代记载，求其不相抵触，必不能用明代真实史料，而不知女真之服属于明尚远在二百年之前。凡为史所隐没者，因今日讨论清史而发见《明史》之多所缺遗，非将明一代之本纪、列传及各志统加整理补充，不能遂为信史。而于明南都以后，史中又草草数语，不认明之系统，此又夫人而知其当加纠正，不待言矣。从古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于关系新朝之处，例不能无曲笔，然相涉之年代无多，所有文饰之语，后之读史者亦自可意会其故，从未有若明与清始终相涉，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凡明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或其人生平大见长之处在辽，则削其人不为传。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传，而卒无传者，在《史》亦为文字之失检，而其病根则在隐没而故使失实。此读《明史》者应负纠正之责尤为重要，甚于以往各史者也。

第二章 明史体例附明代系统表

《史》包纪、志、表、传四体，各史所同，而其分目则各有同异。《明史》表、传二门，表凡五种：其《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四种为前史所曾有，又有《七卿表》一种则前史无之。明之官制，为汉以后所未有，其设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录尚书事总揽国政，六曹尚书只为尚书省或中书省之曹属，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废中书省，六部尚书遂为最高行政长官。又设都御史，其先称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台而设，谓之都察院。六部一院之长官，品秩最高，谓之七卿。此制由明创始，故《七卿表》亦为《明史》创例。

传则《后妃》《诸王》《公主》、文武大臣相次而下，皆为前史所已有。其为专传者，除《外国》《西域》两目亦沿前史外，尚有十五目，而前史已有者十二目，前史未有者三目。前史已有者：《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佞幸》《奸臣》；前史所无者：《阉党》《流贼》《土司》。此亦应世变而增设，其故可得而言。

宦官无代不能为患，而以明代为极甚。历代宦官与士大夫为对立，士大夫决不与宦官为缘。明代则士大夫之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以自见。逮其后为他一阉及彼阉之党所持，往往于正人君子亦加以附阉之罪名而无可辨。宪宗、孝宗时之怀恩有美名，同时权阉若梁芳、汪直，士大夫为所窘者，颇恃恩以自壮，后亦未尝以比恩为罪。其它若于谦之恃有兴安，张居正之恃有冯保，杨涟、左光斗移宫之役恃有王安，欲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阉为内主不能有济。其后冯保、王安为他阉所挤，而居正、涟、光斗亦以交通冯保、王安为罪，当时即以居正、涟、光斗为阉党矣。史言阉党，固非谓居正、涟、光斗等，然明之士大夫不能尽脱宦官之手而独有作为。贤者且然，其不肖者靡然惟阉是附，盖势所必至矣。其立为专传，为《明史》之特例者一也。

集众起事，无根据；随路裹胁，不久踞城邑者，自古多有。自汉黄巾以下，其事皆叙入当事之将帅传中，无有为立专传者。惟《唐书》列《黄巢传》，谓之逆臣，与安禄山等并列。明自唐赛儿起事，于永乐年间为始，其后正统间之叶宗留、邓茂七，天顺间之李添保、黄萧养，成化间之刘千斤、李胡子，正德间之刘六、刘七、齐彦名、赵疯子及江西王钰五、王浩八等，四川蓝廷瑞、鄢本恕等，嘉靖间之曾一本，天启间之徐鸿儒，崇祯初之刘香，亦皆见于当事将帅传中。其特立《流贼》一传，所传止李自成、张献忠，盖以其力至亡明与黄巢之亡唐相等，特为专传。明无拥兵久乱之逆臣可以连类，遂直以此名传，而民变之起，则由民生日蹙，人心思变，可为鉴戒。其立为专传，为《明史》特例者二也。

西南自古为中国边障，《周书·牧誓》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人，武王率以伐纣。战国时庄蹻王滇，汉通西南夷，唐设羁縻州。自湖广而四川，而云南，而贵州，而广西，广阔数千里，历代以来，自相君长，中朝授以官秩，而不易其酋豪，土官土吏，久已有之。但未能区画普遍，至元而司府州县额以赋役，其酋长无不欲得中朝爵禄名号以统摄其所属之人，于是土司之制定矣。明既因元旧，而开国以后亦颇以兵力建置，其官名多仍元代，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率以其土酋为之，故名土司，但亦往往有府、州、县之名错出其间。嘉靖间，定府、州、县等土官隶吏部验封司；宣慰、招讨等土官隶兵部武选司。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盖成经久之制，与前代羁縻之意有殊，但终与内地郡县有授任之期、有考绩之法者不同，故与郡县相别叙述。其立为专传，为《明史》之特例者三也。

附 明代系统表

史家记载历代帝皇，有年号，有庙号，有谥法，有陵名。述史者举某一朝之事，任举其一端，或称年，或称庙，或称谥，或称陵。文法不一，所当熟记。又世次之先后，各帝即位之年，享国之数，及其干支之纪岁，任举其朝某事，一屈指而得其上下之距离，时代之关系，所谓知人论世不可少之常识。兹就明代历帝以表明之，冀便记忆。

第二编各 论

第一章 开 国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韩林儿龙凤年号，为其后来所讳言，此不考史实而度以小人之心者也。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明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清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附群雄系统表说

《明史》断代起于洪武元年，而叙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纪元为限，当以太祖起事之始为始。《史》《本纪》如此。陈鹤《明纪》，自注起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鉴》起至正十二年，皆与《本纪》相应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节之纪述不可胜数外，自以正史为骨干。而变其体，则有《纪事本末》、有编年之《纪》及《通鉴》。《纪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于《明史》。后来《明史》既成，清代又以敕修名义成《通鉴辑览》之《明鉴》及《纲目三编》。《明纪》及《明通鉴》乃敢准以下笔。清代之治《明史》者终不免有应顾之时忌，此俟随时提清。今欲知史之本义，莫重于为法为戒。人知明之有国，为明驱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当时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称雄，颠覆旧政府，而使应时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为，乃统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称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与天下更始也。叙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国珍为始。其实民得称雄，已为较有知识、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祸犯令于清平之世，一皂隶缚之而遂就法，盖已知纲纪尽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后动也。故推元末之乱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乱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无，大地之上，由亚而欧，皆其兵力所到，至今为泰西所震惊。乃入中国不过数十年，遂为极散漫、极脆弱之废物。其故维何？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凡历朝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渐坏，国祚渐衰。有经久难坏之制度，即有历久始衰之国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汉之制度，即有汉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无制度，其享国即在武力之上，其能箝制人民数十年而后动者，即其武力之横绝历代也。元之无制度，若但为其书不传，则亦正有《元典章》等传本，岂知元即有因袭前代之文物，元之当国者正绝不行用。此当从《元史》中于奏疏文求其反证，乃可得之。

顺帝至正三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上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云：‘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人、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人、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奏入不报。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元至至正，已为末一年号，不过数年，濒于亡矣，而犹以夷俗自居，曰“列圣未遑之典”，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是。其曰“议法之吏”，则固未尝不言立法，惟法特为汉人、南人设耳。

元之国境广大，民族众多，蒙古谓之国人，中国本部谓之汉人，自余谓之各国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纵西僧为暴于国中。录《元通鉴》一则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诉于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棰扑交下，拽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几，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语侵上，事闻，亦释不问。时宣政院方奉诏，言：“殴西僧者断其手，詈之者截其舌。”皇太子帝母弟仁宗。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寝其令。

此时尚为元之全盛时代，混一中国未及三十年，其了无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慑，然考之《史》，元亦并无经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饥穷为暴、胁众觅食之故技，侵掠万里，既得温饱，即伎俩无复存焉，非若历代军制既定，威令久而后渝者比。再录《元通鉴》一则见例：

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月，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朝廷遣将讨之，观望退缩，守令又因以扰良民，盗势益炽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选请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距贼营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寘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自效。不数日，六十就擒，余众悉散。军中获贼所为文书，具有旁近郡县富人姓名，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报于朝，博果密召其使，谓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书，但请黜赃吏数人而已，不言破贼事。时称其不伐。

当成宗时，去统一中国仅十余年，元贞二年，距世祖之死仅二年，而蒙古在中国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汉人，惟宰相尚为世祖时顾命旧臣，能容汉人，汉人因亦乐为之用，间有盗乱，旋即平之。至顺帝时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叙群雄以方国珍为始，起于至正八年，顺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年，顺帝亦用至元纪年，与世祖同年号，亦其无法度之证。顺帝即位之第五年，广州朱光卿反，汝宁棒胡反，以后各地蜂起，久者亘数年不定。而元之所以处分此事，则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汉人使不为用，夫然后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轻逞其一朝之忿者也。其时中国之不能不反元者，据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广州变起之后，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有马者拘入官。是为因乱事而益歧视人民。是月，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是为歧视人民而绝多数人登进之路。五月戊申，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是为以种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于职。

八月癸未，弛高丽执持军器之禁。是为无自卫权者独有汉人。又其前二月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时大臣有忌汉官者，取所献班地上，问曰：“此欲何为邪？”意汉官讳言反，将以罪中之。侍御史许有壬曰：“此曹建年号，称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敌官军，反状甚明，尚何言？”其语遂塞。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汉官或为汉人轻减反者罪名，则可将汉官皆坐以逆党，而一律铲除之以为快。是岁，巴延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是为宰相起意屠戮汉人，先就人数最多之姓为始。以姓分应杀不应杀，设想已极不道，帝虽不从，此风声已不可令天下闻矣。后于至正十一年，巴延已败，托克托代为相。六月，《通鉴》又书云“丞相托克托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顾同列，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勿纳。入言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红军者，是年刘福通起，用红巾为号，谓之红军。未几，芝麻李、徐寿辉相继起，皆用红巾，红军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兴起于濠，濠为太祖所居，遂亦相从而走险矣。《明史》所立群雄之传，以方国珍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灭者不计，即其以后如芝麻李之不久为元所灭者亦不计，以太祖所托始之故，郭子兴不但有传，且序于群雄之首。所为传者共八人，其后三人：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虽起自义兵而能自发展，与群雄略同。然既尽忠于元，在明代修《元史》时当入之，如扩廓之义父察罕帖木儿，已入《元史》矣，扩廓事亦附见。但从顺帝出亡后，尚有屡图兴复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载。友定之殉元，尚在顺帝未遁之时，何以亦不与察罕为同类？至把匝剌瓦尔密，尤为元之宗室，据其封国，不肯降明而死，何为与群雄同列？《元史》无宗室传，故不辑为有系属之传，然有《诸王表》，亦未于云南王忽哥赤之后列至把匝剌瓦尔密，遂以最后殉国之宗王，亦不入《元史》。至《明史》乃纪之为群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于《明史》中列元臣传。清又于《明史》中遗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此与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扩廓等若相应和。此一异也。

附 群雄系统表说

第一 史实之系统表

方国珍至正八年起黄岩。二十七年，入朝于吴，是年明祖称吴元年。居京师，受官以善终，无名号。

刘福通至正十一年起颍州。十五年，觅得韩林儿于武安山中，奉为主，称帝，建国号宋，纪元龙凤。其党四出，掠地甚远，他股归附，奉宋年号者亦多。二十二年，为张士诚将吕珍所破，杀福通。明祖救宋，击退珍，以林儿归滁州，尚奉其号。明年，太祖乃以林儿之命，由吴国公进封吴王。二十六年，林儿死。明年，太祖乃称吴元年。又明年，遂称明，改元洪武。太祖无所借于林儿，惟以人心思故宋，林儿既称宋，故用其号。刘福通起事，以红巾为号，故称红军。同时起而应之者，若芝麻李、徐寿辉、郭子兴皆称红军。余各股称红军者尚多，史所不甚详，从略。

芝麻李至正十一年起徐州。本名李二，以曾出芝麻一仓救饥民，为众所推。所号召为河工，元末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系以此咎贾鲁之治河。其实鲁治河为后世法，为百年利，元之政不足善河工之后耳。十二年，为元丞相脱脱所破，余党并入濠州，亦与濠同附宋而终，无名号。

徐寿辉至正十一年起蕲州，称帝，国号天完，纪元治平。掠地亦广。二十年，为其将陈友谅所弑。

陈友谅至正二十年弑寿辉称帝，改国号汉，纪元大义。二十三年，与明祖战，败死。其子理嗣，改元德寿。明年，降吴，授爵归德侯，并封友谅父承恩侯。

明玉珍亦寿辉将，据蜀。闻友谅弑寿辉，二十二年称陇蜀王，明年称帝，国号夏，纪元天统。二十六年，玉珍死，子升嗣，改元开熙。洪武四年降，授爵归义侯。

郭子兴至正十二年起濠州。明祖家于濠，子兴既起，明祖谋避兵不果，遂从子兴起。未几，子兴为芝麻李余党来奔者彭大、赵君用所制，不安于濠，依明祖于滁州。十五年卒，无名号。子天叙，犹与明祖同领所部，未几战死。洪武三年，追封子兴滁阳王。

张士诚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称诚王，国号大周，纪元天祐。十七年降元，去号。二十三年再称吴王。世以其居平江，称东吴。而明祖先称吴国公，居建康，谓之西吴。二十七年徐达等破平江，士诚自缢死。

第二 史传之系统说

《郭子兴》《韩林儿》两传为一卷。子兴以太祖初起依倚，且娶其养女，即后称高皇后者，用旧恩冠群雄首。林儿听命于刘福通，且起事由福通，数年后乃入军中，拥空名号。史不为福通立传。林儿以称宋后，用宋号，为明祖所暂戴，亦用旧义次子兴。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四传为一卷。友谅、玉珍皆由天完将，分继天完所据土地，立国僭号。友谅先以篡弑，取江汉于天完。玉珍闻之，不服属友谅，亦自据蜀立国。天完徐寿辉首事，立国建号，史不为之传。至正十七年，明祖取太平，与天完邻，遂与友谅相战伐。史止叙友谅、玉珍为传。张士诚起较后，方国珍起最先，皆类传于一卷中。

《扩廓帖木儿》《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三传为一卷。此与群雄性质不同。扩廓父事察罕帖木儿，父子以起兵为元平乱，受元官职。察罕已入《元史》，扩廓在元未亡以前，事亦附见，独留从亡以后事不叙，遂于《明史》中列《群雄传》。友定亦由起兵平乱全有福建，忠于元。其起兵之年不详，《史》但言至正中应汀州府判蔡公安募讨贼，陈友谅屡遣将侵闽，友定战却之，尽复失地。以二十六年为福建平章。二十八年，明祖已称洪武元年，明兵平福建，友定死之，事在春正月。是年八月，徐达始入大都，元帝北遁。友定始终为元臣。把匝剌瓦尔密为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裔。《元史》不立诸王传，自忽哥赤以下即无传。惟《诸王表》见云南王忽哥赤之名，略系其后嗣，而并不列把匝剌瓦尔密。于是元宗藩之最后尽忠者，竟不见于《元史》，而入明之《群雄传》。

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三代以下，名为禅让，实乃篡夺，得国惟以革命为正大。革命之起，急于称帝称王者，篡夺之心理也，惟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则必不以己身之名号驾乎为国为民之上。亦有虽不知革命意义，而自量其不足争名号，惟挟其狡健乘乱以儌一时之利者，若群雄中之方国珍，不称名号，而反侧甚久，虽无大志，究不失自知之明，其卒以善终，即其智足自卫。至元之遗忠，由《明史》强列于群雄者，自当别论，其余则无不急于窃号以自娱。太祖依郭子兴以起，子兴起于濠州，与孙德崖辈四人局处一城，未久即为芝麻李余党彭大、赵君用所凌占。彭、赵据濠以称王，子兴反恃太祖得滁而走依之，然即欲称王于滁，为太祖劝阻而勉辍，遂无聊而死。至太祖既下集庆，元集庆路，太祖改应天，即今南京。又得沿江诸郡，始设元帅府及行中书省，自总省与府之事以统军民之政，不过仍元代官署之名为治理之作用而已。元惟仇视汉人，于南人尤甚。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礼其贤隽，得徽州后，邓愈荐徽儒李升，召问治道，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语，太祖善之。就此三语，即可见非当时群雄所能了解。高筑墙，则非流转飘忽之劫盗；广积粮，则非妨农旷土随地因粮之饥军，必如此而后可以救离乱；再以缓称王为不窃名号之表示。太祖善之，此实可信其非浮慕，有事实可证也。至正十六年三月，始下集庆，前一年，先由和州取太平，其间分徇近邑，兵事正剧，乃十七年五月，《纪》书：“上元、宁国、句容献瑞麦。”其急倡农务可知。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军兴民失农业，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此皆并世所无之事，不惟倡乱之群雄所未暇，即元之行省又何尝念及此也。至称号一事，终以仍用元代官名无从表异于为元之义军，故于十六年七月称吴国公，而先于十五年奉韩林儿之通檄用宋年号，此非心服刘福通及林儿，为种族之见，人心思宋，奉宋则名义较安耳。嗣后，至林儿为张士诚军所覆灭，福通见杀，太祖以林儿归，时已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败死、张士诚穷蹙之后，乃用林儿名义，进号吴王，犹用林儿龙凤年号。至二十七年，乃以吴纪年，仍无年号，则在林儿已死之后也。林儿本由太祖救安丰时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遣廖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儿死。《永忠本传》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无意于此，特林儿本毫无可拥之 竖，生死不足计，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儿丝毫庇荫，非借林儿丝毫权势，天下大定，若林儿不死，太祖必有以处之。如汉如夏，力屈来降，犹封

以侯爵；郭子兴则追封王爵；若封林儿亦必比于滁阳，及身而止，岂虑其尚有余焰复然邪？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实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拟以名分归林儿，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后来儒生以太祖初用龙凤年号为失策，如《明通鉴》所论，其实亦重视空文，所见与廖永忠相类。总之，不足深论也。

至其戡乱之成功，应外来之机会者半，恃自有之胜算者亦半。当微弱之时，不无以身试验之事；逮规模稍定，即纯以法度裁之，无徼幸求济之事，此为数百年基业所由奠，非奸雄规一时之利者所能及也。太祖当困极为僧之日，居濠之皇觉寺，红军已遍起于徐、颍、蕲、黄，郭子兴以濠应之。太祖思避兵，卜于神，谋所向，去留皆不吉；卜从乱，乃大吉。此非真听命于神也，元之可取，明者知之，但匹夫能否取而代之，此非人谋所能料，从乱军以救死，毫无凭借，将依倡乱之人为凭借，其人又非素有倚信之人，欲往从之，只可以济否托诸命运，故以卜决疑。读史者不当信其卜之有神，但窥其当疑而疑，便非奸人走险举动。夫子兴则平常一倡乱者耳，收容太祖非有真知，猜疑太祖亦无定识，幸自始即得其以养女马公女相配，所配又即最有意识之高皇后，得向子兴妻时时调护，而太祖乃由子兴所任军职之名义外出收军，豪杰归向，一朝开国诸元勋大半结纳于此时。人材之所由聚，大抵由元忌南人，南人尤多在草泽，特无可与共事之人而未出耳。共有效死之计，得可信重之人而效命，宜其相踵而至耳。在子兴军中有亲冒矢石之危，且曾为孙德崖军所执而欲加害，有张姓者力止之，乃与子兴所执之德崖交换释还，此皆微弱时之不无赖有天幸也。

既得应天，领有江南数郡之地，斯时应付三方，其于中原，则纯恃机会。元之兵虽窳败，若得肯奉职之将，究以朝命征调，国威震慑，绝非倡乱者所易敌。脱脱以丞相督师，一平芝麻李如拾芥，再攻张士诚，几下其都高邮州城，以谗去，士诚乃幸免。前平芝麻李时，李余党遁入濠州，脱脱遣贾鲁围濠，亦几陷，贾鲁忽以暴疾卒，围解，否则郭子兴一军亦无噍类，太祖或与并尽矣。脱脱亦已非元臣之知大体者，然尚有为元用命之心，元帝信谗窜逐之，后惟荒淫无道，邪僻用事。刘福通红军四出，其将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遍及山西，分出京东，毁上都宫殿，上都为元世祖始都，即今多伦地。从此元帝无北巡之事，陷辽阳，直抵高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陷兴元，今汉中南郑。入凤翔，为察罕帖木儿所破，乃入蜀，又分陷宁夏、灵武诸边地；毛贵出山东北犯，元义兵万户田丰亦降福通，遍陷山东诸郡，合毛贵逼畿辅，顺帝至议迁都，遍征四方兵入卫；福通自出没河南北，取宋旧都为韩林儿都，宋之名号行于中国者大半。元之国势如此，自无暇复问江左，惟义兵中有察罕一军，力遏红军，由陕东下，破宋都，又平山东，几欲荡定中原，骎骎南下。太祖亦已遣使通好，察罕报书而留使不遣。未几，察罕为降人田丰等所剌死，子扩廓仍统其军，来归前使。其时元命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来授太祖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太祖以察罕已死，不受命，杀马合谋，留张昶用之。扩廓虽能继察罕之事，而与察罕同起事者不服，又元将之稍能军者孛罗帖木儿日夜与扩廓相攻，以故太祖终无北顾忧。逮孛罗挟元帝肆虐见诛，元亦不可为矣。此所谓予太祖以机会者也。

至陈友谅、张士诚二敌，实为太祖翦除之资。太祖起淮西，士诚起淮东；太祖取集庆，士诚取平江。江左一隅，同时分占，旁收列郡，所在接触。友谅则在长江上游，以池、太之间为兵冲。以兵力言，陈悍于张；以战事言，张繁于陈。常情必悉力于张矣，太祖则知张为自守虏，陈锐于展拓，急攻张则陈必合而相图；急攻陈，张不遽合，后顾之忧较缓，故反诱友谅速来。友谅与太祖将康茂才有旧，茂才亦新自集庆降太祖，太祖使其以愿为内应诱友谅直趋建康。当是时，友谅来侵，势张甚，欲迎敌，则虑其偏师缀我，乘建康之空虚，顺流捷下，覆我根本，诸将至有议乞降者。太祖与刘基决策，诱其深入，设伏以待于境，大破之。士诚自惧，不敢动。此以筹略胜也。既乘胜略定上游列郡，而士诚又自淮东攻安丰，今寿县。时韩林儿之汴都为察罕所破，刘福通挟以退安丰，太祖虑士诚得安丰则难制，急救安丰，刘基劝阻，不听。士诚将吕珍已攻杀福通，太祖击退珍，取林儿归置滁州，弃安丰不守，为元将竹昌等所袭取，亦听之。友谅先据龙兴，为江西要地，至是已降太祖，友谅急攻之，朱文正、邓愈等力守不下，太祖自安丰归后救之，大战鄱阳湖中。史载太祖危而获济，有刘基促太祖易舟免炮击、周颠用洞元术祭风、张中预克决胜时日诸异迹，此皆不足深论。惟太祖于胜后谢刘基，谓：“不听劝阻，从事安丰，使友谅不顿兵于洪都，太祖取龙兴，改名洪都。后改南昌。直取建康，则大事去矣。”此则亦微有侥幸也。友谅以此役中流矢死，其太尉张定边自军中挟友谅之子理回武昌，僭帝号，明年亦降。于是士诚益无能为。士诚先以其弟士德为太祖所获，士德为略取浙西最有力之人，被擒，大沮丧。太祖欲留士德招士诚，士德密通信士诚，令降元以图建康，不食而死。士诚因去号受元官，又不能守臣节，后平江既破，家属自焚死，士诚亦自缢，其兄弟皆不屈。友谅、士诚皆平，方国珍自降，于是克福建，陈友定徇节仰药死，徐达等北伐，遂入大都，元帝北遁。是年，太祖始建元洪武，克大都，则洪武元年之八月庚午也。先是，上年十月，既平张士诚，即议北伐，常遇春谓：“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都城既克，余皆建瓴而下。”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悬师深入，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两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彼势孤援绝，不战而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于是北伐以山东为始。洪武元年二月，山东悉平，移师河南，四五月间，

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送款，阿鲁温即察罕帖木儿之父也。迭克陕、虢，遂取潼关，关中诸将李思齐、张良弼辈西窜。声援已绝，进取元都，太祖谕徐达：“克城之日，毋掳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以闰七月规取河北，兵不留行，拒战甚少。是月二十七日丙寅，遂入通州，元主宵遁。八月二日庚午，师至元都齐化门，即填濠登城而入，仅执杀监国宗室淮王帖木儿不花、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等数人，封府库及图籍宝物，故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寺护视，号令士卒无侵暴，人民安堵。是为明祖代元有国之日。就《明史》言，以洪武纪元为始；就历代史书系统言，则以大都克后为元亡，乃成统一之明帝国也。

其开国之兵事，虽不能截清于元亡以前，然亦大致已定。此后成两种事状：一、迅扫之余孽；二、永久之防御。平汉、平吴、平闽，已略叙于前。元之两广，广东属江西行省，广西属湖广行省，广西又辖海北海南道及播州安抚司，盖以南方荒服视之也。平汉之后，已取江西、湖广两行省，然未暇遽问两广。至吴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始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取广西。而取广东则海道为便，故于平闽之师既取福建沿海诸郡，即移水师入广东，事在洪武元年，即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广西稍有战事，广东则元左丞何真保境归降。何真亦由义兵起，平诸郡乱，元遂授以江西行省之广东左丞，有威惠，为众所归，知明祖之能定中国，兵至即降。取广东之师在后，而广东反先平，会湖广之师定广西，真之力也。两广之平，亦在洪武元年之秋，与北伐克元都为同时。至蜀与滇，仅能自守，无意于境外之事，故至洪武四年而后平蜀，洪武十四五年而后平滇。此皆有征无战，以不嗜杀之心俾定于一而已。北方则大都下后，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方据山西，奉元帝诏图恢复，出兵攻大都。徐达不与迎敌，委大都于守将孙兴祖、华云龙，先本奉诏入山西。元年十一月，王保保兵由雁门缘边向北平，明取大都，改名北平。达军乘虚取太原，保保还救，又大败，保保走甘肃，山西遂平。二年三月，移兵入陕西，时陕西直辖甘肃境，其兵皆察罕同起之李思齐所统，大军以次削平，或降或斩，至是年八月，陕西悉平。惟保保入甘肃后，拥兵塞上，犹时时扰西北边。三年正月，再命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大发兵肃清沙漠。六月，大破保保兵，禽故元王公贵官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四千余人，马驼杂畜巨万计。保保挟妻子奔和林，而元主于四月丙戌崩于应昌，子爱猷识里达腊嗣。元主为宋少帝入元后所生之子，生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距宋太祖开国之年为第六庚申。先是相传宋太祖因陈抟有“怕听五更头”之言，故全宫中四更末即转六更，终宋世皆然。六更者，更鼓将尽，作繁声以结之，谓之虾蟇更。宋祖未悟更之为庚，后于第五庚申而元世祖即位，越十七年而灭宋，第六庚申而顺帝生，遂以亡元，仍为汉人所得。帝北遁之次年，太行隐士葛溪权衡作《庚申外史》著其事。明祖诏书中亦称顺帝为庚申君；又诏宁王权编《通鉴博论》，直书瀛国外妇之子，绵延宋末六更之谶。清代学者颇主此说，全谢山并详考《元史》中；帝之生于塞外，及文宗徙之高丽，再徙广西，谓非明宗之子，帝即位，追封其生母迈来迪后及以皮绳马尾拴召虞集之事，佐证实多，非汉人思宋而托为此言以自慰也。爱猷识里达腊早为太子，嗣位于应昌，时李文忠追元主，克兴和，取开平，兴和、开平皆在宣府。开平为元之上都，非今滦州之开平。闻元主崩，疾趋应昌。元嗣主再北遁和林，用王保保自辅。文忠获元帝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诸王官属数百人，得宋元历代册宝等物，驼马牛羊无算，穷追至北庆州而还，又降元兵民数万。王保保辅元嗣主，屡扰边。五年正月，再命徐达等北征。五月与王保保战，败绩，死数万人，自是明兵不复大举出塞。八年，王保保卒。元嗣主篡夺相寻，十余年而五易其主。自二十年平海西，元左丞纳哈出降，元无复治

理中国遗迹，亦遂去帝号而称汗。终明之世，时而顺服，时而侵扰，以致九边设备，解严之岁较稀。凡此皆濠、滁起事以来，以武戡乱之余波，故虽延及洪武年间，仍附于开国以前之武事，以明其所谓马上得之者如此。

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

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当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爱民，亦有容纳士大夫一二见道之语，然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元以兵力显，试观《元史·兵志》，止有佥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是仍裹胁趋利之故技，其它非所问也。元以兵耀万古，于兵之无制度且然，其它刑罚、食货，一切苟简，所谓无规矩而信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无六律而任师旷之聪者也。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过差，遂各得数百年。明祖开国规模，惟《纪事本末》立有专篇，欲录之不胜录也，且即尽录之，亦尚未足见太祖制度之真相也。史载一朝之制度，各为专志，古人言：“读史要能读志。”此说是矣，然即读志而仍未能了然也。今于明祖创意所成之制度，于史志以外，略举他书，疏通证明之，见明祖经理天下之意。以一二端为例，学者可循是以求之。

国之兴亡系于财之丰耗。阜财者，民也；耗财者，军也。此就经制之国用言。若夫无道之糜费，如土木、淫祀、私恩设官、后宫滥赏，一切不如法而人人知为弊政者，不在议论之列。先言民事。

《食货志》：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其视户籍之重如此。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一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

按此段又见《范敏传》。为敏所定之法，文字略同。惟文意当申言之，云：“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又云：“黄册年终进呈，岁命给事中、御史、主事等官厘校讹舛。”则十年造册，乃年年有所更改，阅十年而清造一次，非十年中不动也。其后黄册为具文，自指太祖以后。当太祖时，户部与司、府、县均直管此册，并郊祀荐天。黄面以充御览，遣科道司官负厘校之责，若有发觉飞洒诡寄之弊，干连者众，并且常在御览之中，夫子视此为国本，荐于郊祭。其后，造册之制，由清袭用而延至于今，惟黄册早为具文，已浸失太祖重民之恉矣。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帝以郡县吏每额外征收，命有司料民田，以田多者为粮长，专督其乡赋税。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八年十二月，并定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许纳铜赎罪。

按明粮长之制，屡革屡复而终革，原其为制，非永制也。始以定里长之法而革粮长，以里长代之，旋又复。景泰间，革湖广及江北各府及福建等处粮长。自都北京后，南粮运道太远，宣德间改军民兑运，民运止达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粮长更无召见之路。后来非官累粮长，即粮长扰民，革之犹不尽，时时赖臣工条列其弊，以禁令为之补救而已。然在太祖定法，则以此为天子自与人民亲接之一端，见之史者，如《孝义·郑濂传》。濂以粮长至京，帝问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帝称善。据《今言》，洪武时又有诏天下民年五十以上来朝京师，访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则宴赉而遣之。自是来者日众。二十六年，诏免天下耆民来朝，则见《本纪》。此则来者任其自愿，不用其言，亦邀宴赉，其来遂无限制，久而不得其益，乃罢之。此皆惟太祖可行之制。充太祖亲民之意，不欲专就选士俊士中求言，绝非后来帝阍难扣之象，而一时浮收中饱、惠泽不下之弊，早不禁而自绝矣。

《元通鉴》：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辛巳，吴下令禁种糯稻，以塞造酒之源。

洪武元年，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九年，定布绢与米麦相折之价。

按此用《食货志》文。据《杨思义传》，为思义任户部尚书所请定。当时四方军事正亟，而劝课之为尤亟如此，乌有听其荒废或任种有害之物之理。

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 纱绢布；务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 纱。出《农政全书》。十八年，谕户部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业本必先于黜末，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于是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织而万夫待衣，欲民之毋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出《洪武宝训》。

按阜民以节俭为始，治世皆然，何论国难。但必非在上者以奢导民，而徒以禁令束民所能使其耳目归一，不自厌其质朴也。姑就《纪事本末》所载者证之，至正二十六年时太祖尚称吴王。六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因谓侍臣詹同等有曰：“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十二月，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立宫室，己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进，太祖见雕琢奇丽者命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圣，雕峻而亡。吾节俭是宝，民力其毋殚乎？”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癸卯，新内三殿成，曰奉天、华盖、谨身。左右楼曰文楼、武楼。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序列，皆朴素不为饰。命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侈丽！”言者惭而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蕲州进竹簟，命却之，谕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无玩好之饰；今蕲州进竹簟，未有命而来献，天下闻风，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献。”

八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特命以铜为之，有司言：“费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十月甲午，司天监进元所置水晶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上览之，诏侍臣曰：“废万几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先是至正二十四年，平汉后，江西行省以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耶？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穷奢极侈，安得不亡？”命毁之。十二月己巳，上退朝还宫，太子诸王侍，上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台馆榭为游观之所，诚不忍重伤民力耳。昔商纣琼宫瑶室，天下怨之；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国富民安。尔等常存儆戒！”六年十一月，潞州贡人参。上曰：“人参得之甚艰，毋重劳民，往者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朕倶止之，国家以养民为务，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却之。凡此皆洪武初年之事。太祖惟率先恭俭，而后立法以整齐一国，则人已以朴为荣，以华为辱矣，况复有法令在耶！其中如毁元宫刻漏一事，此亦中国巧艺不发达之原因；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发展科学与世界争长，惟机巧用之于便民卫国要政，若玩好则仍禁之，固两不相悖，决不因物质文明而遂自眩其耳目。

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黄册之制，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于是以鱼鳞册为经，凡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凡赋役之法定焉。其有质卖田土者，备书其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于是始无产去税存之患。

鱼鳞区图之制，为田土之最要底册，明祖创之，清代仍用，然在江南则有之，江苏之江北即不能皆具。要之，此法沿自明代，今各国之所谓土地台帐，即此法也。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当时未措意科学，而尽心民事者自与之暗合；苟不勤民，即科学发达，人自不用，此以见政治科学即由勤政精思以得之耳。

又以中原田多荒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余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设司农司在三年五月，时中书省犹未废，故志文如此。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以上两节皆《食货志》文。再证以列传中事实，《循吏·方克勤传》：洪武四年，以方克勤为济宁知府。时中原初定，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以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盖虽有诏，而奉行仍赖良吏，惟贤有司得行其志。可见诏旨未尝不信，但吏奸宜戢耳。至二十六年而奏大效，殆仍以贤有司不易得乎？克勤，方孝孺之父也。

观明祖之劝课农桑，作养廉俭，已足藏富于民矣。夫其军事方亟，大军四出，取天下而统一之，华夏略定，又有出塞大举，加以百废待举，建官署，设兵卫，坛庙宫殿，城垣仓庾，学校贡举，颁爵制禄，时当开创，虽洪武中叶，兵事粗定，而需费浩繁，取于民者似不容缓，且当时专仰田赋，盐法则借开中以代转运，不为帑项之所取盈。乃自吴元年起，陆续免征，正在军事旁午之际，至十三年，并普免天下田租，其余部分之蠲免，且有一免累数年者。盖足国之要在垦土，有土此有财；丰财之要在自克其欲，移挥霍于私欲者以供国用，则虽用军之际，不但军给而并时时有以惠被兵之民，此为定天下之根本。兹汇举明祖开国时蠲赋之事略如下：

至正二十五年，常遇春克赣州。汉将熊天瑞守赣，常加赋横敛民财，及其降，有司请仍旧征之，太祖曰：“此岂可为额耶？”命亟罢之，并免去年秋粮之未输者。《元通鉴》。

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谕中书省：“太平、应天诸郡，吾创业地，供亿最劳。”戊戌，下令：“免太平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

五月，令：“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襄阳、安陆等郡县，及自今新附之民，皆复田租三年。”

六月戊申，赐民今年田租。自五月旱，减膳素食，及是日大雨，群臣请复膳，乃有是令。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谕中书省臣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其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以定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

按此出《纪事本末》。据《明史·章溢传》，处州田赋，以军兴加至十倍。至是复旧。又《刘基传》，处州粮复旧，视宋制犹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太祖曰：“使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处州非浙西也，元之浙西道廉访司辖杭、嘉、湖、严、苏、松、常、镇、太各属地。《食货志》：“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杨宪为司农卿，又以浙西膏腴，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赋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志文如此。盖至是始遣铸等往核，其后迭有轻减，而至今犹为田赋独重之地。太祖以喜怒用事，是其一失，然究是对于偏隅，其大体固能藏富于民，深合治道也。

二月乙丑，命中书省定役法。上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恐役及贫民，乃议验田出夫。于是省臣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其田多而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

按此为古法。地与丁皆民所应输于国，至清代康、雍两朝，摊丁于地，始不复计丁，而人口亦愈难统计矣。

闰七月，诏免吴江、广德、太平、宁国、和、滁水旱灾租。

二年正月庚戌，诏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乱，帅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皆戡定。用是命将北征，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顷者，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民被兵燹，困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予蠲免。河南诸郡归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师过其地，是以未遑。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又诏曰：“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

三年三月庚寅朔，诏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及浙江、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是月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税。

四年正月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灾田租。二月，免太平、镇江、宁国田租。五月，免浙江、江西秋粮。八月甲午，免中都、扬州、淮安及泰、滁、无为等州田租。十一月，免河南、陕西被灾田租。

是年十二月，汉中府知府费震坐事逮至京师。震，鄱阳人，以贤良征为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汉中。岁凶多盗，震发仓粟十余万石贷民，约以秋成收还，民闻皆来归，邻境民亦争赴之。震令占宅自为保伍，籍之得数千家。上闻其事，曰：“此良吏也，宜释之以为牧民者劝。”越二年，证实钞局提举，擢震任之。十一年，帝诏吏部曰：“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户部侍郎，寻进尚书，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岁禄之制，出为湖广布政使，以老致仕。此从《明通鉴》及《震本传》辑。明祖用人，以能勤民事者为标准，天下自然多循吏，而乱后之民得苏息矣。

五年六月，赈山东饥，免被灾州县田租。又自五月至七月，凤翔、平凉二府雨雹，伤豆麦，诏免其税。又苏州府崇明县水，诏以所报恐未尽，令悉免之。八月，免通州、海门县被水田租。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诸郡县田租。

地方报灾，不予驳查，反恐所报未尽，令免通县之税，民斯劝矣。此下太祖蠲赋在各地方者不概列，以省烦复。

洪武十三年五月甲午，雷震谨身殿。己亥，免天下田租。

按修德以消天变，古来政论如此。果能修德，自有益于民生，即恒以天变为警动而为之，仍盛德事也。汉文、景之世，恒有赐民数年田租之事。明祖当天下初定，已能如此，非自处于撙节以爱养天下，何以得之？

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余万斤，请如旧。”帝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杖之，流岭南。

明祖时时以言利为非帝王之体，至杖流言利者。就明代言之，万历间言利之细人蜂起，矿使四出，无矿而指为矿，以讹索破民之家，则与太祖开国之法意正相反。《食货志》：“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此皆洪武年间之事。不害民即所以利国，深合中国圣贤遗训。万历时尽反其所为，货财积于宫中，民穷为乱，外患乘之，一代兴亡之龟鉴如此。

二十年九月，户部言：“天下税课，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上曰：“商税多寡，岁有不同，限以定额，岂不病民？”不许。

税额按近年酌定，令必如额，尚非甚病民也，而明祖且不许。万历间，税监四出，无税者起税，无所谓额，阉人横行，有司稍计民命，即奏予重谴，下狱有至十余年者。前后相较，兴亡之故了然。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上谕工部曰：“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卒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颇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按军兴时以食为急，种糯米恐其酿酒，则禁之。及是时岁丰食足，上年二十六年，已核垦田至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骎骎全国无弃土，乃于足食之外，计赡其衣被之需，及丰其制造农具之木植。明祖可谓尽心民事矣。且桑、枣、棉之田免税，其余裕又足以惠民。此制直至清末，吾乡田亩，尚有免赋之桑枣田，各乡各图皆有此种田额若干，其实已不种桑枣。其乡有公正之董事，以此为地方公产，否则为豪强所擅有之无粮田。盖良法美意，日久间有废弛，然其初时德意不可忘也。又苏州最称赋重，太仓旧本属苏，亦在重赋之列，清中叶以后，以地多产棉，遂援《赋役全书》中棉田免税之例，请得蠲减。此皆沿旧时明制之惠。后来蚕丝为输出之大宗，民间以种桑利厚，不拘桑枣地之免税，虽仍纳普通田税，亦愿种桑。至各县之桑枣额田，今未知其存否矣。

是年八月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谕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泄以备旱潦者，因地势修之。”复谕诸生曰：“周时井田制行，有潴防沟遂之法，故虽遇旱潦，民不为灾。秦废井田，沟洫之利尽壤，于是因川泽之势，引水溉田而水利兴，惟有司奉行不力，则民受其患。今遣尔等分行郡县，毋妄兴工役，毋掊克吾民。”寻给道里费遣之。明年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水利既兴，田畴日辟，一时称富庶焉。

此与上洪武二十年定天下鱼鳞图册，均遣国子生而不遣官吏，是明初以社会之事任用学生之成绩。水利为农田根本，今天下旧有之堰闸皆坏，河渠失修，旱潦之患，动辄数千里为一灾区。明祖于天下初定，全国大举为之，建设之伟，无过于此。

明初用国子监生为此两大事，皆以全国为量，以民生为本。可知其求于士者，绝非后此溺于八股之意。又有一事可以互证者，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岚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给由至京师，上问民间疾苦。皆对曰：“职在课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远方，榜示天下学校以为鉴戒。此事见《纪事本末·开囯规模》篇，而《明史》则载《门克新传》内。太祖之期待学校师生本意如此。

次言军事：

《明史·兵志序》：“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夫所谓得唐府兵遗意，后人于唐府兵之本意，初不甚了然，即于明之兵制，亦沿其流而莫能深原其本。即如唐以藩镇割据而亡，此在玄宗以前乌有是事之牙蘖。唐之府兵，一变而旷骑，此不过宿卫改用募士耳，犹之明于永乐间改立三大营，景泰中又改团练营，皆不过京营之变迁。至唐变方镇而开割据之门，明变召募而成民变之祸，则皆纯乎忘其本矣。今惟由明之卫所军以窥见唐之府兵，且知明与唐之初制，其养兵皆不用耗财，而兵且兼有生财之用，兵制之善，实无以复加。此不可不稍详其制度，以为谈中国兵事者作一大参考也。

第一、先考明卫所兵是否即唐之府兵。

《新唐书·兵志》：“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据此文，即知与《明兵志》文适合。

第二，再考明卫所兵饷械之所出是否与唐府兵之制同。

《唐兵志》：“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钟、镢、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又云：“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据此文，兵一人至一火、一队，皆有应自备之食粮及用具，而此外又有介胄戎具，则不在内。其尚未能明了者，此所备之时限，是否为每一年期所纳之数。既劳其力为兵，又令自备各具与粮，自必因其所耕之田由国家所给，即以此代租税为出征时之用，而平常之给养自仰于田之收获，不待言也。观其军中置有坊主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可知军有军之户口农桑，绝与无田无宅借饷以糊口之兵不同。至介胄戎具出自何所，《唐志》皆未言明。此则证以明制，则知皆出于兵之所供，而兵之能供此费，皆由应纳之赋税，有具粮械以纳者，尚有如民田所应纳之租者在，此应据明制而推知者也。

《明史·兵志》：“太祖下集庆路，为吴王，罢诸翼统军元帅，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连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较也。”

定军卫法，《本纪》不载，《纪事本末》系之洪武元年二月，《洪武圣政记》则系之元年正月。《刘基传》：“太祖即皇帝位，基奏定军卫法。”则可知自在元年之初，且此为刘基所奏定。《圣政记》亦云然。

初定之兵数，较洪武元年所定之数略少。非少也，初定时，但‘定军制，未定军籍，故止计兵数，官长不在内。洪武元年所定，则以卫系籍，兵与官皆附卫为籍，世世不改，则并计人数而较增多耳。附籍之后，受地执业，有室家，长子孙。一家之内，为军及官者一人；其余人丁，官之子弟为舍人，兵之子弟为余丁，既为出缺时充补，又为正兵及官调发时或勤操练时执耕稼之事。于是兵非浮浪之人，充兵非消耗之业，养兵非糜费之事矣。其受地执业之制，出于屯田。明之初制，无军不屯。此卫所之根本制度，亦即府兵之根本制度也。

《食货志》：“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凰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明史》以屯田为田赋之一种，故入《食货志》，此史馆诸臣之不注意于兵事也。今详为推考，不但知明代兵制之善，并知唐代府兵之真意。又史臣以屯田为《食货志》中一事，故民屯与军屯相杂，其言民屯乃移民垦荒，固为足食之一事；军屯则既可不弃地利，又能使囯无养兵之费，而兵有保卫地方之实。夫责兵以卫民，曰汝职务宜然，此以名义相责，非以身家之利害相共也。兵为无产之人，受甚薄之给养，而为有产之人作保障，其势不可必恃，来不知其所从，去不知其所向，此种雇倩无根之人而假之以武器，习之以战阵，谓能使见利而不起盗心，见害而不思苟免，是以劳役待兵，而又以圣贤望兵也。人受田五十亩，兵有产矣；一家占为此籍，兵与地方相共矣，既无从出没为非，更不能恝视身家所在之地。国必有兵，兵必有制。明兵制之善，史臣不能发挥之，此亦书生之不解世务也。

当洪武之世，极力兴举屯政，然不急于升科，以坚其企业之意。至三十五年乃定科则，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革除以后之纪年矣。军田一分即五十亩，纳正粮十二石，每亩合二斗四升，是为其受产之负担。贮屯仓听本军自支，所支者兵之月粮，又为其受役之报酬。考明之兵饷，《食货志·俸饷》类：“天下卫所军士月粮，洪武中，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城守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民匠充军者八斗，牧马千户所一石，民丁编军操练者一石，江阴、横海水军梢班碇手一石五斗。阵亡病故军给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籍没免死充军者，谓之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二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又给军士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在外卫所军士以钞准。”据此，则一年支粮十二石为军饷原则，马军、水军较有例外加增，但是少数。惟军为屯军，则利在田业，饷额减半。据军屯分配成数，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三七与二八，并非指定七成或八成之军永为农民，只是全军中轮流抽出三成或二成专任军役，如是则恒有七八成之兵可在农亩，即恒有七八成之兵只需半饷。夫七八成半饷之兵，是即等于三四成额军不需给饷也。以三四成余剩之额饷，给二三成城守之额兵，实余额饷一二成，为官长及马兵、水兵等之加额，及上级官之俸给，皆有余裕，而军械亦括于其中。据唐府兵之制而互证之，可以了然矣。惟边地屯种之军，成数较少，设粮秣不足，运购尤艰，明初更立“中盐”一法，与筹饷相辅而行。盐既开中，又兴商屯，既给军，又垦荒，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真谋国之至计也。

《食货志》：“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泰和岭，路远甚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四年，定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缴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齐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此照勘合相符，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按《史·志》文微有含混，明初中盐，当系令商运官粮赴边远之地，粮入仓后，给商盐引，赴产盐所在之官署，仍纳盐之场价，领盐赴销盐之地，照官定岸地出售。商人习于转输，以运粮之劳费，易得盐引为报酬，领盐又加运盐之劳费，运至销盐之岸，官为定价，使商有可图之利。又计销盐之地，民欲得盐，所必需之费，可胜负担者，而定其价，期不病食盐之民，而有利于运盐之商，即更有利于待饷之兵。至囯家所课盐利，仍在官定场价之中，并不因商之开中而有加损，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惟洪武四年之则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盐，至少需中米一石；道里近者至需五石之多。是可知其纯以运费计算，非以米价计算也。至云：“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其中有“米直高下”一项，则是令商纳米矣。此后来改则例之所定。故《志》文又云：“宣德三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匠粮饷不支，条上预备策，言：‘中盐旧则太重，商贾少至，请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纳米。”明一代米价无甚变动，至其末造，俸饷折价，尚以银一两作米二石。洪武至宣德初，中盐之米，额数多寡大异，盖则例屡改，纳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叙明也。其后至弘治时，废中盐之法，令商以银纳课，边储遂乏，说见下。

《食货志·屯田》下云：“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叶淇本传》：“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每廷议用兵，辄持不可。惟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

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其始但令商司运，既而改则例直令纳粟，盖又兴商屯之法，指边之旷地，军所垦不尽者，令商得兴屯，所获之粟，即以输边，易引以贩盐。商更无远道运粮之费，而有领地营垦之利，国家则又多一辟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开中法废，商不需屯，淮商固弃垦而归淮，西北商之业淮盐者，亦徙家于淮，以专务纳课贩盐，盐遂与边储无涉，而多集课银，徒供暴君污吏之挥霍。边备既虚，转饷一事，劳扰天下，而仍不济急，民穷财尽，铤而走险之祸遂以亡明。此其目光，但一时见金之充积，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济边，妨屯弃地，购粟运远，已万万不偿所失，况一得见金，徒长奢费，不复急顾边储，非至边军窘急，不筹救济。而奢费既开，更无复归节约之日，谓亡明之因即种于此，无不可也。

中盐之制本起于宋，宋不重视，以为有得有失。明中盐之为善法，正在商屯，诚实业盐之商，信囯家之法令，盐垦兼营，不趋歧径。当时近淮之豪民怂恿变法，不任饷边之劳，而欲占行盐之利，以增课之说动叶淇，淇以乡情而中其说。《明史》不详其原委，今更以《明通考》补说明之。

《续通考》：“弘治五年八月，令两淮等盐引倶召商开中，纳银类解户部太仓，以备边储。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至是户部尚书叶淇，淮安人，《淇本传》，山阳人。盐商皆其亲识，因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内阁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米值加倍，明初中盐每小引，未详纳米若干，宣德初以为重，而改为至多二斗五升。时米值每石不过银五钱，纳银至三四钱，可得米七八斗矣，故曰‘视国初米值加倍’也。而商无远运之苦，一时太仓之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华钰《盐策议》曰：“洪武、永乐时，内地大贾争赴九边，垦田积粟，以便开中。朝中暮支，价平息倍，商乐转输，边免飞挽，士饱马腾，缓急有备，策至良也。岁引初无定额，皆资主客兵饷，从边庾受券，不令轻纳盐鹾司也。自司农叶淇为淮商地，此淮商盖不安于屯垦者。输盐一引，输粟二斗五升，轻请增额，准改折色，径于运司上纳，于是每引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二分。又令客商谓非淮商。无见盐，淮商在淮有场产盐，在边则有屯产粟，故有见盐。许本场买补，西北商即客商。胥内徙便转贩，而边计大坏。今正引虽仍赴边中，余课悉如淇议矣。正引仍赴边中者，原额二斗五升之值仍解边也。余课悉如淇议者，增纳之银，均由运司解户部太仓也。屯废而边缺粟，粟价大增，而解以从前之价，如边计何？”

由以上两端，见明初之民事军事制度，纯以土地与财政相权，有生财，无耗财。凡以养兵而病国者宜深鉴之。《续通考》：明初制，在外兵马尽是屯兵，官俸兵粮，皆出于是。帝尝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故京师屯田，有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者。

史家之言制度，具在各志。今专提民事军事之与财政相通者郑重言之，实以民生之与国计为维系不亡之根本。此外就各志言制度历数之如下：

《志》第一《天文》。《志》第二《五行》。

以上两《志》，不关制度，其学科亦各有专门，当别为研究，不入此讲义。

《志》第三《历》。

历法在明代，实仍元旧，而开参用阳历之端。太祖始为吴王，于元至正二十七年，改称吴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刘基等上戊申大统历，戊申为明年洪武元年。《大统历》为明一代历书之名，其法实仍元之《授时历》，但用《大统》为历名，以为一代之制而已。洪武元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回回司天监，本元旧有，元《历志》：“世祖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此为《回回历》行于中国之时。时元未并宋，在中国只行于北方。此历当是用回回法之阴阳合历。

《元史》谓《万年历》已不传，无以明其详状。但《回回历》以彼国之年为纪元之始，建国之日为元旦，其纪元在唐武德五年，其第一元旦为阴历六月三日。明自置回回司天监，后于洪武三年，与司天监均改为钦天监。三十一年，又罢回回钦天监，以其历法隶本监，分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历。盖回回历与各占一科耳。正德以后，始觉用《授时历》法连推日食皆不合，议改而未成，惟以《回回历》供《大统历》参考。万历末，天主教徒利玛窦等始来中国，受其学者始议修历，直至崇祯末始定新历法为《大统历法》，未施行而明亡，遂为清之《时宪历》所取用矣。

《志》第四《地理》。

明之幅员远逊于元，元除属地庞大无伦不计外，其辖于中书省及行省者，尚非明之所能尽有。元之为省十二，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一。其中书省及辽东行省，明已不全，其岭北行省、征东行省，明盖无之。明全国俗称两京十三省，北京、南京两辖境皆称直隶，余分十三区，各设布政司，即两直隶与十三布政司也。其建置沿革事属专门，不入此讲义。

《志》第五《礼》。

礼之为用，制节谨度，纳民轨物，凡有国者所同，孔子所谓“与奢宁俭”，此为为国以礼之本意。前于民事中已见大略。其余俟礼学专门研究。至帝制时之郊庙坛，朝觐山陵，多非当务之急。官民阶级，今亦难为区别。至为庶民定制，《志》文虽不多，亦在礼学专门范围。

《志》第六《乐》。《志》第七《仪卫》。《志》第八《舆服》。

以上三《志》，乐属专门；仪卫、舆服乃帝制时代之物，因帝制时代而繁复，今当并入礼制而言，亦俟专门肄之。

《志》第九《选举》。

明选举之法有四，末流专重科目，几乎止有科举取士、铨选任官两事。四为：一、学校，二、科目，三、荐举，四、铨选。

学校之制，至明而始普及，且为经制之普及。古时只有国学、郡县学；守令得人则兴，去官辄罢。或因尊师而设书院，皆人存政举之事。洪武元年七月，带刀舍人周宗上疏，请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上嘉纳之。事见《纪事本末》。周宗史无传，惟《兴宗孝康皇帝传》：“洪武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带刀舍人周宗上书乞教太子，上嘉纳。”盖其人专以教育为念，每上书皆及此事。而天下府州县设学，尤开前古所未有。屡荷嘉纳，亦不闻重用其人，特以带刀舍人言事，可见开国人才之多也。是为天下遍设学校之始。太祖特重学校，往往任国学生为民事奔走全国，说已见前。《续通考》又载：“洪武十六年九月，命给事中及国子生、各卫舍人分行天下，清理军籍。”则清军事亦使国子生分任之，又不仅民事而已。《志》言：“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府县学生则以贡入太学。《志》又言：“贡生入监，初由生员选择，既命各学岁贡一人，故谓之岁贡。其例亦屡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县学以一二三年为差；二十五年，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此皆举洪武年事，见太祖于学校定为造就人才之正路。各布政司以佥事为提学官。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每试录取生员，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应科举者亦必出自学校，是为学校与科举合一。此终明之世皆然。惟国子监生之不足取重于世，则太祖置学校之本意失矣。

科有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据《志》所言，代古人语气而用排偶者，谓之八股；其它通谓之制义。则制义不尽用八股体，但仿宋经义，则其本指耳。洪武三年，始设科举，所取之士，宠遇甚厚，乃未几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遂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盖太祖时初未以科举为取士一定之法，其曰后为永制者，乃太祖以后之迁流也。本由唐、宋历代所行，明代专用经义为试文之体，实由重视宋儒之讲学，欲得如朱、陆大儒之师法，以矫古科目专尚词赋之弊。在太祖犹为可行可止，常与学校、荐举相参，决不专任科目也。然自专重科目之后，并学校之课程亦集中于八股，提学所以试士者皆以八股文为殿最，则科目固不足尽得士之用，学校更失其造士之本原，此决非明祖所及料。惟遍设学校实始于明。若后世学校之制，参用明祖之意，教以实用之学，使学校不为虚设，而取士则仍凭考试，不以学校之绩分为准，所重视者在考试，而学校中求得之机械式文凭，自无所用之矣。至明科举制中，举人、进士、翰林之名目，乡、会试之年分，典试、同考之派遣，厘正文体，防杜关节，一切事实，在科举废后，已非必需之知识，专门求之，以订史实，此行有余力之事也。

荐举一途，在汉为得士惟一之路，汉以后亦用之，而参以门第之见，所谓九品中正，设有专官，当时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此乡举里选之积重也。唐之行科举，正以矫其流弊，在唐尚未尽脱门第求才之习，然终以科举制之加密，而孤寒登进之路日宽。至宋则为纯粹之考试矣。明承宋后，太祖尽复荐举之法。始克金陵，即辟儒士范祖幹、叶仪；克婺州，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耆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创礼贤馆处之。此皆在太祖起事草创之年，所从荐举之得人已如此。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即吴王位，犹称龙凤十年，始建百官，即敕中书省，令州县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间及兼通书律者。既而严选举之禁，有滥举者逮治之。是为荐举定为制度之始。吴元年，遣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元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各赐白金而遣之。三年，开科举。然是年仍谕廷臣曰：“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至六年，则又罢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士亦由太学以进。于是罢科举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行科举。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耆儒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辈，年九十余，征至京，即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敩、赵民望、吴源特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

《职官志》：“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九月，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置四辅时告太庙，以王本、杜祐，龚斅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兼太子宾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寻亦罢。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

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盖此皆于罢中书省后以充补宰相之职者。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起家为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为侍郎。耆儒刘堉、关贤为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为佥都御史。人材赫从道为大理少卿。孝廉李德为府尹。儒士吴顒为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璲、王廉为布政使。孝弟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蒋正言、张端，文学朱亮为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为参议。凡其显擢者如此，其以渐而跻贵仕者又无算也。尝谕礼部：“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盖是时仕进无他途，故往往多骤贵者。而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人。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而会稽僧郭传由宋濂荐，擢为翰林应奉。此皆可得而考者也。洎科举复兴，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建文、永乐间，犹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者，而杨士奇以处士、陈济以布衣遽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其不拘资格又如此。自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志》文所述略如上。人主无用贤之识，亦无求贤之诚，特殊之材遂无以自见，非俯首就场屋试，不能进身，则八股遂为五百年选士之特制矣。

铨选之法，在太祖时不甚重，天下未定，求贤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得贤且才者而后用之；既用之后，发觉其非贤或恃才作弊者，诛戮不少贷，法在必行，无情可循。《史·志》以铨选为选举之一端，直是后来逐渐设立，太祖时破除资格，略无铨选成法可言。《志》言：“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为太祖时一种选法，不过回避本籍而已。始以南北相避，继则仅避本省，不限南北，学官则并不避本省。

《志》又言：“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

此为太祖时又一种选法，以毋拘资格为前提，内而侍郎，外而监司，俱可由选人径得之。其选人则出自进士、监生及荐举三种：进士即科举所得；监生即学校所造成，若今之毕业生；荐举，则凡官皆为举人者，惟滥举则连坐。给事为谏官，分六科，谓之科臣；御史为言官，分各道，谓之道臣。谏官得封驳诏敕，直规君上之失；言官得参论中外，不避贵近之尊。此等清贵之职，亦使初授之选人居半，定为选额，又不比侍郎监司之不为额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资格至于如此。其所以不开幸门，反能整肃官方者，当时士大夫并不因得官之易而敢于奔竞，止有招之不来之患。是何也？一有不称职，辄遭诛戮，自揣未可侥幸，即避之恐后。此当于全史中理会之，备列如下：

太祖定法律，遵用唐律，为一代之制。然于律外又特定《大诰》。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诰》，其目十条，第十条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札。”次年复作《续编》《三编》。《刑法志》：“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断指，明祖又诛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浩》，定为专条，后有似夏、姚、王诸人者，皆诛死籍没。盖既被荐举，即不许遁免，可知时无奔竞之风矣。

太祖时，士大夫初以声绩著，而后不免因事诛死者，就《列传》所载，其人已夥，专辑之可成一宗类案。其以功臣典兵有威望，遭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亦每有发为忠言，触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鲁以辟佛，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亦以此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叶伯巨以言诸王分封太侈，死狱中；王朴以与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如此之类亦多。

洪武中有大狱四：胡惟庸以宰相谋叛，诛之宜也，而连引至数万人；蓝玉恃功骄纵，已不当与谋反同论，死者又数万人，此犹曰贵臣牵连取忌，别有用意；其余两案，一为郭桓案，以惩贪墨，死者亦数万人，既而知审刑官希指牵引，又论审刑官极刑；又有空印案，迹近作弊，坐死者又极众。此两案皆为惩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惨，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再分列之如下：

一、空印案。此案《本纪》未载，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志》以此事为洪武十五年，非也。《方征传》，征以论空印事贬沁阳驿丞，其奏中言：“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下又言：“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则其贬驿丞在十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则又在其前。又方孝孺《逊志斋集·先府君行状》，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谪，逾年释归，又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于京师。则是九年事也。又《郑士利传》，士利上书讼空印之冤，乃因星变求言。星变乃九年事，求言在九年闰九月，皆为空印案在九年之证。《郑士利传》：“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谳上，士元奏其冤，得白。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丞相之官亦废于十三年，案发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证非十五年。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县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恨？’遂入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据士利言杀我生数百人，则坐死之主印长官数百人，其佐贰又数倍之，则亦必有受杖戍边者数千人矣。”

二、郭桓案。《刑法志》：“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本纪》：“洪武十八年三月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七卿表》：是年二月，以罪诛者，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盖皆坐郭桓案而死者。麦至德亦以代尚书而见《七卿表》。其余六部侍郎以下，据《志》言多死者，其名不可考矣。此亦明初惩贪之一大狱。

太祖之治污吏，其奉法无私之略例：《本纪》：“三十年六月己酉，驸马都尉欧阳伦有罪赐死。”《公主传》：“安庆公主，宁国主母妹，《宁国主传》：“孝慈皇后生。”则安庆亦马后所生之贵主。洪武十四年，下嫁欧阳伦。伦颇不法，洪武末，茶禁方严，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遇河桥巡检司，擅捶辱司吏，吏不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明通鉴》：“初，诏西番互市，始设茶马司于陕西、四川等处，令番人纳马易茶，并严禁私茶出境。时伦奉使至川、陕，辄载巴茶出境贸易，所在不胜其扰。陕西布政司檄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车至五十两，兰县河桥司巡检被捶不堪，诉于朝。上大怒，遂坐法，并保等诛之，茶货没入官。以河桥吏能不避权贵，赐敕褒嘉。”又《胡大海传》：“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克婺州在元至正十八年，大敌未灭其一，正倚赖武人之时，而犯令必行，不容宽假如此。至于马后，患难相依，德性相服，生平恩意极笃，爱婿犯法，诛不逾时，并赏及举发者。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一字，为治国之根本，必如是而后破格用人，不开幸门。其后，渐不能握此威柄，则以选政授权吏部，但慎简一吏部尚书，选法自清。又其后，吏部虽得人，仍不胜有力者无穷之请托，则以拈阄杜之，以抽签却之，遂为较公平之选法，而用才之意荒矣。然而宦官宫妾，每取中旨授官，多不由吏部，此则末世之所谓破格，足以召乱亡而已矣。

《志》第十《职官》。

明官制初仍元旧，虽多所更张，而以中书为政本，尚是魏、晋以来之传统。魏、晋以权臣当国，取前代而代之，未取代以前，便于独握政权，故以录尚书事之名总揽国政。王肃说《尚书》“纳于大麓”，破麓为录，以附会当时篡夺之制。但重臣柄国，亦未尝不合古义。古虽六官并列，实以冢宰为总枢，此则明代所取法也。明兴仍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为省长官。洪武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省。当未罢省时，六部为中书省隶属，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下乃为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罢省，乃升六部秩，尚书正二品，侍郎正三品。始犹设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几，即罢。十五年置大学士，秩正五品，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政归六部，仿古六官之意，吏部为取人任官之官，责任尤重。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都督部尚书院都御史寺列卿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看详诸司奏启，兼司平驳。是为千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革。御史台古与省对立，明初改台为都察院，与部并立，是为七卿。外官之制，明初下集庆时，承元之旧，亦设行中书省，自领江南行中书省，时在元至正十六年。至正十八年，克婺州，置中书分省，后复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惟无丞相，自平章政事以下，略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行省俱为布政使司，凡行省原有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均罢，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十五年，增置云南布政司。明全国区域为两直隶十三布政司。盖自永乐以后迁都北平，北平为北京，遂以北京所属府州县为北直隶。永乐十三年，又添设贵州布政司，遂成两直隶十三布政司，俗称两京十三省。初置司与六部均重，布政司入为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每出为布政使。正统以后乃无之。

每布政司所辖，举世循元旧，犹称为省。省之长官，为都、布、按三司，都即都指挥使司，布即布政使司，按则按察使司也。元肃政廉访使，其初原称提刑按察司，各辖一道，各行省共分二十二道，皆隶于御史台，直隶内台者八道，称内道；隶江南行御史台者十道；隶陕西行御史台者四道。明初，下集庆时。置提刑按察司，以王习古、王德为佥事。时盖设官而未设使。吴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十四年，置各道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人按二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今各府州县城多有察院旧址，或里巷以察院为名者。各处志书载额编留支钱粮，尚有察院门子等名色。十六年，尽罢试佥事，设定副使及佥事，多寡从其分道之数。二十九年，定分四十一道，此为后来分道之始。唐分天下为十道，乃最大之分区制，即为最高之外官。元廉访使亦分道，即按察使之职。明以道为按察分司，后又以布政使之参政、参议亦分道，遂均称道臣。清初尚因之，清中弃，直以道为监司，不属两司佐贰矣。而按察使为各省之长官，与都、布并称三司。

《志》第十一《食货》。

《食货志》为一代理财之政，国之命脉在是，前已言之。太祖时慎重用财，率天下以俭之道，略已见前。其后来之变迁荒谬，别见后各篇。

《志》第十二《河渠》。

河自北宋时由北决而南，为大患数百年。至元末，贾鲁始定汇淮入海，明初亦常有小决，为河患之常。太祖时未有大举。运河，以帝都在南，太祖时亦无所注意，惟以水利兴农，洪武中修凿之迹具详《志》文。最伟之举，在二十七年分遣国子生及人材遍诣天下，督修水利，已具前。

《志》第十三《兵》。《志》第十四《刑》。

以上两《志》，兵之精义已具前。太祖用刑颇酷，说亦见前。惟所刑皆官吏，而非虐民，斯为承大乱之后，得刑乱重典之意，虽非盛德事，而于国本无伤，亦且深有整饬之效也。

《志》第十五《艺文》。

此非制度，可不必入本讲义。但须知明《艺文志》，乃专载明一代之著述，其于前代典籍存佚，不敢断定。目录家于此《志》功用较微。

第四节 洪武年中诸大事

一、命相与废相太祖自下集庆后，自领江南行省平章与元帅府元帅，时犹以一官自处。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为吴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设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长为左，达为右。达方连年统兵，平汉平吴取中原，实不与省务。洪武元年，改相国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长独相。四年正月，善长致仕，以汪广洋为右丞相，徐达以左丞相仍统军，旋为大将军西征，广洋独相。至六年，左迁广东参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独相。至十年九月转左，仍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帝问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寻赐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谋反发觉，诛，遂罢中书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实止善长、广洋、惟庸三人。善长自太祖略地滁阳时迎谒，与语大悦，留掌书记，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参谋，预机务，主馈饷。太祖威名日甚，诸将来归者，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诚，并调护其龃龉。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师行所克，取郡邑，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军机进退，赏罚章程，有所招纳，则为书词；自将征讨，则命居守。定榷盐、榷茶诸法，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饶益国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帅礼官定朝野礼仪制度。又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祭祀、封建、爵赏，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儒臣谋议之，为功臣第一，比之萧何，为真宰相。富贵既极，帝稍厌其骄，以病致仕，恩礼尚隆，复以公主归其子。洪武十年，与李文忠并命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诛，善长以与相厚，他坐党死者众，而善长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诛之。广洋依违无大建白。惟庸始以才当帝意，曲谨市宠，独相数年，大为奸利。徐达、刘基均以为言，会基病，帝遣惟庸以医往，遂以毒中之。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善长耄年，竟以惟庸谋反牵染死，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洪武间四大狱，连坐动至数万人，惟庸狱最早发，延十余年，其狱始竟，不可不稍详之。

洪武初，帝有厌李善长意，欲易相，《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为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基传》又云：“明年，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骂，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子链，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监丞，试监察御史，出为江西参政。太祖祖常欲大用之，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按诚意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历朝诗集·刘诚意小传》云：“公负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几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其事，遇知己效驰驱，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旗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深浅者乎？呜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读公遗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乱世为有意气发舒，得志大行则皆忧危之日。其不知忧危者，必为胡惟庸、蓝玉之流；知忧危者，则公及汉之张良是也，而公犹且不尽免祸，读史诚可感矣。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敝，其囯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叹汉、明两祖之少恩，其实亦汉、明开国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史·本传》又言：“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道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公于阴阳风角之说，《史》以为非其至，其实可云达人嗜奇之一蔽。谈洋王气之谗，正以公有术数之长，而动帝听。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学问所养成之识力，于阴阳风角何预？使果有秘术，何以谈洋奏请设官，不能预防其讦；惟庸医来下毒，不能先烛其奸？临死使其子上天文书，毋使后人复习，诚悔之耳。

《奸臣·胡惟庸传》：“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太祖用计拔和州，奉郭子兴檄总其军，事在至正十五年。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至正二十四年，陈理降，始设湖广行省。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纪事本末》：惟庸故起家宁国令，时太师李善长秉政，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二百两，得召入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学士吴伯宗劾惟庸，几得危祸，自是势益炽。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代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二月复升为州。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尝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嵩，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洪武功臣各本传中可辑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传》：“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义·郑濂传》：“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宋濂为太子师先后十余年，太子敬礼之，言必称师父。以濂学术，实为开国儒臣之首。而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宋史》《元史》皆有传，仅乃得免。惟庸诛后十年，而李善长见法时，复有牵染。靖宁侯叶升之以胡党伏诛，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谓坐诛者三万余人，其名何可胜考。此为明初第一大狱。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诏书编之《祖训》，略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太祖以置相为秦以来事，古三公论道不任职，六官任职而无总揽之柄，政事由君上亲裁，此法自亦不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书省为万几之所集，作奸者有专擅而无分掣，遂成惟庸之祸，故因噎废食如此。盖帝好便给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刘基即终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积恶之久，非谋逆无掩盖之法，天下初定，戎马之士，反测易生。废相以后，嗣君能稍勤政，必无奸雄专弄之权。此太祖之特识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

二、峻法与守法明初用刑之峻，若《大诰》三编，若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等四案，驭勋贵官吏特严。《大诰》于所定《大明律》之外，指定条目，处以极刑，其目有十：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剌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札。书成，颁之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狱囚有能读《大诰》者，罪减等。一时天下有讲读《大浩》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皆赐钞币遣还。未几，复定《续编》《三编》，时惩元季贪冒，徇私灭公，立法务为严峻，于赃吏尤重绳之，其序言：“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寘之重典。”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其《三编》稍宽容，然所列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给事。

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蓝玉一案，亦明初大狱，兹补述之。《史·蓝玉传》：“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称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五年，从徐达北征。七年，帅兵拔兴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禽其酋。明年，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滇地悉平，益禄五百石，册其女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纳哈出降，还至亦迷河，悉降其余众。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时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扰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帅师十五万征之，出大宁，至庆州，谍知元主在捕鱼儿海，间道兼程，进薄其营。敌谓我军乏水草，不能深入，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敌无所觉，猝至前，大惊迎战，败之，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帝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师还，进凉国公。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命玉讨平之。又平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益禄五百石，诏还乡。二十四年，命玉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以追逃寇祁者孙，遂略西番罕东之地，土酋哈咎等遁去。会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诏移兵讨之，至则都指挥瞿能已大破其众，月鲁走柏兴州，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报可。复请籍民为兵，讨朵甘、百夷。诏不许，遂班师。”

以上节《玉传》所叙玉之功绩。当其北伐已建殊勋，敕书褒劳，而封国改梁为凉，赐券而镌其过。见下。在玉为武人，不修行检，不能怨上之寡恩。逮平湖广诸土司，益禄而即诏还乡，明示以功成身退之义。玉若稍有学养，正急流勇退时，可以无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复起用之。既有功，复欲延长兵事，请讨朵甘、百夷。朵甘地为青海，百夷则缅甸所析之麓川、平缅等司。诏不许而班师，亦其时朵甘、百夷初不为患也。帝之不欲轻启边衅，识高于玉，而玉之不必复以军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复愤愤争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祸，然至诛夷灭族，坐党者万五千人，则亦太过，非君臣相处之常理矣。

《玉传》又云：“玉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谳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何真子。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叙此事，云下吏鞫讯，狱辞云云，狱具，悉诛之。其意谓狱吏所具之文如是，其为事实与否，未可定也。《明通鉴》则据明代私家记载言：“初，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言于皇太子曰：‘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盖玉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遂衔之。及太子薨，燕王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曰。燕王等来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诛蓝玉，即二月初十日，越四日己丑，即颁《逆臣录》。其间经告发鞫讯，当更需时，玉之祸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纪》又书燕王等来朝。上年太子薨后，不书燕王复来朝。燕王处北平，颇任边事，亦决不能正月来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必以太子死一岁间再朝。则所言未必尽信，或进言猜忌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后耶？此等记载，皆足为功臣不平之现状。《明通鉴》又云：“蓝玉之狱，詹徽从皇太孙录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实，毋株连人，玉大呼徽即臣党，遂并坐。”此语出《名山藏·臣林记》，亦皆不平于当时之事者所为。《明史》詹徽附其父同《传》，但言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连徽及子尚宝丞绂，并坐诛。且《玉传》徽之与玉谋变，为蒋谳所告，非录囚时所攀。囚攀问官，明是狡供，以此并坐，并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传》：“为番禺知县，番禺故号烦剧，而军卫尤横，数鞭辱县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未几，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见《本传》。数以威福挞同，同不为动。土豪数十辈，抑买市中珍货，稍不快意，辄巧诋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从容言之，同厉声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同复按治，亮祖又夺之去。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讪傲无礼状，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诛同。会同奏亦至，帝悟，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复使使宥之。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者甫到，则同已死矣。”《亮祖传》：“亮祖诬奏同，同死，帝寻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当亮祖一奏同无礼，即遣使诛同，不先一问虚实。而其时县令得自上奏，则权贵不能无所忌惮。若亮祖之武夫不学，不足深责，但使所诬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偿命，但优奖鲠直之县令，深斥恣势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树之风声，勋臣不无相警。史家类记其事，有临淄县令欧阳铭，抗常遇春，《铭传》附《道同传》：“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击，一市尽哗，铭笞而遣之。卒诉令骂将军，遇春诘之，曰：‘卒王师，民亦王民也，民殴且死，卒不当笞耶？铭虽愚，何至詈将军；将军大贤，奈何私一卒挠国法？’遇春意解，为责军士以谢。后大将军徐达至，军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将军者，毋犯也。’开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障，触忤贵官，未尝非恃朝廷之能执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驸马欧阳伦以私贩累有司供役而伏诛，足以见例矣。太祖之驭吏，复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杨靖传》附严德珉事云：“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左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读此可以想见峻法之为用矣。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纳谏与拒谏《纪事本末》叙明祖开国规模，大约明祖能识大计，不待人言，早有定见，逮言者适与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类事极多，《明史列传》类叙颇有法，如陈遇等《传》以纯儒高识，导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为帝所敬礼，言无不用，而不敢强以官。荐遇者秦从龙，帝止闻从龙名，从龙居镇江，帝遣徐达攻镇江，即属亟访从龙。达访得之，帝即遣从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庐敦聘。从龙来荐遇，又发聘书，引伊、吕、诸葛为喻，尊遇至此。遇来，遂留参密议；从龙亦事无大小，悉与其谋，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终敬礼，其所敷陈，无文字可见，但知为不嗜杀人及薄敛任贤等大指而已，盖亦非敢以严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贤。从龙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与世子亲至其家，尊礼无匹；遇死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屡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尝敢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盖其有益于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计，其品驾乎刘基、宋濂等之上。惟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则原本儒术，而文武干济，亦有实见之事功。宋濂始终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与军事，然刘基之倾倒于濂，在元代即视为天下之才，惟濂与己。盖当时之第一流，实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儒者，视事功乃其末节，太祖皆得而用之，开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传》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数卷中皆见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绝非马上治天下之气度。至以综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图治，其后或不得善终，则皆偏重于才，而德不足以称之。若陈修、杨思义等《传》附见多人，如开济即以奸狡弃市，此亦可以见太祖之尊贤用才，轻重自有分际也。

以上所谓纳其言而不待以谏名者，至其以谏自名，太祖之能纳，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举一事为例。《史·周观政》《欧阳韶传》：“觐政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

按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以御史监奉天门，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观政竟肯奉职，可见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宫禁深远。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交刑部或诛戮之，则声息可达，若既听其言，而又从宫中亲出以谢过。今试观三殿之后，复隔膈乾清宫门，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宫，其出宫已甚远，若近代帝王起居，更远在离宫别馆，乾清且为纵迹罕到之地。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矣。

又《欧阳韶传》：“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曰：‘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

以上为帝纳谏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谏臣，则亦有之。如《叶伯巨传》，伯巨以训导应星变求言诏，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载本传，所言深以分封诸王土地太侈，恐为将来尾大不掉之祸。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迨燕王以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有先见。又《李仕鲁》《陈汶辉传》：“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帝不听。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怪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汶辉亦“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又《王朴传》：“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以上可见帝之纳谏奇，拒谏亦奇，其臣之敢谏死谏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望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分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四、除弊与流弊明代之弊，无过于信用宦官。《宦官传》序：“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纪事本末》：英宗正统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太监王振益无所惮。洪武中，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牌，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时尚存，振盗去之。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无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

《史·职官志·宦官》：“太祖尝谓侍臣曰：‘朕观《周礼》，阉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有内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因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宫监文移往来。’然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鉴》：“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预政典兵，上谓侍臣曰：‘史传所书汉唐宦官之祸，亦人主宠爱自致之耳。《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辈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预政、不典兵，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此出《纪事本末》而稍节其文。又“四年闰二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自监正令五品以下至从七品有差。上谓侍臣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阍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吾防之极严，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坚冰之意也。’”此纯出《纪事本末》。

明之阉祸，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阉，则较前代为甚。《史》以赵成、聂庆童之奉使市马，为内臣衔命之始，似亦以作俑微归其咎，此缘后来为祸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观太祖以杜安道为御用监，则宫中给使本不必定用阉人，惜当时未有人能提废阉之议，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尚有陶模其人，竟请革除阉制也。古用肉刑，受腐刑者守宫，乃为刑人开利用之路，故亦谓之宫刑。后世既废肉刑，即应并废阉宦，迁延不改，其患遂至滔天。明历世患阉，要不得不谓由太祖之作俑，其变迁自见后。

其次为锦衣卫镇抚司狱。《史·刑法志》：“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司马彪《续汉书》：“武帝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又《职官志·锦衣卫》：“洪武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等七员，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

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

此锦衣卫设诏狱一事，不能不谓太祖实倡其始。设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罢，二十六年，又申禁内外狱毋上锦衣卫，此在太祖已为不远而复矣。其后复设于永乐中，以一镇抚为未足，又分北镇抚司专掌刑狱，更以卫狱为未足，又倚宦官立东厂，后更有西厂，校尉与缇骑，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惨不忍言，盖拾太祖已废之迹也。

又其次为廷杖，《刑法志》：“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诖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事已见上。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夏祥乃薛祥之误，列传《薛祥传》：“八年，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营谨身殿，有司列中匠为上匠，帝怒其罔，命弃市。祥在侧，争曰：‘奏对不实竟杀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复徐奏曰：‘腐，废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称第一。为胡惟庸所恶，坐营建扰民，谪知嘉兴府。惟庸诛，复召为工部尚书，帝曰：‘谗臣害汝，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然卒犯之，为后世作则。朱亮祖诬死道同，犹为有罪；薛祥则端直长厚，坐累杖死，天下哀之，非其罪可知。祥争腐刑，在改行省制之前一年，即在洪武八年，时明律未大定，有此主张，尚不足怪。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第二章 靖 难

靖难之名，为成祖篡国时所自命。成祖名棣，原封燕王，为太祖第四子，母 妃。太祖立嗣，以嫡以长，自为吴王，即立长子标为世子，既登帝位，即立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薨，谥曰懿文太子。是年九月，立太子第二子允炆为皇太孙。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辛卯，太孙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称其师曰靖难。累战至四年六月乙丑，都城陷，帝遁去，棣入即帝位，尽反建文朝政，并年号而去之，谓其时曰革除。于是，太祖开国之法度颇有变易，分别纪之，以见成祖于篡弑之恶外，在明一代之功过为何若。至仁、宣两朝，承成祖之业，未有蹉跌，合为一时代述之。

第一节 建文朝事之得失

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设有丝毫不可示人之失德，必为其时诋毁之口实，攻之不遗余力矣。然观成祖所以毁建文，不过以削夺宗藩一事为举兵之名。既篡大位，于建文朝事一切革除，初不问其当否，其临朝公言建文时政之不善者惟有变乱官制云尔。削夺宗藩，未始非帝之失策，更改官制，亦多非当务之急，然皆无罪状可言，成祖以为罪则罪之，既篡以后，谁与抗辩？然帝之善政美德，史中竟尚有存留，盖虽欲毁灭之而事实有不能也。

帝为兴宗孝康皇帝子，兴宗即懿文太子标。帝即位后，追尊为帝，靖难后，复废为懿文太子。《兴宗本传》：“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盖出天性。《明通鉴》于蓝玉之狱，文末叙云：“初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言于皇太子：‘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不数月而玉祸作。”此亦见太子大度，而燕王之不能为少主臣，由来久矣。

尹守衡《史窃·蓝玉传论》云：“世传蓝玉初欲结知燕王，北征还至北平，献王名马，王不受，玉惭谢。归见太子，太子妃，开平王女也，因说太子曰：‘殿下试观皇上，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曰：‘鸤鸠之爱，焉有轩轾？’玉顿首曰：‘臣望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皇上所钟爱。又闻术者言：“燕地有天子气。”臣幸托肺腑，愿殿下自爱！’嗟夫！幸太子孝友，不入其言耳，不然，建成之难，当先自玉发之。”此为《明鉴》之所本。但尹氏为明臣，尊成祖，此作罪状蓝玉语。

太子多盛德，具见《本传》。帝立建文为太孙，盖以太子第二子，而其兄幼殇，以伦序当立也。《太祖实录》在建文时修成者，亦已革除作废，成祖又将建文年间政治文字焚毁，使后人即欲搜考而不可得。焚毁事见《王艮传》，所焚必不止一次，此可推见。

《王艮传》：“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进士，对策第一。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艮次之，又次李贯。三人皆同里，并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设立史馆居之，预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诸书，一时大著作皆综理之。数上书言时务。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酖死矣。缙驰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贯亦迎附。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遍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官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独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矣！’”

然《惠帝本纪》所载，侍懿文疾及居丧之孝；请于太祖，改定《洪武律》七十三条之仁。甫即位，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是年十二月，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此等皆不易得之仁政。尤重大者，二年二月，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此为善补太祖之过，深得帝王平均全国人民之意。成祖亦以坏祖制罪建文而悉复之，遂令苏、松之民至今受其祸，此善政之不能磨灭者也。

若其美德，史尽没之，以无实录可据，今由列传中搜辑数事，可见帝之为君气象。

《尹昌隆传》：“帝初即位，视朝晏，昌隆疏谏曰：‘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陛下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废职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礼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过。’”

《明纪》《明通鉴》于此事，皆云帝有疾视朝晏，昌隆疏谏，左右请以疾谕之，帝曰：“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所谓有疾，未知确否，如果拒谏，即非疾亦可言疾；既纳谏，即真疾亦不必言疾。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言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旋赦还，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史窃》：“革除元年，礼部左侍郎陈性善上书言事，上悉允行；群臣酌议，复有不便者更之。性善入朝，叩头言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顾问，臣僭陈上听，许臣必行，今又更之，所谓为法自戻，无以信于天下矣。高皇帝临御三十一年，未尝听人一言，犯颜者戮无赦，陛下受言而不终，反不如高皇帝不受之为愈矣。’上曰：‘皇祖天禀神智，群臣莫及，然每人言有理，则亦从之，非愎谏也。朕性愚昧，暗于治理，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敢不受谏。卿言为法自戻，深中朕过，非卿忠谠，朕何以得闻过失？赏绢百匹，以旌直臣。’”

《史·陈性善传》：“一日帝退朝，独留性善，赐坐，问治天下要道，手书以进。性善尽所言，悉从之，已，为有司所格。性善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顾问，既僭尘圣听，许臣必行，未几辍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为动容。”以此证《史窃》之说，其事为必有，且互见帝之虚衷。惟《史窃》有高皇帝未尝听人一言之语，恐无是理，盖语气轻重间失之耳。

帝仁柔乐善，实为守文令主，但英断不足，所用齐泰、黄子澄固非任当日艰巨之材；即所敬信之方孝孺亦不免迂阔之诮，主张削藩，轻为祸始。然方以古官制、古宫殿门名日夜讲求，自命制作，其所以应变之道，多不中窾要。后人特以齐、黄及方皆能死事，正学先生被祸尤酷，百世崇拜其大节，然于事实之得失则不可不知也。

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于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至强藩尽而又无以制异姓之奸，王莽篡汉，诸侯王无一能与抗者，此为别一义。果不主削藩，自当权有无强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则贾谊之说、主父偃之谋不可废也。且当时明明有上此策者，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省，齐、黄亦不为意，时方孝孺已至，帝方倚以致太平，倘助巍之说，必可见听，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谓帝之暗，亦诸臣之疏也。

《高巍传》：“惠帝即位，上疏乞归田里。未几，辽州知州王钦应诏辟巍，巍因赴吏部上书论时政，用事者方议削诸王，独巍与御史韩郁先后请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诸王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书奏，上颔之。”颔之者，不置可否耳。观其削夺日亟，则帝与用事诸臣成见已定，良言不能入也。巍言在洪武三十一年十月，削藩事甫动，亟用其言，朝廷与诸王尚未尽成隙，既隆其礼，又推以分封之恩，违言何自而起？乃数月之间削夺四起，又不敢遽动燕藩，反放遣其三子归囯，以释其称兵顾忌之私，此亦谬矣。韩郁疏专言削夺之非，与巍意不同，不录。

燕师既起，命将北征，濒行戒之曰：“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甚。’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以故燕兵败时，成祖以身为殿，遇急则以身为诸叛将之盾，官军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论者以此为帝之仁柔取败。此尚不足责，仁人之言，于理为长，不当以成败论。独惜其既不欲伤恩，何不并善处于未削夺之先而使削夺之事亦无所用之也。后燕既篡，帝之诸弟无一得免，少子文圭甫二岁，幽之凤阳，至三世以后，英宗朝方出之，年五十七，尚不能辨牛马，此则所谓“一门之内，自极兵威”，成祖实行之矣。《南史》原作“六门之内。”《通鉴》注：台城六门：大司马、万春、东华、西华、太阳、承明六门也。

第二节 靖难兵起之事实

成祖以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国。二十三年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

《太祖本纪》：“三十一年五月戊午，都督杨文从燕王棣、武定侯郭英从辽王植备御开平，倶听燕王节制。”《纲目三编》以为《太祖实录》已经永乐间改修两次，所书为燕王张大之词，盖不足信，当是杨文从燕王、郭英从辽王，各受节制，非谓并辽王亦听燕王节制也。此皆嫌恶燕王之说，其实即经节制沿边诸军，岂遂为太祖许其篡立？此等处不足深辩，要之养其积威，故能驱所部为逆，又能慑制讨逆之军，所由来者渐矣。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皇太孙即位，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王自北平入奔丧，闻诏乃止。

《纪事本末》：“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孙生而额颅稍偏，性颖聪，善读书。《史窃》：“君生顶颅颇偏，太祖抚之曰：‘半边儿月。’意不怿。而是时元妃生子雄英矣，后六年雄英蚤世，于是君为长，而读书甚聪颖，太祖始稍异之。”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曰令之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语乃佳。郑晓《逊国记》：“太祖命帝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太祖凄然久之，曰：‘必免于难。’钱谦益《历朝诗集》云叶子奇《草木子余录》载皇太子《新月》诗云云。所谓皇太子者，庚申君之子也，野史以为懿文太子作，为不及享国之谶。而晓则以为建文作。考杨维桢《东维子诗集》，此诗为维桢作，则诸书皆附会也。太祖常有意易储，刘三吾曰：‘若然，置秦、晋二王何地？’太祖乃止。”《史·刘三吾传》但云：“太子薨，上御东阁门，召对群臣，恸哭，三吾进曰：‘皇孙世嫡，承统，礼也。’太孙之立由此。”《明通鉴》谓诸书所说太祖欲立燕王，皆成祖改修之《太祖实录》如此。王鸿绪《史稿》尚从之；正史不然，书法谨严矣。

《齐泰传》：“皇太孙素重泰，及即位，命与黄子澄同参国政，寻进尚书。时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奔丧，王国吏听朝廷节制。《太

祖本纪》遗诏中，省此句未载。诸王谓泰矫皇考诏，间骨肉，皆不悦。”

初高皇后崩，洪武十五年。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左善世宗泐举道衍，《姚广孝本传》：“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尽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纪事本末》：“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侍，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盖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惠帝立，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

《袁珙传》：“生有异禀，好学能诗，尝游海外洛伽山，珙，鄞人。遇异僧别古崖，授以相人术，先仰视皎日，目尽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悬五色缕窗外，映月别其色；皆无讹，然后相人。其法以夜中燃两炬，视人形状气色，而参以所生年月，百无一谬。洪武中，遇姚广孝于嵩山寺，谓之曰：“公刘秉忠之俦也，幸自爱。’后广孝荐于燕王，召至北平，王杂卫士类己者九人，掺弓矢饮肆中，珙一见即前跪曰：‘殿下何轻身至此？’九人者笑其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宫中谛视，曰：‘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已，见藩邸诸校卒，皆许以公侯将帅。王虑语泄，遣之还。及即位，召拜太常寺丞。所居鄞城西，绕舍种柳，自号柳庄居士，有《柳庄集》。”

《金忠传》：“忠，鄞人，少读书，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补戍，贫不能行，相者袁珙资之。既至，编卒伍，卖卜北平市，多中，市人传以为神。僧道衍称于成祖。成祖将起兵，托疾召忠卜，得铸印乘轩之卦，曰：‘此象贵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常以所占劝举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属，授忠王府纪善，守通州，南兵数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辄问，术益验，且时进谋画，遂拜右长史，赞戎务，为谋臣矣。”

按成祖之成大业，史多夸其为术士所推许，此即行险侥幸者所为，非有他功德可得天下，直由命相致之耳。

靖难之师，起于削藩，削藩之议，由来已久。

《史窃》：“太祖时政治严核，中外万几，太孙每奉裁决，济以宽大，中外欣欣爱戴，独诸王皆挟叔父之尊，多不逊服，太孙常以为忧。先是，太祖封诸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皆边虏，岁令训将练兵，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因语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此说太祖亦以为是。诚能行之，削藩前尚有事在，以德怀，以礼制，建文朝无暇为也，用高巍之说，则庶几矣。

《黄子澄传》：“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子澄本以修撰为东宫伴读。‘诸王尊属拥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谋定，明日入白帝，会有言周王 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帅兵袭执之，词连湘、代诸府，于是废 及岷王楩为庶人，幽代王桂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王柏自焚死。下燕议周王罪，燕王上书申救，帝览书恻然，谓事宜且止。子澄与泰争之，未决，出相语曰：‘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明日，又入言曰：‘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帝犹豫曰：‘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子澄对曰：‘先人者制人，毋为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难猝图。’乃止。”此《传》文中“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之语，为成祖改《实录》而不免漏笔。《诸王传》已称马后生太子及秦、晋、燕、周四王，今子澄云云，明明太子与秦、晋二王不与燕、周同母也。成祖以夺嫡之故，冒为嫡出，而没其所生之母，后更发见 妃神主而后得其实。说详下。

子澄主用兵，以汉平七国乱为喻，汉惟得周亚夫而将之，子澄乃荐李景隆可大任，即何以敢与七国事并论也？此齐、黄之失也。《湘王柏本传》，有文武材，未著罪状，惧无以自明而自焚。亦太惨。既畏强藩，又授以口实，帝之当断不断，不失为仁者之过，任事者谋之不臧，则无以自解。周王被执，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至八月，帝欲释之，泰与子澄争久之，乃废为庶人，徙蒙化。又逮齐、代、岷诸王。明年四月，湘王自焚，齐王、代王废为庶人。六月，岷王废为庶人，徙漳州。七月，逮燕府官属，而燕王反矣。

成祖之决策称兵，早从道衍辈怂恿，即未削藩，亦必谋逆。

《姚广孝传》：“成祖意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 缻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帝与齐、黄图燕，亦思所以弱之。即位之年，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燕阴事。建文元年三月，都督宋忠、徐凯、耿谳帅兵三万屯开平、临清、山海关，调北平、永清二卫军于彰德、顺德。四月，太祖小祥，先是燕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高燧入临，至是王忧惧称病笃，乞三子归。齐泰欲遂收之，子澄曰：“不若遣归，示彼不疑，乃可袭而取也。”竟遣还。王喜曰：“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矣。”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告燕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逮系至京，皆戮之。有诏责燕王，王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张昺、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长史葛诚密告昺、贵曰：“燕王本无恙，公等勿懈。”正月，王遣诚入奏事，帝密问燕邸事，诚具以实告，遣诚还燕，使为内应，至则燕王察其色异，心疑之。会燕王使护卫百户邓庸诣阙奏事，齐泰请执讯之，具言王将举兵状。泰即发符往逮燕府官属，密令谢贵、张昺图燕，使约长史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以张信为燕王旧所信任，密敕之，使执燕王。信叛附燕，以情告。王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召道衍谋，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帅壮士八百人入卫。及逮官属诏至，秋七月，谢贵、张昺督诸卫士皆甲，围府第索所逮诸官属。王称疾愈，御东殿，伏壮士左右及端礼门内，召贵、昺付所逮者。贵、昺至，卫士甚众，及门，门者呵止之。贵、昺入，王曳杖坐，赐宴行酒，忽怒詈曰：“编户齐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为天子亲属，旦夕莫必其命。县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乎？”

护卫军前擒贵、昺，捽卢振、葛诚等下殿，皆斩之。命张玉等乘夜出，攻夺九门，黎明尽克。乃下令安集军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挥彭二战死，余瑱走居庸关，马宣巷战不胜，走蓟州，教授余逢辰死之，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等降于燕。宋忠自开平率兵三万至居庸关，不敢进，退保怀来。癸酉，燕王誓师，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属，以张玉、朱能、邱福为都指挥佥事，擢先以张昺等疏草密报燕府之按察司吏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上书称：“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待命。”书奏，议讨燕，齐泰曰：“明其为贼，敌乃可克。”遂削燕王属籍，以伐燕布告天下。时太祖功臣存者已少，乃拜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副将军，帅诸将分道并进。时燕王既于七月初五日癸酉举事，是夜攻夺九门，次日甲戌，即出师，次通州，指挥房胜以城降。张玉请先定蓟州，免后顾忧。丙子，陷蓟州，马宣被禽，骂不绝口死。己卯，陷居庸关，俞瑱退怀来依宋忠。甲申，陷怀来，宋忠、俞瑱被执死，将校被俘不降死者百余人，其力斗阵殁者有都指挥彭聚、孙泰。

《宋忠传》：“时北平将士在忠部下者，忠告以家属并为燕屠灭，盍努力复仇报国恩。燕王侦知之，《记事本末》：“王据鞍指挥有喜色。”急令其家人张故旗帜为前锋，呼父兄子弟相问劳，将士咸喜曰：‘我家固无恙，宋总兵欺我。’遂无斗志。”此北平将士，即忠前赴开平时所调燕府护卫精锐隶麾下以弱燕者，家在北平，即不以诳语为此辈所轻，犹恐燕抚其家属以相招致，忠乃以意造言，欲劫制其人为己用，宜燕王闻之而喜矣。齐、黄以忠一军压燕之北，责任甚重，所调燕之护卫，以朝命燕不敢违，只可分燕之力，乃欲用以制燕之死命，又无他方略，徒以诳语冀欺之，是反助燕以倒戈内应之势耳。齐、黄命将如此，举北平城守之文武长官不能胜一燕府，举为图燕所布之军将，不能牵缀北平之后，以待朝廷讨伐之师，而是时军事一任齐、黄，其败事已可见矣。诸城守将降燕者固有之，然效死之士亦甚众，有此士气，奈不能用何！

蓟州既陷，遵化、密云继降燕，怀来陷，永平又降。时帝方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军事皆取决于泰、子澄。

元年二月，更定官制，内外大小诸司及品级勋阶悉仿《周礼》更定。二年八月，承天门灾，改各门名端门、应门、皋门、路门，皆从方孝孺言。

耿炳文师出，帝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八月壬戌，及燕兵战于滹沱河北，败绩。帝再择将，子澄荐李景隆可大任，遂以景隆代炳文，赐斧钺俾专征伐，召炳文回。炳文老将，张玉觇之曰：“军无纪律，无能为。”代以景隆。燕王闻之曰：“李九江膏粱孺子，九江，景隆字，李文忠子也。寡谋而骄，色厉而馁，未常习兵见阵，辄予以五十万，是自坑之也。”时江阴侯吴高奉朝命与杨文、耿谳帅辽东之师围永平，王救永平，且撒卢沟桥之防，以诱景隆来攻北平。既解永平之围，又直趋大宁，劫宁王与其妃妾世子皆南下，收其所属精锐，尤以朵颜三卫士卒骁勇善骑射，为利所驱，敢与朝廷军士死斗。既免北平之后顾，又尽收战士助战，暂委北平由道衍等辅世子守坚城，以缀景隆，逮大宁师还，与守兵夹击，大败景隆。

《瞿能传》：“燕师起，从李景隆北征，攻北平，与其子帅精骑千余攻张掖门，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军同进。于是燕人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元年十一月。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败。”此景隆罪状之一。

景隆遁还德州，燕王出兵扬言攻大同，诱景隆赴救，围蔚州，指挥王忠、李远降燕，进攻大同，俟景隆已出紫荆关，即由居庸入边。南军不耐寒，冻馁死者甚众，坠指者十二三，弃镫仗于道，不可胜记。时已二年正月。四月，景隆复进兵，与燕战于白沟河，平安、瞿能等力战，斩燕将陈亨，亨故大宁降将。瞿能迫燕王，几获之，仅免，旋乘风反攻，杀瞿能父子于阵，景隆军又大败，自德州奔济南。燕军遂入德州，收府库，获粮百余万。山东参政铁铉督饷赴景隆军，会师溃，沿路收溃亡守济南，景隆奔就之。燕师追及。景隆六十万众尚存十余万，燕师击之，景隆复大败，单骑走。燕师围济南，铁铉力捍御不下，朝廷升铉为山东布政使而召景隆还，以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帝赦景隆不诛，子澄痛哭争请诛景隆，副都御史练子宁执而数之朝，以哭请，卒不问，旋复任用之，忌盛庸，且间于帝，不得尽其用。

《瞿能传》附杨本：“从景隆讨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闻。寻劾景隆丧师辱国，遂以孤军独出，被禽，系北平狱，后被杀。”

《王度传》：“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建文时，王师屡败，度奏请募兵。小河之捷，奉命劳军徐州，还，方孝孺与度书：‘誓死社稷。’燕王称帝，坐方党谪戍贺县，又坐语不逊，族。度有智计，盛庸之代景隆，度密陈便宜，是以有东昌之捷。景隆征还，赦不诛，反用事，忌庸等功，谗间之，度亦见疏。论者以其用有未尽，惜之。”

燕王围济南三月，不下，决水灌城。铉约降，迎王入，及门，下铁板，伤王马首，未中，仍逸去。王怒，以炮击城。铉书高皇帝神牌悬城上，燕兵不敢击。铉复募壮士突击破燕，王乃撤围还。盛庸乘势复德州，兵势大振。擢铉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封庸历城侯。九月，庸总平燕诸军北伐。十月，燕兵袭沧州，克之。循河而南，至东昌，遇庸与铉等战，大败燕师，阵斩张玉。玉为燕将，最悍，后所谓靖难第一功臣者也。燕王数危甚，诸将奉帝诏，莫敢加刃，王知之，每奔北，独以一骑殿后，迫者不敢追。是谓东昌之捷，燕军再却还。三年二月，燕再出师，三月朔，次滹沱河，辛巳，与盛庸遇于夹河，阵斩燕将谭渊及其指挥董中峰等，庸军亦失都指逢庄得等骁将数人。

《成祖本纪》：“三月辛巳，与盛庸遇于夹河，谭渊战死，朱能、张武殊死斗，庸军少却，会日暮，各敛兵入营。王以十余骑逼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无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此为《史本纪》明载之事，各书皆言成祖遇败，则恃帝有诏不相害，往往独身为殿以免，盖非虚也。惠帝既崇叔父于交战之时，何不先善全于削藩之始，以王师而卒败于叛藩，其失机固非一端也。

是日战互相胜负，东北风忽起，尘埃涨天，沙砾击面，燕兵在北，乘风纵击，庸大败走德州。吴杰、平安自真定引军与庸会，闻败引还。王诱与战，复败之。于是帝罢齐泰、黄子澄，谪外以解说于燕，而实使之募兵。燕王亦上书，求并撤吴杰、盛庸、平安之众，而后释兵就燕藩。方孝孺请且与报书往复，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桥，捣北平。五月，燕师驻大名，盛庸、吴杰、平安等分兵扼燕饷道。燕王再上书，帝欲罢庸等兵，孝孺阻之，乃囚燕使。王亦遣降将李远帅轻骑南下，焚王师粮，盖德州馈饷皆道徐、沛。六月，远令士卒易甲胄，杂南军中，插柳枝于背为识，过济宁、谷城，直至沛县，南军不之觉，凡粮艘所在尽焚之，军资器械俱烬，运军散走，京师大震，德州遂缺粮。远还，盛庸遣兵邀之，复为远伏兵所败。

中原千里，朝廷设官治理之地，燕师轻行其间，焚粮而返，如入无人之道，此明年燕王所以不转战于山东，直越境遂逼京师也。齐、黄庸碌，孝孺书生，帝仁柔非燕王比，此时而疏忽如此，复有李景隆辈作奸于内，帝于稍能战之将不之信，号令有不能行，前所令攻袭北平之师先后错落，绝无期会，其败宜也。

七月，平安自真定乘虚攻北平，燕世子固守告急。是时方孝孺以门人林嘉猷尝入燕邸，知高煦谋倾世子状，言于上，为书与世子间之。高煦在军中，已知朝廷有去书，于王前言世子反，王大怒，则世子已遣使送朝使及所致书至，未启封也。王乃曰：“几杀吾子！”王遣将刘江援北平，而盛庸又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掠保定下邑，驻易州水西寨，据寨以窥北平。燕王在大名，曰：“保定失则北平危。”乃班师。九月，平安为刘江所败，王围水西寨，十日克之，乃还北平。十一日，辽东守将杨文始引兵围永平，略蓟州、遵化诸郡县，燕遣刘江往援，杨文败走。是时王称兵已三年，亲冒矢石，为士卒先，常乘胜逐北，亦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三出三返，所据仅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

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命，讨一叛藩，至是始以真定之兵自南入，大同之兵自西入，辽东之兵自东入，而期会参差，各被击辄败退，中枢无能主兵事者也。

会诏有司系治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后奔燕，具言京师可取状。王乃慨然思临江一决，不复返顾，道衍力赞之。明年正月，乃直为批亢捣虚之计。

《宦官传》：“建文帝嗣位，御内官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据此则宦官入燕军，乃燕师临江时事，《本纪》则在三年之冬，以意度之，当从《宦官传》，此时非内臣漏虚实时也。朝廷虚实，燕自知之，六月已遣李远直下徐、沛焚粮，中原无备，固已大著，以后举动之散漫，岂能逃燕王之目？建文之政，若不轻弄兵，或能用将之贤者，其举动无不优于列帝。驭宦官严而为宦官泄其虚实，岂能咎其严驭？正惟守备虚而不实，足启戎心，宦官不泄，燕岂无侦探乎？

四年正月，燕王由馆陶渡河，徇徐州，平安军来蹑，击败之，又败铁铉军。四月，再与平安战，先败后胜，遂禽平安，置淮安不顾，直趋扬州。天子遣庆成郡主至军中，许割地以和，不听。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燕，遂自瓜州渡。盛庸以海艘迎战，败绩。既下镇江，遂次龙潭，天子复遣大臣议割地，诸王继至，皆不听。至金川门，谷王橞、李景隆等开门迎降，都城遂陷。下令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己巳，即皇帝位，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大诛奸党，夷其族。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

第三节 靖难后杀戮之惨

成祖以篡得位，既即位矣，明之臣子究以其为太祖之子，攘夺乃帝王家事，未必于建文逊位之后，定欲为建文报仇，非讨而诛之不可也。故使事定之后，即廓然大赦，许诸忠为能报国，悉不与究，未必有大患也。即不能然，杀其人亦可成其志，而实则杜诸忠之或有号召，犹之可也；诛其族属，并及童幼，已难言矣；又辱其妻女，给配教坊、浣衣局、象奴及习匠、功臣家，此于彼之帝位有何损益？又其所戮诸人，若方孝孺之遍戮其朋友门生，谓之十族，其九族以内之亲则皆尽矣；又若景清之既磔既族，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因欲纵其暴，故用奸佞，以为人所不忍为，斩刈既尽，又诛其人。今举以上数事于左。欲考其详，有《明史》列传一四一至一四三共三卷，并其旁见各传，如廖镛、廖铭之死，附见于其祖《永忠传》之类，《纪事本末》有《壬午殉难》专篇，可覆阅也。

《方孝孺传》：“六月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云云。时年四十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廖永忠传》：“镛、铭收葬甫毕，亦见收论死，弟钺及从父指挥佥事升俱戍边。”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

十族之说，《本传》不载。史馆诸人务为成祖开脱，朱彝尊且以《尚书》九族，孔安国及马、郑解为自高祖下至玄孙，不及异姓，轻于秦法之三族，谓十族之说非实。《三编质实》引：“《逊国臣传》云：‘孝孺投笔哭骂，上怒斥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后系狱，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怒甚，乃收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臣林外纪》云：‘成祖曰：“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朋友门生，凡刑七日。’《纪事本末》云：‘文皇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旧史例议以廖镛等逮论在孝孺死后。朱彝尊以孔安国及马、郑解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不及异姓，则反轻于秦之三族，谓十族之说非实。按夏侯、欧阳解，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据异姓有服。马、郑见《尧典释文》，孔即《伪传》，夏侯、欧阳见《疏》所引。成祖并非经生，一时激怒，不同议礼，何暇辨九族之当从何家言乎？’又按朱彝尊《明诗综诗话》：‘长陵靖难，受祸者莫惨于正学先生，坐方党死者相传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黄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若胡大理胡闰之死，《郡志》称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数千人；茅大芳妻毙于狱，有“与狗吃”之旨，载《奉天刑赏录》云云。然则当日或加三为四，或加九为十，传闻异词不足辨，而一时门生朋友滥及无辜，则亦不能为之讳也。’”

《景清传》：“建文初，为北平参议，燕王与语，言论明晰，大称赏。再迁御史大夫。燕师入，诸臣死者甚众，清素预密谋，且约孝孺等同殉国，至是诣阙自归，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绯怀刃入。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独着绯，命搜之，得所藏刀。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古云：“罪不及孥。”成祖仇一人，乃抄札及其乡里，此亦与籍高翔之产，既分给他人，而又加其产之税，曰“令世世骂翔”，其意相同，殆欲景清之乡里皆憾清耶？《高翔传》：“建文时戮力兵事，成祖闻其名，与闰同召，胡闰亦与齐、黄辈昼夜画军事，京师陷，召闰，不屈，与子传道俱死，幼子传庆戍边，四岁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长识大义，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还乡，贫甚，誓不嫁，见者竞遗以钱帛，曰：“此忠臣女也。”欲用之，翔丧服入见，语不逊，族之，发其先冢，亲党悉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

《奸臣陈瑛传》：“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佥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预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属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又云：“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

《瑛传》归恶于瑛，若言成祖犹不欲若是，而瑛迫而为之者。此亦过则归臣之意。若非帝之本指，瑛何所利而若是？再证以《佞幸纪纲传》，纲以典诏狱，值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觇帝旨而深文诬诋，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至无所不为，卒以谋不轨乃磔于市。盖其先纵之为暴，不如此不快，亦可知矣。

《仁宗本纪》：“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是年七月辛卯，成祖崩，八月丁巳，仁宗即皇帝位。朔，诏礼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言事谪戍者亦如之。’”诸忠臣传中，多言其家属之给配，而诸书则胪列之，正史于《本纪》见此诏，可知其事甚确。夫诸忠既戮，而必辱其妻女，使入教坊，及嫁最贱之人，使失其身，又非严刑峻法之所及矣。

第四节 靖难以后明运之隆替

此当分对外、对内两方观之。又仁、宣两朝，蒙业而治，为明代极盛之时，承成祖之所得而其功未坠，沿成祖之所失而其弊亦未形，即并入此一节叙述之。

一、对外成祖以马上得天下，既篡大位，遂移其武力以对外，凡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假使建文承袭祖业，必不能有此。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今摄其要略述于下：

安南，自古本中囯地，古称交趾，《山海经》有交胫国，其时不过谓南方有此人种，非有封建而使之立一国也，南荒不入版图之地而已。至秦统一中国，遍设郡县，安南遂为秦之象郡，汉初为南越赵佗所属。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为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始有安南之名，然已为羁縻地，与腹内郡县有别。历五代至宋，皆为土酋世有，而臣服于中国。宋初封为交趾郡王，待遇更高。南宋孝宗时封安南国王，盖为称国之始，历元至明。洪武元年，以开囯遣使宣谕，二年来贡请封。时安南王为陈氏，名日煃。明往封之使至，日煃已卒。当嗣者再奏请封，既而国中篡弑相寻。数传之后，至建文元年，其国相黎季犛弑数主，卒取陈氏而代之，并称帝改元。永乐元年，奉表称己为陈氏之甥，囯人乐推，权理国事。明就封之，而其旧臣裴伯耆来奏季犛父子弑逆，并由老挝宣慰司送其前王裔陈天平至。四年，命送天平归国。季犛迎候于境上，诱至险隘处，地名芹站，袭杀天平并明送使薛，护送之军将黄中等败还。乃大发兵讨之。总兵官征夷将军朱能道卒，即命副将军张辅代之，大破黎氏，尽擒其父子，时在五年五月。既克安南，访陈氏后，国人言已为黎贼杀尽，乃夷为郡县，设都布按三司，分全国为十五府，曰：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又安、顺化，分辖三十六州，一同八十一县。又直隶州五，曰：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分辖二十九县，要害之地，咸设卫所。府与直隶州之名，各书互有出入，盖初设以后，互有升降，所据先后不同，此从《明史·安南传》。得地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象马牛、米粟、船艘、军器各巨万。六月癸卯，命张辅访交趾人才，礼遣赴京，除黎氏一切苛政，放免刑人，居官者仍旧，与新除者参治。又诏访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下及书算兵法、技艺术数，悉以礼敦送，至京录用，先后奏举九千余人。既设布按二司，又命行部尚书黄福并掌布按二司事，建设军民大小卫门四百七十二。逾年，安南复有反者，人思陈氏，颇相煽动。黄福请益兵，黔国公沭晟往，败绩；再命张辅往，诛叛首简定。辅在安南自永乐六年至八年，召还，余贼未平，留沭晟镇之。安南陈季扩仍与官军累战，互有胜负。朝廷招降季扩等，各授以文武官职，不赴任，掠如故。九年正月，命张辅再出师，迭破贼。直至十二年八月，陈季扩伏诛，安南始平。辅留镇安南，以前转饷久在安南之大理寺卿陈洽，加兵部尚书，替理军务，辅三擒伪王，福有威惠，交人怀之。十五年冬，辅召还。十六年，黎利复反。时代辅镇安南者为李彬，而以中官马骐监其军，责贡物于安南，安南人苦之，叛者四起，以黎利为最剧。骐又掣官吏办贼之肘，颇有良吏遇害者，骐又诬黄福有异志，成祖虽不以罪福，而以久劳召福还，代以陈洽。洪熙宣德间，官军累失利，将帅不睦，各拥兵自卫，洽争之不得。宣德元年十一月，官军大败，洽奋马突阵死。宣宗先尝议弃安南，仍使自为一国，廷臣或赞或否，至是复议之。乃使黄福访求陈氏后，黎利复连败官军，又遣人奉表称陈氏有后名暠，乞加封。上问群臣，张辅以为不可许，蹇义、夏原吉亦言不宜隳成功，而杨士奇、杨荣主罢兵息民，遂复安南国。

元帝于洪武三年殁于应昌，《明史》书崩，谥之曰顺帝。其实，元尚以帝制自居，国中自有谥号，明修《元史》不载，清修《明史》亦未补著耳。《日下旧闻考》据朝鲜史称，元帝北奔后，谓之北元，其有大事，亦颁诏高丽。时尚未改称朝鲜。顺帝之谥曰惠宗，其子爱猷识里达腊嗣，改元宣光。是年克应昌，元嗣主遁归和林，获其子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以招元嗣主。时王保保方拥众谋恢复，招之不得，数用兵亦不能深入，北兵亦屡来攻。七年秋，太祖以嗣主未有子，遣崇礼北归以谕之，亦无效。十一年，嗣主卒，囯人谥曰昭宗。买的里八剌改名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永乐六年，成祖以书谕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有云：“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加意抚恤，来归者辄令北还，如遣脱古思归为可汗，此南北人所具知也，云云。”故知即为买的里八剌。改元天元，仍时扰塞上。二十年，克海西，纳哈出降。二十一年，北伐，闻脱古思在近塞捕鱼儿海，即应昌。袭之，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官属甚众。脱古思偕长子天保奴遁还和林，未至，为其下也速迭儿所弑，并杀天保奴，此后谥号遂不传于世。又五传皆被弑，但知最后之世名坤帖木儿，为部人鬼力赤所篡，乃去帝号称可汗，去国号称鞑靼。至永乐六年，鞑靼知院阿鲁台以鬼力赤非元裔，杀之，迎元后本雅失里立为可汗。成祖谕本雅失里书：“自元运既讫，顺帝后凡六传，至坤帖木儿，未闻一人善终者。”成祖以书谕令降，不从。七年，复遣使往，被杀，乃命淇国公邱福等征之，大败，五将军皆没。明年，帝亲征，时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君臣已各自为部，连战均败之。师还，阿鲁台遂来贡。越二年，本雅失里为瓦剌蒙古别部在河套者。马哈木所杀，立答里巴为汗。阿鲁台请内附，乞为故主复仇，帝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十二年，帝征瓦剌，大败其众，马哈木遁。自是阿鲁台去瓦剌之逼，数年生聚，畜牧蕃盛，渐骄蹇，时来窥塞。二十年春，大入兴和，即张家口。诏亲征，阿鲁台遁，焚其辎重，收其牲畜而还。归途并讨兀良哈，以其助逆，捕斩甚众，兀良哈降。明年，复亲征阿鲁台，出塞后，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落溃散，遂班师。明年，二十二年，阿鲁台犯大同、开平，复议亲征，四月发京师，阿鲁台遁，深入，不见敌，穷搜无所得，各军以粮不继引还，是为五度阴山矣。六月甲子，班师，七月

辛卯，崩于榆木川。其后，宣宗宣德三年，复亲征兀良哈，斩获凯旋。至英宗正统十四年，王振复挟帝亲征瓦剌也先，遂有土木之变。

成祖劳于军旅如此。然明之边患，太祖之防边深意，则由成祖坏之。当时惟以元后为大敌，视东北诸部蔑如也。最大之失，因欲篡夺，而惧国内之军不尽为用，既劫宁王，乃起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饵之以利，使为己尽力，遂转战得大位，即弃大宁以畀三卫，而开平、兴和势孤，久之俱不能不弃。太祖时分封诸子，使以全力开辟东北者凡有六王，燕王在北平，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辽王在广宁，韩王在开原，沈王在沈阳。成祖以燕藩起兵，以后惟恐强藩在边，兵力难制，尽徙五王于内地，以北平为京师而己镇之。韩、沈本尚未之国，韩改平凉，沈改潞州，宁为靖难兵所劫而南，辽、谷皆以燕叛自归京师。谷王后以开金川门纳燕师，成祖德之；辽王则以为贰己，待遇颇有厚薄。但各徙封，辽由建文时已徙荆州，遂仍之；谷改长沙；宁改南昌。东北无防、边境内缩，宣府、大同亦失势，乃欲尽力招降女直，多设卫所，冀与兀良哈三卫并为一区，而别设奴儿干都司以控制之，又用中官亦失哈主其事。亦失哈之劳师远出，《明史》又以其为经略女直，为清室所讳言，遂不见于《史》。至清末由吉林将军委员探黑龙江北之路，乃于伯利之永宁寺发现亦失哈两次碑记，颇载规画奴儿干都司之事。日本人以为大好史实，证明明代东北疆域之广，绝非如清世记载所云，并疑亦失哈尚是元之内监，颇侈其功绩。其实不然，亦失哈盖海西女直人，成祖用以招致女直，遂历次帅师以往，直至宣德、正统年间，为老于东事之人，遂久为辽东镇守太监，土木变时，尚镇辽东。其设都司之事，久已无成，兵出海西，颇为女直所袭杀。宣德之末，乃决罢其远征，只于开原之三万卫寄一奴儿干都司空名而已。东北无重镇，建州既强，遂移明祚。亦失哈事迹略见于宦官《王振传》中。英宗被执以后，女直蠢动，朝廷虑亦失哈同与为变，乃召还京，距元亡已八十余年，亦失哈尚以辽东镇守太监被召。其所以屡至极边者，自是明廷之威力；所以无成，正缘宦官无远识。明列帝不能用贤将帅图此事，其时总辽东兵者巫凯、曹义，相继数十年，尚为名将，而开边之事偏任宦官，遂终罢弃进取之策。日本人疑为元代宦者及震其远略，皆以意度之之说，《明实录》可考其详，即《明史》亦尚有《王振传》可据也。

二、对内成祖之不隳明业，在能遵太祖整饬吏治之意。自永乐以来，历洪熙、宣德三朝皆未之改，故能固结民心，后世虽有祸败，根本不遽摇撼。当太祖时，重赏重罚，一闻守令有不贤，立予逮问，至则核其实；若以守官被谤，立予升擢，反跻显秩。故亲民之官，不患公道之不彰，不以权贵为惮，天下多强项之吏，略已见前。永乐以降，所用公卿，其历外任时，率多循良之绩，其专以爱民勤政著者，若周新等一《传》二十余人，皆有异政，此尚不在《循吏传》中，盖又为循良之特殊者。至《循吏》一《传》，有目者三十人，附《传》者至多。《吴履传》附二十五人，《高斗南传》附十三人，以上皆太祖时。《史诚祖传》附四人、《谢子襄传》附二人、《贝秉彝传》附五人，以上皆永乐时。《李信圭传》附二十人，皆洪熙、宣德至正统时。皆秩满以民意奏留者。此类官亦有作伪，宣宗时发觉两人，罪之。自后部民奏留，必下所司核实。《李骥传》附五人，历洪、永、洪、宣时，同以宣德五年为奉特敕之郡守。《赵豫传》附七人，历永乐至正统时。《范希正传》附七人，皆宣德、正统时。盖全传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余年间得百人以上，正统至嘉靖百三十余年间得十余人，隆、万五十余年间仅两人，天、崇两朝则无一人，吏治之日降可知矣。宣德以前，尚多不入《循吏传》之循吏，正统以后，公卿有吏绩者亦极少，嘉靖以后，则更不足言。正统初，三杨当国，多循宣德之旧政，故其以前之待贤长吏，直以国脉民生相倚任，选择郡守，由廷臣公举，赐特敕遣行，后世之任命督抚无此隆重也。治有善状，秩满九年，升秩加俸，而使再任，久者任一地至三十余年，其联一任至十八年，联两任至二十七年者尤多。尤奇者，永乐中，高斗南知云南新兴州，衰老乞归，荐子吏科给事中恂自代，成祖许之。知州得举后任，且即其子，子又已为谏官，不必得知州而荐之，竟荷帝允，盛世士大夫之风，岂以后所能想见？久任责成，政治一定之轨，世愈衰而愈不可见。以贿用人者，利其数易以取盈；以请托用人者，不得不数易以应当道。情贿所用之人，原不足使之久任，但不久任亦不过使虎狼更迭为暴，此监司方面之责，实朝廷之意向为之也。大僚不能慎选有司，而使之久任以成化，在明初有道之君固有以处之矣。万历间亦有爱民之官，不忍矿税之殃民，往往挺身与阉人相抗，为民请命。阉以挠矿挠税入告，无不朝请夕逮，一系狱至数十年，宰相台谏论谏之章数十上，永予不报，至其为阉所迫，未入狱而已发愤自尽者累累也。此其人不得以善政入《循吏传》，乃反见于诸凶阉陈增、梁永、高淮、陈奉等《传》中，令读史者毛戴发竖、叹息痛恨而已。视洪、永、洪、宣之朝如在天上，此成祖内政之美，而家法贻之数朝者也。

然内政之败坏，其弊亦自成祖而起。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靖难兵起，久而无成，因建文驭宦官极严，而叛而私以虚实报燕，遂敢于不顾中原，直趋京邑。篡弑既成，挟太祖之余烈以号召天下，莫敢不服，以此德阉，一意重用，尽坏太祖成宪。

《明史·宦官传序》：“建文帝嗣位，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几何哉！”

既篡大位，不知国君含垢之义，诸忠斥责，激成奇惨极酷之举；复太祖永废不用之锦衣卫、镇抚司狱，用纪纲为锦衣，寄耳目。一时被残杀者犹有数，遂为明一代屠戮忠良之特制，与东厂并用事，谓之厂卫，则流祸远矣。

《史·刑法志》：“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佞幸纪纲传》于屠戮建文朝忠臣之外，又言：“诬逮浙江按察使周新，致之死。帝所怒内侍及武臣，下纲论死，辄将至家，洗沭好饮食之，阳为言，见上必请赦若罪，诱取金帛且尽，忽刑于市。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还复称诏夺官船二十，牛车四百辆，载入私第，弗予直。构陷大贾数百家，罄其赀乃已。诈取交阯使珍奇。夺吏民田宅。籍故晋王、吴王，干没金宝无算，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优童奏乐，奉觞呼万岁，器物僭乘舆。欲买一女道士为妾，都督薛禄先得之，遇禄大内，挝其首脑裂几死。恚都指挥哑失帖木不避道，诬以冒赏事捶杀之。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诏选妃嫔，试可令暂出待年，纲私纳其尤者。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赀尚富，其子文度蒲伏见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文度因挟纲势，什五而中分之。纲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万计。端午，帝射柳，纲属镇抚庞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噪，以觇众意。’瑛如其言，无敢纠者，纲喜曰：‘是无能难我矣。’遂谋不轨。十四年七月，内侍仇纲者发其罪，命给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状，即日磔纲于市，家属无少长皆戍边，列状颁示天下。”

成祖不过以己由篡得国，将以威胁天下，遂假小人以非常之威，其不法为后来锦衣卫官尚有不逮，而诏狱既设，遂以意杀人，不由法司问拟，法律为虚设，此皆成祖之作俑也。

第五节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遁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辞。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辞，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旨太过，转成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孙稼翁携《竹垞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广孝传》：“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尸，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踪迹？若谓溥洽造为其说，则应以妖言罪伏诛，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决？清史馆中所倚仗言《致身录》为伪书者乃钱谦益，而谦益则言帝出亡，为帝削发者即溥洽。此当别有据。清修《明史》时已不免浑言之矣。兹录钱氏谦益《有学集》文如下：

《有学集·建文年谱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翦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纮以掩之，闭口捕舌，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祝，剃染之借手，彼髠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终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惎之？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药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宗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诒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以下言世传诸录之作伪非实，而作《建文年谱》之赵士喆亦不过排比诸录，欲传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争竹帛之名等语。文繁不具录。盖建文之出亡为真，而诸录则伪，谦益之分辨了然也。

《史·胡濙传》：“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宦官《郑和传》亦载此事。夫果成祖已确认火中之有帝尸，何以海内海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然后得一确息而释疑乎？濙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而后不复踪迹。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无疑也。

近日故宫发见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以前但于《乾隆朝东华录》中见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谕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并未见添修之本。岂料宫中竟有其书。《建文纪末》云：“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官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入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只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 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敕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证明周王本是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 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弛，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论定疑案之二也。

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

明之仁、宣，论者比之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为嗣主守文太平极盛之世。两朝之治，可并计作一时代。一、仁宗享国不足一年。二、仁宗之得位颇赖宣宗，仁之善政皆宣所能法。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为洪熙元年，即于元年五月辛巳十二日。崩。仁宗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拒李景隆五十万来攻之众，使成祖得于其间袭大宁，劫宁王，挟三卫之众，以成靖难之武力。然其弟高煦、高燧俱慧黠，有宠于成祖，高煦尤从军有功，白沟、东昌之战，危急时高煦皆预其事。建文四年，燕兵已至江上，复为盛庸所败，成祖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北骑至，成祖抚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战，庸军小却，而陈瑄以舟师降，遂渡江。叛逆之人，父子间亦以权位为市，高煦之蓄意夺嫡，成祖实诱导之。篡国既成，议建储，淇国公邱福、驸马王宁等时时称高煦功高，成祖以世子为太祖所立，高煦又多过失，不果。永乐二年，卒立仁宗为太子。

《史·解缙传》：“储位未定，邱福言：‘汉王功高，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太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仁宗之立，即由宣宗之不凡，为成祖所深属望，故得立。而解缙则以是为高煦所谮，屡贬窜而不得保，身为纪纲所杀，家属且籍没徙边矣。

宣宗生之前夕，成祖梦太祖授以大圭，宣宗生于建文元年。曰：“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既弥月，成祖见之曰：“儿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既立太子，高煦与弟高燧，日夜伺隙谗构。始建文时，方孝孺以书抵北平间世子，宦寺黄俨为高燧党，潜报成祖：“世子与朝廷通。”成祖大怒，而世子不启缄，遣使驰上军中，成祖发书乃叹曰：“几杀吾子！”九年，又立宣宗为太孙。北征时，太子辄监国。

《高煦传》：“成祖尝命同仁宗谒孝陵，仁宗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时宣宗为皇太孙，在后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

十年，北征还，以太子遣使后期，且书奏失辞，悉征宫僚黄淮等下狱。

《仁宗纪》叙此事在十年，《纪事本末》作十二年，证之黄淮、杨士奇等《传》皆作十二年，《仁宗纪》误也。今故宫所刊重修《明本纪》，仍未改正。《成祖纪》明明书：“十二年闰月闰九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驾缓，征侍读黄淮、侍讲杨士奇、正字金问及洗马杨溥、芮善下狱。未几，释士奇复职。”《黄淮传》：“淮及杨溥、金问皆坐系十年。仁宗即位复官。”

十五年，高煦以罪徙乐安。

《高煦传》：“封汉王，国云南。高煦曰：‘我何罪？斥万里。’不肯行，力请并其子归南京，成祖不得已，听之。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辄以唐太宗自比，已复乘间请益两护卫，《职官志》：“王府护卫指挥使司设官如京卫。又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所为益恣。高煦长七尺余，轻 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既负其雄武，又每从北征，在成祖左右，时媒孽东宫事，谮解缙至死，黄淮等皆系狱。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疑之，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纪事本末》敕文较全，语更明显，盖云：“与尔青州，今又托故。果诚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还？是时朕欲留尔长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实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辞。”然高煦迁延自如，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高煦怒，手铁爪挝杀野驴，众莫敢言，遂僭用乘舆器物。成祖闻之，怒。十四年十月，还南京，尽得其不法数十事，切责之，褫冠服，囚系西华门内，将废为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两护卫，诛其左右狎昵诸人。明年三月，徙封乐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益急。仁宗数以书戒，不悛。”

明年十六年，黄俨等复谮太子擅赦罪人，宫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成祖意乃释。其后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高燧传》：“二十一年五月，帝不豫，护卫指挥孟贤等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及内侍杨庆养子，造伪诏，谋进毒于帝，俟晏驾，诏从中下，废太子，立赵王。总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为贤等画谋，谋定告瑜。瑜上变，帝曰：‘岂应有此？’立捕贤，得所为伪诏，贤等皆伏诛。升瑜辽海卫千户。帝顾高燧曰：‘尔为之耶？’高燧大惧不能言。太子力为之解曰：‘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知。’自是益敛戢。”

成祖崩于榆木川，高煦子瞻圻在北京，潜遣人以朝廷事报高煦，一昼夜使六七次，高煦亦日遣数十人入京伺有变。仁宗知之，既即位，遇高煦益厚，倍加岁禄，赏赉万计，高煦乃上瞻圻前后觇报知朝事。先是瞻圻母为高煦所杀，怨父，屡发父过恶，高煦亦以此陷之。帝以示瞻圻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穉子不足诛，遣往凤阳守陵。”仁宗崩，太子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高煦旋奏利国安民四事，宣宗曰：“永乐中，皇祖尝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今所言果诚，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命有司施行，仍复书谢之。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高煦遣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辅系青以闻。御史乐安人李浚亦弃其家变姓名来京上变。帝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高煦陈兵见泰，南面坐不拜敕，令泰跪，大言：“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太宗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泰归不敢言。锦衣官从泰往者具陈所见。帝怒泰二心，曰：“事定治汝。”高煦疏言朝廷罪过，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又索诛二三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帝议遣阳武侯将兵讨之，杨荣力言不可，曰：“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顾原吉，原吉曰：“臣见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兵贵神速，一鼓平之，先声有夺人之心，若命将出师恐不济。”杨荣言是。上遂决意亲征，令大索乐安奸谍，敕遣黄谦、陈瑄防守淮安，勿令贼南走。芮勋守居庸关，留重臣亲王守南、北京，余扈行。辛未，八月十日。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遂发京师，阳武侯薛禄为先锋。庚辰，十九日。禄驰奏已至乐安，约明日出战。上令大军蓐食兼行。辛巳，二十日。驻跸乐安城北，贼乘城举炮，大军发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城中人股栗。上不许急攻，先敕谕高煦，不报，至是复谕之，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党逆者以祸福。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狼狈遣人奏，明旦出归罪。是夜，尽焚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通夕城中火光烛天。壬午，二十一日。出降，其党王斌等止之，愿一战，高煦绐斌等复入宫，潜从间道衣白席藁出见，顿首请正典刑。上命煦为书召诸子同归京师，赦城中胁从者，改乐安曰武定州。乙酉，二十四日。班师，中官颈系高煦父子，锦衣卫械系王斌等归北京。户部尚书陈山于路迎驾，言宜乘胜向彰德袭执赵王，杨荣赞之，蹇义、夏原吉不敢执，惟杨士奇言赵王同反事无实，上亲叔止二人，当仰慰皇祖在天之灵。杨溥与士奇合，白上，事乃止。锢高煦于西内，废为庶人，诛王斌等。及发觉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凡诛六百余人。帝亲制《东征记》示群臣。以玺书封群臣言章示赵王，赵王献护卫表谢恩，伐赵之议始息。四年，宁王权请赦高煦，不许。一日，帝往西内，熟视高煦锁絷状，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命力士舁三百斤铜缸覆之。煦多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高煦死。诸子皆死。

《史·高煦传》末，但云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其死状《史》不载。《纪事本末》及《史窃》等书皆载勾上踣地，为铜缸所覆，燃炭镕铜而死之。《史》以为煦自应处死，不足致详。当时刑人之法，本不尽由正轨，官吏之处豪恶，往往立毙以立威取快，世亦无非之者，则此事固无足异也。

亲征之举，惟平此种内乱最有效。高煦所恃尊属至亲，同时将帅多共在行间，既情熟，又慑于帝子之积威，倘少主畏葸深宫，在外互相煽诱，偏裨亦心力不齐，难使用命，无论大将或有二心矣。赫然亲行，人心大震，临之以名分，威之以天下之全力，即军实亦万非一隅之比，逆势瓦解，束手就缚，希冀苟存生命而已。二十余年间事耳，建文初，齐、黄诸公有此识力，何至成靖难之祸？然高煦亦父作子述，直以靖难之举为可世业也者。骨肉相残，固亦逆取之报矣。

仁、宣两朝之善政，无重于作养循良，与民休息，前已言其略矣。安南之得而复弃，隳成祖已成之功，论者有两说：蹇义、夏原吉主不弃，喜边功者和之；杨士奇、杨荣主决弃，喜安静者称之。此固各有是非，然其病根为成祖以来，皆爱用宦官，以扰此新辟之土，不予以同享内地良吏长养之利，而任一太监马骐，括取财物，以失民心，诬蔑长官，使贤者不安其位而去，是宣宗时之弃安南，不过完成其事实耳。永乐中已弃之，洪熙时又重弃之，故不必执安南以言安南，但言三朝之纵容宦寺，即知弃不弃无可争论。其地愈远，朝廷愈欲用阉人为耳目，不弃亦徒损将士，糜国帑，疲中国以召祸而已。

《安南传》：“永乐十四年，张辅召还，明年，命丰城侯李彬代镇。交人故好乱，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陆那阮贞、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数州县一时并反，人名、地名详《传》原文。彬皆遣将讨灭之，而反者不止，又蜂起十余处，人名地名详原文。俄乐巡检黎利即在其中。署官爵，杀长吏，称王，称太师平章，有称年号者，详原文。皆以不堪马骐虐而反。十八年，命荣昌伯为左参将助剿，降敕责彬，彬皇恐剿贼悉破，惟黎利不能得。”安南之不可收拾盖由此。成祖能督责军帅，而不能知祸由中人，军帅亦惟皇恐追剿，而不敢言中人之召祸。以安南为新服之地，抚循之使同化，犹惧不易，乃以贪其珍宝而使往采办，所使又为外廷不敢指摘之中人。《纪事本末》言：“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骐为监事，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骐墨而残，交人苦之。”是采办亦即为监事。太监之为镇守，前此犹不为久任，久任之镇守，盖自马骐始矣。《明通鉴》《明纪》皆书马骐出镇在永乐八年，则以是年敕中官王安等，监都督谭青军，牵连及骐，非确。成祖以无人敢言内官而终其世不知骐恶。仁宗方为太子，耳目较易清明，当永乐间，黄福以尚书兼安南布按二使，深得安南人心。马骐怙宠虐民，福数裁抑之，骐诬福有异志，帝察其妄不问。夫既察其妄矣，不问福，即当问骐，均以不问了之，则中官虽妄亦无罪也。仁宗既即位，召骐还，亦召福还，而交人无所倚以自安，黎利遂不可制。当此反侧方亟，而必易此贤长官，谓非仍惑于马骐之诬，不能解其故矣。骐还未几，于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又矫旨下内阁书敕，复往交趾办金珠，内阁复请，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骐在交趾，荼毒军民，卿等独不闻乎？自骐召还，交人如解倒悬，岂可再遣？”然亦不诛骐也。《纪事本末》记此，《明通鉴》因之。以荼毒军民而召还不问，已可异，矫旨下内阁书敕，帝自言无此事而又不问，则明一代之阉祸，不必末代之暗君乐成之，仁、宣英主，其爱阉纵阉，早出于情理之外矣。

仁、宣之用阉，合各书证之，亦应为《史》补一大特笔。盖阉人出镇，读《明史》者皆知为各边之监军，创自永乐，至嘉靖朝而尽撤，直至天启间魏忠贤而始渐复。盖明之不用宦官，以建文、嘉靖两朝为最有诚意，太祖则知防之，且立法以严制之，自余皆为阉所蔽者也。殊不知仁、宣两朝之设镇守，乃更设及各布政使司，是不独军事有监，民事亦有监也。《史》不清叙其事，惟《职官志·宦官职掌》后有云：“永乐八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及洪熙元年，以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镇守甘肃，而各省镇皆设镇守矣。”据此则省与镇在仁宗皆设镇守。《明通鉴》：“宣德十年二月庚寅，宣宗崩于十年正月三日乙亥。二月庚寅，英宗已立。罢十三布政使镇守中官，惟南京守备，诸边镇守，及徐州、临清收粮，淮、浙巡盐者如故。”据此十三布政使皆有镇守，宣宗崩后乃罢。终明之世，幸未复设。而在仁、宣时，腹地镇守中官亦未尽公然为恶，无大节目可纪。既罢不复设，《史》遂略之，仅散见其文。《职官志》言其设，《明通鉴》言其罢，合之知仁、宣两朝尚有一全国军民之政皆受监于阉之事。假使宣宗崩后不罢，不知王振、刘瑾等用事遍天下成何景象。英宗初政成于太皇太后，任用三杨，此为明代一大关键。太皇太后即仁宗张后。后之贤有造于三朝，既崩而后王振肆恶，此不可不纪之又一事也。

《明通鉴》此节本《纲目三编》，《三编》则本之《实录》。此最可信，亦最要之纪录，《本纪》不载，失之。

仁、宣朝事之美，《史》不胜书，尤多见于《仁宗张后传》《杨士奇传》。君明臣良，谏行言听，读之令人神往。此不备录。顾纵容内监，则如上所述矣。设内书堂，教宦官得为秉笔，事在宣德元年七月。每日奏御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遂与外庭交结往来矣。太祖定制：“内侍干与政治者斩。”既奏御文书必经秉笔之手，则无政不与矣。宣宗英明，尚有亲批数本，后来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与政，惟有秉笔太监与政矣。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当即位初，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佞，即反复以宦官典兵干政为戒，帝嘉叹而不能用，旋即设内书堂，可知嘉叹之为好名浮慕。宣德六年十二月，诛中官袁琦，逮其党十余人皆弃市，先自经之马俊亦僇尸枭示，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然明年正月，即赐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词极褒美。既罪绮等，以此示赏罚之公，而于中官之宠任者如故，免死诏乃与元勋之铁券相同，又开隆重刑余之特例。明一代之于宦官，真有固结不解之缘，安能为成祖以来解也？

至纳谏之美，《史》于仁、宣纪不胜纪，然其心以为忌而勉强容纳者，且不必论。仁宗之于李时勉，宣宗之于陈祚，则拒谏之烈亦奇。《李时勉传》：“洪熙元年，复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虑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锦衣卫狱。时勉于锦衣千户某有恩，千户适莅狱，密召医，疗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时勉得罪先帝状，帝震怒，命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已，又令王指挥即缚斩西市，毋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而前使者已缚时勉从端东旁门入，不相值，帝遥见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暗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帝闻言色稍霁，徐数至六事止，帝令尽陈之，对曰：‘臣惶惧，不能悉记。’帝意益解，曰：‘是第难言耳。草安在？’对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称时勉忠，立赦之，复官侍读。比王指挥诣狱还，则时勉已袭冠带立阶前矣。”此仁宗之本色发露时也。《陈祚传》：“出按江西，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开广聪明，增加德业，而邪佞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帝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顿首曰：‘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帝意稍解，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时刑部主事郭循谏拓西内皇城修离宫，逮入面诘之，循抗辩不屈，亦下狱。英宗立，祚与循皆得释复官。”此宣宗之本色发露时也。仁宗闻直言而扑折其人胁骨，临死尚以为大恨；宣宗因《大学衍义》之书名，疑为藐其未读《大学》，至逮其家属隔别系狱，终其世不释，至瘐死其父，虽极暴之君不是过矣。然两朝之致太平则非虚语，惟尽心民事之效耳。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入，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

中国太古无征，自周以来，教在六经，传授六经者为孔氏。秦火以后，掇拾废坠，卒用儒术，原本六经，以为国本。其后，传经派别，有考据、义理两宗，考据近乎科学，义理类乎宗教。世之治也，两派相辅而行；及其衰也，两派互相非毁。考据家病义理为空疏，义理家薄考据为玩物丧志。明、清两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学，尤尊宋儒之义理，至清中叶始偏重汉学。明则始终未有此变，故气节操守，终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之故，读史者不可忽也。

元时皁视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之为学，自为风气，亦不乐与蒙古、色目为伍。南方为宋故都，儒学特盛，元一代学者承其流风，至入明犹有范祖干、谢应芳、汪克宽、梁寅、赵汸、陈谟诸儒，皆为心性之学，而措之躬行。《明史·儒林传》具载事实。当太祖时，儒者用世，若刘基、宋濂等皆粹然儒者，学以孔、孟为归。太祖尤乐闻儒术之言。《明史》列传二十三陈遇等《传》、二十四陶安等《传》、二十五刘三吾等《传》，其人纯驳不同，要其所陈皆不越孔门规范。太祖建国金陵，宫殿落成，不用前代画壁等美观之法，令遍书《大学衍义》以供出入省览。范祖干被召，即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当是时，太祖以不学之人，而天资独高，能追上理，一以孔氏之遗书身体力行，为天下先，可云政教合一之日。迨成祖则好尚已不如是归一，犹知选用儒臣，辅导太子、太孙，纯谨之风，在士林未甚漓丧。仁宗享国日浅。宣宗自命文字甚高，然不解吾儒笃实之学，陈祚以《大学衍义》劝令儒臣讲说，无得间断。帝大怒，谓：“竖儒薄朕未读《大学》。”囚系祚合家，终其世不赦，致其父瘐死狱中。试较太祖时之壁上遍书，愿时时省览之意，令人叹不学者独尊正学，杂学者竟以务习圣学为藐己。政与教不得不分，正学既不为君心所悦服，而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犹知受教于纯儒，使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则不能不推讲学之功矣。明帝王之不知正学，自宣宗始，而讲学之风，亦始宣德时。明儒绍宋儒之学，史家皆言自月川先生曹正夫始。正夫，名端，以举人中会试乙科，为霍州学正，卒于宣德九年。其后即有薛文清公瑄，其名绩已多在英宗之世。今于宣宗以前，述月川学派，以明理学在明代之所自始。

《儒林·曹端传》：“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着足处，两砖皆穿。尝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传》又言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

按宋儒言太极，朱、陆间已有违言，明儒言太极者甚多，往往为人讪笑。据月川之说，以性理为太极，即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也；静存之说，即所谓静中观喜怒哀乐也。人之性情不得其正，皆缘喜怒哀乐发不中节。儒者之心理学，乃从喜怒哀乐未发时先下功夫。人未有喜怒哀乐之先，性本得中，长保此中，不使一遇可喜、可怒、可哀、可乐而与之俱偏，然后可以应事接物。我有应完之性分，凡事凡物，不足移我性中之定理。此是儒家真本领，言之太涉玄妙，反招讪笑，则亦儒者托体太高，致入神秘之域，使人不可解说耳。《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即是静中所涵喜怒哀乐未发之景象。

《史窃·道学曹端传》：“知府郭晟造焉，问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本传》亦传此事，而语较简。其语极有味，故取其详者。上官问政，得其答语，拜手受教，讲学之风成。士大夫能折节向道，此教与政分而人知受教，所以维世道人心而不遽敝也。

《明通鉴》叙端事，有樵者拾金钗，以还其主。人以为异。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质者，往观剧，中道而返，曰：“此行岂可使曹先生知也！”此则教化被于途人，非真以身教不能得之。

第三章 夺 门

明至英宗之世，童年践祚，太皇太后最贤，抚帝听政，任用旧臣。初年纯守仁、宣遗范，而不纵宦寺则有胜焉。未几，慈宫崩御，阉竖擅权，毒流缙绅，身陷受辱，赖有弟监国，守御得宜，敌挟帝而无所利，卒奉驾还都修好，不可谓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但以争嗣易储，兄弟启衅，贪功之流，拥英宗复辟，反杀景泰时守御功臣，是谓夺门之案。传子宪宗，皆为阉所惑，政令驳杂，纲纪日替。赖有孝宗，挽以恭俭，使英、宪两朝之失德稍有救济，祖宗之修明吏治亦未遽尽坏。考明事者，以孝宗以前为一段落，不至甚戾祖德。故以英、宪、孝三朝合为夺门一案之时代，以述其政治之变迁焉。

第一节 正统初政

明自太祖、成祖以后，宣宗崩时未满四十，英宗嗣位时仅九岁。赖辅政者皆仁、宣旧臣，尤赖太皇太后贤明，导帝以委任旧人，一遵仁、宣之政，发号施令，蔚然可观。正统初年，在史为明代全盛之日，其实帝有童心，始终蛊惑于阉人王振，特太皇太后在日，帝尚有所畏惮，振亦未敢放恣耳。故即位以来之善政，不但不改前朝，且有为宣宗补过之处。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是月即罢十三布政司镇守中官，其余减税钞复洪武旧额，罢金银朱砂铜铁坑冶，免其课。三月，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诏死罪必三覆奏。八月，减光禄寺膳夫四千七百余人。九月，诏四方毋进祥瑞。释陈祚、郭循于狱，复其官。皆宣宗时已略有缺失而一一为之补救者。其以王振掌司礼监，则亦在宣德十年九月，英宗嗣位之后。

王振盖宦官中狡黠最初之一人，《史·宦官传》但言其为“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又云：“帝尝以先生呼之。”考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王振，山西大同人，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子嗣，愿自净身，令入宫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世莫知其由教职也。”王振之出身教职，俞曲园《笔记》曾举为异闻。今考《通鉴辑览》及《纲目三编》并《明书》，皆言洪武中设内官监典簿，掌文籍，以通书算小内使为之。又设尚宝监，掌御宝图书，皆仅识字，不明其义。及永乐时，始令听选教官入内教习，然则永乐时使教官入宫充教习，记载甚明，盖皆本《实录》。惟《周咨录》乃明言其净身始入，而王振即其中之一人，是以英宗称以先生，当由宦官宫妾习称有素。宣德元年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使书。其后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俱专是职。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后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则自设内书堂以后，教内侍者为外廷之翰林院官，非复净身之辈。而正统初所教之小内使尚未深通文墨，独有王振为已读书而后为阉者，故得独出其所长，以弄冲主于股掌之上也。

仁、宣旧臣，正统初资望重者五人。《纪事本末》：“太皇太后张氏尝御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被旨入朝。上东立，太皇太后顾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顷，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颈。英宗跪为之说，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纲目三编》系此事于正统二年正月，后人以此时不诛振为惜，而责五臣不能成张后之美。

旧臣虽有五人，张辅武人，胡濙亦才不逮三杨，且其时政在内阁，故正统初政，责在三杨。杨士奇尤为国所倚重，《史》称士奇公正持大体，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流。然自英宗践阼，王振实早已挟帝用事，非特士奇莫能纠正，即太皇太后亦未尝不牵率其间。自宣德十年，振即掌司礼监。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乃导上阅武将台，集京营及诸卫武职，试骑射殿最之。有纪广者，尝以卫卒守居庸，得事振，大见亲昵，遂奏广第一，超擢都督佥事。自此招权纳赂，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违莫能制。《史》又言太后尝遣振至阁问事，士奇拟议未下，振辄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问故，荣以实对。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谢罪，且曰：‘再尔，必杀无赦。’此当是振始为司礼监时。正统元年三月，太皇太后以士奇等请，始开经筵，为前此数朝未有之重典。《明通鉴》言时振方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谓：“今之月讲，不过虚应故事，粉饰太平，而君臣之情不通，暌隔蒙蔽，此可忧也。”即日抗章致仕去。《纪事本末》言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丞故杨溥乡里，佥事又士奇乡里也。溥怨谟论死，士奇欲坐谟因公杀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应对品降调。”太后从之，降谟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渐摭朝事。此不过谓张后之前，振亦仍得干国事耳。其实，自元年以来，国事何一不为振所隐预。元年十二月，下兵部尚书王骥狱，则以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会骥议边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骥而责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执骥及右侍郎邝埜下狱。寻释之。未几，右都御史陈智劾张辅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举奏，帝释辅不问，杖御史、给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风指，屡摭大臣过，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至谴谪殆无虚岁。大臣下狱荷校，《史》所载甚多，兹不一一备录。既而太后复多病，益不及多问外事。五年三月，建北京宫殿。六年九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与外廷宴。是日，帝遣使问王先生何为？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使复命。帝蹙然，命开东华中门，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门外，振始悦。振之对帝如此，百官可知。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振益无忌惮，遂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铁碑。三杨中荣于五年先卒，士奇耄，以子稷为言官所纠，坚卧不出，溥年老势孤，继登庸者皆委靡，于是大权悉归振。《振传》言：“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敕修省求良言。陈得失，语剌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铎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铎。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事发，磔于市，不覆奏。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凑集。工部郎中王佑以善谄擢本部侍郎，《纪事本末》：“佑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一日振问曰：‘王侍郎何无须？’对曰：‘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其从子山林至荫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拉，振遂败。”以下入下节土木之变。

自正统初至十四年王振挟帝至土木被瓦剌也先所掳，其间政事，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号称平治，而振实已操权于其间；至后七年，则天下明认权在王振，帝虽日益长大，而倚赖振如父师。

迨至蒙尘幸返，复辟以后，犹申讨前日诛戮振党之人，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旌忠。而振门下曹吉祥复以夺门功，有宠颛政，此亦见英宗之执迷不悟矣。顾明之根本，初不以此而甚被摧败，则以祖宗立法之深厚，于民生二字，虽至暗之君、至凶之阉，不敢漠视，士大夫稍受荼毒，实无关全国元气，以故君掳而国不摇，人民无离叛之意，敌国外患，反为廓清阉焰之一助，其后于明之全盛无损也。此可以知民为邦本之说，理不可移。其时之民，尚信明帝室足庇以安，孔子所谓“必不得已，去兵去食，惟信不可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斯言足于明英宗之世得一证明也。恤民之政，在正统七年以前，屡见《纪》《传》者弗论。八年以后，尚仍之不改，《纲目三编》于五年秋七月书：“遣刑部侍郎何文渊等分行天下，修荒政。”据《实录》云：“时太皇太后专以养民为务，每四方水旱，振济动亿万计，蠲免灾粮或数百万石，闾阎安乐，虽灾不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此明见之史文者。盖累朝家法，已成天经地义，官吏可以摧残，惟人民不可扰。且当时国无滥费，蓄积甚厚，凶阉求货，其道甚宽，以后累世权豪阉宦，剥削不尽，迭见以后数篇。至万历之末，始直接逼取民膏，至民实无以聊生，而后内乱外患交迫而至，二百余年巩固之业一朝而覆，民生之所系如是，盖民不信明之尚能庇我，即于覆亡无所惜耳。

第二节 土木之变

《明史·瓦剌传》：“瓦剌，蒙古部落，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其渠曰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罗。永乐六年，遣使来朝，贡马请封。明年夏，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后马哈木死，子脱欢请袭爵。十六年，封为顺宁王。宣德九年，脱欢袭杀阿鲁台。正统初，脱欢内杀其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立元后脱脱不花，以先所并阿鲁台之众归之，自为丞相。四年，脱欢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属也先，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每入贡，主臣并使，朝廷亦两敕答之。”此瓦剌也先已往之略历。

《纲目三编》：“正统十四年七月，卫拉特瓦剌，清代改译为卫拉特，今尚称卫拉特旗。分道入寇。自正统初以来，卫拉特遣使入贡，王振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已而额森也先清代改译作额森。以二千人贡马，号三千。振怒其诈，令礼部计口给饩，虚报者皆不与，而所请又仅得五之二。额森恚怒，遂诱挟诸部分道大举入寇。此据《实录》所叙，较《瓦剌传》于王振召衅，原委较明。托克托布哈即脱脱不花。以乌梁海即兀良哈。寇辽东，阿拉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别将寇甘肃，额森自拥众从大同入。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与额森战于阳和口，为监军太监郭敬所挠，瑛、冕战殁，亨单骑奔还，敬伏草中得免。《瓦剌传》：“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军尽覆。”诸边守将俱逃匿。”郭敬为王振私人，见上节引《王振传》。此为瓦剌入寇已闻之败报。又云：“边报日数十至，王振劝帝亲征，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不听。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力谏，亦不纳。遂下诏令郕王居守，郕王名祁钰，帝弟，帝陷虏，遂即位，是为景泰帝。车驾即发京师，振及英国公张辅、诸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官军私属五十余万人从行，仓卒就道。《纪事本末》：“命下二日即行。”军中常夜惊，过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不允。至宣府，风雨大至，边报益急，群臣交章请留，振虓怒。成国公朱勇朱能子。

等白事，皆膝行听命，尚书王佐、邝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请。钦天监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纬示儆，再前恐危乘舆。’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学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系社稷安危，岂可轻进！’振终不从。至阳和，宋瑛、朱冕败殁处。见伏尸满野，众益危惧。八月戊申朔，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敬在阳和败时，匿草中幸免，故能言其状。始班师。振初议从紫荆关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乡禾，复改道宣府。”

《纪事本末》：“振班师，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车驾入，宜从紫荆关，庶保无虞。王振不听。振，蔚州人，蔚州，明属大同府，故振亦称大同人。清改属宣化府。因欲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此所叙起人误会，似谓振之不从紫荆关，因欲邀驾至蔚州，既又恐损禾稼，复转而东，又拟转由紫荆关矣。按紫荆关在易州，由大同东南行，经蔚州入紫荆关，即至顺天府界。若由此路，安得为也先所邀？《史·瓦剌传》亦同《三编》，惟云改道宣府，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八月十五。始次土木。《英宗纪》：庚戌师还，是为八月初三。丁巳次宣府，是为初十。庚申，瓦剌兵大至，吴克忠兄弟战殁，朱勇等救之，遇伏，全军尽覆，是为十三日。辛酉次土木，被围，壬戌师溃，帝北狩。较《瓦剌传》详确。足明当日师行日期，为虏所及，全由王振之罪，若由紫荆关，旬日已至京师矣。

又云：“邝埜再上章，请疾驱入关，严兵为殿。不报。又诣行殿申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振愈怒，叱左右挟出之。及发宣府，额森兵袭军后，邝埜所请疾驱入关，即入紫荆关。及发宣府，额森兵袭军后，即庚申诸将败殁之日矣。次曰，帝犹行次土木。恭顺侯吴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御之，力战死，后军溃散略尽。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帅师四万往援，次鹞儿岭遇伏，全军俱覆。辛酉，次土木，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保城中，振辎重未至，留待之。即驻营土木，地无水草，敌已合围，掘井深二丈余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敌所据，人马饥渴，束手不得动。敌分道自麻峪口入，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敌益增。明日，围御营，不得发。额森遣使议和，帝诏曹鼐草敕许之。敌佯退，振遽令移营，回旋间，行列已乱，敌以劲骑四面蹂躏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蹈藉死，尸蔽塞川野，诸宦竖宿卫士矢被体如猬。帝与亲军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坐，敌拥之去，中官喜宁从。振等皆死，官军死伤者数十万，英国公张辅等五十余人皆死。帝既入敌营，敌以校尉袁彬来侍。额森拥帝至宣府，传谕杨洪、罗亨信开门出迎，城上人对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诏。’乃复拥帝至大同索金币，广宁伯刘安、都督佥事郭登、侍郎沈固、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出谒，伏地恸哭，以金二万余及宋瑛、朱冕、内臣郭敬家资进帝，帝以赐额森等。是时敌营城西，登谋遣壮士劫营迎驾，不果。额森遂拥帝北行。

“帝入敌营之明日，命袁彬作书，遣千户梁贵赍以示怀来守臣，言被留状，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师，以是夜三鼓从西长安门入，太后遣使赉金宝文绮，载以八骑，皇后括宫中物佐之，诣额森营，请还车驾。群臣闻之，聚哭于朝，议战守。时京师疲卒羸马不满十万，人情汹汹，侍讲徐珵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珵后改名有贞，谮杀于谦，见下夺门节。《史·本传》言珵于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本年（正统十四年）秋，荧惑入南斗，珵私语友人刘溥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子南还。《纪事本末》且云珵妻重迕，有难色。珵怒曰：“尔不急去，不欲作中国妇耶？”乃行。珵之前知如此。然天命已去，惟南迁可纾难之说，竟不售，且都城亦未破，妻子不去，亦未至遂不为中国妇。“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古有是占，而珵信之。其实何足为信？《史·天文志》：正统十四年，七月己卯朔，荧惑留守斗。此即徐珵所占。而其前洪武十五年九月乙丑，荧惑犯南斗。十九年四月己亥，留斗。七月辛巳，犯斗。八月丁亥，犯斗，则二十三年正月甲戌入斗。终洪武之世，所见者如此，当时又何尝以此为变怪乎？尚书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侍郎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学士陈循是谦言，力赞之。太监兴安亦厉声曰：‘若去，陵寝将谁与守？’金英因叱珵出之。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寝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辞甚切。太后悟，议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额森使不得报，命郕王总百官，大小事俱启王始行。”

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

《英宗纪》：“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监国。”

《纪》又言：“甲子，京师闻败，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珵请南迁，兵部侍郎于谦不可。”是即议定固守之日。前言帝入敌营之明日即癸亥曰，八月十六。帝书示怀来守臣索金帛，守臣送京师，是夜三鼓入西长安门，明日朝堂聚哭，即甲子日。十七。太后皇后以金宝文绮诣也先营迎驾，自与聚哭同时。越三日不得报，乃命郕王总百官。与此所谓乙丑十八。即命监国者微异，或监国尚非总百官耶？

《纪》又言：“己巳，二十二日。皇太后命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

《纪事本末》：“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谕曰：‘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命郕王临百官，此谓帝亲征时命郕王祁钰居守。然庶务久旷，今特敕郕王总其事，群臣其悉启王听令。’此即命为监国，惟未书明其日。辛未，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命郕王辅之，诏天下曰：‘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万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则所谓太后命总百官，与立太子同日，诏天下文具在，自必可信。《纪》书立太子在己巳，是甲子败报闻，乙丑先命监国，而两宫之金帛亦于乙丑遣使赍之北行，越三日不得报，即越丙寅、丁卯、戊辰三日，至己巳，遂立太子而命郕王总百官以为之辅也。诏文明白，传位自在太子；总百官以辅政自在郕王。后来即位，犹曰以长君绝敌之望，至易储则景帝之私，尽改初议，所以肇夺门之祸，不可讳矣。清帝《御批辑览》并责郕王不当即帝位，此又属帝王之私心。若也先不闻明已有君，视蒙尘之帝若赘，岂肯送之使返？最上，俟帝反即归政；次则不易储以终，令帝统属英宗之后，人心亦无所不平，且孰不念危城守御之绩。特从《纪事本末》具录诏文，所以立夺门之案也。

《纲目三编》：《三编》此文，剪裁《纪》及于谦、王振各《列传》详略有法，故用其文。郕王摄朝，御午门左门，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振党马顺叱群臣退。给事中王竑捽顺发啮其肉，骂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尔耶？”与众共击之，立毙。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于谦直前挟王止，请王宣谕百官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寻执王山至，令缚赴市磔之，《纪事本末》谓山及弟林皆从驾死于兵，所斩乃其族属。《振传》则谓王命脔山于市，与《三编》同。振族无少长皆斩，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无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归，亦籍其家，下狱锢之。方于谦之止王谕众也，既定，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最笃老，执谦手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是朝廷益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上言：“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京营兵械且尽，亟分道募兵，令工部缮器甲，修战具，分兵九门，列营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内。文臣如轩 者，宜用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者，宜用为将帅。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王深纳焉。征两京、河南、山东、江北军入卫。时议欲焚通州仓以绝寇资，会应天巡抚周忱在京，言：“仓米数百万，可充京军一岁饷，令自往取则立尽，何至遂付灰烬？”于谦以为然，王乃令京官及军，有能运通州粮至京者，官以脚直给之。都御史陈镒总其事。

通州运粮事，《三编》叙法稍不明。盖官与军各预支俸米，惟不能留存在通，必运至京，运者仍加给米为脚直。《于谦传》：“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又其动议由周忱，亦见《忱传》。凡此见应急之策，亦自有两利之道，若但知资敌可虑，竟付焚如，岂不于国受大损？后来屡有用此法者，不可忘诸贤擘划之功也。

九月，廷臣合辞请皇太后曰：“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群臣以太后旨告王，王惊谦再三，避归郕邸。群臣复固请，于谦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会都指挥岳谦使卫拉特还，口传帝旨，以王长且贤，令继统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帝为太上皇帝。十月，也先奉上皇至大同，阉喜宁初从上皇北狩，遂附也先为间谍，尽以中国虚实告之，教也先奉上皇至边，胁诸将开关，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则留之，可以得志。也先以为然，乃诡言奉上皇还京，至大同，总兵官郭登不纳，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也先知有备，不敢攻。登驰蜡书入奏，京师戒严。

《登传》言：“朱勇等军覆，仓猝议旋师，登告学士曹鼐、张益曰：‘车驾宜入紫荆关。’王振不从，遂及于败。当是时，大同军出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登慷慨奋励，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士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傅药，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又云：“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及是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登去，大同人思之。”若登者，可为能尽职矣。而清代《御批辑览》深斥登之拒君，此诚所谓御批，知惜其身而可弃其国。又以登能守大同，而不能使白羊、紫荆二关不失，致也先直犯京师，以见其不纳君之罪。夫登守大同，若各关守将皆如登，也先何致阑入？大同无兼制各关之责，何以归罪于登一人？如果大同纳也先兵，挟天子以令内地各文武，自登为倡，皆相率入于敌矣。

壬子，十月初五。诏诸王遣兵入卫。乙卯，初八。命于谦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用命者，先斩以徇，然后奏闻。乃议战守之策，石亨请尽闭诸门，坚壁以老之。谦曰：“贼张甚，又示之弱，是愈张也。”乃分遣诸将兵二十余万，列阵九门外，谦自与亨帅副总兵范广等阵于德胜门以当贼冲，悉闭诸城门，绝士卒反顾。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也先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守将遁，守备通政使谢泽扼山口，兵溃，叱贼被杀。丙辰，初九。也先抵紫荆关，喜宁导之夹攻关城，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青战死，关遂陷，长驱而东。丁巳，初十。诏宣府、辽东总兵官，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巡抚皆入援。也先自紫荆关奉上皇过易州，至良乡，父老进茶果羊酒。进次卢沟，园官进果。上皇作书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谕文武群臣。

此三书必受也先之命，诱胁宫府，以导敌入京者。英宗既被掳，受也先指使不获自由，亦无足怪。惟如《郭登传》，言登拒也先奉英宗欲入大同时，英宗遣人诏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它。”英宗衔之。太祖女永嘉公主嫁郭镇，镇为英子，登又英孙，故云有姻。后英宗复辟，登几不免，以言官劾，论斩宥死，降都督佥事，立功甘肃。则英宗本意，亦竟以守土相拒为不然矣。清代《御批》亦深以丧君有君之说为非，此真君主之偏见也。

戊午，十—日。也先兵薄都城，列阵至西直门，上皇止德胜门外。是日，都督高礼、毛福寿败敌彰义门北，杀数百人，夺还所掠千余口。己未，十二日。寇拥上皇登土城，喜宁嗾也先邀大臣迎驾，帝以通政司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出城朝见。喜宁又嗾也先以二人官小，邀于谦、石亨、胡濙、王直出见，索金帛万万计。复、荣不得见上皇而还。廷臣欲议和，遣人至军中问谦，谦曰：“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已而也先遣骑窥德胜门，谦、亨设伏空舍，令数骑诱敌。敌遂以万骑来薄，伏兵出，范广发火器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毛那孩中炮死。敌转至西直门，都督孙镗斩其前锋数人，逐之，敌益兵围镗，镗力战不解，会石亨分兵至，敌引退，欲还土城，居民皆升屋呼号，争投砖石击敌，嚣声动地。会佥都御史王竑督毛福寿、高礼援至，寇乃引去。也先初轻中国，既至相持五日，邀请既不应，战又辄不利。其别部攻居庸者五万，会天大寒，提督守备居庸关兵部员外郎罗通汲水灌城，冰坚不得近。七日，敌遁走，通追击之，三战三捷，斩获无算。也先大沮，又闻勤王师且至，壬戌十五日。夜拔营，由良乡而西，大掠所过州县，仍拥上皇北去。帝以谦、亨功大，封亨武清侯，加谦少保，总督军务。谦辞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甲子，十七日。也先拥上皇出紫荆关。丁卯，二十日。诏止诸藩及各镇勤王兵。

也先入寇，脱脱不花在后，未入关，闻败而遁。时瓦剌君臣鼎立，也先专兵最多，脱脱不花虽为汗，兵数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亲内疏，其内犯利多归也先，而害则均受。至是脱脱不花遣使入贡，帝从胡濙、王直等议，厚赏赐以间之。十一月壬辰，十六日。上皇至瓦剌老营，惟袁彬、哈铭从。自出紫荆关，连日雨雪，上皇乘马踏雪而行，上下艰难，遇险则袁彬执鞚，哈铭随之。哈铭，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至是亦侍上，上宣谕也先尝使铭，也先辈有陈请，亦铭为转达。既至虏营，也先来见，宰羊拔刀，割肉为敬。寻值上皇圣节，进蟒衣貂裘，设筵宴，尝谓上皇曰：“中朝若遣使来，皇帝归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则可，欲中国遣使，徒劳往返。”喜宁闻而怒曰：“欲急归者，彬也，必杀之。”

英宗在北，《史》言：“初入敌营，也先有异志，雷震死也先所乘马，而帝寝幄复有异彩，乃止。及上皇至老营，所居毳帐，每夜有赤光绕其上若龙蟠，也先大惊异，寻欲以妹进，上皇却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进宴，稽首行君臣礼。”凡此等语，皆中

国自文饰之词，其中惟却也先妹，为所敬服，或是实事。

十二月，喜宁劝也先西犯宁夏，掠苑马，直趋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谓上皇曰：“天寒道远，陛下又不能骑，徒取冻饥，且至彼而诸将不纳，奈何？”上皇亟止宁计。宁愈欲杀彬，屡谮之也先，上皇力解乃止。

景泰元年闰正月甲寅，初九日。也先寇宁夏，用喜宁计。庚午，二十五日。寇大同，至沙窝。郭登召诸将问计，或言：“贼众我寡，莫若全军而还。”登曰：“我军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贼以铁骑来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剑起曰：“敢言退者斩。”径薄贼营，奋勇击之，诸将继进，呼声震山谷，遂大破其众，追奔四十余里。又败之栲栳山，斩贼首甚众，夺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马九十八匹，牛骡驴六百二十一头，器械四百有奇。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是役，登以八百骑破寇数千，军气益振。捷闻，封定襄伯。后寇数至，登屡击却之。以上为《纲目三编》据《实录》，所叙较详。《登本传》则稍略。《瓦剌传》言：“景泰元年，也先复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纳，仍谋欲夺上皇，也先觉之引去。”凡此皆上皇之所以获归，敌以乞和中国，赖朝贡为谋利之地，战不能胜，必出于和，不还上皇何待？凡勇于却敌者，即忠于返上皇者也。清《御批》亦知和不可议，又以拒君为非。郭登之于上皇，力夺则可，为敌所诱，以迎驾为导敌则不可。此与于谦辈意合，所以卒能有成也。君主偏见，其论直自相矛盾而已。

二月壬辰，叛阉喜宁伏诛。先是，宁数导诱也先扰边，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及总旗高斌等还京索礼物，而命袁彬以密书付斌，俾报宣府，设计擒宁。宁抵独石，宣府守将设伏野狐岭，令斌绐宁至其地，伏尽起，斌直前抱持之，遂擒宁送京师，群臣杂治磔于市。上皇闻宁诛，喜曰：“自此边境稍宁，吾南归有日矣。”喜宁亦王振私人，从上皇北行，上皇竟能设计除之，不以昵振者昵宁。

此其一隙之明，所以犹得返国，返国后又念振不已，终为下愚而已矣。是年四月，浙江镇守中官李德上言：“诸臣擅杀马顺，同于犯阙，贼臣不宜用。”下廷议，于谦以为不足问。上曰：“诛乱臣，所以安众志。卿等忠义，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此为《明通鉴》文，其详见《王竑传》。廷臣请族王振，郕王使出待命，众伏地哭请，马顺廷叱诸臣，竑时为户科给事中，首捽顺发，且啮其面，众共击之毙。王深重竑，且召言官慰谕甚至矣。至是阉党已发此议，虽不从而亦终不抑阉焰，不待天顺复辟而始翻族振之狱也，喜宁其阉之不幸者矣。

景泰元年三月间，瓦剌迭寇朔州、宁夏、庆阳，官军御敌，互有杀伤，民被杀掠甚众。大同参将许贵奏：“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议和。”于谦曰：“前遣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季铎等以上年九月奉使，以太后命达之上皇。继遣王复、赵荣，不见上皇而还。见上。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困，不从则速变，势亦不得和。贵居边疆重地，恇怯若此，何以敌忾。”移檄切责。自是边将无敢言和者。敌寇边不得志，势必求和，求和而上皇自返，若和议起自中国，则坐听要挟而已。明廷一意用于谦，庙算先定，较之南宋，惟主和而徽、钦卒不能返，景帝非真欲上皇返者，而不知袭宋高宗之故智，以和议误军事，此则明宗社之幸，而亦景帝之城府不深也，若于谦则诚社稷之臣矣。

是月，郭登败敌于大同。四月，总兵官朱谦力战退敌于宣府。是时敌锐而骄，以宣府、大同可旦夕下，而谦与登屡却之。其它近边屡扰，不免杀掠，而皆非敌敢深入之地。会喜宁已诛，也先失其间谍，所部多死伤，而脱脱不花汗、阿拉知院自遣使议和后，皆撤所部归，于是也先亦欲息兵。又耻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参政完者脱欢等至怀来议和。边将以闻，帝用陈循言，赍使令还，而以敕谕阿拉，未行，也先忽拥上皇至大同，遣使赍文书，以讲和为言，而自率众至城下。郭登仍欲谋夺上皇，敌觉，遂拥上皇去。登以使及书奏，帝厚赉使，令与完者脱欢偕还。

敕谕阿拉文略曰：“我朝与尔瓦剌和好，也先违天犯顺，朕兄太上皇帝兴师问罪，也先又辄遮留，毒我生灵，残我边徼。朕嗣承大统，宗室臣民咸请兴兵讨罪复仇。朕念也先屡请送大驾回京，以故遣人赐书授赏，乃也先诡诈反复。今阿拉又使至，朕欲从尔，但闻也先仍聚众塞上，意在胁挟，义不可从。即阿拉必欲和好，待瓦剌诸部落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

王直率群臣上言：“也先求成于我，请还乘舆，此转祸为福之机，望陛下俯从其请，遣使往报，因察其诚伪而抚纳之，奉太上皇以归，少慰祖宗之心。”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后使者五辈往，终不得要领。今复遣使，设彼假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不为苍生患？贼诈难信，其更议之。”已而阿拉使复至，胡濙等复以为言。于是帝御文华门，召廷臣，谕以宜绝状。直又对曰：“必遣使，无贻后悔。”帝不悦曰：“朕非贪天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尚书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上乃顾谦改容曰：“从汝从汝。”议遂决。时礼科给事中李实慨然请行，以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及指挥马显等，令赍玺书谕瓦剌君臣。时在景泰元年六月。以二十七日己亥，实等奉使，至七月初七日己酉，实等至瓦剌营，也先既见，读玺书毕，乃导谒上皇。时上皇仍居伯颜帖木儿营，惟袁彬、哈铭侍，实等见上皇泣，上皇亦泣。因问太后、皇上，又问二三大臣，泫然曰：“处此逾年，始见卿等。”实等颇以上皇前宠王振太过，以致蒙尘，请还京引咎自责。上皇意不怿。《实本传》：实使时失上皇意，后以居乡暴横，斥为民。

实等既行，脱脱不花及也先所遣使皮儿马黑麻等复至趣和。诏礼之，赐之宴。使者言于馆伴曰：“昨知院使来，朝廷使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师所命，若不报使，事必不济。”胡濙等奏其语，廷议请简四人往，帝命俟实还议之。及使者将返，王直等固请报使，庚申，七月十八。遣右都御史杨善及工部侍郎赵荣为正使，以都指挥同知王息、锦衣卫千户汤允绩副之，赍金银书币以往。濙等言：“上皇在瓦剌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随行。”不报。未几实还，述也先语云：“迎使夕来，大驾朝发。”廷议请更遣大臣。帝曰：“杨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致也先，即令善迎归足矣。”

景帝之于上皇，始终无迎驾之说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归，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归，乃纵令诸将奋勇御敌，而不与敌和，使敌失贡市之利，则愈阻驾返而敌之送驾愈急矣。宋高宗之不迎两宫，乃日日言迎驾，日日言求和，杀猛将以媚敌，输厚币以饵敌。敌以为一失两宫，中国未必帖服如是。此其冒屈己迎驾之名，而行其恋位忘亲之计，蹙国土，堕国威，均无所惜。故景泰之较宋高宗，其功罪不可以道里计也。英宗被掳而明犹全盛，景帝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实明宗社之福矣。

太监《兴安传》：“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帝不怿，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词色俱厉。尚书王直面折之，安语塞。及遣李实往，敕书不及迎上皇，实惊走白内阁，遇安，安复诟曰：‘若奉黄纸诏行耳，他何预？’”此李实初使时未有迎驾敕也。实未返而杨善继往，仍非迎驾专使，迨实返而议遣迎使，帝终不使，但令善口述奉迎，即由善迎回足矣云云。愈不欲迎驾而驾返愈速，竟以杨善口语而得之。《善传》又言：“也先曰：‘敕书何以无奉迎语？’善曰：‘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也先大喜。”此又见迎驾之终无敕语。《史》以此归功于善之辞令，辞令特实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战之君相，戮力之诸将，敌岂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论交涉之标准也。

王直等诸臣多言宜遣奉迎专使，帝不得已，乃从群臣议，乃遣实往报，既而曰“俟善归议之”，卒不遣。己巳，七月廿七。善至瓦剌，时瓦剌即在鞑靼之地，故往来甚速，善与也先问对，备详《善本传》中。次日即见也先，竟许善请。《善传》又言：“知院伯颜帖木耳劝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复位。也先惧失信，不可，云云。”也先果守信如此耶？盖一要请而中国即不奉迎耳。又次日，也先引善谒见上皇。又二日，八月初二日癸酉，上皇即发自瓦剌。此皆《景帝纪》所书之日，盖使至瓦剌，四日而以上皇归，迎驾为莫大之事，四日为至短之期，口语无敕为至轻简之举动，一时或称杨善之能不辱命，或称也先之前倨后恭，而于景帝则惟见贪位拒兄之失，不知其能任将相，力战自强，功在列祖列宗，以后之国祚，倍于以前而又过之，谁之功也？

《明史·瓦剌传》：“也先设宴饯上皇行，也先席地弹琵琶，妻妾奉酒，顾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师着坐便坐。’善承旨坐。即起，周旋其间。也先顾善曰：‘有礼。’伯颜等亦各设饯毕。也先筑土台，坐上皇台上，率妻妾部长罗拜其下，各献器用饮食物。上皇行，也先与部众皆送，约半日程，也先、伯颜乃下马伏地恸哭曰：‘皇帝行矣，何时复得相见？’良久乃去，乃遣其头目七十人送至京。”是为上皇返跸，终景泰守御之效。

第四节 景泰在位日之功过

正统十四年九月，帝即位，巡抚山西副都御史朱鉴请罢内官监军。不从。已而山东布政使裴纶言：“山东既有巡抚，又设内官镇守，有司供应，以一科十，实为扰民。请下廷议，凡内地已有巡抚者，镇守内官悉召还京。”疏入，责纶陈状，纶服罪乃已。时临洮府同知田旸、听选知县单宇、举人段坚、工部办事吏徐镇俱上言请召还监军镇守中官，诏以为祖宗旧制不可更，皆不纳。其后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书言宦官十害，文具《敏本传》，事下礼部，寝不行。

以上出《纲目三编》，《三编》多据《实录》。史惟单宇、段坚、华敏有《传》。景帝不以王振为鉴，袒护中官，动以祖制为口实，知永乐之纵容阉宦，为明累世之毒，景帝固中人之资，不足言大振作也。

景泰间用事之阉，独一兴安为著。安于迎驾事，体帝意颇事阻抑，然帝亦屈于众议，卒迎上皇归。安独敬信于谦，《宦官传》：“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则景帝所用之阉，幸而非甚祸国耳。安佞佛，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诏停之。景泰二年，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三年六月，又建大隆福寺。时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请帝建大隆福寺，费数十万。王振改造庆寿寺为大兴隆寺，费帑极巨。

景帝之贪位薄兄，自造夺门之祸，固帝之失德，但由人民言之，亦可曰帝之家事，且无残害之行。较之成祖之处建文及其嗣，仁暴悬殊。然至易储事作，人心颇不直帝，而一时意气相激，恩怨相攻，议论甚不一。今为分析具列如下：

上皇之将归也，诏议迎上皇礼，礼部尚书胡濙具议以上，传旨以一舆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给事中刘福言礼太薄。帝曰：“昨得上皇书，具言迎驾礼宜从简省，朕岂得违之？”群臣乃不敢言。会千户龚遂荣为书投高谷，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当避位恳辞，而后受命，如唐肃宗迎上皇故事。”谷袖之入朝，与王直、胡濙等共观之，直曰：“此礼失而求诸野也。”濙欲以闻，王文不可，而给事中叶盛已奏之。有诏索书，浚等因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礼，正可仿行。”帝不悦曰：“第从朕命，无事纷更。”乃遣太常少卿许彬至宣府，翰林侍读商辂至居庸，迎上皇。时帝索遂荣书所从得甚急，遂荣自缚诣阙言之，下诏狱坐遣，久之得释。

丙戌，八月十五。上皇至京师，自东安门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逊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宫，百官随入，行朝见礼，赦天下。十一月辛亥，礼部尚书胡濙请令百官贺上皇万寿节。十二月丙申，复请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门。皆不许。

《杨善传》：“善奉上皇还，举朝竞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赏，迁左都御史，仍莅鸿胪事。”善倾险小人，先媚事王振，后又与石亨、曹吉祥相结。为序班坐事，与庶吉士章朴同系狱，久之相狎。时方穷治方孝孺党，朴言家有《方孝孺集》，未及毁。善从借观，密奏之，朴以是诛。而善得复官。既预复辟功，于谦、王文之戮，陈循之窜，善亦有力。《本传》言其 忮为士论所弃。则景帝之不重用善，亦未为甚过。

上皇归后，脱脱不花及也先屡使致贡，上皇所亦别有献。帝意欲绝瓦剌，不复使使。也先以为请，尚书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绝之恐启衅。帝曰：“遣使有前事，适以滋衅尔，曩入寇时岂无使耶？”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语短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而太师请之，甚无益也，太师使，朕皆优礼厚给之，顾亦须少人，赏赉乃得从厚。”至二年五月，脱脱不花使又至，送还所掠招抚使高能等，请通好。直等复相继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书报之。

《史》叙此亦为景帝之薄上皇，王直等之请皆有此意。其实上皇已还，不比未还时以不遣使为拒驾。帝始终不为也先所狎，不得为非。是年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四年，也先自立为汗。五年，也先为阿拉所杀，鞑靼部长孛来复杀阿拉，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号小王子。自是也先诸子分散，瓦剌遽衰。而孛来与其属毛里孩等雄视部中，鞑靼复振。盖终景泰之世，也先亦以强梁而自亡。帝之对敌，无所谓启衅，若以薄敌为薄上皇，此即无聊之情感矣。

三年十二月，也先遣使来贺正旦，王直等请遣使答之，诏兵部议，于谦言：“臣职司马，知战而已，行人事非所闻。”帝从谦言。既而洗马刘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敕群臣公议，不当但委兵部，盖和战皆所以待敌，而兵部必不以和为请，犹巫医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药为言，各护其所短，而欲见其所长也。”诏下群臣更议，给事中路璧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璧议为是，使卒不遣。

景帝即位，久欲以己子见济代太子，而难于发言，迟回久之。太监王诚、舒良为帝谋，先赐陈循、高谷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半之，用以缄其口，然犹未发也。会广西土酋黄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并灭其家，巡抚李棠以闻，下有司治其事，捕 父子入狱。急，使其党千户袁洪至京师行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请易太子，其疏曰：“太祖百战以取天下，期传之万世。往年上皇轻身御寇，驾陷北庭，寇至都门，几丧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归？今且逾三年，皇储未建。臣惟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一萌，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事机叵测，反复靡常，万一羽翼长养，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蹙，此时悔之晚矣。乞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疏入，帝日：“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议，且令释

罪。

景泰三年五月甲午，初二。更封太子为沂王，立见济为太子。帝既下廷议，礼部尚书胡濙集群臣会议，相顾莫敢发言，惟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御史陈英以为不可，尚书王直亦有难色。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容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于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 奏是。”制曰：“可。”礼部具仪择日以闻，遂简置东宫官。至是日，立太子，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固本于万年。”此一联据吏部侍郎何文渊自夸所作，而阁臣草诏即用其语。后英宗复辟，传将逮捕，遂自经死。文渊始与况钟等俱奉特敕为知府，以吏治称。既由侍郎擢尚书，以附和时局，至不得其死。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天子。赏诸亲王公主及边镇文武内外群臣有差，又加赐循等诸阁臣黄金各五十两，东宫公孤官皆兼支二俸。而 罪竟得释，且赦其子。

是日，并废皇后汪氏，立妃杭氏为皇后。帝以汪后不赞同易太子，后以见济杭氏所生，遂让位。又封上皇子二人为王：见清荣王，见淳许王。明年二月，以土酋黄 为前军都督府同知，复辟后 自杀，发棺戮其尸，诛其子震。十一月辛未，十三日。皇太子见济卒，谥怀献，复辟后降称怀献世子。宪宗于正统十四年立为太子，时止三岁。至景泰三年，废为沂王，止六岁。《怀献太子传》，景泰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十一月薨。其年固较英宗之太子为长也。

怀献太子既卒，礼部郎中章纶与御史钟同偕朝，语及沂王，皆泣下，因与约疏请复储。会定州获北谍，言也先使侦京师，将以秋初大举深入，同闻之，上疏抗论时政，遂及复储事，中言：“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沂王是时甫七岁，称颂固亦是套语。伏望廓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疏入，帝不怿。下所司议，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等请帝纳其言，因引罪求罢，帝慰留之。越数日，章纶亦疏言复储，并陈修德弭灾事，其大者谓：“内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也，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一幸南宫，率群臣朝见，以展友于之情，极尊崇之道。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时日已暝，宫门闭，传旨自门隙中出，立执纶及同下诏狱，榜掠惨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濒死无一语。会大风扬沙，天地昼晦，狱得稍缓，令锢之。

方同下狱，礼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复储事，帝不罪。而进士杨集上书于谦曰：“奸人黄 献议易储，不过逃死计，公等遽成之。今同等又下狱，脱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议何？”谦以书示王文，文曰：“书生不知忌讳，要为有胆，当进一官处之。”乃以集知安州。按章纶之疏，于帝兄弟父子夫妇之间无所不涉，帝固恒流，无超人之度，其激而发怒，有以也。观他人亦言之而不尽得罪，则纶之以激致祸，不畏违以疏间亲之义，亦固以得罪为甘心矣。狱中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则明与上皇以难堪，尤为帝之显失。三年七月，杀内使王瑶。以御用监阮浪侍上皇于南宫，上皇赐浪镀金绣袋及镀金刀，浪以与瑶，锦衣指挥卢忠见之，醉瑶酒，窃以上变，言浪传上皇命，以袋刀结瑶图复位。帝震怒下浪、瑶诏狱穷治。术者仝寅为忠筮，言“此大凶兆，死不足赎”。忠惧，佯狂以冀免。商辂及中官王诚言于帝曰：“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天伦。”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狱，坐以他罪，谪广西立功，锢浪于狱，磔瑶死。浪寻亦死。复辟后追赠浪，命儒臣立碑记之。所谓交通南宫，前此固已成狱矣。

五年七月，南京大理少卿廖庄疏言：“臣曩见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今上皇在南宫，愿陛下时时朝见，或讲论家法，或商榷治道，岁时令节，命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诸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督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报。六年八月，庄以事至京，诣东角门朝见，帝忆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谪定羌驿丞。天顺初召还。成化初，官刑部左侍郎，卒赠尚书，谥恭敏。左右言：“事皆由钟同倡，实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狱中杖同及章纶各百，同竟死，纶死而复苏，系如故。

《明史·廖庄传》：“英宗在南宫，左右为离间。及怀献太子薨，群小恐沂王复立，谗构愈甚。故钟同、章纶与庄相继力言，皆得罪。然帝颇感悟。六年七月辛巳，刑科给事中徐正请间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临御岁久，沂王尝位储副，天下臣民仰戴，宜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别选亲王子育之宫中。’帝惊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虑骇众，乃命谪远任，而帝怒未解，已复得其淫秽事，谪戍铁岭卫。盖帝虽怒同等所言过激，而小人之言亦未遽听也。迨英宗复辟，于谦、王文以谋立外藩诛死，其事遂不白云。”谦等谋立外藩之诬，事见后，此云不白，则谓景帝之迁置沂王，选育亲王子，明为帝所怒谴，而反与谦等同受诬也。景帝城府不深，私其子则有之，铲除旧储以绝人望，则绝无其意。英宗受群小之间，报怨已甚，其罪岂薄于景帝？《御批》恒责景帝之不臣，此则君主之偏见也。

廖庄言厚待上皇诸子，以待皇嗣之生，是可知怀献卒后，景原无他子，故未别立。皇后杭氏亦于七年二月崩。明年正月，帝不豫。壬午，十七日。英宗夺门复辟。丙戌，二十一日。改元天顺。《史》于纪年，多以景泰为七年，八年即以天顺纪元矣。

第五节 夺 门

景泰八年即天顺元年。正月丙寅，元旦，罢朝贺。帝先以七年十二月癸亥二十八日。有疾，故罢朝贺。丁丑，十二日。帝舆疾宿南郊斋宫，召石亨至榻前，命摄行祀事。亨见帝疾甚，退与都督张

、左都御史杨善及太监曹吉祥谋，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本纪》：“己卯（十四日），群臣请建太子，不听。”时兴安因百官问疾示意，乃议请立东宫。王文欲窥上意，萧维祯乃改请建元良之建字为择。疏进，诏：“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吉祥等然之，以告太常卿许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徐元玉善奇策，盍与图之。”元玉，徐有贞字。有贞原名珵，字元玉。土木败信闻时，倡议南迁，为众所非，既而求用，景帝见其名辄弃之，乃改名有贞。复得以治河自效，时官副都御史。亨、遂夜至有贞家，有贞大喜曰：“须令南城知此意，且必得审报乃可。”亨、去。十六日夜，亨、与吉祥复会有贞所，曰：“报得矣，计安出？”有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时在今夕，不可失。”时有边吏报警，有贞言：“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计定，仓皇出。是日王直、胡濙、于谦会诸大臣台谏，请复立沂王，推商辂主草，略谓：“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疏成，以日暮未奏，而夺门之变起。见《王直传》。会明日帝将视朝，门早启，有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等率群从子弟家兵，混同守御官军入。天色晦冥，等惶惑，有贞趣行，顾曰：“事济否？”有贞大言曰：“必济。”进薄南宫城，毁垣坏门而入，《纪事本末》：“南宫门锢不可启，扣之不应，俄闻城中隐隐开门声，有贞命众取巨木悬之，数十人举之撞门，又令勇士逾垣入，与外兵合毁垣，垣坏门启，

、亨等入。”见上皇于烛下，上皇问故，众俯伏合声请登位，乃麾兵士进辇，皆惊战莫能举，有贞率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明霁，星月开朗，上皇顾问，各以职官姓名对。至东华门，门者拒弗纳，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众掖升奉天殿，黼座尚在殿隅，众推之使中，遂升座鸣钟鼓，启诸门。时百官咸待漏阙下，忽闻殿上呼噪，方惊愕。须臾，有贞出号于众曰：“太上皇帝复位矣。”趣入贺，百官震骇入谒，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其各任事如故。”以有贞入内阁，预机务。下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及大学士王文于狱。改元大赦，以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是日为正月十七日壬午。至二十二日丁亥，杀于谦、王文，籍其家。其罪名为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先是，有贞、亨等既定议迎复，有贞恐中变，乃诡辞激亨，言“于谦、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等谋，将于十七日早朝执君。”亨大惧，谋遂决。及是谦、文已下狱，有贞与亨等嗾言官劾之，即以所诡言之罪，命鞫于廷。文抗辩曰：“召亲王须用金牌相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辞气俱壮，谦笑曰：“亨等意耳，辩得生耶？”都御史萧维祯遂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狱，坐谋逆律，当寘极刑。奏上，帝犹豫未忍，曰：“于谦实有功。”有贞曰：“不杀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薛瑄力言于帝，乃减一等改斩，弃谦等于市，籍其家，家属戍边。有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所荐举文武大臣并应诛。”部议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请榜于谦等罪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云。谦性忠孝，才略开敏，自遭寇变，忘身忧国，敌先后入犯，皆不得逞，保全社稷，皆谦功也，为有贞及亨辈所嫉，遂及于难，朝野冤之。其籍也，家无余资，惟正室镝钥甚固，启视，则皆上所赐蟒衣剑器诸物也。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

夺门一案，所诛所赏，是非不足言，但成一反复之局。英宗即位日，既命徐有贞入阁，明日加兵部尚书。代于谦。寻论夺门功，封石亨忠国公，张 太平侯，兄 文安伯，、皆河间王玉子，定兴王辅之弟。杨善兴济伯，曹吉祥嗣子钦都督同知。吉祥、钦以反伏诛，见后。二十四日己丑，复论夺门功，封孙镗怀宁伯，董兴海宁伯，擢钦天监正汤序礼部右侍郎，一时官舍旗军晋级者凡三千余人。其诛于谦、王文，则又诏谪戍陈循、江渊、俞士悦于铁岭，斥商辂、萧镃等为民，皆徐有贞主之。石亨、张、曹吉祥辈复追论前御史王竑击杀马顺等，诏除名编管江夏。居半岁，帝于宫中得竑疏，顾左右曰：“竑所奏多为朕也。”命迁河州，寻遣官送归田里，敕有司善视之。竑为河州籍。二十七日壬辰，从白琦请，榜于谦党人示天下。

二月乙未朔，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寻贬所生母皇太后吴氏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仍为郕王妃，削孝肃皇后杭氏谥号，改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皆称皇太后制行之。时汤序请革除景泰年号，不许。十七日癸丑，郕王薨，谥曰戻，毁所营寿陵，葬金山，与夭殇诸公主坟相属。帝欲以汪妃殉，以李贤言乃止，以妃唐氏等殉葬。寻沂王复储位，雅知汪妃前谏易储事，请于帝，迁居旧王府，得尽携宫中所有而出，与周太后相得甚欢，岁时入宫叙家人礼。周太后，沂王生母，宪宗即位后所尊。一日，英宗问太监刘桓曰：“记有玉玲珑系腰，今安在？”桓言当在汪后所，英宗命索之，妃投诸井，对使者曰：“无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数片玉耶？”后有言妃出所携巨万计，英宗命检取之，立尽。三月己巳，初六日。复立沂王见深为皇太子。四月，襄王瞻墡来朝。景帝未立时，王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逾年上还京，居南内，王又上书景帝，谓宜朝夕问安，率群臣朔望朝见。及帝复辟，石亨等诬于谦、王文，以迎立襄王为嗣。帝颇疑王，久之，从宫中得王所上二书，复检襄国金符，仍在太后阁中，乃赐书召王，比二书于《金縢》。至是王入朝，礼待优隆，而于谦之冤不雪。徐有贞寻又以与石亨、曹吉祥相轧，谪戍金齿。金齿土司在路江，即怒江。后属缅甸。十月丁酉，初七。赐王振祭葬，立祠。初，振既族诛，有言其为敌用者，帝大怒，诏：“振死难朕所亲见。”追责言者，皆贬窜。帝追念不已，复其官，刻香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赐额曰旌忠。十二月，封太监曹吉祥养子钦昭武伯，吉祥以司礼监总督大营，养子钦，从子铉、铎、皆官都督，至是钦进封。三年十月，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字。诸冒功者黜之。”时石亨与从子彪不法事露，帝以夺门字问李贤，贤曰：“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彼时亦幸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请复位，此辈虽欲升赏，以何为功？老臣耆旧何至杀戮降黜？招权纳贿何自而起？国家太平气象，今为此辈损削过半矣。”帝深然之，乃有此诏，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余人，朝署为清。

石亨之败也，从子彪自陕西召还，谋镇大同，与亨表里握兵柄，令千户杨斌等奏保。帝觉其诈，收斌等拷讯得实，大怒，下彪诏狱，令门达鞫之，得其缝蟒龙衣及违式寝床诸不法事，罪当死，遂籍彪家，并逮其党治之。亨大惧，请罪，帝慰谕之，亨请尽削弟侄官，放归田里。不许。法司再鞫彪，言：“彪初为大同游击，以代王增禄为己功，王至跪谢，自是数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亲王，罪亦当死。”因交章劾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私与术士讲论天文，妄说休咎，宜寘重典。帝命锢彪于狱，罢亨闲住，绝朝参。帝初缘亨复位，德之，亨无日不入见，即不召，必假事以进。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华殿，帝问何人？亨曰：“此千户卢旺、彦敬，臣有机密事必与谋，如迎请复位，其功实多。”乃擢二人为指挥使，自是干请无虚日，弟侄冒功锦衣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亨每见出，必张大其言，在亨门下者，得亨语即扬于众，以为声势，朝臣奔走恐后，以货之多寡为授职美恶，入之先后为得官迟早。时有“朱三千，龙八百”之谣，谓郎中朱铨、龙文辈俱以贿被擢也。既以宿怨残害忠良，大狱数兴，廷臣侧目，大权悉归于亨。亨预政事，所请或不从，艴然见于辞色。久之帝不能堪，以语李贤。贤曰：“惟独断乃可。”因敕左顺门非宣召毋纳总兵官，亨燕见遂稀，所请亦渐有不从者，亨犹不悟，恣横如故。初帝命所司为亨营第，既成，壮丽逾制。帝登翔凤楼见之，问谁所居，吴瑾侍侧，谬对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谁僭逾若此？”帝颔之。锦衣指挥逯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往往伺亨所为以报，而亨竟不知。从子彪本以战功起家，不借父兄荫，然一门二公侯，亨封忠国公，彪封定远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又谋镇大同，为天下精兵处，权倾人主，群疑其有异志，遂及于祸。逯杲奏谓：“亨怨望逾甚，与从孙后等日造妖言，且蓄养无赖，专伺朝廷动静，不轨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轻宥，乃下亨诏狱，坐谋叛律应斩，没其家赀。未几亨瘐死，彪及后并戮于市。

《纪事本末》：“逯杲上言石亨怨望，与其从孙石俊《史》作石后，各书皆作后，惟《通鉴辑览》亦作俊。谋不轨。”上以章示群臣，遂下锦衣狱。初亨见上稍疏斥，怀怨望，尝往来大同，顾紫荆关，谓左右曰：“若塞此关守之，据大同，京师何由得至？”一日退朝归私第，语卢旺、彦敬曰：“吾所居官，皆尔等所欲为者。”旺、敬不知所谓，对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日：“陈桥之变，史不称其篡，尔能助吾，吾官非尔官乎？”旺、敬股栗莫敢对。会瞽人童先出妖书曰：“惟有石人不动。”劝亨举事。亨谓其党曰：“大同士马甲天下，吾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异日以彪代李文，佩镇朔将军印，专制大同，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提，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矣。”遂请以卢旺守里河。及孛来寇延绥，上命亨往御之，先又力劝亨，亨曰：“为此不难，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为之未晚。”先曰：“时难得而易失。”亨不听。先私谓所亲曰：“此岂可与成大事者？”会彪败，上犹念亨功，置不问，罢其兵。而亨之谋渐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变，告亨谋反，逮治之。

按石亨粗鄙武夫，非大奸慝，其始假以威福，乃英宗之乐近小人。以亨之不足大用，何待后来始著？其举动无一不劣，有何难辨而假借之？英宗自欲假手此辈以快所仇，观于于谦终帝世不予雪，而害谦者则已次第戮之，故知非群小能害谦，自出英宗意尔。

戮于谦则蔓延谦党，戮石亨时亦然。《史·韩雍传》：“锦衣指挥刘敬坐饭亨直房，用朋党律论死。雍言广：‘律重朋党，谓阿比乱朝政也。以一饭当之，岂律意？且亨盛时，大臣朝夕趋门不坐，独坐敬何也？’敬遂得免。”举此一事，可见其荦染者必多，政刑之不得其当久矣。门达、逯杲，《史》皆入《佞幸传》，与成祖时之纪纲同，以小人攻小人，皆当时朝事之玷。

五年七月庚子，初二日。太监曹吉祥及其养子钦反，钦败死，吉祥伏诛。先是六月丙子，初七。孛来寇河西，官军败绩。壬午，十三。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怀宁伯孙镗充总兵官，帅京营军御之，择庚子昧爽出师。其前一夜，以朝将陛辞，与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而钦所结之达官马亮来上变。当正统间，吉祥屡出监军，辄选达官善骑射者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

《于谦传》：“初永乐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众，成祖以靖难从行功，以朵颜等三卫地畀兀良哈。自知失策，因欲广招东北降女真人，诱以官赏。别设奴儿干都司，以复其驭边远略，以故遣使迭出。招得之人，愿归者为之设卫授官，愿留者亦与以官，给禄与宅，留居京师，前后至者无数。女真设百数十卫，其中建州设三卫，遂为异日之满洲，皆肇端于其时。也先入寇，多为内应。谦谋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辄选其精骑，厚资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内患以息。”又《李贤传》：“于谦尝分遣降人南征，陈汝言曹、石之党，代于谦为兵部尚书者。希宦官指，尽召之还。贤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之，今已就道，后当听其愿去者。’”据此两传，知天顺时在京达官之来历。达官不知顺逆，只贪利禄，以故成祖靖难，用三卫为军锋；曹阉阴畜死士，亦以达官为奇货。陈汝言所希宦官之指，自即谓曹吉祥。李贤于正统初即深论此事，《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数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据此，则于谦始定散遣降人之法，谦被害而降人又召回，贤虽力言不可，帝言悔之，而又以已就道为姑息之计，遂为曹钦犯阙之资。《史》不详言，合观之可见也。

石亨败，吉祥不自安，渐畜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谷帛恣所取，达官亦恐吉祥败而己随退黜也，皆愿尽力结为死党。千户冯益，景泰间，请徙上皇于沂州，复辟后，以吉祥请得不诛，因客钦所，钦问曰：“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钦大喜。钦有家人百户曹福来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钦乃别遣家人寻获，而家私掠死，为言官所劾。帝令指挥逯杲按之，且降敕遍谕群臣，毋自专干宪典。钦惊曰：“前降敕，遂捕石将军；今复尔，殆矣！”石彪事发，言官将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闻之大怒，乃敕：“文武大臣无故不得相往来，给事中御史及锦衣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依太祖铁榜例治罪。”反谋遂决。使其党钦天监太常寺少卿汤序择是月庚子昧爽，钦拥兵入废帝，而吉祥以禁兵应之。谋定，钦召诸达官夜饮。时怀宁伯孙镗奉诏西征，将陛辞，是夜与恭顺侯吴瑾俱宿朝房，达官马亮恐事败，逸出走告瑾，瑾趋告镗，从长安右门隙投疏入，曰：“急变，即达御前，迟则用军法斩。”镗与瑾俱拙于书，惟曰：“曹钦反，曹钦反。”帝得奏，急絷吉祥于内，而敕：“皇城四门、京城九门闭勿启。”钦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驰往逯杲家，杀杲，斫伤李贤于东朝房，以杲头示贤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释己罪。亡何，又执尚书王翱，贤乃就翱所索纸，佯草疏，乃获免。钦又杀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率众攻东、西长安门，不得入，纵火，守卫者拆河壖砖石塞诸门，贼往来叫呼门外。镗遣二子急召西征军，大呼曰：“有狱贼反，获者得重赏。”西征军奔集，至二千人，镗曰：“不见长安门火耶？曹钦反，能杀贼者必赏。”遂击钦，钦走攻东安门，瑾将五六骑觇贼，猝与遇，力战死。钦复纵火，门毁，门内聚薪益之，火大炽，贼不得入。天渐曙，钦党稍稍散，镗勒兵逐钦，镗子 斫钦中膊，钦走突安定诸门，门尽闭，奔归家拒战。会大雨如注，镗督诸军奋呼入，钦投井死，其家无大小尽诛之。帝出吉祥与钦尸同磔于市，汤序、冯益及姻党皆伏诛。马亮以告反授都督，进孙镗为侯，李贤、王翱进太子少保，封吴瑾凉国公，谥武壮，赠寇深少保，谥庄愍，将士升赏有差。以擒贼诏示天下，大赦。

夺门案至此，前之功人多为叛逆，而所杀以为名之于谦，公道已大彰，然终英宗之世不与平反也。《谦传》：“谦既死，而亨党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帝召大臣入视，愀然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对。俄有边警，帝忧形于色，恭顺侯吴瑾侍，进曰：‘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是年，有贞为亨所中，戍金齿。又数年，亨亦下狱死，吉祥谋反伏诛，谦事白。成化初，冕赦归，冕，谦子。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有司岁时致祭。万历中，改谥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绝。”

陷谦诸人，惟徐有贞尚有小才，石亨、曹吉祥之流，若君主稍有常识，岂遂假以大权至迭起祸变？亨、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终为庸稚之君而已。

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

天顺八年正月乙卯，初二日。英宗不豫。己未，初六日。皇太子摄事于文华殿。己巳，十六日。大渐。庚午，十七曰。崩。乙亥，二十二日。宪宗即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七月，立皇后吴氏。八月，废之。后立甫逾月，以万贵妃已擅宠，后摘其过杖之，帝怒，废居别宫。帝年甫十八，万贵妃年已三十五，宠冠后宫，帝终身眷之。成化一朝，佞幸竞进，皆凭万氏。帝于宦寺，倚任时无所不至，旋复厌之，即弃之如脱屣，嬖幸恃宫中为奥援，与万历间之郑贵妃略同，盖宵小犹非能专挟天子以行事也。

天顺八年二月，始以内批授官，帝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者以千数。明代至是始以官爵为人主私物。

十月，始置皇庄，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自此始。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弗听。自是戚畹及中贵家多夺民地为庄田矣。按明太祖宽留田土以供养军蓄马之用，期不扰民。自宪宗笼田产以自私，上行下效，悉归豪强，始而就闲旷以为侵占，闲旷既尽，后起之豪强无尽，以渐而蹙及民生。其端盖造于此。

于是番僧扎实巴乞静海地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数百顷，德王请寿张地四千余顷，皆予之。成化四年三月，户科给事中邱弘等上言：“国初，北直隶、山东地方土旷人稀，太祖、太宗屡颁明诏，许民耕种，永不科税。乃权豪怙势，专利病民，率指为闲田，乞奏至数十百顷。夫地逾百顷，古者百家恒产也，岂可徇一人之私而夺百家恒产哉？乞收前命还给下民，仍敕该部痛革往弊。”帝然之，诏：“自今乞请皆不许。”扎实巴等所乞还之于民。未几，周寿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余顷，帝不得已许之。自是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寿弟长宁伯彧求武强、武邑地六百余顷，皆予之。给事中李森疏谏，不复省。

按成化间失政甚多，然奏乞闲田，事关永久民间舒蹙之故。所谓闲田，在太祖、太宗宽留以厚民生，历仁、宣暨英宗，未之有改。成化间惟以皇室庄田为倡，大动豪强贪欲之私，又可见祖宗积蓄之厚。先从近畿豪强遍布之地为始，各州县皆有罗掘，自后更及南畿，以及各处军卫留备兴屯之地，一切以闲田名之，祖宗所宽留者积久而尽。无论豪强代兴，日益无已，即边境有事，而以应额外之供，不得不悉索以责民供；民穷而为乱，乱起而民益穷，因果相生，遂成万历、天启之局。当宪宗时，民尚只觉恩泽之稀，未感煎熬之迫，后世言成弘之治，尚慨想以为太平，其实则前数代之遗泽，一朝不易枯竭耳。

再以《史传》证之，《陈镒传》：“正统七年，王翱调辽东，镒复出镇，岁满当代，以陕人乞留，诏仍旧任。时仓储充溢，有军卫者足支十年，无者直可支百年，镒以陈腐委弃可惜，请每岁春夏时给官军为月饷，不复折钞。从之。”凡此皆见正统以前天下积储之厚。祖制未改，在朝多法家弼士。明之君，自英宗为无道之始；明之民，则未尝感觉困苦。坏祖宗藏富于民之意，自宪宗始。顾祖宗所藏至厚，不至一时遽尽，故其大败决裂犹在百年以后也。

更举《史传》证之，《李贤传》：“尝言内帑余财不以恤荒济军，则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祷祠、声色之用。前后频请发帑赈贷恤边，不可胜计。”贤大用于景泰、天顺之间，至成化四年而卒，为一代贤相，其所主张如是，而景帝、英宗能任之，可知天顺以前，人主尚无甚与民争利之心也。贤以夺情为罗伦所纠不能无憾，与后之张居正为同病，然其为国家计久远，用才能，则皆功不可没也。

成化初对建州始有兵事，建州为清之旧受卫职，《明史》凡遇建州事，皆削不登。此为今日以后应为《明史》补正之一大端，别详《满洲开国史》。但以兵事论，则事役非巨，尚不及西南麓川、藤峡诸役，在本讲义原无足述之分量。惟荆、襄平乱为大事件，撮叙如下。

成化元年四月，荆、襄刘千斤起事。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有膂力，县治门有石狮重千斤，通手举之，因号为刘千斤。荆、襄上游为郧阳，古麇、庸二国地，元至正间，流民聚此起事，终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邓愈以兵临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间，又多旷土，山谷厄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以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罔禀约束，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长。汉中守臣以闻，请除之，英宗曰：“小民为饥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金敬抚辑，谪戍数人，余阳听抚，而为首潜伏不出；寻复纵，势益滋蔓。有锦衣千户杨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众，宜选良吏抚恤，渐图散遣。”词甚谆切。不报。三省长吏多诿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刘通纠党石龙，号石和尚，及刘长子、苗龙、苗虎等，聚众数万。自称汉王，建元德胜，署置将军、元帅。攻襄、邓境，指挥陈升等死者二十四人。时以副都御史王恕出为抚治，而未受征讨之命，因不受抚。恕闻于朝，五月，乃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发军会恕及湖广总兵李震进讨。至南漳，通等迎战败之。永以疾留镇，圭主军务，奏四路进军之策。至二年五月，迭战胜，斩刘通子聪及苗虎。通等退保后岩山，拒险以守。圭督军四面围攻，通败被擒，苗龙等四十余人皆死。而石和尚、刘长子逸去。六月，石和尚聚众千余，转趋四川大昌，杀夔州通判王祯。圭分兵蹙之，并诱执石和尚等，遂班师。事少息，不数年复炽。

有可以养民之地，而禁民毋入，此明开囯时之失策也。六七十年之后，而再有饥民屯聚之患。英宗之不轻用兵，是也，不选良吏抚恤解散，则非也；至成化初，而不能不用兵，兵力所加，即告荡平，其时将帅犹得力。然平定后即仍其故地，不以良吏辟作生聚之乡，亦犹是邓愈见解也。

六年十月，刘千斤余党李胡子等复聚众起事。初，白圭平荆、襄，而流民屯结如故。李胡子名原，始与石和尚等同伙。会岁大旱，入山者九十万人，李与其党王彪、小王洪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聚众为乱，称太平王，署其党为总兵、先锋等，又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战不利，荆、襄诸郡骚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忠先分军列要害，多设旗帜钲鼓，遣人入山招谕流民，来归者四十余万。王彪来觇军，出不意擒之。忠又请调永顺、保靖土兵，合二十五万众，分八道逼之。流民归者又数万。遂击擒李胡子、小王洪等。忠移军竹山，复招流民五十万。斩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万余人，户选一丁，戍湖广边卫，余令归籍给田。其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给事中梁璟因星变求言，劾忠妄杀。白圭亦言：“流民既成业者，宜随所在著籍。”又驳忠所上功次互异。帝皆不听。进忠左都御史，荫子绶锦衣千户，诸将录功有差。忠上疏言：“臣先后招抚流民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贼党罪固当死，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若此者，可以久居不遣乎？臣揭榜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声怵之，非实事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帝温诏答之。

《纪事本末》：“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坠泪碑》以嘲忠云。”《坠泪碑》为荆襄故事，本为人思羊枯，今以形容项忠之残杀。人揭忠之过，忠则自列其功，一时遂无定论。其实忠亦无善处流民之法，至多比之邓愈而已。

十二年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初，项忠既平荆襄，陈善后十事，不过增设营堡巡司，多方侦守，以厉入山之禁。不数年，禁渐弛，流民复聚，朝廷以为忧。祭酒周洪谟尝著《流民图说》，谓当增置府县，听附籍为编氓，可实襄、邓户口，俾数百年无患。都御史李宾以闻。帝善之，遂命杰出抚。

以上文见《原杰传》，而《周洪谟传》不载此事，《纪事本末》略详洪谟之说，其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

杰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因相地势，以襄阳所辖郧县居竹山、房、上津、商、洛诸县中，道路四达，去襄阳五百余里，山林阻深，将吏鲜至，猝有事故，府难遥制，乃拓其城，置郧阳府，以县附之，且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而析竹山置竹豁，析郧置郧西，析汉中之洵阳置白河，与竹山、上津、房咸隶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阳，南阳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阳，各隶其旧府。制既定，荐知邓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县皆择邻境良吏为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将还，以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事无统纪，因荐御史吴道宏自代。诏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寻以道宏为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著为令。杰召为南京兵部尚书。劳苦成疾，南还，竟卒于驿舍。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涕者。

吾囯古时往往有封禁之地，最为闭塞之见解，利弃于地，小之聚乱民，大之召外寇，荆、襄规画，久而后定，足为明代一大事，故详之。郧阳抚治，以都御史开府，体同巡抚，终明世有之，清初尚然，至康熙初裁。旋吴三桂之乱，蔓延川、楚、秦、陇，郧阳复设抚治，康熙十九年终裁。嘉庆初又有川、楚白莲教之事，事平，以达州为绥定府，略如明之设置郧阳，此亦荆襄上游明时未竟之绪也。

宪宗惑于万贵妃，在帝室则几倾皇嗣，而阉人当道，中旨授官，方士妖僧，滥恩无纪，皆以能结妃欢为进身之阶。成化中叶以往，朝政浊乱，然明运不遽倾颓，且后人述明时之太平，尚不能遗成化之世，则以得罪百姓之事尚少耳。综其失政如下。

宪宗后吴氏，立自天顺八年七月。以杖万贵妃故被废，帝下敕谓：“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册立。”以此为罪，废居别宫。后父俊先授都督同知，亦下狱戍边。而牛玉止谪孝陵种菜。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等合疏言：“玉罪重罚轻。”帝怒徽等，皆贬边州判官。则知玉易后之罪非事实也。

万贵妃以四岁选入掖庭，为孙太后宫女。孙太后为宣宗后。万贵妃于天顺八年为三十五岁，则四岁入宫尚在宣宗之世。言孙太后，乃后来追称也。及长，侍宪宗于东宫。宪宗年十六即位，《宪宗纪》：“成化二十三年崩，年四十一。”则即位年当为十八。此出《万贵妃传》，《史稿》亦同，当是此传之误。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遣中使祀诸山川，遂封贵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复娠矣。当是时，帝未有子，中外以为忧，言者每请溥恩泽以广继嗣，帝曰：“内事也，朕自主之。”妃益骄，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掖庭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纪淑妃孝宗生母。之死，实妃为之。佞幸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奇技淫巧，祷祠宫观，糜费无算。久之，帝后宫生子渐多，芳等惧太子年长，他日立将治己罪，同导妃劝帝易储。会泰山震，占者谓应在东宫，帝心惧，事乃寝。二十三年春，暴疾薨。

妃诸罪状，类皆帝所谓内事，惟为阉宦佞幸之所凭依，则蠹政尤甚，然尚见帝不受制于群小，特以妃为之内主，故一旦意所不慊，弃之如遗，固不至如天启朝客、魏之祸耳。

万贵妃父贵，诸城人，诸邑掾史，坐事谪居霸州。以贵妃故，官锦衣卫指挥使，颇勤饬。贵子喜亦为指挥使，与弟通、达等并骄横。成化十年，贵卒。十四年，进喜都指挥同知，通指挥使，达指挥佥事。通少贫贱，业贾，既骤贵，益贪黩无厌，造奇巧邀利。中官韦兴、梁芳等复为左右，每进一物，辄出内库偿，辇金钱络绎不绝。通妻王出入宫掖，大学士万安附通为同宗，婢仆朝夕至王所谒起居。妖人李孜省辈皆缘喜进。朝野苦之。

成化十二年九月，令太监汪直刺事。直故大藤峡人。初，给事万贵妃宫，迁御马监太监。时妖人李子龙以符术结太监韦舍，私入大内，事发伏诛，帝心恶之，锐欲访外事，以直便黠，因令易服将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之知。明年正月，设西厂，以直领之。永乐中始置东厂，令宦官访缉逆谋大奸，与锦衣卫均权势。至是，又别设西厂剌事，所领缇骑倍东厂，势远出卫上。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辄寘重法。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值者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凡西厂逮捕朝臣，不俟奏请，气焰熏灼。

锦衣卫之制，仿古司隶校尉、执金吾等官，职掌都城内外地方各事，以辇毂之下人众稠密，不免宵小混杂，故有缉事员役以靖奸慝。近世各国都市皆有警察侦探，在清则谓之步军统领衙门，古今中外大略相类，原不得为弊政。明以诏狱属锦衣卫镇抚司，遂夺法司之权，以意生杀，而法律为虚设，盖弊在诏狱，尚不在缉事也。至设东厂而以宦官领缉事，是即所谓皇家侦探，其势无可抵抗，诬陷栽赃，莫能与辨，其所谓有罪，即交锦衣卫治之。于是诏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成化中以一东厂为未足，更益以西厂，而缇骑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边腹各地，又绝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也。然细按之，皆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平民非其所屑措意，即尚未至得罪百姓耳。

五月，大学士商辂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为有益，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近自直用事以来，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急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覃吉至阁诘责，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辂等同心一意为天下除害，无有先后。”恩等以实覆奏。传旨慰劳。翌日，兵部尚书项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归御马监，调韦瑛边卫，散诸旗校还锦衣卫。中外大悦。怀恩、覃吉为明阉官之最贤者，亦方欲制直不使逞，故暂得此效。

西厂虽暂罢，帝眷直不衰，令密出外剌事。吏部尚书尹旻等附直，项忠劾直，以旻为六卿之长，请首署名，旻即驰报直。六月，忠以直诬构黜为民。御史戴缙颂直功，谓：“大臣群臣皆无裨于政，独有太监汪直擿发允协公论，足以警众服人。”疏入，遂复开西厂。大学士商辂引疾，帝听其归。于时大臣以次陈免者数十人。士大夫皆俯首事直，直势愈恣。

时西厂既复，东厂亦正横甚，东厂官校因发云南百户左升私事，词连掌通政使工部尚书张文质，锦衣卫遂执下狱，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请，帝乃知而释之，锦衣卫官以擅系大臣，停俸三月。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戴缙以颂直功，累进右佥都御史，不二年，以中旨擢副都御史，又进都御史，掌院事。于时御史王亿等竞效缙所为，相率媚直，谓：“西厂擿伏发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实足为万世法。”依阿淟涊，台中纲纪扫地。后直宠衰，缙乃谋出为南京工部尚书，直败，黜为民。直以十四年六月，复出行辽东边。直年少喜兵，欲以边功自固，乃有此行。率飞骑日驰数百里，所过棰挞官吏，各边都御史皆服橐鞬迎谒，供张甚盛，左右从者悉大通贿赂，远近为之驿骚。

此事见《汪直传》。其所谓行辽东边，正以巡抚陈钺掩杀建州夷人以冒功，激变启衅，朝议遣重臣抚安，已命兵部侍郎马文升往建州听抚，直思攘其功，固请行边。陈钺先赂直左右，令所过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钺出迓于郊，望尘蒲伏，盛供张以娱直。直至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乃推功于直，直内惭，文升又与抗礼，不善事其左右，钺又日夜谮文升于直，直遂庇钺激变罪，转罪文升。明年五月，下文升锦衣卫狱，谪戍重庆卫。钺更讽直请大发兵树边功，讨建州夷伏当伽。其冬，以抚宁侯朱永充总兵官，直监军，钺赞军务，帅师出辽东塞，遇建州贡使六十人，掩杀之，更发墓斲髑髅以张级数。捷闻，封永保国公，增直岁禄，钺亦论功晋右都御史，寻代杨鼎为户部尚书。此事见《明史》。惟不载建州字。考《明实录》及明各家记载，此皆关清代先世种族中事，清修《明史》，一律删除。此事因无建州字，漏未删去。其详别见《满洲开国史》。

直因陈钺树边功于辽东，十五年又奉命行大同、宣府边，厨传供张，囊鞬迎谒，并如辽东，左右索赂，各倾帑以给之，边储为之一空。直先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又用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永同越西讨，直为监军。亦思马因实无意犯边，方移帐威宁海子，越乘其不意，偕直往袭，虏惊避，遂杀其老弱，报首功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十。越封威宁伯，增直岁禄。于是人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问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曰：“王越、陈钺也。”帝笑，稍稍悟。会东厂尚铭获贼得赏，直忌，且怒铭不告。铭惧，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语奏之，尽发王越交通不法事。十七年秋，命直偕越往宣府御敌，敌退，直请班师，不许，徙镇大同，尽召将吏还，独留直，直不得还。言官交章论直苛扰，请罢西厂。而大同巡抚郭铠复言：“直与总兵许宁不和，恐误边事。”帝乃调直南京御马监，罢西厂。又以言官言，降直奉御，褫逐其党王越、戴缙、吴绶等，陈钺已致仕不问，韦瑛后坐他事诛，然直竟良死。帝亦无所谓政刑，意所不属即弃之，固犹未至为阉所制耳。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帝寻觉之，谪充南京净军，籍其家，辇送内府，数日不尽。

宪宗朝内侍复有梁芳与韦兴比，而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皆由芳进，共为奸利。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刑部员外郎林俊以劾芳及继晓下狱。久之，帝视内帑，见累朝金七窖俱尽，谓芳及韦兴曰：“糜费由汝二人。”兴不敢对，芳曰：“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帝不怿曰：“吾不汝瑕，后之人将与汝计矣。”芳遂说贵妃劝帝废太子而立兴王。会泰山累震，占者言应在东宫，帝惧乃止。

成化间，阉人之外，更有佞幸，以李孜省、僧继晓为首。孜省初为江西布政司吏，骫法受赃，既历京考得冠带，而赃事发，当褫为民，匿不归。时帝好方术，孜省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录得幸。成化十五年四月，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太常职司祭祀，厥选尤重，奈何用赃秽罪人，渎事天地宗庙？”给事中李俊亦以为言。帝不得已，为改上林苑监副。然宠幸日甚，赐以印章二：曰忠贞和直，曰妙悟通微。许密封奏请。孜省因与梁芳表里为奸，干乱政事。十七年，擢右通政，寄俸本司，仍掌监事。初，帝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及奸僧继晓辈皆尊显，与孜省相倚为奸。孜省旋迁左通政，言官交劾，暂贬秩，仍迁之。二十一年，星变求言。大臣、言官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孜省、常恩等。帝颇感悟。贬孜省上林监丞，令吏部录冗滥者名，斥罢五百余人。中外大悦。孜省恨廷臣甚，构逐数人，益以左道持帝意。十月，再复为左通政，益作威福，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致仕卿贰缘以复进之江西人极多。密封推荐，缙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皆附丽之。华以江西人结孜省，用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与尹旻相恶，构旻及其子侍讲龙，龙下狱除名，旻致仕。旻籍山东，山东京僚坐旻党降调者多人。是为明季门户成习之始。孜省所排挤，若江西巡抚闵珪、洗马罗璟、兵部尚书马文升、顺天府丞杨守随皆被谴，朝野侧目。已复擢礼部右侍郎。是时以秘术干中官陈乞者无数，大学士万安亦献房中术以固宠，终宪宗之世，方士滥恩不绝。

继晓，江夏僧，以秘术因梁芳进，授僧录司左觉义，进右善世，命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其母朱氏，娼家女也，继晓自陈乞旌。诏不必勘核，遽旌其门。日诱帝为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民居数百家，费国帑数十万。员外郎凌俊请斩芳、继晓以谢天下，几得重谴。宪宗朝，西番僧封法王及大智慧佛、大慈悲佛、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皆锡诏命，服饰器用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仗前导，锦衣玉食几千人。取荒冢顶骨为数珠，髑髅为法碗。给事中魏元等切谏，不纳。帝初即位，即以道士孙玉庭为真人。其后，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国师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带、玉珪、银章。继晓尤奸黠窃权，所奏请立从。二十一年，星变求言，贬李孜省、罢传奉官五百余人时，亦革继晓国师为民。而帝忌诸言者给事中卢瑀等，密谕尹旻出之，且书瑀等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迁则贬远恶地，于是言者相继贬斥。而方士等复官，有宠愈甚，诸番僧亦如故。二十三年八月，帝崩。孝宗即位后，乃尽黜成化时僧道杂流传奉得官之众。继晓至弘治元年十一月伏诛。

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己丑，二十二日曰。宪宗崩。九月壬寅，初六日。孝宗即位，以明年为弘治元年。丁未，十一日。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邓常恩、赵玉芝等。以言官劾诸人不法事论死，上以宅忧，谪芳南京少监，喜指挥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陕西边。芳等遇赦，复逮下狱，孜省不胜拷掠死，常恩、玉芝等仍徙边，芳废死。十月丁卯朔，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论罪戍斥。罢遣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余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余人，并追诰敕印仗，遣归本土。丁亥，二十一日。万安罢。帝于宫中得疏一小箧，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令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会庶吉士邹智、御史文贵、姜洪等交章列安罪状，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惧归第，乞休去，时年七十余，在道犹望三台星，冀复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以附万贵同姓，及善进房中术媚上，遇试期必其门生典试，子孙甥婿多登第。安死无几，子孙相继死，安遂绝。

自明太祖废宰相不设，至正统初三杨秉政，内阁大学士已成真宰相。成化初李贤为贤相，自后彭时、商辂皆不失辅臣体。汪直用事，逐退正人，万安、刘吉、彭华、尹直辈入阁，无不依附权要。至孝宗立，首逐万安，用徐溥，继罢尹直，用刘健，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内召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彭华先已致仕，礼部左侍郎邱浚进《大学衍义补》，帝知其善，浚亦于四年入阁，一时正人多在列矣。惟刘吉尚久为首辅，吉知帝方求治，于溥、健所建白亦赞其成，而奏请则以首辅居前，颇掠新政之美。于其私意所不慊，则沮抑排构，屡兴大狱，逐正人。至五年，而帝欲封后弟伯爵，吉谓无以处太后家子弟，乃遣中官至其家讽令致仕，则帝之进贤退不肖犹少英断，且未能处以至公，固未能如宣德以前用人行政气象。

弘治元年三月，始用吏部侍郎杨守陈言，遵祖制开大小经筵，日再御朝。大经筵，正统初所定，月之二日举行，一月三次，其实成礼而已。明初经筵，原无定日，小经筵正符进讲初意，除开讲日外，皆常服进讲，谓之日讲。朝会，除元旦、节日等大朝行礼外，余为常朝，早朝受四方奏事，午后事简，君臣之间得从容陈论，永乐间谓之晚朝。景泰初定午朝仪，皆以别于早朝也。守陈言：“大经筵及早朝，但如旧仪；若小经筵，当择博雅端介之臣以次进讲，必于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讲之明而无疑，乃行之笃而无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谟训，百官章奏，皆当贮文华后殿，退朝披览，日令内阁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右厢，有疑辄问。一日间，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则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则御文华门，大臣台谏，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举崖略口奏，陛下详问而裁决之。在外文武官来觐，俾条列地方事，面陈大要，付诸司评议。其陛辞赴任者，随所职任而戒谕之。有大政，则御文华殿，使大臣各尽其谋，勿相推避，不当，则许言官驳正。其它具疏进者，召阁臣议可否以行。而于奏事辞朝诸臣，必降词色，详询博访，务竭下情，使贤才常接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如或经筵常朝，只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内臣调旨批答，臣恐积习未革，后患滋深。”疏入，帝深嘉纳，遂于月之丙子十二日。开经筵，此是每月二日之大经筵。翼日丁丑，命儒臣日讲，越六日壬午，视午朝。

日再朝以听政，又无日不讲经史治道以资法戒，接士大夫之时多，对宦官宫妾之时少，荒怠之主必不能行；果能行之，败事鲜矣。孝宗能嘉纳此言，可谓有志图治。

是月，起用言事谪降诸臣，凡宪宗时得罪于阉人佞幸而迁谪者皆起，惟尚有为刘吉所挠间者。四月，厘正祀典，宪宗时，用方士僧道言，多所崇祀，烦渎不当，糜费不赀。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奏请厘正，礼臣周洪谟条议革诸淫祀。洪谟并议谓玄武七宿，不当信道家武当山修炼之说；城隍非人鬼，不当有五月十一日诞辰之祭；东岳泰山，既专祭封内，且合祭郊坛，则朝阳门外东岳庙之祭实为烦渎。帝以崇祀既久，不尽从也。

四年春，以陕西方用兵，罢织造绒毼中官。五年二月，以陕西巡按御史张文言，减织造绒之半。又明制，苏、杭等府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英宗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增造坐派自此始。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灾停南畿、浙江额外织造，召督造官还。既而帝纳诸大臣言，并召还中官之监苏、杭织造者。中官邓瑢固请，帝又许之。而以工部尚书曾鉴言，减岁造三之一。事在十六年，见《曾鉴传》。十七年五月，终以刘大夏言织造中官当罢。悉召还，令镇巡官领之。

凡此见孝宗不难于节用以恤民，而难于却阉之请，然犹卒以大臣之语而撤阉，则恭俭尚有天资也。后来变本加厉，决非能长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见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时元气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洪、永间定制，法司断狱，一依律拟议。英、宪以后，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条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鸿胪少卿李 请，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问刑条例。十三年，给事中杨廉复言：“高皇帝命刘基、陶安等详定律令，百三十年来，律行既久，条例渐多。近令法司详议，革其繁琐。臣以为非深于经者，不足议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议例。望特选素有经术深明律意者，专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贵简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杂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穷，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纳之。尚书白昂会九卿定议，择条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条，与律并行，诏颁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后如何乔新、彭韶及昂与闵珪，持法皆平，会情比律，一归仁恕，天下翕然称颂。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据《刑法志》：“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锦衣卫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称者二人，初年为朱骥，《明史》无骥传。骥为于谦之婿，因谦获谴。《谦传》言骥自有传，而卒无之。此亦《明史》之前后失照也。《明史稿》有《骥传》。《刑法志》谓骥持法平，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宪宗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史稿·骥传》：遇重狱，苟可生者，必为之解。迄明世，论典狱之使，率以骥称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时又有牟斌，《刑法志》：“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张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与朱骥合传。后入正德朝，不容于中官，夺职死。是知废东厂非帝所能，而终帝之世，厂、卫皆循职不为恶，且历朝为中人鹰犬之锦衣卫，于弘治朝即累有贤指挥使可称，亦见“上好仁，则下好义”。经训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则首辅刘吉未退，颇受沮挠，至宦官则仅免肆恶。帝于奏请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间用事者有一李广，《宦官传》：“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弗治。时司设监已为广请祠额祭葬，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时更有守备南京太监蒋琮，以前成化间，奸民指濒江补坍沙滩，投献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赋责之民。帝立，诏：“势家悉返投献地。”民乃愬于朝。下御史姜绾等覆勘，琮胁绾右己，绾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渔诸不法事。琮与绾互讦，累勘卒为宦者所持，其先为守备受投献之太监黄赐，并同时私垦后湖为田之太监陈祖生，并奉使两广道南京之太监郭镛，因大学士刘吉共谮绾等，至下御史十人于狱，贬为州判官，而宥各阉不问。后琮以僭侈杀人，掘伤皇陵气得罪，充孝陵净军。则帝之不能不为阉人所蛊，可考见矣。惟其时亦多贤中官，怀恩、覃吉贻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张鹤龄兄弟，为皇后所怒，竟由后使李广杖杀鼎。盖孝宗张后，不能法前代诸贤后，纵其兄弟多作过恶，请乞无度，败坏盐法，至废中盐法不行，而投献闲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绝，张氏实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贤后为助，又不能裁制外戚如祖宗时，皆仁而不断之现象也。

第八节 英、宪、孝三朝之学术

宣宗时始开讲学之风，公卿士庶，翕然信向，为天下是非标准，始于月川曹氏，前已言之。英宗时则有薛瑄。瑄有学行，人称为薛夫子，初为山东提学佥事。王振问杨士奇：“吾乡有可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对，召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谒振，瑄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宣德中，瑄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至是士奇反欲令见王振，辅臣之仰振积威久矣。一旦会议东阁，公卿见振皆趋拜，瑄独屹立。振知为瑄，先揖之，自是衔瑄。会指挥某死，振从子山欲强娶其妾，诬指挥妻毒杀其夫，处极刑。瑄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奏瑄受贿，下狱论死。将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曰：“闻薛夫子将刑也。”振感动。会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瑄系狱待决，读《易》自如。既免，景泰间以荐起，历官大理寺卿。苏州大饥，贫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英宗复辟，重瑄名，拜礼部右侍郎入阁。王文、于谦之狱，惟瑄力争，为减极刑一等，得弃市。瑄见石亨、曹吉祥用事，叹曰：“君子见几而作，宁俟终日！”遂致仕去，在阁数月耳。告归后七年，天顺八年卒，赠尚书，谥文清。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道其所得，学者宗之。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

薛文清虽亦为达官，世自尊为薛夫子，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以学行名节著者甚众，皆见《儒林传》，杨廉亦见《儒林》。《明史·儒林传》皆躬行自重之贤，不似《清史·儒林》，专重考据，稍习《说文》小学，辄尊之曰儒，而其所以敦品立行者不问也。盖清之国史馆传体已如是，末流遂无以品行为意者。文清殁后百余年，卒从祀文庙。吾囯昔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至抉此藩篱而欲为人类设新训条，至今彷徨未知所向，吾辈谈历史，只能就史实中经过者言之。

英宗朝专以讲学名而门弟子极盛者，为吴与弼。与弼，字子传，世称康斋先生。父溥，即靖难时与王艮、胡广等同居，断定胡广、解缙不能死节者。溥亦在建文时已为国子司业，永乐中复为翰林修撰。康斋门人，明代从祀文庙者乃有二人：一胡居仁，一陈献章。讲学之风，斯时极盛。君相侧席，愿见大贤，康斋以处士蒙召，创意者为石亨，后来颇受指摘。尹直《琐缀录》谓康斋跋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又为其弟所讼，或谓地方官忌康斋，募人教其弟为之。右康斋者并辨《琐缀录》之诬。但康斋之于世论，颇未能如薛夫子之一致推服，则可见矣。今读其《集》，屡言梦见孔子、朱子，纵或为结想所成，要亦无当于为学实用。虽大儒尽出其门，明儒从祀止四人，薛瑄在前，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三人同以万历间从祀。胡、陈皆康斋弟子。然世所景仰，对康斋不及对胡、陈，而胡尤平实可为人师法也。

居仁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序，鹑衣箪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日：“学以为己，勿求人知。”日：“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务于空虚与溺于功利者均失，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工夫间断。”承学之士，皆佩之为笃论。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陈献章，字公甫，举人未第。从吴康斋讲学，尝自言：“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浩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世称白沙先生。白沙实大近禅悟，胡敬斋亦言之，后皆从祀。则门弟子等盛，学说等行，出大儒之门者，终身服膺师说，服官皆有名节，不负所学。亦多有已通籍而解官受业于门者，《儒林传》中不少其人。一时学风，可见人知向道，求为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尽及诸儒之门，亦皆思以名节自见。故阉宦贵戚，混浊于朝，趋附者固自有人；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议二字，独存于明代，读全史当细寻之，而其根源即由学风所养成也。

第四章 议 礼

大礼之狱，为嘉靖一朝士大夫气节之表示。议礼之所由来，以由外藩入嗣，必欲追尊其所生，廷臣持之，遂拂帝意。其入嗣之故，则以武宗荒惑，以致无后。不能效法孝宗，明运已大可危，赖世宗起而振之，尚得为中叶守文之世。晚年虽惑于奉道，放弃万几，一意玄修，能助其玄修者即为忠爱，遂致奸人专国，荼毒正士。然世宗究属英主，日久亦终除权相，贻穆宗以未坏之丕基。故以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为一段落，此尚未入危亡之限也。至万历之世，乃当别议明之所由亡矣。

第一节 武宗之失道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初六日。帝大渐，帝于四月二十九曰甲申不豫。四月小尽，甲申晦日。召刘健、李东阳、谢迁至乾清宫，曰：“朕承统十有八年，今三十六岁，遘疾殆不兴，故召卿辈。”健等皆慰藉。帝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重烦卿辈。”又曰：“东宫年十五矣，未选婚，可急令礼部行之。”皆应曰：“诺。”时司礼太监跪榻下，帝口授遗旨，命就榻前书之。执健手曰：“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辈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越日辛卯，初七。召太子谕以法祖用贤。午刻崩。壬寅，十八日。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孝宗于太子，临终以其年幼好逸乐为言，固知武宗将来之纵欲败度矣，然只此一子，孝宗二子，其一蔚王厚炜，三岁已殇。早正东宫，自无不立之理。既即位，即有东宫旧竖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俱用事，谓之八党，亦谓之八虎，日导帝游戏。自是怠于政事，遗诏中当兴罢者，悉废格不行。八月，京师淫雨，大学士刘健等上言：“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诏书所载，徒为具文。阴阳所以不调，雨旸所以不若。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巨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宫人，纵内苑珍禽奇兽，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无以慰四海之望。”帝虽温诏答之，而左右宦竖日恣，增益日众。帝出，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健等极陈其弊，谓勤政讲学，报闻而已。十一月，命太监韦兴分守湖广。兴自成化末得罪久废，至是夤缘出守。科道官言：“诏革天下镇守内官非旧额者，墨犹未干，乃复遣兴，无以示信。”尚书刘大夏等再三争执，皆不听。

正德元年二月，大学士刘健等以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为宦官所挠，传示帝意，令阁臣调旨，健等不奉命，别拟以奏，帝不听，健等力谏，不报。居数日，乞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数日，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详议。健等知志终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而失利者咸切齿。四月，罢吏部尚书马文升，以侍郎焦芳代之。芳深结阉宦以干进，廷议以国用不足，劝上节俭，芳知左右有窃听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须用度，何况县官？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多逋租匿税，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帝闻大喜。会文升去，遂代为尚书，至十月遂入阁。先是，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罢。文升、大夏皆以承遗诏汰传奉官及武臣，为帝所不悦，求去，遂许之。十月，罢华盖殿大学士刘健、武英殿大学士谢迁。健等辅臣皆承孝宗遗嘱辅帝。时刘瑾以内官监兼督团营，日与马永成等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导帝佚游。又劝帝令镇守内臣各进万金，奏置皇庄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论劾，章下阁议。健等持当从言官奏甚力。先是户部尚书韩文以八党用事，每朝退与僚属言，辄泣下。郎中李梦阳进曰：“公泣何为？比谏官疏劾诸阉，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人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纵事弗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令梦阳草疏，既具，文读而删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遂率诸大臣伏阙以上，略曰：“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穷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害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疏入，帝惊泣不食，乃遣司礼中官李荣、王岳等至阁议，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迁欲遂诛之，以为处之未尽，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健、迁声色俱厉，惟李东阳语少缓。王岳者，素刚直嫉邪，慨然曰：“阁议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诸大臣入，至

左顺门，健迎谓曰：“事垂济，公等第坚持。”尚书许进曰：“过激恐生变。”健不应。有顷，李荣手诸大臣疏曰：“有旨问诸先生，诸先生言良是，但奴侪事上久，不忍即致理，幸少宽之，上自处耳。”众相顾莫言，韩文乃抗声数八人罪，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乱本不除。”荣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宽之耳。”鏊直前曰：“设上不处，奈何？”荣曰：“荣颈有铁裹耶？敢坏国事!”遂退。健约文及诸九卿诘朝伏阙面争，王岳从中应之，因允诛瑾等。焦芳驰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环泣，以首触地，曰：“微上恩，奴侪磔馁狗矣。”帝色动，瑾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结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岁？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礼监，永成、大用掌东西厂，各分据要地。及旦，诸臣入朝，将伏阙，知事已中变，于是健、东阳、迁俱上章求去，瑾矫旨听健、迁归，而独留东阳。岳充南京净军，追杀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权悉归于瑾。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哭为？使当日多出一语，与我辈同去矣。”东阳嘿然。

《刑法志》：“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邱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南康吴登显等戏竟渡龙舟，身死家籍。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

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

刘、李、谢三相同心辅政，皆为贤相，刘、谢去位，李稍依违，遂为同时所诟病。阉党以尽逐阁员为有所却顾，乐得一不甚激烈者姑留之。其后李遂久为首相，誉之者谓其留以保全善类，善类之赖保全者诚有之，要其不与刘、谢同退之初，未必遂为将来之善类计也，故嘲之者曰“伴食”，曰“恋栈”，未尝无理。特李卒以廉谨和厚自处，又文学为明一代冠冕，其所著《怀麓堂集》，所居之西涯，皆足动后人景仰矣。

初，许进辈以年资推焦芳入吏部，刘健不悦，曰：“老夫不久归田，此座即焦有，恐诸公俱受其害耳。”及健、迁去位，芳果附刘瑾谋柄政，而廷议独推王鏊。瑾迫公论，令鏊与芳同入阁。芳裁量章奏一阿瑾意；鏊虽持正，不能与抗，事有不可，与李东阳弥缝其间，多所补救。东阳虽为首辅，常委蛇避祸，芳嫉其位在己上，日夕构之于瑾，会《通鉴纂要》成，瑾以誊写不谨，欲因是为东阳罪。东阳大窘，芳为解乃止，除誊录官数人名，东阳得无事。

东阳之保全禄位，至不惜求解于焦芳以自容于刘瑾，其气骨之不如刘、谢可见，但终非为恶者耳。《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即清代御批之所本，改名为《通鉴辑览》，后又增益明代，并于《纂要》原书亦有以意更定，而其上古至元并为一书，中包温公《通鉴》及朱子《纲目》并金履祥之《前编》、陈 之《续鉴》统为一书，实自东阳《纂要》发之。

给事中刘、吕翀请留刘健、谢迁，不报。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亦以为言，并、翀俱杖于廷，并削其籍。兵部主事王守仁论救铣等，杖四十，谪龙场驿丞。时南京御史蒋钦与铣等同被罪，出狱甫三日，独具疏劾瑾，请急诛瑾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越三日，复具疏请杀瑾，且言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言尤激切。既入，复杖三十。后三日，卒于狱。

《钦传》言：“钦属草时，灯下微闻鬼声。钦念疏上且掇奇祸，此殆先人之灵，欲吾寝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厉声以告。’言未已，声出壁间，益凄怆，叹曰：‘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复坐，奋笔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声遂止。”

王守仁为明一代伟人，讲学开别派，为大师，世所称阳明先生，以平宸濠功封伯爵。

瑾恨韩文甚，日令人伺文过，不得，十一月，有以伪银输内库者，以为文罪，诏降一级致仕。给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责其党护，更削文职，并除昂名。文出都，乘一骡，宿野店而去。又矫旨谪李梦阳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复抚他事下之狱，将杀之，赖康海救得免。

梦阳以文学为一代宗，始李东阳负重望，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李者，梦阳字献吉，有《空同集》。何者，景明字仲默，有《大复集》。王者，世贞字元美，又字凤洲，有《弇州山人集》。李者，攀龙字于鳞，有《沧溟集》。李、何七才子，谓之前七子；王、李时，李先芳、谢榛、吴维岳、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囯伦，谓之后七子。后又摈先芳、维岳而以王、李为七子之魁，是为后七子。七子才名，风靡一世。后又有讥梦阳辈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康海与瑾同乡，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瑾慕其才，欲招致之，不肯往。梦阳下狱，书片纸致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倒屣迎海，因诡词说之，梦阳遂得释。后又为张敷华解于瑾。瑾败，海坐党落职，遂以声伎自放。

二年三月，刘瑾憾刘健、谢迁，及建言留健、迁劾己者，矫诏列健、迁及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戒之。其中有任诺、王蕃，鞫狱时抵不与知。虽仍列五十三人之数，识者耻道其名。又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

宣德中，有各布政使之镇守太监，其职权当同此。凡镇守太监，干预刑名政事，本无人能禁之，是时加以特敕，则列入职掌矣。后瑾诛，从兵部言令缴敕悉如旧制。

帝惑于群阉，二年八月，于西华门外别构院御，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谓之豹房。初帝令内侍仿设廛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算喧诟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酒肆也，坐当垆妇其中，帝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杨守随疏言之。至是既作豹房，朝夕处其中，称之曰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久之，乐工愬言：“乐户在外府多有，令独居京师者承应，不均。”遂敕礼部，檄取河间诸府乐户，精技业者遣送。教坊人日以百计，于时群小见幸者皆集于教坊矣。

刘瑾每奏事，必伺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挥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大小事瑾皆专决，不复白帝。翰林学士吴俨家多赀，瑾求金，啖以美官，俨峻拒。御史杨南金清鲠，瑾党都御史刘宇恶其不阿己，笞辱之，南金愤甚告疾去，宇谗于瑾。三年正月，大计外吏，瑾忽批奏尾勒俨致仕，黜南金为民。奏出，中外骇异。瑾不学，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松江市侩张文冕相参决，聪、文冕不能文，辞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已而瑾权威日盛，内外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误名瑾，瑾怒甚，都御史屠滽率属跪谢乃已。公侯勋戚以下莫敢均礼，每私谒，相率跪拜，其熏灼如此。

三年六月壬辰，二十六日。午朝退，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数瑾罪者，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及日暮，尽收下锦衣卫狱，凡三百余人，而主事何釴等三人已暍死。明日，大学士李东阳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类所为，众获免。时瑾恣行凶暴，庶官以荷校死者甚众，亦赖东阳等申救，间有释而戍之者。八月辛巳，十六日。立内厂，瑾自领之，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矫旨悉逐京师客佣，命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又创罚米法，以困所憾尚书韩文等五十余人。又索巡盐官赂，不当意，责令补偿商课，追论及前任者。御史彭程，孝宗时巡两浙盐，久物故，家止遗一孙女，罄产不足偿，则并女鬻之，行道皆为流涕。九月，逮前兵部尚书刘大夏下狱。大夏于孝宗时改广西土司田州、思恩为流官，因二土司岑猛、岑浚相仇杀，诛浚而徙猛福建。及是，猛贿瑾求复故地，瑾许之，欲坐大夏激变论死，阁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云激变？”都御史屠滽亦言刘尚书无死法，乃戍之极边。初拟广西，焦芳谓近大夏家，大夏，湖北华容人。是送之归，乃改肃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门下，叩首而去。观者叹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团操辄就伍，所司固辞，大夏曰：“军固当役也。”瑾犹摭事罚米输塞下者再，后遇赦归。及瑾诛，复原官致仕。四年二月，又黜前大学士刘健、谢迁为民。四月，罢大学士王鏊。六月，以吏部尚书刘宇兼文渊阁大学士，以吏部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初，宇介焦芳以结瑾，自宣大总督入为左都御史，以万金为贽谒瑾。瑾始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得此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遂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时许进为吏部尚书，宇谗进于瑾，遂代其位。吏部文选郎张彩，为瑾私人，权势出宇上。文吏赠遗又不若武弁，宇虽为六卿长，而颇悒悒。至是，瑾欲用彩代宇，乃令宇入阁，宇宴瑾阁中极欢，明日将入阁任事，瑾曰：“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容再入。”宇不得已，乞省墓去。彩初矫饰声誉，为马文升等所爱，被劾移疾归，焦芳力荐于瑾，瑾大敬爱，称为神人。彩自是一意事瑾，由郎署三迁，遽长六卿。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见。彩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益异彩，见彩如瑾礼。彩与朝臣言，呼瑾为老者，所言瑾无不从。彩恣意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海内金帛奇货，相望衢巷间。性尤渔色，其乡人抚州知府刘介娶妾美，彩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惶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彩曰：“命之矣。”即使人入内牵其妾舆载而去。又闻平阳府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得，令御史张 按致其罪，拟戍，恕献妾始得论减。其横如此。《明史》立《阉党传》，阉以党名，始于刘瑾时之焦芳、张彩、刘宇、曹元、韩福等。前此公卿或屈于阉，不过不敢相抗，若李东阳之于瑾而已，未有阁部大臣公然为阉效命者也。党瑾者以张彩为最著，其先结于瑾之焦芳、刘宇俱为所倾，宇先

罢，至五年五月，焦芳亦罢。芳入阁五年，凡瑾浊乱朝政，荼毒缙绅，流恶海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门下”。凡所可否，与瑾出一口。四方赂瑾者先赂芳。芳子黄中亦傲狠不学，廷试必欲得第一，李东阳、王鏊为置二甲首，芳不悦，言于瑾，径授检讨，俄进编修。芳以子黄中故，时骂东阳，瑾亦以黃中才绌笑之。始张彩由芳进，比彩为尚书，芳父子鬻爵荐人无虚日，彩颇厌之，遂有隙，尽发芳阴事于瑾，瑾大怒，数于众中斥责芳，芳不得已乞归，黄中匄阁荫，以侍读随父归。芳以先去，瑾后败，转得良死。惟为盗火其居，发其藏金，掘其先人墓，杂烧以牛羊骨，求芳父子不获，幸免盗手。此自阉等激成民变，芳食其报也。

五年八月，刘瑾伏诛。瑾于八党中尤狡猾，为七人所推，及专政，七人有所请，瑾俱不应，咸怨之。又尝欲逐张永南京，永于帝前殴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先是四月间，安化王寘 以讨瑾为名反，朝议以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军务，张永为督军，讨寘，平之。方永西征，帝戎服送之东华门，宠遇甚盛，瑾愈忌永，而帝方向之，不能间。永至宁夏，一清与永结纳甚密，知永与瑾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来定反侧，然此易除，国家自有内患，奈何？”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上必听公诛瑾，诛瑾，公益柄用，悉矫弊政，安天下心，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永勃然起，意遂决。既入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密白瑾反状，瑾信术士俞日明言，谓其从孙二汉当大贵，遂谋不轨。会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将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乱。永捷疏至，请以是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欲事成并擒永，或驰告永，永遂先期入。且出袖中奏

及寘 檄，数其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奴负我。”永曰：“此不可缓，缓则奴辈当齑粉。”马永成等亦助之，乃命执瑾。夜启东华门，系瑾菜厂，复分遣官校封瑾内外私第。明日出永奏示内阁，谪瑾奉御，凤阳闲住。帝犹未欲诛之，已亲籍其家，得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及衮衣玉带甲仗弓弩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于是言官请亟赐诛戮，都给事中李宪，瑾私人也，至是亦劾瑾，瑾闻之而笑，曰：“宪亦劾我！”鞫之日，刑部尚书刘璟犹噤不敢发声，瑾大言曰：“公卿多出我门，谁敢问我？”皆却避。驸马都尉蔡震曰：“我国戚，得问汝。”使人批瑾颊曰：“公卿皆朝廷用，何云由汝？汝何藏甲？”曰：“以卫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语塞。狱具，磔于市，族人逆党皆伏诛，张彩狱毙，磔其尸，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而下，尚书毕亨、朱恩等共六十余人，皆降谪。已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前敕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至是乃令缴敕，西厂及内行厂亦均革。

刘瑾既诛，内监以张永为最用事，然颇不欲效瑾所为，帝亦自豹房起后别有所昵，不尽昵宦官。正德中叶，导帝失德者又一变。阁臣自瑾党败后，所用亦非甚不肖，时士大夫风气未坏，循资擢用，所得亦多正人，而帝之不可与为善，则童昏其本质也。正德七年九月丙申，二十五日。赐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国姓。帝所悦中官奴卒并及亡虏，辄收为义子，赐姓朱氏。有钱宁者，不知所出，幼鬻太监钱能家为奴，能嬖之，冒钱姓，得为锦衣百户。曲事刘瑾，得幸于帝，赐国姓为义子。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言无不听，其名剌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明通鉴》：七年十月甲子，增建豹房，增修房屋二百余间。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太监张锐领东厂，缉事横甚，而宁典诏狱，势最炽，中外称曰厂卫。

先是正德六年，畿内贼起，京军不能制，调边兵。有江彬者，以大同游击隶总兵官张俊赴调。七年，贼渐平，遣边兵还镇，大同、宣府军过京师，帝闻彬与贼战，被三矢，其一着面，镞出于耳，拔之更战，壮之，遂并宣府守将许泰皆留不遣。彬因钱宁得召见。貌魁硕有力，善骑射，谈兵帝前，帝大悦，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尝与帝弈，不逊，千户周骐叱之，彬陷骐榜死，左右皆畏彬。彬导帝微行，数至教坊司，进铺花毡幄百六十二间，制与离宫等，帝出行幸皆御之。宁见彬骤进，意不平，彬知宁不相容，欲借边兵自固，因盛称边军骁悍胜京军。言官交谏，大学士李东阳疏称十不便，皆不听。于是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号外四家，纵横都市。每团练大内，间以角抵戏，帝戎服临之，与彬联骑出，镫甲相错，几不可辨。彬旋兼统四镇军，帝自领群阉善射者为一营，号中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帝时临阅，名“过锦”。彬既心忌宁，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之。十二年八月，急装微服出幸昌平，至居庸关，为御史张钦所遮，乃还。数日复夜出，先令太监谷大用代钦，止廷臣追谏者，因度居庸，幸宣府。彬为建镇国府第，设四镇军时已改太平仓为镇国府，帝自称镇国公，至今其地犹名西帅府胡同。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彬从帝数夜入人家索妇女，帝大乐之忘归，称曰“家里”。未几，幸阳和，迤北入寇，诸将御之，至应州，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闻京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所驻跸称“军门”。中外事无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至二三岁。廷臣前后切谏，不省。十三年正月，还京。数念宣府，彬复导帝往，因幸大同。闻太皇太后崩，乃还京发丧。将葬，如昌平祭告诸陵，遂幸黄花、密云，彬等掠良家女数十车以随，有死者。下诏称：“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而命彬为威武副将军，录应州功，封彬平虏伯，子三人锦衣卫指挥，其余三镇军将，许泰安边伯，彬所荐之李琮、神周俱都督，升赏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由西安历偏头关，抵太原，大征女乐，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以归。彬与诸近幸皆母事之，称曰刘娘娘。初，延绥总兵官马昂罢免，有女弟善歌，能骑射，解外国语，嫁指挥毕春，有娠矣，昂因彬夺归，进于帝，召入豹房，大宠，传升昂右都督，弟炅、昶并赐蟒衣，大珰皆呼为舅，赐第太平仓。尝幸昂第，召其妾，昂不听，帝怒而起，昂复结太监张忠进其妾杜氏，遂传升炅都指挥，昶仪真守备。昂喜过望，又进美女四人谢恩。十四年正月，自太原还至宣府，命彬提督十二团营。及还京，复欲南幸，廷臣伏阙谏者百余人，彬激帝怒，悉下狱，多杖死者。彬亦意沮，议得寝。而宁王宸濠亦于是时反。

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然竟外御强虏，内平大乱，卒晏然死于豹房。虽荒淫无嗣，迎立宗藩，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气初无亏损也；以是见明初诸帝遗泽之厚，最要者，扶植清议，作养士气。正德间，初以刘瑾挟帝用事，几乎尽逐正人，遍引邪佞当要地，幸而阉权未能统一，以阉图阉，遂殄巨憝。至江彬、钱宁辈之导帝淫荒，转于朝事不甚过问，于是祖宗所贻之纲纪，仍托士大夫之手，遇无道之事，谏诤虽不纳，亦不甚摧折朝士，惟于十四年帝欲南幸时，正邪相激，多有被祸，而佞人卒为夺气，公论益见昌明，此即国祚未倾之征验也。稍详其曲折如下。

正德十四年二月，帝降手敕谕吏部曰：“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又谕礼部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今往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复谕工部：“急修黄马快船备用。”阁臣及科道官皆切谏，不报。兵部郎中黄巩抗章言：“陛下即位以来，纪纲法度，一坏于刘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乱本已生，祸变将起，因陈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学，二通言路，三正名号，四戒游幸，五去小人，六建储贰。”时员外郎陆震草疏将谏，见巩疏，毁己稿与巩联署以进。修撰舒芬亦邀同官崔桐等七人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协律度，同量衡，访遗老，问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诸侯畏焉，百姓安焉。陛下之出，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博浪、柏谷，其祸可鉴。西北再巡，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一闻南幸诏书，鸟惊兽散，而有司方以迎奉为名，征发严急，江、淮之间，萧然烦费，万一不逞之徒乘势倡乱，为祸非细。且陛下以镇国公自命，苟至亲王国境，或据勋臣礼以待陛下，循名责实，深求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无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刘濞之衅，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署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革除年间为故事，左右宠幸，无能以此言告陛下；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外，亦将警跸而出，尚敢轻骑慢游哉？”陆完迎谓曰：“上闻有谏者辄恚，欲自引决，诸君且休。”芬等不应而出。芬等所论之大臣即完耳。各疏皆指宸濠必反，芬等尤明言之。完前督师讨刘六、刘七，江彬、许泰等皆其所部，后彬等大得幸，而完辄倚之，又与宸濠有交通，遇事将顺，非大奸也。吏部员外郎夏良胜及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复连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继之，而医士徐鏊亦以其术谏。帝与诸幸臣大怒，下巩、震、良胜、潮、九川、鏊诏狱，芬等百有七人罚跪午门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连名疏又相继上，并下诏狱。俄令与巩、震等俾跪阙下五日，加梏拲焉。至晚系狱，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旁观者无不叹息泣下。廷

臣自内阁及尚书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诸嬖幸扬扬得意，士民愤恨，伺诸大臣出入，争掷瓦砾诟詈之，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请下诏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金吾卫指挥佥事张英肉袒戟刃于胸，持疏谏，当跸道跪哭，即自剌其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其刃，缚送诏狱，诏杖之八十，遂死。诸臣跪既毕，仍杖之于廷，陆震、余廷瓒及工部主事何遵等十一人皆死，鏊戍边，余除名贬黜有差，而车驾亦不复出。

宸濠之反即在是年六月，距廷杖诸臣之日不过两月，不旋踵而即平。功成于讲学之王守仁，而祸起于佞幸及一二无气骨之大臣，综其本末，亦见当时士大夫之未泯，即见明初养士之遗泽。宸濠所封宁国本以大宁为名，靖难后徙南昌。及是时，帝游幸不时，又无储贰，人情危惧，因日夕觊觎，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图不轨，典宝副阎顺间行诣阙上变，嬖人钱宁、臧贤庇之，不问。宸濠疑出承奉周仪指使，杀仪家及典仗査武等数百人。巡抚江西副都御史孙燧疏上其事，中道为所邀，不得达。燧念左右悉宸濠耳目，阴察按察司副使许逵可属大事，与之谋，托御他盗，先城进贤，次城南康、瑞州，请复饶、抚二州兵备。不得复，则请敕湖东分巡兼理，九江当湖冲，请重兵备道权，兼摄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兴国及湖广通城，以便控制。又广信、横峰诸窑，地险人悍，则请通判驻弋阳，兼督旁县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讨贼名，尽出之他所。宸濠觉燧图己，使人贿近幸去燧，而遗燧枣、梨、姜、芥以示意，谓早离疆界。燧笑却之。此事《史》见《张嵿传》：“嵿旋果内召去。”《纲目三编》属之孙燧，《明通鉴》从之，《纪事本末》又属张嵿。当是嵿事。宸濠招鄱阳湖中凌十一、吴十三等甚众，燧与逵谋捕凌、吴，走匿宸濠祖墓间。燧密疏白其状，具言宸濠必反。章七上，皆为所邀阻。宸濠以帝无储贰，冀以其子入嗣承大统，故蓄谋未发，重赂钱宁，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庙。宁言于帝，用异色龙笺加金报赐。异色龙笺者，故事所赐监国书笺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贺，复胁镇巡官及诸生父老奏阙下，称其孝且勤。时江彬与太监张忠欲倾钱宁、臧贤，乘间言：“宁、贤盛称宁王孝，讥陛下不孝；称勤，讥陛下不勤耳。”帝下诏逐王府人，毋留京师。宸濠益与士实、养正谋，踪迹大露。诸权奸多得宸濠金钱，匿不以闻。南昌人熊浃官给事中，草奏尽列其状，授御史萧淮上之。疏下内阁，杨廷和请遣勋戚大臣宣谕，收其护卫。宸濠闻之，遂决计反。六月十三日，宸濠生辰，宴诸守土官，诘旦皆入谢，宸濠命甲士环之，大言：“孝宗误抱民间子，祖宗不血食十四年，太后诏令我起兵讨贼。”众相顾愕眙，燧、逵与抗遇害，诸官不从逆者皆下狱。以士实、养正为左右丞相，他各署伪职，改元顺德。集兵合鄱阳湖众，陷九江、南康，将顺长江东下，江左右皆震动。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军，至丰城而宸濠反，遂急趋吉安，与知府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集众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都不保。吾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乃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郄永将边兵，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怂恿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泄之。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益大疑。十余日，诇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绐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守城，而劫其众六万人出大江，攻安庆。都督佥事杨锐与知府张文锦、指挥崔文等御之江上，已收兵入城，被围。锐昼夜拒战，守御甚固，百计攻之，终不能克。宸濠惭愤，谓其下曰：“安庆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闻贼兵尽锐东下，南昌兵少，趋樟树镇，临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琏、赣州知府邢珣等各以兵来会，合八万人，或请救安庆，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

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 南昌，贼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众曰：“善。”己酉，十八日。次丰城，以文定为前锋。庚戌十九日。夜半，兵抵广润门，守兵骇散。辛亥二十日。黎明，诸军梯绠登城，缚拱樤等，宫人多焚死。既下南昌二日，遣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各将精兵分道进，而使瑞州通判胡尧元等设伏以待。宸濠果解安庆围，崔文出城袭击破之，宸濠恚甚，杀舟中所械瑞州知府宋以方。以方守瑞，瑞无城郭，以方虑宸濠叛，筑城缮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训练。宸濠深忌之，有征索又不应，遂迫镇守劾系南昌狱。既反，胁之降，不可，械以行。安庆败归，闻地名曰“黄石矶”，江西人音则“王失机”也，宸濠以为不祥，斩以方祭江。还救南昌，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佯北，宸濠趋利前，珣绕出其背，贯其中，文定乘之，琏、德孺张两翼分其势，尧元等伏发，宸濠军大溃，退保八字脑。宸濠惧，尽发南康、九江兵复战，官军却，守仁斩先却者，诸军殊死战，宸濠军复大败，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宸濠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军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舟，妃娄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及士实、养正并降宸濠之按察使杨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事平。

平宸濠功出于王守仁，而帝方以南游之兴为诸臣强谏所败，欲因此遂其本怀，遂传旨称：“宸濠悖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所下玺书改称军门檄，江彬等皆随征。大学士杨廷和等谏，不听。八月癸未，二十二日。车驾发京师。丁亥，二十六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进至保定。九月壬辰朔，驻跸保定，宴于府堂，与都御史伍符为藏阄戏，帝不悦，饮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发也，刘姬疾，不从，约以玉簪召。帝过卢沟桥，驰马失簪。戊戌，初七。至临清，遣使召姬，姬以无信约不肯行，帝乘单舸晨夜疾行至张家湾，载与俱南，内外从臣无知者。

诸嬖幸欲令王守仁纵宸濠湖中，待上自擒之。于是命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率禁军往江西。守仁乘其未至，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守仁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上南征。上不许。初，守仁上宸濠反书，因请黜奸谀，诸嬖幸已恨甚。及事平，欲媢功，且惧发其罪，竞谓守仁初与宸濠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守仁行抵钱唐，遇提督军务太监张永。永故与杨一清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之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不可径请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会帝命守仁巡抚江西，乃返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执伍文定，缚之。文定骂曰：“吾为国家平大贼，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义，为逆贼报仇，法当斩。”忠推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报。时忠、泰必欲诬守仁与宸濠通，诘责宸濠左右，皆言无有，严诘不已，独尝遣弟子冀元亨诣宸濠论学。忠等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终不承，械送京师诏狱。比守仁至，故纵京军犯之，或呼名嫚骂，守仁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约内应，籍可考也。”忠、泰故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己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泣下思归。张永后至，复促忠、泰偕还，乃不得已班师。

帝自发京师，江彬在途矫旨辄缚长吏，至扬州，即民居为提督府，遍索处女寡妇，导帝渔猎。十二月至南京，又欲导帝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诸臣极谏，会其党亦劝阻，不果。十五年正月，帝令群臣议，欲于南京行郊礼，扈行大学士梁储、蒋冕计此议行，则回銮益无日，极陈不可，疏三上，乃改卜郊。储因乞还乘舆，而帝殊无还意，日挟刘姬纵游，尝幸牛首山，至夜不返，左右忽失帝所在，大扰，久之乃定。

守仁既以宸濠付太监张永，永复械之至江西，留数旬，促忠、泰同归。忠、泰见帝，百端谮毁守仁，独永时左右之。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不赴，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永遣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即与偕行。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宴坐僧寺，帝觇知之，曰：“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遣还镇，令更上捷音，守仁遂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于是帝乃以为捷，命设广场，戎服树大纛，环以诸军，释所俘宸濠等，去桎梏，伐鼓鸣金而擒之，然后置械受俘，时已十五年闰八月初八日癸巳，距守仁俘宸濠逾一年矣。丁酉，闰月十二。帝发南京。先是，梁储、蒋冕请还乘舆疏八九上，不省。后御前屡见妖异，储、冕又泣谏，乃许不日还京。会宸濠尚系舟中，民间讹言将为变，帝心疑欲归，乃下诏班师。至扬州驻跸，江彬欲夺富民居为威武副将军府，知府蒋瑶执不可，彬闭瑶空舍，挫辱之，胁以帝所赐铜瓜，不为慑。帝渔获一巨鱼，戏言直五百金，彬即畀瑶，责其直，瑶怀其妻簪珥袿服以进，曰：“库无钱，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琼花观，诏取琼花，瑶言自徽、钦北狩，此花已绝。又传旨征异物，瑶具对非扬产。帝曰：“苎白布亦非扬产耶？”瑶不得已，为献五百匹。权幸以扬繁华，要求无所不至，微瑶民且重困。驾旋，瑶扈至宝应，中官邱得用铁 系瑶，数日始释，竟扈至临清始返，扬人感泣，迨迁陕西参政，争出赀建祠祀之，名自此大震。嘉靖中，瑶为工部尚书，世宗极重之，以老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恭靖。九月丙寅，十二日。帝至清江浦，幸太监张阳第。逾三日，自泛小舟，渔于积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挟帝出，自是遂不豫。十月庚戌，二十六日。至通州，召勋戚大臣议宸濠狱，用江彬言，命治交通宸濠罪。先是张永至南昌搜宸濠籍，得吏部尚书陆完等交通事，至是执完。钱宁先已为江彬所发，羁之临清，臧贤则于宁未被羁时，为宁所归罪，谪戍边，于道杀之以灭口。帝以陆完大臣，钱宁素所信任，尤恨之，皆裸体反接，揭其姓名于帜，杂俘囚中，列凯旋前部以行。濠籍所记平日馈送姓名，遍于中外，多者累数万，少亦以千计。李士实疑其太费，濠笑曰：“此为我寄之库耳。”王守仁以簿籍连及者众，令焚之，张永所发者，仅百之一二。帝驻通州。至十二月己丑，初六日。诛宸濠，并同逆之宗藩拱樤等。江彬欲治宸濠狱竣，劝帝复幸宣府，仍上言：“臣奉镇国公朱寿指示方略，擒捕宸濠及其逆党十五人，乞速正典刑。”乃下诏褒赐镇国公，次及彬，岁加彬禄米百石，荫一子世袭锦衣千户。将即西幸，会帝体惫甚，左右力请还朝，越三日，乃返京师。甲午，十一日。车驾至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阳桥南，是日大耀军容，俘诸从逆者及家属数千人，陈辇道东西，生者标其姓名，死者悬首于竿，皆标以白帜，数里不绝。帝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乃入。诸俘者逾大内自东安门出，弥望皆白，未几帝崩，人以此为不祥。丁酉，十四日。大祀南郊，初献，上拜，疾作呕血，不克成礼，遂还斋宫。逾宿，入御奉天殿，行庆成礼，传旨免宴。十六年三月丙寅，十二日。帝崩于豹房。皇太后以遗诏遣官迎兴世子厚熜入嗣皇帝位。帝自十三年以来，岁首俱游幸在外，两在宣府，一在南京，十六年以疾甚在京。九年始微行，是年正月张灯，宸濠别献奇巧，著柱附壁，以取新异，偶不戒，遂延烧宫殿，乾清以内皆烬。火盛时，上往豹房临视，回顾光焰烛天，笑谓左右：“此是一棚大烟火也。”十年正月，有事南郊，逮暮成礼，阁臣杨廷和等疏谏，皆不报。十一年正旦，御殿受贺，逮暮成礼，朝臣枵腹而待，散朝竞奔赴家，前仆后踬，互相蹂践，右将军赵朗者竟死禁门，其它臣

僚失簪笏，毁衣裳，至以得生相庆。午门左右，吏觅其官，子呼其父，仆求其主，喧若市衢。御史程启充以为言，请屏宴游，不报。武宗之无道不可胜纪，而灾赈蠲贷犹如故事，百司多守法，凡祖制之善者，虽无朝命，士大夫自不计祸害以奉行之，试举一事为证：

《张曰韬传》：“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常州府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纵其党横行州县，将抵常州，民争欲亡匿，时知府暨武进县咸入觐，曰韬兼绾府县印，召父老约曰：‘彬党至，若曹力与格。’又释囚徒，令与丐者各持瓦石待。已彬党果累骑来，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岁灾，物力大屈，无可啖若曹，府中惟一张推官，一钱不入，即欲具刍秣，亦无以办。’言已，彬党疑有他变，乃稍退，驰使告彬。曰韬即上书巡按御史言状，御史东郊行部过常州，谓曰：‘事迫矣，彬将以他事缚君。’命曰韬登己舟先发，自以小舟尾之。彬党果大至，索曰韬，误截御史舟，郊使严捕截舟者，而阴令缓之。其党恐御史上闻，咸散去，曰韬遂免。彬亦戒其党毋扰，由是常以南诸府得安。”曰韬后于嘉靖初为御史，累言事，受杖死。隆庆初，赠光禄少卿。东郊《史》无传，在当时犹为无甚表见，而能回护贤属员以恤民隐如此，可见正人在列者尚多，士大夫之风气未坏也。

第二节 议 礼

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乃以大臣议，迎立宪宗子兴献王佑杬长子厚熜，是为世宗，阁臣中以梁储往兴国奉迎。当武宗不豫，江彬犹矫旨，改西官厅为威武团营，自提督军务，至是杨廷和请于太后，传遗旨罢之。各边军俱重赉散归镇，革京城内外皇店，纵遣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司乐人。又以遗诏放还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珠宝归之内库。中外大悦。江彬知天下恶己，又见罢遣边兵，益内疑。其党李琮劝速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未决，诡称疾不出，阴布腹心，衷甲观变。令许泰诣内阁探意，廷和慰以温言，彬稍安，乃出成服。廷和遂密与蒋冕、毛纪及太监温祥、魏彬、张永合谋捕之。魏彬入白太后，会坤宁宫安兽吻，即命江彬与工部尚书李 入祭。彬礼服入，家人不得从。祭毕，张永留彬饭，故缓之，俄而太后下诏收彬。彬觉，走西安门，门闭，寻走北安门，门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排门者，门者执之，拔其须且尽，收者至，缚之。顷，神周、李琮亦缚至，琮骂彬曰：“奴早听我，岂为人擒？”遂并下锦衣卫狱。籍彬家，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宝不可胜计。彬既败，张忠、许泰等以次下狱。

世宗未至京师，杨廷和总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为安。及即位，廷和草诏，自恤录蠲租外，先朝蠹政，厘剔殆尽，所革锦衣、内监、旗校工役凡十余万，减漕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泽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佥称新天子神圣，且颂廷和功。诸失职之徒衔之次骨，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傍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卫出入。五月壬申，钱宁伏诛。六月戊子，江彬伏诛。中官佞幸，悉予逮治。时京师久旱，彬诛，适大雨。惟许泰、张忠得减死戍边，时以为除恶未尽也。

以上结武宗朝事，亦见世宗初政。以下入议礼本案。

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二十二日。世宗以兴世子自兴邸至京师，止于郊外。有议用天子礼奉迎者，礼部尚书毛澄曰：“今即如此，后何以加？岂劝进辞让之礼当遂废乎？”乃具议，当如皇太子即位礼。世子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杨廷和请如礼臣所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不允。乃由皇太后趣群臣上笺劝进，即郊外受笺，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门，御奉天殿即位，诏草言：“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帝迟回久之，始报可。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甲辰，二十三日。毛澄等言：“大行皇帝大丧，成服已毕，伏望以宗庙社稷为重，少节哀情，于西角门视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礼。”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遽离丧次，其以二十七日视朝，具仪来闻。”于是澄等具上仪注曰：“本月二十七日，上服衰服西角门视事，文武百官，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行奉慰礼。二十八日以后如之。至五月十八日，遵遗诏二十七日服制已满，自十九日后，合依孝宗敬皇帝服制，上释衰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要绖，御西角门视事，俱不鸣钟鼓，文武百官，仍素服朝参，至百日后，变服如常。”制曰：“可。”

世宗以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京，于即位即与群臣争礼节，不欲以臣子遭君父之丧之礼行入嗣即位之礼。然至翌日二十三曰，礼臣如常奏请，帝亦以寻常太子嗣位之丧礼自处。所云以日易月之制，乃从即位之日起算，不以武宗崩日起算，盖若以武宗崩日计，则三月丙寅至即位日四月癸卯已越三十八日，早已逾二十七日之服丧期矣。由即位日服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八日为服满释衰，仍服百日内之服。此文惟《明通鉴》据《实录》载之。则其时帝于嗣统即行服之意，初未有悖。后来所争，乃纯为追尊本生父母之故。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非后来所能及尔。

丙午，二十五日。遣使迎母妃蒋氏于安陆。戊申，二十七日。诏议兴献王主祀及尊称，时上即位甫六日。于是礼部尚书毛澄请于大学士杨廷和，廷和出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为典据矣。”澄称善。五月戊午，初七日。澄会文武群臣上议，引汉定陶王嗣成帝，宋濮安懿王之子嗣仁宗，略言：“陛下入承大统，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兴献王为宪宗第四子佑杬，益王为宪宗第六子佑槟。主后兴国。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议上，上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命再议。是月乙亥，二十四日。澄复会廷臣上议，执如初，因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进览，帝不从，命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澄乃复会廷臣上议，略言：“推尊之说，称亲之议，似为非礼，推尊之非，莫详于魏明帝之诏；称亲之非，莫详于程颐之议，至当之礼，要不出此。”并录上魏明帝诏书。时廷和、蒋冕、毛纪复上言：“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亦未闻追崇所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疏皆留中不下。七月壬子，初三日。观政进士张璁上疏，略言：“廷议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欲考孝宗叔兴献王。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养宫中，立为储嗣，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陛下以伦序当立，循继统之义，非为孝宗后也。且迎养圣母，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子可以臣母乎？长子不得为人后，兴献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故谓陛下入继祖统则可，谓为人后而自绝其亲则不可，盖统与嗣不同，非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今宜别立皇考庙于京师，以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皇考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遂手诏杨廷和、蒋冕、毛纪，欲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还手诏。于是给事中朱鸿阳、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交章劾璁。帝不听。九月

癸酉，二十五日。上母妃蒋氏自安陆至通州。先是下廷臣议奉迎礼，毛澄等请由崇文门入东安门。上不可。乃议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又不可。比母妃至通州，闻尊称未定，止不肯入。上闻而泣，欲避位奉母归藩。澄等仍执议如初。上乃自定议，由中门入。仍下廷臣前疏，更令博采舆论以闻。张璁知帝意向己，又闻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礼或问》以上，且日：“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章下礼部，毛澄等知不可已，乃谋于内阁。十月己卯朔，以皇太后懿旨，追尊兴献王为兴献帝，王妃蒋氏为兴献后。帝不得已，乃报可。并尊宪宗贵妃帝祖母邵氏为皇太后。兴王之藩，妃不得从，世宗入继大统，妃已老，目眚矣，喜孙为皇帝，摸世宗身，自顶至踵。是时清议皆目璁议为邪说，惟兵部主事霍韬、御史熊浃附和之。未几，浃外转佥事，璁出为南京刑部主事，韬自知为众论所，引疾归。壬午，初四日。兴献后至京师，谒奉先、奉慈二殿。初欲庙见，以廷议而止。十二月己丑，十一日。复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内阁杨廷和封还手敕，尚书毛澄抗疏力争，又偕九卿乔宇等合谏。皆不纳。嘉靖元年正月己未，十一日。清宁宫后殿灾，廷和等因言兴圣帝后加称，列圣神灵容有未安。给事中邓继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不兴。今之火灾，废礼失言之所致也。”上不得已，勉从众议，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三月丁巳，初九日。上慈寿皇太后尊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曰庄肃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寿安皇太后，兴献后曰兴国太后。十一月庚申，十八日。寿安皇太后邵氏崩，谥曰孝惠皇太后，别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称太皇太后。二年二月丙申，二十五日。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先是，帝欲祔葬太后于茂陵，数下廷议，杨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数兴工作，惊动神灵。帝不从。庚子，二十九日。礼部尚书毛澄罢。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澄，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意。’”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

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及是疾甚，复力请，乃许之。澄端亮有学行，论事侃侃不挠，帝雅敬澄，虽数忤旨，恩礼不衰。

孝宗既称皇考，兴献帝后既称本生父母，事已逾年，不复有他议矣。三年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与张璁同官，璁以议礼不合内阁意，调南刑部主事。日夜私诋朝议，而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亦各具疏与璁意合，因朝议诋璁为邪说，惧不敢上。萼揣帝意，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并录书、献夫二疏以闻。帝得疏心动，手诏下廷臣议。于是礼部尚书汪俊会廷臣七十三人议萼疏非是，议上留中。而特旨召璁、萼及书于南京。俊不得已，乃集群臣，请加皇字以全徽称。帝亦留之十余日，始报可。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

廷和、俊皆以议礼不合罢。然当时士大夫之气骨则大有可观，以廷和定策迎立时之大功，及议大礼，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本雅重廷和，及是左右乘间言廷和专恣无人臣礼，意遂内移。会帝遣内官提督苏、杭织造，工部及台谏皆以江左比岁不登，请毋遣。不听，趣内阁撰敕。廷和因极言苏、杭诸府，旱涝相继；淮、扬、徐、邳，田庐漂没，幼稚计斤而鬻，母子赴水而死；诏书必不敢草。帝趣愈急，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言：“臣等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陛下独能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陛下以织造为累朝旧例，不知洪武以来，何尝有之？《食货志》：“洪武时，罢天下有司岁织缎匹，有赏赉给以绢帛，于后湖置局织造。”创自成化、弘治耳。宪宗、

孝宗，爱民节财，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独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诏，中官之幸路绌塞殆尽，天下方传诵圣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帝为谢不审，俾饬所遣中官毋纵肆而已，不能止也。于是廷和累疏乞休，帝遂听之去。言官交章请留，不报。

汪俊以帝谕建室奉先殿侧，祀兴邸祖宗，上疏争，帝严旨切责，趣立庙益急。俊曰：“立庙大内，有干正统，臣实愚昧，不敢奉诏。”帝令集群臣大议，俊等复上议：“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荐享，陛下岁时遣官持节奉祀。”帝不纳，仍命遵前旨再议，俊再疏乞休，帝怒，责以肆慢，允其去。召席书代之，书未至，令侍郎吴一鹏署部事。一鹏持议如俊言，并请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责以欺朕冲岁，党同执违，遂趣成之，名观德殿，而命一鹏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陆。一鹏等复上言：“历考前史，并无自寝园迎主入大内者，且安陆为献帝启封之疆，神灵所恋。伏乞俯纳群言，改题神主，奉安故宫，为百世不迁之庙，其观德殿中，宜别设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纳，一鹏乃行。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章圣皇太后。时疏谏者有编修邹守益，下诏狱拷掠，谪广德州判官。而修撰吕柟亦言大礼未正，御史段续、陈相请正席书、桂萼罪，吏部员外郎薛蕙上《为人后解》，鸿胪寺少卿胡侍言张璁等议礼之失，俱下狱，谪官夺俸有差。五月，罢谨身殿大学士蒋冕。冕自杨廷和罢，为首辅，帝更逐汪俊以怵冕，而用席书代之，且召璁、萼，冕极谏，并再疏乞罢，帝令驰传归，以石珤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珤初已为吏部尚书，杨廷和有所不悦，改詹事，典诰敕，以夺其权。帝知珤不附廷和，欲引以赞大礼，乃命代冕，而珤据礼力争，大失帝意。璁、萼既赴召，阁臣以献帝已追尊，请停召命，帝不得已，从之。二人复合疏言：“本生对所后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则虽称皇考，实与皇叔无异。”疏入，复召。二人比至都，众汹汹，欲仿先朝马顺故事，毙之于廷。萼惧不敢出，璁越数日始朝，恐有伺者，出东华门走匿武定侯郭勋家。勋大喜，约为内助。自此勋遂挟大礼邀宠，恣为奸利不法。时给事中张翀等连劾璁、萼及献夫、书诸人，章下所司，翀汇送刑部尚书赵鉴，即列璁等罪状上请，私相语曰：“倘得俞旨，便扑杀之。”以其罪应廷杖，冀以杖时尽法。帝廉知之，特命璁、萼为翰林学士，献夫为侍讲学士，切责翀、鉴。学士丰熙、修撰舒芬、杨慎、张衍庆、编修王思等皆不愿与璁、萼同列，乞罢归，帝怒，俱夺俸。璁、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七月，帝召见群臣于左顺门，示以手敕，言：“章圣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群臣骇愕，而张璁、桂萼复列上礼官欺罔十三事，且斥为朋党。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诸司各上章争之，皆留中不下。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倡言曰：“诸疏留中，必改称孝宗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宪宗朝议慈懿太后葬礼，姚夔率百官伏哭文华门，此我朝事也。”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曰：“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击之。”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斋居文华殿，命中官谕之退，不听。帝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丰熙、张翀及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毌德纯八人下狱，杨慎等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尽录诸臣姓名，时有不在列者，其亲故以不与义举为嫌，多为代书，遂系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狱；孟春等待罪。越数日，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编修王相等十有七人杖死。

自是衣冠丧气，萼、璁等势益张。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尊称自是遂定。

明代尊宋儒，以程、朱之言为科律，独于程子之濮议则反之，不惟反之，且矫枉而过其直，至不可以道里计。宋英宗欲尊所生之濮王，程子议止宜称濮王为皇伯父，欧阳修不以为然，当时遂以欧公为邪说，然英宗于所生止求至称本生考而止，皇字帝号，皆所谨避，虽太后有诏而英宗避不敢当。故欧公之论，谓父子之名不可以强改，虽与程子意不合，在欧公固心安理得也。嘉靖议礼，其始杨廷和辈皆挟程子之成见，固亦觉其过拘，至谓奉迎兴国太妃时，若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子不可以臣母，则至称以本生，亦可以已矣。嗣是而热中之徒，假此为进取之快捷方式，本生不已，称皇称帝，更进而称在庙之孝宗为皇伯考，见在之太后为皇伯母。如璁辈所持之议，不且入庙而臣皇伯考，入宫而臣皇伯母乎？若以为称伯母伯考而非臣之，则前此不受叔母之称，于义亦无当矣。然犹未已也，侥幸之门既开，但能设一说以导帝纵情以蔑礼，即富贵如操券，其变幻又何所不至矣。

四年五月，又作世庙。初，国子生何渊首请建世室，廷臣恶之，出为平凉主簿，求内改，帝擢为光禄寺署丞。复申前议，请崇祀献皇帝于太庙。章下廷议，席书率群臣言：“天子七庙，周文、武并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献皇帝追称帝号，未为天子，渊妄为谀词，乞寝其奏。”敕令再议。书等言：“将置主于武宗上，则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则以叔后侄，神终未安。在廷诸臣，于称考称伯异同相半，今祔庙之举无人以为可者。”时张璁亦言入太庙为礼之所不得为。书复密疏劝止，帝意不可回。书遂请于皇城内别立一庙，前后寝如文华殿制，出入不与太庙同门，座位不与太庙相并，祭用次日，庙欲稍远，庶以成祢庙独尊之礼，避两庙一体之嫌。诏可。亲定名曰世庙，而世室之议乃寝。冬十二月，《大礼集议》成，颁示天下。先是，帝命席书辑《大礼集议》，因言：以书及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五人为正取，熊浃、黄宗明、黄绾、金述、陈云章、张少连六人为附取，其中又有楚王、枣阳王二宗室，皆建言在嘉靖三年以前。若何渊等亦在不取之列。其它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召用后者，皆以为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一切不录。又有奏乞附名之聂能迁、王价二人，建言在三年二三月，应如其请。”帝从之。及是书成，进书太子太保，以璁、萼为詹事，献夫、韬为少詹事，诸与议者皆进秩。因诏：“大礼已定，自今有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

五年九月，以世庙既成，章圣太后欲谒见，帝询璁、萼，俱援庙见礼，言：“宜先见太庙，次谒世庙。”阁臣费宏、杨一清等及礼部侍郎刘龙争之不得。石珤复上疏极谏，言：“太庙尊严，非时享袷祭，天子亦不轻入，况后妃乎？璁、萼辈所引庙见礼，今奉先殿是也。圣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为定制，中间纳后纳妃，不知凡几，未有敢议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议？”帝不听。六年二月，罢大学士费宏、石珤。时璁、萼并欲兴大狱，罪及杨廷和、彭泽等，给事中杨言抗章论辨，帝怒其为大臣游说，收系言，亲鞫于午门，备极五毒，无挠词，乃下五府九卿议。镇远侯顾仕隆等覆奏，承璁、萼指上书之锦衣百户王邦奇言皆虚妄。帝仍切责之，然狱亦由是解。明年，萼以前御史陈九畴误报边情，再株连廷和、泽，削泽尚书职，廷和以有社稷功，仅免。

彭泽立朝及驭边，疏阔负气，不为无过，然究为一时正人。《史本传》载其为郡守时一事，足见当时士大夫家教之美，《传》云：“泽，弘治中为刑部郎中，势豪杀人，泽寘之辟，中贵为祈免，执不听，出为徽州知府。泽将遣女，治漆器数十，使吏送其家，泽，兰州人。泽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诣徽，泽惊出迓，目吏负其装，父怒曰：‘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步耶？’入杖泽堂下，杖已，持装径去。泽益痛砥砺，政最，人以方前守孙遇。”《循吏传》：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先后在官十八年，迁至河南布政使。

先是五年十二月，上林苑监丞何渊以所上前后疏为席书所格，请一并增入《大礼集议》中，于是诏内阁草敕，命儒臣纂修全书，其先所颁行《集议》，且令缴进。此文《明史》等诸书皆不载，《明通鉴》据《实录》增书为修《明伦大典》之缘起。六年正月，诏开馆纂修《大礼全书》，仍以阁臣费宏等及席书为总裁官，张璁、桂萼副之。未几，费宏、石珤俱罢，席书亦病卒。书将成，璁复引疾求退以要帝，言：“臣与举朝抗四五年，举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礼全书》，元恶寒心，群奸侧目，要略方进，谗谤繁兴，使全书告成，将诬陷益甚。”帝慰留之。七年六月书成，名曰《明伦大典》，帝自制序弁其前，命璁为后序，刊布天下。叙功加璁少傅，萼少保，璁于上年十月，已由翰林学士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自释褐至入阁仅六年。萼亦于上年九月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旋又迁吏部。霍韬、方献夫等皆进官。而追论前议礼诸臣罪，削杨廷和籍，蒋冕、毛纪、毛澄、汪俊、乔宇、林俊皆夺职，斥何孟春、夏良胜为民。

议礼一案，尚不以此为止。兴献皇帝更以称宗祔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胜列举。其中尤以李福达之狱为甚，叙其大略，可见当时朝局。其事盖即在嘉靖六年，正重修《大礼全书》之日，崞县人李福达，坐弥勒教王良、李钺党，戍山丹卫。逃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丹卫。复逃，居洛川，以弥勒教结邵进禄等起事。事觉，进禄被诛，福达先还家，得免。更姓名曰张寅，挟重赀往来徐沟间，输粟得太原卫指挥，用黄白术干武定侯郭勋，大信幸。其仇薛良讼于巡按御史马录，录问得实，檄洛川父老杂辨之，益信。勋为移书祈免，录不从，偕巡抚江潮具狱以闻，且劾勋庇奸乱法。章下都察院，覆如录奏。诏责勋对状，勋惧乞恩，因为福达代辨，帝置不问。会给事御史部属等数十人交章劾勋，谓罪当连坐，尤以刑部主事唐枢为辨晰。勋再自诉，以议礼触众怒为言。帝心动。勋复乞璁、萼为援，璁、萼以廷臣攻己，亦欲借是泄愤，乃合谋腾蜚语曰：“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勋益急。帝愈疑，命取福达等至京师，下三法司讯，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讯之，皆无异词。帝大怒，将亲讯，以杨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不敢自坚，改妖言律。帝犹怒，命法司俱戴罪办事。遣官往械录、潮及前问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豸等。时璋、珏已迁都御史，璋巡抚宁夏，珏巡抚甘肃，皆下狱。廷讯乃反前狱，抵良诬告罪。帝以罪不及录，怒甚，命萼署刑部，璁署都察院，献夫署大理寺，覆谳之。乃尽下尚书颐寿等三法司堂上官十人于狱，严刑推问，搜录箧，得大学士贾咏等有书慰问。帝责咏，咏致仕去。都御史张仲贤以下，凡曾慰问录者亦皆下狱。萼等上言：“请大奋乾断，以彰国法。”帝纳其言，并下劾勋诸臣狱。会讯时，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偶语曰：“此狱已得情，何再鞫？”侦者告萼以闻，亦逮问。萼等遂肆榜掠，录不胜刑，自诬故入人罪。璁、萼等乃定爰书，言寅非福达，录等恨勋，构成冤狱，因列上诸臣罪名。帝悉从其言，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其它下巡按逮

问者五人，谳未定前先已得谴者六人，录以故入人死未决，当徒。帝必欲置重辟，献夫曰：“张寅未死而录代之死，恐天下不服。”杨一清复力争，乃减死永戍烟瘴地，缘及子孙，遇赦不宥。薛良抵死，众证皆戍，张寅还职，璁、萼等平反有功，赐二品服俸，给三代诰命，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录中备载各疏，独唐枢疏最得情，删去不载。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蔡伯贯就擒，自言：“学妖术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狱，同供李午之孙，其父曰大礼，世习白莲教，结众谋起事。与《大狱录》姓名无异。《录》中原载福达三子，名大仁、大义、大礼也。由是福达狱始明，而马录早死戍所矣。李同伏诛。是年世宗崩，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李同之狱，乞追夺勋等官爵，优恤马录诸人，以作忠良之气，以前得罪之卿贰大臣尚有因事起用者，台谏曹郎，终嘉靖之世，无一人召复。隆庆初，皆复职赠官，马录首赠太仆少卿。嘉靖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诸谪戍者已释还，惟录不赦。

详《明史·唐枢传》所载枢言李福达狱之疏。福达实名伏答，犯法戍山丹卫时，案牍中名福达，遂系军籍。逃还，更名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丹卫。复逃以后，更姓名曰张寅。原问官山西按察使李珏，因见仇控福达之薛良不似良善，而福达身原有龙虎形之朱砂字，今张寅之身已无之；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其实寅父子附籍，乃始于嘉靖元年，非以前所固有。又因军籍福达为崞县左厢都人，崞县左厢都户籍无李福达李午名，惟城坊有李伏答。盖坊与厢本无界限，其贯址实在城坊，名字则书写两歧，遂于初牒举其可疑。经马录集诸供证，判明张寅之实为福达，而以涉及郭勋，遂为璁、萼所假手以兴大狱，于议礼案中添一冤滥惨酷之祸。录枢原疏，以详曲折：

疏言：“李福达之狱，陛下驳勘再三，诚古帝王钦恤盛心，而诸臣负陛下，欺蔽者肆其谗，谄谀者溷其说，畏威者变其辞，访缉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窃惟陛下之疑有六：谓谋反罪重，不宜轻加于所疑，一也；谓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谓薛良言弗可听，三也；谓李珏廷初牒明，四也；谓臣下立党倾郭勋，五也；谓崞、洛证佐皆仇人，六也。臣请一一辨之：福达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钺从之，其意何为？继而惠庆、邵进禄等师之，其传何事？李铁汉十月下旬之约，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太上元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旗拜爵，虽成于进禄等，其原何自？钺伏诛于前，进禄败露于后，反状甚明，故陕西之人曰可杀，山西之人曰可杀，京畿中无一人不曰可杀，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则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据此释第一疑。是左右用事之璁、萼等直谓即是福达，亦未可罪以谋反而杀之。且福达之形，最易辨识，或取验于头秃，或证辨于乡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识之矣；发于戚广之妻之口，是其孙识之矣；始认于杜文柱，是其姻识之矣；质证于韩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识之矣；一言于高尚节、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识之矣；再言于邵继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识之矣；三言于石文举等，是山、陕道路之人皆识之矣。此不必疑二也。此释貌有相似之疑。貌纵极似，不能得如许人皆识为其本身。薛良怙恶，诚非善人，至所言张寅之即福达，即李午，实有明据，不得以人废言。况福达踪迹谲密，黠慧过人，人咸堕其术中，非良狡狯，亦不能发彼阴私。从来发擿告讦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当疑三也。李珏因见薛良非善人，又见李福达无龙虎形朱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都无李福达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轻纵元凶。殊不知五台自嘉靖元年黄册始收寅父子，忽从何来？纳粟拜官，其为素封，必非一日之积，前此何以隐漏？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求其贯址，何可得也？则军籍之无考，何足据也？况福达既有妖术，则龙虎形朱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众，后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尽谓薛良之诬矣。此不当疑四也。京师自四方来者，不止一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似之，此句当作又形貌似衣冠中人。原文不明了，故《三编》删此句，《明通鉴》亦因之。郭勋从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为妖贼余党，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勋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既宏议贵之恩，诸臣纵有倾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狱者曰诬，必言所诬何因；曰仇，必言所仇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则一切证佐非仇也；曰韩良相、戚广，仇也，即高尚节、屈孔、石文举非仇也；曰魏泰、刘永振，仇也，则今布按府县官非仇也；曰山、陕人，仇也，则京师道路之人非仇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福达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为民。

十五年十月，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先是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员外郎邵经邦疏言张璁复召为足致天变。下镇抚司拷讯，谪戍福建镇海卫。然其疏中有用贾谊语，云：“万年之后，庙号世宗，子孙百世不迁。”不无隐动帝意。帝勤勤礼制为百世计，自命足当明之世宗，后来亦果以此为帝号。十四年二月，改庙制作九庙时，谕阁臣曰：“今拟建文祖庙为世室，则皇考世庙字当避。张孚敬张璁时已避帝嫌名，奏请改名，帝赐名孚敬。言世庙著《明伦大典》，颁诏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称太宗庙，其余群庙，不用宗字，用本庙号，他日递迁，更牌额可也。”从之。未几，孚敬罢。明年，帝谕礼部尚书夏言曰：“前以皇考庙比世室之义，名曰世庙。今分建宗庙，惟太宗世宗不迁，而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今加于考庙，又不得世宗之称，徒拥虚名，不如别议。可会议以闻。”言等议未上，帝复谕曰：“皇考庙名，如题曰献皇帝庙，庶别宗称，且见推尊之意。”于是言等议：“庙以谥名，既合周典，又与列圣庙号同符，请敕所司择吉题额，宣付史馆。”从之。

献皇帝庙既立，止举时祀，不祀太庙。至十七年夏，有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学士熙子也，熙于嘉靖三年伏阙争大礼时，廷杖遣戍，死于戍所。坊家居贫乏，思效张、桂等片言取通显，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天。”下礼部议。尚书严嵩等于配天具功德及亲亲二说以进，但举汉、唐、宋亲亲已有先例，至称宗则以为与袝庙相及，不敢妄议。帝曰：“配享皇考称宗，不为过情。”复命集议。户部侍郎唐冑疏争，略言：“《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周公制作礼乐，而文王适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之问，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成王不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康王不废文王配天而移于成王。后世乃误识《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故宋儒朱熹谓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陛下力正大伦，答张孚敬、席书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说乎？明堂礼不可废，惟当奉太宗配。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下胄锦衣狱，黜为民。嵩乃言皇考侑飨，允合严父配天之周道。坊待命久之，无所进擢，归家悒悒以死，人咸恶其畔父。

配天议定，而称宗祔庙，又命集议。严嵩等议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为有德不迁之庙。帝以疏不言祔庙，不悦，留中。作《明堂或问》难嵩，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乐甚备，具言古者父子异昭穆，兄弟同世次，皇考与孝宗当同一庙。奏上，群臣无敢异议。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改称太宗庙号曰成祖，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遂奉睿宗主拊太庙，跻武宗上。初张璁议礼，有同年生胡铎亦主考兴献王，璁要之同署，铎曰：

“主上天性，固不可违；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献王不已则宗，宗不已则入庙，入庙则当有祧，以藩封虚号而干治世之宗可乎？且入庙则有位，将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为之臣，死不得跻于君，然鲁尝跻僖公矣，恐异日不乏夏父之徒也。”至是果如其言。

第三节 议礼前后之影响

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极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帝于大祀群祀，无所不用其创制之意，而尤于事天变为奉道，因而信用方士，怠政养奸，以青词任用宰相，委政顺旨之邪佞，笃志玄修，更济以独断自是，滥用刑辟，遂有权相柄国，残害忠良。议礼稍竣，而严嵩进用，始犹有相轧之夏言，言不得其死，而嵩独专国政十四年，正人受祸不知凡几，其影响皆由帝僻好神衹符瑞之事来也。嘉靖二年闰四月，帝始用太监崔文言，建醮宫中，日夜不绝。杨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为喻，优旨报纳，然修醮如故。给事中刘最上章极谏，且劾文耗帑金状，而帝从文言，命最自核侵耗数。最言帑金属内府，虽计臣不得稽赢缩，文乃欲假难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为广德州判官。廷臣论救，不纳。文憾不已，嗾其党芮景贤奏最在途仍故衔，乘巨舫，取夫役，巡盐御史黄国用复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诏狱，国用谪极边杂职，最戍邵武。其后帝益好长生，斋醮无虚日，命夏言为监礼使，顾鼎臣等充导引官。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之。自此词臣多以青词干进矣。

七年春，灵宝人言黄河清者五十里。遣太常往祭告。御史周相疏谏，帝震怒，下之狱。四月，南赣巡抚汪 奏所部有甘露降，为帝仁孝之感。帝喜，遂告郊庙。于是告祥瑞者踵至。

七年，既定《明伦大典》，帝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九年五月，作四郊，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坛于东西郊，以春秋分祭。帝又议建雩坛，于孟夏行大雩礼。议太社太稷，以句龙、后稷配。议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议祀高禖之神于皇城东。虽皆命下礼官，多以独断决之。于时畿内、河南、湖广、山东、山西悉灾，岁大饥，方诏群臣修省，而希旨者诡言祥瑞，廷臣称贺。兵部主事赵时春上疏言：“灾变求言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词面谩，盖自灵宝知县言河清受赏，都御史汪 继进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瓒、训导范仲斌进瑞麦，指挥张楫进嘉禾，及御史杨东又进盐华，礼部尚书李时再请表贺。仲斌等不足道，、瓒司风纪，时典三礼，乃罔上欺君，坏风伤政。”帝责时春妄言，谓：“既责大臣科道不言，彼必有谠言善策，令条具以闻。”时春惶恐引咎未对，帝趣之，乃上言：“当今之务，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曰信号令，曰广延访，曰励廉耻。最急者：曰惜人才，曰固边圉，曰正治教。其正治教为请复古冠婚丧祭之礼，绝醮祭祷祈之术，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箓，依托经忏，幻化黄白飞升遐景，以冒宠禄者，即赐遣斥，则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览之愈怒。七月戊子朔，下时春诏狱掠治，黜为民。十一月，更定孔庙祀典，尊孔子曰至圣先师，去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制木为神主，其塑像即令屏撒，敕天下学官别建启圣公祠，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遂为定制。

十四年二月，作九庙。初洪武八年，改建太庙，定为同堂异室之制。成祖迁都，建庙如南京。帝更定庙祀，锐意复古，谕阁臣曰：“宗庙之制，父子兄弟，同处一堂，于礼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专庙南向。”诸臣上议，历年未决，至是尽撤故庙改建之，诸庙合为都宫，庙各有殿，有寝，太祖庙寝后有祧庙，奉祧主藏焉。太庙门殿皆南向，群庙门东西向，内门殿寝皆南向。二十年四月，九庙灾，议重建久之，仍复同堂异室之旧。二十四年六月乃告成。

诸庙合为都宫句，用《纪事本末》文，《明史·礼志》误合作各，以后各书皆误。《礼志》上文明有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宜各建特庙于两庑之地，有都宫以统庙，不必各为门垣”云云。则都宫乃九庙之外围，太祖庙正中南向，两世室及三昭三穆皆在两庑，合之则称都宫也。《纪事本末》不误。

帝以冀长生而奉道，然不信佛，故于锢蔽中尚少一蔽。禁中有元时所造大善佛殿，藏金银像及佛骨佛牙等物，十五年五月，议以其地建太后宫。夏言请敕有司将佛骨等物瘗之中野。帝曰：“朕思此类，智者以为邪秽而不欲观；愚民无知，必以奇异奉之，虽瘗中野，必有窃发以惑民者，其毁之通衢。”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皆铸象神鬼淫亵之状。又金函玉匣藏贮佛首佛牙之类，及支离傀儡，凡万三千余斤。

帝之排斥异端若此，可谓明且决矣。然沉溺于方士之说，则又大惑不解。然则此亦以异端攻异端，入主出奴之见，非得力于正学也。大抵方士挟障眼幻术，而假道教以为名，帝时见其变幻形象，遂笃信之，而佛法则无当时之征验耳。

是年，以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元节，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三年，召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专司祷祠，封真人，总领道教，班二品。赠其父太常丞，并官其孙及曾孙。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及是皇子迭生，嘉其祷祀功，拜尚书，赐一品服。十七年十一月，以献皇帝既称宗配帝，躬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号，恭进大号。此与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玉帝徽号同其不经。

帝好神仙，以谏得罪者甚众。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以所炼白金器百余因郭勋以进，云以盛饮食物供斋醮，神仙可致。帝立召与语，大悦。朝用言帝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帝益悦。谕廷臣：“令太子监国，朕少假一二年，亲政如初。”举朝愕不敢言，太仆卿杨最抗疏谏曰：“陛下春秋方盛，乃圣谕及此，不过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栖澡炼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臣虽至愚，不敢奉诏。”帝大怒，亟下诏狱，杖杀之。监国议亦罢。时日事斋醮，久不视朝，工作烦兴。岁频旱，二十年元日微雪，夏言、严嵩作颂称贺。御史杨爵抚膺太息，上疏言失人心致危乱者五端：一言夏秋不雨，畿辅千里，已无秋禾，一冬无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正忧惧不宁之时，而辅臣方称颂符瑞，欺天欺人。翊国公郭勋，中外皆知为大奸大蠹，宠之使稔恶肆毒，群狡趋附，善类退处。二言臣巡视南城，一月中冻馁死八十人，五城共计，未知有几？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属官，增设至数十员。又遣官远修雷坛，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三言陛下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未睹圣容，敷陈未聆天语，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涣散。四言左道惑众，圣王必诛，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章紫绂，赏及方外。保傅之职，坐而论道，举而畀之奇邪之徒。上之所好，下必有甚，妖盗繁兴，诛之不息。五言往岁太仆卿杨最，出言而身殒，近日赞善罗洪先等，皆以言罢斥。古今有国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兴，拒谏而亡，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无由得闻。帝震怒，立下诏狱榜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所司请送法司问罪，帝不许，命严锢之。主事周天佐、御史浦 以救爵，先后棰死狱中，自是无敢救者。

雷坛者，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务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欲谏，度必得重祸，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前营大享殿、大高元殿，诸工尚未告竣。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帝震怒，杖于廷，锢之诏狱。

段朝用因郭勋献所炼银器，又献万金助雷坛工，授紫府宣忠高士。更请岁进数万金，以资国用。帝益喜。已而术不验，其徒王子严攻发其诈，帝执子严、朝用付镇抚拷讯，朝用所献银故出勋资，事既败，帝亦寖疏勋。二十年九月，勋亦下狱，朝用乃胁勋贿，捶死其家人，复上疏渎奏，帝怒，论死。勋之下狱也，以给敕令与兵部尚书王廷相等同清军役，敕具，勋久不领，言官劾之，勋疏辨，有“何必更劳赐敕”语。帝怒，责勋悖慢无人臣礼。给事中高时因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乃下锦衣卫狱。夏言与勋交恶，阴持勋狱穷究之。帝念勋曾赞大礼，谕勿加刑讯，所司奏上当勋罪斩，帝令法司复勘，法司更当勋不轨罪斩，没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宽勋，屡示意指，而廷臣恶勋，谬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勋竟死狱中。

邵元节死于嘉靖十八年，帝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护丧还，有司营葬用伯爵礼，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文康，帝兼用之曰文康荣靖。陶仲文亦由元节引荐，以辽东库大使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寻加少傅，仍兼少保，继元节而恩宠过之，盖位极人臣者二十年，然与元节尚均安静少罪恶。世宗奉道事实，以仲文一传为特详，以其历年久也，略载如下：

《佞幸·陶仲文传》：“初名典真，黄冈人，受符水诀于罗田万玉山。与邵元节善。嘉靖中，由黄梅县吏为辽东库大使。秩满需次京师，寓元节邸舍。元节年老，宫中黑眚见，治不效，荐仲文，以符水噀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瘥。帝深宠异。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何祥，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授高士，寻封真人。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太仆卿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大臣争谄媚取容，祷祀日亟。以仲文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婿吴浚、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既请建雷坛，又请建于其乡县以祝圣寿。黄州同知郭显文监工，工稍稽，谪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趣甚急，公私骚然。杨爵、刘魁言及之，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祷祀’语。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浃谏乩仙，即命削籍。浃先以赞大礼入《大礼集议》正取。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者。二十年，帝遭宫婢之变，二十一年十月，宫婢杨金英等伺帝熟寝，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陶传》作二十年，当脱一字。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帝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小人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辈皆缘以进。其后夏言以不冠香叶冠，积他釁至死，而严嵩以虔奉焚修，蒙异眷者二十年。大同获谍者王三，帝归功上玄，加仲文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久之，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荫子世恩为尚宝丞，复以圣诞加恩给伯爵俸。授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为高士。时都御史胡缵宗下狱，株连数十人。缵宗于十八年为河南巡抚，帝幸承天，迎驾有诗，中有“穆王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之句，为所治凶狡属员王联讦告下狱，刑部尚书刘讱讯得诬罔状，坐联父子死，而狱仍不解，并罪讱等。二十九年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对言：‘虑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缵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弘经、永宁封真人。仇鸾之追戮也，鸾请开马市，诸边日苦侵暴，帝罢其戎政职，鸾恚恨疽死。先与严嵩相结，后相轧仇怨，为嵩构其罪，追戮其尸。下诏称仲文功，增禄百石，荫子世昌国子生。三十二年，仲文言：‘齐河县道士张演升建大清桥，浚河得龙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尺，类有神相。’帝即发帑银助之。时建元岳湖广太和山既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仲文偕顾可学建醮祈福。明年圣诞，加恩荫子锦衣百户。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十八年立载壑为皇太子，二十八年年十四，行冠礼，后二日薨，谥庄敬，遂不复立太子。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玄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帝自加道号，并诬及考妣，荒惑可丑，亦可谓忘身辱亲矣。惟此传一见，《纪事本末》微有异同，别见后。明年，仲文有疾，乞还山，献上历年所赐蟒玉、金冠法宝，

及白金万两。既归，帝念之不置，遣锦衣官存问，有司以时加礼，改其子尚宝少卿世恩为太常丞，兼道录司右演法，供事真人府。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余。帝闻痛悼，葬祭视邵元节，特谥荣康惠肃。”

秩谥于隆庆初与邵元节均追削。世恩官至太常卿，亦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于隆庆元年下狱论死。

《纪事本末》帝所上各道号，其皇妣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止此而已。更加孝烈皇后号“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后，方氏，为帝所更立之后，崩于二十六年。《纪事本末》所叙为得其实，可以订史文之脱误。

世宗于议礼之后，继以奉道。议礼之摧折廷臣，以张璁、桂萼尸其祸，而璁、萼所未尽者，大抵由帝独断，而严嵩辈成之。至奉道之祸毒正人则尤远过于议礼。盖修道则务静摄，静摄则万几假手于阁臣，阁臣惟能以力赞玄修者，为所信任。嘉靖中叶以后，用事之臣固无不以青词邀眷，然用此以擅权固宠，以一念之患失，不得不与全国之正士为仇，此则以严嵩一人关系嘉靖中叶以后之朝局，迨其败，而世宗亦将弃世矣。即以严嵩一传见二十余年事变之绪，录其略于左：

《奸臣·严嵩传》：“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正德间嵩恒不在朝，为褒贬所不及，故有恬淡之誉。还朝久之，进侍讲，历祭酒。嘉靖七年，以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即兴献王葬地。还言：‘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鹤绕集，碑入汉江，河流骤涨。是时

御制《显陵碑》，遣嵩往竖碑祭告。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帝大悦，从之。是为希旨贡谀之始。廷议更修《宋史》，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及夏言入内阁，十五年闰十二月，夏言以礼部尚书入阁。命嵩还掌部事。祀献皇帝明堂，已又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嵩惶恐尽改前说，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嵩科第先夏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沭。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嵩讽言官论之，銮得罪去。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闻票拟事，嵩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显夏言短，乃请：‘凡有宣召，乞与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及赞、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杨故事。’帝不听，然心益喜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言至，复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炳亦在《佞幸传》。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倶弃市。铣主以兵复套，言欲倚铣成大功，铣辄破敌，帝亦向之，廷议皆右铣。时亦有争言河套不可遽复者，帝意忽变，嵩遂极言不可复，廷臣亦尽反前议如嵩说，嵩且谓向拟褒铣，己不与闻，会虏寇边，归罪复套启衅。既倾杀言，益伪恭谨。言尝加上柱国，帝亦欲加嵩，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乞免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而以世蕃为太常卿。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护己短，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致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张经为嵩党赵文华所构，方剿倭，劾经养寇失机论死。方疏上，经大捷，文华攘其功，谓己与胡宗宪督师所致。继盛以劾嵩系狱已三年。嵩必欲杀之，以经为养寇重罪，帝所必诛，请帝旨疏尾附继盛，遂并命弃市。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俺答薄都城，慢书求贡，帝召嵩与李本本亦夏言败后新入阁。及礼部尚书徐阶入对西苑，嵩无所规画，委之礼部，帝悉用阶言，稍轻嵩。嵩复以间激帝怒，杖司业赵贞吉而谪之。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嵩指，不敢趣诸将战，嵩谓汝夔：“塞上败，可掩也，失利辇下，上无不知，谁执其咎，寇饱自扬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战。寇退，帝欲杀汝夔，嵩惧其引己，谓夔曰：‘我在，毋虑也。’汝夔临死，始知为嵩绐。事在二十九年，是为庚戌虏迫京师之役。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及胡宗宪诱降汪直、徐海，文华乃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遂命嵩兼支尚书俸，无谢，自是褒赐皆不谢。帝尝以嵩直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苑。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

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曰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媺，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辈皆惴惴事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寖厌之，而渐亲徐阶。会阶所厚吴时来、张翀、董传策各疏论嵩，嵩因密请究主使者，下诏狱穷治无引，帝乃不问而慰留嵩，然心不能无动，阶因得间倾嵩。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阶营万寿宫甚称旨，帝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营建，以问嵩，嵩请还大内，帝不怿；问阶，阶请以三殿余材责雷礼营之，可计月而就，帝悦，如阶议。命阶子璠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嵩惧，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阶谢不敢。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道行以扶乩得幸，故恶嵩。帝问：“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诈为乩语，具道嵩父子弄权状。帝问：“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欲逐嵩。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曰：‘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帝降旨慰嵩，而以溺爱世蕃负眷倚，令致仕，驰驿归，有司岁给米百石，下世蕃于理。嵩为世蕃请罪，且求解，帝不听。法司奏论世蕃及其子锦衣鹄、鸿、客罗龙文戍边远。诏从之，特宥鸿为民，使侍嵩。而锢其奴严年于狱。擢应龙通政使参议。时四十一年五月也。龙文官中书，交关为奸利，而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阶极陈不可，帝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辅玄修乃可，敢更言蒿、世蕃者，并应龙倶斩。’嵩知帝念己，乃赂帝左右，发道行阴事，系刑部俾引阶，道行不承，坐论死，得释。谓释阶不引，道行则死狱中。嵩初归至南昌，值万寿节，使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田玉善召鹤，嵩因取其符箓，并己《祈鹤文》上之，帝优诏褒答。嵩因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皆远戍，乞移便地就养，终臣余年。’不许。世蕃被应龙劾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园亭，其监工奴见袁州推官郭谏臣不为起。御史林润尝劾嵩党鄢懋卿，惧相报，因与谏臣谋发其罪，且及冤杀杨继盛、沈炼状。世蕃喜，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法司黄光升等以谳词白徐阶，阶曰：‘诸公欲生之乎？’佥曰：‘必欲死之。’曰：‘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世蕃与其党谋：贿字非上所深恶，惟聚众通倭为大恨，但扬言杨、沈狱为大罪，次受贿，余皆不足畏，则狱自解。光升等闻之以为然，遂以之定为谳词。为手削其草，独按龙文与汪直姻旧为交通，贿世蕃乞官，世蕃用彭孔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制拟王者，又结宗人典楧，阴伺非常，多聚亡命，龙文又招直余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亦自山海卫弃伍北走，诱致外兵，共相响应。即日令光升等疾书奏之。世蕃闻，诧曰：‘死矣！’遂斩于市。

籍其家，黜嵩及诸孙皆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嵩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

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

世蕃伏诛，时已四十四年，阅年余，帝亦崩矣。终帝之世，奉道不懈。四十一年，严嵩已败，而是年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书，时江西丰城县方士熊显，进法书六十六册，诏留览，赐显冠带。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访求方士时陶仲文已死。及符箓秘书，阅二年还朝，上所得法秘数千册，荐方士唐秩、刘文彬等数人。儆、大任俱擢侍讲学士，秩等赐第京师。时严嵩既罢，蓝道行亦被谴，宫中数见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乐，中官因设诈以娱之，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赐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复获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贺。帝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手诏褒答，事在四十三年。明年六月，睿宗原殿东柱产金色芝一本，帝大悦，告于太庙，百官表贺。因建玉芝宫。十一月，奉安献皇帝、后神主于玉芝宫。

帝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独上疏言之，是为嘉靖朝最后建言之名疏，读之可以结嘉靖间士大夫敢言之局。疏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捐纳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嫌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作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矣。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即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材三为户部尚书：第一次以忧去，在嘉靖十年；第二次忤郭勋，帝令致仕去，在十七年；第三次亦忤勋，屡为所劾，又以醮坛需龙涎香，材不以时进，帝衔之，遂责材沽名误事，落职闲住，归，旋卒，在十九年。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无成也。”此疏直攻帝失，尤切指玄修，中帝所最忌，为自来所不敢言，竟未遭大谴，殆亦帝临终有悔萌矣。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为之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日，尝曰：“此人可方比干，但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徐阶议内禅，因：“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邪？”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阶力救，奏遂留中。是年十二月帝崩，穆宗即位，次日即释出。

帝求仙而身日病，病久，忽欲南幸兴都取药，徐阶力谏而止。四十五年十一月，服方士王金等所献丹药，病遂甚。时方士至者日众，帝知其妄，无殊锡。王金思所以动帝，乃伪造诸品仙方，与所制金石药同进，其方诡秘，药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病遂不能愈。十二月庚子，十四日。帝大渐，自西苑还乾清宫，是日崩。

自武宗大为不道，而士大夫犹补苴其间，所受挫折未甚。世宗英断，资质之可与为善，自非武宗所及，然终身事鬼而不事人。早年亦有意图治，《明实录》：万历初，张居正进讲文华殿时，言世宗皇帝嘉靖初年于西苑建无逸殿，省耕劝农，以知王业艰难。又命儒臣讲《周书·无逸篇》，讲毕，宴文武大臣于殿中。至其末年，崇尚焚修，圣驾不复临御，殿中徒用以誊写科书，表背玄像而已，昔时勤民务本气象，不复再见，而治平之业亦寖不如初。此可见当时政治消长之状。

帝又以坚僻怙过，拒谏立威，廷杖之事，习为故常。小小舛误，一申饬可了之事，亦用杖刑。摧辱言官，其忤意被杖者可想。三十二年元旦，以贺表语乖文体，逮礼科给事中杨思忠，于午门外杖之百，罢为民，六科官各夺俸一月，以思忠初议孝烈皇后不祔庙，帝心衔之也。孝烈后方氏，崩于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议后主祔庙，自始固未有帝在而后先祔庙者，帝以皇考睿宗入庙，恐后世议祧，遂欲当己世预祧仁宗，以孝烈祔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尚书徐阶言后无先入庙者，思忠亦主阶议，帝大怒，阶皇恐不敢守前议，遂祧仁宗，升祔孝烈。此皆非礼之举，而仇守礼之臣，又匿怨而假他微罪发之，益非人君使臣以礼之道。然用刑手滑，至次年三十三年正旦，又以贺表中失抬万寿字，诏锦衣卫逮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各廷杖四十，以此可知当时用威之滥矣。

明开国以来节俭爱养，藏富于民之意，久而不渝。至宪宗晚年渐不如昔，孝宗稍复前规，及武宗则不知祖训为何物，但祖宗所养之士，类以守法为事，武宗及其所昵之群小，尚不能力破纲纪。至世宗因祷祀而土木，糜费无限，遂开危亡之渐。《食货志·赋役门》云：“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余万，加派于是始。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军兴所征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又云：“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俭朴，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余两，明代币贵工贱，一殿用银至二千万余两，又有下文工食米万三千余石，岂不可骇？然《明史稿》文亦同，知非字误。夫祖宗宫殿朴俭，后世正当知美德所贻，况太素命名，更何得以雕峻污之？役工匠三千余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余石。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皆窃官银以媚之。给事中张原言：‘匠夫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蒙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料直百余万，车脚雇运三四十万。承天工役十余处，费亦数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亟，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

又《仓库门》：“嘉靖初，内府供应视弘治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余万，续收者贮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谓之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仅百二十万。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金花银始于正统初，岁折漕粮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其前偶有折漕俱送南京供武臣禄，各边缓急亦取足焉。折色本色，均充国用，不生分别。正统改解以后，不送南京，自给武臣禄十余万外，余皆充御用，谓之金花银。正统三十七年，令岁进内库银百万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

又《采造门》：“世宗初，内府供用，减正德十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给，黄白蜡至三十余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沉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余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葡萄牙占澳门盖始于此。方丘、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边，遣使觅于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睛、祖母绿石、绿撒孛尼石、红刺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石，无所不购。”

以上就《食货志》中世宗时用财浮滥之事略举之。盖取民之制，至世宗而坏，一切苟且，多取以济急，而实暂赢而绌于永久，愈多取乃愈匮乏。祷祀与土木相连，古来帝王之奉道奉佛皆然，逼取人民之膏血，以媚神佛，谓可求福，无不得祸。古云：“四海困穷，天禄允终。”理不可易。明祚中衰，以正德、嘉靖为显著，当时尚无人民负担加重，即事业开发加多之学说，其奢俭之为得失，犹易考见。

至新学说行，则当问取之于民是否用之于民，民不拒官之取，是否能监视官之用于民事与否，则读史者所应借鉴而知之也。

第四节 隆庆朝政治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世宗崩。壬子，二十六日。穆宗即位，改明年为隆庆元年。徐阶时为首辅，于即位诏，免明年天下田赋之半，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逋赋。所草世宗遗诏，则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方士付法司论罪，一切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罢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时高拱、郭朴以阶不与共谋，不乐，朴曰：“徐公谤先帝。”两人遂与阶有隙。

穆宗承世宗之后，享国亦仅六年，其政事倚成于内阁。阁臣用事者，亦不得谓无才，然多挟意见，无和衷之美，所形成一朝之政治，即诸阁臣意见之用事。当即位初，世宗遗诏，已因忌徐阶而沮先朝悔过之美。其后阁臣进退，由恩怨之推排，为政令之反复。《明史》徐阶、高拱、张居正类为一传，颇足为朝局枢纽。《明史稿》徐阶与杨廷和、杨一清为一传，意不同。阶在世宗朝，以严嵩能逆探帝指而肆其恶，即用其术以移帝意，拔大憝而去之，世服其智而不病其谲，阶固拔除乱贼而引君当道也。迨草遗诏，夜召门人学士张居正与谋，质明，裕王入临世宗不立太子，但先遣景王就国，以示裕王之留，即为储贰。景王又前卒，裕王自即太子。毕，以诏草上，令旨报可。朝野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高拱、郭朴以阶引门生谋，而同列反不与，遂忌嫉腾谤言。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时，给事中胡应嘉尝劾拱，拱疑阶嗾之。隆庆初救考察被黜者，朴言：“上甫即位，而应嘉敢越法无人臣礼，宜削籍。”阶睨拱方怒，不得已从之。言者谓拱修旧郄，胁阶斥应嘉。阶又请薄应嘉罚，言者又相继劾拱。拱欲阶拟杖，阶从容譬解，拱益不悦，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辨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给事御史多起废籍，恃阶而强，言辄过激，帝不能堪，谕阶等处之。同列欲拟谴，阶曰：“上欲谴，我曹当力争，乃可导之谴乎？”请传谕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诏翰林撰中秋宴致语，阶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乐。帝为罢宴。帝命中官分督团营，阶力陈不可而止。南京振武营兵屡哗，阶欲汰之，虑其据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继禄督江防兵驻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事遂定。群小珰殴御史于午门，都御史王廷将纠之，阶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虑彼先诬我。”乃使人以好语诱大珰，先录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别逮治有差。阶之持正应变多此类。然阶所持诤多宫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而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劾阶，阶因请归，帝意亦渐移，许之。举朝疏留，报闻而已。王廷复剌得张齐纳贿事，劾戍之边。阶既行，李春芳为首辅，未几而拱出。

拱与郭朴皆阶所荐入阁。拱骤贵负气，颇忤阶。穆宗即位，进少保兼太子少保。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而是时陈以勤、张居正皆入阁，居正亦侍裕邸讲。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会议登极赏军，及请上裁去留大臣事，阶悉不从拱议，嫌益深。拱欲逐胡应嘉，给事中欧阳一敬劾拱尤力，阶于拱辨疏，拟旨慰留，而不甚谴言者。拱益怒，相与忿诋阁中。御史齐康为拱劾阶，康坐黜，于是言路论拱者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拱不自安，乞归，隆庆元年五月也。拱以旧学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阶亦乞归，则在二年七月。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拱乃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且上疏极论之曰：“《明伦大典》颁示已久，今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所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帝深然之。法司坐王金等子弑父律，拱复上疏曰：“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末年抱病，经岁上宾，寿考令终，曾无暴遽。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帝复然拱言，命减戍。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郄，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赖帝仁柔，弗之竟也。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识人才，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皆得其人。又以时方忧边事，请增置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侍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材自裕。又以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应卒，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宜慎选司属，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更各取边地之人，以备司属，如铨曹分省故事，则题覆情形可无扞格。并重其赏罚以鼓励之。凡边地有司，其责颇重，不宜付杂流及迁谪者。皆报可，著为令。拱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勿循资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参伍，不尽凭文书为黜陟，亦不拘人数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众咸服。”吉田瑶乱，用殷正茂总督两广，曰：“是虽贪，可以集事。”贵州抚臣奏土司安国亨将叛，命阮文中代为巡抚，临行语之曰：“国亨必不叛，若往，无激变也。”既而如其言。以广东有司多贪黩，特请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厉其余。又言：“马政盐政之官，名为卿为使，而实以闲局视之，失人废事，渐不可训。惟教官驿递诸司，职卑禄薄，远道为难，宜铨注近

地，以恤其私。”诏皆从之。拱所经画，皆此类也。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总督王崇古受之，请于朝，乞授以官。朝议多以为不可，拱与居正力主之，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由是西塞诸部岁来贡市，自宣大至甘肃，边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余载。拱以边境稍宁，恐将士惰玩，复请敕边臣，及时闲暇，严为整顿，仍时遣大臣，帝皆从之。辽东奏捷，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此属御建州女直事，故《明史》含糊其词。盖拱于隆庆五年，特拔副使张学颜为辽东巡抚，学颜与大将李成梁讨敌有功，故云辽东奏捷也。事略具《张学颜传》。寻考察科道，拱请与都察院同事，时大学士赵贞吉掌都察院，持议稍同异。给事中韩楫劾贞吉有所私庇，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令贞吉致仕去。拱嗣是专横益著，言者皆谪外。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致物议，帝终眷拱不衰。始拱为祭酒，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陈以勤皆去，拱得首辅，居正肩随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六年春，帝崩，拱卒为居正所倾，别详万历初政局。

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惟以恩怨快意，至不惜屈抑忠正，宽庇佞邪，以修怨于故辅，并以先朝之过举，劫持嗣君，以中伤元老。拱之才与居正相类，而气质之偏各不同，亦各有大过当之处。隆庆朝之得失，即当时相业之优劣也。

穆宗中材之主，《史》称“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谓令主。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未能振肃干纲，矫除积习，宽恕有余，刚明不足。”以此论隆庆一朝，大略固如是。然谓柄臣相轧，议帝未肃乾纲，则其得失亦参半。俺答封贡，减赋息民，即柄臣用事之效。至躬行节俭，仅举尚食岁省而言，则纯为当时颂圣门面语，参考事实，当分别观之。

《宦官传》：“李芳，穆宗朝内官监太监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见信任。《明通鉴》：“芳侍上于藩邸，即位信任之。”是信任由于旧侍，非以其持正也，其后获谴，乃正以其持正耳。初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盗万计，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隆庆元年二月，芳劾之，时杲已削官，乃下狱遣戍，尽汰其所冒冗员。又奏革上林苑监增设皂隶，减光禄岁增米盐及工部物料，以是大为同类所嫉。而是时司礼诸阉滕祥、孟冲、陈洪方有宠，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鳌山灯，导帝为长夜饮。芳切谏，帝不悦，祥等复媒蘖之，帝遂怒，勒芳闲住。二年十一月，复杖芳八十，下刑部监禁待决。尚书毛恺等言：‘芳罪状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无礼，其锢之。’芳锢，祥等益横。前司礼太监黄锦已革荫，祥辄复予之。工部尚书雷礼劾祥：‘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征，糜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臣礼力不能争，乞早赐罢。’帝不罪祥，而令礼致仕。礼于《史》无传，事迹仅见此，今但存其著述甚多耳。冲传旨下海户王印于镇抚司，论戍，法司不预闻；纳肃藩辅国将军缙 贿，越制得嗣封肃王。洪尤贪肆，内阁大臣亦有因之以进者。三人所糜国帑无算。帝享太庙，三人皆冠进贤冠，服祭服以从，爵赏辞谢，与六卿埒。廷臣论劾者，太常少卿周怡以外补去，给事中石星、李已、陈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宝丞郑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荫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独久系狱。四年四月，刑科都给事中舒化以热审届期请宥芳，乃得释充南京净军。”据此则穆宗之嗜好及惑溺已可概见，惟历年少，亦举动不烈，不大震惊耳目而已。

《食货志·上供采造门》：“穆宗朝，光禄少卿李健奏十事，帝皆可之，颇有所减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兽，罢宝坻鱼鲜，凡荐新之物，领于光禄寺，勿遣中官，著为令。又从太监李芳请，停征加增细粳米，白青盐，命一依成、弘间例。御史王宗载请停免加派，部议悉准原额，果品百七万八千余斤，牲口银五万六千余两，免加派银二万余。未行而神宗立，诏免之。世宗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穆宗裁原额二万，止十五万余，盖愈省约矣。”万历初，张居正为政，光禄寺经费益减至十三四万，中年渐增，几三十万。此为躬行节俭事实之可征者。

又《仓库门》：“隆庆中，数取太仓银入内库，内承运库中官至以空札下户部取之，廷臣疏谏皆不听。又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言：‘每年矿金税金皆收内库，而其它羡余、干折、抄没、孝顺之属，其名甚众，无不入内库者。金花岁百万，计三十年，当数千万，况天产地生，汇而郁于其中，内库充牣若是，尚言不足耶？’帝不听。”然则帝以内库与国库争，并无损上益下之意，所省光禄寺微末之数，其意何为，殆亦为内库增聚敛邪？即于民间有所轻减，直以毫末之惠，市史册之名耳。人主节俭，若视为美名，即不可恃。俭在寡欲，有寡欲之质，不期俭而自俭，若太祖以来是也。穆宗史以节俭称，今再征之史实。

《王治传》：隆庆元年，上疏陈四事，其二为：“谨燕居之礼，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窥伺百出，或以燕饮声乐，或以游戏骑射，近则损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则妨累政事，危乱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谓陛下燕间举动，有非谅暗所宜者。臣窃为陛下忧之。”此知穆宗非厚重守礼之君，宜有务求玩好之事。

《纲目三编》：“二年正月，吏科给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进则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强则日偷。臣窃见陛下入春以来，为鳌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朝讲久废，章奏遏抑，一二内臣，威福自恣，肆无忌惮，天下将不可救。用是条上六事：一曰养圣躬，二曰讲圣学，三曰勤视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广听纳，六曰察谗谄。’疏入，上怒，以为恶言讪上，命廷杖六十，黜为民。时中官滕祥以造作奇巧得幸，会监杖，星大诟之，祥怒，予重杖，星绝而复苏，其妻郑，误闻星已死，遽触柱死。闻者哀之。”史无《石星传》，惟《本纪》：“隆庆二年正月己卯，给事中石星疏陈六事，杖阙下，斥为民。”《史稿》有传，载此文略同。

《周弘祖传》：“二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旗竿数火，天鼓再鸣，陨星旋风，天雨黑豆，此皆阴盛之征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谘访治道。边患孔棘，备御无方。时俺答尚未封贡。事涉内廷，辄见挠沮。如阅马核库，诏出复停。皇庄则亲收子粒，太和则榷取香钱。织造之使累遣，纠劾之疏留中。内臣爵赏谢辞，温旨远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无者。’疏入不报。”此可知主道之不隆，修政之无善状，特不似世宗之猛厉耳。

《詹仰庇传》：“隆庆初，穆宗诏户部购宝珠，尚书马森执奏，给事中魏时亮、御史贺一桂等继争，皆不听。仰庇疏言：‘顷言官谏购宝珠，反蒙诘让。昔仲虺戒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召公戒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汤武能受二臣之戒，绝去玩好，故圣德光千载。若侈心一生，不可复遏，恣情纵欲，财耗民穷。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胜言者。况宝石珠玑，多藏中贵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财耗之无用之物？今两广需饷，疏请再三，犹靳不予，何轻重倒置乎？’不报。”穆宗一朝，以购珠宝拒谏罪言官者比比矣，其事沿世宗之奉道而来，奉道之用奢侈品，殆亦如佞佛之必资布施庄严乎？夫以布施庄严，破愚民之悭吝，未尝非均贫富之一助；若有权力可剥夺于民者信之，此即历史中信佛信道之君，皆所以促败亡者也。顾世宗以奉道需珠宝，其惑溺之根犹有所为，欲祛其惑，当移其求长生之妄念而后可；穆宗则直以童心未化，为左右近习所玩弄而已，美之曰恭俭，岂有当哉？

仰庇后又以帝耽声色，陈皇后微谏，怒出之别宫，后寝疾危笃，上疏言之，帝批答但云：“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未予谴谪。感奋益思尽言，复以巡视十库上疏言：“内官监岁入租税甚多，而岁出不置籍。按京城内外园廛场地，隶本监者数十计，岁课皆属官钱，而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渔猎，利填私家，过归朝宁。乞备核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数，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俭，四方系安危。陛下前取户部银，用备缓急，今如本监所称，则尽以创鳌山，修宫苑，制秋千，造龙凤舰，治金柜玉盆。群小因乾没，累圣德，亏国计。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诸司文移往还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书无此礼。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语为大不敬。帝怒，下诏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屡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罢科道之巡视库藏者。南京给事中骆问礼、御史余嘉诒等疏救，且言巡视官不当罢。不纳。明代公文用照字较近代为多，其意则犹近代之査字。査本木名，其入公文作察字用亦相沿为之，非字之本义也。至言事疏中应否用照字乃另一事，其言可采与否又是一事，况言及宦官，而由宦官挑剔，坐以大不敬，此即昏庸之证。祖制以科道巡视各署，原以为国家计，防蠹弊之由来。今因此而罢之，不知祖宗立法之意，而为宦官抉纲纪以快其私，上承嘉靖，下启万历，为亡国之酝酿而已。

《刘体乾传》：“马森去，森为户部尚书，三年二月以终养去，亦缘力争珠宝等事不见听之故。召改北部，由南户部尚书改北。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体乾言：‘太仓银所存者三百七十万耳，而九边年例二百七十六万有奇，时俺答未封贡，边未解严，但封贡以后，所云减费，亦有名无实。事见《实录》。在京军粮商价百有余万，蓟州、大同诸镇例外奏乞不与焉。若复取以上供，经费安办？’帝不听。体乾复奏：‘今国计绌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库之数，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岁则无策矣。今尽以供无益费，万一变起仓卒，如国计何？’于是给事中李已、杨一魁、龙光，御史刘思问、苏士润，贺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体乾言，阁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请，乃命止进十万两。又奏：‘太和山香税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属内臣。’忤旨，夺俸半年。”又：“逾年，隆庆四年。诏趣进金花银，且购猫睛、祖母绿诸异宝。已上书力谏，体乾请从已言。不纳。内承运库以白札索部帑十万。体乾执奏，给事中刘继文亦言白札非体。帝报有旨，竟取之。《马森传》：“帝尝命中官催发户部银六万，市黄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内阁下，无司礼径传者。’事乃止。”是前年之白札，马森尚以故事争之而止，至是竟以有旨二字拒谏矣。体乾又乞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为中官所格，不得请。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又趣市珍珠黄绿玉诸物。体乾清劲有执，每疏争，积忤帝意，竟夺官。给事中光懋、御史凌管等交章请留。不听。”凡此皆有常识之君不待人言，自不欲以无益之物病国以自病者。穆宗终身溺其中，《史》犹据光禄减费一事称其节俭，可知其不足信矣。

体乾于嘉靖间为给事中，帝以财用绌，诏廷臣集议，多请追宿逋，增赋额。体乾独上奏曰：“苏轼有言：‘丰财之道，惟在去其害财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费是也。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今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悉举，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请严敕诸曹，清革冗滥，减俸将不赀。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进御果蔬，初无定额，止视内监片纸，如数供御，干没狼藉，辄转鬻市人，其它诸曹，侵盗尤多。宜著为令典，岁终令科道臣会计之，以清冗费。二冗既革，国计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赋，是扬汤止沸也。”于是部议请汰各监局人匠。从之。

此等奏议，皆不可改移之论。国之强，政之理，财之裕，皆始于官之不冗。国家至以官职为安插不事事之人之用，则能事事者亦相率而怠废，官愈多，事愈废，俸愈无限制，岂徒财力有所不给，乃至无复政事可言，此治乱之龟鉴也。

《陈吾德传》：“帝从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宝。户部尚书刘体乾、户科都给事中李已执奏，不从。此即《体乾传》中事。吾德复偕已上疏，此在体乾罢后。曰：‘伏睹登极诏书：“罢采办，蠲加派。”且云：“各监局以缺乏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时论奏，治以重典。”海内闻之，欢若更生。比者左右近习干请纷纭，买玉市珠，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咸谓：“诏书不信，无所适从。”迩时府库久虚，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忧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费数十万赀乎？政等献谄营私，罪不可宥，乞亟谴斥，以全诏书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锢刑部狱，斥吾德为民。”

《刘奋庸传》：隆庆六年三月，上疏言五事，其三言：“慎俭德。陛下嗣位以来，传旨取银不下数十万，求珍异之宝，作鳌山之灯，服御器用悉镂金雕玉。生财甚难，靡敝无纪。愿察内帑之空虚，思小民之艰苦，不作无益，不贵异物，则国用充羡而民乐其生矣。”因帝不久即崩，而所嗜好者不过如此。且一鳌山之灯，历年见之谏疏，可见童心永不能革。疏入，帝但报闻，不怒也。而高拱以为风剌及己，由尚宝卿谪兴国知州。奋庸与拱同为裕邸讲官，拱以旧恩为首辅，奋庸久不调而持正论，遂遭拱忌。

隆庆六年闰二月丁卯，初十日。御皇极殿门，疾作，遽还宫。五月己酉二十五日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受顾命。庚戌，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穆宗顾命之词，《史》以高拱著有《病榻遗言》一书，自述其身受穆宗殊遇，而遭忌于居正，为所倾。居正之倾拱自实，当叙入万历初朝局。至其述顾命语及其时日，考之皆不甚可信。今《病榻遗言》自有行世之本，《明史稿》颇采之，《明史》即不用其语。

第五节 正、嘉、隆三朝之学术

明代学术，皆尊程、朱。自正德间，王守仁始有直接孟子以学孔子之说，于宋儒则尊陆九渊之学，而不甚满于朱子。嗣是以来，其说亦风靡天下，而尊之者曰：“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毁之者曰：“与朱子异趣，颇流于禅。”自此程、朱与陆、王分为道学中两派，辩论相激，至诋守仁为异端。同时有湛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学者称甘泉先生，一时分王、湛之学。承学之士，不归王，则归湛。若水为增城人，与陈献章均粤人，盖传献章之学，亦与朱子之学不尽同。惟罗钦顺、吕柟二家，笃守程朱。钦顺与守仁反复辩难，具载所著《困知录》中。当嘉靖间，守仁之学已为廷臣所指斥，桂萼于守仁既卒，议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子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借其虚声，遂至于纵肆；传习转讹，背谬日甚。讨捕 贼，擒获叛藩，据事论功，诚有足录。陛下御极之初，即拜伯爵，宜免追夺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给事中周延先争之，被黜。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乃从祀文庙。明世从祀者四人，薛瑄已从祀于隆庆间，守仁与陈献章、胡居仁同从祀。盖守仁之事功莫能訾议，而学术则为守洛、闽者所诋毁云。

程朱、陆王之辩，明季最烈，沿至于清，显分门户。夫讲学心得之不同，愈辩愈明，不害其各有论著。至就其人品而观，非程朱之派极多正人，不能不谓得力于讲学。学程朱之学者，若不课其躬行，亦岂无托门户以争胜者？第存诚主敬，流弊终少；超超玄悟，一转而入于禅，自陈白沙已不免。明一代士大夫之风尚最可佩，考其渊源，皆由讲学而来。凡贤士大夫无不有受学之渊源；其不肖之流，类皆不与于学派，不必大奸大恶也。即以讥议守仁之桂萼言之，恶直丑正，以窥测世宗之私意，致身通显，遂恃宠以倾陷异己，此岂学者所屑为？考黄宗羲《明儒学案》，士大夫可为盛矣。不分门户，惟问实行如何，此研究明代学术之要义，当专力为之。

第五章 万历之荒怠

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盖居正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故其干济可观，偏倚亦可厌，而若穆宗之嗜欲害政则尚无有，纯乎阁臣为政，与高拱之在穆宗朝大略相等。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占辽、沈，明始感觉，而征兵征饷，骚动天下，民穷财尽，铤而走险，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是为决裂之期。

第一节 冲幼之期

隆庆六年五月庚戌，二十六日。穆宗崩。是日传遗诏，以冯保为司礼监。初保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时司礼掌印缺，保以次当得之，而阁臣高拱独荐陈洪，及洪罢，复荐孟冲，保以是怨拱。是时司礼之缺犹悬于阁臣之推荐与否，隆庆时阉权已较重于嘉靖间，然用否系于首辅之一言，相权固重于阉权也。自张居正欲倾拱而假阉为用，由此阉更鸱张。保以怨拱之故，乃与次辅居正深相结。初拱与居正相友善，并先后入阁。拱方修故辅徐阶郄，嗾言路追论不已，阶诸子多坐罪。居正从容为拱言，拱稍心动，而拱客构居正纳阶子三万金，拱以诮居正，居正色变，指天誓，词甚苦，拱谢不审，两人交遂离。会帝不豫，居正欲引保以为内助。帝疾再作，居正处分十余事，使小吏投保，拱知而迹之，吏已入，拱恚甚，面诘居正曰：“密封谓何？天下事不以属我曹而属之内竖，何也？”居正面发赤，干笑而已。帝崩于卯刻，忽巳刻斥司礼监孟冲而以保代之。礼科给事中陆树德言：“先帝甫崩，忽有此诏，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不报。

六月甲子，初十日。太子翊钧即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有苗裔恤录。又建表忠祠于南京，祀徐辉祖、方孝孺等。庚午，十六日。高拱罢。冯保既掌司礼监，又督东厂，总理内外，势益张。帝登极时，保升立御座旁不下，举朝大骇。拱以主上幼冲，中官专政，条奏请绌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遵、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使人报张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蔑视幼君，太后颔之。至是，召群臣入，宣两宫及上诏。拱意必逐保也，亟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拱既去，于是居正遂为首辅。七月，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贵妃李氏为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冯保媚帝生母，风居正以并尊，居正不能违。慈圣移居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委居正。万历元年正月，妖人王大臣之狱起。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驰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居正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奋入内，取厂中揭帖投博曰：“是何与我？”揭帖有居正窜改四字，曰“历历有据”。守礼识居正手迹，密纳诸袖，居正觉曰：“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又以拱仆杂稠人中，令大臣识别，茫然莫辨也。会上命守礼偕锦衣都督朱希孝会决，加刑，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榜掠我邪？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冯家仆教我。”希孝不敢鞫而罢。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由是举朝多恶保，而不肖多因之以进。

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惟徐阶之倾严嵩，则为世所美。而居正得志以后，则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其受报亦至酷，遂为万历初期政局之纲领。

元年二月，从居正请，御经筵。一日讲毕，上问：“建文果出亡否？”居正曰：“国史不载，但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太息，命录诗进。居正因曰：“此亡国事，不足观，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先是，隆庆六年，帝登极后，居正于是冬进《帝鉴图说》，大要言前史所载兴亡治乱之迹，如出一辙，大抵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无不治者；反之则乱。因属讲官马自强稽古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前绘一图，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名之。帝命图册留览，宣付史馆。至万历元年三月，进讲《帝鉴图说》时，至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箝制弁员，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嗣后将帅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权，俾得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于是乃诏内外官各举将才。

隆、万间军事颇振作，高拱、张居正皆善驭将。居正虽倾拱，初不改其所拔之材，若张学颜之受知于拱，《史》有明文，读之，想见宰相留意人材之美。《学颜传》：“俺答封顺义王，察罕土门汗语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顾弗如！’挟三卫窥辽，欲以求王。而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海西、建州两种女直，时海西强者为王台，建州强者为王杲。其云建国称汗，当是当时事实，然则建州国汗之称盖不始自清太祖矣。大将王治道、郎得功战死，辽人大恐。隆庆五年二月，辽抚李秋免，大学士高拱欲用学颜。或疑之，拱曰：‘张生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侍郎魏学曾后至，拱迎问曰：‘辽抚谁可者？’学曾思良久，曰：‘张学颜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时为荆州道兵备副使。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学颜在隆庆时兴复辽镇，御破土蛮，入万历年，与李成梁筑六堡，斥地数百里，诛建州王杲，居正以倚任成大功。综万历初，居正当国之曰，荐方逢时总督宣大军务，申明封贡约信，边境以安。其所用刘显、戚继光、凌云翼、李成梁、张佳允，皆一时敢战之将，应变之才尽在物色，而又发纵指示，明瞩万里，《史》称：“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要，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材，事克有济。”语见谭纶、王崇古、方逢时、吴兑、郑洛、张学颜、张佳胤、殷正茂、凌云翼传赞。

张居正以一身成万历初政，其相业为明一代所仅有，而功罪之不相掩，亦为政局反复之由。读《居正传》可以尽万历初期之政，特详录之。其逐高拱而代为首辅，事已见前。为首辅之后，具见一时相业，即万历初之所以强盛也。

“帝虚己委居正，其实帝方幼冲，由太后主政。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风采。居正劝帝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至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皆急务，帝称善。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百僚皆惕息。两宫既并尊，慈圣徙乾清宫抚视帝，大柄悉委居正。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漕河通，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漕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南京小阉醉辱给事中，言者请究治，居正谪其尤激者赵参鲁于外以悦保，而徐说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其奉使者，时令缇骑阴诇之，其党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居正喜建竖，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亦数破贼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乱，用张佳胤往抚即定。故世称居正知人。然持法严，核驿递，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辄不得补；大邑士子额隘，艰于进取，亦多怨之者。时承平久，群盗猬起，至入城市，劫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瘐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捕其家属，盗贼为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为怨言，居正不恤也。”“帝渐备六宫，太仓银钱多所宣进，居正乃因户部进御览数目陈之，谓：‘每岁入额不敌所出，请帝置坐隅，时省览，量入为出，罢节浮费。’疏上留中。帝复令工部铸钱给用，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言官请停苏、松织造，不听，居正为面请，得损大半。复请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迁官恩数，帝多曲从之。帝御文华殿，居正侍讲读毕，以给事中所上灾伤疏闻，因请振，复言：‘上爱民如子，而在外诸司营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钳以法，而皇上加意撙节于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赏赉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贷，居正以江南贵豪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自陈，上裁去留，因劝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嗛保、居正矣。帝初政，居正尝纂古治乱事百余条，绘图，以俗语解之，使帝易晓。至是，复属儒臣纪太祖列圣《宝训》《实录》，

分类成书，凡四十：曰创业艰难，曰励精图治，曰勤学，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谨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闱，曰教储贰，曰睦宗藩，曰亲贤臣，曰去奸邪，曰纳谏，曰理财，曰守法，曰儆戒，曰务实，曰正纪纲，曰审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驭近习，曰待外戚，曰重农桑，曰兴教化，曰明赏罚，曰信诏令，曰谨名分，曰裁贡献，曰慎赏赉，曰敦节俭，曰慎刑狱，曰褒功德，曰屏异端，曰饬武备，曰御戎狄。其辞多警切，请以经筵之暇进讲。又请立起居注，纪帝言动与朝内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员入直应制诗文及备顾问，帝皆优诏报许。”

《居正传》中叙其相业如此。而《传》文与居正之怙权得祸相杂，当明末议论，于居正之有功国家，非士大夫切己之事，省记而持公议者较少，惟升沉进退之际，挟旧怨以图报复者为数较多。故纪万历初事，可功可罪。以史传论，《明史稿》早成，其《居正传》即多挟诋毁成见。如戚继光之治兵，居正之任将，古今岂可多得？而当时继光之倚居正，自不得不加密，因而有馈遗以为好，亦出恒情。继光，名将，散财养士，士之依继光者极盛，其不能以避嫌而独远首相，与居正之不能法古名贤操守，居相位而不以纤芥累人以自累，此皆以圣贤望人，求全责备之意。《史本传》于张、戚之间，削去讥谤之语，已见公道之久而益明。当作《史稿》时，犹多采当时毁张之说。其叙边功云：“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然其人少弱，非久即退。而总兵李成梁悍勇善战，数拒却之，又数掩杀泰宁、福余诸属国以为功。居正张大其捷，帝数褒美，加恩辅臣，成梁至封伯。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辈亦以破贼功，爵赏亚辽左。戚继光镇蓟门，多挟南兵从，北人嫉之，继光惧，因兵部尚书谭纶购美姬进居正，他所摹画亦多得居正指，以是畀之事权，诸督抚大臣，唯继光所择，欲不利继光者即为徙去之。而成梁、正茂等亦皆媚居正。然数人故善用兵，功多，帝谓居正运筹力，而世亦称居正知人。”此段文笔甚佳，褒贬互用，其实所褒皆成贬矣，文士笔锋，古云可畏。试取《稿》与《正史》两相比对，可以了然。

居正综核名实，不避嫌怨，于其为国而不顾身家，只应尊敬，不当与怙权而得怨之说混而为一。兹分别言之。

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给事中余懋学请行宽大之政，居正以为风己，削其职。御史傅应桢继言之尤切，下诏狱杖戍。给事中徐贞明等群拥入狱视，具橐，亦逮谪外。御史刘台按辽东，误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绳督之，台抗章论居正专恣不法，居正怒甚，帝为下台诏狱，命杖百远戍，居正阳具疏救之，仅夺其职，已卒戍台。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当是时，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慈圣将还慈宁宫，谕居正，谓：“我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学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师保之责，与诸臣异，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用终先帝凭几之谊。”因赐坐蟒白金彩币。未几丁父忧，帝遣司礼中官慰问，视粥药，止哭，络绎道路，三宫赙赠甚厚。户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夺情议，居正惑之，冯保亦固留居正。诸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辈皆以为不可，弗听。吏部尚书张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遂交章请留。中行、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互继争之，皆坐廷杖谪斥有差。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衢。帝诏谕群臣：“再及者诛无赦。”谤乃已。于是使居正子编修、嗣修与司礼太监魏朝驰传往，代司丧，礼部主事曹诰治祭，工部主事徐应聘治丧。居正请无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带入阁治政，侍经筵讲读，又请辞岁俸，帝许之。及帝举大婚礼，居正吉服从事，给事中李涞言其非礼，居正怒，出为佥事。时帝顾居正益重，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居正乞归葬父，帝使尚宝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护归，期三月，葬毕即上道。仍命抚按诸臣先期驰赐玺书敦谕。范“帝赉忠良”银印以赐之，如杨士奇、张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居正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阁。自强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而时行与四维皆自昵于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两宫赐赉慰谕有加礼，遣司礼太监张宏供张，饯郊外，百僚班送。所过地，有司饬厨传，治道路。辽东奏大捷，帝复归功居正，使使驰谕，俾定爵赏，居正为条列以闻。调阳益内惭，坚卧，累疏乞休不出。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请俟清凉上道。”于是内阁、两都部院、寺卿、给事、御史俱上章，请趣居正还朝。帝遣锦衣指挥翟汝敬驰传往迎，计日以俟，而令中官护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过，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虽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具宾主而出。过南阳，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诏遣司礼太监何进宴劳，两宫又各遣大铛李琦、李用宣谕，赐八宝金钉川扇，御膳饼果醪醴。百僚复班迎。入朝，帝慰劳恳笃，予假十日而后入阁，仍赐白金彩币宝钞羊酒，因引见两宫。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比至，帝与两宫复赐赉加等，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

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无何居正病，帝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无不建醮。帝令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惫甚不能遍阅，然尚不使四维等参之。及病革乞归，上复优诏慰留，称“太师张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及尚书梁梦龙、侍郎余有丁、许国、陈经邦，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黏御屏。晟，冯保所受书者也，强居正荐之，时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居正先以六载满，加特进，中极殿大学士；以九载满，加赐坐蟒衣，进左柱国，荫一子尚宝丞；以大婚加岁禄百石，录子锦衣千户为指挥佥事；以十二载满，加太傅；以辽东大捷，进太师，益岁禄二百石，子由指挥佥事进同知；至是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于是四维始为政，而与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初帝所幸中官张诚见恶冯保，斥于外，帝使密诇保及居正。至是诚复入，悉以两人交结恣横状闻，且谓其宝藏逾天府。帝心动，左右亦浸言保过恶，而四维门人御史李植极论徐爵与保挟诈通奸诸罪。帝执保禁中，逮爵诏狱，谪保奉御居南京，尽籍其家，金银珠宝巨万计。帝疑居正多畜，心益艳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进者益务攻居正，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召还中行、用贤等，迁官有差。刘台赠官还其产。御史羊可立复追论居正罪，指居正构辽庶人宪 狱，庶人妃因上疏辨冤，且曰：“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帝命司礼张诚及侍郎邱橓偕锦衣指挥、给事中籍居正家。

神宗天性好货，嗣此遂以聚敛造成亡国之衅。当时构居正及冯保之罪，惟言其多藏为最动帝听，此即知其失人君之度矣。宪 事在隆庆三年，时尚以在嘉靖中奉道被宠，赐真人号，有淫虐僭拟诸罪状，宪 树白纛曰讼冤之纛，副使施笃臣遂以建纛为王反，居正亦憾宪，主笃臣说以重宪 罪，遂锢之高墙，后虽讼冤，辽国亦未复也。

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事闻，时行等与六卿大臣合疏请少缓之，刑部尚书潘季驯疏尤激楚，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其母。而御史丁此吕复追论科场事，谓高启愚以舜、禹命题启愚典南畿乡试，以“舜亦以命禹”命题。为居正策禅受。尚书杨巍等与相驳，此吕出外，启愚削籍。《明史稿》本传有云：“士大夫初谀以伊命五臣，其后拟之舜、禹，居正不为怪。则竟以舜、禹命题为罪状。后言者复攻居正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天、崇间国事日棘，任事无人，乃追思居正，累复官荫赠谥。至敬修孙同敞死节于南明，与瞿式耜同烈，第五子允修亦死张献忠之难。

综万历初之政皆出于居正之手，最犯清议者乃夺情一事，不恤与言路为仇，而高不知危，满不知溢，所谓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此之谓也。居正之卒在万历十年，明年追夺官阶，又明年籍其家，子孙惨死狼藉。其时代明之清室，清太祖已于万历十一年弄兵于塞外，蚕食坐大，遂移国祚。经过三十余年，中朝始竟不知有此事，后渐闻其强而羁縻之。至万历四十余年稍稍传说，已立国僭号，亦不以为意，直至入犯辽、沈，然后举国震惊。庙堂若有留心边事如居正其人，何至愦愦若此？故居正没而遂入醉梦期间矣。

第二节 醉梦之期

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吴中行、赵用贤等以论夺情被杖，清议予之。至是号召群言，适中帝之积忌，而谤伤太过，适成顺旨希荣之快捷方式。阁臣许国愤而求去，疏言：“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渐不可长。”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

十四年二月，册郑氏为皇贵妃。妃有殊宠，先于十年八月，王恭妃生皇子常洛，至是郑妃生常洵，进封贵妃，而王妃不益封，中外谓帝将废长而立爱矣。给事中姜应麟请立元嗣为东宫，帝怒，谪应麟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请立储，谪行人司司正。大学士申时行率同列再请建储，不听。时以旱霾求直言，郎官刘复初、李懋桧等显侵贵妃。时行请帝下诏，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之。于是言者蠭起，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门户之祸大起。

万历间言官封奏，抗直之声满天下。实则不达御前，矫激以取名者，于执政列卿诋毁无所不至，而并不得祸，徒腾布于听闻之间，使被论者愧愤求去，而无真是非可言，此醉梦之局所由成也。申时行当国，承张居正后，逆揣帝意，为此以济其怠荒，养成止有朋党而无政府之状，政事军事，一切不可为，其端实启于此，庸主济以庸臣，所以合而酿亡国之祸也。但亦间有因言事而受处分者，无非好逸恶劳，好奢恶俭，好聚敛恶用财而致然耳。

是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上言：“陛下连日以疾免朝，享庙遣官恭代。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逸豫以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为矫饰以起疑。”疏入，帝大怒，传谕内阁数百言，极明谨疾遣官之故，责洪春悖妄，命拟旨治罪，阁臣拟夺官，不从，廷杖六十斥为民，给事御史先后申救，夺俸有差。

十六年十二月，杖给事中李沂于廷，斥为民。中官张鲸掌东厂，横肆无惮，御史何出光劾鲸专擅威福，并及其党锦衣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论死，守有除名，鲸被切让，而任职如故。御史马象乾复劾鲸，诋执政甚力，帝下象乾诏狱。申时行等力救，且封还御批，不报。许国、王锡爵复各申救，乃寝前命，而鲸竟不罪。外议谓鲸以金宝献帝获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冯保，近日逐宋坤，鲸恶百保而万坤，奈何独濡忍不去？若谓其侍奉多年，则坏法亦多年；谓痛加省改，犹足供事，则未闻可驯虎狼使守门户也。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外议借借，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夫岂浅鲜？且鲸奸谋既遂，而国家之祸将从此始，臣所大惧也。”是日，给事中唐尧钦亦具疏谏，帝独手沂疏震怒，谓：“沂欲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下诏狱严鞫。时行乞宥，不从。谳上，诏廷杖六十，斥为民。御批至内阁，时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礼张诚出监杖。时行等上疏，俱诣会极门候进止，帝言沂置贪吏不问，而独谓朕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太常卿李尚智、给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论救，俱不报。国、锡爵以言不见用，引罪乞归，锡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虽间一行之，亦未有诏狱廷杖并加于一人者。故事：惟盗贼大逆，则有打问之旨，今岂可加之言官？”帝优诏慰锡爵，卒不听其言。初冯保获罪，实鲸为之，故帝云然。

帝以好货流闻，至谓受阉人金宝而不能问其罪，言官直见之章疏，尚复成何君道？观后来帝之举措，惟利是图，此流言固有征也。

十七年正月己酉朔日食，免元旦朝贺。嗣后每元旦皆不视朝。三月，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四月，召王家屏复入阁，家屏于十二年十二月入阁，十四年九月丁忧去。抵任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帝遣中官慰家屏，奖以忠爱。家屏疏谢，请帝视朝。居数日，帝为一御门延见，自是益深居不出。是年冬，大理评事雒于仁疏上酒色财气四箴，直攻帝失，疏言：“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于仁本传，十俊，盖十小阉也。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杖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绌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陛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疏入，帝震怒，会岁暮，留其疏十日，十八年元旦，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于毓德宫，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辩甚悉，将置之重典。时行等委曲慰解，见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发外，恐外人信以为真。

愿陛下曲赐优容，臣等即传谕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颔之。居数日，于仁引疾，遂斥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二月，罢日讲。帝每遇讲期，多传免，申时行请免讲日仍进讲章，以备观览。自后讲筵遂永罢。三十一年三月，大学士沈一贯请发群臣章疏言：“各衙门本章例应三日即下，自有留中之事，有奏而不发票者，有票上而不发行者，政务壅滞，且借手作奸。”不报。

由雒于仁疏可见帝之昏惰。申时行遇事迁就，以成其过。留中之例开，言路无所施其匡救，于是庙堂争议，与君国不生效力，惟在臣僚间自为恩怨，朋党分歧，言论厖杂，任事者无所措手。其始公卿仰台谏之鼻息，其后清室日强，边氛日棘，而封疆之将帅亦颠踬于党论之交轰，其习惯皆此时所酿成也。时行、锡爵诸人，及身不见覆败，坐享太平宰相之荣，此皆祖宗所贻之泽。而万历一朝之遗殃，则虽有贤子孙且不易振刷，况重以至愚极不肖来承其后，犹必数十年而后亡，则明初之纲纪，毁坏亦正不易也。当时政局，莫善于宋 之论，《明史·传》：“石星代 为户部，事在万历十八年三月。语 曰：‘某郡有羡余可济国用。’曰：‘朝廷钱谷，宁积久不用，勿使搜括无余，主上知物力充羡，则侈心生矣。’星怃然。有郎言漕粮宜改折。曰：‘宁红朽，不可匮绌，一旦不继，何所措手？’中外陈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辄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称帝宽大，愀然曰：‘言官极论得失，要使人主动心，纵罪及言官，上意犹有所儆省，概置勿问，则如痿痹不可疗矣。’后果如其言。”

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二十四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言：“数月以来，廷推搁矣，行取停矣，年例废矣。诸臣中或以功高优叙，或以资深量迁，或服阕而除补，或覆题而注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摈弃之列者，乞体因政设官之意，念国步多事之时，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间有注拟未当，亦乞明示别推酌补。”疏入不报。是时外官亦多缺不补，御史王以时奏言：“地方缺官之害，藩司、臬司等官，职掌各有攸司，每遇员缺，则抚按必择近便者一人使之摄理，职钱谷而摄军屯，职兵戎而摄盐马，夙昔未能娴习，旦夕岂能旁通？颠末未暇究心，晷刻难于判发。聪明少有未遍，宁免乖违；才力稍有不同，辄形愆谬。舞文者乘此弄其机械，玩法者借以恣其侵渔。文移之往来，狱讼之听断，近者数十里，远者数百里，又远者千有余里，道路奔走，岁月牵缠，费用不支，劳苦勿恤。或鬻卖其妻子，而事尚未完；或转死于沟洫，而冤莫可诉。司道缺官，废事病民，其为害既如此。至于郡县守令，最为亲民，民之倚命于守令，不啻赤子于其乳母，使郡县而可缺官，则是赤子而可断乳也；使守令而可使常署摄，则是赤子而可终岁寄养也。盖专官如柙椟之典守，故任劳怨而不辞；摄职若传舍之经过，谁肯竭心力以从事？乞行推补。”亦不报。

万历间官缺不补之事，略类叙之，则如三十年十二月，大学士沈一贯奏御史巡差缺员。时天下御史巡行诸差务凡十有三处，至是缺其九。一贯等奏请遣御史分往受事，庶监察有所责成，而纲纪可振。不报。明年正月，复营乾清、坤宁两宫，二十四年三月两宫灾。辅臣入视工程，乃得见帝，因亟言巡漕、巡仓二差，及河南、陕西巡抚缺应补授差遣。三月，吏部奏天下郡守缺员。不报。时郡守缺者几十之五。是时两北六卿正贰亦多缺不补。三十二年二月壬寅，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沈一贯拟各御史敕以上。不省。四月，一贯等上疏催补科道，行取考选吴道行等四员，熊呜夏等三员，散馆题授王元翰等八员。不报。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请补六部大僚，言：“臣昨同文武百官齐赴文华门候驾，见二品班内，止户部尚书赵世卿一员，其余尚书、左右侍郎，员缺甚多，官联废阙，一至于此，政务丛脞，谁为修明？理乱所关，良非细故。乞于前后会推人数内，亟赐点用，以慰中外之望。”不省。四十五年二月，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言：“今早入朝，有百余人，群聚长安门外，环跪号诉，询为镇抚司监犯家属，言：‘本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是有罪者不得速正厥法，无辜者不得早雪其冤。乞即简补问官，以便审录。”不省。

官缺不补，而求去官者亦无得请之路。三十五年正月，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俟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据《宪祥本传》：“江西巡抚许弘纲以父忧径归，广西巡抚杨芳亦以忧乞免代。宪祥极言非制，弘纲贬官，芳亦被责。”据《传》以证《纪》之言不报，亦非终不报，不候代者斯时尚有处分也。三十七年《本纪》书：“九月癸卯，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又书：“十月丁卯，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又书：“二月癸未，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九月庚戌，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又书：“七月甲子，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庚辰，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又书：“八月甲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然则其先犹以巡抚不俟代而贬与乞免代而被责，其继则阁部大臣相率拜疏自去矣。未去之先，章必数十上而不报，遂以拜疏自去了之。

帝既置朝事不问矣，谓即朝无一事乎？则又非也。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则无奇不有。帝之敛钱，皆用内监，而帝实非溺内监者。《明史·宦官·陈矩传》：“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观此知神宗之于内官，其员缺不补，亦与外廷之臣无异。外廷阙官为失政，内官缺额则为美德矣。而帝则用采榷之监，毒遍天下。此则惟知好货，其内外缺官实为惜俸给，其采榷必遣内监，利其非士大夫，不知法纪，而可以尽搜括之能事。帝王之奇贪，从古若无帝者。

采榷之祸，详于宦官《陈增》《梁永》两《传》，兹略举之。《陈增传》：矿税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其最横者增及陈奉、高淮。是为矿监。《梁永传》：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嗣有杨荣，皆为穷凶极恶，通都大邑，无不遍设。是为税监。又有两淮盐监，广东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入公帑不及什一，而天下生灵涂炭。撮举其最可骇异者言之：增在山东，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即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几死诏狱。兼征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巡抚刘曰梧以状闻，盐务少监鲁保亦奏守训阻塞盐课。俱弗省。三十三年增死，肆恶山东已十年。陈奉以二十七年命征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途，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黄州、荆州、荆门州数州府官煽乱，帝立为逮谪有差。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且悉发境内诸墓。巡按御使王立贤言：“所掘墓乃元吕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讦奏，语多不雠，请罢不治，而停他处开掘。”不报。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继之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撒回。”帝皆置不问。奉复开谷城矿不获，胁其库金，为县民所逐。佥事冯应京劾奉，降应京杂职。奉又开枣阳矿，知县王之翰以显陵近，执不可。奉劾之翰及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缇骑逮讯，并追逮应京。应京有惠政，民号哭送之。奉列应京罪状于通衢，民切齿复聚围奉署，奉逃匿楚王府，众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于江，以巡抚可大护奉，焚其辕门。事闻，内阁及言官请撤奉。不报。而内监李道方督理湖口船税，亦奏：“奉水沮商舟，陆截贩贾，征三解一，病国剥民。”帝始召奉归。奉去，挟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以一贯请，始革可大职。而言官陈维春、郭如星极言奉罪，帝不怿，降二人杂职。三十二年，始释应京归，之翰卒瘐死。马堂者，天津税监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罢市。民万余人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株连甚众。有王朝佐者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临刑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民立祠以祀。廷臣自大学士而下，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诸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而以高淮及梁永为尤甚。淮采矿征税辽东，所委官激民变，淮诬系诸生数十人，巡按杨宏科疏救，不报。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奉旨会勘，卒不问。又恶总兵马林不为己下，劾罢之。给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谪先春杂职。巡按何尔健与淮互讦奏，淮遣人邀于路，锢其奏事人于狱，匿疏不以闻。三十一年夏，淮率家丁三百余，张飞虎帜，金鼓震天，声言入内谒帝，潜住广渠门外。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皆劾淮擅离信地，挟兵潜住京师，数百年

未有之事。御史给事中连疏劾淮。皆不报。巡抚赵楫劾淮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亦不报。淮因上疏自称“镇守关务”。兵部奏其妄，帝护淮，谬曰：“朕固命之。”淮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时清太祖日强，逼近辽东，淮为民驱除，大有力于清之发展。又以短抑参价为清口实。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以淮夺饷，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孟阳孟阳《实录》作获阳。《华钰传》亦作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仍以通湾税监张晔兼领其事。孟阳竟死狱中，邦才至四十一年乃释。

梁永为陕西税监，本不典兵，而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棰死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征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复用奸人胡奉言，索咸阳冰片五十斤，羊毛一万斤，麝香二十斤。知县宋时际怒勿予。咸宁人道行遇盗，迹之，税使役也，知县满朝荐捕得之。永诬时际、朝荐劫税银。帝命逮时际，而以朝荐到官未久，镌秩一级。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朱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不报，而亦释时际、朝荐。御史余懋衡方按陕西，永惧，使纲酖懋衡几死。讼于朝，言官攻永者数十疏，永部下诸亡命乃稍稍散。其渠魁王九功、石君章等赍重宝，辎耕盈路，诈为上供物，持剑戟弓弩，结阵以行。而永所遣解马匹者已乘邮传先发，九功等急驰，欲追及与同出关。朝荐疑其盗，九功等后至又无验，逻兵与格斗，杀数人尽夺其装，御史懋衡以捕盗杀伤闻。永惧，使系书发中，入都讼朝荐劫上供物，杀数人投尸河中。帝震怒，曰：“御史酖无恙，而朝荐代为报复。”立遣使逮朝荐，时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诏狱榜掠，遂长系。中外自大学士以下论救百十疏，最后四十一年秋万寿节，用大学士叶向高请，乃与王邦才、卞孔时并释归。而先一年三十四年，杨荣为云南人所杀。初，荣妄奏阿瓦猛密诸番愿内属，其地有宝井可岁益数十万，愿赐敕领其事。帝许之。既而荣所进不得什一，乃诬知府熊铎侵匿，下法司。又请诏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兹土，限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土蕃，奈何自撒藩蔽，生远人心？”不报。荣愈怙宠，诬劾各府州官下狱，提问累累，百姓恨入骨，燔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至是榜掠指挥使樊高明，绝其筋，枷以示众。又以求马不获，系指挥贺瑞凤，且言将尽捕六卫官。于是指挥贺世勋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事闻，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乃止诛世勋等。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史传所详，不能尽载也。

帝以溺郑贵妃故，矿税诸监率结郑氏，以妃为内主。既生常洵，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众臣争言立储事，姜应麟等疏请被谪。李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内廷呼宫人为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皇长子由是不敢轻动。而请立储之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谓不能力定国本。帝以太后前语，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二十年，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偕六科诸臣疏请豫教，言：“元子年十一矣，豫教之典，当首春举行。”帝大怒，摘疏中误字，责以违旨侮君，贬官夺俸有差。科道诸臣各具疏救，俱谴责。给事中孟养浩语尤切，略言：“一字之误，本属无心，遽蒙显斥，臣愚以为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请，为宗社计，不惟不听，且从而罚之，是坐忍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长幼定序，明旨森严，天下臣民，既晓然谅陛下之无他矣，上年廷臣争请建储，得旨于二十年春举行。至九月，工部主事张有德预以仪注请，帝又怒夺其俸。阁臣中申时行在告，许国、王家屏虑事有变，引前旨争，首列时行名。时行闻帝怒，密疏言实不与知。言官力诋时行，时行遂乞罢。国与家屏又请立储，遂罢国。然豫教册立，本非两事，今日既迟回于豫教，安知来岁不游移于册立，是重启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于天性，豫教有益元子，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爱。不可者三。古者引裾魏文时辛毗事。折槛汉成时朱云事。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言及宗社大计，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万世，谓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献可等所论，实天下臣民之公言，加罪献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实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帝愈怒，谓养浩欺君惑众，命锦衣卫杖之百，削籍为民。是时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未几，大学士王家屏亦以救李献可罢。

神宗以有所私于郑责妃，遂以请豫教元子为罪，以致元子长而失学。

二十一年正月，帝手诏王锡爵，欲待嫡子，令元子与两弟且并封为王。锡爵奉诏拟旨，举朝大哗，事得寝，而锡爵名大损。二十二年二月，皇长子始出阁讲学。二十八年十月，给事中王德完复以请立储，廷杖除名。至二十九年，皇长子年二十，册立冠婚并行，临时复令改期。阁臣封还谕旨力争，以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而封郑贵妃子常洵为福王，婚费邸第，十倍常制。嗣是福王不之国，而夺嫡之疑时起。三十一年，有妖书之狱。

先是刑部侍郎吕坤撰《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购入禁中，帝赐郑贵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其文托朱东吉为问答，东吉者，东朝也，以吕坤曾有忧危一疏，因借以讽。言坤书首载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意以重妃。而妃之刊刻，实借为夺嫡地。妃兄国泰，以给事中戴士衡尝纠坤，全椒知县樊玉衡并纠贵妃，疑出二人手，言于帝。帝重谪二人，事遂寝。至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复出《续忧危竑议》，朱赓于寓门外获之，其词假郑福成为问答，谓郑氏子福王当成也。略言帝立东宫，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其用朱赓为内阁者，赓、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词极诡妄，时谓妖书。帝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贯与郭正域、沈鲤相嫌，欲因是陷之，遂兴大狱。东厂又捕获妖人皦生光。其它告讦纷起，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一贯与其党欲自所获诸人引正域以及鲤，卒不能得。而太子亦有言，谓：“何为欲杀我好讲官？”正域为太子出阁时讲官。诸人惧，乃归狱皦生光，磔之。

嗣是又十年，福王仍不之国，洛阳邸第以二十八万造成。廷臣请王之国者数十百奏，不报。四十一年春，复交章请，叶向高、孙慎行争尤力。帝始以明春为期，已复传旨庄田非四万顷不可。向高因言：“《会典》载亲王禄米万石，养赡名目已是添设。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万顷，少者止一二万。祖宗以来，封国不少，使亲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尽，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况圣子神孙源源未已乎？列圣遵守家法，岂无爱子？祖制不敢逾越，必如是而后万世可常行耳。福王所陈，不过引景府潞府事例，潞府就封时废府田地尚多，未尝括及民间。今田地已尽，而租银之入已过潞府，何更求多？至景府久不之国，皇考在裕邸常怀危疑，其后皇祖断然遣之，人心始安。景府屡请楚地，几至激变，当时皆讥皇祖过宠，非以爱之。景王封四年而薨，无子国除。亦前事之鉴也。”

景恭王载圳，世宗第四子。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即帝同母弟。初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嘉靖以后，天子与民争利，皆亡国之象。《潞王传》：“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部臣得执奏，不尽从也。景王就藩时，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翊镠为口实。”凡此即叶向高之所云也。祖宗时之闲田，本留以赡军，实亦无所谓闲，但不直接夺之民耳。闲田既尽，乃复夺民，益思明祖创制之宏大，子孙日失其本意，犹久而后不支。国之兴亡，要以民之有无生计为断，此万世所可鉴也。

向高等又言：“福王庄田必足四万顷，则之国无日。王疏以祖制为言，臣不知所引祖制何指，惟景府以宠爱逾分致坏祖制，奈何尤而效之？今河南、山东抚按官搜括已尽，恐奸徒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中州、齐、楚间，稍有土地者不安其生，天下从此多事矣。”又言：“东宫辍讲八年，且不奉天颜者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会锦衣百户王曰乾与人相告讦，入皇城放炮上疏，讦郑贵妃内侍姜严山等用厌胜术，诅皇太后、皇太子，欲拥立福王。帝震怒。向高请别治奸人罪，而速定福王之国期。帝纳其言。贵妃又请留福王庆太后寿，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祝寿乎？”妃乃不敢言。四十二年二月，福王之国，历年税使矿使所进珍羡，悉以资之，押运刘孝，自虞城至洛阳，到处挟索，横逞杀人，抚按以闻，悉置不问。庄田则群臣请减，帝谕以王意奏辞，减半给二万顷，中州腴土不足，以山东、湖广田益之。王复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等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山东、河南、湖广抚按臣各疏言：“王府赐地，照《会典》应令地方官每亩征银三分，王府遣人关领，不便自行勘丈管业。”并言中使诸人不法状。俱不报。后湖广田不足，又减一千顷，实给一万九千顷。王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辄数倍。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扬盐故，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叶向高言以藩国之尊，下侵商贾之事，差官支取，滋夹带之奸；定价贸易，无两平之理。由是河东亏课，豫民食贵，公私交困，廷臣先后请停丈田、开市二事。俱不报。

《福王传》：“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李自成传》：“十四年崇桢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多藏厚亡，蕴利生孽，此之谓也。

福王既之国，而太子较定矣，未几又有梃击之案，是为明代后三案之一。后三案之反复，为邪正朋争报复惨杀之枢纽，明于是以亡。事历天、崇两朝，延及南渡以后，而在万历间，则先有此一案，亦郑贵妃所启夺嫡之嫌疑也。太子居慈庆宫，四十三年五月，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殿前檐下被执。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案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民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按其迹若涉风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贵妃与兄国泰谋危太子。及差被执，举朝惊骇。廷元既以风癫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复讯，一如廷元指。按律当斩，加等立决。奏定未上，提牢主事王之寀私诘差，言由内侍引导，得口词甚悉。之寀备揭其语，因侍郎张问达以闻。疏入未下，廷臣连章趣之，而郎中陆大受疏有“奸戚”字，帝恶之，与之寀疏俱不报。御史过庭训言：“祸生肘腋，宜即翦除。”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斥之寀言谬，请详审。于是庭训遂移文蓟州踪迹之，知州戚延龄具言致癫始末，符原勘，遂以风癫为定案。越数日，问达以员外郎陆梦龙言，令十三司会鞫，众咸嗫嚅，梦龙独详讯之，谓系庞保、刘成主使。刑部乃行蓟州道，提差所供马三道等，差供详《王之寀》《陆梦龙》两《传》。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质。保、成皆贵妃内侍，中外藉藉，语侵郑国泰。国泰惧，出揭自白。给事中何士晋直攻国泰，且侵贵妃。疏入，上大怒，然不能无心动，盖其初王曰乾上变言巫蛊事，辞连刘成，至是复涉成也。乃谕贵妃善为计。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请帝速具狱，毋株连。帝乃于慈宁宫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入见，因执太子手，谓诸臣曰：“此儿极孝，朕极爱，使朕有别意，何不早更置？外臣何意，辄以浮言间朕父子耶？”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已长成，更何说？”顾问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并责诸臣，言：“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复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申谕再三，诸臣始叩首出，帝不见群臣已二十五年矣。帝寻谕三法司：“张差以疯癫奸徒闯入东宫，持梃伤人，罪在不赦。”因命决差于市。内官庞保、刘成，帝以涉郑氏，付外廷，议益滋，潜毙之于内，言皆以创重身死。马三道等五人，命予轻比，坐流配。时帝意在调护贵妃太子，念事似有迹，故于诸言者亦不遽

罪。未几，何士晋调外，王之寀削籍，陆大受夺官，而陆梦龙以张问达力，独免。

四十四年正月，清太祖建元天命，称建州国汗，自承为金后，亦称后金，而明廷未深知也，愦愦如故。是年八月，太子复出阁讲学。辍讲已十二年，群臣谏疏凡数百上，始命举行，中外大悦，然一讲而辍，后不复更举矣。

第三节 决裂之期

万历四十六年，清兵克抚顺，明人记载谓之东事起。清太祖名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其祖及父为李成梁焚戮之后，起而诉其以忠获祸。盖太祖父祖实为明向导，以破建州酋阿台而致骈死也。明稍假借之，遂以所得之敕命，渐渐自立，以力吞并诸部，混一建州，旁及海西。李成梁始而狎之，继而畏之，且欲倚以消弭边衅。时犹称建州，亦颇自昵于明，取其尊官厚赏以自肥殖，兼并行之塞外。中朝不能顾内事，遑问边计？贡市频繁，犹以顺服视之。至抚顺陷而显然内犯，且有七大恨誓师之文。今于清与明之接触，本讲义中不求其详，别详《清史讲义》焉。

辽东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高淮为税使，朘削十余年，军民益困，而先后巡抚皆庸才，玩愒苟岁月，帝又置万几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边事大坏。四十六年春，朝廷之上，方昏卧未觉祸至。二月，吏部尚书郑继之以累疏乞休不允，稽首阙下，出郊待命。帝闻，命驰传归。兵部尚书崔景荣又封印出城。御史王象恒言：“十三道御史在班行者止八人，六科给事中止五人，而册封典试诸差，及巡方报满，告病求代者踵至，当亟议变通之法。”方从哲亦言：“考选诸臣守候六载，艰苦备尝，乞特允部推，令受命供职。”皆不报。至四月甲辰，十五日。建州兵陷抚顺，《明史》作“大清兵克抚顺。”至《明纪》等书竟作“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克抚顺。”在清代文义如此。若论史实，则其时建州未自名为清，并无满洲之名。游击李永芳叛降，千总王命印死之。巡抚李维翰趣总兵官张承荫赴援，承荫急帅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诸营并发。庚戌，二十一日。次抚顺，甫交锋，建州兵蹴之，大溃。承荫、世芳皆战死，廷相、汝贵已溃围出，见失主将，亦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继失。事闻，诏逮维翰，中外戒严，羽书日数十至，帝颇忧惧，章奏时下，不数月泄泄如故。

闰月庚申，初二日。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周永春代李维翰，李如柏代张承荫，刘、柴国柱、官秉忠并佥书都督府事。杜松驰援辽阳，马林以故官从征。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李汝华累请发内帑，不得，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汝华乃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库藏余积，征宿逋，裁工食，开事例。会周永春请益兵加赋，八月，汝华再请发各省税银。不报。汝华乃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从之。九月辛亥，加天下田赋。是为万历间永加之第一次。是年兵事，七月丙午，二十五日。建州兵又克清河堡，副将邹储贤、参将张旆俱死，部将二十人，兵民万余歼焉。诏赐杨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镐乃斩逃将陈大道、高炫，徇军中，征兵四方图大举。自九月以后，灾异迭见，御史熊化劾方从哲乞用灾异策免。从哲方独相，至是求罢，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慰留再三，仍视事。于是以师久饷绌，从哲及兵部尚书黄嘉善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四十七年正月，镐定议分四路出兵，号四十七万，以马林由开原出三岔口合北关军北关即海西女真之叶赫部。时海西已由各卫并成四部之后，而为清太祖灭其三，止余北关，即太祖高皇后之母家，太祖非兼并不可，故为明廷效用。为北路，杜松出抚顺为西路，李如柏出鸦鹘关趋清河时清河已失。清河即本溪地，建州在抚顺之东，本溪之东北。为南路，刘 出宽甸合朝鲜军为东南路，师期为三月二日。镐无方略，中枢非但不知敌情，并不自知其所命之将，军事期会分布，先期尽泄。刘、杜松较勇锐，直入建州境，建州设伏以待，全军尽没；马林亦败，仅以身免；李如柏与建州有私交，自其父成梁以来，常扶助清太祖，又以李宁远成梁封宁远伯家世，为杨镐所倚赖而昵之，故独不出军救应，而称镐以令箭撤回；北关军亦未出；朝鲜军亦为建州所掳，从此不敢尽忠于明；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败书闻，京师大震。言官连疏劾李如柏，如柏自杀，而朝廷又用如柏弟如桢代镇，杨镐罪亦不问，马林谪充为事官，仍守开原。林恃兀良哈酋宰赛暖图等许助兵，不设备。六月丁卯，十六日。建州又破开原，林及城守诸将副参游以下尽死。癸酉，二十二日。用熊廷弼代杨镐经略辽东，帝怠事婪财如故。甲戌，二十三日。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又候旨思善门。皆不报。

李如桢至辽，杨镐使守铁岭。李氏故铁岭人，乃预令其族迁避，留一空城。又以镐令还沈阳，而令参将丁碧等防守。七月丙午，二十五日。建州兵临铁岭城，如桢拥兵不救，游击哈成名等俱阵没，城又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熊廷弼之起用，朝廷倚望甚厚。廷弼受命于开原已陷之日，上言：“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开原必不可弃。虏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虏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虏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疏入，悉报允，且赐尚方剑以重其权。廷弼甫出山海关，闻铁岭陷，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如桢十不堪，罢之，以李怀信代；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八月癸亥，十三日。逮杨镐下锦衣狱，论死。

辽左饷绝，廷臣数请发帑。不报。会广东进金花银，户部主事鹿善继言于尚书李汝华曰：“与其请不发之帑，何如留未进之金。”汝华然之。帝怒，夺善继俸一年，趣补进，善继持不可，以死争，乃夺汝华俸一月，降善继一级调外。汝华惧，卒补银进。九月戊子，吏部尚书赵焕帅廷臣伏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方从哲叩首仁德门，跪俟俞旨。抵暮，帝遣中官谕之退，从哲复请帝出御文华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焕《疏》云：“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终不报。自铁岭陷后，宰赛始以兵来战，为建州所擒，建州移兵攻北关，灭之。明所恃为“以夷制夷”之计者于是尽矣。

熊廷弼令严法行，守备大固，乃上方略：“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从之。初廷弼抵辽，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继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痛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官贺世贤以近敌沮之，廷弼曰：“冰雪满地，敌不料吾来。”鼓吹入，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所至招流移，缮守具，由是人心复固。会帝从方从哲言，遣姚宗文阅视辽东军马，遂以意气相失，回京与言路数人相结倾廷弼。

是年十二月，再加天下田赋，亩三厘五毫，是为万历间二次加派。内库之积如山，帝不肯稍出，而责贡输不已。明年四十八年三月，再议增赋，复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御史张铨疏言：

“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不省。

四十八年五月，建州兵略地花岭，六月，略王大人屯，失亡将士四五百人，诸将贺世贤等亦有斩获，是为姚宗文等倾熊廷弼之口实。帝自四月癸丑皇后王氏崩，亦有疾，七月甲午大渐，召大臣入见宏德殿。丙申，二十一日。帝崩。诸臣出遗诏，有云：“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亲，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惟，不胜追悔。方图改辙，与天下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又云：“内阁辅臣，亟为简任。阁臣只方从哲一人，已逾三年。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咨考选，并散馆科道官俱令授职。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悉停止。各衙门见监人犯，俱起送法司査审，应释者释放。东师缺饷，多发内帑以助军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次日丁酉，皇太子即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后二日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

第四节 光宗一月之附赘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皇太子常洛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丙寅，二十一日。帝不豫。戊辰，二十三日。召对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等十有三人于乾清宫，命皇长子出见。甲戌，二十九日。是月小建，即月尽日。大渐，复召从哲等受顾命。是日，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九月乙亥朔，崩于乾清宫。熹宗即位，从廷臣议，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

光宗之在位也，于朝事无所补裨，而惑于女宠，促其大命。为当时党局造成红丸、移宫两案，作反复祸国之资。红丸即李可灼所进，帝服而崩。移宫案者，光宗崩后，选侍李氏占居乾清宫，由杨涟、左光斗建议，督促辅臣，力请选侍移居哕鸾宫者也。光宗为太子时，太子妃郭氏，先薨于万历四十一年，熹宗为皇长孙，其生母王才人亦早薨。太子宫中有二李选侍，号东、西李，西李最有宠，尝抚视皇长孙。初郑贵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宫。及光宗嗣位，犹未移，惧帝以福王事衔己，进珠玉及美姬八人噉帝，知帝宠李选侍，因请立为皇后，选侍亦为贵妃求封皇太后。乙卯，八月初十。帝不豫，召医官诊视。丁巳，十二日。帝力疾御门，以神宗遗命，趣举封后礼。方从哲即以命礼部，礼部侍郎孙如游疏言：“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遗诏于逝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致详耶？且王贵妃诞育陛下，岂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尔有待，而欲令不属毛离里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无怨恫也。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为孝，《中庸》称‘达孝’为‘善继’、‘善述’。义可行则以遵命为孝；义不可行则以遵礼为孝。臣不敢奉命。”议乃寝。己未，十四日。内侍崔文升进泄药，一昼夜三四十起，都人纷言为贵妃所使，帝由是委顿。群情疑骇，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诣朝士，泣愬宫禁危急状，言郑、李交固甚，包藏祸心。于是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昌言于朝，与吏部尚书周嘉谟以大义责贵妃兄子郑养性趣贵妃移宫。贵妃恐，即移居慈宁。养性亦请封还皇贵妃封后成命，从之。涟遂劾文升用药无状，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上书方从哲，责以用药乖方，请调护圣躬，速建储贰。从哲候安，因言用药宜慎。帝褒答之。戊辰，召对大臣，杨涟亦与召，皇长子侍立，帝命群臣前，连谕之曰：“朕见卿等甚慰。”因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选侍挽皇长子入，复推之出，告旨欲封后。群臣愕然，旋叩首退。甲戌大渐，再召对诸臣，涟亦与，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矢报。是日，仍谕册立皇贵妃，因顾皇太子谕曰：“卿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辅臣以皇考山陵对，上曰：“是朕寿宫。”诸臣言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上问：“有鸿胪寺官进药者安在？”先是有鸿胪寺丞李可灼来阁门，言：“有仙丹欲具本进。”时辅臣方揭请慎药，已谕之去。而可灼夙从诸御医往来思善门，与中使熟，因以上闻，从哲等弗能禁，因奏言：“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轻信。”帝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帝喜，命进药。诸臣出，乃令可灼与御医及诸臣商榷，未决，辅臣刘一燝言其乡两人同服，一益一损，非万全药；礼臣孙如游言此大关系，未可轻投。时复有旨趣进，诸臣复入，可灼调药进，帝饮汤辄喘，药进乃受，所谓红丸者也，帝称“忠臣”者再，日晡复进一丸出，夜昧爽帝崩。中外藉藉，以误下劫剂为疑，而从哲拟旨赏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首争之，言：“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宜清不宜助，红铅乃阴中之阳，纯火之精，投于虚火燥热之症，不速之逝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而蒙殿下颁以赏格，是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议论也。”疏入，乃改票罚俸一年，而议者蜂起矣。时选侍据乾清宫，与心腹阉魏进忠谋挟皇太子自重。群臣入临，为群阉所格，杨涟厉声责之，得入临如礼。刘一燝诘皇长子所在，群阉不应。一燝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东宫伴读王安入白选侍，绐曰：“第出即返。”逐挟皇长子趋出。及门，中官数辈追及，揽衣请还，涟呵退之。一燝与英国公张惟贤遂掖皇长子升辇，至文华殿，群臣叩头呼

万岁，还居慈庆宫，太子宫。择日登极。时选侍图专大权，欲与皇长子同居，诸大臣虑皇长子无嫡母生母，势孤甚，亦欲托之选侍，杨涟曰：“天子岂可托妇人？选侍昨于先帝召对廷臣时，强皇长子入，复推之出，是岂可托幼主者？”先是皇长子还居慈庆宫，而选侍仍居乾清宫，于是周嘉谟等合疏请选侍移居哕鸾宫。为宫妃养老之处。左光斗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惟皇上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嫔妃，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大行皇上宾天，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倒置，臣窃惑之。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倘及今不早断，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选侍大怒，召光斗将严谴。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选侍益怒，使内竖召皇长子，遇杨涟于麟趾门，涟曰：“殿下在东宫为皇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视之，其人退。是日，初四。请移宫疏得皇长子俞旨。次日，选侍尚在乾清，闻欲缓其移宫之期，杨涟及诸大臣集慈庆宫门外，涟语方从哲趣之，从哲曰：“迟亦无害。”涟曰：“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两宫圣母如在，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时中官往来如织，或言选侍亦顾命中人。涟斥之曰：“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谟助之，词色俱厉，声彻御前。皇长子使宣谕，乃退，复抗疏言：“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其日选侍遂移居哕鸾宫，皇长子复还乾清。是时宫府危疑，涟与一燝、嘉谟定大事，言官惟光斗助之，余悉听涟指，一时论者称杨、左。又明日庚辰，初六日。皇长子由校即皇帝位，时廷议改元，或议削泰昌弗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或议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元年。左光斗请以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己丑十五日。下诏，如光斗议。

第六章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分述如下。

第一节 天启初门户之害

门户之祸，起自万历。人主心厌言官，一切不理；言官知讥切政府必不掇祸，而可耸外间之听，以示威于政府，政府亦无制裁言官之术，则视其声势最盛者而依倚之。于是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在万历间不过把持朝局，排除异己而汲引同党，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逐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

泰昌元年十月丁未，初四日。罢辽东经略熊廷弼，以佥都御史袁应泰代之。廷弼有胆略，知兵，善守边，然性刚，好谩骂，物情不甚附。为御史时，与姚宗文、刘国缙同在言路，并以排东林攻异己为事。及廷弼经略辽东，二人意望廷弼，不如愿，逐相失，二人比而倾廷弼。本年八月，建州兵略蒲河，边民有亡失，诸将亦有斩获，盖与五六月间，花岭、王大人屯两役，皆守边遇强敌所不能免之事。宗文还朝，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雄独智，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复鼓其同类攻击。于是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下廷议。廷弼愤甚，抗疏极辨，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廷弼再疏自明，缴尚方剑，力求罢斥，朝议允廷弼去。是时应泰方代周永春巡抚辽东，逐擢经略。廷弼乃上疏求勘，言：“辽师覆没，臣始驱羸卒数千，踉跄出关，至杏山而铁岭又失。廷臣咸谓辽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举朝帖席，此非不操练、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谓拥兵十万，不能搴旗决胜，诚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岂易言？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丧师，臣何敢复蹈前轨？”三元、应嘉、修德等复连章极论，廷弼即请三人往勘，从之。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复上疏曰：“今庙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霜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臣，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及童蒙还奏，备陈廷弼功状，末言：“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可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疏入，朝廷方知廷弼足用，而时袁应泰已受代矣。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其所长。既受事，刑白马祀神，誓以身委辽，疏言：“臣愿与辽相终始，更愿文武诸臣与臣相终始。”优诏褒答，赐尚方剑，戮贪将何光先，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余人，遂谋进取抚顺，议用兵十八万人，廷弼交代疏中，有方略之交代，以取抚顺为先务，用兵十八万，亦廷弼原议，应泰盖遵其说而不知运用也。大将十人，上陈方略。初廷弼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下令招降，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于是敌间充塞，无守备可言矣。将领参佐皆以为言，应泰不听。天启元年三月，建州入犯。应泰方议三路出师复清河、抚顺，未行而建州兵已薄沈阳。总兵贺世贤出城逆战，不利，退欲入城，降丁断吊桥以叛，世贤战死，总兵尤世功援世贤亦死，城外兵七万人皆溃，建州遂拔沈阳，围攻仅二日耳。建州兵又败来援之兵，大将以下死者甚众，乘胜攻辽阳，五日而至，应泰方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御。第一日战城外而败，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次日再战又败，应泰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又明日战又败，薄暮醮楼火，城陷，降人导民家启扉张炬以待。不及一旬，辽沈皆陷，应泰自缢死，张铨被执，不屈，死最烈。铨以前论辽事必用熊廷弼，并言加派之害，既按辽，力言纳降之非，皆不见听。文武死者甚众。辽东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望风降，距廷弼之罢未半年也。

辽东既陷，沿海辽民皆航海走山东，不能达者栖止各岛间。援辽都司毛文龙率师至皮岛。岛在登莱大海，谓之东江，地广衍，有险可恃。文龙乃招集逃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为犄角计。朝议是之，授文龙参将，是为东江之师。其能联络朝鲜以牵制建州者为时甚久。应泰败死，以巡抚薛国用代经略，而升参议王化贞代巡抚。化贞以能得西部心，为时所倚重，盖始终挟以西制东为取巧之计，又信叛将李永芳之诱，谓在建州军中为内应，已可以不虑兵事，而坐致奇功者也。

熊廷弼既罢，人乃知其守辽功。沈阳破，廷臣复思用廷弼，给事中郭巩力诋之。及辽阳继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辅臣刘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守辽功，且以排挤劳臣为巩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郭巩等秩，除姚宗文名。御史刘廷宣救之，亦被斥，乃诏起廷弼于家。六月，廷弼入朝，首请免言官贬谪，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三岔河上；天津、登、莱各置舟师，设登莱巡抚如天津；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遂命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廷弼因请尚方剑，请调兵二十余万，以兵马刍糗器械之属责成户、兵、工三部；请复监军道高出、胡嘉栋、督饷郎中傅国等官；又议用辽人故赞画主事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故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三人皆辽人，以收拾辽人心。并报允。七月，廷弼行，特赐麒麟服一、彩币四，宴之郊外，令文武大臣陪饯，异数也。先是薛国用代应泰，病不任事，化贞自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守备二，分守诸要害，各设戍防。议既上，廷弼疏言：“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倘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以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人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于城外河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飞骑一日所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会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不足恃，化贞之议乃寝。化贞愠甚，尽委军事于廷弼。廷弼请申谕化贞，不得借口节制坐失事机。先是四方援辽之师，化贞悉改为平辽，辽人多不悦。廷弼言辽人未叛，乞改平辽名以安其心。自是化贞与廷弼有隙而经、抚不和。而中朝固有之门户，乃用袒经、袒抚为标帜，本兵及兵部用事之职方司则皆袒抚，盖廷弼为经略，同时以张鹤鸣为本兵，兵部职方司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继皆恶廷弼。自经、抚两歧之后，廷弼所请遂无一得行者矣。

鹤鸣与廷弼论事多不合，因独喜化贞。化贞庸才好大言，鹤鸣主之，令无受廷弼节制。中外皆知经、抚不和必误封疆，而鹤鸣信化贞愈笃。先是廷弼奏：“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遣使往劳，俾发兵连营鸭绿江上，助我声势。再诏恤辽人之避难朝鲜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与登莱声息相通。更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乞给空名剳付百道，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一二万劲兵可立致。”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充命使。帝从之。方与所司议兵饷，而毛文龙适以岛兵袭取镇江。镇江，今之安东。时建州尽占辽东，以陈良策为镇江守将，良策潜通文龙，故文龙引兵取其城。化贞遽以大捷奏，举朝皆喜，化贞遂请授文龙总兵官，设军镇皮岛。廷议亟发天津、登莱水师二万援文龙，化贞督广宁军四万进据河上，合诸蒙古军乘机进取。鹤鸣奏言：“时不可失，促进师。”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时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多不服。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任经略，四方援兵，宜听臣调遣，鹤鸣竟自发戍，不令臣知，臣咨部问调军之数，亦不答，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听枢臣、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化贞又言西部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臣未敢以为可。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今临事中乱，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臣犹有万一不必然之虑，而化贞则务为大言以罔中朝，谓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及期西兵不至，化贞虽渡河，亦不敢进而返。

化贞大言既一次不售，及冬河冰合，广宁人谓建州兵必渡河，竞谋窜逸。鹤鸣亦以广宁可虑，请敕廷弼出关策应。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摇动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臣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于是廷弼复出关至右屯。盖八月间化贞渡河，廷弼已一至右屯，即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及是出关部署扼守甫定，化贞又信谍者言，遽发兵袭海州，旋又引还。自此十日间，化贞三出师，三引还，李永芳不应，西兵不至。廷弼乞敕化贞慎重举止，疏言：“抚臣之进，及今而五，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十月二十五日之役，拜疏辄行，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犄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此即欲袭海州之役。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计。夫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牛庄仍即海州，隔在河东，敌反攻即难守。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化贞上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因请便宜行事。时叶向高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御史江秉谦、周宗建等与廷弼合，余皆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廷弼抗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今无望矣。”帝令群臣议两人去留，张鹤鸣请撒廷弼，专任化贞，议上未发，时已入二年正月。是月丁巳，二十一日。建州兵已渡河，取西平堡，罗一贯死之。化贞遣所信游击孙得功及参将祖大寿，令总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总兵刘渠会师前进。得功，化贞所恃以约李永芳为内应，得功实与永芳昵，早与永芳约俱叛，得化贞倚为腹心，欲生缚化贞以为功者也。会战，得功辄呼败矣，与参将鲍承先奔，永芳、得功、承先，皆为清开国功臣，后入《贰臣传》。遂大败，诸将尽没，大寿独走觉华岛。建州兵顿沙岭未进。得功奔还，扬言兵已薄城，居民惊窜，参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贞方阖署理军书，不知也，参将江朝栋排闼入，大呼曰：“事急矣，速去。”化贞莫知所为，朝栋掖之出上马，仆二人徒步从，遂弃广宁，踉跄西走。得功纠诸将甘叛国者出降，远近四十余城守御官皆降。廷弼离右屯次闾阳驿，闻败，参议邢慎言请驰救，为佥事韩初命所阻，遂退还。化贞弃城走，廷弼遇之大凌河，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难民入关可耳。”高邦佐驰见廷弼，报广宁空城，敌未敢入，劝急驰入守，不则假以数千人用经略命自往守。廷弼不从。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与副使高出、胡嘉栋等先后入关，独邦佐至杏山驿自经死。鹤鸣惧罪，务归罪廷弼，惟恐人尚欲用其才，又假廷弼所用辽人佟卜年为叛投建州佟养性、养贞之同族，欲以通敌陷之，狱株累甚久，至魏忠贤当道，卒斩廷弼，传首九边，时化贞尚未伏诛也。

廷弼再出为经略，实处处失策。三方布置，己驻山海，而使广宁前敌，委之 妄之王化贞，登莱、天津之师何尝一用，而御敌进止之权反由化贞为主。明代最重死节，反与化贞同以逃溃为名。邢慎言请驰救被沮，高邦佐请还守不从，视生命太重，将无欲留其身以有待耶？抑亦明于料敌而黯于谋身矣。

建州陷广宁，未敢深入，经、抚偕逃，关外地尽为西部鞑靼侵占，拾取官军所遗饷械，与关上明军为市。久之以兵部侍郎王在晋为经略。在晋议关外八里筑重关，余尽委西部，恃以御建州。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以为非策，白之叶向高。向高不能决，孙承宗以熹宗旧讲官入阁，请身往定之，乃绌在晋议，自任经略，而调在晋为南京兵部尚书。承宗乃渐收河西地；建州亦退回河东，弃广宁不守。承宗以帝旧学，时魏忠贤尚未大肆，帝心任承宗，在晋辈百端，未能遽动也。而关外之守，暂无破裂者数年。朝廷所为门户之反复者，则以三案为亟。

泰昌元年九月庚辰，初六日。熹宗即位。戊戌，二十四日。御史贾继春信诸阉蜚语，言选侍投缳、皇八妹入井，因言：“新君御极之初，不当导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先是杨涟已言，选侍既移宫，当有以安之，帝亦侍养甚备。继春有此疏，左光斗上言，乞宣召阁部九卿科道面谕以当日避宫何故，今日调御何方，不得凭中使传旨，帝是之。辛丑，二十七日。传谕内阁：“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要封皇后。朕暂居慈庆，复遣李进忠、刘逊等命每日章奏，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今奉养选侍于哕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田诏等盗库首犯，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可传示遵行。”蜚语由宫奴田诏、刘朝于移宫时盗内府秘藏，过乾清门，金宝坠地，帝怒下法司而起。辅臣方从哲具揭封进，言皇上既仰体先帝遗爱，不宜暴其过恶，传之外廷，帝不允。南京御史王允成陈保治十事，中言：“张差闯宫，说者谓疯癫，青宫岂发疯之地？庞保、刘成岂并疯之人？今郑氏四十年之恩威犹在，卵翼心腹，实繁有徒，陛下当思所以防之。比者圣谕多从中出，当则开炀灶之端，不当而臣下争执，必成反汗之势。孰若事无大小，尽归内阁。至元辅方从哲屡劾不去，陛下于选侍移宫后，发一敕谕，不过如常人表明心迹耳，从哲辄封还。夫封后之命，不闻封还，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月丁卯，二十四日。哕鸾宫灾。先是帝以贾继春误听疏传谕廷臣，于是给事中周朝瑞以继春前揭为生事，继春再揭复有入井雉经等语。杨涟恐继春说遂滋，亦上疏具陈移宫始末，帝优诏褒涟，复申谕言：“选侍前因殴崩圣母，自度有罪，每使宫人窃伺，不令朕与圣母旧侍言，有辄捕去。朕之苦衷，外廷岂能尽悉？因责继春妄生谤议，今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帝将严谴继春，刘一燝力救乃止。十二月，杨涟给假归里。时继春之党，以帝褒涟志安社稷，益忌之，诋涟结王安图封拜，涟不胜愤，抗疏乞归。天启元年正月，削贾继春籍。二年二月，王之寀上复仇疏，以三案为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红丸事，劾方从哲庇李可灼，并论移宫时从哲意在濡迟。下廷臣集议。都御史邹元标以下百一十余人，纷纷俱罪从哲，独刑部尚书黄克缵及给事中汪庆百等数人右之，希内廷意也。慎行复疏折克缵之谬。会王纪代克缵掌部事，复偕侍郎杨东明署议，言：“不逮可灼，无以服天下；不逮崔文升，无以服可灼；不削夺从哲官阶禄荫，无以泄天地神人之愤。”光禄少卿高攀龙亦乞亟正文升典刑，并劾戚畹郑养性。于是大学士韩爌述进药始末，与尚书张问达等合奏：“先帝服药就寝，臣等所共见闻，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医官，且非知医脉者，以药尝试，龙驭即上升。从哲与臣等未能止之，均为有罪。乃从哲反赉及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罚俸，继令养疾，失之太轻，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削从哲官阶，为法任咎，然可灼罪不容诛，而崔文升当皇考哀感时，妄进大黄凉药，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显戮，以泄公愤。”议上，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而从哲置不问，以近习为之地也。

是时外廷之门户渐移其柄于内廷，魏进忠忠贤未改名时名进忠。忌王安有功于帝登极之始，既已杀之，于王安所赞助之移宫一案，在所必翻。帝一再谕选侍殴崩圣母之罪，并褒杨涟之功在社稷，后俱反之，何论梃击、红丸两案。盖自客、魏擅权，以前之门户，又不以旧日之党派为异同，惟有挟阉以求胜者皆变为阉党；而为阉所屠戮者，则以东林党人为多。凡终不媚阉而戮辱不悔者，自是讲求正学之效。但东林之讲学，以干预时政为宗旨，其盛时绝有势力于政局，即奔走东林者，不能无奔竞之徒，此为晚明讲学之风之一变。盖以后不足复言门户，但述魏阉之肆恶，足以概天启一朝之失道矣。

第二节 天启朝之阉祸

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阉人之赞否。兴安之于于谦，张永之于王守仁，冯保之于张居正，事皆然矣。杨、左移宫之案，为之内主者王安。王安在万历时，为皇长子伴读，调护皇长子，使郑贵妃欲摭其过而无所得。既立为太子，梃击事起，安为太子属草，下令旨，释群臣疑以安贵妃，帝大悦。盖当时光宗有得体之举，即出王安之手。既即位，于践祚一月之中，尚能发帑济边，起用直臣邹元标、王德完等，皆安为主动。安又用其客汪文言谋。此安之所以为士大夫称贤，而文言之所以见重于正人君子，后来与于东林之党祸者也。光宗崩，而宫掖之秽恶，因李选侍之宠，又招引郑贵妃之余焰，几于复然。熹宗嗣位之初，以移宫为一大节目，而熹宗生母王才人之为选侍所凌，内忿不平者实为安，其时为选侍心腹者实为李阉进忠。进忠后复姓魏，又赐名忠贤，杀安而代之。于是移宫之是非，选侍之恩怨，忽然尽反其态度。盖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固不足预于是非恩怨之理解者也。国势之危至此，而明之主器者如彼，此即天亡之兆矣。

忠贤为肃宁无赖子，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为阉。结安名下魏朝，朝举之于安，安亦善遇之。客氏为定兴民侯二妻，选为熹宗乳媪，宫中私侍魏朝，所谓“对食”。及通忠贤，遂爱之而薄朝。安信忠贤，怒朝与忠贤争客氏，遂勒朝退。熹宗立甫逾旬日，封客氏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并为锦衣千户。客、魏得志，惟忌安。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安以故事辞，客氏劝帝从其请。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忠贤乃嗾给事中霍维华论安，是为阉党第一功。安降充南海子净军，而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安。刘朝故李选侍私阉，移宫盗库下狱宥出者。既至，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安死后三年，忠贤诬东林诸人与安交通，兴大狱，清流之祸极烈。崇祯初，为安立祠，赐额曰昭忠。

忠贤不识字，不得为司礼，以客氏故，遂为秉笔。《史·五行志》：“忠贤名进忠，直东宫时，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读客为楷，茄又转音，为魏忠贤、客氏之兆。”天启元年三月，辽、沈陷。四月立后张氏。御史刘兰、毕佐周请遣客氏出外，刘一燝亦言之，帝恋不忍舍，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考大葬后议之。”大婚礼成，荫忠贤侄二人。言官并言：“祖制非军功不袭。”不听。五月杀王安。忠贤遂阅章奏，以群阉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心腹，先阅白忠贤议可否，然后行。帝性机巧，好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每引绳削墨，忠贤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因得擅威福。九月，光宗葬庆陵，以客氏保护功，命户部择田二十顷赐为香火之用，忠贤以陵工告成叙录。御史王心一疏谏被责。阁臣刘一燝等请遵前诏，葬毕遣客氏出宫，不得已从之，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食，宣谕复入。给事中侯震旸疏言：“徘徊眷注，稍迟其出，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么么里妇，何堪数昵至尊？”会给事中倪思辉、朱钦相相继疏劾，并贬三官。大学士刘一燝等先后论救，不报。同官马鸣起复抗疏谏，言客氏六不可留，帝议加重谴。以一燝等言夺俸，御史王心一复疏论之，遂与思辉、钦相等并贬。廷臣请召还者十余疏，俱不省。十月，御史周宗建论客氏，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忤旨切责。十二月，吏部尚书周嘉谟以恶霍维华倾狡，出之外。忠贤嗾给事中孙杰劾嘉谟受刘一燝属，为王安报仇，嘉谟乞罢，忠贤矫诏许之。时叶向高复入为首辅，请留嘉谟竣大计事，不报。遂罢归。

二年三月，刘一燝罢。初陵工成，忠贤欲以为功，一燝援故事，内臣非司礼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滥荫，止拟加恩。诸言官论客氏被谪者，一燝皆疏救，又请出客氏于外。及言官交章论沈，疑一燝主之，与忠贤比而 一燝。孙杰攻周嘉谟，亦力攻一燝，皆受忠贤指。一燝求去，帝稍慰留即允之。叶向高言：“客氏既出复入；一燝，顾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奥窔不可知之地，其渐当防。”不听。沈 之入阁，在元年七月。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忠贤与刘朝皆 弟子，既任，密结二人，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量授材官职。”忠贤、朝方举内操，选武阉，练火器，得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于是禁中内操日盛。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驸马都尉王昺亦奉诏募兵，愿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与朝阴相结，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御史江秉谦等劾沈 交通阉人，弄兵大内，中旨切责。侯震旸、黄尊素等先后疏谏，皆不听。刑部尚书王纪再疏劾，比之蔡京，亦劾纪保护熊廷弼、佟卜年等，纪寻以卜年狱削籍，议者益侧目。阁臣叶向高与朱国祚请留纪，国祚至以去就争，皆不听。不自安，乃力求去。时内阁言路尚多正人，万历末三党党徒屏黜殆尽，至是方渐附忠贤求进，而清议尚有力，未遽逞也。

万历末之三党，曰齐、楚、浙，各为门户，以争攘权位。刘一燝、周嘉谟等任国事，于废籍起用正人，尽黜各党之魁。至是凡宵小谋再起者，皆知帝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贵，于是尽泯诸党，而集为阉党；其不能附阉者，亦不问其向近何党，皆为阉党之敌，于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时庙堂无主，党同伐异，以徼利而为之，至是以阉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故只有阉党，非阉党之别。欲知当时之君子，大率为阉所戮辱之人；欲知当时之小人，但观崇祯初所定附阉之逆案。而君子又多在讲学之列；阉党则无不与讲学为仇。此一时朝士邪正之验也。神宗时，邹元标、冯从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讲学数十年。泰昌初，两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元标为左都御史，从吾为副都御史，共建首善书院于京师，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学士叶向高为之记。朝暇，与同志高攀龙等讲学其中，名望日重，而诸不附东林者咸忌之。会明年当京察，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为元标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讲学为门户，元标疏辩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复继劾，语尤妄诞，而魏忠贤方窃政，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从吾：“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叶向高亦力为解，且乞同去，乃得温旨。而兴治复力攻，比元标于山东妖贼，元标、从吾遂并引归。先是书院方建，御史黄尊素谓元标曰：“都门非讲学地，徐文贞已丛议于前矣。”谓徐阶也。元标不能用，至是群小击碎其碑，暴于门外，先师木主委弃路隅，经史典籍焚毁，独存院宇。崇祯中，徐光启率西洋人汤若望等借院修历，署曰历局，今宣武门内东城根法文学校也。

三年正月，顾秉谦、魏广微入阁。忠贤为言官周宗建等所劾，乃谋结外廷诸臣，秉谦、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和之。时廷推阁臣，首列孙慎行、盛以宏，皆不用。忠贤援秉谦、广微偕朱延禧、朱国祯入阁。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秉谦、广微庸劣无耻，忠贤得为羽翼，势益张，而二人曲奉忠贤俨如奴役，是为忠贤收揽政柄之始。

忠贤谓帝好察边情，常遣中官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及三年三月，更遣其党刘朝等四十五人，赍甲仗弓矢，白金文绮，先后至山海关，颁赉将士，实觇军也。督师孙承宗方出关巡宁远，闻之，立疏言：“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帝温旨报之，而不用其言。自永乐以后，颇任中官监军，至嘉靖时尽罢不设。忠贤将尽收军政，先设内操使阉人习武事，至是渐以行边先之，又非但向时镇守太监之体制矣。

是秋，客氏、忠贤矫旨赐光宗选侍赵氏自尽，选侍出光宗赐物列于庭，西向礼佛，痛哭自经。幽裕妃别宫，绝其饮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饮之而死。皇后张氏有娠，客氏秘布心腹宫人以计堕之，帝用此乏嗣。后父国纪，封太康伯。后性严正，数为帝言客、魏过恶，尝召客氏至，欲绳以法。客、魏交恨，逐诬后非国纪女，有死囚孙二自言张后己所生，非国纪女。冀惑帝听，而帝不问，及是竟损元子。又于帝郊祀日，掩杀帝所宠冯贵妃，左右无敢言者。范慧妃以谗失宠，李成妃为之乞怜，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别宫。成妃故鉴裕妃饥死，预备食物壁间，半月不死，斥为宫人。帝于父之妾，己之妻妾，生命皆操之客、魏，此岂复有人理可言？天启朝之阉祸，非阉之恶，而明之气运将尽，产此至愚极不肖之子孙也。帝之生死未尝不操于阉，犹惮天下之臣民，不能不假以镇压耳。

十二月，忠贤提督东厂，用田尔耕掌锦衣卫事，许显纯为镇抚理刑。是时东林势尚盛，在朝多有正人，忠贤于外事未敢大肆，至是乃为罗织锻炼计矣。

是年九月，增州县兵，计亩加饷，从御史冯英请。十二月，括天下库藏输京师。叶向高言：“郡邑库藏已竭，藩库稍余，倘尽括之，猝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将何以应？”帝不纳。

四年六月，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中旨切责涟。涟自泰昌元年以移宫事定乞归，天启二年，起为礼科都给事中，至是为左副都御史。以忠贤肆恶日甚，抗疏略言：“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市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而忠贤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逐去顾命大臣刘一燝、周嘉谟，大臣孙慎行、邹元标、王纪、钟羽正，群臣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等；于枚卜则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宏，更为他辞以锢其出；于廷推则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所陷害则上自裕妃，下及内臣王安等，擅杀擅逐，不知凡几，甚至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忽焉告殒。又创用立枷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其余良乡生员章士魁以煤窑，王思敬等以牧地，并致之死。纵野子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投匦设阱，日行倾陷，片语稍违，驾帖立下。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则削其籍。而奸细韩宗功，宗功为辽东武员，实即建州奸细。潜入长安，实主其司房之邸。又与奸相沈 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剌客，为敌国窥伺者潜匿其中？其滥恩僣拟，则中书锦衣，袭荫日众，奖赏祠额，要挟无穷。又于河间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所营茔地，亦僭拟陵寝。其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及归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乘舆。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甚至走马御前，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么 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保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会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疏上，忠贤惧甚，趋帝前泣诉，且辞东厂。帝令王体乾诵涟疏，体乾置疏中切要语不读，客氏又从旁为剖析，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次日下涟疏，令魏广微调旨切责。于是给事中魏大中等，御史袁化中等，郎中邹维琏等，太常寺卿胡世赏等，抚宁侯朱国弼等，兵部尚书赵彦等七十余人，交章论忠贤不法，皆不纳。涟既被责，愈愤，拟对仗复劾之。忠贤诇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群阉数百人，衷甲夹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涟乃止。当时中书舍人吴怀贤读涟疏，击节称叹，注其旁曰：“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时遣戍。”其奴告之，忠贤即逮怀贤，下狱拷掠死，籍其家。夫忠贤处击节涟疏者已如是，而处涟则犹迟迟，未敢即肆，岂有畏于帝，畏廷臣知纲纪者尚多耳。首辅叶向高尚谓缪昌期曰：“杨君疏太率易。其人于上前时有匡正，是疏若行，安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谁为此言以误公？可斩也。”向高色变，昌期徐起去。及廷臣相继抗章，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至有诟谇向高者，向高愠甚。朱国祯请容之，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甚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礼部尚书翁正春亦以为请。忠贤矫帝旨叙己功勤，累百余言，向高骇曰：“此非阉人之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向高乃决计去，谓国祯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宜早归。”蒲州谓韩爌也。忠贤欲尽杀异己者，而畏外廷势盛，其党因导以兴大狱，体乾复导以用廷杖威胁廷臣，忠贤意遂决。

未几，工部郎中万燝劾忠贤，疏入，得旨：“燝廷杖一百，斥为民。”内阁科道论救，皆不听。忠贤借燝立威，命群阉至燝邸摔而殴之，比至阙下，气息才属，杖已，绝而复苏，群阉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黄尊素、李应升迭疏申理，忠贤益忿，罗织燝罪，诬以赃贿三百。燝世廉吏，破产乃竣。燝，恭之孙，恭以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仕于嘉、隆之间。

向高乞归未允，其甥林汝翥为御史巡城，杖犯法内竖，忠贤传旨廷杖，言官诣内阁争其事，小珰数百拥入阁中，攘臂肆骂，黄尊素厉声曰：“内阁经纶地，即司礼非奉诏不敢至，若辈安得无礼？”群阉索汝翥，汝翥逃城外，遂围向高邸大噪，都御史孙玮、御史潘云翼交章论救，不听。汝翥寻出受杖，不死，削籍归。向高言：“国家二百年来，无中使围阁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见士大夫？”帝优旨慰留。向高请益力，命行人护归。韩爌、朱国桢相继为首辅，不数月皆罢。五年正月，顾秉谦为首辅，阉党内阁成，批答无须中旨矣。向高去在四年七月，是月，封光宗选侍李氏为康妃。初上暴选侍罪状，命停其封号，前谕出王安，后旨出忠贤，帝实懵然。而移宫之案翻，梃击案自亦与联系，崔文升复用事，红丸之案亦翻，此后凡争三案者皆罪人矣。是年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籍。其先于十月中，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先后并罢。时东林势尚盛，南星长吏部，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攀龙主考察，发御史崔呈秀贪污状，南星议戍之。呈秀大窘，夜走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涕泣愿为养子。忠贤愤廷臣交攻，方思得外廷为助。涿州人冯铨，少年官侍从，家居，与熊廷弼有隙，遗书忠贤侄良卿，劝兴大狱。忠贤于廷弼狱事本无预，廷弼亦仇东林，然东林中重廷弼边才者颇右之，群小欲借忠贤力倾诸正人，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故忠贤欲甘心焉，得呈秀恨相见晚。呈秀又言：“不去南星、攀龙等，吾辈未知死所。”忠贤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会南星以山西巡抚缺，以太常卿谢应祥首列以请。魏广微以父执事南星，南星尝喟然曰：“见泉无子。”见泉，广微父允贞也。广微知之，恨次骨，嗾御史陈九畴论南星举应祥，为与魏大中、夏嘉遇等朋谋。忠贤矫旨黜大中、嘉遇，而责南星。南星遽引罪去，复切责，放之归。

攀龙亦引去。

忠贤自杖杀万燝，逐诸正人，用崔呈秀、冯铨辈，方力排东林。督师辅臣孙承宗请入朝贺圣寿，面奏机宜，欲因是论忠贤罪，帝盖以十一月十四日为万寿节也。广微奔告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忠贤悸甚，绕御床哭，帝令阁臣拟旨，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令三道飞骑止之，又矫旨谕九门守阉：“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闻命而返。忠贤遣人侦之，一襆被置舆中，后车鹿善继而已，意少解。而其党李蕃、崔呈秀，徐大化连疏诋之，比之王敦、李怀光，承宗乃杜门求罢，不允。自王化贞弃广宁后，承宗守关图恢复，绌王在晋八里筑重关之策，既城宁远工竣，关外守具毕备，奏言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臣饷二十四万，功可立奏。帝以命所司，兵工二部文移往复，许而不与，师不果出，然支边务历五防，未有挫失，中朝得以乘暇，为阉党日增其焰。忠贤亦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遣中官刘应坤等赍帑金十万犒将士，而赐承宗坐蟒膝襕金币，并为忠贤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始恨之，至是益不能安其任矣。

顾秉谦、魏广微撰《缙绅便览》一册，若叶向高、韩爌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余人为正人，进之忠贤，俾用是为黜陟。忠贤得内阁为助，势始张，屡逐正人，即代以其党。代左光斗为佥都御史者王绍徽。又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以此益为忠贤所善。自是奸党日盛，后进者求速化，悉附阉党进用，天下大权悉归忠贤。时崔呈秀又造《天鉴》《同志》诸录，皆以不附忠贤者为东林党人。而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皆归忠贤为排斥东林之具。十二月，复逮汪文言下镇抚司狱，而东林之祸作。

五年三月，谳汪文言狱，逮前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先是许显纯为北镇抚司，搒掠文言，词连赵南星、李三才及涟、光斗等二十余人。显纯欲坐涟等以移宫罪，大理丞徐大化献策于忠贤曰：“但坐移宫，则无赃可指，若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更有名。”忠贤然之，熊廷弼《传》：“论死后当行刑，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乃令显纯复鞫文言，五毒备至，使引涟纳廷弼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大洪，涟别字也。涟字文孺。复及光斗等，文言蹶然起曰：“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显纯乃手作文言供状，文言复张目曰：“任汝巧为之，吾当与面质。”遂即日毙之，而具狱辞以上。于是涟、光斗坐赃二万，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万，大章四万。大中于孙承宗请缓廷弼狱时尚持不可，至是乃坐纳其贿；大章则于张鹤鸣以佟卜年陷廷弼时，持卜年非通敌甚力，故定其贿额有轻重也。其它所牵引则赵南星等十五人。中旨逮涟、光斗等六人下诏狱，南星等十五人除削籍外，仍行抚按提问追赃。

四月，诏重修《光宗实录》。先是御史杨维垣言张差风癫之真，即碎王之寀之骨不足赎其罪。时之寀方授刑部侍郎，不数月削籍。至是给事中霍维华并论三案，乞严谕纂修诸臣，以存信史，故有是命。遂削大学士刘一燝籍，以维华论三案首诋之也。又以南京侍郎周应秋为刑部添注尚书。忠贤门下有十狗，应秋其首。时忠贤以显爵树私人，故两京大僚多添注。方治杨、左狱，故有是命。五月，以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言，集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章疏，仿《明伦大典》例，编辑为书，颁示天下。六月，中旨令阁票拟，称忠贤为元臣，朱廷禧执不可，御史田新劾之，遂罢。

杨涟等六人下镇抚司狱，奉旨严刑追比，五日一回奏，俟赃完日送刑部拟罪。七月，涟、光斗、大中三人另发大监，一夕毙之。涟之死，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最为惨毒；光斗、大中亦皆体无完肤；越数日始报，三人尸俱已溃败，不可识矣。涟被逮时，士民数万，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还。既死，产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谯楼，二子至乞食以养。征赃令急，乡人竞出赀助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光斗与兴畿辅水利，并督学政，士民德之，容城孙奇逢与定兴鹿正倡义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狱，而光斗已前毙。其赃未竟，抚按严追，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自是家族尽破。后定《三朝要典》，杨、左为移宫罪魁，议开棺戮尸，未果。大中长子学洢，以父被逮，号恸随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间行，探剌起居。既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完赃，未竟而大中毙。学洢恸哭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水浆不入口，遂死。崇祯初，赠恤大中，诏旌学洢为孝子。

魏广微竭力事阉，每以札通忠贤，签曰“内阁家报”，时称外魏公，其为清流所鄙也。赵南星慨见泉广微父允贞别号。之无子。李应升劾词则云：“乞陛下戒谕广微，退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与言官为难，他日庶可见乃父于地下。”广微父允贞，万历中，纠辅臣，抗税使，有声士大夫间。其人已极不堪矣。然杨、左之狱，为吏部尚书崔景荣函劝，乃具疏言：“纵使赃私果真，亦当转付法司，按律论罪，岂可逐日严刑，令镇抚追比？以理刑之职使之追赃，勿论伤好生之仁，抑且违祖宗之制，将朝政日乱，与古之帝王大不相侔矣。”疏入，遂忤忠贤，惧而急出景荣手书自明，景荣削籍去，广微冀可恋栈，而忠贤称诏切责廷臣，中言：“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曰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大不相侔。”广微益惧，三疏乞休，遂去。盖忠贤之门甚广，已成仕宦之中心，名为阉党而派别纷歧，彼此相轧，视为一朝堂矣。其后崔呈秀倾冯铨，顾秉谦亦不自安乞罢。忠贤高高在上，无复有思撼之者，惟有造生祠，称功德，穷思极想，以作配孔子为献媚之极端而已。

涟、光斗、大中后，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先后掠毙狱中，熊廷弼亦斩决，传首九边。阉党以求索廷弼侵盗军饷，指山海关起解广宁款十七万，广宁陷后无销据。追赃不得，逼其子至自刎。廷弼妻称冤，去其两婢衣挞之，远近嗟愤。士有作诗诔廷弼者，斩孙文豸、顾同寅两人，连及孙、顾等同郡编修陈仁锡、修撰文震孟，俱削籍。孙承宗亦以所用总兵官马世龙误信建州降人刘伯漒言，袭取耀州，败于柳河，失副参两将及兵士数百，遂于是年十月罢督师职，代以阉党高第。其它追赃掠毙，亲故坐死者不胜举，皆所谓东林党人也。御史卢承钦求媚忠贤，又于《点将》等录外，上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部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是榜遂与宋之党人碑并传，而惨烈尤过之。六年正月，以编辑三案章疏为书，正名为《三朝要典》，开馆设正副总裁，六月告成。而其间以关门易帅，清太祖又动兵，宁远奇功，为畿辅延数年之命。

孙承宗绌王在晋关外八里筑重关专守关门之说，先筑宁远，渐图东进，已进守锦州、右屯、大凌河，谓之关外三城，开屯田至五千顷，以袁崇焕为宁前道，守前屯卫及宁远。高第既代承宗，又申王在晋之说，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移关内。承宗所用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谓：“三城前锋要地，已得之封疆，再归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崇焕亦力争，谓：“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第意实并撤宁前，且甚决，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先以父忧夺情，及是遂乞终制，帝不许，进按察使，视事如故，时在五年十二月。清太祖知新经略易与，举大军西渡辽河，清太祖于天启元年得辽、沈，二年即据辽阳为都，因辽东都司旧治所在也。五年三月，又以沈阳西逼关门，北控鞑靼，为形胜地，乃又自辽移都沈。崇焕闻，即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众誓死守，剌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众咸请効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楧、通判金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六年正月丁卯，二十三日。建州兵至，围攻之，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郄，围遂解，启倧亦以然炮死。《崇焕传》言：“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清太祖实录》：“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二月壬午，初九。上至沈阳，谕诸贝勒曰：‘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是年八月十一日，《清实录》书：“上崩。”朝鲜记载谓：“奴儿哈赤愤恚而死。”明人记载谓：“奴疽发背死。”要之崇焕此捷，为东事以来所未有。高第任宁远被围，拥兵不救，事后疏言：“因关门兵少，只存五万之故。”阉党大喜，将罪承宗虚报冒饷，王在晋尤鼓动是言，冀甘心于承宗。承宗告户部：“第莅关已月给十一万七千人饷，今但给五万人足矣。”第乃以妄言引罪。朝议免第职，以阉党王之臣代；升崇焕为巡抚。建州汗即清太祖死，崇焕托遣吊往觇，嗣国汗即清太宗，报使议和。之臣故忌崇焕，而以崇焕新有功，不敢发，及是讦崇焕辱国通敌，朝命调之臣内任本兵，专倚

崇焕。既而建州兵又至，攻锦州，满桂、赵率教却之。忠贤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遂罢崇焕，再任之臣为经略。时已七年七月，距帝崩只月余矣。

忠贤恨缪昌期预杨涟草疏事，阉党尤指目高攀龙、周顺昌、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诸人及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再兴大狱，悉逮下狱，先后掠死。惟攀龙以大臣不受辱，闻缇骑至，自沉于园池死。逮顺昌时，吴人殴毙一旗尉。是日适逮尊素之旗尉亦至吴，泊舟胥门外，又击其舟而沉之，旗校泅水遁，失驾帖，不敢往浙，尊素囚服自诣投狱。应天巡抚毛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剌事者言：“吴人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等五人，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敢复出国门。五人者为苏州全城免株累，事后忠贤亦伏法，遂以一鹭所造忠贤生祠为五人之墓，迄今犹存。当时以积懦之吴人，攘臂仇阉。昌期、应升自江阴被逮至常州，知府曾樱助之赀。方开读诏书，忽署外有数千人哄声，皆言：“忠臣何故被逮？”樱素得民，力为劝谕始解散。时诸校方怖苏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适有卖蔗童子过之，曰：“我恨极，惜不能杀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遣缇骑逮诸忠，在六年二月戊戌，二十五日。苏州民变，在三月庚申，十七日。常州事在稍后，亦三月间事。

忠贤之爵上公，在六年十月戊申，以殿工成，太监李永贞归功忠贤，尚书周应秋继之，遂有是封。其侄魏良卿先已由肃宁伯晋侯，至是再晋宁国公。自是诸边筑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肃奏捷，法司捕盗，并言忠贤区画方略，诏书褒美，阁臣皆拟九锡文。半岁中，荫锦衣指挥使十七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擢其族孙希孟、希孔等世袭都督同知，甥傅之琮、冯继先俱都督佥事。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称厂臣而不名。山东奏产麒麟，大学士黄立极等票旨，言：“厂臣修德，故仁兽至。”故事：内官为司礼秉笔，非公事不得出。忠贤每岁必数历畿甸，坐文轩，驾四马，笙鼓铙吹之属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袴而握刀者夹车左右而驰，自厨传优伶暨舆皂随者动以万数。尝自琉璃河祭水还，历西山碧云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党遣急足驰请然后下。客氏既朝夕侍上所，而每数日必出至私第，舆过乾清宫前竟不下，盛服靓妆，俨同后妃，侍卫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则老祖、太太、千岁之声喧呼震地，犒赉银币无算。凡忠贤浊乱朝政，毒痛海内，皆客氏为内主。七年七月乙丑朔，锦州以捷闻，上不豫，遣魏良卿告南北郊及太庙，代行礼。七月己卯，叙锦州功，封忠贤从孙鹏翼为安平伯，一时文武冒滥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八月戊戌，再叙三大工功，封忠贤从子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后十余日而帝崩。崩前数日，犹召见阁部科道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上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上悦。

忠贤之建生祠，始自六年闰六月朔辛丑，浙江巡抚潘汝祯倡议，奏请祀于西湖。织造太监李实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诏赐祠额曰普德，勒石纪功德。嗣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蓟辽总督阎鸣泰请于部内建祠至七所，费数十万，其颂忠贤有“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语。开封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王者。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所建。巡抚朱童蒙建祠延绥，用琉璃瓦。刘诏建祠蓟州，金像冕旒。其诸祠工作之巧，像皆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宛然生人，腹中肠肺皆以金玉珠宝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时香花。一祠木像头稍大，小竖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称冠，小竖抱头恸哭，责匠人。凡疏辞揄扬，一如颂圣，称以尧天舜德，至圣至神。阁臣辄用骈语褒答。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忠贤像，五拜三稽首，称九千岁。都城内外，祠宇相望。有建于东华门外者，工部郎中叶宪祖曰：“ 此天子临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贤闻之，即削其籍。初汝祯请建祠，巡按御史刘之侍会稿迟一日，即削籍。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自督抚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华煃，勋戚若武清侯李诚铭、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若尚书邵辅忠，词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曾国桢，诸司若通政司经历孙如冽、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下至武夫贾竖，诸无赖子，莫不攘臂争先，汹汹若不及。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至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淡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则上已崩矣。当生祠盛行时，监生陆万龄于五月己巳作疏诣司业请代奏，以魏忠贤配孔子，其父配启圣公，疏言：“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司业林 援笔涂抹，即夕挂冠棂星门去。朱之俊为司业，遂为奏请，从之，坐削籍。会帝崩，并配事未及行而罢。烈皇即位，朱之俊乃纠万龄等借影射利，亦不敢侵及忠贤，林 则于崇祯九年入阁。

帝崩无子，信王嗣立，事由张后主持。方是时，后父国纪为忠贤所撼甚危。帝尝至后宫，后方读书，帝问：“何书？”对曰：“《赵高传》也。”帝嘿然而出。忠贤闻其事，会有张匿名榜于厚载门者，列忠贤反状，及其党七十余人。忠贤疑国纪为之，阉党邵辅忠、孙杰欲因此兴大狱，借国纪以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诸人虑祸不敢承，顺天府丞刘志选年老嗜进无厌，惑家人言，谓己老，必先忠贤死也。六年十月己未，应募上之，疏中极论国纪罪，末言：“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盖仍理忠贤诬后非国纪女语。疏上，事叵测，帝无所问，但令国纪自新。忠贤意大沮，而衔国纪不已。七年二月，御史梁梦环理志选前疏，故诘丹山蓝田二语，忠贤从中究其事，大学士李国 及王体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国纪竟勒归故郡。未几帝大渐，折忠贤逆谋，传位信王者，后力也。七年七月乙丑朔，帝不豫，八月乙巳，十二日。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甲寅二十一日。大渐，乙卯二十二日。崩，遗诏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

第三节 崇祯致亡之症结

天启七年八月乙卯，帝崩，是为二十二日，丁已，二十四日。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崇祯元年。熹宗崩之日，信王奉遗诏，即夕入临，居宫中，比明，群臣始至。时崔呈秀方改兵部尚书，夺情视事，比入临，内使十余传呼呈秀甚急，呈秀入与忠贤密谋久之，语秘莫得闻，或云：“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帝既即位于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乃罢崔呈秀。时阉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贾继春先后劾呈秀以尝帝，呈秀遂罢。又削浙江巡抚潘汝祯籍，以其建祠作俑。而阉党布在朝列，竟相持莫敢动。杨邦宪建祠疏至，帝阅而笑。忠贤辞建祠，辄允。乃仅于部属中得主事钱元悫、陆澄源各一疏，又嘉兴贡生钱嘉征一疏，论劾忠贤。帝召忠贤，使内侍读疏，忠贤震恐丧魄，急以重宝啖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帝斥应元。以十一月甲子朔，命：“忠贤凤阳安置。”戊辰，初五。罢各边镇守太监。己巳，忠贤与其党李朝钦行至阜城，自缢。崔呈秀闻之，亦自缢。十二月，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与魏良卿皆伏诛，客氏诏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国兴、光先皆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姙身者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帝大怒，命悉笞杀之。诏天下所建逆祠悉拆毁变价。逮陆万龄于狱，监候处决。崇祯元年正月，诏“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僇忠贤尸，寸磔，悬首河间。僇崔呈秀尸，悬首蓟门。

崇祯之处忠贤当矣，罢各边镇守，禁中官出禁门，创巨痛深，宜有此明断。乃未几又悉用阉，至日后开城迎闯之曹化淳，正为帝之所尊信者，帝犹自谓“非亡国之君”，此读史者所可论定也。

元年正月，大计天下吏。杨维垣以御史佐计，以东林与崔、魏并诋，并坚持三案。是时柄国者皆忠贤遗党，无敢颂言东林者。编修倪元璐首上疏一再驳正维垣，当局以互相诋訾两解之，而公论乃渐明矣。嗣是阁中阉党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陆续罢。立极先以山阴监生胡焕猷劾之，不自安求去。杨维垣犹论焕猷疑出东林指使，帝为除焕猷名下吏，亦允立极去。五月，从倪元璐言，毁《三朝要典》，焚其板。阉党侍讲孙之獬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之獬后降清，入《贰臣传》。于是罹忠贤之祸者多赠官赐谥，东林始不负罪于世，而阉党犹持朝局，动以计陷右东林者。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别磔、斩、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各等罪名，共二百余人，诸奸亦多漏网者，维垣名在充军之列。

维垣于仇东林、翻逆案最力，为清流所深恶，然南都破后，能以一死了之；东林后辈，亦有降于闯军，列于清廷者。鼎革之际，事多难言，惟皦然不污者终以正人为多。

元年四月，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以忤忠贤去，忠贤诛，王之臣被劾罢，廷臣争请召崇焕，诏所司敦趣上道。七月至京师，召对平台，自任五年可复全辽，请勿令在朝诸臣以权力掣臣肘，以意见乱臣谋，帝悉从之，并假便宜赐尚方剑。崇焕又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任而勿贰，信而勿疑。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优诏答之。八月抵关，适宁远兵缺饷四月哗变，先靖其乱，即裁并诸镇，关内外止设二大将，祖大寿驻锦州，赵率教驻关门，身自居中驻宁远。请罢宁远及登莱巡抚不设，亦报可。二年六月，崇焕杀毛文龙。文龙镇东江，朝廷视为意外之兵，不能时给饷，文龙因得以自筹之说，假通商名，往来海上，多贩违禁物规利。建州所资于中国者，得之东江，而文龙亦多得建州所产参貂，赂遗朝贵，恒为阉党所乐袒庇。既拥厚利，所集刁健不逞之徒极众，建州亦颇有顾忌，而朝鲜亦赖以联中朝之声气。崇焕莅镇，疏请遣部臣理东江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寻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不让，崇焕谋益决。至是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相与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滋不怿，朝鲜最忠于明，明廷亦无谋袭朝鲜之意，而至末代之军人，则多以此为厚自封殖之计，李成梁有此计，故益欲联络清太祖，毛文龙亦然，皆以纠集徒党太众，思开一新国土，以自雄于海外耳。遂以是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声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妄，杀濒海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海外诸国。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剳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幽之岛上，僵卧死者，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

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拥兵观望，不能恢复寸土。十二当斩。”数毕，文龙噤不能置辩，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从官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退之，乃顿首请旨出尚方剑斩文龙于帐下。然后出谕其部卒曰：“诛止文龙，余无罪。”皆不敢动。分其兵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及副将陈继盛等领之，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上骤闻意殊骇，既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乃优旨褒答。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副将陈继盛摄之，于计便。”又虑部下为变，请增饷银至十八万。皆报可。

崇焕诛文龙一事，流传失实之记载不可胜举，至今人有为文龙抱屈，称崇焕忌才者。然《史》文明白，合之《实录》所见，于文龙之罪状无疑也。但《史》又言：“文龙专阃海外，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自谓可弭后患，然东江屹然巨镇，文龙死，势日衰弱，且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此为后来诋议诛毛为失计说之所由来。然此皆崇焕冤死后岛兵变化之事实，若使崇焕久任以处其责，何至视刘兴祚兄弟与陈继盛相屠杀，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辈遂为清廷佐命哉？诛毛部署不过三阅月，崇焕已中清太宗反间，明廷自坏长城，反信高捷、袁弘勋、史 辈，为阉党报仇，兴大狱，以妄杀文龙陷辅臣钱龙锡。易代以后，流闻语尚不实，则审慎读史者之少矣。

十月，建州兵毁边墙入犯，崇焕入援。谤者以崇焕先有与建州通和之意，谓其招虏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清太宗又授计叛将高鸿中，于军中所获宦官二人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纵宦官归，以闻于帝。遂再召见于平台，诘杀文龙事，缚付诏狱。祖大寿骇而毁关东奔，犹于狱中取崇焕手书召大寿，得无叛去。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史，为龙锡所扼，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谪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帝茫无主宰，而好作聪明，果于诛杀，使正人无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线仅存之命，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者如此。二年之役，辽东大将赵率教、满桂遇建州兵，先后皆战死。

第四节 专辩正袁崇焕之诬枉

袁崇焕之狱，已叙于上节。然三百年来，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堕入五里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相及者之言以为断耳。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而崇焕之被谤，则于温、钱相倾之门户旧套以外，又多一虚骄爱国者之兴奋，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祟焕之不通敌。北都既覆之后，弘光朝尚持此论，且出于正人君子之言。如南都吏部尚书徐石麒专论历来款虏事一疏，录之可以备见明人对建州之认识不真，对力能抗敌之疆臣猜疑太过，皆为促亡之道。

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迁之录此，固亦援石麒之言，为足以存信史也。石麒在天启时，抗魏忠贤，勒完赃而削籍，当时已著清望。崇祯中历官卿贰，长刑部时，以申救熊开元、姜采落职。南都再起，为马士英辈所扼而去。去后，南都亡，朝服自缢，其正义大节，无愧完人矣。《史·本传》言：“福王监国，召拜右都御史，未任，改吏部尚书，奏陈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严起废，明保举，交堂廉七事。时方考选，与都御史刘宗周矢公甄别，以年例出御史黄耳鼎、给事中陆朗于外。朗贿阉人得留用，石麒发其罪。朗恚诋石麒，石麒称疾乞休。耳鼎亦两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杀陈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马士英拟严旨，福王不许，命驰驿归。”云云。此疏即为耳鼎所劾自辩之词也。其疏云：

“奏为矫诬先帝者悖之极，欺罔圣明者奸之盛，事关封疆殷鉴，信史纪传，不得不据事验明，以存实录事。臣于十五日崇祯十七年九月。伏枕次，见黄耳鼎翻出陈新甲一案，谓臣‘杀新甲以败款局’。此似耳鼎拾马绍愉之余唾，将以颠倒成案，献媚朝廷，以为后日卖国之地，不但欲为新甲报仇起大狱已也，事关宗社封疆，臣何敢嘿嘿处此？臣请与皇上先言款事终始。我国家自有虏患以来，其讲款非一矣。天启二年，秽枢惑于王化贞之说，俾违督臣熊廷弼节制，而私与孙得功为市，得功突发犯顺，城陷身逃，而款议败；王化贞虽极愚昧偾事，然非款敌，乃欲倚孙得功购李永芳为间以图敌耳。第一段已失实，可见当时舆论庞杂已甚。其次则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议款，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敌，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竟以杀文龙为示信于建州。嗣先帝不之许，进嗾敌阑入胁款，仍戒以勿得过关门一步，崇焕先顿兵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相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拔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建州兵由喀剌沁蒙古为向导，入遵化、迁安之洪山、潘家、大安等口及龙井关。崇焕自辽援蓟，自然出建州兵后。疏意谓犒劳建兵，自向朝廷胁款。旋变计真犯蓟门，仓皇赴救，故反殿其后，以成反间之说。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然崇焕虽言款，其所练甲士稍精强，边备未尝弛，故诛后而祖大寿犹得以余威振于边。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岁久我叛帅累累家辽西，益相狎习，边将益约节士卒，复与北冓，偷旦夕之安，而边备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杨嗣昌为枢密，廉得状，时敌亦适内寇，于是再以款市闻。先帝命侦实情，竟得嫚书，大怒格之，而款议复败。此事详嗣昌及卢象升传。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凤台与北通，而恶洪承畴挠其事，因敌困锦州，急遣张若麒往催战，欲乘间杀承畴胁款，此即向者崇焕杀文龙故智也。再提崇焕杀文龙为胁款之罪，此不惟崇焕非此意，即谓陈新甲欲杀洪承畴，亦恐非新甲本意也。不虞承畴先觉，独入松、杏城死守。若麒计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师。旧辅臣谢升见边事大坏，忆督臣傅宗龙临行有“枢臣计专主款”之语，发闻，先帝遂召新甲陛见，切责良久，遍询诸辅，独升对曰：“彼若果许款，款亦可恃。”议遂定，时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黜生与马绍愉偕往义州议款。贾卜瞽者周元忠，杨嗣昌议款所用，至是想仍借之。四月归，

虏不具表谢，而复得嫚语，先帝知为所绐，大恨，而款事又败。

建州复书见《东华录》，在明人固应谓之嫚书，然款之败，非以书故，因新甲为家童误付邸钞泄漏也。盖自辛巳张若麒倡逃后，举先帝十五年所鸠集之精锐一旦尽扫，老成谋国之臣，无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几稍有息肩，至天子亲发玺书，下明诏，首臣属草，次辅书真，诫枢臣抚使者而遣之，为使者饬冠剑，连车骑，至塞外，我边臣椎牛酾酒，张筵十六席燕敌使。此事可补史文所略。敌之酋长遣纲纪一美少年、一庞眉皓首之老来会，绝不语及开市事，问之，则云：‘待老憨命。’憨为汗之对音，明人多作憨字。及憨至义州，首诘诸酋长私与中国通，拟杀我使人，译事者为之祈请，叩头乞哀，马绍愉等抱头匍匐窜归，恐彼尚未见憨面，今反饰称亲到沈阳，不几梦中呓语耶？证以《东华录》，绝不如是，爱国斥和者疾视之语，国亡而虚骄自在。以下论新甲他罪从略。

《东华录》：“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倡北京，上营于城北土地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癸卯，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乙巳，屯南海子。丁未，进兵距关厢二里。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偪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云云。此《清太宗实录》所书，以示太宗之善用兵。其方法乃袭小说中之蒋干中计。清太祖时译《三国演义》以为兵书，此时尚得其用，而明帝之不知士大夫心迹，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并不言其蜚语之所由来，自矜烛照神秘。虚骄之正人，既不慊于前时遣吊，又不审毛文龙之当诛罪恶，捏其情事为一串，竟称崇焕通敌胁款，至国亡后尚哓哓欲传为信史。《明史》出而稍据《清实录》，于《崇焕传》雪此诬构。近又好据同时人之褒贬以为可信，则不可挟此成见也。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明廷无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莞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第五节 崇祯朝之用人

崇祯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开国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为相时，始为五十一人。明盛时本无宰相，至中叶以后有相矣，而崇祯中则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论其人格，早年为天启所遗之阉党，后来亲擢之中，入《奸臣传》者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明史·奸臣传》除马士英之奸在北都亡后，其余只有胡惟庸、陈瑛、严嵩三人，占二百数十年，十七年独得奸臣二人，亦极见促亡之效。孙承宗亦有阁臣之名，而从未任阁事，其它未有一担荷国事者。帝之不任大臣，惟图自用，姑举一事为例：刘鸿训于崇祯元年入阁，《本传》言：“帝初甚向之，关门兵以缺饷鼓噪，帝意责户部，而鸿训请发帑三十万示不测恩，由是失帝指。”又云：“鸿训居政府，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寘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以改敕书事戍代州，卒戍所。”夫劝发帑示恩，损上益下，不失为君子之事君，纵未能从，何致遂以此失指？则帝之吝财，犹有万历遗风。闻言己为冲主，即深衔而欲寘之死。自圣至此，又好诛戮大臣，艰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虚中求善，来者尚多面谀；示以气矜，正直之士，自知无幸。后来入阁纷纷，以卑劣之徒为多，而所谓奸臣，则温体仁久任至历八年，周延儒亦前后两任，为其较隆重者。帝谓：“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贤士大夫受杖获谴相继，不于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辅，惟奸庸者登进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祯宰相被戮者薛国观、周延儒，遣戍者刘鸿训、钱龙锡，刘、钱尤非其罪。自有阁辅以来，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祯间则再见，岂复有敬大臣之意？

又《乔允升传》言：“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阉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下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此文又见于《刘之凤传》，即所谓《明史》复沓之处。一部如此，他部略可想见。昔之列卿稍有名者，必叙其政绩恩遇，崇祯时之大臣，救过不遑，为国之意盖尠，如之何拨乱而反之正也？

兵部尚书之死于法者，王洽以建州兵始薄京城，下狱瘐死。《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则死固未当其罪也。陈新甲之死，以泄漏款议，对建州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心理，而所据以为罪者，则曰戮辱我亲藩七，罪又甚于薄城。战乱所及，藩国被屠，已非兵部专责，不过借此以掩其议款之耻，尤为失刑。

督抚为地方大吏。总督则见《郑崇俭传》：“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也。”崇俭与张献忠战本胜，以杨嗣昌言其撤兵太早，致师败绩，不俟秋决，以五月弃市。福王时，给事中李清言：“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崇俭冤始白。赵光忭之戮，世亦以为冤。袁崇焕之中建州反间，已见上。古有谤书盈箧，待功成而后留示其人者。丝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巡抚则见《颜继祖传》：“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国事已非，丧师失律，不尽为所犯之罪，为中枢调度不当，所陷者亦多，事各具本传，要之为人不自保而已。

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

明自中叶以后，人民起事虽时有，然旋起旋灭，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万历之末，东事既起，饷不足而加赋无已，民失其乐生之心。兵弊于军制废弛，班军困于占役，而京营不足用，卫所之军，亦为豪家供奔走，虽一诸生可役使之，重以隐占虚冒，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召募之说兴，于是聚游手好闲，无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击，赴警则脱逃哗溃，既穷且悍之众遍于闾里。天启六年八月，《本纪》书：“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是时阉党乔应甲巡抚陕西，朱童蒙巡抚延绥，皆贪黩虐民，起事以此日众；且又连岁大饥。崇祯元年十一月，有白水王二通于县役，纠众墨其面，掠蒲城之孝童，韩城之淄川镇。由是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并起攻城堡杀官吏，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复纠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迎祥，李自成舅也，其闯王之号，后遂为自成所袭称。

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平乱，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议洪承畴击破王左挂。会建州兵薄京师，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乱势益炽。鹤畏之，乃主抚，其有降者给免死牒，安置延绥、河曲间。三月，起事民众更由陕渡河入山西。六月，王嘉胤陷府谷，米脂张献忠应之。献忠，延安卫柳树涧人，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先从神一元领红旗为先锋，及是据米脂诸寨，自称八大王，是为张献忠著名之始。入山西之首领王嘉胤于崇祯四年六月为其同伙所杀，更推号紫金梁即王自用者为魁，与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皆聚山西。于是迎祥甥李自成与其兄子过往从迎祥。自成时未有名，但号闯将，本米脂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至是从迎祥，是为李自成渐露头角之始。自成之起在献忠后也。

邑大姓艾氏家牧羊。《史》言自成之托始如此。《人海记》录《枣林杂俎》云：“惠世扬，米脂人，万历甲辰进士，历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尝给事世扬之家，及僭号，语人曰：‘得惠先生来则甚幸。’因致书，世扬即至，拜右平章，时左平章则牛金星也。自成败，从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见用，后放归。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败于朱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据此则邑大姓为惠氏，所牧者马也。世扬名在东林，天启五年杨、左之狱，与赵南星等皆在削籍追赃之列。《东华录》：“顺治四年八月甲戌，左副都御史惠世扬以年老致仕。”是后又降清。

三边总督杨鹤以无功遣戍，洪承畴代之，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战，所向克捷。后文诏及在籍故锦衣佥事张道濬等，道濬，泽州礼沁水人，张铨子，以难荫。先后为言官论列得罪及他调去。迎祥、献忠等复伪降突渡河，入河南、湖广，逼四川。七年春，以陈奇瑜为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事平乱，以卢象升为郧阳抚治。奇瑜困迎祥、自成等于车箱峡，自成以计贿奇瑜左右，伪请降，奇瑜遽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自成等甫渡栈即大噪，适略阳大众数万亦来会，在在告警，奇瑜坐削籍，而李自成之名大显，与张献忠相埒矣。

奇瑜削籍，洪承畴代，甫受命而东，西宁兵变不得下，迎祥、自成遂攻陷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官军，戕道员，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遣将击破之，遂东走河南，承畴奉诏出关追之。八年春正月，自成等大会于荥阳，由自成倡议，分大众抗各路官军，迎祥、献忠及自成等东出，遂陷凤阳，焚皇陵，势大炽。所树帜大书“古元真龙皇帝”。大饮合乐，声势益张。自此屡分屡合，时败时振，官兵迭有伤亡。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击迎祥盩厔，被俘死，其众乃共推自成为闯王。十一年春，承畴、传庭合力作战，大破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等十八骑入商洛山中不敢出。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而辽事亟，承畴改蓟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而传庭复以疾辞，逮下狱。传庭患失聪，而杨嗣昌劾其托疾故也。自是主持其事者为嗣昌与熊文灿。

嗣昌，湖南武陵人，万历进士。父鹤，天启间，为阉党除名，嗣昌亦引疾。崇祯初，鹤以被逮，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既嗣昌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复升兵部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疏陈边事，帝异其才。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崇祯九年，夺情起兵部尚书。三疏辞，不许。十年三月，抵京召对。嗣昌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辩，帝大信爱之。前尚书张凤翼柔靡无所规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所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议大举进兵，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亦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总督总理二臣专任征讨。总督者，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洪承畴；总理者，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王家祯。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乱，冀得一人自助，乃物色得大言自诡之熊文灿，而嗣昌挟帝所信任以为之主。

文灿，贵州永宁卫人，徙家蕲水，由进士历官至布政司。崇祯元年，以福建布政司就迁巡抚。福建海上，郑芝龙为渠帅，颇愿受抚，当事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芝龙屡立功，文灿遂以功擢总督两广军务，仍借芝龙力，最后击刘香死，海上尽平，时崇祯八年。《史·文灿传》：“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当世才，非公不足办贼。’文灿悔失言，随言五难四不可以自遁。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果还言之帝。文灿居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娅，明恭官詹事，又与嗣昌善，知中使誉言，因荐之嗣昌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荐之。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为总理。文灿拜命，即请以左良玉军属己，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能制贼死命乎？’曰：‘不能。’‘诸将有可属大事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如何也。’曰：‘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是为文灿受任之原委。

嗣昌设十面之网，意在主战，与文灿主抚，本不相中。文灿既至，良玉桀骜，不受节制，其下又与粤军不和，大诟，不得已遣还南军，然良玉实不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边将冯举、苗有才五千人隶焉。时嗣昌号建四正六隅策，文灿则决计招降，初抵安庆，即遣人招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乃益刊招降檄布通都。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期无所掠当自退。帝怒，谯让文灿，嗣昌以既已任之，则曲为之解，仍上疏克期平定，以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限。当时任事者，尚有总督洪承畴。嗣昌言于帝：“熊文灿任事仅三月，承畴七年不效，论者绳文灿急，而承畴纵寇莫为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变色曰：“督理二臣但责及时平贼，奈何以久近借之口？”嗣昌乃不敢言。嗣昌建合剿之策，谓必可平定，而专任文灿。文灿则专主抚，所主张本不相合，帝亦不复诘，亦无言者。初，献忠为左良玉军所败，中箭创甚不能战，十一年春，侦知陈洪范隶文灿麾下为总兵，因遣间赍重币献洪范，愿率所部降。洪范以告文灿，受其降。献忠遂据谷城，请十万人饷。文灿又招十三家先后降。嗣昌方以逾期故，疏引罪乞代，帝不许，命察行间功罪，乃盛称文灿功而罪承畴。承畴方与陕抚孙传庭大破李自成，自成走入崤函山中。献忠则在谷城治甲仗，言者知其必反，而帝信嗣昌倚文灿，不为忧。

十二年五月，献忠合十三家一时并起，设伏败左良玉兵。帝闻变大惊，削文灿官，戴罪视事。嗣昌于六月甫由兵部尚书改礼部，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变既闻，上疏请斥，不许。帝以既挠群议用嗣昌，悟其不足倚，而犹冀其一出平乱谢天下，遂命以辅臣督师。再疏辞，不允。以九月杪抵襄阳，入文灿军，听文灿自诉，且檄召文灿所用知府万年策、佥事孔贞会效用军前，而河南巡按高名衡既劾文灿，又劾二人以抚愚文灿不可用。嗣昌发愤疏辩，谓：“廷臣以文灿不能剿贼，诬其无才；不能用兵，诬其无算。文灿特过持重耳，流寇数十百万，不可胜诛，必抚剿并施，方可解散。文灿收拾两年，功已十成六七，独献忠再叛，八营动摇。今以一眚废置，并所用之人訾之，非公论。”此疏见《明史稿·嗣昌传》。以此曲庇文灿，而帝卒重罪之，文灿以十三年十月弃市。

十一年九月，建州又复入边，以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督师御之。象升亦以与嗣昌议不合，遂以监军中官高起潜分其兵，又扼其饷，陷象升阵亡。又与起潜比，谓象升不死。有诏验视，赞画杨廷麟得其尸，嗣昌故靳之。遣三逻卒察其死状，其一人俞振龙者，归言象升实死，嗣昌怒。鞭之三百，暴尸八十日而后殓。终嗣昌未死之日，不得议恤。象升以对建州主战，而嗣昌在本兵因与不合陷之，并欲没其死事之烈，此为嗣昌一大罪状。方是时，文灿主抚亦当嗣昌意，嗣昌归功文灿而欲倾承畴。帝以东事亟，召承畴、传庭入援，嗣昌议移承畴督蓟辽，且尽留承畴所率入援之秦兵，属承畴东守。传庭谓嗣昌：“秦军不可留。秦军妻子俱在秦，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嗣昌不听，传庭疏争之，帝不能用，不胜郁郁，耳遂聋。初传庭入卫，象升方战殁，命代统诸镇援军，请召对决大计，嗣昌以传庭与己多不同，高起潜亦与传庭不协，合而沮之，竟不得入朝。十二年春，承畴与传庭并受命，承畴督蓟、辽，传庭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复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己，饬来役赍疏还之，传庭愤甚，耳益聋，不能听机事，遂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帝大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儁核真伪。一儁奏言非伪，并下一儁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敢言。系狱三年，至嗣昌败后，朝士乃交荐起督陕。嗣昌主兵柄时，大将任战者，仅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为最著。嗣昌陷卢死，并仇其死后，陷孙几死，复排洪于外，所倚所庇惟有熊文灿，此其任本兵时之所为也。而其时于颠倒命将是非之外，又有残民以绝国脉之大罪。当万历末，以清犯辽东，三次加派，已驱民走险而致大乱。崇祯间，一再加派，曰剿饷，曰练饷，合前万历末所加名辽饷，共谓之三饷。剿饷、练饷，皆嗣昌主议而帝用之。拥剿饷而不剿，拥练饷而无可练。至清入关而首除三饷，遂取中国，而民已多数安之，是尤为新朝造取代之资矣。谓兵事正殷，非饷不济。清方以兵取天下，较之明以兵守天下者岂不更费武力，然以首革三饷而兴，求之宫廷节约，以养战士，自有其道。明君臣当危亡之时，竭力椓丧，不恤资敌，此固亡国之臣所为，亦岂非亡国之君所信用乎？

当十年三月，嗣昌始履本兵任，议设十面之网，并荐熊文灿为总理，即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四：一因粮，二溢地，三事例，四驿传。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残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外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传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崇祯三年，以给事中刘懋请裁定驿站，给邮乘传有额，而河北游民向借食驿糈者无所得食，溃兵煽之，为陕西民变炽盛之始。户部不敢违，议上，帝传谕：“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是为剿饷。帝言累民一年，本以一年为限，而遂为久计矣。

十二年，清兵入边，破济南始返。未解严时，廷臣请练边兵，嗣昌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余万。帝又采副将杨德政议，练民兵捍乡土，不他调，天下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汰府通判、州判官、县主簿。府改设练备，秩次守备；州县改设练总，秩次把总。嗣昌以势有缓急，请先行畿辅、山东、河南、山西，于是有练饷之议。

剿饷在嗣昌原议一年即止，饷尽而乱未平，诏征其半。至行练饷时，反并剿饷皆全征。帝虑失信，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以为可行，嗣昌复言：“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贫者何害？”帝意遂决。由是剿饷之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计辽饷在神宗末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又增百四十万，后再增剿饷、练饷，计千万，事例所入无定，其数不计入。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乱。迨帝知悔前失，用大学士蒋德璟言，诏罢练饷，自成兵已逼城下，有诏而不复能行矣。夫古礼家之说，年不顺成，天地祖宗可以杀礼，社稷神祇可以变置。古者神权最重，而救国只有夺典礼，而不闻可以剥民生。卧薪尝胆，乃有国者自处于极苦，与军民同其生活，自能尽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度此难关。若曰暂累吾民，君与相以及有禄之士大夫则不受其累，是薪胆之苦只有人民卧且尝也。崇祯间最用事最专且久之杨嗣昌，独为帝所特简，谓非亡国之君而何？

剿饷之用途犹有可指，若练饷之用途实为可笑。各镇就旧兵而抽练之，当时论者即谓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饷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益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抽练而其余遂不问，则旧饷之兵公然不练，而练者又仍虚文，加练饷而边防愈弱矣。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凡此皆以嗣昌主之，且事巨莫敢难也。此皆嗣昌居中用事之亡国成绩也，其督师以后则又有可言矣。

嗣昌入熊文灿军受代，以十月朔崇祯十二年。大誓三军，以左良玉有将才，请拜为平贼将军，报可。良玉既佩将军印，志寖骄，遣使以书谢，嗣昌不悦。会贺人龙败献忠于兴安，请进秩赐奖，欲渐贵之，以抗良玉。良玉知之甚愠。恩威不足以相服，而用术数交斗于将帅之间，武夫无肝胆可共，危急时孰能用命？当是时，官军虽新胜，而嗣昌申养锐之戒，诸将遂无斗志，虽遣将但遥相应，未令合击。代嗣昌为本兵者傅宗龙，克十二月平乱，又数趣分道进兵，嗣昌迁延至岁暮未一战。张琮、贺人龙之捷，本非嗣昌功，其所檄湖广巡抚方孔照遣杨世恩、罗安邦两将攻罗汝才、惠登相者，则全军覆于黄草坪。孔照本屡取胜，至是所部一败。嗣昌以孔照先条上熊文灿主抚之误，心衔之，又忮其言中，遂独劾孔照逮下狱。孔照子检讨以智，伏阙讼父冤，膝行沙 中两年，帝心动，始议前功，减死遣戍，则遇败巧中他疆臣以自免之一事也。嗣昌驻襄阳，既节制各路军，乃以楚地广衍，乱难制，驱使献忠等入蜀，冀因地险蹙之可全胜。又虑蜀兵扼险，恐彼不得入，遂调蜀锐万余为己用，使蜀中罢弱不足支。蜀抚邵捷春愤曰：“督师杀我!”争之不能得。于是献忠遂西。其时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为郑崇俭，由本兵令兼督蜀军，嗣昌亦檄秦军入蜀，崇俭遂以十三年二月率副将贺人龙、李国奇会左良玉，败献忠于玛瑙山。山在达州，由楚入蜀之路。崇俭身在行间，嗣昌远处襄阳，而帝以嗣昌一出即奏捷，大悦，赏功犒师，悉归功嗣昌。既而捷春以嗣昌弱其兵，秦师入蜀者，又以崇俭奉命还关中，亦噪而西归，蜀无防御之力，献忠等尽萃蜀中。楚将奉嗣昌令追献忠入蜀者，败于土地岭。献忠攻蜀各郡县，嗣昌果委罪蜀军，斩蜀将邵仲光，而劾捷春逮下狱论死，捷春仰药死狱中。捷春清谨有惠政，被逮日，士民哭送，竞逐散来逮官旗，蜀王亦疏救，不听。则嗣昌不任弃蜀之罪而巧陷他疆臣之又一事也。蜀既陷，嗣昌为自免计，已陷捷春，又奏崇俭撤兵太早，削其籍。迨嗣昌败死，帝尚恨崇俭不与嗣昌犄角共平乱，逮下狱，不俟秋后，以五月弃市。南都时，给事中李清始讼其有胜无败，而为他人巧卸、遂服上刑之

冤。则嗣昌既陷蜀，而凡稍能军之疆臣皆为卸罪之故连陷以死之又一事也。

帝于嗣昌始终眷注，慰劳赐敕，犒师发帑，一再相望。嗣昌以献忠等尽入蜀，身率师尾之，檄诸将邀击，令俱不行。下令降者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赉万金爵侯。翊日，军府自堂皇至庖福遍题：“斩嗣昌献者，赉白金三钱。”嗣昌骇愕。嗣昌小有才，躬亲簿书，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常失机会。郧阳抚治王鳌永尝谏之，不纳，旋奏罢鳌永而代以袁继咸。鳌永上书于朝曰：“嗣昌用师一年，荡平未奏，非谋虑之不长，缘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甚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不战也。其间玛瑙山一捷，督辅本号令良玉退守兴安，若必遵之，无此捷矣。陛下任嗣昌，不必令与诸将同功罪，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嗣昌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但核其机宜之当否；则嗣昌心有余闲，自能决奇制胜，何至久延岁月，老师糜饷哉？”鳌永所陈，颇中嗣昌之病。帝令中枢饬嗣昌，嗣昌性所偏，不能从也。鳌永明亡后降清，入《贰臣传》。献忠等既横行蜀中，由蜀南而复西。十四年正月，嗣昌统舟师下云阳，檄诸军陆行追击，诸军惟猛如虎蹑其后，与战黄陵城，大败，献忠入楚。嗣昌檄良玉兵，不应，献忠乃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抵襄阳，诱启城门，执襄王。献忠坐王堂下，予之酒曰：“吾欲斩杨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尽此酒。”遂害王。襄阳故熊文灿所驻，嗣昌来代，以其地为重镇，设守甚备，竟被破之。嗣昌在夷陵，惊悸，上疏请死，下至沙市，又洛阳已陷，福王亦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死。廷臣交章论列，嗣昌已由郧抚袁继咸、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闻，而其子则以病卒报，莫能明矣。廷臣论嗣昌罪，帝终念之，赐祭，令有司护柩还籍，且论前功，进太子太傅。后献忠陷武陵，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其子孙获半尸改葬焉。

嗣昌在中枢，在内阁，所倚者熊文灿，所忌而陷之者卢象升、孙传庭。其才苟在平世，未尝不可供簿书文墨之用。要其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尤根本误在柄国而不知恤民，与帝同一受病，谓其甘心祸国，有何等赃污渎职，则非也。帝固以此信之，嗣昌亦以此自信。其子山松，后作《孤儿吁天录》，到处为乃父辩诬，言其有劳无过。当清修《明史》之日，冀以此涂饰史馆诸人耳目，为作佳传。馆臣未受其误，然当时固有受误者矣，潘耒《遂初堂集》有《阅孤儿吁天录》诗云：“是父有是子，忠孝声不坠。信史垂千秋，公论未宜废。”等句。竟颠到黑白至此！

建州之为明患，清太宗之继承太祖，由天命改称天聪，乃在崇祯改元之先一年。其对明屡言愿和，亦未必非蓄锐持重本意。自袁崇焕遣使通吊以后，任事者亦非无欲和之意，在明欲休民整军，实宜许和而修内政。乃力已不竞，必争虚骄之气，欲建州屈身归罪，而后宣赦受降，其势不能。于是君臣间务为掩耳盗铃之计，意实愿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为大耻，谴责任事之臣，朝野议论，亦以言和者为卖国大罪，劫持君相，君相又无知己知彼之定力，始用反间而杀袁崇焕，使天下误信为以言和受戮。既而陈新甲在兵部主和，而帝意亦向之，惟意在委其事于本兵，或者外有虚骄之浮言，即可谴本兵以自盖其丑，君臣间先有此等巧卸谬见。一闻新甲扬言主和已得帝允，则发怒杀之，天下亦多以为主和当杀。危急时一听不负责任者之意气用事。又敢于敲剥国中，驱民走险，以自剿绝其命，此所以童昏之武宗、熹宗不亡国，时未至也；思宗而欲免于亡，非于任人恤民两事加意不可，乃俱反之，独自谓“非亡国之君”，此其所以死而不悟其非也。若自知所为足以亡国，或尚有一线之望耳，乃至殉国之日，犹曰“朕非亡国之君”，可谓至死不悟矣。至后人亦谅其非亡国之君，则美其能殉社稷，固应善善从长也。

自熊文灿主抚，杨嗣昌受代督师，皆与张献忠为相涉。李自成之起在献忠后，闯王之号本袭高迎祥旧称，迎祥与献忠为同起。至自成露头角，在车箱峡一役，用计得出险，事在崇祯七年六月。八年正月，陷凤阳，燔皇陵，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不得，怒偕迎祥辈入陕，而与献忠分途。献忠独东下。自成在陕与洪承畴军久周旋，自成兄子过与高杰，皆为所部勇悍善战者，屡败官军，既而杰降承畴。九月，承畴与自成大战渭南、临潼，自成败，遂复偕迎祥出朱阳关，与献忠合，陷陕州，攻洛阳，出入豫、皖之间。而是时卢象升新授总理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九年春，自成、迎祥等方南犯，已临江，犯江浦、六合不得逞，西攻滁州，象升自凤阳会诸路师来援，大破之于朱龙桥。时官军屡衄，诸将畏惧不前，象升激以忠义，军中尝绝粮三日，象升亦水浆不入口，以是得将士心，战辄有功。迎祥等再入豫、楚、秦、蜀之交，纷集山谷，迄不能平。迎祥与自成由郧、襄山谷再分道入陕，迎祥趋兴安、汉中，自成走延绥，犯巩昌，一再败官军，自成势复振。会廷议推孙传庭为陕抚，乃遣将击斩据商洛之整齐王，躬督军破迎祥，迎祥被擒，时在九年七月。自成继迎祥为闯王，李闯之称实始于是。

当传庭督战关中之日，正清太宗大举入塞之时，清兵由喜峰口入，蹂躏畿辅，京师戒严。卢象升入援北去，改任宣大总督，承畴、传庭任军事，屡获胜，而荆、襄改任熊文灿为总理，与杨嗣昌相倚，主招抚。献忠以受抚借饷养锐，自成则为洪、孙所迫入商洛山中，一时势焰稍衰。十一月九日，清兵再入边，嗣昌在本兵，既陷卢象升致战死，又忌孙传庭逮之下狱，而调洪承畴督蓟辽，平乱之军事一委之熊文灿。于是自成、献忠复起。至文灿罪状昭著，嗣昌自出督师，入蜀多与献忠接触，而自成独走河南，收集众多，得阉党尚书李精白子信，以曾发粟活饥民，为民所德，归自成为之号召。又有卢氏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皆归之。改李信名岩，听其言，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有“迎闯王，不纳粮”之词，儿童相歌以煽动，从自成者日众。福王常洵封于洛阳，拥厚赀不恤士，自成至，营卒与通，陷其城。自成颇得饥民爱戴，一再围开封不克。会杨嗣昌已累败而死，复起孙传庭于狱中，时在十五年正月。传庭方日夜治军于关中，自成三攻开封，监军御史苏京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不得已出。九月抵潼关，开封已陷。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军先胜后败，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饥，故败，谓之“柿园之役”。传庭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军新集，不利速战，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督工严急，秦民苦之。秦士大夫乃相与哗于朝，言“秦督玩寇”。十六年五月，朝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赐剑，趣战益急。传庭不得已，叹曰：“往不返矣，然丈夫岂能再对狱吏？”诀妻子，再出师。时自成方据襄阳，号襄京，署置官属，自称新顺王。集议所向，牛金星劝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北方粮道，顾君恩独曰：“金陵居下流，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桑梓地，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先取之立基业，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进战退守，万全无失。”自成从之。乃集众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既迫于朝议出师，遂与自成战，大破之于郏，几禽自成。会天大雨，道泞，粮车不进，自成以轻骑出汝州截粮道，传庭乃分军，自率军迎粮，其守营军于传庭既行，亦争发，自成军遂蹑其后，官军大败。传庭至潼关，不复振。十月，自成陷潼关，传庭死之，自成遂达成入关之谋。传庭两出师，皆为雨所败，亦天时人事相会以助自成，遂竟亡明。或言传庭不死，帝疑之，不予赠荫。不半载，京师亦不守矣。

自成入潼关，列城不攻自破，遂攻西安，守将开门纳之，执秦王存枢以为权将军，余宗藩及文武大吏死或降相继。乘胜取宁夏，下庆阳，执韩王亶塉。攻兰州，甘肃巡抚林曰瑞死之，进陷西宁，于是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全陕皆没。十七年正月庚寅朔，定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先得西安及属城时，已改其故乡延安府曰天保，米脂曰天保县，清涧曰天波府，至是改己名曰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授牛金星，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军制：有一马儳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兵政侍郎杨王休为都肄。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驰谕远近，指斥乘舆。先是自成既下全陕后，乃遣兵渡河陷平阳，杀宗室三百余人，进陷各县，至是多望风送款。二月，自成自渡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攻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宁武总兵周遇吉战死，并边东陷大同，杀代王传，代藩宗室殆尽。攻宣府，总兵姜瓖降，巡抚朱之冯死之，遂趋阳和，由柳沟逼居庸，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三月十三日焚昌平。先遣人辇重货或贾贩都市，或充部院掾吏，刺探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而兵部发骑往探，辄勾之降，无一还者。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十七日，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京师久乏饷，乘陴者少，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不敢问。十八日，攻益急，既降之宣府监视太监杜勋，自成遣缒入见帝，索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帝所尊信之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自成军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曰：“苦我民耳!”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天未明，鸣钟集百官，无至者，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

于山亭，帝遂崩，明亡。综帝之世，庙堂所任，以奸谀险谄为多且久，文武忠干之臣，务摧折戮辱，或迫使阵亡，或为敌所禽。至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入。而当可以恤民时，君臣锐意刻剥，至临殉之日，乃叹曰“苦我民”，使早存此一念，以为辨别用人之准，则救亡犹有可望，乃有几微大柄在手，即不肯发是心，犹不自承为亡国之君，何可得也！

第七章 南明之颠沛

《明史》成于清。清入北都，早正位号，即不以明后为有国家之传统。自古征诛得国，如汉之于秦，明之于元，为民除暴，无须假借于所胜之朝。元之于宋，与清相类，其于宋后，犹列二王于瀛国公之次，附本纪之末，明乎其为宋之君也。清历世为明属，受官借势，并于急难时赐居边内以保存之，其与明，较元之与宋有间。至其修史，乃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当《明史稿》成时，南明三主，已援元修《宋史》例，止称三王，然不次于本纪之后，而特于诸王传之外，特辟《三王传》，自为一卷，犹见其与寻常诸王不同。至正史成，而三王各附入其始封之王后，为其嗣王，位置与他嗣王等，则更掩其保明遗统之迹矣。今特矫而正之，叙事虽不能详，名义要不可终晦也。

第一节 弘光朝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帝后殉国。四月十二日己巳，凶问至南京，时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诸大臣会议立君，仓猝未定。亲藩中福王、潞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钱谦益、郎中周镳、兵部佥事雷演祚入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言：“福王立，虑修衅三案。”大器遂与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言：“福王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曰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读书，曰干预有司；潞王贤明，当立。”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崧，父常洵，以神宗爱子始封福王。

此为南都定策时已开众正被摈之隙。三案之衅，皆涉郑贵妃及福王。今之嗣福王立，将为东林患，固微属东林私意，但积久之国衅，亦自以消弭为宜，且其七不可之说，实有所见，观后来弘光不道，尽应其语。以伦序言，福王为神宗孙，乃烈皇从弟；潞王为神宗侄，乃烈皇从叔，其可嫌者甚微，而潞王两世皆以轻财急公闻，详具本传，所谓贤明者不妄。明祚危悬丝发，择君宜急，不得谓尽缘东林党见也。故主立潞王者多为殉国正人。马、阮成心翻覆，挟福王为奇货，并以七不可之议告王，使与诸正人构怨，罪以二心，由是诸忠尽斥外。马、阮当权，怂恿弘光为祖母复仇，尽翻逆案，促使南都一年而覆。若拥立稍得其人，当时明室气脉相续，人望尚归一，号令易行，即清人亦有顾忌，未尝不以南北分疆为幸，何敢遽期统一哉？南都一下，情势大变，既立福王，必至于此。一废一兴，天实为之，论明事者不能不叹息痛恨于马、阮矣。

五月戊子朔，王入南京，谒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谒奉先殿，以西华门外内守备府为行宫。百官进见，王赧然欲避。史可法陈战守大计，当素服郊次，发师讨罪，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王唯唯不能答。庚寅，初三日。王就监国位，发大行皇帝丧，大赦，免新加练饷及崇祯十二年以后一切杂派，并十四年以前各项钱粮实欠在民者。旋以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入阁，士英仍督凤阳。方廷推阁臣，诚意伯刘孔昭以附和士英有拥立功，攘臂欲并列，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议起废，推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独举阮大铖，可法以先帝钦定逆案沮之。士英闻以阁臣仍督师之命，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丙申，初九日。士英入朝。戊戌，十一日。群臣劝进。先是，张慎言主即正位，可法以太子存否未确知，或南下，姑徐之。至是急劝进，遂定十五日壬寅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于是刘孔昭讦奏张慎言定策时有二心，高弘图、姜曰广皆乞退，太常少卿李沾又劾吕大器二心。初可法、弘图、曰广、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图治，而士英结操江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等趣可法督师，留己辅政。以定策时有异议为二心，使诸宿德皆不安。而极力引大铖，大铖名在逆案。士英特言其山中致书与定策谋。又令孔昭及侯汤国祚、伯赵之龙等攻慎言，而荐大铖知兵。大铖复结太监韩赞周，因以遍结群阉，备言东林与郑贵妃、福王之相厄，以倾可法等，而盛称大铖才。遂命大铖冠带陛见，旋以中旨起为兵部添注右侍郎。都御史刘宗周力争，乞寝成命，有旨切责。未几，大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不数月而升尚书，悉引逆案中人，遍布言路，结勋臣刘孔昭辈，尽罢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诸大臣。士英独握大柄，一听大铖，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清兵南下，可法以闻，士英大笑不止。人问其故，士英曰：“此史公妙用也。岁将暮，将吏应叙功，军资应稽算，此特为之地耳。”侍讲卫胤文窥士英指，论可法督师为赘，即擢胤文兵部侍郎，督高杰所部兵以分督师之权，可法益不得调遣诸镇，束手于北兵之来矣。

其生衅于内以挠边备者，左良玉拥兵镇武昌。福王之立，马士英结高杰等江北四镇居为功，良玉不预闻。既而监国诏至，诸将或劝帅兵东下，不奉诏，良玉虽不从，而迟迟不遽拜诏。九江总督袁继咸书至，言福王伦序之正，邀同入朝，乃开读如礼。马、阮以继咸疏论老成当用，举刘宗周、黄道周等名，士英恨其剌己。继咸又为姜曰广辩诬。湖广巡按御史监良玉军之黄澍劾士英，士英遣缇骑逮之，继咸为澍申理。士英积怒，遇所陈奏及题用监司郡县官悉停寝，而大铖在兵部，于继咸奏调部将给敕时索贿愈苛。马、阮党屡劾继咸。有御史黄耳鼎者，劾继咸诬以劝良玉立他宗，良玉不从，冀构继咸、良玉之隙，而良玉常以不拜监国诏自疑，闻疏语益惧。弘光元年三月，有称崇祯太子者至南都，朝廷指为伪，锢之狱中。士民不满弘光之政，藉藉谓士英等朋奸导王，谋害故太子。黄澍又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士英又以憾继咸裁上游诸军饷，良玉大憾，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并移檄远近，声士英罪。士英惧，乃悉遣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刘孔昭等率兵御之，又檄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以西上。时清兵日南下，廷臣有言亟守淮扬者，士英厉声叱言：“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纵左逆入犯。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死耳。”力排备御淮扬之议。会良玉死，其子梦庚真反，连陷郡县，至采石，得功与相持。大铖、孔昭方虚张捷音，以邀爵赏，而清兵已破扬州，史可法殉，直逼都城，弘光出走太平奔得功军。士民破狱出所谓故太子者立之。数日而清兵至，勋戚及大臣挟以出降。刘良佐在降将中，请于清帅豫亲王多铎，追擒弘光自劾，及之芜湖，得功自刎，良佐挟弘光归，南都亡。隆武时上尊号曰圣安皇帝。明年五月，弘光被害于北京。永历时上谥曰安宗简皇帝。弘光在位，政由马、阮，其所自为之事，惟亟选淑女，思听梨园新声。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即位，八月间以母妃命大选淑女，群阉借端肆扰，隐匿者至邻里连坐。兵科给事中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以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御史朱国昌亦以为言。乃命禁讹传诳惑者。寻复使太监李国辅等分诣苏、杭采访，

民间嫁娶一空。是年除夕，御兴宁宫，怃然不怡，侍臣请故，曰：“后宫寥落，且新春南部无新声。”内监韩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思皇考先帝耳，乃作此想耶？”又元夕上自张灯，赞周曰：“天下事正难措手，卧薪尝胆，犹恐不胜，躬此琐屑胡为？”曰：“天下事有老马在，汝不必多言。”清兵至，各城闭门，集内官问计，韩赞周劝以亲征，不听，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漏二鼓，与内官数十人跨马出通济门而去。

故太子之狱，当时哗然谓太子为真。以今考之，上年冬，太子已见于北都，清廷亦以为伪而杀之，有太子外祖周奎一家先与相认，并长公主亦在奎家，兄妹相见大哭，则此为真太子也。后周奎出首，清使明故妃嫔宫监杂辨，凡言真者杀之，自无敢辨其非伪者。且《清实录》于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入北京时，书改葬明帝后及袁贵妃，后又书明熹宗妃任氏等发见，给予收养，并无袁妃其人，乃于辨识故太子时，又忽书袁妃与其事，盖以袁妃为太子庶母，自应能识太子，不比天启任妃之疏远。任妃乃客氏养女，所以蛊惑熹宗者，其人流落民间，旋自出乞恩，且曾冒充天启皇后，为内监高永寿识破。此人求媚于清，而以太子为伪，自在意中。清乃又伪托为袁妃，致《实录》前后矛盾。盖北都所杀太子为真，南都太子实伪，但南中士民痛恨弘光，益盼太子为真而坚信之耳。逮刘良佐挟弘光回，南都市民至夹路唾骂，投以瓦石。以此为救亡图存之主，宜其难矣。故无论北向中原，即欲仅成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不能不谓马、阮之拥立为速斩明祀之因也。南都伪太子一案外，又有伪妃童氏，弘光之所不认，士民则皆以为帝之蔑伦失道。事不甚系兴亡，欲详当读南明专书。马、阮之归结，或言降清后有通福京文据被诛，或言马自走死，而阮则尚有导清兵炮攻金华以报私憾之事。亡国大罪人，即一死亦不足蔽辜，传闻纵有异词，于罪恶无所轻减也。

第二节 隆武朝事附绍武建号

隆武帝讳聿键，为明疏属，原嗣封唐王，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 之后，父器墭为唐世子。祖端王硕熿，惑于嬖妾，欲立其爱子，囚世子十余年，王年十二从囚。世子为其弟毒死，地方守道知府怵端王以事露获罪，惧而请立王为世孙，王年二十八矣。逾三年，崇祯五年，端王薨，王嗣位。九年八月，京师戒严，王率护军勤王，又杀其两叔。事闻，下旨切责，部议以擅出境罪，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凤阳陵阉索贿不得，用祖制墩锁法困苦之，有司廪禄不时，资用乏绝，王病几殆，妃曾氏刲股疗之始愈。南都立，大赦，出高墙，礼部请复故爵不许，命徙居广西之平乐府。乙酉五月，行抵杭州，南都已覆，王劝潞王监国，不听。时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自京口，户部郎中苏观生自南都胥会于杭。鸿逵、彩与王语及国难，沾泣襟袂，奇之，使所部卫王入闽。既而杭州文武大吏以潞王降清，二郑全师回闽，与巡抚张肯堂等议奉王监国。弘光元年六月甲戌，二十三日。次浦城。闰六月癸未，初二。各官迎谒于水口驿，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及肯堂三上笺劝进。丁亥，监国福州。鸿逵又议：“不正位无以厌众心，杜后起。”丁未，二十六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隆武，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上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礼监：“行宫不得以金玉玩好陈设。”器用瓷锡，帏幄衾褥皆布帛，后宫无嫔御，执事三十人而已。郑芝龙进美女十人，留之而绝不御。中宫懿旨选女厨十人，上以为扰民不许。素好读书，博通典故，手撰三诏《登位诏》。与《鲁监国书》，群臣皆莫能及。在凤阳幽禁时，遭吏虐几殆，淮抚路振飞疏请加恩罪宗，置吏无状者石应诏于法，登极后感旧恩，募能致振飞者赏千金，秩五品。振飞至，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开储贤馆，定十二科取士，以苏观生领之。爱郑芝龙子郑森才，赐国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即延平王也。是时宗室诸王流窜南方，臣民奉之建义者如云而起，其不忘明则同，而属望不一，无统摄号令可行，已与南都初建时物情迥异。义师前仆后继，徒为忠臣义士以死殉国之归宿。其稍能支持者，则以浙东张国维、朱大典、孙嘉绩等奉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赖海上风涛能限戎马，入海中自保甚久。此外则倏起倏仆，亦有甫谋起事而已败死者。时李自成已一据京师而败；张献忠乃独霸于川中，以崇祯十七年之冬，十一月庚子十六日。据成都，称大西国王，大顺元年。自成死后，其众推其兄子锦为主，同自成妻高氏，归于湖广督师何腾蛟，一时增兵十余万，其属皆授总兵官，赐锦名赤心，高氏弟一功名必正，号其营为“忠贞营”，此军遂为南明之主力矣。

隆武之为君，胜于弘光者不可以道里计，而事势之不及弘光时亦不可以道里计。东南财赋之地，无一足资统摄之人，起义者数十百起，均散漫，徒供清军荼毒，稍能自立之鲁监国，即与福京势不相下，何以尊国势而御外侮？此不能尽责两方之不顾大局，其威信不素立，名分不前定，同时起事，拥戴者各认所主，无天然折服之道也。弘光时则惟定一君，又惟以南都为应建国之地，故使得南都建号者早为隆武，至少可偏安暂定，以后各视机会为进退。天生马、阮以破坏之，使明臣无择君之余地，则其不欲一姓再兴，若冥冥中有主之者矣。鲁与福京之龃龉别见第四节《鲁监国事》。

隆武帝之恭俭，承弘光之后，亦若崇祯之承天启，而其见短之处，亦正与烈皇相类。《明史·路振飞传》：“王每责廷臣怠玩，王即谓隆武帝。振飞因进曰：‘上谓臣僚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皆臣所甚忧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此可知其人君之度矣。帝始为郑氏所拥戴，闽中兵事惟郑氏擅之。芝龙以海盗受巡抚熊文灿之抚，至是拥众在闽，兄弟进侯封，子侄居显职，自负勋望，与辅臣黄道周争班列，欲占其上，不得则与廷臣不睦。又张战守兵数，饷不能给，则设助饷事例，大鬻官爵。趣使出兵，则以饷绌为辞。黄道周以武臣无出兵意，自请以使相募兵江西，为进取计。既行，帝决意亲戎，而兵事皆掌于郑氏。帝将行推毂礼，芝龙乃以弟鸿逵为帅，从子彩为副，分向浙、赣，出关未越五百里，疏报饷竭而还。何腾蛟纳自成之众，兵势既盛，乃遣人迎帝入楚，杨廷麟方以兵部尚书领忠诚社兵驻赣州，迎帝入江西，各为恢复计。原任知州金堡陛见，言腾蛟可恃，帝决出赣州后幸楚。隆武元年十一月，下诏亲征。十二月甲申，初六日。发福京。壬寅，十九日。督师黄道周败绩于婺源，被执。清兵克抚州，渐迫赣南。

二年，即清顺治三年。正月己酉朔，帝在建宁，以三大罪自责，不受朝贺。江、楚迎驾疏相继至，帝决出汀入赣，与湖南为声援。郑芝龙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前，表请回天兴，帝不得已驻延平。芝龙有异心，其子成功不附，对帝言：“受恩义无反顾，愿效死。”帝嘉之，封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时三月戊申朔也。是日，黄道周殉节于江宁，报至，恸哭辍朝。道周与弘武朝史可法皆纯忠大节，为万世钦仰，道周学问尤高，学者称石斋先生，邃于《易》，著述极盛，世称其能前知云。帝趣出师，郑氏不应，吏部尚书张肯堂疏请北征，乃加少保，兼户、工二部尚书，总制北征军，实无一卒。肯堂孙茂滋，家居华亭，起义而败，亡命入闽，言吴淞败卒犹相保聚，招之可集。肯堂请帝由浙东亲征，己以舟师抵吴淞，招诸军为犄角，芝龙复尼之，不克行。五月丙午朔，清兵逼赣州，杨廷麟、万元吉固守。是月，浙东江上兵溃，清兵以六月一日渡钱塘江，鲁监国航海去，浙之陆地绍兴、金华、衢州、严州皆陷，张国维、朱大典等皆死。郑鸿逵闻警遁入关。芝龙即通款于清降臣洪承畴，托言海寇至，撤兵回安平，守关将士皆随去，仙霞岭空无一人。帝犹择日赴赣州，清兵过衢州。帝于甲午二十一日。出延平，宫眷皆骑，犹载书十余簏以从。次日乙未，清兵入仙霞关。丁酉二十四日。取延平，守土之臣多死之。清统兵贝勒询知帝由汀州趋江右，自取福京，而遣降将李成栋追帝。庚子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有数十骑称扈跸者，突入行宫，从官福清伯周之藩、给事中熊纬皆斗死，帝后皆遇害。或曰清兵挟帝后归福州，后至九泷投水死，帝死于福州。十月，赣城闻汀州之讣，全城气索。丙子，初四。城破，杨廷麟、万元吉、郭维经、杨文荐等皆死之。永历帝立，遥上尊号曰思文皇帝。丁酉春，上谥曰绍宗襄皇帝。

绍武讳聿，隆武帝第四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祀。闽事败，浮海至广州，镇将林察迎之。时两广总督丁魁楚已奉永历帝监国肇庆。故大学士苏观生先由隆武帝遣募兵南安为入赣地，自南安遣主事陈邦彦奉表劝进，贻书魁楚欲与共拥戴事，魁楚拒之。乃自南韶旋师广州，与旧辅何吾驺等以十一月癸卯朔拥王监国。丁未初五。立为皇帝，称号绍武。以都司署为行宫，封拜拥立诸人，观生独掌军国事。按日举行幸学大阅郊天祭地诸巨典，一月覃恩数次，举朝无三品以下官。凡宫室服御卤簿，仓卒不办，通国奔走，夜中如昼，至有假冠服于优伶者。永历帝闻王建号，遣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至广州谕止，复召见观生所遣劝进之陈邦彦赍敕继行。耀、嘉谟备陈天潢伦序及监国先后，并责观生诸人甚切。观生怒，执杀二人。邦彦闻之不敢入，遣人以敕授观生，观生遣师拒桂兵于三水，为桂总督林佳鼎所败。佳鼎乘胜东下，广州总兵林察招海盗数万人战海口，佳鼎败死，肇庆大震，观生意得，遂务粉饰为太平。降将李成栋率清兵自闽入广，下惠、潮，即用两府印移牒广州报平安，观生信之不为备。十二月丁亥，十五日。王方视学，百僚咸集，俄报清兵逼，观生叱之曰：“昨潮州尚有报，安得惑众妄言！”斩报者。

已，兵自东门入，始召兵，不能集。城陷，王被获，安置东察院，馈之食不食，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遂投缳死。观生亦自缢，官属从死者数人，而何吾驺率众降。

第三节 永历朝事

永历帝，神宗孙，桂端王常瀛少子，讳由榔。端王于天启七年就国衡州。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陷衡州，走广西，居梧州。南都亡，广东在籍尚书陈子壮将奉端王监国，会隆武帝立，议遂寝。端王薨于梧，长子安仁王由 袭封，居肇庆，未几亦薨。隆武帝以由 弟永明王袭，即帝也。帝盖于崇祯九年先封永明，至是袭封，诏中有“天下王之天下”语。又尝语群臣：“永明王神宗嫡孙，统系最正，朕无子，后当属之。”隆武二年八月，汀州变闻，总督丁魁楚、巡抚瞿式耜与巡按御史王化澄等议监国，旧臣吕大器等先后至，佥谓王统系正，贤而当立，乃以十月十四日丙戌监国肇庆，颁诏楚、滇、黔、蜀，魁楚、式耜、大器皆为大学士，化澄以下进爵有差。壬辰，二十日。湖广督抚何腾蛟、堵胤锡奉表劝进。以马吉翔、郭承昊、严云从、吴继嗣为锦衣卫使，以前太监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坤肆恶崇祯时，弘光时亦任事，入闽不用，至是复见任。宫宦卫使有承平时宿弊。是月，清兵取兴化、漳州，守臣皆死之。十一月癸卯朔，赣州败报至，魁楚、王坤奉王奔梧州，式耜不能止。丁未，初五。闻苏观生以唐王称帝于广州，魁楚奉王以甲寅日十二日。还肇庆。十八日庚申，即皇帝位，仍称隆武二年，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十二月癸酉朔，郑成功以父芝龙降清，劝止不听，走海上起兵，鸿逵义而从之。甲戌，初二。林佳鼎为广州兵所败，内批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师。王坤复疏荐人望数十，给事中刘鼒疏论坤，夺鼒官，御史童琳言事，下廷杖，式耜力持之，得寝。盖阉人用事，内批、廷杖等旧习，寖寖复行之。旋广州败报至，式耜请守峡口，不从。丁酉，二十五日。王坤又趣帝奔梧州。是月，清兵在蜀败张献忠，献忠死于西充凤凰山，余部孙可望等陷重庆之佛图关，渐入黔。

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正月癸卯朔，帝在梧州。十六日戊午，李成栋以清兵取肇庆，帝奔平乐，瞿式耜从，诸臣多弃上自去，丁魁楚降于成栋，旋为成栋所杀。式耜奉帝由平乐如桂林。成栋尽取广东属郡，又取梧州、平乐、浔州。王坤又请帝入楚，式耜止之不得，请暂驻全州，疏言：“半年之内，三四播迁，兵心民心，无不惶惑。我进一步，敌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敌来亦速一日。若去而不守，即拱手送敌，请得以身留桂。”乃进式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留守桂林，以焦琏兵隶之。二月丙戌，十五日。帝幸全州，时定蛮侯刘承胤自武冈以兵入卫，驻全州。清兵取长沙，何腾蛟退衡州。孙可望连陷贵州列郡。三月乙卯，十四日。清兵攻桂林，式耜率琏拒战，破之。清兵既退，承胤援兵至，反与琏兵主客不和，相击斗，大抢而去。承胤逐王坤，名尊朝廷，劫驾幸武冈，改其州为奉天府，政事皆决焉，跋扈遂不可制。李成栋闻桂林有主客衅，再来犯，焦琏复大破之，桂林获全，成栋不复来窥。八月，琏复收阳朔、平乐，陈邦傅复梧州，全桂稍定。方择日迎驾返桂林，而降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以清兵又由湖南克宝庆，逼奉天，刘承胤降，帝走靖州，又如柳州，复奔象州。式耜连疏请还跸桂林。清兵又连取永州、辰州，逼全州，何腾蛟御却之，复逼梧州，帝欲走南宁，道阻，乃还桂林。

二年，顺治五年。正月丁酉朔，帝在桂林。是日，降将金声桓偕其党王得仁以南昌叛清来归。得仁又克九江，寻引还。会声桓攻赣州，而桂林有郝永忠败兵入掠之乱，式耜被劫出城。帝走南宁，何腾蛟入援，清乘之取全州。式耜、腾蛟复入桂林。清兵直抵桂林北门，腾蛟督焦琏等大破之。闰三月，清历作四月。李成栋又以广东叛清，劫总督佟养甲来归，乃迎驾还肇庆。腾蛟亦复取全州、永州、衡州，诸军更连复宝庆、常德。既而军帅内哄，争驻军地不相下，尽弃湖南新复州县，楚事遂不可为矣。

三年，顺治六年。正月庚申朔，帝在肇庆。戊寅，十九日。清克南昌，杀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复陷。又陷湘潭，腾蛟死之。二月甲寅，二十五日。长沙复陷。乙卯，二十六日。李成栋兵溃于信丰，溺死。初，江、广反正，楚军奏捷，中外谓兴复可期，一朝崩溃，举朝大骇。是时滇中孙可望已由巡抚杨畏知招使归款，滇境尚为明有。四年顺治七年。正月乙卯朔，帝尚在肇庆，清兵旋陷南雄，帝出奔。清兵至韶州，南澳总兵吴六奇降，进逼广州，帝至梧州。十一月，清克广州，遂入桂林，瞿式耜、张同敞死之，大臣之忠正者尽矣。帝奔浔州。五年顺治八年。二月，帝在南宁，孙可望遣兵至，杀大学士严起恒等，挟封秦王，并杀大学士杨畏知，自是政在可望。九月，陈邦傅诱杀宣国公焦琏，率浔州数叛将降清。帝闻报，发南宁。十月，次新宁。十二月，清取南宁，帝走土司中，孙可望遣兵迎扈，请移跸安隆。六年顺治九年。二月，帝至安隆所，改名安龙府。可望奏遣所部李定国拒清将孔有德，刘文秀拒吴三桂。七月，定国复宝庆、全州，有德走桂林，定国攻拔之，有德自杀，执叛将陈邦傅父子，送贵阳可望所诛之。文秀亦取叙州，三桂走绵州，进拔重庆。赏恢复川、楚功，封定国、文秀皆为王，而可望骎骎有篡国意。帝在安龙，日益穷促，将吏罕人臣礼。马吉翔掌戎政，宦官庞天寿督勇卫营，谋逼上禅位可望。可望又自设内阁六部官，尽易旧印，立太庙，享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右则可望祖父，拟国号曰后明。帝闻之忧惧，遣人密敕定国，谋出险。可望亦忌定国，袭之而败，相持不发。自六年顺治九年。至十年，帝皆在安龙，时清已为顺治十三年矣。其间于八年二月，可望闻密敕事，遣人至安龙胁帝索主谋者。帝谓必外人假敕宝所为，可望杀大学士吴贞毓等多人。帝在安龙，涂韦薄以处，日食脱粟。守将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挟弹乘马，直入宫门，文吏乘舆过殿，呵之不下。九年冬，仍改安龙为安隆，岁造开销银米册报可望，称：“皇帝一员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帝亦隐忍之，苟延残喘而已。

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可望复遣兵袭定国于南宁，为所败，降其众三千人，遂进趋安龙。可望知定国既决裂，必至安龙卫帝，三月，遣所部白文选将兵迎帝入贵州。太后闻之哭，从官皆哭，文选心动，故缓行候定国至，与连和，奉帝走云南，抵曲靖。守滇者刘文秀，亦怨可望，因偕扈入省垣，沐天波迎驾，帝即居可望第。沐氏世镇云南，当北都既陷，所在蠢动，云南元谋土司吾必奎反，连陷郡县，天波檄各土司讨之。既定，而后至之阿迷土司沙定洲听奸民艳称沐氏世守之富，于隆武元年十二月朔，入城辞行，呼噪焚劫，天波逸而家属尽死，赀产尽被劫，省城为所踞。伪疏达福京，行镇守府事，悉兵追天波，陷列城。时杨畏知为金沧副使，以好语绐定洲，又为天波筹策，得保楚雄、永昌两地，与之相持。石屏人龙在田为副将，退窜大理，始尝从熊文灿军，文灿受张献忠降于谷城时，与献忠部下多相识，献忠死，可望入黔，逼滇境，在田使人告急乞援，可望乃入滇。定洲久围楚雄，畏知坚守不下，可望来围解，与可望战大败，遁归阿迷，可望遂据云南，故省城有其第。阿迷地险，可望遣刘文秀攻不下，定国攻之，乃尽灭沙氏，故定国兵强，遂非可望所能制。定国亦归心于帝，可望篡夺之谋惮不敢发。及是，定国合文秀、文选与天波同奉帝都于滇，改云南府为滇都。可望虽怒，而以家口在滇，未敢反。明年夏，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帝归可望妻子。七月，可望反，定国、文秀御之。文选先归黔，至是纠可望部下马进忠等悉反正，可望狼狈归黔，挈妻子奔长沙降清。帝自入滇，稍具国体，追上弘光、隆武两朝尊谥等事，皆十一年四月朔事也。自此至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之冬，帝皆在滇都。清于十二年二月，命贝子洛托、都统卓布泰偕降臣洪承畴、吴三桂、线国安分楚、蜀、粤三路取云贵。会永昌有反者，定国讨平之，清兵入黔不及救，遂失贵州地。至十月，清三路师皆会平越，势不可敌，定国部署诸将力抗。十二月，定国战败，清兵直抵曲靖，定国奔还滇都，请上出幸。时刘文秀已前死，遗表请帝入蜀；定国主入湖南蛮中；天波主走腾越入缅甸，众多是天波。定国泣请留太子慈煊督师，以牵制缅甸，帝犹豫不忍别幼子，乃尽发滇都，定国以大兵殿后，国势既摇，人心思叛，可望余党纠众谋劫定国，定国严备之。百官扈从男妇马步数十万人，日行不过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间，所在逃避，御前供顿缺，庶僚贫病，离次不前，乘舆奔播之艰，不可言矣。

十三年顺治十六年。正月癸巳朔，帝次永平。乙未，初三日。清兵入滇都。丙申，帝驻永昌，下诏罪己。定国还前所赐督师黄钺，请削秩，不许。清兵益逼，定国遣兵扈上入腾越，身率大军继，渡潞江，相视磨盘山之险，设三伏以待追兵。三桂果入伏。忽大理寺卿卢桂生来降，泄其计，三桂大惊，以炮发其伏，所设之伏遂失序，清兵不尽覆，犹丧都统以下十余将，精卒数千，定国亦损兵而奔。诸军在滇境踞险设守者，闻定国走，皆遁。帝先自腾越出奔，行二日，闻磨盘山之败，定国远逃，踉跄逮夜犹行，迷路大谷中，群臣妻子不相顾，乱兵劫掠，火光烛天，惊扰奔驰，及天明仍在故处，而贵人宫女已失去过半。乃决意入缅，而清兵亦惩于磨盘山之役，惮险不敢穷追，留三桂镇云南，班师。帝至缅境囊木河，天波谕缅人奉迎具表如常仪。既居缅，天波谋拥太子返入铁壁关，调度各营为声援，王后不可，不果行。定国以帝入缅甸，君臣俱困异域，日益为缅人所轻无益，闻白文选在木邦，就之谋再举。文选意在卫帝，意不合，自率所部入缅，缅人以兵来拒之，文选与战不胜，亦不得入。定国在孟艮集溃兵，势稍振。从臣后至者与帝相失，帝尚驻井梗，诸臣径抵缅都阿瓦城。缅人以文选之兵亦前抵阿瓦阻还，疑来者复有异图，发兵围之，有被杀者，有自缢者，亦有降缅者，有流入暹罗国者，有被安置远方者，久之无存焉。三桂兵至姚安，文武往往出降。天波在内谋奉帝出缅，辄为马吉翔等所沮，定国、文选及诸遗臣在外，屡以兵迎帝出缅，缅人不允，从臣亦多不愿行，辄为缅人所使，以帝命止兵。帝于永历十三年四月，缅人备龙舟鼓乐，迎于井梗，移跸阿瓦。至则于城外五六里者梗地有草庐十余间，奉帝居之，编竹为城，守兵百余人，从臣自备竹木，结宇聚处。久而与之习，短衣跣足，与缅妇之来贸易者杂戏，踞地喧笑，呼卢纵酒，缅人益轻之。其冬十月戊子朔，尚颁历于缅。十四年，顺治十七年。正月丁巳朔，帝在者梗。其秋，文选举兵迎帝，帝居者梗，为阿瓦之旧城，缅王居新城。文选抵阿瓦，隔新城不得达者梗，急攻新城垂克，缅人诒缓师以城奉帝，稍撤退，缅复固备，再攻反为所败，望城痛哭而去。而帝左右招权纳贿，以官为市，马吉翔用事，醉梦如故，庶僚贫者饥寒蓝缕，大臣有三日不举火者。吉翔辈以语激帝，帝掷皇帝之宝，令碎之以给从臣，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不奉诏，吉翔与李国泰竟錾以分饷，拥赀自赡不顾也。有蒲缨者，大开赌肆，昼夜呼卢，帝焚其居，缨赌如故。华亭侯王维恭与杨太监拳殴喧欢，声彻内外，俱为缅人所哂。是年，清议省云南俸饷，撤旗兵归，裁绿营额。三桂乃请索帝于缅，绝后患。清帝重其事，戒勿轻举，而三桂为拥兵计，力持之。十五年，顺治十八年。正月辛亥朔，帝在者梗。丁巳，初七日。清世祖崩，己未，初九月。圣祖即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定国、文选方连兵迎跸，缅人阻之，与战，大破缅兵，斩其将边牙。临金沙江，缅人尽烧其江船，据险设炮以守。定国等粮少气沮，退驻海滨。三桂檄缅人献帝自效，缅王不允。王弟弑

其兄自立，来索贺礼，且言供给之劳，以七月十六日邀当事大臣渡河与盟，辞不赴。逾二日再至，请盟后得贸易自便，毋使我国久奉刍粟，既盟需饮咒水为信，故请大臣尽往，乃行，缅人缚而骈杀之，自黔国公沐天波以下四十二人皆遇害，存者惟帝与太后以下二十五人，其余宫眷及诸臣妻缢死者累累，从官未遇害者亦多自缢，凡自缢有名氏可记男女二十二人。八月，定国、文选次桐坞，以十六舟攻缅，缅人凿沉其五，文选为部将所挟先引还，定国不得已，亦退还孟艮。九月，三桂以清兵追帝于缅甸，用降将马宝单骑说文选降。十二月丙午朔，三桂驻兵缅境旧晚坡，帝以书责之，词甚哀切。越二日戊申，缅人舁上暨太后中宫以献。见三桂，责问之，三桂不觉屈膝愧汗，自是不复见。总兵邓凯前以疾不与咒水之祸，至是从帝被执归，劝帝自决，帝未允。明年，清康熙元年三月十三日丙戌，三桂以帝还云南。四月十五日戊午，辇帝及太子出，以弓弦绞于市。太子时年十二，死时亦能骂贼。定国闻滇讣，躄踊号哭，表上帝祈死，于六月十一日生辰病作，谓其子嗣兴及部将靳统武：“毋降清。”越数日卒，统武亦卒，嗣兴竟以所部降，而定国遂为永历朝最后之忠臣。邓凯入昆阳普照寺为僧。帝在缅末叶之事多其所述。

第四节 鲁监国事

鲁王讳以海，太祖第十子鲁荒王檀之后，兄以派崇祯九年嗣封。十二年，清兵入边，破兖州，以派被执，死。十七年十二月，乃以王嗣封。京师陷，诸王皆南下。弘光元年四月，命移驻台州。五月，南都不守。六月，浙中潞王亦降。闰六月，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起兵余姚，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于鄞。鄞首遣举人张煌言奉笺赴台，请王监国。同时，宁波各县以兵以饷来归者数起，旬日复上笺，而国维等表亦至，迎王即日移驻绍兴，部署卿贰庶官，列兵江上，画地戍守。总兵方国安自浙西来，王之仁故为定海总兵，由定海会兵者，与浙东义师屡战清兵皆捷，浙西义师亦蜂起，然不能进取杭州，已失机会。未几，分地分饷之议起，地丁正饷尽予方、王正兵，义兵取给义饷，待富户乐输，交争不平，而国安尤横暴，并取义饷。时隆武帝立于闽，颁诏至，将吏恇惑，谣称将避返台州。国维亟驰还，令勿宣诏。与汝霖议，以唐、鲁均宗室，无亲疏之别；义兵同举，无先后之分，一称臣则江上诸将须听命于闽，无号令可行；肃乐则谓大敌在前，未可先自相仇，宜权称皇太侄报命，议大不合。卒如国维指以报，而闽、浙成水火。煌言受官为行人，自请充使赴闽释嫌。用内臣安凤仪、李国辅兼制军饷，饷更不可问。十一月，监国劳军江上，驻西兴，筑坛拜方国安为帅，各营佥听节制。国安遂檄初派支应义饷之鄞县、奉化不得应给，义军饷绝，肃乐以忠义相激，尚不敢叛。而马士英、阮大铖先后窜入国安军中，请朝见，不许。十二月，监国回绍兴，以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三宾，鄞人，故官太仆，家极富，清兵下浙西，往纳款归。至肃乐起义于鄞，三宾密书贻王之仁曰：“翕翕訾訾，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绅和之，将军以所部来，斩此七人，则事定矣，某当奉千金为寿。”稚绅谓肃乐年未四十，六狂生则诸生董志宁、陆宇、张梦锡、华夏、王家勤、毛聚奎，首倡义邀肃乐集绅议事，而拒已受清命之降官者也。肃乐亦遣人劝之仁来归。之仁两答之，约期至。至则会乡老出三宾书，数其罪。三宾叩首乞命，愿出万金助饷。至是，贿监国妃父张国俊，入政地，外倚方、王势，内通安、李二阉，与马、阮相呼应，遂表里作奸。方、王中之仁非国安比，见江上事阘冗，疏言：“义师初起，人人有直下黄龙之志，一败后遂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尚何忍言！臣愿率所部沉船决一战，今日欲死犹及于战，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

不报。肃乐疏陈利害，言：“国有十亡无一存，民有十死无一生。”监国亦深然之而无如何，但加肃乐官以慰之，力辞不许。余姚知县王正中进县人黄宗羲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命颁行民间。铸“大明通宝”钱。

监国之立，由浙东文士，不习兵事，而拥兵者为方国安、王之仁。之仁虽忠烈，卒能殉国，然其争饷自擅，固武夫恒态，义师为所窘而溃，数月间事耳。其间已用阉人，徇外戚，无大志可知。颁历、铸钱等事，行之井井，固文人之所为也。

监国元年，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正月，遣使奉书入闽。三月，谍言清兵由海道来，移肃乐守海口，久之无所得饷，乃与孙嘉绩合疏请以兵归武臣，身并从军自效，温旨慰留。诸帅嫉甚，诬其贰于闽，遣客刺之。肃乐乃弃军拜表行，监国骇叹，令往海上偕石浦、舟山镇将张名振、黄斌卿等作窥吴计。清兵入钱塘，国维、之仁拒之，获胜，遂围杭州，不克而还。隆武帝亦遣使来犒师，为方国安部兵所杀。或曰马、阮嗾国安为之，构闽、浙之隙。乃命国维分兵备闽。四月，清兵隔江炮击国安营，破其厨灶，国安以为天夺其食，遽拔营走绍兴，劫王南行，将投闽，而马、阮衔弗纳之怒，劝献监国降清，遣人守监国。守者病，监国得脱，趋海门航海去。国维退守东阳，江上师尽溃，时新举义者纷集，亦皆散去。清兵取绍兴，士大夫抗节死者甚众。义乌亦破，国维死之。王之仁入海，沉其妻孥，由松江至南京，抗言于洪承畴而死。朱大典守金华不下。国安、马、阮降清，为清兵攻金华。大铖先在金华被逐，知其城有不固处，导国安炮攻之，遂陷，大典发火药全家自焚死。监国出海时，石浦守将张名振以舟师扈行。至舟山，黄斌卿不纳，乃入闽。时福京已陷，隆武帝已殂，郑彩以军入海。十一月，监国至厦门，郑芝龙已投清，令彩执监国归顺，彩不可。既而成功起兵海上，亦驻厦门，意不欲奉监国，仍用隆武年号，郑彩乃奉监国改次长垣，是为江上溃后第一次监国入闽。

监国二年永历元年，清顺治五年。正月癸卯朔，监国在长垣，海上诸军及闽陷后遁入海之遗臣皆来会。二月誓师，攻取闽、浙沿海郡县，时有得失，而占地较广，军声颇振。其冬，颁监国三年历，而成功亦颁隆武四年历，于是年海上遂有二朔。三年，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监国在闽安镇，郑彩专政，监国无如何。三月，清调两广、江、浙之兵进迫，尽陷诸城，仅存宁德、福安两邑，义师中士大夫多殉节者。六月，兵部尚书大学士钱肃乐卒。四年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正月，监国次沙珵。三月宁德破。四月，福安破，闽地悉陷。六月，张名振复健跳所，遣使奉迎。七月监国复入浙，次健跳所，郑彩弃监国去。九月，名振等讨黄斌卿，诛之。十月，监国驻舟山。是冬，遣使乞师日本，不得请而返。五年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正月，监国在舟山。至明年秋，清大举攻舟山，名振奉监国捣吴淞，以牵制清闽督陈锦之兵，以大学士张肯堂留守。九月，舟山陷，肯堂以下死义者烈且众。清兵相谓：“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耳。”名振还救不及，与大学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张煌言扈王再入闽，次厦门。郑成功以礼待监国颇厚，既而稍衰，依成功者累年。成功犹敬煌言，煌言亦极推其忠。七年，永历六年，清顺治十年。煌言间行入吴淞，寻招军天台。明年，会名振之师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金陵遥祭孝陵，以救永历帝之急，烽火连江，江南震动。约上游相应，而失期不至，退次崇明。是年去监国号。明年，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煌言、名振再入江，掠瓜洲、仪真，薄燕子矶，上流终不应，仍东返。是年名振卒，遗言令部下属煌言，煌言始有军。监国既去号，称鲁王，移南澳。至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清徙舟山之民，煌言复以军居之。上年三月，永历帝由安龙入滇都，以李定国、刘文秀力脱孙可望之厄，稍自振。鲁王去号后通表入滇。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帝遣使进郑成功延平郡王，并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成功隆武、永历两朝旧臣，煌言则从鲁监国归命。其时存鲁王为明一线之传于海上者，成功实据澎湖、厦门、金门等岛，为之地主，而以寓公礼奉鲁王。其始终从监国，由劝进而从亡，由筹策而督军，为鲁延命脉于海上者煌言一人而已。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以书招之，煌言复书反以廷佐为明勋旧之裔，劝令反正，其书尚传于世。

永历十二年秋，成功兴师北伐，煌言以师会，而以监军为称号，抵浙境，攻破乐清、宁海等邑。比次羊山，飓风碎巨舰百余，义阳王者亦溺焉，成功废然返。其冬，清兵迫滇都，永历帝奔永昌。明年，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帝自永昌入腾越，遂入缅甸，李定国与吴三桂有磨盘山之恶战，虽未为获胜，又却清兵不出边者两年。而成功、煌言大举救滇，于是年五月入江，抵京口，夺瓜洲，围镇江，与清军大战，金鼓与江声相沸腾，士卒皆殊死斗，濒江列城，震惧走降相继，是为镇江之捷。煌言以偏师先下仪真，且与成功部将劝据镇江断南北之冲，使南都坐困，成功不从，煌言遂掠上游，取江浦，受芜湖降。成功以大军攻南都。煌言相度形胜，分军一出溧阳窥广德，一守池州截上流，一拔和州以固采石，一入宁国以逼徽州，传檄郡县，大江南北，相率送款，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宜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泾县、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含山、巢县、舒城、庐江、建平、高淳、溧阳，州则和州、广德、无为，凡得四府三州二十二县。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鲁卫人士多诣军门受约束。成功薄金陵观音门，清兵得黔中凯旋之师济之，守益固。成功轻敌，纵酒弛备，煌言与甘辉苦谏，以严城师老，猝不得拔，必生中变，令改图，复不纳。七月壬午，二十三日。清兵由仪凤门穴城出，衔枚疾走，直捣中坚，别以骑兵数万绕山后夹攻之，成功军大败，甘辉马蹶被擒死。成功退攻崇明不下，弃而归，煌言亦弃芜湖，转辗行皖南山中，由徽州达严州、台州，招集散亡，驻闽境之沙关，告败于行在。永历帝专敕慰问，进煌言兵部尚书，并以逊居国外，手敕命鲁王仍监国，成功意不欲，未行。自江南败归，成功以海上势日蹙，乃谋拓地海外。台湾时为荷兰国人所霸占，以明年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三月，由澎湖渡台，取赤嵌城，攻荷兰所踞之王城，久不下。煌言屡劝成功争内地为恢复计，成功不从，攻荷兰王城，至岁杪乃下。又明年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清世祖崩，圣祖继立后，煌言尚亟劝成功出师，以台湾新定，未能应。煌言乃遣人入郧阳山中纠故十三家军，使之扰楚救滇。十三家亦已衰，无能为用。是年十二月，缅人生献永历于吴三桂军。明年清康熙元年。五月，成功亦卒于台。煌言大哭曰：“吾无望矣！”会闽南诸遗老以成功卒，谋复奉鲁王监国，煌言喜，劝成功子经继父之志，经不能复振。明统已不存，煌言乃散军居南田之悬岙，从者只数人。清犹购缉之，不能得，系累其妻子族属以待。旋募得其故校，使投舟山为僧，以伺煌言。南田无粮，蓄一舟出籴米，故校识其舟子，侦得煌言迹，盖舟子以故校本隶煌言，又已为僧，意其为世外故人而不避之也，遂为所劫而吐实。以甲辰七月十七日潜入煌言所居，尽劫诸人去。清帅礼待劝降，不从。九月初七日刑于市，从者皆殉。故校得官巡海，为义士所刺死，明乃无人。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殂于金门，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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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 孟森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8-0

Ⅰ.①清… Ⅱ.①孟… Ⅲ.①中国历史－清代 Ⅳ.①K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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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343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第一编总 论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史已大备。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第二章 清史体例

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则《清史稿》之与前史异同，其为斟酌损益之故，即吾辈治清史所应讨论者也。纪、志、表、传，四大总类，仍前不变。纪有十二，最后为《宣统纪》；据金梁《校刻记》，言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今上本纪》之名，自为不合，称《宣统纪》亦属变例。宣统乃一国纪年之号，非帝身所独有，若称宣统帝，犹为宣统朝之帝，否则以逊国而称逊帝，亦尚相符。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时其君已亡，则由后代为之追谥，而即以谥入史，若汉之献帝，元之顺帝，皆是。清逊帝独在，而《史稿》已成，无谥可称，似当以逊帝名纪。志目十六：曰《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其《交通》《邦交》两志，为前史所无，今以时政重要，专为作志。其《灾异》则所以变前史之《五行志》。时宪即历，清避高宗讳，改历书为时宪书，其实时宪乃清历之名。历代历皆有名，且或一代数名，而历之公名不变。清改明之《大统历》为《时宪历》，至历字成讳遂去之。《史稿》作志，历志竟称《时宪志》，亦属不辞。假如明之《历志》，岂可作大统志。但文字因避讳而流变，其例亦多，姑不论。第其志中全载《八线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夫八线表为步天济算之用具，习算者人人挟之，且充用之八线表，亦无需密至七八位。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图，即具八线之法，而不必尽推其数，今何必于志中括其用具？若果为便用计，则岂不更有八线对数表乎？学校习算之生皆挟一表，书非难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应浪费篇幅。以《灾异》变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谓为进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应之附会，似皆取长去短；然所载事目，仍拘于五行之分项，岂非矛盾？夫果以灾异而后志，则必有关于国计之盈绌，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饥馑、疾疫之类，载之可也；一时一地之物异，一人一家之事变，载之何为？尤可异者，狂人、服异二事。人之狂为生理中之事，以医学为统计，人之狂者正多，何时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独载雍正三年七月一狂人云：“灵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众入山，砍竹不归，一百四十余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经。”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驯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说家所谓遇异人得道者。以此列入《灾异志》，当是清国史馆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择而随手采入，未免苟且固陋。服妖之说，尤非有政刑之国所应为。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有此现象。若谓国无法度即是灾异，则又不当终清之世仅得一事。《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阳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识者以为服妖。”由事实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乡，服之妖者占多数，何可胜载。其人疴一事，以一产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此事古或以为祥，清代功令，亦在优待之列。此云入疴，岂节育家言乎？至《艺文志》之为目录学家诟病，则在疏漏，较之《时宪》《灾异》两志之常识未具，犹为有间。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藩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军机大臣》为前史所无，《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而衙门加一理藩院，官职列至侍郎。其军机、理藩院之增加，乃应合时制，侍郎之添列，则用意周密，殊便考核。任其事者，为职官制表专家吴君廷燮，亦人存政举之道。《疆臣》一表，比之方镇。清中叶以来，实有外重之渐，即其初，设督抚为专官，已有兼辖军民之柄，位尊

地重。史列年表，亦应时代而为之。而驻防之将军、都统，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交聘》有表，与外交有志相应。传目十五：曰《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烈女》《土司》《藩部》《属国》。其中《畴人》一传，前史所无。古岂无明习历算之人，一艺之长，史家为之类传，无庸另标专目，九数属之保氏。经生不通算术，本不得为全材。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可见其视此为学问之余事，不过孔门六艺之一耳。清代经师，能治历者甚多，阮文达偶然创作《畴人传》，并非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并入经学为宜。《儒林》一传，沿清代学风之弊，以词章为文苑，考据即为儒林。考据中专究文字学者，明明文苑耳，而亦与尊德性、饬躬行者并驱争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为迂腐，为空疏，人心风俗，于是大坏。此亦非《清史稿》作俑，旧国史馆《儒林传》已立此例。盖为乾嘉以来学风所劫制，不自知其舍本逐末，而卒为世道之忧也。此皆其可议者也。

第三章 清代种族及世系

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唐祀老聃，明尊朱子，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惟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一再。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靺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为改。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此族亡于清之豢养太久，族亡而清亦亡。当其族之未亡，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柢固之一国家矣。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自混他族。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清之始祖布库里雍顺（布库里，山名；雍顺，《实录》本作英雄，乾隆时改。）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时在元初，余别有《清始祖考》，已出版，不详述于此。据《朝鲜实录》记载，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门江流域女真，即为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苟其种族保存，竟不妨为再实三实之木。清以享国之久，占尽中土之光荣，又值世运之迭进，骑射之长，保守无益，犷悍之性，则因享用习惯，消磨于温饱之余。其种既亡，虽有挣扎，亦汉人之怀旧者自为之，实与清之种族无涉。此种族之古今兴废大概也。

建州女真，即为女真中最优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之建州，谓之建州女真。自元设五万户时，建州之名必已存在。元亡归附于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土官卫职，而即名建州卫。先授建州卫职者，为元之胡里改万户阿哈出。由阿哈出复招致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授以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见《朝鲜实录》，永乐年事），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乃以布库里雍顺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为肇基王迹之祖。故后开国建号，尊孟特穆为肇祖，以记其得国实由孟特穆承明宠待而来。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而去其童姓不著。孟特穆距布库里雍顺约三四代。太祖责兀喇贝勒布占泰，谓其于己之祖先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来之事，岂有不知。则太祖为孟特穆六世孙，并其本身为第七世，其前亦不过三世。元享国短，元初授布库里雍顺万户，不及百年已入于明，其间亦只应有三世时限。孟特穆袭职，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而其父名挥厚，亦为万户，见《朝鲜实录》。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当为布库里雍顺之孙。孟特穆尊为肇祖，其子为充善，为褚宴，明作董山、童仓，童为其姓，仓当即褚宴之合音。朝鲜则谓童仓即董山；董山之弟，朝鲜则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充善之子妥罗、妥义谟、锡宝齐篇古。妥罗继充善袭建州左卫职，而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为职名，或云即万户之译音。锡宝齐原作石豹奇，《清实录》谓为充善之第三子，《明实录》为重羊之子，名失保。明人谓清太祖为建州之枝部，《清实录》亦谓兴祖福满系石豹奇之子。惟太祖确为建州左卫酋长，《朝鲜实录》明著之。且太祖尝以建州左卫印信文书致朝鲜，其为石豹奇之后，则非世袭左卫都督者。明人谓失保受指挥职，又谓太祖之先世为都指挥，则其说皆合。兴祖一世，不见于《明实录》，以其时建州方弱，妥罗之后，世奉朝贡，其枝部酋无他事接触中朝，遂不著录。清之尊为兴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亲之世，兴祖为太宗高祖，适当四亲之首，故上不及石豹奇，而适以此不见《明实录》之一代，为追尊所亲之始。若肇祖则缘始祖而尊之。以故充善、石豹奇两世，以亲尽而为追尊所不及。入关后因之。但兴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显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实录》亦载其事实，后来兴、景、显三祖，以亲尽而祧，太祖则不祧，祧庙中遂永奉肇、兴、景、显四祖。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则未尝深求其故也。太祖为开创之祖，清世自应不祧。今先将太祖以上世系，表列如下：

（甲）合各记载所详之清世系

（乙）《清实录》所详之世系

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童仓，求避入辽东边，明允之。既居边内，久之乃以所居地为己所应占，明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至今日始大发明，而以余为发明最多，可云前无古人者也。

肇祖当元亡以后，臣附于高丽，在高丽王氏朝末，而为李氏朝太祖未篡高丽时之麾下夷将，时当洪武初年。至明收辽东，平海西，声威已至东海之滨，建州女真中，先由阿哈出归附，继招致肇祖并归明。故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记载者，恰与明开国时相次。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先世亦附见，未尝间断。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充善以叛伏诛，当时之叛，亦并无与明为敌之志，不过桀骜不驯，不守属夷礼节耳。以此诛死，其后驯伏无扰。直至太祖，在建号天命之初，对明犹朝贡不辍。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见《明实录》。明宠以高官，即为都督，又进龙虎将军，则《清实录》亦自载之。而又自谓与明为敌国，自古未尝臣服，则徒自失实，烦史学家为之纠摘，于清实无加损也。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二字为其国内臣民纪念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辩。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即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君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不自称崇德皇帝矣。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珠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逮世祖继统，混一中国，天命、天聪，皆成年号。帝统既定，就其开国以后之世系，以一朝定制，表列如下：

清世系既明，宜可即按世次分叙矣。顾清有特殊之制度，为中国人所不了解，清代官书亦不明载者，则八旗之制是也。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后，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明外困于清，内困于盗，清并无此兵灾，而土崩瓦解，易于明之亡国也，不知若干倍蓰，此何故也？清以特殊制度兴，亦以特殊制度之崩溃而败。有代兴之势力，即倾覆之势力，欲恃此势力以自存，其生命已操之人手矣。外有强邻，政治相形见绌，不满人望，人欲倾覆之，此所谓政治革命，乃政治欲望之革命，非必待政治威虐而逼极革命也。方其特殊势力盛时，征讨四出，威之所加，虽不及元而有过汉唐；及特殊势力既去，偏不去满汉之界限，而寄命于汉族之手，乃益重满族之军权以制汉族。当其未招汉族之不满，则士大夫结一势力以拥护之，所成中兴之功，正益形所挟种族之脆弱。至外国接触益密，汉族不满之意，清卒无以慰之，则呼吸而倒。自古亡国未有易于清者。故欲知清一代之真相，不可不知其特殊势力之所在。特殊势力在八旗，而八旗之根柢，汉人不知，满人亦不能言，官书不悉载，此不能不深加探讨以明之也。

第四章 八旗制度考实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然而今尚无有也。盖今始创为之。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耳，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力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此《会典》及《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能详，无庸反复钩考矣。

《武皇帝实录》：“辛丑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录厄真为官名。”

又，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五牛录立一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武录》文本明了，不明则附注，颇详原始。其后改修《高皇帝实录》，屡修而屡益不明。

《八旗通志》：“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以显祖宣皇帝遗甲十三副征尼堪外兰，败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后以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初，出兵校猎，不论人数多寡，各随族长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设一牛录额真领之。至辛丑年，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原案云：谨案是年为编牛录之始，嗣后设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官。梅勒章京等名，自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始定。惟固山额真存。雍正二年，以八旗都统印信“额真”二字作主字解，非臣下所得用，改为固山谙班。兹谨按年月，于改定以后书新名，改定以前仍旧称，以昭初制。）甲寅年《实录》作乙卯，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种，为八旗。（原注：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每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五牛录设甲喇额真一，五甲喇设固山额真一，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各一，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

以上三百有八牛录中，有满洲蒙古牛录，当是满、蒙混合之牛录。七十六蒙古牛录，则为纯粹之收编蒙古牛录。当设四旗时，牛录额真以上，无统辖之上级官，知其初即以一牛录为一旗。后来牛录之数滋多，甲喇、固山，层累而上，亦必不俟乙卯而始有上级之统辖，特至乙卯始勒定制度耳。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致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不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

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宗人府事例》封爵：“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案语云：谨案天命年间，方立八和硕贝勒，共事议政，各置官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余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东华录·太宗录》首：“丙辰年，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长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弟贝勒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上四贝勒。”（《国史》旧《代善传》，载此事尽同。）

据此，八和硕贝勒中，有明文授此爵者为四人，而太宗居其一，且以齿为序而居最后。今考之《太祖实录》，则并无此明文。而天命元年未建号以前之劝进，已称“由此四大贝勒为领袖”，则以为建元时授此爵者，亦不成文之赏典也。《东华录》所据之《实录》云然，仍以《东华录》证之：

《东华录·太祖录》：“天命元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贴黄），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前跪，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升御座。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录》载此时，已序大、二、三、四贝勒，则以四人为和硕贝勒，应早在其前。又以此四贝勒冠八旗贝勒之上，似四大贝勒之分，高出八旗。此皆昧乎太祖时八旗八和硕贝勒之事实。

乾隆四年修定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大致与《东华录》同。而所叙四大贝勒，则更含混至不可通。

《录》云：“丙辰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八旗贝勒大臣。……”此以“四大贝勒”四字当太宗，若不知太宗与诸兄合称四大贝勒者。愈改愈不合。《武皇帝实录》最近真相。

《录》云：“丙辰岁正月朔甲申日误。应从后改本作壬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虾为满语侍卫、厄儿得溺榜式榜式即巴克什。皆由汉文博士之音译。后来作笔帖式，亦此音变。接表，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于是离坐，当天焚香，率诸王臣三叩首，转升殿。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

统称“八固山诸王”，固山即旗。当时自表尊大，对汉称王，对满称贝勒，原无差异，但系随意自尊，无所谓爵命。于太祖则尊之曰皇帝，八旗旗主亦皆称王，皆随意为之之事。所叩贺者原系正旦，亦更不知有登极之说。自此以下，更不言于诸王有所封拜。而代善以下四人，则于后此二年，时已当天命三年，直犯明边，袭破抚顺清河时，称之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从此常以此为称。则当天命初年，实于八固山中，尤重视此四子则确矣。

清一代封爵制定，原无和硕贝勒一爵。盖自崇德改元，始有模仿帝制之意，而封爵有亲王之名，即仿明制。后更斟酌明宗室封爵，定为十四等。等级较明为多，而待遇实较明为薄。明皇子必封亲王，且有国可就，亲王诸子又必封郡王。清皇子封王，除开国八王外，例不世袭，迄光绪中叶以前，破例止一次，即世宗所特异之怡贤亲王也。封王无国，虽其降袭多贝勒、贝子两等，然皇子受封，或仅封公而并不得贝子，虽亦旋有晋等，乃以示功过赏罚之权，无子孙必贵之例。此亦见清开国以后，能以明宗禄之病国为戒，自为长治久安之虑。而天聪以前之所谓和硕贝勒，实即后来之亲王，且即与国君并尊。此非详考不能见也。

清宗人府封爵之等十有四：一和硕亲王，二世子，三多罗郡王，四长子，五多罗贝勒，六固山贝子，七奉恩镇国公，八奉恩辅国公，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镇国将军，十二辅国将军，十三奉国将军，十四奉恩将军。皇子之封，降至辅国公世袭。亲王以下余子之封，必考授，且降至奉恩将军乃世袭。

明《诸王传》首：明制，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皇子皆世袭亲王，亲王诸子皆世袭郡王，郡王诸子乃降至奉国中尉世袭。

观清代所定宗室封爵，和硕之号止冠于亲王，贝勒所冠之号止有多罗字样，与郡王同。又崇德以前，清不封亲王，崇德改元，仿明制而封亲王，并稍定亲王以下之宗室封爵。顺治九年，始仿明制，设宗人府，即于此时，斟酌明宗人府所掌封爵之制，而行清一代之制。其先，清之大政，皆出八和硕贝勒所议行。宗人府所掌其一也。

《清史稿·职官志》宗人府：“初制，列署笃恭殿前，置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顺治九年，设宗人府。”

此所叙宗人府之原始，乃天聪以前事。笃恭殿为天聪以前原名。笃恭殿前之列署，乃天聪以前之旧制。太祖都沈阳后，以迄天聪，所建宫阙，无外朝与内廷之别。笃恭殿即正寝，亦即正朝。所谓列署，即殿前东西各五楹之屋。崇德二年，始建外朝，以宫前已临大道，无地可拓，乃于宫之东别建一殿，谓之大正殿，左右列署十，而笃恭殿亦改名崇政殿。左右屋但名朝房，不为列署。凡此因陋就简，皆见清创业时，实亦能撙节以养战士，无致美乎宫室之意。

《清一统志》盛京宫殿：“大政殿在大内宫阙之东，崇德二年建，国初视朝之大殿也。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十，为诸王大臣议政之所。又大内宫阙在大政殿之西，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东西广三十二丈二尺。正门曰大清门，崇德元年，始改国号曰清，则此门名，亦太宗时所定。太祖时， 于门砌旁设谏木二，以达民隐。朝房东西楹各五。旧制：正殿曰崇政殿，原名笃恭殿。”

当清代未有宗人府、未定封爵制之前，并崇德未改元、未知模仿帝制之前，所谓贝勒，乃沿女真旧有尊称，所谓和硕，据满洲语译汉为方正之“方”字。初以此为美名而取之，其后则贝勒之上既累亲王、郡王两级，仍以和硕冠亲王，明乎亲王即以前之贝勒也。后来之贝勒止冠多罗，与郡王同号。多罗在满语译汉乃“理”字，以此冠贝勒上，明乎后来之贝勒非以前之贝勒也。

四大贝勒称和硕贝勒，原非若后来有封册之典。考清《国史》清初宗室《济尔哈朗传》：“幼育于太祖宫中，封和硕贝勒。天命十年十一月，同台吉阿巴泰等，援科尔沁有功。”叙封和硕贝勒在天命十年前，则济尔哈朗乃太祖时和硕贝勒，见有明文者。自太祖之子侄，除四大贝勒外，皆称台吉。惟太祖长子以诛死之褚英，其长子都督后改杜度，以天命九年封贝勒。代善一子岳托，二子硕托，三子萨哈廉，太祖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俱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俱云初封贝勒，不书年，当俱是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后。盖其时多尔衮年方十五，多铎方十三，其母被太宗逼从太祖死时，犹以此二子托于诸王，则其先固未有分府置官属之机会。而于太宗之嗣位，已以贝勒之名义，在誓告天地之列。又太宗长子豪格，初封贝勒，天聪二年，晋和硕贝勒。豪格之封贝勒，亦当是太祖崩时。《传》言其以从征蒙古功，不过叙所以封之之故。豪格亦与于太宗嗣位誓告诸贝勒之列，盖皆一时事。凡预于誓告者，亦尽于以上数人。其杜度之贝勒，《传》称封于天命九年。是年二月十五日，与科尔沁盟时，杜度尚称台吉，或封贝勒在其后。济尔哈朗之封和硕贝勒，《传》叙在天命十年前，然十一年四月初九，领兵收喀尔喀人民，尚称济尔哈朗为台吉，则《传》文亦未必尽确；即使确矣，太祖诸子侄中，亦惟济尔哈朗一人，为天命年间四大贝勒以外之和硕贝勒。合之天聪间豪格为和硕贝勒，清一代为和硕贝勒者，不过六人。豪格尚不在天命间，则所云天命间之八和硕贝勒，皆为口语随意所命，无明文可据。凡为八固山之主，即是和硕贝勒，故求八旗之缘起，但当考其旗主，不当拘和硕贝勒之爵以求其人也。

天命间，既以八和硕贝勒为后来永远隆重之八分，至天聪间，四贝勒已为君矣。然《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戊子朔，上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于第一班行礼。此时第一班仍为八和硕贝勒，尤可见八和硕贝勒为八分之通名，既非天命间原有之人，当时四大贝勒原人，惟大贝勒在列，二贝勒四年幽禁，三贝勒六年死，四贝勒正位为君。至八固山之贝勒，则两黄、正蓝，又归太宗自将。所云八和硕贝勒，其为永存之空名可知矣。

《八旗通志·蒙古佐领缘起》云：“天聪八年六月，以和硕贝勒德格类、公吴讷格，所获察哈尔国千余户，分给八旗。”德格类本传不言其为和硕贝勒，而《八旗通志》中有此文。又《东华录》于德格类死时，亦书其衔为和硕贝勒。恐皆口语所命。而德格类之未尝独主一旗，但入其同母兄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为贝勒，则自有证据详后，今且先详旗主。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

《武皇帝实录》：“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祐，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稜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稜，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稜，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征，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格等王，皇天不祐，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

《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先谦）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惟此祝词于清父子兄弟中大有关系，录如下：

《武皇帝实录》：“辛酉，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祐，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此祝词以名告天者，自是国之主要人物。其人则四大贝勒之外，有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四人之名，正合八固山之数。此后有大事具名者，又不定是此八人，且太祖遗属中之各主一旗者，若多尔衮，若多铎，皆不在内，则八和硕贝勒随时更定，今尚非确定也。惟其告天之词，谓子孙有不善者，待天自灭之，勿自开杀戮。一念操戈，即天夺其算，又请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据此云云，乃忏其既往操戈之悔也。后来改本，渐隐约其词，无此显露。至《东华录》则全无此文。要其子弟中先有推刃之祸，则可信矣。今以明朝纪载证之，太祖一弟一子，皆为太祖所杀，而《清实录》讳之。

《从信录》：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通纪辑要》文同。

黄道周《建夷考》：“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私三都督（兀喇）。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怅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酋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从信录》万历四十一年末，引《建夷考》，有云：“御史翟凤翀新入辽，疏称奴酋……长子洪巴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速儿哈赤，《武皇帝实录》作黍儿哈奇，后改舒尔哈齐。太祖杀之而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盖速儿哈赤有私于兀喇，故杀之也。石斋谓奴酋有“一兄一弟”，此属传闻不确。太祖有四弟，同母者二，其母弟雅儿哈齐先卒无嗣，或以此误传为太祖之兄。至舒尔哈赤之不得于太祖，则《清实录》自有可征。石斋谓“私三都督”，三都督殆谓兀喇酋布占泰。太祖图兀喇，舒尔哈赤辄保持之。太祖兄弟之后母为兀喇女，太祖不得于后母，或舒尔哈赤不然。至布占太为乌喇酋，以其妹配舒尔哈赤。又舒尔哈赤两女，先后嫁布占太。太祖志灭兀喇，舒尔哈赤屡掣其计，以《清实录》证之：

《武皇帝实录》：“丙申年（万历二十四）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将妹滹奈送太祖弟黍尔哈奇贝勒为妻。即日设宴成配。又戊戌年（万历二十六）十二月，布占太不忘其恩，带从者三百来谒。太祖以弟黍尔哈奇贝勒女厄石太妻之，盔甲五十副，敕书十道，以礼往送。”

己亥年万历二十七，速尔哈赤已有被太祖怒喝之事，见《实录》，尚系征哈达，而非征兀喇。意速尔哈赤于并吞建州近族之外，对海西用兵已不踊跃。其袒兀喇而得罪者则如下：

《武皇帝实录》：“丁未年万历三十五，东海斡儿哈部蜚敖城主策穆德黑谒太祖曰：‘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兀喇国主布占太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太祖令弟黍儿哈奇与长子烘把土鲁贝勒、次子带善贝勒，与大将非英冻、虎儿憨后改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往蜚敖搬接。是夜阴晦，忽见旗有白光一耀。众王大臣尽皆惊异，以手摩之，竟无所有。竖之复然。黍儿哈奇王曰：“吾自幼随征，无处不到，从未见此奇怪之事，想必凶兆也。’欲班师。烘把土鲁、带善二王曰：‘或吉或凶，兆已见矣，果何据而遂欲回？此兵一回，吾父以后勿复用尔我矣。”言讫，率兵强进。至蜚敖城，收四周屯寨约五百户，先令非英冻、虎儿憨领兵三百护送。不意兀喇布占太发兵一万截于路。虎儿憨见之，将五百户眷属扎营于山岭，以兵百名看守，一面驰报众贝勒，一面整兵二百，占山相持。兀喇来战，杀其兵七人，我兵止伤一人。是日未时，三王兵齐至，烘把土鲁、带善二王，各领兵五百，登山直冲入营。兀喇兵遂败。时追杀败兵之际，黍儿哈奇贝勒原率五百兵落后立于山下，至是方驱兵前进，绕山而来，未得掩杀大敌。及班师，太祖赐弟黍儿哈奇名为打喇汉把土鲁，出燕即烘把土鲁之名。后改褚英名为阿儿哈兔后为广略贝勒土门，带善名为古英把土鲁。常书、纳奇布二将，负太祖所托，不随两贝勒进战破敌，领兵百名，与打喇汉贝勒立于一处，因定以死罪。打喇汉把土鲁恳曰：“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太祖乃宥其死，罚常书银百两，夺纳奇布所属人民。”

速儿哈赤之不欲与乌喇战，太祖之欲杀二将以示惩，皆为明纪载杀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佐证。常书、纳奇布二将，殆即石斋所谓“二名裨”。此时不死，或后终不免。

《武皇帝实录》：“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把土鲁薨，年四十八。”

《实录》不书杀，然于太宗朝《实录》书太祖坐舒尔哈齐父子罪。《太祖实录》尚未见，录《东华录》：

天聪四年崇祯三年，议舒尔哈齐子贝勒阿敏罪状十六款，第一款：贝勒阿敏，怙恶不悛，由来久矣。阿敏之父，乃叔父行，当太祖在时，兄弟和好，阿敏嗾其父，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太祖闻之，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及其父既终，太祖爱养阿敏，与己子毫无分别，并名为四和硕大贝勒。及太祖升遐，上嗣大位，仰体皇考遗爱，仍以三大贝勒之礼待之，此其一也。

据此，则太祖确曾罪舒尔哈齐父子。所云“移居黑扯木”事，《太祖实录》未见，至天聪间，议阿敏罪时始涉及，可知为当时不欲宣布之事。四大贝勒之名，在天聪间成三贝勒，太宗不欲复居旧名矣。

至烘把土鲁之为诛死，《武皇帝实录》但于戊申年万历三十六三月，书阿儿哈兔土门及侄阿敏台吉，克兀喇部异憨山城后，遂不复见。后来修《高皇帝实录》，乃于乙卯年万历四十三闰八月乙巳朔，增书：“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似亦非凶死也者。然《宗室王公传》褚英本传则云：“乙卯闰八月，以罪伏诛，爵除。”则清国史中原未尽讳，特《实录》讳之耳。清室世世以褚英之后为有仇视列帝，欲为乃祖报仇之意，又深明太祖父子之不相容，明代之说益信。

《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辛丑，幽系肃亲王豪格。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内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又，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废皇太子允礽，累日谕旨，其中庚寅谕有云：“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于法。”丙午谕又云：“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其祖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在太祖皇帝时，曾得大罪，置之于法。伊欲为其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雍正朝上谕八旗：“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将所奉皇考谕旨，恭录缮奏。从前拘禁二阿哥时，皇考召众阿哥入乾清宫谕，有曰：‘八阿哥潜结党与，苏努、马齐等俱入其党。’观此可知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以上因八贝勒告天祝词，考及太祖之推刃子弟，是为天命六年之八贝勒，于四大贝勒外所具名者，为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四人。及七年三月初三日，更由太祖明示八固山共治国政之国体：

《武皇帝实录》：“壬戌，天命七年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问曰：‘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近重译满洲老档，亦有此段。其首数语直云：“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倘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又不能赞他人之能，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适，当告知于众，不可私往。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故后来悉逐渐变革之。然于修《实录》时，犹不能不多存几分原意，因当时诸王之亲受命者尚多也。要其字句中，或已有所抑扬损益，以就己意，而所载犹如此。近译满洲老档，于不关要旨之文，多出若干，其紧要眼目，转不清楚，盖译者之不解事也。《实录》亦从满文翻出，且为天聪年间原翻，其文乃较后翻者为更无讳饰，则竟读《实录》，无庸重录老档译文矣。今详其意，太祖谓嗣我为君，恐挟国君之势而获罪于天，且一人不及众智，惟八人为八固山王，可以无失。此则明诏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无庸立君矣。下更言，即以才德能受谏者，可推为领袖，但一不合众意，即可更易，尤不能任其不愿易位而容其恋栈。更言八王在本固山中，有循默无能者，亦于本旗子弟中选人更代，亦不容其恋栈不让。末言八人公议，不得一二人挟领袖之意专断。据此，知八旗共治，可以无领袖，即贤能为众所推而作领袖，要为众议更易，即须更易，不许恋栈。是推选之制及去留之权，仍操自八旗之公决，则绝非太宗后来之自即尊位法也。太宗既改父政，钳以强权，人不敢言，此正太祖之所谆谆不许者，宜后来多尔衮摄政时有“太宗即位，原系夺立”之语也。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己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有云：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康熙间修《太祖圣训》，大约皆粗浅之修、齐、治、平语，又多引中国史事，连篇累牍，数典过于儒生，此必为后来增饰之文。乾隆修《高皇帝实录》，多据以增入，《武皇帝实录》所未有也。太祖之八固山训典，至天命十一年六月下旬，尚有一最切要之谕，《实录》且言其口语既毕，又书其词与诸王。然则此为成文训典，八固山所均受。太宗修《实录》时，未能摈弃，即乾隆更修《高皇帝实录》，亦尚不过稍润其文，至《东华录》乃大删节。未知王氏以意为之，抑另据他本？夫天命十一年六月之末，实为太祖末命。《武皇帝实录》虽亦于七月二十三日，始书帝不豫，然七月二十三之上，并无书事，直接此末命训词。乾隆修《高皇帝实录》，乃于其间夹入七月乙亥（初三日）两长谕。其词皆老生常谈，必系后来以意添补，隔断其紧迫之迹。考明人纪载，于是年二月，袁崇焕宁远之捷，奴酋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纪载，且谓太祖攻宁远，受伤遂卒。《清实录》载，太祖亦自言一生未遇之败，大怀忿恨。则明与朝鲜所纪，当非尽诬。其间尚有用兵蒙古获胜一事，乃太宗射死巴林部酋长之子囊取，蒙古畏服来归，喀尔喀五部遂内属，为蒙古分旗之嚆矢。此皆表扬太宗之武力，于太祖逝后所以能压服诸兄弟之故，实非太祖于宁远归后，尚能力征经营也。至六月二十四日，有此笔舌兼用之训词，虽不自言将死，亦已示倦勤，不能不信为最后之遗嘱矣。

《武皇帝实录》：“丙寅，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帝训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东郭后改董鄂、王佳、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间美女及用良马，须破格偿之。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而不明分于众。当重义轻财可也。此言每常曾训诫，慎毋遗忘而行贪曲之事。诸王昆弟中有过，不可不竭力进谏，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谏其过，诚为同心共事人也。以下先言己之训言，成就汝等，爱之而非以厉之。并言己从艰苦得来，后人勿以安逸偾事。不关八固山国本制度，节之。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原注：在白山之东，谓太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言毕，书训词与诸王。”

此训词中，首举已吞并之各部，自近及远，自先及后，自亲及疏。最疏远后及者为蒙古，次则海西四部。先举者则为建州，建州中又以毛怜及岐州为较疏，其序亦较后。最先言“我祖六人”，此“我祖六人”四字，后改作“宁古塔贝勒”，则谓兴祖六子，景祖之兄弟六人矣。以建州事实言之，恐出附会。太祖本意，当谓建州三卫。宁古塔贝勒乃左卫中一枝部，不得概括三卫也。窃意三卫后来内部各有分立，如《朝鲜实录》在正嘉以前已云：建州右卫有甫下土、罗下两酋长；隆万以来，《明实录》中，建州卫来朝之都督，其名颇多，纵未必一卫定分为二，或三卫已有六酋，太祖所云“我祖六人”，乃言我祖卫六酋，而由满译汉书示诸王时，系满文时，语稍含混，乾隆时遂作宁古塔贝勒。盖其时于建州原文亦已不了，修辞时易生误会，非必有意诬捏也。且景祖兄弟，据《实录》亦尚利害相共。至太祖崛起，气吞祖卫，六王之后恐其及祸，有谋弭其强暴，欲图太祖者。不得以昆弟自相杀害尽诋六王，并诋及景祖也。此可以事理辨正者也。

太祖言以己所已吞之各部为鉴，是以定八家均分之制。所盼于后人者，乃八家分权，深戒一家集权。勉以重义轻财，同谋共事。由后言之，此实不可久持之幻想。幸而太宗力能改革，刑驱势禁，取分裂者而统合之。种种费手，俟下再详。至训词末段，郑重呼尔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乾隆改修本作“尔大贝勒四，小贝勒四”，直贯作正文，不作小注，惟删“八固山”三字，使人不注意其即为八旗旗主。至《东华录》竟改作“尔诸贝勒”四字，未知出王氏之意，抑另据一本。故近代读清世官书，不易了解其八旗初制之奇特，实缘无书可证也。惟《东华录·太宗录》首，载太宗即位之非由父命，则甚明显。录以为证：

《东华录·太宗录》首云：“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上随侍征讨，运筹帷幄，奋武戎行，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士，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遇劲敌辄躬冒矢石，太祖每谕令勿前，诸贝勒大臣咸谓圣心默注，爱护独深。天命七年三月，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至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此段文尤明显。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而太宗在八贝勒中，尤有战绩，尤冒险图功，为众所不及，此当是事实。所叙天命七年三月之谕，即上文已载之谕，而云“谕分主八旗贝勒”，旗各有主，语亦分明。惟于“择一人嗣登大位”之下，节去随时可以更易之语，则是后来剪裁训词，以顺太宗固定大位之意。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惟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而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津。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从中成就者乃此二子。世或讹铁帽子王内，为有英王，此实不然。英王诛死，仅复宗籍，久之乃袭一镇国公。王爵不终其身，何“铁帽”之足云也。

铁帽王必凑成八数。中间若太宗子承泽亲王，后改号庄王世袭者，功绩声望远在诸王之下，其必凑一世袭罔替之数，正由太祖以来，八固山、八和硕贝勒、八家八分等旧号，传为定说。于英王既必不愿其复爵，姑以庄王充数。睿王之复爵，终在意中，而睿王未复前，世宗已用怡王入世袭罔替之列，至睿王复时，而得九铁帽矣。至孝钦垂帘之狱，郑王后得端华并其弟肃顺两罪魁，不废郑王爵，怡王后得载垣，亦始夺而旋复。庄王后载勋，拳匪时为罪魁，爵亦不夺。此皆示法祖之意。惟光绪间恭、醇两王，一则中兴有功，一则有子入承大统，皆得世袭罔替，犹为有说。至宣统即位，庆王亦世袭罔替，此则国无纲纪，见摄政载沣之无能，虽孝钦亦未必为此矣。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清《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附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稜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只有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余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王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东华录》：“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余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济、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中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倘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尔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冑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至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僧机首于刑部贝勒济尔哈朗，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

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太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

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僧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僧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僧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

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

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于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磔于市。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六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谋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正蓝旗于是为归太宗，并入两黄旗，别设两固山额真，则是两黄旗有四旗，而其实则正蓝一旗分为两也。此与后来自将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灭一正蓝旗，而由两黄旗分辖其众，又不径入两黄旗，乃成原设两黄旗，后又分正蓝旗为新两黄旗，皆归自将，几乎破八旗之定制矣。要为八固山少一强宗，始为太祖遗训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

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借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蒋氏《东华录》：“太祖元妃佟甲氏，讳哈哈纳札青，生子二：长褚英，次代善。继妃富察氏，名衮代，生子二：长莽古尔泰，次德格类。”此皆在孝慈高皇后来归之前。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继妃富察氏，名衮代。为莽塞杜诸祐女，初适人，生子昂阿拉原注：昂阿拉，天聪九年十二月，坐知莽古济格格逆谋，并处死，后复归太祖。明万历十五年，生皇五子原封贝勒莽古尔泰，逾数年，生削籍皇三女莽古济格格，二十四年，生皇子原封贝勒德格类。天命五年，以窃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

《满洲老档秘录》大福晋获罪大归：“（天命五年三月），皇妃泰察又告上先已告宫婢纳札私通达海曰：‘大福晋以酒食与大贝勒者二，大贝勒皆受而食之；以与四贝勒者一，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日必二三次谴人诣大贝勒家，而大福晋深夜私自出宫，亦已二三次矣。似此迹近非礼，宜察之。’上闻此言，遂命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巴克什额尔德尼、雅孙、蒙噶图等四人，彻底查究，知泰察所告非虚诬。大福晋因上曾言“俟千秋万岁之后，以大福晋及众贝勒悉托诸大贝勒”，故倾心于大贝勒，日必二三次遣人诣大贝勒家，每值赐宴会议之际，必艳妆往来大贝勒之侧。众贝勒大臣虽微有所知，亦不过私自腹非，决不敢质直上闻，以触大福晋、大贝勒之忌也。上闻言，不欲以暧昧事加罪大贝勒，乃假大福晋窃藏金帛为词，遣使查抄。查抄之使至界凡，大福晋急以金帛三包，送至达尔汉侍卫所居山上，还宫后遣人往取，为达尔汉侍卫所觉，即与查抄之使同见上曰：‘福晋私藏财物于臣家，臣岂有容受之理！今福晋私藏一事，臣实未知觉。即遣人来取，上亦未知，显系臣家奴婢所为，请予澈究。’上闻奏，立遣人往达尔汉所居山上查察，果系属实，即杀容受财物之奴婢。蒙古福晋告查抄之使言：‘小阿哥家藏有大福晋寄存之彩帛三百端。’使者闻言，往小阿哥家，果获彩帛三百端。又在大福晋母家抄出银钱盈箧。大福晋告使者言：‘蒙古福晋处亦存有珍珠一串。’使者以问蒙古福晋，蒙古福晋认为大福晋所寄藏，使者遂取其珠。又闻总兵巴都里之二妻，曾献大福晋以精美倭缎若干端；又大福晋曾以朝服私给参将蒙噶图之妻；以财物私给村民，秘不上闻。使者查抄既毕，遂将前情复奏。上历问村民，皆认为大福晋所赐，且举所得财物悉数送还。上乃大怒，遂以大福晋罪状告众曰：‘大福晋私藏金帛，擅自授受，实属罪无可逭。惟念所出三子一女，遽失所恃，不免中心悲痛。姑宽其死，遣令大归。’遂取大福晋遗留宫中之衣物，发而观之，所有私置庋藏之物，已无多矣。因命叶赫之纳纳宽乌珠、阿巴该二福晋来观，且告以大福晋之罪状。遂以大福晋所制蟒缎被褥各二，衣饰若干，赐叶赫之二福晋。其余衣物，悉赐大福晋所出之公主。又以皇妃泰察不避嫌怨，首先举发，遂命侍膳。”

以上为莽古尔泰兄弟之母。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海西四部、蒙古等部。太祖安寝，衮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弒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太，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借弒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实，不过欲杀兄以殖己之势耳。录如下：

《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甲寅，大凌河岸一台降，攻城东一台，克之。上出营，坐城西山冈。莽古尔泰奏曰：‘昨日之战，我旗将领被伤者多。我旗摆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者，有随达尔汉额驸营者，可取还乎？’上曰：‘朕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曰：‘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上曰：‘果尔，是告者诬矣。待朕与尔追究之。若告者诬，则置告者于法；告者实，则不听差遣者亦置于法。’言毕，面赤含怒。将乘马，莽古尔泰曰：‘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止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言毕，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曰：‘尔此举动大悖！’遂以拳殴之。莽古尔泰怒詈曰：‘蠢物！何得殴我！’遂抽刀出鞘五寸许，德格类推其兄而出。代善见之，恚甚，曰：‘如此悖乱，殆不如死！’上默然复坐，区处事务毕，还营，愤语众曰：‘莽古尔泰贝勒幼时，皇考曾与朕一体抚育乎？因一无所与，故朕推其余以衣食之，遂倚朕为生。后欲希宠于皇考，弑其生母，邀功于皇考，皇考因令附养子德格类贝勒家，尔等岂不知耶？今莽古尔泰何得犯朕。朕思人君虽甚英勇，无自夸诩之理。朕惟留心治道，抚绥百姓，如乘驽马，谨身自持，何期轻视朕至此！’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又曰：‘尔等念及皇考升遐时，以为‘眼中若见此鬼，必当杀之’之言乎？乃今目睹犯朕，何竟默然旁观？朕恩养尔辈无益矣！’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止于营外里许，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上遣扬古利达尔汉传谕曰：‘尔拔刀欲犯朕，复来何为？’时有塞勒昂阿喇者与俱来，并责之曰：‘尔辈以尔贝勒来，必欲朕兄弟相仇害耶？尔等如强来，朕即手刃之矣。’拒不纳。昂阿喇即莽古尔泰异父兄。”

又：“十月癸亥，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拟莽古尔泰御前持刃罪，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罚驮盔甲雕鞍马十匹进上，驮盔甲雕鞍马一匹与代善，素鞍马各一匹与诸贝勒，仍罚银一万两入官。”

以上为莽古尔泰得罪太宗之事实。及身后所被属人出首，则皆隐昧未遂之犯。至其女弟莽古济其与太宗相怨之起因，乃由女嫁豪格之故。兹并详其始末：

《武皇帝实录》：“乙亥年，太祖征哈达，海西四部之一，生擒孟革卜卤明作猛骨孛罗，哈达遂亡。后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国。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事泄，将孟革卜卤、刚盖，与通奸女俱伏诛。辛丑年正月，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吴儿户代为妻。万历皇帝责令复吴儿户代之国，太祖迫于不得已，令吴儿户代带其人民而还。哈达国饥，向大明开原城祈粮不与，太祖见此流离，仍直收回。”

《清皇室四谱》：“吴尔古代夫妇复来，归依太祖，人称皇女为哈达公主，亦称哈达格格。天命末，夫亡，天聪元年十二月，复嫁琐诺木。”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琐诺木之莽古济公主，又称太祖有女嫁吴尔古代，不知所自出，列为两人，盖未考也。莽姑济之名，后修《实录》删去，故列表时失察。其实太祖之女，旧《实录》皆载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则在天聪九年：

《东华录》：“天聪九年九月丁巳，诸贝勒议奏：贝勒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尔汗俄尔哲图福金，上谕其请。时上姊莽古济公主闻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还宫。是日，移营将还，大贝勒代善以子尼堪祜塞病，遂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上，欲先归，经代善营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复亲迎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上闻之大怒，遣人诣代善及其子萨哈廉所，诘之曰：‘尔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达公主至营，设宴馈物，以马送归。尔萨哈廉身任礼部，尔父妄行，何竟无一言耶？’”

明日壬申，议大贝勒罪，并哈达公主罪，上皆免之；于大贝勒罚银、马、甲冑，哈达公主亦仅禁其与亲戚往来。到十二月，遂成大狱，而正蓝旗为太宗所并。又其先有处分镶蓝旗事。

镶蓝旗主为二贝勒阿敏。太宗亦先于天聪四年六月乙卯，宣谕阿敏罪状十六款。盖以阿敏等弃永平四城而归，因并及他罪，免死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仆牲畜，俱给济尔哈朗。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转为济尔哈朗。其未能夺之者，济尔哈朗原为天命年间和硕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遗嘱中，有四大王、四小王为八固山之训，后止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应无越于济尔哈朗之上者，而镶蓝旗遂为济尔哈朗所专有。至世祖入关，济尔哈朗被贝子屯齐等讦告。当上迁都燕京时，将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后之镶蓝旗，同上前行，近上立营，又将原定在后之正蓝旗，令在镶白旗前行，革去亲王爵，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夺所属三牛录。此由世祖即位时，济尔哈朗原与睿王同为摄政，至睿王独定中原，功高专政，不平相轧，遂为睿王所倾，有此微谴，未几复爵。及睿王薨，且极挤睿王，定其罪案，报复甚力。此不具论。但可证济尔哈朗之保有镶蓝旗，又可证正蓝旗并入两黄旗，旗色未变，特于两黄旗添设固山额真以辖之耳。

两黄、两蓝、正红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两白及镶红三旗，自必即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济格固用事在天命间，而多尔衮、多铎于太祖崩时，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诸兄而均主全旗，自缘母宠子爱，英雄末年，独眷少子。太宗乃挟诸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伦理之一变，为清室后来所讳言，惟《武皇帝实录》详载之，改修《实录》既定，一代无知此事者。今录旧《实录》文如下：

《武皇帝实录》：“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及群臣轮班以肩帝柩，夜初更至沈阳，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大渐回京，崩于叆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入宫中，诸王臣并官民哀声不绝。帝后原系夜黑国主杨机奴贝勒女，崩后复立兀喇国满泰贝勒女为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枢。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迹根、代因扎，亦殉之。”

《录》言：“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明乎六月二十四日之遗嘱，既口语，又书示，乃太祖末命之最要根据也。本录此谕后，遂接七月二十三日之帝不豫，以至八月十一之崩，更无一语，所谓“临终遂不言”也。后修《实录》，于不豫前窜入闲冗之谕文数则，词意不贯。其叙殉葬事则云：

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乌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遂同时而殓。巳刻，恭奉龙舆出宫，奉安梓宫于沈阳城中西北隅。又有二庶妃亦殉焉。

今以太祖立国之计言之，以八固山平列，阿济格等同母兄弟得三固山，倘以一母联缀于其上，势最雄厚，五固山均觉畏之。去其总挈之人，可使分析。乘多尔衮、多铎尚无成人能力时，一阿济格不能抗，特矫遗命以压迫之，可推见也。太祖特因宠其母而厚其子，不思其所终极而适以害之。以八分立国，根本涉于理想，子孙世世能矫正之，于亲属为寡恩，于数典为忘祖，然为国家长久计，亦有不得已者，此亦贻谋之不善耳。兹更举两白旗属睿、豫二王之证。

《东华录》：“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议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翌日，诸王劝请方至，英王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纳、都沙，问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曰：‘劳亲王英王子名劳亲系我等阿哥，当以何时来？’众对曰：‘意者与诸王偕来，或即来即返，或隔一宿之程来迎，自彼至此，路途甚远，年幼之人，何事先来？’盖因其来问之辞不当，故漫应以遣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私相谓曰：‘彼称劳亲王为我等阿格，是以劳亲王属于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觉其状，增兵固守。又英王遣穆哈达召阿尔津、僧格二人豫王属下人。阿尔津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应与摄政王下诸大臣商之，于是令穆哈达回，遂往告公额克亲及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额克亲谓阿尔津曰：‘尔勿怒。且往，我等试观其意何如。’英王复趣召，阿尔津、僧格乃往。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格诣我家豫王子名多尼，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将阿格所属人员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隶两旗，正欲令相和协也。摄政王在时既不令之来，今我辈可私来乎？此来亦曾告之诸大臣者。’英王问曰：‘诸大臣为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之上有两固山额真，两议政大臣，两护军统领，一切事务，或启摄政王裁决，或即与伊等议行。’英王曰：‘前者无端谓我憎多尼、多尔博二人皆豫王子。多尼袭豫王爵，多尔博嗣睿王，我何为憎之？我曾拔剑自誓，尔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遂往告之，自此动辄恨我，不知有何过误。’既又曰：‘退让者乃克保其业，被欺者反能守其家。’此二语盖谓豫、睿二王皆死，而己独存。又言：‘曩征喀尔喀时顺治六年十月，睿王征喀尔喀，两日风大作，每祭福金顺治六年十二月，睿王元妃薨，皆遇恶风，盖谓睿王多遭天警。且将劳亲取去，见居正白旗睿王之旗为正白，尔等何为不来？意欲离间我父子耶？’阿尔津、僧格对曰：‘似此大言，何为向我等言之？王虽以大言抑勒，我等岂肯罔顾杀戮，而故违摄政王定议乎？’英王曰：‘何人杀尔？’阿尔津、僧格曰：‘仅违摄政王定议，诸大臣白之诸王，能无杀乎？’于是英王大怒，呼公

傅勒赫属下明安图曰：‘两旗之人，戈旗森列，尔王在后何为？

两旗谓睿、豫二王之两白旗。尔王谓多尼。时两旗惟一王。可速来一战而死？’阿尔津、僧格起欲行，英王复令坐曰：‘不意尔如此，尔等系议政大臣，可识之。异日我有言，启令尔等作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有何异说？两旗大臣如何议论，我等即如其议。’睿王嗣子即豫王，时两白旗为一。语毕还。具告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议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向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遂急以此意告之诸王，郑亲王及亲王满达海曰：‘尔两旗向属英王向下当有不字，英王岂非误国之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向彼。今我等既觉其如此情形，即当固结谨密而行。彼既居心若此，且又将生事变矣。’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曾谓郑亲王曰：‘前征喀尔喀时，狂风两日，军士及厮养，逃者甚多。福金薨逝时，每祭必遇恶风。守皇城栅栏门役，竟不著下衣。’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旦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哈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

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四旗当是两白两蓝。说见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又于初八日英王知摄政王病剧，乃于初九日早，遣人往取万丹之女。以上情罪，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会鞫俱实。议英王阿济格应幽禁，籍原属十三牛录归上。其前所取叔王七牛录，拨属亲王多尼，叔王即豫王。所取七牛录，即前所云阿格所属分隶两旗者也。投充汉人出为民，其家役量给使用，余人及牧畜俱入官。劳亲王先欲迎丧，令阿思哈白于敬谨王、顺承王，二王勿许。后英王欲谋乱，密遣人召劳亲王多率兵来，令勿白诸王。劳亲王遂不白诸王，擅率兵前往，应革王爵，降为贝子，夺摄政王所给四牛录。挟有四牛录，是以能率兵来应。所率约四百人，其调发之权力可知。”

两白旗为睿、豫二王所有，尚待下详，此已明正白之为睿王旗矣。细寻其迹，每旗或每牛录，既属某王，即调发由己，不关朝廷。可见太祖所定八固山并立之制，难与立国。时经太宗力图改革，祖训不易全翻，真象如此。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之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席摄政之威，挟三旗之力两白、正蓝三旗，其说详下，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二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空四旗，大权悉归皇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正蓝旗亦属睿、豫二王旗下之经过，更当细考。此旗本系三贝勒莽古尔泰所主，天聪六年已归太宗自将。至顺治八年，当摄政睿王故后，渐发露睿王之罪，及正蓝旗为睿王所有。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癸未。初，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五人，出猎归，越数日，谓两黄旗大臣曰：‘摄政王原有复理事端重王、敬谨王亲王之意。’时两黄旗大臣即察见其言动不顺。又端重王谓两黄旗大臣云：‘罗什敬我，过于往日。彼曾召隋孙言，摄政王有复以端重王为亲王之意，顺治六年三月，二王由郡王进亲王。七年二月命理事。八月以事复降郡王。已告知两黄旗大臣矣。’又穆尔泰往视博尔惠病时，博尔惠言：‘摄政王原有复理事两王为亲王之意，我等曾告于两黄旗大臣，今两王已为亲王否？’于是穆尔泰归语额尔德赫，额尔德赫云：‘此言关系甚大，尔既闻之，可告之王。’穆尔泰惧，未以告，而额尔德赫告于敬谨王。王因遇有颁诏事，黎明至朝会处，遂以告端重王。既入朝房，又以告郑亲王。其时端重王同两黄旗相会云：‘此为我辈造衅耳，可诉之郑亲王。’敬谨王云：‘博尔惠所语穆尔泰之言，予先曾告知端重王，入朝房后，又以告知郑亲王矣。’于是二王及两黄旗大臣，跪诉于郑亲王。两黄旗大臣言：‘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皆有是言，来告我等，既又私谓二王，皆我等两黄旗大臣迟延其事耳。夫二王乃理事王也，若非二王发伊等之奸，岂不令二王与我等为仇，而伊等得以市其谄媚乎？又前拨正蓝旗隶皇上时，业已以和洛会为满洲固山额真，侍卫顾纳代为护军统领，阿喇善为蒙古固山额真。摄政王言：‘予既摄政，侧目于予者甚多，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予出外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俟归政然后隶于上。’ 其时曾致一书于贝勒拜尹图，一书于谭泰。此诸王及朝中大臣所共知也。又将无用之巴尔达齐拨于黄旗，而不与正蓝旗。此岂罗什、博尔惠等所不知乎？言知睿王约正蓝旗，俟归政后仍隶于上。罗什自恃御前大臣，阴行蛊惑，为欺罔唆构之行，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而分为三旗，其意将奈谁何？当谓其意谁奈之何。今照此分给，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于是郑亲王以下，尚书以上，公鞫之。以罗什、博尔惠谓动摇国事，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罪状俱实，应论死，籍其家。”

据此录，当时摄政王已薨，其旗下用事之人，犹以故见传王意，即欲指挥天子之大臣，自成罪状。天子之大臣亦仅称两黄旗大臣，则以八固山平列，几乎复太祖所定故事矣。端重、敬谨两王，本媚事睿王而得理事及亲王之爵，既降而复，当亦求之于睿王而得其生前之允许者。至是睿王属人为传白王意，有惠于两王，而两王见朝局将变，反为举发之人，分其财物。至十六年乃议其“谄媚睿王，王死，饰为素有嫌怨，分取人口财物”之罪，时二王亦已前卒矣。

其中叙睿王取正蓝旗于天子自将之日，其立说为两黄旗人多信实，足恃为禁卫之用，己则出外需加卫兵，调取归己，俟归政同时还返。王既死，而罗什辈以多尼入正蓝旗，多尼原有之旗，并归其弟嗣睿王之多尔博，是此时正蓝旗为多尼所主矣。至云“照此分给，皇上止有一旗，多尔博反有两旗”，盖谓将无用之巴尔达齐，由睿王当时拨于黄旗，已将黄旗分隶无用之人，虽有两黄旗而实止一旗，多尔博则独擅两白旗也。多尼之调正蓝旗，事在七年十二月乙巳，睿王已死十七日。

《东华录》：“顺治七年十二月乙巳，议政大臣会议英亲王罪。议罪事，详书于后十日，明年正月甲寅。此时盖未定议。既集，上命谭泰、吴拜、罗什传谕议政王大臣等曰：‘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吏、刑、工三部尚书缺员，正蓝旗一旗缘事，固山额真未补。可会推贤能之人来奏。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诸王大臣议奏：‘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吏部拟公韩岱、谭泰；刑部拟济席哈、陈泰；户部拟巴哈纳、噶达浑；工部拟蓝拜。调王多尼于正蓝旗，以公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

是时世祖未亲政，亲政礼行于明年正月庚中。今之称上命会议，所议皆睿王意旨。传谕之谭泰、吴拜、罗什，皆睿王用事之人。所传之谕，当亦是名义如此，其实皆摄政余威也。多尼之调正蓝旗，即在会议中决之，至明年二月，则以为罗什等之罪状矣。其前正月十九日，尚追尊睿王为成宗义皇帝，妃为义皇后，同祔太庙。王氏《东华录》已削之，蒋《录》具在。今原诏书亦存，是为亲政后八日。二月癸未为初五日，既议罗什等罪，再逾十日癸巳，则有苏克萨哈等首告睿王，而追论其罪。蒋《录》所载，亦较王《录》叙睿王罪状多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又有“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等语。其处分之词，王《录》则云：“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蒋《录》则云：“将伊母子并妻，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一则寻常处分人臣之语，一则曾经祔庙恩赦，尊以帝号后之追削也。昭示罪状诏书，首言“皇上冲年，将朝政付伊与郑亲王共理，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是则怨毒之所在，犹是郑、睿二王之反覆，故自了然。世祖之不慊于摄政，在诏书内以“威逼肃王，使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为最重大。则肃王固世祖长兄，其欲为报怨宜也。

睿王之功罪，后来自有高宗之平反，不足置论。惟其为两黄两白旗分之争，则据《东华录》尚有显然可据者：

《东华录》：“顺治八年四月辛亥，驻防河间牛录章京硕尔对，以户部诸臣给饷不均，于驻防沧州两白旗兵丁，则给饷不绝；于驻防河间两黄旗兵丁，则屡请不发，讦告尚书觉罗巴哈纳等。部议巴哈纳阿附睿王，曾拨令随侍皇上，乃依恋不去，又将库内金银珠帛等物，私送睿王府中，又私厚两白旗兵丁，给饷不绝，有意刻待两黄旗兵丁，竟不予饷。”

以此益证明睿王所主者两白旗，本系正白，而又兼领豫王故后之镶白旗也。正蓝则取之朝廷。睿王遂有三旗。至英王则本不理于摄政时，未能一致为用。但其旗分，则其他七旗皆有确实主名，惟余镶红一旗，应为英王所主，但无可据，尚不如谓克勤郡王所主。其说见下。

清一代所纪八旗，分上三旗为天子自将，下五旗为诸王、贝勒、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为两黄正白。夫两黄之属天子，太宗嗣位时早如此，已见前矣。正白则摄政时确属睿王，其归入上三旗，必在籍没睿王家产之日。英、睿二王皆为罪人，当时朝廷力能处分者，盖有两白、正蓝、镶红四旗。其镶白旗，以豫王已前殁，此时难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蓝、镶红两旗，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贝勒原来之旧势力，则固已不足挟太祖遗训与天子抗衡。而正红之礼王代善，镶蓝之郑王济尔哈朗，各挟旧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检顺治以后下五旗之设定包衣佐领，则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为之主，亦一旗非复一主。从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亲子弟，若德格类之亦称蓝旗贝勒，则固莽古尔泰之同母弟也。其他类推。

《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谕满汉诸臣，中有云：‘马齐、佟国维与允禵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又云：‘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 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

据圣祖之言，蓝旗贝勒为德格类。在天聪六年治蓝旗贝勒莽古尔泰之罪，牵及德格类。今观此谕，则德格类亦在蓝旗中称贝勒，亦自有属人，亦似与其兄各分所辖者。当时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济尔哈朗未得阿敏之遗业时，亦必在阿敏之镶蓝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属。太祖于八固山，本以八家为言，指其所爱或所重为八固山之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为通法，太宗以来，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强固，英王内讧，仇敌得间，乃一举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变革也。今检嘉庆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于其下五旗设立之包衣佐领，可见各旗之入而为主之王公，皆时君随意指封，略无太祖八固山之遗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房屋亦谓之包。蒙古毡帐，谓之“蒙古包”，世以其为毡帐而始名包，其实不然，即谓蒙古人之家耳，虽不毡帐亦当谓之包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包衣牛录额真”即“家之佐领”。旗制以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者，为一旗之长官。在八贝勒尊贵时，都统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严。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当为国家效力。佐都统者，每旗两梅勒额真，额真既改章京，又改汉名为副都统。下分五甲喇，始称甲喇额真，继改甲喇章京，又改汉名为参领。一参领辖五牛录，始称牛录额真，继改牛录章京，又改汉名为佐领。此皆以固山之臣，应效国家之用。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则由天子自将。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词，后则作为职名奉职于家。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内务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总管之谓。凡各省驻防，必谓昂邦章京，后即改名总管。其源起于世祖入关，于盛京设昂邦章京，即汉文中之留守。后推之各省驻防，又改名为将军，其下辖副都统。所以不称都统者，都统专理旗务；留守及驻防，对一省有政治之关系，非止理本旗之务也，是以谓之总管。而包衣昂邦实为家之总管。当其称此名时，犹无特别尊严之意。至称内务府大臣，在汉文中表示为天子执御之长，其名义亦化家为国矣。

清代宫禁，制御阉宦较明代为清肃。此亦得力于内务府之有大臣。纵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余私昵，若明之司礼秉笔等太监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时代，为兵法所部勒，故较汉人认妇人女子为家者有别。清之内务府，可比于各君主国之宫内省，不至如明代宫阉之黑暗，此由其故习而来。世祖虽设十三衙门，复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习，故世祖崩而又复包衣之旧。夫上三旗已化家为国，不复为宗藩私擅之资，可以别论。欲考见八固山迁流之迹，亦能化家为国，一固山非复一家独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顺、康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见之《八旗通志》者，辑而录之，可见其绝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顺治初诸王分占之八旗矣。

《八旗通志》 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包衣佐领不著编立所由。下五旗

一、正红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二。

第二参领下佐领二、管领二。

第三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二。

第四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二。

第五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三。

第一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立，原系世管。乾隆十六年，因本族无现任五品以上应袭之员，经本旗奏改为公中佐领。又乾隆十八年，将第三参领所属第二分管缴回，所有人丁并入本佐领内。礼烈亲王即大贝勒代善。清初分属时，此旗原为代善所主，故溯其由来，犹有遗迹。

第一参领第一满洲分管。谨案此公中分管，系国初随谦襄郡王编立。谦襄郡王即代善子瓦克达

第一参领第二满洲分管。谨案同上。

第二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于第一参领内拨出。

第二满洲佐领，系于第三参领内拨出。

第一管领，亦系于第三参领内拨出。

第二管领，系于第四参领内拨出。

第三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立，原系世管。乾隆七年，因本族无五品以上现任应袭之员，经本旗奏改公中佐领。又乾隆十八年，将本参领所属第二分管缴回，所有人丁并入本佐领。

第三参领第一旗鼓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立。乾隆十八年，本参领第二分管缴回时，所有人丁并入本分管。

第三参领原第二分管。谨案此分管系雍正年间康修亲王之子永恩赐封贝勒时编立，乾隆十八年，贝勒袭封王爵，将此分管缴回，分并在王分各佐领分管下。永恩，代善玄孙，即作《啸亭杂录》昭梿之父。

第四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随恭惠郡王编立。恭惠郡王亦代善孙，即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第四参领第一旗鼓分管。谨案此分管系顺治年间随恭惠郡王编立。

第二旗鼓分管。谨案（同上）。

第五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随贝勒杜兰编立。杜兰亦代善孙，父颖亲王萨哈廉。勒克德浑为萨哈廉第二子，杜兰为萨哈廉第三子。

第一旗鼓分管。谨案此分管（同上）。

第二旗鼓分管。谨案（同上）。

第三旗鼓分管。谨案（同上）。

皆公中。

由此可见，正红旗为代善世有，久而不变。惟勒克德浑之后亦为铁帽王，其受封之旗分亦在正红，即此旗旗主已分属两世袭罔替之王，其余暂分之王贝勒不论。

二、镶白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三、管领四。

第二参领下佐领一、新增佐领二、管领四、新增管领一、分管一。

第三参领下佐领一、管领四。

第四参领下佐领一、管领四。

第五参领下佐领一、管领三、分管二。第一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国初编立。

第二满洲佐领，亦系国初编立。

第三满洲佐领，系顺治元年编立。

第一管领，系康熙四十八年，自第一佐领内分出。

第二管领（同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四管领（同上）。

第二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第一管领（同上）。

新增第二佐领，乾隆四十四年，多罗仪郡王高宗第八子永璇分封时增立。

原第二管领，亦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新增第一管领，乾隆四十四年，多罗仪郡王分封时增立。

谨案第一、第二管领、于乾隆二十八年和硕履亲王圣祖十二子允祹薨后，封多罗履郡王时裁汰。履郡王永瑊，高宗第四子，嗣履亲王后。

原第三管领，亦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原第四管领（同上）。谨案第三、第四管领，并于乾隆四十二年，多罗履郡王薨后，封贝勒绵慧时裁汰。

第一分管，系雍正九年编立。

第三参领第一满洲佐领。

原第一管领，系康熙六年自内务府分出。谨案此管领于乾隆五十一年，和硕裕亲王薨后，多罗裕郡王袭封时裁汰。和硕裕亲王为世祖第二子福全所受爵，乾隆五十一年之裕亲王乃福全孙广禄，袭郡王乃广禄子亮焕。

第二管领（同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四管领（同上）。

第四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分立。

第一管领（亦同）。

上第二管领，系康熙四十八年编立。

原第三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于乾隆四十年，和硕恒亲王薨后，多罗恒郡王袭封时裁汰。恒亲王为圣祖五子允祺爵。乾隆四十年薨者，允祺子弘晊，袭郡王者，弘晊子永皓。

第四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于乾隆五十四年，郡王降袭贝勒时裁汰。

第五参领第一满洲佐领，初系包衣昂邦汉文称总管、内务府大臣瑚弥塞管理。谨案此佐领系康熙十四年，封纯亲王时，由镶黄旗包衣分出。纯亲王为世祖第七子隆禧，康熙十三年封。

第一管领，系康熙十四年分立。

第二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多罗淳郡王薨后，乾隆四十二年，永鋆袭封贝勒时裁汰。圣祖七子允祐，封淳亲王。子弘暻，袭郡王。

原第三管领（同上）。

下脱二分管。

此旗原属豫王多铎。顺治八年，睿王获罪，豫王牵及，此旗中已无豫王遗迹。为世祖以下诸帝之子陆续分封。

三、镶红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二、旗鼓一、管领四第二参领下佐领二、分管二、管领三第三参领下佐领一、分管六。

第四参领下佐领一、管领一、分管五。

第五参领下佐领一、管领一、分管五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国初编立。

第二佐领（同上）。

第一旗佐领，系雍正年间随庄亲王分封时立，王府派员兼管。

雍正元年，以弟圣祖第十六子允禄，嗣太宗孙博果铎之庄亲王。博果铎之父，为太宗五子承泽亲王硕塞。

第一佐领下第一管领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管领（同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四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裁汰。

第二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谨案此参领下佐领、管领，俱随克勤郡王分封时立。崇德间，追封代善第一子岳托为克勤郡王，子罗洛浑改衍禧郡王，孙改平郡王。至玄孙讷尔苏，当康熙四十年起，至雍正四年，正为平郡王。子福彭，孙庆明，皆袭号平郡王。乾隆十五年，从弟庆恒袭。四十三年，复克勤号。

第二佐领（同上）。

第一佐领下第一分管，亦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二佐领下第一管领（同上）。

第二管领（用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三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谨案此佐领随贝勒褚英分封时立。褚英，太祖长子，诛。

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五十一年，随贝勒绵懿分封时立。

下第一管领（同上）。

第二管领（同上）。绵懿父高宗第三子永璋，封循郡王。其本生父即成亲王永瑆，清代亲王以能书名。

第一分管原隶第一参领内，初为管领，康熙五十年改为分管。雍正七年，由第一参领拨隶。谨案此分管随奉恩辅国公绝克堵分封时立。绝克堵遍检未得。其分封时立此分管，如即为改分管时，则在康熙五十年。如并在初为管领时，则当更早。若以辅国公之爵名及绝克堵之对音字当之，则阿敏之曾孙齐克塔，于康熙二十五年封辅国公，或是。

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

第五分管（同上）。谨案此五分管，俱随贝勒褚英设立。上本参领下第一佐领，言系国初编立，而案语又言系随褚英分封时立，则褚英非雍正七年始封也。此云雍正七年增立，又云随褚英设立，殆褚英时已立而废，雍正七年乃复立，遂以后立为增立耶。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谨案此佐领系随贝勒喀尔初珲分封时立。喀尔初珲，岳托二子，《皇子表》作喀尔楚浑。顺治六年由镇国公晋贝勒，盖亦克勤郡王之支裔。知此旗为褚英诛后，转入代善子克勤王属。

新增第二佐领，系乾隆四十六年随贝勒绵亿分封时立。绵亿为高宗第五子永琪之第五子。

下第一管领（同上）。

第二管领（同上）。

原第三佐领下第三管领系雍正七年由第一参领拨隶。谨案此管领久经裁汰佐领亦不见管理人，其并裁耶，抑即第一参领下之第三佐领，案语亦谓裁汰者耶？

第四佐领下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谨案此四分管，俱系随贝勒巴恩汉设立。

岳托第二子，顺治六年，由镇国将军晋。《皇子表》作巴恩哈。亦顺承王系。

第五佐领下第五分管，系雍正七年由第三参领拨隶。谨案此分管系随贝勒褚英设立。

第五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

下第一分管，系康熙十七年分立。

原第二佐领下第一管领，系雍正七年由第一参领拨隶。

第三佐领下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由第三参领拨隶。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

第五分管（同上）。

以上下五旗包衣参领所属佐领、管领、分管等，例随各王公封爵增减。镶红旗包衣参领，旧辖佐领九员，管领十一员，分管十九员，兼管二员。乾隆元年，拨去佐领一员、管领三员，新增佐领二员、管领四员。

此旗只有克勤王遗迹，及褚英亦有遗迹。至庄王则在雍正时封入，可不论。夫褚英被罪时，八旗尚未分定，未必有分封故事，或封其子杜度，即以为名耶？克勤王在此旗，所分包衣甚多，自是此旗旗主。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折，圣祖指令以镶红旗王子为其婿，当时以克勤王后之平郡王为镶红旗主。

四、正蓝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三、管领一、分管四。

第二参领下佐领五、管领一、分管四。

第三参领下佐领三、分管九。

第四参领下佐领三、管领五。

第五参领下佐领五、管领一、分管五。第一参领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新增第二佐领，系乾隆二年和亲王分府时设立。世宗第五子弘昼，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

新增第三佐领（同上）。

新增第一管领（同上）。

第一分管，系雍正四年编立。

第二分管。

第三分管。

第四分管。

第二参领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新增第二佐领，系乾隆二年 亲王分府时设立。圣祖第二十四子允祕，雍正十一年封 亲王。

新增第三佐领（同上）。

第四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国初饶亲王分封时设立。饶亲王当即饶余亲王，太祖七子阿巴泰，崇德元年由贝勒加封号饶余。顺治元年晋为郡王，三年薨，康熙元年追封亲王，当是顺原郡王封。

第五佐领。

新增第一管领，系乾隆二年 亲王分府时设立。

第一分管。

第二分管，系顺治九年编立。

第三分管亦（同上）。

新增第四分管，系乾隆三十九年弘旿封贝子设立。弘旿，亲王第二子。

第三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康熙十四年恭亲王分封时设立。世祖第五子常颖，康熙十年封恭亲王。

第二佐领。谨案（同上）。

第三佐领。谨案此佐领原设第五参领所属第一佐领，乾隆四十三年分封睿亲王，将此佐领移入。

第一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康熙十四年恭亲王分封时设立。

第二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国初设立。

第三分管，系国初设立。

第四分管。

第五分管。

第六分管。谨案此旗鼓分管系公庆怡分内，国初设立。公庆怡，不详。

第七分管。谨案此分管原系第五参领所属第三分管，乾隆十三年复封睿亲王，将此移入。

第八分管，系乾隆四十三年复封睿亲王时增立。

第九分管（同上）。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

第二佐领。谨案第一、第二佐领，俱系雍正元年分封怡贤亲王时设立。圣祖第十三子允祥，封怡亲王。

第三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雍正九年分封宁良郡王时设立。怡王第四子弘晈，分封宁郡王。

第一管领。

第二管领。

第三管领。

第四管领。谨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管领，系雍正元年分封怡贤亲王时设立。

第五管领。谨案此管领系雍正九年分封宁良郡王时设立。

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第二佐领。

第三佐领。谨案第一、第二佐领，系国初设立豫亲王属下。据《东华录》，当是嗣豫王时，由摄政王所付与多尼者，此第一、第二，即第二、第三，乃未有新增以前事。

新增第四佐领，系乾隆四十四年分封定郡王时设立。高宗一子永璜，封定亲王。永璜一子绵德袭，后降郡王，降后又革，改由二子绵恩袭郡王，五十八年仍晋亲王。

新增第五佐领（同上）。

新增第一管领（同上）。

第一分管。

原第二分管。谨案此原系贝勒弘昌属下。乾隆五年弘昌获罪，将此分管存公。乾隆四十一年，本旗奏将分管内官员兵丁，分与近派王公门上，其分管之缺裁汰。弘昌为怡王第一子。

新增第三分管，系乾隆四十二年公绵德分封时，将前项人丁撤回设立。绵德四十一年革郡王爵，四十二年封镇国公。

第四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国初设立。

第五分管。谨案此分管原设在第一参领所属第五分管，后移于第五参领所属第四分管。然则由第四、五分。

此旗原系莽古尔泰所主，为太宗所自取，顺治初又归睿王，后又暂属豫王子多尼。睿王得罪后，遂为诸王任便分封之旗分。

五镶蓝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四。

第二参领下佐领四。

第三参领下佐领四。

第四参领下佐领三、管领一。

第五参领下佐领四、管领二。

第一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二旗鼓佐领。谨案此旗鼓佐领亦（同上）。

第三佐领。谨案此系管领亦系（同上）。

第四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自花色佐领内分出。谨案此佐领亦改管领。第四参领第二满洲佐领，顺治间郑王分封时编立，其第五任管理名花善。

第二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亦改管领。

第二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三满洲佐领。谨案（同上）。

第四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雍正元年，随理郡王允礽二子弘皙分封时编立。原《志》失载，今增入。雍正六年，晋弘皙理亲王，乾隆四年革爵。

第三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康熙三十七年分立。谨案此佐领改为管领。

第二满洲佐领，系雍正元年分立。

第三佐领，系雍正九年分立。谨案此佐领改为管领。

第四佐领，系雍正六年分立。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二满洲佐领。谨案（同上）。

第三佐领。谨案此佐领后改管领。

第四管领。谨案续增第四管领，系乾隆元年随奉恩辅国公永璥分府时编立。允礽三子弘晋之三子。

第五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贝勒商山分封时编立。商山，《皇子表》作尚善。舒尔哈齐八子费扬武之二子。顺治六年，由贝子封贝勒，十六年降贝子，康熙十一年复。

第二佐领，系康熙四十七年自三探佐领内分出。谨案此佐领后改为第二管领。第二参领第二满洲佐领，顺治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初系三探管理，三探年老辞退，以七品典仪官姜汝亮管理。

第三佐领，系雍正十三年编立。谨案此佐领后亦改为第三管领。

第四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自翁阿代佐领内分出。谨案此佐领亦改为管领，后因公弘晀获罪，将包衣人等，分给各王公门上。乾隆四十一年，将此佐领裁汰。第一参领第三佐领系管领，顺治间郑王分封时编立。第二任管理名翁郭代。

新增第三佐领，乾隆五十九年，十七阿哥分封多罗贝勒时编立。

高宗十七子永璘，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晋庆郡王，二十五年晋庆亲王，谥僖。奕劻即其孙。

第六管领（同上）。

此旗原系阿敏所主，后归郑王济尔哈朗，故多有郑王遗迹。顺治年间，已将贝勒商山封入；雍正以后，多任意分封。

由以上所考得，八固山惟正红尚保存代善之系统，次则镶蓝旗，亦留济尔哈朗遗迹，其余皆尽属后起之王公。盖自顺治八年后，已尽破太祖八固山分立之制：上三旗既永为自将，下五旗亦故主罕存。

强宗各拥所属之弊已扫除矣。然王公分封之旗，既入而为之主，体统尚尊。旗下臣于旗主，其戴朝廷为间接之臣仆，旗员惟旗主之命是遵，故雍正诸王心存不服，尚能各树党羽以抗朝廷，非诸王之能要结，在祖训家法有所禀承，旗员自视此为天经地义，不可违也。再通考其迁流如下：

《东华录·太宗录》首：“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朔，上既即位，欲诸贝勒共循礼仪，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率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誓告天地曰：‘皇天后土，既佑相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业。今皇考上宾，我诸兄及诸弟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惟当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或因弟侄等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天地鉴谴。若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天地眷佑。’诸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侄，询谋佥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式凭，臣民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不利于上者，当身被显戮。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善待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善道者，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保佑。我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训，而弗矢忠荩，天地谴责。若一心为国，不怀偏邪，天地眷佑。’誓毕，上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不以臣礼待之，各赐雕鞍马匹。”

此段誓文，犹见满国俗，以各贝勒相誓为正名定分之道。豪格，太宗子也，而亦与此誓，居奉上嗣位之功，又可作“不利于上，身被显戮”之约，此在帝制定后，必为极失体之夷风，而在当时，则父子兄弟，互相角立，为根本当然之举，犹是八大贝勒之制。不过欲使亲生之子，亦于诸强宗内分割一席，在太宗为得计。群雄对立之势迫，父慈子孝之说微，此犹谨守八固山共治之训示也。有太宗与诸贝勒之合誓，又有诸贝勒合誓，然后有三大贝勒与十一贝勒之相对而誓，终之以三大贝勒受太宗率诸贝勒之拜。依然前此四大贝勒与小贝勒之体统。自此直至天聪五年末，犹守太祖八家并立，但分大王小王之意。未几，阿敏获罪幽系，三大贝勒又止存其二，对立之势愈弱。又未几，而二大贝勒复屈就臣列。此为太宗改更父训之一胜利。

《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先是，上即位，凡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并随上南面坐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顺。礼部参政李伯龙奏：‘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仪制。’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上曰：‘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以可否仍令并坐，及李伯龙所奏，命代善与众共议。代善曰：‘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皆曰善，并议定行礼。奏入，上是之。至是谕曰：‘元旦朝贺，首八旗诸贝勒行礼，次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行礼，次满洲、蒙古、汉官率各旗官员行礼。官员行礼时，先总兵官、固山额真，次副将，次参将、游击、摆牙喇纛额真、侍卫，又次备御，各分班序行礼。’”

此为太宗改定朝仪，不与从前平列之大贝勒仍讲均礼之始。先由汉人发端，而诸贝勒乃以本年莽古尔泰有御前持刃议罪事，以莽古尔泰不当并坐，迎合太宗之意。岂知太宗志在改革，转命代善议，而代善不得不并己之并坐议改。奏入，上乃是之。于是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

太宗时革共治制为君主制，然于诸旗主之各臣其所属，犹立法保障之。

《八旗通志·典礼志》：王府庆贺仪：“崇德元年，定亲王生辰及元旦日，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郡王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贝勒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一跪三叩头礼。若该属官员无事不至府行庆贺者，治罪。”

据此，崇德元年之亲王，皆为旗主，故皆有所谓“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郡王即无之。因此可为太宗时之旗主加一考证。凡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即是旗主，亦即是天命间之和硕贝勒。自此以后，贝勒只有多罗之号，尤可见和硕亲王之即为和硕贝勒所蜕化也。考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凡六人，追封者一人：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萨哈廉于是年正月死，不及封而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其子阿达礼袭为多罗颖郡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至阿济格则为多罗武英郡王，直至顺治元年始封和硕英亲王。则于太宗时，阿济格虽有太祖遗命，命为全旗之主，迄未实行，至籍没时，仅有十三牛录，即系他旗中分受之少数。盖当在睿王之正白旗内分给，而豫王又分以七牛录，仍非全旗之主也。阿济格之为人，狂稚无理，不足重任，虽有遗命，靳之亦无能为。而太祖所云四小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三人，自无疑义，又其一必为代善长子岳托。豪格乃太宗亲子，固不应径取阿济格所受遗命而代之，其同封和硕亲王，不过示将来可以代兴之意。即欲使主一旗，亦当在太宗自领旗分内给之。岳托封和硕亲王，必为旗主。阿济格于是年封郡王，即非旗主。再证以镶红旗之包衣，只见克勤郡王之遗迹。克勤郡王乃岳托由亲王降封，子孙遂以此世袭，列为八铁帽之一。萨哈廉之后，虽亦以顺承郡王世袭，然非太宗时旗主，故包衣遗迹，顺承王之包衣尽在正红旗内。两黄、正蓝为太宗自领，余五旗归一大王、四小王，至此而主名定矣。

旗主及近亲子弟之有郡王贝勒爵者，属人于生辰及元旦不诣庆贺，即须治罪。此其本旗主臣之分，有国法为之保障。特旗主则并旗内大臣亦为其臣。旗主之近亲，则以府内官属为限，即包衣内旗员为纯粹之家臣。本旗旗员兼为国之臣，对本旗惟尽臣礼于旗主，不必尽于旗主之子弟也。

本旗旗员之尽臣道于其主，生辰元旦如此，昏丧等事可知。而《八旗通志》于婚丧礼，惟详乾隆时之见行制，不及初制。惟于雍正朝上谕八旗，得有反证：

《上谕八旗》：“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嗣后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之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各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

此所云“该属之文武大臣，著吏、兵二部开列”者，及旗下人见为文武大臣，非旗内之大臣。旗内大臣惟有都统及副都统，无所谓文武，亦无庸吏、兵二部分开。至其他官员，则并非大臣之列者，世宗皆不许旗主家任意令其成服，则旗下属人之不容专尽臣道，且有明谕。至本非属人，由朝命任为本旗之都统以下等官，更不待言。虽对贝勒、贝子而言，亲王、郡王或临于属人加尊，其不能臣朝廷之臣，不能与崇德元年之规定相合，亦可理推也。

昔年京朝士大夫传言，松文清筠既为相，一日召对不至，询之，乃主家有丧事，文清方著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帝乃令抬入上三旗，免为主家所压抑。此说固不确。文清乃蒙古，非满洲，其生在嘉、道间，为相在嘉庆十八年以后，已在雍正谕禁之后。此或雍正间之事，因有此事而有此谕，要皆为世宗革除八旗旧制之一端也。

太宗虽兼并他固山，乃求强而非以求富。八固山之负担，仍以八家为均分之准，则两黄旗未尝不作两家负担计也。满洲新兴之国，地广人稀，得人力即可垦地。聚人先资养赡，八家负担养赡之费。在天聪八年，正蓝尚未取得，而两黄久归自将，初不因自将之故而与六固山有殊，亦不因一人兼将两固山而不负两家之费也。

《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癸卯，众汉官赴户部贝勒德格类前诉称：‘我等蒙圣恩，每备御帮丁八名，止免官粮。其余杂差，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五十丁，一例应付。我等一身，照官例赡养新人，较民例更重，所帮八丁，既与民例一体当差，本身又任部务，所有差徭从何措办？徭役似觉重科。况生员外郎尚有帮丁，望上垂怜，将所帮八丁准照官例当差，余丁与民同例。’德格类以闻，上遣龙什、希福察讯差役重科之由，所诉皆虚。因前买妇女，配给新人，未会发价，故云。诏户部即以价偿各备御。又谕礼部贝勒萨哈廉曰：‘此辈皆忘却辽东时所受苦累，为此诳言耳。若不申谕使之豁然，则将些少之费，动为口实矣。’于是萨哈廉奉上命传集众官谕曰：‘尔众汉官所诉差徭繁重，可谓直言无隐，若非实不得已，岂肯前来陈诉。然朕意亦不可隐而不言，当从公论之。朕意以为尔等苦累，较前亦稍休息矣。何以言之？先是，尔等俱归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是以尔等潜通明国，书信往来，几蹈赤族之祸。自杨文朋《八旗通志》作杨文明被讦事觉以来，朕始宥尔等之罪，将尔等拔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固山，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当不似从前典衣鬻仆矣。”’

此段见建州始之待汉人，实视为奴虏。汉人中本为明之官吏，则招徕之辄妻以女，称为额驸，若李永芳、佟养性之类皆是。由是汉奸亦相率归附。凡自天命至天聪初，来附者颇见于《贰臣传》中。然所挟以俱降之士兵，或无所挟之汉人，陷于建州者，困苦如此，此清代官书之自述供状也。汉人因此思归，通书反正，太宗发觉其事，不惟不用威虐，反以此自反其过，改善待遇，此见建州之有大志，迥非平凡所能为。惟汉人另编固山，据清代官书，在前则太祖初设八旗，事在万历甲寅乙卯年间，其时有汉军牛录十六，在八旗之内，此即所谓“归并满洲大臣”时也。其另编固山，不详何时。惟于崇德二年七月乙未，言分乌真超哈一旗为二旗，则其先必有编为一旗之时，是即另编时矣。今于八年正月有此谕文，则另编必在其前。考清《贰臣·马光远传》：“明建昌参将，本朝天聪四年，大兵克永平，光远率所部投诚，授副都统，隶汉军镶黄旗，赐冠服鞍马。五年，上亲征明，围大凌河，光远从，招降城南守台百总一，男妇五十余人，即令光远抚之。七年，诏于八旗满洲佐领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每十丁授绵甲一，以光远统辖，授一等子爵。”据此，则另编汉军为一固山，即七年事。《东华录》：“七年七月辛卯朔，命满洲各户汉人有十丁者，授绵甲一。共千五百八十人，命旧汉兵额真马光远等统之，分补旧甲喇缺额者。”此文亦叙此事，然叙述不明。

盖其误在传录时已自不了，故语不可解，当以《光远传》改正之。而《光远传》文亦有误。如云“投诚，授副都统，隶汉军镶黄旗。”

当天聪四年，汉军尚未分旗，即至崇德初，旗所分一旗两旗，亦止由整旗而分左右翼，两翼旗犹纯用玄青，并无镶黄之名，况在天聪四年乎？以意度之，当云“隶镶黄旗汉军”，旧隶于满洲镶黄旗内之汉军牛录耳。汉人于旗制隔膜，清中叶以前，史馆诸臣已不了如是，宜及今不可不加以研究也。

“尔等以小事来诉，无不听理，所控虽虚，亦不重处。是皆朕格外加恩，甚于满洲者也。困苦之事，间或有之，然试取满洲之功与尔等较之，孰难孰易？满洲竭力为国，有经百战者，有经四五十战者，尔等曾经几战乎？朕遇尔等稍有微劳即因而擢用，加恩过于满洲，若与满洲一例较伤论功以为升迁，尔今之为总兵者，未知当居何职？尔汉官皆谓：‘满洲官员虽娴攻战，贪得苟安，不知忧国急公；我等战功虽不及满洲，忧国急公则过之。’及览尔等章奏，较前言有异矣。尔等另编固山之时，咸云：‘拯我等于陷溺之中，不受满洲大臣欺凌，虽肝脑涂地，不能仰答上恩于万一。’今览尔等所诉之词，前言相忘。尔等诉称苦累甚于满洲，盍向熟谙差役者问之。若以满洲相较，轻则有之，甚则未也。古圣人有云：‘以家之财养贤，则取国而国可得；以国之财养贤，则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此言皆尔等素所知也。国小民稀，朕及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养上天畀我之民，此即古圣人所谓‘家财国财’之义也。既知此例，所输大凌河数人赡养之资，遂出怨言，尔等何其言行不相顾耶？朕谓尔等博知典故，虽非圣贤，必有通达事理者。自朕以及贝勒，尚散财无吝，使尔等果能达于事理，岂以随众输纳为苦耶？他国之主，皆敛民间财赋以供一己之用，有余方以养人；我国赋税，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乎？我国民力，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役乎？妄取国赋糜用于家，役民力以修治宫室，不以国事为念，止图一己便安，尔等当谏之。朕为国家朝夕忧勤，荷天眷佑，殊方君长头目接踵来归，犹恐不能招致贤才，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凡赏赉归附之人，皆八家均出，何曾多取一物于尔等乎？礼部亦有汉官，试往问之，八家每年出羊若干，貂裘、野兽、酒米、筵宴若干，明告于尔。当国中年岁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赈济贫民，朕与诸贝勒又散给各固山满洲、蒙古、汉人赡养之，尔等岂不知乎？朕与八固山贝勒于新附之蒙古、汉人、瓦尔喀、虎尔哈、卦尔察以及旧满洲、汉人、蒙古等，凡贫穷者，给与妻室奴仆、庄田牛马、衣食赡养，何可胜数。此皆尔等所明知者。尔等果忧国急公，其间纵有愚昧无知，自言其苦者，尔等犹当劝谕，乃反因此些小之费，遂出怨言，所谓急公过于满洲者，徒虚语也。”

此段见其自矜无私费，无私役，皆以朕躬与诸贝勒并提。虽以君主自居，未能不以诸贝勒为有共治之分，是太祖遗意之未遽泯灭者。八家并称，仍以八固山为出治之主名。君主虽临于上，不能独居其功，其自将之固山，仍与他固山平列，惟己以一人超乎其上，此是太宗时八旗制蜕化真相。

“尔等曾奏云：‘一切当照官职功次而行之。’我国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有不能。至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土地，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是，分拨辽东人民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俱照功以次给散。如尔等照官职功次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奴仆，俱宜多寡相均。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余亦不下百丁，满官曾有千丁者乎？果尔计功，论理满洲一品大臣应得千丁。自分拨人丁以后，八九年间，尔汉官人丁多有溢额者。若谓新生幼稚耶，何其长养之速？若谓他国所获耶，尔汉官又未尝另行出征。此如许人丁，不知从何处增添也。尔等之过，朕知而不究，其贝勒满洲大臣以尔等私隐人丁，孰不怀怨？若不任尔等多得，而有较满洲更加苦累之心，岂不将满洲、汉官户下人丁和盘计算，照官职功次再为分拨乎？倘如此分拨，尔千丁者，不识应得几人也。尔众官在明国时，家下人丁若干，今有若干，何不深思之？满、汉官民虽有新旧，皆我臣庶，岂有厚薄之分？今既如此，尔等亦同满洲，三丁抽一为兵，凡出征行猎，一切差徭，俱一例分毫不缺，尔等以为何如乎？试取朕言与尔等所言，从公忖量，有欲言者不必疑虑，切直言之可也。且满洲之偏苦于汉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年牛录出守台人八名、淘铁人三名、铁匠六名、银匠五名、牧马人四名、固山下听事役二名，凡每牛录下当差者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种以给新附之人，每牛录又出妇人三口。又耀州烧盐，畋猎取肉，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巡视边墙，守贝勒门。又每牛录派兵一名，防守句骊河《通志》作巨流河，注即句骊河，每牛录设哨马二匹，遇有倒毙，则均摊买补。征瓦尔哈时，每牛录各喂马二三匹从征，又派摆牙喇兵十名，兵丁二三名，往来驰使，差回又令喂养所乘马匹。遇有各国投诚人来，拨给满洲见住屯堡房屋，令满洲展界移居。又分给粮谷，令其舂米纳酒，每年猎取兽肉，分给新附之人，发帑金于朝鲜，贸易布匹，仍令满洲负载，运送边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尔哈，于教场看守貂儿猞猁狲等皮，兼运送新米。朝鲜、蒙古使至沈阳，摆牙喇章京各出人一名，逐日运给水草。夏月至，更有运给水草之役。又每年

采蓡，负往朝鲜货卖此当即是皮岛通商，每固山以一户驻英格地方，巡缉盗踪，又以一户驻沈阳渡口，看守船只。此皆满洲偏苦之处，若不向尔等详切言之，尔等亦未必深信也。”

此段见满洲开国，此草昧之部落，而内政外交有条不紊。尚无钱币之制，纯恃实物为交易，所恃者土地闲旷，山林产珍贵之物。当天下未定，满洲人居然任其劳费，而处外族以优逸，用广招徕。生事简单，然使有久计。文字无多，细绎之，民生国计尽心经理之法，皆见于此。尤不易者，投诚人来，授以满人见住之屯堡房屋，而原住之满人展界移居以让之。此非满洲上下真能一心，何以得此？国无大小，实心为政，虚心待人，事必有济。自太祖初兴至此，传经两代，时逾五十年，锐意图强，有进无止，而中国以万历、天启之朝局应之，思宗有志救亡，而用聚敛之臣以夺民生，信刑余之贱以斥士类，好谿刻琐细之才以拒纯正远大之议论。对敌情固茫然，对民情尤漠然。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非两两对照，不易了也！其宣谕汉官之词，和平诚恳，有以服其心，绝不压以威力，较之思宗明知民力不任，犹曰“暂累吾民一年”，一年之后，更不提“暂”字。兴亡之判，非偶然矣。谕毕复有末尾一段，并录以尽其曲折：

“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及副将、参将、游击皆曰：‘控诉之事，我等不知，皆众备御所为。’遂将为首八人执之。萨哈廉问曰：‘尔等既云不知，当户部贝勒遣布丹往问时，何云知之？又何为将苦累之事备呈于部耶？’对曰：‘各备御向我等不曾言差役重科，但言欲诉帮丁八人之事，故布丹来讯我等，答云知之。至具呈之事，乃龙什、希福令我等将所有差徭备细开写，我等无知，故尔开送奏闻。’上曰：‘诸舌既云不知，可将备御八人并释之。倘治其罪，后有苦累，亦更无敢言者。各官及备御，勿令谢恩。若谢恩，则是欲罪而复赦之也。’”

委曲周至，真能买汉奸之心。统观全文，猥陋仅能达意，自是关外原来记载，非经中国文人以瞻天颂圣之格调为之润色。且出两造口语，非虚捏之宣传文也。下各官惶恐语略之。

太宗时虽收各固山之权，而处分之法仍视八固山为八家私物，以夺此予彼为惩劝。夫牛录而可随时予夺，必非太祖八固山并立之本意。太宗能立予夺之法，是即改革八家之根据。然自将之三固山，亦在予夺处分之内，则并立之遗迹尚存也。崇德改元时，正蓝已归太宗，故云三固山为自将。

《八旗通志·兵制志》军令：“崇德三年谕：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临阵交锋，若七旗王贝勒贝子却走，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七旗获全，即将七旗佐领下人丁给拒战之一旗。若七旗拒战，一旗却走，即将却走人丁分与七旗。若一旗内拒战者半，却走者半，即以却走人丁分给本旗拒战者。有因屯札他所，未拒战而无罪者，免革人丁。其拒战之王贝勒贝子，别行给赏。若七旗未及整伍，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得功者，按功次大小、俘获多寡赏之。野战时，本旗大臣率本旗军下马立，王贝勒贝子等率护军乘马立于后。若与敌对仗，王贝勒贝子大臣不按队伍轻进，或见敌寡妄自冲突者，夺所乘马匹及俘获人口。”

观此军令，八旗于战时，皆以王贝勒等为主将。大臣即都统以下，其责任乃主将负之。大臣可以进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则以旗下人丁为赌胜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属人为旗主之臣，使号令得行也。

自此经睿王摄政之局，天子与亲王各挟固山之武力，与政权为消长。世祖亲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为充实，而收为自将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属诸王贝勒之五旗，谓之下五旗，已绝不足言平立之旧矣。以天命间之四大王论：一王化帝，一王剥夺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一王递嬗阿敏之镶蓝旗，移转于弟济尔哈朗，其为原主者，仅一代善之正红旗。以天命末遗嘱所定之四小王论，其三可知者，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太祖有此殊宠之三子之母，遂遭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夺阿济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两旗，无可分给而暂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济尔哈朗，始具四小王之数。实则入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谓下五旗，其中已无原来旗主。供朝廷随意分封者，两旗镶白、正蓝；有原来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间原属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红，子孙众多，逐渐分封，世袭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礼亲王、克勤郡王。其余郡王、贝勒，随世递降者不计。倘亦汉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后，原属小王之旗，则有二旗：一由原主获罪，递嬗而来镶蓝之济尔哈朗；一由不遵太祖遗嘱，别授充数镶红之岳托。其权源本不强固，故皆有随时封入之王贝勒，而镶红为尤甚。盖旗主之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则不啻有庳之封也。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临禁旅之上，而镇摄后来归顺之杂军。所谓八旗皆朝廷之所运用。天子特于六卿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之军阀，而亲贵则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养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消散而禁旅归公，威棱所由极盛，旗人堕落而异军特起，种族所以渐衰，此一代兴亡之大数也。

顺、康间，八旗之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而亲王之体制，乃因从前八和硕贝勒之平行，对国家犹存各臣所属之旧，此已无碍于立国之大计。故圣祖临御甚久，尚无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统不无取巧，诸王间不尽诚服，而诸王各有臣属，视各忠其主为祖宗定制。此本八固山以来，太祖设定特殊之纲纪，旗员中有视为天经地义者。世宗于诸王，束缚驰骤，呵谴诛戮，诸王所饮恨，所属亦间与同抱不平，此为高宗以来绝无之事。盖经世宗朝之铲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诸王之帖服，与朝士至无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对抗朝廷之习，可谓无余。而宗室与士大夫间，隔绝气类，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余气，种族益不可沟通，行能益无从比较，是为满人衰亡之渐。

康熙间，诸王皆通宾客，或罗致文学之士助其编纂书籍，以务声名。最著最大者，如《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二书，皆世宗兄诚亲王允祉，招致文学士陈梦雷、杨文言等所作。世宗即位后，以此为大罪，诚王幽禁而死，祸及子嗣；陈、杨则坐以败类之名，谴逐摈斥。此事可详述别为专册。至如校勘家何焯、词臣秦道然，皆以王府宾礼而获重罪。清通礼：朝士与王贝勒等，但有途遇避道之礼，并无诣府通谒之礼。清一代，帝室近亲，绝少宫庭燕闲之乐。天子之尊严，诸王之觳觫，较之历代史书，亲属间君臣之希阔特甚。此亦一代之特色。

清代皇子不一定封王，是制度之善者。然旗下俗称，遂以封爵与王号分离。雍正间，有明谕禁止。又对诸王不敢称名，亦有明禁。此于政体未尝非不私其亲，要亦世宗防宗室间之作用。

《雍正上谕八旗》：“元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亲王、郡王等俱有封号，所以赐与封号者，盖为称呼设也。如无封号之王、贝勒，即应直呼其名耳。至九贝子、十四王之称，国家并无此例。嗣后凡无封号诸王、贝勒等，即呼其名。若再如前称呼，断然不可。将此晓谕八旗并各部院衙门，至各省督抚等。如奏章内不书其名，仍有写九贝子、十四王者，该部即行奏闻。再，小人等并将闲散宗室亦称为王，又有贝勒王、贝子王、公王之称，嗣后若有如此称呼者，决不宽恕。着该部严行禁止。特谕。’”

至旗人主属之分，太祖所遗之迹，及世宗而尽破除之。八旗之军政，先已移归都统。其户婚田土之事，都统虽亦理之，尚不足尽掣诸王之肘，亦并不欲旗人旗产尽隶于本旗都统。于是逐事谕禁之，设御史稽察之，令各旗交互代管之。于是一旗自为主属之界限尽去。

《雍正上谕八旗》：“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下五旗诸王属下人内，京官自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县令以上，该王辄将子弟挑为包衣佐领下官，及哈哈珠子执事人王子之随从人，曰哈哈珠子，挫折使令者甚众。嗣后着停止挑选。其现在行走人内，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选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后挑选者，俱着查明撤回。或有过犯，该王特欲挑选之人，着该王将情由奏明，再行挑选。特谕。’”

此为加高旗员身分，以抑旗主之尊之始。

又：“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从前皇考之时，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即诸王属下人，非该属处亦不许私相往来。着领侍卫内大臣及旗下大臣等，各将该管侍卫官员等严行稽察，嗣后如有私相行走之人，一经查出，即行参劾。如不纠参，经朕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定将该管大臣一并从重治罪。将此详悉再行晓示。特谕。’”

此先断各旗属下互尊他旗旗主之路。

又：“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下五旗旗下官员兵丁，原不在诸王阿哥门下看守行走。朕与大阿哥曾经奏请，始令看守，其余并未具奏，亦尽皆仿效。今不得复行如此。且旗下官员亦不敷用，着拨回旗下当差。行走三阿哥门上者，亦着拨回。若即行撤去或有不便之处，亦未可知。着都统详议，令诸王具奏。特谕。’”

此亦缩小诸王役使旗丁之范围。凡世宗在藩邸时自蹈之弊，此时皆禁断。如此者亦多。若结交外廷，需索帑项，皆有自犯于先、自禁于后之事。可见圣祖时待诸王本宽，世宗特加严峻，要亦本非恶事，不具录。

又：“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凡旗员为外吏者，每为该旗都统参领等官所制。自司以至州县，于将选之时，必勒索重贿，方肯出给咨部。及得缺后，复遣人往其任所，或称平日受恩，勒令酬报；或称家有喜丧等事，缓急求助；或以旧日私事要挟。至五旗诸王不体恤门下人等，分外勒取，或纵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求，种种勒索，不可枚举。以致该员竭蹶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嗣后如有仍蹈前辙，恣意需索等弊，许本官密详督抚转奏。督抚即据详密奏。倘督抚瞻顾容隐，即许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转为密奏。倘又不为奏闻，即各御史亦得据揭密奏。务期通达下情，以除积弊。外任旗员，勿得隐忍畏惧，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将此着内阁通行八旗、直省督抚，遍谕内外旗员知悉。特谕。’”

凡世宗所力破旗下痼疾，皆自太祖以来使旗各自主所酿成。清代若不经此裁制，主权安得而尊，国本安得而定？世宗之得位或有惭德，逆取顺守，或亦不让唐宗也。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满洲御史，事务无多，八旗各派御史二员，亦照稽察部院衙门之例，一应事务，令其稽察。如旗下有应密奏及应题参事件，俱着密行具奏。再五旗诸王，有不按定例，使令旗人及滥行治罪者，亦着查参。这所派监察御史，着调旗分派。特谕。’”

自是八旗为政府以下之八衙门，非各自为政之八国矣。痛改祖制，然列祖必深赞许之。

八旗都统，旧为八旗臣属，已见前矣。雍正间，每以亲王郡王任各旗都统，皆万不能臣属他王贝勒者。先是康熙末年，屡以皇子办理旗务，即不欲假手于本旗王贝勒，而特命皇子出为代办。其办旗务，正居都统地位，非该旗王贝勒地位。但不能臣属于该旗王贝勒，则无可疑。惟尚非竟任为都统。至雍正间，乃明任为都统矣。都统为八旗之行政官，不为臣属。于是旗之行政，尽属都统。该旗王、贝勒只受其分得之包衣，受俸饷于旗内。于是旗主不但无耦国之嫌，并不预旗之内政矣。

《清史稿·圣祖诸子传》：“《淳度亲王允祐传》：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征西陲，命允祐管正蓝三旗事务。”《辅国公允 传》：“康熙五十七年，命办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履懿亲王允祹传》：“五十七年，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

此为康熙间已用各旗王贝勒所不能臣属之亲贵，分别干与各旗之始。其每一旗色，合满、蒙、汉三旗者，京师八旗宿卫驻地以旗色分区，而以满、蒙、汉按色相次也。今再考其所以派皇子办事之故：

《八旗通志》敕谕：“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谕议政大臣、内大臣等曰：‘每旗都统、副都统，或有起家微贱，专意徇庇，一应补放官员并佐领等事，恒有迟至数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故已久，数年尚仍给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旷废。近闻都统石文英，不出门户，亦不见人，有事来奏，每不待事毕，只图早归，亦不瞻仰朕容，甚属不堪。正蓝旗都统颜信，前往出兵，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七阿哥办理。正黄旗都统巴赛，署理将军事务，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十阿哥办理。正白旗满洲都统何礼，差往云南，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十二阿哥办理。如此办理，别旗各相效法，自必发愤勤事也。’”

观此谕，康熙间旗务掌于都统，而王、贝勒不之问。其间正黄、正白，本属上三旗，由天子自将，即派皇子办旗务，亦无权限之分别。而正蓝则为下五旗，旗务废弛，不令该旗王、贝勒整顿，乃另派皇子，固已视本旗王、贝勒为享有包衣祗候之地，无过问旗务之权矣。

雍正间则直以亲王为都统，自后更为常制，不必复言。今举雍正时之亲郡王为都统者：

礼亲王后改号康亲王时，崇安，雍正间官都统，掌宗人府。

克勤郡王后改号平郡王时，雍正四年，讷尔苏削爵，子福彭袭，授右宗正，署都统。

顺承郡王锡保，雍正四年谕：“锡保才具优良，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可给与亲王俸，授都统。”

果郡王允礼，《雍正上谕八旗》：三年九月初八日，有谕镶红旗都统多罗果郡王允礼。

此皆见《清史稿》本传及谕旨。盖雍正间始创此例，以后则诸王之历官都统为常事，不足复道。惟康熙末之都统，似以同色旗中满洲都统有干预蒙、汉二旗之权。当亦是雍正以后，始各自为政。其满、蒙、汉各旗之都统、副都统，本不分界限，满人可作蒙、汉旗都统、副都统，蒙、汉旗人亦可作满洲都统、副都统。参领以下，则各自用本族之人。

上谕八旗：“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谕：‘将八旗满洲、蒙古人员，屡放汉军参领，则该旗缺出，反致乏人。汉军旗下，亦还得人，嗣后汉军参领缺出，即将汉军旗下人员引见具奏。特谕。’”

雍正初革除各旗旗主之权，复有专谕。当上三旗、下五旗既分之后，所需革除者，亦只有五旗，较太宗时本易为力。太宗虽始终握定两黄旗，究亦非太祖遗嘱所许，对诸王较难操切。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看来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从前朕之伯叔为诸王时，虽渐失初意，尚未过甚；至朕兄弟辈，所分包衣佐领之人既少，而差役复多，因而不论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一概令其当差。其余诸王，遂亦从而效之，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人所共知。且护卫等尚无不奏而擅行革退之例，如此日流而下，则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所关甚大。着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着列名请旨。将奉旨之处，知会该旗都统等，令都统等覆奏。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倘仍有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着该旗都统等奏闻。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特谕。’”

世宗钳制诸王至此，较之太祖分付八固山之意，判若天渊。然后来帝所欲钳制之诸王，旗分中人，尚有不顾天威而效忠本主者，则祖制之约束甚久，旗人固视为纲常大义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以儒家名分之说压之，始无闲言，可知儒教之入人深，过于开国之祖训也。

又：“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老安郡王（太祖八子饶余郡王阿巴泰子岳乐）居心甚属不善，谄附辅政大臣等，又恃伊辈长，种种触忤皇考之处，不可悉述。皇考宽仁，加以容宥。以如此之深恩，而安郡王之诸子，全然不知感戴竭诚，效力行走。马尔浑、京喜、吴尔占等兄弟之中，互相倾轧，恣行钻营；塞恒图又生妄想，冀得王爵，残害骨肉，以致皇考郁闷等事，系众所共知者。安郡王诸子之中，马尔浑尚属安分，其子华启，亦无恶处，上天不佑，将应袭封王爵之人，令其绝嗣，因此皇考稍加踌躇审度，而安郡王之子孙，即怨及皇考，以至吴尔占、塞恒图等，屡次形于辞色之间。夫国家恩施，岂可倚恃而强邀乎？今廉亲王以不袭封安郡王之故，钻营谗害，离间宗室，摇动该王属下人等之心。以累世仰受太祖、太宗、世祖、圣祖恩施之旧人，岂肯倚附此辈，以遂其扰乱国家之意？今强欲令袭封安郡王，则朕从容施恩之本意俱不可行矣。将袭封安郡王之本发回，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朕俱撤出，另赐他人。’将由安郡王之属下撤出给与廉亲王、怡亲王之佐领下人等传集，宣旨谕云：‘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所办理，中心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尔等即将尔王屈抑之处，表白声明具奏。若所陈得理，朕即袭封尔王，并将尔等给回旧属；如谓王本无功，其罪案是实，略无游移，则更有何言？不于奉旨赐给之王处，效力行走，仍愿恋旧主，以廉亲王为尔王属下之婿，钻营行走，朕必诛之。’再将赐给廉亲王之安郡王属下佐领，俱撤出给与怡亲王，并降旨与怡亲王：‘此所给人内，如有为其旧日属主，致怨于朕及不肯奉尔为主、一心效力行走者，以至形于颜色之间，或有仍瞻顾钻营于其间者，王即奏闻，朕必将伊置之于法。特谕。’”

谕中亦以旗下属人顾恋旧主为效忠，不敢遽以遵守祖训为罪，故有此反覆开谕之文。惟其取咎之故，实在廉亲王之欲助安郡王。廉亲王即后来之阿其那，乃安郡王之外孙婿。安郡王功在国史，此忽谓其无功，则挟帝王之势以临之，人亦无敢反驳。要之，雍正谕旨，皆支离词费，半由对兄弟有惭德，半由所革除者为祖制，不能不烦琐言之，冀达其意也。

又：“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旗下所存之官房，若令各该旗管理，参领等或有作弊之处，亦未可定。相应调旗管理为善：镶黄旗之房，着正白旗管理；正白旗之房，着镶黄旗管理；镶白旗之房，着正蓝旗管理；正蓝旗之房，着镶白旗管理；正黄旗之房，着正红旗管理；正红旗之房，着正黄旗管理；镶红旗之房，着镶蓝旗管理；镶蓝旗之房，着镶红旗管理。特谕。”

虽一房产之微，亦不能由各旗自为窟穴，太祖所命八固山各自为主之制，可云摧灭无余矣。是时乃始开屠戮兄弟之隙，知其助之者寡。然世宗犹刻刻防旧属之戴主，有决无其事而故为周内者，若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述康熙年间面奉皇考罪状允禩之旨，中有云：“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家。”夫苏努可云为祖报仇，马齐特先世为蓝旗贝勒属人，亦云为祖报仇，乃为其祖代报故主之仇矣。考马齐以镶黄旗著籍，姓富察氏，父米斯翰，登朝已在康熙年。祖哈什屯，乃曾隶正蓝旗者，天聪时改隶镶黄旗，即由太宗治兄莽古尔泰、弟德格类之罪，而夺其正蓝旗。世之相距远矣，其说已不足信。且按之圣祖原谕，今载《东华录》者，与允祉等所述正相反。今录以互证如下：

《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有曰：‘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势。朕为人主，岂能容此？马齐之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朕屡加警戒而怙恶不悛，亦当治罪。马齐等着诸王大臣会集，速审拟奏。’是日，康亲王椿泰等遵旨审鞫马齐等，覆奏：‘马齐系正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其族中并无一人行间效死者。今马齐图谋专擅，欲立允禩为皇太子，且马齐于御前拂袖而出，殊为可恶，不可留于斯世者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亦甚可恶，俱应立斩。马武与马齐、李荣保，系亲兄弟，亦应立绞。马齐、马武、李荣保及马齐之兄马思喀等之子孙，有职者革职，概行枷责。其妻子并发黑龙江。马齐之族护军参领壮图等，有职者革职，其护军披甲及闲散人，俱鞭一百。’奏入，谕曰：‘马齐原不谙事，此数年中起自微贱，历升至大学士。其处心设虑，无耻无情，但务贪得，朕知之已久，早欲斥之，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理应立斩，以为众戒。朕因任用年久，不忍即诛，着即交允禩，严行拘禁。李荣保着免死，照例枷责，亦听允禩差使。马武著革职，其族中职官及在部院人员，俱革退。世袭之职，亦着除去，不准承袭。’又谕：‘马思喀在日，曾有效力之处，着将伊子佐领三等侍卫衲尔泰，从宽释放。’”

以上康熙间议马齐罪原文，迭谕及康亲王等审鞫复奏，反复成一谳牍，必非虚假。所云马齐之祖，乃属于德格类，而陷主以归太宗，得收入太宗亲将之镶黄旗者。岂但不为蓝旗贝勒报仇，如果有忠于蓝旗之人，且当甘心于马齐，以为蓝旗贝勒报仇耳。允祉等记忆圣祖谕旨之说，或亦世宗所授之辞，非其本意。但此矛盾之说，实为世宗惟恐诸王贝勒旧属之为主报仇，且觉诸兄弟之尚有心腹忠党，故有此蛇影杯弓之见解。总之，诸王有党，原于旧有主属之分；主属之必应效忠，原于太祖之遗训。明乎此，而世宗朝文烦意曲之处分诸王谕旨，皆有物焉为之梗，不能不曲折以达之者。其梗何在？即太祖八固山之制是已。至马齐之罪案，根本为无意识，亦非圣祖之所深罪。其后李荣保之裔大盛，女为高宗孝贤皇后，子为忠勇公傅恒，孙为文襄王福康安等，固与康、雍间偶被之谴责无影响也。

又：“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谕有云：‘当时伊等见二阿哥废黜，以为伊等奸计之所致，邪党愈加坚固，公然欲仗邪党之力，以东宫之位为可唾手而得，慢无忌惮，竟有敢与皇考相抗之意。此实朝廷之大患，国家之深忧。是以朕即位以来，百凡经理，费尽苦心，乃三年之久，顽邪尚未尽化，风俗尚未丕变。尔等满洲大臣，急宜醒悟。当日世祖章皇帝御极，正在冲龄。睿亲王辅政，大权在握。一日以黄色衣示在廷大臣，问可否衣着，因此时大臣尚力争以为不可。凡满洲耆旧内，此等行事，不可枚举。刚方正直之风，权势所不能夺者，历历可考。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后因下五旗之人与上三旗之人并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习。然从前下五旗之人，虽各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于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于此？如昨日都统五格，在朕前奏对，尚将获罪削籍之允禟，称之为主。五格乃一无知武夫，此则风俗颓坏，大义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如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奸恶，不明大义，其存心行事，尔等当以为戒。当日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不惮反复周详者，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世宗改革旗制，明明不法祖宗，而偏以法祖为言。又言旗人之祖如何尊君不尊主，其实乃两黄旗之尊主，其主即君耳。又以世祖初之上三旗为言。世祖之初，何尝定为上三旗？世宗亦含混言之，欺彼旗员，亦不甚明了八十年前故事。至以孔孟之说相压，其时教化无有二义，无人敢于非圣，遂将太祖违理之制淘汰。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今特以科学为不及人，以为受儒家之毒。古之儒者，六艺兼赅。若欲令人于学问中通一二科学以应事，自是多能鄙事之一。若孟子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则何尝不知推步之术？然岂肯仅仅与畴人子弟争一日之短长哉？“畴人”一词，见《史记·天官书》；清史以通算学之仕，均称为畴人。若以艺术傲圣贤，孔子谢之曰“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孟子亦可谢人曰“吾不如欧几里得”而已矣。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熔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心。

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大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人，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

汉军编在招徕汉人之时，至入主汉土则旧兵还为地方之兵，别其旗色于八旗之外，谓之绿旗，其兵即曰绿营。而明季宿将之有选锋者，巨寇之有死党者，不可使之散在一地为患，则以八旗之制编之，使分得满洲豢养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圣武记》谓：汉军旧名乌真超哈，乃满洲八旗附属之汉人，自尚、耿、孔携来大军，乃编为天祐、天助二军，遂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说。其实不尽合事实。当其为天祐、天助等军名，即是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后就其力屈受编者，编为汉军。惟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外，悉发边远充军，不编佐领，则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龙江，闻台站之军役，皆吴三桂旧部之子孙，当可信也。盖观汉军各佐领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独无吴后，知必另有安插矣。

汉人在满洲军中自成为牛录者，名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始编为一旗，前已据《贰臣·马光远传》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叙汉军缘起，特从崇德二年始，各官书亦从此始。此特由一旗分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则在满洲八旗中分出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书不能言之，幸有《马光远传》可据。其自崇德二年以后之演变及清初军事大定以后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国，使数十年纵横之兵匪得告安谧，于汉军之编制，实有关系。惟编制八旗，分设佐领，自赖有满洲八旗为之根柢。组成汉军八旗以后，又赖有满洲八旗镇压而率领之，故能追随于宿卫之列，听调于驻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禄之阶，后有长养子孙之计。武夫悍卒不散为游手无业之徒，非扰乱无谋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后赖此而定。中叶用兵，不甚添募，不觉安插之苦。至咸、同军兴，旧兵不可用，清所恃为武力中坚之八旗，尽不可用，于是兵尽召募。事平以后，无旧安插法可用，裁者为会党，觅食于游手之中；存者亦为骈枝，糜饷于旧额之外。故有兵事时，兵尚得将而可用；无兵事以后，兵乃被裁而无可消纳，终致一决而不可收拾也。明之开国，纳兵于卫所；清之开国，纳兵于八旗。今后已见拥兵之多，未定纳兵之计，论者欲纳之于地利实业，是诚然矣。国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实业尽，旋乾转坤，在当国者。刻苦以持己，为国民塞已漏之巵；诚恳于便民，为国民扶仅存之力。无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鉴往以知来之事也。终之以《汉军佐领考略》，为清代尽其八旗之作用，此治清史之实有借鉴者矣。

汉军佐领考略

崇德二年七月，分乌真超哈汉文称汉军一旗为两旗。以昂邦章京汉文称总管章京，为将军讹音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以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

四年六月，分乌真超哈二固山官属兵丁为四固山，每固山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勒章京，戴都、崔应泰、杨名远、张承德为甲喇章京。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国荫、佟代为甲喇章京。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金砺、郎绍贞、王国光、臧国祚为甲喇章京。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降清之李永芳之长子，李国翰、土赖为梅勒章京，张良弼、曹光弼、刘仲锦、李明时为甲喇章京。初，两固山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两白旗缺一甲喇章京。原文各书同。

七年六月，初，乌真超哈止设四旗，至是编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养正子、石廷柱、巴颜、墨尔根辖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法、张大猷、马光辉、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佟代、何济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锦、张存仁、曹光弼为梅勒章京。是年七月，以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属兵丁，分给八旗之缺额者。其余男子妇女幼稚共二千有奇，编发盖州为民。又蒙古男女幼稚共四百二十有奇，又汉人八名，分赐恭顺王孔有德：男子十名，妇女幼稚十六口；怀顺王耿仲明：男子十名，妇女幼稚十二口；智顺王尚可喜：男子十名，汉人一名，妇女幼稚十二口；续顺公沈志祥：男子五名，妇女十六口；察罕喇嘛：男子三名，妇女幼稚三口；其余分赐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养之。

顺治二年十一月，以和硕德豫亲王多铎等招降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三年四月，分隶投诚官于八旗，编为牛录。

十八年十月，户部请将新投诚官员分旗安置。现到伪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都督佥事马自德，准入正黄旗；伪国公沐天波之子沐忠显，准入正白旗；未到伪延安王艾能奇之子、原镇国将军、今左都督艾承业，准入镶黄旗。

康熙元年三月，允义王孙徵淳所请，令属下投诚各官，均拨三旗。

二十年九月，兵部题准耿昭忠等呈称：家口甚多，难以养赡，照汉军例，披甲食粮，既可当差效力，又可均赡老幼家口，编为五佐领，令在京佐领管辖，每佐领下设骁骑校一员，小拨什库汉文称领催各四名，马甲各五十四名，步军拨什库兵各十三名。此五佐领俱系耿昭忠、耿聚忠等属下，不便分晰，应将伊等本身，一并俱归入正黄旗汉军旗下。

二十一年十二月，户部议准建义将军林兴珠既归并镶黄旗汉军，令该都统归与缺少壮丁。其佐领下应给地亩籽粒口粮，照例支给，俟支俸后裁去。所居房屋，工部给发。

二十二年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佐领，隶镶黄旗汉军旗下。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安南黎维祁及属丁人等，奉恩旨令其来京，归入汉军旗，分编一佐领。

摘录尚、孔、耿军收编，以明其非在称天祐、天助军时，沈志祥附。

镶黄旗汉军：第一参领第四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拨隶本旗。孔有德早亡，而其所属，亦至三藩平后乃进京。原有佐领名色而不隶八旗。

第二参领第二佐领，原系随续顺公沈志祥驻防广东之佐领，初以蒋有功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拨隶本旗。《贰臣·孔有德传》：“八年天聪三月，诏定有德军营纛旗之制，以白镶皂，别于满洲及旧汉军，号天祐兵。”

又《尚可喜传》：“四月天聪八年，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

又《耿仲明传》：“是年天聪八年秋，从征明。由大同入边至代州，屡败敌兵。仲明每奉命出征，辄与有德偕，其军营纛旗，亦以白镶皂，号天祐兵。”

第二参领第七佐领，原系驻防福建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

第三参领第三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孔军亦不尽有佐领名色。

第三参领第八佐领，原随续顺公沈志祥驻防广东人丁，康熙二十四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贰臣·沈志祥传》：“崇德六年，率所部随大军围锦州。七年，凯旋，赐貂裘及降户。志祥请令部众隶八旗汉军，于是隶正白旗。”案虽有此文，殊未能符事实。见下各文。

第四参领第八佐领，原系随平南王尚可喜驻防广东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编为佐领，分隶本旗。

第五参领第七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刘进孝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隶本旗。

正黄旗汉军：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四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为佐领。孔部亦有先于平三藩而编佐领者。第二参领第一佐领同。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系耿昭忠、耿聚忠因所属家口人众，分编为五佐领。雍正十一年，作为世管佐领。乾隆三年，奏定为勋旧佐领。又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正黄旗汉军都统奏：“臣旗耿姓三个公中佐领，奉旨改为世管佐领，其佐领下人等，应作为属下，或作为另户，恭请钦定。”奉旨：“此佐领照前所降谕旨，仍作为世管。其佐领下人等，俱实系另户。著晓谕伊等知之。”

第三参领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隶镶红旗。三十七年，此佐领拨隶本旗。《通志》案：此佐领原系耿精忠属下，随将军马九玉征云南兵丁一千，于康熙二十一年进京，编为五佐领之一，属苏彦卓克托公。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二十四年，将随续顺公沈熊昭驻防广东之壮丁一百四十八名，编为佐领。沈氏家兵至易世后，犹待编旗。

又第七佐领，系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原系和硕额驸耿昭忠等，因随伊祖投诚人多，不能养赡，部议编为五佐领之一。陈都策第五任革退后，因卢世英呈控，经王大臣议，请将五佐领内航海旧人、关东旧人、公主媵人，七百余名编为公中佐领三；其福建等省随来壮丁，及耿姓各户下家人三百余名，编为耿姓世管佐领二。此即三公中佐领之一也。乾隆三年，又因耿化祚呈控，后奏请将三公中二世管，俱照镶蓝旗尚维邦佐领例，一体作为福珠里佐领。奉旨：两世管佐领作为福珠里佐领，三公中佐领作为世管佐领。乾隆十五年，奉旨仍为公中佐领。

福珠里，华言勋旧。

第五参领第二佐领，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亦系以耿昭忠等随来壮丁编立。雍正十一年，另编为公中佐领，以金通保管理。金通保本参领，承耿化祚缘事革退后。乾隆三年，作为世管佐领。乾隆十五年，奉旨仍为公中佐领。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随定南王孔有德驻防广西之官兵，编为牛录。

正白旗汉军：第二参领第三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王守仁管理，康熙二十一年进京。

第四参领第四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为佐领。

又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平南王尚可喜所属官兵，编为佐领。

第五参领第二佐领，系康熙二十四年，将续顺公沈熊昭进京之兵丁，编为佐领。其第一佐领内，亦有续顺公沈铎、续顺公沈广文两次管理。

又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进京之兵丁，编为佐领。

正红旗：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顺治元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人丁编为牛录。初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第三参领第三佐领，系驻防福建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镶蓝旗。四十六年，拨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驻防广东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第四参领第四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驻防广东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黄旗，雍正六年，始拨隶本旗。

第五参领第五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陈述林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镶白旗：第三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西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白旗，雍正四年，拨隶本旗。

又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白旗，雍正四年，拨隶本旗。

第四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隶正白旗，以三品官线缄管理。线缄故，以其弟线绪管理；线绪故，以阿恩哈尼哈番石显爵管理。石显爵故，雍正四年，此佐领拨隶本旗。以后乃均不由线姓。案线国安于康熙十三年， 从吴三桂叛，十五年病死；子成仁复归顺，原系孔部。又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镶黄旗，雍正九年，拨隶本旗。

正蓝旗：第四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设佐领。

第五参领第六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正白旗。雍正九年，拨隶本旗。

镶蓝旗：第二参领第三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福建驻防兵丁编为佐领。

第五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通志》案：此系康熙年间赏给尚之隆五佐领之一。于乾隆三十九年，因佐领出缺，奏请调取拟正人员。奉旨：“此佐领虽系尚之隆亲子孙，分定三佐领内之一，但既经管理两个，若仍令伊支派管理，未免过优。着将此一佐领，作为伊合族内公中佐领。”案尚之隆五佐领，皆在本旗内，其孰为之隆亲子孙管理之两个佐领，志未明载。其佐领数如下：

第一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王国瑞管理，王国瑞因病辞退，以尚崇垣管理。以下皆归尚氏世管。

第二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田毓英管理，田毓英故，以骁骑校刘思义管理，刘思义故，以尚崇废管理。以下归尚氏世管。

第三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以尚崇志管理。以下皆尚氏世管。

第四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李芳臣管理，李芳臣缘事革退，以拜唐阿尚之缙管理。以下归尚氏世管。

《兵制志》二

雍正八年，上谕：“前汉军恳请出兵效力，朕谕该都统等，汉军骑射生疏，平时不肯演习，而务出征效力之虚名，于事无益，可于每旗操演兵丁千名备用。昨据都统等奏：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除常行当差兵外，现在轮流操演，可得千人。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除当差外，不敷千人之数。我朝定鼎，汉军从龙入关，技勇皆可用。今承平日久，耽于安逸，是以武艺远不如前。自今官至提镇、副参者，寥寥无几，而在内简用都统、副都统时，亦难其人。朕思汉军生齿日繁，当筹所以教养之道，而额设之兵，为数又少，似应酌量加增，于国家营伍，旗人生计，均有裨益。且如在外驻防汉军，子弟日渐繁衍，即本身钱粮，各有定数，难以养赡，应令余丁回京当差。又如外任官子弟，往往以随任为名，游荡荒废，前曾有旨严禁，悉令回京当差，学习弓马。又如候缺微员，一时难以铨选者，若情愿入伍当差，到选班时，仍许轮流补用。又如内府人丁亦众，于充役当差外，其闲散人丁，拨入八旗，充骁骑亦可。再五旗诸王之汉军佐领，仍属本王外，其贝勒、贝子、公等之汉军佐领，实无所用，应撤归旗下公中当差，且可免掣肘之虞。其如何增设汉军佐领，永远可行，著详议具奏。”

嗣议定：汉军镶黄旗，四十三佐领有半；正黄、正白二旗皆四十二佐领；正红旗，二十七佐领有半；镶白旗二十八佐领；镶红旗二十七佐领；正蓝、镶蓝各二十八佐领。通计领催、枪手、炮手、棉甲兵、教养兵、铜铁匠、弓匠、听差、护城、守门、守炮、守火药局、守教场以及步军、门军，共万七千五百二十八人。今应于原有之二百六十五佐领及两半分佐领外，增设三佐领，并增两半分为两整分。上三旗每旗定为四十佐领，下五旗每旗补足三十佐领，共二百七十佐领。其新设佐领下，应增领催十五名，步军领催三名，步军四十八名。每佐领增足枪手四十名，棉甲兵八十名。上三旗每旗补足教养兵一百八十八名，下五旗补足教养兵一百四十九名。共增兵二千四百七十二名，以足二万之数。至所增各项兵丁，应于在京闲散壮丁及外省驻防汉军余丁、外官随任子弟愿充骁骑者，并候选未得之微员内选补。再下五旗汉军佐领，除王等仍旧分设外，贝勒、贝子、公等佐领，悉归各旗，作为公中佐领。

案汉军佐领，皆天下初定时，招纳之叛降骁悍。清既为之编制，始终未尝歧视。历世既久，尚悉心理其传袭之纠纷，使之得所，倚恃朝廷，为世世豢养之计。此亦清之取信于降人，不使生心。观《封爵表》贰臣所封之爵，多传至辛亥失国乃止。此亦见清初之消兵诚意。

其所谓诸王、贝勒下之汉军，则包衣内之佐领，非汉军八旗之佐领。包衣内汉人投入愿为奴隶者，尚不得与汉军旗比。汉军旗尚以残余武力受编，在国家为息事宁人之计，包衣乃自愿受役而投旗者。又清初汉官过犯免死者，往往令入汉军旗，乾隆时则以汉军生齿繁多，又准其自愿呈请出旗矣。

第二编各 论

第一章 开 国

清之开国，不能谓于国民先有何种功德。本以边族崛兴，难言政治知识。顾其种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族，其知识能随势力而进，迨其入关抚治中国，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历朝明盛诸帝之下。若非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在女真之根性，实一优秀之民族也。

女真种族，至清而已三有国，且愈后而愈盛，已见上编。惟其极盛，乃致灭亡。受汉族之奉养，又消磨其特长，又欲自别异于汉族。既已无能，而又显非族类。轻视与仇视交并，一旦覆之，无可留恋，此为清亡之实状。当太祖以前，未能鼓其武力，而狡展即非同种各部所及。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瞻生之计，此边族之常态。中国御边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衔勒，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此明以前之边计也。女真虽狡，固不能不就此束缚。自肇祖至景、显，清之所谓四祖，今皆考见其受明厚恩，为诸夷最：求高官以夸众，则予以都督之尊；求托庇以避仇，则徙之辽边之内。其详见余《明元清系通纪》。

第一节 太 祖

自太祖以前，可纪之事，较前代帝王开国以前之祖宗功德可谓独多。余别作《明元清系通纪》，成专书数十册，今不复复述。述之自太祖始。

太祖自二十五岁以前，景祖、显祖皆在，在父祖重荫之下，无事可纪。《实录》载其不得于继母等事，与创业无关，亦不述。景、显二祖，本导明总兵李成梁图其同种建州右卫酋王杲、阿台父子而为成梁军中所骈杀。明人谓太祖以夷目余孽，俘虏孤童，给役李成梁家，成梁抚之有恩，故与李氏有香火情。以今考之，不为无因，而亦不能尽确。如谓太祖为四岁孤童，有弟舒尔哈赤更幼，皆由成梁长养，此则不确。二祖死后，太祖即与尼堪外兰寻仇，年岁相合，断不能于二祖既死，再由成梁抚之二十年，然后长大称兵。成梁之诛阿台，在万历十一年，与《清实录》相合。不数年间，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宠之以龙虎将军，亦与《清实录》略同。而《明实录》皆有年岁可纪。故四岁孤童受抚于李成梁之说，实出附会。惟太祖始起，正为成梁衰暮之年，以敷衍悍酋，期保威名，以全晚节，但得太祖表示效顺，即保奏给官，甚且弃地以饵之，为廷臣宋一韩等所纠，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见《实录》及诸臣章疏。又舒尔哈赤之女，有为成梁子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皆见《明实录》，亦见《明元清系通纪》。当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虽已极狡展，然朝有严命，即阳示觳觫遵守，中朝犹视为属夷首鼠常态。虽朝鲜来报建酋已立国僭号，亦不欲先诘，以为小丑戏侮，见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倏进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号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见，并非《实录》所载之文。今北京大学史料室存有天聪四年正月日印刷黄榜，为再度入关复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实颇有不同，当尚是戊午原状。事隔十三年，对明之心理尚未变。且明边内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无谓，故有复述榜发之举，可信其正是原文。纵有改窜，必最相近。《实录》之始修，已在天聪九年，时已觉榜示七恨之徒扬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实，乃改窜以录之。故有《实录》以后，即是改本。其详已见北大史学社出版之余文，亦不复述。）袭破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叛降。继又破清河，于是为公然犯顺，对明称兵。

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即太祖称天命之四年，明发大兵分四路讨建州，用杨镐为经略。镐固承平时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镐等方倚李氏余威以自壮，固为敌人所嗤。命将调发，期日道路，尽泄于敌。太祖得设伏以待，尽覆其师。师号称四十余万，并调朝鲜兵为助。明四路将帅，忠勇骁健者皆殉，刘、杜松，世尤惜之，坐为经略非人所误。独李如桢迟迟不进，闻败，全师而还。镐之私李，李之通敌，益为世口实。是败也，天下震动，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镐，太祖遂敛兵不动，间以零骑掠边，如向来夷人草窃故技。廷弼方规划大举，事未集而中朝群议其老师怯战，排击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敌，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丧失为功，而以不急挞伐为罪，于廷弼所图制胜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问，以袁应泰代之。太祖知新经略易与，又大入边。天启元年三月天命六年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即取辽阳。袁应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复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则已由故居赫图阿喇移辽阳，谓之迁都，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

明既复用熊廷弼，时廷臣只有党派，无一主持之人。偏私乖戾者不必言，即最和善之首相叶向高，亦以座主袒护门生王化贞，以辽东巡抚抗经略，不用其命，是为经抚不和。而内阁本兵皆袒化贞，再济之以多数之台谏，毁经而誉抚，廷弼无所措手足。李永芳在太祖军中，勾通化贞部下游击孙得功，诳化贞谓永芳内应，共图太祖。化贞恃为立功之奇秘，益藐视廷弼。廷弼乞休，廷议已允之，而太祖于天启二年正月，已攻化贞防辽河之兵。得功欲执化贞归太祖，为他将挟化贞以走，遂弃广宁。遇廷弼来救，知广宁已不守，遂偕入关。其实太祖未敢即入广宁，未敢即犯河西。廷弼愤化贞所为，以为偾事非己之罪，不以死争广宁，不以身殉关外，惟冀廷臣败后觉悟，知重己之才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此则廷弼之忿恚失计，亦不得为无罪也。当时经、抚已尽弃关外，太祖兵所不到，亦尽为蒙古占领。明旋用孙承宗以阁臣督师，又渐收辽西地。太祖不敢逼，于其间笼络蒙古，使与己合，以孤明边。又自辽阳徙沈阳，盖由西窥关门、北略蒙古，皆近捷也。启疆心虽切，而明守关有人，即不敢动，太祖之善待时机如此。迁沈阳在天启五年天命十年三月，与承宗相持者三年。

天启时，魏忠贤肆恶，逐年加甚。阉党与承宗不相容。五年十月，允承宗致仕，以高第为经略。太祖知有可乘，六年正月，大举西攻。第急檄，尽弃承宗所复地，退守关门。宁远前屯卫道员袁崇焕，以职守所在，固守宁远城，不奉命。第无如何，但撤他列城，委宁远不顾。将吏不欲弃地者，忿第所为，从崇焕死守。太祖视宁远城小，围攻意可立拔。两日，为崇焕再挫，死伤多，乃撤围还。咄咄自恨，谓生平未遇此败。疽发背，以八月殁，称号十一年。迹太祖所为，谓有积功累德，应主中国，在清代自言之则然，就史实考之则实无有。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其知结民心，反明苛政，实自世祖入关时始。《太祖实录》载初起时，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具载清官书，不具录。要其以勇悍立威，为群夷所戴，遂能驱率夷族，裹胁益多。自是以训练夷众见长。《清实录》转不载，而《明实录》载之。录数则，可知太祖之养成武力，实已横绝一世。古云：“女真兵满万，不可敌。”正以骑射之长，在中国为特殊艺业，在女真为普通生活之必需。所未能得志于中国者，无大队部勒之法，虽有长技，亦只能零钞取胜耳。中有大豪，能取得众人信仰，再以天然识力，悟行军部勒之道，是即金世阿骨打之流矣。

《明实录》：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所为，与西北虏精锐在前，老弱居后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决骤所能抵敌也，惟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

又：天启元年正月壬寅，户科给事中赵时用疏请练兵，言：“臣闻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

凡此皆明廷之所闻奏，事在太祖称天命之第五、第六年。此可以知清兴之武力。

太祖又习知中国事，据《明实录》，朝贡亲到北京者三次。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女真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案上年九月乙卯，始命建酋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盖受此升职以后亲来朝贡也。《清实录》叙太祖受明都督职，在二祖为李成梁所毙时，并将授龙虎将军，亦并为一时之事，皆故事简略之语。又，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卫进贡夷人奴儿哈赤等，遣侯陈良弼待。是为二次入京。又，二十九年十二年乙丑，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陈良弼待。是为三次入京。

又有言太祖以佣工禁内，窥 多年者。

《明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保京师三议：一曰皇城巡视应议。“闻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悬首藁街时，奴怀忿恚，寻即匿名佣工禁内，窥 多年。夫大工讵今日急务，已停而复兴，就里夹杂奸人，亦所时有。今须急停，以防意外。”

案乾清、坤宁两宫灾，在万历二十四年，自后乃有所谓大工。太祖或冒名充工入内。但亦传闻之词，似无确据。官应震意在请停大工，述此流传语耳。

又：五月癸未朔，户科给事中李奇珍，以陷城覆将，疏论原任辽东巡抚李维翰、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并应逮问。又称：如柏曾纳奴弟素儿哈赤女为妾，见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速当械系，以快公愤。不报。

此事当是事实。太祖与李成梁结托极深，中间并有此女为李妾之援系，又不待勾结叛将佟养性、李永芳而始一一赘为额驸也。

第二节 太 宗

太宗名黄台吉。往时蒙古酋长每有此名，即华言“皇太子”之音译。译音无正字，或又作“皇太极”。《清实录》以为天意预定，有此暗合之佳名。此亦无可附会之附会。

蒋氏《东华录》：太宗文皇帝，太祖第八子，讳皇太极。史臣云：太祖名子为□□□者，国中原无汉与蒙古籍。及为汗，阅汉、蒙古书，汉之储君曰皇太子，蒙古继位者曰皇太极，天意已预定矣。

太祖创业，以军队立国，军编为八旗，每旗主以一贝勒，八贝勒并立。崩年遗训，以此为后金国定制，不立一人为主器之子。太宗在八贝勒中，其序为第四，谓之四贝勒。在太祖时，四贝勒战功独多。太祖崩时，八旗亦未遵太祖意分配。太宗独挟两旗，势陵诸贝勒上。兄代善为大贝勒，与其子岳托、萨哈廉两人议戴太宗为八贝勒领袖。始犹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并坐而治，余称小贝勒，不敢与诸大贝勒齿。然太祖八旗并立之遗训未遽改也。既为领袖，乃自称天聪皇帝。天聪四年，以罪废镶蓝旗贝勒阿敏。阿敏有弟济尔哈朗，早与本旗攻战之事，与兄共为旗主，故阿敏废而旗属济尔哈朗。然并坐之大贝勒则已少一人矣。至天聪六年元旦，乃正位南面专坐，代善、莽古尔泰旁侍。是为后金国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莽古尔泰死。后三年，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又死。未几，所属追首莽古尔泰兄弟罪恶，削爵除宗籍，收所部正蓝旗归太宗自将。太宗独领三旗。盖两黄始终由太宗兼领，至是并正蓝得三旗，而诸贝勒分领各一旗，其势力大不侔矣。是为后金国又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为明崇祯八年，即天聪九年，得传国玉玺于元裔插汉林丹汗之太妃苏泰所。明年四月，遂废后金号，改号曰清，亦创年号曰崇德。以前天聪皇帝乃与太祖之天命同为尊号，用以纪年，乃相沿借用；至是则有年号，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崇德元年矣。是为更进一步，公然成立之君主政体。

太宗始被推为八贝勒首，袁崇焕遣使来吊，以觇金国内情。太宗以礼报使，而明廷哗然，谓崇焕通敌。太宗以其间与明相周旋，而急攻朝鲜，以绝其从后牵掣之患。朝鲜事明最忠，太宗取城下盟，多所约束，使朝鲜不为明助。旋以袁崇焕约和无成，遂回军指中国。明廷论方指摘崇焕，太宗乘机以反间中之。兵越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攻龙井关入遵化，京师戒严，崇焕入援。明廷有右毛文龙者，有不慊于通吊建州者，并为一谈，虽无反间，崇焕犹将不免。太宗之用间杀崇焕，直袭小说中蒋干中计故事，本极拙劣，明之君臣自有成见，与相凑合，坏此干城，而崇焕伏法，为清室驱除矣。太宗兵下遵化，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明能战之将，赵率教、满桂先后战殁。清兵薄德胜门，起前大学士孙承宗视师，清兵退，历破京东各州县，大掠数月。至崇祯三年五月，仍由遵化出边。永平、遵化及所属各城皆复。时明流贼已炽，清兵又屡侵扰，明廷大困。明崇祯九年，即太宗天聪十年，四月，遂定有天下之号曰清。

天聪十年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黎明，太宗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即以是年为崇德元年。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上太祖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太后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定太庙制：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后殿安奉正中始祖，左高祖，右曾祖，左末祖各神位，右末安奉皇伯祖礼敦神位。礼敦亦于是时追封为武功郡王。

太宗建立清代时之意识，据《东华录》所载如此。此合后来记载，有可考证者数事：

（一）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顾其金之改为清，意义何在？余向者持论，谓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闻者驳之，谓金、清非同音字，金为侵覃韵之合口音，与庚韵之清大不同。吾以为女真何知音韵之学，从其效汉语时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汉语呼夫人则曰“夫金”，旋作“福金”，又作“福晋”。金与晋固非音韵学家所谓同音，金与晋及人字，不相距尤远乎？而满汉译文可以相通，何以“金”之不可为“清”也？然此究为无据之空谈。近乃得一确证：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

（二）太宗追尊先代，太祖本已用汗与帝并称，显祖以上，乃仅称王号。后至顺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兴、景、显四祖之称。在太宗时，惟以始受明都督官职者为始祖，谓之都督孟特穆。其近代则自高祖起，为追尊所及之限。故此时所封庆王，后来所尊为兴祖，不必有何勋望，无庸疑其为建州左卫以外，别有传说。

（三）当太宗时，高、曾、祖、考，俱在四亲之内，不应祧法。其以高、曾、祖三世，与始祖俱安奉后殿者，以别于手创大业之太祖而已。后世乃以后殿为祧庙，此中国士大夫之礼学，实非太宗所知。顾一成不改，遂为清一代之庙制。自雍正以后，显祖以上，适在可祧之列，遂以后殿为祧庙耳。

（四）后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礼敦俨然与四祖并尊，此亦当时草昧之制。后于崇德四年八月，退礼敦为配享之列，此惟见《清史稿·礼敦传》，而国史于乾隆间，补武功郡王等列传，直以礼敦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庙，配享则应在两庑。且《东华录》对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为费英东、额亦都两人。时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盖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庙制之非，后殿乃独存四祖矣。

（五）崇德建元，实是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尊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说已见前。

太宗之建清国，其动机在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玉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林丹汗为元顺帝后，居察哈尔，逼明边，明谓之插汉。自以为蒙古大汗，虎视近边蒙古诸部，为诸部所不附。清于天聪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传国玺，乃定立国之计。

先由诸王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劝进，并告朝鲜，使预劝进之列。朝鲜忠于明，不肯从。太宗既改号，首伐朝鲜，灭其国，胁其君伏罪而复置之。自是朝鲜不敢复通于明，称臣质子，永为清属国矣。明方苦流寇。崇德二年，即明崇祯十年，既下朝鲜，明年即复入塞，明督师侍郎卢象升战死。又明年，移剿贼之总督洪承畴御清，流贼益炽。承畴与清相持于宁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畴降，遂下锦州。冬十一月，又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州县，至明年四月乃北还。时为明崇祯十六年，流贼已遍蹂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龄嗣位，遂为代明有国统一华夏之主。

第三节 世 祖

世祖名福临，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袭父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扰，累犯关外诸城，然不能薄关门也。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师内城，帝自经。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摄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撄城固守，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今日当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往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宣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王于众论，择善酌行，闻见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摄政王时非一人，故文中累称摄政诸王。清侥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足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惟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此文为文程预定大计之始，盖犹但知义军之必将亡明，未知明帝之已殉国也。《东华录》所载如此，国史本传已修饰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虽未见初修之《太宗实录》，要知《东华录》中文程之文，必犹近原状，以其暴露清军以往之态度，尚非有成大业之志，必为后来之所讳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劲矣，招降纳叛之道得矣，惟要结关内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钞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为言。多尔衮深纳之，此为王业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丙寅启行。十三日庚午次辽河，已知义军陷京师，以军事谘洪承畴。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旨，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而多尔衮之能听受，则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承畴略言：

我兵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寇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府库西遁。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庶逆贼扑灭，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明守边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屡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睹其埋伏，俾步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来攻，流寇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

承畴此言，已知自成据京师，犹未料其先已东来，供我迎击，则所谓天相之矣。吴三桂导引入关，并不用马步迭代之法，悬兵度险，天之所启，事半功倍。然承畴则老谋深算，久熟敌情，其言固非无当。而变钞掠之暴，为吊伐之仁，则其识与文程等也。

先是寇棘，明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弃关外诸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抵丰润，闻燕京已陷，不敢前。贼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贼之唐通、白广恩率兵向关门。三桂闻家口被掠，怒作书绝父，且急遣使至多尔衮军前乞师。多尔衮时尚未至宁远，得书即进，途次复得三桂趋进之书，兼程而行，距关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锋二万骑，绕出关外夹攻。多尔衮逆击，败通等于一片石。翌日，师至关，三桂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军少不及自成之半。多尔衮命三桂兵居右，满洲兵在其左，令曰：“贼阵大，首尾不能顾，可鳞次集我兵，对贼阵尾突之，必胜。”三桂受命，先搏战尝贼，风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全军呼噪者再。风旋止，满洲铁骑横跃入阵，所向摧陷。自成方挟明太子诸王于高冈观战，俄尘开，见甲而辫发者，惊曰：“满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数十里，斩获数万。自成走京师，焚宫殿，载辎重西遁。多尔衮令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追之，勿入京。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令关内军人皆薙发。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榜谕官民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薙发迎降，用文程、承畴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尔衮至燕京，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尔衮入居武英殿。盖宫殿遭焚残破，惟此殿独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贼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初八日乙未，阿济格等报及贼于庆都，击败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诸郡县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先是，自成以三月二十八日丙辰，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礼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并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护焉。

霸者假借仁义，亦可与王者同功。要其优礼前代之意虽假，而于宽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图苏息，则事实不可诬也。当天命、天聪间，未尝不厚结关外之人及关内来归之人，然未能推此意于关内。观其累次犯塞，辄挟告天七大恨榜文，向关内军民布告，此于收拾人心有何益处？岂明之军民，见此榜而代为不平，亦有仇明顺敌之意乎？因知天聪以前，清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蛮夷寇盗。多尔衮于征朝鲜时，《朝鲜实录》中载其举动，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献纳，莫如范文程。节录文程国史《传》如下：

文程从师渡辽河。吴三桂来乞师，文程曰：“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于是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既败流贼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谕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惟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北京，建议备礼葬明崇祯帝。时宫阙灰烬，百度废弛，文程收集诸曹册籍，布文告，给军备，事无巨细，咸与议焉。

以上见摄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议拟。其尤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则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乐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赋为祖训，为定制，此则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与契合可想也。《文程传》又言：

明季赋额屡增，而籍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求新册，文程不可，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除天启、崇祯年间诸加派，民获苏息。

摄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员率师先定山东、山西，盖由近渐及各省。明福王以五月戊子朔，由马士英以兵拥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监国位，十五日进称帝，建号弘光。当拥立福王时，向时持清议者，皆以北都党案反复，王为郑妃孙，郑氏乃造成各案之主体，又以王失教无善行，意不欲赞定策议。为士英所胁，而诸不快意于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挟有意见。以诸正人于拥立有异议，激王疏远正人，出史可法于外，以士英当国，起用阉党阮大铖，尽翻逆案。国事皆在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为。而摄政王于六月十一日丁卯，与诸王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车驾。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阳门入宫。十月乙卯朔，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颁大清《时宪历》。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乃议佐命开国亲郡王及满洲诸臣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并察归降文武官绅。其先后轻重之序如是。诏中除宣赦外，悉属蠲除明季苛杂加派赋税。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盐法亦然。凡加派各饷，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额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数十种款目钱粮，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当是指虽无民欠实据，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后之蠲免，则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关津商税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税，则永远豁免。曾经前明因兵灾全免钱粮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卫军人，明时派供内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办买充用。京城行商车户佥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截银，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现行事例蠲除。京师东、中、西三城，因屯扎禁卫军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迁让。其迁居之户，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三年。南北城居家虽已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于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一年。丁银不照原有定额，查核老幼废疾，并予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银两，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挂欠及明系浸没之钱粮，已经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释放。经寇劫失之钱粮亦同。凡此皆从明末人民生计之苦，曲折体贴，又于明时已有之惠恤，不因现在加惠之通令，转有废阁。此开国第一恩诏，适合人民苦于征纳、思解倒悬之心理。与未入关前对待关内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极诏书，实即摄政王听纳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结果。其余培风化、收人望，敬礼先代帝王贤圣，守护明代陵寝诸端，皆合中国旧来崇尚，无复夷风。摄政王乐引汉人，为满洲旧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诏榜今尚有存者，《东华录》亦载全文，不能备录。《清史稿·世祖纪》已有所删节矣。

方世祖将即位时，明使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奉金币求和，为割地偏安计，不报。既继位后，逾两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军民屯堡，所过悉平。阅数日，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两王皆摄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绥德取延安州，断自成西窜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于潼关，连败贼至西安，自成被迫东遁出陕。乃命豫王移师向江南，英王专剿自成。时在顺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师至扬州，谕明督师阁部史可法等降，不从。二十五日丁丑，克扬州，可法不屈见杀。五月初五日丙戌，清师渡江，明守将郑鸿逵等舟师溃，遂陷镇江，由丹阳、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拥狱中所囚崇祯太子出监国。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勋臣赵之龙、阁臣王铎、部臣钱谦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尽。以后隆武之在闽，鲁监国之在海上，永历之在两粤、滇、黔，奔迸流离，苟存名号。士大夫之思用世者，争就新朝矣。

崇祯太子之狱，始于是年三月。弘光及马、阮，以北来之太子为伪，下之狱，而朝士多信为真。士民不慊于时政，亦诽议君相。其先于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见崇祯太子，清廷以为伪，杀之，并杀认太子为真者。至南中复见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讯，知太子已被害于北，不附和继至之太子，朝士则谓可法受马、阮胁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实不伪，即南都太子非真也。（别有专论已出版，不复赘。）六月，明总兵田雄、马得功等执弘光献于豫王。闰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广，穷窜入通城之九宫山，自缢死（从《明史·流寇传》）。是时，明唐王聿键即帝位于闽，建元隆武。鲁王以海称监国于浙。豫王多铎既克南京，并下杭州，旋召还，以贝勒勒克德浑代将。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军平闽，隆武帝殉。豪格亦斩张献忠于西充。会明遗臣复立桂王由榔于肇庆，改元永历。流寇张、李余孽巨万数，先后归之。南明之兵，多为寇孽，自隆武倚郑芝龙立国，郑氏即前时受抚之海寇。至永历，尽收张、李残寇，不收则无兵可作声势，收之亦无弹压之力，非惟不足图功，亦且备受屈辱。清对南明，亦用汉人为前驱，使相屠杀，是为吴、尚、耿、孔四王之兵。

吴三桂原为明将，所统为明之官军；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龙旧部，亦盗类也。清用此诸军，自有八旗为中坚以临督之，其势自不敌。然犹亘十余年，终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圣祖即位后，永历帝乃为缅甸所缚献，鲁王亦卒。自是无与清对立之明。以国统言，自康熙元年以后，始为真统一中国，在述清史者可认为主体，不复以清与明为分别之词矣。

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尚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时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实有可以修明之价值，若闭关之世不改，虽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极应研究其制作。清之代明，纲纪仍旧，惟有节目之迁流，自非详考不足标其大异之点。八旗制已有详考，余从略。其驭宫庭阉宦之法，清实大胜于明。但在世祖开创时，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设内十三衙门，严为限制，令宦官不得过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铁牌，禁内官干政。此皆有复蹈明阉祸覆辙之渐。十五年三月，有大学士陈之遴、前恭顺侯吴惟华，贿结内监吴良辅之狱。之遴、惟华流徙籍没，之遴遂死贬所，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昵之。崩前五日，《实录》已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阉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摄政自守臣节耳。

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薨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当时犹用帝礼，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以称其实。乃未几以属下首告“王曾制八补黄袍，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号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为不可犯，此与追尊之诏岂非矛盾？惟王与肃王不合，囚肃王致死而又娶其福晋。肃王为世祖长兄，于此事不无怀愤。又于顺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诏，专称王为皇父，世乃传太后有下嫁摄政王之事。今见之笔墨者，惟明遗臣张煌言之《苍水诗集》有“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确为当时人语。然苍水以邻敌在远，仇恨鄙夷，因传闻而作揶揄之词，难为信史。世所传则谓“春官”指礼部尚书，而其人则坐以钱谦益，以附会谦益之所以为高宗深恶，且传有谦益撰太后大婚诏文，清亡后顿见传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谦益未为礼部尚书，多尔衮称皇父时，谦益去世已久。且考《朝鲜实录》，当时有“拟议摄政称皇父”之语，并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诏之明证。惟旧《东华录》议多尔衮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或可为事有暖昧之据，但不必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与下诏大婚、公然称庆有别。以其坦然尊为皇父，转信其非有暧昧之惭，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不具录。摄政王之身后获咎，固缘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郑亲王济尔哈朗始本同为摄政，后以多尔衮功高，己为所掩，后于四年七月又停其辅政之职，而代以多尔衮之同母弟多铎。多铎于定天下实亦功高，先摄政而死，至摄政死后，郑王再起辅政，有报怨之心，益构摄政之罪。观高宗之为摄政昭雪，极道世祖冲年受惑，诬此贤王，则其子孙自有公论。要为开创时之一大反复，不可不纪者也。

当世祖时，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见开明之象。前七年为摄政代行，亲政以后，虽有攻异端、宠侧妃，不无太过之失，然资禀英明，不至妨政。世传世祖之崩御非实，乃缘爱宠董鄂妃，妃死而帝为僧以殉之，盖以媚佛宠妾并为一谈。余别有《世祖出家考实》，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惟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自摄政王好延揽汉人，用陈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荐起。亲政以后，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实力，天子则乐就汉人文学之士，书思对命，绰有士大夫之风，居然明中叶以前气象。正、嘉以后，童昏操切之习略无存者，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顺治朝，通摄政、亲政两时期观之，其有君人之度，略无更改。摘数事为例：

二年五月壬午朔：河道总督杨方兴进济宁州瑞麦，有三四歧者，有八歧、十歧者。得旨：“时和年丰，人民乐业，即是祯祥，不在瑞麦。当惠养元元，益加抚辑。”

是月丁酉，故明中枢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惟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

三年七月壬戍：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福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致效尤，其置之。”

四年正月丙午：河南巡抚吴景道以芝草产于嵩山，表贺，得旨：“政教修明，时和年稔，方为祥瑞。芝草何必称奇？”

八年正月己未，世祖将亲政之前一日，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入奏事毕，上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曰：“有。京师营建，用临清砖，土质坚细，遣官一员烧造，分派漕船装载抵通，又由五闸拨运至京，给与脚价。”上曰：“营造宫殿，京师烧砖，尽可应用，又费钱粮拨运，甚属无益。漕船远涉波涛，已称极苦，再令装载带运，益增苦累。临清烧造城砖，着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越三日壬戍，江西进额造龙碗，得旨：“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

此可知入关以后，摄政与亲政时代无殊，皆能用中国贤明之君为法，定天下固自有气度也。明季习于苛敛，摄政时用范文程言，一切厘革。然乱世宵人，伎俩百出，尝试不已，非有明决之识，真实之意，辄为群小所眩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顺治朝不肖疆臣，时时有规复加派之请，辄废黜不行。举例如下：

《国史·土国宝传》：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苏、松、常三府白粮，明季佥民户输运，民以为苦，至是复明初官运制。国宝言：“民户一遇佥点，往往倾家。今改官运，一切皆给于官，而经费不敷。请计亩均派运费，民皆乐从。”谕曰：“佥点固属累民，加派岂容轻议？”下部察核，官运经费果不敷否。部臣言：“经费未尝不敷，惟严绝克减虚冒诸弊，则用自裕。”黜国宝奏不行。华亭县有义田四万八百余亩，明光禄寺署丞顾正心置以赡宗族助差徭者。国宝初抚吴，即令有司收其米四万三千余石给兵饷。及国宝降调以擅杀非阵擒之吴易党，降调，周伯达代为巡抚，以改充织造匠粮入奏。户部议：“今勘察义田在明时曾否题明，创置者有无子孙？”至是国宝以实复奏。户部尚书巴哈纳、谢启光等核议：“义田所以恤贫助徭，非入官之产，宜仍令顾正心子孙收获。至兵饷匠粮，皆有正项取给，其擅用义田米，责国宝偿还。”六年，国宝疏请加派民赋佐军需，给事中李化麟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东征西讨，兴师百万，未尝累民间一丝一粟。今国宝遽议加派，开数年未有之例，滋异日无穷之累。”上复黜国宝奏不行。

此皆摄政时事，后亦持之甚谨。终清一代，以永不加赋为大训，真所谓殷鉴不远，以实心行之，非高呼爱民，图一时宣传之用者比矣。明之余弊，窟穴于其中者迭试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扑灭之。复举厂卫缉事之弊，再见一例：

《清史稿·季开生传》附《张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息。

世祖善画，得自天授，侍从之臣，往往蒙赐，且见诸家记载。此赐画自必指此，亦见其禀质之美。

世祖朝为人诟病之政事，莫如圈地、逃人两事。此为国初瞻徇满人，不得不行之策。圈地尚止一时，督捕逃人，历时较久，相传为清朝之罪恶，不可不一述其真相。

（一）圈地。据《东华录》及《史稿·世祖纪》，谕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事始元年十二月丁丑。然在前十余日己未，顺天巡按柳寅东奏，已言清查无主地，面条陈其圈换五便，则朝议当已发动在前。考是年七月癸卯，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旧例，遣内员征收涿州宝坻县皇庄钱粮。摄政王谕：“差官必致扰民，着归并有司，另项起解。”是为畿辅原有明代不属民有之地，发动于内监，思擅其弊薮，有此自效，而摄政王不从。近畿皇室及勋贵，本系占夺民间之地，已经积久，取以给入关之旗军，未为不合。自朝议将定，柳寅东始以圈换为请，则纷扰起矣。然亦图一劳永逸耳。寅东奏言：

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惟今日履亩之难，日后争端易生。臣以为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查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盖满洲人共聚一处，阡陌在于斯，庐舍在于斯，耕作牧放，各相友助，其便一；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其便二；里役田赋，各自承办，满汉各官，无相干涉，亦无可委卸，其便三；处分当，经界明，汉民不至窜避惊疑，得以保业安生，耕耘如故，赋役不缺，其便四；可仍者仍，可换者换，汉人乐从，其中有主者归并，自不容无主者隐匿，其便五。

此奏下户部详议速复，越十余日，谕行清查拨给，则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为言，则用寅东策矣。是为圈拨所由起。若但拨无主地，即无所谓圈矣。

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土地，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

圈而后拨，其兑换能否公平，当视承办之长官。然动必有扰，自不可讳。至外省驻防，亦有故明藩府庄田等在。又有满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韩慕卢所记苏州城内所居里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军兴时之变态，不足论矣。夫圈地之扰，若清代竟永远行之，其国祚必不能如此之久。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至后来之永停圈地，则在康熙年间。其时亲贵已渐就范，不需屈法以奉之，故于康熙二十四年，有顺天府尹张吉午一奏，户部不敢议准，而圣祖特旨俞允，此可见圈地一事之可已则已，清于病民之政，实未尝如明代之甚也。

《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戍，户部议复顺天府府尹张吉午奏，请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间开垦田亩，永免圈取，应不准行。上谕大学士等：“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余田给之。”

（二）逃人。当清室在关外，为明建州卫时，往往掠汉人为奴，视为大利。被虏者逃至朝鲜，朝鲜辄解送中国，建州恨之，时为寇于朝鲜，以为报复。此积世纠缠之事，具见《朝鲜实录》。太宗既以兵力压伏朝鲜，乃严约不许解送，而汉人尚有逃入朝鲜以求庇者，朝鲜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视中国人为奴，私自纵还中国者，清必予以重罚。是为满洲督捕逃人旧法。入关以后，各旗风习如故，所欲得保障于国家者，以有逃人法为最要。而其时则情伪又不同。因立法之严，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为厉民之大者。世祖虽知之，时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也。《史稿·李裀传》独详此事，录如下：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王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原议上。十二年，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核，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乎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囮，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审赴质，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凋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郊原，老稚僵仆于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做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送、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余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裀。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童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息。

《裀传》所载，其奏疏见蒋氏《东华录》，而王《录》不载。世祖两谕，则王《录》有之，蒋《录》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据《实录》不书裀奏，盖不欲彰当时之过。裀意重治逃人，并不责旗下主家，而已为满人所忌恨如此。可见入关后之逃人，绝非关外时之比。乃恃国家设立重法，而旗下奸人与民人之黠者，合成讹诈之局。原立法止罚重窝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护还归之家奴仍为旧主操作。奸人于是专放囮诱，投殷实之家寄宿，即以窝主诬之，以遂其索诈取盈之计。故重处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为旗下之囮也。顺治间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颇多，不能备录。惟其渐次救正，《裀传》言由于世祖之两谕，观其事实，则顺治朝犹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时乃并无所事于督捕，则弊根为已拔矣。兹先详督捕衙门之设立。

《史稿·魏琯传》：“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琯疏言其不便时琯为大理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

即以琯为督捕右侍郎。见《东华录》十一年正月甲辰，《琯传》失载，《贰臣·琯传》亦失载。

《国史·吴达礼传》：“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众，增设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专理缉捕事，擢吴达礼为左侍郎。”

《史稿·职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寻改左右理事官，满、汉各一人。满、汉郎中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七人，汉军八人，汉一人。堂主事，满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汉主事六人，司狱二人，分理八司（当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营将弁隶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员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并入刑部。刑部止设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顺治朝以八旗逃人为一大事，至兵部内专设衙门，而以京畿巡捕三营隶焉。官职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无所不至。魏琯以职掌论逃人事，流徙尚阳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继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是论罪并不依律，但旗人以为“可恶”，即当“论死”耳。世祖亦曲从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于戍所，故逃人事实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叶，已尽革此衙门，并刑部仅为一司，所掌乃与各省应捕逃犯为同等，且旗下竟无逃人案，督捕司对旗务，转以防禁旗人无故离京为专责，则立法已平。旗人无所利于逃人，国法亦无所庇于纵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灭。则一时之弊害，特国基未固时有此，尚非一朝怙恶不悛之事，如明之厂卫阉人比也。

世祖朝于明季朋党相攻，概不愿理其说。冯铨为阉党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辄罪言者。当时用铨，取其明习故事，内阁票拟等明之旧法，由铨复行之。从前邪正派别，固非所当问，又其招降纳叛，封赏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与同尽者甚多。此亦见定天下之气度，能使武夫悍将、流贼余孽，释甲来归，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未降者亦知劝。检《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见。举一最显之事为例，如牛金星为李自成丞相，明国亡君殉，皆系此寇。当贼据燕京时，金星以伪相之威福，纪载洋溢；逮寇灭之后，金星归宿，世颇忘之。《史稿·季开生传》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并世祖之优容焉。《若柱传》如下：

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杀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靦颜朝右。其子铨，同父做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

以纠举贼党为不合理而削职，似乎奖奸，然其时天下扰攘，方事招徕，以散乱党。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给事中，则此必改官后所奏，事在世祖亲政前后。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愿归者可以无疑矣。此所谓“雍齿且侯，吾属无患”。汉高祖所以为豁达大度，如此类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视为奇货者。

第二章 巩固国基

第一节 圣祖嗣立至亲政

明后迭次建国于南方，适与世祖一朝相为起讫。明虽数尽，清所假以驱除者，不能专恃八旗。旗军人数固不足，且尽用旗人敌汉，亦于招徕之道隔膜。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抚外，亦用明旧帅旧军，与旅距未服者，以声气相呼召，此吴三桂等诸藩之所以拥众难散也。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为先驱者，盖有四藩：吴三桂独专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历帝于缅甸以归，有代沐氏世镇云南之意，封之为平西王，为最强之藩。耿仲明之孙精忠，袭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虽已于顺治间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犹与三藩相呼应，此为开国以来不易消之巨患。世祖未壮而崩，亲政以后不过十年，既于明代厉民之政痛与革除，复能以笼络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适成一除旧布新气象。既遭短折，圣祖以八岁嗣位，又落于辅政诸臣之手。以开创大业成于两代冲龄之主，当时柄国之亲贵，惟以定国为务，不知觊觎天位，是亦孟子所谓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悦。明初两世有亲藩之祸，清初两世得亲贵之力，新开化之种族，淳朴有甚于汉人，此亦其不可轻量者。

世祖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误会夜子字，系于丙辰此亦《史稿》应改正之一点。初八戊午颁遗诏，初九己未初位，改元康熙。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于世祖之过举胪列无遗，引为己罪者十四事。其中以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为两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渐习汉俗，于祖宗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为一款；又宗室诸王友爱未周为一款；满洲世臣不能专任，部院印信亦令汉官掌管为一款。求不得罪于实力所在之满臣，用意甚切。而辅政亦满臣，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憾，盖非一日。此可见在廷之有意见。而其实世祖为已过之事而引罪，圣祖亦并未因遗诏之故而疏远汉臣。是敷衍满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权衡，亦不至真为满臣所把持。此亦英明之见端，与清末之反为亲贵所挟而致亡，正有天渊之别。至见贤未能尽举，见不善未能尽退两款，虽系门面语，中有事实，亦见诚恳。厚己薄人，靡费不节两款；御朝绝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聪明，不能纳谏一款；知过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而于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丧，逾滥不经一款，为世祖生时所不肯言。设立内十三衙门与明同弊，亦不似生时爱幸吴良辅情状。《东华录》言遗诏由王熙、麻勒吉二学士所草，世祖谕令奏知皇太后宣示。而王熙自著《年谱》，叙此时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则遗诏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临崩前所见之原草也。说详余《世祖出家考实》，不重录。两事中，端敬丧之逾制，不过认已往之过，而废止十三衙门，为清一代突过往古历朝之善制。生时立此衙门，未为独有之失德；遗诏废此衙门，则真能以明为鉴，在历史为非常之举也。

废内十三衙门，处斩内监吴良辅，《清史稿》世祖、圣祖两纪，互相矛盾。《世祖纪》：顺治十五年三月甲辰，书：“良辅受贿伏诛。”《圣祖纪》：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书：“诛良辅。”其实两俱有误。《东华录》于前一月日，书良辅贿案发觉，结之云：“良辅寻伏诛。”《史稿》忽其“寻”字，于后一月日书“谕旨废十三衙门”，中有“良辅已经处斩”一语，亦未必斩于是日。惟世祖崩前五日，已书不豫，而尚亲幸法源寺，为良辅祝发。知斩良辅决非世祖崩前之事，已见《世祖出家考实》。史文之待订者，往往类是。幸而史料俱在，可以考确，否则又成疑窦，此不独《清史稿》为然也。

圣祖初年之辅政，为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皆非宗室。受命后，以非从来成例，跪请诸王、贝勒共任，诸王、贝勒以遗命不敢违，乃奏知皇太后，誓告于皇天上帝及大行灵前，中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之语。是亦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其用意可见也。然事权所在，必有积重。辅政四人中，忠梗者居其二；有一专横之鳌拜，即有一缄口不语之遏必隆，康熙初仍有辅政跋扈之事。至八年五月，圣祖亲政。辅政时于国家本计、民生要务，亦无大影响。其资望最高之索尼，于康熙六年六月先卒。卒之前，因鳌拜专擅，于三月内请圣祖早亲政，而未即行。至七月己酉初七日，始行亲政礼。然鳌拜横暴犹昔。自索尼卒，鳌拜不循遗诏中原次，自居辅臣之首。先是，鳌拜以己隶镶黄旗，国初圈地，镶黄旗屯庄在保定、河间、涿州之地，嫌其瘠薄，令以正白旗所圈之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令下，所涉州县旗民俱大扰，耕耨尽废。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俱力争之。辅臣中惟苏克萨哈隶正白旗，不赞圈换之议，余均徇鳌拜议。尚书、督抚坐迟误阻挠论死，苏克萨哈不对，鳌拜卒矫诏并予弃市，事在五年十二月。明年，圣祖亲政，苏克萨哈请守先帝陵，罢辅臣任。鳌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谓苏克萨哈不欲归政，论以大逆，与其长子俱磔死，余子孙俱斩决，籍其家，并斩及其族人白尔赫图等。奏入，圣祖不许，鳌拜攘臂上前，强争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后，余悉如议。又前后杀大臣不附己者，与弟侄及同党相比，至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八年五月，乃诏逮鳌拜廷鞫，褫职籍没，与其子那摩佛俱禁锢之，弟侄及同党多坐死。及鳌拜死于禁所，乃释那摩佛。后圣祖晚年，念鳌拜战功多，赐一等男爵，以其后袭。世宗朝，并复其一等公爵，世袭罔替，加封号曰超武。乾隆间，复降为一等男世袭。

圣祖初年辅政四臣事实及鳌拜伏罪，据官书，鳌拜罪亦终不掩功。而世传圣祖逮鳌拜时，恐其不胜，至谲以取之，具见满人纪载。《史稿》亦录入《本纪》云：“八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云云。观上虽亲政，鳌拜攘臂上前，必行其意，竟无如之何，则帝之威令有不行，至以术取乃定。是亦见圣祖童年，早能不动声息，以销肘腑之患。而辅政之始末，亦清初一重事，不可不稍详也。

四辅臣时，有复行明季加派之失，数月即罢，未为永害，要亦辅政时之阙失。《史稿·四辅臣传》论云：“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然世祖罢明季三饷，四辅臣时复征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旧制然也，则又将何辞？”考此事，纪、传、志皆不见，独见此于传论，意谓事非经久，可不特书，附著一语，亦文省事增例也。然清以不加赋为特长，非明著此变，恐成疑议。考《东华录》，顺治十八年八月甲寅，户部遵旨议复：“查明季加增练饷，并无旧案，止有遗单一纸，每亩派征一分。直隶等十三省，共计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余顷，每亩一分派征，计征银五百余万两。请敕该抚于十八年为始，限三月征完解部。至云、贵系新辟地方，无旧案可查，敕该抚于见征田地内，照数征派，汇册到部。”得旨：“如议速行。”是年十二月己未，左都御史魏裔介奏请停止。辛酉，谕户部：“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遍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鳌拜既逮治，圈地事停，诸被诬者皆复，或予谥恤。于是举经筵，置日讲官，改内三院大学士衔为殿阁大学士，复翰林院，用儒臣编纂经义。凡辅政时所不足于世祖朝之渐染汉俗者，次第复旧。十二年五月，侍臣请以夏至辍讲，圣祖特谕：“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视朝讲学，纳谏求言，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接见士大夫之日多，士大夫浸浸向治，而撤藩之议起。

第二节 撤 藩

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较之取胜于末运之朝，伸威于稔恶之寇，其难不啻倍蓰。天下初定，骄悍之武夫，反侧之凶盗，以击斗为专业，不乐归农者，屯结不散，戴一渠魁为延其生命之计，此渠魁即今所谓军阀。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汉人号召汉族，招降纳叛，事半功倍。大势既定，则解散编制，必有一番扰乱。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迟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其时屯结之众，统名三藩。三藩之实力，以吴三桂为首。三桂既以兵逼缅甸，缚献明永历帝以自效。朝廷先撤旗兵北归，亦所以示放牛归马，将与天下更始。虽其报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镇滇之体制相待，然逐渐裁兵，则与爵位并非一事。三桂为延长兵事计，一攻广西之陇纳山蛮，再平贵州之水西、乌撒两土司，以武功震耀于朝廷，而实厚自封殖。朝廷议裁绿营，三桂亦听命，于康熙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则以绿旗为明之经制旧军，而其先所挟藩属甚众，又广收逋寇以益之，盖裁老弱而实已增精锐也。

陇纳山蛮与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史稿》未明清修《贰臣传》文义。水西设治，以比喇为平远，盖平远治在水西之比喇坝也。史馆不考事实，遽改比喇为陇纳，此需订正。又，《三桂传》所增事实，有不尽可信者，别见下。至如称三桂为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当有所据，俟再考证。

三桂藩属，于顺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时，已有佐领五十三。一佐领计有甲士二百，而丁数五倍之。计五丁出一甲，是有壮丁五万余也。分左右两都统，虽用清制，然统将皆所部署，皆其死党。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请，以投诚兵分忠勇、义勇各五营，营各千二百人，统以由寇投明、由明复投三桂之剧盗马宝等十将，皆为总兵。十月，复请设云南援剿四镇总兵官，以四川、湖广本任之统兵大员为之。更树死党于云、贵两省之外，贵州自由三桂兼辖，两省督抚咸受节制。用人则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所除授号曰“西选”。三桂之爵，进为亲王。据五华山永历帝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借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广征关市，榷盐井、金矿、铜山诸利，一切自擅。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之参，四川之黄连、附子，遣官就运，转鬻收其值。富贾领其财为权子母，谓之藩本。厚饵士大夫之无籍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肄武事，材技幅辏。朝臣一指摘，抗辞辩诘，朝廷辄为谴言者以慰之。尚、耿二藩始并封粤，耿藩旋移闽。三藩鼎踞南服，糜饷岁需二千余万，近省挽输不给，仰诸江南，绌则连章入告，既赢不复请稽核，耗天下之半。三桂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应熊，尚世祖妹和硕长公主，朝政纤悉，旦夕飞报。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终日之势也。

西选之说，相传吴三桂所除授之官，各省皆有，每出一缺，部选者到任，往往遇西选者先到，则折回。魏源《圣武记》亦言：“西选之官遍天下。”此恐传之太过。在云、贵两省则必有是事，遍天下之说或非也。当时敢于论三桂者，不过三人，多得罪去。御史杨素蕴所论，专指三桂用人授官一事，疏言：“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深足骇异。”又言：“三桂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则湖南、四川，去滇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距滇不下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将更在何方？皇上持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铨授为名正而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朝廷而亵国体乎？”据此，则当时所论三桂任官之不法，亦不过谓所辖云、贵省内缺官，任意指调他省及京朝之员充补；非他省缺官，三桂辄以遣员来补也。杨疏在顺治十七年，虽其后三桂跋扈尚久，然天下之官有缺，何由报知滇省而得据为选授之柄？终觉于理不近也。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留镇粤，自率两佐领之众，及藩属孤寡老幼自随。时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部议：尽移所部随可喜归辽东。将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间，先后请撤藩，以探朝旨。朝议不敢决允，惟尚书莫洛等数人独言宜撤，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核，仍不敢决。圣祖特旨允二藩请，悉移辽东。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粤、闽，奖谕并经理撤藩事。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折尔肯等被留，贵州巡抚、总兵以下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焜驻贵阳，闻变出走，为所属叛将围之，自刎死。十二月，京师闻变，召还闽、粤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藩。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时天下岌岌，京师亦有称朱三太子谋放火举事者，未及期，为同党所首，获数百人，首事者遁去。勘问以为奸民杨起隆所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则自此遍中于人心。盖自南明之亡，思明者无所系属，乃始传言明崇祯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间，欲戴以起事者虽未辨真伪，然历数十年而卒获朱三太子其人，杀之而后心安焉。其有举动则始于是。时朝命削三桂爵，以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之。执三桂子额驸应熊下之狱。孔有德部众尚在广西，加其婿孙延龄抚蛮将军，其故将线国安为都统，命镇广西，以恩结之。

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偏沅巡抚驻长沙，闻风已弃城遁。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应三桂，巡抚、提督皆降，四川尽陷。夷陵总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二月，三桂连陷湖南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尽陷。孙延龄亦以广西叛。三月，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党羽，设援剿诸镇地，至是响应甚速。四月，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笼络之。盖四藩中孔有德旧部亦已变，独尚藩未动。可喜年老，决无意发难，将留此为南方一屏蔽。而是月则诛三桂子应熊，并孙世霖。削孙延龄、耿精忠职爵，示无所瞻顾。三桂闻应熊诛，惊曰：“上少年，乃能是。”初，仓猝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绝明后，无可假借之名义，僭号为周，人心非属。三桂至澧州，意颇前却。至是，推食而起，曰：“事决矣！”耿藩既变，浙东响应。精忠既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入浙，又遣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蜂应，江西尤甚。八旗劲旅与相持于中原，迭有胜败，未能速进。朝廷通使于达赖喇嘛，欲借其力号召信仰黄教之青海、蒙古，由西边攻川、滇之西；发诏川、滇、黔诸省供应军食，盖以从乱之地饵蒙古军。诏书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此诏不见《东华录》，亦不见《史稿》叙其事日，盖亦纷乱之拙计。其后达赖喇嘛并不出蒙军，反以割地连和为请，朝议却之。诏书见存史料室。可见当时应付之不易。是时赴浙应敌者，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粤者，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防守陕西者，以尚书加大学士衔莫洛为经略。至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叛，经略莫洛死之。十四年二月，进陷兰州，自此为三桂兵力所极。广西则叛将马雄时时窥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于是诸藩之毒尽发。甘肃尚存张勇、王进宝诸将，能与相持，中原则旗军督率地方文武，渐有收复。为三藩祸既炽而地域有所限制，可与言恢复时矣。

十五年五月，抚远大将军图海败王辅臣于平凉，辅臣降，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立功自效，诸将弁皆原之。以此鼓叛者来归之气。时官兵各路皆捷，诸藩势日蹙。十月，杰书师次延平，耿藩将耿继美以城降。精忠遣子显祚献自铸印乞降。精忠盖亦效三桂所为，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裕民通宝”钱。至是，献其印降。杰书入福州，疏闻，命复其爵，从征海寇自效。海寇者，郑成功子经尚据台湾，是时入闽、浙，不问官军、叛军守地，乘乱略取，陷漳州，海澄公黄芳度殉。亦逼建昌，耿藩守将耿继善遁。朝廷因敕杰书速进，乘机下福州。十二月，尚之信使人诣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且乞师，愿立功赎罪。诏赦其罪，且加恩优叙。孙延龄为三桂将吴世琮所杀，踞桂林。十六年三月，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赴广州。四月至南安，叛将严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五月己卯，之信出降。命复其爵，随大军讨贼。十七年，于时三桂已起事阅六年，自称为周五年之三月朔，以地日蹙，援日寡，思建号以系从乱者封拜之望，用群下劝进，称帝，改元昭武，以所在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国公、郡公、侯、伯有差。颁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庐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是时年六十七，老病噎，八月又病痢，噤不能语，召孙世璠于滇，未至而死。世璠抵贵阳，其下即拥嗣称帝，改号洪化。当是时，巨魁既死，孤雏继业，其下骁悍敢死之夫犹能奉以周旋。官军闻三桂死，锐气自倍，然与世璠军战，犹迭有进退。叛党之凶悍固结不易解散可知。三桂所用水师将领林兴珠先已降，朝廷封以侯爵，资其习水之用，乃收洞庭之险，急攻湖南。将军莽依图等徇广西，吴世琮走死。西军则张勇所用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进克保宁、顺庆。鄂边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湖南大军贝勒察尼等迭取各郡县，三桂所都衡州亦下。于十九年春，在湘之藩下诸将均归贵阳就世璠，世璠令再扰川南，降将谭弘复叛，夔州再陷。朝命罢吴丹，以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与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由湖南，平南大将军赉塔由广西，分三道入云南。十月，彰泰克镇远，薄贵阳，世璠与其将吴应麒等奔还云南。二十年正月，赉塔与彰泰两军会于云南之嵩明州。二月，进攻云南省城，并收云南各郡县。世璠拒守，久不下。九月，赵良栋军亦渡金沙江来会。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速攻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世璠自杀。次日，其将线缄率众降，戮世璠尸，传首京师，所署将吏悉降。十二月丁酉，遣官行祭告礼。己亥，宜捷受贺。先是，群臣请上尊号，不许。癸卯，乃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徽号，颁恩诏，赦天下。

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藩撤复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已定于此时。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吴、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尝试，一旦尽允之。当日情事，于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请上尊号，圣祖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谕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朕与阁臣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变，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吴三桂反叛，八年之间，兵民交困，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忆尔时，惟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诽毁，谓因迁移所致。若彼时诿过于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势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邪？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群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调度，非臣等意虑所及，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为请。复谕：“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朕自幼读书，觉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惟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中夜有几宜奏报，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之计。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云云。所叙撤藩之初廷议情况，及藩变以后归咎情状，皆见事由主断。以图海之威重，且不主张，亲贵中亦绝无成见，惟受命出师，效其奔走之力，扼要

屯驻，能守而后言战。叛党有来归者，不吝爵禄，且实保全之，不轻斩刈，此不能不谓圣祖之有作为矣。

又观其经乱讨伐八年之中，朝廷举措，极示整暇。其时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并无从乱之意。逸民遗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绝明，尤无人赞助藩变者。要亦圣祖善驭天下士夫，略举其迹：十二年岁杪闻变发兵，而十三年二月，《实录》书“上御经筵”，中间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将行师，又无日无之。八月，再书 “上御经筵”，则典礼无废也。九月朔，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等：“日讲关系甚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人心不浅。尔衙门议奏。”院臣以几务殷繁，间日一进讲。上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惓惓向学之意。”

举经筵，康熙朝自九年为始。十三年不因军务而间断，此可书也。而《史稿·本纪》，二月书 “上御经筵”，八月不书，九月朔乃书之，因谕每日进讲，与《东华录》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误也。经筵与日讲，并非一事。九月无御经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进讲之谕，而移并一处，望文生义，不可不订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

康熙间讲学之风大盛，研求性理，此时已用熊赐履开其先声，纂修经义，明习天文算学，皆于此开其端。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时势，则正复黔、秦、蜀、湘尽陷，东南浙、闽、两广、江西蠢蠢思变，方于十三年岁杪议亲征而未发之时。无论其为镇定人心与否，要能无日不与士大夫讲求治道，其胜宦官宫妾蔽锢深宫之主远矣。

十五年十月，命讲官进讲《通鉴》，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讲章进讲。复奏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首列纲，次列目，每条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尽叛，各寇皆发之后，叛服之数晓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披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此又振兴文事，为鸿博开科先声，皆极得抚驭汉人之法。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故宫有圣祖巡幸出征时，报告两宫太后及训示诸皇子之语，文理甚拙，字体亦劣，于康熙朝御书文彩或有假借。然南巡时对众挥毫，传布甚夥，断非伪为；或道途手简，转是内竖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谕大学士等：“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惟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尔等会同翰林院学士议奏。”寻复议：“讲官进讲时，皇上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据此则帝于讲官所进讲章，拟于未讲之先，自将讲章向讲官先讲，然后由讲官再订正之，复议未敢任此也，圣祖则可谓好学矣。自后日讲时，帝自晰经传之旨极多，皆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意，就圣贤之语有会而发，《东华录》所载极多，不具录。十七年正月，诏举博学鸿儒。时三桂尚未称帝，叛众意尚坚，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诚，歌颂之盛，已视朝廷之举动而日有加增矣。历年巡幸之事，若行围讲武，巡近畿访民疾苦，巡边，谒陵，亲祀明陵，观禾劝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讲宫从，进讲不辍。其时关外勤朴之风未改，所经过无累于民，《实录》累书其所幸，若士民之游历无异也。

时西南战事方急，中原及畿辅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邻蒙古察哈尔部，自太宗征服以后，林丹汗走死，其子额哲来降，得其传国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为亲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变，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铎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讨之。六阅月而平。《史稿·图海传》：“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据此，则滇乱年余时，又对察哈尔用兵。除调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军主力乃八旗家奴，则旗下正兵已尽发，可见南方军事之棘。但所谓家奴，即属包衣下人物，诱以利即成劲旅，又可见八旗风气之悍劲。考《图海传》此文，旧史馆传所无，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详矣。

主撤藩者，亲贵中无人，重臣若图海，亦力持以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圣祖用之，是庙谟先定，非群策也。统兵大将则皆亲贵，然一蹉跌即召回，无始终其事者，则运用在一心，非倚办于一二大将也。赞撤藩而出预军事者，仅一莫洛，早为叛将所戕。明珠辈幸而言中，以此邀后来之宠，其时非有主持之力。圣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闽、浙之患，蔡毓荣能收云南会师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数将，张勇及王进宝、赵良栋，能与中原之师夹击收效。是皆因事见材，非先倚此数人而举其事。圣祖之平三藩，为奠定国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为事实。又能功成不自骄满，力辞尊号，惟务讲学，开一代醇厚之风，较之明万历以来，不郊、不庙、不朝，而边将小小捕斩之功，无岁不宣捷颁赏，君臣以功伐自欺，以进号蒙赏，糜费国财，互相愚滥，其气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鸿博开科，正在滇变未平之日，而其时文运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为美谈。非特当时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后之论世者，亦若置三藩为又一时事，而以己未词科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为提出以时事相比论之。且应知己未词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试荐举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读卷官派大学士李霨、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霭，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学、政治、考据、词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试者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荐，尤为绝特，若顾炎武是矣。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呈荐。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犹为清班；若兵马司指挥刘振基之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祺荐吴元龙。至到京而不入试者，亦授职放归，若杜越、傅山诸人。入授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严绳孙之仅作一诗是也。盖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后来丙辰再举大科，入试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试至两场。二等授职，贡监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而士以为至荣，且得士亦远不及己未之品学。部议三品以下所荐，不准与试，皆以资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与平三藩之时代参观，弥见圣祖作用。

第三节 取台湾

三藩既平，国势已振，而郑氏犹踞台湾。东南滨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为坚壁清野之计，仍时时有海警。八旗劲旅，不习风涛，于此无能为役。自三藩既平，汉人思以功名自奋者，自然乘时会而生。台湾在卧榻之侧，然惟汉人能图之。成大功者姚启圣、施琅二人，而世皆传姚之功为施所掩。《国史》所纪，颇与私家所传不尽合。而台湾之历史，以前多不明了，兹悉约为辨正焉。

古书无台湾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绝近，岂自古沿海之人，一无闻见？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于《外国·琉求传》后系论曰：“琉求，今之台湾。今之琉求，至明始与中国通。或乃妄合为一，误莫甚矣。”此说极是。史书中琉求有传，惟《隋书》《宋史》及《元史》。《隋书》云：“琉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隋建安郡，当今兴、泉、漳、汀滨海诸郡地。又云：“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到琉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又往，抚慰不从，取其布甲而还。”《宋史》：“淳熙间，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围头等村杀掠，人闭户则免。”《元史》：“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风发作，飘流落漈，回者百一。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世祖至元末，遣使杨祥、阮鉴等往宣抚，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屿舟行。至是日巳时，海洋中正东望见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称是琉求国，鉴称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众不亲上岸，令军官刘闰等二百余人，以小舟十一艘载军器，领三屿人陈辉者登岸。岸上人众，不晓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遂还。四月二日至澎湖。”

据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极近，自汀属海屿往，且不过一日可达，部署登岸，被抗而还，抵澎湖计亦不过一两日程，其为台湾地无疑。至明洪武初所诏谕之琉球，则俨然旧国，与元以前所记无文字、无年岁、无疆理、无官属者，文野迥异。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去其国，自是随使入朝贡，奉笺表无虚岁。三王迭来，且请子弟入国学。其距中国道里，据《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门出海，历程一千七百里至其国。据《琉球国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测量，琉球偏东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船行则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千四百里，回五十更，计三千里云。与五日程之说大异，故曰《新元史》之说确也。清《一统志》尚以历史之琉求，为明以来之琉球，其叙台湾，莫详于国史《施琅传》。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于其间，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海逆郑成功破之，盘踞其地。”据此，则台湾原为郑氏巢穴，特踞一地于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规划耳。至芝龙就抚于明，乃以台湾借红毛为互市所，则亦若澳门之于葡萄牙，本以为好而相假，非红毛以力取之也。红毛为其时西洋人之通称，实为荷兰国人。红毛经营三十余年，乃成一海外之国。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归之荷兰，又传子至孙，奉明正朔者二十余年。是则开辟台湾者，始终为郑氏。姚启圣为清代平台首功，诸家纪启圣事，谓生于郑芝龙起事之岁，至年六十而台湾郑氏亡，启圣亦卒。以为天特生启圣与台湾终始。启圣生明天启四年甲子，芝龙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祯元年即让与红毛而身就抚，是据台不过四年；且无海外立国之计，一招即受抚，其不重视台可知也。此既名为台湾以后之历史也。

姚启圣人奇事奇，轻侠豪纵，为路人可以杀人报仇；恤人患难，可以不自顾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在明末本为浙江会稽籍诸生，入旗后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举人，出为县令，多奇特之行。康亲王杰书统兵讨耿精忠，启圣从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寻擢总督。台湾郑经，即成功子，闽乱以来，屡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将刘国轩尤能军。启圣御之，连复所侵地，遂以收全台为己任。开修来馆以纳降，不惜金钱重贿，多行反间，以携其党。不终岁，将士降者二万余人。又请前被裁之水师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复任。施琅者，泉州晋江人，雄杰习于海，故隶芝龙部。芝龙降于贝勒博洛，琅族叔福从之。琅从成功招，留为明用，既而与成功不相得，遁归福所。琅父大宣及弟显，俱为成功所杀。琅既归新朝，久之无所遇，归居泉州。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成功。入泉州，拔琅从军。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击却有功，授同安副将，进总兵。康熙元年，擢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子经统其众。琅累战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将军。康熙七年，密陈郑氏克取状，而部议难之，且以为疑。遂裁水师提督，召琅入为内大臣，隶镶黄旗将军。十六年，复水师提督，启圣累保琅未用。二十年，郑经又死，子克塽幼。内阁学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复任琅为水师提督焉。

先是，郑氏已屡败，尽弃闽省海边地，并海坛、金门、厦门等群岛。郑氏之众，悉归台湾。旗军在闽无所用，启圣使客说耿精忠自请入朝，亦劝康亲王杰书请班师，悉其供亿之费，从是平台。时郑克塽袭称延平王，而事皆取决于其下刘国轩、冯锡范。琅以国轩最悍，时方守澎湖，计一战破之，则台湾可不战下。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战克之。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及锡范等果震慑乞降。琅以八月率师入台受降，克塽及国轩、锡范以下皆出降。琅由海道专船奏捷，而启圣则驰驿入奏，迟琅奏二十日而达。圣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海侯。启圣以积年经画之劳，赏竟弗及。会启圣又奏言庙谟天定，微臣无力，圣祖益疑其有怨望意。未几，启圣以疽发背卒。卒后尚论之士多有为启圣鸣不平者，因于琅有贬辞。其实为国立功，琅与启圣所见自同，惟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让，有攘功之迹、掠赏之情，亦可议者。其论台湾之善后，朝议主迁民弃地不设守。李光地为泉州产，于此役颇自谓有所参预，圣祖亦以其晓事询问之，光地尤主张招红毛畀以其地，此见光地自撰《语录》及《年谱》，圣祖不纳。琅疏争其事，略言：“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红毛破之，踞台湾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畏天威，怀圣德，纳土归命，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永绝海邦祸患，人力所能致之。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赉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晏然。至时复勒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出足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部臣苏拜、抚臣金鋐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担承。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副、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谁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免。现在一万之兵，仍给全饷，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实关四省要害。无论耕种犹资兵食，固当议留；即荒壤必借内地挽运，而欲其不为红毛，亦断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事关封疆重大，伏祈乾断施行。”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总督启圣从琅议。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是琅，寻侍郎苏拜亦请从琅，与启圣同议，请设总兵等官及水陆兵，并设三县一府一巡道，上允行。盖成琅之美者，启圣也；琅实负启圣，启圣何尝忌琅？其卒于是年，亦寿数适然耳；必谓愤郁致死，不浅之乎论启圣哉！琅又疏言：“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刘国轩、冯锡范应携家口，同明裔朱恒《小腆纪传》作鲁世子桓等，俱令赴京。其武职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职官四百有奇，应候部议。降兵四万余人，或入伍，或归农。”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其余职官及朱恒等，命于附近各省安插垦荒。旋授国轩天津总兵。终清之世，郑氏之后及国轩、锡范，皆以世袭佐领辖其所属，至清亡乃止。

第四节 治 河

河患恒在大乱之后，兵事正殷，无能顾及此事。明季李自成决河以灌汴梁，天灾而以人祸成之，尤为盗贼纵横时惯例。清兴，治河有名者，世祖时即用杨方兴、朱之锡二人，先后为总河。其时无所谓科学，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经验。其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洁，第二即勤恳。廉洁则所费国帑，悉数到工；勤恳则视工事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无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祸。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讲利学者之上。盖虽精科学，仍当以廉洁、勤恳为运用科学之根本也。方兴、之锡皆足以当之。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兵始入京。六月，遣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七月，即命方兴总督河道。十四年乞休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代者即之锡，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时总督朱昌祚奏之锡遗绩，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见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此皆述其实，非溢美也。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乾隆时，高宗巡视河工，顺民意封“佑安助顺永宁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称之曰“朱大王”云。后数年乃得名河臣靳辅。辅任总河在康熙十六年，时吴三桂叛，诸藩、诸降将响应，兵事极棘，河道不治，先后溃决，淮、黄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淮水全入运河，清口涸为陆地。十六年，略有转机，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辅到官即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议疏下流，治上流，塞黄、淮各处决口，规画甚备。又议经费所出，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应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赋十之一，工成后由淮、扬被水田亩涸出收获，及运河通行经过商货征税补还。又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严河工处分，讳决如讳盗例。又议官吏工成优叙。复议工竣守堤兵役。期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当时工料之贱如此，而廷议以军兴难其事，谓募夫太多虑扰民。帝命辅熟筹，乃写其期限为四百日，运土改用车驮，募夫可减至四之一。廷议允行，于是治河始有彻底之计划。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谋增赋，议淮、扬已渐有涸出地亩，除丈量还民外，

余田可行屯田法。时论以为有碍民业，乃不直辅，而所修之工亦有小决处，河水亦未尽复故道。辅自请处分，部议当夺官，帝命辅戴罪督修；部又以决口议令辅赔修，帝以赔修非辅所能任，不允。此皆帝之能用才，不听有司以文法困之也。既而议者谓：“下河被水，辅乃筑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处，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规屯田之利以病民。”劾辅甚厉。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龙、汤斌皆是。帝询淮、扬仕京朝者，侍读乔莱等亦右成龙。而辅坚持堵筑，谓下河不可浚使出海。帝意不能不从众议，令侍郎孙在丰董浚口之役，发帑二十万专任之，总河仍任辅。辅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持之甚坚。言官劾辅请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陈潢，罪状无所不至。御史郭琇既劾辅，同时劾大学士明珠，直声震天下。而劾明珠疏亦及辅，以故辅之功罪，时论颇不定。至今记载中尚然。帝谕廷臣：“辅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屯田事亦难逃罪，近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不陈辩朕前，复何所控告耶？”时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辩。辅、成龙于筑堤浚口，各持所见不相下；琇独言辅屯田害民。辅引咎，遂坐罢；诸右辅者，并降谪有差，陈潢亦坐谴。

清初治河，必兼治运。元、明以来，建都在北，而粮从南来。运道独恃一水。运河绝黄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顾运。视今海陆皆有轮轨为交通，情形迥异，故瞻顾尤多。辅既治河，又以漕运向有河运一节，盖清口而上，漕艘行黄河中有百八十里，乃再入运。辅以避风涛之险，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对清口仅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入运。此与明初陈瑄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谓之清口者，为淮南、北两大功。当筑堤浚口两论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绩，故不获罪。后在丰浚口功卒不就，成龙等亦皆认主张之非。三十年，帝复思起用辅，而辅以老辞矣。帝于三藩平后，即亲视河南巡。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两次南巡，皆阅河，益奖谕辅。及是，帝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至今尚存。”河务不得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纡数年之虑，仍命为总河。辅辞，疏请前此缮治所未竟者数事，则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前坐累同贬之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三人。旋卒，赐祭葬，谥文襄。帝之治河，谓能一劳永逸，非也；然爱惜人材，曲尽众论，有疑义则身临决之，一时理想之说，朝野沸腾，未尝荧听而轻罪争执之人，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陈潢者，杭州才士，辅过邯郸吕祖祠，见题壁诗署潢名，异之。踪迹得潢，礼之入幕。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帝首次南巡阅河，问辅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佐，以潢对。后辅疏言潢佐治十年劳，授潢佥事道衔。郭琇劾辅连及潢，逮至京卒。后以辅疏请复其官。生平言河务，有友人张霭生次而述之，为《治河述言》十二篇。圣祖能用辅，辅能礼潢，以事功学问名世，由今观之，皆盛世事也。圣祖为阅河巡幸，亦与高宗之侈游观劳供顿者有不同焉。

第五节 绥服蒙古

内蒙四十九旗，早服清。漠北三汗，犹以前代帝族自居，其预朝觐会盟之事，在康熙中叶以前，间以例贡邀赏，略如前代中外对抗意。圣祖不轻启边衅，亦未有相图意也。三汗者，元顺帝后达延车臣汗，为蒙古退出塞外后中兴之汗，自漠北入居漠南。盖明初摈蒙古于漠北，至是乃复近塞。有子十人，其四入漠南，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之大半。第八子格埒森札，留故土，号所部曰喀尔喀，析众万余为七旗，授予七人领之，分左右翼。长子阿什海之后长右翼，所部尊之曰札萨克图汗。第四子诺诺和长左翼，其后尊为土谢图汗。又有第五子阿敏都喇勒后，尊为车臣汗，地在瀚海以北，汉唐兵力盛时所不能有，为元都和林所在，古北匈奴之王庭也。左翼复有诺诺和之第四子图蒙肯，以尊奉黄教为西藏达赖喇嘛所喜，令所部奉之视三汗，是为中路赛因诺部。康熙时尚未定袭号，喀尔喀尚只有三汗，而实分为四部。太宗崇德初，以察哈尔平，漠南悉定，遣使宣捷于喀尔喀。喀尔喀来聘，厚赉之。旋贡裘马等物来谢，诏定制岁献白驼一、白马八，曰九白之贡。此亦蒙古以土物邀赏于中国之惯例，不足言内向也。顺治间，掠内蒙巴林部，中朝责之，令归所掠人畜，不奉诏。历十年始请盟，诏赐盟宗人府，羁縻而已。喀尔喀西邻厄鲁特蒙古，乃明之所谓瓦喇，时称卫拉，分四部：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曰土尔扈特，曰和硕特。准噶尔踞伊犁，势甚张。康熙中，其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袭取青海和硕特部，兼有四卫拉特。复南摧回部城郭诸国尽之，转而北，思并喀尔喀。会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攻右翼札萨克图汗，杀汗而夺其妾，三部内哄。中朝方遣使偕达赖喇嘛之使为之和解，而噶尔丹亦使其弟入喀尔喀，故激土谢图汗之怒，汗执杀之，噶尔丹遂借词报复，喀尔喀又不设备。二十七年夏，噶尔丹突袭土谢图汗，汗名察珲多尔济，拒战大败。时中朝遣使赴俄罗斯勘界，路经外蒙，喀尔喀乞援，因扬言中国有专使来助己。噶尔丹亦具书来，使臣以好语两释之。噶尔丹知中朝无干涉意也，进兵益急，遍躏三汗地，诸部皆奔溃，谋所向，请决于所奉大喇嘛。大喇嘛时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其名号谓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者，活佛之弟子，亦崇拜为佛者也。诸部意将近投俄罗斯，呼图克图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语、服色皆相距远，莫若全部内徙，可邀万年之福。”众从之，于是七旗

举族款塞内附。帝命尚书阿喇尼等，迭发归化城及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使借牧科尔沁地。

是时外蒙内向，为清收抚藩属之一大关键。若失之毫厘，折入俄国，北徼全局皆变。喀尔喀既去，必为俄国借取厄鲁特之先机，后来所定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恐亦尽改其形势矣。故清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尊礼甚至，非宗教之关系，乃政治得其裨益甚大也。雍正元年正月丙申，上亲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护其丧归。《东华录》叙其事云：“先是理藩院奏：‘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原系法教内之第一人，数世行善，垂九十年，当噶尔丹叛乱时，身率七旗之喀尔喀等来归，最为有功。伊系喀尔喀汗之子，土谢图汗之弟。遭逢圣朝，叠蒙殊遇，前年圣祖仁皇帝面谕之曰：“癸卯年朕寿七十，尔寿九十，大庆之年，尔必前来，断勿食言。”胡土克图领旨而回。今虽年迈衰病，遵旨来京谒见梓宫，志愿已遂，泊然示寂。请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例，给赐名号印册，以示优典。’得旨俞允，命给与名号印册。既而上且临吊，喀尔喀土谢图汗等以停止往吊奏谢。上谕：‘胡土克图极蒙皇考轸念，礼遇加隆，皇考升遐系甲午日，今胡土克图圆寂亦系甲午日，佛果圣因，证明不昧。胡土克图非寻常僧人比，朕躬亲往，悬帕供茶，以尽朕心。将此旨传与喀尔喀汗王驸马及胡土克图徒属知之。’至是，理藩院以移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龛座，请派大臣官员护送前往，上特命敦郡王允、世子弘晟，赍赐印册奠仪，又命散秩大臣尚崇廙等护送胡土克图龛座前行，所过蒙古地方，毋得任意需索。”

《蒙古游牧记》引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众议就近投入俄罗斯，因请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曰：‘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余在库伦时，有头等台吉格齐多尔济者，乃额驸敦多布多永济之孙，年近八十，广记故实，此事乃其所述云。”

据以上所述，外蒙内向由于哲布尊丹巴喇嘛。清自建州初起，无事不侥天佑，此亦不期然而然。在清世可云积德累仁而得此，今从易代后观之，则臣工善颂之语，固不足信，其王气之偶钟，独邀天幸则确也。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即为噶尔丹所败来归之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袭汗爵者，尚圣祖第六女固伦恪靖公主，以此由郡王进亲王。格齐多尔济当松筠办事库伦时，年近八十，松筠住库伦，在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五年，上距雍正元年约七十年，童时固犹及见大喇嘛，且为其近属从高叔祖，所传确也。又与世宗谕文吻合，足为清抚外蒙之实在缘起。然非有平三藩、取台湾之威信在前，及勤政安民之太平景象在目，固亦不足徕此远人也。

帝既受喀尔喀降，噶尔丹亦遣使来贡，诉土谢图汗杀其弟，衅由彼启。上为责土谢图汗，而敕反其侵地。噶尔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骄蹇不奉命，要求执送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胡呼图克图，乃罢兵西返。帝不许。达赖喇嘛以奉中朝命，遣使往谕噶尔丹，为喀尔喀讲好。达赖使来，亦传达赖意，执送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可以图成，且由己保其安全。帝亦不允。往复甚久。至二十九年五月，噶尔丹以追喀尔喀为名，选锐东犯。朝廷所遣尚书阿喇尼以蒙古兵御之，令喀尔喀众居前，又为所败，遂乘胜入内蒙地。六月，帝下诏亲征，命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领左翼出古北口；弟恭亲王常宁领右翼，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右翼遇贼乌珠穆沁部地，地在古北口东北九百余里，战不利，贼遂越乌珠穆沁而南，至乌兰布通，距京师止七百里，与左翼遇。贼以万驼缚足卧地，背负箱垛，蒙以湿毡为障，士卒于垛隙发火铳，谓之驼城。官军隔河以炮击驼多毙，阵断为二，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贼遁，而帝舅内大臣佟国纲亦战殁。帝于先数日亦因病回銮。噶尔丹又遣西藏济隆胡土克图来乞和。帝所遣康亲王杰书出归化城截贼归路者，因贼乞和，奉裕亲王檄，不复邀击。明年，帝出塞至多伦泊，受喀尔喀各汗各台吉朝，编审旗分，与内蒙四十九旗同列。亲谕喀尔喀左右两翼释憾，特封前被土谢图汗所杀札萨克图汗沙喇之亲弟策旺札布为和硕亲王，代领部众仍袭汗号，以慰安之。即免土谢图汗擅杀之罪，使归于好。三十一年，立火器营，以用兵征噶尔丹惟大炮能制胜也。噶尔丹又奏请不敢复乞致土谢图汗，惟哲布尊丹巴为达赖喇嘛弟子，乞送达赖所。达赖使人助之请，帝皆不许。时达赖第五世实已死，其第巴喇嘛所置之行政官名桑结者，秘不发丧，矫达赖之命行事，与噶尔丹相比昵。噶尔丹阳恭顺中朝，与达赖请上尊号，既却之，又屡书索仇人，阴遣使内蒙各部叛归己。内蒙以闻，帝以二十九年之役未得志，密令内蒙诸部伪许内应以诱之。三十四年，贼果南掠，临漠南，久踞不去。三十五年正月，帝复下诏亲征。二月启行，帝率禁旅由独石口出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遏其冲，归化城将军费扬古即世祖董鄂妃之弟、甘肃提督孙思克明王化贞部下叛将孙得功之子，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邀其归。噶尔丹畏中国火器，乞援于俄罗斯。俄新与中国定界约和，不许。中路军逼贼境，东路军未至，西路军亦言贼尽焚草地，迂道秣马，粮运又阻雨，士马馁困，乞上绥军以待。大臣有请回銮者，帝怒不从，疾趋克尔伦河，遣使告噶尔丹驾至。噶尔丹不信，登山望见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又外为网城，军容山立，大惊，拔营宵遁。翌日，大军至河，北岸已无一帐，渡河追之，不及。命内大臣明珠尽运中路粮以济西师，西师已入土谢

图汗部地，抵土拉河上之昭莫多译言谓多树之地。噶尔丹调精锐，毕集御营，西师来者必较易与。费扬古亦以羸师诱之，设伏于林木中。孙思克先以绿旗兵据高阜与战，贼仰攻甚久，伏兵起，贼败溃，乘夜追之，至天明收军，斩千级，降三千，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汗之妃也，先尝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劫，不知何时归，至是阵毙。噶尔丹狼狈遁。帝亲撰铭勒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之山而还。

噶尔丹之为准噶尔汗也，继其兄僧格之位。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及索诺木喇布坦。噶尔丹夺策妄阿喇布坦之妻，又杀其弟索诺木喇布坦从《东华录》，与《圣武记》不同，策妄阿喇布坦因率兵五千而逃。后噶尔丹往乌兰布通，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遂居回部吐鲁番地。康熙三十年，遣侍读学士达虎赍敕，由嘉峪关往吐鲁番颁赏。明年九月，又奉旨差员外郎马迪往，至哈密，为噶尔丹遣属下戕杀。噶尔丹留外蒙久，日思内犯，策妄阿喇布坦潜收准噶尔故地。噶尔丹当袭杀马迪之后，尚有具奏，言：“前为泽卜尊丹巴土谢图汗，陈奏三言，乞以一言为定。初意即欲仰请宏仁，发回七旗于故土。因地方既远，粮食不足，且未归之前，凡所留辎重，俱被策妄阿喇布坦劫去，诸物无存。今惟恃达赖喇嘛之恩，得以安集。谨将从前迟久之处，遣使陈奏，请敕裁断。”云云。当是时，噶尔丹尚以索畀仇人为言，而其故地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劫，亦明知朝廷一再通使，无可隐讳，转以此为所以不能遽离外蒙之故，要亦情见势绌矣。达虎之往，据谕文谓：闻彼叔侄不睦，故遣达虎往问其故，策妄阿喇布坦请朕加恩，故遣马迪复往颁赐。盖圣祖侦敌甚悉，早有仇噶尔丹之人，朝廷通使往来，覆准部之根本。又噶尔丹之伎俩，亦经尝试，积年筹计，固知亲征一举，先声即足以夺人。大臣犹以妇人女子之见，劝沮不前，其智固出人君下矣。噶尔丹既怯于禁旅，犹冀逞志于偏师，而费扬古、孙思克俱能不负阃寄，一战而胜，此则命将之不谬。噶尔丹已无矫展之余地，嗣是回部迭来输诚，欲复其被夺之地，请与策妄阿喇布坦合谋擒噶尔丹。噶尔丹亦遣使乞降，窥睹朝旨。帝限以七十日，过此即进兵。明年正月，已逾七十日，再诏亲征。哈密已执噶尔丹之子来献。二月启行，启行之日，哈密又擒戕害使臣马迪之凶犯来献，噶尔丹所部厄鲁特亦先后来降。益知噶尔丹困极，掘草根为食，然终不自归，可见其至死倔强。而帝之胜算在握，则固绝无疑义。四月，至狼居胥山，方命回銮，费扬古奏：“厄鲁特丹济拉等来告，闰三月十九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以其尸及其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帝复勒铭于狼居胥山而还，朔漠平。至京师，御门受贺，始用古太学告成礼，盖有志于文治武功，并隆三代，亦不自满假之道也。而喀尔喀尽复其故牧地，且摈卫拉特于阿尔泰山之外，渐开唐努乌梁海及科布多之境，于三汗所部以外，于此时则为瓯脱地焉。匈奴自古天骄，元时入居中国则有之，令其诚服内向，前无有也。策妄阿喇布坦绝噶尔丹之归路，乘中国之兵力，而又自恃其险远，尽占准噶尔故土，数十年后，再为中国驱除，雍、乾两朝，成开辟新疆之大业。昔也日辟国百里，诗人之言可以兴矣。

《圣武记》谓准噶尔汗僧格死，其弟噶尔丹杀僧格长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与其父旧臣七人，逃居土鲁番，其说微异。僧格与异母兄车臣及卓特巴巴图尔争属产被杀，噶尔丹乃僧格同母弟，已为僧，事达赖喇嘛于唐古特，奉达赖命，归辖其众，执车臣戕之，后杀僧格次子。而策妄阿喇布坦居长，因所聘妻与噶尔丹妻阿奴为女兄弟，噶尔丹夺之，乃率所部逃土鲁番。又《圣武记》言噶尔丹可敦阿奴，被炮毙于昭莫多之战，称其“颀晰敢战，披铜甲，佩弓矢，骑异兽，似驼非驼，精锐悉隶麾下。”此亦附会小说狼主家风，未必事实。殷化行《西征纪略》叙昭莫多战时，“噶尔丹及其妻阿奴娘子等皆冒炮矢，舍骑而斗，锋甚锐”云云，则此战阿奴实偕。阿奴前为策妄阿喇布坦所掠。康熙三十年，达虎之使土鲁番，正奉命通问于策妄阿喇布坦及阿奴二人。后阿奴归噶尔丹而复死于阵。钟齐海即阿奴所生。阿奴许嫁其女于其弟噶尔亶多尔济，噶尔亶多尔济自闻于朝，《东华录》具载之。要之噶尔丹内情，中朝得厄鲁特报告甚悉，三驾亲征，乃知彼知己，战必胜、攻必克之事。圣祖以万乘之尊，留心边事，过于朝士大夫，可谓明矣。当时记载，侈其若何灵异，若何神武，过甚其词，或未可信。

第六节 定西藏

西藏本名唐古特，亦作土伯特，盖即唐宋时所谓吐番，元明始谓之乌斯藏，距印度近，俗喜浮图法，经教至多。元世祖封吐番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为佛教宗主。明承元旧，其始亦借其教以化犷俗，尊中国，为行政之便宜而已。中叶以后，所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错居京师，颇亦乱政。然中国封号，为番僧承袭，朝贡互市，保世职为土司，终明世不为边患，则驭番之本意亦未为有失。其实藏中佛法，在明时已成末路，所持密宗，为吞刀吐火以炫俗，彼土自行宗教改革早在明中叶以前。僧宗喀巴者，生永乐十五年丁酉，由西宁入藏，得道于甘丹寺，年六十二，成化十四年戊戌死。初亦红衣习旧教法，既以改革师巫流弊为己任，即会众自黄其衣冠，乃分别旧教为红教，而新教称黄教焉。死时遗嘱二大弟子，世世转生，称“呼毕勒罕”，演大乘教。呼毕勒罕，华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二曰班禅喇嘛。喇嘛，华言无上。其以二喇嘛传法者，易世互相为师，有所传授也。呼毕勒罕，盖皆死而自知其所往生，常在轮回，本性不昧，弟子辄迎而立之，其说不可究诘。观清一代喇嘛之史实，则亦可知其为国家之作用矣。达赖一世敦根珠巴，本番王子，受宗喀巴衣钵，若如来之舍位出家，法名为罗伦嘉穆错，既得道，仍以教主做人王，为藏众所宗仰。二世以下，分设理事之佐，曰“第巴”等，助教之弟子曰“胡土克图”。时当明正德中，名闻中国，谓能知三生事，人称活佛。帝慕愿见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阁部科道交谏不听。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铸金印，具犒赏，罄竭库储，携盐、茶数十万石，行内江船舶亘二百余里，沿途支官廪驿马，供张将士千余人，所过疲困，往返期以十年，为迎取供养之地。既至藏，达赖避不见。将士怒，胁以威，为番众所败，宝货器械尽失，死伤狼藉。允奔还，戒部下勿言，以空函驰奏，而武宗则已崩矣。世宗既立，旋且奉道而毁佛，世又以喇嘛为有先见。三世锁南嘉穆错，《明史》作锁南坚错，由顺义王俺答迎奉至青海，劝其自通中国。时当万历初，中国始知有活佛。于是红教旧封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诸部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号令不行，实权在宗门，而河套、青海、蒙古亦守其戒，不为钞暴，西边安枕五十余年，亦佛教之效。清初太宗崇德间，由归服之蒙古居间通使，乌斯藏东界连青海，亦唐古特同族，明为西番地。明末，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固实汗以兵吞青海，并及乌斯藏之喀木地喀木今称西康，达赖居前藏曰卫，而旧袭王位曰藏巴汗者，居后藏。时为达赖四世云丹嘉穆错，其第巴复乞兵于青海固实汗，击藏巴杀之，固实汗遂以班禅居后藏，而遣长子达延居藏辖其众，号鄂齐尔汗，第六子多尔济佐之，号达赖巴图尔台吉。世祖统一中国，二喇嘛迭来贡献。顺治九年来朝，奏请在归化城或代噶觐见，盖欲帝远迎。下廷臣议，满大臣请无失蒙古心，汉大臣争以为不可，世祖从汉大臣议。十三年，西藏阐化王来贡，询系第巴冒称。阐化王自明初为唐古特国主，为藏巴所破，已隶于藏巴，藏巴又被戕，乃由固实汗以阐化

王绐第巴，诏诘第巴罪，时主藏事者实为固实汗之子鄂齐尔汗。康熙九年，鄂齐尔汗卒，子朋素克嗣，号达赖汗。十三年，吴三桂既叛，谕达赖喇嘛：“若三桂窜藏即擒献。”喇嘛奏称：“若欲征兵，可召青海达赖巴图台吉相援。”达赖巴图台吉即达赖汗也。朝廷为传谕滇、蜀，备青海兵到供应，而青海兵不赴，达赖反为三桂乞裂土罢兵，圣祖拒之。此达赖在日，政由第巴。自明末召青海兵，入戕藏巴而握全藏实权，至是皆喇嘛昏庸，第巴专擅之时代也。二十二年而达赖示寂，以后遂为第巴讳不发丧，称喇嘛名号行事，残喀尔喀，袒噶尔丹，以至噶尔丹就灭。凡朔漠之役，朝命达赖和解而益决裂，噶尔丹辄挟达赖以要索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喇嘛。达赖有所奏请，皆不便于事，敕责之。达赖寻奏乞给第巴爵，诏封第巴为唐古特国王。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俘降众，得第巴奸状，敕责第巴。第巴疏称达赖喇嘛尚存，而别令其使尼麻唐呼图克图密奏达赖示寂，恐唐古特生变，故隐之。今第六世静寂已十五年，乞勿遽宣。帝遣使往视新达赖喇嘛，严诘第巴罪，第巴具服。帝谕奖达赖汗，达赖汗遣使贺捷，并遣子拉藏内附。未几，达赖汗卒，拉藏嗣。第巴恶拉藏，计毒之不死，拉藏执杀第巴。奏至，敕封拉藏辅教恭顺汗，谕献第巴所立达赖喇嘛。使至，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人往迎，拉藏两不遣。帝谕近臣：“蒙古奉佛，有达赖喇嘛名，皆皈向之，倘为策妄迎归，则蒙藏皆向彼矣，然拉藏必终执献朝廷也。”既而果执献，而此喇嘛道死。

策妄阿喇布坦自噶尔丹既死，尽收准噶尔故地。圣祖以其有绝噶尔丹后路功，划阿尔泰山以西予之。策妄乃尽效噶尔丹所为，渐图吞四卫拉特为一。先取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女，而离间其父子，其子携众万五千户至，没入之，复阻其贡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罗斯，而土尔扈特归策妄矣。杜尔伯特本与准噶尔同族，皆明时也先之后，分牧而为所属，复潜师入藏，袭杀拉藏汗，又并在藏之和硕特部。时在康熙五十六年，而西藏又为准夷所据矣。是时乃有达赖喇嘛之真呼毕勒罕发见。当四十五年，拉藏汗之献伪喇嘛而死于道也，藏中复立博克达山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喇嘛，而其时里塘有名索诺木达尔札者，生子名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幼而慧，唐古特众及青海诸台吉敬事之。拉藏汗以己执献一达赖，又扶立一达赖，不欲复有达赖出，将杀之，索诺木达尔札襁负走免。青海诸台吉争言拉藏不辨真伪，拉藏挟班禅喇嘛共证其所立之达赖为真，且谓青海诸台吉所共信，请给册印，诏即封之。事在四十九年三月。青海台吉白拉藏辞诬，争不已，朝廷乃谕徙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置内地，以其父护之，居西宁宗喀巴瘗胞衣地之黄教祖寺。及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袭杀拉藏，禁所立之达赖于札克布里庙。明年，事闻，诏西安将军额伦特赴援，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以兵来会，甫入藏，为准噶尔兵潜出大军之后，截饷道，师遂溃，尽覆焉。于是青海蒙古惮进藏，怂恿罢奉达赖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奏言随地可安禅榻，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皆惩前败，不决进兵议。圣祖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 为抚远大将军，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仍管巡抚事。旋谕议政大臣等：“新胡必尔汗此从《东华录》，即他书所谓胡必勒汉。奏称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密属具奏。倘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同意，此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策妄所遣将兵入藏之台吉自畏势逃遁。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藏众即我兵。纵策妄、策零发兵前来，彼劳我逸，即可剿灭。今若照众大臣议，惟自守我边，则自西宁至川、滇边内外，皆土番杂居，与藏番俱是一类。藏为彼据，则藏兵即彼兵，边疆土番亦不能保为我有。尔等所议不合，著另行周详定议具奏。”又谕：“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皆有不主进兵之亲贵大臣，随时撤回，幸不失机会。

兹众喀尔喀及青海等俱服风化，而策妄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奋勇致讨，乃口称维持黄教，却无实心效力之人。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我兵隔远不能救，伊等步行一年，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独不能赴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此时不进兵安藏，贼无忌惮，或煽惑沿边番部，将作何处置耶？安藏大兵，决宜前进。”是时已在五十九年正月。既决策，由抚远大将军允 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皆无异言。复奏并请封新胡必尔汗。以五十九年二月癸丑，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赐金册印，定派满汉官兵及青海兵送入藏，内、外蒙各部并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遣使会送。

斯时喇嘛之妄庸已著，而部民于宗教之信仰则尚甚坚。圣祖以独断安边，恰中肯綮。乘青海之有信心，又和硕特与准噶尔之有仇恨，藏众则喇嘛被禁，法器被迁，亦盼新胡毕勒罕如望岁。是时以大军之声威，鼓吹青海之信仰，号召内、外蒙及泽卜尊丹巴喇嘛之景从，册印新颁，此真彼赝，情势自定。又发两路兵，以靖逆将军富宁安出北路，由外蒙阿尔泰山；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出南路，由甘肃边外巴尔库尔即巴里坤，分入准噶尔境部。南路兵以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程，北路兵以六月十六日起程。以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青海及内、外蒙、西套蒙古兵，护达赖喇嘛行。阿尔泰及巴尔库尔兵攻准，前进迭有擒斩，策妄不暇救藏。而噶尔弼自四川进拉里，稍有战事，所至第巴、喇嘛纷纷迎降，拉藏遗臣康济鼐从中起而相应。延信自青海进卜克河，策零敦多卜迎战，累败之。抚远大将军领大兵驻西宁边外，理入藏诸军饷，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进藏，探知策零敦多卜等已遁还准部，请撤驻防兵。”盖官军已平藏，执附贼喇嘛百余，斩其渠五人。达赖喇嘛以九月壬申入拉萨圣地坐床，第五辈达赖示寂几四十年，第六辈达赖始定。明年，叙藏人迎降功，封第巴康济鼐、阿尔布隆固山贝子，隆布鼐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皆拉藏时遗臣。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以宗教为纲领而提挈之，初不甚费兵力，盖处之得其道也。惟准夷尚在，西域未平，尚烦雍、乾两朝之继述。然在康熙时则为中国所拓之藩篱，较汉、唐盛时已驾而上之，更无论宋、明两代矣。

第七节 移风俗

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纲纪，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旧臣之肯效用，皆后世所定为贰臣，其人风骨自不足言，用其明习故事，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士大夫之风范，未有闻也。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则范文程、宁完我，稍知政体，亦不足开一朝风气。至后来引援用者，若冯铨、金之俊、王永吉、谢陞、刘正宗之徒，人材卑下；又如陈名夏、陈之遴辈，稍稍用事，恩礼不终，亦不足甚惜。至傅以渐、吕宫为开国首两科一甲一名进士，用为阁臣，不过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争思入彀，其为公辅之器与否，非所计也。各部院大臣，顺治五年以前，无汉尚书缺。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满人为承政，后始以汉人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为贰臣。督抚在兵事时，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谓过渡时代。惟清廷自入关即痛抑苟敛，有献聚敛之议者，力斥之，若苏抚土国宝之流是也。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为开国气象。若云君明臣良，有师济之风，则犹有待。

圣祖嗣位，初政属在辅臣，未见起色。熊赐履以忤鳌拜意，屡欲谴之，帝即从中保全，至鳌拜败，遂以倾害赐履为罪状之一。赐履虽非醇儒，然知尊重儒术，为圣祖讨论宋儒经说所自始。康熙初，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一曰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一曰修举职业，肃官箴而奋士气。力指当时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闻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一曰庠序之教，在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不使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下之则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一曰明诏内外，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痛陈礼坏俗奢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宜慎选左右，熏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庭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复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无据妄奏沽名”议镌级，帝又原之。以迄于鳌拜逮问，复疏举经筵，即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设内阁，设翰林院，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帝之好善如此。赐履尚非表里如一之真儒，然帝向善之诚，足以招天下之以善来告者矣。

侍圣祖讲学最亲且久者，莫如李光地。光地天资敏锐，读书析理能入细。御纂诸经，皆光地居校理之名，当即光地主其事。故虽有伪道学之间为圣祖所觉，而恩眷仍隆。观光地自撰《语录》，诈亿不信，是其所长，不似道学人浑厚之态。圣祖尊宋学，所纂集经说，乃欲集宋学之成，故徐乾学以藏宋经学家言之富，假手于权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以供搜采。乾学与性德，溺于词章，能刻经解，不能充道学。光地与熊赐履则愿以纂经解治道学自任。熊、李有师生之谊，李入翰林，熊为教习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然以争宠相轧有隙，熊始倚修书，后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谤熊。二人盖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故人品皆不纯。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则熊、李犹金台之郭隗，当居招致之功，要为人君好尚之标帜耳。熊、李虽皆有伪道学之疵病，然官至极品，以清廉终。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绩，究尚自爱其鼎，未尝敢尽逾道学之闲。提倡道学，究能养成士大夫风气，此亦其征验也。今略叙熊、李伪道学之据。

赐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此为《清史稿》本传文。光地《语录》述此事，穷形尽相。据言赐履既误票，帝诘问，未辨为何人所票也。赐履回阁，取误票之本，插入他阁臣票本内，以同官中杜立德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归己，誊写所票签，取其原签嚼毁之。立德审误票之本非己所曾阅，签上字迹，问代写之中书林麟焻，亦不认，检用过之签条，亦较本数少一条，立德向首相索额图喧争，一满学士觉罗沙麻言：“今日来过早，在南炕倒着，见熊阿里喀达即中堂检本，口内嚼一签。”索遂与杜同启奏，熊落职回。既回寓江宁，帝犹以经义与相通问，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此亦《清史稿》光地本传文。史馆《旧传》载鹏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无地，略言：“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则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二则太皇太后之丧，圣躬哀瘠。皆斥光地不能体贴则效。三则闻光地哭母甚哀，勉强衡文，必多恍惚。四则闽变时以忠贞闻，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议其后而叹其先。五则谈理讲道于平日，为珪为璋，倏忽瓦裂。以上五端，尚与他人言略同。其六谓“九月大功服，人皆谈言微刺”。其七谓“生童匿丧，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诘侍郎衰絰何以在此，何辞以对？”其八谓“学校之堂曰明伦，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其九谓“本年正月，上谕诸臣，申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礼乎？义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其十谓“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辞，古人丧中辞起复，曰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纲目累书以予之。皇上教孝教忠，固辞必无不允，而光地不辞，而请假九月。凡此十不可留，贪位忘亲，司文丧行，宜重其罚”。疏入，传旨询问。鹏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厄；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恤，谁甘面从？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

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至闰五月初四日试翰林官，乃以“理学真伪论”命题，不可谓非为光地发矣。其后恩遇终始独隆，自缘经传汇纂，深当帝旨，非重其道学门面。彭鹏两疏全文，蒋氏《东华录》载之，故《旧传》亦载，而王《录》删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载，或只凭王《录》乎？

彭鹏第二疏谓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此实得圣祖之情。光地子钟伦于此时侍父在任，寄诸叔父书曰：“此月初一日，部复彭无山参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后共两疏，前疏著九卿会议，旨问彭鹏：‘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相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语，中间穷极丑詈矣。九卿闻旨有‘要我说不要我说’之语，皆云：‘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发出来，还求皇上包容为是。’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呜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此书报当日实状。所谓包容，谓不说破，试出假道学耳。不准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鹏疏所请，岂非深恶此时之光地。后来光地孙重编光地《年谱》，并将此等家书载入，未知何以不讳亲恶竟至于此。全祖望以负友、夺情及外妇之子三事，深讥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熊、李以道学逢君，事未足训，然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只可云圣祖能尊道学。而世必以光地终始眷遇，奉为清代道学之宗师，不但耳食者为此言，识清儒学案者亦盛推熊、李，则以其著书立说，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致力甚勤耳。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讲学之风不替，然偶一登朝，则废死戮辱，身罹其祸。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枢、柏乡魏裔介亦道学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风气。《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与褒纳。”盖帝之好善乐道，道学家有以察之。其后以达官而从祀文庙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则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是也。其讲道学而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公，皆入《清儒学案》。于公最不可及，赵则以刻核太过为累。年家子戴名世与赵子熊诏，同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诏状元，名世榜眼。五十年十月，赵忽举发“名世为诸生时，恃才放荡，语多悖逆，今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名世以此弃市。此世所谓《南山集》案者也。名世以时方修《明史》，对南明以为犹昭烈之于汉，应存纪、传等文，《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一篇，论及此事。此何所谓大逆，在圣祖本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后之尚系人心，实为不免，盖亦种族之顾忌所促成。时当朱三太子案甫结，而太子被废，诸王竞谋继统，国本岌岌可危，赵所举发，殆适中当时之忌，遂处以大辟。而赵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恶，实可痛恨。

道学家往往有此类不情之事，则亦不可讳言也。

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此皆所谓薰德而善良者。帝于道学之外，亦重文艺，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间若徐乾学、高士奇，则以招权纳贿闻，此即不讲学者之有才不免无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尽其长，但不令在朝久处禁近而已。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之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以《学案小识》所载，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直至道、咸兵乱，平乱者根本在湘中理学，不可谓非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至同、光幼主，母后当权，宦官宫妾，败坏纲纪，而后士大夫之风扫地以尽，至今以为服官即是奔竞以得之，骄淫以享之，一入利禄之途，便为罪恶之首。移风易俗，必有好善乐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圣祖所作养，数世享之而不尽，盖风气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毁灭也。

理学专家，以程、朱、陆、王为门户，而以程、朱为正统，若能诋陆、王，便足卫道。清儒亦然。但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且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三藩之变，魏象枢谓：“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烦用兵，抚之自定。”则意在与三桂连和也。台湾之平，李光地谓“隔海难守”，指以与红毛为可，则何厚于异族而仇于本族之郑氏也？圣祖虽不从迂腐之说，而所有武功，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讲道谈经，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学面目，是圣祖之讲学，高出于诸臣上也。文庙从祀之典，汉儒以外，为道学所专享，尤以程、朱之学为正宗。清代增祀，则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雍正二年，增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及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元赵复、金履祥、许谦、陈灏，明罗钦顺、蔡清，本朝陆陇其；道光二年，增明刘宗周；三年，增本朝汤斌；五年，增明黄道周；六年，增唐陆贽、明吕坤；八年，增本朝孙奇逢；后又增宋文天祥、谢良佐；咸丰初，增公明仪及宋李纲、韩琦；七年，增公孙侨及宋陆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吕柟、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张履祥；光绪初元，增本朝陆世仪；继又增汉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宋辅广、游酢、吕大临，本朝张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黄宗義、顾炎武。较其所增，不限于道学，事功、气节、学问、政事，其卓绝者每预焉，颇以用世为蕲向。清之食报于理学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为道学持门面也。至程、朱、陆、王门户，识学案者谨守之，国家原不必局于此。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明代早从祀，特《学案小识》所摈不齿数之孙奇逢则从祀，所尊为翼道之李二曲，则道光九年御史请祀，部已复准，而特旨不从，此则好尚大异。夫唐氏之摈孙先生，谓其入国朝年已七十，不应讲学，此于门户之外，别加罪状，理极不通。道学家之横生意见，往往如此。故门户之见不足取也。江藩《宋学渊源录》又去其有位于朝，国史应立传者不载，则似理学为隐逸者所专，而“天民”“大人”之说荒矣。汉学家言宋学，固自隔阂。

第八节 兴文教

世祖朝已有御制敕纂诸书，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等，俱在《四库》。世祖享年不永，虽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圣祖亲政以后，勤学好问，早岁已然。三藩作难，天下汹汹，而经筵日讲，不懈益勤。大势稍定，即举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又其用才各当，辨析心性，贯串古今，各有专学，如李光地、徐乾学辈。君臣师友，讨论从容，万几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开馆承修，称制勒定而已。经则成《易》《书》《诗》《春秋》四纂，字学则成《字典》及《音韵阐微》，舆地成《皇舆表》《皇舆全图》，类纂之书，则以《朱子全书》及《性理精义》为最精粹。其供人搜讨故实，百世承用不能废之《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及《图书集成》等巨大类书，下至时令、艺术、谱录、志乘，《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总集。又有康熙间纂修未毕，刊行于雍、乾两朝者，若《明史》，若《通鉴辑览》，若《子史精华》，若《骈字类编》皆是。下至咏物题画诸诗，亦集其大成，选为巨帙，裨益学人，可谓美富矣。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而从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绝学，为圣祖之特长者，更有天文、算学一事。初，历法在明末用徐光启言，引西洋人法改新历，未及行而明亡。摄政王入京，修历西人汤若望即上言：“所订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图像，乞届期遣官测验。”遂改用《时宪历》名，颁行天下。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纠汤若望之谬，言《时宪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时皇子荣亲王即董鄂妃所生殇，若望以官钦天监，选择葬期，光先等纠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杀。历与星命并为一谈。廷臣不解历法，惟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议若望罪至凌迟，科官斩决，敕若望免，余依处斩。于是复用明《大统历》旧术，以光先掌监务。光先初不甚解推步，

康熙七年，颁明年历有闰，既又自知有误，检举，谕天下停止闰月。时若望已死，其徒南怀仁言所颁各法之谬，测验皆合。于是斥光先，用怀仁为监副，恤若望。自九年始，复用新法。于是圣祖始逮治鳌拜，实行亲政，于新旧历法之纠纷，盖有意究其故矣。圣祖习算学，今宫中尚往往得当时算草，而与梅文鼎之学最契。有杨文言者，亦精天算，为诚亲王允祉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一种，有借根方术。据文鼎孙瑴成言，圣祖亲以此术相授，而后悟金、元时之天元一术。文鼎书中所未言，然则得诸《数理精蕴》，疑为文言所传习也。借根方为西人算学，乃代数术之旧名，亦其初境，而当时以为西名“阿尔热八达”乃东来法之意，然则由东方之天元一术，转为西方之借根方。借根方者，借一根为未知数，与立天元一同，辗转求之，恒得带纵各乘方式，开方而后得数，故谓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后借方以得数也。此与天元一术无异，与普通代数术亦无异，圣祖学算之所造如是。而步天测地，用经纬线以绘舆图，皆自康熙朝创之。算术已沟通中西。帝王之学，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此实好学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清一代算学，以梅氏为功力最深，亦与圣祖之学为最有声气，节录梅氏祖孙《本传》文证之如下。

《史稿·梅文鼎传》：己巳康熙二十八年至京师，谒李光地，谓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因作《历学疑问》三卷。光地扈驾南巡，驻跸德州，有旨取所刻书籍回奏，光地匆遽未及携带，遂以所订《历学疑问》谨呈。求旨求当作奉：“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将书留览将发。”二日后，召见光地，上云：“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阅。”光地因求皇上亲加御笔，批驳改定。上肯之。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于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误作籥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谬所在，上云：“无疵病谬病字当衍，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未几，圣祖西巡，问隐论之士，光地以关中李永、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上亦夙知永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清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孙瑴成内廷学习。五十三年，瑴成奉上谕：“汝祖留心律历多年，可将《律吕正义》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错处，指出甚好。夫古帝有‘都俞吁咈’四字，后来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问，亦不喜人规。观此皆是私意，汝等须竭力克去，则学问长进。可并将此言写与汝祖知之。”恩宠为古所未有。

文鼎孙：“《瑴成传》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术。瑴成谓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说曰：‘尝读授时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为天。而元学士李冶所著《测圜海镜》亦用天元一立算，传写鲁鱼，算式殊不易读。明唐荆川、顾箬溪两公，互相推重，自谓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说曰：‘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为奇，所谓天元一系，如积求之云尔。’漫不省其为何语。而箬溪则言：‘细考《测圜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即以一百二十为天元。即知其数，何用算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于顾说颇不谓然，而无以解也。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窃疑天元一术之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焕然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似之而已。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乃历久失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视若赘疣而欲弃之。噫！好学深思如唐、顾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浅见寡闻者，又何足道哉？”

圣祖于学问文章之士，恂恂往复，不以 之声色拒人，举梅氏为一例，与布衣共讲朴学，为旧学而转教其后人。差等百世之王，实所罕见，自少至老，不改其初。由其勤学好问观之，孰知其力扫三藩，威行万里，羌戎稽首、朔漠归心，为神武不世出之主哉。此则真兴文教，非浮慕开明之象者也。

第九节 盛明之缺失

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异种；而其他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漏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朝为明讨贼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而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惟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圣祖过举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帝于诸王，纵之太过，教之太疏。始立太子，亦留心为择师保，而为权幸所间，敬礼不终，后遂无人再敢为太子师者，太子亦不复择师。观应诏陈言之董汉臣，当太子有师保时，而以“谕教元良”一再为说，与“慎简宰执”并举，则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而为太子师者即汤斌，斌亦言“惭对董汉臣”，盖有不可显言之故在。其“慎简宰执”一言，侵及明珠、余国柱，阁臣合而仇言者，汤斌为众矢之的，或获重谴。当是时，明珠权倾内外，正人悚息，以倾轧牵及太子之师，无从施教。太子如此，诸王可知。圣祖于训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党之外。旗下人家视教子之师为教书匠，此风在圣祖时已然，殆亦关外遗传之弊习也。录其事证如下：

《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太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为六岁。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太子十三岁，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

蒋氏《东华录》：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汤斌奏永禁苏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后，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辅导皇太子之任，非汤斌不可者。至是，上谕吏部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领宫僚，专资赞导。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风示有位。’”

又：五月不雨，诏臣工直言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奏，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泛之事，夸大其词，请逮系严鞫。下九卿议，有欲重罪汉臣者。寻奉特旨免议。大学士余国柱以汤斌当九卿会议时，有“惭对董汉臣“之语，传旨诘问。斌奏：“董汉臣以谕教为言，而臣忝长宫僚，动违典礼，负疚实多。”上以词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动违典礼，循省自惭。乞赐严加处分，以警溺职。”上因其遮饰，仍不明晰，严饬之。

以上蒋《录》所有，而王《录》皆无之，殊为可异。有何可讳而烦删削？如《实录》未削而王氏不录，岂以此为无关政事耶？而旧国史馆《汤斌传》又悉载入。要之，当时宰执之非人，固大不理于人口，而与元良之教并举，则太子失教，亦为一大事可知。明珠擅权，余国柱济恶，阁员悉受指麾，廷臣多承意指，汤斌之由巡抚入为太子师，亦由明珠辈不得婪索于苏省，怂恿内召，机械变诈，盛极一时。圣祖无尊重子师之诚意。清代名流，以汤为一代名臣之最。记其言行事实者极多，《史稿》略采众说，得其大意。与旧史馆《传》统为官样者有别。录如下：

《史稿·汤斌传》：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陆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比大计，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率宫僚，专资辅翼。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斌主浚下河，如成龙言。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对，萨穆哈等坐罢去。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恚。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上独留斌任。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适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斌既卒，上尝语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耿介，登封人，与斌俱先以词臣为监司，解官师事孙奇逢讲学，为清道学名儒。斌荐与同辅太子，正是重视辅导太子之责。斌遭构忌，牵连及介，遂并休致。

《史稿·儒林·耿介传》：二十五年，斌疏荐介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澹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召为侍讲学士，旋升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辅导皇太子。上尝命书字，介书“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四十三字以进。上悦，书“存诚”二大字赐之。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部议革职，奉旨免革职，依原道员品级休致。在朝凡五十三日，遂归。

又吏部尚书达哈塔，旗员中之贤者。康熙十八年，魏象枢保清廉官，以达哈塔与陆陇其同荐。至是，亦以尚书为太子讲官，与汤、耿并获咎。

史馆《达哈塔传》：二十六年四月，以雨泽愆期，诏同大学士勒得洪、余国柱等，清理刑部狱囚，时尚书汤斌、少詹事耿介等，为皇太子允礽讲官，达哈塔奉命，与汤斌、耿介并辅导皇太子。六月，以讲书失仪，三人俱罚俸。达哈塔奏言：“臣奉命辅导东宫，诚欲竭力自效，恪供厥职。奈赋性愚拙，动辄愆仪，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尚不能当辅导之任，况庸陋如臣，敢不即请罢斥。”下部察议，以“辅导东宫，为日未久，遽自请罢，规避图安。应革职”，得旨宽免。

达哈塔以满籍大臣，同辅导太子，即同获咎，又不比耿介之为汤斌所荐，应与株连矣，然亦以讲书失仪，与汤、耿同罚。而汤、耿之获咎，则又不言讲书失仪事。要是正人不能为太子师而已。是年八月，达哈塔亦以他事降级卒。嗣后更不闻有士大夫为太子师者，惟于诸家集中，见太子作字吟诗，由圣祖传视诸臣，诸臣例为谀颂；或太子自以令旨，赐诸臣诗字，诸臣纪恩等作。无亲切辅导之人，设有之，则太子失爱时，必有士大夫遭其罪戮者矣。夫太子生在康熙十三年，明年立为太子，至二十六年，只十四岁，于汤、耿诸臣被谴，未必有所关涉，要其不可受教之故，必自有在。太子母孝仁皇后，索尼之女，大学士索额图之妹。圣祖诸子多为私亲所昵比，其例甚多。圣祖平时似不过问，至酿祸乃咎之，则唆太子不率教者，即此私亲矣。

史馆《索额图传》：皇太子允礽以狂疾废黜，上谕廷臣曰：“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然则太子之不能率教，自有养成骄纵之人。明珠、余国柱欲排挤汤斌，引之于辅导之任，即是投之陷阱。圣祖诸子之祸，不能谓非无由致之。至世宗取得大位，于国事实能胜继承之任，此亦清自得天之幸，非人事所能及也。撮书康熙晚年太子、诸王之祸如左。

《理密亲王允礽传》自汤斌卒后续叙云：“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此事殊可怪。定一拜褥之位置，而礼臣张皇如此。检《东华录》，事在三月丁未。《录》云：谕大学士等：“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将皇太子拜褥置檻内。朕谕尚书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应设槛外，沙穆哈即奏请朕旨，记于档案，是何意见？着交该部严加议处。’”寻议，尚书沙穆哈应革职交刑部，侍郎席尔达、多奇均应革职。得旨：“沙穆哈著革职，免交刑部。席尔达、多奇，俱从宽免革职。”礼部定祭先仪注，必过尊太子，虽有谕移太子拜褥向下，亦不敢从，请旨记档，冀免后祸。太子之骄纵，及其左右如索额图等之导以骄纵，圣祖之明，岂有不知？不思变化太子气质，但严处礼臣，使之闻之，父子之间，过存形迹，亦失谕教之道，惟有坐待其祸发而已。

《传》又云：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命太子先还。上至京师，太子率群臣郊迎。明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自此眷爱渐替。

“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其时为三十六年，太子年二十四。此节文证以《东华录》，是年九月甲午，上还京师，而先二日壬辰，谕内务府，处分膳房人、茶房人、哈哈珠子等人。则所谓“太子左右用事者”，未有一外廷士大夫也。

《东华录》：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壬辰，上谕内务府总管海喇孙等：“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头，伊等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着将花喇、德住、雅头处死，额楚交与伊父英赫紫，圈禁家中。”

膳房、茶房皆执御小臣，哈哈珠子为王子亲随，此等人本可奔走宫府，而以行走为悖乱，其中必有悖乱事实。额楚一名，可交与其父圈禁，其父必系亲切要人。太子既获册立，尚何所求，而乐与厮役小人交结如此，可见圣祖失教。十年前，自汤斌、耿介等获咎之后，东宫已无正人为左右，詹事府名为东宫官属，与辅导之事绝不相关。太子方在英年，而不亲师保如此，其亦异于前代盛明之主矣。

《传》又云：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八子当作皇十八子，或排印时误脱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因启跸。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此章所引各上谕，亦均见《朝鲜实录》，非经世宗改作也。

圣祖于此时有“包容二十年”之说，是年太子方三十五岁，二十年前仅十五岁耳。是年为康熙四十七年，二十年前为二十七年，其前一年即汤斌、耿介获咎，董汉臣以天旱陈言涉及太子之时。可知太子之不率教，其实举国已知，虽不从明珠等阁员杀董汉臣，而太子师横被责让，并无约束太子之意，蓄意包容，遂历二十年而决裂，岂非姑息之爱误之。

又云：“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

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

不用正人辅导，而用太子乳母之夫总管内务府，以便其征索。夫使太子征索于内务府，内务府所辖者包衣，自然以贪婪取怨，岂非姑息纵恶之至？

又云：“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此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

“索额图欲谋大事”句，《东华录》作“助伊潜谋大事”，语更明显，则往时已有图逆发觉之事，但或以为事出索额图，未必太子本意耳。考国史《索额图传》，事在四十二年四月，《传》所叙与此不同。索额图已于四十年以老乞休，允之。四十一年，复召侍太子德州养病。以时方南巡，太子侍行，至德州而病，帝遂回銮，而留太子德州养病也。太子养病必召其私亲侍，且为纵恶之私亲，是时犹纯为姑息如此。索额图先为家人讦告罪款，留中未宣。至四十二年，乃传谕：“家人告尔，留内三年，有宽尔之意，而尔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举国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等人耶？朕欲遣人来尔家搜看，恐连累者多，所以中止。若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即可正法。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令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着交宗人府拘禁。”寻死于禁所。《传》取叙谕辞，吞吐不明，讦告之款，未明何事。而结党妄行，若非举国受恩，即可俱被诱惑而去。据此情罪，直是与帝互争天下。天下非索额图所能有，其为代太子谋早取大位明矣。其下忽又掩过重情，但责以德州侍疾时，乘马失礼于太子，即是死罪，与上说大异；又云若搜看其家，恐多连累，则又非失礼而有犯逆，且不可使有连累，则顾忌甚切，自属为太子地矣。然则索额图助太子谋逆之案，早发觉于五年之前，太子不悛，又日日在防范之内，废太子之祸，固已迫在眉睫矣。

又云：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

观所诛者乃索额图二子，余亦旗下人员，大抵索等所援引同类。此时有名之罪人，不过如此。十一年前所置于法之太子左右用事人，更为旗下群小，并不必记其名，则太子之隔绝士大夫，固已久矣。“谕教元良”之语，初不足动圣祖之心。在二十余年之前，早信从士大夫，斥退私亲，扶植正士，以坊培东宫，其时方十四五岁童子，少成若性，薰德善良，何至异日之惨。

又云：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卫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众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内干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余不更推求，毋危惧。”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及还京，设毡帐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寻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不敢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此为第一次废太子，其时已言“似有鬼物凭之”，遂开允祉首告允禔厌胜事。厌胜当亦不诬，但促其首告，或此“疑为鬼附”之说。要之，圣祖之爱憎太子，初无成心，非有移爱他子而致此，则甚可信。祭告文不见《东华录》，王《录》惟云：“翰林院奉敕撰之文，不当帝意，自撰此文。”翻清书时，又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语改译。再谕以“不可改，不可以为此系人臣语，人君实更应鞠躬尽瘁”云云。据此则祭告文实是亲笔。世疑宫中发见圣祖亲笔文，文字俱甚劣，遂以为御笔尽出倩代者。前言清列帝作字，每对众挥毫，不应尽假，文理亦于讲读谈论中窥见程度。证以此文，及其谕饬撰译之人，决非不能作通顺文字者也。

又云：太子既废，上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诸皇子中，皇八子允禩谋最力，上知之，命执付议政大臣议罪，削贝勒。十月，皇三子允祉发喇嘛巴汉格隆为皇长子允禔厌允礽事。上令侍卫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余事。上幸南苑行围，遘疾还宫，召允礽入见，使居咸安宫。上谕诸近臣曰：“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而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廷臣希旨，有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者，上不许。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上，上斥其奸诡，夺官予杖。既上召诸大臣，命于诸皇子中举孰可继立为太子者，诸大臣举允禩。明日，上召诸大臣入见，谕以太子因魇魅失本性状。诸大臣奏：“上既灼知太子病源，治疗就痊，请上颁旨宣示。”又明日，召允礽及诸大臣同入见，命释之。且曰：“览古史册，太子既废，常不得其死，人君靡不悔者。所执允礽，朕日不释于怀，自今召见一次，胸中乃疏快一次。今事已明白，明日为始，朕当霍然矣。”又明日，诸大臣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疏留中未下。上疾渐愈。四十八年正月，诸大臣复疏请，上许之。三月辛巳，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妃复为皇太子妃。

此为太子废后复立。圣祖顾念其子，疑为鬼物所凭，而又恰有谋太子者，适为厌胜之事。太子之失德，自不缘厌胜而来，而其乘此疑团，遂认为被厌胜，以图一时之复位。帝虽欲复立，终疑请复立为图见好太子，作异日居功之地，则务谴臣下之言复立者。窥伺帝旨之徒，遂疑帝实不欲复太子，而别举允禩以当之，又大失帝意。此善投机会者之弄巧反拙，成康熙间夺嫡案之一大反复。

自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逾二年，至五十年十月，复以旗籍大臣多人为太子结党会饮，所牵涉者有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本部员外郎，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诸大臣皆受贿，为数亦不过数千金。因谓：“允礽求此等人保奏，惟其不仁不孝，难于进益，徒以言语货财，卖属此辈，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人。”此其痛斥太子，情节猥琐，《东华录》甚详，而似亦不甚近情。以将传帝位之太子，何求于群小而与为朋比？《史稿》撮叙更不分明，疑其中有难言之隐矣。诸大臣者，尚书耿额又指为索额图之家奴，欲为索额图报复，牵连审讯，至明年五月始结，罪至绞监候以下有差，而太子尚未俱废，使其觉悟改悔，未尝不留与时机。而太子为人，众臣既盛道其聪明，圣祖亦言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何以甘入下流，为稍知自爱之子弟所不肯为。此则失教之至。而纵使习染于旗籍昏愦之索额图家，少成若性，岂非溺爱不明于先，而又不能终于愦愦，尽失英主之本色，以致有一废再废之举耶？太子过恶，前辈别无记载，故只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余。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然世宗于允礽，初无图夺之迹，后因不立太子，始生事在人为之志，乃别是一事。谓允禩辈夺嫡甚烈，适为世宗驱除，未始不幸获渔翁之利则有之；若谓《圣祖实录》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而其证据，今尤有可举者，录之以存其真相。

《朝鲜实录》：肃宗三十四年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是月癸酉朔，庚寅乃十八日书：“皇历赍咨官韩重琦，赍来清国咨文，清国废其太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令赍来。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淫无度，私用内外帑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胤礽之外亲名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被鸩，即明日遇害’云。”

据此则废太子诏，实是当时原文。

又：三十五年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是月壬申朔，甲午为二十三日书：“冬至使闵镇厚、金致龙、金始焕等自清国还，引见劳慰，仍问虏中事，镇厚对曰：‘以下先言朱三太子事，略之。盖闻虏中形止，渐不如前。胡人持皇帝阴事，告外人无所隐。如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处事已极颠倒。而又贪爱财宝，国人皆称爱银皇帝。且太子性本残酷，百姓公传道之曰“不忠不孝，阴烝诸妹”。若其诸子之暴虐，乃甚于太子云。胡命之不久，此可知矣。’”

朝鲜忠于明，始终对清视为胡虏。乾隆以后稍改，然终不忘明。盖小国见解，自命为箕子之后，而于女真持种族之见甚深。因种族之见，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但所传清国百姓谈太子过恶，及诸子之无佳誉，当是得诸闻见。

《史稿·允礽传》：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

据《本纪》及《东华录》，书废太子在九月庚戌，即九月晦日。次日十月辛亥朔，御笔朱书谕王大臣，故允礽再废在五十一年十月。谕中有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故更无颁诏等事。

《传》又云：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上谕曰：“建储大事，未可轻言。允礽为太子时，服御俱用黄色，仪注上几于朕，实开骄纵之门。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立。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虽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卒未用。终清世不复立太子。

不立太子，为清一代特色。乾隆朝有端慧太子永琏，则由追赠。复作《储贰金鉴》，集古来立太子之为祸事迹，垂训后世，亦皆以康熙朝事为炯戒焉。证以《朝鲜实录》，亦载太子之立而复废，略如清《国史》所说。

《朝鲜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二月癸酉二十四日，先是，李枢以彼中事情报备局曰：“皇帝在热河时，部院重臣相继下狱。回驾后，面谕大臣，放置太子，而姑无颁诏之举云。故详探，则以为太子经变之后，皇帝操切甚严，使不得须臾离侧，而诸弟皆在外般游，故恨自己之拘检，猜诸弟之闲逸，怨恨之言，及于帝躬。而皇帝出往热河，则太子沉酗酒色，常习未悛，分遣私人于十三省富饶之处，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褫罢。皇帝虽知其非，不得已勉从。而近则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循其私而后已。皇帝自念年迈，而太子无良。其在热河时，部院诸臣，曾受太子请托，屈意循私之人，锁项拘囚。回驾后，放置太子于别宫云。其后仍付其礼部咨文，而我国所献太子方物，亦令停止矣。”

《朝鲜实录》所载，与《东华录》约略相符。益知《圣祖实录》非世宗以意修改。而世宗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但神器无所归，乘机取得大位。康熙间极力营谋夺嫡者，至时反为他人拾取而去，因忿极而多不逊之言行，遂开世宗屠戮兄弟之端。余别有考，不具录。

夺嫡之狱，允禩为主。度允禩笼络人心，其术必有大过人者。诸兄弟皆为尽力，宗藩贵戚，满、汉大臣，亦多有预其谋者。老臣如佟国维、马齐，勋旧如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佟国纲之子鄂伦岱，明珠之子揆叙，汉文臣如王鸿绪，皆以举允禩为太子被谴。兄弟中如允禔、允、允禟、允，皆甘推戴。允禔为皇长子，尤身犯大不韪以遂其私，不知何以归心允禩至此。世宗亦专以允禩为大敌。互见余所作《世宗入承大统考》。

《史稿·允禔传》：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既废，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禔因喇嘛巴汉格隆魇术，魇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禔府中监守。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

又《允禩传》：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允，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允禔原作祉，当误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原作禔，当误后必大贵。”上大怒。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原作禔，当误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允禟语允，入为允禩营救。上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闲散宗室。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圣祖第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下嫁翁牛特杜棱郡王仓津。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尔曹所知。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将朕躬置乾清宫内，束甲相争耳。”

圣祖斥责允禩，深刻如此。纵谕诸皇子语，或一时未达外廷，然会鞫张明德，词连多人，又夺允禩贝勒，当已明白可共喻矣。然又有大臣会举为太子一事，终疑太不近情。或斥责允禩之语，不无世宗朝添入。至其被举而为圣祖所责，则固事实。允禩之夺贝勒，则但以闻张明德诞语而不奏闻耳。

又云：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太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

以上为允禩夺嫡曲折。后世宗即位，引近允禩，首封亲王，畀以重任，初不致憾于夺嫡，且举允禩之大臣，亦多倚任。后来深罪允禩，不缘夺嫡前案，别见余《三案考实》中《世宗入承大统案》。太子复立后又废，斯时允禩无可希冀，而允 独为抚远大将军，疑圣祖有付托意。允 为世宗同母弟，后亦不容于世宗。当时人言藉藉，以为世宗乃夺允 之位。允 行十四，世宗行四，所谓亲承末命时，以圣祖“传十四皇子”之语，改“十”字为“于”字，而夺之也。语见《大义觉迷录》，世宗自述而自辟之。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惟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

第三章 全 盛

世宗、高宗两朝，为清极盛之时，特世宗操劳，且戕贼诸兄弟，亦觉少暇豫之乐；高宗则享尽太平之荣，位禄名寿，直可侈拟舜之大德。然日中则昃，衰象亦自高宗兆之。分节如下。

第一节 世宗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圣祖崩于畅春园。帝亲为更衣讫，当夜即奉还大内，安于乾清宫。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谕称朕。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殓。既殓，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第二谕即命抚远大将军奔丧来京，第三谕即封允禩、允祥为亲王，允礽子弘皙为郡王。急用隆科多，以报其拥立之功；急召允，以防其在边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鹬蚌相争为渔翁得利之气，固非有为允礽报怨之意明也。《清史稿·允禩传》于雍正初插入数语云：“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领起下文渐渐得罪。此实望文生义，未将《大义觉迷录》等书世宗谕旨细意寻绎。盖雍正间之戮辱诸弟，与康熙间夺嫡案，事不相关，余已别有考。以下于世宗朝兄弟间之事不复论列，今专述世宗图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丑。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官贡献方物。十三日甲子，诏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货志》言：

“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核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借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财政整饬之状，然缴绕不明。忽言补足亏空，忽言核实奏销，殊难了解。检《东华录》则系同日两谕，各为一事：一谕户部，一谕户、工二部。

谕户部：“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储军国之需。当治平无事之日，必使仓库充足，斯可有备无患……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至容隐，及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全完者绝少。迁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着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盘，彼既畏大吏之势，虽有亏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启效尤之心，遂借此挟制上司，不得不为之隐讳，任意侵蚀，展转相因，亏空愈甚。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关系匪浅。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陕、甘邻青海，时为军务省份。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未经参出，三年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派累民间，毋得借端遮饰。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足之后，再有亏空，决不宽贷。至于署印之官，始而百计钻营，既而视

如传舍……于前任亏空，视作泛常。接受交盘，复转授新任……嗣后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将委署之上司与署印之员，一并严加治罪。尔部可即传知各省督抚。”

谕户、工二部：“财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国裕民，务必制节谨度。朕初即位，每恐府库金钱，中饱于胥吏之侵蚀。以后凡户、工二部，一应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须详查核实，开造清册具奏，毋得虚开浮估。倘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敷，核估不实者，事觉，将堂司官从重治罪。”

世宗承圣祖宽大之后，综核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应特叙列。而牵混不清，史官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此等处皆《史稿》之应纠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颁谕旨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守令，武将至参游，凡十一道。每谕文各千言内外，各就其职掌而申儆之。国家设官，久而忘其应循之职，与者擅为恩私，受者冒其禄利，奔竞无耻，用心皆在职掌之外。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纲挈领之知识。百官职掌，近六百年来，皆自明太祖定之，后来因事损益而已。持以为督责之柄，则可以为君；奉以为率由之准，则可以为臣。世宗则知其故矣。然各谕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实颁为格式，要其意则已蕲向乎是，文繁不具录。

世宗于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为首。嗣是有谕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门，领侍卫内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尽情伪。雍正一朝，《朱批奏折》《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几，而已选刻者，不下数十万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尽意，皆出亲裁。有照例阁臣票拟者，略一含糊，辄被诘问。试举一例：

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谕内阁：“前囚年羹尧奏称：赵之坛情愿捐银一万两，往布隆吉尔地方筑城效力。朕念赵之坛系功臣之后良栋之孙，若伊才具不胜知府之任，道员事简易办，捐银叙用，似属可行。若赵之坛才克胜任，即留知府用。见今赵弘燮亏空库银三四十万两，交与赵之坛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银？况年羹尧启奏，筑城已有张连登、王之枢等可以竣事，今复遣往效力议叙，似又开一捐例，断不可行。若布隆吉尔筑城，张连登等所捐之赀不克完工，令年羹尧密折具奏，再将情愿效力者发往。此朕从前谕旨也。尔等票签，全不符合。将朕紧要语句，俱行遗漏。尔等俱系圣祖仁皇帝委任大臣，圣祖仁皇帝天纵生知，兼之临御日久，诸事精熟，尔等舛错之处，全赖圣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误事。今朕临御之初，内藉大学士，外藉督抚、提镇，理应诸事勤慎，尽心协办。如前日本上脱落一字，事虽甚小，然不得谓小事便可轻忽。本章用心细阅，自无错误。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尧奏过之事，尔等又票该部议奏，朕疑其或有异同，照签批发，及观部议，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如尔等玩忽，督抚本章概批依议，用人一途，听之九卿随意保举，岂不省事？但尔等可以负朕，朕何忍负我皇考之深恩乎？况朕于尔等陈奏，虚心采纳，并未有偏执之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若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箝结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非朕所望于尔等之意也。”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并不轻于戮辱，亦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较之高宗，尚为远胜。至其刻深惨毒，惟对继统一事，有所讦发，或有意居功要挟之人。天资自非长厚，然正极力爱名。至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从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第二节 雍正朝特定之制

雍正朝有两种创制，遂为一代所遵行。一曰并地丁，停编审。二曰定火耗，加养廉。今分述之：

一、地丁。古者布缕、粟米、力役三征，征一缓二。唐时租、庸、调犹沿之，至改两税而其目并矣。明行一条鞭，所并之目尤多。要其总数不重于什一，即为常赋之法。但一切负担可并，庶人往役之义，则自清以前未改也。编审人丁，计丁征费，以充百役。一条鞭虽已并古者丁盐在内，然丁仍有役，盐亦有课，故论者以为重复赋民。然总额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清承明旧，尽免明末之加派，已庆更生。圣祖康熙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原圣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户口增，继续滋生，所能享国土之生产，只有此数，而丁赋则随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为人丁定额，新生者不复纳赋。此亦穷思极想，务欲惠及人民之意。然立法不彻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于前，反需向亲戚、同甲之家商求补额，岂不反成周折？不有通变，此美意终将废阁。会圣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将丁银摊入田粮。部议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得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九卿旋议复：“应令该抚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免输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得旨：“九卿不据理详议，依违瞻顾，皆由迎合上意起见。即如本内‘有地穷民’一语，既称有地，何谓穷民？不与有米饿莩之语相似乎？朕于诸事，本无成见，有何迎合之处。所发会议事件，原欲与众共商，当理即朕意。朕不自以为是。所议允当，朕即不从，不妨面折廷诤，再三执奏。即不显言，亦可密折敷陈。圣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与尔等，期共相黾勉，以臻至治。原本发还九卿，着仍照户部议行。”

以上为九月戊戌谕，原文极长，且勉且责，愧励交至。兹节其成事实之语。夫圣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废阁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额”之意。惟有丁随地起一法。李维钧奏之，部议从之，以其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会议，以示郑重。九卿则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总名，加以詹事、科道，是为会议。乃以预议者多，反疑上意或与户部原议未合，遂作此延宕支节之词，设或允行，即废阁之变相耳。其实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户部议行，何其简捷。

惟丁随地起以后，丁额与赋税无关，编审自可不必。即行编审，亦属具文，乃一定之理。故后来论者，谓清之户口无确数，实摊丁于地之为弊。动称四万万，究竟标准何在？亦不过据二百年来某一年之随意册报耳。户口无确数，一切无从统计，则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国，可以见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初虽丁摊于地，编审之法未改。停止不审，始于雍正四年。因直隶总督李绂“改编审行保甲”一疏，略云：“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请自后严饬编排，人丁自十六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册籍不烦，而丁数大备矣。”

清户口之数，与编审相关者，从《食货志》考之，明季丧乱之后，至顺治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千有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 三十三口。较之四万万之数，盖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康熙五十年为据定丁额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万万之十七分之一。其后丁数仍由编审移补，较定额时稍有增加，其余滋生人丁则日多。停编审以后，则无所谓定额与滋生，人口激增，民无顾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此即近世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所由来也。咸、同军兴，人口自减，亦每年全国册报。至光绪元年，有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口。三十三年厘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调查户口为职掌。旋谕直省造报民数，务须确查实数，以为庶政根本。宣统元年，复颁行填造户口格式，令先查户口数，限明年十月报齐，续查口数，限宣统四年十月报齐。至三年十月，据京师内外城、顺天府、各直省、各旗营、各驻防、各蒙旗所报，除新疆、湖北、广东、广西各省，江宁、青州、西安、凉州、伊犁、贵州、西宁各驻防，泰宁镇、热河各蒙旗，川、滇边务，均未册报到部外，凡正户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八千有四，附户千四百五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四户。凡口数，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万三千二百有八，共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口。时湖北已起事月余，两广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边远则功令之遵奉逾期，驻防亦然。合计当亦未足四万万。是为清最末一次调查户口较确之数。

花户之名，以田为主。田之多少，户各不同，而均之于里甲。一甲中之户，田多者自充一户，少者合数户为户，尤少者附于甲尾。插花相间，故名花户。后来俗称户为花户，似非本旨。康熙元年，户科给事中柯耸疏请均田均役，中有云：“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里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该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

当编审停止之时，颇整顿保甲。如果保甲法不弛，户口何至无可稽考。但闭关之世，盈虚消长皆在国内，听民自生自息，官吏以不扰民为上理，乡民出入相友，奸盗本不易收容。数十年前，余粮栖亩，不知设守；携赀夜行，不畏路劫。惟城市人多杂处，则人家自谨门户，官亦有事稽查。命、盗重情，地方官勒限参处，满四参离任，以此维整治安。虽有保甲，不甚严密。通商以后，各国有统计而我国独无，根本在户口不了。乃知编审之废，在地丁并征，因咎康、雍之失计。其实因赋役而编审，则隐匿者必多。康、雍户口较之嘉、道时，只一二十分之一，所编审者，亦非真相，不如厉行保甲之有实际。特自治之事，当假手于愿治之民人，古未深明此理，遂无彻底综核之法。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时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丁银摊入地亩，以直隶李维钧奏请为始，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嗣后各直省一体仿行，于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一分一厘七亳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厘六毫，广东摊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地丁分征。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察其轻重之故，盖赋重之地，摊丁较轻，因重赋所加，每亩担银数钱，虽每两加数分，已为一两亩地所担之加款，至赋轻之地，数十亩而后担银一两，加至二三钱，在一亩所加，实更微也。

二、养廉。自古官只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给用，不能无取盈之计。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于赋额加以浮收，公然认为官吏俸薄，此为应得之调剂。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熔销成锭，不无折耗，稍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叙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承明季加派之后，国库严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开，遂无限制。康熙季年，陕西督抚以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用，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来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谕扈从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等：“据陕西巡抚噶什图奏称：陕西亏空甚多，若止于参革官员名下追补，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臣与督臣商议，量留本官用度外，其余俱捐补合省亏空，如此则亏空即可全完”等语。朕谓此事太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此乃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特谕尔等满汉诸臣共知之。”越六日甲午，又谕扈从大臣等：“总督年羹尧将亏空钱粮各官，奏参革职，其亏空钱粮，至今不能赔补。今又因办理军需，陕西巡抚噶什图、总督年羹尧会商，将民间火耗加增垫补等情奏请。第民间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民间火耗，今安可照伊等所奏加增乎？”

康熙未之提及火耗，为督抚计及挪用，而圣祖不肯允从，恐为盛德之累。然又明知故昧，留以赡官吏之私，此不彻底之治法，沿历代故事而来。在圣祖为恤民艰、存政体，虑官困，多方兼顾，而非以自私，自是有道之象。然至世宗，则有以成就之矣。

《东华录》：雍正二年六月乙酉，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折奏：“臣见内阁交出请禁提解火耗之条奏，臣伏思直省钱粮，正供之外，向有耗羡。虽多寡不同，皆系州县入己。但百姓既已奉公，即属朝廷之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以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支应，而免分派州县，借端科索。至以羡余赔补亏空，今抚臣诺岷，将每年存贮耗羡银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之处，先经奏明。臣请皇上敕下直省督抚，俱如山西抚臣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年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若干之处，一一具折陈奏。则不肖之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条奏所虑矣。”谕：“此事着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静气，秉公持正会议，少有一毫挟私尚气，阻挠不公者，国法具在，断不宽宥。各出己见，明白速议具奏。如不能画一，不妨两议三议皆可。”

当时内阁条奏，系请禁提解火耗。禁提解非禁征收，则州县可取火耗于民间，上司不能提火耗于州县，私收者永任其为私，监司不许过问而已。此为体恤州县，而又不欲监司分肥，亦不彻底之见解。但较之前代，以进羡余而得奖擢者，得体已多。高成龄辨正阁奏，以为火耗非提解不可，无所利于提解，仍以体恤州县，明定为永久之公廉，及补一时之亏空，一举而数善备。养廉之说始此。

是年七月丁未，总理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议复高成龄疏，得旨：“所议见识浅小，与朕意未合。……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历来火耗皆州县经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于州县。以至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为容隐。与其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以上为俸薄不能无火耗，而火耗不可不使公开。不公开则为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公开则为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二语最中的。世宗见解实出廷臣之上。

又云：“尔等请将火耗酌定分数。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轻重。地广粮多之州县，少加火耗已足养廉，若行之地小粮少之州县，则不能矣。惟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烦，酌量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简，即可量减。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致有增无减。”

此时养廉制未定，世宗所虑者，仍是后来反对养廉制之理论。未几仍为定额，见下。此驳定分数之议。

又云：“又奏称提解火耗，将州县应得之项，听其扣存，不必解而复拨。今州县征收钱粮，皆百姓自封投柜，其拆封起解时，同城官公同验看，耗羡与正项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县皆知重耗无益己，孰肯额外加征？”

随征随解，显然有据，解时不能隐匿，解后不能重征，惟解乃为正耗分明，此驳扣存之议。

又云：“应令诺岷、高成龄二人，尽心商榷，先于山西一省内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惟可行不可行两途。以为可行，则可通行于天下；以为不可行，则不当试之于山西。以药试病，鲜能愈者。以山西为试之之省，朕不忍也。”

世宗意在定制通行，此驳山西试行之议。

又云：“又奏称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当渐减。今尔等所议，为国计乎？为民生乎？不过为州县起见。独不思州县有州县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论必当公平，不可偏向。”

当时议者，不反对火耗名色，而反对提解，故世宗谓“为州县起见”。又养廉之制未定，提解火耗，仍兼顾见在之亏空，亏空完后，乃可专定养廉也。故下文又言朝廷与百姓一体，朝廷经费充足，歉收可以赈恤，百姓自无不足之虞。清补亏空，于国计民生均益，是提解仍注重清亏空。

又云：“尔等所奏，与朕意不合。若令再议，必遵议复准，则朕亦不能保其将来无弊。各省能行，听其举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强。可将此谕旨，并尔等所议之本，交存内阁。”

据此则本令详议，却仍以不议终结；本不欲独令山西试行，却又不令他省必行，世宗亦慎重之至。《清史稿·食货志》浑括此文，殊不清晰。今从《东华录》核之。当雍正二年六七月间，朝廷虽极力议论此事，帝意不以廷臣之延宕为然，尤不以主张不提解为然，而卒留作悬案。以后至何时勒定火耗改为养廉，《东华录》不复见。《食货志》言：“于是定为官给养廉之制。”此句着于浑括二年谕旨之后，实与谕旨原文不贯。考之《会典事例》，则至五年始为各省定额。

《会典事例·户部俸饷门·外官养廉类》首叙其缘起云：雍正五年，山西巡抚奏裁汰州县耗羡，酌中量留，分给各官养廉，以为日用之资。奉旨：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嗣据各省陆续奏到，节省增减，著为定额。

山西巡抚发端是二年事，奉各省酌议具奏之旨，当即七月乙未谕后所云“交与内阁，内阁即更请旨饬下各省”也。以非明发，亦无决断，遂不入《实录》，故不见《东华录》。各省陆续复到，终成定制，首冠以雍正五年，即其定制之年矣。不然，山西发端在二年，何云五年耶？

要之，清初沿明，官俸太薄，官无自给之道，不得不有所取资。制定养廉，即是加俸。且俸因处分而可罚，廉则罚所不及。廉之数较之俸，多至数十倍，如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总督兼尚书衔者为从一品，不兼者为正二品。而总督养廉，多者若陕、甘、云、贵，至二万两，少者若浙、闽、四川，亦一万三千两。其间一万八千、一万五千各有差。又如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而知县七品，其养廉多者，首县至二千两，少者简缺亦六百两，其有四五百两者，则简不成体之县，间有一二，盖例外矣。其后京官亦有有养廉者，八旗官员亦有有养廉者，皆别指款项，不在火耗之内。供各省官员养廉，地大粮多之县，火耗甚微。以吾所知，吾乡武进、阳湖等县，正银一两，加耗仅三分耳。

清世制度，多沿明旧。清全盛时，极知补救，然不敢言制作，故历帝皆倾佩明太祖，奉行惟谨。而不敢学其自我作古，此亦或有自知之明。如官员加俸一事，仅以养廉之名，补苴于俸之不足，仍不敢动额定之俸。惟加征火耗，悉数用于外官之养廉，无丝毫流用，则可见清帝于财用之致慎。既与国人约永不加赋，终清世谨守之。惟以用银剪凿不便，折价收钱，清末以二千二百文为一两。当时银贱，每两有数百文之余，谓之平余。漕米则每年由藩司约省城绅士公议，照时定价，本折兼收，听民自便。惟每石征脚费钱一千零五十二文，由官收兑运解。此清末纲纪未破裂时所永遵行者。吾乡为赋重之区，每平原上则田一亩，征银两忙共一钱三分有零，征米六升三合有零。当时无所谓附加税，完纳此数，即所入皆民之生产矣。故清世之赋甚轻，其税额后虽不可复用，然其制节谨度，不敢逾定制一步，清之历朝遵行不替，其风亦可嘉也。

其尤可念者，清一代惟加征火耗为迹近加赋，雍正朝之审慎出之，绝不流用，专用于外官之养廉，似已心安理得。乃至高宗初立，尚以为疑，复大征廷臣意见。此亦清之家法，视加派为最不祥之事也。

《食货志》：自山西提解火耗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余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帝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累民，临轩试士，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抚各抒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嘉淦，皆言：“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诸久远。”御吏赵青藜亦言：“耗羡归公，裒多益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且既存耗羡之名，自不得求多于正额之外。请无庸轻议变更。”惟御史柴潮生以为耗羡乃今日大弊。诏从鄂尔泰诸臣议。

轻徭薄赋，为清一代最美之政；而官俸太薄，有此提解火耗、制定养廉之举。乾隆间尚恐其迹近加赋，而与内外诸臣共议之。《食货志》浑括甚略，今各举其事实如下：

《东华录》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谕下注云：“是月庚寅朔，策试天下贡士金甡等，制曰：‘……务民之本，莫要于轻徭薄赋，重农积谷。我国家从无力役之征，斯固无徭之可轻矣，而赋犹有未尽合于古者乎？赋之外有耗羡，此固古之所无也。抑亦古尝有之，不董之于官，则虽有若无，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间无耗羨，雍正年间有耗羡。无耗羨之时，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乐输，或按亩而派捐，业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所谓诸弊，一切扫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谋生者，反无以糊其口。农民散处田间，其富厚尚难于骤见，而游民喧阗城市，其贫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亦犹“燕赵无”，非无 也，夫人而能为 也。语出《考工记》。作“粤之无 也”，不作“燕赵无”。下又云“燕之无函也，秦之无庐也，胡之无弓车也。”各自为文。则此句作“燕赵无”有误。而议者犹訾征耗羡为加赋，而不知昔之分项，皆出于此而有余，今则日见其不足，且动正币矣。是以徒被加赋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为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复公款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间，其必不出此，而于农民之果有无利弊，必知之详矣……其毋以朕为不足告，而之隐之；其尚以朕为可告，而敷之陈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讳。’”

乙未谕：“办理耗羡一事，乃当今之切务。朕夙夜思维，总无善策，是以昨日临轩试士，以此发问。意诸生济济，或有剀切敷陈，可备采择见诸施行者。乃诸贡士所对，率皆敷衍成文，全无当于实事。想伊等草茅新进，未登仕籍，于事务不能晓彻，此亦无怪其然。今将此条策问，发与九卿、翰林、科道阅看。伊等服官有年，非来自田间者可比，可悉心筹画，各抒所见，具折陈奏，候朕裁度。若无所见，亦不必勉强塞责。至外省督抚，寄重封疆，谅已筹算有素，并着各据所见，具折奏闻。务期毋隐毋讳，以副朕集思广益之意。”

此为临轩发问，不得要领，再征内外清要大僚意见之事实。是科一甲三人：金甡，状元，浙之仁和人。榜眼杨达曾、探花汤大绅，皆苏之阳湖人。一时羡科第之荣。其实廷对碌碌，无禆实用，此见科目之非必得才，而成才实资阅历，未必闭户读书，真能知天下事也。既而言者纷然，又妄有揣摩，以为帝意求取民善法，除加赋而别计殖财，竟未信天子实有官民兼恤之心，只问火耗之当征不当征，非有他意，遂复遭申饬。而清一代慎重于加赋之意愈见。

是月乙巳谕：“各省办理火耗，朕恐有不便于民，是以于廷对入之策问。诸生无所敷陈，甚有不知耗羡为何事者。又降旨询问九卿、翰林、科道并督抚等，庶几合众论以求一是。此集思广益之意。有所见即就事敷陈，无所见不必勉强塞责，谕旨甚明。乃诸臣竟有于耗羡之外，旁牵侧引，答非所问，即说到耗羡，亦究竟不知原委，万难见诸施行。甚至潘乙震之请开捐，路斯道之请铸币，尤为荒谬之极。诸臣沾沾以国用为言，竟似国用实有不足，不得不从权计议者。此风一开，言利之徒，接踵而起，为害甚大，岂止有妨政体。不但诸臣不当揣摩及此，即专司钱谷之臣，亦不当徒以综核为尽职也。因系降旨询问，虽乖谬特从宽宥。此后再有节外生枝，必治罪以为妄言之戒。”

于是廷臣商榷甚久，又逾半年以上，至十一月乙丑，由大学士等归纳内外诸臣复到各奏，统为一议，奏略如下：

耗羡归公，法制尽善，不可复更，众议佥同。有一二异议者，皆系不揣事势、不量出入之论。伏思耗羡由来已久，弊窦渐生。世宗宪皇帝允臣工所请，定火耗归公，革除州县一切陋习。各该省旧存火耗，提解司库，为各官养廉，及地方公事之用。从此上官无勒索，州县无科派，小民无重耗。以天下之财为天下之用，国家毫无所私，可以久远遵行，弗庸轻改。至总督高斌、孙嘉淦等请耗羡通贮藩库，令督抚察核，仍复年终报部之例。查各省动用存公银，款项繁多，若未悉情形，既行饬驳，势必掣肘。若竟听其任意费用，则侵滥之弊，无从剔除。惟送部查核，诸弊可厘。应如所请行。

此为内外众议，复由大学士取为定论，请定永远遵行。得旨如下：

钱粮有耗羡，事势必不得已。未归公以前，贤者兢兢守法，不肖者视为应得，尽入私囊。一遇公事，或强民输纳，或按亩捐派，无所底止。州县以上官员，养廉无出。收受属员规礼节礼，以资日用。州县有所借口，恣其贪婪，上官瞻徇而不敢过问，甚至以馈遗之多寡，为黜陟之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弊。我皇考定归公之例，就该省旧收之数，归于藩司，酌给大小官员养廉，有余则为地方公事之用。小民止循旧有之章，有轻减无加益也。而办公有资，捐派不行，贤者无用矫廉，不肖不能贪取，爱养黎元，整饬官方，并非为国用计而为此举。以本地之出，供本地之用，国家并无所利于其间。然通天下计之，耗羡敷用之处，不过二三省，其余不足之处，仍拨正供以补之，此则臣民未必尽知者。此十数年中办理耗羡之梗概。展御极以来，颇有言其不便者，是以留心体察，并于今年廷试，以此策问诸生，诸生敷衍成文，无当实事，于是降旨询问九卿、翰林、科道并各省督抚。今据回奏，大抵以官民相安已久，不宜复议更易。其中偶有条陈一二事者，不过旁枝末节，无关耗羡归公本务。朕再四思维，州县所入既丰，可以任意挥霍，上司养廉无出，可以收纳馈遗。至于假公济私，上行下效，又不待言矣。向朕所闻，未必不出于愿耗羡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朕日以廉洁训勉臣工，今若轻更见行之例，不且导之使贪，重负我皇考惠民课吏之盛心乎？此事当从众议，仍由旧章。特颁谕旨，俾中外臣民知之。余着照大学士等所议行。

于是火耗与正赋，并明载由单串票。养廉自督抚至杂职，皆有定额。因公办有差务，作正开销，火耗不敷，别支国库。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因此事利弊复杂，再举当时赞否两方议论之工者作一比较，俾是非可了然焉。

《史稿·钱陈群传》：及敕询州县耗羡，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钱粮，收耗羡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羡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收支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羡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应支给，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绌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饬勿得耗外加耗，以重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羡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余，益知鼓励。”

据此知康熙间不归公之耗羡，以陆清献之清，只取每两四分，是为康熙朝有清官。至养廉既定，就吾所见，清末之吾乡武进、阳湖二县，每两不过三分；嘉定亦赋重粮多之县，断不亚于武、阳，而犹非每两四分不能给，则有耗羡以后之州县，其清有过于陆清献，而决不得谓之清官，是为雍正朝无清官矣。不均者重行支配，公事多者并动正项报销，办公且不全仰耗羡，是即谕旨中申定之意。盖即自钱文端发之。其极指耗羡归公为大弊者，则如下：

又《柴潮生传》：疏言：”耗羡归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厘剔。自耗羡归公，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循吏多实绩可记，而财用亦得流通。自耗羡归公，输纳比于正供，出入操于内部，地丁公费，除养廉外无余剩。官吏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及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亦无余剩。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余若灾伤当拯恤，孤贫当养赡，河渠水利当兴修，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当修治，采买仓谷价值不敷，皆于此动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而协济之。稽察属司道，核减属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饿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

潮生此疏，《食货志》谓其独指耗羡归公之弊，并乾隆七年廷议耗羡而言之。其实潮生奏在十年，所陈理财三策，此乃捐监宜充公费之一策，故言耗羡归公，法无可改。但有司无宽余任用之资，治地方一切之事，咎耗羡归公之约束太严，其说绝不可行。必欲财政不为法拘，仍当立活动之法。所谓国税、地方税之分款，预算、决算之逐年制定，人民有权监督财政，尤为根本。既不当徒咎耗羡之归公，更不当指捐监为不竭之财源，成永久之裨贩。捐监随人所愿，既无的数可定，监生尽出捐纳，太学之制已亡。尽人皆为监生，久久又谁甘捐此滥品？其立想已非通论。故凡不愿耗羡归公者，皆非通达政体之言也。清世最重民生，其蠲免赋税，至不待凶歉，而以丰年留民余力，颇似汉之文、景。康熙五十年以后，每用三年一周普免天下钱粮之法，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康、雍、乾三朝，颇知其旨矣。

第三节 武功之继续（一）——收青海及喀木

前于《绥服蒙古篇》，已言准噶尔之侵掠外蒙，适为清代效驱除之力。准噶尔为四卫拉特之一，其强盛在噶尔丹为酋长之时。以前自明末以来，则以和硕特为四卫拉特之首。四卫拉特本以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为其聚牧之地。和硕特汗图尔拜琥，本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哈布图哈萨尔之八世孙乌噜克特穆尔，始分为和硕特部，又九传至博贝密尔咱，始称卫拉特汗。卫拉特明人谓之瓦喇，原非元代帝室之裔，至和硕特入居之，则卫拉特中有元之帝裔矣。始居乌鲁木齐，即后设迪化府，为新疆省城地。图尔拜琥为博贝密尔咱之孙，又称顾实汗，袭据青海，遂徙牧焉。青海本古西羌，唐以后为吐蕃地。吐蕃亦分四部：一曰青海，二曰喀木，即今西康，三曰藏，亦称前藏，四曰后藏。顾实汗既袭青海，并取喀木。吐蕃后音转为图伯特，又作唐古特。唐古特故有王，明末时为藏巴汗。其时黄教已盛，而藏巴不尊信之。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穆错之第巴，乞兵于顾实汗，入藏攻杀藏巴汗，以达赖、班禅二喇嘛分主前、后藏黄教，而以其长子达延统藏地为汗。于是唐古特为和硕特蒙古所有。传至达延之孙拉藏汗，为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所袭杀。其时第六世达赖喇嘛真伪发生纠纷，中朝顺青海部人信仰，与其族拉藏汗被戕之仇，用青海为出兵根据地，逐准噶尔据藏之将，纳青海所奉之达赖喇嘛，入藏地安禅，事在康熙六十年，详前《定西藏篇》。斯时中朝为青海伸其达赖喇嘛之信仰，为和硕特复其拉藏汗被戕之仇，用拉藏遗臣仍理藏地政务，可谓有惠于青海和硕特矣。乃至世宗嗣位，青海又叛。青海顾实汗卒于顺治十三年，其子在青海者为鄂齐图汗，亦为噶尔丹所破。自此为准噶尔称强于四卫拉特之时，四卫拉特皆受其压制。康熙三十六年，圣祖既大胜准部，悍酋噶尔丹走死，和硕特台吉扎什巴图尔等请觐，谕以“天暑未便，至秋凉来朝”。扎什巴图尔为顾实汗亲子，特封以亲王爵，余诸青海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爵有差。又预定藏功，青海复振，准部惮中朝，不敢蹂青海，止戕顾实汗后人拉藏汗于藏地。扎什巴图尔之子罗卜藏丹津既袭亲王爵，从大军入藏归，感觉唐古特本皆和硕特部属，己又顾实汗嫡孙，思复先世霸业，反结准酋策妄阿喇布坦为助，于雍正元年夏，诱青海诸台吉盟于察罕托罗海。令去清廷所授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各用所部故号为台吉，自号达赖珲台吉以统之。诸台吉中，察罕丹津为顾实汗曾孙，雍正元年以补叙定藏功，由郡王晋和硕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亦顾实汗曾孙，由贝勒晋郡王。二人者，均不从叛谋。余多附逆，或被胁从，遂以兵掠不附者。察罕丹津及额尔德尼及两人所属，先后来归，处之兰州、甘州境内。署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以状闻，诏遣驻西宁之侍郎常寿谕和罗卜藏丹津。常寿寻疏报抵青海，罗卜藏丹津不从诏。十月，敕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改延信为平逆将军，而罗卜藏丹津亦执使臣常寿，笔帖式多尔济死之，遂寇西宁，为守将所败。年羹尧旋奏迭败来犯之敌，亦奏青海台吉以下被胁者，屡次率属来归，又奏罗卜藏丹津送侍郎常寿回营，诏拿解西安监禁。时青海有大喇嘛，曰察罕诺们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尔寺，为黄教宗。罗卜藏丹津诱使从己，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二年正月甲申谕：“逆贼罗卜藏丹津一事，喇嘛等理宜善言开导，令不致起事，戕害生命，是为维持佛教。如不能，亦应呈明该将军等，闭户安居。岂意反助背逆之人，纠合数千喇嘛，

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及溃败，犹不降顺，入庙固守，以致追杀覆灭，有玷佛教甚矣。钦惟太宗时，第五辈达赖喇嘛遣使入觐，极为恭顺。世祖时又延至京师，蒙被殊礼。百年以来，法教兴隆，皆我朝之恩赐。准噶尔寇犯招地，杀僧毁庙，圣祖遣师恢复，重安达赖喇嘛法座，佛教复兴。如此隆恩，喇嘛并不感激，反助悖逆之人，凶恶已极，于佛门之教，尚可谓信受奉行者乎？将朕此旨，遍谕各处寺庙喇嘛，并住居蒙古扎萨克处之大小喇嘛知之。”观清世之待遇喇嘛，纯以宗教操纵蒙、藏，故不受佞佛之害。

越数日，年羹尧奏：“张家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原住西宁东北郭隆寺，属下喇嘛甚多，又传令东山一带番人，于正月十一日齐集拒战。遣提督岳钟琪进剿，转战数日，毁寨十七，焚屋七十余所，前后杀伤贼众六千余名，随毁郭隆寺。张家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众喇嘛预先携往大通、河西、杂隆地方，将达克玛胡土克图正法。”凡此皆与元、明以来崇信番僧之风大异。

是月以十二日丁亥，始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专征青海。盖以郭隆寺之役，兵止三千，破贼万余，大将军年羹尧喜谓钟琪：“上知公勇，将命公领万七千兵，直捣青海，约四月启行何如？”钟琪曰：“青海贼无虑十万，我以万七千当之，宜乘其不备。且塞外无畜牧所，不可久屯，愿请精兵五千，马倍之，二月即发。”羹尧以奏，帝壮之，故有此命。如期以二月八日出塞，中途见野兽群奔，知前有侦骑，急麾兵进，果擒百余，又歼其守哈达河之贼二千，于是贼无哨探。蓐食衔枚，宵进百有六十里，二十日黎明，抵乌兰穆和儿贼帐。贼尚卧，马未衔勒，闻官军至，惊不知所为，则皆走。生擒贼母阿尔太哈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并男女牛羊无数。二十二日至柴旦木。罗卜藏丹津率二百余人窜越戈壁，北投准噶尔。擒获倡逆之党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札木等。八台吉之助乱者皆就擒。青海部落悉平。自出师至荡平，仅十五日。明以来所谓“海寇”，入清谓之“和硕特”，赫然大部，十五日而举之，一时师武臣力，可谓神矣。三月初九日癸未，奏至，次日即封年羹尧一等公，加一精奇尼哈番即子爵，岳钟琪三等公。

五月戊辰二十六日，王大臣等遵旨议善后事宜，悉据年羹尧奏请十三条：（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分别功罪，以加赏罚。拒逆投诚、随军效力之王、台吉，均加封爵，俘获后效力、悔过后投诚之台吉，留原封爵。扰乱内地者，革爵。助逆久而投诚者，降爵。（二）青海部落，分别游牧、居住，如内札萨克例，百户置佐领一，不及百户为半佐领。该管台吉俱为札萨克，拣选其弟兄内一人为协理台吉，下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每参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领催四。一旗有十佐领以上，添副协领一。每两佐领，酌添参领一。岁会盟，奏选盟长，不准私推。（三）朝贡交易，按期定地。贡期自明年始，三年一班，分三班，九年而周。自备驼马，由边入京。市易以四仲月，集西宁、四川边外那拉萨拉地。官兵督视，有擅入边墙者治罪。（四）罗卜藏丹津所属吹宰桑，察罕丹津从子丹衷部下宰桑色布腾达什等，率众降，各授千、百户等官，就地住牧。（五）喀尔喀及厄鲁特四部之非和硕特者，不属青海。诸部向错居青海，为所属。今乘兵威，将喀尔喀、土尔扈特、准噶尔、辉特各部人，照青海例编旗，分佐领，添设札萨克。分青海之势，而益令各族台吉感恩。（六）西番宜属内地管辖。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自明以来，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惟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今西番归化，应添设卫所，将番人心服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分管，仍辖于附近道厅及添设卫所。（七）青海等处宜加约束。青海、巴尔喀木即康，今称西康、藏、危即卫，乃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据此，以青海地广可牧畜，喀木粮富，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喀木纳其赋。藏、卫二处，原给达赖、班禅二喇嘛，今因青海叛逆，取其地交四川、云南官员管理。达赖喇嘛向遣人赴市打箭炉，驮装经察木多、乍雅、巴塘、里塘，向各处居住之喇嘛索银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炉始纳税。应饬达赖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炉亦免其税。岁给达赖茶二千斤，班禅半之。（八）喇嘛庙宇定例稽察。西宁各庙，喇嘛多者数千，少者五六百，易藏奸。番民纳租税于喇嘛，无异纳贡。喇嘛复畜盔甲器械。罗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众为抗官兵。应于塔尔寺选老成喇嘛三百名，给与印照，令守清规。嗣后岁察二次。庙屋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止三百，少者十余，令首领喇嘛具甘结存档。番民粮赋，令地方官管理，量各庙岁用给之。（九）边防宜严界限。陕西边外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处，水草丰美，林麓茂密，弃此不守，蒙古遂占大草滩之地，将常宁湖为牧厂，各处相通，竟无阻碍。应于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等处，自巴尔扎海至扁都都口，修边墙，筑城堡，令西番扰攘之区，悉成内地。又肃州之西洮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俱膏腴地，应令民人耕种。布隆、吉尔地方修城驻兵之后即安西州，渐至富饶。至宁夏险地，无过贺兰山即阿拉善，顾实汗裔旧游牧山后，今竟移至山前。应令阿拉善札萨克郡王额驸阿宝，饬属归阿拉善后，其山前营盘水、长流等处，悉为内地。（十）甘州、西宁等处，添设官弁营汛。青海巴尔虎盐池，自古原系内地，蒙古等至西藏噶斯等处所必经过，应速取回。所设总兵、副将、参、游、都、守、千、把等官，各有汛地及所管兵额详《东华录》。西宁改设同知，移原设之通判驻盐池，办理税务。（十一）打箭炉等处，亦添设官弁。青海既平，应并收喀木。除罗隆宗之东察木多、乍雅地方，俱隶胡土克图管辖外，诸番目悉给印照，与内地土司一体保障。打箭炉外各处，添设总兵、副、参、游、守、千、把，各定汛地兵额，统辖于新设总兵详《东华录》，以为川、滇两省声援。青海属左格诸番，急移内地。阿巴土司头目墨丹住等，从剿有功，应给安抚司衔，不隶青海辖。又黄胜关外设副、游、都、守汛地兵额详

《东华录》，隶松潘总兵辖。里塘添设同知，管理兵粮，收纳番民贡赋。南至滇，北至陕，俱可援助。（十二）边地弁兵归并裁汰。西宁、宁夏等处，外有添设之兵，及川省内地，均可裁省兵弁详《东华录》。（十三）开垦边内地方。西宁边墙内大通地方，俱属可耕之田，可招西宁人民及驻大通兵丁之子弟亲戚，愿往种地者。布隆、吉尔远在边外，愿去者少，行文刑部，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佥妻军犯，除贼盗外，即发往。令地方官动支正项钱粮，买给牛具籽种，三年后照例起科。又定禁约青海十二事：前六事即善后事宜中所有，其余六事：（甲）背负恩泽，必行剿灭。（乙）内地差遣官员，不论品级大小，若捧谕旨，王公等俱行跪接。其余相见，俱行宾主礼。（丙）恪守分地，不许强占。（丁）差员商贾往过，不许抢掠。（戊）父殁不许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己）察罕诺们汗喇嘛庙内，不得妄聚议事。

雍正初，因康熙间西陲兵事余势，本备对准部，而适值青海和硕特反结所仇之准部先动。世宗命将得人，以五千之众疾驱入数十万之蒙族、番族及喇嘛势力中，用十五日之期间，窜逐悍酋，尽擒其家属、同党，惩治活佛，震慑番人，青海下而喀木与为一家，尽收为设官置戍、布政宣威之地。较之康熙间绥服外蒙，缜密过之。又于其间尽复汉、唐故疆，明代所陷于蒙古者，西宁并边玉门关内外，悉为郡县奥区。北则逼视伊犁，南则直接藏卫，遂开平定新疆、治理藏地之路。

第四节 武功之继续（二）——再定西藏

罗卜藏丹津之奔准噶尔也，朝命准部归之，不奉命。准噶尔自噶尔丹之死，从子策妄阿嗽布坦报宿憾，倾噶尔丹，始假中朝之威，得收准部故地。渐有贰志，袭西藏，戕和硕特裔，旋又勾通为变，事败而纳其亡。情态已极反侧，然未敢公然为寇。雍正朝虽亦命将征之，始失利而后获胜，卒亦未奏大功。延至乾隆二十年，而后结罗卜藏丹津之案。此当专述于后篇，今先详雍正中兵事之有结果者。

康熙末既定西藏，以和硕特拉藏汗旧臣第巴康济鼐，理前藏务，颇罗鼐理后藏务，同时封康济鼐及同为第巴之阿尔布巴，皆为固山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同理前藏。颇罗鼐则封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各授噶卜伦。噶卜伦为唐古特高官，总理藏务者。定前藏设四噶卜伦，谓之四相。盖自拉藏被戕以后，藏无汗，以噶卜伦共理之。雍正元年，诏给第六世达赖喇嘛册印，别赐敕司噶卜伦务，则达赖喇嘛亦兼一行政长官之职。既平青海，于喇嘛颇有淘汰。三年，撤大军还，以康济鼐总藏务，阿尔布巴副之。是时年羹尧失帝意，于羹尧所奏唐古特善后事宜，多有挑剔，阿拉善札萨克额驸阿宝忽称被羹尧蔑视，曲加慰谕。羹尧已请敕阿宝让出山前，归牧山后，于奏善后事宜中，已荷世宗奖允，忽又允阿宝请，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博罗充克牧地给之，并钤青海族属，且谕羹尧遣员赍饷助徙牧。博罗充克，即《汉·地理志》称潢水。又责羹尧不恤青海王公穷窘，给以万金太薄。务损羹尧威信，以市恩于诸王公。既而以羹尧表文中“夕惕朝乾”语发难，夺大将军，使为杭州将军，旋赐死。此别有故，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录。而诸王分邀一时之赏赉，原无足轻重，惟阿宝则于七年以博罗充克牧地隘，擅请再徙乌兰穆和儿及额济内河界，议削爵，寻复其爵，而仍归阿拉善牧地，不许复居青海，则仍用羹尧原定。固知羹尧规画为有方，世宗指摘为别有用意。小小波折，去一羹尧，而边计非有出入也。而唐古特之喀木部，则于三年亦改羹尧原议，以察木多以东为内地，以西罗洛宗等部仍属唐古特。此则缘准部方张，意在声讨，且将内徙达赖、班禅以避之。准部平而唐古特自在掌握，当时未至其会也。而其时所委以与唐古特者，则以康济鼐及阿尔布巴为治理全藏及喀木半境之首长。未几，康济鼐被戕，而藏地又扰。

第五世达赖喇嘛之昏愦，造成康熙间蒙古数十年之患。援立一青海所信之胡必勒罕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喇嘛年幼，以其父为保护人。康济鼐总藏务，为噶卜伦之首，诸噶卜伦忌之。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札，娶噶卜伦隆布鼐之二女，隆布鼐恃与达赖喇嘛姻，益怂动阿尔布巴不服康济鼐，其党札尔鼐附之。后藏之阿里地，廷议令康济鼐自择人代为治理，康济鼐遵旨议，以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为阿里总管。三年四月，既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以岳钟琪为川陕总督。钟琪奏：分喀木西境仍隶唐古特，辖于其噶卜伦。世宗允之。遣副都统鄂齐往谕达赖喇嘛。五年正月，鄂齐奏唐古特情状，恐阿尔布巴以下阴险党附，构达赖与康济鼐不睦，请罢隆布鼐、札尔鼐，翦阿尔布巴羽翼。谕但令达赖偕康济鼐、阿尔布巴和衷。赍谕之臣，以副都统玛拉、内阁学士僧格往，二臣遂驻藏，为驻藏设大臣之始。时康济鼐与准噶尔构兵，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结合前藏头目，于是年六月，戕康济鼐。后藏噶隆即噶卜伦札萨克台吉颇罗鼐奏闻，并称阿尔布巴等发兵来侵，被臣杀伤无算，今率后藏军民前往剿捕，乞援。帝命陕西各路及四川、云南各派兵马候调。既知康济鼐被戕由西藏噶卜伦彼此不睦，准噶尔策妄阿勒布坦尚未有窥伺之意，命撤备。十月，谕遣学士班第传示岳钟琪，令择员入藏，密告驻藏之玛拉、僧格二臣，听颇罗鼐征剿阿尔布巴，毋为阿尔布巴所惑，从中讲和，转致颇罗鼐受害。十一月，乃命四川、陕西、云南各遣兵进藏。以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禄，经理一应军务。颇罗鼐知有援兵，藏中人心已震动厌乱，于六年五月，率部至前藏界，藏斥候兵皆从之，鼓行而前。驻藏大臣玛拉、僧格，即往布达拉地守护达赖喇嘛。颇罗鼐兵围布达拉。越日，各庙喇嘛自擒献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查郎阿抵藏，会同玛拉、僧格及颇罗鼐，鞫阿尔布巴等罪俱实，诛之，藏地平。奏令颇罗鼐总理后藏事。其先康济鼐所举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于阿尔布巴来侵后藏时已战殁，至是由颇罗鼐代，而令举二人理前藏，暂由颇罗鼐兼辖前、后藏，俟达赖喇嘛移居里塘事毕，乃回后藏。达赖至里塘，建噶达寺居之。盖将讨准噶尔，防其袭杀篡取达赖为奇货也。当是时，朝廷威德已足震慑西藏，达赖喇嘛私其父，于噶卜伦有所亲疏，致相残害而为乱，其实未敢叛中朝。驻藏大臣居其间亦无恙。帝先敕二臣勿居间妨颇罗鼐事，即足平乱，出兵乃助颇罗鼐声势，便早集事耳。活佛之取信藏中，益知其无谓。中朝设官常驻治藏，与元、明时之敬仰番僧者大异矣。

第五节 武功之继续（三）——取准噶尔

准部自康熙初，代和硕特雄长四部厄鲁特，旁掠诸部，东则喀尔喀外蒙，西则哈萨克及葱岭东西回部，南及唐古特，为最强悍之种族。自为圣祖所膺惩，而其酋噶尔丹走死，策妄阿喇布坦旋即代兴，既扰西藏被逐回，入雍正朝阴结青海为变。世宗平青海，策妄阿喇布坦纳青海叛酋罗卜藏丹津，诏索之，始终不奉命。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好乱如其父，无驯伏意，朝廷谨防之。大军再定藏地，噶尔丹策零使至，奏请入藏煎茶，其辞不顺，至徙达赖喇嘛入内地避之。七年二月，谕王大臣等议申讨，谕文备详本末，可明历来史实。稍浑括其文如下：

《东华录》：雍正七年二月癸巳，谕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准噶尔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世济其恶。我朝定鼎，各处蒙古倾心归顺，八十余年，惟准噶尔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外，扰乱离间众蒙古。噶尔丹身为喇嘛，破戒还俗，娶青海鄂齐儿图车臣汗顾实汗兄拜巴噶斯之子之女为妻即阿奴，后又潜往青海，贼害妻父，掳其属人。续因喀尔喀七旗内，彼此稍有嫌隙，奏恳圣祖仁皇帝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达赖喇嘛使者前往。噶尔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尔喀卑视达赖喇嘛使人为辞，遣伊族内微末台吉多尔济查布，将喀尔喀汗、台吉等肆辱。喀尔喀汗等怒彼狂悖，将彼杀害，遂称杀害伊弟多尔济查布，猝击喀尔喀众溃，纷纷来投，圣祖仁皇帝施恩养育，遣使往谕噶尔丹与喀尔喀和好。讵噶尔丹借追袭喀尔喀之名，入犯边汛。仁皇帝遣使责问，噶尔丹设誓撤兵，乃并不归依牧所，潜居克尔伦图拉，暗行窥伺。仁皇帝复降旨谕回原牧，佯称遵旨，仍潜掠沿边蒙古畜牧，蒙古不获安居。我皇考遂亲统大兵，声罪致讨。噶尔丹接战大败，妻子被擒，窘迫自杀。彼时恐有黩武之议，中止捣巢。噶尔丹之侄策妄阿喇布坦与伊叔不睦，带领七人潜逃至吐鲁番居住。圣祖以伊遁迹逃生，加以恩泽，伊当感激归诚，将噶尔丹余剩部落赏给策妄阿喇布坦。彼时，策妄阿喇布坦甚为恭顺。其后，离间伊妻父图尔古特即土尔扈特之阿玉气汗与其子三济札布，诱三济札布携万余户至伊牧处，因而强占入己。从此窥伺青海。被哈密驻兵击败遁回，又假黄教为名，潜兵入藏，杀伊妻弟拉藏汗策妄后妻顾实汗曾孙女，毁寺庙，杀喇嘛，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往问，乃伊阻兵拒命，圣祖仍赐包容，令大兵缓进，遣使示以能悔过恳恩，具奏时另降谕旨。朕绍登大宝，伊虽遣使求和，朕谕来使分析利害，又恐伊心怀疑贰，将两路大兵尽撤。伊因此愈生骄傲，于定界一事妄欲侵占，朕又向来使降旨，令告知伊定界实于伊有益，如遵旨即遣使具奏，不遵亦必遣使前来。乃伊并不回奏。伊旋身故，伊长子噶尔丹策零使来，奏闻伊父已经成佛，又称欲使众生乐业，黄教振兴。

此即上所云“奏请入藏煎茶，其词不顺”此岂噶尔丹策零应出之语？

伊欲求和，应代伊父谢罪恳恩，送回青海叛逃之罗卜藏丹津；乃敢以如许诞妄之词，见之陈奏。闻策零甚属凶暴，西藏阿尔布巴等罪状，皆因与伊处相近，而罗卜藏丹津原系姻戚，彼此相依，仓猝窘迫时，必有投奔准部之计，因颇罗鼐奋勇截其去路，未得前进，即被擒获。今朕已将来使遣回，若伊遵旨陈奏，临时裁夺降旨。倘仍前顽抗不恭，将来必生事妄为。西北两三路大兵尽撤，如许安享太平之喀尔喀等，及安插妥帖之青海、西藏，必被扰害，此乃圣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仰赖天祖福佑，帑充军奋，征讨可行。迟疑不决，定贻后悔。此朕一人之见。用兵大事，不可轻率，着各抒所见，公同密议具奏。寻议：“准部三世踵恶，留听余孽，喀尔喀、青海、西藏，必被扰乱，乞大彰天讨。”得旨：众议佥同，即着办理。

以上谕旨中，留其有关事实而略其故示威德之空文。又其述准部先世源流，与《明史》不合，与《蒙古源流》亦不合。《朔漠方略》具载谕文，张穆《游牧记》中已辨正之。谓准部未平，中朝传闻未审。乾隆时撰《蒙古王公传》所叙即不如此，故删之。

三月丙辰，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六月，上御太和殿，命大学士捧敕印授大将军傅尔丹出征。官吏行礼毕，上率大将军等诣堂子行礼。吹螺于兵部，大纛前行。礼毕，遂御长安门外黄幄，大将军等佩弓矢跪辞，以次行跪抱礼，上亲视大将军等上马启行。其进兵攻战之期，则犹定在明年也。十月十三日甲寅，岳钟琪自巴尔库后改巴里坤，又改镇西府，复为厅。奏：“噶尔丹策零使臣特磊，于十月初六日至军营言：原解送罗卜藏丹津前来，闻总督有兵从哈密来，是以请示策零，将罗卜藏丹津仍回伊犁，轻骑赍折前来，语难凭信。”得旨：差员伴送至京。初六由巴里坤发折，十三日已奉旨，当时驿递亦甚速。八年五月谕：“准噶尔藏匿罗卜藏丹津，发兵致讨，期于今年直捣伊犁。今噶尔丹策零遣使特磊奉表陈奏，谓已解送罗卜藏丹津，闻兵信暂中止。若赦其已往，即行解送。朕欲将进兵之期暂缓一年，遣回特磊，并差大员往谕准噶尔，受封定界，敦族睦邻，送出逃匿。俟特磊起身后，着岳钟琪、傅尔丹及参赞大臣等来京，应行事宜，著详议具奏。”寻议：由傅尔丹知会岳钟琪，先后到京，会同商酌。

《圣武记》谓噶尔丹策零之将解送罗卜藏丹津，以罗卜藏丹津与其族罗卜藏舍 谋杀噶尔丹策零，事觉被执，故使特磊表献，闻师出而止。此说不确。罗卜藏丹津依准部三十余年，至乾隆二十年，伊犁平，乃就俘，高宗待以不死，且授其二子蓝翎侍卫，则其久依准部，非有相谋之隙。至罗卜藏策凌乃噶尔丹策零妹夫，其弃噶尔丹策零将内附，且败噶尔丹策零之追兵，亦傅尔丹所得谍传，不足信。解送之说，乃诡词以玩中朝耳。傅尔丹所奏谍言，在九年六月，尤非此时事，乃其败绩前数日所奏也。

两路大将军方入觐，噶尔丹策零已令其宰桑祃木特，以兵二万至科舍图汛，谋掠牛马。总兵樊廷等御却之。九年四月，傅尔丹筑城科布多，于五月初六日，身至筑城处，据侍卫巴尔善等所获准夷苏尔海丹巴一名供称：“噶尔丹策零遣其将大小策零敦多卜以兵三万来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兵未到，见到者止二万余名。而噶尔丹策零恐哈萨克闻讯，乘虚来攻，分兵两处各万人防守，噶尔丹策零游牧处，兵丁不过二千自保。”又供：“噶尔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罗卜藏策零，率兵防哈萨克，罗卜藏策零自率其属归顺中朝，噶尔丹策零又派兵追之，为所败，续遣兵再追，因此大策零敦多卜延不得至。”傅尔丹信之，迭次具奏，并称选兵万人，轻装由科布多河西路，以六月初九疾进。途次复迭获准夷，语符前供。至七月丁卯初六，谕大学士等：“据傅尔丹奏，罗卜藏策零来投，曾降旨缘路查问安置，今情形可疑，着密谕加谨防范。”而傅尔丹已于六月二十日，遇贼二万余，连日交战被围，阵亡副将军巴赛、查纳弼，将校死者甚众。索伦蒙古兵皆溃，惟满兵四千卫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七月朔，得还科布多者二千人。岳钟琪闻北路被围，使纪成斌进攻乌鲁木齐即今迪化，以分贼势。贼已委城先徙，无所得。诏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代之，斩先遁之参赞陈泰，移科布多营退至察罕廋尔。又以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屯归化城，为后路援应。是役也，世宗张皇大举，命将之礼极隆，盖狃于青海之骤胜，实未尝得准部要领，与康熙间朔漠之功大异。康熙时，噶尔丹转驱喀尔略来投，而策妄阿喇布坦已绝噶尔丹之归路，圣祖皆先得其情而投其间。雍正时，准夷无间可投，彼之行诈，中国之将帅茫然。夫无间可用，虽有良将，胜败亦在相持之数，况命将又为蠢蠢之傅尔丹耶？

《史稿·傅尔丹传》：颀然岳立，面微，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张实荐之。钟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钟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此据《先正事略·岳钟琪事略》载入。

时青海部落以防准夷设汛，亦乘间叛。虽由其本部未叛之王、台吉自相追捕，已颇纷扰。世宗抚谕甚至，谓蒙古系元后，准部系奴仆，投中朝则爵赏稠叠，投准夷则徒受虐使。前后封赏劝导，论旨谆切，而准部亦遣间诱煽，狡展不示弱。蒙古台吉颇有从叛者。西藏亦以防准夷故，再内徙达赖喇嘛至泰宁。九年八月，西藏贝勒颇罗鼐奏报：“准噶尔欲送回拉藏之子苏尔杂，立为西藏汗。”谕以“准夷杀害拉藏而掳其子，今称送回，又与往年噶夷遣策零敦多卜送回拉藏长子噶尔丹丹忠，遂袭藏而杀拉藏，如出一辙。”令颇罗鼐以此宣谕唐古特众。准夷屡窥北路科布多，清廷已命抚远大将军、大学士马尔赛由归化城进扎图拉等处，会同喀尔喀王公防守。九月，准夷大策凌敦多卜取道阿尔台迤东，略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三音诺颜部郡王额驸策凌，时皆以从征功授定边副将军，迎击准夷，斩其骁将喀喇巴图尔。大策零敦多卜退走，仍布伪书，诱厄鲁特公、台吉等，多从叛者。复谆谕未叛者省悟，赏丹津多尔济银万两，策零晋和硕亲王，亦赏银万两。十年六月，准夷小策零敦多卜率众三万犯北路。七月，傅尔丹接战大败，西路岳钟琪之师亦久无功。谕以钟琪办理军务不妥，召还京。其先钟琪奏军事十六条，谕谓“一无可采”。又奏筑城于巴里坤西北四百余里之木垒，屯兵一二万，与巴里坤大营犄角。城未成，贼众已逼哈密。钟琪遣总兵曹勷击败之于二堡，又遣将军石云倬等赴南山口、梯泉等处，截贼归路。云倬发兵迟一日，贼已窜越。钟琪劾之，既治罪，而大学士鄂尔泰并劾钟琪。得旨：削公爵及少保，降三等侯，戴罪立功。七月城成，大军由巴里坤进驻木垒，而已奉召还之旨，以副将军张广泗护大将军印。钟琪奏木垒四面受敌，必不可驻大兵。诏速撤回巴里坤。广泗并言钟琪主用车战，敌准贼马力。谕革钟琪职，交兵部拘禁候议。越二年，大学士等复讯，拟斩决。得旨，改斩监侯。

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岳威信公佩抚远大将军印，以入觐，命提督纪公成斌权其篆。会准夷入寇，掳马驼万余，纪不时奏，乃为总督查郎阿所发，遂褫岳公爵，置纪于法。然尝闻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纪以满人强劲，因以驼马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廪性懦葸，畏边地寒，因以马驼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己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娼妓以为乐。会准夷入寇，偏裨报廪，廪笑曰：‘鼠盗之辈，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马驼被掳，廪闻信，乃先弃军去。过曹总兵勷垒，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为其所败，单骑而奔，赖樊提督廷率本标卒追之，转战七昼夜始却敌。廪见纪公，皆委罪于曹勷，纪笑曰：‘满人之勇，固如是耶？’将收缚斩之，会岳公至。纪告其故，岳公惊曰：‘君今族矣。满人为国旧人，宗戚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耶？’因解廪缚，以善言谕之，因皆委罪于曹，斩之以徇，而以捷闻。廪乃恨公刺骨。会查郎阿巡边，故廪戚也，廪因矫控岳公诸不法事，以及纪公掩败为功诸状。查故怒岳公，因诬实其言以闻。上大怒，斩纪公于营，置岳公于诏狱，而廪官固如故也。”呜呼！世宗之于岳公，君臣之际，可谓至矣，因忤一满人卑职者，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持国柄者可不省欤！

昭梿袭爵在嘉庆间，去雍正时七八十年，据一老卒言，未必极确。但钟琪为将有名，亲贵犹崇拜之，觉世宗之谴责为太过，则公道不可诬也。世宗以初即位时，平青海太易，时即收功于钟琪。至此大举幸功，已属骄兵，逮一再挫衄，以敌无衅可乘，虽钟琪亦无必胜之策，遂斥其所陈军事一无可采。旋因小人之间，至怒而欲杀钟琪，此特泄忿于钟琪耳。吐鲁番产粮，钟琪发驮马往运，会准夷入寇，世宗谓为钟琪炫视粮多之故，应给价令吐鲁番自运云。以此归罪，何至夺爵下狱论斩。故雍正年之用兵准部，为失败之兵事。特内度其帑藏充盈，军士用命，尚不至遽伤元气。则虽不知彼，尚能知已，故不至甚败。且旋即与准部议和撤兵，泄忿于将帅而不敢泄忿于敌，故不以忿兵致害，此尚为明主之事耳。然亦幸外蒙有一策零能拒强敌，若纯恃满洲军，外蒙不可保，而青海、西藏皆震动生变矣。危哉！

北路战事，当十年七月，傅尔丹再失利，准夷突至杭爱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牧地。时哲卜尊丹巴已徙避至多伦泊，空无所得。八月，探知策零军赴本博图山，遂突袭其帐于塔密尔河，尽掠子女牲畜。策零还击贼，并急报顺承郡王，请夹攻。贼方饱掠不设备，蒙古兵夜半绕间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贼仓皇溃遁，追击大战二日，贼大败，而援师不至。策零独转战至额尔德尼昭，锡保及丹津多尔济无能为助。额尔德尼昭地右阻山，左逼水，道狭而喇嘛寺横亘之。寺，即蒙古语谓之昭也。蒙古兵乘暮薄险蹴准夷，贼三万，击斩其半，挤坠溺死亦半。蒙古兵伤者甚少。以无兵夹攻，贼得突围推河，尽弃辎重山谷间以阻追师。策零急檄驻拜达里克河马尔赛之师，邀其归路。拜达里克有城，城中有兵万三千，副将军达尔济整兵待发，不许；副都统傅鼐至跪求亦不应。敌骑过者，无复行列。翌日，将士皆不问将军下令，自开城追斩尾贼千余，贼酋则已先过矣。事闻，诏斩马尔赛及附和阻挠之都统李杕以殉，旋并罪顺承亲王锡保、土谢图汗亲王丹津多济，独奖额驸策零，晋封和硕超勇亲王、大札萨克。策零在雍正三年，已奉诏于喀尔喀三部中自袭祖称三音诺颜号，别为三音诺颜部。——喀尔喀于是始有四部。盖分土谢图汗部为二，以土谢图汗部已渐收西北境，拓至乌梁海科布多，由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以策零功，分二十旗使之别自为部。至是更以讨准夷大捷，受上赏。若非此捷，则漠北大扰，震及漠南，讨准一役为不可收拾矣。亲贵无能，将帅失律，不审敌情，骄兵取败，赖策零以蒙古兵累胜，佩定边左副将军印，屯科布多，总理进剿机宜，相持逾年。于十二年五月，谕停止进兵，遣使宣示准夷利害，退驻北路兵，示和意。十三年三月，噶尔丹策零亦报使请和，争定地界，谓阿尔泰原系厄鲁特牧，杭爱乃喀尔喀牧，请由哲尔格西喇呼鲁苏至巴里坤，画界分守。诏下策零议，策零言：“喀尔喀牧地可如所请，惟设汛已在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界外，应如故。准噶尔游牧，应以额尔齐斯及阿尔泰为界。”帝韪之。谕噶尔丹策零：“阿尔泰之属厄鲁特，乃噶尔丹从前之事，今可以为界，不可以为牧地。”付准夷使臣赍谕归，并撤青海驻防兵。达赖喇嘛回藏，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亦回牧。此雍正之于准噶尔，以征讨始，以约和终。是为西陲未竟之局。岳钟琪至乾隆二年方出狱，囚禁盖已五年。家居逾十年，至乾隆十三年用兵金川，乃再出立功，以十九年卒。明年，准部内衅已熟，大军讨平之，钟琪不及见矣。

终世宗之世，以与准部议和为归结。乾隆元年，撤两路大军还。北路于乌里雅苏台为前线，鄂尔坤为后路。西路以巴里坤为前线，哈密为后路。各留兵戍守。嗣是噶尔丹策零尚与策零往返争阿尔泰地，亦遣使来请于朝，俱弗许。四年，界议始定。十年，噶尔丹策零死，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嗣。于时准部尚守约，清廷以其间平金川，盖自十一年瞻对土司之乱始，至十四年春乃定。十五年二月，定边左副将军、超勇亲王额附策零卒，特敕配享太庙，创蒙古诸藩未有之典，视怡贤亲王例，崇祀京师贤良祠，谥曰襄，建碑纪功烈。从其世子成衮札布言，以遗意祔葬公主园寝。初，策零有二子陷准部中，与准部议界时，准使至京师语及之，策零不为动，厉辞拒折，准使意沮，乃定议。六月，授其子成衮札布嗣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藏郡王颇罗鼐卒于十二年三月，颇罗鼐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颇罗鼐请，越其兄为长子郡王之应袭者称长子。至十五年，阴通准部为外应。既请罢驻藏兵，得允，又袭杀其兄，扬言准部兵至，欲为变。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先发图之。以无兵，乃诱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至寺中，登楼手刃之。二人亦为其党所害。帝命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引兵入藏，达赖喇嘛已使公爵班第达擒逆党以闻，遂止所调大兵，封赠先事靖变之二臣。自是藏中不复封汗王贝子，以四噶布伦分其权，而总于达赖喇嘛。命副都统班第为驻藏大臣。班第达，颇罗鼐婿也，不附逆，先为珠尔默特纳木札勒所恶，夺其孥，至是以达赖喇嘛令摄藏事，遂平乱。诏以其未能救护二臣，仅使以辅国公爵，管理噶卜伦事。

金川，内地土司也。用兵虽久，得人即蒇事。藏乱则与准噶尔相呼应。准部不平，西事终为患。至乾隆十五年间，准噶尔内衅生，朝廷开辟新疆之机乃成熟。是年正月壬子，准部使来，犹为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所遣。盖嗣汗位既第六年矣。九月壬戌，准部宰桑萨喇尔率众来降，朝廷始知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已为其姊夫萨奇伯勒克所杀，而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篡汗位。准部有同族两台吉，皆名策零敦多卜，冠大、小字为别，皆以谋勇辅策妄阿喇布坦父子，屡扰邻境。及汗被弑，小策零敦多卜之子达什达瓦与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谋立噶尔丹策零幼子策旺达什为汗，达什达瓦及策旺达什二人，皆为喇嘛达尔札所杀。时大策零敦多卜之孙达瓦齐游牧额密尔，领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一，与阿睦尔撒纳等惧祸及，欲来降。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以闻，诏以准夷与中国只定界约，未尝定不纳降人之约，许纳之。而达瓦齐已变计走哈萨克，喇嘛达尔札索之，遂窜归，与阿睦尔撒纳等又弑喇嘛达尔札而袭其位。准噶尔与杜尔伯特部同姓绰罗斯，同为明时也先后，向与准部同牧，牧地在额尔齐斯河。其台吉有三车凌，因部内乱，达瓦齐方篡，又与小策零敦多卜之孙纳默库济尔噶尔构兵，各召令为助，三车凌不知所可，遂谋内附以避之。三车凌，一名车凌，一名车凌乌巴什，一名车凌蒙克。内附之讯既达，诏定边左副将军纳之，其部众从者至五千余户，入边令暂驻乌里雅苏台。达瓦齐遣宰桑祃木特追之，由博尔济河入喀尔喀汛，不及，复逸出。上以“守汛不谨”，责驻防乌里雅苏台副都统达青阿。达青阿召祃木特至，诱擒之，械送京师。谕又责其“召而辄至，何用诱擒”，宥罪给冠服，就道中释之归。盖用攻心之术矣。三车凌子弟亦有叛遁，诏厚抚其未叛以致之。准部日有离散，未几内哄又起。

达瓦齐之篡也，恃阿睦尔撒纳及班珠尔等羽翼之。既而小策零敦多卜之孙纳默库济尔噶尔与达瓦齐构兵不解，将与分辖准部。阿睦尔撒纳复计诱纳默库济尔噶尔杀之，恃功益骄横。达瓦齐不能堪，以兵击之，阿睦尔撒纳遂偕班珠尔内附。事在十九年七月。阿睦尔撒纳者，策妄阿喇布坦之外孙，班珠尔则其同母兄也。其父为和硕特顾实汗之玄孙，名噶尔丹丹衷。顾实汗曾孙拉藏，康熙末为西藏汗，其子丹衷，赘于准部。时准酋策妄阿喇布坦娶拉藏之姊，而以其女赘丹衷，假送婿女归藏名，袭杀拉藏，亦杀丹衷。丹衷妻先生子名班珠尔，丹衷死时复有孕，生阿睦尔撒纳，再嫁辉特部，阿睦尔撒纳遂冒为辉特台吉，班珠尔则仍为和硕特台吉而居准部，至是来归。准部中，杜尔伯特部酋讷默库以下，封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有差，辉特部酋阿睦尔撒纳封亲王，和硕特部首班珠尔以下，封郡王、辅国公。祃木特之归也，为达瓦齐掠阿睦尔撒纳罪。阿睦尔撒纳既内附，祃木特感不杀恩，亦有归志，诏授内大臣。二十年二月，大举讨准噶尔，命班第为定北将军，出北路，阿睦尔撒纳副之，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成衮札布、内大臣祃木特，参赞军务。永常为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十五年来降之准部宰桑副之，郡王班珠尔、贝勒札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参赞军务。各携两月粮，分出乌里雅苏台及巴里坤，期会于博罗塔拉河。缘途降者相继。博罗塔拉河距伊犁三百余里，达瓦齐素纵酒，不设备。至是，仓猝遣亲信两宰桑出令箭征兵，自率亲兵万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为营。官军遮获其征兵之宰桑，具悉其国中解体状，士争奋渡伊犁河，追袭将及格登山，夜遣降人阿玉锡等率二十余骑觇路。阿玉锡即乘夜大呼突其营，夷众瓦解，达瓦齐逾冰岭南走回疆，官兵以二十余骑收其众七千余。达瓦齐率余众半途逃散，仅余百骑，投所善乌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大军于伊犁获数十年未获之罗卜藏丹津，霍吉斯亦承将军檄，执达瓦齐献之。准部不血刃而平。逮献俘至京师，帝以罗卜藏丹津在世宗曾有来归不死之谕，亦赦之。既封功臣，亦封阿睦尔撒纳双亲王，食双亲王俸。萨喇尔一等超勇公。旋封达瓦齐、霍吉斯皆为亲王、郡王。分建四厄鲁特汗，各部落设盟长及副将军一人。

十月，阿睦尔撒纳复乱。时大军已撤，班第、鄂容安留伊犁筹善后，仅余兵五百。初，四部厄鲁特本各有汗，准部强盛，伊犁始为四部长，抗中国者数世。帝既命分建四部，阿睦尔撒纳意不慊，阴使哈萨克、布鲁特诸部纵流言，非己总四部，边不得安。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衣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帝令九月至热河行饮至礼，中道北逸，日出煽乱。伊犁诸喇嘛、宰桑蜂起相应。班第、鄂容安力战走二百余里，被围死之。北路军将既陷，西路永常有兵不相援，仓皇退回巴里坤。帝逮治永常，以策楞代，永常道死。又命玉保、富德、达尔党阿为参赞。赐轻信纵逃之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自尽。二十一年二月，策楞等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遁入哈萨克。时追贼将及，贼遣人诳报，有台吉诺尔布已擒阿逆来献。玉保驻军待之，先以红旗报捷于策楞，策楞据以入奏。既知为贼所误，将军、参赞互相咎，谓马力竭顿师伊犁不进。帝命达尔党阿、哈达哈代之，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二十二年二月，达尔党阿由西路击败哈萨克二千人，阿酋易服潜遁。又使哈萨克人来言：“需汗至即擒献，乞暂缓师待。”达尔党阿果下令驻军，阿酋飏去。哈达哈出北路，又遇哈萨克不击。从征降人宰桑见两将军皆见卖无能，皆轻之，诸部并叛，都统和起被诱歼焉。策楞、玉保逮问，途次为厄鲁特所杀。兆惠以兵千五百入伊犁。阿酋闻诸部构乱，自哈萨克归，会诸部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大扰。兆惠闻变，自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沿途杀敌数千，于二十二年正月至乌鲁木齐。敌众皆会，连日数十百战，至特讷格，不复能冲击，乃结营自固。会帝先命侍卫图伦楚率巴里坤兵往迎，围乃解，复往剿巴雅尔部落属杜尔伯特，始回巴里坤。四月，议大剿准部，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会诸部落自相吞噬，兆惠兵至，诸酋先后授首，阿酋投哈萨克。哈萨克汗阿布赉已与阿酋积衅，且惧大兵，遣使入贡。阿酋来投只率二十人，遂先收其马，阿酋惊，携八人夜走俄罗斯界。帝命移檄索之，阿酋适患痘死，移尸近边，命喀尔喀亲王等赴验以闻。成衮札布以定边左副将军归镇乌里雅苏台。兆惠率兵四千，弹压厄鲁特余党。未几，而回疆兵事又起。

准格尔之强也，西域、回疆皆为所属，并属及哈萨克、布鲁特诸部，至葱岭以西回部，阿富汗俾路是等，皆役属焉。准部既平，清之西北，自当以准部旧属为属。顾后来以俄人认哈萨克为其所属，清廷不能纠正，哈萨克呼吁，亦畏难不欲受理，且视为茂远无稽，不确求其清理之道，盖自嘉庆初年而已然。道光后渐多事，至西陲沦陷，俄占伊犁，交涉收回，天然让步。但在兵力克取新疆之后，尚不十分寒乞，较之东北界务，其丧失正同。无故各割地数千里，惰气所乘，视疆宇无足爱惜。乾隆以前，日有进取；乾隆以后，日有放弃。殆所谓不进则退者耶。

第六节 武功之继续（四）——取回疆

回疆已服属于准噶尔，准部既平，似已一并收功，不烦再举，高宗初志本然。乾隆二十年正月甫动讨准之兵，二月即传谕西路参赞鄂容安：“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地久湮，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此谕见《东华录》，可见成功者自有意识，而事实正不如是之易也。数月内果平伊犁，而回部和卓木甫脱准部之羁绊，而准部则又有阿睦尔撒纳之变，回部因有大、小和卓木之生心。鄂容安亦死于阿酋之变。回疆乃终烦武力取之矣。

回疆在汉唐时，早为西域城郭之国。唐以前佛教流行，其变为回教，世系有不能详。而《圣武记》特凿凿言之，虽未知其所根据，然与他官书多未尽合，则亦不敢尽信也。

《圣武记》：隋、唐之际，其国王天方国谟罕蓦德者，生而神圣，尽臣服西域诸国，始扫佛教，自立教，造经三十篇，敬天礼拜，持斋戒。葱岭以西，皆尊曰天使。回回语称天使为别谙拔尔，亦曰派罕巴尔。传二十有六世，曰玛墨特者，当明之末年，与其兄弟分适各国，始自墨德逾葱岭，东迁喀什噶尔，是为新疆有回酋之始，即霍集占兄弟等之高祖也。其回部旧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萨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玛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从之。旋值厄鲁特强盛，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萨克皆为其属。哈萨克行国仅纳马，而回部各城则分隶诸昂吉准部昂吉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台吉所有之户下，征租税，应徭役，并质回教酋于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败后，其质伊犁之回酋阿布都实特自拔来归，圣祖优恤之，遣人护至哈密，归诸叶尔羌。是为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玛罕木特，噶尔丹策零复袭执而幽之，并羁其二子，使率回民数千，垦地输赋，长曰布那敦，亦曰博罗尼都，次曰霍集占，即所谓大、小和卓木也。

篇末又著论，略曰：

考霍集占高祖玛墨特之初迁喀城也，当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尔已千余年。徒以来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即所居为寺，没即所墓为祠。其时回疆各城，尚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国裔也。顺治初，哈密有巴拜汗，叶尔羌有阿布都汗，吐鲁番有苏勒檀汗，皆以叶尔羌酋为大宗，每表贡皆叶尔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贡表称臣成吉思汗裔，承苏赉满汗业。其时尚未为回酋所有。逮准噶尔强盛，攻破回子千余城，自后无复表贡。而乾隆二十年大军荡平准部时，惟有吐鲁番旧头目莽苏来降，此外无蒙古遗种。吐鲁番旧头目亦已迁居喀喇沙，失其故土久矣。然则回城各蒙古酋汗，盖康熙中准夷灭之，非回教逐之。准夷既灭元裔各汗，并执回教之长归伊犁，是则霍集占祖宗并未占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尔子孙分适各国，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于回民也。王师出之拘幽，反之旧部，饥附饱飏，报德以怨。

据魏氏言，蒙与回之递代，亦由理想推之。事实不可以理想为定断，但当存为一说耳。文已稍嫌武断，证以史实，殊有非是。则因其推断不确，并其确举之名字、世系，亦大有疑问。

《明史·西域四卫传》略言：哈密，汉伊吾卢地，唐为伊州，宋入于回纥，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卒，弟安克帖木儿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儿地，置安定等卫，渐逼哈密，安克帖木儿惧，将纳款。成祖初，遣使来朝贡马。永乐元年十一月至京。明年六月，封忠顺王。八年，封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嗣王脱脱从弟宣德二年，命二嗣王同理国政，自是二王并贡。弘治三年，马文升言：“番人重种类，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后裔镇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陕巴，乃故忠义脱脱近属从孙，可主哈密。”五年春，立陕巴为忠顺王。六年春，吐鲁番速檀阿黑麻袭哈密，执陕巴。廷臣议：陕巴即使复还，势难复立，令都督奄克孛剌总理哈密事，与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哈刺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领三种番人以辅之。十年，阿黑麻送还陕巴，土军仍旧封。十八年，陕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称速檀，命封为忠顺王。时吐鲁番阿黑麻已卒，其子满速儿嗣为速檀。正德六年，满速儿甘言诱拜牙即叛。八年，拜牙即弃城叛入吐鲁番。嘉靖初，刑部尚书胡世宁言：“拜牙即久归吐鲁番，回回一种，早已归之，哈剌灰、畏兀儿二族逃附肃州已久，不可驱之出关，然则哈密将安兴复哉？乞置哈密勿问。”后哈密服属吐鲁番，迄隆庆、万历朝，犹入贡不绝，然非忠顺王苗裔矣。

综《哈密传》文，明初其地已属色目，而非蒙古。色目有三：曰畏兀儿，曰回回，曰哈剌灰。元以色目与蒙古为阶级，自与蒙古为标异。《辍耕录》载色目三十一种，畏兀儿作畏吾儿，回回同，哈剌灰当即阿儿浑。畏兀儿、哈剌灰所奉之教，未敢必为回教。回回则必系回教，非回纥或回鹘旧有之名。唐回纥亦佛教，后天方之摩诃末教渐风行各国。元初惟知回纥为西方大国，而奉摩诃末教，即名此教为回纥教，而奉此教者即名之为回纥，不暇深辨，音又讹为回回。盖回回之名，即从奉回教而来，说详屠氏寄《蒙兀儿史记》。哈密为回疆东界，元时已为回族所居，则谓明末始有谟罕蓦德二十六世裔孙玛墨特东迁喀什噶尔，为新疆有回酋之始。其意殆谓以前只有回民，而其中并无布教之领袖耶？且玛墨特与其兄弟分投各国，皆在同时，独玛墨特东逾葱岭，为新疆回酋之始，其他兄弟所适之国尚多，当葱岭以西回教之国，皆待此而有回酋耶？哈密忠顺王为元代威武王之裔，非元祖次子哈萨岱之裔。哈萨岱，《元史》作察合台，官书叙回部之祖，亦作察哈岱，《圣武记》作哈萨岱，字已误倒。威武王，《元诸王表》作威武西宁王出伯，大德八年封。十一年，进封豳王。又，豳王、出伯，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宁王进封。喃忽里，延祐七年袭封。喃忽里即纳忽里。然在进封豳王之后始袭，所进王非肃王，《明史》微误。此王驻西宁或豳州，兼辖哈密，或元亡后退驻边外而抵哈密。要为元在中国本部之藩王，非察合台藩国之分王。速檀系回部酋长之称，《哈密传》中一见。下《吐鲁番传》中，累易酋长，皆称嗣速檀位，盖即今回教国中所称苏丹，清官书作“苏勒檀”。顺治中之吐鲁番苏勒檀，名阿布勒阿哈默特。魏氏以苏勒檀为吐鲁番汗之名，亦殊不审。

《明史·吐鲁番传》略言：去哈密千余里，汉车师前王地，隋高昌国，唐灭高昌置西州及交河县，此则交河县安乐城也。宋复名高昌，为回鹘所据，尝入贡。元设万户府。永乐四年，其万户赛因帖木儿遣使贡玉璞，后其酋迭来朝贡，命为都督佥事，或指挥佥事，或都指挥佥事。正统间，其酋也密力火者，侵并火州、柳城，国日强，僭称王。景泰、天顺间，一再来贡。成化五年，遣使来贡。其酋阿力，自称速檀，迭有奏请，不可尽从。九年春，袭破哈密，执王母，夺金印，分兵守之而去，而修贡如故。谕献还哈密王母及城印，屡不果。十四年，阿力死，其子阿黑麻嗣为速檀，而哈密都督罕慎于十八年潜师克哈密。弘治元年，罕慎复被诱杀，仍据哈密，后献还，又夺又还，求通贡如常。十七年，阿黑麻死，长子满速儿嗣为速檀，桀骜变诈逾于父，修贡如故。正德九年，诱哈密袭王拜牙即叛归己，复据哈密。朝廷大臣张璁、桂萼等倾陷异己，阴庇满速儿，起封疆之狱，谴逐杨廷和、彭泽诸人。满速儿桀骜益甚。中朝许通贡，而哈密存亡置不复问，河西稍获休息。嘉靖二十四年，满速儿死，长子沙嗣为速檀，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据哈密，而兄弟讎杀。嗣其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迄万历朝，奉贡不绝。

吐鲁番在元设万户府，则非有驻守之汗王。其为元裔与否，《明史》不著。正统间，酋阿力自称王。成化间，贡使亦称其酋为速檀。自阿力以下，传其嗣阿黑麻及满速儿，三世桀骜。满速儿尤能使哈密自投，明廷不能复问，享国尤长，为吐鲁番最悍之酋。疑后世彼族自称先业，侈言苏赉满汗，即此满速儿译音之歧出也。

《旧国史·吐鲁番回部总传》：顺治三年，吐鲁番苏勒檀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济汗，遣都督玛萨朗琥伯峰等奉表贡。谕曰：“吐鲁番乃元青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前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得幸而复合，岂非天乎？”苏勒檀者，犹蒙古称汗。明成化时酋号如之。十年，贡表署苏勒檀赛伊特汗。十二年，回使克拜赍叶尔羌表至，表署阿布都喇汗。诘表异名违例故，克拜告曰：“哈密、吐鲁番、叶尔羌长皆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叶尔羌，卒已久，有子九，长即阿布都喇汗，居叶尔羌。次即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鲁番，先二年卒，次苏勒檀赛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天朝故，为叶尔羌长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子代之。次玛哈默特苏勒檀，居帖力。次沙汗，居库车。次早死。次伊思玛业勒，居阿克苏。次伊卜喇伊木，居和阗。前叶尔羌汗遣其弟自吐鲁番请贡，故表称吐鲁番罕名。今以叶尔羌为昆弟长，故表称叶尔羌汗名。”康熙十二年，吐鲁番使乌鲁和卓等至，贡表称祃木特赛伊特汗，署一千八十三年。二十年，吐鲁番使伊思喇木和等贡，表署阿布勒穆咱帕尔苏勒檀玛哈默特额敏巴图尔哈什汗。二十五年，复遣使乌鲁和卓至，表称：“臣青吉思汗裔，承苏赉满汗业，谨守疆界，向风殊切，今特遣献方物。”三十四年，大军议征噶尔丹。先是，噶尔丹强胁吐鲁番为己属，兄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与构怨，携父僧格旧臣七人入走吐鲁番，寻徙和博克萨哩。吐鲁番为策妄阿喇布坦属。至是刑部尚书图纳请檄吐鲁番，令知罪只噶尔丹，勿惊惧。诏允之。三十五年，噶尔丹败遁，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军所降，告叶尔羌有兵二万，吐鲁番有兵五千，请携孥赴吐鲁番，宣圣德，偕策妄阿喇布坦擒献噶尔丹。上悯其情，遣归，噶尔丹寻走死。

顺、康间，回部来贡诸酋之为元裔，略如魏氏之说。惟称吐鲁番之回酋独为苏勒檀汗，稍未审。《传》言噶尔丹强胁吐鲁番为己属，策妄阿勒布坦因与噶尔丹构怨，走吐鲁番，吐鲁番遂属于策妄阿勒布坦，为弱小顺服随遇而安之常态。仰准部为上国，不获自达于中朝。谓攻破千城，故无贡表，未必确。回虽属于准，固未尝灭绝。魏氏误以蒙与回分为二，其实回疆之蒙古诸汗即是回酋。康熙十一年为回历千八十三年，十二年始达京师，署表固在前一年也。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即魏氏所谓回酋阿布都实特，而又谓为即霍集占兄弟之祖，则自为派罕巴尔种，而非蒙古种，此为官书所绝不言。不但此《传》不言，其详叙霍集占源流时亦不言，疑未必确。康熙时，大军未至伊犁，噶尔丹走死，伊犁已为策妄阿勒布坦所据，所云“自军所降”，未必由伊犁自拔来归，特为噶尔丹挟以从军，军败出降耳。为质伊犁之说既不确，且亦当是蒙裔之回酋，非派罕巴尔裔也。

《旧国史·回部台吉哈什木传》：吐鲁番人，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裔。初，元太祖定西北诸部，分遣王、驸马等领之。次子察哈岱居伊犁，兼辖吐鲁番回众。越十传，至特木尔图呼鲁克，弃蒙古俗，习回教。子吉匝尔和卓布哈尔拜密尔徙居吐鲁番，不复有伊犁地。本朝康熙二十五年，有阿布勒穆咱帕尔苏勒檀玛哈玛特额敏巴图尔哈什汗者，自吐鲁番贡称元裔，见《吐鲁番回部总传》。五十九年，大军讨准噶尔，由吐鲁番进击乌鲁木齐，哈什木兄莽苏尔迎献驼马。军还，策妄阿勒布坦罪之，禁诸喀喇沙尔。乾隆二十年，大军定准噶尔，莽苏尔闻之乞降，定北将军班第奏请遣辖吐鲁番旧属，未定议而阿睦尔撒纳叛，莽苏尔等不获归吐鲁番。二十四年，叶尔羌诸回城定，乃获莽苏尔及哈什木。二十五年入觐，上以其为元太祖裔，诏并授一等台吉，留京师。

此为吐鲁番旧头目莽苏尔事之曲折。其迁喀喇沙，缘策妄阿勒布坦怒其迎大军，献驼马。阅四十年而归京师，受爵传世，以终回疆、蒙古之局。魏氏恍忽言之，反滋疑窦矣。

《国史·回部贝勒霍集斯传》：霍集斯，乌斯人，父阿济斯和卓，为吐鲁番头目。准噶尔胁徙喀喇沙尔，复自喀喇沙尔徙乌什。阿济斯和卓死，葬阿克苏。霍集斯嗣，居乌什。其兄曰阿卜都伯克，弟曰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苏。乾隆二十年，大军征准噶尔，抵伊犁，达瓦齐窜逾库鲁克岭。霍集斯侦达瓦齐将赴喀什噶尔，伏兵绐迎，擒以献。阿卜都伯克告叶尔羌、喀什噶尔，将偕色沁准部官名，专司炮者。希卜察克众，袭库车、阿克苏、赛里木、多伦诸回城，请遣旧和卓子归。旧和卓曰阿哈玛特，为派罕帕尔裔，世居叶尔羌、喀什噶尔辖回族，准噶尔诱执之，禁诸阿

巴噶斯，赍恨死。子二：长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羁阿巴噶斯。大军至，乃释之。将军班第遵旨，遣霍集斯偕布拉呢敦归抚叶尔羌诸城。

此为霍集占兄弟之缘起。其父为旧和卓，名阿哈玛特，与魏氏作玛罕木特者略异。旧和卓为世居叶尔羌、喀什噶尔辖回族者，不言其先世之名，魏氏以为即名阿布都实特者。据前《吐鲁番总传》，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即阿布都实特其人。称汗而不称和卓，是蒙而非回。和卓与汗同居一地，特和卓专辖回族，是为宗教之首领，与汗、王等酋长之称不同，恐非旧和卓之父也。魏氏盖粗阅官书，遽以理想推断，出之太快，于事实有未尽合。盖准、回两部，经兵力荡平，后又以其地改设行省，不为藩属。藩属尚多有记其原委者，有《准部纪略》，高宗所制，以矫正雍正间传闻之误，故尚有可据。回则无详实之记载。魏氏约略叙之，不免失实，特为疏通证明之如此。

乾隆二十年平伊犁，大、小和卓木被羁于伊犁者，奉诏遣大和卓布拉呢敦先回，安抚叶尔羌等处。小和卓霍集占尚留伊犁。未几，阿睦尔撒纳复叛于伊犁，霍集占颇为阿酋用。二十一年三月，官兵再入伊犁，阿酋遁入哈萨克，霍集占亦遁归叶尔羌，遂与其兄布拉呢敦共谋，纠回众据境自守。朝廷方遣侍卫托伦泰赴叶尔羌、喀什噶尔抚谕大、小和卓，久未返。七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自伊犁奏遣副都统阿敏道率兵往收阿克苏、库车、乌什各回部，且侦托伦泰信。是月，霍集占送托伦泰还，兆惠饬阿敏道驰往抚谕。霍集占驱率回众，列城尽靡，库车、拜城、阿克苏等城阿奇木伯克统理地方诸务之回官鄂对等不从乱，奔伊犁。十月，兆惠奏霍集占悖逆状，令鄂对等从阿敏道进兵。鄂对在道闻亲族被杀，各城响应，小和卓心腹阿布都已守库车，劝阿敏道急归，待大军偕进。阿敏道不从，率索伦兵百、厄鲁特兵三千，至库车。霍集占在焉，闭城拒师，且诡言：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降。阿敏道遂命厄鲁特兵退，以百索伦兵入城，为霍集占所执。明年遇害，从者数将及兵百人皆从死。是时，准噶尔余党以官军自哈萨克撤回，复煽乱。兆惠驻伊犁，后路尽梗，整师东旋，至鄂垒扎拉图。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诏趣赴援，甫得脱归。阿酋又回窜伊犁，北疆军事亟。兆惠檄参赞大臣富德追阿酋，自驻济尔哈朗地防回变。谕饬其不知缓急。盖高宗知回部无远图，先以靖准部为急。五月，阿敏道死事事闻。九月，乃命兆惠等筹剿回部。诏授兆惠定边将军。二十三年正月，兆惠奏言：“沙喇擘勒厄鲁特贼众万户，请先剿除。”诏以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办回部。四月，兆惠奏准噶尔之事将竣，请由伊犁剿回部。七月，命与雅尔哈善合兵进剿。会雅尔哈善已围库车，霍集占来援，为官军击败，入城拒守。城以柳枝、沙土密筑甚坚，炮攻不能入。提督马得胜穴地入城，已将及，雅尔哈善督之急，夜秉燧入穴开凿。城贼见火光，于城内为横沟，沟水入穴，官兵皆没。降回鄂对告雅尔哈善：“库车食且尽，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浅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苏，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不省。越八日，霍集占夜引四百骑，启西门涉鄂根河遁。又数日，阿都卜克勒木复夜遁。余头人阿拉难尔等率老弱以城降。帝闻失霍集占，盛怒，以纳穆札尔代为靖逆将军，三泰为参赞，命兆惠至军，斩疏纵之副都统顺德讷，逮雅尔哈善及得胜返京师。二十四年正月，亦以失机鞫实正法。顺德讷者，当霍集占逃出时，侍卫噶布舒知之以报，顺德讷闻报，以夜不肯往追，令贼得渡河，据桥断后者也。未几，参赞哈宁阿亦论斩。

回疆自古为城郭国，势分力弱，弓马无特长，剽悍非素习，故西域从无为中国患者，非劲敌也。惟中国之兵远征，则主客异势，一失呼应，后路可虞。统观西师将帅，雅尔哈善等固为旗下纨袴，偾事有余；易以兆惠，不过较勇敢不避艰险耳。比之光绪初湘军之节制，则不逮甚远。其成功乃乘单准部之势，取准部之所已胁服者而继续之，其事至顺。霍集占为回人中稍桀黠者，因其世为和卓木之资望，由伊犁脱归，亲见阿睦尔撒纳未俘，准夷已降者亦多反侧，料中朝疲于奔命，无暇南来，故敢于侥幸一试耳。是时中朝实力甚厚，北路之军未撤，别遣专征回部之师，若雅尔哈善等亦属中材，大、小和卓木在库车早已就获。迨二酋均逸，将帅骈诛，兆惠移伊犁得胜之师南下，逾天山，抵阿克苏，回部头目颇拉特等以城降。不数日，霍集斯亦自乌什迎降。霍集斯亦回部强族，前大军初定伊犁，霍集斯因准酋达瓦齐遁入回疆，诱擒以献。又以布拉呢敦及霍集占为旧和卓子，请于大军，得释归。故霍集斯以回部盛族，而又有德于霍集占兄弟，霍集占感且惮之。时阿睦尔撒纳方为副将军，预讨达瓦齐有功，霍集斯阴乞阿酋，事平以己长回部，中朝密防之。既而阿酋叛，霍集占兄弟继之，遂析霍集斯兄弟子侄各居一城为伯克。霍集斯父阿济斯和卓，本吐鲁番头目，为准噶尔累徙至乌什。至是，霍集占以霍集斯为和阗伯克，子漠咱帕尔为乌什伯克，兄阿卜都伯克为叶尔羌伯克，兄之子阿布萨塔尔为阿克苏伯克，实挟之以从军。至霍集占自库车出窜，霍集斯绐之，请入乌什召其众从徙。既入乌什，遂以兵拒霍集占。兆惠檄至，霍集斯父子出降，并遣子弟赴叶尔羌，招降其兄阿卜都伯克，时在二十四年九月。回部降者已相踵，无坚城可相抗矣。十月初三日，兆惠兵至，距叶尔羌四十里之辉齐阿里克，讯擒获回人供：霍集占已入叶尔羌城，布拉呢敦驻当噶勒齐，离喀什噶尔一站地。奏言：“叶尔羌城大，兵少不足合围，且自乌什进兵，以三千余人，行戈壁千三百里，马亦疲乏。南路通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喀达喇土尔伯等处，均拟驻兵堵截。又回人多窖粟，须分军搜掘以窘之，令内自生变。以故兵马皆需接济。”十一月奏至，谕前命富德帅师自准部赴兆惠军，着速进。又命阿里

衮为参赞大臣，选马三千匹，率兵六百，亲送兆惠军营。而是时兆惠已被围于黑水矣。

黑水之围，清纪载侈张其事，其原盖出高宗《御制十全武功诗》而来。按之《东华录》，当时奏报无此夸大也。神奇之说，本不足信。今两相比较，以考其实。

《东华录》：二十三年十一月丁酉，阿克苏办事头等侍卫舒赫德奏：“十月二十日，将军兆惠差人送到文书，并所派往截喀什噶尔贼援之副都统爱隆阿途中相遇，带到移文，内称：将军问知霍集占敌群所在，领兵往攻，至叶尔羌城外，贼众阻河为阵，因渡桥攻剿。过兵甫四百余，桥断，贼四合，将军备击，两易马俱中枪毙，面及胫俱伤，幸不甚重，力战浮水至营。贼马步万余来合围，虽有剿杀，无马不能冲突，遂掘濠结寨，贼亦结寨相持。计军需马驼，尚可供两月食，惟军器火药不足。被围后乘夜前行，遇爱隆阿之兵，令其先来通信等语。”数日间，兆惠奏迭至，略言：“臣等渡河向叶尔羌城南进兵，十月十三日，贼兵约四五千骑，步贼在后，并迎出，沟内排立。臣等冲突，贼败走，又放枪拒敌。臣等正在奋击，贼又从两翼夹攻，因马力不能驰骤，回保大营。贼四面合围。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骑贼数千，步贼亦多，与我兵接战五昼夜，臣等固守大营，相机剿杀。口粮尚可支持一两月。臣等以阿克苏、乌什既定，机不可失，轻敌妄进。臣兆惠罪实难逭。然策应之兵，年内齐集，尚可合力攻剿。”又据爱隆阿奏：“靖逆将军纳穆札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图鲁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猝冲拒，三人均已阵亡。”既而舒赫德又奏：“十二月初三日，询据叶尔羌来投回人言，布拉呢敦、霍集占马步万人，合围大兵三十余日，因闻布拉呢敦所辖之喀什噶尔属城英吉沙尔忽被布鲁特抢掠，二贼猝谋御敌，是日薄暮，将军领兵纵火夺贼营二，劫杀看守人众过半。二贼谓将军与布鲁特有约，遣人议和，将军射书传谕，缚献霍集占方允纳款。往复未决，从此遂不交锋。又军营脱出之厄鲁特人告称，军营掘得米一百六十窖，收马千余匹，驼千余只。布拉呢敦因喀什噶尔告急，撤回防御，所留仅二百人。”二十四年二月，谕：“富德等奏报，正月初六日领兵至呼尔，霍集占等率骑五千抗拒，转战至初九日，马匹远行力乏，不能悉行斩获。是夜月落后，阿里衮送马已到，即与分为两翼，阵戮贼众甚黟。初十日天晓收兵。计五日四夜，杀贼千余，及中伤者无算。布拉呢敦于初六日战时，胁间中枪甚剧，舁入城，旋回喀什噶尔。计阵戮贼巴图尔十五名，大伯克数十名。兆惠闻枪炮声，即遣人赍文通信等语。”奉谕：“舒赫德称，有乌什回人告称将军掘得窖粟，及得马驼各千，布拉呢敦已回喀什噶尔。今览兆惠咨文，并未收获马驼，而富德又称布拉呢敦临阵负伤，舁入城中，是来投之回人托克托默特所言，尽属子虚，或系霍集占遣来懈我军心，自应查明此人见在何处，严拿送军营，交与兆惠审理。”越数日，富德又奏：“呼尔 转战五日，得兆惠资，于十三日至叶尔羌河岸侦探，相距二十里。十四日黎明，前进六七里，右翼阿里衮、爱隆阿以枪炮败贼数次，余贼仍依芦苇放枪。臣富德、舒赫德领左翼兵急进，贼渡河而逃。计剿贼二三百人。又防城内突出，中军与右翼以次进攻，令左队努三等领马兵堵截，寻至营盘，知将军大臣官兵无恙，贼人屡败，不敢来犯。见派努三等殿后，徐回阿克苏。”

据上各奏报，兆惠被围，自缘轻进，一时死高职旗员及汉总兵大员为数不少，实属将军失机。至被围数月，回人奄奄如不欲战，可见并非大敌。口粮早称尚可支持，亦不待得窖粟，获马驼，尽邀天赐。回人隔岁之粮，本以窖藏为习惯，故兆惠未被围前，已奉命遣兵搜掘。即得窖粟，非有神奇也。乃《国史·兆惠传》及《圣武记》，则言之甚怪。《清史稿·兆惠传》又用《圣武记》文。魏氏文笔甚健，录如下：

将军兆惠移师而南，时两和卓木奔阿克苏，其伯克霍吉斯，即前擒献达瓦齐受封者也，闭城不纳，绐令赴乌什，乌什亦不纳，于是小和卓木奔叶尔羌，大和卓木奔喀什噶尔。兆惠使鄂对抚和阗，而霍吉斯随军。时兵皆未集，惟领步骑四千先行，而留副将军富德剿余贼，俟集大军继进。时小和卓木已坚壁清野，刈田禾，敛民入城，使我军无可掠。又于近城东北五里，掘壕筑台，欲持久困我。而大和卓木据喀什噶尔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师至叶尔羌，阵于城东，两翼兵先夺据其台。贼东、西、北三门，各出精锐数百骑，来当我，三战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余里，四面十二门，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间出奇。先营城东隔河有水草处，结营自固。葱岭北河经喀城外，葱岭南河经叶尔羌城外。土人称北河为赤水河，南河为黑水河，此所谓黑水营也。回语称赤曰乌兰，黑曰哈喇，水皆曰乌苏。兆惠既分兵八百，使副都统爱隆阿扼喀什噶尔援路，又侦知贼牧群在城南英奇盘山下，谋渡河取之，以充军实。十三曰，留兵守黑水营，而率千余骑自东而南，甫渡四百骑，桥忽断，城中贼出五千骑来截。我兵奋力突其阵，步贼万余继之，骑贼复张两翼，围攻我后。我隔河军不能相救，又地沮淤难驰骋，且战且退，浮水还营，中途为贼截隔数队，人自为战。自旦至暮，杀贼千计，而马多陷淖，亦阵亡将士百余，伤者数百。兆惠左右冲突，马中枪，再毙再易，明瑞亦受伤，总兵高天喜等俱战殁。贼复逾河来攻五昼夜，我军且战且筑垒，贼亦筑长围困我。十七夜，兆惠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苏告急，舒赫德飞章入告。贼于上游决水灌营，我师于下游沟而泄之。营依树林，枪炮如雨，我师伐树，反得铅丸数万以击贼。会布鲁特掠喀什噶尔，我军纵火攻焚贼营，贼疑布鲁特与我军有约，大和卓乃使人议和。兆惠执其使，射书谕以必先缚献霍集占，方许纳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贼骇为神。初，上以兆惠、富德两军久暴露于外，将士皆劳顿，于两月前即命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三格往代，又命增调索伦、察哈尔兵赴之。及是，兆惠檄爱隆阿率兵还阿克苏催援军，遇靖逆等以二百余骑径进，止之不可，复遇害。富德在北路，闻黑水围急，即率新到之索伦、察哈尔兵二千余，及北路兵千余，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欢呼尔，遇贼五千骑，且斗且前，转战四昼夜，沙碛乏水，齿冰救渴。又乏马，兵半步行。九日，渡叶尔羌河，距黑水军尚三百余里，贼愈众，不能进，适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奉命，以兵六百、马二千、驼一千，合爱隆阿之兵千余，夜至，遥望火光十余里，知官军与贼相持处也。又途遇我劫营之卒，知望援孔急，即横张两翼，大呼驰薄，声尘合沓，直压贼垒，与富德军三路备蹴。贼黑夜不知官兵若干万，自相格杀溃遁。我师遂长驱进，未至黑水营数十里，又击败之。兆惠见围贼日少，又遥闻枪炮声，尘大起，从东来，而营中所掘井忽眢，知大军已集，即勒兵溃围，杀贼千余，尽焚其垒。贼大败入城。两军会合，振旅还阿克苏。

兆惠于解围后还阿克苏，高宗尚深责之。时和阗方被攻，不急救，乃共还阿克苏。高宗谓前以一军尚进至叶尔羌，今两三军会合，和阗近而阿克苏远，反奔还不顾。后和阗亦未失，回酋实无能为。兆惠此时已因受封一等公，卒以功成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富德亦由伯封侯，视其方略则平平也。魏氏于兆惠入回疆时，不叙阿克苏、乌什迎降，未言振旅还阿克苏。围中拔出，未能克一城，何言振旅。中间夸大之语，若圣天子自有神助，即可不用兵力者然。此出高宗不负责之诗歌，遂为官修诸书所承用，然《实录》则无之。高宗当盈满之日，好作粉饰之词，正其日中则昃之象。更录其诗如下：

《御制十全诗文集·黑水行》喀喇乌苏者，唐言黑水同。去年我军薄 穴，强弩之末难称雄。筑垒黑水待围解，讵人力也天帡幪。明瑞驰驿逾月到，自注：毅勇承恩公明瑞，孝贤皇后侄也，命以副都统行间为前锋，召回京，问以被围情状，自叶尔奇木抵京，路万五千里，疾驰逾月而至。面询其故悚予衷。蜂蚁张甄数无万，三千余人守从容。窖米济军军气壮，奚肯麦麴山鞠。引水灌我我预备，自注：逆 导渠淹我营垒，将军兆惠等预开沟引之入河，且转资其用。反资众饮用益丰。铳不中人中营树，何至析骸薪材充。着木铳铁获万亿，自注：贼据高施铳，铅丸坌集营树上，我军斫木为薪，木中得铅丸万亿，即取以击贼，毙贼无算。翻以击贼贼计穷。先是营内所穿井，围将解乃眢其中。闻言为之怅，诸臣实鞠躬。既复为之感，天眷信深崇。敬读皇祖《实录》语，所载曾闻我太宗：时明四总兵未战，正值大雾弥雺雺。敌施火炮树皆毁，都统艾塔往视攻。回奏敌炮止伤树，我兵曾无伤矢弓。匪今伊昔蒙帝佑，觐扬前烈励予冲。讵人力也天帡幪，大清寰海钦皇风。”

此诗明言所据为明瑞口语，非将帅奏报之文。奏报尽载《实录》，《东华录》录之。将帅于奏报，已不无张功掩败之习，若诗歌遣兴，原无信史之责，而官私著述据之。自来帝制神权，合而为一，仗迷信以服人者，皆作如是观可矣。

当黑水解围，已在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而阿克苏办事侍郎永贵奏：“一准前赴和阗之侍卫齐凌扎布等呈称：回党鄂斯 统众六百，犯和阗所属额里齐、哈喇哈什两回城，破克勒底雅一回城，请兵救援。即一面派兵，一面咨商由北路赴援黑水之参赞都统巴禄，将所领之兵协剿。”巴禄即奏以进援兆惠为要，未往和阗。至兆惠救出以后，各军会合，即远道撤回阿克苏，巴禄亦在撤回之列。兆惠乃于路奏：“拟回阿克苏后，更由阿克苏、和阗两路进兵，此时未便兵驻阿克苏一处，已与阿里衮、巴禄、阿桂驻阿克苏，候马驼粮饷，分兵一半，令爱隆阿驻乌什就粮，兼防喀什噶尔一路。和阗应援，自不可缓，但马力疲乏，先拣官兵数百，令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前往，沿途捉生询问，若和阗守御如旧，即会同夹击，否则收兵来迎富德，俟粮饷马匹到时，领兵接济。臣兆惠俟办足五千兵粮马，再策应富德，并从和阗往取叶尔羌，并堵截逆贼逃往巴达克山等处路径。”奉谕：“兆惠、富德等遽行撤回，不知是何意见？和阗去叶尔羌颇近，阿克苏则甚远，富德救援将军，自谓了事犹可恕，兆惠身为阃帅，待人救出即撤回，太不知愧奋。且不援和阗，岂不为霍集斯所笑。和阗之围，齐凌扎布以寥寥之众尚能相拒，兆惠到彼即可败贼，乃仅遣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往塞责。又巴禄本接永贵行知，赴和阗援剿，以援兆惠未往，今将军已援出，何以不援和阗？谓兵力不足，则兆惠一军尚能相拒，况与富德两队会合，岂转患其弱？谓马力不足，则既可回至阿克苏，何难就近赴和阗因粮以守？”旋兆惠等奏：“瑚尔起等二月二十日至和阗达哩雅河，知额里齐等二城未陷，余为贼据，叶尔羌尚无贼众前来。”谕：“所报和阗情形，霍集占兵力已穷蹙，兆惠等正月十四日解围而出，至二月初二日，已逾半月，和阗回人尚云叶尔羌未有贼众前来，是从前围守军营及侵犯和阗，不过乌合之众，兆惠等应就见在兵力，加意奋勉，以冀大功速成。”既而哈喇哈什城被陷，齐凌扎布等脱出，仍随同进兵。兆惠等由阿克苏出兵，途次得和阗之克勒底雅及塔克等，回城人等闻清军将至，擒获敌方所用头目来降。兆惠进兵喀什噶尔，于闰六月初三日至伊克斯哈喇。有喀什噶尔投诚回人，称布拉呢敦将伊等抢掠潜逃，伊等即来迎大兵，即派人驰往喀什噶尔安抚城堡。据所属牌租阿巴特回城伯克呢雅斯呈称：六月间，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焚毁叶尔羌、喀什噶尔城堡，令回人等迁往巴达克山，我即闭城拒守。闻霍集占兄弟约于色哷库勒之齐里衮巴护相会。于是檄知布鲁特纳喇巴图等，截贼前往色哷库勒投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之路，一面尽力尾追。富德亦奏：“由固 萨纳珠前进，霍集占已弃叶尔羌，逃往英吉沙尔，大、小伯克等迎降，抚定其众四万余户。”七月七日，追及阿尔楚山，复与贼战，戮千余，斩骁贼阿布都等，获甲纛兵械无算，官兵仅伤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洱库泊，乃巴达克山界。山麓逼水，仅容单骑，贼辎重徒属拥塞，官军两军分扼其走路，令鄂对霍吉斯树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霍吉占手刃之不能止。凡降回众万二千，牲畜万计，两和卓木挈妻孥徒众三四百人走巴达克山。巴达克山酋索勒坦沙奉将军檄擒献，以“回部信奉经典，不能自擒族类转送与人”对。既而两和卓怒巴达克山不恭，欲约邻部扰之，乃兴兵拒战于阿尔浑林之岭，擒其兄弟，函首军门以献。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于是葱岭以西布鲁特、爱乌罕、博罗尔、敖罕、安集延、巴达克山诸国皆来庭。而北路则哈萨克本役属于准部，在当时已从属于中国。嘉庆以后，镇守西北之旗籍大臣，视新疆为彼族豢养地，于界务非所注意，俄人逐渐进占，中央亚西亚回部尽失，而哈萨克亦由俄人认为彼属。哈萨克吁中朝申理，中朝惮烦，遂弃哈萨克为俄属，而准部境内有哈萨克聚居之地，反从而隶属之。不战而割地数千里，为东北西北所同，此又盛极而衰之已事也。

高宗之取新疆，虽元代西北土地尚逾于此，然三大藩各自立国，乃蒙古种族之庞大，几与统治中国之元朝无涉。除元以外，清之武功为极盛矣。然考其终极，西北之气运当亡，收其功者无若何名绩可记。高宗庙谟独运于上，指挥颇中肯綮，而元勋上将，若兆惠之俦，细核其功状，实不足满人意。高宗于此役，亦知取乱侮亡，事非艰巨，特予丰镐旧臣，事前假以立功名，事后资以为汤沐，其昏惰甚不堪者乃诛之，即成功者亦何曾有殊绩。纳穆札尔、三泰以将军参赞之任，赴敌就死如偏裨，弥见朝廷命将之失。然且专征已非亲贵，所用不过开国勋臣之裔，亦见八旗人材之日耗，与康熙吋已大不侔矣。十全武功，铺张极盛，而衰象早伏其中。清一代纪功之文，汗牛充栋，无有就《实录》胪其平凡之状者。总之，准部自伐而人伐之，回部不能抗准而反欲抗中朝，亦惟两和卓之妄耳。天之予清特厚，高宗无忧盛危明之意，侈十全之武功，是其福过灾生之渐。又以此私厚旗人，于边计益闭塞无远虑。后来一开行省而气象大变，则知高宗之设置新疆，规模不足取矣。

回疆既平，以采玉为一大役。和阗产玉闻天下，叶尔羌次之。定制：春、秋采玉二次。叶尔羌玉山曰密尔岱山，距城四百余里，崇削万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极望莹然，人迹所不至。采者乘犛牛乃及其巘，凿而陨之，重或千万斤。色黝质青，声清越中宫悬。先后贡重华宫玉磬材、特磐、编磬各如干事，又贡玉册、玉宝各八十具。白微黄者供宗庙，白微红者备庆典。然此任土作贡，未为病民。高宗朝，大功既成，侈心莫遏，遂思以奇宝炫世，屡有采运大玉之事。今宁寿宫有重宝，乃玉一座，周围凿夏禹治水图，是其遗迹之一。阮元《石渠随笔》记：“乾隆四十年间和阗贡玉，大至高七八尺，围丈许。敕依大禹治水图雕琢，发在扬州建隆寺治之，元时曾往敬观。”阮文达之言如此。此玉入大内以后，外人不复见，无由证文达之说。清亡后乃得之于宁寿宫，具如所说。而又读张澍《养素堂文集》，则知大玉之采，不止一次，劳费之巨，于开辟之土，为病已甚。《圣武记》言：“嘉庆四年，叶尔羌获大玉三，青者重万余斤，葱白者八千余斤，白者三千余斤。边臣侈其祥以闻。上以沙碛辇运劳人，急捐罢之。至今岿然存哈喇沙。”读张澍文，乃知其详。所云嘉庆四年，乃太上皇崩后弃玉之年，非采获之岁也。

张澍《昭武将军桂亭何公传》：余外舅何公，讳守林，字昆峰，又字桂亭，西宁人也。由行伍积功，洊升湖北兴国营参将，以足疾引退。后缘事褫职，论戍武威，遂家焉。澍，武威人，因此得为其子婿。……其官巴里坤游击也……时方运大玉，玉大如屋。制大车凡二十四轮，驾骡马百余匹，百人鸣钲击鼓，千夫挥鞭呼喝从之。骡马奔腾，踶压夫役多死者。轮数转即止，稍憩复鞭之行。轴或一日数折，则鸠匠修作。或值雨雪，人畜困泥中，官役苦之。大府以上用，不敢奏闻。公慨然曰：“是役不已，为害甚大。”乃禀于钦差吴某、将军杜某，言：“此役日毙骡马数十，士卒数十，日费金钱若干，万不能运。即运至口，而中原地狭，路窄不可容。且舟船难载，桥梁难胜，亦断不能运至京师。宜奏闻停止，以省民力而节财用。或奏明此玉应作何器，招集玉工，斫成坯段，则运之尚易。”吴使者，和相之舅父也，以此意致书和相。和相不听，督运倍急。公浩叹而已。会仁宗睿皇帝即位，和以罪诛籍没，时于其家得吴书，有以上闻者，即诏停止勿运。公之知大体也如此。

高宗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坤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雍正西南夷改流，乾隆前后金川两役，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而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虽终能夷灭之，损耗亦大，而亦预于十全武功之列，皆高宗之侈也。十全武功者，除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外，两定金川为土司，一定台湾为内地，缅甸、安南各一役，廓尔喀两役为御外。御外之役，疆土无所增加，政教亦无所推展，皆不复及。

第七节 世宗兄弟间之惨祸

康熙间夺嫡之案，前已叙述。至雍正间，复于诸王多所戕杀。旧时因避时忌，不暇细考其曲折，鲜不以为即夺嫡之余波，颂世宗者且以为能代故太子报怨矣。不知夺嫡之魁为允禩，雍正初尊以亲王，任以总理，极意联络，事实昭然。后来变计，在《实录》情节不备，论者益无所征信。惟事结于曾静劝岳钟琪反清，与吕留良著书排满。诸王同为圣祖之子，岂有党附于反清排满之理，何以并为一谈，此必有故。昔时《大义觉迷录》为禁书，细阅者少。改革后大事研讨，则真相出矣。允禩之得罪于雍正朝，以不心服世宗之嗣位。而世宗之嗣位，自有瑕疵供人指摘。指摘之根由出于诸王，指摘之文字则在曾静笔录。吕留良乃其学派之牵涉，因治及反清排满之罪，非世宗本意所重视也。此事余别有《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述。惟允禩辈前尚身预夺嫡，罪状允禩者犹为有说。至世宗兄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前以保护太子闻，则有功于嫡；后又不入允禩等案内，则无嫌于世宗，只以甘心闲散，不欲预闻政务为罪，至夺爵禁锢以死。此事可作一补叙，知世宗有难言之隐在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圣祖崩。十六日丁酉，颁遗诏。二十日辛丑，世宗登极。十二月初九日庚申，上释服，移居养心殿。十二日癸亥，谕：“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陈奏。杨文言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谕，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间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此为加罪诸王府官属宾友之始，而适以诚亲王开端。惟未明言兄弟相戕，用耿精忠牵涉立说。陈、杨与耿藩旧事，久已消释，今忽重提。其实追憾诚王之得圣祖欢心，由于陈、杨之以学问为辅佐。

世宗当时相形见绌。甫即大位，即修此怨。其证如下：

清宫《文献丛编》第三册，载戴铎清折十件。其康熙五十七年第九件云：“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件后记云，蒙批：“杨道升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又蒙批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又蒙批：“你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等谕。

戴铎十启，自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之事。世宗即位以后，令铎汇录原文并所蒙批谕，成折存档，不过明铎时时望己作帝，而己则时时斥绝之，以见其并不与铎同此奢望也。然其批谕语气，岂是实行斥绝？所谓“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证以十启中前后各件，可以味其意旨。

第一启，五十二年。略言：主子有尧舜之德，奴才受格外之知。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皆其所以为难。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一段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谮，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久著，更求刻刻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似应见而俱加温奖。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二段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本门之人，受主人隆恩难报，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三段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见？顷闻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至意。更求加意作养，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为督、抚、提、镇，在内为阁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未尝非东南半壁也。四段以上数条，万祈采纳。奴才今奉差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具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蒙批：“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无中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故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世宗奖铎语为金石之言，又自明其无此意，不但无此意，且视为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其余事实俱不辨，则言行不相符已显然矣。盖所谓金石之言，惟第一段。世宗后来所持态度，颇与相合。故知其最为心赏。惟所言英明之父，不露长则恐见弃，过露长则恐见疑，此种心理，岂是视为苦事而欲避之？若欲避之，则不露长而听其见弃足矣。即其处兄弟之间，欲不以气焰使人生畏，蹈废太子之覆辙，亦非避事之语。而奖之为金石之言，皆言行之矛盾也。第二段要结名誉，是当时诸王所争趋之路。世宗手法独高，所不屑为。若循铎意，以此博臣民之共赞，是即过露长而使英主生疑也。此段必非所谓金石之言也。第三段见世宗在当时干预各部各省之闲事，以招声色货利之奉，与诸王相等。以取赂而有所左右，右者以贿得之，自不以为恩；左者以不纳贿失之，则必抱怨。此亦未尝非金石之言。但可知世宗未正位以前，招权纳贿，是康熙诸王积习。后来亦自言在藩邸时举动，乃别有故，以后不许诸王借口仿行，亦可与铎说参证。第四段可知世宗于门下人，借与赀财，令其捐纳得官，广树党羽，岂非事实？党世宗者，有年羹尧、隆科多两人已足，而年、隆两人各不相知，戴铎又何从而知？故雍正元年，铎尚言恐年羹尧与十四王西边有事，己愿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则固不知羹尧专为世宗防制十四王也。

第三启，五十五年。略言：奴才路过武彝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论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蒙批有云：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

第四启，五十五年。略言：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所以奴才进土产微物数种，内有田石图书一匣，匣子是双层夹底，将启放于其内，以便主子拆看。谨启。”蒙批有云：你如此作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道人谈祸福，为阴谋储位明证。图书匣双层夹底，中藏启本，又极称其谨慎，此其暖昧妖惑，在史书皆作不道论。当时允禩之于相士张明德，与此何殊？圣祖方议允禩之罪，而世宗以大欲所在，效其尤而加甚焉。视为大苦，避之不能，此等口头禅，固亦示戴铎辈不必拘泥矣。

第七启，五十六年。略言：奴才数年来受主子高厚之恩，惟有曰夜焚祝，时为默祷，静听好音，不意近闻都门颇有传言。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

蒙批：你在京若如此做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的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等谕。

此启可见戴铎之无知识。当五十六年十一月间，正十四王子允受命为抚远大将军之日，故谓正在静听好音，而都门颇有传言，即传言允 之已默承储眷耳。因此请世宗代谋台湾道缺，在海外屯聚训练，冀作一岛反抗嗣君之计，且表明不事他人，赖此一着。此岂知世宗之心？世宗于西陲早置一年羹尧，允 此去，正落其度内。此固非戴铎所知。但戴铎辈此时已心索气绝，直思据台湾以作雍邸孤忠，直可笑可鄙之至。以上各启，世宗若真无幸心，每启皆可斥绝，或竟举发之，安有此迭次批谕乎？

世宗于允禩诸人，从夺嫡案中，已相形取得胜利，知前此力图夺嫡者，更无再得储位之望。而允祉则前以保护太子，为圣祖所心重，又以踊跃修书，合圣祖尚文好学之意。其实效修书之力者，乃陈梦雷、杨文言二人，杨尤身负天算、律吕绝学，为圣祖自命独有心得而举世罕及之事。此实世宗所最忌而无如之何。甫即位遽修怨于陈、杨，其原委撮叙于下：

据陈梦雷《松鹤山房集》，梦雷与李光地均中康熙九年进士，均入翰林。同省同年，通家相得，同以请假回籍。而十三年撤藩之变，耿精忠以福建叛，既逼梦雷从逆，又召外郡缙绅。光地自泉州安溪本籍至，以年家子先谒梦雷尊人。陈氏父子均劝光地勿受叛藩职，光地意未决。时杨文言在耿幕，与梦雷交密，梦雷约文言与光地相见，告以耿必无成，急归谋间道通疏京师，请兵由赣州径指汀州。精忠方以全力备仙霞关，大兵可由汀州直入闽腹地。朝廷得光地蜡丸书，致前敌行之有效，光地受上赏。十五年，精忠势蹙乞降，文言遂归。梦雷以十九年入都自陈，而朝议方以精忠为所属首告，降后仍通逆，召精忠对质治罪，而梦雷以职官从逆论死。光地为明其非得已，然不言其上疏请兵时，梦雷亦预谋也，故仅得减死，戍辽东，时为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梦雷献诗称旨，召还京，命侍诚亲王邸。王命辑《汇编》一书，分类排纂群籍至三千余卷，校刊未竣而圣祖崩。世宗谕旨中改其名为《古今图书集成》。追论梦雷罪，再遣戍，时梦雷年已七十一。所云藩变时之罪，圣祖早雪免之，且颇蒙恩赉，奖其文学，御书联语赐之，有“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之句，故梦雷以松鹤山房名其集。因怨光地，作《绝交书》行于世，世谓之安溪负友，成一公案。世宗于即位后，追理梦雷前罪，实为与允祉为难，非圣祖怜才宥过意也。至杨文言以布衣入藩幕，在三藩未变以前，本不为罪。既变被羁，精忠降而脱归，所至不讳其在闽时事。十八年，梦雷入都，文言与偕行，梦雷得罪，无究及文言者。旋以天算绝学，应征入明史馆预修《历志》。《国史·梅文鼎传》：“康熙间，《明史》开局。《历志》为检讨吴任臣所修。嘉兴徐善、宛平刘献廷、常州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盖文言之预修《历志》，尚在黄梨洲以前。当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李光地自记其《陛辞问对》，尚言：文言为耿精忠幕宾，闽乱起，被留为天文生。圣祖但问：“渠晓《几何原本》否？”李奏：“似乎通晓。”上曰：“西洋书文理不通者多，用渠理法，改成通顺，则尽善矣。”云云。此见文言之依耿，圣祖时大廷公言不讳，而帝欲以中国文字改述《几何原本》理法，即今《数理精蕴》中之《几何原本》。而《精蕴》为《历律渊源》之一种，《渊源》为诚邸属文言所修，其宗旨盖定于是也。是时文言似尚未入史馆。后既预史事，又为徐乾学引参洞庭山书局。至四十年左右，乃由梦雷引入诚邸，修《历律渊源》。据光地《榕村语录》：四十一年壬午，南巡至德州，东宫病，驻跸，语光地古尺、及天上一度当地上二百五十里等事，云已叫三阿哥自京师细细量来，三阿哥算法极精等语。其时文言入邸未久，而诚邸之精算学，已为圣祖所夸，则亦非初无所解，尽倚办于文言，但或得文言指授，而益可称许耳。

文言，字道声，《松鹤山房集》中皆称道声，而光地集中虽亦称道声，亦或作道生，惟戴铎启本及雍邸批辞作道升。当康熙季年，世宗已极注意道升之归诚邸。道声在闽，原无为耿丞相之说，世宗追诬之，以归罪于诚邸。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谕旨，不惜以天子诬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钟于诚邸，不过忌陈、杨修书之能为诚邸博圣祖之欢心而已。自此诚邸若口无间言，当亦可保其躯命，以其究无挤其储位之实迹也。然卒不能免者，则必以诚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辞色之间既不竭诚输服，将有发其隐覆之嫌。觉其坐罪之词，多不成罪状，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诸王大臣加以描画，归结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为拘禁终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诚邸罪名，惟见《上谕旗务议复》中。《东华录》无之，想已为《实录》所削。兹录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

诚邸为世宗兄，其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旨，将其心术不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

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惟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陈梦雷集中有《责躬集》序文：

其接待诸兄弟，皆刻薄寡恩。诸兄弟皆深知其人而鄙弃之。

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惟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惟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危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

其待朝臣，则倨傲无礼。其待所属，则需索无厌。此亦中外所共知者。

此为诸皇子所同然，世宗在潜邸时亦然。观戴铎启本即可见。

从前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私谓庄亲王曰：“东宫一位，非我即尔。”其狂诞怪妄如此。

在储位未定前，有此私语，但储位定后即不复觊觎，亦不当论罪。至独与庄亲王语此，则知世宗所深忌者杨文言代修《历律渊源》一书，当时必深契圣祖之意。庄邸亦诸皇子中习天算之学者，圣祖甚重此学，故有此揣度。当世宗发此谕之先，庄邸正弹劾诚邸，以引起种种罪状。则前此私语，亦庄邸媚帝而举发之耳。

皇考圣躬违和之时，朕侍奉汤药，五内焦劳，而允祉不但无忧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为子臣所不忍言者。其天良尽泯，一至于此。

自夸其孝，责兄不孝，并无违忤实迹，只想象于辞意之间，此不足以罪人，徒见己之不悌而已。

皇考以东宫仪仗礼服，从前定制太过，特命廷臣纠正。允祉见廷臣所议，忿然谩骂，且云：“如此则何乐乎为皇太子耶！”

此本是为太子不平，不过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贵太子，后觉贬损太过，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议罪，则描画之云：“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此其妄乱之罪一也。”更引申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谓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

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时，侵帑婪赃，逋欠累累。朕恐其完公之后，家计未能充裕，两次共赐银十五万两，俾其饶足。而允祉每以该旗该部催追数百两数千两之处，琐屑渎奏，怨忿不平，朕皆宽宥之。

逋欠是康熙间诸王常态。及世宗令该旗该部催追，特自发内帑赡给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诸王之能事。诚邸不知风色，尚忿催追而诉于帝前，此实长厚太过。既称宽宥之，即不当论罪；而王大臣论之曰：“贪黩负恩之罪，法所难宥者一也。”则前之宽宥，乃为之并计加罪地也。

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险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 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 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搜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 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 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所，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

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

又伊子弘晟，冥顽放纵，举动非法，乃不可容于人世之人。朕宽恩但令禁锢，而允祉以此衔恨于心。盖允祉溺此下愚之子，至尊君亲上之义，亦所不顾也。

弘晟之不可容于人世，亦无事实。惟二年十一月庚戌，宗人府议奏：“世子弘晟，屡次获罪，俱蒙恩宥。今又讹诈银两。请革世子为闲散宗室，令伊父诚亲王允祉严加约束。”从之。六年六月己亥，又议奏拿交宗人府严行锁锢，如此而已。至衔恨于心，又无事实。特未能大义灭亲耳。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曰：“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比时曾向廷臣言之。

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

数年以来，允祉进见，朕必赐坐，以朕勤政忧民之心告之。伊从未许朕一是字，且并未尝一点首也。但以闲居散适之乐，

娓娓陈述，欲以歆动朕怠逸之心，荒废政事，以遂其私愿。

弟为天子，勤政爱民；己为天子之兄，闲居自乐，正是各行其是。怠逸岂以此而歆动。古来中主，能以此谅其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谈，使天伦之乐澌尽，岂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逾于平时。

此或为太子旧怨。但既为世宗所罪，则对罪人无甚哀戚，亦不当论罪。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未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不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歉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间，意志不同，乃道义之品评，非刑法所裁制。此固不当论罪。文中以庄亲王等参奏，定为狂悖凶逆，已至其极，则参奏中是否尚有别情？今检《东华录》：“本月己卯，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等参奏：臣等奉命办理怡亲王丧事，所见齐集人员，无不衔恩垂泣，独诚亲王允祉，当皇上视临回宫之后，迟久始至。逮宣读皇上谕旨之时，众皆呜咽悲泣，而诚亲王早已回家。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云云。参奏语不过如此。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

允祉从前过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令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

陈梦雷案已见前。谓陈为耿藩从逆，则戍所召回，命入诚邸，乃由圣祖，非诚邸罪也。谓陈为招摇不法，则当时并无招摇害政事实。刑部满、汉尚书陶赖、张廷枢，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轻纵降调，又何至罪及府主？乃谕中既涉及陈梦雷，王大臣议复，遂于陈梦雷一款添出事实。文云：“允祉素曰包藏祸心，希冀储位，与逆乱邪伪之陈梦雷亲昵密谋，遂将陈梦雷逆党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术，拜斗祈禳，阴为镇魇。及事迹败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诛。”云云。周昌言前未见过，此时忽添邪术镇魇等说，果有此事，纵对诚邸法外施仁，何以对陈梦雷仅止遣戍，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议复之王大臣直以意为之，且以杨文言含混为周昌言耳。此种议复，本无真伪可辨。且今年已复亲王爵，前事本不当复论。今所谓丧心蔑理，无过怡王之丧临哭不哀一款，其余皆任意诬蔑之辞。其实则陈梦雷、杨文言为所忌之人，《古今图书集成》《历律渊源》二书为所忌之物。是为清皇室之文字狱。较之允禩诸人，以传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为得已而不已。既为《东华录》所不详，想为《实录》之所已讳。胪举之以见世宗之忍，至允禩、允禟、允、允 之事，则《东华录》之外，已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

第八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

圣祖以宋儒性理之学为宗，用以培养士大夫风气，其于致用，则提倡科学，实为中国帝王前所未有，后亦莫之能及。故康熙间学术，德性与学问并重。而稽古右文，公卿风雅，天下翕然，知所向往，其气象已略述于前矣。至世宗而独以禅学鸣。雍正八年以前，于兄弟间意所不慊者，排除已尽。十年以后，多刻佛经，又自操语录选政，自称圆明居士，亦随诸大师之后，列为语录之一家。其传播语录，自是禅宗派别。然挟万乘之尊，自我作古。所选语录，首为姚秦之肇法师，在达摩未到、禅未成宗之日，其下共选十余家，似皆禅宗，而又杂出一佛门以外之紫阳真人，禅门以外之净土宗莲池大师，己则以居士厕禅宗诸师之后。又认章嘉胡土克图为恩师，则又错入西藏密宗喇嘛教。所记章嘉口语，亦有似乎禅和；己之顿悟禅机，亦有似乎夜半传衣之秘。喇嘛何知，此必世宗之作用耳。世宗选《历代禅师语录》，分前后集，后集又分上下。其后集下序云：

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枝香，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实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笼统称许。叩问章嘉，乃曰：“若王所见，如针破窗纸，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敢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朕闻斯语，深洽朕意。二月中，复结制于集云堂，着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乃复问证章嘉，章嘉国师云：“今王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猛精进。”云云。朕将章嘉示语，问之迦陵音，则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而朕谛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诣章嘉所礼谢，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进问：“更有事也无？”国师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复用手从外向身挥云：“不过尚有恁么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参究因缘。章嘉呼土克图国师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其他禅侣辈，不过

曾在朕藩邸往来，壬辰、癸巳闭坐七时，曾与法会耳。

据世宗自言其得道，在禅门为已得正果，在喇嘛门下，亦为已成呼土克图。其得道在壬辰、癸巳间，是为康熙五十一二年间，正太子复废之会。世宗在其时亲近沙门，当是表明其无意逐鹿。及后屠戮兄弟既尽，又追述其事，并重张其焰，以自身直接历代高僧，著书立说，自成一人王兼作法王宗派，居之不疑。此当是掩盖平生之残忍，故托慈悲。观其佞佛，绝无为释子眩惑之弊，英明固自天赋，要亦其对于宗教实非迷信，读史者可得而推考之也。

世宗不认禅宗名德为本师，而认章嘉佛。清廷之尊黄教，本以驭藩。喇嘛在所必尊，则即用以为学佛之标帜，亦一客不烦二主之意。缁流攀附，无所影响。至其不伦不类，则王者自有大权。《大藏》中于世宗选辑之书，及其自著语录，皆赫然著录，万世宗门，引为荣幸，孰议其宗派之歧？其严绝禅钻之路，时时见于佞佛说中。如《历代禅师后集》下序中，深抑性音，防其以蒙召之故，高自位置。又于世祖时敬礼之二僧，以玉林屏绝虚荣，木陈稍参世法，一则扬之升天，一则抑之入地，以示其防杜攀缘之峻。在序文中即云：

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言。天下后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别传之旨，未经周公、孔子评定，怀疑而不肯信。然此其为害犹浅。若夫外托禅宗，心希荣利之辈，必有千般诳惑，百种聱讹。或曾在藩邸望见颜色，或曾于法侣传述绪言，便如骨岩、木陈之流，捏饰妄词，私相记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刊刻流行，煽惑视听。此等之人，既为佛法所不容，更为国法所宜禁。发觉之日，即以诈为制书律论。

世宗既谈禅，又拒绝释子，则恐语言文字无所附丽，徒恃刊刻二十八经，选辑历代语录，尚觉乏味，乃又开堂授徒，以天子为一山之祖。集其徒众，自相倡和，命曰《当今法会》。其所择之人，必取其不敢禅钻者，而又以旨意严示之。观所撰《当今法会序》，可想其防禁之密。序云：

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选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在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夫古今禅侣，或息影云林，栖迟泉石，或诸方行脚，到处参堂。乃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辑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附刊于后。朕惟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如杲日在空，有目共睹。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诚于此一直超入，则经纶万有，实为行所无事。朕一日二日万几，诸臣朝夕不懈于位，莫非平治天下之为。而即于此深尝圆顿甘露之味，可知此事之为实际理地，而非狂参及解路所可得而托也。朕居帝王之位，行帝王之事，于通晓宗乘之虚名何有？况此数大臣，皆学问渊博、公忠方正之君子，一言一行，从无欺妄，又岂肯假此迎合，为谄谀小人之事？朕又岂肯默传口授，作涂污慧命之端？诚以人果于心性之地直透根源，则其为利益自他，至大而至普，朕之惓惓于此，固非无谓而然也。卷中言句，所谓“狮子只三岁，便能大哮吼”。可以启人弘信，广布正灯。是选之传，或于宗风不无小补。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其所作亦附刊焉。是为序。

法会中又有羽士在内，而历代禅师语录内，亦有紫阳真人，竟无宗教门户。《四库书目》亦有《释家》，而世宗御选御制之书竟不收入。尤异者，宫史御刻御制之书亦不涉及。外间传刻，转惟《释藏》。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视宗教为一种作用，不足与大经大法相混。《四库》定自高宗，《宫史》亦乾隆间所修。世宗之舞弄佛教、钳制佛教如彼，高宗之拒外佛教如此。更证以乾隆末年《御制喇嘛说》，则于清代之约束西藏活佛，更可知以政驭教，决不以教妨政之真相矣。《喇嘛说》作于廓尔喀既平之后。廓尔喀与西藏纠葛，引兵侵藏，中国讨之，并声西藏构煽廓夷各喇嘛之罪，事定后作此说以谕众也。其说云：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

自注：元世祖初封帕克巴为国师，后复封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纪。

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

自注：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图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

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

自注：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戍示寂。其二大弟子：曰达赖喇嘛，曰班禅喇嘛。达喇赖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错，三世曰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曰云丹嘉穆错，五世曰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禅呼土克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自注：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薰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何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自注：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札勒拉里冈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卜尊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生者，即如锡呼图呼土克图，即系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土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侄，诺尹绰尔济呼土克图，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诺们汗札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又从前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娠，众即指以为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惧降顺，匍匐请命。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其僧，以息纷竞。

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

自注：上年廓尔喀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土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为不可守，以致众喇嘛纷纷逃散。于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因即令将为首之济仲拿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札苍及仲巴呼土克图等，倶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若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议乎？

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克，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期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产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自顺治初，达赖喇嘛来京，要帝出迎，满臣赞之，汉臣谏阻，卒从汉臣。时已绝非蒙古信喇嘛之故习矣。世祖学佛乃学流行中国之佛，视喇嘛纯为作用。世宗学佛，意更在语录等书。明明学中国佛学，而偏戴章嘉佛为师。宗派不同，强合为一。舍雍邸故宅为雍和宫，为章嘉佛诵经之所。己称居士，自谓得教外别传，厕身于诸禅师之列。己则立地成佛，而不许天下攀附宗门，其为别有取义，显然可见。高宗嗣位，视世宗掩著之行为，皆知其无益有损，故于雍正一朝之佛学绝不表彰，此与杀曾静、张熙，毁《大义觉迷录》，同一干蛊之事。《大义觉迷录》一案，别见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赘。至乾隆末作《喇嘛说》，更不为世宗得道于喇嘛稍留余地。盖世宗之英明，犹欲以口舌胜人，术数驭世；高宗之英明，则知无所事此，其见解为更进矣。

第九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

世宗于吏治民生，极尽心力，讲事功，实不讲心性。晚乃遁入于禅，亦与世祖之学佛不同。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其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然所收纯儒之效，远逊康熙朝。即有数理学名臣，亦不过守先朝作养之余绪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后惟末季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则又非世宗时规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两庑及启圣公祠，祀位皆仍其旧。惟顺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题“至圣先师”。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卜子之次，而从祀增一范仲淹。盖未尝于文庙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孔子父自元以来已封启圣王，明嘉靖时改封公，此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则封王自此始。旧称启圣祠，今以启圣王为祠中之一世，改称崇圣祠。清世俗人则称“五王祠”焉。二年，复以祔飨庙庭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与孰应祔祀崇圣祠者，议一再上。于是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县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曰汉一人：

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曰明二人：罗钦顺、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宋横渠张子厚。陆陇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此不过三十二年。陇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论早定，可见圣祖所倡学风之纯一。以立朝事实论，同僚间颇有异同，如李光地亦以讲学名世，然于陆陇其之以争捐纳当罢夺官，即以其不谅时艰为罪。光地固以讲学为投时之具者。不数年间，陇其之大名已定，非时论所能游移，则执德固而信道笃者获伸于世。即清全盛时之学术，由此可观其趋向矣。历乾隆至嘉庆朝不改，于从祀不生异议。惟于乾隆二年，复元儒吴澄祀。三年，升有子若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不过取其相配平均耳，余无他异。

雍、乾间之儒学，天子不自讲学，惟以从祀示好尚，于学术亦有影响。汤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陆陇其，然以其学尚陆、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从祀。清之中世，理学守门户甚谨，于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学阿世，亦自谓从事程、朱，正投时好耳。其《语录》谓汤斌以不好朱学，故不甚读朱子书，光地指朱子上时君言事之书，谓龙逄、比干不是过，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黄，决非事实。汤何尝不服朱子，惟受学于孙夏峰，宗为陆、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长，而后服之。朱子处仁弱之世，宽大之朝，纵献直言，决无杀身灭族之祸，正谊明道之君子皆能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处？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时尚，与乾、嘉以前理学宗传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谨守，自是学术趋于一途。虽豪杰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为厉世磨钝之用，则专为学的亦已足矣。汤斌等自信陆、王，初不与程、朱相诋毁，此即太平气象。人品不足企陆陇其、汤斌，而朱、陆异同，争辩不息。“天下无道，辞有枝叶”，此其验矣。

雍、乾间，儒学无争辩，而余事则昌明文学。清沿前代用科举制，又沿明代以八股为科举取士之用。圣祖以身自向学，使天下承风。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学问。其振兴文教之事，则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为倡，余令各该省督、抚，豫筹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银内支用。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亲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云云。谕中又言：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临御以来，未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此为省会遍设书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县学，是为学校制。学官本为课士而设，后不能举其职，乃移其事任于书院。夫使回复学校初制，士以学官为师，似不必尽待书院之山长。然延师之道，不可以资格拘，就旧日任用学官之法，求为士子得师，事必无济。又为士人求学而不出乡，声气虽通，见闻不广，终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年间故事。是诏未定试期，应诏荐举者人数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荐，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试。十月，引见考取博学鸿词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有差。二年七月，复试续到博学鸿词，授万松龄等四人为检讨、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科目有灵，即国家无故，此亦世运隆替之征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盛明之时，访求遗书，校讎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騭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四库全书》之起源，以安徽学政侍读学士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奉购访遗书之诏，奏陈四事：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其第二款中有云：“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内阁议复内称：“《永乐大典》一书，系永乐初年所辑，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旧存皇史宬，复经移置翰林院典籍库。扃贮既久，卷册又多，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查。据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在存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等语。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设办事之所，并拟定条例进呈。”奉旨：“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之取名，本为辑《大典》中佚书而起。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间，办理《四库全书》处又奏：“遵旨排纂《四库全书》，仰蒙皇上指示，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等语。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库全书》，帝早有编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库全书》名实相称。是为今存《四库全书》办理之原委。又其必为提要，最为四库馆中裨益艺林之伟举，其端亦自朱筠发之。其奏陈四事中，第三款云：“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历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

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后来提要规程，实定于此。朱筠与弟大学士朱珪齐名，性情品行，学问文章，具载旧《国史·儒林传》，私家为作传记尤多，清史不应无传。他且不论，即此《四库》开馆、《大典》辑轶两事，皆自筠发其端，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应不有传载，而《清史稿》竟遗之，此为遗漏之最难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书，乃御纂、御定、御制之书，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宫史》，不备列。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种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统观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涂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狱已有专辑，其不出于档案者，余亦稍有搜辑，当别成专著，不能列入本篇。惟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

文字狱不暇细数，果属触犯而成狱，虽暴犹为罪有可加，谓其为违梗也。即无意中得违梗之罪，而遽戮辱，犹谓使人知有犯必惩，不以无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惩违梗之嫌疑也。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顺承郡王锡保参奏济世谤毁程、朱，此因济世以参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镜得罪，希意摭拾其过。然《礼记》亦颁定之经书，既与《四书》并行，信此信彼，必无大罪。乃世宗则云：“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傍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云云。遂深辨田文镜之不当参，己之非拒谏，令议济世罪。九卿等议斩决，后得旨免死，交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此谢济世之幸而不死，后卒释回而以名臣传于世者也。夫济世既注经文，经文自是如此意义，而竟议斩，则如宋儒之说经，多涉事理者，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一涉笔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余矣。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一也。

陆生枏作《通鉴论》，今已不见其书。生枏与济世均广西人，得罪亦同时，同在锡保军前，为锡保所奏。世宗逐条谕驳，所引原文，具在《东华录》。可见生枏就《鉴》论《鉴》，所见与世各有异同，要是作论本色，绝无桀骜不驯、耸听激变之语。一曰论封建，则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害深祸烈，不可胜言。”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二曰论建储，则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三曰论兵制，则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四曰论隋炀帝，则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五曰论人主，则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六曰论相臣，则云：

“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七曰论王安石，则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八曰论无为之治，则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诠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在。”又云：“绛度数谏，异 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

以上皆世宗所举《通鉴论》之原文。驳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枏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云云。夫《通鉴论》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为罪恶所在，无过于此数语。今试由读史、读鉴者平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即其论人君而作危词，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坚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之定理。温公作《通鉴》，本以为法为戒之故，分别诏人，学者能加以发挥，正是忠君爱国之真意。以此掇杀身之祸，复谁乐致力于史实，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二也。

尹嘉铨为故父会一请谥，又请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其父会一，从祀文庙，事在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拿交刑部治罪，并查伊家有无狂悖不法字迹。此为因冒昧渎奏，而引入文字之狱。有司查得嘉铨所著书籍。嘉铨主聚徒讲学，其文有云：“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谕旨则云：“显悖世宗《御制朋党论》。”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则云：“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录》，胪列本朝大臣，则云：“朱子当宋式微，又在下位，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实为莠言乱政。”又自称“古稀老人”，则云：“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云云。嘉铨不以朋党为非，又袭讲学家自重之习，学孟子“为王者师”之说，纂集当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献之要务；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诗句，人尽习称，岂可以帝王专其利？高宗于上年刚及七十，自称“古稀天子”。嘉铨之称古稀，是否在其后，今尚未明，姑不论。此外日记中家庭琐屑语，即有迂腐可笑，岂有杀身之罪？乃大学士等竟定拟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满廷无救正之言，惟以逢迎为宰相之责，是何气象？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及缘坐，谓之加恩，是此案归结。而谕旨又特提嘉铨二罪，因日记中记有任大理卿时，与刑部签商缓决事，谓之市恩。又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则云：“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籍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 亢而言。我国家世世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庥命，垂裕万年。”云云。此则视大学士为赘疣。谓清沿明制，不设宰相，则不知明大学士五品，后来兼尚书宫保，其位乃尊，何云大学士非宰相。清则大学士正一品，礼绝百僚，何得云非宰相？有宰相便是冗，并戒世世子孙，不许倚任大臣襄赞，此真亡国之言。是以当时之大学士，只能希意议尹嘉铨之凌迟缘坐矣。孟子所谓“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

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当时自大学士以下，孰非谗谄面谀，又是何气象？天之厚清，实异寻常。康熙六十一年，享国之久，古已仅有。高宗二十五岁始即位，自称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满六十年，以八十六岁之年，内禅仁宗，称太上皇训政逾三年，于嘉庆四年正月始崩，享寿至八十九岁。西陲拓地万里，臣属至葱岭以西、卫藏以外。国内太平，文治自然兴起。而顺、康、雍、乾四朝，人主聪明，实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观。自三代以来，帝王之尊荣安富，享国久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而乃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然后知自侮自亡之故，呜呼晚矣。

第四章 嘉、道守文

第一节 内 禅

乾隆间，高宗常自言：践阼之初，即以周甲归政告天。至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辛亥，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高宗遵世宗家法，不立太子，惟密定皇储，缄名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后。始于乾隆元年，密定元后孝贤皇后所生皇二子永琏为太子。三年殇，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时仁宗未生。至三十八年，仁宗生十四岁，被密建为太子。至六十年九月辛亥，集王公、百官御勤政殿，启密缄，立为太子，并命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颙字，是为嘉、道两朝帝讳自避习用字之始。

丙辰元旦，举行授受大典。帝侍太上皇帝诣奉先殿堂子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太上皇帝御太和殿，亲授帝宝，帝跪受宝。太上皇受贺毕还宫，帝即位受贺，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颁行天下，覃恩有差。太上皇帝以宁寿宫为颐养之所。太上有所行幸，帝必从。帝听政，必御乾清门；在圆明园，则御勤政殿。三年之中，太上训政。当乾隆之季，高宗倦勤，和珅用事，帝之得立与否，和珅颇有关系。既受内禅，高宗已称太上，耄而健忘，和珅颇能左右其意指。清世所传如是，然无正大之纪载。及阅《朝鲜实录》，颇足征实。节录如下：

朝鲜《正宗实录》：二十年，即清嘉庆元年，三月十二日戊午，召见回还进贺使李秉模等。上曰：“太上皇筋力康宁乎？”秉模曰：“然矣。”上曰：“新皇帝仁孝诚勤，誉闻远播云，然否？”秉模曰：“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李秉模于二月十九日乙未，先有驰启言：“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礼部知会，诣圆明园。午后，与冬至正、副使入山高水长阁。太上皇帝出御阁内后，入参内班。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黄昏时，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后御小舫，嗣皇帝亦御小舟随之。又令臣等乘舟随后。行数里许下船，入庆丰园，太上皇帝御楼下榻上，嗣皇帝侍坐，设杂戏赐茶，使内侍引臣等乘雪马行，一里许下岸，仍为引出退归。……臣等使任译问：‘从今以后，小邦凡有进奏进表之事，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进一度耶？’答云：‘现今军机姑未定例，当自有文书出去’云。申后，礼部又送上马宴桌于馆所。二十六日，礼部知会有传谕事件，年贡、庆贺各该正、副使明日赴部。故二十七日巳时，臣等及冬至正、副使，与任译诣礼部，则员外郎富森阿誊示传谕事件，以为贺使带来三起方物，业经钦奉敕旨，移准于下次正贡。再现奉敕旨：‘此后外藩各国，惟颁查照年例，具表赍贡，毋庸添备贡物于太上皇帝、皇帝前作两份呈进。’云云。”

据此，则内禅以后，依然政由太上，而和珅为出纳帝命之人，对外使且然，一切政务可想。但多一已显明之嗣皇帝，到处侍游侍宴，以全神贯注太上、和珅喜怒而已。此为仁宗动心忍性之日。

又：二十一年，即嘉庆二年，二月十七日戊子，冬至正使金思穆、副使柳 在燕驰启曰：“臣思穆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追到燕郊堡，与副使臣，书状臣翊模，会竣使事间，于皇帝宴戏，辄进参。太上皇召至榻前，亲酌御酒，凡三赐之，又频赐食物，命撰进观灯诗。臣等各制七言律诗一首以进，赐缎匹笔墨。圆明园宴时，太上皇使和珅传言：‘尔还以平安以过，传于国王。’又问曰：‘世子年纪几何？’臣等对曰：‘八岁矣。’又问：‘已经痘乎？’臣等对曰：‘未也。’”

又：二十二年，即嘉庆三年，二月十九日癸丑，冬至正使金文淳、副使申耆驰启：“臣耆与书状官洪乐游十二月十八日入北京，陪表咨文诣礼部。清侍郎多永武率诸郎官依例领受后，臣等退归南小馆。二十一曰，太上皇帝观冰戏。礼部知会，诣西华门外祗迎。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到臣等祗迎处，使阁老和珅传旨曰：‘国王平安乎？’对曰：‘平安。’又问：‘一国安乎？’对曰：‘安。’太上皇帝入西苑门，仍令臣等随来，伺候于瀛台近处。有旨赐食，引臣等一行，坐于殿门檐阶上，俱赐饭桌。又赐臣等御桌上克食。少顷，太上皇帝出御两龙雪马，设冰戏，臣等亦随后观戏。二十三日，赐臣耆及书状官鲟、鳇鱼各一尾。臣文淳一行，则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到燕京。二十六日，赐臣等书状官回回葡萄各一小袋。二十九日，皇帝行太庙岁暮袷祭，因礼部知会，臣等等待于午门外。皇帝乘黄屋小轿，侍卫甚简，出自午门，臣等祗迎。黎明，皇帝还宫。良久，自内赐臣等克食及鹿肉、鹿尾，仍令退归。三十日，设年终宴于保和殿，臣等两人共一桌。少顷，皇帝先出御殿，候太上皇帝升殿御榻，皇帝别设小榻，西向侍坐。乐作进爵，文武官亦皆陪食。又馈臣等酪茶一巡。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进御座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罢退归，又赐臣等及书状官榴、柑各一桶，又自内务府颁送宴桌二座，此则朝宴所受之桌云。又自光禄寺输送岁馔桌于臣等及书状官。今年正月初一日，因礼部知会，臣等与书状官及正官等，诣午门前伺候。皇帝乘黄屋小轿幸堂子，少顷回銮，鸣鞭动乐。太上皇帝御太和殿，皇帝在殿内西向侍坐。文武官循序趋入。臣等随入殿庭，立于西班末琉球使臣之右，行三跪九叩礼。太上皇帝旋即还内，又鸣鞭动乐。皇帝御太和殿，文武官及臣等行礼，一如初仪。礼毕退出。初五日，皇帝幸天坛，行祈谷大祭，臣等诣午门前祗送。初六日回銮时，当为祗迎，而是日太上皇帝与皇帝幸圆明园，两处迎送，谓难兼行，礼部只以太上皇帝动驾时祗迎之意知会，故臣等与书状官俱诣三座门外伺候。日出后，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到臣等祗候处，顾盼而过。须臾，皇帝坐马而出，御乘鞍具，皆用黄色，左右若干官，骑马侍卫。初十日，臣与副使同往圆明园，住接闾舍，则闻已前期设蒙古帐幕于山高水长之前云。十一日，通官引臣等入就班次，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而出，臣等祗迎后，太上皇帝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杂戏，亲王及蒙古王以下，俱赐宴桌。臣等两人共一桌，馈酪茶一巡。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诣御坐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讫，太上皇帝乘轿还内，皇帝跟后步还。内务府预设赏赐桌于帐前左右，颁赐亲王以下及各国使臣。臣文淳锦三匹、漳绒三匹、大卷八丝缎四匹、大卷五丝缎四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臣耆锦二匹、漳绒二匹、大卷八丝绸三匹、大卷五丝绸三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岁初设宴于紫光阁，例有此赏赐。今年不设紫光阁宴，故移给于蒙古幕宴。而琉球使臣赏赐亦如臣等。通官以太上皇帝特旨，引臣等进诣正大光明殿内，俾观左右鳌山，行中译员之黑团领

者，俱为随入，琉球使臣亦许观光。此则近年未有之事。自殿内至槛外，皆铺花纹玉石。鳌山制样，则正大光明殿内东西壁俱有层桌，桌上作五彩蓬莱山之形，岩壑高阔，楼阁层叠，珍禽奇兽，琪树瑶花，杂遝焜煌，不可名状。内设机关而外牵绳索，则仙官姹女，自谷而出，绣幢宝盖，从天而降，扃户自开，人在其中，急滩如泻，帆樯齐动。桌下围以小帐，帐内设乐器，机括乍摇，止作如法，其声俱是笙管丝钟。臣等退出后，由礼部知会，撰进观灯诗，以‘上元赐宴观灯’为题。臣等各制七律一以进。十二日朝，礼部还给前诗，又送他题，而以‘承恩宴赉观灯恭纪’为题。此则昨进诗未登彻，旋更出题云。故臣等又制七律一以进。琉球使臣亦应制。十四日，拟设灯戏于山高水长，以风紧姑停。十五日朝，先设放生戏，又赐宴于正大光明，通官引臣等入诣殿楹外。太上皇帝升殿，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戏，各赐馔桌及酪茶一巡。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本班。又赐御桌一器，印花长饼及一盘猪羊。须臾，太上皇帝还内，皇帝随入。罢宴，通官来传礼部言：“进诗使臣今当受赏，可留侍。’退待正大光明外门。臣等在东，琉球使臣在西。礼部侍郎多永武传授御前加赏蟒缎一匹，大小绢纸四卷，福字方笺一百幅，笔四匣，墨四匣，砚二方，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臣等处各赏大缎一匹，绢纸二卷，笔二匣，墨二匣。琉球国王及使臣，赏亦如之。亦设灯戏于山高水长，皇帝于前侍坐，设角牴戏，赐酪茶一巡，馈果盒及猪羊肉鹿尾盘。又以元宵各一器，遍及臣等及从人。次第设灯火杂戏，西洋秋千，炮 埋火谓焰火尤轰烈如雷响，烟焰涨空。十六日归馆。十九日更诣圆明园。饭后，通官引臣等山高水长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珅传言曰：“你们还归，以平安以过之意，传于国王。”臣等叩头退出班次，各赐酪茶一巡，果盒饼肉之馈，灯戏炮具之设，一如上元宴。几毕，皇帝先入。宴毕后，太上皇帝入内，礼部官皆退。宦侍手招通官，引臣等随入山高水长阁内，从后门出，逶迤数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黄屋小轿，载于小船，船上从官不过四五人。时已昏黑，而无烛炬，但有一人以火筒从岸前导，明照左右。筒制以土，外施绘彩，内装火药，节次火冲光烛地，似因火禁严故。臣等乘小舟从行，琉球使臣亦随入。其地极深严，两岸皆造山，间有石假山，山亭水阁分六所。舟行几一里，始泊岸而下，即庆丰园也。皇帝先候于此，侍坐如仪。御屏则纸涂而黄其中，每层安架，燃烛晃朗。前设灯架如屏，而高广倍蓰。灯架左右俱设灯棚，如白塔形，下广上尖，四面灯影不可数计。仍赐阁老以下及臣等酪茶一巡，设杂戏于庭前。少顷罢宴，随入朝官不过数十人。臣等退出，又乘小舟顺流下，登岸步行一帿场所谓一箭之地，此是正大光明之后也。仍为出来当即由此而出。二十四曰，因礼部知会，臣等与书状官及正官等，诣午门前领赏御前年例。回送礼单外，万寿圣节表缎四匹，里绸四匹，妆缎三匹，云缎三匹，豹皮七十张，马一匹，玲珑鞍 全部，一体祗受。逢授于上通事处，使于臣等复命日，同时呈纳。琉球使臣二十五日另领赏。”

乾隆末，荒于游宴，具见《朝鲜实录》。至授受礼成，太上既自命倦勤，又率帝般乐怠傲，稀御几务。时禁旅苦战苗疆，白莲教纷扰川、楚，天下不谓太平，而视为癣疥，戏愉之态，不为贬损。国史所不详，属国陪臣目击之纪载，足尽当日训政时情事。

又：三月二十二日丙戍，冬至书状官洪乐游进闻见别单，中有两款，关太上皇帝及皇帝情状：（一）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一）皇帝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故筵臣之敷奏文义者，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云。

和珅之权加重，乃由太上之记忆力益衰，和珅不过为传太上意旨之人，所传之真不真，无从质证，不得不畏而奉之，则其对嗣君，不暇计自全之道，假借一时而已。嗣君于政事虽沉默，然讲筵犹可择人自近，其韬晦之程度，不过至不敢预政而止，未尝至自饰为清狂也。附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尽倾陷，则亦非大奸慝。惟乘太上之耆昏而专擅，亦未尝顾及后祸矣。

又：二十三年，即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辛巳，冬至使李祖源、副使金勉柱，以清太上皇帝崩逝事，及仪注一度，同封驰启：“……十二月十九曰到北京，直诣礼部呈表咨文，住南小馆。二十八日，礼部知会臣等一行诣鸿胪寺，演元朝朝参礼。暹罗使臣同演。二十九日，皇帝幸太庙，礼部知会接驾。五更进午门前祗迎，暹罗使臣亦祗迎，在臣等下。礼部尚书纪昀押班。待皇帝还宫，臣等仍祗迎。少顷，以太上皇旨，引臣等入重华宫。太上皇御漱芳斋，引臣等进前，传谕曰：‘国王平安乎？’臣等谨对：‘平安。’仍命臣等退就班次。暹罗使臣亦参班。设宴观杂戏。三十日，设年终宴于保和殿。礼部知会，晓诣保和殿，坐东陛上。平明，皇帝出御殿内，举乐设戏，进馔献爵。赐臣等馔二人共桌。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进御榻前跪，皇帝手赐御桌上酒，臣等受领。少顷，皇帝入内。本年正月初一日五更，臣等诣乾清门外等候。天明，皇帝率三品以上行贺礼于太上皇帝。殿庭狭窄，诸王、贝勒门内行礼，三品官及外国使臣门外行礼。礼毕，臣等由右上门至太和殿庭。少顷，皇帝出御太和殿受贺。三品以上官至外国使臣，行三拜九叩礼，一如太上皇帝前贺仪。盖太上自昨冬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云。初三日卯时，太上皇帝崩逝于乾清宫。戌时，仪注来到，主客司移付。以朝鲜、暹罗使臣等处各颁大布一匹，随时成服。初四日昏后，礼部知会朝鲜、暹罗使臣等，每日辰、午、申三时，赴景运阁随班举哀。初五日黎明，臣等诣景运门外，参辰时哭班。留待午时，礼部以皇旨，引臣等及正官一人，入乾清宫魂殿门外，暹罗使臣亦同入。午时参内哭班，仍退待景运门外。申时又参内哭班，退归。初六日黎明，又入乾清宫，参三时哭班。在辰时前，以皇旨颁鹿肉三斤，似是解素之意。……初七日……传讣敕使始差出。上敕散秩大臣侯汉军张承勋，副使则内阁学士满人恒杰，通官一大倭克精额，二大太平保，副大倭升额，一次继文，二次保德。自礼部派定。起程日尚未的定。仪注一度，同封驰启。”

太上崩在正月初三，前数日岁杪时，犹及见太上临御问对，其使臣岁币事宜及成服礼节，不关当日事状者从略。朝鲜国中犹称中国敕使为北使，且以成服礼隆重为耻，对故明久而犹慕恋不已，对清则终以夷狄视之，此则直到朝鲜亡国犹然。特乾隆时累记宫庭之富盛，稍异以前诅咒薄菲之口吻耳。

太上有遗诰，朝鲜于敕使到日，敕中即遗诰之文，然不见于《东华录》。《东华录》决不肯遗此冠冕文字，其不载，当是《实录》所本无。遗诰中自述功德，《东华录》于上谕中述之，即缘以奉上尊谥，而于当日未蒇之军事，遗诰中作铺张粉饰之语，上尊谥谕中不之及。别一谕则直发其欺蔽皇考高年之罪，以归责于将帅，是与遗诰不侔。可见太上初崩，在廷之举措，旋即有所改正。此与和珅之得罪，皆朝局之小小翻覆也。

《朝鲜实录》：三月初二日庚申，幸慕华馆迎敕，还御庆熙宫，宣敕于崇政殿。敕书曰：“奉天承运，太上皇帝诰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享祚久长，必有小心昭事之诚，与天无间，然后厥德不回，永绥多福。是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于天心。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易也。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谟，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郊坛大事，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自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竭祖陵。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岁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对章奏，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却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频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佑，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肤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洽已安稍涉满假也。回忆践阼之初，曾默祷上帝，若能仰邀眷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其时朕春秋方二十有五，预料六十年时日方长，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数。乃荷昊慈笃祜，康强逢吉，年跻望九，亲见五代玄孙，周甲纪元，竟符初愿。抚衷循省，欣感交加。爰于丙辰正朝，亲授玺皇帝，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后，朕日亲训政，盖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优游颐养，则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惟不忍，实所不敢。训政以来，犹日孜孜，于兹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寰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纡，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日弛也。越岁庚申，为朕九旬万寿。昨冬皇帝率同王公内外大臣等，预请举行庆典，情词恳切，实出至诚，业降敕旨俞允。夫以朕年跻上耋，诸福备膺。皇帝合万国之欢，申亿龄之祝，固为人子、为人臣者无穷之愿。然朕之本衷，实不欲侈陈隆轨，过滋劳费。每思《洪范》以考终列五福之终，古帝王躬享遐龄，史册相望，终归有尽。且人生上寿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满许期颐，亦瞬息间事。朕惟庄敬日强，修身以俟，岂尚有所不足而奢望无已。朕体气素强，从无疾病。上年冬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岁正朝，犹御乾清宫受贺。日来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第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奏效。兹殆将大渐，特举朕在位数十年翼翼小心，承受天祖恩佑之由，永贻来叶。皇帝聪明仁孝，能深体朕之心，必能如朕之福。付托得人，实所深慰。内外大小臣工等，其各勤思厥职，精白乃心，用辅皇帝郅隆之治，俾亿兆黎庶，咸乐升平。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矣。其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天地宗庙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群祀，亦不可辍。特兹诰诫，其各宜遵行。”

此遗诰于嗣君初无抵触，而官书竟不载。细绎仁宗谕旨，于剿匪军事，词气与此迥殊。匪焰方张，距蒇事之期正远，遗诰先作自欺欺人之语，仁宗殆觉其可愧，故于《实录》去之。检太上崩日，谕旨欲行三年之丧，谕有云：“服制一节，钦奉皇考遗诏，持服二十七日而除。”此三句即根据遗诰而来，是必有一遗诏也。此诏颁之属国，而卒不入《实录》，其于应述功德，改用上谕，即在太上崩逝之日。谕云：

自古帝王，功德显著，并有隆称懿号，昭垂万世，典至巨也。我皇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极六十年，抚御万邦，法天行健，遇郊庙大祀，必亲必敬。崇奉皇祖妣孝圣宪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弥隆，尊养备至。综览万几，爱民勤政，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铤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

自此以下，言其诗文全集之富，开四库，刊石经，集石鼓文，复辟雍制，研六律，纂群编，乃言文德，为遗诰中所未定。其以上则皆遗诰语而浑括之，遂以此代遗诰。而剿匪事则于次日癸亥，别发一谕，正是不以遗诰为然之意。谕云：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借端牟利之积弊。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胁者。若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展转追捕，迄无蒇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托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耶？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糜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即如数年中，惟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军务关系紧要，不容稍有隐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若稍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

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军营积弊，已非一日。朕总理庶务，诸期核实，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而于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从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初四日既有此谕，而遣使颁发遗诰自远在其后。是在当时并不隐藏遗诰。虽与谕文抵触，未计及也。惟可知遗诰乃宁寿宫所出，和坤等所定。又证以谕中言“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之说，则遗诰本非实有太上亲笔，与历来遗诏出于顾命大臣等之手者一辙。本非仁宗所预知，后遂删去亦不为嫌也。所云 “伊等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语入告”，明揭前日欺饰之源。又云“朕心以时和岁丰、平贼安民为上瑞”，明不以捏报吉祥语为瑞，言外可知太上之耄荒，与昔日处分张广泗、讷亲等时，作用大异。一和珅得窥其旨，将帅皆从而附和之。仁宗时年已四十，犹自称幼主，盖愤于和珅、福长安辈，以太上旧臣相临也。

《朝鲜实录》：三月三十日戊子，书状官徐有闻进闻见别单，中有云：（一）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仍命与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又召入大学士刘墉、吏部尚书朱珪。珪则为珅中伤，方巡抚江南。乃于初八日，下珅于刑部狱，数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

初四日为太上崩之明日，《东华录》不书免和珅两职事。至初八日丁卯，乃书以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史稿本纪》从之。下狱时乃夺和珅大学士职。初四日先夺两兼职，不相抵触，但可补史之略。至数珅二十大罪，《东华录》所纪，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谕：“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轻为更易，获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经科道列款参奏，实难刻贷。是以于恭颁遗诏日，即将和珅革职拿问，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拿问和珅，亦即于是日颁遗诏，是明明有遗诰也。所云“胪列罪状，谕众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纠参，由王念孙为倡，见念孙《本传》，原疏未见。盖罪状经上谕乃明，并非言官所尽知也。先以纠参而拿问，继由王大臣鞫讯，和珅供认，乃有十一日之谕。谕中已言：“鞫讯供认情事，着通谕各省督抚，令将已指出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复奏。”至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复到，再奉谕始定为二十款。和珅《本传》遂以宣布罪状为在十五日，其实初八日已宣布矣。第一款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可见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为大罪，不受和珅之笼络。和珅以仁宗韬晦，疑为庸碌无能，故以拥戴为功，冀邀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亲政之日。此见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国史》具详，今可不赘。十八日，赐和珅自尽，史文遂以谕宣罪状为在其日，官书盖未若《朝鲜实录》能详现状矣。

徐有闻闻见别单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为郡王者，及婢妾奴仆，并时囚系，封门孥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别业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孙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宝玩山积，过于王府。皇帝初欲剐杀之，皇妹之为珅子妇者，涕泣请全肢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

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遂缢而死。

和珅有婿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详其人。虽经囚系，亦必旋释。和珅之狱，概未株连。仁宗初年，亦由操心虑患而来，故颇有意识，不甚为过当之举也。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由其高祖尼牙哈那军功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年冬，始迁乾清门侍卫。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户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自此遍历重职，且为翰林院掌院，四库馆正总裁，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累次。盖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当充乾清门侍卫，即一见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议者也。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汛含龙，似用夏后龙 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谶，直谓再生做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和坤籍没清册成专案，今已印行，详故宫《文献丛编》。

别单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坤亦恣行胸臆。至是，处置明决，众心悦服。又下一谕，以为重治珅罪，实为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贷。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儆将来，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自有此诏，平日之趋附和珅者，始无疑惧之心云。

清代两权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贪黩乱政之罪。和珅之贻误军国，正为贪黩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别言之，不过不欲株连，以此开脱行贿者耳。圣祖之于明珠，一经发觉其罪，即授权言官，使振纲纪。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养成大患，免其阁职，仍获以内大臣效用。于所宠爱，保全实多。高宗自谓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梁武、唐明，其晚节颓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参明珠，直声振天下，实由高士奇受圣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为定稿乃上。见李光地《语录》。且云：“这样龙、比，很容易做。”然则圣祖之不欲自示聪明，而以风节成就台谏，尤不可及也。

第二节 嘉庆间兵事（一）——三省苗

乾隆末叶，以十全武功自夸大，吏治不饬，滋生变端。得清强长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亲、旗下贵介，借以侈其专征之绩。轻调重兵，但张声势，不求其肯綮所在。费繁役困，迭殒重臣。草草告蒇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贤有司，而后真有措手之道，历十余年乃大定。绝非高宗所信赖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见人君骄侈偏私，虽富强无益于事。嘉庆初平苗一事，官书侈福康安之功，于事实正相反。此亦盛极而衰之一征象。守文之主，尚能补救于用人之际，尽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为清代平内乱中最有意义之一事。

乾隆间，国威远震，视边裔蠢蠢之民，较腹地编氓，尤为鱼肉。苗介湘、黔山中，环以凤凰、永绥、松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营汛相望，其驭苗也，隶尊如官，官尊如神。民与苗相接，亦存凌侮之意。官弁军民，各肆其虐。苗无所控，铤而走险。高宗未尝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悬，却急谋私亲之封拜。《国史》载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余年来，读史者亦从而尊信之，今不能不发其覆，以为后世之遇变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广提督刘君辅奏：“正月二十二日，准镇篁镇总兵明安图咨：黔省松桃厅属大塘苗人石柳邓，聚众不法，恐窜入楚境，见带兵堵截。旋于二十五日，据镇篁游击田起龙等禀称：侦闻永绥厅属黄瓜寨苗人石三保，纠众抢劫，由永绥之黄土坡及凤凰厅之栗林，烧毁民房，杀毙客民，见在竭力保护城池等语。臣恐石三保等或与大塘苗人勾结，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凤凰、栗林等处听用。臣带本标将弁及战兵六百名，前往办理。”是为苗乱之始。

是日，谕军机大臣等：“贵州、湖南等处苗民，数十年来甚为安静守法，与民人分别居住。向来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来无禁。地方官吏暨该处土著及客民等，见其柔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迨至酿成事端，又复张皇禀报。看来石柳邓、石三保等，不过纠众仇杀，止当讯明起衅缘由，将为首之犯拿获严办，安抚余众，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带领多兵前往，转致启其疑惧，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众，成何事体。”云云。此谕深悉苗变原由，则整顿政治，不必倚恃兵威，应有定见。乃甫阅两日，戊午，湖广总督福宁奏：“正月二十九日，据辰州府禀报，乾州城已被围，仓库被劫。并闻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检汪瑶，俱已殉难。各路苗人约有数千。镇篁镇臣明安图在永绥、鸭西地方被阻。”等语。奉谕：“逆苗聚众不法，必须痛加剿除。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机剿捕。”等云。剿捕而烦此大勋贵，则封拜之欲起矣。再阅八日，丙寅，又谕：“和琳自西藏暂缓来京，接授四川督篆，带印速赴酉阳驻扎。并谕孙士毅交卸督篆，仍暂留四川。设和琳带兵策应剿捕事宜，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云云。和琳者，和珅之弟。权贵群集，封拜之欲更炽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谕：“福宁奏：查询起衅根由，据百户杨国安供，苗人生计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与苗人争执，以致生变等语。客民与苗人争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藉端滋事，良民尚被扰累，何况苗民，岂有不恣行凌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员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争执，即为起衅之由。此事着福康安于事定后，必须切实查询，究明严办，以示惩创。”高宗既知苗民激变之有由，其查究应在剿杀之先，待事定后则屠戮已畅，封拜已遂，乃始理激变之失，其何能及？

自是福康安、和琳迭次奏捷邀赏。和琳旋命专任会剿，川督仍由孙士毅署理。福康安一赏三眼翎，再赏由公爵进封贝子，三赏貂尾褂，四赏官其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五赐御服黄里元狐端罩。皆在六十年年内。明年嘉庆元年，更命赠其父傅恒贝子。至五月染瘴卒于军，加郡王衔，从傅恒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和琳则一赏双眼翎，再赏封一等宣勇伯，三赏上服貂褂，四赏黄带，五赏加太子太保、赏元狐端罩；入嘉庆元年，赏用紫缰。福康安卒，命督办军务，再赏三眼翎。八月卒于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此苗乱未告荡平，权贵所已邀之封拜也。其奏捷之词，则攻破苗寨数十百计，擒获匪酋吴八月。据称，八月自诡为吴三桂后，自称吴王，是为福康安督办时之功。福康安督七省官兵，计两广、两湖、云、贵、四川之兵皆集，与苗相持一年余，始既奏么么不足数，及老师矿日，则频以暴雨山潦阻涨为词，而饷道崎岖，先后益兵数万，降苗受官弁百余人，月给盐银者数万人，旋抚旋叛，军士中暑毒死甚众，数省转输，费巨万计。及和琳代将，擒石三保，此为和琳督办时之功。八月和琳又卒，额勒登保代将，又斩石柳邓父子及吴八月之子吴廷义。此数名酋，皆倡乱以来所指目。其实苗之为乱，不与数酋相终始。不化苗为民，则撤兵以后，苗中为数酋所为者何限。当时以著酋俱获，平陇贼巢亦克，而白莲教匪日益蔓延于川、楚，急于移师应之，遂告石匪荡平。又封明亮襄勇伯，额勒登保威勇侯，德楞泰子爵，鄂辉男爵。时嘉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子也。至奏报中，大帅之运筹，将士之用命，贼势之凶悍，逆寨之险阻，自是封拜应有之资。以腹地蕞尔数百里间，劳师七省，用众数万，贼巢未平，指目之酋亦未尽获，而二贵迭封，与开疆拓土之功无异。官文书所载如是。

《圣武记》一书，各篇亦多以官书为本，间采私家著述，或转有失实者。惟湖、贵平苗，独不据官书，极得事实。盖自荡平宣捷，爵赏既沛之后，苗变复起，经营十年，而后化苗为民，易兵为屯，纯得力于政治。魏氏生长湘南，耳目相接，其乡先辈严如熤号乐园者，躬预其事，又专著为书，有《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作。平苗兴屯之傅鼐，大功成于一手。魏氏熟娴其事，又由傅鼐后任姚兴洁招修《屯防志》《凤凰厅志》，考订公私文据极详，故此篇之首即云：“呜呼！以臣所闻，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盖与当时颇殊云。”此盖深悉乡里近事，无庸作考订疑似语矣。所叙大帅之失机，奏保之不实，诱擒石三保出于效顺之土蛮，而由绅士严如熤力白其被诬之头目张廷仲，始屡收其效。征苗之师，以嘉庆二年三月撤移，应湖北教匪之急，留官兵二万分防。而苗兵受抚，月给盐粮银者三万七千人，劫掠四出，边无宁日。抚事由总督毕沅、巡抚姜晟主之。及四年，黑苗吴陈受寇边事闻，于是诏问：久奏勘定，何复有纠众数千连犯边卡之事。是前此福康安、和琳奏报不实，及草率蒇事之咎。自是湖、贵大吏不敢讳用兵，始奏以凤凰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乃有募勇修碉，兴屯充饷，苗疆乃安。《国史》亦载鼐《传》，其平苗之功未尝不纪。则元年之荡平封拜，二年之奏凯移兵，其为粉饰何如。《圣武纪》载鼐复总督百龄书，稍见真相。魏氏集中有《傅鼐传》一首，读此乃知苗事真相，具录如下：

鼐复总督百龄书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抚两端，叛则先剿后抚，威克厥爱乃济。迩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帅以七省官兵，挞伐二载而未底定，何哉？论者谓始则恃搏象之力搏兔，以为功成指顾，而无暇总全局以商定算。继则孤军深入苗巢，前坚后险，实有羝羊触藩之势。兵顿乌草河、牛练塘、九龙沟者俱累月，不得已广行招纳，归咎于客民争占之滋衅，尽撤苗巢汛四十八处，以期苗释怨罢兵。如豢贪狼、养骄子，大功未就，相继赍志而殁。踵其后者，承士卒之疲劳，国帑之糜费，又值川、楚事急，仓皇移师北去。是以苗志得气盛，鸱张鱼烂，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罢，势难再议兴戎。鼐思民弱则苗强，民强则苗弱，因而卫民以壮其气，练勇以摧其锋，驾驭以伸其信，进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墉斯固。坚壁清野，无可觊觎。而后入其穴，扼其吭，夺其恃，歼其强，稚莠渐除，良善可康。此又嘉庆二载来善后之情形也。”

据此书则事尚未蒇，而既报荡平撤兵，不能复言兵事。于是所有真实平苗之举，反作非兵事论。使以前张皇讳饰之军功，独专封拜，岂不可笑。然仁宗能尽劳臣之才，官不必高而责犹可负，其功绝非向来勋贵所能企。此时已见满、汉之优劣矣。

《国史·傅鼐传》：嘉庆元年八月，调湖南凤凰直隶厅同知。四年，随巡抚姜晟截击苗匪，设法生擒首逆吴陈受。上以傅鼐将首犯擒获，尤为出力，赏给知府衔，即行补用，仍交部议叙。五年正月，姜晟保荐堪胜知府人员，奏：“直隶凤凰厅同知傅鼐，于嘉庆元年到任。时值军务甫经告蒇，该员清理苗占民田，安置归业难民，苗民畏服。该员才长耐劳，能胜艰巨，而不急功近利，为丞牧中仅见之员，堪胜保荐。见在办理镇筸右营一带荒弃民田，均给长壮丁勇抽撤盐粮一事，未便遽令离任。俟其妥善竣事，再行给咨送部。”奏入报闻。八月，晒金塘寨黑苗因乏食出扰民村，鼐随总兵富志那截击之，歼毙首逆吴尚保，得旨奖励，交部议叙。又谕曰：“凤凰厅同知傅鼐，前经赏给知府衔，着加恩即照知府食俸，俟有苗疆道员缺出，再予升补。”六年正月，湖南巡抚祖之望奏：“苗疆建碉置卡，屯勇均田，头绪纷繁。凤凰同知傅鼐，克胜巨任，不避劳怨，能得兵民心力，应责成该员，帮同道员，往来督率，独总其成。”奉旨：“傅鼐实好，朕亦知其官声。俟奏到时再降恩旨。”十一月，两湖总督吴熊光奏：“苗疆一应边务，必得专员亲身周历，随时督办。尤须文武员弁，同心共济，方能妥速完善。见任道员郑人庆，统辖苗疆，镇筸地处紧要，应令常驻镇城，坐镇办理，势不能分身督查。凤凰厅同知傅鼐，官声办事，均蒙圣明鉴察，自应仍令往来督率，以专责成。惟该员究系见任同知，与各厅营不相统辖，未免呼应不灵，即恐不无掣肘。查该员系蒙恩照知府食俸，遇有苗疆道缺准予升补之员，合无仰恳赏给道街，令其总理边务。”谕曰：“傅鼐平日官声甚好，在苗疆一年，一切筑卡均田等事，俱能妥速完善，着加恩赏给道衔，即令其总理边务。遇有苗疆道员缺出，准予升补。”七年丁父忧，湖南巡抚高杞奏留原任。谕曰：“傅鼐自嘉庆元年以来，办理该处边防妥协，素为民、苗悦服。即见在所办建城、筑堡、设卡、均田，仍系军务善后事宜，此时未便骤易生手，着准其署理凤凰直隶厅同知，不必开缺。”八年，永绥九里癫苗陇六生等纠众滋衅，傅鼐等先期得信，设法擒捕。上嘉其办理妥速，交部议叙。十年

四月，永绥逆苗石崇四与积匪石贵银，纠集附近苗人，攻扰边汛。鼐派员弁分调兵勇驰击，复督率官兵，奋勇围剿，叠次追捕，经官兵拿获石崇四、石贵银，先后擒斩逆党三百余名，众苗震慑，自行投首，呈缴器械，良苗安堵，地方宁谧。上以所办殊属可嘉，交部从优议叙。寻湖南巡抚阿林保奏：“据傅鼐禀称，嘉庆元年平苗善后案内，奏将查出逆苗叛产，并客民插花地亩，分给无业穷苗耕种。当日并未查明分给，所有田土悉为强苗侵霸。此次剿办逆苗石崇四名下，已有侵占苗寨田地一千余亩，其余各犯亦多有侵占之田。见在分别清查，即照叛产归公，另佃良苗耕种。正查办间，远近寨苗闻风震慑，各愿将从前侵占田地全行缴出，请收作良田，分佃良苗，每年纳租，以充公用。见在永绥七、八、九、十等里，业已缴出一万余亩，其余乾州、凤凰、保靖等处，亦纷纷呈缴，恳求一律办理。鼐又请将边防撤后，仍挑苗兵分交带管，即将此项官粮，赏给苗民支食。”疏入，得旨允行。五月，补授辰、永、沅、靖道。十三年二月，来京引见，奏对详晰。谕曰：“傅鼐由佐贰出身，荐升道员，历任苗疆十有余年，剿除顽梗，安抚善良，前后修建碉卡、哨台一千余座，均屯田土十二万余亩，收恤难民十万余户，挑留屯练八千名，收缴苗寨器械四万余件；又复多方化导，将苗民妄信巫师椎牛聚众恶习禁止革除，设立书院六处，义学一百处。近日苗民已知向学，吁求分额考试。所有凤凰、乾州一带边界苗众，实已革面洗心，辑宁安堵。凡该省历任大员，及在廷诸臣，多系傅鼐一人任劳任怨，不顾身家，尽心筹画，克臻完善。朕久有所闻，特因未识其人，尚未特沛恩施。本日召见傅鼐，见其人安详谙练，明白诚实，洵属杰出之才，堪为苗疆保障。着加恩赏给按察使衔，令其先换顶戴，以示奖励。”十四年，补授湖南按察使。十六年六月卒。此下恤典，照巡抚例赐恤。谕文从略。

《国史传》最不明了，盖缘嘉庆元年之苗疆荡平案不撤销，封拜不追夺，则苗疆不得为军事地方。所叙傅鼐之功，竟不知建碉置卡、屯勇均田，一切所为何事。嘉庆四年之生擒首逆吴陈受，五年之歼毙首逆吴尚保，明系战绩，而隐约有似寻常捕盗。既云独总其成，又云帮同道员，因总理边务一年，而其官仅同知，不足呼应各厅营，乃赏道衔。丁忧不开同知缺，改为署任，是大吏统军夺情办法，亦不叙明军中墨絰之义。元年善后案，既定清查叛产，收缴苗寨器械，乃十年不办，即是乱事未毕，无后可善。至此由鼐举行，乃真蒇苗疆兵事。叙述全不明晰。谕中言苗众革面洗心，辑宁安堵，中外大臣多称系傅鼐一人筹画，则前此封拜多人，举不及此一人矣。而将其出身佐贰，以示资格不及亲贵，虽成永久之功，不及涂饰一时之计也。在鼐乐以才器自鸣，功名自奋，原不问区区官赏，但从此知汉人中有人材，非若旗员挟从龙之阀、椒房之亲，赖专制之积威，朘举国之物力，重赏严罚，驱策效死之士，仅成焦头烂额之短计，不顾其后，兵撤即乱事如故。且苗本不出其乡，窟穴不过数州县。若有意涂饰，尽可糜烂三省而自谓太平，虽数十年间，亦或不至窜扰天下，震惊宫阙也。故自以为荡平即荡平也。知此则七省大兵本不当用，既用而撤移，官书有所牵掣，不言嘉庆元年以后尚有苗变。其实清一代能平内乱者，莫善于苗疆之役，而实在虚报荡平不许动兵以后。魏氏于《圣武记》之外，作《傅鼐传》，此则既传苗事之真相，亦永为平内乱之炯鉴。所谓用武力之成分，少于用政治者甚远，惟傅鼐足当之矣。录魏氏《傅鼐传》如下：

嘉庆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诸将移征苗之师而北，草草奏勘定，月给降苗盐粮银羁縻之。而苗氛愈恶，借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归苗之约，遂蔓延三厅地。巡抚姜晟至，倡以苗为民之议，议尽应其求。时凤凰厅治镇筸，当苗冲，同知傅鼐有文武才，知苗愈抚且愈骄，而兵罢难再动，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妨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战且修。其修之之法，近以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数者，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枪，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盗不逾。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民竞以劝，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将中鼐开边衅罪，又兵备道田灝者，阿大吏意，吝出纳以旁掣之，事且败。会四年，镇筸黑苗吴陈受众数千犯边，于是有“苗疆何尝底定”之诏，责巡抚姜晟严获首贼。鼐为擒之，始奏加知府衔俸。是年碉堡成，明年，边墙百余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雾潜出没。每哨台举铳角，则知有警，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戒严，于是守固矣，可以战。时镇筸左右营黑苗最患边，适谍晒金塘骁苗悉出掠泸溪，即夜三路捣毁其巢，复回要伏苟 岩，大歼之。苗气始夺。六年而贵州变起。盖湖南环苗东、南、北三面七百余里，其西南二百余里之贵州边，尚未修备，故石岘苗复思狡逞，煽十四砦并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乡勇千五百弛赴铜仁，而贵州巡抚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鼐还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抚勘定奏，回贵阳。时首逆枪械皆未缴，各寨方沸然，边民赴愬云、贵总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会剿，三日尽破诸寨。其破岩屯沟也，前两路贼皆垒石守，鼐使贵州兵攻其前，而自领乡勇夜探山后径，猿引上，黎明始达。炮天降，火寨起，贵州兵望之亦奋呼夺隘，遂连破五巢。其破

上下潮也，万山一峡，苗以死守，乃夜分贵州兵左右裹山围之，而亲督乡勇，黎明攻峡，至晡，炮破之，进逼其寨。骁苗方迎死战，即分兵火寨，上潮溃而下潮亦望风溃，又为守隘贵州兵擒斩。前后歼苗二千余，三日扫穴平。琅玕奏楚勇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误边罪，为新巡抚初彭龄所劾，伏法。鼐遂奉旨总理边务。鼐以永绥孤悬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尽撤营汛后，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难二可虑，议迁城花园，而贵州方藉永绥声援，难其移。鼐乃请于贵州边设螺蛳堡，移湖南守备戍之，助弹压。于是总督琅玕亦奏移驻是。七年九月，厅既移出，群苗争占旧城，弥月枪炮闻黔境。鼐以乡勇数百，深入弹压，忽远近苗大集，鼐急据吉多寨，苗数重环之，铳如雨骤。鼐按兵不动，徐以奇计穿围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议缴枪械以绝其牙距。其抗命者，则复有永绥生苗、凤凰黑苗之剿矣。初永绥以厅城孤悬掣肘，从未深捣其巢，及是果抗缴械，阻丈田。于是石崇四等纠数千苗，复大猖獗。而是时厅已移出，且分驻形势地，又得贵州螺蛳堡可驻兵，遂立以乡勇千余、苗兵二千往，首败之夯都河，连烧六寨，乘胜穷追，宿阳孟冈。五鼓，万苗突至，四面噪攻，我兵时火药少，后路已绝，势岌岌。会雨霰杂下，苗绳硝皆湿，枪冻。比晓，我兵刀槊并前，人自为战，鏖至山后，斩堕溺死二千余，生擒石崇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蛳堡。连剿破口、漏鱼、补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贼起事即戕良苗，故鼐得以驱策苗兵，深入转战，月余破寨十六，获枪炮刀矛三千有奇，余寨乞命降。永绥苗一举平。由是师行所至，万苗讋服，纳兵恐后，罗拜犒迎。贵州吏未能行令于黔苗，鼐并檄黔寨勒缴枪械，震叠罔抗，边境销兵。时嘉庆十一年也。

以上为平苗之真实兵事。前此七省大兵，乃兵至苗窜，兵过苗集，治标不治本之策。《圣武记》：嘉庆元年六月，和琳复乾州，使额勒登保等进攻平陇，而自与毕沅、福宁及巡抚姜晟等毕沅新任两湖总督，福宁旧任，调督两江。遂奏善后章程六事。大抵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惟购收枪械一事，颇有关系而议旋寝。及嘉庆十年，兵备道傅鼐始按察勒缴四万余件云。《东华录》不载和琳善后六事疏，殆以善后之说为虚饰，以后十年事实具在，故《实录》删之欤？《国史·和琳传》则曰：“七月，疏陈苗疆善后六事：清釐田亩，归并营汛，酌改土弁，修复城垣，收缴鸟枪，安插被难民人。上以收缴鸟枪一条尚须斟酌，仍敕和琳筹办妥善。”然则缴械事反由上意寝之。此亦太上耄昏，和珅用事，知其弟所必不能办而故缓之也。夫不缴械则何谓善后，给盐粮以养持械之苗，使遇机而逞，此即熊文灿招安张献忠故事。和琳于给银、缴械二事，尚不敢不并言，中旨成就其封拜之盛，亦由教匪日炽，急欲移师，乐得置不远窜之苗为后图也。

《传》又言：初，乾隆乙卯，嘉勇贝子征苗时，川、湖、贵、广重兵环境，湖南提督刘君辅进五路平苗策，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军。鼐则侦谍阒然，声东击西，倏然其去，忽然其来。苗各自守则党日离，不测则情益绌。从来备西北边，莫善于李牧一大创之法，御流寇莫如坚壁清野法，而惩苗则莫如沈希仪雕剿法。鼐专用之，大小百战，歼苗万计，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余口，而所用不过乡兵数千。则又其训练有过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长：奥壑重巇，足仄目悸，兽蹠猱腾，如蓦平地，此一长也。地不可容大众，其进无部伍行列，退则鸟兽窜，冈回箐邃，贼忽中发，内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长也。铳锐以长，随山起伏，命中莫失，惟腰绳药，无重衣装，耐饥渴寒暑，此三长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轻走以习步，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俯击仰攻，临敌亦不方阵进，呼聚啸散，无异以苗攻苗。又苗兼挟利刀，乘火器甫发，冒烟豕突，因兼习藤牌刀法，狭路相逢，则短兵接战，复以趋捷胜。每战还必严汰，不但趑趄者去，贪掠者去，即徒勇而昧机宜、昧号令者亦去。数年始得精兵千，号飞队，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行山涧风雨而行列不乱，遗赀货载道无反顾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阵亡若子弟，报公愤如私仇。而乡兵既明地利，习苗情，又多被祸同仇之家，故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绥苗事闻，诏各省督抚提镇，以鼐练乡勇法练官兵。《宋史》称辰州土官秦再雄练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历山飞堑，遂一方无边患。故详著之，庶后筹边君子有考焉。

以上为平苗兵来历及编练。就地发自爱身家之人，以地方官为帅，不用勋贵之重，七省调发之烦，批却导窍，不用泰山压卵大而无当之力，此因兵事而详其兵制者。以下乃可言善后。非元年贼巢平陇未下，和琳等遽奏善后六条，后悉作废之比也。

《传》又言：至其屯田一事，与修边御苗错举，皆于十年蒇事。其始不无广占民田以权利害轻重，及事定民争复业，屡有讼言，于是议者人异词。今独载鼐上巡抚高杞书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兵卫民，民实屯。有村堡以资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维。迩者贵州巡抚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请陈利害情形而效其说。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其营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师后，苗云扰波溃如故。维时鼐竭心筹之，无出碉堡为上。遂募丁壮子弟数千，以与匪苗从事。来痛击，去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而后苗锐挫望绝，薪烬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载乾隆五十九及六十两年用兵以来，苗乱奏报，以六十年正月为始。湖南本省用兵，乃先一年已起。已糜帑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虞，则自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于始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佚于终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千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而后边无余隙，各环苗境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兵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赡。在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即后路同资屏藩，亦乐损有余以补不足。此所以谓之均田，始本民愿，后有讼言，不为主者罪。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则其亲族，而距边稍远者，则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土民杂处者，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为无赖，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稽之古效则如彼，筹之今势则如此，惟执事裁之。”其坚持定议者，大指盖如此也。

以上为善后之根本。高杞任湖南巡抚，在嘉庆七年至八年，时办屯已有效。以丁御苗，以屯养丁。兴屯之田，视需丁之数而定。均之于民户，而计其所养之丁，仍为各户子弟亲族。又有但输屯租，不以田别授者。后来首祸已弭，民思故业，不免兴讼，遂于鼐有间言。当其初不费国家给养，而得节制精劲之兵，功成之后，民有觖望，国家当设法代弥之，而反为任事者之谤议。较之福康安之泥沙帑项，师亦无功，徒得封拜，何可比也。

《传》又曰：积久制益密，田益辟，则又有出前议外者。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赒恤，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出，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于五年陈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陈经久八事，十二年复陈未尽七事。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故约官与兵民曰：“无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约苗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靡财，毋挟枪矛寻睚眦以酿衅。”则永永不穷且变，遂同学校同考试。呜呼，其亦善深长思矣。

以上为真善后。《先正事略》又详之云：“又以诗书礼乐化其獉狉之气。请将乾、凤、永、保四厅县，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苗字号，外加中额一名。苗益感奋。”李元度亦湘人，故事略亦得其详，然大致用魏氏说稍补苴耳。当时收拾人心，以科举为最有力，新疆于清末行科举数次，遂与满、蒙、藏情态迥殊，苗疆善后，至此而攻其心矣。

《传》又言：雍正间，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盖以经略督抚之权行之，故帖帖无异议。鼐区区守土吏，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龃龉拮据中，盖独为其难。即其始欲不借屯以养丁，继不长屯以安乌合数千众，其可得乎？后之君子设身以处之，综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加按察使衔。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边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给，门一木匦，诉者投满其中，夜归倒出阅之，黎明升堂剖决尽。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权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复入觐，天子方将擢鼐巡抚湖南，而六月卒于官。事闻震悼，赠巡抚，赐祭葬，敕祀名宦祠，并许苗疆专祠。呜呼，捍大灾，御大患，有大功德于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状。嗣兵备道者，桐城姚兴洁，招源纂《屯防志》《凤凰厅志》，志例当有传，乃传。

以上略举兴屯之与所凭借，为三省安边，民得苏息。不当以事后之浮议为据。以平苗之人而留苗疆去思，苗人德之如此。立苗疆专祠，较之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等祠，纯出于君主恩私者，其荣辱何如也。嗣子端弼幼，《国史》作四岁。四岁嗣子主鼐后，故无碑状，则本无谀墓之文。魏源修《屯防志》及《凤凰厅志》，皆鼐立功所在，而屯防尤由鼐而成。志当有传故为传，更非有傅氏后人请托之，此诚地方人士之公论矣。

《传》后论曰：魏源曰：方鼐之苦于大吏以掎齕也，则镇筸镇，总兵富志那实保全之云。又举岁给降苗数万金畀之，故鼐得以豢苗者蹙苗。富志那从征大、小金川，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鼐实从受之，卒以成功，仁人之利溥哉。二妾遗孤，饪粥不给，而议鼐者至今龂龂焉。吁，北山劳大夫所为太息也。

传论亦叙事也。鼐筑碉堡而苗出争阻，大吏遂将罪以开衅，事在三年。保全之者总兵富志那，其并以岁给降苗数万金者，时所以饵苗苟安之费，镇筸镇应给此数。既平吴陈受，可以裁此费而不以自私，不以要功，独畀能事之厅员为展布地。且筑碉之法，鼐亦从受之。武臣中有此人，旗员中有此人，仁宗能用此等人，清中叶之所未坠盛业也。鼐既能且廉，议者犹未尽相谅；必如福文襄王，世以威望之。悠悠之口，何足问哉？

《啸亭杂录》谓：“福文襄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岩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与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傅厚庵鼐，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裏王倚重之，明参政亮因荐公为风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翦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时宿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转战数旬，苗大败，奔远寨。公围之，苗请降。公与约：‘嗣后阑入汉界，檄诛不贷。’匪稽首惟命。公乃抚之曰：‘叛吾仇，降即吾子，忍不抚育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天子喜，擢公按察使。”

昭梿以宗室亲王，于福康安亦作此语。然其曰“养贼自重邀封拜”，则无是理。封拜则已封拜矣，蕞尔山寇，养之何足自重？若不死，则久顿兵必且无以见天下，其不进乃计无复之，非养贼也。

乾隆间辟新疆二万里，自是事实。然纯由天予，将帅无足称。余所谓“十全武功”，亦自乘富强之势耳。至征苗而亦于太上训政时告蒇，务与十全之语相配。其后十年，傅鼐成功，然后知平苗有表里二役。鼐之真实平苗，为清代武事之足训于后世者，不可不知其详也。

第三节 嘉庆间兵事（二）——三省教匪

三省教匪之役，为清代第一次长期之内乱。旗军之不得力，亦显露于此。其乱象与明季流寇相仿：众股迭发，不相统率，残破各处，不据城池，出没三省，大股人数动辄数万。事亦起于乾隆中叶以后，而大发其毒于内禅告成太上训政之日。盖吏治至乾隆朝而坏，内乱之源无不出于吏虐。康熙间崇奖清廉，大吏中有若汤斌、于成龙、张伯行、陈瑸诸人为尤著，风声所树，为大吏者大率端谨。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高宗则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乱机已遍伏矣。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清水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于八月间起事，袭城戕吏，连陷旁邑。方据临清旧城夺新城，援军大集，擒伦于城中，凡一月而平。明年，而白莲教事发河南鹿邑，遂为川、楚巨匪之嚆矢。

《圣武记》：白莲教者，奸民假治病持斋为名，伪造经咒，惑众敛财，而安徽刘松为之首。乾隆四十年，刘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复分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徒传教，遍川、陕、湖北。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以同教虎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以煽动流伪。乾隆五十八年，事觉，复捕获，各伏辜。王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刘之协远飏。是年，复迹于河南之扶沟，不获。于是有旨大索。州县吏逐户搜缉，胥役乘虐，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时川、湖、粤、贵民，方以苗事困军兴，而无赖之徒，亦以严禁私盐、私铸失业，至是益仇官思乱。奸民乘机煽惑，于是发难于荆、襄、达州，駸淫于陕西而乱作。

以上为教匪缘起。《东华录》不载，当出方略。《东华录》于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铺张内禅盛典。二十五日壬申，枝江、宜都白莲教匪聂杰人、刘鸣盛等纠众滋事，令惠龄剿之。惠龄，时湖北巡抚也。二月，擒聂杰人，而当阳教匪林之华陷城戕官，命西安将军恒瑞率满兵二千往剿。三月初三日己酉，命乌鲁木齐都统永保往会剿。三月，襄阳匪姚之富与教首齐林妻王氏，陷竹山、保康，施南之来凤亦陷于匪，扰及四川酉阳。而恒瑞复竹山。四月丙子朔，命将郧县郧西匪，责陕甘督宜绵督属办理；竹溪至保康匪，责永保、恒瑞；当阳、远安、东湖匪，责湖广总督毕沅；枝江、宜都匪，责惠龄、富志那；襄阳、谷城、均州、光化匪，责侍卫鄂辉等；来凤匪，责四川总督孙士毅，各剿办。于是匪遍三省之交。三省大吏又益以北来禁旅尽赴军，声势浩然矣。未几，孙士毅且以剿来凤匪功晋男爵。又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以兵会。又散蒙古窃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助骑队。六月，永保复请调湖南苗疆兵二万移剿。前督湖广之福宁，已调任督川，留办贼，与荆州将军观成破贼于旗鼓寨。投出者二千余，诱坑之，而以阵斩报，加宫保，益坚胁从附逆计。大帅麋集，各顿兵避贼，久无功。赏复头等侍卫明亮追襄阳贼，贼窜河南唐县，官军劳顿，复请增调山东、直隶兵四千，简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九月，以和琳卒苗疆，诏明亮驰往湖南，遂受平苗封爵而返。十月，四川达州奸民徐天德等激于胥役，与太平东乡贼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四川故有啯匪，盖金川之役，永保之父温福以大学士督师，于乾隆三十八年，败殁于木果木，逃卒无归，与悍民以剽掠为生计，散处于川东北者也。官捕之急，遂合于教匪。襄阳败贼亦多窜入川，皆习战斗为悍匪。孙士毅已卒，新川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陕西巡抚秦承恩，皆无敢掩其乌合者。毕沅惟力请罢苗疆兵移剿。贼踪愈蔓延，所过则官军报捷蒙奖，贼本不坚留一地也。总兵大员累有战死者。

二年正月，苗事报大定。额勒登保奏移荆州将军兴肇兵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兵二千余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率兵六千赴达州。贼又有王廷诏、李全诸股，出没豫西。河南巡抚景安尤怯敌，其人和珅族孙，任用别有径窦，仁宗亲政后乃发之。在鄂境之姚之富、齐王氏，亦入河南南阳，虏胁日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而豫西之贼则被追又入陕，齐、姚各股又与合。官军尾追，每后数日程，所奔突无迎阻者。去则谓之扑灭，来则谓之滋扰，谓之蹂躏。四月，诏言：“明季流寇，缘其时纪纲不整，朋党为奸，文恬武嬉，置民瘼不问。方今吏治肃清，勤求民隐，每遇水旱偏灾，多费帑金，蠲赈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应知感。邪匪不过乌合乱民，国家威棱远播，荒徼无不宾服。若内地乱民，纠众滋扰，不能立时殄灭，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云云。勤求民隐，实有此意。蠲赈兼施，实有此事。其不至为明之流寇者在此。至云吏治肃清，根本即为欺谩。教匪蠢动数十年不已，岂得与吏治并存。时太上训政，和珅当事，锢蔽聪明，矛盾不自觉也。同日即免应山等匪区五县额赋。后七日，又予达县等三州县被贼难民三月口粮及修屋银。此皆恤民之可证者。后复常有其事，然未知实惠及民否也。

剿匪军事，嘉庆初中制之最谬者，为严斥明亮、德楞泰奏请守堡守御事，事在二年九月。《东华录》竟不载，《国史·明亮、德楞泰传》亦无之。《圣武记》：“明亮、德楞泰奏言：臣等自楚入陕，所经村庄皆已焚烬，盖藏皆已搜劫，男妇皆已虏掠，目不忍见。已扰者固宜安恤，未扰者尤宜提防。查各州县在城之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贼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镇，仅恃一二隘口乡勇，或远不及防，或间道失守，仓皇逃避，不但衣粮尽为贼有，且备卫之火药器械，反以藉寇而资盗。而各贼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骤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乡导负运。是以自用兵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为急，则村市已被虔刘；以保荆、襄为急，则房竹、安康已难兼顾。为今之计，欲困贼必须卫民，莫若饬近贼州县，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或数十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劳，贼匪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加以大兵乘压其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路即清一路。近日襄阳绅士梁有谷等筑堡团守，贼屡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东各属，多有险峻山寨，只须令乡民临时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予以御贼安民，必可克期扑灭。奏上，虽奉旨以‘筑堡烦民，不如专擒首逆’，而坚壁清野之议实始此。”魏氏不指当时之失计，而以后卒筑堡收功，谓实始于此。《史稿·本纪》：十月戊戌初二日，明亮、德楞泰请广修民堡，以削贼势，诏斥其迂缓。而列传不见此事。可知《实录》本无，而《东华录》自无可录矣。

是时匪情，据九月癸巳谕：“闻近日匪至一村，先将年壮平民逼令入伙，遇官兵辄令当先，贼匪随后接应。当先者被剿败，匪即先窜。官兵杀掠报功，节次折称杀贼无数者，皆逼胁平民，而真匪早远飏，所以日久不能成功。而新起入伙之贼，未必不由官兵驱迫所致。”至十二月癸亥，勒保奏言：“贼匪随处焚掠，即随处勾胁，是以日久愈多。川、陕、楚三省，犬牙相错，数千里崇山峻岭，处处有险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择隘堵御，贼又向无兵处滋扰。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未来，兵到而贼已去者。东剿西窜，南击北驰。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以言堵御，虽敷十万兵亦不敷分布。”等语。其为清野之法不行，任匪肆窜，官兵以备多而见少，匪以所向随意而见多。徒以朝旨急于灭贼，不许先为灭贼之备，虽亦真有奏捷之时，清军亦屡丧敢战之提镇大员，得失略相当耳。三年正月，以明亮、德楞泰追剿高均德，责其不先歼齐王氏、姚之富等，尽夺世职及优赏，止留本职，戴罪图功。

二月，并将明亮革职，拿交刑部治罪。而是时明亮、德楞泰已破齐、姚于郧西，贼陨崖死，枭其首以奏。谕尚以未能生擒为不满，仅予明亮副都统衔花翎，且言此时陕省首逆，系高均德、李全，其次张天文、阮正通，不可再令自毙逃戮。

贼之炽也，由于吏虐。仅凭匪鼓众之口实，未可为信。教匪之扰，则有反证焉。四川南充县知县刘清，以贵州广顺拔贡官蜀，适当匪扰。清数以乡兵破贼，所抚兵民，皆以儿子畜之，人乐为死。贼自为民时知清名，战莫为用，故遇清辄逃。贼分青、黄、蓝、白为号，白号贼王三槐横于蜀，总督宜绵命清亲入三槐营。三槐跪谒清，随至谒督，约率所部出降。清知降非诚意，设备以待。三槐于所约纳降之日，诡来投，伏匪沿途接应，将为掩袭计，清大败之。此二年四月事也。三年，总督勒保受命专责剿办三槐，委清署广元县事，再议抚三槐，令清迭赴三槐营宣谕。三槐诣军门，勒保擒以奏捷，符诏书“生致首逆”之旨。勒保由侯晋公，晋和珅由伯为公，封珅党福长安爵侯。时距平贼尚远，只得群匪首中之一耳，赏亦不及刘清。清既为总督所卖，然有所招徕辄遣清。清仍累至贼营，贼惩三槐事不敢出，以清廉吏，不忍加害。其非著目信清者仍黟，前后招降川东贼二万，皆遣散归农。清抚贼有恩，战贼亦最勇，所练乡勇尤敢死，尝破罗其清、冉文俦于方山坪，破三槐于巴州江口。转战川东数载，大小百十战，斩馘万计，见奏牍者十仅二三。入贼营抚贼，出贼营杀贼，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训挞婴儿，论者以为史册所稀有。三槐被绐俘至京，廷讯时供：“官逼民反。”帝问：“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曰：“惟有刘青天一人。”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以军功累进官至建昌道。嘉庆十年，匪已平，清入觐，仁宗赐诗，首有“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之句。丁艰起复，授按察使，升布政使，自陈才力不胜藩司任，恳开缺，斥其冒昧陈奏，降补员外郎。十八年，清已补山东盐运使，教匪李文成起河南，煽及山东，清再从戎，破扈家集功最，谕以布政使缺与伊不甚相宜，以二品顶戴留运使任。二十一年，因病请开缺，令来京医治，旋授山东登州总兵，调曹州总兵。年老休致回籍，卒于家。奉旨入祀贵州贤良祠、山东名宦祠，给子孙荫。

川、楚之役，以刘清事为最奇特。尤奇者，贼皆颂刘青天，被斩馘而不仇，被招抚失信而不怨。非一二匪目之特性，盖凡匪皆戴青天，然则良民之尽礼于贤长官，能过是乎？且能及是乎？以如此有性情之匪，而卒不乐为良民，是可知官逼民反之非借口矣。当三槐供及刘青天时，太上尚训政。明年正月太上崩，和珅获罪，仁宗谕：“教匪滋事，以官逼民反为词。昨冬贼首王三槐解到，讯供亦有此语，闻之恻然。是以暂停正法。我国家百数十年，厚泽深仁；皇考临御六十年，在抱。普免钱粮漕粮，以及蠲缓赈贷，不啻亿万万，百姓安土乐业，焉肯铤而走险？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激变至此。然州县剥削小民，不尽自肥己橐，半奉上司；而督抚之勒索属员，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百姓当之。见在大憝已去，各省官吏自当大法小廉，湔除积习。民无扰累，可遂其生。”等语。盖已认官逼民反之语为真，而一委其祸本于和珅，或未可尽其事理。以廉吏仅得刘清，而不用以整率百僚，乃使浮沉吏议，至不欲为藩司之官，改武职而后守职数载，仍以老休致，一以寻常礼数待之。视康熙时激浊扬清，使成风俗，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故知去和珅为积年隐忍之憾，非真为去吏治之蠹也。国家爱惜廉吏之心，尚不如三省普遍之匪。以吾辈今日计之：若以异等之礼待刘清，以能识刘青天之良心奖匪，直使清主兵，点召匪众，大甄汰地方长宫，大筹措归农生计，或不至更阅五六年，而后仍以武力靖乱。不数年络续匪祸，兵及宫廷，知守文之主果不足与大有为也。

二月辛卯初四日又谕：“自川、楚邪教逆匪滋事以来，所过劫掠焚烧，迫胁煽惑。良民不得已，从贼日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室庐焚荡，田亩抛荒，欲返无所归，即归无所食，势不得不托贼巢栖身，借盗粮糊口。此非徒作招抚空谈，能收解散实效者也。前经降旨，剿抚兼施。大约谓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自相攻击，屠戮生灵。朕日夜哀怜，几废寝食。百姓极困思安，久劳思息，谅必一见恩旨，翕然来归。第思既归之后，目前何以食？将来何以居？务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设非虑及，他时必倍难于今日。凡从各股贼匪中受抚来归者，应如何绥辑安插之处，令勒保就近传唤同知刘清，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俾其悉心妥议具奏。刘清既素谐民望，必能深识民情。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朕几余检阅《明史》，成化中，项忠、原杰先后办理荆襄流民一案，具有章程，或可采取其法，施之当今。或因事异时移，不宜泥古，可一一详细奏阅。至陕省抚辑情形，马慧裕新授藩司，正伊职分中事，亦着详议具奏。”此谕亦知从官逼民反之后，求其症结而理之。顾首称“邪教逆匪”，意少矜怜，既不重视刘清，仅与他州县同被勒保传唤，即非有清勇于任事之地。在受抚者意中，见传唤者为旗下纨绔之勒保，被传唤者有靦然与刘青天并列之多员，固已索然意尽矣。项忠与原杰并称，前例已未能确辨性质，固知其知识在明昧之间。既知贪污害民，不向百姓告罪，而作此是非蒙混之语，知乱事之不能豁然立解也。清居官廉，逢陋规必裁，为大吏所不便。任州县，所碍大吏者仅一州县，若任藩司，则碍一省矣。清后为藩司，勒保即劾以“民社有余，方面不足”，改降运使。清知若任财赋，终不见容，致改武职去，帝竟听之。编修洪亮吉于四年上书，即云：“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亮吉几杀身，特宥犹获遣戍。刘清则终不大用。此足以见仁宗之持国是矣。

筑堡御贼之策，二年已被斥不行。及仁宗亲政，有兰州知府留川督宜绵军中充左翼长之袭景瀚，复上坚壁清野之议，备陈调兵、增兵、募勇三害，征剿四难。谓：“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掳掠。民有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用坚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恃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其要先慎简良吏，次相度形势，次选择头人，次清查保甲，次训练壮丁，次积贮粮谷，次筹划经费。如是行之有十利。”反复数千言，切中事理。嗣是被兵各省，举仿其法，民获自保，贼无所逞，成效大著。论者谓：三省教匪之平，以此为要领。以上《史稿·循吏·景瀚传》《史稿·循吏·景瀚传》略具全文，不备录。四年六月，庚寅初三日诏曰：“朕闻湖北随州未被贼扰，因民人掘沟垒山，足资捍御。民间村堡，尽可照办。勒保、松筠、吴熊光，即晓谕百姓知之。”时勒保为经略，松筠督陕甘，熊光抚河南。四川则勒保兼督，湖北则勒保经略所在也。十一年，续修《皇清文颖》，仁宗出此议付馆臣载入，盖深赏之。而明亮、德楞泰前所奏为始行矣。

先是谕斥清野策为迂缓，严敕诸将力战。三年正月，擒覃加耀，以蒇事缓，夺额勒登保爵职。六月，破齐王氏、姚之富，逼令陨崖死。七月，擒罗其清，又斩冉文俦，又诱擒王三槐，遂封拜勒保、和珅、福长安等，并释勒保弟永保于狱，而匪窜仍如故。四年，仁宗亲政以后，三月，斩萧占国、张长更，又歼冷天禄一股。额勒登保迭进爵至一等男。七月，斩包正洪。八月，擒龚文玉，又擒卜三聘。九月，毙汪正漋。十月，德楞泰奏生擒首逆高均德，封二等男，授参赞大臣。德楞泰前亦夺爵职。十二月，擒王登廷。五年二月，毙王金桂。三月，擒冉天元，晋德楞泰三等子。四月，歼匪首雷士玉、孙嗣凤。五月，以歼净陕西逆首刘允恭、刘开玉，擒获头目王洪儒，晋额勒登保三等子。七月，教首刘之协就擒于湖南宝丰，讯明正法。八月，歼毙教首伍金柱、宋麻子。九月，毙匪首唐大信。十月，获张子聪。十二月，歼首逆杨开第、齐国谟。六年正月，毙首逆张世陇等，又毙首逆徐万富等。二月，射死王士虎，生擒王廷诏。四月，生擒首逆高三、马五及马五之子，余党悉平。并前擒王廷诏功，晋额勒登保二等子，予提督杨遇春骑都尉世职。德楞泰又毙首逆张允寿。六月，德楞泰等奏，追剿青号匪，淹毙首逆徐天德。额勒登保等奏，督剿冉逆等股匪，生擒首逆张天伦、伍怀志，余匪肃清。七月，吴熊光等奏，歼毙白号匪首王镇贤。勒保奏，生擒徐天寿、王登高等。八月，勒保奏，生擒首逆冉学胜等，赏还一品顶戴，本年四月，以剿匪不力，革勒保翎顶封三等男。是月，以三省大功将蒇，撤盛京兵归伍。十月，额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斗及其总兵苏启志。德楞泰奏，歼毙首逆龙绍周，全股扫荡。十一月，额勒登保奏，督剿通江一带残匪，擒获元帅冉天璜、头目庞思宇等，又奏歼擒首逆高见奇、周万友等。十二月，陕甘总督长麟奏，提督庆成歼擒苟文明股匪。额勒登保奏，毙苟文明匪头目苟朝献。七年正月，额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聪，殄除余党。吴熊光等奏，生擒首逆张允寿之子德贵，并将青号余匪全数扑灭。二月，额勒登保奏，道员刘清生擒首逆李彬及辛聪之弟辛文，歼灭余匪。三月，勒保奏，歼毙首逆张天伦、魏盛及其元帅陈国珠等。德楞泰奏，截剿线号教匪，毙首逆龚其尧，生擒老教师李世汉、李国珍等，全股洗净。五月，勒保奏，生擒首逆庹向瑶，并老教掌柜徐天培、张思从及头目多名。庆成奏，剿捕张、魏余匪，生擒元帅康二麻子、总兵张昌元等。六月，德楞泰奏，冒雨赶剿樊曾秀匪股，淹毙首逆樊人杰等，并其妻子弟侄，全行歼灭。晋三等侯。勒保奏，歼毙匪首杨步青。七月，勒保又奏，歼除黄、白、青、蓝四号教匪，生擒首逆刘朝选。晋一等男。额勒登保奏，歼毙匪首苟文明。晋一等伯。勒保奏，毙

楚省窜匪首赖先锋，扑灭全股，并兜截张长吉一股。十二月，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等，奏报川、陕、楚剿捕余匪一律肃清。自成亲王、仪亲王以下，论功行赏有差。额勒登保、德楞泰俱晋一等侯，勒保、明亮俱一等男，赛冲阿、杨遇春俱轻车都尉世职。八年，诏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被扰各州县，自元年至七年，带征、缓征逋欠钱粮，普予豁免，与百姓休息。

是时三省之靖也，不过著名匪首络续擒斩，大股匪众无复横行。山林薮逋逃，未可核也。诏经略、参赞毋遽来京，诸帅分扼三省要冲，穷搜遁伏之匪。匪皆百战之余，出没为变，诱官军入林，突出格杀。翼长穆克登布中矛死。穆克登布与杨遇春同为经略翼长，俱以敢战名，经略痛惜之，诏世袭轻骑都尉。诸帅拥胜兵，分多路会哨排搜，并予招抚，先后降青、黄、蓝及有名号之股匪多起。八年五月，额勒登保奏陕境已无贼，川、楚各有零匪数百，散窜延喘，已成从前啯匪，别筹搜捕之策。乃与勒保、德楞泰督诸将分二十余路，排搜老林。七月，三大帅再报三省肃清。官兵凯旋，乡勇遣撤，每人以银五钱缴刀矛，二两资回籍。各勇多骁桀习战，无家可归，复入山泽，与匿贼合。匪有苟文润者领其众，复猖獗，戕副将朱槐。此众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腾矫如猱，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三省不得解严。十一月，德楞泰剿贼山中，前队乡勇忽与贼中乡勇旧识相诉苦，官军大败，阵亡副将以下数十。乡勇中以功曾得翎顶者，遣往招谕，苟文润杀之。诏悬赏购捕苟文润，与向购苟文明等重。大帅统重兵，与畸零之匪角逐，时围逼一隘，辄复窜逸。将士且久役思归，额勒登保时已改任钦差大臣督师，乃先汰遣疲病兵勇，又下令四卒擒一贼者，即优遣回籍。既募搏贼，亦资遣兵。而贼反纠散遣乡勇以益数，牵缀甚久。至九年夏，诏书切责，而暑雨时行，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三大帅皆病。时尚无欺饰报竣之弊，则诸帅尚得人也。八月，贼党赵洪周乃应购斩苟文润出降，匪乃涣散。官军又奋起搜捕数著目，于是重报肃清，以九年九月班师。其不为明季流寇之续者，以全盛博一隅，势不同耳。明年五月，追思坚壁清野功，加勒保太子太保衔，明亮由一等男晋一等子。

用兵易，撤兵难。兵归原额则易，撤无归之兵大难。教匪之役，用乡勇无几，撤时尚缀大兵经年而后定，其不先筹消纳之生计，仍是国无吏治也。乡勇之起，以刘清为始。一县令无领兵之分，而有需兵之急。以德惠相感，团民御匪，为功甚大。乡勇中成就两大将，最著之罗思举，即由清所拔。桂涵与思举，同应募，皆东乡人，皆积功至官提督，加宫衔，殁膺上谥。思举后且以平江华瑶叛，得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为军兴特著之材武。山乡用奇，非二人之矫捷不济。智勇为其天资，思举尤壮烈。少为盗，积案累累，名捕不获。既贵，不自讳。檄川、湖、陕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力，可销案矣。”世始知其所自来。尝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要言不烦。其为提镇，官俸外不名一钱。终日练兵，如临大敌。然奇功皆在未建节 时，军中号罗必胜。盖有三必胜：晦夜劫营必胜，岩沟间道必胜，冒旗诱敌必胜。贫时得重疾，无以自疗，妻请鬻身以给，不得已，涕泣别去。病得药乃已。贵后具重金赎妻还，为夫妇如初。魏源言：“陶尚书澍备兵川东时，与思举同城驻，常共饮。一日酒酣，袒身示战创斑斑。别有刲痕七；左股四，右股三，乃为亲病致此云。”

清自国初用兵，皆以八旗为主军，始命将皆亲贵。至乾、嘉时，已酣豢不足临敌，而犹用旗籍庶姓勋爵之裔，最疏远亦必为满洲世仆，时尚能得人。若额勒登保、德楞泰为将，为有方略及忠实可任使。《史稿》言仁宗亲政，以三省久未定，卜宫中，繇曰：“三人同心，乃奏肤功。”遂常以勒保参两帅，功非其比也。而叙劳以清野策由勒保首行之，膺上赏，封伯爵，加宫保，正揆席，领军机，卒赠一等侯，谥文襄。殆亦自应其兆欤。汉人立功，杨遇春后由武转文，为总督，亦为异数。满人文武不分，汉人当时则仅有。与遇春起稍晚而齐名者为杨芳，时称二杨，三省平时为提督。道光初回疆有变，乃以功封侯，以宿将屡平川、滇边夷。至鸦片案起，对英吉利兵乃颇怯，为粤人所笑，则国防将转变矣。未几亦卒，幸以功名终焉。

第四节 嘉庆间兵事（三）——海患

海盗之为患，至明而始大且久，统名之曰倭。与万历间之出兵朝鲜御倭，截然非一事也。嘉靖平倭之说，亦不过殪其名酋，稍杀一时盗焰耳。至明末乃归结于郑氏。郑芝龙受抚而并歼他盗刘香，郑成功用其遗众而开台湾，则为明之遗忠。清用绿旗各营，举不足以与海盗争长技，则于漳、泉习海之人中，物色其能胜大任者，要亦皆郑氏旧部，有内衅而离郑自归，且亦视清为可与共功名者耳。台湾平后，经营海疆，习海者既开功名之路，亦遂暂分盗业，而倚海为巢，盗故时有。海上言剿捕之事，日有所闻，至乾隆末而大炽。旧盗以安南为外援，得大肆于粤、闽海滨也。安南黎氏自明宣德间有国，入清累世臣服。其强臣阮氏，世逼其君，至乾隆五十四年，阮光平终逐其君黎维祁而代之。清廷先救黎氏，维祁已一次复国。及阮氏复逞，王师大败，总督孙士毅退入镇南关。帝撤士毅归，以福康安代将，光平乞降，而请主其国，恳赐封号，福康安遽受之，帝亦俞允，而转以福康安不能于此役受王封为惜。是为高宗之昵于所私，而犹以安南已降，张大武功，为十全之一。此高宗之汰侈，而亦清室之衰征也。

阮光平之发难，由佛兰西教士阿兰特为介，乞得佛国兵船为助。又仿造船械，训练其兵，颇师西人海上余技。既以兵篡国，国用不足，乃遣乌槽船百余，总兵官十二，以采办军饷为名，多招中国海盗为向导，为寇海疆。当乾隆五十七年，光平死，子光缵嗣。嘉庆初，各省奏擒海贼，屡有安南兵将及总兵封爵敕印，诏移咨安南，尚不谓国王预知。安南黎氏甥阮福映以暹罗兵为黎氏复仇，号旧阮，而以篡黎氏者为新阮。光缵既与旧阮构兵，益苦费绌，其总督陈宝玉招集粤艇，肆掠海中。浙定海总兵李长庚御盗，获安南艇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又有安南总兵黄文海，与贼目伍存七有隙，以二艇投于闽，闽乃用其式以造艇。盖是时盗有较坚巨之艇，官军弗及也。浙抚阮元讯伦贵利供，备得安南伙盗为患状。光缵谢罪，委之旧阮，而以伦贵利为罪首。时贵利已于取供后磔死，朝廷又以川、楚匪日棘，未取深问，以国王不知赦之。嘉庆二年，光缵解盗犯六十余名至广东，降敕褒赐，而盗不止。七年，旧阮克新阮，光缵被擒。八月，福映缚送光缵所招中国盗犯莫观扶等三名，皆受光缵封东海王及总兵职者。十二月，福映灭安南，遣使入贡，并陈复仇始末，又言其国本古越裳，乞以南越名国。帝以南越古两广地，不可予此名。八年，改为越南，封福映为越南王。越南不复通盗，而盗已得船械驾官军之上，为海疆巨患矣。盗以同安人蔡牵为魁，有凤尾、水澳诸帮，皆附牵。商船出洋，勒税番银四百圆时银圆乃外国币，谓之番银，回船倍之。结陆地会匪济其粮械。官无舰，有舰亦不可用，雇商船载兵任战。既而粤仿商船造艇有效。浙抚阮元先奏，以李长庚总统浙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旋升提督。阮元率官商捐金付长庚，造大舰三十，名霆船，铸配大炮四百余。而粤抚孙玉庭尚奏言：“古有海防，不闻海战。”盖入海搏贼，固非时议之所拟及也。而诏特行之。六年，艇成，兵威大振，迭获盗中著目。八年正月，迫盗首蔡牵于闽，牵窘，乞抚于闽督玉德，纳之。牵请勿令浙师由上风来逼我，玉德调长庚兵居下风，牵遂缮器备物扬帆去。以畏霆船故，厚赂闽商，更造大于霆之船，载货出海济牵，而

以被劫报。牵得大船，复振，横渡台湾，劫米数千石，分济闽、粤、温盗米，遂与合，大船至八十余，势甚炽。长庚建议，禁商造大船，免资盗。海上驰逐累年，牵未就获。十一年二月，扼贼于鹿耳门，复脱去，诏夺长庚翎顶。长庚奏言：“船不得力，臣坐船尚较蔡牵船低五六尺，诸镇船更下于此。曾与诸镇议，愿预支廉造大船三十号，督臣以为需时费财，不肯具奏。”诏褫玉德职逮治，升湖南巡抚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至，连疏密劾长庚，请革职治罪。帝疑之，密询浙抚。时阮元以忧归，代者为清安泰，颇能与元同意倚长庚，为疏辩。帝意解，切责阿林保。疏言当时海军状甚悉，《东华录》不载，清安泰《本传》亦无之。谕旨中稍述数语，其原文详《圣武记》，而《先正事略》采之入《长庚事略》。今录之，以见中国前所无之技术，官与盗皆习海者，而后争此奇胜。后则为欧洲尤习海而兼科学先进，海上技术更非此比，则非徒不习海者不足言海事，中国之习海者亦相去甚远。此世运之不同，而善事之必先利器则一也。

清安泰奏言：长庚熟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舵，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国，两载在外，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赀。所俘获尽以赏功，故士争效死。且身先士卒，屡冒危险。八月中剿贼渔山，围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创，将士亦伤百有四十人，鏖战不退，故贼中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之语，实水师诸将冠。惟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则苔沾 结，驾驶不灵。其收泊非逗留长庾函署督温承惠言，以七月十日收港燂洗。阿林保抵任得其书，疑为私自回署，为具劾之首。且海中剿贼，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

大炮相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炮坏其舵牙蓬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飘然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浩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惟遇剿急时，始间以为逋逃之地。徜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逭诛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忧。每遇大风，一舟折桅，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常屡月不获一贼。夫船者，官兵之城郭、营垒、车马也。船诚得力，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今浙省兵船，皆长庚督造，颇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贼船。船愈高大多炮多粮，则愈足资寇。近日长庚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擒获为功。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而不能为擒贼擒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返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收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尤宜两省合力，乃可期效。

帝责阿林保，谓：“到任不过旬月，地方公事，海洋情形，素不熟悉，于李长庚更从未谋面，辄连次参奏，殊属冒昧。朕又不昏聩糊涂，岂受汝蛊惑，自失良将？朕已降旨，将剿办蔡逆责成该提督，若阿林保因参奏不遂，遇事掣肘，致蔡逆逋诛，海疆贻误，朕惟执法惩办。浙省既无高大商船，阿林保等速在闽省雇募，迅速解交李长庚。口粮火药，亦须源源接济。”事在十一年八月。疏内皮网、钩镰云者，蔡牵船用牛皮网纱多层，淋海水使湿，以御炮火。必用长柄钩镰拉去之，炮始有效也。嗣是长庚迭击贼。至十二年十二月，率闽水师提督张见升追牵，穷所向，至黑水外洋，当粤潮阳县地，牵仅存三舟。长庚击破牵舷篷，自以火攻船，维贼船后，贼急发一炮，适中长庚喉而殒。时闽、粤水师合剿，船械数十倍于敌，而张见升见总统船乱，即麾舟师退，牵乃遁，未就获于此役。

《啸亭杂录》：上罢玉德，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见贼势难结局，置酒款长庚曰：“大海捕鱼，何时入网？然海外事无佐证，公但斩一假蔡牵首至，余即飞章报捷，而以余贼归善后办理。则不惟公受上赏，余亦当邀次功。孰与穷年冒鲸波，侥幸万一哉？”长庚慨然曰：“石三保、聂人杰之事，长庚不能为。且久视海舶如庐舍，不畏其险也。誓与贼同死，不与贼同生。”闽督不怿。丁卯十二月，贼以三舟舣某岛，去官军半里，长庚以舟师围港口，计日就擒。闽督飞檄促战，动以逗桡为词。长庚斫舷怒，下令誓一日擒贼。贼决死战，有卒跳上贼船，几擒牵者再。牵奴林阿小素识长庚，暗中由篷窗出火枪，中长庚胸而薨。

亲贵记事，不满于旗员，而悼惜名将如此，其时满人之信望已坠矣。然核其言，殊未可信。玉德以五月革，阿林保由湘抚升闽督，奉命在五月十九日丙寅。七月间连劾长庚，谕旨明谓其到任不过旬月，于长庚更未谋面。但据称拆阅长庚致代督温承惠书，有“七月初十，将兵船进港燂洗”，疑其私行回署。又于七月二十一日盗首李按一事，尚未知悉，遽迭参其玩误纵贼，力请革职治罪。疑忌参劾，自是实情。长庚在浙逐贼不暇，安有暇赴闽督置酒宴。新督亦知旧督以不得于长庚而夺职，因此谓“非去长庚，督威不立”则有之，若敢于以大不韪之语要长庚同意，以无是理。长庚本海中搏贼，并非困之于一岛。浙、闽会剿，何能飞檄专促长庚？长庚与阮元交最密，剿海盗事互助为功。元撰《长庚传》，于长庚中炮时事则云：“见升本庸懦，又窥总督意，颇不受提挈。及是，远见总帅船乱，遽率舟师退，牵乃遁入安南夷海中。”则闽督与长庚自有芥蒂，亦属事实。但未必如礼邸所录之甚也。

长庚死事闻，帝谕有“览奏心摇手战，震悼之至”等语。追封伯爵，谥忠毅，命以所部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军无总统，命阿林保择驻厦门、漳州一带调度。海盜巨酋，自蔡牵外有粤盗朱渀，与牵时合时分，互寇海疆。十三年，渀为金门镇总兵许松年轰毙，弟朱渥复领其众。浙洋复有土盗张阿治、骆亚卢等，为浙兵邱良功等所歼。十四年，朱渥以众三千余，船四十二，炮八百余，降于闽。旋邱良功为浙江提督，王得禄为福建提督，浙、闽将帅无间，以是年九月，合剿蔡牵于定海之渔山。乘上风逼贼，转战至黑水深洋，逾一夜至明日午，良功见水已绿，近内洋，惧日暮敌更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骈敌舟，闽舟又骈浙舟。贼死战，毁浙舟篷，扎伤良功腓，浙舟脱出，闽舟又骈贼舟。贼余舟皆为诸镇所隔，不能救牵，牵船中创毙余三十人，铅丸亦罄，以番饼作炮子，得禄亦受伤，挥兵火其尾楼，复以坐船冲断其舵，牵乃首尾举炮，自裂其船沉于海。封王得禄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粤洋尚有安南余艇之贼，百龄代吴熊光督粤，严断接济，粮及硝磺不得漏出洋。外洋无可掠，贼乃冒死入掠内河。官兵守待捕斩，有以制贼，而尚有总兵许廷桂败死，贼突围遁走一事。贼终以穷蹙，各帮先后降。百龄所降贼至二万余众，船三百余，炮千数百。粤事平，赏百龄轻车都尉世职。蔡牵余党亦降于闽，尚有千余人。时澳门葡萄牙人备兵舶二，英吉利备兵舶四，各愿助剿海贼，朝议不许。见《圣武记》。自后海上外国船械日精，官与贼旧法皆见绌，遂开新海防时代。

第五节 嘉庆间兵事（四）——畿辅教匪

嘉庆兵事，有何可纪？纪兵事，见吏治之败也。乾隆以前，非开辟疆外之兵不纪，乾隆中叶以后，台湾已为内属后之兵事，亦略之。临清一役，乃嘉庆教匪之先见者，以为时甚暂，亦不专述。而内乱之萌孽，实始乾隆朝之骄泰，为种败亡之因。嘉庆间苗匪、教匪、海匪，皆内地子民。所以为匪者，皆缘官吏之非人；纵不尽由迫压，亦必由纵弛而后容奸。寸土皆官治之地，民皆受治之人，岂有省、道、郡、县层层统摄，而为变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酿成大乱之理？海事甫靖，教匪又兴。此事前接川、楚，后接金田。秘密党会之无法解散，于刘清之不见用验之。

嘉庆十六年春，有星孛见紫微垣，教匪指为惑众之具，谓应在二年后之九月十五日。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东巡启銮，秋狝并谒东陵。九月甲子朔，命随扈之皇次子绵宁、皇三子绵恺先还京。绵宁即宣宗讳，以先还，故得以宫中御寇立功，封智亲王者也。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庄回銮，而是时匪已事露先发。盖距九月十五日之期已近，一则伏戎于道，要回銮之驾；再则窜迹入宫，起事即在禁中。皆匪所预谋，以应期会。匪之主名则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为分股之目。《圣武记》谓：“天理教聚众敛财，愚民苦胥吏者争与焉。”可知民之从教，亦由官迫也。从教则何以减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详。清末之天主耶稣教，教民以事系于官，教士往往力出之，故为群不逞之所托庇，而教士以此为传教之饵。意当时胥吏多奉教，入教则城狐社鼠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鱼肉耳。教首在河南者，为滑县李文成；在直隶者，为大兴林清。匪众谋久，自必外泄。会知滑县者为强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愦愦。有退吏讼系，感克捷白其诬，告以匪谋。克捷密封白巡抚高杞，申卫辉知府郎锦骐，请兵掩捕，皆不应。克捷知事急，于九月初六日突执文成，先刑断其胫，及其党二十四人，鐍之狱。夜半，匪党牛亮臣劫狱出文成等，屠告发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属均死之。时高杞已调任热河都统，新任方受畴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台斐音署巡抚，而滑县失陷事，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奏闻行在。十二日乙亥谕：“温承惠奏河南滑县老安地方，有匪徒黄兴宰、黄兴相并宋姓，为首兴天理会。于本月初七日聚众滋事，滑县已失，县官被戕，长垣县亦有习教之人。高杞若尚未离豫，着督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又以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马瑜驰往长垣、滑县剿贼。又令陕西提督杨遇春来直协剿。又命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境，剿捕贼党。十三日丙子又谕：“据素纳当是正定镇总兵奏，东明县朱炜禀报：县属齐五集铁匠张文典首称，长垣县南乐集人姜复兴，托打钢刀十把，该县盘获姜复兴，究出伊与滑县白家道口宋义升、长垣县马塞村马文陇，伙同习教。当将姜复兴收禁。又于初十日，长垣县典史刘世治禀报：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陈梦熊首告，知县被害，都司领兵抢出该县尸骸，遍身有伤，身首异处。又知开州于晓禀报：东明县城被围危迫。恤长垣知县赵纶，量赏铁匠张文典。”十四日丁丑谕：“色克通阿奏，滑县匪徒牛亮臣等，杀入县署，劫放狱囚，着添兵并力歼除。”十五日戊寅，驻跸 髻山行宫。山东巡抚同兴前奏，拿获金乡县编造歌词、敛钱惑众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张文明等十八人，至是又奏：崔犯供，先从城武县刘燕习八卦离字教，又从直隶长垣县徐安国习震卦教，徐安国告以今岁九月交白洋劫，届时老教首给白布小旗插门首，可免杀戮。又据奏：定陶县城于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又递到十三日由五百里驰奏折，十一日曹县续陷被据。敕温承惠与东省并力夹击。此皆九月十五日以前各日事。由强克捷先破贼谋，刑伤贼首，致三省交界窟

匪，不及期尽发，而行在无警矣。十六日己卯谕：“绵宁、绵恺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贼入苍震门，经总管太监擒获。未刻，内右门西又有贼越墙入，绵宁仓猝取进鸟枪，击坠墙上一贼，又击毙手执白旗在上指挥之贼。”又谕：“仪亲王等递到折，称剿办事已大定，讯取活贼供词，贼进禁城二百名，歼毙及活拿者三十一名；又供地安门外尚有贼五百名。此项余贼如何办法，着回奏。”旋知已为留守京师王大臣入卫官兵将所歼擒。此为九月十五克期直犯内廷之贼拒退情状。十六日，诏停谒陵回京。十七日，下诏罪己。是日，步军统领英和等选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庄拿获林清。盖由前同兴奏，首犯刘真空潜匿离京二十八里之沙河，即谕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拿获。供称前生姓刘，所有十五日禁城贼匪，由伊派拨属实。又据贼供，太监刘得财等伙同入教，引贼入东华门者，刘得财、刘金；引入西华门者，张太、高广福；又王福禄、阎进喜在内接应。又究出杨进喜一犯，亦由西华门引贼。复严诘林清，坚供太监在内同谋者止此七人。凌迟处死完案。此办理禁城贼犯情形也。

直、东、豫三省失守各州县，以李文成为首逆，既戕官据滑县城，胫断不能远行，遂不能与京畿股匪相应。林清竟不知外贼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无援而败。滑县贼萃精锐于距县十八里之道口镇，镇临运河，有积粮，据以号召诸所据州县，而出兵围浚。时温承惠督兵大名，巡抚高杞军浚，皆按兵不动。同兴亦闻报逾旬不发兵。刘清于川、楚军罢，仁宗从其志辞布政使，改任山东运使，力争于同兴始发。身先士卒，攻贼皆清。总兵陈某反随其后做策应。而奏报中以同兴在山东战绩独佳。帝不满于温承惠，诏以陕甘督那彦成代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兵剿贼。那彦成以阿桂孙蒙倚任，又调禁军及西安、徐州兵益之，至卫辉，闻滑贼盛，请俟调山西、甘肃、吉林索伦兵五千而后进。诏以“远道征兵，非数月不达，任贼蹂躏，束手坐视，停留长智，或奔突四出”，严旨斥之。赖杨遇春能战，在东省又有刘清，诸大帅亦因以有恃。至十一月，各县皆复，惟滑坚厚而多粮，贼胁居民守，无敢仵。官军围之久，贼党拥李文成出收外贼，西入太行为流寇计。文成胫创，以车载乃行。招贼四千，入辉县山据司寨。总兵杨芳追之，累战，杀贼二千，夺司寨，李文成自焚死。获其尸，然后并攻滑。滑城外官军已屡隧地谋轰城，辄为贼觉阻之。杨芳来，乃成掘隧计。十二月十日，药发城崩，贼震死千百。官军夺城，巷战自晡至夜，共歼贼二万，免老幼男妇二万有余，俘贼首牛亮臣、徐国安等。滑贼平，那彦成加宫保封三等子，杨遇春三等男，杨芳、刘清赏赉有加。是役，敢战者惟平川、楚旧将，而那彦成居功首，刘清则径改武职，各从其志，抑可谓失人矣。时用人之柄，满洲固例居人上，汉人以科目为重。若刘清起拔贡，与苗役之傅鼐起吏员，皆不易自显。视雍正时之用田文镜、李卫，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挤，虽未必尽当，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强克捷以先发，且刑贼首已断胫，弭患于先，功甚大。事后又赐谥忠烈，世袭轻车都尉，官其二子，于原籍韩城及滑县各建专祠，并加韩城学额。匪扰各县中，惟金县知县吴堦守御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沈宝麟撰堦《传》，详其城守功，乃颇得义和团之力。此知义和团由来已久，与天理会向仇敌，故官收其助。宝麟，嘉庆三年举人，官汤溪教谕，所纪自当时事。然则义和团乃不以反政府为职志，光绪间仇洋扶清，犹初志也。近言秘密会党者，谓白莲教在北变义和团，又言诸教会皆明遗忠。世持种族见，皆迎合潮流语。今满族去矣，各省红枪、黑枪、大刀、小刀之会如故，此又何说？在理会弥漫全国，亦不闻有他变。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为失记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殁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又以《聊斋·侠女篇》为证，夫《聊斋》多脱胎《广记》，以笔墨自娱，原不负纪事之责。且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后事？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愿谈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习。

宣宗御贼有功，相传因此而得大位。然据《东华录》，《宣宗录》首云：“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亲书上名，缄藏鐍匣，默体先志，慎简元良。由是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面稽列圣，寅承对越，胥寓深心。”云云。则建储不待立功后矣。云“缄藏鐍匣”，不云“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其鐍匣究藏何所？缄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后。但高宗两缄储名，一则先夭，一则亲行内禅，俱不待受遗而后启鐍。仁宗则缄鐍而不书正大光明匾。文宗以后，穆宗系独子，德宗、宣统系西后援立，以便其私，无所用其缄鐍。高宗作《储贰金鉴》，发明从古立储之害，若千圣百王，早定太子，皆为不智。此实因噎废食之拙计。父子兄弟，一片机心，天伦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正大光明匾不过在乾清宫内，苟欲窃视，有何阻难？仁宗以后，更不置匾后。据当时纪载，乃托之于内侍之身畔。以内侍之身，当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内侍，怀此重器，在宫中给事历数十年，以小人挟此神秘，其变幻何所不有。其未肇清室之大变者，别有天幸，谓为可作家法，可傲千圣百王，则真夷狄无知之见矣。宣宗已名在鐍匣二十余年，宫中更有御寇大功，又仁宗元后所生惟此一子，依历代立储法，亦为天定无可改移之事。乃仁宗崩后，遍觅鐍匣不得，大臣搜索御箧，最后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后，犹不自陈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为出于情理之外，虽夷狄亦不若是之荒诞也。《清史稿》于戴均元、托津两《传》，俱载其事；尤详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世臣童试时即受均元知，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时，岂能以无据之言诬蔑宫寝，将不为戴及己身家计乎？然则语必可信，录如下：

《戴均元墓碑》：庚辰嘉庆二十五年春，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名托津，扈泺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

所云“锁固无钥”，以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谓无钥为不可开，是何异俚俗语谓箱箧被盗取去？主人自庆云：“钥尚未失，盗无如此箧何也。”

第六节 道光朝士习之转移

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达官自刻奏议者，往往得罪。纪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士气消沉已极。仁宗天资长厚，尽失两朝钳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若赵翼之《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熤之《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皆有涉世务之作。但在嘉庆朝为极少数。至道光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盐，曰河，曰漕。议论蜂起，当时亦竟有汇而刻之以传世者，贺长龄之《经世文编》是也。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为倡，林则徐之译各国图志，徐继畲之译《瀛寰志略》，皆为筚路蓝缕之功。而纪蒙古之游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时。道光间学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谓非嘉庆朝所有矣。盐、漕、河三事，能文绩学之士皆有论述，而当事之臣采用之，朝廷听纳之，颇有改革。惟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咸丰初天然溃决，不可收拾，而后改道，乃得苟安数十年。此道光朝之国事，亦即道光朝士习所由成也。分述如下。

盐务之坏，坏于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赋为永制。不加赋云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孙之以侈得祸也。圣祖六次南巡、东巡、西巡及亲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闻所过病其劳费。高宗亦六次南巡，则昭示太平，跸路所过，皆有点景，尤以扬州为极盛。高宗所谓“商人捐办，不碍务本之民”。此即取之盐业，一时自谓得计。实则节次内乱用兵，平教匪者三，平海盗者一，何一非由私盐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发其覆。至道光间国课积亏，乃始哗然盐法之弊，此士论以盐为集中之点者一也。

考唐以前榷盐之法，偶行辄罢，不为经制。刘晏以善理盐策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见于史。继晏者更累加盐赋，而私之利益厚，积私贩为枭盗。有厚利以歆之，而趋附日众；有拒捕以习之，而犷悍日增。捕以公战怯，枭以私斗勇，既常苦于不相敌，而为他劫掠之盗，民必仇之，助官踪迹除患；为枭盗则与国争利，无累于民，民反得廉价购盐之益，故不加嫉视，或反阴庇之。至秕政更多，善良失业，倚盗为生者益多，则大乱成矣。黄巢之亡唐，张士诚、方国珍之亡元，皆最著之盐枭。明之倭寇，清之海盗，倚海为巢，即依盐为活。其余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党，无资粮不能团结，为匪盗之资粮，莫如私盐，此必然之事，无待疑议者也。官盐价平，至私盐无利而枭自散，无所用其捕也。以捕胜私，则为盗练抵抗之力，使由小盗为大盗而已矣。

《史稿·食货志》：“垂舆屡次巡游，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此说盖指高宗之南巡。夫谓长芦、两淮因供亿乘舆而致困商耶？则正不然。亏帑许其病国，加价许其病民，商挟帝眷以挥霍于其间，正是最得意之日。芦商海宁查氏，声气之广，交结之豪，世称天津水西庄。至所谓查三臕子，历见诸家笔记，至今流为戏剧。淮商则《扬州画舫录》所载，园林栉比，尽态极妍，备一日之临幸，即为诸商家豪侈娱乐之所。河道稍宽，则就凿为湖，所凿之土垒于湖中，名小金山。岩石嵌空，楼台曲折，经营于其上，导御舟至其地登岸。蒙允则一夕造成御码头，白石广平，翼以栏盾，登岸即天宁门外上下街，诸商所造园林盛处。今虽一片荒凉，遗址犹人人能指点也。《食货志》又言：“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此商倚国而为豪举。帝自以为不累民，而盐贵私盛，养成枭盗，不知凡几。国取润于商资，商转嫁于民食，国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谓民食贵盐而即有碍生理，其说为主张加价者所笑，谓斤加数文，人食盐多不过三钱，斤盐可供两月主食，一人一月多负担数文，何至告病。不知商品贱则销，贵则滞，所争在毫厘之间。官盐价贵，即为枭贩驱除。内乱之萌，起于枭贩。枭贩必有结合，则所谓秘密社会，皆发生于是，长养于是。近时人留意秘密社会史料，吾以一言蔽之：官盐价不敌私盐，有以造成之耳。

乾隆间，帝王与盐商之自生，尤可怪叹。《食货志》言：“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余息银，数逾千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

国史馆《彰宝传》：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调江苏。六月，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征银，谕曰：“此项银两，历来盐政并不奏明，显有蒙混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以每引三两计，应有千余万两。着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查。”寻查得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借端侵肥状，俱伏法。

此一案，各书叙述不明。《东华录》虽谕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来源未著。清世《三通》述盐法，皆不及此事。各记载中，以卢见曾之牵涉多为一代文学名流，往往道及卢之得罪。所谓“卢雅雨都转狱事”，王昶、纪昀、赵文哲等皆得罪，高恒、普福定斩候，卢定绞候。时卢已七十八岁，未伏法死于狱。合《食货志》与《彰宝传》观之，知高宗借帑给商，规取利息，本利齐拔，年数十万。前后套搭，永无清日。其实则商人按引提银备缴，所提之数甚巨，而缴者则年止二十万至四十万而止，其余商又中饱，盐政、运使则坐享其馈送，代为蒙混，不报提引确数。事历二十余年，忽于尤拔世为盐政时，题明所提为每引三两，则至少以年销五十万引计，亦应有三千万两，以故兴此大狱。夫盐引所提，皆盐价所出。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财货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来。理财者以为取于盐为最轻微而易成大数，是诚然矣。殊不知有私盐以拟其后，此则国危之真谛，圣贤所垂戒，断非揣测过甚之词也。

乾隆中叶以后，教匪海盗，迭起不止。民生之糜烂，军饷之耗费，不可数计。而养盗之源，尚无人指陈盐弊者。商人营求盐政，定为封轮之制，轮到售盐，不准争先抢售，致有跌价。把持愈甚，盐价愈坚，私销愈畅。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奏请楚岸开轮。二年，盐政曾燠奏称：“轮规散后，有亏商本。”玉庭奏驳之。湖广总督陈若霖亦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余引。”既而楚督易李鸿宾，又徇商求，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淮盐岁应行纲额百六十余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于是朝廷始认为切己之事，召江督蒋攸铦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下开咸、同戡乱诸名臣，皆当时学风所成就，胡林翼为其女夫，左宗棠为其子之师，而即为其子娶宗堂之女为妇者也。澍之治盐务，先见于其嘉庆末为川东道时。川东道驻重庆，私盐横行，沿江千百成群。当事议令营汛开铳击遏，澍谓是必激变，请减价敌私，计减四分之一，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此川盐事。川盐之减价，有司尚能主持，遂有此效。淮盐则积重更难返。而减价敌私为根本之计，则天下所同也。

道光十年，澍既为两江总督，朝命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宁，与澍会商改革盐法。京朝官所陈变法有二：一、就场定税，二、立厂抽税。皆主一税后听其所之。澍用运使俞德渊议，皆以为未可遽行，主申明旧章，以除弊为兴利，奏定章程十五条。钦差亦密请裁盐政归总督管理，以一事权。于是先行票盐法于淮北，废淮北纲商，以裁陋规为轻本敌私之根本办法。陋规悉在杠坝，起杠过坝，历五坝十杠，再改捆大包赴岸，官吏胥役，层层需索，每引成本至十余两。今立法在改道不改捆，不由杠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止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民贩由州县给照，付场买盐，分司给以三连票之一连，立限运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始则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委员领运倡导，使人灼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到岸，未及四月，请运已逾三十万引。无改捆之搀杂，盐质纯净，而本轻价贱，私贩无利，改领票盐乃有利，贩私皆贩官矣。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本为盐引附纳之项，以销畅收旺，百废俱兴。盖以轻课敌私、以畅销溢额，故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一纲行两纲之课也。又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贩运之多，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此淮北彻底变法之效也。

淮南则厘除积弊，大端有三：（一）曰裁浮费。淮盐自正课外，扬商大费，谓之公费；岸商有费，谓之匣费。公费旧定七十万两外，总商复浮用数十万两。盖存留普济、育婴、书院、义学等项，而裁其御书楼、务本堂、孝廉堂等处挂名董事岁支二十余万两。又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书役辛工纸饭，并乏商月折等项，岁需银八十余万两，则加删除。于本身所管盐政衙门，即裁十六万余两。扬州每年正开支三十万，匣费则湖广汉岸，每引征至一两二钱，已有百余万两。乃奏定公费、匣费两共每引正征四钱，永不加增，各费共减银百十余万两。至纲商并不自运，沿自前明，即得国家特许，谓之窝家，亦名根窝。其运盐之商，先向有窝之家买单，然后赴场纳课，以一纸虚根，先正课而享厚利，致商本加重，昂价病民。但既未革纲商之名，定为每纲每引给一钱二分，亦省费百四十余万两。领运旧例，名目过多，致运司衙门书吏多至十九房。商人办运请引，文书辗转至十一次。盐务大小衙门，节节稽查，为需索陋规之具，交运司查明删并。（二）曰慎出纳。盐课入库，向来不分正杂，遇有紧解，百计挪应，始则以帑本抵额课，迨帑本罄，则令商预纳、减纳，而以预给印本抵课。迨商垫复穷，则又令其以印本帖息质贷，而以减帖额数摊于后数纲。辗转葛藤，莫可究诘。又有总商管库，不行盐而专领费，甚至名为报效，实出库垫冒支，从无报销。乃奏分二库，以正项贮内库，专候部拨；以杂项贮外库，不许以正项挪垫。革去总商管库，以杜侵渔。永禁印本减帖，以截虚抵。俾勿贻后患。（三）曰严粮私船私。向日粮艘回空，夹带芦私，每占正纲三月额销。澍派弁力查，令行禁止。至十三年，漕督贵庆奏请漕舟许带芦盐，仍完淮课，以剂家丁。御史亦以为言。澍三奏驳之，谓不但病鹾，亦且误漕。盖漕船回空带私，即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此出赀附和者即是枭犯，坐占淮南数十万引纲额，随路停泊卖私，尤误回空归次之期，即误下年趱运。丁情苦累，止可准带土宜免税津贴。若以鹾纲为丁舵沾润之计，则以天庾正供之船，为聚集匪党之薮，所卖尽长芦之私，所缺尽淮南之课。澍力争绝之，此严于粮私也。盐船遭险，例予津贴，并许批补沉失之盐，免其输课。自准封轮，守轮待售，迁延时日，船户盗卖后，凿沉空船，运商例有津贴批补，且可分装多船，越轮先售，是为淹消之名。尽出卖私虚报，又重斤夹带，一船所装，不止报运之数。盐船由埠头串通商伙，勒扣水脚，甚且由船户出钱买装，倒赔水脚，共图贩私之利。澍定水脚按例价照实核发，各船拟次统号，连环保结，蹈故习者，船户埠保一并治罪。汉岸派员会盐道办理散轮，永不许再有整轮，以杜延滞。如实有淹消，准其补运，不准免课，并停津贴。又从前淮盐必由仪征全数运汉，验实后折回下游各口岸行销。粮船、江船贩私则随路售盐。官盐水脚加重，益不敌私。澍请查明各口岸额销，预发防杜越运之水程，照例汇缴，以省周折。又挑浚仪征内河，利运道而轻商本。此严于船私也。三大端既定，纲商自乾隆间所积弊混，固不容复试，然恤商亦无所不至，尤恤实在运盐之商。而坐享根窝之利者，则予以限制。此淮南虽不彻底变法，而亦收化私为官之效者也。

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只行六纲，淮北尤只行三纲。每年奏销报解，恃有二途：一则全亏帑本七百余万，而以帑利贻患后来纳课之商。一则设预纳、减纳、帖息名色，寅支卯粮，以数十年后之课，预亏之于数十年之前。以致旧商累倒，新商裹足。至道光八年、十年间，已无可挪垫，无可借贷。遇报解则库如悬罄，遇开纲则只收空本。澍改章以后，年清年款，又带征还未销印本积欠残课三百数十万。所不得志者，游食于淮鹾之士绅官吏，扬州人家至有以纸牌绘桃树，另绘一伐树之人，以寓诅咒者。十一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兼闻扬人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其切齿若此。恐误全局，请易专管为兼管，以顺物情。”宣宗不许，只有避让之语，初无根究之心。足国利民，内省不疚，得行所学，固已幸矣。

黄河夺淮数百年，淤垫已甚。至道光间，岌岌不可终日。士大夫以筹河为急务。河底已高于平地逾丈，赖堤以夹之，行全河于人家屋脊之上，断无可以安心之理。于是议者争言改河。或谓堤外筑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为堤之一面。或谓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事皆窒碍难行，徒有议论驳辩而已。至咸丰五年，河决兰阳铜瓦厢，夺大清河入海，始听其自然改道。当道光间，所争议而得行者，惟筑坝改用石为用砖，事易实验。然且勘驳停废，争而后复。其实用石拥堤，亦起于嘉庆之末，而行于道光之初。初用石时，亦多异议。既用石十余年，议者亦以石为便，而反对砖。总之，胥侩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学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则以经验而得善法。中枢无定识，往往易于动摇。略志之以见科学未明时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于水，以地域水，所谓堤工，不过使地不刷入水中，致有淤垫而已。其时即有护堤之法。大约堤内隔若干距离，置一当水之物，使水不直冲堤土。盖视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当之冲，则为之布置当冲之物也。旧法束柴秸为之，其形如帚，遂名之曰埽。嘉庆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秸值昂费糜，于长河埽工挺险处所，兼以碎石填护，埽遂无失，秸值亦平，遂奏减值十之一。又奏御黄、束清两坝，址过深，请积石基之。俱有效，而胥侩侧目，异议蜂起。世序言：昔贾让策言“为石堤五”，师古云：“聚石堤旁冲要之处，激去其水。”《水经注》载王诲言：“大河以竹笼石、苇葺上为遏，坏败无已。请疏山采石，垒以为障。”工防宜石，古籍显著。为固工节帑计，遂于道光元年，与总督孙玉庭合奏，略云：“徐城旧有护堤碎石，即滨山工埽，亦以填护墇御湍溜，碎石既利于徐，于长河宜无不利。夫河防平时恃埽，水盛没滩始恃堤。至河流纡曲，溜势逼堤，则又恃埽卫堤。埽坝专用柴秸，即坚实亦易朽腐，每岁拆旧使新，费倍力殚。自间埽填石，上下均倚为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则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游缓无湍激。又膏以河泥，凝致巩固。故有石之埽，恒少蛰陷。其上下无石之埽即朽塌，补筑亦易为力。难者谓石数冲击，渐入中深，恒病梗阏。不知南北堤相距千余丈不等，至狭率七八百丈，河流经者不过二三百丈，余尽滩淤旁溜，迁徙靡常，攻塌南堤，则北堤生滩，逼扼此堤，则彼堤沙涌。埽石既不患攻塌，则溜且去而刷滩。夫以广千丈之河，岂惧此十余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独埽前溜激，始锼啮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护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岁行之为例。时议始息。此河工用石护提之一争议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东河道。时串沟久为河患。串沟者，在堤河之间，始仅断港积水，久而沟受河，又久沟尾入河，于是串沟遂成支河。而远堤十余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往往溃堤。毓美莅任，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时北岸原武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荣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泛素无工，无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坝。毓美乃收买民砖，抛成砖坝数十所。工甫就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于是始知砖之可用。疏陈办理情形，以图说进。寻奏请设窑造砖。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肃亲王子尚书敬徵赴东河查办，并令李莼随同往勘。七月奏云：“密采舆论，用砖抢办险工，未可深恃。治河之法，不外以土制水，镶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刚。碎石质重体坚，取其刚以制柔。砖本土成，可济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碱，断难坚实。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应请停止。烧砖已停，应以改办碎石为急务。请自本年始，将豫堤防险银十万两，尽数采办碎石，限明年伏汛前运工。其旧例于添料银十万两内，以六成购石，仍照常发办。”奉旨，如所请行。毓美疏争言：“豫省历次失事，皆在无工处所。堤长千里，未能处处筹备。一旦河势变迁，骤遇风雨，辄仓皇失措。幸而抢护平稳，埽工费已不赀。镶埽引溜生工，久为河工所戒。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查北岸为运道所关，往者原阳分溜，几掣动全河，若非用砖，费何可数计。今祥符下汛，陈留一汛，滩水串注堤根，形势正与北岸同。滨河士民多有呈请用砖者，诚有见于砖工得力，为保田庐，情至切也。夫事有益于民，断无不利于国。特事近于创，难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众议纷如，良由工程平稳，用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工简务闲，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生，是以妄生浮议。赖圣明独断，敕下东河试办，至今永庆平成。惟自用碎石，请银几七十余万两，嗣改办六成碎石，然因购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经费仍未能节省。自试办砖，三年未生一新工，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采石只济源、巩县，采运维艰；砖则沿河民窑不下数十座，随地随时无误事机。且石性滑，入水流转。砖性混，入土即粘。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砖块值六两，石价则五六两至十余两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尺砖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均实。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砖重九千余斤。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可当石两方之用也。或谓砖块入土易损裂，不知砖得水更坚，抛成砖坝，一经游泥，即已凝结。或谓抛筑砖坝，近于与水争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自来镶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坝

数十丈，然后用埽镶护，砖则无须乎埽。师土坝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所占河面无几，安得有与水争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则险，水浅则平，水近则险，水远则平。自抛筑砖坝，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浅且远。尚书敬徵来豫，据道厅密禀，谓“砖办险工，未可深信”。连年水小，未敢自谓必可施行。今十八年盛涨，较二年、十二年尤为猛迅，砖坝均屹立不移，并未出险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且上年春间仪睢厅，秋间中河厅，河水下卸，塌滩汇坝，抢镶埽段，旋即走失。因砖抛护，均能稳定。砖办险工，较镶埽更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滩陷不能镶埽。马工失事，因补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砖，运砖易于运石，则费省而工已固矣。各厅有工之处，皆易为力；惟无工之处，串沟隐患，必应未雨绸缪。若于黄沁下南，预储砖块，则可有备无患。应储之砖，仍令向民间采买，不必厅员烧造。此外别无流弊。”疏入，奉谕：“该河督既确有把握，朕即责成办理。”毓美又言：“从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络、木囷、砖石、柳苇。自用料镶埽，以秸料为正宗，而险无定所，亦无一劳永逸之计。缘镶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过数尺，镶埽数段，引溜愈深，动辄数丈，无工变为险工。溜势上提，必须添镶；溜势下坐，必须接镶。片段愈长，防守愈难。新工既生，益形劳费。埽工无法减少，不得已而减土工，少购碎石，皆为苟且因循之计。自试抛砖坝，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护旧工，无不著有成效。且砖工不特资经久，而堆储亦无风火堪虞。从此工固澜安，益复培增土工，专用力于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无冲决之虞。”宣宗嘉纳之。巡抚牛鉴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此河工改用石为用砖之又一争议也。

漕运之制，未行海运以前，为承明代军运之法。明军制遍设卫所，复唐府兵之旧。而漕则始由民运，后乃兑与卫军。明代军制既紊，除边卫尚有任战之军外，腹地卫所，有漕之处尚充运，其余调充班军，只以供役。万历末年以后，卫兵不可用，纷纷召募，兵已重出，饷已不尽由各卫之屯田。屯田亦辗转侵变，原额纷舛。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余则招降之官兵及群盗，不编为汉军旗者，悉隶绿营。向所谓卫所屯田之军，不任战守之事，惟于有粮运之处，仍任运粮而已。

《清通考》：顺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每卫设守备一员，兼管屯田。量设千总、百总，分理卫事。其原设指挥、副指挥等，俱裁去。改卫军为屯丁。凡卫所钱粮职掌，及造船事务，并都司、行都司分辖，皆仍旧。七年，令卫所屯田，分有无粮运科征。先是卫所屯田，分给军丁家种，因有操练、城守、捕盗、领运之责，科征较民地稍轻。至是裁汰卫军，凡有运粮卫所，屯粮仍旧派征。其无运粮卫所，屯田俱照州县民田例，一体起科。十三年，定屯丁贴运之例。浙江金乡等卫，有屯无运；杭、宁、温、台各卫，嘉、湖、严、衢各所，有屯带运；金华等所，处、绍等卫，无屯有运，应均算津贴。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亩有奇。今议定带运卫所，照数分派，余田征租银拨贴无屯卫所。至有屯无运卫所，若有愿运者，照例给田佥运；若无领运者，计田征租银，拔贴无屯卫所运丁。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额，定每船给田一百一十三亩。

此清初以来规定之漕制。至道光时，漕事弊极，其大弊与河患相连，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论政之可为炯戒者。盖屡次开捐，到省候补之员多，无缺可补，则以差委为调剂。盐、漕、河皆容纳差委之大窟穴。以漕而论，据当时包世臣《剔漕弊说》：“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淮安盘粮，漕臣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亲验米色，而委之花户。两处所费不赀。又一总运费二三万金，一重运所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趱，费皆浮于千金。又沿途过闸，闸夫需索，一船一闸，不下千文。故帮丁专定运粮，其费取给于官而有余。合计陋规贿赂，虽力索州县之兑费而尚不足，此帮丁之受朘削于大吏也。”又据江督孙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为刁制。各州县开仓旬日，各廒即已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须先兑，每借看米色为由，逐廒挑剔，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廒输纳，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机恣索，州县不敢不应其求。或所索未遂，即借口米色未纯，停兑喧扰。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此旗丁于受兑前刁制州县之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而过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旗丁也。众丁及运弁皆听指挥。尖丁索费，必先议定私费，再议通帮公费，故有尖丁后手及程仪等项名色。州县不遂其欲，则通关勒靳不交，至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此弁丁于既兑后刁制州县之弊。此州县之受勒索于帮丁也。又据江督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州县既须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缙绅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求安。受制于刁衿劣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良善乡愚、零星小户，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贿托包户代交，较自交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包户日多，乡户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渐趋于莠。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情也。”

至运河受黄河之累，当嘉庆间，已成不可救药之势。《史稿·河渠志》：“嘉庆十四五年间，淮扬运河三百余里浅阻，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堵闭清江三坝，筑坝断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下部议，复称：‘近年运河浅阻，固由叠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黄水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畅出敌黄，并分流济运，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旧淤并可刷涤。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运河为事，恐旋挑旋淤。运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势愈猛，决堤吸溜，为患滋多。’命尚书托津等偕河督勘办。”此勘办未言结果。盖河无办法，运河终无办法，部复已言之甚明也。又曰：“自嘉庆之季，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而历年借黄济运，议者亦知其非计，于是有筹及海运者。道光五年，上因江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群以窒碍难行，独大学士英和有‘通筹漕、河全局，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之议。下所司及督抚悉心筹画，卒以黄、运两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时议论之士，多有力促海运之成者。齐彦槐有《海运南漕议》，谓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滋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舵水须另招，事非且夕，费更不赀。然三者皆无虑。出吴淞迤南多矶岛，水深澜巨，非乌船不行。迤北多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乌船必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闽、粤，皆坐乌船，不能越吴淞以北也。不足虑者一。沙船聚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富民，一船须银七八千两，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号，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至上海年千余万石；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问其每岁漂没数不过百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为说也。不足虑者二。秦、汉、唐漕粟入关，未言官艘，唯《刘宴传》有官漕之说，谅亦杂雇民船。国家除南粮外，百货采办，皆官与民为市，且间岁有采买米粮以民船运通之事。山东、江南拨船，皆由雇备。雇船未尝非政体，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南行为正载。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百余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关东装货，并无客伙押载，从不闻有欺骗。又沙船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今若于冬底传集船商，明白晓谕，无论其船赴天津，赴关东，皆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陆续开行，二月初，江浙之粮即定可抵淀。住返三次，全漕入仓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兑费、津贴、旗舵名目，借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先期咨会浙江提镇哨招宝、陈钱，江南提镇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东镇臣哨成山、十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护送。而淀、津有拨船数千号，足敷过载。由淀、津抵通二百里，无粮艘阻滞，挽行顺速。惟装卸及发水脚，若任吏胥克扣需索，则船商或畏怯不前。悉心专意，了此一节，亦非难事。至行之有效，然后筹裁撤粮艘，安插舵水，清查屯田，皆有条理可循矣。”

彦槐在嘉庆季年，上此议于苏抚，苏抚召与诘驳，终以不必改章为言，寝其事。至陶澍抚苏而办海运，世以盐、漕两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议也。当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朝廷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嘉庆间驳斥之海运议复兴。当嘉庆时，苏抚之寝彦槐议，亦承朝旨而然。盖勒保督两江，时有患运河阻滞，建议海运者。勒保挈浙江大吏，会奏海运十二不可行。于嘉庆十六年，奉谕：“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盈绌不齐，惟有起驳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等语。明旨煌煌也。海运议再起，诏江督、漕督、苏浙巡抚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鸣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惮更张，以窒碍难行入奏。其时前任江督孙玉庭，因渡黄艰滞，军船四十帮须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于挽运，复请截留米一百万石。上令琦善往查，复称：“玉庭所奏渡黄之船，有一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御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驳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帝震怒，元煜、玉庭、检均得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迁延半载不决。会澍由皖抚移苏，与总督琦善奏言：“海运虽属创行，海船实所熟习。折漕变价数百万，势必银涌贵而谷陡贱，恐官民交困。请以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则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驳费巨，仍由河运。”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徕商船，筹议驳运兑装等事。澍又亲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运米百五六十万石。朝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于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留难需索诸弊。海道水师会哨防护，并如十余年前齐彦槐所议。

六年正月，各州县驳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水程四千余里，旬月抵津，一船不损。穆彰阿赴验米色，莹洁远过河运。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且由部发帑，收买海船耗米十余万石。其出力之商，优给顶带，皆踊跃过望，先后共用银百余万两。不请一帑，而漕项银米，自解津应用及调剂旗丁外，尚节省银米各十余万。其海关免税不过万余，视河运又省费过倍。此商民具有组织能力，而国家始利用之；书生具有政治通识，而公卿能采取之，皆世运之渐变也。明年，江督蒋攸铦再请踵行，而朝议以河湖顺轨，又不许。历二十年，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二十六年，诏复行海运，始为常例。至轮船通行，益无风险之说，而招商局且揽为国营公司专利，不许外国商船承运，则无复河运之事。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议论，且交通既便，亦无庸议漕。而古来代有烦言，清世于道光朝作一改革，在当时为极可纪载之事实。撮述之以见昔人知识之无法骤开，而士大夫之明通强干者，能救一时之弊，已不可谓非难能可贵矣。

第七节 鸦片案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张格尔之役，十二年有叛瑶赵金龙之役，不旋踵而皆定。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将：杨遇春、杨芳之于回，罗思举之于瑶，转战迅速，而赏功必以旗籍大员居上。实则平回大帅长龄，主张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东四城；平瑶欽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责，均暴露勋贵之无能。其事皆不足述。至鸦片一案，则为清运告终之萌芽。盖是役也，为中国科学落后之试验，为中国无世界知识之试验，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

三代以后，至清中叶以前，国无外交名义。外交二字，作罪恶之称。《礼记》所谓“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谷梁传》所谓“大夫无境外之交，束脩之馈。”至于国君，则名为天子，即无敌于天下。四征不庭，乃为王者。至力屈于敌，明明卑以事之，仍称彼来曰款，我往曰抚。此古来夷夏相对之通例。鸦片案乃引起事变之端。中国之盲于外交，应受事变之教训，则固不自量力者所必致也。政治不自量力，必使万国就臣妾之列；学问不自量力，致使国防民用皆自趋于弱与贫，而以强与富让人。苟非如此，鸦片案何由发生？即发生鸦片害人，乌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鸦片非主因，中国之政与学相形见绌，乃其主因。今先略述鸦片案之来历。

中国自古有罂粟，词赋家皆或赏艳其花，农学家或采用其实，为济荒之用，从未有发明其为毒品者。明万历间，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始有阿芙蓉一品。时珍解云：“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又引王氏《医林集要》，言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作《医林集要》者为王玺，当与李时珍时代尚近。天方国用以入药，据云纪元前早已传自希腊，既而流行各国，印度尚为最后。取浆凝为干块，款客嚼食如槟榔。明末始有苏门答腊人吸食之法。康熙中，台湾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国吸烟特色，流行各省，至开馆卖烟。雍正七年，定兴贩鸦片罪至充军，开馆卖烟，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船户地保邻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关监督严加议处。是为鸦片定罪之始，时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嘉庆十五年以后，一再饬禁。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后，制烟土益精。英商以贩烟为大利，始犹泊于澳门，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为卸载转贩地，既且移之黄埔，于货物中夹带私售。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具结，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方准开舱。若行商容隐，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行商者，粤商十三家，经官立案，开设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贩货来者。其初十三家谓之洋商，而外商则曰夷商。后订约讳言夷事，遂称外商为洋商，洋行并废，外商得自设行栈销售。乾嘉以来不如是也。当有洋行时，外商非投行不能销货。英人设公司经理贸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大班来粤，率寄寓洋行。洋行优其供应，而朘削之无所不至。初定行用，每两货价奏抽三分，继而军需出其中，贡价出其中，又与关吏相比，课税增规费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而十三洋行为世业，悉索于外商，养尊处优，驾两淮盐商之上。今所传粤中富家刊刻丛书，若海山仙馆潘氏，粤雅堂伍氏，皆当时洋行十三家之一也。鸦片不过商品之一，其实即无烧烟案，通商既久，必有变端。一缘葡萄牙擅澳门之先占利益，二缘粤关之加重规费。葡商在澳门，筑高楼而居，其商船到者，只纳船钞，别无课税。他国之商，船泊黄埔，钞课并纳，又非投行，无寄顿销售之策。既销之后，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赁葡人之屋，谓之住冬。葡人俨然为各国之东道主，各国皆羡之。而英人商务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鸦片之销行，视中国贸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据。嘉庆间，一再窥澳门，葡人辄请中国援助。粤督辄宣谕不许相犯，或且绝其互市，迫令退师。其时英人不敢深抗。中国固地主，有主权，而心不能平，必欲谋一相当之地，以雪见绌于葡人之愤。此一事也。中国关征之法，应本宽大，守稽而不征之训。各关所定征额甚微，以粤关论，《乾隆会典》所载十八年奏销之额，广东海关五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八两，为天下额征最巨之关。其时江苏海关额征只有七万七千五百有九两。今以上海关为收数最高，年必数千万。可知通商以后，国家之受惠实多矣。昔时额征之外，或解羡余，不为常例。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讨关。关督爱才者，过客投一诗，以为可观，即许其满载而去。百年以前，中国国民为别一种风味。但国家并无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课赋之外，加以规

费；关员之外，加以行商。所领军需贡价，未尝不为公用，而又决非正供。洋行求取于外商者多端，遂分内用、外用名目。当康熙间平定台湾，始开海禁，外商通互市之处，原不限定粤中。康熙三十七年，设定海关，英人始来通市。然粤近澳门，寄寓近便，多聚于粤，粤关即迭增重费，外商争执不见应。雍正中控于大府，稍稍裁减，未几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志。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粤督争之，奏请浙关增税使倍于粤。朝旨亦以宁波番舶云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粤之澳门，将示限制，许增浙关税。未几复定制，外商不准赴浙贸易，归并粤港。粤洋行益据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于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辉仍赴浙，请在宁波开港，而浙抚已奉新令，悉毁定海关夷馆。闻又有舟泊舟山，发令驱逐，断其岸上接济。洪任辉愤甚，自海道至天津，乞通市宁波，并讦粤关陋弊。七月，命福州将军来粤按验，得其与徽商汪圣仪交结状，治圣仪罪，而下洪任辉于狱，久之乃释。后又禁丝斤违禁出洋，亦为英商所不便。隐忍既久，乃于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马戛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并求减关税。不许。六十年复入贡，表陈中国大将军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国曾发兵应援。的密即廓尔喀也。奏入，敕书赐赉如例。

英国两次入贡，其后一次有表文，无专使，特由在粤大班名波朗者呈粤督请转奏。《东华录》具载之。故宫复发表原档，盖为前一次贡使回国后之回讯耳。附带土宜，作为贡物，亦不过大呢六箱。所欲就此次说明者，为廓尔喀之役曾有助力，补述之以见好于中国而已。其动机为欲避粤关，改市赴浙。商人请之不得，由国王具礼命使代请之。此其君民利害之相共，资本主义之实行，与当时中国人心理不同。转译表文，亦失原意。在康熙、雍正朝当不如此盲昧。

英国经此郑重声请，仍不得当。嘉庆中，英遂有一再谋占澳门之举，中国又禁格之使不得逞。事在七年及十三年。至十五年，其大班又禀控于粤抚，谓贸易资本皆自国帑借领，不堪亏折，请酌量裁减，以利远人。粤抚韩崶饬司议，寝不行。二十一年，英国复遣使分入京、粤，其入粤者，先以谒见仪注起争执。盖旧制，外夷贡使见制府、将军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英使加拉威礼不可，署督董教增勉许免拜伏礼，使者免冠致敬，大府离席立受。在粤主宾，尚为成礼。其入京之正贡使罗尔美、副贡使司当东，舟抵天津，朝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就津赐宴，有司谕以谢宴应跪叩，不可。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该国使臣入觐仪注，不答。和世泰导使臣至圆明园，仁宗御殿受觐，使臣称病。帝怒其无礼，却贡不纳，旋虽酌收数事，仍颁敕赐以珍玩以答之。然为粤关规费事而来，本意竟未能达，怏怏而去。

乾隆五十八年觐见礼节，据故宫档案：八月初六日，字寄留京王大臣，有“使臣迁延装病，不知礼节。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等语。次日又有寄字，有“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既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等语。则是此次英使曾为中朝勉行拜跪礼也。然据嘉庆二十一年英使来聘档案，司当东原系乾隆朝贡使之子，随带来京，此次责以拜跪，并据当时已行之礼为谕。而司当东言“彼时礼节，虽经目睹，实系年幼不记得”等语。或者彼时中朝有自行斡旋之处，对外言贡使已悔惧，而实未面行觐礼，但留其文于案牍中耶？

至道光时，外商已自立公局为寓所，不住洋行，不复循回澳住冬之例。会粤城外大火，民居荡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旧址，为民所控。粤抚朱桂桢督役拆毁，英商禀诉，以八事相要挟，移泊外洋，停止开舱，相持半年始解。凡此纠葛，外商率致怨于粤。此二事也。

有以上两种积嫌，国家不足酬远人侥惠之恩，即惟有震以畏威之策。若示以威不足畏，则要挟狡展，势必有变端矣。鸦片则会逢其适之物也。当时有一派，目击烟销日旺，银钱外泄，成中国绝大漏厄，昌言自种自销，抵制英印所产，收回利权。此光禄卿许乃济所奏陈。知名之士若吴兰修、仪克中，皆有是说。疆臣则卢坤约略言之，不敢明请。粤抚祁填则具稿请邓督领衔，邓亦允之，而为粤绅持清议者所阻。同、光间，有伪撰《洪经略奏对笔记》行世，其中主张种烟抵制印土，殆即许乃济、吴兰修辈所为，托之洪承畴以惑宫寝。兰修有《弭害论》，见梁廷枏《夷氛闻记》，畅发此旨。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有“漏厄宜防，请置重典”一奏，诏下内外诸臣，广收众议。众无敢言开禁者，独湖广总督林则徐言尤悚切，且规画防禁之法尤备。宣宗为所动，谴言弛禁者。降太常卿许乃济六品顶戴，召则徐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赴粤，会督抚商办。定贩卖、吸食皆死，著为令。则徐至粤，粤督邓廷桢亦贤者，体朝旨厉行禁约。除严拿贩烟吸烟之犯，又穷治外来烟土，务尽毁之以绝根株。时英商尽匿烟土于趸船，泊碇零丁洋面者二十有二艘。钦差、粤督坐堂皇，传集十三洋行，发交谕帖，令转谕英商公司，呈报存储烟土实数。时公司大班名义律，得谕迁延不复。则徐侦知英最巨之烟商查顿已遁，其次颠地，尚与义律在夷馆谋遁，乃锢其所用买办华人，而调巡船围泊夷馆后，使不得下河。又筏断河口。义律计无复之，乃请就黄埔栈房及碇洋趸船所有，合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尽数呈缴。则徐亲赴虎门验收，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奏请派员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销毁，俾军民知所震畏。乃开池引卤水入，随投随夹以石灰，俟其扬沸，旋自糜烂。盖以火烧之，烟灰亦为吸品。同存性之石灰，随水糜烂，乃与灰粘合，无复烟之用也。则徐之布置周密如此。

奏定缴烟外商，计箱赏茶叶五十斤。当时出洋茶税石二两五钱。洋行会馆，由公司包饷费六两七钱，并运至海口水脚，及武夷山买价。恩赏则一律蠲兑，所得亦颇抵烟值。遴随员知府余保纯、刘开域颁汉夷字结式，令诸国缮缴。义律坚不具结，负气缴还所赏茶斤，谓：“遵结则后有烟土夹带，货没入官，人则正法，恐各商在途尚有烟土，不敢由彼一身代认此责。”时在澳门会议，葡商亦谓：“货可充公，人则西国无斩首例，请不具正法字。”则徐以所请不与内地办法画一，斥之。保纯亦无以难义律之说，为具牍代请，而义律则谓委员已许之矣。既为则徐驳斥，乃怨大吏反复，以护货之兵与我舟师抗。我舟攻其趸船于零丁洋，毁其二艘，义律率货船屡战，皆中于炮而退。有英船愿缮结纸求入者，义律挥兵阻之。具结请入之船，见提督巡洋，坐船树红旗，又误以为来战，亦燃炮迎击。接仗凡六次，卒为舟师击毙无算。时别国货船向不带烟者，皆遵令具结，惟英船不就范。大理卿香山曾望颜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下粤中议，则徐以违抗只有英商，不拒各国正可以夷制夷；粤人以海为生，尤不宜设禁自窘。奏覆而止。

案林文忠禁烟之切实，备战之严密，分别各国之审慎，皆无可议。惟严催具结而不急为英商裁革粤关规弊，无以慰其积年希惠之心，未免视外人之弊害稍有隔膜。即取结亦稍操切。但严厉禁烟，为民除害，外人舆论亦不甚以为非。若有恤商之德意，平众商之怨尤，义律虽狡，无能鼓煽，事可不至扩大。且体念远人，保其商利，亦大国应持之正义也。文忠未免忽之。缴烟每箱赏茶叶五十斤，计烟价略相当，出《夷氛闻记》。然《文忠政书》原奏作五斤，且总计赏十余万斤，合五斤之数。岂《闻记》之误耶？

英市既绝，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于义律，不得入，咸怨咎之。义律惧，请许率诸商还澳，俟本国信至，开舱贸易，词颇婉顺。而朝旨虽允不禁海，然对英封禁甚严，则徐不敢更张，峻拒之。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购接济。则徐自出驻海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备，民多感愧，相戒无复私售。九年冬，朝命改则徐督粤，调廷桢督两江，旋改浙闽。英国自得粤中焚烟之讯，其国会议禁烟理直，当听中国之命。而义律以商人烟土被焚，请国库给价。且印度烟销为大利，怂恿发兵。英廷争议汹汹，卒决称兵，命其国戚伯麦率本国兵船十余艘、驻防印度兵船数十艘，联 东向。则徐自奉旨断英市，首责诸国毋听英假借船号，毋代运出入货物。激励美法，使不直英国所为。又以俄旧亲华，而与印度邻，英俄相忌，又约属夷廓尔喀伺印度之隙。且知英远来费巨，鸦片减值而售，成本不敷尽供军用，决其持久必蹙。与提督关天培定议，严防要隘，全力剿办，悬赏购捕斩义律，及白夷黑夷价有差。获其船者，财物尽充赏，移会闽、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粤他犯。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则徐奏闻，尚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为”之谕。英船至粤月余，无隙可乘，驶三十一艘赴浙，经福建，突攻厦门。浙督邓廷桢驻闽，出驻泉州，檄金厦道刘耀椿守御，炮击沉其兵船一，水师焚攻其一船，毙英兵数十。英全 驶至浙之定海，陷之。朝命江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视师。革浙抚乌尔恭额职，旋定罪绞候，以刘韵珂代。经此一挫而朝旨突变。此宣宗意志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执成命以行事，亦世变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办意甚坚决。则徐对英人请求较近情之语，亦不能留伸缩之余地。当上年九月义律以兵抗战时，九龙炮台击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而于折内又累加旁批。折文云：“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其旁批云：“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折文云：“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其旁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

十一月初八日，有诏：“英夷反复，先放大炮。未绝其贸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时出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兹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区区货税，何足计论。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货贸易停止，船只尽行驱逐。不必取结。凶犯亦不值令交出，着出示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潜带入口，从重治罪。”云云。则徐接此字寄，所以对义律之婉求，无从通融也。洎定海一失，粤中之蜚语亦即上闻，谓“缴烟时先许以值，后负之而致激变”。此事当时有数说：

《夷氛闻记》云：林公至粤，居越华书院。洋行总散各商，侨寓其侧，备日夜传讯。义律呈缴禀至，夜传总商入见，责以“汝为官商，倘有私许以价，而后设法赔补事，慎汝脑袋”。总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盖是时粤人纷纷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数日而呈缴净尽，意行商必许以事后给价。及闻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负约以自保，不暇复计夷怨，而夷已禀缴无及。然语皆出揣测，事秘，罔有显据也。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云：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义律慑公威重，与广府余保纯、洋商伍姓者密议，愿缴在海船土二万一千箱，易丝茶偿。余乃常州绅士，为公抚吴时激赏，素以干力著。伍则与义律最昵，知使节不久留，欲弥缝其间，而阴与洋行分年偿其直。其禀牍恭甚，公据其词入告，奉旨嘉奖，有“不虑尔等孟浪，但虑尔等畏葸”语。公乃驰檄宣示英国王，词意剀壮，外国争传其文。就省城外浚大地，焚毁数月始尽。陶文毅卒，旋奉旨调两江总督。枢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请以邓调两江，而移公为粤督。命下，余、伍之初计沮。

据上两说，许给烟价事有之，而非则徐所知。但衅之由生，亦不由偿价负约。义律并未形诸文牍。因勒令具结，致成决裂。且即给价购焚，亦不甚失礼。果有其事，则徐尽可先奏，何必讳言。朝廷以此罪则徐，上欲加之罪耳。当浙陷定海之际，英船留澳门者，忽焚澳门后通香山之关闸，为守闸之前山营都司炮伤英兵数十，沉其小舟。七月十八日，则徐所遣副将陈连升率游击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战胜，以捷闻。奉批斥则徐贪功启衅。则徐遂力陈六月后粤海防范情形，请戴罪赴浙，竭力图克复。不报。

奏言：“窃臣奏报拿获雅片烟犯折内，钦奉朱批：‘外而绝断通商，并未绝断；内而查拿犯法，亦未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钦此。’”此为当日所奉严旨，亦未有许给价后负约之说。但转变太速，殊乏君人之度。

是月，伯麦偕义律驶天津陈诉，出一汉文奏本，上直隶总督琦善转奏。其文为英人所具，可证则徐无许给烟价之语。文惟见《夷氛闻记》，录以明以前粤中英人所借口之真相：

奏云：英吉利国臣统领本国水师主帅子爵巴儿多兔，谨呈天朝大清国大皇帝驾下：窃巴儿多兔现奉敝国主命，协同本国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利，带领水陆军兵战船，前来贵国。缘为去年本国之正领事官义律，暨来贵国贸易之商民，竟被广东钦差林、邓总督，凌辱无道，以众欺寡。并一向敝国之商民到广东，被该省大宪等欺压无辜，为此奉命前来上诉。惟思船多兵众，夫用兵必须水陆择地，护船安营，是为首要之机。熟思贵国各直省大宪，以为业已封港，不通贸易，决不纳言，不肯接呈代奏，准有相拒之势，此即必彼此相斗，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营有所倚。去年林钦差到广，不几日，首先将西洋各国人，用水陆官兵围困在省城寓行之内，立即封舱，连日不准出入，兼绝伙食，勒缴在洋面停泊船内之烟土。又言限日尽缴，否则要斩要杀。如于限内缴出，则仍前交易买卖也。窃思贵国新例，禁买禁卖烟土，但既已禁绝，无人敢买，则西洋人亦必不再来。即有愚人带来，亦无人敢买，然则带来何益。且去年所缴之烟土系在洋面，并非起运入内地，而外国商人亦万万不能运得入港也。奈林、邓二宪勒缴，而英国商人等如不缴，则不受杀亦要饿死，虽不惧杀而饥渴难当，只得舍恨忍气以缴之，后再酌议论。讵料缴之后，忽又要具结，称‘如有嗣后查出船内夹带烟土，即将货物全行入官，其领事人即正法’等语。但查犯禁货物入官，其领事人连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西洋各国古今通行。惟正法条，西洋古今无杀头之刑。况且船多人众，万一遇有水手一二不肖，私自夹带，不拘多少，岂不累人。货物入官，而人亦受杀戮之惨。即因此正领事官义律暨诸客商皆不肯具此结之原委也。林、邓二宪因前事不服众，未得具结，即着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国荷蒙通商已来百十余年，贸易买卖场中岂无赊欠通融。今计贵国洋行商人，前后共欠已有数百万两之多，一旦封港，不独不能贸易，又坏了到广东船内之货物，不胜枚举。英国商人所失之本，何可胜言。且封港之后，林、邓二宪曾与义律商允具结，嗣后货船到广，任从查搜，如无夹带烟土，方准入口，否则逐回，不准贸易。奈林、邓二宪，前言不对后语，反复无常，忽然改变。仍执前议，具甘受正法之结也。后来义律等另有求商事体递呈，奈林、邓二宪绝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后，适有英国兵船巡海，到广洋面，该船之总兵官递呈，系请询封港之由，以为开解，奈二宪仍不独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师

提督带领水师官兵前来相拒，是以不得不还炮相喧矣。去年林、邓二宪禁止买办，不准供办伙食之后，有吕宋货船一只，与英国货船同泊洋面，正欲回航之际，适其船内人过来英船探望，即或随送些少食物，林、邓二宪责言吕宋人不应与英船人往来，不应送食物，竟用毒计，命人于黑夜之中，将吕宋船只烧毁，并伤毙三人。可怜该船无辜，受此惨害，神人共愤。切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吕宋国与英国，火烟相益，非亲即故。今同在异邦客地，过船探候，即或送些伙食，亦系人情之常事。且欧罗巴洲与亚细亚洲相隔九万余里，不独无分统属，而且只有西洋船只到中华，而中华船只万万不能到西洋。今林、邓二宪系中国之官，在广东止可管中国广东事，岂能管到西洋？即今大英国主仁慈，怜含吕宋船人无辜受此惨苦，即命如数赔其锒两。但未审林、邓二宪，此事如何奏报？

此奏中只言林、邓于具结事反复，即上所云“余保纯允为具牍代请，义律谓委员已许之”之事也，并不言许给烟价，则并余保纯等亦未尝许之可知也。今以理度之，当是实是以商捐茶叶，用给赏之名以代给价。故《夷氛闻记》较量其值，言计每箱给茶五十斤，凿凿可据。林折只言五斤，乃不欲多举其数。以本系捐办，无需奏销，对朝旨严办之意为合。此正余保纯之干才。其后因具结有违言，义律亦未受赏，其为五斤、五十斤，更无可辨。窃谓此为事实也。

英帅奏辞温雅，其于初次兵船开仗，直曰“还炮相喧”，轻儇已极。要于中国并无必用武力之意，特视其可侮而侮之，亦是事实。奏意虽出自英帅，而达意必有汉奸。以兵官而具此辞令，程度自高。当时中国去文，动足招侮。《中西纪事》载英人在定海递书，内言：“二月间遣使暂讨烟价数十万，入粤东配茶，天朝大臣粤宪回复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洲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等语。”

此语出自英人所递书中，或非实有其事，然夏燮自加数语云：“此盖回复外夷之词，不嫌俚俗也。”然则著书之人有此寒陋，亦见当时士大夫之荒唐召侮，何足与西人比也。奏文外又出其国会致我国相书，要求六事：一索货价，二求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市埠，三欲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船贻累岸商，六请尽裁洋商浮费。琦善以闻，又令娴习西文之鲍鹏作复书，称义律为公使，谓“上年缴烟，必有曲折，将来钦差大臣往粤查办，不难水落石出。”并犒以牛酒。诏革则徐、廷桢职，令俱在粤候勘，而命琦善驰驿至粤，代则徐职。琦善在天津见英帅语平和，谓不难驯伏，畜意稍给烟值，仍许贸易，即当了事。而给值则意粤关监督即能任措。既至粤，义律辈亦回粤守待，见新钦差易与，求索益高。而粤关利厚则费亦素巨，无余存，乃知棘手。惟撤海防兵以示无敌英意，冀英人鉴谅。诘开炮创英者将加罪，军心解体。又欲从英人诉词，谓则徐拒不上闻，将奏谴之，欲证成于巡抚怡良，怡良不敢应。检案牍则又无可指摘，不得发。先是，则徐防海所募，择海滨渔疍亡命熟沙礁险要者，一旦撤裁使失业，为英购汉奸招引而去。向之所惮，转济其用，形便曲折尽泄，要挟益无顾忌。坚索香港为埠地，以抵葡之澳门。琦善不敢决允，但许增烟价，冀就范。提督关天培请添兵设守，则峻拒以媚英。义律以议迟迟不决，突攻陷沙角、大角两炮台。敢战之将，副将陈连升以下，束手身殉者数人。事在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琦善委罪于天培，奏请重治，仍请续与夷议款。天培与镇将请增发兵药，琦善靳之。然亦恐再有失陷，重得罪，亟奏请开禁通商，给厦门为市地，以明年正初旬为期，还以烟价。其与义律伸约，则称之为公使大臣，许以香港全岛相畀，而以浙江所获英俘易定海。义律复文，请缴还两炮台，及所掠粤船，愿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备文代递伊里布，俾知缴还定海之由，送给留定英船兵目。琦善依言达浙，而伊里布亦遂无守御意。时朝旨以两炮台失陷，又决痛剿，革琦善、天培顶戴，调湖南、四川、贵州及南赣兵驰赴粤。琦善不知，犹自出阅视虎门，与义律晤商条款。义律耀兵炮以示之，琦善更张皇入奏。奉严旨：“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受夷书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此谕见《东华录》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辛亥，其失态固与琦善相称矣。

其前，于正月初七日甲午，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方入觐，道皖，命折往粤，与户部尚书隆文同为参赞大臣。前往粤候勘之林则徐、邓廷桢，亦于上年十二月中奉旨着琉善督同办理。于是杜门候勘之林则徐复出，则询知舟勇已尽撤，无可为计。正月初五日，义律已知朝议复变，驱船攻横档炮台，台药不继，关天培阵亡。嗣是英舰进攻岸台，辄领鸦片舟尾入，约窑户艇泊其旁载运。粤兵名为迎敌，亦与通同以护贩为利。忠勇之军，撤溃已尽。利之所在，对敌如戏。杨芳以宿将负威望，官民望其来，道佛山，一路呼噪相迓，既至则谓：“夷炮命中，能在船舶荡漾中击我实地，较我实地所发转有准，此必邪教挟术所致。”传令地方甲保，遍收妇女溺器为厌胜具，载以木筏，约闻炮急眠器口向敌，伏卒即抄出夹攻。敌掠筏而过，守筏副将先遁，芳急勒兵入城，敌船未敢猝入省河，亦震芳威声，恐有布置，乃使人持书至凤凰冈台营，求入城面致芳。营将总兵长春遽引使入，迨返而敌尽知虚实，分攻猎德及大黄滘炮台皆下，芳犹奏长春有御敌功，赏花翎勇号。时在二十一年二月。其先义律、伯麦以琦善已允给香港，联名出示香港居民，称为英国子民，有事须禀英官治理。并以此照会大鹏协副将赖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则徐劝怡良实奏，怡良迟徊，为粤绅所恳促乃允。奏入，而江督裕谦参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适至，诏革琦善职，拿解赴京，籍其家。以奉命驻江西理饷之刑部尚书祁填代粤督，而杨芳亦有攻守八难之奏，乞允通商，意多与琦善合。奕山、隆文继至，芳亦劝其勿浪战取败，意在徐就抚议。而奕山忽为人言所动，以三月晦发兵冲突省河英船，搜义律于夷馆。义律先遁，官兵遂掠其货物。越日，英船反攻，官军溃退，辎重船筏尽失，乘胜夺北门外山颠耆定炮台，俗名四方炮台，于是俯瞰城中，窥以远镜，纤悉毕见。子弹时以城中官署为的。城守始汹惧。而杨芳独以镇定闻，火箭巨弹，肃肃声过耳畔，笑骂而已。或劝稍避，不顾也。于时民居遭毁，兵多擅逃，城守岌岌，款夷之议遂决。则徐已于上月奉旨以四品卿衔赴浙候旨。盖裕谦以钦差大臣入浙，与闽督、浙抚先后皆奏则徐在粤无误故也。粤城上悬白旗示服从，军帅以下会印付保纯，缒城出，就商义律，旋议定：饷军六百万元，计四百二十万两，作清还商欠，限五日内交足。大将军挈外来兵离省远驻，英船亦退出虎门。洋行括银不足额，仅得百二十万两，由藩、运、关三库垫足。由大将军奕山，参赞隆文、杨芳，驻防将军阿克精阿，督祁填，抚怡良，副都统裕瑞，会奏给商欠银议款事。其银是否即作烟价，及香港是否停给，款议未之及，奏中亦不以陈明。其实英兵方缺饷，得资为窥犯要胁地也。款成，耆定台未退出，伯麦自台下率众闯诸村落淫掠，至奸及老妇。举人何玉成柬传南海、番禺、增城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三元里。各乡义愤集至数万人，夷目毕霞率众与战，始民稍却，旋各乡众大至，围之竟夜，天明搜杀，伯麦、毕霞皆死，收其调兵符券及防身兵器，夷兵乞命之声震山谷。村民围耆定台英兵，计令饿毙台上。义律密遣人求救于保纯，或劝以兵助民并缚义律，重与约法。所给商欠银时仅交四之一，当事以款银已去，败盟无利，事在和后，不欲为戎首，不用其策。粤督令南、番两令随广府保纯出，步向三元里拱揖代夷乞免，民乃解围。粤人至今举三元里为快。嗣是粤人踵行团练，遂为后数年拒夷入城督抚封爵之用。

三元里役之后，民气极盛，英兵已约定退出虎门，粤督大修守备，义律因不欲复入虎门，请与粤久市，不忍肆扰，别营市地于香港，请官为示，召商民就港贸易。请之至再，而内商以越海不愿往，又请以退出之尖沙嘴、九龙山二地易香港，当事以未奉谕旨却之，反劝其入市黄埔。义律以入市须经虎门，阻我兴筑炮台。纠纷不已，款市仍滞不行。五月，革则徐卿衔，发伊犁，廷桢亦遣戍。会英国王别派朴鼎查为将，巴葛及思亚剌、力巴、敦时为副，增兵增舰来粤。义律遂返英。朴鼎查以军官兼管商务，与伯麦为将时又有异。奕山偕隆文离省，居三水县之金山，撤湖南兵归，而独留杨芳驻省弹压。隆文居金山，独以愤不食死。朴鼎查按义律所议约，止收商欠而撤在粵兵，无与他省事。思尝试觇中国意，或不止就义律已成之功，于是舍粤洋北抵潮之南澳，泊船于长山尾，且登陆秣马，渐造屋为层楼。澳官无止之者。澄海县诸生在粤受课作海防论，乃及此事。书院监院梁廷枏发之，祁督饬海阳令查毁，朴鼎查遂以七月初十日犯厦门，投书驻厦提督，自称公使，巴噶称水师提督，敦时称陆路提督，谓不照上年天津所议事款，应有兵事，暂借厦门屯军，定议即缴还。提督陈化成适改官江南去，闽海亦奉旨以粤夷就款撤兵，总督颜伯焘仓猝迎击，大败，将士多死丧，遂失厦门。伯焘故有志杀敌，且非议邓廷桢在闽，谓能守而不能攻，事前购船铸炮，称有备。其置炮在台墙深处，炮口止能对一点，英船窥知之，避其中点，鼓行无阻，夺台反炮向内攻，所备适以自杀。英既破厦门，不留据其地，即分扰台湾、定海，而尤以定海为注意，犯台湾者为小股尝试。守台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早以海警戒防，莹尤以练达通博知名。当邓廷桢督闽时，已请奏起泉州在籍提督王得禄，故李长庚部下，平蔡牵封子爵者，出襄军事。八月十五日，英船挟三板犯鸡笼杙，越日进口，炮坏二沙湾兵房，台炮击中其船，遁而触礁，生擒黑夷二百数十，杀数十，白夷杀二人，沉一人。后一日，又搜杀白夷五，获其图册。九月十三日，英船再扑二沙湾，击毙二夷，遂退。其扰定海者，亦以八月十二日至。自伊里布以钦差入浙，一意附合琦善，撤防待义律交还定海。定海名交还，尚留船盘踞。伊里布示谕居民毋敌视，并以已起碇之船数移慰巡抚，又奏收复定海。巡抚刘韵珂以敌方筑炮台，开河达城中，踞住岑港、沈家门开两处民房，又出伪示招居民接济，缕奏其患。会朝命于粤又主剿，逮琦善籍其家，遂革伊里布大学士职，仍留江督任，命裕谦驰往代之。旋召伊里布入京，六月，革职发军台。裕谦入浙，奏保则徐，恃为谋主。未几，则徐遣戌去。至闻厦门失守，急檄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会同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以兵五千守焉。至是，敌至，连日拒击小胜。至十七日，敌大举猛攻，三总兵同时阵亡，定海城再陷，进犯镇海，分攻金鸡、招宝二山炮台。金鸡山奋击毙敌数百，提督余步云守招宝山，先有二心，前数日，裕谦召步云盟神誓师，见裕谦无退志，称足疾不跪。敌至，不令兵开炮，甫抵山麓，遽弃台走。敌据招宝山，俯攻镇海域。城陷，裕谦殉节。裕谦故诚勇公班第曾孙，壮烈思无忝祖先，劾琦善、伊里布，慕林则徐，盖旗籍之佼佼者。既陷镇海，即攻宁波，步云又奔上虞，道府从之。时为八月二十九日。巡抚急守绍兴，扼曹娥江，防其犯省。九月初，英兵迭入余姚、上虞、奉化肆掠，毁其仓库，旋退而乱民乘之，浙东蹂躏甚惨。

九月初四日乙卯，命宗室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大将军，驰驿赴浙办理军务，所命参赞大臣皆不果行，旋以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又命怡良为钦差大臣赴福建，擢河南巡抚牛鉴督两江。出琦善于狱，使効力军前。奕经客宿迁，举人臧纡青劝奕经奏召林则徐来浙勷办，止琦善，斩余步云。奕经庸懦不敢用，仅止琦善，乃改发倚善军台，未几即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旋仍柄用如故。盖有首相穆彰阿为之内主也。二十二年正月，奕经军次绍兴，与文蔚定议分袭宁波、镇海，预泄师期，两处皆败。二月，敌攻慈溪，金华协副将朱桂与战，督抬枪兵匿崖石树林自蔽，毙敌四百余，兵无伤者。军无后继，桂请文蔚发兵数百为援，不许，至暮发兵二百，敌已分兵绕出桂兵后，桂与其子武生昭南死之。文蔚从随员侍卫容照等议，防敌夜攻，弃军走，军资尽失。时朴鼎查方嗾兵舰再攻台湾，姚莹督官兵御之于大安港，别设伏于迤北土地公港，诱敌舰入，触礁不能驶，尽覆之。除淹毙杀毙外，擒红白夷十九、黑夷三十。上年获禁之百三十余夷，言官请无庸解京，就台正法。及是，并新获者皆斩于台，仅留禁其夷目勿杀。后遂为朴鼎查诬控所杀非兵，而系商民。穆彰阿主于内，使怡良就讯虚实。怡良嫉台湾镇道未以功归钦差，证成之。镇道皆下狱，以餍英人意。旋释之。至三十年，宣宗崩，文宗宣示穆彰阿罪，始正言镇道之受屈。而扰浙之英人既得志，又以浙为无可恋，更北扰，乃可胁成前约。有郑鼎臣者，前战死之处州镇郑国鸿子，志复父仇，投军自效，率定海水勇，多挈火具，附敌船焚攻，辄烬其船，多有斩擒。文蔚退还浙西，尽撤战火诸船，鼎臣不从，随行请治以法，奕经心重鼎臣忠孝，诺而未行。鼎臣于三月中累焚英船，焚溺英兵五六百。奕经、文蔚前经因败夺翎顶，至是因焚攻有功，皆蒙赏复。而浙抚刘韵珂意在羁縻，奏请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又以杀零夷为非，以鼎臣等为虚报冒功。鼎臣具四大舰，载所获夷级衣械及击碎船板送核，事乃白。时朝廷已复命宗室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入浙，并署杭州将军。耆英满洲亲贵，为一时庸劣之尤，足以显清室之王气已尽者也。三月二十七日，英军弃宁波北犯，奕经遂奏收复郡城，旋又弃镇海，未及夸张克捷，乍浦已于四月初九日失守。驻防副都统长喜投水死。驻防横暴，平时已与土人不洽，至有警，更多所指摘，谓为汉奸，于调集助守之福建水勇亦凌辱之，战时遂举火为内应。英水兵登岸，顷刻而城陷，平湖、海盐大扰，会城亦戒严。事闻，以乍浦顷刻溃散，皆余步云屡

走屡失城池，未议重谴，有以倡之。始奉严旨拿解治罪。久之，至岁杪乃伏法。鸦片之战，失律逃溃者相望，正法者止步云一人。当时朝议，能却敌者既以挑衅得罪，其逃避者自应以弥衅邀赏，则步云之见法亦冤也。

浙抚刘韵珂，以煦煦为惠，得民心。浙中军事，有大将军、参赞及钦差辈先后坌集，责亦不在巡抚。其竭力赞和，惟恐失敌意致败，则不可掩。然民乃谅其弭祸，亦颇感之。伊里布之再来，韵珂所请，专为议款。乍浦既失，伊里布诣英船商款事，英人气骄甚，无成而返。韵珂意郑鼎臣辈屡获英俘，未还俘，故仇不解，乃奏出所获白黑夷于狱，载送乍浦，则英又弃乍浦，虏其军资去矣。追送镇海，俘还船不谢，受俘者亦默无一言以复。五月己酉朔，朝命乃以伊里布赏四品顶戴，署乍浦副都统，而英船于是日已泊吴淞。江督牛鉴以办防驻海口。初三日，英攻宝山。至初八日，提督陈化成在南门外海迎战，炮沉英船二，折一船桅。英船以炮弹火箭，焚及民舍。牛鉴方与化成分守海口，炮弹落其近处，失色退走还城，所督诸军从而皆溃。英军大进。余步云旧部徐州兵先遁，化成余亲军不及百，为夙所训练，随化成不退。化成手燃巨炮击贼，临危犹破一舟，中炮遽卒。鉴遁而城亦陷，驻上海文武官皆走松江。英船随入上海，城已空矣。十四日，更向松江。先奉调来援之寿春镇总兵尤渤，沉船塞港，置炮相拒于城外八里之地，英兵亦缘道示威，无意深入，被拒遂出吴淞，改驶长江口。六月七日甲申，牛鉴奏请仿照乾隆年间征缅罢兵事，准予英人通商。奉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又批：“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缅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傥将士有所窥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恨自愧。”先是，宝山失守之报至，朝命伊里布、耆英驰赴上海，会同牛鉴筹防堵。至是，又命伊里布回乍浦副都统任，止留耆英会办防剿。其时江防荡然，英船已过江阴、瓜洲抵镇江矣。牛鉴遁还江宁，京口副都统海龄守镇江，忌汉人，谓有汉奸，搜索骚扰。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以兵至，亦拒不延入。相持二三日，英军梯陴而上，镇江陷，海龄自缢，家属多殉。江宁相距，一日可达矣。

朴鼎查先奉英王命，仍赴天津请议约通商，故由宁波迭退而北。闯吴淞，闯长江，皆视可侮而取胜以壮声势。既陷镇江，其部夷马理逊者，其父为贡使，曾至北京，父亦名马理逊，当时谓之秧马理逊，自命为知中国地理故事，进言于朴鼎查，谓江宁为南北咽喉，踞以要挟，无不得志。或且扬言将冲挖高家堰堤，坏河防，阻运道，北京必汹惧，胜往天津。朴鼎查从之，令诸船齐进。一路声炮，焚毁瓜洲、仪征所有盐舶商船殆尽。以六月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逼江宁城。伊里布以议款情熟，仍具奏驰抵江省，其先既奉有“设法招抚，许便宜行事”之旨，遣其家仆张喜赴英船，以候款开导。英果不攻城，但责成议甚亟。初六日，耆英亦至，复遣员与张喜再诣英船。朴鼎查用马理逊预议，索三千万圆，稍减为二千一百万，以六百万为补偿烟价，三百万为续还旧商欠，一千二百万为军费。本年先交六百万，余分三年带交。又索香港为彼商侨居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贸易地。税项公立章程，遵中国例则征输，先占厦门、宁波、镇海、定海、乍浦、宝山、镇江各城岸，俟五口通商即退还。贸易各口设关，自设领事官经理。货至，责成领事官赴关纳税。裁去官设行商，由来商自行交易。彼国官至，与中国官用平行礼。及事后彼此释放俘虏。语毕，即促归商定。委员佐领塔芬布等还报，当事以不但悉如英初意，且所索更奢，迁延不敢复。更往返议拟，英船已易白旗以俟，忽于初八日夜令易红旗，约次日复开仗。谓闻之谍者，中国用缓兵计，实调兵来决死战也。

总督、钦差急遣布政使黄恩彤，偕前委员侍卫咸龄见英帅，开诚告以无他，并一切勉循所请，船众欢呼。于是牛鉴、伊里布、耆英会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动，邻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扬帆直达。所请虽贪利无厌，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尚非潜蓄异谋可比。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费，以全大局。所索纹平七折银一千四百七十万两，商欠折二百一十万两，行令粤商按数归还。本年先交四百二十万，就将扬州商人现给之五十万圆扣抵外，英攻镇江，扬州盐商赂以五十万圆，称犒师，祈勿过江扰累。令江苏捐备百万，再拟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库存，及关征粤税库，通融借拨。其余三年带交，岁不及三百万。计数实应岁三百五十万，故意轻减，为掩耳盗铃计。彼国货税既新加饶裕，可以作抵此则甚确，较用兵费实不及三之一。至厦门，夷虽退，尚未收复；香港、鼓浪屿、定海、招宝山，则仍据守未退。与其久被占踞，不若归我土地。既愿遵输税课，即属悔过向风。此后彼因自获马头，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以为国家之利。所请与官讲平礼，虚文本可通融。事定后亦应释俘囚以讲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附单详载条款以闻。奏入，帝甚怒。穆彰阿委曲晓譬，为东南数百万民命强为抑遏，加恩勉如所请，而谕令反复详议，永销后患。耆英等同诣英船，与立《和约》十三条，《善后事宜》八款，钤以关防。海关丁书巡役陋规，亦悉予禁革。八月初十日，恭值万寿，英官仰祝纯嘏，虔请代奏。英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诸帅设饯于正觉寺而去。此所谓壬寅白门约，即所谓不平等条约之第一缔结也。

第八节 鸦片案究竟

鸦片案之赔款割地，战败以后事也。所异者，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邓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顾。惟海岸线长，不能得复有如林、邓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内，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并谴及力能却敌之邓，乃至并谴及御敌获胜之达洪阿、姚莹。此皆满首相穆彰阿所为，而汉大学士王鼎至自经以尸谏，请处分首辅，而为首辅所抑，竟不得达。林则徐褫职，裕谦奏请入浙勷办，则必令远戍伊犁，惟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则徐助塞河决，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叹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与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大用，耆英则议和之后专任为通商大臣。盖帝犹遵祖制，重任必归满洲，满洲无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济之，以乞和为免祸之至计，故口憾之而实深赖之也。王鼎尸谏之事，《国史》不载，私家纪之，《清史稿》乃直书于鼎《传》。盖据汤纪尚之《书王文恪事》，陈康祺之《郎潜纪闻》。康祺又取证于孙衣言之《张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间一大事。

汤纪尚《书蒲城王文恪遗事》：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蘗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防撤，海氛益炽。逮公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诤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灯火青荧，遽自缢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骇愕，事隐秘，莫测其端。……惜乎，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艰隐愍，卒幽隐而不彰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蒲城王文恪公鼎，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议初成，公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冀以尸谏回天听也。时军机章京领班陈孚恩，方党穆相，就公家灭其疏，别撰遗折，以暴疾闻。设当时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罢，岂待咸丰初年？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康祺初入京，闻老辈言是事，犹以为未确，不敢遽笔也。嗣见冯中允桂芬《显志堂集》有公墓铭，称公自河上还，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词意隐约，殆公后人讳言之。朱侍御琦记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顷见孙方伯衣言所撰《张文毅芾神道碑铭》……又云：“蒲城，深膑太息。闭阁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怀，遂缢以绝。或匿不闻，闻以暴疾。”则情事昭然矣。

吴增祺《清史纲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学士王鼎自杀，予谥文恪。鼎自河防归，为遗疏数千言，极言穆彰阿等欺君误国之罪，并荐林则徐可大用，遂服药自尽。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为《清史稿·王鼎传》所本。吴增祺闽人，或得诸林文忠之后。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与汤纪尚所云“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之说合。后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状，不及王相尸谏事，盖遗疏既改上，官书中无此一事矣。

白门约定，牛鉴革职拿问，以耆英为江督，而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奕山、奕经、文蔚，均议斩候，后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诉台湾镇道，妄杀遭风被难洋人。盖朴鼎查于约成后交换俘虏汉奸，始知台湾所俘，先已正法，无以对所部，遂冀泄愤于镇道。奏入，命怡良渡台查办。怡良以钦差兼署闽督，台湾为辖境，战胜由台专奏，怡良心嫉之，兼体枢臣意媚夷，遂证成夷诉，逮镇道入都下刑部狱。舆论哗然，寻释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于粤，赠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国皆在粤通商，烧烟之役，二国颇居间和解，且不直英之所为，示善意于中国。英约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诸国市舶就彼按船抽钞，而后入黄埔输税中国。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愤讶，英始不敢持前说。而法、美以必得中国许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许之，自后援例者纷起矣。

通商非辱国也，中国当时则以为不得已而允之。白门约十三条，其于赔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时之事。其于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缚我也。不过以中国不用平等相待，于优待仪式争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国，彼此立约，从无需此。英人与中国约，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关署胥役之征求，英人所视为创巨痛深，国家亦本不当为此黑暗。若照白门约通商范围与各国订定，原无不平等条约发生；其不平等者，中国君臣强要之，使英人不得不复，而后节节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愿承受之端，复辞责中国官不应退让至此者。略举如下：

传教在西国实非恶意，且确有利益于人。中国从前视教会为蛇蝎，深信挖眼采生等说，以为西人技术之神，必借人眼人胎等物以济其恶，教堂即收集此等物之机关，因而谓传教之订入约章，亦始于白门约。今档案具在，白门约十三条中无有也。而《中西纪事》言之，近刘氏《续清通考》亦载之，殊失检点。传教入约，自咸丰八年始。自此中国受教案之害者数十年。非无驻外之使节、留学之学生，于教案之症结竟无人了解。至清末大批留学日本，法政之书娴习者众，始知教士本无干政之理，奸民无复倚教为恶之缘，于是教案截然而止，信教者反多上流人士。此亦外交知识之一进步。

条约十三条，与善后事宜八款，原非同时所定。自定约奏闻，奉旨指出顾虑各节，着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注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于是耆英等与朴鼎查再定善后事宜八条，乃中朝求商于英而加订。名为章程，尚非条约。至咸丰八年，《中英续约》第一款，乃言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宁所定和约，仍留照行。广东所定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现在更章，既经并入新约，所有旧约作为废纸。则英人所可执为侵占之根据者，并入约中，并废前日之补充非正式之文字矣。因既作废，外务部公布之条约中，遂不见此八条原文。今惟《夷氛闻记》独存之。逐条皆中国向英要求，而由英酋照复允行之语。总之，国际知识太浅，遂至无事生事。自以为不厌求详，正所以画蛇添足也。八条为他纪载所不具，录以见当时外交真相。其形式盖为八项照会，每一项一去照一来照也。

一、广东洋行商欠。除议定三百万圆，官为补交外，此后英国自投之行，即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查此项业据该夷照复：嗣后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项，由管事官呈明内地官着追，万不可再求官为偿还。

此为第一款。洋行商欠，并非官为担保，本不应官为偿还。以后所谓洋行，且由洋人自设，即其时洋人尚未定自设洋行，洋货或需华商百货行代售，更属商民贸易常例。因其关涉外商，遂由国家于常法之外特别加以声明，希冀解除责任。其为畏洋人如虎狼之心理，乌得不引狡猾西人生心。

一、和议既定，永无战争。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止可货船往来，未便兵船游弋。其五处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隶、奉天、山东、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一俟五港开关则例颁行，即由英国君主出示，晓谕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各处。至该国向有水师小船数只，往来各口，稽查贸易，亦当协同中国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并请中国地方官严禁华民，除议明五港外，不准在他处与英商贸易。

此为第二款。既有五口通商之约，他口之不通商已明。多此词费，却轻轻将兵船游弋引入，且并不阻止。正缘英人谓兵船之来，乃协同中国官阻商船他往，中国官不敢与外商烦言，反有借重外国兵船之意。英早已窥之矣。

一、既经和好，各省官兵应撤应留，须听从中国斟酌。其内地炮台、墩堡、城池，业经残毁者，均应次第修整，以复旧规。实为防缉洋盗起见，并非创自今日。英国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惧，或行拦阻。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以上各事宜，均听中国斟酌修整如旧，系属正办，英国断无阻止之理。盖此次和好，惟赖中国诚信践约，而英国亦当专心以信守为务。

此为第三款。中国竟不敢自行修复军备，且不敢增减兵额，请示于英国而后定，则早放弃其独立自主权矣。英在当时不愿再开玩笑，设若作难其间，宣宗之为君，穆彰阿之为相，耆英之为钦差，其惊惶哀乞必有可观者矣。

一、广东、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宁较远之处，不知和好信息，见有英国兵船驶入，或相攻击，均须原情罢战，不得借为口实，致乖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两国和好消息，业经由火船速行晓示，所有英国水陆军师，自必与中国兵民互相友爱。倘有攻击之误，未足为仇。惟求臣等速将议和情由，飞行各省一体知照，免起纷争，更属欣幸。

此为第四款。广东等三省有伊里布、祁填、怡良、刘韵珂等在，自无向英攻击之事，而犹必请英国不复借口攻击，其情如绘。

一、和好之后，付给本年所交银两，各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即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停泊兵船，亦须约定同时退出，散遣归国，方坚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厦门之鼓浪屿，据议仍留英兵暂为驻守，但不便多驻兵船，致中国百姓暗生疑忌，与该二处通商之事，转多窒碍。所有每处泊船若干只，自应预为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俟本年银两交清后，所有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等处。其他省停泊船只，除舟山、鼓浪屿二处酌留兵船数只管理货船，及香港仍须留兵驻守外，其余均可遣散归国。盖留兵于他国未免重费，英国意在省费，必不多留兵船。中国不必多虑，致伤和好。

此为第五款。

一、舟山、鼓浪屿泊有兵船，须令带兵官约束兵丁，不得侵夺民人，致乖和好。并闻鼓浪屿所泊兵船，曾有拦阻中国商船，扣收货税之事。此时既经通商，应令各兵船不得于中国商船再行拦阻抽税。查此款业经该夷照复：各处兵船本应带兵官严为约束，此时和议已定，尤当彼此亲爱。所有拦阻商船，即行饬放，不得再行抽税各情，早经行文各处，晓谕在案。嗣后倘有不遵，致有侵夺拦阻情弊，即当严行讯究，不致有乖和好。

此为第六款。

一、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交涉讼狱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归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甚属妥协，可免争端，应即遵照办理。

此为第七款。当时为英人梦想所不到。不自意处人法律管辖之下，竟能不受管辖也。是为领事裁判权之由来。领事裁判权乃日本所定之名，旧译作治外法权，谓统治之外能行使法权也。英所未请，中国强予之。英人报以“甚属妥协”四字，不平等之祸，遂延至今而未已！日本对欧洲交涉，初沿我弊，甲午战胜后乃争回。我日夜痛心不平等条约，当时则推出此权以为得计。盖官畏夷而不敢临其上以损威重，士大夫则以夷狄为禽兽，不屑以中国之法律治之，闻此损权之条件亦未尝以为非也。故许英通商，弹劾者纷起；赠人领事裁判权，反历久无诋斥之声也。

一、内地奸民犯法应行究办，若投入英国货船、兵船，必须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违信誓，致伤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复：内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国货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断不庇匿。其英国及属国逃民、逃兵，若潜逃内地，中国亦须送交英国近地理事官领回，以敦和好。

此为第八款。

后耆英以伊里布死，改调入粤，再订《通商章程》九条，即咸丰八年《续约》所云善后及通商章程皆并入约文者也。《通商章程》无大关系，不录。要之，此两章程，今皆不见官书，惟恃《夷氛闻记》存此耳。宫中所存官修之《筹办始末》亦尚不载，则《夷氛闻记》所存之史料多矣。

其所谓强予英人而不受反遭斥者，白门约善后第七款以治外法权奉英，尚云“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则似有所靳于无约国人矣。乃后于咸丰八年《中英续约》附件中，又有去照称：“其无约之国，本不应与有约之国视同一律，只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云云。英人来照则称：“至于未立条约各国民人，贵大臣来文询以作何办理，此语揆之本大臣，似难置答。何则？因有不归本国所属民人，诸凡作为，本国不任其责。除此，当立将兹款转报秉政各大臣，奏候御览外，合为先奉一词。果在各口海关，派员晓畅练习著名诚实之人，征饷皆从一律办理，相待商民，毫无偏袒，谅贵大臣所指情弊，定必大半消除。来文所称因贵大臣等不明外国情节，是以行文询访，思贵国原谓大邦，贵大臣职推大员，本大臣中怀敬慎，敢问中土大员何以必措不明外事之词？泰西各邦并无难达秘密之景，各国都城，人皆可履其地，恭遇大皇帝特派称任大员，前往西土，命以凡有益于国体，保其无碍，应知之学，必得明了。本大臣不论别国，而本国则必以实心友谊接待，如有意博防审察各节，任便咨询通彻。由此两邦永存和好之据，日见增广，保全周妥矣。”

英人于无约国拒绝干预，且训斥中国议约大臣如此。其时英、法、美三国同订《续约》，前项商询无约国人事，亦及法、美。法则复言：“有约之国，不与无约之国视同一律。贵大臣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设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本大臣查此甚属有理。但刻下尚无定见，只可将贵大臣照会详至本国，饬令法官之在无和约之国者，转告无和约国之官，一一遵办。”云云。美则复言：“本大臣身为和好大国奉使之员，向知此事自应变通。然因稍有难行，今请将中国所能行者略为陈列。首应与讨问欲立约之国定立条约也。前大吕宋即西班牙国，来求立约，而中国不允。今大西班即葡萄雅尔，亦已求取矣，使中国肯同定约，自当稍减无约之国，今姑无论，即任其仍前如是。本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国公使，凡此国领事奉遣至别国者，若不得所往之国准信延接者，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称领事而中华国家或省宪地方官不肯明作准信延接者，彼即无权办事。是则中国于此等兼摄领事，立即可以推辞不接。凡已延接者，亦可刻即声明不与交往。设有美国人兼摄无约领事，借以作护身符以图己益者，既属美国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却，不与延款。遇有事故，着彼投明美国领事，自应随时办理。间或美国人兼摄领事，而代无约商民讨求地方官帮助申理等情，地方官碍于情面代为办理者，亦可以对彼说明，并非职守理所当然，乃只由于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称领事，有与海关办理船只饷项事宜者，地方官可却以必须按照条约遵行之语。倘彼固执己见干犯制例者，中国或出于不得已，地方官自应用强禁阻。当五月二十日在天津时，本大臣照会桂中堂、花冢宰，以中国必须购造外国战舰、火轮、船只者，特为此故。足征所言非谬也。”云云。据此，则法尚答以圆滑语，不过中含调笑。美复词则枝节横生，既为他国说项，请允通商，又称无约国外商固执己见干犯制例，则有强权禁阻。先当购造战舰，事势诚然，然大出中国议约大臣虚衷请教之意外。毕竟无约国人，任其投有约国领事或商人，皆可包庇，则不平等之领事裁判权，适为推扩至无穷尽之域而已。

道光中通商约虽成，士民汹汹，所嫉大抵非今日所谓条约之不平等，乃以夷入华地为大戚。传闻洋人如何无礼凌人，亦未知其信否。粤人嫉夷尤甚，屡起纠纷。余保纯为大府奔走款事，为粤人所嫉，事成乞病去。后任广州府刘浔，因杖冲道之民于路，民遽讹言府署藏纳英夷，遂聚而火其署，至藩司出为解释，搜府无夷乃去。他口通商，英商颇通官署，照约讲钧礼。粤人则习见暹逻、越南贡使，随贡物乃入领宴，必易中国冠服成礼，英人以夷服若入会城，视为中外大防裂矣。英商视粤垣城门为禁地，益欲临门窥探，必为守门者斥退。若遇居民，必鼓噪聚众，使之惊遁乃散。亦有闯入而辄遭殴击者。城外则西人向本不全禁游行，但此期日，得由洋行备通事导游近处。约定后洋行已裁，西人辄自适野游猎，动辄与住民龃龉。二十七年厦，城西黄竹岐村有英游船驶至，妇女见而哗，村人毕集，英人举枪拟众，众激愤，杀三英人。时徐广缙始任巡抚，为缚杀三人以偿之。英人照会耆英，谓游处必不能废，应保后无效尤乃可。粤绅民持之，官亦无以应英人。先是，英人谓其国虽宫院名胜地，他国人至，必导以游观为乐，岂有一城而客商不得瞻仰，时时讼言于督抚。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患之，将以约宴为酬酢礼，他日非延请无缘自至。与约有所商仍出城就之，以此为权宜两全之计。未定期日而省绅已闻之，具呈力争，遂据以拒英人。英人哓哓不已，且据约谓可租地建屋，指地请谕民议租值。托词阻止，则一再易地相要。彼不厌烦，穷于应付，婉转商拒，仍以得许入城为请。且由香港运兵杂货闯越虎门，入驻夷馆近地，占居民房，要以必允。欲以兵逐之，则恐坏约启衅，不逐则人心惶惶，乃予订二年后入城之约，谓当于此二年间调解绅民。英兵乃退。且报其国主，普告西人之商中国者，届期观礼。耆英于二十八年奏请述职，明年春即行，请以巡抚徐广缙佩钦差大臣印署督，布政使叶名琛署抚，先英约入城期而去。二月，英领事以文来践约，广缙、名琛商拒无效，乃用绅民为后盾，鼓三元里之余焰，就其以编团练之名籍，张皇用之。士绅人人以为夷夏大防在此一举，一时而集至十万人，武装旗帜，如临大敌。法、美顾商利劝阻英人，入城之说暂辍。督抚奏报张其事，朝廷亦以为不世之伟绩，与荡平巨虏献俘功等，封广缙一等子爵，世袭，赐双眼花翎；名琛一等男爵，世袭，赐花翎。粤垣官以军功议叙，绅士许祥光、伍崇曜等皆优奖。督带壮勇者三百七十余人，有职者进一阶，无则给以九品职。是为道光朝外交之一段落。酝酿至咸丰间，广缙以御粤变失机，褫职籍没论斩，旋释出从军自赎，予四品卿衔卒。名琛以使相留督粤，英再请入城不允，为英所虏，居之印度一楼上，自署所作书画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卒于拘所。

第五章 咸、同之转危为安

清至咸丰朝，文恬武嬉，满洲纨绔用事，伏莽遍地。清室本以八旗武力自豪，为英吉利所尝试，而旗籍大员之奸佞庸劣，无一不备。举国指目穆彰阿、琦善，谓之奸臣。文宗即位，虽斥退穆相，琦善以下偾事之旗员，仍以勋戚柄用。揭竿四起，以太平军为蔓延最广。国际应付尤荒谬，召闹取侮，乘内乱方亟之际，挑激不已，致四国联军逼京师，文宗走避热河，清之不亡如缕。其时士大夫讲学问，研政治，集合同志，互相策励，遂收救国之效。同治一朝，逐渐勘定。至光绪初，尚乘胜势尽复新疆，且开设行省，矫正乾隆间旗人专为私利之习，一时名以中兴，诚亦不愧。要其既危而获安，非清之主德有污隆，实满汉势力之升降也。满既必亡，汉既必昌，清若能顺应之，与全国为一体，惟材是用，竟破满汉之限，则以二百余年统治之名义，国人习为拥戴，君主尚有威权，重造一进化之国家可也。气数有穷，女戎复作，中兴之象，转瞬即逝。然其旋转之机，不可不审观之，以知兴亡之关键焉。

第一节 太平军（上）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丁未，宣宗崩，大臣启鐍匣，立文宗，改明年为咸丰元年。而洪秀全以三十年六月，起于广西桂平县属金田村。先是，二十七年间，广西岁饥，本多盗，巡抚郑祖琛不能戢，而湖南新宁有乱民雷再浩之扰。新宁与桂接境，桂盗响应，柳庆、思浔、南宁、梧州各郡尤甚。按察使劳崇光捕治稍平。二十九年，新宁复有李沅发之变，窜及柳、桂。三十年四月，逐回新宁就擒，而桂乱愈炽。上年，匪首张家祥，官兵因不能捕获，强为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庆远、柳州、武宣、象州、浔州、平乐，所在分股肆扰，以柳州陈亚贵一股为尤悍。六月，祖琛出督剿，驻平乐。洪秀全以其时起，未有名也。秀全籍广东花县，以嘉庆十七年生，师同邑朱九畴，九畴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既与冯云山同师之，旋九畴死，以秀全为教首，时在道光中叶。至十六年，秀全及云山至广西鹏化山中传教，地在桂平、武宣间，秀全妹婿萧朝贵，家桂平，与杨秀清比邻，秀全就桂平人曾王珩家训蒙，与秀清相结。桂平韦昌辉、贵县石达开，皆来入教。以拜上帝为名，各纳银五两，为香灯资。入会不称师，但称兄弟姊妹，示平等。秀清等兄事秀全。秀全又附托西洋耶教，以耶稣为兄，名天兄，而撰天父名曰耶火华。官修《纪略》谓欲驾耶稣教而上之，故上奉天父，未知信否。要其为非耶教正宗，则可见也。

道光之季，两广群盗如毛，广西尤遍地皆匪。秀全与秀清创保良攻匪会，公然练兵筹饷，招收徒众。官捕之，搜获入教名册十七本。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释秀全出狱。秀清率众迎归，招集亡命。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阳海盗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皆来附，阴受部署者至万人。以岁值丁未，应红羊劫谶。丁未为二十七年，后三年始以起事称。然其时官军防剿，尚在修仁，荔浦诸股，未以金田村为意。八月，调固原提督向荣于广西。九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命前云南提督张必禄，俱入桂会剿。十月，夺郑祖琛职，命以则徐署巡抚，则徐卒于潮州途次。十一月庚子，命湘阴告养在籍之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周天爵署巡抚。是月，秀全等出犯平南思旺墟，官军炮击却回，戕巡检张镛。星沅饬随张必禄来桂之总兵周凤岐赴剿。时有嘉应州客民与贵县民哄，投金田，二十九日战，官军败绩，副将伊克坦布等阵亡。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壬辰谕旨，始有“金田村贼为韦政、洪秀全等，恃众抗拒，水陆鸱张”等语。盖秀全之名始见朝旨，韦政即韦昌辉又一名也。

林文忠公为钦差，督剿广西，时金田名尚未著，所见奏报，乃象州窜修仁、荔浦之贼，为郑巡抚剿而无功之股。其余桂境奔窜各股，不计其数。言官所谓“桂省郡县，有贼扰者十之七八。”当林任钦差时，未知有金田。即李星沅代任时，亦未必注意金田。至思旺墟告警，始专员往剿，而主将阵亡。据明年正月谕旨，有韦政、洪秀全之名，当即未败时之奏报。自此金田村洪秀全之名始大。《清史稿·文宗纪》，道光三十年八月丁卯书“洪秀全窥修文、荔浦，敕郑祖琛剿之”，误也。各纪载皆言林文忠为剿秀全入桂，亦不确。

提督向荣自上年十二月奉巡抚咨调，由横州回师专剿金田。金田众又出向大黄江，荣进攻亦败。秀全遂自称太平王，是为太平有名之始。后毁弃大黄墟，分向桂平、贵县、武宣、平南等县，入象州。三月，朝廷又以事任重大，命满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都统巴清、副都统达洪阿，驰往楚、粤之交调度，赏遏必隆刀壮其行，随带镇将员司及部库饷银甚盛。四月出都，李星沅又卒。未卒前已因病剧，命赛尚阿往代，并命周天爵专任军务，授邹鸣鹤为巡抚。自五月以后，官军累报捷。八月，向荣战败，革职留营效力。达洪阿又败，巴道病殁于平乐。秀全乘胜攻永安州，闰八月朔日甲申，陷之，遂建国号为太平天国。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封东王，萧朝贵封西王，冯云山封南王，韦昌辉封北王，石达开封翼王，洪大全封天德王，余各称丞相、军师等职。是为称太平天国及天王之始。

秀全既踞永安，出屯莫家村为犄角，副都统乌兰泰称敢战，攻克之。以十一月合向荣等军围永安。二年二月，秀全溃围东出，官军不能御，乌兰泰阵擒洪大全，旋中炮亦卒。总兵阵亡者多至四人。大全送京师，磔于市。起事之渠，且最以通文事者，一出即毙。《纪略》言大全八龄能默诵十三经，阴自负，所传词笔当可信。若石达开之诗，往往与小说黄巢所作为合，或出附会。太平军始终限于秘密社会知识，殆所亲信者不足矫正之也。

秀全军自永安突出，间道扑桂林。向荣疾驰先至，会同巡抚以下官守城，被围三十一日不下。越而北走。冯云山、罗大纲先驱，陷兴安、全州入湘。湘在籍浙江知县江忠源，先奉赛尚阿调，募勇赴粤，是为湘军出境剿贼之始，亦为湘书生学者以兵事自显之始。既屡有功于粤，至是援军不及，扼下游蓑衣渡击之，毙云山。太平军弃船走道州，衡水以安，长沙有备，而道州会党大集。湖南固积乱之区，雷、李诸祸首皆入桂煽乱，是时由桂入湘，附合为一，太平军势益盛。要为嘉、道间养成之莠民。而湘人之办团成大功，亦由乡里有急，自为弭乱计，久之而办有经验也。时在二年五月。自是迭破湘南州县，官军至辄弃之。七日陷郴州，秀全、秀清等留据郴，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等直趋长沙。以七月二十八日至。巡抚骆秉章督官兵乡勇力守。秉章方以赛尚阿劾其吏治废弛内召，盖使相督师，巡抚不善供应，有此劾也。新任张亮基至，缒城入。秉章亦奉命暂留城防。朝贵攻城，官军击之殪。秀全、秀清知朝贵死，急悉众驰赴之。所率自入湘南纠合之煤矿山夫，善穴地。用以攻城，三发皆轰毁城垣，城中皆抢堵无失，秀全等夜引去。攻守历八十一日，省城卒全。于是湖南遂为将帅勇丁根本地。亮基延左宗棠入幕，办全省团练。团绅事有倚官力而办者，皆以宗棠为内主。亮基迁总督，秉章复来，更专倚宗棠。属僚以事上白，直曰问季高先生。湖南遂有两巡抚之说，而为异日谤祸所由来矣。

太平军攻长沙不下，走宁乡、益阳，杀追兵将领，掠民船数千，出临资口，渡洞庭，抵岳州。提督满洲博勒恭武先三日弃城走，太平军入城，尽取旧存御吴三桂军械炮位，夺民舟五千余，遂东下。十一月，陷汉阳。十二月，陷武昌。巡抚常大淳以下司道守令皆殉。时向荣追袭，壁城外洪山，日有战捷。大淳闭城不敢应合，城遂陷。总督程矞采尚留衡州，褫职，旋遣戍，以张亮基升督湖广。三年正月，太平全军裹掠人民男妇约五十万，船万余艘，粮械财帛充载，新旧徒众夹江两岸行，所过沿江郡县纵掠，直至广济县之武穴镇，与钦差大臣江督陆建瀛相值。建瀛自上年十月被命出省防江皖，募勇未集，率兵无几，节节溃退。太平军尾之，直向江宁省城，中途陷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死之。以正月二十九日，遍垒江宁城外。兵民方谋协守，而聚宝门米商所办团练出队赴敌，城头炮伤练勇数人，遂骇散。布政使祁宿藻见之忿甚，呕血死。二月初十日城陷，建瀛及同城文武多被戕。驻防据内城守二日，力竭皆殉。太平军入城，遂以为都城。而向荣以二十一日追至，结营孝陵卫，成相持之局。是日，太平军所封丞相林凤祥等军已东下陷镇江，越二日又陷扬州。镇、扬当时为最冲要，遂分据旁邑为南北梗。林凤祥等率大军北上，迭陷郡县，留指挥曾立昌据扬城。向荣军攻江宁，不能下其城，城内亦不能击之使却。江北官军则络续来会攻扬。湖北则张亮基檄郡邑办团练，以捕治响应太平之群不逞。上游稍定，而湖南肃清土寇，曾国藩亦以办团著矣。

国藩湘乡世农家，务耕读，为学笃实，兼汉宋之长。讲理学惟课躬行，不矜朱陆门户。谈考据乃以十通为归宿，重在制度损益，而亦不薄形声训诂之事。尤爱文辞，以桐城为宗，而声气足掩方、姚以下。十通者，九通加秦蕙田之《五礼通考》也。以寡过克己，诚信照人，治身治心，而后治事，治政，治军，皆有使人信赖之原本。拨乱反正，担负綦重，固非有厚重之度者不能胜也。由翰林累官至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七月，丁母忧回籍。十一月，奉命会同巡抚张亮基办本省团练。时太平军已由湘入鄂，积年乱党，未离巢翕附而去者，所在屯结。其羽党散布，地方官不敢诘。国藩以军兴法，十旬中捕斩至二百余人，谤 四起。毅然以不要钱自矢，闾阎稍安。罗泽南时以诸生讲学，笃守程朱，国藩招与讲束伍技击之法，一以戚继光练兵实纪为规律。参将塔齐布，虽旗籍而勇敢有胆识，方为提督副将所忌，国藩为劾罢副将，奏保同治团事。且言如塔齐布出战不力，臣甘与同罪。由是国藩所部为军锋冠者，塔、罗并称。塔固所率偏裨多将才，罗挈其门弟子从军，尤多为名臣儒将，若李续宾、续宜兄弟，若王鑫，皆其自始相从之最著者也。卒伍中拔杨载福，彭玉麟亦以诸生而为富家司质库，刘长佑以训导，皆为国藩所敬礼。湘中人才，别有风气，尽铲朝野承平积习。盖湘人勋业以国藩为中心，而奇杰所聚，最著者固为胡林翼、左宗棠。然泽南开湘中理学之大宗，显儒者预人家国之实效，尤非但以一身为世栋梁而已。

《罗忠节公年谱》略言：公幼贫，其尊人至不能具 粥，勉从师读。十九岁应童子试，不售，始授徒自给。为学亦仅留心词章。三十岁读性理书，遂究心洛闽之学。三十三岁始补弟子员。三十四岁著《周易·朱子本义衍言》。三十八岁著《姚江学辨》。三十九岁著《孟子解》。四十一岁补廪膳生，改定《人极衍义》。四十二岁著《小学韵语》。四十三岁著《西铭讲义》。四十四岁著《皇舆要览》。是年，湘乡令朱孙诒举公孝廉方正。四十六岁，是为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湘，长沙被围，湘乡始办团练，公与同邑王鑫、刘蓉任其事。鑫，公门人；蓉，公论学挚友。始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四十七岁，巡抚檄公与王鑫带勇赴省，会曾公国藩办全省团练。五月，奉檄剿桂东由江西上游窜犯之匪，于路先平衡山土匪，逐桂东匪遁还。六月，太平军自金陵分军犯江西，江忠烈公守会城，乞援湖南。曾公檄公往援，李忠武公续宾在麾下。六月，至江西，击贼有功。

此为湘勇出援邻省之始。泽南所至，无坚不摧。节制之师无能敌也。时国藩从郭嵩焘、江忠源议，以东南阻水，敌得掠民船，瞬息百里，官军无可邀截，军行反有阻梗，非有舟师不能得志。乃驻衡州造船、练水勇，计成师而后出。下游则金陵为敌都，扬州亦为敌据。钦差大臣向荣督和春、张国梁等营金陵城外，攻守相持，是为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诸军攻复扬州，是为江北大营。太平军以金陵大营压都城而驻，多顾忌而不能却，则分军四出以挠之。遣丞相吉文元等由浦口至亳州，与陷凤阳之林凤祥合，遂入河南。朝廷又以直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会山东西大吏合力防河。太平军又遣豫王胡以晃等出安徽，再陷安庆；更遣丞相赖汉英、石祥贞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江忠源时已官湖北按察使，奉命赴金陵大营，道闻南昌急，疾驰救。太平军见楚军旗帜，惊曰：“江妖来何速！”忠源入城助守，时出战挫敌，飞书湘中乞援。时方五月，至七月而罗泽南军至，解围。其在河南之太平军，又渡河趋怀庆，攻城未克，走山西。以八月陷平阳，学士胜保统师收复之。朝廷以胜保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太平军由洪洞东趋，直入畿辅，踞临洛关至深州。逮讷尔经额，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总统四将军，督旗营察哈尔精兵，会胜保进剿。京师并设巡防所。是为太平军直逼燕京之师。而太平军所都之金陵，则亦为向荣所统之江南大营紧逼不舍，且亦间分其兵，收复旁郡失陷之地。而太平军则以清中叶之废弛养痈，伏莽遍地，地方官又积惯承平粉饰之习，所到即破，以故力不能摧向军，惟有分军旁突，使向军自陷于孤立而撤退。既围南昌，未克，退趋九江，陷之，遂入湖北境，连陷黄州、汉阳。其踞安庆者，由桐城、舒城向庐州。舒城有督办团练之在籍侍郎吕贤基殉之。庐州则自安庆陷后，大吏侨寓以为安徽省治。江忠源既出南昌围中，即由臬司超授安徽巡抚。闻庐州急，疾趋入庐城，所部兵仅数百，胡以晃以十万众围之，拒守月余，敌势盛，外有赴援者亦格不能达。以十二月十七日城陷殉节。时林凤祥等北上之军，为僧格林沁所扼，秀全乃命皖北之军渡河入山东，以为河北之军应援。凤祥已进至天津，据静海县，以独流镇为坚垒地。四年正月，僧格林沁军攻破独流寨，凤祥南退河间之阜城。入山东之太平军由金乡破临清，冀声势与相接，时在四年三月。旋为胜保克复临清，退走冠县、郓城，至曹县坚守。胜保追至，四月破之，逼入黄河，并缘道所追杀，此一军自丞相曾立昌、许宗扬以下皆没。而僧格林沁亦攻克阜城，凤祥退连镇，复分兵入山东，冀应合曹县之军。盖未知胜保已肃清曹县也。五月，陷高唐州。是时太平军之北上者日退日蹙，而曾国藩之所治水陆军已成。会湖北官军由总督吴文镕率以出剿，败死于黄州，太平军连陷德安诸郡县，金陵复益师会之，溯江，复入湘，陷岳州，至湘阴。舟集靖港，国藩与战不利。太平已间道袭湘潭，益掠民船，将溯湘江通两粤。国藩于靖港之败，投水将殉，为人救起，乃派水师杨载福、彭玉麟等，陆师塔齐布等，急援湘潭。水师连战，焚毁太平军船六七百只，毙者千余，并退入湘潭城。四月初五日，陆军克湘潭。太平军水陆死者万数，解散之众称是。以团勇克此大敌，湘军之气始扬，自信必可任征讨之任矣。

太平军之由汉入湘，越武昌而过，期得志于岳州以上。曾军既克湘潭，太平军尚走陷常德，兵锋至辰州。既知曾军将规取岳州，湘中太平军皆退。先至岳，期扼守以阻曾军。在汉阳者亦渡江陷武昌。武汉、岳州扼长江冲要，而肆掠于荆襄间。曾军于六月之杪以水师攻岳，七月初一日克之。陆路塔齐布军亦阵斩太平骁将丞相曾天养。闰七月复大捷于高桥，遂迭复通城、崇阳各邑。八月二十一、二两日，水陆攻武汉，同时并下其城。九月，克兴国、大冶。十月，克蕲州。十一月，克广济、黄梅。十二月，方攻九江、湖口，而太平军乘湘军已至下游，突再入鄂。湖广总督杨霈败于广济，武汉岌岌。五年正月，汉口复失，太平军入襄河，迭陷各邑。湘军回救，而水师之已入鄱阳湖者，遂为九江太平军所梗，不得出。别为内湖水师，调罗泽南移师，与水师相依倚，洗清江西腹地。而湖北荆襄军大败。三月，武昌复陷，巡抚陶恩培死之。于是胡林翼署鄂抚图规复，湘人始有任地方兼兵柄者。前江忠源甫任皖抚而殉节，曾国藩有督师之名，至今尚困于江西。饷事握于各省长官之手，军权由其自奋而有立，政权则未之属也。林翼以湘中第一流，当武汉兵事之冲，任全鄂地方之责。武汉经三陷，百孔千疮，至林翼之收武汉，乃为第三次克复，遂能用为东征根本。察吏安民，以政事足财用。以一身系湘军全局。问兵事，曰“惟我在”；问饷事，曰“于我取”。朝廷所置荆、襄等处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满洲官文，人尚长厚，而为清廷所倚。务交欢之，使不掣肘，有功则推与之，官文亦惟命是听，结为兄弟，登堂拜母，相得无间。遂以其间出境督师，收复滨江九江、安庆各要地。敌于其时猛扑鄂境，以挠后路。武汉时有危机。林翼遣将赴援，卒不撤九江、安庆之图，以终其事。向时积乱稔祸之湖北，林翼用之而为平乱弭祸之渊泉。以此与太平军相角，乃非浮寄之军一切接济听命于朝廷所置贤愚不等之大吏矣。其时直取畿辅之太平军，亦于五年正月为僧格林沁攻破连镇坚垒，擒林凤祥，送京师磔之。二月，复高唐州，余众退踞冯官屯，四月破之，擒李开芳等。北军尽覆，无复孑遗。凯旋，撤大将军、参赞大臣，京师解严。是为成败大略可睹之一段落。

当秀全始下金陵，议图河北，即诏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间道疾趋燕都，先东下破镇江、杨州，为北上之路。罗大纲以悬军深入为不然，且谓秀全不应安居金陵，委诸军犯难而不顾。则林、李之全军皆覆，即秀全辈之无志于中原。事载《清史稿》甚详。

《史稿·洪秀全传》：既都全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徐阳，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乃遣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军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縻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

此段据李秀成供。其北上之军尽没，果如大纲言。至东南必用水师，其识与郭嵩焘、江忠源同，而国藩能用之。大纲谓广东拖罟船来，犹以拖罟船为可惧。其实拖罟之来，亦无甚效。湘军乃取法战船而自造自练。以湖南固水陆皆备，林木亦丰富之土也。定都可在金陵，但未宜高拱不出。后来之败，俱如大纲言。故湘军既成师，北伐又已绝迹，金陵城下终未能摆脱留攻之清军大营。湘之人材，利用清廷二百年之威令，胜负之数颇可料矣。

第二节 太平军（中）

太平军时代轶闻，近日所得自外国者，率鄙诞无识，颇易为人所卑视。据《纪略》所载，及曾军在武穴行营所据蕲州田家镇俘获文籍编行之《贼情汇纂》，比而观之，尚不及《清史稿》所叙，于太平军尚有一时纪律可言，且删汰当时官书丑诋之语，专明其治军、治民之法，较为修洁。录如下：

金陵建都，拥精兵六十余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六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四百四十五师帅为十三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厅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于朝。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

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而职同官名目亦同。

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职，尚不在此数也。

此为太平天国官制。当是初制，其后于侯爵之下，更设豫、燕、福、安、义五名，每名之上冠天字，天字上再冠一分别字，如承天豫、顶天燕之类。此尚无有，故云初制。自丞相以上，皆为爵而非官。官则各有司存，如殿前检点，必云殿前掌某检点。检点、指挥、将军，皆朝内官。其军中官及守土宫，职有治军、治民之分，而各级名目无别。就其创制之意而言，不可谓非大有思想。朝官不用元以前之三省总摄，亦不用明以来之七卿分治，有检点、指挥、将军之等级。额定之外，复有职同之名，以济额限之穷。其职掌则据《纪略》言，朝内官有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史、右史、疏附等名。盖名多法古，但各职不相统属，乃汉列卿治事之意。

职同二字，文内已两见。又据《纪略》言，更有职同、恩赏等职。……封赏不时，改革不一。曾见有撰《伪官表》者，大率以节令星辰肆意编造，一职有至三十余者。烂羊都尉，灶下中郎，犹不足状其恶态也。据此，则职同与恩赏并称，犹古之所谓仪同耳。草创之朝，官职冗滥，不免因事因人。亦不足怪。

国宗当包括丞相以上凡有爵者而言。《贼情汇纂》中，全录太平礼制称呼原本。中一条云：“朕仁发兄、仁达兄称国兄，嫂称国嫂。庆善伯、缵奎伯、元玠伯辈称国伯。庆轩、绍衍叔辈，一体同称国叔。仁正兄、仁宾称国宗兄。元清、辅清、四福、韦宾辈，一体同称国宗兄。贵妹夫及后宫父母伯叔兄弟辈，一体同称国亲。细分之：后宫父称国丈，后宫母称外母，后宫伯叔称国外伯、国外叔，后宫兄弟称国舅。”详其文义，仁宾当是凡洪族仁字辈者，自仁正以下皆是，盖非若仁发、仁达等近支。据《纪略》：仁发、仁达，秀全异母兄。恤王洪仁政与干王洪仁玕，俱秀全同祖兄弟。然则同祖以下之仁字辈，皆称仁宾，即皆称国宗兄矣。兄为太平全国通称，惟耶火华称天父。耶稣即称大兄，而秀全自为二兄。《贼情汇纂》言：“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日登其上，曰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据此，则讲道理之时，即讲明人类皆为兄弟之义。马生所斥，主观不同，不足深论。要之太平国中尽人皆称兄弟，在广泛称谓中，父子亦兄弟之。固是事实，犹今言四万万同胞也。

四福之义，据礼制称呼中，东王、西王之第二子以下皆称万福，南王、北王下不见此文，或是略之。则四福者，东、南、西、北四王之第二子以下。其长子则称某嗣君千岁。又后增之侯以下五等爵，其第三等为福，或亦与此有关，今未能定。元清当是杨秀清，辅清为秀清之弟。韦宾辈则包括五王之兄弟子侄，一体同称国宗兄。此国宗之义也。

军中官与守土官，名目皆同，此尤有意义。守土治民之官，其于民人，亦以人数编制，是即《周官》比闾族党之制。自乡军帅以下，悉用乡人为之，是自治系统已成，户口之调查亦确。领之以朝命之郡总制、州县监军，则州县以上为官治，以下皆自治，与今日各国制颇相合。

女官别编四十军，是男女平权，女子亦服军役。就太平制度论，皆谓其男女之别甚严，虽夫妇同居亦斩。咸丰五年正月，以旧人亦多逃，询知为不准有家故，乃许婚配。此武昌马生所谓“男女分馆不准见面”者也。其有奸掠，乃初到未禁纵掠吋。分馆后则不然，此亦见纪律之严。

《传》又云：其军制，每一军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军帅统之，总制、监军监之。其下则各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分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凡由此至彼，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鱼贯以进。凡行军乱其行列者斩。其牵线行走时，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坌集。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至于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操之司令。兵士悉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瞭敌，守城无布帐，每五垛，架木为板屋。木墙土墙亦环庋板屋。地当敌冲，则浚重濠，筑重墙。濠务宽深，密插竹签。重墙用双层板片，约以横木，虚其中如复壁，中填沙石砖土，筑二重墙。筑物无定，或密排树株，或积盐包、糖包及水浸棉花包，异常坚固。其攻城专恃地道，谓之鳌翻。土营而外，又有木营、金营，组织诸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皆如土营之制。立水营九军，以军帅统之。但未经训练，不能作战，专以船多威敌而已。

观太平军制，亦迥非乌合之比，盖亦训练成军而后出。太平军自言其起事在丁未，应红羊劫谶，时在道光二十七年。广西群盗方炽，而秀全辈直至三十年冬，金田始有官军接触，一战而胜，遂不可制。其部勒固已甚久矣。惟水军为虚名，恃掳掠民船，结成巨帮，便运输而壮声势。其船不能作战，确系事实。湘军水陆均练，水师一出，太平军船舰遇即被焚。后江湖之险，惟湘军利用之。此为太平军最露短之一事。初都金陵，罗大纲言之而杨秀清不用，以此驰逐于东南水乡，胜败之数亦定于是。

《传》又言：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掳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

观此则抢夺令严，专防官军利诱。去敌三十里即可掳劫，非有要结民心之术。因粮于敌之说，不可行于吊民伐罪之时。若因粮于民，即与民为敌矣。

《纪略》：贼之所至，先贴伪示，令人赀送，首重米谷，次则银钱珍宝，名曰进贡。给以字条，名曰贡单。云贴门首，则贼不敢扰，人争趋送，单贴门首为护符。殊不知后到之贼，称属别队，照单复索，累扰不已。最后则入室搜劫，罄所有而后已。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盖贼倾水于宅，遇坎即入，从而掘之。有沟渠则戽水以求，无不得者。是以逆氛所经，盖藏如洗。

太平军因粮于民，确是事实。吾幼时闻诸年稍壮长之人，无不言之凿凿，与《纪略》言合也。

当咸丰五年，胡林翼既为湖北巡抚，从上游规复武汉。时曾国藩所率水师尚困于江西，不得出湖口。而林翼急思得湘军上将为助，请调罗泽南入鄂。国藩方倚泽南军肃清江西腹地，而泽南以为武汉不急复，不足图九江，即江西之师终不得与外江合；自请行，国藩许之。会江西之义宁州被由鄂来之太平军攻陷，泽南赴剿，以七月十六日克其城，而官文、胡林翼调援武汉之檄至，遂由义宁入鄂。缘道皆太平军据地，泽南连克通山、崇阳、蒲圻、咸宁，转战至十一月而达武昌。林翼亦从上游会官文督率楚军，攻克德安府，又克汉川县，与湘军水师之在外江者杨载福、鲍超等均来会。林翼见泽南，以师礼事之极恭，事必咨而后行。罗门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辈，林翼与亲密如昆季，是为湘楚会攻武汉之师。

方泽南之赴剿义宁，曾军正由塔齐布筹攻九江，力辟出江之路，而塔齐布忽于七月十八日骤卒。曾军始起，称将材者以塔、罗为首，罗既入鄂，塔又不幸，年止三十九。江西部曲稍弱，又增调湖南平江勇，以李元度等为管带，由南康渡湖，攻湖口，克之，惟石钟山未下，并复昌都。是时江南、北两大营亦尚能久驻，且亦分军出剿，克复旁近郡邑，但亦旋得旋失。江中官兵亦有水营二：一为浙艇，泊焦山；一为粤艇，泊金山。然不足断江南、北太平军之联络。盖湘水师未下驶，太平军所惮之粤艇不过如是。咸丰六年三月，扬州再陷，十余日而复。太平军于江南、北四出攻掠。江皖之间，城邑迭陷。向荣疲于援应，遂以五月失陷江南大营，赖张国梁力战，保荣突围出，退守丹阳，是为江南大营第一次败退。向荣旋卒，朝命江南提督和春代荣。而其先湘楚军力攻武昌者，以三月初乘胜薄城，罗泽南中流弹入脑，伤重，数日卒。时官至宁绍台道。其部众即由林翼派罗门弟子李续宾接统，攻武昌如故。

向荣之卒也以七月，由广西提督与太平军相角，虽不能全捷，而尾追出境，直至太平所定都之金陵，攻守历三年有半，使太平根本之地无一日释警。张国梁本广东高要人，少习贾于贵县。值太平军兴，已被胁附，令入向军诈降为内应。荣察知之，而重其人，感以诚，遂真服，所向立功，与荣相处如父子。荣死，以军事属之。江南大营遂能复振，和春实受成而已。太平军初闻荣已死，以为莫予毒也。杨秀清在军中揽事过秀全，凡有诰谕，首署秀字，拆为禾乃二字。其文曰：“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至是，遂令其下呼以万岁。秀全惧逼，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归图之。昌辉自皖先至，秀清招饮，即饮次刺秀清死，割而烹之，尽杀其党。达开自鄂后至，责昌辉处秀清太过，昌辉怒，并图之。达开夜遁，昌辉尽诛其母妻子女。秀全益惧，复与秀清党共攻杀昌辉，传其首，招达开乃返。时同起事之五王皆尽，惟达开存，终觉为秀全所猜，未久复出之皖，而国梁之师已由丹阳日逼，时在六年八月。至十一月，胡林翼偕官文以一日间同复武汉，水师乘胜下清江面，迭克兴国、大冶、蕲州、蕲水等州县。时湖南以曾国藩久困江西，由巡抚骆秉章募勇二千，遣国藩弟国荃往援。国藩诸弟国华、国葆亦先以父命乞师于林翼，林翼予以五千人，先后由湖南入江西，收复袁州并旁近诸县地，兄弟会于南昌。而上游水陆军由武汉捷后东下者，李续宾军亦自大冶、兴国入江西，克瑞州遂攻九江。南昌已无西顾忧，国藩亲至九江视师。续宾所统，即上年国藩所遣援鄂之师。转战各一年有半，至此方会。江南张国梁军亦迭胜，克江宁诸属邑。而太平军以内变后势又大蹙。七年二月，国藩丁父忧，与诸弟奔丧回。续宾浚长壕困九江，力攻又阅一年半，至八年四月乃下。

太平军既不得志于幾辅，而金陵为定都根本之地，官军留屯攻剿不绝，劲敌惟有湘楚，而长江关键，腹地门户，武汉而下，集中于九江、安庆两城。官军欲图金陵，非克此两郡城，不能固其后路。胡林翼既平武汉，专意二城。太平军亦以全力救护之。英王陈玉成率大兵屯皖、豫、鄂三省之处，结合捻匪为用，四出摧陷，冀解两城之围，尤注意武汉，将覆湘楚根本。李续宾既专攻九江，林翼亦率师出省，助之规画。守九江太平贞天侯林启荣力扼鄱阳湖口，使湘军水师入湖者数年不得出，国藩但力保南昌，分剿旁郡，以为鄂湘捍蔽。七年二月以父丧归，准假三月。国藩连疏终制，乃开兵部侍郎缺，令守礼庐候旨。杨载福接统水师，时外江内湖尚梗，湘军虽一克湖口，然石钟山太平垒仍坚踞，湖口终非官军所能守。载福总理内外水师，时官提督，以彭玉麟为协理，时官惠潮嘉道。玉麟建议，拔石钟山乃为克湖口，克湖口则九江自下。于是年九月约外江进攻，内湖冲出，陆师拔臬司李孟群一军，声言开皖北御玉成军，绕山后攻其垒，水师攻其前，太平军方悉众堵御，出不意焚其垒，遂克湖口。两军伤亡皆巨，为湘军第一血战。后国藩有《石钟山昭忠祠记》记之。克湖口之日，为七年重九节。湖口下六十里为彭泽，江中有小姑山，太平筑坚垒以守彭泽，与湖口共为九江声援。玉麟既下湖口，计非拔彭泽小姑山，不能取九江。林启荣以善守闻，陈玉成则善战，皆为国藩所极口称道，而惜其为敌。玉麟于九月二十二日再克小姑山，并破彭泽，遂赋诗自喜，所谓“彭郎取得小姑回”之作也。内外水师既合，顺流耀兵，直过安庆，至池州，破太平沿江各城垒。望江、东流、铜陵三县皆复。旬日间转战千余里，与江南水师营会。江南水师所用广东之红单船，久攻铜陵下流泥汊两垒，悬赏万六千金购之，不能克。湘军水师至，掷火弹入垒，适中储火药处，垒石进裂，登岸剿戮殆尽。得其米六屋，悉推与红单船，奖其久屯敌境。红单船骤见湘军旗帜，正惊愕，复见立破敌垒，又得厚赠，奇咤感愧。而湘水师立回驻彭泽以攻九江，已名震各军中，知水师无能及湘楚者。而太平军之无水师，虽踞长江两岸，无奈此中流之大敌何。官军得水陆相依倚，即攻坚不难。太平军所控滨江险要，设守亦不易矣。时江南军张国梁复逼金陵，渐复向荣大营之旧。八年四月初七日，李续宾克九江，太平军毙者至一万六七千，得林启荣尸于乱尸中，寸磔枭示。江西列郡风靡。太平军退趋闽、浙。林翼指挥湘军，进规安庆。是为收复长江中游一段落。

第三节 太平军（下）

曾国藩守制不出既逾年，九江下后，闽浙告警。胡林翼趣起国藩，朝廷亦急于援浙，遂以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乙未，即家召国藩起。始命赴浙，又改命援闽。盖石达开自六年离金陵，横行皖、赣境，至是犯浙及闽。国藩侯命江西，未定所向，而庐州复陷，李续宾趋救阵亡，国藩弟国华偕殉。续宾以罗泽南门人，从办团练，泽南死，代统所部，七年间克四十余城，经六百余战。至是，殁于庐州城南八十里之三河镇。庐州为安徽侨省，二年一失而江忠源殉。五年，江南军复之，复为省会。太平军以金陵敌军渐逼，急取远势解危局，以七月陷庐州。适林翼亦丁母忧去，续宾以安庆后路所在，而三河又为水陆冲途，急攻之。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诸军皆会救，众至十余万。续宾军止五千人，被围血战竟日，力竭阵亡，国华等从死者数十员。会达开回窜江西，福建、浙江响应之太平军皆不振，官军进剿，屡有克捷，而江、皖军事转亟。朝命急起林翼，并诏国藩统筹全局，规进取形势。国藩乃于九年正月奏：“数省军务，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计惟大江两岸各置重兵，中流水师，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以分金陵势，剿皖北以分庐州势，闽省则兵力足自了。皖、豫捻匪与太平军相结，能以马队冲锋，请调察哈尔战马三千匹，赴营调练应用。”诏允之。方部署间，达开自江西窥知湘军尽出，本省空虚，拥裹胁之众十余万，由南安道崇义，入湖南，陷桂阳、兴宁、宜章各县。巡抚骆秉章与湘绅左宗棠急召湘中假归将士久习战阵者，所在募勇设守，飞咨楚中。林翼乃分军水陆援湘，自驻黄州固守，令图皖之军不受掣扰。达开方悉锐北图犯鄂，鄂中援湘军以李续宜统之，达开方围攻宝庆，援军屡挫敌。敌势大，号众数十万，屹不为动。续宜后至，与刘长佑、刘岳昭诸将领决策大战，解宝庆围。达开南退，湘军蹑追，遂由东安、永明回桂。是时达开与金陵久隔绝，军制官名皆有不同。俘获中旗号名色，有统戎、佐旗、提审、通传等名，皆太平军向所未有。以九月犯桂林，湘军刘长佑、蒋益澧、萧启江等踵至，击走之。达开军遂盘旋于湘、粤、桂之间。时江南军屡克金陵城外要隘，太平军出袭各郡邑以图牵掣。十年二月，由广德趋安吉、武康，扑杭州，陷其城，旋退。巡抚罗遵殿等皆殉，满城未陷。盖太平军图解金陵围，非力能取江浙也。顾钦差大臣和春颇自谓克金陵在近，有骄意，援浙值敌退有功，兵分在外，饷又不继，以四十五日发一月饷，太平军骤乘之，自闰三月初七起，扑大营，张国梁拒战数日，渐不支，

再退丹阳，并陷溧阳、宜兴，进围丹阳大营。国梁受伤投水死，和春走常州，再败退浒墅关，亦以伤重死。常州为总督侨驻地，总督何桂清遽率司道退苏州，巡抚徐有壬不纳，乃退常熟。士民守常州，数日城陷，苏州继之，有壬殉焉。于是由苏而浙，东南糜烂。朝命逮桂清，加国藩尚书衔，署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国藩又与林翼会保左宗棠募勇赴敌。宗棠在湘居抚幕，负才气，任天下事。巡抚骆秉章倚任专，会劾罢永州总兵樊燮，燮讦控于总督官文，以绅士把持官事为罪，官文檄宗棠赴鄂质审。樊燮者，湖北钟祥人，樊增祥之父也。宗棠故高视一切，不为人下，秉章奉以宾师，不受褒奖。视湘中立功之将帅，指挥或加训迪，以诸葛孔明自居，尝称“老亮”。而郭嵩焘之弟崑焘，亦以佐理幕府，称“新亮”配之。以避督府威焰，出走至湘军诸师军中。曾、胡乃奏请给京堂职名，独当一面。是为国藩以督帅任地方，始有军饷兼理之权。宗棠出幕府，为朝官，遂为封拜之初步。而太平军事居勘定之功者，遂皆出湘军或其所提挈，无有与之同功者矣。

江南大营之陷也，在十年闰三月十五日。时宗棠已避仇入林翼军中，闻而叹曰：“江南营将蹇兵罢，不足资以讨贼。得此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天意其有转机乎？”林翼亦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四月十九日癸未，朝命国藩署江督，翌日，宗棠奉赏给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之命，促救苏、常。时国筌已由林翼遣攻安庆，议者谓国藩当撤安庆围师，先所急。国藩谓安庆关系淮南全局，即为克复金陵张本，不可动。身自渡江趋祁门，扼江西、安徽军冲。以六月十一日至祁门，二十四日奉谕实授江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西军务。七月，英、法兵陷天津，八月，文宗幸热河。国藩、林翼疏请入卫，会和议成，敕止北上，得专力对太平军。国藩既驻祁门，太平军在江南者，李世贤、李秀成、黄文金等，迭出江、皖之间，断祁门饷道。宗棠率鲍超、张运兰诸将转战，敌屡却仍奋进，国藩大困。盖自靖港初出时一困，鄱湖隔绝时再困，至此凡三困。咸丰十一年四月，乃移驻东流，与水陆相依倚，全局始活。时宗棠已以功擢三品京堂，补太常卿。国藩请改宗棠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江、皖经宗棠收复郡县，太平军渐退入浙。其在江北者，陈玉成以安庆为必救，家属亦留居安庆，纠合太平诸将，从英山、霍山间道入鄂，扰安庆围师根本。林翼先遣李续宜回援，继自返赴急。国荃围安庆之师迄不令解，国藩亦身至国荃军，商撤否便宜。国荃示以必可驻攻状，日夜与太平军之来援者血战，卒不退撤。

是年七月十七日癸卯，文宗崩于热河，立穆宗。八月初一日丁巳，国荃克安庆，是为肃清东南之基。时林翼久病咯血，力疾成此胜算，至二十六日，卒于武昌军次。盖犹及见安庆之捷也。至九月，国荃军连克安庆以下沿江诸隘，骎骎直指金陵。十月十八日，朝命国藩统辖江、皖、赣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宗棠赴浙援剿，浙省提镇以下归宗棠调遣。又谕江北军将军都兴阿、皖北军钦差漕督袁甲三，遇紧要军务，均会商国藩办理。国藩力辞，并请明降谕旨，令宗棠督办浙江军务，谓宗棠前在湖南，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实应独当一面。奉谕不允辞，惟宗棠准自行奏事。

十一月，太平军陷杭州，将军瑞昌、巡抚王有龄皆殉。先是，浙江军务犹命瑞昌为帮办，至是，专待湘军入浙，亦宗棠所谓“洗荡而后可以措手”者也。十二月，诏授宗棠浙抚，李续宜皖抚。时江浙沦陷，江苏则江北仅保扬州以东里下河，江南仅保镇江及上海。镇江依水师而存，上海依洋商开埠而太平军不愿扰。浙江则以浙西仅有湖州，为籍绅赵景贤所固守，而四面皆太平军，孤悬隔绝。浙东则衢州一线，为官军由赣进浙之路。宗棠先平江西，进趋衢州，为绰有后路之军。苏则大军尚在皖境。朝廷原意以国荃下援镇、沪，规复苏、常。国荃意金陵指日可达，攻彼都城，足致敌救，攻金陵正所以分苏、常敌势，使之易取。国藩壮之。其时，上海为退守之官、避难之绅麇聚栖托之地，群推代表举人钱鼎铭等，携公函，筹雇洋商轮船，乞师于安庆大营，即以轮船迎载。又有苏籍大学士翁心存奏言：“苏常绅民，结团自保，盼曾国藩如慈父母，请饬该大臣派援。”奉旨询国藩，并询国荃“安庆克后，回湘募勇，曾否回营。着速东下”。国藩乃定留国荃攻金陵，而荐幕下延邵建道李鸿章堪膺封疆重寄，请明诏令署苏抚，赴沪图进取。鸿章以道光二十八年丁未进士，入翰林。父文安，以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其通籍与国藩同岁，故鸿章早以年家子师事国藩，国藩赏之。太平军既陷金陵，各省纷起办团练，安徽以旌德籍侍郎吕贤基为团练大臣，奉命择人自助，鸿章方在籍，贤基奏留之，鸿章始从戎。未几，陈玉成攻陷院北各郡县，贤基在舒城殉，朝命江忠源抚皖，国藩以鸿章可任事告忠源，而忠源又殉于庐州，遂从新巡抚福济，建议欲复庐州先取含山、巢县，福济授以兵，遂复二县。时咸丰四年十二月。福济将以道员疏荐，而左右忌者争挤之，遂辗转无所就。八年，国藩以夺情起，督军江西，鸿章遂入军幕，多所赞助。十一年，安庆既下，议攻金陵、援浙、援苏三大任，国荃愿任金陵，宗棠已由赣渐向浙，苏为财赋重地，亦急于收复，遂委之鸿章。疏保鸿章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令招淮勇七千，以淮甸人健锐，且久为太平军出入地，习攻守击刺者多。遂选乡里带勇之刘铭传等数人，并编修刘秉璋、举人潘鼎新等为将领，并综营务。弟鹤章亦从军。又于湘军中选程学启、郭松林等，用曾军编制法成军。是为淮军与湘军代兴之始。自此以国藩一身，总戡乱之成，而大功告蒇之基，悉定于是。

同治元年正月一日，诏授国藩以江督协办大学士。初四日，又授国荃浙江按察使。倚畀之殷，加于往日。旋以军中奏报较简，谕询其故，并列款问当时要务，敕国藩及浙抚左宗棠、皖抚李续宜速奏。国藩奏言：（一）国荃募勇，二月底可抵安庆，拟令进攻巢、和、含以达金陵。杨载福回湘，因辰、沅有警，留湘防守，已催令先于二月回营。（一）鸿章新募淮勇立营，另拨湘勇数营，二月可成军，拟由陆路赴镇江。（一）攻金陵必脚根先稳。（一）颍州被围，续宜派兵赴援。（一）谋浙从衢、严入。现左宗棠屡获大胜。（一）松沪告急，拟借洋兵防守。并陈奏报甚少之故：凡谣传之言，未定之事，预计之说，皆不轻奏。嗣后拟十日奏事一次，急则加班。谕又以：“各路军营，往往以游移无据之词驰奏，本属陋习，拟定十日一奏，有警加班，转觉拘滞，仍当毋失常度，力求实济。”二月，国荃抵安庆，诏授江苏布政使，并谕兄弟无庸回避。淮勇成军，本拟由巢、含绕越金陵，从扬州达镇江，而江苏绅民备银十八万两，雇轮船八艘来迎，遂以三月初八日由安庆分起开行，径抵上海。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是月，国荃与弟贞幹，尽克皖境江北岸各隘，直破西梁山坚垒。四月，复南渡会彭玉麟水师，克太平府、金柱关、东梁山、芜湖县。于是金陵上游门户尽辟。会皖北军将军多隆阿克庐州，陈玉成走寿州投苗练沛霖，沛霖缚献胜保军前斩之。玉成号四眼狗，久踞皖北，屡突上游，为安庆解围，卒不可得。至是，为苗练所卖。苗练者，苗沛霖以练起，既拥众，反侧于官军与太平军之间，本诸生，自称老先生，诸练目皆称先生。久与玉成往来，玉成事急往投，遂为缚献，因以为胜保功，而师事胜保。胜保之。为攻金陵之师去一后路患，未始非当时一功也。

五月初一日，国荃攻秣陵关，收降其守将，遂进逼大胜关。初三日，又夺大胜关，平三汊河垒。彭玉麟以水师助攻江心洲坚垒，又夺之，遂泊金陵之护城河口。国荃由陆路逼扎雨花台。是为规取金陵之始。与向荣、张国梁时故垒略同。而上游稳固，各军帅取远势相应合，则迥不侔矣。时廷旨尚盼鸿章至镇江，会江北都兴阿之军并攻金陵，命国藩量其缓急。鸿章方以太平军逼上海，军初至，装械皆远逊洋兵。洋兵守御租界者称常胜军，颇笑淮军之陋，鸿章思以战状雪之。五月初，乘洋兵小挫之后，鸿章、学启以数千人战太平军听王陈炳文、纳王郜云官之众数万，斩馘一二千，解胁从数千，夺获器械无算。洋兵大服，翕然听命。鸿章因陈洋兵助防之难恃，舍沪赴镇之非便，乃不复移师镇江。国荃独攻金陵，以雨花台为最得形势。山高可俯视城内，而中洼，且平坦，可藏兵。太平军竭全力守雨花台城，国荃累攻未克。皖南鲍超等军，累克宁国、广德等郡县，削金陵旁郡滋蔓之势。宗棠渐收衢、处、严各郡邑，将向杭州。会江南大疫，攻坚力战之兵皆病，国藩疏陈危惧，乞派在京亲信大臣来会办。奉旨温慰，且言：“恐朝政多阙，上干天和，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其简派大臣一节，则谕以“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如国藩，非特在京无可简派而已。”盖倚任专之至矣。是时，士卒方多死亡，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苏、常之众二十余万至，堵御历十五昼夜，不得休息。侍王李世贤率浙江数十万众继至。雨花台营被围四十六日，穴地轰发数次。国荃左颊中枪，将士狞目猱面，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无此苦战。不得逞而退，遂分掠皖南、北新复之地。国荃又分兵守东、西梁山以御之。苏、浙两军迭有进取。十月，洋将美国人白齐文闭松江城索饷，遂至上海大哗，鸿章夺其兵捕治之，裁常胜军为三千人，以戈登、李恒嵩同领，而白齐文遂投太平军。久之，被获于闽，解上海讯治，覆舟，毙于水。

二年正月，宗棠肃清浙东各县，并分军会鲍超军攻剿皖南，谓不难攻取杭州，而难于杜其分窜。故先清旁邑，不急图省城。鸿章自二年克常熟，太平军力争之，累战至二月乃却。三月，诏授国荃浙抚，以宗棠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抚。四月，太平军欲解金陵围，分股一由徽、宁窥赣，一由和、含围鄂。鄂中有捻匪回窜，皖北苗沛霖亦复叛，与太平相结，气焰顿张，将围裹安庆以救金陵。赖鲍超援剿却蔽，鸿章亦克昆山逼苏州。国荃以是月克雨花台城，及聚宝门外九石垒。五月，会水师克下关、草鞋夹、燕子矶，并破九洑洲垒，长江肃清。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水陆号数十万，援江阴，犯常熟，鸿章军大败之。六月，鲍超军逼扎金陵北面诸门。八月，鸿章克江阴，又大捷于无锡，秀成痛哭去。失两王，船百余艘，死者万众。十月，鸿章克苏州。太平军纳王郜云官等约誓于程学启，斩慕王谭绍光首来降。旋以云官等拥众要挟，诛之。事仍为学启所主张。洋将戈登服学启勇略，交最密，至是以其杀降背誓，且设誓时己为证人，乃云官辈所取信，愤极，将与学启哄，鸿章力解之乃已。论者则以为苏城乃李秀成分地，秀成全力在焉，云官约降，学启本令图秀成、绍光自效，云官辈不忍于秀成，会秀成亦知苏不可守，与绍光泣别他去，云官等四王、四天将刺死绍光，拥精壮二十万而降。其众自歃血誓生死不相离弃。八人者要总兵、副将官，部署其众，仍屯阊、胥、盘、齐四门，云官且未薙发。学启密白鸿章，设宴邀八人，即坐伏甲骈杀之。副将郑国魁乃云官所由以通学启，先与云官誓不相负者，亦怨学启相卖，愤不食，卧三日，鸿章亦咎学启太忍。学启大怒，将引军去，鸿章慰谢之。又欲慰国魁、戈登辈，令国魁为云官设佛事，亲诣祭吊，泣数行下，众乃辑服。学启固为地方弭变，为鸿章任怨，使鸿章得以情感转旋其间，皆预定之机密也。未几，学启以苏州军收嘉兴各属邑。明年二月，攻嘉兴府城，先登中炮伤而殒，人犹有谓其应誓致殃及者。学启桐城农家子，始从太平军，为陈玉成部，玉成奇其勇，极笼络。学启雅不愿终事太平军。国荃围安庆，知其情而爱其才，地近学启故乡，求得其族媪往劝降，学启诺之而事泄，率三百人逾城出，扣国荃弟贞幹壁门，大呼：“某来投诚，有追贼在后，信我纳之，不信急击我，无两败。”贞幹大惊，遽纳之。太平军杀学启妻子，悬首城上。安庆之克，学启在国荃军中功最，故鸿章援苏，国藩选良将为助，商国荃遣学启，强而后可。迨围江宁事亟，国荃又欲索学启回军，鸿章以淮勇成军，最良者推学启，不肯还国荃，彼此且有相尤相靳语。克苏州后半年，

学启以伤卒。戈登自杀降后，不与想见，至其殁，乃乞得其战时大旗二，携归英国，诧示彼中人而述其战绩云。

当国荃克雨花台，鸿章规取苏州时，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为川督骆秉章所擒斩，于是太平始起之五王皆尽。达开蓄大志，能笼络其下，自离金陵，颇欲独树一帜。由皖而赣，官军苦之。达开亦转战无所就。咸丰八年，国藩夺情起，入江西督师，达开图窜浙、闽，既而变计西向，盘旋湘、桂、粤、蜀、滇、黔诸省，皆不得志。以蜀为古来据地自王之国，尤出入不舍。自咸丰十一年四月，始由黔窜蜀。时骆秉章督蜀，剿蜀匪蓝朝柱、李永和等。蜀中守备严，达开连犯不得逞。蜀匪未几悉平，达开退走黔，走滇辄复入，官军御却至五六次。至二年正月，复歼其犯宁远之中旗将赖裕新。达开犹以图蜀为志。四月，复渡金沙江走土司境，计避实而蹈其虚。秉章已策其必至，预悬重赏示土司，使抄其后。檄总兵唐友耕迎击其前。达开将渡大渡河，河水暴涨，官军复击其半渡，死亡多。达开凫涉松林小河，冀遁泸定桥入天全，复为土练所遏。土司自后偃古木塞路，粮罄路穷，奔老鸦漩，官军诱擒送成都斩之。太平军之别部，本可不与金陵同尽，乃反自趋绝地而先亡，则疆臣能事之效也。鸿章军既克嘉兴，已由苏入浙，时在三年二月。先是，宗棠亦自肃清浙东后，师入浙西，由严州进克富阳，遂薄杭州，海宁自以城降，进复桐乡，与由苏来克嘉兴之军会。杭州太平守将听王陈炳文知不能守，官军急攻之，遂与出援余杭之康王汪广洋皆弃城走德清。时为二月二十四日。三月初四五日，又克武康、德清、石门三县。同时鲍超军由东坝进克句容，旋收金坛。鸿章军由苏州进攻常州，四月六日未时克其城，与咸丰十年失陷常州为同日同时，时以为异。自是苏、浙之间无坚城，江宁旁近诸邑迭下。国荃军苦战江宁城下，自正月二十一日克钟山石垒，即太平军所谓天保城者，城围遂合。盖天保城既克，于太平门外筑二营，与原扎洪山、北固山两路相应，堵神策门大路，城内外援应始绝。苏、浙、皖南及江南、北军复层递进逼，秀全遂以四月二十七日仰药死，埋尸宫中，秘不发丧。既而不可复秘，诸王号酋帅共立秀全子袭天王位。子年十六，本名天贵福，秀全生时即号之为幼主。其刻印称名，名下并列二小字“真主”，见者意“福瑱”二字相连为名，一时军报皆称太平幼主为洪福瑱，遂入奏牍、官书不改。后就获自供于江西，乃得其说，然洪福瑱之名犹流播也。太平军既立幼主，人心尚坚附不变。国荃仍以苦战，得于五月三十日攻克龙膊子、地保城，乃得附城穿穴，于六月十六日克江宁。李秀成掖幼主，冒官军号衣，从城坏处杂出，由别将拥之去。军中先报福瑱已死，后得秀成供，仍以为疑义。逮江西席宝田军截获之，始信城破未得幼主，因有捷报不实之议，朝廷亦不深问也。克江宁时，搜获李秀成、洪仁发，连日搜杀十余万众，及其称王、称主将、天将有名号者三千余人。大封功臣，国藩兄弟以次均得上赏。太平余党走江西者，由昭王黄文英挟幼主行，以九月二十五日为席宝田所获，并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余众窜闽窜粤，由宗棠追剿之，迭有捕斩。直至是年十二月，踞嘉应州，宗棠师至歼焉。

第四节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洪秀全举事无成，既经官军戡定，一切纪述，自多丑诋。然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用兵十余省，据守百余城，南北交争，居然敌国，论者以为必有致此之道。于是求辑太平天国事实者甚夥。所得之遗文断简，乃无非浅陋之迷信，不足以自欺而偏欲欺人。孩稚学语之文，拘忌舛改之字，无有足以达政治之理想，动民众之观听者。则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其截乱之具，第一能军，官书所载，反有可观，但须省其丑诋之词耳。其次以军法部勒民事，颇与三代寓兵于农暗合，但未能于民事有所究心。民政非如军政，一定制即可收效。事具本章第二节太平军中篇。至其颓败，则李秀成被获后之口供，颇有可采。

秀成亦籍粤西，与陈玉成皆为太平之后起用事者。咸丰三年，陷金陵，定为都，大封拜。时固未有秀成与玉成也。玉成有叔承镕，为金田起时旧目。玉成以幼故，未任战事。至咸丰四年，向荣军方驻攻金陵，太平诸将四出图解围，乃有玉成上犯武汉，秀成与其从弟侍贤犯江西、福建之举。是时玉成为十八指挥，秀成为二十指挥，盖偏裨耳。六年，金陵内乱，杨秀清、韦昌辉相戕俱毙，萧朝贵、冯云山、洪大全俱早被擒杀，石达开又自离，秀成与玉成始用事，支柱太平军事最勤且久。玉成尚前死于苗练，秀成则金陵破后，手携幼主出城，而后就获。盖以马与幼主，已则恃乡民相怜，匿民家图观望，为萧孚泗亲兵王三清所搜得，此亲兵旋为乡民捉而杀之，投诸水以为秀成报怨。其能结人心如是。既入囚笼，次日又擒松王陈德风，见秀成犹长跪请安，其能服将士如是。国藩因此二事，不敢解京，讯得秀成亲供四万余字，即以七月初六日斩之。当时随折奏报之亲供，相传已为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复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今但能就已行世者节采，稍证太平军自伐自亡之故。

咸丰九年十二月，玉成自江浦回援安庆，秀成独屯浦口。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阃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玉成虽专阃寄，然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者，本天长捻首，名兆受，或作昭寿，上年以城降清，授以参将，屯近浦口，致书秀成，言：“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君尚为将，秀全愦愦可知。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君雄才，胡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太平朝内官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至秀成营，书落其手，大惊，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入。”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宫切谏曰：“昭寿为敌行间，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愿以百口保之。”秀全遽召秀成入，慰之曰：“卿忠义，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即封为忠王荣千岁。太平军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政，甥幼西王萧有和，尤所倚任。以一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爵为王，以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于清军，粮援又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处，但与仁发等谋。留秀成助守金陵，秀成曰：“敌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俱死无益。”乃袭浙江以分江南大营力，是为明年春杭州失陷之第一次。秀成为解金陵围计，弃杭州不守，而和春果奔命，以致败死。九年之末，秀全更大封诸王。当秀全初定金陵都，一切文武之制，悉由秀清手定，规模甚盛。正殿为龙凤殿，即朝堂。有议政、议战大事，鸣钟击鼓，秀全即升座，张红幙，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诸将侍立于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是为第一尊严之所。第二则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有意见亦可登座陈说。文从左上，武从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则军政议事局，乃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东王为副元帅，北王、

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以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划一切，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在日所定所行如此。

秀清为秀全所图，东、北两王同尽，翼王继东王领军机会商局长，翼王脱离去，秀成领之，后东入苏杭，此局遂虚设。内讧以后，人心解体已久，秀全以不次超擢，冀安诸将心，自此几无人不王，转以王号摄行丞相、天将之职，各持一军，势不相下。可以调遣诸王者，秀成分拥东下之众，其与金陵犄角者，仅玉成一人在诸将上，能呼召救急。故八年以前，太平军攻守互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遂至日危，以底于亡。十年闰三月，秀成、玉成既解金陵围，声势大张。秀全之旁，只有亲贵揽权嫉功，政事既不问，军中有功亦不及奖叙。只教人认实天情，升平自至。仁达、仁发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限一月取苏、常。秀成果取之，遂以苏州为分地，不恒入朝矣。秀成踞苏，改北街吴氏复园为王府，入城十有一日，而后出示安民。后苏人习于秀成，盛称秀成不嗜杀，盖较之他被难区，尚为彼善于此。由苏入浙，势如破竹，而奉秀全命趣还江宁，令经营北路。秀成鉴林凤祥、李开芳之失，未敢轻举，而江西、湖北匪目具书来降，邀其上窜，自称有众十万备调遣。秀成允之，留陈坤书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责其违令，秀成坚执不从，秀全亦无奈何，乃定取道皖南上犯江、鄂之计。方是时，秀成与江宁诸将领议曰：“曾国藩善用兵，非向、张比，将来再困天京必此人。若皖省能保犹无虑，一旦有失，京城即受兵。应预谋多蓄粮为持久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璋等议，劝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力出家财，广购米谷储公仓，设官督理之，候缺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贩米，售帖即充枢府诸王禄秩，无须报解。稍提税入公，大半充洪氏诸王私橐。商贩无帖以粒米入城者，用私贩论罪。洪氏诸王擅售帖利，上帖售价贵至数千金。及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渐裹足。而异姓王侯因成本加重，米价昂，不愿多出资金，米粮反绝。秀成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谓：“恐奸商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我兄弟辈苦心所以防奸，非罔利也。”秀全信之，置不问，秀成愤愤然去。及安庆围急，玉成赴救不利，分兵窜鄂，以图掣围师。秀成叹其误，谓湘军决不舍安庆，长江为官军水师所独擅，运道无梗，非后路所能牵掣，与昔时攻浙以误和春往救，遂陷江南大营者，敌之坚脆不同。后玉成卒败走死，秀成顿足叹无为助矣。金陵食粮，昔时江南、北皆有产米之地，太平军禁令严明，新得之土，民得耕种。江南米出芜湖金柱关，江北米出和州裕溪口，皆会于金陵。自湘军逼攻，耕农已废，沿江各隘复尽失，不待合围，已足制其死命。军令既弛，营堑草率，无复旧规。封王至九十余人，各争雄长，败不相救。当时知无幸，献城归降者日多。至同治二年冬，苏州已为清军所复，秀成潜入江宁围城中，劝秀全出走，图再举。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饿死可立待。”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全既恋巢，而诸王闻秀成谋回粤，后入党之湘、皖等籍者皆沮之，遂坐而待亡。城未下秀全先自尽，幼主有从亡之臣，遗臣亦多并命不悔。失国之状，似尚较清末为优。则知清代之自域于种族之见，正自绝于华夏之邦也。

太平军事以前，清廷遇任何战役，皆不使汉人专阃寄。至烧烟一案，能却敌者皆汉臣，辱国者皆旗籍，然必谴立功之汉臣，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以利啖之即止，此固旗人所优为也。太平军则与清无两立之势，不用汉臣，无可收拾，始犹欲以赛尚阿充数，后已知难而退，一委湘军。间有能战数旗员，皆附属于曾、胡两帅之下：若塔齐布为曾文正所手拔，固不必言；都兴阿用楚军，始能自立；多隆阿与湘军将领习处，得显其战绩；舒保为胡文忠所识拔，皆以旗员从汉将之后，乃始有功。惟官文职位较高，胡文忠极笼络之，使惟己之命是听，方不掣肘。金陵既下，文正且推使奏捷领衔，极保向来清廷重满轻汉故习，乃未几为文正弟忠襄所劾而去。文正能容此庸劣，忠襄竟不能忍，而朝命亦竟听之，尊汉卑满，前所未有。是满族气数已尽之明验也。乃事定之后，纵容旗人如故，保持旗习如故，无丝毫悔祸之心，清之亡所由不及旋踵。名为中兴，实已反满为汉。不悟则亡，其机决于此矣。

第五节 平 捻

道光以来，伏莽遍地。太平军兴，响应附合。炽则百难并发，平则百孔皆填。同治四年十二月，嘉应州克后，凡与太平军相属者，已悉被戡定矣。惟有两起性质不同之叛变，不可与太平军并为一谈者：曰捻，曰回。当附存其略。

捻子之起源甚久，不与太平军同时生，亦不名太平军之名，随其名号而灭。捻子驰骑冲突，旧称马贼，亦曰红胡，称一股为一捻，故曰捻匪。军兴时，捻亦炽，其捻中人数特多，公然与大军搏战，有异于前后无兵乱时。其实今亦有之，最著者乃东三省耳。咸、同时纪载，多所附会，称捻为捏，或谓有捻物为号，皆非也。

《东华录》：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戊申，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陶澍奏红胡匪徒日炽，敬陈缉捕事宜一折。河南南、汝、光一带，以及安徽颍、亳等处，向多红胡匪徒，屡经降旨饬缉，总未敛戢。今据该御史奏称：近来日聚日多，横行益甚。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结队，公肆抢劫，或夺人赀财，或抢人妻女，甚至挖人目睛。且有头目指挥。河南之息县、光山、正阳、罗山、汝阳、项城为尤甚。其在逃未获之王旋子，即属头目，而地方官捏称为从。其在安徽者，有李东山、马大振二人，最为出名，现在藏匿阜阳县境内。每人手下约有千人，州县颟顸不办”等语。

《山东军兴记·皖匪篇》：起于皖北颍、寿、蒙、亳之间，有庐旅，有妻孥，不饥寒而抗征税。国家因用兵粤匪，挞伐稍稽，遂乃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

此皆得捻匪真相。但咸丰时之每捻以数百人、数千人为量，则扩大于陶文毅所云。盖乘军事方启，无暇捕此不立大号、不据地方之小丑，遂放胆为此耳。咸丰初，捻为颍、亳间土匪，不甚著。三年，太平军陷安庆，踞金陵，分党进至皖、豫，于是匪踪蜂起，张乐行起于蒙城雉河集，为群寇冠。朝廷遣重臣剿办累年，忽聚忽散，此起彼灭。太平军陈玉成久踞皖北，常与捻合而扰官军，以救九江、安庆之危。捻匪奔突，踪迹愈远。同治二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方为钦差大臣剿捻，攻破雉河集老巢，斩张乐行，其众仍属乐行侄张总愚，奔突如故。当是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挟捻上窜，由豫、鄂入陕，连陷兴安、汉中各郡邑，已开西捻之路，旋因金陵围急，得才等复纠捻东还，豫、鄂、鲁、皖遂所在皆捻氛矣。得才闻金陵陷，服毒自杀，余太平诸王多降，赖文光遂入捻党。僧格林沁奔命不遑，官文堵御累败。三月十日，朝命曾国藩赴楚、皖、豫交界，督兵剿贼，李鸿章暂署江督。鸿章奉命至金陵，国藩与商，东南军事告竣，楚军急应裁撤。北捻未平，淮军旧部在乡里团练，素为捻所畏，属鸿章留淮剿捻。于是淮军仅裁老弱数千，是为国藩急避拥兵之嫌，暂留后起之淮军，以靖中原之余匪，而平捻遂为淮军所专任之绩。国藩又以僧王、官相，并为钦差大臣办贼，己再加入其间，启匪轻视，疏请但驻安庆调度。会朝廷知陈得才大股或死或降，命国藩仍留江督任。四年四月，僧格林沁追剿张总愚、赖文光等大股于曹州，全军败殁。仍命国藩赴山东，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捻又窜海、沐，向徐、淮，官军与战而胜。然捻已并合大众，疾驰日数百里，非官军所能跟踪。国藩以贼成流寇，若寇流而兵与俱流，则彼之资粮无限，我之兵力有穷。乃定议以四省十三府州之地，设四镇重兵，安徽以临淮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另派马队一支，为游击之师。从前各军剿捻，以追截为能事，自四镇设而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此应流寇之一胜着。又议捻迹太广，完善之区皆彼掳掠之地，虽欲坚壁清野，而相距甚远，不及预计。然匪倏忽可达，收保无及。于是就山东之运河东岸，沿堤筑墙，以兵守之，不令捻越运河而东。捻自五年二月图渡运，徘徊于曹、徐、淮、泗者两月余，不得逞。官军就所在与战，辄破之。时捻众至十万，张总愚、牛洛洪等股，渡沙河而南，入苏、豫之间；任柱、赖文光等股，渡贾鲁河而西，入豫。国藩以运防有效，再议防河。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逼贼于豫西南山多田少之处，使贼骑队不便冲突。河督张之万谓：贾

鲁河沙淤已久，万难兴挑。豫绅亦执是言。国藩奏言：“河防上下千余里，地段太长，本是极难之事，惟马队不敌贼骑，贼可随地掠夺骡马，官兵购马喂养，皆有所限制，战事别无把握，不能不兼筹防守。防河之举，办成有大利，不成亦无大害。”仍力任其难。并请将朱仙镇以上至黄河七十里，中间有开封省城，上距河三十里，下距朱仙镇四十里，商豫抚驻省坚守，不得议豫军顿兵不进。至全河防局无成，愿独任其咎。因进驻周家口调度。自借用水道设防以限戎马，又为应流寇之第二胜着。既而于八月十六日，捻由豫抚防地窜入，河防无成，国藩以所策失效，自请开协办大学士及江督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另简钦差大臣接办。时诸军力战贼于山东境，保运防，贼屡败。九月，遂复西窜，而分为二：张总愚一股回豫境，经剿益西，遂入秦；而任柱、赖文光盘旋楚、豫间。从此捻分两大股，世谓东捻、西捻。十一月，朝命国藩回江督任，授鸿章钦差大臣剿捻。时西捻已由湘军刘松山蹑其后，捻不得东还。而陕中有回乱，朝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兼剿回、捻。东捻则回窜山东，鸿章方踵国藩成规防运，而运河在济宁以北防段由山东巡抚任之。会天旱水涸，人马可行。六年五月，突破运防，议者哗然，以为防河、防运，有同儿戏。鸿章不为动，乃创倒守运河之策，再束捻于运河以东。捻更东趋入登、莱，鸿章乃更于胶莱河设防，蹙贼于海隅而歼之。仍严运防，以为胶、莱河防之重固。七月，捻又反扑，由海神庙潜渡潍河，山东军不能御，胶、莱防溃，急扼运防。追贼至赣榆，降人潘贵升阵毙任柱，余赖文光众无几，复流窜至扬州，守运军击擒之，东捻遂平。时在六年十二月。御流寇之法，以不流之兵待之，限以河道，守以长墙，无河之处，掘濠续之，其事甚拙而不能保其无失，一失则谴责随之。疆臣尤不乐于境内设防，以为战斗乃督帅之责，代分防线之任。又且域而限之，使久战于其土，皆所不便。故訾议防河之说甚盛，朝廷亦疑之。鸿章坚持国藩始议不少诎，虽累遭失败，然办贼得多迎剿而少尾追，防贼得缩小其区域而少保聚不及之患。使贼之掳掠日少，损折日多，以至于亡。此亦曾、李有功以后之威信足以坚持之，不然亦败于群口矣。

西捻之窜陕也，由湘军刘松山蹑之，不令停足。惟陕中回匪方炽，捻酋张总愚乘机奔进，终以湘军紧追，无从久踞。六年，左宗棠入陕，声势益壮。时总愚窜渭北，屡为官军所败。宗棠虑其回窜鄂、豫，檄诸军扼渭上，并檄山西按察使陈湜防河。而贼无所恋于关中，急趋北向，窜陷绥德，分扰米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龙王庙乘河冰已合，呼啸过河，山西平阳、蒲州并警。晋、豫急急防守，贼已由绛州、曲沃、垣曲山僻小路窜豫。十二月初九日，过晋、豫界邵原关，抵济源县境，遂遍窜怀庆、卫辉两郡地，逼近畿辅。其时正东捻就歼，论功行赏之日，近畿骤警。宗棠自贼窜渡河，急督所部入晋，请敕刘典暂行督办陕省剿回事务，至是由翼城东趋入直，已奉“调度无方，革职留任”之旨。而山西巡抚赵长龄、防河按察使陈湜，则遣戌矣。刘松山之军，由宗棠饬从北路迳向畿南，朝命又严催鸿章入援。时直督为官文，亦以毫无布置被责。七年正月，松山军追贼及之于河内，大捷。贼窜直隶境衡水、定州等处，再降宗棠二级。而松山军已抵保定，宗棠亦抵获鹿，又有旨奖之，而切责鸿章不即至，亦夺职。鸿章疏陈：“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川楚教匪办理十数年，卒赖此收功。任、赖捻股流窜数省，畏圩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风强悍，被害已久，故圩寨到处高坚，与城河等，捻不能久停肆扰。湖北、陕西素无圩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步贼多改为骑，我军骑少步多，即骑兵每人不过一马，追逐病毙，即已无马。贼每人二三骑，随地掳添，狂窜无所爱惜，官军不能也。又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劳逸饥饱，皆不相及。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赶紧坚筑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贼至无所掠食，其技渐穷，或可克期扑灭。”盖以平东捻之经验言之。时朝命恭亲王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又命宗棠总统各军。宗棠连破贼于献县、深州、束鹿、博野、深泽、饶阳、肃宁等处。二月，贼再窜卫辉，直至临清，官军追剿。四月，突回窜直境袭天津，宗棠又以落贼后降三级留任。鸿章亦到，遂与宗棠会筹且防且剿之策。闰四月，黄、运两河增涨，官军既逐捻南下过沧州，沧州南有捷地坝，在运河东岸，当减河口，乃开坝导运入减，就减河北筑墙，以为沧青、静海屏蔽；复圈之于徒骇、黄、运之间，湘、淮诸军就而蹙之。六月二十八日，诸军追捻至东昌之茌平境，水溜泥陷，总愚奔走无路，携八骑至徒骇河滨，下马投水死，西捻亦平。诸大帅所被降黜、严谴皆复，且有加赉焉。治马贼之法，卒用阻水筑墙，坚壁清野，是为长策。明之亡于流寇，盖以将帅不足任此。捻祸之于闯、献，相去能几何哉。

第六节 平 回

回乱乘太平军事而起，然不与太平相应和。有宗教之隔阂，有种族与地域之限制，故无迎附太平之意，亦不遽逐鹿于中原。中原方急，清廷可置为缓图，惟养乱久，故戡定较费力耳。回事分三部分：（一）陕甘，（二）新疆，（三）云南。陕甘、云南，皆自古为回族入居之地，而声势又不相联络。新疆则域外之回部酋长乘虚来袭，而南疆回部从之，北疆亦为所荐食，俄罗斯又从而生心。此回乱纠纷之派别也。未乱之前，甘、陕、云南汉、回仇杀之案，相续不绝。人数则汉少于回，回有宗教之团结，汉又较分散无力。平时受制于官法，尚时时酿乱，太平军时，兵饷皆绌而官力微，又往往招募回丁助战，益借寇兵而长其焰。此回乱之因也。

（一）陕、甘回。陕、甘回民之多，不能划定其来自何代，但以种族之固结，与汉民仇，与国家抗，其来已久。以清代论，顺治五年四月，有河西回米喇印、丁国楝攻陷甘、凉，渡河连陷兰、岷、临洮，遂围巩昌。时所奉为明故延长王朱识，则犹有眷怀故国之意也。既为总督孟乔芳所败，尽复河东地，渡河而西，游击张勇擒朱识，斩米喇印，复凉州，仅余甘州未下。围之累月，食尽乞降。逾月复叛，尽杀抚、道、提、镇以下官多人，西破肃州，又立回酋土伦太为王子，关外诸回蜂起响应。张勇等复破斩之，至六年十一月而始平。其间汉、回械斗仇杀，由官捕治，不劳师旅者不计。至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厅回马明心创新教，所奉墨克回经，变旧教之默诵为朗诵，遂两派相仇。新教徒苏四十三，聚党杀老教百余人。官捕之，杀一知府，一协镇。总督勒尔锦大调兵剿捕，获教首马明心，囚兰州。回众陷河州，犯兰州，败督标兵，断黄河浮桥，噪索马明心。诏以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率禁旅征之；逮勒尔锦，以李侍尧代。阿桂至军，筑汲道，开三月乃复河州，贼平班师。阅二年，四十八年四月，新教徒田五复起，据通渭之石峰堡为巢，分出杀掠。朝命褫总督李侍尧职，逮提督刚塔。大学士阿桂率禁旅往讨，以尚书福康安、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先剿平隆得、宁静窜踞之回，进攻石峰堡，克之。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由公加一轻车都尉，海兰察由侯加一骑都尉，勅撰《石峰堡纪略》。盖亦张皇之以为贵戚封侯地耳。

回变多在甘肃，而陕西之回众声势，其时有巡抚毕沅一疏，因查禁新教苟扰激变而言，可借见陕甘回民之状。疏言：“陕属回民，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及所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聚堡而居，户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七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各寺俱有传经掌教之人，称为阿洪，不相统属。从前长安回民械斗案件颇多，究因地方有司管教不善所致，非存心姑息，遇事宽纵；即因其回民，有意从严。遂致私图报复，互相仇杀。此后如实有随同新教，或别立邪教，即当严绝根株。倘不过寻常念经礼拜，即不必另立科条，致滋扰累。”疏入，谕各省行之。自此内地回族安堵。咸丰末，河南巡抚严澍森遣募荔渭、泾阳回勇六百，赴汴防守，颇资其力。未几，澍森调湖北，遣撤回勇。回勇诣陕省团绅投效，时在同治元年。太平军陈得才合捻匪入武关，窥省城，省防标兵多远征，巡抚瑛棨飞章乞援，官文、曾国藩商遣多隆阿或舒保援陕，道远弗能至。民团战败，回勇亦散归，经华阴小张村，伐民家竹为矛，主家噪逐，格斗毙回人二，余逃入回居之秦家村，纠众复仇。会太平军阻渭不得渡，仍出潼关入豫境，而回乱则已酝酿甚炽，汉民亦起相抗，焚杀相踵，村镇往往为墟。诏瑛棨谕解，而由团练大臣张芾亲往，遂被戕于回，由是困城戕官，杀屠万计。同州、西安回焰既炽，凤翔回亦杀汉民与相应，甘肃回皆蠢动。时川、滇土匪，及太平军与捻匪，出入奔窜。多隆阿已入陕，又追剿东还，诏胜保督陕西军，以雷正绾副之。二年二月，甘回陷固原，宁夏、河州、狄道、平罗、灵州皆反侧。旋又围攻平凉。多隆阿既逐贼出陕，仍返剿回。自二月至四月，连战皆捷。八月，甘回陷平凉，复攻泾州。诏趣多隆阿西援凤翔、平凉。九月，解凤翔围。凤翔被围已十四月。将进剿甘回，而于十月滇匪蓝大顺窜陷盩厔，多隆阿移师困之。盩厔城小而固，大顺百计守御，久不能拔。而陕回慑多隆阿军威，渐西趋。宁夏又有汉、回互斗之事起，兵备道侯登云练民备之。将军庆瑞主抚，奏劾登云，勒汉团缴械，回遂夜袭陷宁夏城，登云被害，汉民屠戮无遗。满城隔数里，庆瑞佯为弗闻。次日，灵州回起陷州城，而马化隆本据金积堡，设碉卡，纳亡命，反侧鸱张。宁夏既陷，其酋赫姓，使使迎入城，群回跪道左，咸听命焉。化隆自其父马二与穆大阿浑善，穆大阿浑习新教，临死，以所服白帽红衣授化隆，属徒众归其管束。大阿浑之孙穆三、穆四、

穆五，均为新教阿浑，自京师、天津及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之汉口，均有新教徒党，潜匿勾引。化隆又自托神灵，妄言祸福，群回倾信之。化隆既起，遂足以号令甘回，厚集其毒矣。时陕回已渐肃清，多隆阿兵若不顿，甘回可以被慑不动。既为由滇入川之蓝匪所掣，而旗员之为将军于宁夏者又助成之，是为陕甘回毒尽发之日。

多隆阿攻盩厔久，朝廷以多隆阿行军决胜最神速，怪此役独迟，严旨催督。多隆阿以为耻，三年二月，力攻之，自登炮台援袍鼓，枪伤目，卒克其城。蓝大顺走汉阴，为乡团所截杀。多隆阿以伤重，请以穆图善权钦差大臣。四月，卒于军。朝命西安将军都兴阿督办甘省军务，提督雷正绾帮办。又以杨岳斌为陕甘总督，代熙麟。巡抚为刘蓉，亦湘中名流，督诸将进攻回所陷城邑，时胜时败，此克复彼又蠢起。又艰于粮运，军以缺饷而哗变，即不变亦屡为回所乘。当同治五年间，甘省小麦一石值银一百六七十两，他粮称是。甘既穷瘠，不能不仰给于陕。西捻复入陕蹂躏。六年春，曾国藩檄鲍超霆军、刘松山老湘营西援。超以勇著名，为宿将。松山为王鑫旧部，能得鑫部勒法，而益以识力胆勇，为后起之异材。国藩之为陕计，为剿捻计，可谓周矣。顾于是时，鲍超方剿东捻，与淮军刘铭传共扼捻于湖北德安、安陆之间。尹隆河之役，超出铭传于险，铭传耻素轻霆军，而今反倚霆军自救，乃以其失利咎于霆军之失期。李鸿章据铭传言入奏。时超已援铭传于围中，续得累胜，自喜有功，忽奉严饬，大愤，引疾解军职。惟松山独入关，逐捻方急，亦不暇问回。岳斌督陕甘被困，乞养，且陈病。朝廷乃移左宗棠自闽浙督陕甘，时为五年十一月。未几，宗棠于武昌途次，又奉钦差大臣之命，且从所请，以按察使刘典改三品卿，帮办军务。松山于其时先抵西安，盖五年岁杪事也。甘回乘陕有捻患，时时入掠，逐之则退，去辄复来。刘蓉以事罢，乔松年代。六年二月，回、捻分扰全陕，各路请援，松年无以应，惟奏催宗棠。宗棠顿汉口，募勇未集，陕官绅沥请宗棠速赴。宗棠非于军事饷事有成算不遽进，惟松山一军战捻，所至必胜。盖用老湘营之节制，又倚国藩之饷源。老湘营者，王鑫始起之名也。是时剿捻尚得力，而甘回蔓延，不暇深问。其入陕，则遇辄剿之，亦倏进倏退。至六月，宗棠始抵潼关。九月，赴泾西分布诸军，所部近百营：刘松山领万余人，郭宝昌三千人，刘厚基三千人，是为剿捻之师；高连升三千人，刘典五千人，是为剿回之师；杨和贵、周金品三千余人屯凤翔，周绍濂二千余人屯宜君，吴士迈千余人防渭，复以亲兵三千余人、水师千人，黑龙江马队千余人，分屯华州、华阴、潼关、渭南、临潼间，是为兼讨捻、回之师。是时，群捻锐意渡河掠山西以窥畿辅，朝廷召宗棠，宗棠急东下，置回为缓图，而以前之部署皆暂辍。奏以刘典代督陕甘军，与将军、巡抚联衔奏事，自金锁关移驻省城，诸将均听节度。时肃州亦久陷，甘省遍地皆回。七年二月，刘典以乔松年病免，兼署陕抚，身驻三原捍回。或退咸阳，或回驻三原，遣兵渐击回于北山，寇巢皆尽。六月，西捻平。宗棠入觐，所部松山、宝昌等军及喜昌之马队皆还陕。

宗棠之入觐也，帝询平陕甘期，奏五年竣事。时为同治七年六月。至十月，还西安，既克灭贼期，亦约定竭邻省力供饷，士饱马腾，一洗关陇饥困故态。盖无此时会，无此信用，无此筹策，皆不足以成之。自宗棠入陕而西陲气象一变。西捻由陕窜晋，寖向畿辅，急于入卫而又一停顿，至是乃有一全局之规划，与自立不败之把握，则必胜之道在是矣。宗棠既还西安，分檄诸将定屯骑地，兼顾防剿，独留松山一军稍憩于洛阳，待毕婚乃行。宗棠檄由茅津北渡入晋，乘冰过河，径趋陕北。时陕中汉民屯结御回者，久而成盗，遂为陕省土匪。匪以延、绥间董福祥为悍，犯绥德，窥榆林，失业无赖及饥军溃卒附之，众至十余万。十一月，松山至汾州永宁，购行粮渡河入绥德。匪巢散布大、小理川间，纵横二十里。松山分军攻大理川，自攻小理川，所下匪巢以百数。度榆林，至靖边，屯安定，又屡败之。匪并窜镇靖堡老巢，松山抵镇靖，福祥之父世猷跪地乞降，旋福祥亦降，收其众十七万，自是土匪无悍股，得专力于剿回。回方自陕麇集陇边庆阳，北通金积，东走陕疆，往来无阻。甘陕大帅以抚回为得计，回旋叛旋服，玩弄诸将。陇西士民，望左军如时雨。八年正月，陕境渐平。二月，宗棠移驻乾州，益督诸军西进。时庆阳群回以董志原为坚巢，十八营凶渠皆聚。宗棠檄诸军克期破董志原，凶渠亦败死相继，乃议弃董志原，并入金积堡。老弱辎重既去，官兵攻之辄下，遂以董志原为入陇诸军驻地，四出收复庆阳、泾州所属，歼回至二万余，获骡马万计，拔难民万余人。三月，诏促宗棠赴泾州受总督印，兼顾秦陇。以陕事责刘典，边外事责金顺。四月，诸军肃清陕境，宗棠檄分趋陇东，自率亲兵道永寿、邠州、长武以赴泾。开赈恤，集流亡，劝民种秋粮。兵燹遗黎，栩栩有生意矣。

宗棠之檄诸将入陇也，松山独受令由定边趣花马池。盖使径向灵州，攻回中最巨之酋，以拔祸本。巨酋以金积堡之马化隆为最。化隆又名朝清，能嗾使群回，而又阳代陕中诸回乞抚，反侧取便利。陇中宁夏将军署督穆图善惑抚议，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更惟回是听。松山以八月抵灵州，甘回自谓已抚，诣军诉疑惧状。松山曰：“陕回拒命者集此，故来讨。已抚甘回皆良民，何惧。”飞札金积回酋马朝清，告各寨安居无恐。且以甘回十余人前导，云无猜。乃奋击踞陕回郭家桥，毁其堡二十一。战时甘回恐动，榜堡列队，放枪大呼。松山诫军士勿问。旋径来犯，始开壁击之，回败勿追。陕回既败，窜踞吴忠堡，金积回阴合之，复来犯。松山击之，回败，遂逼吴忠而垒。自是累蹙回，并挠其刈禾。而都中乃有言松山滥杀激变者，穆图善亦疏言马化隆不宜剿，恐激其走险。朝廷疑松山不可恃，命宗棠别派军顾北防，适宗棠报捷疏至，疑稍解。陕回被攻，辄因马化隆乞抚，令缴马械乃议抚，则出朽枪羸马以应，而昼夜修备如不及。官军尽破金积旁近回垒，乃进攻灵州。先谕化隆令回献城，化隆阳乞展期，阴移灵州眷属入金积，引陕回入城助守。不数日，攻下灵州，并其城南石垒，斩回酋数人，俘获亦夥。十月，西向扫荡狄道、河州间。而驻军安定、会宁、静宁，以通省城驿路。官兵连破回寨，化隆亦连乞抚。十一月，宗棠又移驻平凉。松山督诸军逼金积，尽翦其旁近堡垒。宗棠以平凉、固原、泾州、庆阳急，檄数将领分屯一路要隘，以相犄角。此当时湘中所推左军独以避长围防后路为胜者，正此谓也。化隆屡嗾诸回间道拊官军之背，或断其粮道，皆以有备不得逞。官军得步进步，故失败恒少。九年正月，化隆嗾党返扰陕，一由宁州、正宁入陕之三水，一窜甘泉，与延绥土匪合，于是陕北皆警。朝旨严催宗棠还顾陕，化隆自诩得计。松山攻回酋马五寨。寨大而坚，誓死以拒。松山自督军士举薪烧寨门，飞炮中左乳，诸将奔视，松山叱出战，遂俘马五，克其寨，还报松山，乃瞑。

松山，字寿卿，湘乡人。兄弟皆从王壮武公鑫军。兄名厚荣，从鑫岳州战殁，是为襄勤公锦棠之父。松山嗣子鼒，当即厚荣少子。旧国史《刘锦棠传》：自新疆敉平，建置略定，锦棠即引疾，且以祖母老病陈请终养。十三年光绪二月复申前请，谕令锦棠弟河南候补道刘鼒回籍侍养。则知鼒系锦棠胞弟也。其卒后，左公奏言：“松山以勇丁从征，洊擢提督，剿办发、捻、回匪，无役不从，无战不克。自入灵州以来，荡平堡塞五十佘，贼巢九十余。上年七月初，师由花马池前进时，马化隆潜调西宁马朵三，嗾撤回助逆，马朵三以千五百骑应。未及一月，经松山剿败遁归。自此西宁逆回不敢复至。河州逆回马占鳌，前在宁夏，大言于众，密助陕西，及松山屡捷，目睹军威，不敢复逞。故化隆求援于临洮谢四，及靖远马聋子，而河回终未与俱。其威震西陲如此。治兵严，不尚苛察。临财廉，不肯苟取。行师御敌，得古人静如山、动如水之义。居心仁厚而条理秩如。语及时局艰危，辄义形于色，不复知有身家性命。从征伐十八载，仅募勇归籍一次，家居十余日耳。年三十有七，聘妇未娶者二十余年。臣由直隶西旋，知其妇家送女至南阳已两年余，嘱其行抵洛阳，于募勇未到之暇，克期完婚。适甘肃土匪蔓延，臣饬令督队入秦，松山奉檄即行，婚甫半月。观人于微，虽古良将何以过之。”曾文正公亦奏言：“松山在军，无日不讨士卒而训迪之。虽战罢宵深，尤殷殷劝诫不休。平日公忠自矢，又实足以激发士气。是以守宁国之时，疾疫盛行，十人五病，饷项久亏，而有警则一呼齐集，弁勇不以为困。渡江剿捻，诛罚不用命者，弁勇不以为酷。北道崎岖，军中盛暑运粮，与羸驴负重并行，弁勇不以为虐。绥德之役，哥老会匪，一见主将归来，罗拜输服，不闻退后有言。西征军屡有哗变，中有哥老会匪嗾之，老湘营亦有此事。松山闻变，自入变军，晓谕即帖服。其与准军及豫、皖、秦、陇诸将相接，亦皆推心置腹，至性相孚，众情之翕服，实为近今所罕见。乞并宣付史馆，俾名将行实昭者。”

松山既殁，所部即以其从子锦棠代将。天生刘氏叔侄以定西陲之乱，以成左相之功，非偶然也。宗棠善与贤者共功名，然遇年辈相临、名位相埒者，则务欲以意气胜之。金陵克城时，以曾军先报洪福瑱已歼，及逸寇皆戳，遂极诋曾军奏报欺饰，致相龃龉。然至西捻平时，有奏云：“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国藩常足其军食，俾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辅，以步当马，为天下先。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松山之力？臣以此服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仰恳天恩宣示中外，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其推挹松山，因而归美国藩。后国藩既逝，宗棠即以此为挽联，所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者也。要其用意气结松山者至矣。松山卒于同治九年正月十五日，马化隆知之，凶焰顿炽，号召河州、狄道诸回，亦皆受嗾来犯，突陷雷正绾所守峡口垒。又自宁州、正宁窜陕境。朝廷恐宗棠所留兵不敷分剿，诏李鸿章入陕，督办陕省援剿事宜。旋刘典奏陕已肃清，乃止。锦棠亦痛击金积内外援应之回。化隆既踞峡口，决渠水灌官军，锦棠预浚沟泄水，因以筑堤，困金积。化隆再乞抚，仍嗾回党犯陕，既皆不得逞，尽逐来援诸回益远，金积外援亦绝，掘濠筑墙以困之。至十一月，力尽乃降，缴出炮数十尊，枪数千杆，金银铜钱合银十九万有奇。又掘地搜得所匿洋枪千数百杆。十年正月，讯得北口贸易交通洋人等罪状，化隆及其子耀邦俱磔死，杀其弟侄等助逆者十三人，及伪官八十余人。其客民及被胁甘回三千余，安插平凉。金积男妇一万二千余，安插固原。毁其王城东府、西府，搜违制诸物悉焚之。化隆就俘，回党见之犹长跪，呼之始起。既诛，回势遂瓦解。

金积堡既下，宗棠搜捕平凉以北、宁夏以南回土余匪，匪尽西窜河州。宗棠檄诸将修治兰州道，利转输，储军火于平凉之静宁，徐图进取。三月，朝旨促进规河州。宗棠以洮河湍急与黄河等，自狄道、陇西、安定进兵，皆须造船架桥，势难立办，且收获期远，前无可因之粮，非稳着也。五月，桥成粮备，乃檄诸将进。锦棠扶榇南旋，以萧章开暂统其军。七月，宗棠移驻静宁。陕回入甘者，自宁夏既平，益窜而西、白彦虎、崔三、禹得彦等巨酋，皆掠西宁旁近。肃州回先已纳降，至是复叛，甘、凉戒严。八月，宗棠复移驻安定。诸将转战，攻毁洮河以西回垒。三甲集在洮西，为河州门户，十月下之，进克数堡。会诸将攻河州大东乡，回献马乞抚，察其未至极窘，非诚意，弗应，迭破四垒。至十一年正月，诸将傅先宗、徐文秀先后战殁，军气稍挫。宗棠急檄王德榜接统傅军，沈玉遂接统徐军，申明纪律，乃复振。河州回酋马占鳌调官军增垒复进，使使诣行营哀请缴马械听抚，先后缴马四千有奇，枪矛一万四千余件。西宁回目马永福等亦乞降。二月，各遣子弟赴宗棠安定大营，献马五十匹。宗棠纵令归巢，群回疑畏尽释。乃奏：“办抚以迁徙客回、安辑土回为要。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元年变乱以来，陕回多避居其中。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固原东、西山继平定。各属倡乱之回，亦多寄孥其间，此客回之应徙者。其本籍汉民，有受河回胁制，甘心役使，名为随教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者。宜分别拔出。其外来汉民，有被陕回裹胁而来者，有被河回裹胁、认为义子、齿诸奴仆者，宜勒令交出，送回原籍。此汉民之应徙者。至安辑之法，则檄安定、会宁、平凉、隆德、静宁各牧令，择荒地便水草者，安置降回。”以此分别办理，河州平。

肃州之叛也，宗棠奉诏派劲兵西赴，已檄徐占彪赴之。四月，占彪进屯肃州中和桥。五月，攻肃州东关，克其大卡一，遂攻塔尔湾，破其堡四，墩卡十九。时锦棠自湘还陇，宗棠令道平凉、兰州趋西宁。盖白彦虎、禹得彦犹踞西宁旁近拒命。锦堂至碾伯，榜谕甘回安堵，专讨陕回。七月，宗棠进驻兰州省城。时肃州东、西、南三面贼垒皆尽，而陕回禹得彦、崔三、白彦虎等旋围西宁。九月，锦棠破走之，西宁解严。十二年正月，悉定西宁各回堡，群酋皆降，惟白彦虎向肃州。官军攻肃州未下，彦虎先遁关外，入安敦玉境，遂独与回疆踞回合。肃州城濠深三四丈，冬夏不涸，古所谓酒泉。官军以巨炮轰城，城坍而阻濠不得进，辄被回酋砌补。占彪因攻坚伤足，宗棠乃亲赴肃州督军。八月，至肃州，将士踊跃攻城，炮中数将，不克。宗棠见仰攻损精锐，乃增修濠垒困之。锦棠蒇西宁事，檄令至肃助剿。九月，锦棠至，日令降回马福寿等驰马城下，呼回酋马四等曰：“死期将至，善自为谋。”马四乃亲诣大营乞命。谕令先缴马械，次造土客各回清册，听候安插。核对册籍，拔出汉民，磔马四等八人，杀客回一千五百余，土回五千四百余，皆积悍所并聚也。肃州平，大陛赏，宗棠以总督协办大学土，追论松山功，赏男爵，余给赏有差。

（二）新疆。乾隆开辟新疆，前已叙及。至道光初，昔时大和卓木博罗尼都，子孙遁居敖罕，有孙曰张格尔，以和卓之名，乘回疆办事旗员昏愦失职，境外属回之愤怨，得用安集延布鲁特之众作乱，陷喀什噶尔，时在六年八月。当是时，朝廷犹以故事主兵者必旗员，诏用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宿将杨遇春以署陕甘总督为参赞。贼旋尽陷西四城，官军扼浑巴什河，东四城无失。杨遇春、杨芳等迭复各城，以七年岁杪，会擒张格尔于喀尔铁盖山。是役经年余而毕，以非甚劳瘁，不详列其曲折。自是历三十余年，至同治初，陕回乘太平军之衅倡乱。有陕中阿浑妥明出关，至乌鲁木齐，结参将索焕章，焕章奉妥明为帅。会乌鲁木齐都统勒捐防饷，奉行之役皆回人，汉民怨愤抗捐，兼有仇回之意。

都统时为平瑞，为回所戕，《国史》列之忠义，遂不言其激变之由。此从《湘军记》。

三年四月，奇台县回、汉民斗于市，回败。其时库车有叛回警，南路回皆蠢动。乌鲁木齐为都统提督所驻，乃新疆都会。提督业布冲额遣兵赴南路讨叛，其兵多回人，至喀喇沙尔今改焉耆，溃归，举城反。时在六月。索焕章手戕提督并其家属，据汉城，推妥明为主。焕章自为元帅，进围满城，八月，陷之。都统平瑞珣节。于是乌城属邑奇台、绥来、昌吉、阜康及哈密、吐鲁番、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先后失守。妥明进号清真王，不用焕章，多引马姓诸回为元帅。此为陕甘出关之回，其人与内地回无别，亦与汉人无异式。是为新疆东路之回变始拥有名号者也。

既而东路回结新疆缠头回，共取南八城。缠头回与境外属回为近。属回旧以敖罕部为敢战，敖罕一作浩罕，有四城。其东一城名安集延，距回疆喀什噶尔城仅五百里。其人好贾远游，新疆南北各城处处有之，故西城即以安集延名敖罕。敖罕其时为俄所逼，国都已被并入俄。其酋号帕夏，宗棠奏中谓即“伯克”转音。其人名阿古柏，东保安集延而王。喀什噶尔奸回金相印导帕夏入境，以兵取喀什噶尔，次第攻夺南八城。缠回以其同类，颇归附之。妥明欲结缠回取此八城者，已为缠回导属回先之，遂遣党分陷山北诸城，塔尔巴哈台回民亦叛。五年，缠回又攻陷伊犁九城，新疆南、北皆乱。其间汉民乃结团自保，寇至则战，寇去则耕。其田公种公收，立壮士为之长，兵事、田事皆属焉。乌鲁木齐诸属城皆有团，团各有长，先后战死，而迪化徐学功战最力，而历久不败，遂独以民团支柱其间，隐然为一重镇。学功者，乌鲁木齐农家子，好技击，值回乱，结健儿数十，掠回庄赀货自赡，遇汉民力护之。后附者益众，集至五千人，精练马队，每战突阵，骤如风雨，回见之辄走。帕夏闻其名，惮之，使使约和。九年，妥明遣将攻库车而败。帕夏潜勾妥明他将马仲，自吐鲁番共攻妥明。妥明降帕夏，仍令为清真王，居乌垣。以马仲为阿奇木，总回务。仲又与学功战，被阵斩，仲子人得袭职。人得与妥明积仇，纠安夷攻妥明。帕夏乃约学功共攻吐鲁番、乌鲁木齐，皆下之，妥明走绥来死。于是安夷又踞乌鲁木齐。始叛之回，名号无复存矣。新疆遂为安夷所据地。

帕夏之交学功也，以学功善战，计必为清廷所用，冀与相结，向清廷荐己王南八城，而以乌鲁木齐至哈密地，使学功归献清廷以为功。既见学功百战不得一阶，乃轻之，令还南山，以乌垣仍任马人得绾回务。

《湘军记》云：“初帕夏闻徐学功善战，故与友善，冀其柄用，荐己为哈密王，以南八城归献朝廷。”《清史稿·学功传》因之。夫帕夏乃安集延酋，失其本国之西境，东取中国回疆八城，其壤地故相接也。若谓冀作哈密王，而以八城使学功归朝廷，则回疆全归中国，而东取哈密，与其本部安集延相隔数千里，且弃安集延本土，帕夏亦何爱于锢入腹地之哈密一隅以自王乎？以其不近事理，且此本帕夏之愿望，后来并无事实可证，辄为改其文如上。

学功大恚，屡攻乌城。土回缠头时投学功，时投人得，转辗受役，迄不得息。十年五月，俄罗斯以代收伊犁来告，且言将进攻乌鲁木齐。诏署伊犁将军荣全赴伊收回城池。直隶提督刘铭传出关，规复新疆，都统景廉、成禄规复乌鲁木齐，左宗棠、穆图善拨兵顾关外。铭传等皆不果行，宗棠则饬徐占彪驰赴肃州，代成禄使出关而已。时攻河州方急，不遑图远举也。其冬，俄人果纠土回、缠头袭乌垣，阳称赴绥来市易，驱驼、马、羊只数千，载洋货、银钞以行。学功截之于石河，距绥来止八十里，斩俄人及回、缠数十，余悉纵还，尽夺其畜牲货钞。俄东窥之念乃息。十一年春，景廉率师抵古城，招学功率所部开屯。哈密办事大臣文麟亦招之，于是乌垣附近屯田大兴。学功及哈密团首孔才，皆以其众为朝廷任耕战，官皆渐擢至提镇。回疆稍见中朝号令措置矣。十二年三月，陕回白彦虎西窜，官军方攻肃州，彦虎为肃回应援，败走出关。至秋，掠乌垣、绥来，为学功所截，夺其驼只货物，彦虎势益孤弱，遂服属于安夷矣。九月，宗棠克肃州，陕甘平，乃议扫除关外。

左军之扫除关外，事已在光绪年间，与本节标题不合。但收复新疆与戡定关陇，人材国力，俱是相连之一事，不能不乘关内既平，并述其始末，且认此为同治中兴之结果，湘楚立功之终局。以后之事，即西后干政，贿赂公行，有亡征无起色矣。故越时代界限而列之于此。

新疆向为旗员豢养之地，清廷本不愿汉人过问。当陕、甘既平，有诏乘势进规关外，但令金顺、景廉、穆图善辈主兵事，而命宗棠接济军饷，指派左军中张曜、宋庆驰往哈密，会文麟剿贼。盖以汉人领兵者为偏裨而已，初未欲以督师之任畀宗棠也。是时新疆形势，南八城已为帕夏所据，伊犁为俄所代收，其极东之一州三厅，原与安西同属甘肃。然自肃州嘉峪关以外，清廷已视为禁脔，故使穆图善自泾州移驻安敦玉，为景廉、金顺等声援。其于宗棠，盖以外人视之。至十三年七月，命宗棠为大学士，犹使留陕甘总督任，而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是时犹未有任宗棠出关意也。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乙未，景廉乃奏宗棠筹办粮运，未能合宜，以宗棠主由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用驼运；户部侍郎专办西征粮台之袁保恒，主由南路肃州，用军骡运，意不合。宗棠既已奏争之，景廉乃右保恒而抑宗棠。盖不但兵事不欲任宗棠，饷事亦不欲任宗棠也。宗棠复奏称：

凉与甘肃，向称腴郡。乱后人少地荒，关外安敦玉尤甚。今采买至十九万石，抵承平时全省一年额赋，犹疑其尚可加采。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何从出乎？以挽运言之，车骡负粮多，而饲养所耗亦多；驼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少。以所运程途言之，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以济待饷之军。驼行内地及戈壁，日耗粮三斤，若行边外，则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自来军行北路，用北路之粮，无由关内运济北路者。今肃、甘、凉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已为从前承平时所难，若尚责其逾天山运巴里坤，更由巴里坤运古城，劳费固不必言，试思关内之粮，除人畜食用，无论骡之与驼，能运至哈密者几何？能运至古城、至巴里坤者，更几何也？臣前称粮仅可运至哈密者，只就运至哈密尚有余粮供军计之，且指负多食少之驼而言，非指车骡也。景廉但知乌、科之粮难运，不知肃州之粮可采可运，而无可供前敌之军，翻不如北路驼运，劳费相当，免耗粮草，究有可供前敌之军也。臣指乌、科为言，盖以北路商旅往来，有一捷路：由归化城、包头而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余站。其间为乌科及归化各城所属蒙地，无台站而有屯庄。蒙、汉杂处，自为聚落，产粮之地颇多，雇驼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里坤，则无台站，无屯庄。计程以驼行一日为一站，自归化城起，驼行三十余日可抵巴里坤，遂呼为三十余站。所经之地属何城管辖，无从确悉。但称乌、科，实则近时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为捷径，未尝绕道乌、科两城也。臣意欲此路粮运可办，于前敌军食有裨，而关内之粮，递运安西、哈密，亦可由巴城由驼接运庶前敌军食，以两路供之，不虞缺乏。此后安敦玉耕垦渐广，庶运粮两事，尚或不至束手。

由此奏，可见新疆用兵，以军食为最难继。宗棠惟确有成算，乃有用兵关外把握。军机中恭王及文祥辈皆尚晓事，故能知旗员之不足恃。又因宗棠言，召回景廉，并召还袁保恒，遂以宗棠为钦差大臣，仍用金顺为帮办。是为宗棠任关外军事之始。顾宗棠既任关外事，朝论又主弃关外矣。道光以来，海防紧急，曾、左、李诸帅，于太平军事之后，即兢兢以造船制械取法泰西为务。同治九年五月，天津教案，殴死法国领事，焚毁教堂，法人责言汹汹。曾国藩方督直，委曲与法议结，正法滋事人民至十五人，军流者二十一人，天津府县官皆遣戌。国藩至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语。其实是时普、法开战，法且不国，而时无电信，中国不之知也。十三年四月，复有日本船避风泊台湾，为生番所杀，日本派兵登岸，进攻番社。朝命沈宝桢为钦差，与日本议恤金五十万，乃撤归。议者多注重海防，遂以新疆为当弃，乃可专注意于海上。由今思之，恐亦旗员不主新疆兵事之影响也。从前军事，虽非若新疆之本为旗员私物，犹未尝以汉人主兵。太平军明明由汉人戡定，金陵既下，报捷犹推官文领衔。淮军平捻，当时亦推都兴阿领衔奏捷，都兴阿绝不敢自任乃止。是为汉人主兵之始。新疆则事更不同。撤景廉而命宗棠，或旗员以为与其坐失汤沐地以资汉人，不如满、汉均失之之为快也。遂提言弃南八城，封帕夏为外藩。英使威妥玛乘机复为之请。二年春，宗棠方将自兰州启行出关，而关外应弃之说甚盛。时宗棠方筹定粮运之法，又与俄商订定购粮，诸有次第。乃奏言：“乌城之贼，土回居多。白彦虎复挈陕甘悍回，分踞红庙、古牧、玛纳斯，与相联络，而皆南通帕夏。帕夏即敖罕部安集延回酋和硕伯克也；帕夏当即伯克之转音。自帕夏踞南路各城，吐鲁番辟展以西土回皆附之。帕夏能以诈力制其众，又从印度多购西洋枪炮，势益猖獗，土回、缠头皆倚之为重，然不敢显与俄国较。俄夷亦颇言其狡悍异诸贼。今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垣等处，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白彦虎合势死拒，当有数大恶战。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若贼情先图自固，但作守局以老我师，则旷日持久，亦在意中。外间议论，或以为事可缓图，或以为功可速就，或主撤兵节饷，或言难得易失，其命意皆因裨益洋防起见，岂真由衷之言哉！臣一介书生，高位显爵，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固有万不容已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地以安兵。今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此时置之不问，后患环生，必有日蹙百里之势。此区区愚忱不敢不尽者也。”疏入，军机大臣文祥力赞之，乃获成行。

是时英、俄、印度之接触，英欲扶回部以为印度藩篱，故安集延亲英而远俄。俄与安夷不洽，故不禁其商民售粮于中国征回之军。俄粮可直运至军前，其价必需现金，现金不易骤集，因有募债之举。募债之事，起于宗棠。时有杭州巨商胡光墉，恒与洋商交易，为宗棠献策，可以预提经入之款，作目前急用，稍付利息，分期偿还。

宗棠前曾借三百万两充西饷，而于同治十三年，因日本启衅台湾，亦曾为沈宝桢介绍借款。其借款无需政府名义，但由借债之主管官，给予付息还本之印票，胡光墉即作保人。至西征饷款，出自各省海关协解，借债即由各关扣还。宗棠任关外饷需，早已筹及，故定借洋债一千万两。江督沈宝桢奏以为债不可借，而西征兵不可罢，当国家自为计。东抚丁日昌则以为借债之额，愈少愈好。乃定为借四百万。而奉旨准借五百万，并于部库拨借四成洋税二百万，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仍足千万之数。斯为朝廷曲谅劳臣，亦宗棠之廉名有以致之。夫西征军事，有老湘营之节制，有刘氏叔侄之才气，有百战之经验，有宗棠之调度，何愁不克？所难者，饷与运耳。宗棠于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由兰州启行，奏言：“所部已陆续拔行，至肃州取齐，分起次第继进。”另奏有云：

“师过哈密，行戈壁中，糗粮可裹带以趋，柴薪草束可储峙以待。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起缓进不可。

“大约由肃州以西，接台站行走，中途无需停顿。由巴里坤达古城十一站，应察看地形，留骑数营，防贼旁窜。抵古城后，须军粮取齐乃可趋战。臣宗棠所带亲兵马、步各营，暂驻肃州，俟前路粮料运至古城，后路肃州、安西、哈密各有粮积，乃可前进。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俄粮之运古城者，截至四月，可四百八十余万斤，仅敷金顺全军马、步之需。继进之军所需粮料，除官私驮骡驼只装运，军士自行裹带外，余均取给哈密、巴里坤。哈密粮源，自甘州、肃州、安西而来；巴里坤粮源，自归化、包头、宁夏而来。远者五千余里，近者三千数百里。截至四月，巴里坤存粮可六百余万斤。安西、哈密之粮运至古城者，可四百余万斤。存储待运者，尚千余万斤，然劳费已不胜计矣。其巴里坤有数径可达安西，不复经由哈密。已饬记名提督徐占彪，俟臣宗棠到肃后，带所部马、步四营驻之。哈密则有张曜一军，马、步十二营，宋庆所留步队八百人，择要扼守，以防吐鲁番东犯之贼。如此，庶后路常通，粮运不匮，乃可言劲气直达也。”

观此措置，粮料运道及军之后路，无一不稳，料理军事如家事。向来出兵混战，有得有失，甚或大败决裂，以大军而败于小丑者，亦坐无此预备耳。古城子在后设之奇台县西，奇台为迪化府属邑，迪化即乌鲁木齐。是时官军所规取者乌垣，古城已逼近乌垣。徐学功辈能据其地而守作耕屯，故可为前敌根据地。总之，回非劲敌，所易致失败者，调度之失宜也。宗棠自称“老亮”，生平以诸葛自居，其真实本领，读史为不可不寻其肯綮。

道光以前，国家财政，中央主之。咸丰军兴以后，各省习惯，各自筹措，惟以造报为统一。故督师而不兼督抚，饷源尽仰他人，即不可恃。西征一举，督师虽兼督抚，而陕甘贫瘠，仰外协者多。宗棠之受任，先理旧日西征军之原饷，并其所带军队之原饷，一一清其来源。惟指定为一事，实解又为一事，信用、威望、交情，缺一不可。宗棠之量而后入，从无失败。其所分配邻省协饷，自较他人任此事者为有力。又恐欠解及缓不济急，乃用指协款借外债之策。斯时沈宝桢为台湾事借款之原在事者，故宗棠以同条件再借与商，而宝桢即奏阻之，略言：“举债之故不同：开矿、造路、挖河，以轻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若以国用难支，姑为腾挪，后此且将借本以还息，岁额所入，尽付漏卮。此举债之故不同也。举债于本国之商，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若输息于外，一去不返，此所举之债不同也。台湾之役，本省罗掘一空，外省无丝毫协济，急何能择，出此下策。然日本贸然深入绝地，无可欠之资，坚与相持，情见势屈，照原议借六百万，则善后备举。煤矿茶山所出，渐足馈军，一借断无须再借。嗣借过二百万，倭事已定，部令停止，臣即不敢再申前议。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本其土著，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所能就绪。即使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重烦擘尽，非放牛归马之时。洋人以巨款借我，恃有海关坐扣，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各省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虽日劾各省督抚藩司，亦坐待严谴而无如何。前届宗棠借洋款三百万，计息七十万，若以七十万供饷未必无补。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息约近六百万，几处虚一年之饷。若照除则西征仅得四百余万实饷耳。前届三百万，至光绪四年始清。续借千万，今年即起息，明年即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陲之腾饱不及两年，涸可立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亦愈巨。半途而废，势必不可。责各省还债外另筹解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则海关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然谓西征可停，则又断断不可。我退则敌进，关陇因而不靖，徒弃祖宗辛苦缔造之地，而列戌防秋，劳费亦等。臣等以为宗棠此行，不当效霍去病扫穴犁庭，而当师赵充国养威负重，扼其冲要，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关外多一分之产，即关内省一分之运。甘饷之巨，困于运耳。运省则一年之饷可支两年。目前饬各省勉力筹济，臣请朝廷发旷代之德音，以内库为之倡。数不在多，足生疆吏同仇之感。并恳敕下部臣，熟权缓急，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庶各省关可以勉强从事。”

宝桢此奏，视西事为不易速了，不料宗棠兵事之神速也。又请发内帑以免借外债，此是正论。是以有拨库存四成洋税二百万之旨。夫四成洋税，本专为海防而设。时海防之任，在南、北洋大臣。宝桢为南洋大臣，自谓兵事非其所长，推之北洋大臣李鸿章，造报兴办海军。鸿章不能折孝钦奢欲，遂多移作颐和园经费。此为后数年孝贞后崩后之事。其时本可借用，同是向协饷归款，何必以息掷与洋商。宗棠以主兵之人，自不能指内库索饷，反嫌要挟而败事。宝桢径言之，则当时士大夫谋国之忠。后来新进言官或间有戆直者，疆吏已无此风概矣。

宗棠既得的饷，于是年五月，粮运递达古城。闰五月，前敌总理行营营务处刘锦棠驻古城，宗棠调兵节节填防后路。锦棠侦踞乌垣者马人得，而白彦虎踞红庙子，土回马明踞古牧地。古牧为马垣、红庙藩离，法当先取，而又当先据阜康，以遏贼西窜之路。六月，宗棠亲赴金顺所驻之吉木萨，约金顺屯阜康城。白彦虎闻大军至，亦自红庙移踞古牧，薙发易服，附于安夷，安夷亦遣缠回助战。是月二十三日，锦棠围古牧，安夷骑贼来援，败之。二十八日克古牧，歼守贼六千。明日趋乌垣，安夷土回已宵遁，遂克迪化州及伪王城。城为妥明所筑，诸将分追贼至戈壁，乌垣旁近守贼皆遁。帕夏后遣援骑至距乌垣二百里之达板城，不敢进。新疆北路已略定。七月，宗棠咨金顺等分扼要隘，檄锦棠等进规南路。时帕夏踞托克逊在吐鲁番南，筑三城自卫：北守达板，拒锦棠乌垣之兵；南守吐鲁番，拒张曜哈密之军；乌垣败党麇集达板。白彦虎踞南山小东沟，锦棠趋之，彦虎驱众并入托克逊。帕夏勒其众尽薙发易服，傍其三城以居。宗棠檄张曜、徐占彪攻吐鲁番。时北路回城尚有玛纳斯南城未下，金顺攻之不克。八月，锦棠遣军助之。九月，克玛纳斯南城，歼妥明余党。于是分屯北路要害。而冬令大雪封山，不能逾天山而南。帕夏遣白彦虎、马人得守吐鲁番，其子海古拉守托克逊，遣大通哈守达板，自居喀喇沙尔策应之。大通哈，安夷官名，犹大总管。是为二年岁杪相持未靖之局。

三年三月，锦棠自乌垣逾岭攻达板，张曜自哈密西进，与徐占彪会趋吐鲁番。初五日，集达板城下。城回发西洋枪炮下击，军颇有伤亡，不退。锦棠坐骑亦中枪，易马而进，饬各营筑垒掘濠困之，败托克逊来援之回，回骑皆反奔。次日，遂克达板。锦棠使人呼“缚异装者赏”。于是大小头目悉致麾下，所谓大通哈名爱伊德尔呼里，亦就擒。大通哈以下各酋，同声代帕夏乞款，愿缚白彦虎，献南八城。锦棠听其致书招帕夏，而释所俘南八城缠回及被胁之土尔扈特人数千，悉给衣粮纵归。十四日，锦棠遣军会徐占彪等军攻吐鲁番，马人得及缠回万余降。锦棠亦于是日克托克逊三城，海古拉先遁，降缠回三万余。自此南八城门户洞开，缠回降者缴马械即释不问。南八城回传相告语，思自效。帕夏日夜忧泣，四月，于喀喇沙尔之库尔勒城饮药死。海古拉舁其尸西行，将达库车，为其兄伯克胡里所截。伯克胡里非帕夏阿古柏所爱，本以海古拉为小帕夏，帕夏死而小帕夏为兄所戕，遂继其父保南八城，令白彦虎守库尔勒。彦虎自踞开都河西岸，觊入俄。而英人又与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再为安夷缓颊，事下宗棠。

嵩焘奏在帕夏死后。其言云：“观英人意指，尤惧俄罗斯侵有其地，谋为印度增一屏幛，是以护持尤力。西路军务情形，此间一无所闻。能乘阿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当不出此数月之内。或尚有阻滞，及时议抚，亦可省兵力，以为消弭边患之计。”云云。

宗棠奏言：“安集延侵我回部，谄附英人，英人阴庇之十余年，明知为国家必讨之贼，从无一语及之。上年官军克复北路，乃为居间请许其降，而于缴回各城、缚献叛逆节目一字不及。经总理衙门向其辨斥乃止。兹德尔比、威妥玛复以此絮聒于郭嵩焘，以护持安集延为词，以保护立国为义。其隐情则恐安集延之为俄有。臣维安集延系我喀什噶尔境外部落，英、俄均我与国，英护安集延以拒俄，我不必预闻；英欲护安集延而驻兵于安集延，我亦可不预闻。至保护立国，虽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无立足处，何待别为立国？即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且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喀什义为各色，噶尔义为砖房，因其地富庶多砖房故名。八城富庶，以喀什噶尔、和阗、叶羌为最，此中外所共知。英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名城，直以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从前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并索及疆土，彼为印度增一屏幛，公然商我于回疆撤一屏幛，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彼向总理衙门陈说，总理衙门不患无辞；来臣营陈说，臣亦有以折之。现在南路之师，与嵩焘片奏‘乘阿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一语，尚无不合。惟迫于数月之内，转战三千余里，窃恐势有难能。臣前闻英有遣淑姓赴安集延之说，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善为看待，如论及回疆事，则以‘奉令讨贼，复我疆土，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论别事，请赴肃州大营’。臣于此次奉到谕旨，当加饬其体察情形，妥为经理，务期预为审量，以顾大局。”云云。奏中于数月内扫荡，以为难能，不肯先作自满语。其实本年全疆悉平，距此不过六阅月耳。

据宗棠疏，郭嵩焘在外国所进言，自缘不知国内事实，且亦言“数月内果能扫荡，即无异说。倘有阻滞，则趁此议抚，亦省力之一法。”此尚不足深论。其时国内主弃南八城者，实为旗人。故知旗人以新疆为私擅之汤沐地，不得擅则颇欲割弃，盖不服其徒为汉人见长地也。时有库伦大臣志刚上言：“西事今昔不同，虑其阳不与我争而阴助之。宜于天山南北，安置兵勇，招徕农商，为深根固本之计。然后与两大从长计议，划定疆界，庶不至与接为构，进退维谷。”廷臣议者，亦皆谓“西征耗费过多，乌城、吐鲁番既得，有屯兵之处，当众建以为藩篱，借省兵力”。宗棠贻书总署争之。诏统筹全局，密速奏闻。宗棠乃合对俄、对英，陈其利害。略言：“我朝定鼎燕都，蒙都环卫北方，而后畿甸宴然。盖削平准回，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不可不预为绸缪者此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万里，一时不能无耗中事西之疑，圣意坚定不摇者，扩旧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疆，边军仍旧，饷不外加，疆宇益增巩固，可为长久计耳。今北路已复，惟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自更无抗颜行者。新秋采运足供，余粮栖亩，鼓行而西，无难挈旧有之疆土还隶职方矣。英虑俄蚕食其地，有所不利；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决无屈挠。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济木萨济木萨后改孚远县，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开垦，收获甚饶。官军高价收取，足省运脚。余如经理得宜，地方有复元之望。南路各处，以吐鲁番为腴区。八城除喀喇沙尔地多硗瘠，余虽广衍不及北路，饶沃过之。今已复乌鲁木齐、吐鲁番，虽有驻军之所，而所得腴地尚不及三之一。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至如前此之诘据靡措矣。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饷事匮绝，非速复腴疆，无从着手。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不容已。恳敕户、兵两部，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册，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肃州，俾臣得稽考旧章，斟酌时势，以便从长计议。奏请定夺。”

奏入，议乃定。盖英人之无理要求，本尽出中国人情理之外，乃旗下亲贵自有此主张，而朝士或附和之，足为外人张目耳。时金顺又有“愿以本军，乘俄用兵土耳其，袭取伊犁”之议，宗棠则贻书总理衙门，谓：“北路兵力未必足恃，即有把握，亦无容舍堂堂正正之旗，为乘间抵隙之计。纵目前因事就功，将来必更难了结”，乃止。于此知宗棠决不冒昧图功，非万全不力主其说也。

是年八月朔，锦棠遣军启行，趋开都河。白彦虎已壅河漫流百余里，阻官军。师行绕道百余里始达。九月朔，抵喀喇沙尔。城内缠回已为白彦虎掠去。城中水深数尺，庐舍荡然，招回避乱之蒙古数百人，令迁幕至开都河东，以实后路。初三日，收复库尔勒城，城亦已空，掘窖粮得数千石，救食乏。侦城知所向，待粮三日复进。及之，则步骑数万，以远镜瞭之，持械者才千余人，余悉老幼回民挽车牛杂遝以随。乃下令惟执械者斩。寇委难民去，追及，败之，遣军护难民还。初十日，再及贼，败之。次日收库车。自库尔勒六日驰九百里，拔难回约十万。宗棠遣员随军设善后局，招耕牧，筹籽种，治涂造船，以通商贾。缠回争思归附。白彦虎经拜城，与安夷夷目掠城外缠回，城内回闭关拒之。十五日，官军至，拜城回开城迎降。十六日，追及贼于上下铜厂，连败之。十七日，度戈壁百四十里，十八日，薄阿克苏，城回十万出降。白彦虎见官军日近，乃与安夷分窜，冀各缓其死。安夷窜叶尔羌，彦虎窜乌什。锦棠不以寇分而自分其兵力，乃令数将缓安夷而专追彦虎。十九日，行戈壁八十里，俘其渠马有才等。二十日，再败之乌什城东，遂复乌什。彦虎仍由布鲁特边遁喀什噶尔，与安夷合。于是东四城皆下。东四城者，最西乌什，稍东阿克苏，迤东而库车，而喀喇沙尔是也。东四城距三千余里，以二十日取之。锦棠开西宁道缺，晋三品京卿秩，备大用。余诸将给奖有差。

十月初二日，张曜军由喀喇沙尔进库车。有回酋麻木尔，自库车南之沙雅尔遁还阿克苏西南之哈番。至是，谋袭库车官军，锦棠自阿克苏侦知之。初七出兵，初九日击哈番回，破之，解散其众，麻木尔受创遁。时西四城犹在安酋手：伯克胡里自踞喀什噶尔，其南英吉沙尔，又南而偏东叶尔羌，再南而东曰和阗。和阗距喀城最远，其伯克名呢牙斯，围叶尔羌以应官军。伯克胡里愤甚，率众救叶尔羌。呢牙斯败走，降张曜军。伯克胡里进踞和阗，其留守喀城酋名阿里达什，于白彦虎之失乌什而来投，拒不纳。而喀城原有从逆之守备何登云、章京英韶，及满汉兵弁数百人，守汉城反正，使使迎官军。阿里达什保回城以攻汉城，告急于和阗。伯克胡里方以复保西四城，向外国英、俄两边告捷，闻警，弃和阗奔回喀城之回城，且先属收纳彦虎自助。锦棠方自阿克苏遣军将攻叶尔羌，而喀城汉城反正并告急之使至，乃分军三道取喀城，期以十一月十四日入喀城。十三日日中，两路进取之军皆抵喀城，距数十里之外。锦棠自统之兵，方进驻叶尔羌、和阗间冲要，以为声援。贼候骑猝遇官军，急归呼言：“大军至矣。”缠回皆骇溃，安酋禁杀不能止。安、白两酋皆逃走，其党犹城守。夜三鼓，军抵城下。骑贼出战，汉城降弁凭城大呼助威，贼大败，守城贼亦尽走。未明而克喀城。追获著酋于小虎、马元、王元林等。白彦虎、伯克胡里及阿里达什遁入俄。锦棠师截歼逸贼，疾驱而前。十七日复叶城，二十日复英吉沙尔，二十九日复和阗。于是南疆西四城皆下。俘故帕夏四子三孙及妻女，按律治之。磔于小虎、马元、麻木里及倡乱之金相印父子于市。诛悍党安回、缠回、陕甘回千一百六十六人。新疆平。以次查各城流寓番夷：英国有商官商人凡十人，乳目国有洋操教习二、商三，阿剌伯人三，皆给资遣还国。印度痕都斯坦及回部各国人五千余，去留听自便。希鲁特本分十九部落，喀城西北五部落已附俄，其余十四部落附安集延，至是附安者求内附，纳之。嗣是，四年十月、五年正月，俄迭纵逋回犯境，皆擒斩极多，并由回目捕献其来寇之酋阿里达什。迨俄交还伊犁约定后乃已。新疆之改行省，亦在俄约定后，事由锦棠主政。其郡县名与旧设治之沿革，《史稿·地理志》详之，不具列。

附：俄还伊犁始末

俄乘乱据伊犁，由其驻使以代收来告，事在同治十年五月。并告将收乌鲁木齐。其地有结团自保之汉民徐学功等，非纯在乱回手，故不得逞而退。伊犁已为俄据七八年，而后回疆平，而后索返之事起。盖据伊犁在金积堡下后、宁夏始告肃清之日。光绪元年五月，俄兵官索思诺福斯齐等五人，奉命来华，取道甘肃出关归国，至兰州，谒宗棠于节署。是年正月，英翻译官马嘉理在滇为腾越官军所戕，英使威妥玛扬言：英将调印度兵由缅甸入滇，结俄兵由伊犁进，以牵制西师。既而有俄使过陇之事。廷议皆疑其受威妥玛指，来观我虚实，告宗棠毋示以暇。宗棠复总署董尚书怐书，略谓：“我复旧疆，与英无涉。英欲越缅甸开市滇边，以销鸦片，非各国共有之利，必不甘附和。由缅至滇，非用兵地，以主制客，不为利诱，地险心固，足捍吾圉。此时乃与显起衅端，亦不可专以柔道牵之。至俄使奉命来在上年，何知有马嘉理事？何从受其指使？至则坦怀示之。陇祸已十数年，无可掩覆。”至是，果至，宗棠引居节署，间日一会食，询以外传与英有约之事。俄使言：“英人叵测，俄与中国从无衅端，国主意与中国永敦和好。伊犁驻兵，乃防回侵害。俟中国克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以交还。”又言：“此行意在请由内地开通茶市，径运陇边。”宗棠念俄已于恰克图通商，此请径销茶引，正可杜私贩。自我定厘税章约，许以边事定后徐议。俄使即以关外粮运艰，自请代购其国，径运古城，欲速师期以通茶运。相与订约而别。

二年六月，官军复乌鲁木齐，北路略定。宗棠奏言：“新疆与俄毗连，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不但措置乖方，动多妨碍；即语言交际，偶尔失当，亦启猜嫌争执之萌。臣奉恩命督办新疆军务，身在事中，利害安危，不敢不引为己任。应恳敕下将军、都统、各大臣，于俄人交涉事件，除本有定章，应各照常办理外，遇交涉新疆者，应咨臣定见主办；不必先与商议，致远人无所适从，庶径路绝而轨辙互通，论说少而争辩自息。”从之。于是议者谓：“俄人始约克乌鲁木齐、玛纳斯，交还伊犁。各城已复，当与即申前议。”宗棠以为北路鲜当一面之才，即与旁缘旧说，必多要挟。即收回后，或别有意外之虞，翻难兼顾，不若姑以此委之，得一意南路，南路平即伊犁亦为不索而还。既而兵事愈顺，京朝益议交还伊犁。驻京俄使数以边境商民交涉各案未结为词，宗棠皆为平情定谳以报。三年十二月，新疆悉平，叛回渠魁遁入俄。四年正月，宗棠请敕总理衙门，与俄使按约索取。复饬金顺移书俄边官，以还伊犁、交叛逆两事并议，而许以重犒。久之不报。是秋，俄藉贸易给白彦虎等路票，入边为寇，擒斩甚众。五年正月，俄复纵逋回犯边，亦多击斩。时朝廷已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与俄政府议收还伊犁事。据宗棠奏俄据伊犁后地方情形：“伊犁西面旧有拱宸、瞻德、广仁、塔勒奇四城，均弃而弗守，倾圮殆尽。绥定一城，近以之杂置陕回，距伊犁仅三十里。伊犁大城人烟甚少，俄兵及商户均萃居东面惠宁、熙春、宁远三城，而金顶寺烟户尤多。伊犁管事俄官名马伊尔，品秩不过中国同知通判之类。主伊犁之事者，七河巡抚也。七河一作七水，其官为固必纳三尔，其名为喀尔怕科斯克依。所驻阿尔图，地属俄境，在伊犁西八百余里。其兼辖之官，名图耳齐坦总督，名为克复满，亦呼高伏满，自称代国大臣，驻浩罕故都塔什干城，距我喀什噶尔不过数十程。”云云。观此知俄于伊犁并不设重兵防华，金顺辈之欲以兵袭取，自是无识之谈。袭取不患其不得，交邻固不当轻以兵相见也。

崇厚使俄，在四年五月。其后，以俄屡纵逋回假通商为名入犯，奏请俄人未交伊犁以前，应禁其通市。五年三月，崇厚奏言：“俄人于还伊犁以通商、分界、偿款三端相要，而先请沿边弛禁通商。”廷议通商地方太广，界务复图侵占，偿款又无的数，诏崇厚不可急于索还伊犁，遽行弛禁贻患。下其书于宗棠，宗棠亦剖析其利害甚切。至八月，崇厚遽依前议，迭电报称约章见皆定议，于八月初八日，起身赴黑海画押后，即回京复命，并将现议条约十八款摘要知照等语此语见宗棠奏中所叙八月二十三日上谕。盖此约为崇厚与俄皇面订。中国有全权使臣，俄国即君主身任，并无留待批准之手续，此见曾纪泽与总署书。崇厚曾任三口通商大臣，曾以全权大臣订中国与丹麦通商条约，曾承办中、葡换约事宜，未尝非经过订约之熟手。纪泽又谓其牵于私事，回华太急。则其匆匆画押，直是为早作归计。一时舆论哗然。洗马张之洞特疏，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等公疏，皆请立诛崇厚，宣布废约。今观其索偿不过二百五十万两，所不足计。通商设领事虽多处，在当时为大患大辱，较之后来开埠日繁，未为甚病。惟分界，于伊犁西以霍尔果斯河为界，已画进数百里；南界于伊犁山外特克斯河流域，悉割予俄。伊犁之通道南疆，越天山而行者，本有两路，皆在此特克斯河流域以内，割去则只可通乌鲁木齐，再与南疆相接。伊犁将军旧兼辖南北，今无可达之道矣。塔尔巴哈台城，界址亦改。照同治三年议定之界，画去地段不少。尤无理者为南界。伊犁本天山北路重镇，乃不得复自达于天山。此盖除中国之使臣，旗员之奉使，必无更有冒昧及此者矣。朝命逮崇厚下狱，以六年正月初三日，命曾纪泽使俄，改订条约。俄亦接受新使，惟以旧使入狱为辱及俄皇。纪泽电请宽释，以全颜面，乃允开议。惟索全权字样，且一不合则云派员赴华，与华政府直接商订。婉转磋商，卒将特克斯河争回，余亦无大更改，然已为交涉之破格矣。方事之殷，宗棠以备战进驻哈密，舆榇而行。俄亦使兵舰游弋中国北洋，畿辅戒严。朝廷召宗棠入都备顾问，以刘锦棠代为钦差大臣。至七月约成。其于白彦虎等，锦棠主索回，俄以国事犯公例

相抗，卒以由俄圈禁定议。回疆从此不扰，又保数十年之安。当其时，左帅兵竞于内，曾侯名重于外，人材会合，力等回天。较之军阀称雄，舶来表异，微有殊焉。此可以觇士大夫之风气矣。

（三）云南回。回之变也，多由聚族而居，与汉人痕迹不化。始而以汉藐回，迨天下多故，则以回仇汉，而汉人无以御之，则变作矣。故回有地域与宗教之系著，陕甘、新疆尚不尽一气，云南与陕甘、新，更隔绝自为一系。湘中良将，未暇及此。贵州平苗，尚出湘军之席宝田、刘岳昭辈。戡定滇回，大功成于岑毓英。岳昭虽督云贵，亦惟虚己听之。毓英自有部属，自有节制。盖惟此一隅，不在湘军建绩之列。

今先言滇事之起因。滇自汉至于唐初，亦为中国郡县地。《新唐·地理志》：“戎州、姚州及泸州三都督府，所隶诸蛮州九十二。皆无城邑，椎髻皮服。惟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天宝末，诸蛮中南诏蛮蒙氏据有其地，旋自立国号大理。”辗转易姓改号，自五代石晋至宋，皆称大理国。宋末元起北方，当理宗宝祐元年，即元之宪宗三年，灭大理，复为蒙古统地。时蒙古尚未取宋，先有云南。其色目种人，自西域回部移来者至夥。云南回民之多，盖自此始。回、汉相仇之事，自来不可胜数，至道光间，汉、回互斗，焚杀几无虚日。贺长龄为云贵总督，二十五年十月，永昌府又有回众纠众肆掠之事。迤西道罗天池杀戮永昌回民，指为内应，歼除几尽。回益怀愤报复。长龄以办理不善降调，代以李星沅，稍理其纷。未久，调任两江，又代以林则徐。是时梗法为暴者，与其谓为回民，宁谓实由汉民改变。回以被迫而控之官，省不能理，至控之京部。官不庇汉以虐回，提犯鞫讯。而汉民先以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桥梗道，抗敌拒捕闻矣。惟亦有回人滋事者。则徐所谓“止问良莠，不问汉回”，自是正办。然粤乱渐炽，贤长官不能久任滇中。汉、回相仇，回以种族、宗教之结合，心力易齐。汉以各地之土豪，逞其势力于一地，至回合各地以成众，则声势不相侔矣。于是遂成十九年据地僭号之祸。

僭号之回为杜文秀，以大理为都，久攻始下。其在道光时，则受汉民所欺压，挺身赴京控诉，而为呈首者也，非不奉法之乱民也。后又助林则徐缉获乱党，且有功于平乱者也。此事近罕知者。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保山回民滋事，公奏亲临督剿。……中途闻弥渡有警，乃疾趋先击之，一鼓扫荡。保山匪徒闻风震慑。公未至，即呈请缚献。公素侦知首要各犯姓氏。别有杜文秀者，机警多智，曾入都控滇事，公抚而遣之。入贼巢，按名就缚，无一人遁。公详列各犯罪状，五雀六燕，悉当罪。即汉民有勾煽附和先事凌激者，亦一一穷治之。中外詟服。

此言缉回犯，以杜文秀为眼目，所得悉当罪。别言汉民有犯六穷法，所以别于文秀所侦之回。文秀赴京呈控者汉人，若缉汉犯，自不能托之文秀。然则文秀以回人缉回犯，不以同教推诿，其初固深自效于大吏者。但保山之役，罪在地方官过于袒汉，多戮回人。犯法亦以汉人为甚。文秀即为保山事京控。其助官缉犯，当是保山以外案犯。录《国史》旧传《林则徐传》：

二十七年道光升云贵总督。时云南汉、回互斗，垂十数年，焚杀几无虚日。则徐抵云南，适回民丁灿廷赴京叠控保山县汉民沈振达，串谋诬害，劫杀无辜。经地方官提犯鞫讯，汉民遂纠众夺犯，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澜沧江桥，道路以梗。永昌镇道举兵往擒，汉民遂拒捕。二十八年，则徐督兵赴剿，途次闻赵州之弥渡有客回勾结土匪滋事，遂就近移兵剿之，破其栅，殪匪数百，并抚恤受害良民。赵州底定，保山民闻风慑服，缚犯迎师。则徐按其罪重者百数十人，立诛以徇，复乘势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拒捕戕官诸匪千余名，置诸法。

据此，知汉、回仇杀，在云南历年已久。保山为汉人犯重，他处回犯正多。传言京控者为丁灿廷，据则徐奏议，则丁灿廷与杜文秀皆为迭次控辞呈首：

则徐有饬提永昌京控人证，未据报解情形片，内言：“两起回民京控，钦奉谕旨，交臣等审办。其原告丁灿廷等一起，于十月十七日由部咨解到滇。又杜文秀等一起，亦于十一月初三日咨到。”

是两起京控之原告，文秀确居其一也。

则徐又有审明丁灿廷等两次京控折，内言：“十一月内，又准部文，奉旨：‘此次复据云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刘书等，挟嫌藉端，诬控从逆，致被搜杀抢掠。迨招抚回籍后，又被杀害多命等情。’”

文秀等所控，亦不尽系汉人。文秀之未婚妻，即为回人带去窝藏，并杀其妻父，但为署知县嗣代府事之知州恒文所用之家丁名黄贵者为之，并经惨杀其家多命。溯其起衅原因，则缘道光二十五年四月间，有已经歼毙之陕省回匪马大等，在保山板桥地方，唱曲讥笑汉民，被逐起衅。汉、回互相纠众，仇杀焚掠。经永昌文武带兵往拿，回匪率众拒战，戕害大小营员及兵练多人。各处汉村回塞，彼此互烧。其烧毙、杀毙之人，事隔数年，难以追查确数等语。此唱曲必是山歌。南方山歌，原有专练相骂歌无数。彼此以歌词多而恶毒，层出不穷为胜。若在惯用械斗之处，必为启衅之一大原因。

至其助乱壮胆之资，则又有紧皮药，服之刀砍不进，枪打不透。此似即义和拳等方法。今之大刀会、小刀会，亦多有此语。昔之小说所谓金钟罩、铁布衫等法，似亦其类。

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告病去滇。明年，金田事起，朝廷不暇多问边远事，不成兵祸者不见官书。而于咸丰三年六月，东川府属回起事，总督吴文镕带兵出省剿办，报迭有斩馘，其首匪马二花仍不获。至九月，滇督已易罗绕典，匪尚据东川之翠云寺小雪山。护总兵王国才奉檄穷剿，擒获马二花及余匪，安插难回一万三千余人，东川寻甸始平。具见国史馆罗绕典、吴振棫等传。可知回变历年未息。是时中原骚乱，邻滇之黔、桂两省亦群盗纵横。滇省内又有猓夷、摆夷等出掠。朝廷以全力御太平军，远省之兵事、饷事，听省自为计。大吏坐困无术，则听将领料民为兵，就地征饷。骄将悍弁，所以对地方者益不可问。五年，而杜文秀起迤西之蒙化厅矣。

文秀之起，官书皆甚隔膜。至后专剿迤西时，始揭其名。同治十一年克大理时，滇督刘岳昭、滇抚岑毓英奏捷疏中言：“杜逆倡乱，历十八载。”则自其年上推十八年，知为咸丰五年也。又同治七年，毓英始擢巡抚，疏陈军事，首言“杜文秀窃踞迤西，十有三载，根深蒂固”。自其年上推十三年，乃系咸丰六年。盖五年起事，六年而踞有迤西也。《东华录》于咸丰五、六年间，屡言汉、回互斗滋事。又言回民抗粮，朝廷与疆吏皆存一敷衍之见。疆吏讳重为轻，朝廷不求甚解。当时总督为恒春，出省剿贵州苗。巡抚为舒兴阿，其奏报谕旨，有如儿戏。如六年五月甲戌十八日，舒兴阿奏：“楚雄回匪，迭受惩创，剿抚兼施，尚易得手。惟寻甸悍匪，理喻不从，地方多被扰害。现已飞调昭通、开化各镇兵，相机剿办。”得旨：“寻甸岂不能剿抚兼施？若必期剿洗殆尽，焉有多兵？但不可迁就了事也。”此盖以寻甸属迤东道，逼近川、黔，为省城通内地之后路，不能抛弃。楚雄虽已在大理之东，距省不远，然尚属迤西道辖，意将置之度外，以一抚字掩饰了事。而谕旨则并不责其兵取迤东矣。是时滇事，朝廷与疆吏互相粉饰，究其实状，乃从旁见侧出之文，略知咸丰六年乱象。刘岳昭等同治十一年折，有追叙文云：“咸丰六年，提臣文祥调川军助剿，克红崖，围宾居，而东西各回围省。退兵还援，则弥渡、云县失矣。”宾居塞在宾川州，红崖当即宾川州之赤石崖，与赵州之白崖为对。弥渡镇在赵州，云县即大理之云南县。据此知大理初陷，提督尚调邻省兵赴剿。宾川、赵州、云南，皆大理所属州县，而省城于是被围，遂加陷数地。又《史稿·忠义·谈树琪传》：“咸丰六年，以知府候补云南。先是，云南各郡县汉、回相杀，回人据大理诸州县。树琪至滇境闻变，遣家属还，间道至省城。次日，城门昼闭。……初，树琪以部郎出守贵州，苗匪乱，办贼有声。……大吏率遣树琪及副将谢周绮防堵碧鸡关。关去城三十里。……树琪旋遇害。时六月二十六日，距至云南仅七十余日。”是即六年省城被围事，而大理则早被回据。树琪于抵滇境时已闻之，必是春间之事。《东华录》于六月十六日辛丑谕，据滇抚舒兴阿有“回匪勾结日众，现饬分股剿办”一折。又另片奏“汉、回仇斗，势难姑息，拟次第查办”等语。八月初二日丙戌，又奏西路剿匪获胜，及剿办海口回匪各一折，并不言省城被围。朝廷亦方饬滇督恒春由黔回滇，仍令其酌度情形，先其所急。初九日癸巳，谕本日侍郎何彤云奏滇省回众滋事情形，略言：“当汉、回互斗之初，自应持平办理，迨至因焚杀而戕官，回已叛逆，汉无此事。地方官力持并剿之议，又尽撤各乡团练，而转募回众守城。现在迤东、迤西各属，回势燎原。海口、碧鸡等处，逼近省垣，回皆屯踞。非大加惩创，不能使之畏威敛迹。”并保前任知府彭崧毓及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垿、总兵周凤岐等，办团练佐兵力。劾从前纵回、袒回诸员，责令恒春、舒兴阿查照商办。并询恒春能否回滇。旋又谕恒春奏贵州剿办吃紧，未便折回，

惟为滇请兵请饷，朝廷亦无如何，惟饬四川助兵二千，筹拨三四万金，往资接济而己。九月十九日癸酉谕，乃由恒春奏澄江、临安两府几无完区，海口未能获胜，姚州未复，浪穹失守，大理被焚，开化滋扰等语。于是三迤皆乱区，滇乱不可复掩。诏恒春回滇督剿，而舒兴阿仍奏回方求抚。十二月十五日戊戌，又以恒春奏，迤西大理、永昌，迤东开化、广南，回仍猖獗；责舒兴阿前奏难信。二十四日丁未，又谕有人奏滇回猖獗，总由官意专主抚，致堕术中。大理绅民赴省请剿，舒兴阿置若罔闻，现患怔忡，任信门丁巡捕，表里为奸，着恒春查奏。七年正月，恒春奏回省调度，依违剿抚之间。谕旨责令出省剿办，恒春复奏在省可以兼顾，不敢出省。舒兴阿旋乞病回京，回又逼省垣。六月初一日夜，恒春与妻博禹特氏在署皆自缢，乃调前曾任滇抚之川督吴振棫督滇。

振棫，杭州人，承平文学侍从之才，原难倚以戡乱。时回虽猖獗，汉亦不弱。惟回有特殊结合，其势见强。官无用汉人之方略，思倚外省之兵、之饷，则方太平军益炽，无可征调，益成坐困。苟幸抚局羁縻，益摧散汉人抗回之力。振棫由川来，前所谕拨之川兵川饷，可以措办携来，暂供支柱。回于省吏，但得事事听命，即任其存在，亦无相害之意。其所谓抚，有求割地言和之意。省吏虽不敢明许，终以抚事上闻。即明明不剿，不啻默许连和矣。振棫未至滇，犹奏言：“必需大兵巨饷，痛剿一二处，方可就抚。”七月二十五日甲辰，得旨称奖。迨行抵曲靖，即奏：“籍绅黄琮、窦垿，办团设局，刻关防，贴告示，令民集团杀回，以致回乱蔓延。”等语。谕琮、垿革职，交振棫查讯治罪。事在十一月。旋御史陈浚、尹耕云奏：“吴振棫办理失当，恐误地方。”吴焯复复奏：“愚民误会，恐团练解体。”朝廷方倚振棫，谕斥言官为颠倒是非。盖中外希望抚局或有成也。四月，振棫奏至，则大理回蔡七二陷顺宁府城。七二为杜文秀姻娅，见《湘军记》。五月，振棫又奏：“回民就抚，省城解严。经叠次推诚晓谕，汉、回均各输服。并据回人出具永不滋事甘结。

其屯聚省城外之回民二万余人，咸已解散，地方肃清。”是为振棫敷衍叛回，暂促离去省城之局。至十一月，遂乞病去，以巡抚张亮基代督滇。亮基荐按察使徐之铭升巡抚。之铭以剿匪自命，躐跻高职，实倾险挟回为重，亮基不能制。十年十月，亮基又乞病罢，之铭复疏请留亮基。诏候新督刘源灏至乃行。亮基在滇不敢发之铭事，源灏久不至，明年，亮基径去。二月，至湖北，疏陈之铭罪状。会云南布政邓尔恒，前总督廷桢子也，升陕西巡抚去滇，于曲靖途次为贼所杀。亮基亦奏“传闻系候补副将何有保之练丁所为”，并有“抚臣主使”语。朝廷罢源灏，改任潘铎督滇，并命亮基督办云南军务。之铬嗾所抚回将马如龙等拒亮基来。同治元年，铎先至滇，奏邓尔恒狱正犯何有保已毙，之铭主使无实迹，候亮基来再会同查办。又以马如龙可用，澄江知府岑毓英有将材，皆为之铭所识拔，密陈之铭尚能抚回。朝命改亮基署贵州巡抚，以羁縻之铭。未几，之铭文檄杜文秀之叛党马荣署武定营参将。二年正月，荣忽率二千人至省，踞五华书院。铎令迁出，不应。自往谕遣，被杀，并杀府县各官，纵兵大掠。时毓英代理藩司，独立藩署拒战。马如龙来援，荣乃率众携所掠去。回众戕总督，已拥其掌教马德新为总督。之铭故谄事德新，以联络回众。及是，如龙逐德新，取总督关防授之铭，之铭遂以巡抚让如龙，如龙不受，遂令署都督，一切拱手听命。是时云南如化外，之铭疏但报杜文秀勾匪犯省被却退而已。论者谓之铭与乱谋。朝命褫职，以劳崇光为督，贾洪诏为抚。皆不能至，数年无督抚。兵事由岑毓英、马如龙为主，而毓英乃卒成平乱之功焉。之铭未就逮旋死，死时尚保毓英、如龙滇事所赖，其言亦验。后虽有言之铭罪者，朝廷亦不究。

毓英，广西西林州附生，咸丰初办团保县丞。六年，带勇入云南，投效迤西军营，转战至迤东。九年，有克宜良县功，即署县事。十年，有偕参将克路南州功，即署州事。方丁报，以之铭奏不令解署任。十二月，兼署澄江府事。十一年正月，剿毁澄江贼垒。时马如龙尚为迤东叛回酋帅，毓英屡破其众。杜文秀僭号大理，授如龙职，不受，遂有隙。如龙自据近省诸州县入寇，势骎盛。迤西杜酋复陷楚雄、广通、禄丰诸城，亦逼首垣。之铭主抚迤东回，其酋如龙亦自陈为殉难九江镇总兵马济美之侄，三世效忠，愿反正。毓英檄往谕，如龙听命，献所踞八城。之铭即奏毓英暂代藩司。如龙迳令署临元镇总兵，留省襄解抚事。朝廷以为投诚叛酋，遽擅授镇将，谕张亮基、潘铎查办。嗣纳骆秉章言，暂置不问，以羁縻之。遂授如龙鹤丽镇总兵。如龙旋出剿临安回。二年正月，马荣之变，毓英率所部粤勇千余人，与弟毓祥、毓宝、毓琦死守藩署，密驰书如龙，以大义趋赴援。乃夹击歼贼。时滇民健者：杨玉科、李维述，皆从毓英，以战回为荣。盖滇事起于汉、回相仇，误在大吏怵于回强，务抑汉人以媚，汉人无所凭借，惟毓英以粤勇来，久战有功，汉人有材力者附之，毓英之军益盛。如龙则拥回众为一军。文秀贻书掌教马德新，斥如龙自殊同教。如龙亦驰书迤西，数文秀狂悖，德新不明大义，劝回众勿为所惑。德新入省，申割地媾和议，如龙力止之。毓英方进兵迤西，屡复城邑，而迤东回马荣、马联升等复陷曲靖各邑。毓英回救，所复地复尽失。毓英与如龙分下寻甸、沾益诸城，尽擒马荣、马进才、马联升诸酋，剖荣尸祭潘铎。四年，迤东平，如龙加提督衔，赏效勇巴图鲁号。毓英加布政使衔，赏勉勇巴图鲁号。五年，毓英署布政使，劳崇光方入省就督任，乃命如龙主迤西军事，图大理。毓英出省剿贵州猪拱箐苗，清后路。猪拱箐隶大定府之毕节县，毗连云南昭通之镇雄，四川之叙永厅，险隘，为三省毒害。楚军刘岳昭、席宝田用兵贵州，久未竟功，朝廷方拟以主军，同治四年，授岳诏云南布政使，以援贵州，未赴，五年正月，复擢云南巡抚。川、黔大吏争留岳昭蒇黔事乃行。劳崇光乃檄毓英由滇

入剿，毓英约百二十日，以滇军独任猪拱箐事。如期克之，仅逾四日。时在六年六月。七月，又攻克海马姑。崇光卒于滇。如龙征文秀屡失利，联升部回练多通文秀，如龙称疾还省，文秀大举东犯，连陷二十余城，省垣告急。岳昭奏令毓英回师，朝旨亦催岳昭赴滇。如龙既失回众，专倚汉兵守省城。其冬，毓英凯旋抵曲靖。七年正月，迤西回迭陷附省各县，新督张凯嵩未赴乞病；诏以岳昭升总督，毓英为巡抚。迤东回马添顺距寻甸应文秀，如龙部回弁亦倒戈，毓英将李维述救之乃免。嗣是如龙昵就毓英，无复角立志，滇事待毓英而办。岳昭亦散遣其弟岳唆军，专倚毓英。是年，文秀遣巨股应寻甸，迭进迭退。省城粮路再绝再通。八年五月，岳昭诸弟岳曙、岳唆攻克寻甸。八月，省城围解，岳昭入省。是年，再定迤东。惟澄江、新兴尚未下。迤西军事，亦克楚雄，至弥渡，进围蒙化，距大理百里而近。至岁杪，收宾居及丽江，攻克剑川、缅宁，围永昌、腾越、威远、姚州。九年正月，克威远。二月，澄江回又出犯，新兴回亦得援袭陷围师营。毓英自将攻澄江，如龙自将攻新兴，岳昭亲至观地势。四月，杨玉科克姚州。姚州回悍，攻之三月余，地雷再发乃克。五月，如龙克新兴。澄江至十年二月乃克。时大理北已略定，官军已复三十二城，攻广西州弥勒县之竹围，逾一年乃下。回举火自焚死，无一降者，其悍如此。十一年，东南两迤悉平。迤西惟大理及顺宁、腾越未下。杨玉科方攻大理，十一月，毓英抵大理，督将士断顺宁、腾越来援路，直薄城下，掘地轰城，夺东南两门。回犹守西北门，及文秀所筑内城，谓之王城。文秀自出战而败，退入内城服毒死，部将以其灵舁献，并其伪帅印。毓英以为诈，悉斩之。限城内余党三日内缴械出城，其党约半年。毓英饬玉科选死士二百人，入城收械，严布重兵于城外，夹击之。斩其将军、参军等三百余名，生擒其大司衡杨荣、大经略蔡廷栋、大冢宰马仲山，磔之。岳昭、毓英奏言：“杜逆倡乱，历十八载，攻陷五十三城，西及四川会理，东及贵州兴义。伪造禁城，规僭王制，与东南巨寇，并驾一时。官军四次西征。咸丰六年，提臣文祥调川军助剿，克红崖，围宾居，而东西各回围省。退兵还援，则弥渡、云县失矣。九年，提臣褚克昌攻鹦鹉关云南驿，而馆驿澄江回众攻陷广通、楚雄、镇南以袭其后，则褚克昌之全军覆矣。克昌败死在十年。此云九年，乃克鹦鹉关时。同治二年，臣毓英在署藩司任内，连拔景东、镇沅、永北、楚雄、广通、定远，进规镇南，而马联升、马荣率沾益、寻甸之众，占据曲靖、马龙、平彝。撤兵回顾，而大理之役遂不果矣。六年，提臣马如龙甫至定远，前军失利，而合国安、杨振鹏等内外勾结，连失定远、楚雄以次二十城，则省围几莫解矣。皆由东南党援未除，则迤西寇氛益炽。故先从各路征剿，克曲靖而东隅固，解省围而内患清，复澄江而内地宁，平临安而南徼定。内顾无忧，远图易举。臣等所以先事东南而后专事迤西者，职是故也。”是月，李维述、杨玉科克蒙化大小围埂，为文秀倡乱地。十二年二月，杨玉科克锡腊，蔡标克猛郎，玉科克顺宁。四月，玉科、蔡标克云州，和耀曾克小猛统。五月，李维述克腾越，云南平。玉科、维述为骁将。玉科初事毓英，骄蹇，尝杀仇，持其头谒毓英，意诘责即为变，毓英笑释之。维述骡马为业，不知有荣贵，及奉朝廷赏搬指，适与指合，惊以为天子圣神，益效忠尽。所设市肆，悉以巴图鲁名号名之，憨直荣幸朝命如此。其他诸将：和耀曾、蔡标、段瑞梅、夏毓秀、何秀林、杨国发、张保和，皆滇人，而从毓英积功为大将，皆滇之率练勇起家者。方事之初，大吏务媚回抑汉，摧败练事，不顾后路而坐围省中，或畏乱而不入省，皆不能收汉人为用，遂独以功名让毓英。毓英能用诸将，岳昭又善用毓英，并善用如龙以弹压回众，如龙以师事岳昭焉。此皆成平复之功者，举与前数辈有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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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629号

中国近代史 / 蒋廷黻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4

（中国大历史 / 马东峰主编）

ISBN 978-7-5682-1615-9

Ⅰ.①中… Ⅱ.①蒋… Ⅲ.①中国历史－近代史 Ⅳ.①K25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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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146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小 序

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是民国二十七年五六两月起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侯，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政府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

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即莫斯科，下同）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即涅瓦河，下同）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即斯大林，下同）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清政府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即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加增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加增。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般绅士觉得烟禁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俱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的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的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惟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加严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先没有办过“夷务”，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 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在还不是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的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成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他可是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做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二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慌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联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与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强的：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作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成立《南京条约》。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做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的多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惟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的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哪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看来，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和战问题。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夷倘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于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不料双方愈闹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许于二年后准外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调他入京，而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的上谕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态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的重，国家事看的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九年，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到了期。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疑，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始即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借此保存了。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即加尔各答）。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愤愤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陆路进北京。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 留守北京。奕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做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 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定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 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复她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千七百零一年）约有二千万（按：作者有误，此二千万应为人丁，而非人口）；到了嘉庆五年（一千八百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我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清军入关的屠杀，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倡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亦大大的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做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而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档案，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瑶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几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说：“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西历一八一三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做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稣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反清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庭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图湖南。他在长沙遇着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进攻。他在岳州得着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从道光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到咸丰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可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对洪秀全的运动是怎样应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是守中立的。太平军到了，他们顺从太平军，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他们又顺从官军，又贡献金钱。他们是顺民，其实他们是左右为难的。他们对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因为他们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够了。并且官军的纪律不好。在这期内，太平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一点。同时老百姓感觉太平军是造乱分子，使他们不能继续过他们的平安日子。太平军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惯，心中不以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他们干他们的事，对于官军及太平军无所偏倚。有组织的秘密会社则附和太平军，如湖南的哥老会及上海的小刀会。大多数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于反清一层，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汉人的耻辱，但是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土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余，打仗则简直谈不到。并且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做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做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做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确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借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个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惟独湘军能成大事呢？缘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打仗，缘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的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做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王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翼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翼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翼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政府的希望完全消灭。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政府，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的诚实的研究清政府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清政府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政府，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政府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曾国藩的革命事业，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他的守旧事业，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说过。现在我们要指出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回，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们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做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常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惶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李鸿章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业。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驶，所以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国。那末，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做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不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 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缘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做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做海军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做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做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做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生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擣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做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继郭嵩焘做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做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同治共十三年，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并且在同治以前，英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两国资本很多，资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国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的建设，大部分是利用英国资本举办的。结果英国的资本家固然得了好处，但是美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铁路，原是借比国（即比利时）资本建筑的。后来我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国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所以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然，国际贸易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英国的属地最多，尚且如此，别国更不必说了。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穷的。棉、煤、铁、油四种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么，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肆侵略。虽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譬如：美国的出口货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国、意大利从美国输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国主义，因为美国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销。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但是他们的扩张，还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阿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北方有捻匪，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我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纪，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中国绝不能平定回乱，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上，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哪里有这么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汉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做军事顾问。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做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崇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奉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在很长的历史里，我们的版图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央政府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

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借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一六○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摩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

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做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淮、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肆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哪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病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做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高丽。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是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又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着。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我们，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的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

一、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

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一八九四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借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缘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座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做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做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缘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r），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准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势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和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做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做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即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二十四年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利益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我的方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惟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做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做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做《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

《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做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做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借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清朝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等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政府的会党有关。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动摇了许多人对清政府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增加。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增加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的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政府，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政府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清朝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份，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借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清政府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一九〇五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一九〇六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缓和汉人的不平，反增加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清政府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清政府不过借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清政府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做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清政府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清政府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清政府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政府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缘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清政府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政府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是属于那一党派。却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政府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缘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体下做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做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做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做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做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纣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政府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清政府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做他的后盾。至于革命军，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够做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锟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的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在清朝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强。民国七年，俄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的近代化。在十九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洲大战，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于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做顾问。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

从十五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是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但是以下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

第一，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团结一致抗战。

第二，近年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我民族已踏上复兴之路。日本的军阀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录自商务印书馆本，1937年7月初版）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是同治十三年（西历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定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里当再讨论。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且在乌拉山（即乌拉尔山）以南，喀斯便海（即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时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合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么欧亚的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年始发现呢？这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的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我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我民族事业的正统。我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盛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礼是在印度洋沿岸举行的。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并未得着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年，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班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人眼光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万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

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二

葡萄牙的大航海家帝亚士（Bartholomew Diaz，今译迪亚士）于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发现了好望角。十二年以后，明弘治十一年，甘玛（Vasco de Gama，今译达·伽马）率领小舰队直抵葡人百年努力的目的地印度。在印度西边的各海口，甘玛采买了印度土产，如珍珠、胡椒、细布及香料群岛所产的香料，满载而归。这一次的贸易获利六十倍。弘治十五年，甘玛又率领第二次远征队到印度。他带到东方的资本约值二百四十万法郎。归国后，带回去的东方货物变价到一千二百万。但欧亚贸易在此以前是由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垄断，他们自然不甘心坐视别人攘夺他们的利源。而葡人尝了滋味以后亦自不乐歇手。正德五年（一五一〇年）的大战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新兴的葡萄牙。

彼时葡属印度总督阿伯克尔克（Albuquerque）具有绝大的野心。他想囊括印度洋及南洋各地，创立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正德五年，他占据印度西岸的大市镇果亚（Goa），且设总督府于此。次年，他的舰队又灭了南洋咽喉的满剌加（Malacca）。此举开了中西冲突之端。原来满剌加自明成祖于永乐元年（一四〇三年）派遣尹庆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后，历年谨修职贡；加上郑和在南洋的活动，尤对中国顺服。葡人灭满剌加就是并吞中国的藩属。中国如何应付这种侵略？《明史·满剌加传》于无意中形容实在极了：

“后佛郎机（即葡萄牙）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

换句话说，明世宗仅发了几篇纸上文章，以塞宗主的责任。难怪葡人要继续前进占美洛居（Moluccas）。《明史》说：“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避邪，故华人多市易。”此段文字虽带浪漫风味，然离事实确亦不远。美洛居亦名“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所产物品为数百年欧亚贸易的大宗，也就是葡人及荷兰人在亚洲最注重的。葡萄牙在美洛居的侵略，中国更置之不理了。

西班牙的海外发展与葡萄牙同时，最初目的也是要到印度。因为哥伦布不知美洲的存在，误信了从欧洲向西直航为达印度的捷径。后来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初年发现了墨西哥及秘鲁的金银，才定美洲为他们海外发展的范围。所以马奇伦（Magellan，今译麦哲伦）虽于一五一二年（正德十六年）发现了菲律宾群岛，等到一五六三年（嘉靖四十二年），西班牙人始复来经营此地；再等七年，始占吕宋。中国与吕宋的关系比与满剌加或美洛居更密切。《明史》说：“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西班牙人对中国人实在是去留两难，留之则恐华人势力太大，致不能制；去之则岛上经济受损失。且中国人也去不尽，因为“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西班牙人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华人太多的时候驱逐些或屠杀些；平时则收重的人丁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驱逐过一次；三十一年，屠杀过一次，中外记载皆说死难者约二万五千人；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年），又屠杀过一次，彼时华侨共三万人，死者占三分之二。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妇”。到崇祯年间，连一篇纸上文章都无暇发了。这样的，我民族又丧失了在菲律宾的发展范围。

荷兰在爪哇也是这样对付华侨的。

这三国及后来的英国的侵略也是南洋的大变局。在欧洲人未到南洋以前，华侨是那些地方的社会及经济的高层，甚至有执当地政柄者。倘这种趋势能继续推演，则群岛未尝不可成为海外的新闽粤。可惜西人势力到达南洋的时候，我国无以应付，侨胞遂永远寄人篱下了。

有明一代，一方面闽粤的人民自动的冒万险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一方面政府至少在永乐及宣德年间，似乎又极端重视中国在南洋的势力。海外发展的条件岂不是齐备了？何以在十六世纪又这样的拱手让人呢？西人的船坚炮利及十六世纪的明廷之无远略当然是要紧的缘故。比这种缘故还根本的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明代政府及人民的海外事业各有其动机，且彼此不相关的。历有明一代，广州市舶司提举（即海关监督）的肥缺全是太监的专利。政府所派的代表到南洋去的，如郑和、尹庆，又都是太监。他们的使命虽说得冠冕堂皇，什么为国家扬威宣德，其实他们的目的岂不是为太监们去招徕？用阶级争斗来解释历史，我以为在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从地主或资本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惟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人压迫在外的侨民。实际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业的动机就是太监的私利。这个动机哪能促进民族运动呢？拿这种动机来与西人的动机比较，岂不是有霄壤之别吗？

三

从满剌加，葡萄牙人更进而到中国东南的洋面，初次在武宗正德十一年（西历一五一六年）。此一举中国又如何应付呢？当时中国并不守闭关主义。在葡人未来之先，中国沿海的通商已有相当的发展。暹罗、占城、苏禄、浡泥、爪哇、真腊、锡兰山、苏门答腊、榜格兰等国常有船只往来中国。但同时我们没有所谓国际贸易或通商条约。因为中国的政治观念，尤其自南宋以后，总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庭”，根本否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所谓通商，就是进贡。市舶是随贡舶来的。我的朋友张君德昌直称明正德以前通商为贡舶贸易时期。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表示他们的恭顺；在上国方面，我们许其贸易，并不因为我们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羁糜之而已”。这是双方条件的交换。因此，倘蕃邦偶不恭顺，我们就“停市”。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在此理论之上，我们设了各种法规，其中最要紧的是贡有定期，舶有定数。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理论及法规都成具文，其结果是贡舶其名，通商其实，甚至外人不到贡期或全不进贡的也来做买卖了。此中原因复杂，容待下文讨论。

葡人初次来广州的是从满剌加坐中国商船来的，贸易未发生困难。第二次（正德十二年），西人的记载说，华人初见其船只之大及葡人容貌的奇异，要拒绝通商；后见其行为和平，巡海水师又得重贿，就许了葡人在上川岛停船贸易。从第三次起（正德十三年），中葡发生许多冲突。由冲突到妥协经过四十年，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中国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

冲突的发生，第一由于葡人行为的凶暴，“剽劫行旅”、“掠买良民”、“恃强陵轹诸国”等形容词屡见于当时的奏章。并且这些形容词不是虚诬的，西人的记载可作参证。其实在十六世纪，欧人到海外去的，可以做商客，也可以做海盗。当时的道德观念并未明定这两种人的善恶，不独葡萄牙人如此。至于给事中王希文所说的，“烹食婴儿”，“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及庞尚鹏所说的，“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虽不免历代言官的夸大，亦可表示当时一部分人的印象。葡人这种凶暴，不但危害了中葡关系，且影响了全盘中西关系，因为时人当然把葡人当作西人的代表看待，而他们的行动容易使中国人以看待历代夷狄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初次的印象是不容易消抹的。

葡萄牙人大概从满剌加的华侨及广州沿海的商人探知了中国的贡舶贸易制度，所以他们初到中国的时候，亦借口进贡。但是进贡需朝廷许可，得列藩封以后，始可执行。葡萄牙之灭满剌加，是她得进贡的资格的大障碍。正德十五年年底，御史丘道隆曾说过：

“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藩，声罪致讨。”

葡萄牙的使者虽到了南京及北京，因满刺加的缘故及使团人员的失礼，于世宗嗣位之初（一五二一年），惨败而归：其舌人亚三伏法，正使Thomé Pires（即皮雷斯）死于广东监牢。

但是正德、嘉靖年间的中国人的心理也不是这样简单。经过几次的交战，尤其是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年）新会西草湾、二十六年漳州及二十八年诏安等役，我们知道了葡人火炮的利害。“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西草湾之役，中国得了几尊火炮，海道副使汪 送至北京，说其大者能击五六里。《明史》加了一句：“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于是“佛郎机”又成了利炮的别名了。我们虽与葡人打了好几次的仗，且是得胜了的，他们仍继续前来。《明史》说：“吏兹土者（在广东做官的人）皆畏惧莫敢诘。”

除威胁外，葡人尚可以利诱。利有好几种，有通商自然之利，法内之利，亦有法外之利。嘉靖八年左右：

“巡抚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诸藩朝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有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年用兵，库藏耗竭，借以充兵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蕃船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其中，利四。”

林富所奏的是国计民生，法内之利；此外尚有官吏从互市所得的陋规。此种法外之利之大，有非吾人所能想象者。因此地方官吏，在林富以前（及以后），“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

林富论民生的一节也不透彻。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如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十六世纪早已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作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我国士大夫对“商”没有正确观念，所以我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我们的传统观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天启年间，荷兰人想在广州通商，遭拒绝以后，用了一个新方法。《明史·荷兰传》有这一段：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宷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

潘秀及郭震诸人于是负命回福建去运动。高宷不但甘愿，且努力促成其事。他派了“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宷，即许贡市。酋许与之，盟已就矣。”但别的官吏或因分赃不均，或因不敢违旨开禁，不承认这个私约，事就作罢。

此种记载，倘无旁证，似难可信。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亦有同类记录。这时英商企图在华通商，苦无门可入。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经理柯克司（Richard Cocks）于是联络长崎华商商会的会长替他运动。一六二一年（天启元年）一月，柯克司报告公司说：“中国老皇帝已传位于其子，新皇帝已许我国每年派两只船去通商，地点定在福州。现在所缺的只是当地督抚的许可。”几个月后，他又写信给公司说：“中国商会会长负责交涉通商权利者已返平户。他说特许状已得到了。他又说他费了一万二千两的运动费。如公司的经理现在不理他，他必致破产。”这个商会的会长似乎是个买空卖空的投机者，因为这种活动没有先疏通北京而后再来对付地方官吏的。

我们近代对付西洋的方法，不外采用西洋的枪炮及雇用西洋的军人。西人近代对付我们，不外学我们疏通衙门的秘诀，且雇用汉人替他们跑衙门。双方均在那里仿效对方的长处。

现在我们应能了解十六世纪中西互市问题的上层理论及法规，和下层的事实。究竟促成互市的动机大于禁止互市的动机。因这种基本的趋势，当时虽有许多人反对，皇帝终发明诏许葡人在广东通商。

最初明令特许的通商地点是浪白滘。葡人最初在此岛旁就船为市，后来移居岛上。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舶口于濠镜”，由葡人“岁输课二万金”。“濠镜”就是澳门的别名。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是这样发生的。黄庆为什么要替葡人出力？他“纳贿”的钱从哪里来？中籍无明文的记载。西籍则说葡人善于运用金钱与中国官吏周旋。嘉靖十四年，中国还只许葡人在澳门停船：

“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苃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栋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逐专为所据。”

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一面又利其互市，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居住为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究安诘，制御安施”；一旦移居澳门，则“彼日食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我则制其死命”。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须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制其死命”了。这是我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秘诀。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性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为守口严密起见，万历二年（一五七四年），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国驻防军队主持。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年纳地租五百两。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关系。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并未抗议。这样，中国保存了“天朝”的尊严，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人都做了他们的好买卖。这个妥协方案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又适合于下层的事实及欲望。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四

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的秘诀，此外有别的缘故在。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余万两的净利。果亚总督给葡人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价值多到七十余万两。所以葡人自得澳门以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的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且葡萄牙的帝国政策最注重的是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其国内的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经过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一五八〇年（万历八年），其本国且为西班牙所兼并。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敌。葡属殖民地一部分就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称雄仅在十六世纪；到了十六世纪末年，她已自顾不暇，更谈不到进取。

西班牙也是十六世纪的大海权国，但是天主教教皇在分派海外区域的时候，把中国划归葡萄牙去发展。所以中国与西班牙没有要紧的关系。

荷兰与英国的海外事业的起始同在十六世纪末年。最初两国合作以抗西班牙。两国在亚洲都设有专利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司初到中国来通商的时候，葡萄牙人竭力怂恿广东官吏反对，因此英、荷两国初来通商所遇着的困难反比葡萄牙更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及澳门失败以后，就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向东北去占澎湖，以图与福建通商。“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澎湖。”后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人屡战，并严断接济，荷人遂弃澎湖而专意经营台湾。

彼时国人在台湾垦荒的已经不少。嘉靖末年，海盗林道乾曾据其地。天启初年，海盗颜思齐和郑芝龙也在此地住过。崇祯中年，芝龙降于福建巡抚沈犹龙，并受了明朝的官职。适福建大旱，芝龙就提倡移民于台湾，“鸿荒甫避，土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荷兰人不过在安平、鸡笼、淡水建立货栈和堡垒，“荷兰专治市航，不敛田赋，与流民耦俱无猜”。明亡，芝龙降于清朝，其子成功不从，据厦门一带的地方与清对抗。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成功进攻南京失败以后，遂率领部队去占台湾，也可说去收复祖业。荷兰人死抗，但在爪哇的总公司接济不上，台湾遂于顺治十八年重回中国。从此荷兰人与郑氏为仇而偏袒清政府，想趁机得与中国通商。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施琅夺取厦门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曾派船来协助。康熙帝还赏了“荷兰王”缎匹银两。从此公司得在厦门通商。

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清政府消灭明朝余党，借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谕，赐其国王”，其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话：

“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

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勚可悯。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只承宠命。”

荷兰人尽管恭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仍不能脱贡舶色彩。在十七世纪的前半，荷兰虽曾称雄海上，但其所注重地点是南洋群岛和印度，所以荷兰反明助清的行动虽饶有历史兴趣，中西全盘的关系并没有受荷兰的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前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消极。荷兰在澳门失败了，英人就觉得无试验的必要。驻日的经理虽曾联络长崎华商商会的会长，但以后怕上当，遂未前进。所需中国货物，英人在南洋或日本从华商购置以了事。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消极颇引起英人的批评。一六三五年，国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数资本家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来专营中英之间的贸易。次年这团体派了威得尔上尉（Captain John Weddell）率领四大船二小船来华，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得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

以后他大肆报复，烧了好几艘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需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不久英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东印度公司于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派船一只来华。那时适经大乱之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葡人口口声声的诉苦，说“鞑靼”人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这船白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回去。与中国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设法。一六七○年，公司居然与“国姓爷”郑经订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但需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湾设分栈。除供给军火外，尚派人教练郑氏的炮兵。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并且年年缩小。到了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二十二年，郑克塽薙发投降，台湾也入了清朝的版图。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英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清政府而占特殊便宜。

其实在十七世纪，英、荷海权膨涨（胀）的时候，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并无新发展。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同为通商，对中国的内战有所偏袒，但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关系。在这百年之内，近代世界大变局，在东南方面，进了一个凝滞时期。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末清初的传教事业特别注意。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的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学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我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我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我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五

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

俄国人于一五七九年（万历七年），越乌拉山而进侵西伯利亚，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其先锋队遂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亚洲北部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

中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争和交涉，我已撰有专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原载《清华学报》，中央日报社近有影印本）讨论此事，这里我仅需指出其有关于中国国际地位者。

第一，在俄国未占西伯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后，中西的接触添加了北疆的长线。从欧亚关系史看，我们可以说，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

第二，当时的人虽不知道这个变局的重要，但在应付上，他们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根据康熙二十八年（一八六九年）的《尼布楚条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的东北是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达到八十万方英里，比现今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其南都到海，都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岭的自然界线——在交通上及国防上，那时的东北是完全的。

我们在十七世纪能得这种成绩，一面是因为机会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处置得当。彼时西伯利亚的交通极不方便；俄国在远东的国力极其薄弱；俄人对远东的地理知识亦极缺乏；俄国最大的希望是与中国通商。因此，我们的外交困难并不甚大。同时康熙皇帝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则不为过甚。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们注意。事前，代表团得着皇帝批准的确切训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时候，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国的使者自居，中俄双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约，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约。彼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的江山已经稳固，何以康熙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万邦来庭”的态度呢？若说满人在那时尚未完全接受汉人的传统，所以能以平等待外人，那么在顺治年间，满人的汉化程度更低，应该更能以平等待人。顺治年间给荷兰人的“敕谕”，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引过，其态度的高傲也就够了。并且顺治十三年，俄国特使背喀甫（Baikoff）到北京的时候，因“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十七年，俄国使者又因“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在顺治年间，俄国已有意与中国和平交涉，无奈这些体制问题把交涉的路堵塞了。康熙的态度诚难解释，但此态度是外交顺利的一个成因，这是毫无问题的。

《尼布楚条约》的第六条也表示康熙时代清廷态度的特别。这一条说：

“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护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

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分。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

六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从此清朝统一了中国。于是清圣祖不但下决心来解决黑龙江一带的中俄问题，且在沿海通商制度上，辟了一个新局面。以先在军事时期，清廷曾禁人民下海，甚至强迫沿海居民迁居内地，以免他们接济“叛逆”。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下明诏开海禁。这个谕旨虽仅许了国人下海，并没有明文的许外人进口，但是事实上无论哪国人要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来通商者，中国一视同仁。所以在十七世纪末年及十八世纪来中国通商的，如奥国（双鹰国）、普鲁斯（单鹰国）、丹麦（黄旗国）、美国（花旗国）、比利时、法兰西均没有遇着葡萄牙在十六世纪及英、荷在十七世纪初年所遇着的困难。

同时清廷正式设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皆由各该省巡抚兼。按法律，中国的旧关税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圣祖的训谕说：“各省关钞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说过：“朕思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人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后的协定税则还要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极森严：

一、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刊本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本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于僻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税则不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

一、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柜，听本商亲自填簿，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其有不令商亲填者，将该管官严加议处。

很明显的，中国自十七世纪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且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约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约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须“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年，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年，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还多。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缴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约当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菜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且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等等。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图操纵市场呢？还是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年），“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人交易。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年，外商只能从各口的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五十年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吏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起，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

从十八世纪中年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第二，外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常把纳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这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得了专利以后，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且要担保外人安分守己。换言之，管理外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严了。

这些禁令的繁琐简直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象或理解的。“番妇”不得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须有“通事”随行；“外夷”不许坐轿；“外夷”不许学习中文，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移文到衙门，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禀”，只许用“夷”字，不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每年开市之初（秋末），官吏把这些禁令宣布一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的开导那班“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禁令的实在用意不外三种：（一）防止外人开盘据之渐；（二）防止外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无从告发；（三）防止外人熟悉中国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免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遂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七

幸而在十八世纪与中国的通商的最主要的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的政策由股东决定，股东的目的在红利。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买卖既大赚钱，其他一切也就将就过去了。又幸而在十八世纪，中国很像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印度适于是时瓦解；英国的注视是在印度与法国的对抗，所以英国只想用外交的方法来修改中国的通商制度。

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的希望。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英国外部遂采纳这个办法。不幸英国这次所派来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团也就折回去了。次年，两广总督福康安授意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希望公司派代表到北京去贺高宗的八旬万寿。经理们一则恐怕此中有奸谋，代表或将被扣留为质；二则怕见皇帝的时候，必须三跪九叩礼，逐未接受福康安的意思。后来公司的董事以为经理们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决计假补行祝寿为名再派公使来华。

在筹备这使团的时候，英国人费尽心力，要使团在可能范围内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同时做西洋文明，尤其是英吉利文明的活广告，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也是礼义之邦，且是世界大帝国之一。外交部给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斟酌。大使所行的礼仪应表示中英的平等，不卑不亢，但不可拘泥形式。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应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如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十八世纪末年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马戛尔尼的使节，在中国方面，自始就另作一回事看待。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百灵（Francis 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的夏季，先发一信给两广总督，报告英廷派使的意思。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译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勋，郭氏随奏折送到北京。这信原文第一句是：

“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Hono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 under whose orders and authority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t Canton to the High and mighty Lord the Tsontock or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 and Kuangsi Greeting。”

译文变为：

“英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

原文第二句是：

“These are with our hearty Commendations to acquaint you that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France and Ireland etc.，etc. 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译文变为：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英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分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

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也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及长芦盐政徵瑞如何招待：

“……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节则极重视。他教徵瑞预为布置：

“……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

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跪拜，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瑞徵的婉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坤。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敕谕拒绝一切。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的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的或和平的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由现代的中国人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奇怪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他的如瑞徵、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对他感情甚好的大吏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再会于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也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甚相得；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坤与他见面也好几次。这些人——其他官阶较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长龄。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见过。何以他们对西洋的军备无丝毫的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的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五年（嘉庆二十年），大英帝国的精力都集中于对法的作战，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嘉庆元年，湖北教匪起事，蔓延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至八年始告平定。闽粤海盗蜂起，聚众到八九万人，船三百多只。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官吏如何虚报胜仗，如何“招抚”，在广州的外人知道很清楚。内乱多，军费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见增多。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

嘉庆二十一年，罗尔美都（Lord Amherst，今译阿美士德勋爵)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八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十九世纪，英人看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及十九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的是世界的最强的帝国。英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的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授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们试看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至二十年，外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现在这班商人尚惟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三年的时候，外商已自动的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着他们去传教，去施医药。实际上，沿海官吏就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就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后买卖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并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常川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发生。道光十四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世，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的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鸦片进口的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品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的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需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年战胜法国以后，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对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合，装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任何其他货品。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的，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为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为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他们的知识一部分得自传闻，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一部分得自推测。他们知道在嘉庆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银价的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太多，且钱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基础，他们的热忱反而加高。

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张这个办法：

“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

监课书院教官吴兰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做了一篇《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惟一可能的办法。

在道光十六年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时侯，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罇、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消了。

十八年，黄爵滋奏请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烟禁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的罪实大于吸食者。惟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宣宗于是决定吸食与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烟。

九

林文忠于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春天到广州。

广东的中外烟商对于朝廷及官吏的禁烟实是司空见惯，毫不在乎。他们以为文忠一定是和别的官吏一样。初到任时，排个架子，大讲禁烟；架子愈排的大，不过表示要钱愈多。他们想拿对付别的官吏的法子来对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烟船呢？因为他知道中国兵船的力量不够。他为什么不分好坏把外商都封锁起来呢？一则因为好坏难分，二则因为三百多个外商之中，只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做过鸦片买卖。他为什么把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也封锁起来呢？因为中国与英国没有邦交，不承认有所谓商业监督存在。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的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但口讲而已。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林钦差，于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英商喜出望外，因为以后他们可以向政府追索财产或其赔偿。这一举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举，他得了两万多箱的鸦片烟，简直一网打尽。他的报告到了北京的时候，宣宗皇帝批谕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同时因为义律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是英国政府的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

鸦片收了，毁了，朝廷升他为两江总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收场。林文忠则不然，他要办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结，以后不再做鸦片买卖；如做而被发觉，货则入官，人则处死。不具甘结者，他要他们回国不再来。义律率领英商，既不具甘结，也不回国。他的实在理由是要等英国政府的训令，然后再做处置。林文忠则以为义律与烟商狼狈为奸，从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止沿海人民接济淡水食物，因此在这年秋季中、英就兵火相见了。

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兵船，其余都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文忠两次的冲突，他不叫战争（War），只称报复（Reprisal)。文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颇负时誉，林文忠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于军备的努力亦言过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小炮；在虎门口，他安了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侮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时人也相信他有把握。二十年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时人的解释是英人怕他的军备！

英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英国以为打仗应在北边，交涉更应近北京，不然，不能收速效。所以占了珠山以后，英国交涉员就率领舰队到天津去。在天津负责交涉者是琦善，他对英国武备加以研究以后，就认定中国绝不能与英国战，于是不能不和。适《英国政府致中国宰相书》为琦善开了讲和之路。该书要求条款甚多，没有一条是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文忠禁烟方法的横暴。琦善把这个交涉当作一场官司办，英人既说林钦差欺负了他们，那么查办林则徐岂不可以了事？以中国皇帝的命令去查办中国的疆吏，不但无损国体，反足以表示中国的宽大。义律以琦善的态度开明，交涉不能失败，就答应率舰队回广州再议。林则徐攘出大祸，致定海县失守；琦善凭三寸之舌把英军说退了，宣宗就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去查办。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又旧话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国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要他们要求中国割一岛；如中国不愿割地，则加开通商口岸。这点选择是中国外交惟一的机会。琦善看到了这个机会，主张不割地，只加开通商口岸。清廷不许割地，也不加开通商口岸；义律则一心要香港。于是主和者的琦善也与英人决裂了。军事失败以后，就订《穿鼻条约》，割香港与英国。清廷得信以后，就把琦善革职拿问。宣宗从此一意主战。

既然主战，宣宗就应该复用林则徐。文忠自告奋勇，愿到浙江去收复失地。在浙督师的裕靖节亦竭力保他能胜任。于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戴罪立功。不料二十一年夏季，英国新军将到浙江的时候，宣宗临时又把文忠遣戍伊犁。是以这位自信能“剿夷”，时人亦信他能“剿夷”的林则徐终究没有机会可以一现他的本领。

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绝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好像两个球队比赛，甲队的导师临时不许其健将某人出场，以后败了，其咎当然在导师，不在球队。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的，中国队员的自然队长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十

负责办理战事善后者是伊里布及耆英。伊里布秉承琦善的衣钵，而耆英又秉承伊里布的衣钵。他们是“抚夷”派。他们抚夷的方法见于他们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

我们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英国战争的目的完全达到了，通商的制度大加修改了。我们现在把《南京》《虎门》《望厦》及《黄埔》诸条约当作最早的不平等条约看，因为这些条约里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然，我们不可就结论这些不平等条款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工具。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的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的订在条约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并且耆英所接收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于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订的。原来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于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他们，不论抚夷派或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的损失。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他们认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他们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点。

最奇怪的，英人认《南京条约》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中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以两广总督（最初是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咸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第一任的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死了。继任的是耆英。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制度几全成于耆英之手，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们注意：

“……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有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夷人会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踌躇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诃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

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人交际，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仍不许中国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济。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特别仇恨外人，而外人的气焰自然比战前亦高，于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御史们骂他“抑民奉夷”。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广州入城问题。广州人坚执不许外人入城，好像城内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耆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人则劝其不着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英人太不能忍了，于是以武力要挟。耆英不得已与之订约，许两年后进城。《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后，官运尚好，“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因为宣宗不信任他了，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十一

虽然，这个解释也有困难。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

“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并且继任者是徐广缙。广缙也是佩服林文忠者之一。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徐广缙秉承林文忠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后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之祸根就种于此。

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二年后入城的条约到期，英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广缙与名琛于是联络地方绅士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广缙遂以英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京。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四字。剿夷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以后，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大学士潘世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咸丰朝的对外态度于此毕露了。

这时适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驭夷政策并不因此稍改。在广东，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后又回答他们他只知守约，不知改约。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而急于修约的英国亦以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后再议，于是搁置修约问题。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着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于通商地点太少，且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能流通。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人气焰之高，很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于此时给外人以启衅的口实。咸丰六年，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正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人起了冲突。于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各琛不和不战，终为英人所虏。八年，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清廷恐京师受扰，于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至于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不值得争。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人必直通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签字以后，北京就叫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权利。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约，必致引起战祸，于是有所谓“内定办法”，中国以后完全不收关税，外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夷既惟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大大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万一外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桂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不派使驻京。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条约》。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清廷于八年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人再进据天津。中国原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人不能武装进京。外人见大沽口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一战的结果，外人大失败。于是英、法要复大沽之仇。

咸丰十年，我们的外交一误于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惟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误于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致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十二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一百六十余年。到了十九世纪中年，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九年，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以东的土地送给俄国。我们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三十万方英里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十三

咸丰十年的大挫折终究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 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的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 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未有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制枪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些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之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于治标方面，奕 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专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需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十四

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不幸土产的革命只产生了军阀。军阀大部分也是爱国志士，因为他们都有民族意识。同时他们所造成的局面逼着人人做卖国贼。要在内政上占优胜，没有人不需外援的，要得外援必付出相当的代价。大概来说，在朝者付出代价较低，因为所需的援助较少；在野者只要有卖国的资格，那就是说，只要外人肯接受他们所开的支票，他们比较不惜把支票开得大点。

我不是说革命全无成绩。无疑地，经过这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的，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

（录自《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4年10月4日北平出版）

琦善与鸦片战争

1.引 言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缘由，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1838）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缓和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在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甚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在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作一段国际关系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

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为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唯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两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的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辞，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当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除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需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宜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间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舢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除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以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是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兰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明显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1840）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责任及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大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做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寯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需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大臣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着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着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日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隘口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唯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1840）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于琦善，更不能归于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借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桀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提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二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赶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计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所奏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借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人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两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者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失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需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 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他虽然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奈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日，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以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事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在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1835）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需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则徐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借琦相以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y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如Wellesley、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惟独《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是一小时的事而已。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

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功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缘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中国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族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1806），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1831），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极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采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的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的文书就把他们当作伸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全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作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雇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唬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某官宪”，中外皆知英国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却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伸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广东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着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唯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日，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伸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要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输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巅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功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弋，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功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功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了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寯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动摇。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词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要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师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缓和空气。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理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 吨（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泳，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1）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二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2）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縻。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饷银，又将从何取索？”（3）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4）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5）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前交涉的经过。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要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既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在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订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订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的外交能力了。

订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三思维，一身之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借保乂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着即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录自《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北平出版）

Table of Contents

先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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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古史材料

第三章 民族原始

第四章 古史年代

第五章 开辟传说

第六章 三皇事迹

第一节 纬书、三皇之说

第二节 巢、燧、羲、农事迹

第七章 五帝事迹

第一节 炎黄之争

第二节 黄帝之族与共工之争

第三节 禹治水

第四节 尧舜禅让

第五节 尧、舜、禹与三苗之争

第八章 夏、殷、西周事迹

第一节 夏后氏事迹

第二节 殷先世事迹

第三节 夏殷兴亡

第四节 殷代事迹

第五节 周先世事迹

第六节 殷周兴亡（上）

第七节 殷周兴亡（下）

第八节 西周事迹

第九章 春秋战国事迹

第一节 东周列国形势

第二节 齐、晋、秦、楚之强

第三节 五霸事迹（上）

第四节 五霸事迹（下）

第五节 齐顷灵庄、晋厉悼、楚共灵之争

第六节 吴、越之强

第七节 楚、吴、越之争

第八节 战国形势

第九节 楚悼、魏惠、齐威宣、秦献孝之强

第十节 齐湣王之强

第十一节 秦灭六国

第十章 民族疆域

第一节 先秦时诸民族

第二节 先秦疆域

第十一章 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人 口

第四节 等 级

第十二章 农工商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泉 币

第十三章 衣食住行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衣 服

第三节 宫 室

第四节 交 通

第十四章 政治制度

第一节 封 建

第二节 官 制

第三节 选 举

第四节 租 税

第五节 兵 制

第六节 刑 法

第十五章 宗教学术

第一节 文 字

第二节 古代宗教学术（上）

第三节 古代宗教学术（下）

第四节 宦 学

第五节 先秦诸子

第十六章 结 论

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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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秦代事迹

第一节 始皇治法

第二节 始皇拓土

第三节 秦之失政

第四节 二世之立

第三章 秦汉兴亡

第一节 陈涉首事

第二节 刘、项亡秦

第三节 诸侯相王

第四节 楚汉兴亡

第四章 汉初事迹

第一节 高祖初政

第二节 高祖翦除功臣

第三节 高祖和匈奴

第四节 汉初功臣、外戚相诛

第五节 汉初休养生息之治

第六节 封建制度变迁

第五章 汉中叶事迹

第一节 汉代社会情形

第二节 儒术之兴

第三节 武帝事四夷（一）

第四节 武帝事四夷（二）

第五节 武帝事四夷（三）

第六节 武帝事四夷（四）

第七节 武帝事四夷（五）

第八节 论武帝用兵得失

第九节 武帝求神仙

第十节 武帝刻剥之政

第十一节 巫蛊之祸

第十二节 昭、宣时政治情形

第十三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一)

第十四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二)

第十五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三)

第十六节 昭、宣、元、成时兵事（四）

第六章 汉末事迹

第一节 元帝宽弛

第二节 成帝荒淫

第三节 哀帝纵恣

第七章 新室始末

第一节 新莽得政

第二节 新室政治(上)

第三节 新室政治(下)

第四节 新莽事四夷

第五节 新莽败亡

第八章 后汉之兴

第一节 更始、刘盆子之败

第二节 光武定河北自立

第三节 光武平关中

第四节 光武平群雄(上)

第五节 光武平群雄(下)

第九章 后汉盛世

第一节 光武、明、章之治

第二节 匈奴分裂降附

第三节 后汉定西域

第四节 汉与西南洋交通

第五节 后汉平西羌

第六节 后汉开拓西南

第七节 后汉时东北诸族

第十章 后汉衰乱

第一节 后汉外戚、宦官之祸（上）

第二节 后汉外戚、宦官之祸（下）

第三节 后汉羌乱

第四节 党锢之祸

第五节 灵帝荒淫

第六节 后汉中叶后外患

第七节 后汉中叶后内乱

第十一章 后汉乱亡

第一节 何进之败

第二节 董卓之乱

第三节 李傕、郭汜之乱

第四节 东诸侯相攻

第五节 曹操平定北方（上）

第六节 曹操平定北方（下）

第七节 孙氏据江东

第八节 赤壁之战

第九节 刘备入蜀

第十节 曹操平关陇、汉中

第十一节 刘备取汉中

第十二节 孙权取荆州

第十二章 三国始末

第一节 三国分立

第二节 三国初年和战

第三节 诸葛亮伐魏

第四节 魏氏衰乱

第五节 魏平辽东

第六节 司马氏专魏政

第七节 蜀、魏之亡

第八节 孙吴盛衰

第九节 孙吴之亡

第十节 三国时四裔情形

第十三章 秦汉时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户口增减

第四节 人民移徙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第十四章 秦汉时社会等级

第一节 豪 强

第二节 奴、客、门生、部曲

第三节 游 侠

第四节 秦汉时君臣之义

第五节 士大夫风气变迁

第十五章 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

第一节 秦汉人赀产蠡测

第二节 秦汉时豪富人

第三节 秦汉时地权不均情形

第四节 汉世禁奢之政

第五节 汉世官私振贷

第十六章 秦汉时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钱 币

第十七章 秦汉时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第三节 衣 服

第四节 宫 室

第五节 葬 埋

第六节 交 通

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第二节 封 建

第三节 官 制

第四节 选 举

第五节 赋 税

第六节 兵 制

第七节 刑 法

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第二节 文 字

第三节 儒家之学

第四节 百家之学

第五节 史 学

第六节 文学美术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第八节 经 籍

第二十章 秦汉宗教

第一节 祠祭之礼

第二节 诸家方术

第三节 五德终始之说

第四节 图 谶

第五节 神仙家

第六节 道教之原

第七节 佛教东来

两晋南北朝史：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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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晋初情势

第一节 政俗之敝

第二节 戎狄之患

第三节 封建之制

第三章 西晋乱亡

第一节 齐献王争立

第二节 八王之乱（上）

第三节 八王之乱（下）

第四节 洛阳沦陷

第五节 长安倾覆

第六节 巴氐据蜀

第七节 张氏据河西

第八节 鲜卑之兴

第九节 荆扬丧乱

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一节 元帝东渡

第二节 北方陷没

第三节 东晋初年内乱

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第一节 刘、石兴亡

第二节 后赵盛衰

第三节 冉闵诛胡

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

第五节 桓温灭蜀

第六节 殷浩、桓温北伐

第七节 桓温废立

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第一节 秦灭前燕

第二节 秦平凉州、仇池

第三节 秦平铁弗氏、拓跋氏

第四节 肥水之战

第五节 后燕、后秦之兴

第六节 秦、凉分裂

第七节 拓跋氏再兴

第八节 后燕分裂灭亡

第九节 秦、夏相攻

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第一节 道子乱政

第二节 孙恩之乱

第三节 桓玄篡逆

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第五节 宋武平卢循、谯纵

第六节 宋武翦除异己

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第八节 魏并北方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一节 宋初内衅

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第七节 魏太武南寇

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一节 元凶弑逆

第二节 孝武世诸王之祸

第三节 前废帝之败

第四节 子勋败亡

第五节 宋失淮北

第六节 明帝诛戮宗室大臣

第七节 宋治盛衰

第八节 后废帝之败

第九节 齐高篡宋

第十章 齐、梁兴亡

第一节 齐武、文惠猜忌杀戮

第二节 郁林王之败

第三节 明帝诛翦高、武子孙

第四节 齐治盛衰

第五节 东昏时内外叛乱

第六节 梁武代齐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第一节 冯后专朝

第二节 孝文迁洛

第三节 齐魏兵争

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

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第一节 魏政荒乱（上）

第二节 魏政荒乱（下）

第三节 北方丧乱

第四节 尔朱荣入洛

第五节 梁武政治废弛

第六节 梁纳元颢

第七节 孝庄帝杀尔朱荣

第八节 齐神武起兵

第九节 魏分东西

第十节 东西魏争战

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

第一节 侯景乱梁（上）

第二节 侯景乱梁（中）

第三节 侯景乱梁（下）

第四节 江陵之变

第五节 陈武帝却齐师

第六节 陈平内乱（上）

第七节 陈平内乱（中）

第八节 陈平内乱（下）

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第一节 齐篡东魏

第二节 文宣淫暴

第三节 孝昭、武成篡夺

第四节 武成、后主荒淫

第五节 周篡西魏

第六节 周、齐兵事

第七节 陈取淮南

第八节 周灭北齐

第九节 陈失淮南

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第二节 陈后主荒淫

第三节 隋并梁、陈

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方诸国

第二节 南方诸异族之同化

第三节 林邑建国

第四节 海南诸国

第五节 海道交通

第六节 北方诸异族之同化

第七节 羌、浑诸国

第八节 西域诸国

第九节 柔然、突厥兴亡

第十节 东北诸国

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户口增减

第四节 人民移徙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阀之制（上）

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第三节 豪右、游侠

第四节 奴、客、部曲、门生

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资、赀产

第二节 豪贵侈靡

第三节 地权不均情形

第四节 侈靡之禁

第五节 借贷、振施

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钱 币（上）

第五节 钱 币（下）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第三节 衣 服

第四节 宫 室

第五节 葬 埋

第六节 交 通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第二节 封 建

第三节 官 制

第四节 选 举

第五节 赋 税

第六节 兵 制

第七节 刑 法

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第二节 文 字

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第五节 史 学

第六节 文学美术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第八节 经 籍

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

第二节 佛教流通

第三节 道教建立

隋唐五代史：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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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第二章 隋室兴亡

第一节 文帝内治

第二节 文帝外攘

第三节 炀帝夺宗

第四节 炀帝荒淫

第五节 炀帝事四夷

第六节 隋末之乱（上）

第七节 隋末之乱（下）

第三章 唐之初盛

第一节 高祖、太宗之治

第二节 唐初武功（一）

第三节 唐初武功（二）

第四节 唐初武功（三）

第五节 唐初武功（四）

第六节 唐初武功（五）

第七节 唐初武功（六）

第四章 武、韦之乱

第一节 高宗之立

第二节 武后得政代唐

第三节 武后政治

第四节 高宗、武后时外患

第五节 中宗复位

第六节 韦后乱政

第七节 玄宗之立

第五章 开元、天宝治乱

第一节 玄宗政治

第二节 开、天边事（一）

第三节 开、天边事（二）

第四节 开、天边事（三）

第五节 开、天边事（四）

第六节 开、天边事（五）

第七节 安史之乱（上）

第八节 安史之乱（下）

第六章 安史乱后形势

第一节 代宗之立

第二节 吐蕃、回纥之患

第三节 藩镇及内乱

第四节 代宗政治

第七章 德宗事迹

第一节 德宗初政

第二节 东方藩镇之变

第三节 泾师之变

第四节 兴元后藩镇起伏

第五节 贞元后边患

第六节 贞元朝局

第八章 顺、宪、穆、敬四朝事迹

第一节 顺宗谋诛宦官

第二节 宪宗时藩镇叛服

第三节 元和朝局

第四节 穆宗时藩镇叛服

第五节 穆、敬荒淫

第九章 文、武、宣三朝事迹

第一节 甘露之变

第二节 武、宣朝局

第三节 文、武、宣三朝藩镇叛服

第四节 回纥之亡

第五节 吐蕃衰乱

第十章 唐室乱亡（上）

第一节 懿、僖荒淫

第二节 中叶后南蛮之患

第三节 懿、僖时之内乱（上）

第四节 懿、僖时之内乱（中）

第五节 懿、僖时之内乱（下）

第六节 僖宗再播迁

第十一章 唐室乱亡（下）

第一节 昭宗征河东

第二节 河东与、岐、华之争

第三节 岐、汴之争

第四节 梁太祖代唐

第五节 唐末割据（上）

第六节 唐末割据（下）

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始末（上）

第一节 梁、唐盛衰

第二节 梁室之亡

第三节 后唐庄宗乱政

第四节 唐灭前蜀

第五节 后唐庄宗之亡

第六节 后唐明宗时内外形势

第七节 从荣、从厚败亡

第十三章 五代十国始末（中）

第一节 唐、晋兴亡

第二节 晋高祖时内外形势

第三节 石晋之亡

第四节 契丹北去

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始末（下）

第一节 郭威代汉

第二节 南方诸国形势（上）

第三节 南方诸国形势（中）

第四节 南方诸国形势（下）

第五节 周世宗征伐

第六节 宋平定海内

第十五章 唐中叶后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北诸国

第二节 南方诸国

第三节 西北诸国

第十六章 隋唐五代社会组织

第一节 婚 制

第二节 族 制

第三节 人 口

第四节 人民移徙

第五节 风 俗

第十七章 隋唐五代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 阀

第二节 豪强、游侠

第三节 奴 婢

第十八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资、赀产

第二节 地 权

第三节 侈靡之俗

第四节 官私振贷

第十九章 隋唐五代时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第二节 工 业

第三节 商 业

第四节 钱 币（上）

第五节 钱 币（下）

第二十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第二节 食储、漕运、籴粜

第三节 服 饰

第四节 宫 室

第五节 葬 埋

第六节 交 通

第二十一章 隋唐五代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第二节 封 建

第三节 官 制（上）

第四节 官 制（下）

第五节 选 举（上）

第六节 选 举（下）

第七节 赋 税（上）

第八节 赋 税（下）

第九节 兵 制

第十节 刑 制

第二十二章 隋唐五代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第二节 文 字

第三节 儒、玄、佛思想转移

第四节 史 学

第五节 文学美术

第六节 自然科学

第七节 经 籍

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宗教

第一节 诸教情状

第二节 限制宗教政令

第三节 杂迷信

宋辽金夏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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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夏元史

宋世系

辽世系

金世系

夏世系

元世系

（一）宋之统一

（二）宋之疆域

（三）宋之制度

（1）官 制

（2）兵 制

（3）刑 法

（4）学 校

（5）科 举

（四）宋初之政治

（1）削夺藩镇兵权

（2）优礼士大夫

（3）台 之横

（五）王安石之变法

（1）变法之起因

（2）变法之实行

（六）党争之误国

（1）新旧党之分张

（2）新旧党之倾轧

（3）宣和之衰败

（七）宋之边患

（1）辽之建国

（2）夏之兴起

（3）金之兴起

（八）北宋之灭亡

（1）宋、金之和战

（2）宋、金之战争

（九）南宋之建国

（1）宋、金之战争

（2）宋、金之和

（3）南宋初年之兵费

（十）南宋与金之对峙

（1）金之立国规模

（2）南宋与金之和战

（3）南宋之不振

（十一）南宋之灭亡

（1）蒙古之兴起

（2）西夏之灭亡

（3）金之灭亡

（4）南宋之亡

（十二）元之建国

（1）元初之武功

（2）元之疆域

（3）元之制度

（十三）元之衰亡

（1）帝位之纷争

（2）政治之不良

（3）治河之役

（4）人民之反抗

（5）元对义师与内讧

宋辽金元之社会

（一）民生状况

（1）田 赋

（2）职 役

（3）官卖品

（4）杂 税

（5）币 制

（6）江浙官田

（7）物 产

（二）学术思想

（1）理 学

（2）史 学

（3）文 学

（4）通俗文学

（5）书 画

（6）印 刷

（三）工艺制造

（1）纺 织

（2）雕 漆

（3）瓷 器

（4）塑 像

（5）建 筑

（6）器 用

（四）风 俗

（1）饮 食

（2）衣 饰

（3）嫁 娶

（4）丧 葬

（5）令 节

（6）戏 玩

明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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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总 论

第一章 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第二章 明史体例附明代系统表

附 明代系统表

第二编各 论

第一章 开 国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附群雄系统表说

附 群雄系统表说

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

第四节 洪武年中诸大事

第二章 靖 难

第一节 建文朝事之得失

第二节 靖难兵起之事实

第三节 靖难后杀戮之惨

第四节 靖难以后明运之隆替

第五节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

第三章 夺 门

第一节 正统初政

第二节 土木之变

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

第四节 景泰在位日之功过

第五节 夺 门

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

第八节 英、宪、孝三朝之学术

第四章 议 礼

第一节 武宗之失道

第二节 议 礼

第三节 议礼前后之影响

第四节 隆庆朝政治

第五节 正、嘉、隆三朝之学术

第五章 万历之荒怠

第一节 冲幼之期

第二节 醉梦之期

第三节 决裂之期

第四节 光宗一月之附赘

第六章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

第一节 天启初门户之害

第二节 天启朝之阉祸

第三节 崇祯致亡之症结

第四节 专辩正袁崇焕之诬枉

第五节 崇祯朝之用人

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

第七章 南明之颠沛

第一节 弘光朝事

第二节 隆武朝事附绍武建号

第三节 永历朝事

第四节 鲁监国事

清史讲义

版权页

第一编总 论

第一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第二章 清史体例

第三章 清代种族及世系

第四章 八旗制度考实

第二编各 论

第一章 开 国

第一节 太 祖

第二节 太 宗

第三节 世 祖

第二章 巩固国基

第一节 圣祖嗣立至亲政

第二节 撤 藩

第三节 取台湾

第四节 治 河

第五节 绥服蒙古

第六节 定西藏

第七节 移风俗

第八节 兴文教

第九节 盛明之缺失

第三章 全 盛

第一节 世宗初政

第二节 雍正朝特定之制

第三节 武功之继续（一）——收青海及喀木

第四节 武功之继续（二）——再定西藏

第五节 武功之继续（三）——取准噶尔

第六节 武功之继续（四）——取回疆

第七节 世宗兄弟间之惨祸

第八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

第九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

第四章 嘉、道守文

第一节 内 禅

第二节 嘉庆间兵事（一）——三省苗

第三节 嘉庆间兵事（二）——三省教匪

第四节 嘉庆间兵事（三）——海患

第五节 嘉庆间兵事（四）——畿辅教匪

第六节 道光朝士习之转移

第七节 鸦片案

第八节 鸦片案究竟

第五章 咸、同之转危为安

第一节 太平军（上）

第二节 太平军（中）

第三节 太平军（下）

第四节 太平军成败及清之兴衰关系

第五节 平 捻

第六节 平 回

附：俄还伊犁始末

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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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序

总 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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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琦善与鸦片战争

1.引 言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